民事判决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民事判决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刑终字第××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职

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等）。

辩护人………（写明姓名、性别、工作单位和职务）。

原审自诉人兼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

籍贯、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等）。

委托人……（写明姓名、性别、工作单位和职务）。

××××人民法院审理自诉人兼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控诉被告人×××

……（写明案由）一案，于××××年××月××日作出（××××）×刑初字第

××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被告人×××对判决的刑事部分和附带民事部分均不服，

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或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

原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原审自诉人兼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及其委托人×××、证人×××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未开庭

的改为：“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首先概述原判决的基本内容，其次写明上诉、辩护的主要意见）。

经审理查明，……（写明原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和造成被害人经济损失的情况，

哪些是正确的或全部是正确的，有哪些证据足以证明；哪些是错误的或全部是错

误的，否定的理由有哪些。如果上诉、辩护对事实、情况提出异议，应予重点分析

答复）。

本院认为，……〔根据二审确认的事实、情节和有关法律规定，论证被告人是

否犯罪，犯什么罪，对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应否负责赔偿（一案多人的还应分清各被

告人的地位、作用及其刑事和民事责任），应否从宽或者从严处理。指出原判决的

定罪量刑和赔偿经济损失哪些正确，哪些错误或者全部错误。对于上诉、辩护中关

于适用法律、定罪量刑和赔偿经济损失方面的意见和理由，应当有分析地表示采纳

或者予以批驳〕。依照……（写明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款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写明判决结果。分两种情况：

第一，全部改判的，表述为：

“一、撤销××××人民法院（××××）×刑初字第××号刑事附带民事判

决；

二、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写明改判的刑事和附带民事的内容）。

”

第二、部分改判的，表述为：

“一、维持××××人民法院（××××）×刑初字第××号刑事附带民事判

决的第×项，即……（写明维持的具体内容）；

二、撤销××××人民法院（××××）×刑初字第××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

的第×项，即……（写明撤销的具体内容）；

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写明部分改判的刑事和附带民事的内

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审判员×××

审判员×××

××××年××月××日

（院印）

篇2

××××人民法院

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一审公诉案件用）

（××××）×刑初字第××号

公诉机关××××人民检察院。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被害人）……（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等）。

被告人……（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和因本案所受强制措施情况等，现在何处）。

辩护人……（写明姓名、性别工作单位和职务）。

××××人民检察院于××××年××月××日以被告人×××犯××罪，向本院提起公诉；在诉讼过程中，被害人×××又以要求被告人×××赔偿经济损失为由，向本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或由审判员×××独任审判），公开（或不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合并审理，××××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或员）×××出庭支持公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被害人）×××及其××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证人×××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首先概述检察院指控的基本内容，并简述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起诉的民事内容；其次写明被告人供认、辩解和辩护人辩护的要点）。

经审理查明，……（除详写法院认定的事实、情节和证据外，还应写明由于被告人的行为造成被害人直接经济损失的事实。如果控、辩双方或一方对事实有异议，应予分析否定。在认定事实时，不但要具体列举证据，而且要通过对主要证据的分析论证，来说明本判决认定的事实的正确性）。

本院认为，……〔根据查证属实的事实、情节和法律规定，除论证被告人是否犯罪、犯什么罪，应否追究刑事责任外，还应论证被告人对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应否负民事赔偿责任（一案多人的还应分清各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及其刑事和民事责任），应该从宽或从严处理。对于控、辩双方关于适用法律方面的意见和理由，应当有分析地表示采纳或予以批驳〕。依照……（写明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款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写明判决结果。分四种情况：

第一、被告人构成犯罪并应赔偿经济损失的，表述的：

“一、被告人×××犯××罪，……（写明判处的刑罚或者免予刑事处分）；

二、被告人×××赔偿被害人×××……（写明赔偿的金额和支付日期）。”

第二、被告人构成犯罪，但不赔偿经济损失的，表述为：

“一、被告人×××犯××罪，……（写明判处的刑罚或者免予刑事处分）；

二、被告人×××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或免予赔偿经济损失）。”

第三、被告人不构成犯罪但应赔偿经济损失的，表述为：

“一、被告人×××无罪；

二、被告人×××赔偿……（写明受偿人的姓名以及赔偿的金额和支付日期）。”

第四、被告人不构成犯罪又不赔偿经济损失的，表述为：

“一、被告人×××无罪；

二、被告人×××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书状正本一份，副本×份。

审判长×××

审判员×××

审判员×××

××××年××月××日

（院印）

篇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法发[92]22号若干意见》）第一百零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不动产和特定的动产（如车辆、船舶等）进行财产保全，可以采用扣押有关财产权证照并通知有关产权登记部门不予办理该项财产的转移手续的财产保全措施；必要时，也可以查封或扣押该项财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 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法释［2004］15号，以下简称《查封规定》）第29条第2款规定，申请执行人申请延长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封、扣押、冻结期限届满前办理续行查封、扣押、冻结手续，续行期限不得超过前款规定期限的二分之一。

第30条规定，查封、扣押、冻结期限届满，人民法院未办理延期手续的，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消灭。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已经被执行拍卖、变卖或者抵债的，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消灭。

第32条同时规定，财产保全裁定和先予执行裁定的执行适用本规定。

《民事诉讼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关于“查封”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审理和执行中若干查封的实际操作，避免了查封中的不规范性和随意性。但纵观“查封”的现行规定，发现仍然不能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且在实践中难以规范统一。因此，就如何规范查封措施，在具体的查封与执行实践中显得尤为重要。笔者所遇到的案例就给我们法律工作者出了一道难题。

邓某某欠郭某某一笔人民币叁拾陆万柒仟捌佰零玖元（￥：367，809元）的货款。2009年11月25日，双方经协商签订了一份还款协议，需方（邓某某，下同）所欠供方（郭某某，下同）货款人民币叁拾陆万柒仟捌佰零玖元（￥：367，809元），双方一致同意去掉尾数柒仟捌佰零玖元（￥：7，809元），余款叁拾陆万元（￥：360，000元）分批还清，每月还供方陆万元（￥：60，000元），分二次付，每次付叁万元（￥：30，000元），直至付清。

协议签订后至2010年1月21日，需方分三次共向供方还款人民币捌万元（￥：80，000元），以后便一直未付。同年3月24日，供方委托律师向需方发出一份“催款函”，要求需方在收到该“催款函”后三个工作日内与供方联系并协商还款事宜，否则会采用法律途径要求需方一次性付清全部欠款。然需方在收到该“催款函”后置之不理，供方于同年8月17日向某区人民法院，要求需方立即支付下欠的货款及延期付款利息。

某区人民法院受理本案后，在供方提供担保的情形下于2010年8月21日查封了需方一辆价值30万元人民币的车辆，查封期限为一年，从2010年8月29日至2011年8月28日。2011年1月7日，某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判决被告（需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供方）支付货款贰拾捌万元（￥：28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0年2月1日起至2010年8月1日止）。

当某区人民法院向被告（需方）送达该民事判决书时，却发现其下落不明，故在送达该民事判决书于原告（供方）时，依《民事诉讼法》第84条公告送达的规定，于2011年3月1日将该“公告”委托原告（供方）刊登于《人民法院报》，然后将“公告”样报交于某区人民法院。

原告（供方）收到某区人民法院该民事判决书与应送达给被告（需方）的该民事判决书和登报公告后，却没有将该“公告” 刊登于《人民法院报》或任何报刊，直至2011年8月28日查封期限即将届满的2011年8月20日，原告（供方）向某区人民法院提出续封申请，要求某区人民法院续封需方价值30万元人民币的车辆。某区人民法院收到原告（供方）的续封申请后，对是否应该采取续封措施产生了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查封是临时性的执行措施，实质在于限制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物的处分权，是为今后拍卖和变卖作准备的，而本案原告（供方）在收到某区人民法院的该民事判决书的登报公告后，却没有将该“公告” 刊登于《人民法院报》或任何报刊，致使该民事判决书至其申请续封时也没有生效。既然该民事判决书没有生效，依法就不能进入执行程序。既然进入不了执行程序，当然就不存在拍卖和变卖处理该查封财产的程序了，就没有再进行续封的必要。

另一种意见认为，查封是人民法院在审理与执行程序中一个极其严肃的司法活动，是对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相对人所采取的一种限制和制裁。而本案原告（供方）在收到某区人民法院的该民事判决书的登报公告后，既没有将该“公告” 刊登于《人民法院报》或任何报刊使该民事判决书生效，也没有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以表明不服一审判决，这证明本案原告（供方）放弃了其债权，某区人民法院没有义务为其采取续封措施，这也体现了私权利领域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人民法院不能越俎代庖。因为查封的启动还是执行的开展，甚至执行的放弃，始终都是当事人自由处分的权利。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查封规定》第29条第2款规定，“申请执行人申请延长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封、扣押、冻结期限届满前办理续行查封、扣押、冻结手续，续行期限不得超过前款规定期限的二分之一。”本案原告（供方）在续封期届满前向某区人民法院提出续封申请，证明其具有续封的愿望，在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情形下，某区人民法院应当采取续封措施。

笔者倾向于最后一种观点，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之规定和《查封规定》第29条第2款规定，只要当事人提出了续封申请，人民法院就有义务实施查封措施。理由如下：

一是申请续封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权利，也是法律赋予给当事人的法定权利，任何人无权剥夺。只要当事人提供了续封担保并提出续封申请，人民法院就应当无条件地采取续封措施。

二是在当事人申请续封提供了担保的情形下，若人民法院依当事人申请而采取查封措施出现错误，其责任也在于当事人而不在人民法院。故人民法院也没有理由不采取续封措施。

三是即使当事人没有将该送达“公告” 刊登于《人民法院报》或任何报刊，也不能必然的推论出放弃了其债权，因为人民法院委托当事人将“公告” 刊登于报刊一般是没有期限限制的，也就是说没有必须在什么时间内刊载于某报刊的限制，故本案原告（供方）事实上没有将该“公告” 刊登于《人民法院报》或任何报刊，也不能必然得出其放弃债权之结论。

四是依《民事诉讼法》第84条“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公告送达，应当在案卷中记明原因和经过。”之规定，公告送达应当是人民法院的当然义务而并非当事人的当然义务，故即使当事人没有将“公告” 刊登于报刊，某区人民法院也有采取补救措施的责任，更何况《民事诉讼法》第220条规定和赋予了人民法院可以对债务人的财产进行查封的职权。

篇4

（2010）通民初字第XXXXX号

原告刘XX，女，19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

委托人崔新江，河南鑫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濮阳市XXXX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濮阳市XX大道中段

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XXXXXXXX支公司，住所地濮阳市中原路XXXXXXXXXX。

原告刘XX与被告濮阳市XXXX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XXXXXX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道路交通事故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XXXXX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刘XX的委托人崔新江、被告XX公司、被告保险公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XX诉称：2010年3月18日5时10分，被告XX公司的司机栾XX驾驶的重型半挂车（车牌号为豫XXXXXX2豫JXXXXXX挂）行驶至通州工六环路附近时，与王XX所驾驶的属于原告的大货车（车牌号为冀XXXXXX）相撞，造成我方车辆和所载货物严重损失。后经交通队认定，栾XX负此事故全部责任。经查，肇事车重型半挂车（车牌号为豫JXXXXX豫JXXXXX挂）的所有人为被告XX公司，强制险投保公司为被告保险公司。此次事故给我方造成严重损失。为此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车辆修理费35700元、货物损失费16000元、货物转运、装车费3000元、停车费10000元、交通费3150元、停运损失费10000元，共计77850元。

被告XX公司辩称：对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可。肇事车是我公司的，栾XX确是我公司的司机，事故发生时属于职务行为。对于原告的合理的损失同意赔偿，不合理的损失不同意赔偿。

被告保险公司辩称：我公司可在2000元强制险范围内赔偿。

经审理查明：2010年3月18日5时10分，被告XX公司的司机栾XX受公司指派驾驶其公司的重型半挂车（车牌号为豫XXXXXX2豫XXXXX挂）行驶至通州工六环路附近时，与王XX所驾驶的属于原告的大货车（车牌号为冀XXXXXX）相撞，造成原告车辆和车载货物受损。后经交通队认定，栾XX负此事故全部责任，王XX无责任。经核实，原告的合理损失为：车辆修理费33680元、货物损失费10000元、货物转运、装车费1000元、停车费10000元、停运损失费6000元（一个月），共计60680元。

另查：肇事车辆（车牌号为豫JXXXXXX豫JXXXXX挂）在被告保险公司处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

上述事实，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修理费发票、保险公司关于财产损失的确认书、道路运输证、行驶证、施救费发票、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告XX公司的司机栾XX作为机动车驾驶人，未尽到谨慎驾驶义务，导致原告财产受有损失；依据交通队责任认定，鉴于栾XX对此事故负全部责任，故被告XX公司作为栾XX的雇主，对原告的合理损失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被告保险公司则应在肇事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对原告的合理财产损失赔付4000元。原告要求的货物转运、装车费由本院酌定为1000元；停运损失费按一个月停运计算酌定为6000元。原告要求的交通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XXXXX支公司支付原告刘XX车辆修理费四千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清；

二、被告濮阳市XXXX公司给付原告刘XX剩余车辆修理费、货物损失费、货物转运、装车费、施救停车费、停运损失费，共计人民币五万六千六百八十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清；

三、驳回原告刘XX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篇5

民事判决书

（2011）乌中民一终字第9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省濮阳市华通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某某，河南省濮阳市华通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委托人： 汪波，新疆百丰天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顾某某，女，汉族，个体工商户。

委托人：郭玉涛，新疆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河南省濮阳市华通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濮阳路桥公司）与被上诉人顾某某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乌鲁木齐市人民法院（2009）头民一初字第2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为, 债务应当清偿。本案中，顾某某将420 000元现金借给濮阳路桥公司，濮阳路桥公司出具借据，双方己形成事实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庭审中，经原审法院核实，濮阳路桥公司的李合涛认可其为濮阳路桥公司所在的麦盖提县X599线公路改建工程第一合同段项目部的负责人时，因资金周转向顾某某顾某某分两次共借款420 000元，并将该款全部用于麦盖提县工程项目的建设，故濮阳路桥公司应对420 000元的借款承担偿还责任；濮阳路桥公司庭审中对借据上加盖公章提出异议，认为该公章不是其单位的公章，经原审法院核实，该公章系濮阳路桥公司向麦盖提县公安局提出申请刻章，并在县公安局备案，虽然由于唐晓红刻章处的工作失误造成“X599项目部”刻印成“X599项目部”，但借据上所加盖的公章系濮阳路桥公司真实的公章，故濮阳路桥公司上述辩称理由不予采纳；顾某某诉讼请求合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遂判决：濮阳路桥公司支付顾某某借款420 000元。

上诉人濮阳路桥公司上诉称，在顾某某所持的借据上加盖的其称是我公司的印鉴，因该印鉴不符合公安机关核准的我公司拟刻制的名称，所以加盖该印鉴的借据不能认为是代表我公司的意思。且该印鉴因刻制错误，始终未启。李合涛的证言与事实不符，原审法院采信李合涛的证言错误判决。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顾某某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顾某某答辩称，双方借款事实存在，濮阳路桥公司给我出具的借据，证实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关于濮阳路桥公司印鉴问题，虽然核准的与实际刻制及备案的不一致，但刻制的印鉴已被濮阳路桥公司领走，借据上的印鉴也是濮阳路桥公司领走的印鉴。原审法院采信李合涛的证言是对的，判决是正确的。在二审中濮阳路桥公司提供的由李合涛出具的该工程外欠款还款明细表，真实性我不认可，不能证明濮阳路桥公司不欠我的钱。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本院审理查明，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属实。

以上事实有、一审庭审笔录、二审询问笔录等证据为证。

本院认为，债务应当及时清偿。濮阳路桥公司向顾某某借款，并向其出具借条，就应及时清偿。濮阳路桥公司认为借据上加盖的印鉴，因刻制错误，始终未启用，所以向顾某某借款的事实不存在，不应向顾某某偿还借款。在原审法院审理时濮阳路桥公司涉案项目负责人李合涛，认可在其负责期间，因资金周转向顾某某分两次共借款420 000元，并将该款全部用于其负责的工程项目中，所以该款应由濮阳路桥公司偿还。关于涉案印鉴问题，通过原审法院对该印鉴的备案机关等的调查，可以证实涉案印鉴是真实的。故濮阳路桥公司要求驳回顾某某诉讼请求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7 600元（濮阳路桥公司已交），由濮阳路桥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金 波

审判员 项 颖

审判员 谭健艳

篇6

    原告王天申，男，1974年9月出生，汉族，职工，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沿河南路1070号。

    

委托人张远，驻马店盘古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61795110151）。

被告苏玉霞，女，1974年5月出生，汉族，农民，住泌阳县羊册镇闫台村委闫台村。

    原告王天申与被告苏玉霞离婚纠纷一案，本院于2003年4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3年5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天申诉称，我与被告结婚后，被告经常无事生非，和我大吵大闹，并怀疑我有第三者插足，我们之间已无夫妻感情可言，坚决与被告离婚，儿子由我抚养，不要求被告承担抚养费。

    原告王天申提交的证据有（1）婚姻登记证明。（2）被告苏玉霞向其书写的信件，让原告留下身份证及现金。（3）原告及其儿子在广东省深圳市的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4）驻马店市第二小学幼儿园证明其儿子在该幼儿园上学的证明。（5）王书民证明原告于2002年6月借其现金10000元，尚欠6000元；别人欠其现金1000元，归还时为被告所用，至今未归还。（6）王喆证明原告欠其现金2600元的证明。（7）苏喆 峰证明原告欠其现金4000元的证明。（8）2002年10月16日被告签名作为原告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起诉与原告离婚的诉状，以证明被告不愿抚养儿子的事实。（9）苏进才证人证言证明位于泌阳县羊册镇闫台村委闫台村的房产是原、被告婚前原告家庭所建。

    被告苏玉霞辩称，原告的诉状内容不属实；我同意离婚，但离婚不离家；小孩应由我抚养，原告支付抚养费；家中房子虽是原告父母的，但建房时，因同村居住，我父母付出了大量劳动，房子应归我所有；我欠的债务8000元应为共同债务，平均分担。

    被告苏玉霞未向本院提交证据。针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被告质证认为，信件不是其书写；苏进才证言房子是老宅属实，其它内容不属实；两份常住人口登记卡属实；驻马店市第二小学的证明只能证明儿子在其幼儿园上过学，但只上了一学期，2003年农历正月就回来了，现在我家中生活，已上小学一年级。王喆是原告的妹，苏喆峰是其兄，王书民是其姐夫，均与原告有利害关系，不能作证据使用。原告在深圳市起诉与我离婚时，因我的户籍在泌阳县，当地法院不予受理，原告便以我的名义写了起诉状，让我签了名字，但未向当地法院递交。

    本院经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认证，结合当事人陈述，认定为有效证据并予以采纳的证据是婚姻状况证明、原告及其子在深圳的常住人口登记卡、驻马店市第二小学幼儿园的证明及苏进才的证人证言。

    根据以上采纳的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为：

    原告王天申与被告苏玉霞于1997年1月在深圳市举行结婚仪式同居生活，同年2月在被告住所地登记结婚。原告原籍与被告同村，原告在原籍的个人财产有立柜一个、写字台一个、席梦思床一张；被告的个人财产有棉被六双。原、被告在深圳市的共同财产有松下21英寸彩电（旧）一台，VCD（旧）一台，被子二双。

    原、被告婚后夫妻感情一般，后常为家务琐事生气。1998年农历9月2日生育一子，取名王耀邦。2001年，被告带儿子去深圳市生活，后又送回原籍，先在被告父母家中生活；以后又随原告父母生活，并在驻马店市第二小学上幼儿园，2003年春节后随被告生活至今；原告及其儿子的户口已迁移到深圳市入户。

    原告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要求与被告离婚，被告也认为和好无望，同意离婚。审理中，原、被告均要求儿子随其生活；原告陈述其在深圳市欠有外债13600元并要求分担，被告陈述其欠外债8000元，用于生活。

    本院认为，原告王天申与被告苏玉霞婚后经常为家务琐事生气，原告请求离婚，被告同意，应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原告请求离婚的理由成立，应予支持。原、被告均要求抚养婚生儿子，但原告及儿子的住所地均在深圳市，其条件优越于被告所在的农村，比较有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应予优先考虑。原告放弃让被告支付子女抚养费，不违背法律规定，应予确认。夫妻共同财产应均等分割，但共同财产较少，且位于原告住所地，不便于运输，按其现状，可归原告所有，原告给予被告适当的补偿。原、被告的婚前财产应归各自所有。原告原籍的房产系原告父母所建，不属于原、被告的夫妻共同财产，被告主张分割理由不足，不予支持。原告诉请的债务13600元，所提交的证人证言与其有利害关系，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被告辩称欠债务8000元，没有提交相关的证据，均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及有关民事政策法律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准予原告王天申与被告苏玉霞离婚。

    二、婚生儿子王耀邦随原告生活。

    三、夫妻共同财产彩电一台、VCD一台、被子二双归原告所有，原告补偿给被告现金1000元。

    四、原告的婚前财产立柜一个、写字台一个、席梦思床一张归原告所有；被告的婚前财产棉被六双归被告所有。

    以上第三、四项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相互履行完毕。

    案件受理费400元，其他诉讼费用300元，计700元，原、被告各负担3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本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必须履行，拒绝履行的，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一方是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

                                      

审  判  长     李 全 义

                                      

人民陪审员     杨 清 伦

                                      

人民陪审员     徐 正 平

                                        

二OO三年七月十六日

篇7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郑永正，男，58岁（1945年1月5日出生），汉族，航天部211厂职工，住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平房四组2排10号。系被害人郑明鹤之父。

诉讼人郑志杰，男，31岁（1972年4月24日出生），高中文化，住北京市崇文区马家堡路22号，系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郑永正之子。

诉讼人邱岳，辽宁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任新芳，女，56岁（1947年4月11日出生），汉族，金海学校退休教师，住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平房四组2排10号。系被害人郑明鹤之母。

诉讼人郑志杰，系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任新芳之子。

诉讼人邱岳，辽宁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暨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高博，男，32岁（1971年2月2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出生地北京市，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遗光寺二号院辛1楼217号；因涉嫌犯故意杀人罪，于2003年2月13日被羁押，同年3月19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看守所。

辩护人武良军，北京市中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暨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陈霞，女，35岁（1968年8月29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出生地北京市，无业，住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30号院3楼2单元301号；因涉嫌犯包庇罪，于2003年2月13日被羁押，同年3月19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看守所。

辩护人薛起堂，北京市恒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李晨明，北京市恒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京检一分刑诉字（2003）第11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高博犯故意杀人罪；被告人陈霞犯包庇罪，于2003年8月2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在诉讼过程中，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向本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派检察员徐焕、检察员陈保红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高博及其辩护人武良军；被告人陈霞及其辩护人薛起堂、李晨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郑永正、任新芳的诉讼人郑志杰、邱岳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

被告人高博、陈霞经预谋，于2003年1月7日，由高博冒充陈霞前夫邱朝晖的名义，将邱朝晖、陈霞共同所有的本市海淀区明光村物资小区21号楼3层21号的房屋出卖。2003年1月14日13时许，高博在该屋清理物品时，被在此寄宿的邱朝晖之表妹郑明鹤发现，二人发生争执，高博唯恐事情败露，用随身携带的斧子猛砍郑明鹤头部数下，致郑颅脑损伤死亡。

被告人陈霞明知高博犯罪后潜逃，仍帮助高博清洗血衣、藏匿凶器、销毁假身份证，包庇高博。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本院移送了指控被告人高博、陈霞犯罪的证人证言、现场勘查笔录、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结论等证据。认为被告人高博、陈霞的行为分别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三百一十条之规定，高博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陈霞的行为已构成包庇罪。提请本院依法惩处。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郑永正、任新芳的诉讼人郑志杰、邱岳在法庭审理中诉称：被告人高博、陈霞的犯罪行为，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郑永正、任新芳遭受了经济损失，要求高博、陈霞共同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赡养费等经济损失人民币36万余元。并向法庭提交了丧葬费单据、原告人的户籍证明等证据。

被告人高博在法庭审理中对公诉机关指控的杀人事实未提出辩解。高博的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高博是在受到被害人郑明鹤的辱骂情况下，情绪失控杀人，主观恶性小，建议对高博从轻处罚。

被告人陈霞在法庭审理中辩解称：她主观上不明知高博杀了人，她帮助高博的行为不是包庇高博。陈霞的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陈霞的行为不构成包庇罪，陈霞的行为属于帮助毁灭证据的行为，但情节显著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

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高博、陈霞经预谋后，由高博冒充陈霞前夫邱朝晖，于2003年1月7日，将陈霞和邱朝晖共同所有的北京市海淀区明光村物资小区21号楼3层21号房屋出售给北京中大恒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2003年1月14日13时许，高博在上述房屋内，假借钥匙丢失，请开锁公司人员打开了属邱朝晖所有的房屋门锁。当高博进入邱朝晖的房间翻找物品时，与外出返回的借住邱朝晖房间的郑明鹤（女，殁年27岁，邱朝晖的表妹）相遇并发生争吵。高博即持随身携带的斧子猛砍郑明鹤的头部数下，致郑明鹤颅脑损伤死亡。

被告人陈霞在明知高博作案后，仍帮助高博清洗血衣，藏匿作案工具斧子。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在案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2）海民初字第1287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陈霞、邱朝晖共同拥有北京市海淀区明光村物资小区21号楼3层21号二居室房产，大间归陈霞所有，小间归邱朝晖所有。

2、委托出售房屋协议证明：邱朝晖（高博假冒邱朝晖）将北京市海淀区明光村物资小区21号楼3层21号房屋，于2003年1月7日以人民币21万元的成交价，出售给北京中大恒基房地产经纪公司。

3、证人齐大朋、卢成光的证言证明：他们是开锁公司的，2003年1月14日11时许，他们到北京市海淀区明光村物资小区21号楼3层21号，给一个丢了钥匙的男青年开了小屋门锁，那男青年在工单上签了字。

4、辨认记录证明：2003年2月13日，证人齐大朋对有高博照片在内的10人的照片进行了辨认，齐大朋指认高博是叫他们开北京市海淀区明光村物资小区21号楼3层21号小屋门锁的人。

5、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结论（文检鉴定）证明：开锁公司提供的单据上顾客签名的邱朝晖三字是高博所书写。

6、证人邱朝晖的证言证明：他不知道海淀区明光村物资小区21号楼3层21号的房子被陈霞给卖了，2003年1月12日，他表妹郑明鹤借住了他在该处的房间，13日下午他和郑明鹤还通过电话联系，14日以后就和郑明鹤联系不上了，17日打开房门发现郑明鹤死在屋里。

7、现场勘查笔录和勘查照片证明：案发现场在北京市海淀区明光村物资小区21号楼3层21号内，该房是二居室，小屋床上有一女性尸体，小屋南侧墙上有大量喷溅血迹，部分血迹被涂抹、刮蹭过。

该现场勘查笔录证明的现场情况，与被告人高博供述的作案现场情况相符。

8、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结论（尸体检验报告）证明：死者郑明鹤头枕顶部有一复合砍创，创瓣30余处，脑组织外溢，左右手均有多处砍创，符合被他人用锐器砍击头部导致颅脑损伤死亡。

该鉴定结论证明郑明鹤尸体损伤情况，与被告人高博供述的作案手段相符。

9、被告人陈霞预审期间曾供述：她和高博商量后将她与前夫邱朝晖的房子卖了， 2003年1月14日10时许，高博从她手中拿走房屋大门钥匙，去开邱朝晖锁着的小屋门。当天下午二三点时高博对她说：高博找了三个人去开小屋门锁，这三个人把回来的一个女的砍死在屋里。高博说要出去躲一躲。高博出去买飞机票后她看见高博穿过的一件外衣上有血，她就将衣服送洗衣店洗了。晚上高博回来她问高博衣服上的血是怎么回事，高博说是去现场蹭上的。她马上想到高博平时随身带着一把斧子，就问高博斧子在哪儿，并从高博说的柜子里拿出斧子，她见斧子刃卷了，斧子刃附近有血迹、白灰和头发。高博说为处理尸体和现场，用斧子刮墙撬了电梯门，并嘱咐她把斧子给扔了，她这时就明白了杀人这事可能是高博做的。她把高博的假身份证毁了，把斧子上的血迹擦了，第二天她把斧子扔在了圆明园公园里。

10、证人徐秀平的证言证明：她开了一个洗衣店，陈霞经常送洗衣服，2003年1月中旬，陈霞送洗一件深蓝色男士半长防雨布面料的大衣，陈霞送大衣过来时告诉她衣服上有血，她拿起衣服看见袖子和前襟处有血迹。

11、公安机关出具的办案说明证明：2003年2月14日，在陈霞的带领并指认下，从圆明园公园内的一石缝中起获陈霞藏匿的斧子。

12、被告人高博供认上述事实，供述与上述证据基本相符。

对于高博辩护人提出的高博是在受到被害人郑明鹤的辱骂，情绪失控情况下杀人的辩护意见，不能成为对高博从轻处罚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被告人陈霞关于她主观上不明知高博杀了人，她帮助高博的行为不是包庇高博的辩解。经查：陈霞在预审期间供认其见到高博衣服上和斧子上的血迹以后，就知道高博杀了人，仍帮助高博洗血衣、抛弃犯罪工具，其主观认识与客观行为相互印证，证明陈霞预审期间供认的主观故意真实。故陈霞在法庭审理中的辩解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陈霞的辩护人提出的陈霞的行为不构成包庇罪，陈霞的行为属于帮助毁灭证据的行为，且情节显著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辩护意见。经查：陈霞明知高博是犯罪的人，而帮助高博湮灭罪迹、毁灭罪证，其行为符合包庇罪的犯罪构成。且包庇罪与帮助毁灭证据罪属刑法理论上的想象竟合犯，应选择重罪包庇罪予以处罚。故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人高博杀害被害人郑明鹤的行为，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任新芳遭受丧葬费、赡养费的经济损失人民币36 561元；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郑永正遭受赡养费的经济损失人民币18 000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原告人郑永正、任新芳提供的丧葬费单据、原告人的户籍证明等证据在案证实，本院予以确

认。

对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郑永正、任新芳要求被告人陈霞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经查：郑永正、任新芳的经济损失是高博杀人行为所致，并非陈霞包庇行为造成。故郑永正、任新芳要求陈霞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本院认为，被告人高博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依法应予惩处。被告人陈霞明知高博是犯罪的人，仍帮助高博湮灭罪迹、毁灭罪证，其行为已构成包庇罪，犯罪情节严重，依法应予惩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被告人高博犯故意杀人罪，被告人陈霞犯包庇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指控罪名成立。高博的犯罪行为确使郑永正、任新芳遭受的经济损失，高博依法应予赔偿。但郑永正、任新芳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和要求陈霞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和赔偿责任人的规定不符，无法律根据，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三百一十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高博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被告人陈霞犯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3年2月13日起至2006年2月12日止）

三、被告人高博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任新芳经济损失人民币三万六千五百六十一元；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郑永正经济损失人民币一万八千元。

四、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郑永正、任新芳要求被告人陈霞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

五、随案移送的证物斧子一把、皮鞋一双、上衣一件，予以没收。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五份。

                                                                      审  判  长  贾 连 春

                                                                      审判员  刘 宇 红

                                                                      审判员  郑 文 伟

篇8

关键词：行政判决；制度；立法完善；合法性审查；证据；判决理由

行政判决书是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审理终结后就实体问题做出的书面处理决定，行政判决书样式是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重要规范性文件。由于多种原因，原先相互适应、配套的“行政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文书样式”之间发生了诸多矛盾和不协调现象。同时，现在行政诉讼中由于借鉴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对行政判决书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从行政判决书改革的角度，结合存在的问题，围绕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这一中心，提出了重构行政判决书结构样式、完善判决书立法内容的建议。

一、制度和法律层面的缺陷

（一）诉讼法中有关行政判决书的规范既不直接、也不完整

相比较而言，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对判决书的规范就比较具体。特别是民事诉讼法第138条专门对民事判决书的主要内容、结构层次和制作要求做出指导性规定。而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行政判决书的规范与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判决书、刑事判决书的规范相比，呈现出严重的失衡。行政诉讼法中第58条提到“判决书”三个字，其目的是为了服务于上诉事项，而非为了规范判决书的内容与结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几处提到了“行政判决书”（如第83条、第85条），旨在说明行政判决书的效力，并且是同“行政裁定书”、“行政赔偿判决书”、“行政赔偿调解书”捆绑在一起的规范，并非对行政判决书内容和制作要求的规范。诉讼法的立法缺失，使行政判决书缺乏指导性的法律依据，难以从根本上保证判决书的证明力和公信度，直接影响到司法公正的最终体现。

（二）行政判决书样式和行政判决书制作层面的缺陷

诉讼法中行政判决书必要规范的缺失，固然给最高人民法院规范判决书样式以极大的灵活性，但是同时也意味着行政判决书的功能与价值的实现没有诉讼法的保障，随之出现的行政判决书样式简单化、笼统性就难以从根本上避免。从现行的行政判决书样式中可清楚地反映出来上述问题。例如诉辩意见中先写“被诉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相关内容的问题；例如不反映“举证、质证、认证”内容和程序特征的问题等等。这种仅仅体现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判决书样式，已经与现在诉讼中的当事人主义不相适应，也与《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相脱节，例如后者第35条第1款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经庭审质证。未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相应地要求判决书应该写写明举证、质证和认证情况，而行政判决书样式中并没有规范，急需进行调整和改革。

（三）改革重在制度重构和立法完善

从现在判决书改革的整体趋势来看，刑事判决书已经先行一步，在1999年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颁布了新的《刑事诉讼文书样本》；民事判决书正在很多地方法院进行改革试验。从实际效果看，由于民事诉讼法对民事判决书做出了指导性的规定，赋予民事判决书的内容和制作要求同诉讼程序一样的法律效力，无疑促进了民事判决书样式的规范程度和法官对制作民事判决书的重视程度。

行政判决书的改革虽已在不少地方进行，但是尚没有形成较一致的意见；而且一些法院的改革措施与法律规定并不十分衔接，特别是在如何反映行政诉讼特征、如何适应新的诉讼模式上存在诸多问题、诸多困惑。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恐怕都与诉讼法规范中没有对行政判决书进行必要规范有着渊源关系。理性地分析，行政判决书改革最重要的问题首先是制度和法律层面的问题，是如何充分发挥行政判决书价值的根本问题。

二、改革的重要原则与立法价值

（一）遵循判决书的固有规律，反映判决书的共性特征

虽然现在三大诉讼模式各有特色，但是都在不同程度地体现当事人主义的特征。行政判决书作为判决书（刑事、民事和行政判决书）的一个分类，应该反映三大诉讼法的共有规律，体现判决书的共同属性，遵循判决书的固有规律。从应然角度讲，行政判决书改革当然应该同刑事、民事判决书一样，体现诉讼模式的新特征；应当反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的精神。

以证据的规范为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规定判决书应该写明“经庭审查明的事实”、“经举证、质证定案的证据及其来源”，明确应该“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证据进行分析认证”。北京、上海、深圳、河南等许多省市地方法院相继进行的民事裁判文书改革实践可资参酌，如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7月1日试行的《关于民事裁判文书改革的规范意见（试行）》要求在民事判决书中，要“使法庭举证、质证、认证的情况，以及由证据推演出事实的认识过程，在法律文书中全面显示出来”，对于行政判决书都有很高的借鉴价值。对于属于判决书改革的共性内容，可以非常经济地借鉴刑事判决书和民事判决书的已有成功经验，既节约改革资源，降低改革成本，也反映了判决书之间的共性特征和规律性。

（二）以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为中心，重点突出行政案件的特殊性

在尊重判决书改革共性的同时，也要看到，行政判决书又有着自己的个性特征。这些个性特征同样应该受到尊重，同样应该在改革中予以体现。否则，行政判决书的改革就失去了自身的特殊性，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到对行政实体法和行政程序法律精神的体现。

转贴于

就行政诉讼案件来说，特殊性主要体现在：第一，被告的特定性，第二，审查对象的特定性，第三，举证责任的限制性，第四，庭审内容范围的确定性等等。这些特殊性决定着行政判决书在反映内容上与刑事、民事判决书质的不同。虽然都需要体现各方争议的内容和程序特征，但是体现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各异，这种“不同”决定了行政判决书的改革不能完全照搬另外两种判决书，而应该体现自己的特色。

行政判决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就是要体现行政案件的特殊性。具体讲，要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为中心，重新审视行政判决书的改革导向。改革的重点主要在诉辩意见、证据、法律事实和判决理由中，应该针对使用对象和范围设计好相应的内容、结构和具体制作要求。

（三）立法层面的改革价值

无论是行政判决书的共性特征，还是个性特征，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行政诉讼文书样式》反映出来是必然的。但是另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对判决书的规范内容，如何使三大诉讼法在这一问题上保持必要的一致和平衡，是行政诉讼法修改时应考虑的因素。从理念上讲，行政判决书与民事判决书、刑事判决书中在相关诉讼法中应该受到“平等对待”的观点应该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依据。如果这一观点成立，诉讼法将来修改时就应该考量和体现判决书的共性元素，以此来合法和有效地监督、提高判决书的质量，在立法层面上体现判决书的法律价值。

当然，从法律的稳定性和特殊性出发，诉讼法在规范行政判决书相关内容时不能过于具体，也不能忽视行政诉讼特殊性的体现。至于具体的规范，是判决书样式需要解决的重点。具体说，诸如如何科学合理地设计行政判决书的内容和结构，如何在判决书中反映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如何规范行政判决理由的中心与重点等方面都是立法时需要考虑的。否则，只是依样画葫芦，行政判决书的改革会与刑事或民事判决书雷同，反而无法体现改革的价值。

三、改革和完善行政判决书的立法建议

（一）对行政判决书诉讼法依据的立法完善

建议参考民事诉讼法第138条，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增加对行政判决书的规范条款，以统一行政判决书的制作内容和结构框架，指导最高法院规范判决书样式、指导法官制作判决书。并通过这种法律保障机制，逐步改变人们制作行政判决书的传统观念。可用高度概括的语言，在行政诉讼法中将行政判决书的主要内容和结构进行如下表述：

“判决书应当写明：1、诉辩意见和争议焦点。2、法院认证的内容和确认的事实。3、判决理由。4、判决结果。判决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这样规定可以明确先写“证据”后写“事实”的层次；突出行政争议焦点；体现诉讼模式的特征。

（二）对行政判决书结构的规范与重构

制定行政判决书样式的主体一般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定位上，行政判决书样式应是对行政诉讼法上述规范的细化。基于上文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在修改行政判决书样式时，应该与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意见保持一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改革：

1、“诉辩意见和争议焦点”应依次写明：（1）原告诉称；被告辩称。（2）举证、质证情况。（3）争议焦点。

其中，“举证、质证情况”的具体内容依次是：被告举证，原告质证；原告举证，被告质证。之所以先安排“被告举证”，正是反映了行政案件的特殊性。

2、“法院认证的证据和确认的事实”应依次写明：（1）法院认证的证据。（2）法院确认的事实。

这样的安排符合诉讼模式的要求，是三大诉讼模式下判决书共性特征的体现，同时也符合判决本身的内在逻辑性。

3、“判决理由”具体包括：（1）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意见。（2）评析各方意见。（3）判决所依据的法律。

需要说明一点，上述改革意见中删去了92行政判决书样式中诉辩意见前面“被告所做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因为传统样式中的这一内容位于“诉辩意见”之前，难免“先有结果、后有原因”之嫌；加之这一内容在“经审理查明”中会有相应的表述，在前面规定反而会造成重复，因此现在无论是实体部门还是学界多认为应当删除。

（三）完善判决书的具体制作要求

篇9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朱**，男，1964年2月24日出生，汉族，**省**县人；住址：**省**县**镇**巷**号；联系电话**。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县***有限公司，住所地：**省**县公室 （**县档案局里） ，电话

法定代表人：周**

再审事由：

申请人的再审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第三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第六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第二款：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之规定，申请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 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之规定，恳请贵院院长对该案提请再审。

再审请求：

1、依法撤销**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苏审二民申字第130号民事裁定书、**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盐民终字第0931号民事判决书、**省**县人民法院（2009）射民一初字第1192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被申请人将位于**省**县红旗路24号综合楼舞厅（皇后舞厅）和三楼房屋的财产所有权为申请人所有；

2、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一审、二审、再审的诉讼费用。

申请再审的事实与理由：

一、申请人申请再审的事实：

1、被申请人为解决元旦、春节期间职工工资及公司其他遗留问题于2003年11与8日向申请人借款15万元人民币，借款期为半年，约定于2004年5月8日还款，借款利息按月息1%计算，被申请人以公司皇后舞厅房产作为抵押。因借款到期未还，申请人将被申请人诉至**省**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该院经审理，于2004年5月20日下发（2004）射民一初字第901号民事调解书，在该调解书执行过程中，**法院于2004年7月10日下发（04）执字第93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被申请人所有的位于**镇红旗路24号二楼西侧大厅297.81O及三楼西侧89.50O，产权过户给申请人，同日，**法院向**房管所下发（04）执字第93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申请人向房屋主管部门缴纳契税等相关费用后，**县房地产管理所于2004年7月12日向申请人颁发了房屋所有权证书，产权人：朱**，房屋坐落：**镇红旗路24号。因上述房产估价277982元，且被申请人公司账面欠申请人203572元，遂申请人补交了74410元给被申请人，至此，申请人对上述房产享有完全的所有权，执行程序结束。

2、执行程序结束后，案外承包人身份化为承租人于2004年7月13日以侵犯其优先购买权向**法院提出异议，**法院经审查没有查清事实，于2004年8月23日下发（2004）射执字第932-1号民事裁定书，撤销了（04）执字第932号民事裁定书。为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2004年8月24日又达成了新的《还款协议》，双方约定分期还款，如不按期偿还，被申请人承诺在舞厅原承包人孙国民合同到期（2007年1月31日）后，二楼舞厅和三楼房屋产权归乙方所有。2006年8月30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双方又签订了一份和解协议，明确被申请人所欠申请人房款277982元。2006年9月2日，被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沈友国向申请人签字承诺转致执行。2004年8月24日被申请人承诺，再次肯定了位于**镇红旗路24号二楼西侧大厅297.81O及三楼西侧89.50O的房屋产权归申请人所有。直到2008年12月26日破产。

3、申请人于2009年3月8日向**法院对被申请人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申请人将位于**省**县红旗路24号综合楼舞厅（皇后舞厅）和三楼房屋的财产所有权为申请人所有，**法院经审理于2010年4月16日（历时一年多）下发了（2009）射民一初字第119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申请人的起诉，申请人不服，依法向**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审理，**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8月10日下发（2010）盐民终字第0931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了一审判决。2011年3月8日申请人依法向**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5月5日开庭，被申请人没有到庭，2011年5月30日作出裁定，2011年10月14日由**法院法官向申请人送达了（2011）苏审二民申字第130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现申请人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被申请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二、申请人申请再审的理由及法律依据：

**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苏审二民申字第130号民事裁定书、**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盐民终字第0931号民事判决书、**省**县人民法院（2009）射民一初字第1192号民事判决书未查清本案的事实，依据的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位、程序违法：

1、本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还款协议》，该协议确定了被申请人的还款数额、期限及超期还款的补救措施，并约定了抵押条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当事人在抵押合同中约定，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的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有的内容无效。该内容的无效不影响抵押合同其他部分内容的效力。”的规定，旨在防止财产“高价低卖”，保护其他债权人的利益，结合本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双方签订的并非抵押合同，况且被申请人并无其他债权人，被申请人在履行期限届满后的2006年9月2日又与申请人在原《还款协议》上约定“因公司资金兑现困难，未能按期兑现还款协议，经甲、乙双方协商，仍以上述房产作为抵押物，原协议继续有效”，申请人认为，双方的以上约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债务履行期届满后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可以协议以抵押物折价取得抵押物。”之规定，申请人有权对上述房屋进行受偿。因此，三级法院并未查清本案事实，且适用法律错位。

2、原《民事诉讼法》第208条“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执行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审查。理由不成立的，予以驳回；理由成立的，由院长批准中止执行。如果发现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处理。”规定，案外人提出异议应当在执行过程中提出。结合该案，**县房地产管理所于2004年7月12日向申请人颁发了房屋所有权证书，至此，财产转移的登记手续已经履行完毕，申请人对上述房产享有完全的所有权，执行程序结束。

而本案案外人孙国民于2004年7月13日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显然，其提出异议的时间不在执行过程中，因此，其提出的异议应当依法驳回。但**法院并未查清这一事实，致使申请人已经享有的财产权利遭到严重侵害。

3、申请人于2009年3月8日向**法院对被申请人提起民事诉讼，**法院经审理于2010年3月29日才下发了（2009）射民一初字第1192号民事判决书，申请人认为，**法院审理案件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审理期限，显属程序违法。

4、**法院受理阜宁县达恒工业用布厂（以下简称达恒布厂）对被申请人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违反法律规定，严重侵害了被申请人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

第一、阜宁县达恒工业用布厂（以下简称达恒布厂）于2008年12月20日向**法院对被申请人破产清算，仅仅过六天，**法院就于2008年12与26日下发（2009）射民破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受理了达恒布厂对被申请人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申请人认为，**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人的行为严重的违反了《破产法》第十条“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五日内通知债务人。债务人对申请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人民法院的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人民法院应当自异议期满之日起十日内裁定是否受理。”之规定。

第二、依据《破产法》第二条“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企业法人有前款规定情形，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进行重整。”及第七条“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之规定，只有企业资不抵债，无法偿还债务时，债务人或债权人可向法院提起破产清算的申请，结合本案，盐城信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曾于2008年3月2日对被申请人出具盐信盛核字【2008】第014号审计报告书，经审计“贵公司2001年至2007年9月30日贵公司累计利润440.536.73元”，显然，被申请人公司有40多万元的利润，并不存在资不抵债的情形，因此，**法院受理达恒布厂对被申请人的破产清算申请严重违法。

三、本案新的证据及法律依据：

1、依据《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为担保债务的履行，为债务人或第三人不转移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抵押给债权人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财产优先受偿”。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据（2004）射民一初第901号民事调解书的约定履行执行行为，将涉案房产直接过户到债权人朱兰英名下，显然**县法院违法执行，应当予以纠正。

2、2014年2月17日**县人民检察院作出射检违监【2014】32092400002号《通知书》，内容如下“朱兰英：关于你申诉的**县人民法院对**县益商饮服有限公司破产一案，我院审查后已向**县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基于上述的事实与理由，申请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之规定，恳请院长对该案提请再审，敬请贵院支持申请人的再审请求，依法撤销**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苏审二民申字第130号民事裁定书、**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盐民终字第0931号民事判决书、**省**县人民法院（2009）射民一初字第1192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被申请人将位于**省**县红旗路24号综合楼舞厅（皇后舞厅）和三楼房屋的财产所有权为申请人所有，以维护法律的公正与效力，维护申请人的合法财产权益，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此 致

人民法院

篇10

在个人信息法领域中，对人事档案的基本定位，是“依特定目的而收集的并以一定方式编排的个人信息的集合”[1]。法学界在现代隐私权的基础上，建构个人对其人事档案的合法利益的救济框架，完成该合法利益的权利化。按照侵权责任法的原理，对于作为人格权的隐私权的损害主要是给予精神损害赔偿的救济，也不排除对经济损失的赔偿。根据我国人事档案制度的规定，本人是根本无法知悉档案记载的内容为何、档案记载是否有错误、被提供给何人查阅等。不少学者提出在人事档案的管理中应尊重个人信息自决权，给予当事人请求复核、更正、删除等权利[2]，即个人的知情与参与等权利[3]。

从个人信息保护的角度而言，与以传统隐私权保护为基点的隐私权保护机制不同，现代隐私权在权利配置上，要求按照个人信息处理的不同阶段进行权利增设与重置，在保护机制上，要求建立个人信息保护所要求的公共监管机制[4]。在目前，我国隐私权保护法制无法完成现代隐私权，特别是个人信息保护所需要的保护架构。

笔者认为，在分析人事档案制度中，OECD所提出的八项著名指导原则（汇集限制原则、资料内容正确性原则、目的明确化原则、利用限制原则、安全保护原则、公开原则、个人参与原则、责任原则[5]），既可以作为制度分析的工具，也可以作为制度改革的借鉴。本文以我国司法实践中关于人事档案管理侵权的判决文书为基础，结合上述指导原则，以类型化的方式，分析我国司法实践的现状，为人事档案制度改革奠定必要的实证基础。

二、经验材料

在我国有关人事档案管理侵权纠纷的司法实践中，可以将有关的纠纷归纳为以下几个类型：

（一）人事档案因记载不完全导致的侵权责任

该类侵权责任，主要发生于用人单位在档案信息收集与档案材料制作中因所记载的事项不完全的情形中，体现为应当记载的而没有记载，还包括记载错误等其他情形。

在“某制药厂与李某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6]中，法院认为：“本案中,李某的《企业职工档案》中只记载了李某自1986年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运司参加工作、工资审批及退休的一些情况,对1985年以前李某参加工作及调动工作的情况均未记载,致使李某1985年之前参加工作的工龄无法认定,故制药厂应对其记载档案不全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在该案中，法院是把该类侵权纠纷作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而非作为人格权侵权纠纷予以处理的，而且在判决处理上，也没有给予受害人以任何物质性或者精神性的损害赔偿，而是判决加害人承担补建相应的人事档案的责任。

在“韩某与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7]中，法院也认为：“某公司作为代为保管韩某人事档案的单位理应对韩某的相关人事档案信息妥善保管，某公司提供的《企业职工档案》只记载了韩某1985年开始工资套改及退休情况，对1985年之前韩某参加工作的情况均未记载，且某公司对韩某1978年参加工作认可，故对韩某要求某公司赔偿其工资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在“吴耀荣诉广州鹰金钱企业集团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8]中，法院确认：“由于原告档案没有反映原告辞职的有关情况记载，在这阶段的职工花名册也丢失，以致社会保障局无法取得能够证明原告工作经历的原始资料，造成原告无法享受视同缴费26年1个月年限的养老待遇，并因此无法享受视同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满25年由政府专项资金全额资助缴纳过渡性基本医疗保险费，责任在于广州市穗光食品厂”。

本部分所研究的后两个案件判决的重要意义在于，对因人事档案记载不全而给当事人造成的物质损害（工资损失、过渡性基本医疗保险费损失等）给予了赔偿，并没有给予档案关系人以精神损害赔偿。

（二）人事档案因保管不善遗失导致的侵权责任

该类侵权案件，可能发生在公共性档案保管机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所属的档案部门）与档案关系人之间，也可能发生在商业性档案保管机构（企业、职业介绍服务中心、职业介绍所等）与档案关系人之间，是一种比较多发的人事档案侵权纠纷类型，而且在是否具有可诉性的问题上，司法机关对行政部门所保管的人事档案遗失与企业、事业单位所保管的人事档案遗失，具有二元化的倾向。司法实践往往对前者持不具有可诉性的立场[9]，而对后者持具有可诉性的立场[10]。

值得注意的是，该类民事案件在纠纷定性上比较复杂，主要是被作为侵权案件予以处理的，且主要赔偿的是当事人的经济损失，但在少数案件中对当事人的精神损害给予了赔偿[11]。只有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有明确的档案保管约定的情况下，才可能是被作为违约案件予以处理的。

在“刘岩与北京市朝阳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保管合同纠纷上诉案”[12]中，终审法院认为：“职业介绍中心作为保管人没有履行合同的义务将刘岩档案丢失，职业介绍中心具有过错，其违约行为必然影响刘岩今后就业及享受相关待遇，因此，应对其违约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赔偿刘岩相应的损失，对于损失数额，本院依据刘岩提供的证据结合日常生活经验，酌定为30000元”。在该案中，在当事人之间存在着明确的人事档案保管合同（委托存档协议），所以法院将该案作为违约案件予以处理。

在“李蔚萍诉长葛市归侨侨眷联合会劳动争议纠纷案”[13]中，法院认为：“在原告达到退休年龄时因档案丢失而无法办理，对此被告长葛市侨联应负保管不善的责任，具有过错。由于无原告档案材料，造成原告不能及时办理养老退休手续，给原告的利益已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失。对原告主张的损失，被告应予赔偿”。

在“安阳市北关区彰北街道办事处与陈建设劳动争议纠纷上诉案”[14]中，法院支持了初审法院的观点：“上诉人将被上诉人档案遗失，影响了被上诉人享受相关待遇，给其取得相关利益造成了可预见的损失，故原审判决根据安阳市的人均生活水平，酌定一次性赔偿被上诉人遗失档案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更为重要的是，在该案中，终审法院提出了人事档案遗失侵权之诉与劳动关系纠纷之诉的相互独立性问题，即“关于陈建设的身份及双方是否形成劳动关系的问题。因该纠纷同档案遗失引起的侵权之诉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院不予审查，应另行处理”。

在“李传雅与广州钢管厂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上诉案”[15]中，终审法院认为：“钢管厂遗失李传雅档案造成李传雅办理退休手续的延误，以致于李传雅未能享受到从2006年7月起每月增加基本养老金100元的调整，该损失应由遗失李传雅档案的钢管厂承担责任。钢管厂应按每月100元从2006年7月起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一次性支付给李传雅，以后每月于当月30日前支付100元给李传雅至其死亡时止”。该判决将不能办理退休手续的损失用一次性支付和终身定期金的方式予以赔偿，其大胆与创新，令人耳目一新。

在上述案件的损害救济上，对人事档案关系人主要是给予了损害赔偿的救济，但是并未言明是对物质利益的损害赔偿，还是精神损害的赔偿。从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理论而言，似乎该损害赔偿主要是针对物质损害而做出的，均未对档案关系人的精神损害予以救济。

（三）人事档案在劳动关系终止时未及时移转导致的侵权责任

该类侵权责任，体现为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终止后未能及时移转劳动者的人事档案而产生，主要产生于劳动争议纠纷领域中，而且往往是被作为劳动争议纠纷予以审理的。

在“青岛晶华玻璃有限公司与王政智劳动争议纠纷上诉案”[16]中，法院进一步阐明：“本案中，晶华玻璃公司在与王政智终止劳动关系后至今未给其办理档案转移手续的事实清楚，故原审法院依据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判令晶华玻璃公司为王政智转移档案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在该案中，尽管被告用人单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给劳动者转移人事档案，但是法院并没有因此给予劳动者损害赔偿的救济，而仅仅是判决用人单位继续履行相应的移转义务。

在“袁媛诉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17]中，法院认定了用人单位未为及时移转劳动者人事档案的违法性，即“双方的劳动关系在1994年已解除，重庆银行未即时为袁媛转移档案资料，不符合相关规定”，而且还进一步明确了劳动者诉请用人单位及时移转人事档案的权利属于用人单位的在劳动合同解除后的附随义务（后合同义务）且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即“由于原告该诉请系劳动关系解除后用人单位的附随义务，该请求不适用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以此保护劳动者对自己人事档案的合法利益。

（四）人事档案去向信息告知义务不履行而造成的侵权责任

该类侵权案件，体现为用人单位在劳动者的劳动合同中终止后，长期不告知劳动者的人事档案的去向，给人事档案关系人（劳动者）造成损害的情形。在司法实践中，该类案件相对较为少见，而且也是被作为劳动争议纠纷予以处理的。

在“华某某与上海汽车电器总厂劳工合同纠纷上诉案”[18]中，法院确认：“职工档案记录职工的生活、工龄、工作经历等，用人单位应当妥善保管并在职工离职后及时办理移交手续且告知档案的去处以便职工享受其应得的各项政策待遇。上海汽车电器总厂虽然在1993年12月履行了档案转移手续，但直至2008年6月才告知华某某，亦有不当之处。原审法院据此酌情判令上海汽车电器总厂赔偿华某某养老退休金损失15,000元亦无不当”。

在该案中，法院不仅确认了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人事档案的基本义务，即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妥善保管义务和在劳动关系终止后的及时移转义务，而且还确认了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终止时及时履行档案移转义务后及时告知档案去向的义务，以此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诚为司法能动主义的一大进步。

三、对司法实践的反思

与对人事档案制度改革的思考

从对上述人事档案管理侵权纠纷司法判决材料的整理归纳与初步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在纠纷的性质定位上，有关人事档案管理中的侵权纠纷的归类，较为复杂，且多种多样。既有作为财产损害纠纷，也有作为违约责任纠纷，还有作为劳动争议纠纷予以审理的。在司法实践中，还有法院敏锐地提出了人事档案侵权之诉的独立性问题。这一点主要是跟目前我国立法上关于人事档案关系人对其人事档案的合法利益是否权利化以及如何权利化的规范之阙失有极大的关联。

其次，在损害赔偿的性质和范围上，在我国有关人事档案管理中的侵权纠纷的案件中，司法机关普遍倾向于而且也实践了对给予当事人造成的物质损害应当给予救济的主张，而对前述各类型侵权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则根本就没有或者较少给予赔偿。此外，在司法救济中，还普遍使用了非损害赔偿的救济方式，如继续履行（及时移转）、恢复原状（补充建档）等措施。这是因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被司法机关所看重的是人事档案在记载不完全、遗失、不及时转递以及去向不明等情形中给人事档案关系人在就业待遇、缴纳社会保险、办理养老退休等方面造成的经济损失，忽略了人事档案管理中的侵权行为对人事档案关系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可以说，存在着严重的将人事档案关系人对其人事档案的合法利益财产权化的倾向。这一点与法学理论界将人事档案关系人对其人事档案的合法利益人格权化（隐私权化）的基本观点大相径庭。

最后，在损害赔偿的数额与方式上，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起到了主要作用，法官通常会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和日常生活经验相结合予以认定，既有一次性支付的损害赔偿金，也有终生定期支付的损害赔偿金。

综上可以说，从OECD的指导原则而言，人事档案管理中的侵权行为主要体现为对资料内容正确性原则、安全保护原则和个人参与原则等三大原则的违反。

从法律规范的创制而言，对人事档案关系人对其人事档案的合法利益的保护，应当将该合法利益规定为法律上的人格权位阶，特别是隐私权的范畴，为了彰显个人信息主体对其个人信息的权利与传统隐私权的差异，可以称之为个人信息自决权。从司法实践的改善而言，应当注意人事档案关系人对其人事档案的合法利益中的人格权因素，在司法救济上，不仅要给予受害人因人事档案管理中的侵权行为导致的经济损失的救济，而且也要给予受害人因该侵权行为而导致的精神损害的救济。

注释：

[1]齐爱民.拯救信息社会中的人格:个人信息保护法总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1页.

[2]王秀哲.隐私权的宪法保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43页.

[3]张建文.论人事档案遗失的权利救济,北京档案.2009年第10期,第19页.

[4]张建文.基因隐私权的民法保护,河北法学.2010年第6期,第11页.

[5]刘怡君.资讯化社会隐私权之研究――以日本个人资讯保护为中心，淡江大学日本研究所硕士班硕士论文,2005年6月,第84-86页.

[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乌中民一终字第1059号民事判决书.

[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乌中民一终字第912号民事判决书.

[8]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09)天法民一初字第3137号民事判决书.

[9]许昌县人民法院(2010)许县法行初字第36号行政裁定书.在该案中,法院认为:原告所诉被告因保管不善将档案丢失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原告可以向被告或其上级机关及有关部门反映解决.

[10]张建文.行政部门所保管的人事档案遗失的权利救济,北京档案.2011年第7期,第17页.

[11]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安民二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

[12]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1)二中民终字第9927号民事判决书.

[13]长葛市人民法院(2009)长民初字第00699号民事判决书.

[14]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安民二终字第304号民事判决书.

[15]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穗中法民一终字第2563号民事判决书.

[16]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青民一终字第385号民事判决书.

[17]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09）中区民初字第6132号民事判决书.

[18]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0)沪二中民三(民)终字第1315号民事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