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保法解释范文
时间：2023-04-09 19:35:57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担保法解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担保法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担保物权所担保的债权的诉讼时效结束后，担保权人在诉讼时效结束后的二年内行使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该款应该说是借鉴了我国台湾省民法的有关规定，台湾民法第880条是这样规定的，以抵押权担保之债权，其请求权已因时效而消灭，如抵押权人于消灭时效完成后，五年间不实行其抵押权者，其抵押权消灭。物权是一种形成权，一般认为其是不由时效来调整的，而是通过除斥期间来约束。因此我理解，担保法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中的“诉讼时效结束后的二年”和台湾民法中的“时效消灭后五年”均应为除斥期间。
担保法解释对担保权人在诉讼时效结束后的二年内行使担保物权予以了保护，但对担保权人在诉讼时效结束后的二年之后行使担保物权的，是否予以保护，该解释没有明确。从该条款的行文字眼中所表现出来的意思，应该说是否定的，即不受保护。这里就有点让我困惑，上述台湾民法对抵押权除斥期间的规定，其五年后消灭的是权利的本体，即抵押权归于消灭。所以诉讼时效结束后的五年以后抵押权不受保护是理所当然的。我国没有规定物权的取得时效或消灭时效（该消灭时效是相对于取得时效而言的，是指物的所有权人对物怠于管理使该物被他人占有，经一定时期而失去该物所有权），虽说梁慧星教授负责起草的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将物权的取得时效载入，但至今我国民法的相关条文中应该说还是排斥物权的取得时效或消灭时效的。我国担保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抵押权与其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债权消灭的，抵押权也消灭。”我们知道诉讼时效超过后消灭的是债权的请求权，债权并没有消灭，抵押权是依附于债权的。担保法五十二条规定债权与抵押权同时存在，债权消灭，抵押权也消灭。诉讼时效超过后，由于债权还存在，依附于债权的抵押权也存在，并没有消灭。抵押权属于物权，理论界普遍认为物权是不适用诉讼时效的，物权具有支配性和排他性，所以在物权（包括抵押权）没有被消灭的情况下，权利人是有权行使物上权利的。担保法解释该条款在物权（抵押权）还存在时否定权利人实现物权上的利益，这是和物权理论相悖的。担保法解释确立了抵押权行使的期间，应该是个积极的进步，它对防止物权处于“睡眠”状态，加速物资流通，维护交易安全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其是建立在我国还没有确立物权取得时效或消灭时效的基础上，好像在法理上是说不通的。
（二）对担保法解释第三十四条的不解
担保法解释第三十四条的内容为：“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从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该条是对担保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所作的解释，担保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 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债权人已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 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
我对担保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理解：一般保证是有先诉抗辩权的保证，一般保证的保证人是有先诉抗辩权的保证人。所以在一般保证的保证期间内，债权人直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保证人可以以先诉抗辩权拒绝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若要一般保证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就必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内，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并要有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的这样一个法律事实存在的前提下，保证人才承担保证责任。若债权人在约定或法定的保证期间内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责任。由于诉讼或仲裁要经过一定的期限 ，有可能待诉讼或仲裁了结，并经依法强制执行债务人财产仍不能使债务得到清偿时，原来约定的保证期间或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已经届满了。所以本条款要规定：“债权人已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 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关于诉讼时效中断，《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重新计算。”也就是说在保证期间内，如果债权人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则保证期间就中断，以前经过的保证期间归于无效， 保证期间需要待诉讼或仲裁的事实（我认为应包括就债务人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完毕的事实）结束后重新计算。为什么说诉讼或仲裁的事实要包括就债务人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完毕的事实？一是，若以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之日作为重新起算的时间，由于还没产生债务人的财产被依法强制执行完毕的事实，此时债权人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还可以以担保法十七条进行抗辩；二是，若没有就债务人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完毕的事实，则保证人所要承担的实际责任无法确定，也要待就债务人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完毕后，才能明确保证人所要承担的责任（即保证人仅对债务人财产被强制执行后不足清偿债权人债务的部分承担责任）；三是，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后，对债务人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完毕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有可能债务人的财产被依法强制执行完毕后，重新起算的保证期间已届满，此时要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也不可能了。所以诉讼或仲裁的事实要包括就债务人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完毕的事实。保证期间重新计算后，原来是法定保证期间的，重新计算后还是六个月，原来是约定保证期间的，重新计算后还是双方原约定的期间。即债权人应在债务人的财产依法被强制执行完毕的事实结束后的六个月或原双方约定的期间内要求一般保证的保证人承担债务人经强制执行后仍不能清偿的那一部分债务。显然，担保法的该条款是保证期间适用（也可以说借用）诉讼时效“中断”这一特征，而不是说将保证期间变为诉讼时效。担保法解释第三十四条却抛开担保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保证期间，很突兀地冒出个诉讼时效来，让人不可理解。
（三）对担保法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理解
担保法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规定登记生效的抵押合同签订后，抵押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拒绝办理抵押登记致使债权人受到损失的，抵押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篇2
第三组《催收贷款公函》及邮件详情单，证明国通支行向钟辉麟主张权利的证据材料。
第四组是证明国通支行向华信公司主张权利的证据材料。1、20xx年4月10日和20xx年8月22日国通支行向华信公司发出《要求履行担保责任函》、《武汉广场业主欠息清单》及邮件查询单;2、华信公司向国通支行发出回购清单的传真;3、1998年12月17日华信公司收到国通支行催款公函回执。
第五组是证明钟辉麟已还和未还本息的凭证。1、《中国工商银行贷款对帐单》表明,未还本金港币461,826.03元;2、《国际业务部按揭贷款卡片帐》表明，已还本金145,506.97港元。
被告钟辉麟提交4份证据材料：1、中电德信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证明钟辉麟还贷本息港币222,017.41元。2、《武汉广场工程风险承包合同书》，证明房屋竣工时间迟于购房合同约定的交房时间，而贷款人未予审查;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xx)鄂民四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xx)民一终字第2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华信公司逾期交房，房屋买卖合同解除;4、国通支行工商登记资料。
被告华信公司提交2份证据：20xx年11月14日《企业登记信息表》、《情况说明报告》，证明国通支行与国际业务部之间没有法律关系。
原告国通支行、被告钟辉麟、被告华信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经庭前交换、庭审质证，双方当事人发表质证意见如下：
钟辉麟对国通支行提交的第二组证据材料中房产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借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贷款已划至华信公司帐上;第一组证据不能证明国通支行与国际业务部的关系;第三组证据催款通知书,没有说明国通支行与国际业务部的关系，且钟辉麟未收到催款通知书;第五组证据对帐单及按揭贷款卡片帐计算的还款金额有误，不予认可，应以答辩状为准。
华信公司对国通支行提交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除第四组证据“传真” 外均不持异议，但认为第一组证据即便能够证明国通支行的设立与其承接国际业务部债权债务的行为属于债权转移法律行为，但因未通知保证人华信公司，因而债权转移无效;第二组证据不能证明放贷主体合法有效;第三组证据与华信公司无关;第四组中的邮件证据，邮件查询单“华信管理收发章收”，不能证明华信公司收到此邮件，即便收到也不能证明邮件内容就是《要求履行担保责任函》;第五组证据确定的利率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认可。
国通支行对钟辉麟提交的4份证据材料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其证据1已印证了国通支行已履行贷款义务，国通支行委托中电德信发展有限公司代收还款并不违反合同和法律规定;证据2《武汉广场工程风险承包合同书》是开发商与承包商之间的文件，与银行贷款无关。银行在按揭贷款前，根据中国工商银行外汇贷款暂行办法有关审查范围规定，对开发商的审查，主要对是否具备开发资质、是否取得相关房产开发证照、开发项目是否真实进行审查，而无义务审查开发商与承包商之间承包关系;证据3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事实及判决结果，与国通支行无关
华信公司对钟辉麟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证据3与本案无关。
国通支行对华信公司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并认为华信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报告》已印证了国际业务部与国通支行主体之间的名称变更。
篇3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鲁法民二字?2002?2号《关于担保法适用有关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最高人民法院法发[1994]8号《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适用于该规定施行后发生的担保纠纷案件和该规定施行前发生的尚未审结的第一审、第二审担保纠纷案件。该规定施行前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担保纠纷案件，进行再审的，不适用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生效后发生的担保行为和担保纠纷，适用担保法和担保法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二、担保法生效之前订立的保证合同中对保证责任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应当认定为一般保证。保证合同中明确约定保证人在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始承担保证责任的，视为一般保证。保证合同中明确约定保证人在被保证人不履行债务时承担保证责任，且根据当事人订立合同的本意推定不出为一般保证责任的，视为连带责任保证。
篇4
1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将逐步演化为包含政策性担保功能的商业性担保模式
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运作比较成功的担保模式大多具有很强的政策性，纯商业性的担保模式成功较少。原因主要在于，像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这些建立在纯自由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融资担保机制，本质上是政府以担保方式通过动用公共资源干预、弥补市场化融资体系的失灵或不足。但我国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私营企业以及混合经济虽然为社会提供了绝大多数的就业、税收，但从经济总量来看，特别是在一些关系国际民生的关键性行业中，仍然不是主导。这种经济结构决定了政府对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事业的扶持和资助，其目标主要是获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溢出效应，而非获取资本收益，也不是为了解决提供某种特定社会功能的需要。这些溢出效应包括因中小企业发展而带来的就业岗位增加、缴纳税收增加、经济总量增加等等。融资增加对于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有较大的乘数效应。一定额度的融资将匹配相关比例的投资，最终增加若干倍数的产出规模。这些新增经济总量，既是对社会的贡献，更是对地方政府的直接贡献。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政府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需要做大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量。面对制约作为非公有制经济核心构成和主要代表的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地方政府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相对不完善的条件下，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政府直接投资组建担保公司的做法，来弥补这种担保服务的市场缺位问题。这就是本世纪前几年，在政府的推动下，政策性担保机构快速兴起的根本原因。
但是，经过多年的发展，特别是进入“十一五”以来，我国不但在经济总量上迅速增长，而且在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与制度方面，也快速成熟。体现在融资担保领域，政策性融资担保模式出现了难以持续的问题。一是政府受财力支出限制，无法持续投入融资担保事业；二是向金融机构提供融资担保属于市场化行为，一旦失败需要按市场原则承担损失，这对于政府而言是超出其社会管理职能的额外负担，难以承担；三是融资担保产生的溢出效应，相对政府直接投资资助而言，是一种潜在难以度量的、非排他性独享的间接效益，不可能吸引政府的更多积极性。面对这些根本性问题，2005年以后，政府由直接组建投资担保机构，转变为采取“政府引导、民企控股、市场运作”的思路，通过给予优惠政策来间接支持担保发展，包括营业税的减免、担保余额的奖励、代偿损失的补偿，以及再担保的风险分担等等。实际上，随着大量政策性担保机构的增资扩股，以及政策性担保机构的重组整合，许多政府性资金开始相对收缩，大多已经倾向于退居非控股地位。
目前，我国融资担保业仍然伴随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水平由东向西不断发展，但是，在这种新的发展思路下，政府逐渐转变对融资担保行业的支持方式和手段，由直接投资转向政策引导。这些在政策引导下成立的商业性担保机构，在向中小企业提供市场化融资担保服务的同时，通过享受政府优惠政策，事实上履行了政府间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目标。也就是说，过去独立运作的政策性融资担保功能，已经能够由政府优惠政策支持下的市场化商业性融资担保机构履行并替代。
2商业性融资担保机构将在双层监管体制下重组整合成为区域寡头性的类金融机构
在我国，民营资本大量投资于商业性融资担保机构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资源供给不足。在非公有制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金融资源相对其他要素始终处于短缺状态，特别是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经济实力弱小、经营风险高以及信用信息缺乏而导致的融资问题更为突出。以提供信用增级有针对性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担保机构自然受到亲睐。在其他中小企业广泛生存的县域经济范围，由于国有银行在改制上市过程中，按照投入产出原则大量调整压缩了县域经济以下地区的金融服务分支机构，造成对县域以下经济实体金融服务的绝对短缺，同样促使融资担保机构快速发展。在政府创新支持担保业的思路后，大量商业性融资担保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起来。
近几年，中国银监会为提高金融市场服务功能和服务范围，一方面鼓励城市商业银行改革发展，另一方面积极促进面向农村地区广泛金融服务的村镇银行、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迅速发展。应该说，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金融机构之间竞争激烈。2011年以来，包括工商银行在内的大型商业银行，都宣布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融资支持力度，确保中小企业新增贷款规模和比例不断提高。随着金融服务不断深化，服务层次日益丰富，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也面临着巨大挑战。一旦大量的银行业机构将服务重心下移，融资担保机构过去拥有的对微小经济实体的信息优势将不再明显，以台州商业银行、包头商业银行等一批针对中小企业提供专业融资服务的银行为例，其快速发展对该地区的融资担保机构会产生一个强大的市场挤出效应。
未来，面对由于金融服务深化带来的强大竞争压力，专业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将走向两种分化。一是适应政策条件允许，通过适当方式转型改革发展为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社区银行等金融类机构，以富有竞争性的专业能力向中小企业直接提供融资服务。二是适应当前以中央层面的联席会议和地方层面的日常监管共同构成的双层监管体制的要求，在以核发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证为核心的规范、整顿活动中，部分有实力、有市场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在担保行业重组整合过程中不断强大，占据一定的区域市场，成为在双层监管体制下规范运行的类金融机构，以提供有竞争力和规模经济效应的融资担保服务作为生存手段。
3互助担保机构更为规范与普及，但难以超越自组织的内在关联关系而扩大规模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自身实力弱小、抵押不足、经营信息不透明而导致的信用短缺。在这个意义上说，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关键问题是破解中小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研究表明，实行会员准入制度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危害问题。互担保正是基于这一制度优势产生的融资担保模式，它在获取会员信息方面具有绝对优势。由于各成员企业具有地缘、业缘的人际关系网，促使企业间、企业与担保公司、企业与金融机构间更容易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同一集群内的会员企业主思维模式更易接近、有利于达成一致看法。而且，由于地域“根植性”大大降低了企业违约成本，能有效控制风险，形成群体信誉机制，有较强的能力为会员提供互担保以及反担保控制。
在意大利、孟加拉等国家，互担保已经比较发达，在解决微小企业生产经营发展、低收入人群创业发展等方面积累了成功经验。在我国，以由政府机构、银行、专业担保机构和中小企业共同发起组建的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互助协会，以及浙江萧山“封闭式、会员制、非营利”封闭式担保公司等为代表互担保机构，也已经取得了很好的发展成效，是许多具有地缘、人缘、业缘的微小经济体解决融资难问题的有效机制。
篇5
关键词：信息不对称；乡镇企业；融资困境
中图分类号：F830．56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4392(2008)10－0020－03
一、信息不对称与乡镇企业融资困境的形成
在古典经济学近乎完美的完全信息假设下，贷款者完全了解借款者的信誉水平及借款项目的风险程度，他将针对不同借款者和借款项目分别制定一个“完全合理的”利率水平并愿意以这一利率满足借款者的资金需求，而这一利率在借款者看来也是完全合理的（借款者知道贷款者提出的利率与自身项目的风险程度是相称的）。因此，“看不见的手”将自动使市场上资金供求达到均衡。
然而，现实世界却是一个非完全信息的世界：在商品或劳务市场上，交易双方往往对交易对象具有不对称的信息。交易的一方对于交易对象具有信息优势，而另一方则在信息上处于劣势。信息不对称的直接后果是：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为了进行交易将不得不付出更高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而当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由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提高而提出更加苛刻的交易条件甚至是终止交易时，处于信息优势的一方同样会产生损失。这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当交易双方都在试图做出理性决策时，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出现了。正如斯蒂格利茨（Stiglitz）、赫尔曼（Hellmann）、穆多克（Murdock）等人指出，不完全信息导致的信息成本往往使市场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导致市场失败。
具体到信贷市场，信息劣势导致了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的提高，贷款者在贷出资金前不得不考虑借款项目的经营风险和对借款者进行监督所需的成本而要求借款者承担一定的风险溢价，而这一风险溢价往往大大高于借款者对借款项目风险程度的评估。因此，在借款者看来，贷款者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更为严重的是，贷款人面临着一种逆向选择问题：随着贷款利率的提高，那些坏帐可能最小的借款者将会放弃借款，在高利率下仍愿意借款的将是那些甘冒巨大风险的人和风险巨大的项目。许多时候，面对一个借款者，贷款者所要考虑的问题不是要求多高的利率合适，而是借款者能否偿还贷款。这意味着在贷款者收益与贷款利率构成的坐标系中，贷款者收益在随贷款利率的上升而上升到一定水平后，将随贷款利率的上升而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在预期收益最大点锁定利率而有选择的满足借款者的借款需求成为贷款者的理性选择。而借款者则不得不面对更为严峻的事实：愿意提高利率也无法从正常渠道借得资金。
对于贷款者而言，其贷出一笔100万元额度的资金和贷出一笔500万元额度的资金所负担的对借款者进行审查监督的成本差别是极其微小的。因此，相对而言贷款者更愿意将资金投向大企业、大项目，中小企业面临的信贷配给更为严重。这一原理在我国则明显表现为乡镇企业融资困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必然加大银行贷款的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我国乡镇企业融资困境产生的重要根源在于农村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解决乡镇企业融资困境也必须从信息不对称着手。
二、化解乡镇企业融资困境的两种基本思路与途径选择
对于乡镇企业融资过程中资金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有两种基本思路：一种思路是从根本上解决资金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第二种思路是承认信息不对称的现实性和长期性，进而在这一现实环境下探讨如何使乡镇企业尽可能的获得资金支持。与这两种思路相对应的是两种典型的解决途径。
（一）第一种思路：加强农村金融市场的对内开放，培育新的非国有金融组织
国内一些学者对原城市信用社组建城市信用总社进而成立商业银行后纷纷放弃服务中小民营企业的初衷，转而热衷于为大型企业服务的现象予以了特别关注。他们担心，在农村组建新的金融组织后，会出现类似于城市出现的“喜大厌小”的情况，并以此对这一方案解决乡镇企业融资困境的可行性和效果提出质疑。其实，这恰恰从侧面印证了开放农村金融市场，培育新的金融组织的必要性。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市场经济下企业经营的重要甚至是唯一目标。当作为“理性人”的金融企业从一个市场转向另一个市场时，必然是因为它看到在另一个市场有更高的利益可图。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不是靠行政命令将其束缚在原有市场，而恰恰是开放金融市场，给金融企业以流动的机会，也给更多的经济主体以进入市场的机会。当市场竞争主体达到一定数量后，利润水平就会平均化，金融企业自然会细化其经营战略，市场最终将造就一批心甘情愿为乡镇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美国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健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其金融机构的数量优势。
迈入WTO之门的中国经济，金融业将逐步走向全面对外开放，既然外资准入不是问题，非国有成分的准入也不应有什么问题。非国有金融的发展是竞争的必然要求，培育农村非国有金融主体，发挥竞争机制的巨大作用，使民间蕴藏的巨大生机和活力得以释放，使国有金融机构与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竞争与互补，是我国金融业运行活力的重要来源，也是解决乡镇企业融资困境的理性选择。不能惧怕金融开放，只有开放才能培育新的金融市场竞争主体，发展和健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从根本上解决乡镇企业的融资困境。
（二）第二种思路：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以低于市场利率的官方利率获得信贷资金支持，事实上是在变相享受政府津贴。这就导致国有企业乐于围绕利率和信贷资金展开寻租活动，而丧失了改善经营管理的动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信贷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即使有好项目，即使愿意按市场利率甚至是比市场利率更高的利率筹借资金，也很难从正式渠道获得贷款。乡镇企业通过更新改造提升技术层次和进一步发展壮大的热情受到严重打击。同时，以高利贷为典型代表的非正式金融活动严重扰乱了农村金融秩序，已成为危害我国金融体系安全的重大隐患。利率改革，势在必行。
（三）既有思路存在的问题
1．关于利率市场化。毫无疑问，完全市场化的利率生成机制下，一部分借款者可以以相对较高的利率获得贷款。但问题在于，乡镇企业为什么就要承担远远高于借款项目本身风险期望的利率水平呢？况且，如果放开市场利率后，一些乡镇企业即使愿意承担高利率也无法获得贷款怎么办？
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作用的发挥受制于其实体经济市场化改革进程。如果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进程超过其实体经济市场化进程所能承受的水平，一旦银行能够自主决定贷款对象和贷款利率而又发现其要服务的对象中真正的效益良好的现代部门经济相对短缺时，其理必然是降低利率以争夺优质客户；另一层面上，对那些非“现代部门经济”，银行宁肯将资金沉淀也不愿冒巨大风险贷出，“惜贷”或“慎贷”现象由此而生。大量金融资源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或沉淀，融资困境非但没能缓解，反而更加恶化。
2．关于培育新的非国有金融组织。在国有商业银行逐渐撤离农村，新建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均在经济发达地区开展业务的情况下，为填补农村金融市场的空白，在乡镇培育新的非国有金融组织，组建有乡镇企业参加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合作制的金融机构，成为解决乡镇企业融资困难的根本选择。而且，新的金融组织较之原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农村的分支机构有许多优势：地处乡镇使其对社区内企业的财务和经营状况了解较深，从而可减少贷款的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乡镇企业参与其中可使彼此的利益冲突弱化；非国有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或合作制的制度形态使产权明晰，治理结构合理有效；新建使不良资产干扰得以免除。
问题在于，专心为乡镇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决非一蹴而就。而且，在目前机制没有完全理顺的情况下，往往出现这些机构一旦成熟就想方设法脱离农村、脱离乡镇企业的情况。
综上所述，理论层面，就两种基本思路而言，从根本上解决资金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只能作为一种长期追求目标。实践层面，就两种化解途径而言，利率市场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专心为乡镇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并非短期能够造就。短期内有效化解乡镇企业融资困境，还需理论和实践上的突破。由此，我们想到了化解乡镇企业融资困境的第三种思路：通过在资金供求双方加入中介机制化解信息不对称。与之相对应，在实践层面，开放信贷担保市场则是短期内更为有效的举措。
三、化解乡镇企业融资困境的第三种思路：开放民间信贷担保市场
（一）信贷担保市场发生作用的基本原理
如前所述，农村信贷市场上资金提供者“惜贷”、“慎贷”也好，乡镇企业筹资渠道不畅、筹资成本高昂也好，其根本原因在于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资金供需双方对风险的评价产生偏差。而一个信贷活动中介组织、特别是一个对资金需求者具有较充分信息的信贷活动中介组织的存在，无疑将大大降低这种偏差从而促进了农村信贷市场的活跃和乡镇企业融资困境的化解。
（二）实践中的问题
当其它偿债保障机制不健全或者不可能得到时，或者当当事人感到其它偿债保障工具使用成本过高时，信用担保是一种简便易行的保障工具。
然而，受传统管制思维的局限，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对信贷担保实行严格控制，而且禁止非公有形式信贷担保机构的建立。公有形式的信贷担保机构面临着和国有商业银行在农村遇到的相同问题，而且，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的撤出，为国有商业银行和乡镇企业牵线搭桥的公有制信贷担保机构正在消失。
（三）开放民间信贷担保市场：逻辑演绎的必然结果
就信贷担保组织而言，公有形式的信贷担保机构面临着和国有商业银行在农村遇到的相同问题。而正如非国有信贷组织在农村具有国有商业银行所不具备的优势一样，民间信贷担保机构同样具有公有制信贷担保机构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正式开放民间信贷担保市场，是农村信贷担保体系发展的重点，也是提高农村金融市场资金使用效率、化解乡镇企业融资困境的关键。
四、结论
信息不对称导致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上升是乡镇企业融资困境的根本原因。基于此，作者指出化解乡镇企业融资困境的三个基本思路：从根本上解决资金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承认信息不对称的现实性和长期性，进而在这一现实环境下探讨如何使乡镇企业尽可能的获得资金支持；通过在资金供求双方加入中介机制变相化解信息不对称。与这三种思路相符的典型解决途径分别是：培育新的非国有金融组织、利率市场化和开放信贷担保市场。
在三种化解思路和相应途径的抉择上，利率市场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专心为乡镇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并非短期能够造就。因此，开放信贷担保市场，最大限度的为乡镇企业融资创造便利，便成为逻辑演绎的必然结果。而其中，开放民间信贷担保市场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由此，本文作为一项系统研究中承上启下的部分，提出了又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如何培育民间信贷担保市场。
参考文献：
[1]黄树青,2001:《发展中国家的信贷配给与我国乡镇企业融资困境的解决》,《福建论坛》第8期｡
[2]安合祥､黄树青,2000:《乡镇企业融资与乡镇非国有金融组织的培育》,《现代财经》第12期｡
[3]杨咸月､何光辉,2000:《金融自由化､金融抑制与信贷配给》,《上海经济研究》第11期｡
[4]斯蒂格利茨,1993(1998):《经济学》(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篇6
2016年，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在中船集团的坚强领导下，面对船市寒冬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紧紧扭住供给侧改革这个总开关，全年交船36艘，经营接单合同生效金额149亿元，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基本平稳，实现了“十三五”良好开局。黄埔文冲发扬敢为人先、勇担责任、低调务实、团结拼搏的作风，以优异成绩向建厂165周年献礼。
黄埔文冲以生产技术准备标准化管控为抓手，不断完善优化区域造船模式，加强生产、工艺的过程管理，确保重点交船项目顺利完成。公司长洲厂区全年交船12艘，其中成功交付两型海警舰船首制船，成为国内完成任务最快、最好的单位，受到了中国海警局的表扬。公司建造交付的“南海救102”船是我国首艘深海救助作业母船，具备在6000米深水下的扫测定位的救助能力，是我国形成深远海专业救助能力的标志性装备。文冲厂区理顺生产流程，优化资源配置，全年交船14艘，其中4型8艘支线集装箱船的交付巩固了全球市场份额。另外，首次建造的12800吨沥青船首制船实现合同期内交船，为公司开拓特种运输船舶市场奠定了良好基础。龙穴厂区积极应对产品转型升级的挑战，全年交船10艘。50000吨半潜船、大型综合勘察船、115米居住船、R-550D型自升式钻井平台等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完工，标志着黄埔文冲成功进入主流海工装备制造的高端领域。
过去一年里，公司不但在舰船全寿命保障和维修改造、豪华游艇等业务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而且经营接单更是再创历史新高。黄埔文冲积极创新商业合作模式，以卓越的业绩和实力赢得了船东信任，成功签订Z210多功能服务平台、SE-300LB居住平台、1500吨深潜坐底起重工程船等海工项目订单，成为持续低迷的世界海工市场中为数不多的亮点。与此同时，公司以中船信息化重塑工程为契机，加大产品研发力度，成功订4艘国内第一个满足三级排放要求的1100TEU集装箱船和4艘亚洲首个双燃料支线集装箱船――1400TEU集装箱船订单，在经济性和环保性上实现了重大突破，巩固了“文冲”支线集装箱船品牌在全球市场的领先地位。此外，“大洋二号”科考船、南极磷虾船等项目的顺利签约，填补了黄埔文冲在科考船和高端渔船建造领域的空白。
篇7
一、 抵押权存续期间，抵押物被转让后，抵押权人和受让人的权益保护
（一）抵押权人的权益保护
《担保法》及其《解释》对于抵押权存续期间，抵押人转让已经登记的抵押物，抵押权人的权益保护问题规定得比较全面：包括事前预防（《担保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转让抵押物的价款明显低于其价值的，抵押权人可以要求抵押人提供相应的担保；抵押人不提供的，不得转让抵押物。”）和事后救济（《解释》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抵押权存续期间，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受让人的，如果抵押物已经登记的，抵押权人仍可以行使抵押权……”）。而对于抵押人转让未经登记的抵押物，抵押权人的权益保护问题规定得就比较单薄，仅规定了事后救济（《解释》第六十七条第二款中规定：“如果抵押物未经登记的，抵押权不得对抗受让人，因此给抵押权人造成损失的，由抵押人承担赔偿责任。”），而没有规定事前预防，这无疑是一个缺欠。那么，如何弥补这一缺欠呢？笔者认为，将来修改、完善《担保法》及其《解释》的时候，可以做出这样的规定：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可以在抵押合同约定或另行做出补充约定：抵押权存续期间，未经抵押权人书面同意，抵押人不得将抵押物转让；如抵押人另行提供价值相当的有效担保的，抵押权人应该同意其转让。而在《担保法》及其《解释》没有做出上述规定的情况下，在实务工作中，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完全可以在抵押合同或在补充协议中这样约定。因为现有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没有对此做出禁止性规定，本着民法领域内“法律不禁止，即视为许可”的原则，抵押权人完全可以通过如此约定来做到事前预防，从而更加有效地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二）受让人的权益保护
《担保法》本身对于受让人的权益保护问题没有做出具体规定。《解释》虽然在第六十七条中做出了相关规定，但是针对抵押权存续期间，抵押人转让已经登记的抵押物未告知受让人的情况，只规定了事后救济（取得抵押物所有权的受让人，可以代替债务人清偿其全部债务，使抵押权消灭。受让人清偿债务后可以向抵押人追偿。），而没有规定事前预防，这无疑又是一个缺欠。对此笔者认为，将来的修改、完善《担保法》及其《解释》的时候，可以这样来弥补这一缺欠，即规定：如抵押人未告知受让人转让物已经抵押并登记的情况，最终因抵押权实现，而使受让人丧失对该转让物的所有权的，抵押人应该向受让人返还价款，如给受让人造成损失的，还应该给予赔偿。而在《担保法》及其《解释》没有做出上述规定的情况下，在实务工作中，受让人完全可以通过与抵押人在转让合同中做出如上约定来达到事前预防的目的。理由如前文所述。
二、抵押权存续期间，抵押物被抵债后，抵押权人和债权人的权益保护
（一） 抵押权人权益保护
抵押权存续期间，抵押物被抵债，抵押权人的权益保护问题《担保法》及其《解释》均没有做出规定。那么抵押物被抵债，抵押权人权益如何才能获得保护呢？笔者认为，虽然抵押人将抵押物抵债不同于将抵押物转让（转让抵押物抵押人可以获得相应价款，可以使抵押权实现；而将抵押物抵债抵押人只能获得债务的抵销，不能获得相应价款，不能使抵押权实现。），但是二者之间却有着很大的相同之处，即同样是抵押物所有权的有偿让渡（抵押人将抵押物转让给受让人，受让人取得抵押物的所有权；抵押人将抵押物用于抵销债务，债权人取得抵押物的所有权。）。那么，是否可以通过适用《担保法》第四十九条和《解释》第六十七条规定，来解决抵押权人权益的保护问题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在抵押物被用于抵债的情况下，适用上述规定在法律上和实务上并不存任何障碍。只不过在将来的修改、完善《担保法》和《解释》的时候，需要对此做出明确规定。此外，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抵押权人的权益，还应该进一步规定：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可以在抵押合同约定或另行做出补充约定：抵押权存续期间，未经抵押权人书面同意，抵押人不得将抵押物抵债；如抵押人另行提供价值相当的有效担保的，抵押权人应该同意其抵债。而在《担保法》及其《解释》没有做出上述规定的情况下，在实务工作中，抵押权人完全可以通过与抵押人在抵押合同或在补充协议中做出这样的约定，来达到事前预防的目的。理由如前文所述。
篇8
在签订正式合同的前两天，该楼盘的发展商突然向已经交过定金的客户声明，该楼盘的公摊面积计算有误，经过重新测算，每套房屋都增加了5-7平方米的公摊面积，正式合同要按新的面积来签订。
客户当然不干了。以赵女士为代表的客户们认为，交了定金，说明合同基本内容确定，发展商必须按原来的面积数签订正式合同。发展商也不含糊，声称宁肯双倍返还定金，也不会按照旧的面积数签约。碰到这样问题应当怎么办呢？
律师提醒：实质上，这是一个对主合同签订前定金的法律性质的理解及应用问题，实践中这样的问题非常多。
在商品房屋销售中，最常见的是如下情形：在客户交纳定金后主合同签订前，由于种种原因客户反悔而不愿签订购房合同；或者发展商收取定金后，对售房条件等作出改变，客户难以接受而不能签订正式合同；还有就是定金给付后，客户由于在主合同、补充协议条款等方面与发展商出现分歧，双方都不让步又难以调和，致使主合同难以订立等。
这些都涉及到对定金的处理问题。过去，由于担保法对定金的规定不够详细，缺乏可操作性，使得不同的当事人对定金的理解差别很大。
从发展商角度考虑，认为定金是一种担保，客户交纳定金却不签主合同显然构成违约，因此应当不返还客户的定金。而从客户的角度理解，定金是主合同的担保，但是主合同还没有订立，因此也就无从谈起什么担保，不能按照担保法的条款来适用定金罚则，应该退还客户已经交纳的定金。
这个问题的争议非常大，但是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所以争来争去，最终还是糊涂账，谁也说服不了谁。
2000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已经自2000年12月13日起施行。其中对定金问题作出了详细、明确的规定。该解释第一百—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订立主合同的担保的，给付定金的一方拒绝订立主合同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拒绝订立主合同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根据此规定，显然是接受定金的发展商如拒绝签订主合同，那么他应该双倍返还定金给赵女士。但是发展商在愿意双倍返还定金的前提下，是有权利不按照原来的方案继续签订合同的。赵女士希望发展商能够按照原来的公摊面积数签订主合同的要求，恐怕难以得到法律上的支持。
此外在实际生活中，客户在交定金时，一般都要签订一份认购之类的文书，内称如果几日内客户不来签订购房合同，则发展商有权扣留定金云云。这个约定就是该司解释所谈到“以交付定金作为订立主合同的担保的”约定。
由于现在房屋买卖标准合同文本比较粗陋或者有很多需要协商之处，所以很多客户要与发展商洽谈补充协议。如果客户由于补充协议或者主合同的若干条款与发展商谈不拢，就不愿意签订主合同。但是这样一来，发展商就完全有理由依据前述规定，不返还客户交纳的定金，客户就处于比较不利的境地。
为了避免这种尴尬的局面，提醒广大消费者要在交纳定金时作出特别的书面说明，对双方没有谈妥主合同条款或补充合同条款如何处理定金作出约定，以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利益。
实践中还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些购房人士交纳定金时，没有书面协议，而在发展商开具的收据上却标明“订金”、“押金”、“保证金”等。对于这种情况，该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交付留置金、担保金、保证金、订约金、押金或者订金等，但没有约定定金性质的，当事人主张定金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提醒广大消费者，如果确定所交付的款项是定金性质，那么应当明确“定金”二字，并明确说明在何种情况下不返还或双倍返还等，以免因约定不明而出现纠纷。
篇9
你院1953年6月24日院函（53）字第144号报告及附件都已收悉。你院给重庆市院关于联营社对外担保的责任问题的解答，基本上是正确的。兹将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函复我院关于联营社性质的意见抄录给你院参考。他们认为：“一、联营如系临时性质，不单独计算盈亏者，可按对联营投资比例额负其责任（对外实际负无限责任）。二、如系有一定资本，单独计算盈亏的联营，实际上等于设立新的企业，应按其核准登记时的组织方式，确定其清偿债务责任。倘遇在核准登记时未有规定者，一律视同合伙，负连带无限清偿责任。至于联营社对外担保，应视其担保内容结合具体情况决定其应负的责任。”你院批复重庆市院文件中的第三点意见，已解答了重庆市院要求明确的问题，核与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上述见解，也没有分歧。但此类问题直接关系着对私人工商业的政策，必须慎重，各法院在明确对这类案件的处理办法之前，尤其是在决定各联营社员厂应负无限责任时，应适当向有关机关正确反映情况，请求指示。并与当地工商管理机关联系征询他们对此类问题的意见。你们对重庆市法院批复的第四点中所作的分析，我们认为是很重要的。这首先对下级法院重视全面地、深刻地掌握实际情况有其启发性。希望你们继续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和意见，以便我们进一步研究。
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联营社对外担保其社员厂应否负连带责任问题征求意见函1953年7月11日法行字第4564号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
接到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关于重庆针织业联营社对外担保，其社员厂应否负连带责任等问题，提出了他们对重庆市人民法院请示的答复意见，报请本院审核。
我们看后，初步认为西南分院这个批复是可以的。但因对联营社的性质和作用知道的不全面，手下又无足够的材料以资参考研究，兹将原报告及附件送请你局研究提出意见，以便批复西南分院。
附件一：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联营性质的意见的复函（53）工商登字第2355号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1953年7月11日法行字第4564号函及附件均悉。关于联营的性质，我们认为应视其联营章程来决定：（一）如系临时性质，不单独计算盈亏者，可按对联营投资比例额各负其责任（对外实际负无限责任）。（二）如系有一定资本，单独计算盈亏的联营，实际上等于设立新的企业，应按其核准登记时的组织方式，确定其清偿债务责任。倘过去核准及登记时未有规定者，一律视同合伙，负连带无限清偿责任。至于联营社对外担保，应视其担保内容结合具体情况决定其应负的责任，以上意见供参考。
1953年8月6日附件二：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请示函院庭三（53）字第144号最高人民法院：
接重庆市人民法院报告请示关于针织业联营社对外担保，其社员厂应否负连带无限责任问题，经我们研究后，已提出我们的初步认识函复市院，不知是否恰当？特报请你院审核，并请就有关联营社的性质和作用方面的问题，给我们一些明确的指示。并介绍一些参考材料。
1953年6月24日附件三：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函复院庭三（53）字第144号重庆市人民法院你院1953年4月28日法执字第2327号报告收到了，经我们研究后，认为：
一、联营社的性质问题：根据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第五条规定，以及薛暮桥局长“起草经过说明”中“第二”段来看，联营社本身对内对外的责任性质，法律上未作一律的肯定性的规定，你院报告中认为“各联营社员厂对外是合伙性质，应负连带责任”，在目前来说，我们尚未找到这样认定的法律依据。而法院一经认定联营社的责任性质以后，对于各社员厂的权利义务关系，非同小可，因此，你院报告中的认定，有再慎重考虑的必要，我们的初步意见，认为联营社的责任性质，不能作一律的认定，最好是依各个联营社订立，并经主管机关核准的联营章程来决定，（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第五条有明文规定，可比照研究）。如果某联营社的章程规定是连带无限责任，就可以认为是一种合伙性质，而由各社员厂负连带无限清偿责任，反之，其章程如规定各自独立负责，则不能认为是合伙，从而也不能认为各社员厂应负连带无限清偿责任。
二、本案针织业第十三、十五、十七各联营社的责任性质，可比照前项说明，详细审查各该社的报经核准的章程来认定。
三、各该社的经理人超越其章程规定。擅自对外进行涉及该社权利义务的行为，因而影响社员及他人权益，应负法律责任，必要时，可给以法律制裁，（比照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第廿三条规定），但不能因此而抓着某一个社员厂（如你院报告中所提的刘昭德）不放，而令其负担不合理的责任。
四、联营社的组织，在重庆市来说，“可能”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我们不很了解），但仅据我们接触的一些案件来看，联营社的组织，由于法令上未明确规定其对内对外的责任性质，致使不法商人钻空子，借联营社的幌子欺骗亏赖，有利可图时，有权利享受时，他们以连带责任的姿态出来享受权利，一旦需要承担义务时，他们则说“我们联营社是空架子，社员各负各的责，社里管不着”，推得干干净净，增加社会上经营交易中不少麻烦，（如木船联营、汽车联营、砖瓦联营、土布联营、针织联营等等，我们都碰到过这类情形，你院报告中所提的不过是其中一例而已），因此，这种组织，对发展社会生产，也的确起了一定的破坏作用。我们准备将这类的材料，多搜集一些，报请中央参考，按薛暮桥同志的报告中说：“……因此，指示我们……准备实行两三年，然后总结经验，起草一个完整的私营企业法……”，本着这个精神，我们也有必要就我们处理案件中碰到的情况，报请中央参考。（注：本院已将这个复函另文报中央核示去了）。
以上的初步认识，希你院再加研究后，酌情办理。
附件四：重庆市人民法院请示法执字第2327号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
篇10
论文关键词 混合共同担保 责任承担 《担保法》
一、人的担保与物的担保并存时的责任优先问题
人的担保与物的担保间的关系，自现行《担保法》公布以来，一直是争论的焦点。综观各国民法之规定，对于人保与物保之间的关系，大体存在三种立法模式：
1.“物的担保责任绝对优先说”。此说认为，债权人应当首先向物上保证人主张权利，在其未能得到全部受偿时，才能再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保证人仅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额承担保证责任。我国《担保法》第28条第1款采此说。该说的主要理由是：物的担保属于担保物权，相对于保证等债权来说，具有追及效力并可以优先受偿。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对担保财产采取拍卖、变卖等方式直接实现其债权，相对于人的保证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2.“物的担保责任相对优先说”。此说认为，债权人可以根据需要选择行使担保权利，保证人在承担保证责任之后可向债务人求偿，并代位行使债权人享有的担保物权，债权人致使保证人可代位行使的担保物权消灭的，保证责任相应消灭。在立法例上，《德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台湾地区“民法典”采此说。
3.“物的担保责任与人的担保责任平等说”。此说认为，债权人可以选择行使担保物权或者保证债权，担保人在承担担保责任后可以向其他担保人追偿其应承担的份额。《日本民法典》采用此模式。主张此说的理由是：人的保证与物的保证都应当是基于慎重的考虑而作出的决定，人的保证并非以物的保证为前提，基于公平理念，保证人相对于物上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是不公平的，债权人对债权的实现方式享有选择的自由。
二、我国现行法律对三种立法模式的采纳情况
从我国现行法律、司法解释看，针对不同情况，我国采取了“物的担保责任绝对优先说”和“物的担保责任与人的担保责任平等说”。
1.担保合同中约定了担保人承担责任的顺序的，债权人应当受该约定顺序的约束。因为担保合同涉及的是当事人之间的私有利益，并不关涉公共利益之维护，理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受到合同法的保护。我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就采取了这个原则。
2.自物保与人的保证共存的情况下，采取物的担保责任绝对有限说，绝对限制债权人的选择权。物权法规定的“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采取了此原则。理由一是主债务人为最终的债务承担者，担保人是在担保主债务人的债务的履行，债权人对主债务人的财产享有担保物权而不行使，转而主张对担保人的担保权，为我国通行观念所不接受，亦违背公平精神；二是债权人如果优先选择行使对第三担保人的担保权利，则会发生第三担保人对主债务人的追偿，这将增加社会成本。
3.他物保与人的保证共存的情况下，采取“物的担保责任与人的担保责任平等说”。人的担保与物的担保二种权利之间并不存在谁优先之说，主要有以下理由：⑴物权优先债权可比性的前提是两种权利必须存在同一标的物上，不同标的物上的物权与债权不存在可比性。在人的担保与物的担保并存时，保证债权与物权往往是设置在不同标的物上的，他们之间没有可比的前提基础。⑵物的优先效力中物权与债权的负担人即债务主体必须是同一主体。对于不同债务人（即保证人与物上保证人）不发生偿还时间与偿还顺序上的优先问题。⑶物的优先效力中物权与债权的承受人即债权人必须是不同主体，只有针对不同债权人而言，才能产生物的优先效力。人的担保与物的担保并存时，物上保证人与保证人是为同一债权人提供担保。物权法关于“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采纳了平等说。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8条也作出了类似规定。《担保法》第28条规定的“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已经被担保法司法解释作出了限缩解释，而且物权法是后法，故应当优先适用担保法司法解释和物权法的规定。
4.关于物上保证人与保证人之间的追偿问题，“物的担保责任与人的担保责任平等说”的学者认为，物上保证人与保证人地位相同，除合同另有约定之外，两者间应连带负保证责任，无论谁先清偿，彼此之间均发生求偿问题。担保法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或者物的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可以向债务人追偿，也可以要求其他担保人清偿其应当分担的份额。”物权法对此没有作出规定。既然担保法司法解释的此项规定与物权法并未冲突，而担保法司法解释仍为有效的情况下，担保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当然仍应当可以适用。担保法司法解释对于在当事人对担保范围已作明确约定时，是否存在追偿权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学术界对此规定颇有诟病。笔者认为，如无相反约定，无论当事人对担保范围是否有明确约定，保证人与物上保证人均应分担责任，享有追偿权，因为以当事人是否明确约定担保范围为标准来设计规则，明显存在不合理之处。至于保证人与物上保证人责任分担的计算，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应该根据担保物的价值与担保债权额的关系不同而有别，严格根据公平原则予以处理。既然确定了物上保证人与保证人之间的追偿权，则如债权人放弃物的担保，保证人在物上保证人应分担责任的限度内免除担保责任，因为保证人只在该限度内才因债权人放弃物的担保的行为而受到损害。如保证人因债权人的放弃行为而可免除超过该限度的担保责任，则其显然享有超额的利益。如债权人放弃人的担保，物上保证人在保证人应分担责任的限度内也应免除担保责任。
三、物保无效或被撤销后，保证人的责任承担问题
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8条第二款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物的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或者担保物因不可抗力的原因灭失而没有代位物的，保证人仍应当按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承担保证责任。”该条规定并没有区分物的担保是债务人提供还是第三人提供，故债权人在物保合同无效后，仍然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全部的保证责任。物权法对于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和结果进行了区分，当事人之间设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按照物权法的规定，抵押合同未登记不再成为合同无效的原因，只是物权未能设立的原因，故物的担保合同无效的情况将大大减少。对于物的担保合同有效，但没有设立物权的情况下，如何适用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8条第二款，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笔者认为，此种情形，并不能影响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因为按照物权法的规定，保证人系在债务人自己提供的物的担保之外承担责任，而在物权未设立的情况下，当然不会影响到保证人的保证责任。
有的学者认为，对于物保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应当区分债权人对于物保合同无效是否存在过错。在债权人对物保合同的无效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或者保证人清偿全部债权。 如果债权人对物保合同的无效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债权人的过错来确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债权人与物保人的共同过错行为导致了物保的无效，债权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在其应承担的过错范围之内放弃了物的物保，依据《担保法》第28条第2款的规定：“债权人放弃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在债权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保证人应在债权人放弃物保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而只在此范围以外承担保证责任。笔者不同意该种观点，债权人放弃物的担保必须是在物的担保已经有效成立的前提下才能放弃，物保合同无效，物权并未设立，就不存在物权的放弃，保证人当然应当在原保证合同的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在物保合同无效情况下，根据债权人的过错类推适用担保法第28条第2款，没有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在九江化学纤维总厂、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九江化工厂等借款担保纠纷上诉案（[2003]民二终字第195号）中，就采取了这种思路：“根据本案保证合同记载的保证事项，保证人提供保证均没有以抵押担保成立为前提。而抵押物的登记属于法律强制性规定，抵押物没有登记，抵押合同不能生效，受损失的应当是权利人，是否设立抵押权这也是权利人选择的结果，这与保证人无关。《担保法》规定，只有抵押物登记合同生效后，抵押权人放弃了抵押担保，保证人才能在其放弃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不可以作扩大解释。因此，抵押权既不成立也就不存在权利人放弃的事实……免除保证人责任的理由缺乏事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