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毅力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论毅力，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以前，甚是喜欢老子显学中的“祸兮福之所倚”这句话，却不知其中精髓。祸福转化之条件，当然不缺“机遇”，但更重要的是毅力。倘若没有毅力，恐怕连面对忧患的勇气都没了，更不要说把灾难忧患转化成幸福了。如果一个人要想做到不战栗不逡巡，胸膛直挺，浑身是勇气，浑身是毅力，意志坚定，敢于轻视任何厄运，嘲笑任何阻碍。这种思想铸就过程，就不得不依赖于一次又一次的困苦忧患的磨练，所以，我们应该感谢它们才对。

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的英雄命运及气势宏伟的第九交响乐，是那样普遍强烈而又深深地震撼过人们的灵魂。但是，命运之神却跟他开了一个残醋的玩笑，让他失去了听觉，这怎能不使他痛不欲生。面对如此厄运，他终究还是承受了这一致命的打击，聋着耳朵写下了一个又一个脍炙人口的篇章。还有，屈原放逐，赋作《离骚》；孙子膑脚，兵法修列；华罗庚左腿致残，成为世界公认的第一流数学家；失去说话能力的高士其，成为毕生致力于科普创作的奇人。在历史的长河中，古今中外，有多少不幸的伟人，面临着困苦忧患，像勇敢的探险者，在自己有限的生命中，创造出辉煌的成果，为人类智慧的宝库增添了一颗璀璨的明珠。我们不能否认，正是这些困苦忧患，才铸就了他们钢铁般的毅力。

梁先生说得极好：人生历程，大抵逆境居十六七，顺境亦居十三四。而顺逆境又常相间以迭乘。可以想见，在以后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我们还会遇到更多的忧患。正如同巴尔扎克解释的：“人生是各种不同的变故，循环不已的痛苦和欢乐组成的，那种永远不变的蓝天只存在于心灵中间，向现实的人生去要求未免是奢望。”我们不能向现实人生奢望什么，要成功，要幸福，就必须昂首坦然地去面对，正视生活，正视忧患。

篇2

1、人体无意识控制时的全身配合能力。人们长期在意识的控制下生活，就以为控制和协调全身活动的只有意识。其实，意识不控制，人体也协调地进行活动。比如，一个训练有素的乒乓球运动员，对对手的很多来球，就是靠一种叫做“反应”的现象进行回球的。这样，他的主要精力就可以放在观察对手的变化，对付对手的变化上了。这种“反应”是在平时训练中形成的，不仅有对固定球路的反应，还有对已经出现的变化的反应。这样。运动员的主要精力就只放在对付新变化上了。有时，对手变化了，自己反应的变化跟不上，就出现运动员自己控制不住的不适应状态。由于“不适应”，运动员常常会输给水平低于自己的对手。乒乓球运动员的反应，就是在意识不控制时的全身自动协调行为。乒乓球运动员的不适应状态，是由于全身自动协调行为处于强势，意识收不回控制权，不能在意识控制下及时调整行为造成的。

如何解释意识不控制状态下全身自动协调行为呢？显然应该想到有一个意识以外的监视、控制、协调人体全身活动的机制在起作用。

2、自动控制系统──监视、控制、协调全身活动的动物性机制。有一位外国学者提出的一个观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认为，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进化过程中，不可能把原来的能力全部除去，全部换上新的。他认为，人所特有的功能是进化时附加在动物具有的功能之上的。新的功能生成以后，原来的动物还可以起作用。我们用他的观点看待意核：生成意核前，动物就有一个主管全身活动相互配合的机制，意核是人特有的监视、控制功能，它是附加在动物原有的协调全身活动功能之上的。后者是一个意识以外的，动物性的监视、控制、协调全身活动的机制，我们叫它自动控制系统。意核生成之后，这个自动控制系统还会起作用。

观察动物的行为就会发现：动物没有意识，但是动物的大脑也具有协调全身活动的功能。比如，动物中行动最迅速的猎豹，它的快速捕捉猎物的行动必然需要一个协调全身活动的机制，这个协调全身活动的机制起着监视、控制并调整全身活动的作用。猎豹没有意识，这个协调全身活动的机制显然不是意识。我把它叫做脑神经自动控制全身活动系统，简称自动控制系统。

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儿童在生成意识以前也能够监视、控制、协调全身的活动，表明他们的大脑有自动控制系统。发现狼孩时，狼孩也没有意识，但是他们能够灵活地捕捉猎物，表明他们的大脑也有自动控制系统。这些例子表明，人体内是有自动控制系统的，它是一个动物性协调全身活动的机制。意核生成后这个机制不会消失，意核通过控制这个机制（向这个机制发出指示）获得对人体全身活动的监视、控制权。我们从意核的生成中知道，意核是大脑的“认识存储区”发展出来的功能。因此，它不可能在人体中生长出一套独立的监视、控制系统，通过控制自动控制系统获得对全身的控制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3、意核与自动控制系统的关系。意核与自动控制系统实际是双向控制的。自动控制系统的作用是监视、控制、协调全身活动的，所以从本质上讲，仍旧是自动控制系统控制意核，这是它的职责。在它控制意核时，它把意核认识的内容翻译给自己，这种翻译能力是在言语活动过程中形成的。而当意核试图发出指挥命令时，自动控制系统仍然翻译这种指示（这不过是执行监视职责），接着便去执行这些指示，把这些指示传达给人体的各个器官。于是，控制就转变为被控制。

由于直接向全身各活动部位下达命令的是自动控制系统，在意核对自动控制系统控制的时侯，自动控制系统转达意核对各部位下达的活动指示，意核就处于对全身活动的控制状态；在意核放弃对自动控制系统的控制时，自动控制系统可能在休息，也可能自己向各部位下达活动指示，意核对全身活动就处于不控制状态。由于意核的控制与否对外就表现为意识的控制与否，我们又叫这两种状态为意识的控制状态和意识的不控制状态。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在介绍自动控制系统时总是提到协调全身活动，在提到意核或意识时只谈监视、控制，不再提协调。实际上意核和意识都没有获得对全身活动的协调权，这个全身活动的协调功能仍然被自动控制系统掌握。通过对自己活动的自省，你也会发现，你对全身活动的协调基本上毫无所知。这显然表明意识没有协调权。在特别需要的时侯，意识通过对活动的控制实现全身各个活动的协调，因此意识施行的协调工作往往很笨拙。在这种时侯，为了更好地实现活动的协调，往往通过训练达到熟练实现更好的协调。在以后的讨论中将会知道，通过训练达到熟练实现协调，正是把协调工作交给自动控制系统去做。

二、转意识活动理论

1、人体活动的三种状态。考察人体的活动与意识的关系，就会发现从意识对活动的影响角度看，实际有三种不同状态。

人体的有些活动是意识不能监视、控制的。例如心脏的跳动，胃肠的消化活动等。这时活动处于无意识控制状态。大多数活动可以由意识进行监视、控制，这时活动处于有意识控制状态。有些活动经过反复进行可以形成习惯、或达到熟练，这些活动就又可以在摆脱意识控制的情况下自动进行。由于这种意识不控制（摆脱控制）的活动是由意识控制的活动转变成的，是这些活动在习惯或熟练后摆脱意识控制自动化进行的，我们称这些活动处于转意识控制状态。这三种状态又简称为无意识状态、有意识状态和转意识状态。前面提到的乒乓球运动员的“反应”、“不适应”，就是他们进行着转意识状态活动的表现。

我们以后如果说XX状态的活动，指的是在这种状态的一些活动，其中包括很多活动。如果说XX状态下的XX活动，是指在这种状态下的一类活动。比如说转意识状态记忆，就是指摆脱意识而自动活动的记忆活动。这种用法既适用于上段的两种状态，也适用于本段的三种状态。

我们前面提到意识的控制状态和意识的不控制状态，那是从意识对活动的控制情况考虑的。这里我们又提出的无意识状态、有意识状态和转意识状态，这是从活动受意识的影响角度考虑的。控制和监视也可以看作是影响，但影响则不只是控制和监视。因此它们之间有类似，也有区别。有意识状态是指活动过程中有意识的监视和控制，显然与意识的控制状态是一致的。而无意识状态与转意识状态虽然情况很不一样，但是它们从意识控制的角度看，都是意识的不控制状态。

同是意识不控制状态的活动，无意识活动与转意识活动差别非常大。无意识状态的活动大多是一些低级的活动，它大多是没有意识特征的活动，如内脏活动，动物的活动，孩子生成意识前的活动。但是也有像无意识记忆这样的活动不是低级记忆活动，其不低级之处不在于记忆活动的水平，而是由于这些记忆的对象是意识活动的结果。也可以说是低级记忆活动保存高级活动产生的资料。转意识活动都是一些高级的活动，它们是集有意识活动之精华后，能够摆脱意识控制而自动进行的那些活动。如运动员的反应，演员的感觉，侦察员的直觉，科学家和艺术家的灵感等等。

2、转意识状态。转意识状态是我们在本文中首次提出的概念。

从生成顺序上看，转意识状态的活动一定生成于该活动的有意识状态之后。某种活动往往在有意识状态下大量进行后，具有明显的意识特征后，才成为自动进行的、摆脱意识控制的转意识状态活动。转意识状态中“转”的含义是指它是由有意识状态转化而来的。

我们以习惯性活动和熟练性活动为例介绍转意识状态活动，而所有转意识状态活动都与习惯和熟练有同样的成因：由同样活动的大量重复进行，进而摆脱意识控制使活动自动化完成。我们没有象一些心理学著作那样孤立地看待习惯和熟练。我们把习惯和熟练看作是一个线索，把习惯和熟练的成因看成是一条使活动自动化，从而使活动由有意识状态到摆脱意识控制的超意识状态的规律，并形成一个自动控制系统──转意识状态──自动化执行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不仅解释了“直觉、灵感的生成”这个难度很大的课题，还解释和揭示了很多有用的转意识状态活动。

由于转意识状态活动是自动化进行的，它在速度、省力程度、利用资料的广泛程度、使用方法的灵活程度等方面都超过同类的有意识状态活动。所以我们曾经把转意识状态活动叫做超意识状态活动。后来由于“超”字太容易引起人们往别的方面联想，所以改用转化的“转”。

从辩证法角度看，无意识状态──有意识状态──转意识状态是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最好注释。动物性的活动是无意识状态的，人类生成意识后，活动进步为有意识状态的，有意识是对无意识的否定，活动提高了一级。人类大量活动后，活动由有意识状态进步为转意识状态，活动摆脱了意识的控制，又是一次否定，活动又提高了一级。

3、习惯和熟练与转意识状态活动。习惯和熟练是转意识状态活动的主要形式。从形成原理看习惯和熟练是类似的，都是由于反复地做同样的活动而使活动达到能够自动化完成的程度。在心理学上把它们作为两个概念考虑，是因为习惯是无意识形成的，熟练是有意识训练的。也就是说养成习惯的活动（对某种活动形成习惯的活动）是无意识状态的活动，达到熟练的活动（对某种活动达到熟练的活动）是有意识状态的活动。

人们一般较为关注肢体活动的习惯和熟练，值得注意的是其它活动也有习惯和熟练。感觉活动、记忆活动、需要活动、情感活动、思维活动都可以形成习惯或达到熟练。凭知觉进行识别，就是凭习惯在进行的识别。思维定势就是一种习惯思维。对答如流，就是熟练思维的表现。思维敏捷、脑子反应快的人不仅需要有较好的思维技巧，还要有大量的习惯思维和熟练思维。很多快速记忆法、牢固记忆法也需要大量习惯记忆和熟练记忆为基础。而一目十行阅读，既要有一些阅读技巧，更要有快速阅读的习惯和对语言接受、分析、理解的熟练。

在我们把习惯与熟练现象用来分析感觉活动、记忆活动、需要活动、情感活动、思维活动以后，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习惯与熟练的成因，就是一切有意识活动自动化进行的成因，是很多意识不知道过程的高级活动的成因。这样，在大量进行同样活动后，活动达到能够自动地、摆脱意识控制地进行的程度，就不只要产生习惯和熟练了，还可以产生高级的摆脱意识控制的活动。因此有必要用一个概念作为这类自动化进行的活动的总代表，这个新概念就是转意识状态活动。

习惯和熟练仅仅是转意识状态活动的两种，但它们是转意识状态活动的基本形式。思维定势、对答如流、思维敏捷、过目不忘、一目十行、直觉、灵感、演员表演中的感觉、被西方人搞得神神秘秘的第六感等现象，都是转意识状态活动的种种形式。

稍加比较，就可以发现：转意识状态的活动比有意识状态的活动要省时、省力、准确性高。转意识状态活动省时的原因在于：这些活动是摆脱意识控制自动化进行的，活动中没有每一步要由感觉向意识报告，而活动部位要等待意识的进一步指示的过程。报告、指示这些信息的往返要花费时间，等待更要花费时间。没有了这些过程，省时是必然的了。转意识状态活动省力主要是省脑力，原因在于：意识控制活动时要动用思维、记忆、感觉等活动共同完成控制，用来分析活动的情况，提出下一步活动的方案。因此要花费大量脑力劳动。特别是意识控制智力活动时，所有工作全在大脑进行，大脑的劳动量非常大。而且在智力活动中思维的精力会很被分散，一会儿它要对智力活动的对象进行操作，一会儿它要对意识活动控制的智力活动进行操作，记忆活动要随思维对象的变化“保存现场”，也是很费脑力的。当活动摆脱意识自动进行时，与意识控制有关的脑力劳动全免了，即便是进行智力活动，大脑也会感觉到很省脑力。转意识状态活动准确性高在于：这些活动曾经多次进行过，彼此的顺序、配合都在多次活动中训练好了，活动的准确性就高了。而意识控制的活动，每次活动的顺序、配合要临时决定，临时决定有时要有“试图”参与，难免不准确。

由于转意识状态的活动具有省时、省力、准确性高的优点，因此无论以肢体活动为主的艺术（绘画、美术工艺、舞蹈、乐器演奏、歌唱等）、操作技术（工业技术、实验技术、办公室技术）、体育运动，还是以智力活动为主的学习、写作、经济、政治、科学研究、发明创造，人们都要大量地进行转意识状态活动。转意识状态活动虽然好，但是培养习惯和训练熟练都是十分艰苦的事情，是需要毅力的。

三、意识对活动的强控制、弱控制和压抑

1、意识对活动的强控制、弱控制和压抑。前面说过，意识对活动的控制情况有不控制状态和控制状态，有意识的控制状态又可以分强控制状态、弱控制状态和压抑状态三种。

在活动时，意识毫不放松地对活动进行控制，就是意识对活动的强控制状态。处于意识强控制下的活动，我们叫做意识强控制活动。意识强控制活动时，活动的每一步都要向意识报告情况，再由意识确定下一步行动，往返传递信息，使活动速度很慢。这就是意识强控制的活动费时的原因。意识控制各种活动的时侯，要动脑筋分析活动情况，考虑活动的下一步方案，因此要进行大量的脑力劳动。特别是意识强控制智力活动的时侯，意识和智力活动都只在大脑进行，大脑相当劳累。这就是意识强控制的活动费脑力的原因。所以意识强控制的活动有费时费力的缺点。

有时，意识对活动的控制有所放松，对活动的监视也有所放松，出现一种时而意识监视、控制活动，时而意识不监视控制活动的状态。这就是意识对活动的弱控制状态，处于意识弱控制状态下活动就是意识弱控制的活动。边洗衣服边考虑问题时，洗衣服的活动往往就是弱控制状态活动。弱控制活动是有意识状态和转意识状态中间的一种状态。弱控制状态活动与转意识状态的活动有很多类似，它是半自动完成的。即，它在意识时而控制的情况下是不自动的，在意识时而不控制的情况下是自动的。弱意识状态下意识对活动并不是全无所知，而是模模糊糊地了解，感觉只把一部分活动情况报告给意识，另一些则隐瞒不报。灵感和反压抑现象大多以意识弱控制状态的活动为前提条件。

当意识不允许一些活动进行的时侯，就出现意识对活动的压抑状态。压抑就是意识禁止某种活动的进行。意识对活动的压抑是依据认识进行的。当意识接收发动活动的需要活动的报告后，根据对活动条件、活动环境等的分析，然后确定活动是进行，还是要压抑。别处文字中的“等”往往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字，这里“对……等的分析”却是大有文章。这里的“等”包括了对道德、舆论、名声的分析，它们也算是活动环境，但却是一些复杂的、高级的活动环境。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有很多内容就是对这里的“等”的分析。我们就不在这儿讨论了。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一种活动要进行总是由需要发动。对活动的压抑必然造成该需要的不能满足，也就是同时对需要的产生压抑，因此又引起相应的情感活动表达这种需要的不满。情感活动表达的不满往往会激发起活动的原始控制者──自动控制系统对意识控制的反抗，产生人体的反压抑现象。感情用事，感情控制不住了就是反压抑的表现。弗洛伊德理论中提出的“潜意识”现象就是一些反压抑现象。我们以后要专门讨论反压抑现象。如果是由于简单的活动条件不具备、活动环境不允许而压抑活动，需要的不满还不致于很强烈，反压抑活动也不会很强烈。而由道德、舆论、名声的原因产生的压抑，造成的不满就会很强烈，反压抑活动就会很强烈。这是因为道德、舆论、名声都是主观色彩很强、客观性很差的东西，其中相互矛盾的地方很多，对它们的看法也相差甚远。即便是一个人的意识中，也会有对道德、舆论、名声的几种互相对立的不同看法（角度不同），因此压抑和反压抑会令人奇怪地并存在一个人身上。

2、意识控制能力的发展。意识的控制能力也是发展的：由最初的不靠意识控制发展到依靠意识（意核的生成），再由对控制能力认识不够的控制发展为靠对意识控制能力的认识有经验的、科学的控制。对控制能力的认识，是意识自己对自己的认识，这种认识作为意识活动的依据，会提高意识的控制活动的科学性。

人类个体在意识生成前和动物类似，控制活动的是自动控制系统，不靠意识。然后就进入意识的生成阶段，由没有意识发展为有意识。

在意识生成后，又进入一个意识对意识的控制能力认识的阶段。意识在获得对人体活动的控制后，先是力图把一切活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就使人类个体心理发展中出现一个自我实现、自我发挥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由于意识对自己的控制能力认识不够，往往夸大自己的控制能力。这时人会感觉到肢体活动、感觉活动、记忆活动、需要活动、情感活动、言语活动、思维活动、意志活动都是在意识的控制下进行的，自己的意识是万能的、随心所欲的。但这不是事实。事实是一些处于无意识状态的活动继续进行，如内脏器官的活动；如感觉活动只有在注意的引导下才处于意识控制之下；如需要活动、情感活动经常冲破意识的控制而自行其事，表现出感情冲动（这时他个人还以为是意识控制着感情）；如还有大量的转意识状态活动在自动进行。由于意识对自己控制能力认识不够，夸大自己的控制能力，过分地表现意识的能力，使很多人出现自我膨胀现象。

意识对自己控制能力的认识也经历一个“试图”的过程。首先是试图控制自身活动的一切，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又试图完全按自己的意愿改变外界。这些试图有些能够成功，有些不能成功。由此，意识获得对自己控制能力的认识。经历不同的人，认识意识有限性的程度就不同。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对意识控制能力的正确认识的。认识的对错不同，认识水平不同，都影响着这个人意识控制活动能力的发展。

在意识对自己的控制能力有了认识后，意识对全身活动的控制又出现一次大的发展。认识正确、科学的那些人，就发展到能够科学控制活动的水平。

在意识对控制能力有了认识以后，认识程度的不同人对意识控制活动的态度也不同，有下面四种情况：第一、有些人渐渐地认识到意识对活动控制能力的有限性，较为科学地处理意识与其它活动的关系，大量进行意识弱控制活动和转意识状态活动，使它们发挥出省时省力的优势。这些人就会比别人聪明一些。第二、有些人不能认识到意识对活动控制能力的有限性，不能科学地处理意识与其它活动的关系，生硬地用意识强控制着活动，活动进行得费时费力，效果很差。这些人就变得比较笨。第三、有些人迷信意识的控制能力，自我膨胀，行事主观武断，自作聪明，往往办出很多违背他人意愿、违背客观现实的蠢事。第四、有些人过分放松意识对行为的控制，在该由意识控制的时侯不加以控制，出现活动不清醒现象，感情用事的现象。也会危害社会和他人。

四、直觉和灵感理论

1、智力活动。智力活动是人类活动的一个类别。智力活动是以思维为核心由记忆、感觉（接受）、思维、实际操作等活动参与的综合活动。智力活动既不是按活动的性质分类，也不是按活动的内容分类，它是以一种活动为核心，众多活动参与的一种综合活动。

智力活动在定类方式上有些与意识活动类似。意识活动也是以一种活动为核心，由多种活动共同参与的综合活动。意识活动的核心活动是意核，并由记忆、感觉、思维、肢体活动、情感活动、需要活动、意志活动共同参与，组成一种综合活动。智力活动与意识活动的核心活动不同，参与智力活动的没有情感活动、需要活动和意志活动。

由于参与智力活动的没有情感活动、需要活动和意志活动，就出现一种提法，把没有参与智力活动综合的情感活动、需要活动和意志活动叫做非智力心理因素。这种提法并不准确，因素一词表示组成某事物的基本元素。但是感情活动、需要活动、意志活动都需要记忆、思维等活动参与。它们既然是有智力活动参与的心理活动，叫做非智力因素就很不合适。因此叫做非智力心理活动更为妥当。

事实上，没有不由智力活动参与的非智力活动，也没有不受非智力活动影响的智力活动。它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严格定义智力，定义非智力，并没有多大意义。

在智力活动中，直觉和灵感是其中最为神秘的现象，人们都承认它们对写作、发明、创造的重要作用，但由于意识不能察觉直觉和灵感进行的过程，也就无法解释直觉和灵感是如何产生的问题，无法解决培养直觉和灵感的问题。在认识了意识对活动的不控制状态和转意识状态以后，意识不能察觉活动进行的过程就不再是奇怪的事情，直觉和灵感的产生和进行过程也就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直觉和灵感的培养也就可以找到一条有效的途径。

2、直觉的进行过程和直觉的培养。什么是直觉？就是人们在一看见、一接触某件事情、某个人、某种环境后，就立刻产生一种看法，得出一种结论，做出一种判断。但是你无法说清你的看法、结论、判断有什么依据，无法说出得出看法、结论、判断的过程。大多数情况下，你的看法、结论、判断都会被证明是正确的。因此，直觉就是一种立刻得出结论而意识不知道过程、不知道依据的智力活动。

直觉是一种处于转意识状态的智力活动。众所周知，所谓的知道，就是意识的知道，所谓的不知道，就是意识的不知道。由于直觉是处于转意识状态下的智力活动，这些活动是摆脱意识控制进行的，意识对这些智力活动是不控制、不监视的，意识也就自然地不会知道这些智力活动的进行情况。直觉的结论能够立刻得出，正表现了转意识状态的活动的快速性。

直觉的进行过程就是在本人意识不知道的情况下，大脑通过熟练（或习惯）自动完成了接受、分析、回忆、联想、推理、判断等一系列的智力活动的全过程。因为活动是自动化的，这一系列过程就能一下子完成，马上得出结论。由于在整个活动过程中不要意识为之安排活动步骤，活动的过程也不要向意识汇报，活动出现问题也不要意识出面解决，所以意识对活动情况毫无所知。这便是直觉得出结论快和意识不知道其过程的原因。由于整个过程不是深思熟虑的，得出的结论也不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这种思考过程中不受情面、他人思想、犹豫不决等的干扰，所以正确率是很高的。直觉产生的结论由于不能说明理由，对他人的说服力不强，往往是个人行为的重要参考。直觉产生的结论由于无法知道产生过程，也不能作为科学研究的依据，但是在科学研究中，直觉可以引导研究的方向。在那些需要马上决策，而又依据不足的场合，直觉的作用显得特别重要。例如破案时、战场上、遇到灾害和危险时。

顺便指出，通常的思考过程往往会受很多干扰。比如情面的干扰。领导、老师、好朋友、亲爱的人提供的意见，有时会出于情面而成为考虑的依据、出发点、参考思路，反而影响自己正常的思考。再比如他人思想，你所在的小组、你周围的同事，他们有各种意见、想法会影响你思考的方向。还比如决策上的犹豫不决，当面临多种选择时，就会出现这种决策上的犹豫不决，有时会使你思维过程中断。这些干扰都与意识活动有关。大脑的动物性自动控制系统不懂得情面，不懂得他人思想，不懂得犹豫不决，反而使直觉的思维过程不受干扰。

在很多人眼里很神秘的直觉的过程就是这样简单。它不过是一系列习惯性智力活动和熟练性智力活动产生的结果而已。直觉过程中的接受是由感觉活动、识别活动（有思维参与）共同完成的活动，直觉过程中的分析、推理、判断是思维活动的一些操作，直觉过程中的回忆、联想是记忆活动的一些操作。这些活动和操作在意识控制下多次进行后，都会形成相应的习惯性活动和熟练性活动。形成相应的习惯性活动和熟练性活动后，这些活动就会摆脱意识控制自动进行。不仅那些活动单独可以达到自动化的程度，它们的一些组合形式，也可以在多次进行后，达到摆脱意识控制自动化进行的程度。这一大批可以自动化进行的活动，足以保证直觉的完成了。

了解了直觉的产生过程，培养直觉也就不难了。培养直觉有这样几条：第一条是要相信直觉，相信自己的第一判断（相信当然不等于盲目自信）。不相信直觉的人，即使产生了直觉，也会由于对直觉的不相信而泯灭了直觉。第二条是养成快速思考的习惯，克服思考过程中犹犹豫豫的毛病。直觉是一种速度非常快的智力活动，没有快速思维的习惯或训练出来的思维熟练，直觉是不会产生的。有些人已经养成慢腾腾的思维习惯，就需要用反复训练达到熟练的方式克服这种坏毛病。第三条是多思多想，形成高品质的思维能力。平时懒得动脑，思维能力不会强。多思多想才能使思维能力发达，同时也会使大量思维方式达到自动化进行的程度。还要经常分析自己的思维情况，总结自己好的思维经验，学习他人好的思维方式，克服、改正自己坏的思维方式、思维毛病。这样才能具有高品质的思维能力。第四条是多多积累与专业相应的经验。直觉往往是专业性的，要积累专业方面的经验，而不必积累各方面经验。个人经验中包含了专业性强的思维方式，也包含了与专业有关的记忆资料。它们在直觉进行过程中有很大的作用。

了解了直觉的形成原理、进行过程、培养方法并不等于就能够产生直觉，要想真正产生直觉，还要经过一些艰苦的过程。但是只要相信直觉，坚持培养，直觉一定会出现的。

3、灵感的产生过程和灵感的培养。灵感是历时比较长的智力过程。它往往是在意识强控制的苦思苦想以后，在意识放松的情况下，猛然产生一种冲动的感觉，你觉得你已经解决了问题，已经找到了办法，已经完成了构思，已经胜券在握，等等。然后通过回忆，把不知什么原因得到的东西表达出来。灵感对于作家、艺术家、科学家的作用非常大，很受人们的重视。但是由于人们不知道灵感的结果是怎样产生的，所以对灵感也感到很神秘。

灵感与直觉的区别有三点：一是它的产生经历的时间比直觉长，结果也比直觉复杂；二是它产生前有一个苦思苦想的激发期。三是产生灵感还需要一个使大脑休息或注意从原来主题上转移的放松期。在意识不知道进行过程和结果突然产生方面，灵感和直觉是一样的。所以，有些人把直觉与灵感混为一谈。

灵感也是一种处于转意识状态下的智力活动。由于它与直觉同样工作于转意识状态，意识对活动不监视、不控制，所以意识不知道灵感的工作情况。产生灵感的人也就不知道灵感产生的过程。根据灵感的这三个特征和转意识状态理论，我们就可以弄青灵感产生的过程。灵感的产生是突然的，这个突然产生的阶段叫做突发期。激发期、放松期、突发期是灵感产生的三个阶段。

灵感是一个过程远比直觉复杂的转意识状态智力活动。灵感产生需要由有意识状态智力活动加以激发，没有这个激发，后面的转意识状态的智力活动一般也不会发生。这个激发灵感的过程叫灵感的激发期。灵感产生还必须有暂时停止苦思苦想的阶段（或在停止后休息，或在停止后进行其它活动），没有这个阶段灵感一般也不会发生。这个过程叫灵感的放松期。最后灵感以突然的方式产生，并伴随有一种感情冲动的感觉。这个突然产生结果的过程叫灵感的突发期。

灵感产生的具体过程是这样：在激发期，苦思苦想是意识强控制下通过控制自动控制系统完成的智力活动，因此自动控制系统也处于强烈的激发状态。但是它必须接受意识的控制。由于大脑的功能是分工的，苦思苦想的内容不同，自动控制系统被激发的部分也就不同。在放松期，当意识休息或转移去控制其它活动时，自动控制系统和大脑因思考而被激发的部分仍然保持兴奋状态，它们没有因为意识休息或转移而停止工作，而在意识不控制的状态下继续工作。在自动控制系统控制下自动进行的智力活动中，大量启动习惯的或熟练的智力活动，进行转意识状态的智力活动。由于这些活动不受意识控制的思路的影响（意识控制的思维往往受个人偏见、他人思想、社会压力、思路狭窄等的影响），不受因回忆不出而思考不成的影响（自动控制系统可以“随意”使用大脑的全部存储资料），还可以利用已经遗忘的知识、思路留下的痕迹，使它们受到激发而重新发挥作用（即回忆出已经遗忘的知识和思路）。这样，自动控制系统进行的这种智力活动比意识控制的智力活动，在思路上、使用资料上、在没有局限方面都比处于有意识状态的智力活动强。因此可以解决苦思苦想时解决不了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思维经验中包括很多有关思路的记录，保存在记忆中，它们是按思维对象分类保存的，专业性较强。一个专业的思维经验应用到另一个专业，叫能力转移。在意识强控制下，这种转移很难发生。而在自动控制系统控制时，由于这个动物性机制不懂什么是专业，在使用思路时有点“乱点鸳鸯谱”，反而有利于思路的转移。第二、在思维时，要以记忆中的资料为依据。但是意识并不知道记忆中资料保存的方式和位置，意识只能提供一个线索，由记忆机制自动按线索去寻找记忆中的资料，把它们调入意识功能区，供思维使用。意识提供的线索有时会限制回忆的方向，使记忆机制回忆不出思维需要的资料。在转意识状态的记忆活动进行时，不受意识提供线索的限制，反而能够找到思维所需要资料。第三、不常使用的资料、不常使用的思路，就会被遗忘。但记忆机制对遗忘的东西并不是完全丢失，而是在大脑神经细胞中保留一些痕迹，这些痕迹在一般回忆的激发下不能够恢复，但是在强回忆的激发下可以恢复。灵感产生的激发期，强思维会使很多这样的痕迹受到激发。但是由于意识强控制，这些被激发的痕迹得不到重视。自动控制系统不懂得重视不重视，反而有利于被激发的痕迹的被利用。

众所周知，一般情况下，人们是不能让自动控制系统进行转意识状态的智力活动的，只有苦思苦想时对自动控制系统进行激发，只有意识休息或转移给自动控制系统活动创造机会，灵感才能发生。灵感产生以前，还有一个前期准备阶段。前期准备指的是平时的积累，没有平时的大量思考使大脑中保存丰富的思维经验，没有平时大量的知识积累使大脑保存很多思维所需的资料，灵感也是不会产生的。

由于自动控制系统没有工作在意识控制之下，灵感产生结果后，意识并不知道灵感活动的结果。于是自动控制系统用一种有趣的方式把灵感已经获得结果的消息通知意识。这就是，在自动控制系统有了智力活动结果以后，它用感情冲动的方式通知意识，表示已经有了思考结果。再通过意识控制的回忆，把灵感得到的结果调到意识中来，于是产生灵感的人便知道了灵感的结果。正是灵感过程中有强烈的感情冲动，人们才用灵感这个名称突出它的感彩。

篇3

 

所谓道义论，也称之为义务论，是指以道义、义务和责任作为行动依据，以行为的正当性、应当性作为道德评价标准的伦理学理论。而所谓功利论，也称功利主义，是指以功利、效用作为行为依据并进而作为道德评价标准的伦理学理论。在长期的思想交锋和碰撞中，道义论和功利论形成了自身独有的范畴体系和理论内容，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道德理念、道德标准、道德追求和伦理精神：

 

首先，两者的道德理念不同在道义论看来，道德本身就是目的，道义论关注的是人们所应承担的责任和所应履行的义务，因而它往往诉诸于一定的行为规则;而在功利论的理论视野中，道德只是获得功利的手段和工具，功利论关注的是人们行为所产生的实际功用、效益，因而偏重于利益的算计和对价值的诉求。

 

其次，两者在道德标准问题上有显著的差别。道义论把道德理性理解为道德行为的内在本质，主张从人类理性中去寻找判断道德行为的标准，认为判断道德行为的标准是人的善良意愿，或者是某种抽象的理性原则，它们才是人们行为的依据，源自于善良愿望和理性原则的动机成为断定行为正当与否的评价标准;功利论则认为道义论的道德标准是空泛的，明确主张从人类行为所产生的功用和效果上去探寻道德标准，认为行为的善恶与否在于该行为所带来的“幸福总量”的多少、所产生的“快乐总量与痛苦总量的绝对差额”的大小。

 

再次，两者的道德追求也是有差异的。道义论“重动机轻结果”，专注于普遍的道德理性的建立，追求正义的实现;功利论“重结果轻动机”，强调功用、效果，把对善的追求就直接理解为寻求“善超过恶的可能最大余额或者恶超过善的最小差额”、“利超过害的可能最大余额或者害超过利的最小差额”。

 

最后，道义论与功利论表现了根本不同的伦理精神。道义论强调义务和责任的至上性优先性，表现为一种理想化的严肃的、绝对的、普遍的伦理精神;功利论强调功甩效果的重要性，表现为一种世俗化的、现实的、相对的、特殊的伦理精神。

 

从伦理思想史的演进与发展过程来看，道义论和功利论都在不断改变其表达形式不断完善其思想内容这就需要我们以具体的、历史的和发展的眼光来重新认识功利论和道义论虽然功利论被认为是以功利、效用作为道德终极标准的理论，但不同的功利论思想家在具体表述这一问题时，是存在差异的，如“最大利益余额”、“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最大整体幸福”、“最大程度快乐”、“最大功利”等这些概念表面上看十分清晰，实际上歧义丛生。根据王海明先生的理解，不能将功利原则完全等同于“最大利益净余额”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因为“最大利益净余额”的原则仅仅是解决利益冲突的功利原则，而不适用于人们利益不发生冲突的领域而人们往往把这个只适用于衡量利益冲突的行为标准，夸大为衡量一切行为的标准道义论的确是与功利论对峙的一种关于道德终极标准的理论但道义论并不是绝对地反功利，实际上道义论反对“一己之私利”。由于人们过去对道义论和功利论存在程度不同的偏见和陈腐之见，使它们的理论缺陷被放大了。在当代伦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准则功利论、行为道义论的流行，说明功利论和道义论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趋势。在道义和功利、道德和利益关系问题上势不两立的局面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在现代伦理学理论的发展中，生态伦理学己经成为“显学。。在生态伦理学各种理论的阐释中，不难看出道义论和功利论的思想痕迹以及它们之间的理论冲突和融合在当代的延续。

 

首先，在对生态伦理学研究对象的理解上，虽然道义论和功利论都主张拓展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规定为生态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但道义论把人与自然之间存在伦理关系理解为一个“应然。的问题，它无法解释人的道德理性以前为什么会疏忽和遗忘原本存在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而功利论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折射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当代社会实践中，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日趋紧张，使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更加突出生态伦理学的重要奠基者利奥波德(AldoLeopold)在《沙乡年鉴》(ASandCountryAlmanac)一书中分析了伦理的演进历史，认为最初的伦理关系存在于个人与个人之间，后来逐步发展到人与社会之间，现在己拓展到人与自然之间。为了说明人与自然之间存在伦理关系，利奥波德放弃了早期认同的功利主义的资源保护观念，站在道义论的立场提出了“大地伦理。理论，认为伦理的意义在于确认和保障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合作行为，而以往的伦理学所理解的共同体只是由人所组成的，而“大地伦理。理论提出：共同体是由人和自然物共同组成的。大地伦理学就是要确认人对大地的责任和利奥波德一样，史怀泽(AlbertSchweitzer)主张将人的道德责任范围扩大至所有生命，他在《敬畏生命》一书中认为，伦理的首要原则就是敬畏生命，现代伦理学的主题没有变化，变化的是人们对善恶本质的理解在升华:保存生命，保持生命，促进生命的发展就是善，损害生命，毁灭生命，破坏生命的发展便是恶史怀泽虽然没有使用“功利”一词而代之以“生命”，但他的理论无疑有功利论的色彩。

 

其次，道义论和功利论反思生态危机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功利论认为，生态危机的现实存在己经造成了人类生存的危I几倡导生态伦理、敬畏生命、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都是出于现实的功利考虑道义论认为生态危机的爆发是生态系统的失衡的结果，因此，生态伦理学的逻辑起点应该是生态系统本身。罗尔斯顿(HolmesRolston)在《哲学走向荒野》一书中指出，生态伦理应从生态系统的机能整体性特征导出，也就是说，人对自然界的道德义务不是由人本身所决定的，而是由生态系统本身所决定的罗尔斯顿把建立在功利论基础上的生态伦理学称之为派生意义上的伦理学，认为把生态的关注仅仅归结到人的利益，是难以彻底地真正阐明环境思想的道德倾向的，把一切生态伦理都理解为变相的人类利益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建立在道义论基础上的根本意义上的生态伦理学超越了派生意义上的伦理学，是“出于对自然的爱”。

 

再次，道义论和功利论的对立突出表现在对待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问题上道义论基本上是站在与功利论根本对立的立场上责难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功利论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核心，认为当代生态危机的实质是文化的危机、价值观的危机，将生态危机的祸根直接归罪于人类中心主乂、功利主乂。深生态学(deepecology)理论主要代表奈斯(AmeNaess)在《浅层生态运动与深层、长远生态运动：一个概要》一文中提出，由于西方社会把社会发展狭隘地理解为经济的増长，将经济指标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准，而把自然界仅仅看作是人的工具，将自然价值片面地理解为工具价值利奥波德早期也曾坚持功利主义的资源保护观念，后来才意识到必须调整传统的价值观，并认为传统价值观是一种追求实利的经济主义，提出了自己的价值标准:“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1](P213)显然，把生态问题的元凶归罪于人类中心主义，在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讨伐中，功利论无辜承担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罪名。人类中心主义在自我辩护中认为，只有人才是价值主体，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人类利益是调节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根本尺度，人的利益是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发生机制，只有坚持人类中心主义，才能促使人们理智地面对生态危机，并寻求解决生态危机的对策。

 

最后，道义论和功利论在理解自然价值问题上的分歧价值和功利一样，是功利论的中心范畴。在生态伦理学中，自然价值包括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两部分。功利主义普遍承认自然的外在价值即自然物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工具价值。自然能够满足人的需要，说明人对自然具有依赖性，人类需要的多样性与自然价值的丰富性是联系在一起的。自然的内在价值是指自然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利用而产生的动态平衡效应，维持生态系统的存在与发展自然的内在价值是目的性的而非手段性的。由此可以看出：自然的内在价值虽然涉足价值问题，却是道义论的题中之乂罗尔斯顿认为，自然的内在价值是非工具性的，“是指某些自然情景中所固有的价值，不需要以人类作为参照”[2](P189)道义论认为，保护环境、热爱大自然不能基于自然有益于人的认识，主张出于对大自然生命的敬畏、超越世俗的功利来善待自然。

 

在对功利论的批判中，约翰■罗尔斯(JohnRawls)在《正义论》中对功利论的批判，无疑是具有代表性的和富有启迪意义的罗尔斯认为，功利主义从人类趋乐避苦的事实性出发，赋予快乐幸福以善的意义和价值，个人通过经验或直接感受性去追求幸福，个人的原则是要尽可能地推进他自己的福利，而社会的道德原则也是尽可能地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只关心社会福利总量的増长而不关心社会福利总量在个体之间的分配，这是功利论的第一大失误;其次，与义务论关注道德原则的普遍性不同，功利主义依赖于自然事实和人类生活中的偶然因素决定一个社会所应倡导的道德取向，以这些人类生活中的自然事实和偶然因素去界定美德和善，必然使美德和善带有浓厚的自然主义色彩;最后，虽然功利主义关注人的物质利益或幸福，但由于对功利、效用的计算取代了对人的尊重，功利主义把人也当作一种手段，而并不把人看作目的本身。因为在一个公共的功利主义的社会里，人们将发现较难信任自己的价值基于功利主义的种种缺陷，罗尔斯主张用新的道义论一一正义论来取代功利主义。

 

道义论崇尚道德的内在价值，强调道德动机的纯洁性、道德法则的绝对性和道德价值的崇高性，认为存在一种独立于善并支配善的正当，道义论把道德理想与功利价值及其他价值对立起来，忽视人的需要、目标和所尊重的价值，具有自己不可克服的理论弱点。道义论完全不讲实际效果，为道义而道义的观念只会使道德成为枯燥、乏味和空洞的东西。主张认为“为道德而道德”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因为道德只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方面并不是全部，道德是人类生活的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没有道德人类不可能达到它的目的和实现社会生活的和谐，但仅有道德是远远不够的，在人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道德是人类实现自己的目的或至善的一种手段，是道德为了人而不是人为了道德。

 

人们以实践的方式作用于外部世界，获取自身所需的生存资料和生活资料，在这一过程中，改变了自然界的原生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就是“恶”。实际上，在现代生态伦理学理论中，对维系和保全人类延续的活动，给予了自然主义式的同情和理解不能因为人对自然负有责任和应承担相应义务而要求人类完全舍弃自身需要的满足和利益的追求在现代生态伦理学中，没有一种学派荒唐到为了保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而得出反人类的思想。

 

以功利论为根据的生态伦理学和以道义论为基础的生态伦理学一样，都存在各自的片面性局限性其中的焦点理论问题是如何处理功利和道义利益和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传统的功利论与道义论各执一端:功利论主张功利优于道义、利益先于道德，道义论认为道义高于功利、道德先于利益。各自陷入了深刻的片面性现实呼唤义利并举、义利兼收的新型生态伦理学。如何将功利论和道义论结合起来，使之相得益彰，这是当代生态伦理学的重大课题。

篇4

 

    一

这样讲，是有确切的针对性的，首先，在我国学术发展的相当一个时期里，不论何种学科活动，方法论往往被一般哲学的所谓“原理”取代。而哲学则用“家长式的”权威在实际中否定了具体科学的独立地位；其次，在这种以“一般哲学原理”为权威的、逻各斯中心论的、以至据其“一般性品质”的多少作为学科分类的方法原则的观念下，不同科学门类之间，则被赋予了等级关系、主仆关系，从而导致否定具体学科方法论探讨的必要性；由此在后果上，科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概念与现实，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等本质的有机品格则被人为地割裂和肢解，被“计划性”地分配在不同等级的科学门类中，一方面致使研究失之于抽象空泛的“谈玄”,一方面则相对应地失之于庸俗唯物主义的狭隘和实用主义的“末技"上;造成前者缺乏对象，后者过分孤立。

这种状况，一方面表现出直接与(因袭前苏联不良学风〉对，特别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机械教条的错误理解有关；一方面也更深刻地与人类（特别是西方）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唯（自然)科学主义的“实体思维”联系着。而根本上，两个方面则又是同一问题性质的两种表现形式。

从历史辩证法的观点看,尽管这种因袭了自古希腊到近代一直盛行的理智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的科学观曾经在历史上，甚至至今在人类科学文化总体系统中，在它所具有的“功能一结构”地位上,为科学由从巫术和神话中分离出来，从宗教神学中挣脱出来，为现代人类的存在和发展均作出了贡献。但由于这一思维在其定势上，一方面追求用单一的“实体”、“本原'“一般”来说明整个宇宙，从而把具体、特殊、偶然等事物和现象视为非本质的因而是无意义的加以排斥，以至导致了理论科学纠缠于某种虚无的思辩“实体”上，一方面也导致人类把价值准则归结在对自然存在的绝对认知和无尽的索取上，致使将存在的意义局限于物质感性的享受和追求上，同时也使发陈于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人文主义精神遭到抑制，或被片面地发展，使人性降为动物性。

这也正是当今世界大到“文明危机”，小到“艺术和艺术史学的危机”的深层原因。而这也正说明被自然科学所认知的那种真理，必须通过历史主体的烛照，使之成为具体历史的、人类性的真理才是现实有效的。这便是人文精神乃至人文科学价值再需确认的原因。应该说，部类艺术理论与一般艺术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提出，与此有着深刻的联系。

维特根斯坦曾讲道人类曾一直预感到必定有一个问题领域，在这个领域答案先验地均衡地存在，并且统一为一种完备的、规则的结构而存在”。

    二

应该说维特根斯坦的思考不仅具有深刻性，同时也具有敏锐的具体性。这种深刻的敏觉有其历史的和逻辑的渊源及基础。我们除了在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美学见到其内在根源外，二十世纪初索绪尔的共时性语言学的研究和发现，?及克罗齐洞见“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均属于在不同领域的研究中表现出的历史的内在同一性的共识。这种共识的共同特征就是见出了历史的历时性的内容同时也作为共时化的存在，即历史的发展使时间内容积累和转化为空间的实在。这一实在使我们见出原被理解为由低级向高级递进的事物,在本质上更多地呈现为横向的衍展和拓伸，从而逐渐构成一种“平级”的（卢卡奇语）、“均衡”的、有“规则”的和日趋完备的共时性的“功能一结构”(卡西尔语)系统。使存在无论在哲学意义上还是在现实本身，真正获得了多样化特质的对立互为、自足而开放的品质。由此，使高品格境界的统一建立在对充分分化的、多种独立特性的基础的现实肯定上。使一般只能是具体的一般，使具体也只能是一般的具体。

艺术理论定位于人文科学领域，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则，在与自然科学，与较为临近的社会科学的分析比较中，在参与了构科学本质特征的同时而获得自身地位的。

从本体论角度看，由于自然科学承担着人类生存所必须的关于对自然界的真理的认知，故在对象和目的上则以认识的客观性、必然性和可检测性为自身特征，由此在保持价值中立的原则上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区分开来;社会科学尽管是从人文科学母体中分化出的科学领域，但由于其主要是关于特定的社会结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的、具有整体性和客观形式化的科学领域.从而也就与强调人文精神的、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具体性等特点的人文科学区别开来。如果说自然科学主要体现为人对自然界的需要和依赖、社会科学主要体现为满足需要的存在方式和规范，那么人文科学则主要是关于这些需要和方式在主体性原则上的价值判断与评价三者无疑既有功能平等的相对独立性，同时本质上又作为有机的功能结构系统而存在。

正如“一般艺术理论”及人文科学归属于文化科学整体系统并显示出这种结构的性质那样，任何部类艺术理论作为一般艺术理论中的一种具体的艺术理论，两者关系也同样具有这种结构的性质和特征。

    三

基于上述原则，即存在是一种被历史实践展开的、多种独立个性平级有序的，并因矛盾而呈开放性发展的功能一结构系统，据此,我们认为：

1、由于诸如音乐、美术、戏曲、舞蹈等各部类艺术理论均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立特质和功能，从而也决定了其具体理论研究的独立性。就此意义上，它们具有着与“一般艺术理论”平等关系的资格和根据。同时还因为这些不同门类的“维系于感性的知识活动”，随历史文明水平的提高，将逐步“转化为和无限形式相同一的普遍性，”“转化为自身内中介自身的知识活动，转化为本身是知识活动的一种定在，转化为启示。”从而无论是部类艺术理论之间，还是部类艺术理论与一般艺术理论之间，均表现为一种知识交流和相互启示的文化关系。

这种思想倾向的前提如前所述，是由于历史发展对存在属性、包括科学文化形态的横向衍生延展，逐步形成了反黑格尔式的“学科帝国主义”等级阶梯的一种平等有序的功能一结构系统的知识论见。在这里，就象高级社会形态中所表现出的那样,哲学已不是王国，思维也不是国王之特权，人人都具有认知、判断和评价事物的头脑。哲学，成为“根据过去的知识对目前思想倾向的一种明达的批评活动。”?正如恩格斯曾指出的那样:各门a体科学不断地从哲学领域中分化出来，最后只剩下一个纯粹思维的领域——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人类的一个伟大的认识工具亦适如当代无主导哲学的“后哲学文化”呈现出的状况，哲学从帝王的宝座上被驱赶下来，以“平民”的身份，以其持有的批判精神和睿智的思维能力，“散播”于各具体科学苑地，从而使各具体学科具有了哲学性，同时也强化了具体学科的独立个性和科学品格，强化了具体学科功能的有效性。就此而言，如果现实和将来，象历史上曾多次表现出的那样，某种或某几种部类艺术理论的地位可能被特别地凸现，那也是因为这种或这几种部类的艺术创造实践，在其特有的审美功能上与特定的历史环境更相吻合的原因所致。正因此，这种外部规律所导致的价值嬗变作用，既刺激了各部类艺术理论的个性研究和发展，同时也恰恰构成了理论的一般性课题和为一般艺术理论研究提供了基本对象。

2. 就“文化科学”(卡西尔之概念)的总体系统关系在时代意义上所应有的批判态度而言，基于一般只能是具体中的一般或是具体的一般，具体也只能是蕴含一般性的具体的原则，无论部类性的艺术理论还是一般艺术理论，都只能是具体的理论——都有其自身所特定的具体对象性和对象的具体性。正如马克思曾强调地指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故而一般艺术理论”的对象、范畴和任务.即无论是概念还是内涵，作为历史性的范畴，特别是历史文化结构系统整体当中的一个特定范畴，就决不是简申地对各种艺术活动和各种艺术理论形而上学地归纳或演绎，即不是所谓“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而是客观实在的“具体总体作为思维总体、作为思维具体，”?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的需要和表现。?作为现实中的起点，它必然要在历史现实和“文化科学”总体功能一结构系统中接受再认和再定性、再定位。只有这样，“一般艺术理论”才可能在历史的、从而也是新的结构关系中，真正找到既不重复于部类艺术理论功能，也不悖离规定艺术本质之规定的自身特殊性，找到自己的对象、范围和任务，其中包括那些必然的、被列宁称为“确定”的“不确定”性的内容和方法，w由此构成历史性的和真理性的实践与创造行为，构成真理的具体过程。

从历史系统关系及其艺术本质内涵开拓中，我们应对“一般艺术理论”概念的设定再审视，同时在新的层面上，亦体现为“本原性”原则上，见及它蕴含的、深邃而普遍的、可能作为沟通自然与社会，乃至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关系交点性的历史品格，并因此提供重新估计和解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等一系列存在问题的价值认知资源和具体指涉社会实践的参照原则。从现实情况看，这种理解，回应性地也解释了部类艺术理论独立品格的普遍发展迫使“一般艺术理论”自我审视和再谈两方面关系的历史原因。

3、不论部类性的艺术理论还是一般艺术理论，其学科特征除了与自身对象的特殊性直接关联外，也与研究和解决这种矛盾的基本方法分不开。换句话讲，方法的有效性也表现出矛盾内在的特殊性。

四

基于上述理解，下面简述我们对两者关系的几点具体认识：

1、由于各部类性艺术理论均有着相对于一般艺术理论更直接、更直观具体的特定对象，如美术理论根本上是以视知觉功能为基础的、空间造型审美活动为对象的一门理论学科，从而使它一方面无论是在创作与欣赏的研究方面，还是在基础理论与批评方面，以至自身史学和价值规律方面均具有“整伴”的性质，即一般艺术理论的性质。一方面这些普遍的性质大多又始终是以其个性的方式存在和表现出的。也即其各范畴理论研究根本上是围绕着视觉造型的本体规定性而展开的。它始终直接或是内在地针对着由其本体性质规定的体裁形式和造型语言及语言传达、接受等问题，从而构成自身的理论体系。表现在方法上也构成了与其它部类艺术研究和一般艺术理论侧重不同、甚至性质不同的特点。如其主要以图象学、形式主义和目前世界上兴盛的符号学等方法来进行理论研究;而一般艺术理论固然其具体性可以表现为具体、直接地涉及某一种或所有种类的艺术活动，但它无论怎样都既不能代替也不能使自己等同于某种或所有具体部类的专门艺术研究。一般艺术理论所必须的具体性，是基于客观性质的抽象的具体性，“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因而，它既要依据各种艺术活动和其各自相应的专门性研究寻取其间共同的性质和基本规律，又要凭借和参照文化科学广阔的领域对不同种类艺术呈现出的普遍的性质加以特质的、或即总体本质的规定。这就使它根本上是围绕着艺术与存在关系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价值势能及其社会历史功用和意义等问题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换言之，它的具体对象和任务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艺术与审美感性活动在人类文化发展及其总体功能一结构网络系统中的价值认知与传输散播上。从而也从存在整体中获得对自身的培植和肯定。总之，它决不应是单向度地和单维度地'?唯艺术而艺术”的活动，而应表现为为艺术而研究存在与社会，为社会与存在而研究艺术这样一种双向的，同一的价值定位和本质特征。这种本质的定位所凭借的具体的思维总体性，作为理论“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正是一般艺术理论有别于部类艺术理论所应有的具体特质。表现在方法论上，依其学科性质和对象的抽象的具体性和双向同一性，则显示出多方借鉴其它学科方法的不确定性的特点。而这也同时说明艺术作为存在本质属性复杂而集中的体现,作为各种社会关系总和的、感性的和表象的展现，从而也肯定了实践的、能动性的、因而不断发展迁变的那种“精神的东西一般以它自身为对象”的特殊矛盾性。

2、随逻各斯中心论的瓦解和其思维与批判精神能力的“散播”，至使无论是部类艺术理论还是一般艺术理论都获得了独立的理论品格，从而也构成了看世界、解释世界的多角度、多个性的可能。这一方面促进了各种艺术发展充分极向度拓展?直至自律转换为他律制约，以至于自身内部在本体论、艺术功能、价值探讨等诸多方面既为一般性理论研究提供了对象，同时也构成了一般性理论，在形成平等对话、交流和相互促进关系的同时，也特别凸现出了对象与范围的重合而角度与核心任务所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差异。只有这样，各自才能保持自身存在的意义，才能发挥各自的功能。才能消除空洞性或是主仆性关系，同时促进文化科学的建构。

3、由内在逻辑结构的规定.部类艺术理论与一般理论在各自独立的功能上发挥对人类社会、对历史发展的独特作用的同时.某种部类理论——-从自身个性本体问题衍及到存在本体问题及到存在本体价值问题时，亦即直接呈现为一般艺术理论的特征;相应，一般艺术理论一当具体揭示特定存在属性要求而开掘某种部类艺术资源时，亦往往表现出部类艺术的某些特征——而这恰恰是目前理论研究在克服过去那种或是抽象而空洞，或是过分片面、孤立的技术探讨之弊病的时代趋势。

4、任何部类的艺术理论缘其存在本体属性规定的对象的体裁形式，永远具有独立的价值和根据，并将不断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衍生出更多的艺术形式，由此体现出存在属性的发展。这同时对一般艺术理论提出了自我审视的要求。这一工作同时是揭示艺术一文化人类学等有关存在深层机制关系、从而使一直蛰伏于艺术中的某种更具崇高意义和未来意义的东西必须有一有机而有效环节或方式传输向存在整体系统，以至可能其本身即将历史地承担起文化核心的责任。

篇5

一、举例要扣题

扣题是考场作文的重要规则，当然更是议论文举例选材的重要规则。只有围绕主题中心去选取生活事例来证明论点才有针对性、说服力。即所选事例材料表达出来主旨要和作文主旨一致。例如：

文段一：勤能补拙，就是说，天资差是可以用后天的努力来补偿的。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小时候很笨，屡次失败而从不气馁，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凭着这种勤奋的工作态度，他终于登上了科学的顶峰。同样，我国数学巨匠华罗庚上小学时，被视为最笨的学生，但他凭着顽强的毅力，勤奋学习，在数学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可见，勤奋是能补拙的。（《勤能补拙》）

文段二：勤能补拙，就是说，天资差是可以用后天的努力来补偿的。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在国外留学时，刚进校成绩很差，外国学生都瞧不起他，笑他笨，他暗暗憋着这口气，勤奋学习，一个学期下来，他成绩跃居全班第一。还有张海迪，她全身三分之二瘫痪，但她不屈服，自学了大学的课程，还学会了几门外语。可见，勤奋是能补拙的。（《勤能补拙》）

文段一扣题，所举两个事例都能紧扣从小天资差，通过后天勤奋，取得了辉煌成就。而文段二中所举事例中，童第周和张海迪并非天资差，这两个事例用来论证学贵有志，可能会更好一些。举例中扣题，能鲜明地突出话题和文题，使阅读老师非常清楚文章的举例目的，也能使文章的内容与题意结合得更紧密。这样，考试中作文才能获高分。

二、举例要叙议结合

叙议结合就是以评论性的语言来举例，避免过于单调直白。同时，叙议结合还能倾注自己的感情态度，使褒贬色彩更鲜明。如：

文段一：汶川地震中遵道镇欢欢幼儿园发生整体垮塌。救援队发现该园瞿万容老师时，“当时老师扑在地上，用后背牢牢地挡住了垮塌的水泥板，怀里还紧紧抱着一名小孩。小孩得救了，但瞿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瞿万容老师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孩子！这就是一个普通教师的选择。（《面对灾难，我们义无反顾》）

文段二：诚然，灾难是可怕的，失去生命也是可怕的，但留住了希望一切便不再可怕了。汶川地震中遵道镇欢欢幼儿园发生整体垮塌。救援队发现该园瞿万容老师时，“瞿老师扑在地上，用后背牢牢地挡住了垮塌的水泥板，怀里还紧紧地抱着一名小孩”。瞿万容容老师用自己的责任与坚定换取了孩子的生命！人们常说，在危险的瞬间，往往最能体现出一个人的品性。如此在灾难中爆发、在细节中升腾的人性之美，再一次使我们的心灵受到净化和震撼。瞿万容老师保护的不仅是一个幼小的生命，更是留住了一个美好的希望、一种坚毅的精神、一种神圣的责任。有了瞿万容这样的老师，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害怕呢。（《面对灾难，我们义无反顾》）

文段二比文段一在叙议结合方面要好一些，文段一几乎只是叙述，没有议论升华。

运用“叙议结合”进行写作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叙述精练，议论恰当。叙述事件要抓住事件主要属性，不能泛泛而谈，更不能随意增添内容，“议”要恰当，不能随意拔高或降低。要以事件为基础，在事件的基础上展开议论。

2.叙议之间要衔接，要有连接点。叙述是为理论服务的，而议论是叙述的升华，是文章的灵魂所在。

3.要区别与记叙文中的“叙”。夹叙夹议的叙述是为议论服务的，它要和议论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表达作者的思想观点。“叙”要体现人物思想，“议”要升华人物思想。

三、举例要简练

议论文的特点在于说理，重在议而不是叙，这是由体裁所决定的。因此，举例一定要简练，高度概括，切莫当作记叙文来洋洋洒洒，更不能详细描写。否则，会导致文体不分的错误。例如：

文段一：

公元前698年冬十二月齐僖公驾崩，留下三个儿子：太子诸儿、次子公子纠、幼子小白。依据周朝礼制，太子诸儿即位，他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齐襄公。公元前686年冬十二月，齐襄公被堂兄弟公孙无知所杀两个逃亡在外的公子，一见时机成熟，都想方设法急忙回国，以便夺取国君的宝座。公子纠的师傅管仲想射杀小白，拥立纠登上国君宝座，谁知箭射在衣带钩上，小白幸免于难，后夺取国君宝座，即齐桓公。

齐桓公即位后，不忘鲍叔牙之功，请他出来任齐相。鲍叔牙诚恳地对齐桓公说：“臣是个平庸之辈，能力不行。我任国相，只会使我的子孙后代有口饭吃。若国君真想使齐国富强，并有一番大作为，还得仰仗管仲。”齐桓公闻言勃然变脸：“您不知道他是我的仇人吗？他有什么值得您这样推荐的？”鲍叔牙不慌不忙地回答道：“管仲，天下奇才。他英明盖世，才能超众。他有五大优点，是我所不及的。”后齐桓公不计前嫌，重用管仲，终成一代霸主。（《勿以好恶论断之》）

文段二：

当一个人可以将对事物的判断游离于感情的亲疏之外，那他必是明哲之人了！

公子小白曾被管仲射衣带钩，自是对其痛恨无比。然而，当他认识到管仲的才识时，放下心里的厌恶，重用管仲，终成一代霸主。

刘邦不喜韩信的出言无忌，却委其以重任，让韩信统兵作战，征讨四方，终于灭了西楚霸王，成为天之骄子。

房玄龄曾为李建成出谋暗害李世民，李世民又岂能不恨？然而李世民不计前嫌，重用房玄龄为相，遂有“贞观之治“之盛世。（《勿以好恶论断之》）

文段一写成了记叙文，文段二用语高度凝练，信息量大，材料丰富更符合议论文的写作要求。

四、举例要有文采

写议论文绝不能抽象地说理，也不能生硬地举例。任何文章都应体现作者的语言表现能力，尤其是高考作文，更应尽显语言个性，展示文采。

是那泛舟于赤壁之下，任凭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东坡吗？你在云堂的一番天地里映出最美的脸庞。

是那徘徊于日落尽头，断鸿声中的江南游子，不啼清泪而啼血的稼轩吗？你在烟雨断肠映出最美的脸庞。

是那低吟庭院深深，杨柳堆砌帘无数的范仲淹吗？你在任花开花落，看云卷云舒的坦然中映出最美的脸庞。（《最美的脸庞》）

篇6

中医治疫，源远流长，回顾中医药学的发展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一部与疫病作斗争并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历史。治疫必须明理，即是要明白中医治疫的基本理论和具体方法，明白中医治疫所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这是治疫的必备知识和基本功，也是取得疗效的关键。兹择要论述如下：

1 明病因，分类型，方能审因论治，伏其所主

《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意思是说要抓住并制伏疾病的本质，首先必须要搞清引起疾病的原因，此即“审因论治”理论的渊薮。疫病的成因，关乎正邪两个方面。对疫病的感染与否，《素问遗篇・刺法论》指出：“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说明正气的强弱在发病上起着主导作用。《灵枢・百病始生》还指出：“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明确地说明了疫病的发生，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外界致病因子的侵袭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关于疫病的外因，综观历代医学文献，大致有三种学说：其一是“时气说”。持这种观点的代表医家是晋代王叔和，他在《伤寒例》中说：“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很显然，王氏将四时不正之气视作引起疫病的主要原因。后世踵之者甚众，如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宋・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李仲南《永类钤方》，明・陶华《伤寒全生集》、李《医学入门》等等，均沿袭此说；其二是“戾气说”。明末清初温疫学家吴又可在《温疫论》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温疫病因“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异气即“戾气”，又称“疠气”、“杂气”。吴氏这一观点，突破千年的旧说，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清・杨栗山《伤寒温疫条辨》宗其说并作了很大发挥，尝谓：“杂气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非燥、非火，天地间另为一种偶荒旱潦疵疠烟瘴之毒气也”，“毒雾之来也无端，烟瘴之出也无时。湿热熏蒸之恶秽无穷无数，兼以饿殍在野，骼之掩埋不厚，甚有死尸连床、魄汗之淋漓自充，遂使一切不正之气，升降流行于上下之间，人在气交之中，无可逃避。”对“杂气”内涵的解释，较之吴又可尤为具体清晰。清代温病大家叶天士、吴鞠通辈对疫病的病因，亦持此说；其三是“瘴气说”。这是特指某些疫病的病因，又称“瘴毒”、“瘴疠”。明・虞抟《医学正传》说：“岭南闽广等处曰瘴气，盖指山岚雾露烟瘴湿热恶气而名也。”武之望《济阳纲目》引宋潜溪曰：“凡人感冒山岚烟雾，蛇虺毒气，其证恶寒战栗，发作头疼，休作无时。”可见此类疫病的发生和流行，有一定的地域性，并与当地的气候环境有很大关系。其典型病症，相当于现代医学所说的“恶性疟疾”。

此外，清・王孟英在《霍乱论》中提出霍乱的病因是“臭毒”，阐述了恶浊自然环境对“臭毒”生成的影响及其霍乱发病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发人所未发。还值得一提是现代黄星垣氏等提出“邪毒致热说”，认为温病（含温疫）毒寓于邪，毒随邪入，热由毒生，毒不去则热不除，变必生。其突出“毒”邪在疫病发病学的作用，颇有新意。

以上有关疫病的病因学说，除“瘴气”、“臭毒”有特定的含义外，对影响最大的“时气说”与“戾气说”实有分析和比较之必要。笔者认为，“时气说”的内涵是指四时不正之气即气候的反常变化是导致疫病的主要原因，其实这与传统的“六”致病学说无实质差异。从今天流行病学来看，四时气候的反常变化，会给病原微生物的滋生和蔓延提供有利条件，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但限于历史条件，古人未能也不可能说明直接的致病因子。至于“戾气说”，能进一步认识到疫病致病因子的暴戾性即强烈的传染性和严重的危重性，与“六”所致的寻常疾病有明显不同，这无疑是有其先进性的一面，但不能以此否定“六”和“四时不正之气”说。不能想象，凡见疫病，对其病因不分感受何种病邪及其性质，一言以蔽之曰“戾气”，这显然无法予以“审因论治”，只有与风、寒、暑、湿、燥、火“六”之邪结合起来分析，才有利于疾病的诊断，“审因论治”始能落到实处。如有人根据《温疫论》所述疫病的症状及其主方达原饮（槟榔、草果、厚朴、知母、芍药、黄芩、甘草），认为其疫当属“湿热疫”的范畴，尽管吴又可竭力否定“六”致疫说。

由于感邪有别，病性有异，临床当严格辨别瘟疫的病种及其类型。历代医学文献有关瘟疫的病种繁多，吴又可《温疫论》提及的就有大头瘟、虾蟆瘟、探头瘟、疙瘩瘟、霍乱吐泻，疟、痢、绞肠痧等病名，不一而足。笔者认为，临床区分疫病的类型尤为重要，对此古人已有示范，如清代瘟疫学家刘奎《松峰说疫》将疫病分为温疫、寒疫和杂疫三大类，各有证治。陆九芝《文十六卷》也指出：“夫疫有两种，一为温之疫，一为寒之疫。”至于治法，“疫之温者宜寒，疫之寒者宜温”；“大抵以温而疫，则论中芩、连、栀、柏统于膏、黄者可用也；以寒而疫，则论中吴萸、蜀椒之统于姜、附可用也。”言简意赅，切中肯綮。今人继承前贤之说，多将疫病分为热疫（含温疫、暑热疫、湿热疫）和寒疫两大类，各有治法方药，如热疫治法以清热解毒为主，主方为清瘟败毒饮、白虎汤、黄连解毒汤之类；寒疫以散寒解毒为法，主方为麻黄汤、圣散子、荆防败毒散之类。

2 治未病，重预防，方能发于机先，截断传变

对于疫病的预防，《素问遗篇・刺法论》早就告诫要“避其毒气”，体现了“治未病”思想。前人据此提出了不少具体措施和方法，在消灭传染媒介物方面，汉・张仲景把“虫兽所伤”列入三因之中，清・汪期莲《瘟疫汇编》更明确指出瘟疫的流行，与“红头青蝇”有关。故古人将驱灭害虫作为预防疫病的主要方法，如灭蚊、灭蝇、灭鼠和捕杀狂犬等，创造了不少方法，有的采用药物杀灭，也有用机械方法者。在隔离消毒方面，晋朝有“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百日不得入宫”的制度。宋・《太平圣惠方》指出“凡入瘟疫家，先令开启门窗，……不致相染”。《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记述了入瘟疫家，当以雄黄涂鼻窍，以防疫邪感染。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写道：“天行瘟疫，取初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这是蒸气消毒的先例。在药物预防方面，古人积累了丰富经验和方法，如避瘟丹、普济解疫丹、屠苏酒、鬼箭羽方、藿香正气散、苏合香丸等，均是防治疫病的名方，至于单方草药更是不胜枚举。

这里尤值得指出的是，我国古代早已发明预防接种方法。宋真宗时已有人工种痘以防天花，到16世纪应用更加普遍，并发明痘衣、痘浆、旱苗、水苗等四种接种方法。人痘接种法是“人工免疫法”的先驱，这是我国的伟大创举，它不仅对我国人民保健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还先后流传到俄罗斯、日本、土耳其、朝鲜等国，对后来英国琴纳氏发明牛痘接种法，实有很大的启发。

此外，在公共卫生防疫方面，诸如住宅和街道的清洁、污水处理和疏通沟渠、粪便的处理等，古代文献亦不乏记述。这里很值得一提的是，清・王孟英《霍乱论》，对水源的保护力倡疏通河道，毋使藏污纳垢，广凿井泉，毋使饮浊。湖池广而水清，自无藏垢纳污之所，秽浊之源无由滋生，井泉多而甘冽，以为正本清源之计。并主张饮雨水、雪水，贮水以备用。他在刊行《重庆堂随笔》时详细介绍了审水源、定水位、凿井、试水美恶、验水质好坏等方法。同时倡用药物来净化水液。举凡这些，充分说明我国古代很重视防疫工作，并采取了不少有效的措施，值得借鉴。

中医“治未病”的内容，还包括已病防变，这在疫病防治上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叶天士在《温症论治》中对温病（含温疫）的治疗秉承了张仲景“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之旨，强调“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以杜绝病势的蔓延。疫病初愈，将养失宜，易致复发，前贤对此早有“食复”、“劳复”、“女劳复”等记述，《松峰说疫》还设“善后”专篇，强调“欲”、“劳顿”、“忍饥”致病后变作虚损、早衰、劳嗽等疾，示人重视病后调理，以防复发。近贤姜春华教授遵照“上工救其未萌”之古训，匠心独运地提出了“截断扭转”的观点，极力主张在疾病（含瘟疫）传变过程中，须采取果断措施和特殊功效方药，直捣病巢，及时阻止和扭转病势向不良方向传变，不能被动地等待出现什么病证后才用什么方药，这显然是属于预防性的治疗措施，应予以积极评价。

3 究治法，识亮点，方能抓住重点，提高疗效

考历代中医文献治疫的大法颇多，其中代表性的有元・朱震亨《丹溪心法》提出“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清・程钟龄《医学心悟》对疫病治疗提出了发散、解秽、清中、攻下、补虚等五法，并列香苏饮、普济消毒饮、神术散、败毒散、人参白虎汤、黄龙汤、四顺清凉饮等常用方剂。尤怡《金匮翼》也提出治疫五种大法及代表方剂，即表里俱备而盛于表者用普济消毒饮；病不在表，又不在里而直行中道者用达原饮；表里俱热者用三黄石膏汤；邪盛于表而里无热证者用败毒散；寒湿客于肌表者用圣散子。迨温病大家叶天士、吴鞠通出，疫病的治疗大法始有绳墨可循。叶氏《温症论治》提出：“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吴鞠通《温病条辨》谓：“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现代《温病学》一般将温病（含温疫）治法归纳为解表、清气、和解、祛湿、通下、清营凉血、开窍、息风、滋阴、固脱等法，各有其适应证和常用方剂。

笔者根据自己的学习心得和实践体会，认为在疫病众多治法中，抓住其亮点，重点予以研究，对今天防治急性传染病有着重要意义。

亮点若何？其一是因势利导，着力放邪出路。中医治疗瘟疫等外感病，很重视放邪出路，即是指运用某些治疗方法，促使病邪从外而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就是根据病邪所在部位和病情发展趋势，因势利导地采取放邪出路的方法。汉・张仲景《伤寒论》继承和发展了《内经》的旨意，在治疗外感热病中，广泛应用汗、吐、下诸法以祛除邪气，如麻黄汤之开腠发汗、桂枝汤之解肌散邪、瓜蒂散之涌吐、承气汤之攻下、五苓散之渗利等，为后世祛邪法特别是放邪出路，树立了津梁。金元时期，刘河间制防风通圣散，融解表、泻下、渗利于一方，使表里上下之邪由窍道而出，实为放邪出路的经世名方。张子和治病十分重视攻邪，尝云：“邪气加诸于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其“攻之”、“去之”之法，他概括为汗、吐、下三法，其意亦无非是开窍道，给邪以出路，“邪去而元气自复”。明清时期，温病温疫学家治病亦十分重视放邪出路，如吴又可《温疫论》强调“客邪贵乎早逐”，并说：“诸窍乃人身之户牖也，邪自窍而入，未有不由窍而出。”称此为“治之大纲，舍此皆治标尔”。尤引人注目的是，吴氏很推重通里攻下之法，主张“急证急攻”，“因证数攻”，并明确指出攻下法“本为逐邪而设，非专为结粪而设”，告诫医家“凡下不以数计，有是证则投是药”，切勿中道生疑，不敢再用，以致留邪生变，足见其对放邪出路之高度重视。继吴又可之后，叶天士、王孟英辈治疗温病(含温疫)，亦力主放邪出路。如王孟英说：“暑湿热疫秽恶诸邪，皆由口鼻吸入，直伤气分，而渐入营分，亟宜清凉疏瀹，俾气展浊行，邪得下走，始有生机。”其着力于放邪，跃然纸上。由是观之，“凡治病总宜使邪有出路，宜下出者，不泄之不得下也：宜外出者，不散之不得外也。”(周学海语)联系现代临床，以下法为例，运用此法治疗细菌性痢疾、乙型脑炎、急性病毒性肝炎、流行性出血热等而收到良效者多有报道。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医祛邪法有其自身的特点，它与西医病原疗法比较，虽同是针对病因病原而治，但两者在运用方法、作用机理等方面，却有很大的不同。诚然现代研究已证实不少中医祛邪方药有良好的杀灭和抑制病原体的作用，这在沟通中西医理论上固然能说明一些问题，但毕竟是问题的一部分，而非全部，甚至不是问题的实质，尤其是中医因势利导、放邪出路的治法，其作用机理更有待深入研究，以揭示其内涵，阐明其本质，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其二是毒随邪入，注重清热解毒。疫病的证候特点，多为热胜毒盛，因此清热解毒法在疫病治疗中广为应用。温病学的开山鼻祖刘河间治疗温病(含温疫)很重视清热解毒，王孟英盛赞其“创立清热解毒之论，有高人之见，异人之识，其旨既微，其意甚远”。喻嘉言治疗温疫尤推崇解毒之法，尝谓：“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其解毒之法，于上、中、下三焦之病证，一以贯之。俊《温热暑疫全书》指出温疫“证显多端，要以寒凉解毒则一”。邵登瀛《瘟毒病论》更明确指出“疫重解毒”，尝谓：“古人治疫，全以解毒为要。尝考古方，以解毒、消毒、败毒名，及以人中黄、生犀、大青、青黛、元参、黄连立方者凡几十首，皆解毒之品。”明清时期温病温疫学家创制了不少清热解毒的经世名方，诸如银翘散、化斑汤、清宫汤、清瘟败毒饮等，广泛应用于温病温疫临床，古今收效多多。

其三是疫易伤阴，强调生津养液。鉴于疫病易出现伤津劫液的病理特点，因此养阴法是治疗疫病的重要法则。前贤治疗温病(含温疫)强调“存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温病温疫学家对养阴法的理论和实践曾作出了卓越贡献，其中吴鞠通尤为突出，他将养阴法分为甘寒养阴(如沙参麦冬汤)和咸寒养阴(如加减复脉汤)两大类，分别适用于肺胃津伤和肝肾液耗，极大地丰富了养阴法的应用范围。在现代急性传染病治疗上，充分显示了养阴法的重要作用，如流行性出血热的治疗，有人提出了早用、重用滋阴生津的见解。所谓早用，即在本病的初期就须使用；所谓重用，即在本病低血压后期和一进入少尿期即重用生地、玄参、西洋参、麦冬之类，其中生地常用至60～120g，玄参常用至30～60g。这有利于缩短危重期，提高临床疗效。

4 知短处，重突破，方能有所创新，促进发展

中医治疫有过辉煌的历史，现代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近年北京、广东等地医务人员运用中医药方法，实行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型肺炎（SARS）所取得的成绩，更证明中医药在治疗急性传染病特别是病毒性疾病方面是大有用武之地的。但也不能不清醒地看到中医药在这方面的短处，如中医对高热、惊厥、昏迷、呼吸衰竭、循环衰竭和严重水电平衡失调等急症和危重症的救治，尚缺乏速效、高效的方药，仍处于劣势状态，严重制约了疗效的提高。因此我们必须要正视薄弱环节，力争在疫病防治上有所突破，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以促进学术发展。

篇7

关键词:法律行为;事实行为;无因性;善意取得;公示公信

中图分类号:D9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951(2000)-0107-05

一、物权行为理论及其原则

物权行为的概念公认为德国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萨维尼最早提出,他在柏林大学讲学时提出,以履行买卖契约或其他转移所有权为目的而践行的交付,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事实行为,而构成了一个特别的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的“物的契约”。萨维尼为了将交付从债权行为中抽离出来,特别赋予其以独立的意思表示(即以物权变动为直接内容的“物的合意”),这就成为物权行为概念和理论的演绎基础。从法律技术上看,创制物权行为概念的实际目的在于使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分离,尤其是在法律效力上相分离,因此便发展出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理论,这些理论与公示公信制度一道构成了物权行为理论的三大原则:

1.分离原则。根据萨维尼的主张,债权行为的效力在于使当事人承担债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并不能发生物权的变动,而要发生物权变动,必须另有一个以直接发生物权变动为目的的法律行为,即物权行为。因此,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各有其独立的意思表示和成立方式,它们是两个分离的、不同的法律行为。

2.形式主义原则。因为物权具有排他性,若无可以使公众知悉物权变动的外部征象,易造成对第三人的损害,并损及交易安全,因此必须在立法上确定以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以交付作为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由此又发展出公信原则:“凡信赖物权变动的外部征象,认为有其物权存在而有所作为者,即使该征象与真实权利存在不符,法律对于信赖该征象的人亦加以保护”。（李湘如编著:《物权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3.无因性原则。物权行为的无因性是指债权行为(原因行为)的无效或撤销不能导致物权行为(结果行为)的当然无效,所有权的受让人仍保留标的物的所有权,而出让人则丧失所有权返还请求权,只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二、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界定

自物权行为理论被1896年德国民法典采纳以来,迄今已历时百余年,但是该理论在各国法学界所引起的激烈批判和争议至今仍然尚未止息。这些争论大都局限于对其现实功效的评判,而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物权行为是一种法律行为。事实果真如此吗?笔者认为,对此不宜妄下结论,惟有深入探讨法律行为的若干重要问题之后,才能对此作出回答。

法律行为概念的创设曾被视为德国民法学最辉煌的成就,但同时它又是一个极端抽象、难以理解的概念。从法制史上看,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行为概念便是在有约束力的意思表示无须靠即时交付来保障,并在时空上与后者相分离时才得以真正形成的。从德国民法学者对法律行为概念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19世纪的多数德国学者认为,法律行为就是意思表示行为。尽管后来的德国学者原则上承认,意思表示仅仅是法律行为中某种更为基本的要素,具体的法律行为还可能包括其他事实要素,但是在理论上学者们从不否认:法律行为之本质乃意思表示。即使是现代德国民法学者,他们对于法律行为概念的表述也仅有用语上的改变而无实质性的变化,其目的仅在于强调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间具有包容关系。德国学者拉伦兹(Larenz)就认为,“法律行为是一项或几项行为,它们中至少有一项是旨在引起一定的法律后果的意愿表示”。尽管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不再同义使用,但是法律行为的本质是意思表示这一点却是无可否认的。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的根本分野。行为是指有意识的活动,任何行为都具有主观意思和客观活动两个要素。法律行为的核心在于主观原因,客观行为的核心要素却在于客观活动,这一实质性区别决定了两者在特征上的一系列的差异:

第一,两者发生法律效果的方式不同。法律行为依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发生法律效果,这一法律效果源自法律行为对行为人意思自治的容认,即法律对法律行为产生的意思后果只能给予合法性评价,而非在内容上的事先假设和规定。与此相反,事实行为仅仅取决于法律规定,当事人实施行为并不具有追求某种法律效果的意图。或者说,这种意图的有无并不影响法律效果的发生,而只要符合一定的规定便能产生法律效果。

第二,法律行为只能产生法律效果,事实行为却能同时产生法律效果和事实效果。如,签订买卖合同是一种法律行为,它的法律后果是出卖人承担交付标的物义务而买受人承担支付价款的义务,但是事实效果——买受人成为标的物的所有人,出卖人成为价款的所有人——却并不随之发生。而拾得遗失物作为一种事实行为,其法律效果和事实效果是同时发生的,拾得人依法律规定取得该物的所有权是法律效果,拾得人对拾得物的实际占有则是事实效果。由此可见,法律行为的效力实际上来自法律的拟制,而事实行为的法律效果则以其事实效果为基础。

第三,法律行为是从事实行为中分离出来的,它离开事实行为则无独立的意义。从前述的法律行为概念产生的历程可以得知,法律行为产生的基础是设定权利义务的意思表示行为与履行义务的行为相分离,但分离只是针对“分步进行”而言,法律行为并不能离开事实行为而单独起作用,因为法律行为不发生事实效果,它所设定的权利义务只能通过事实行为才能得到切实的履行。因此不需要履行的行为不可能是法律行为。

第四,从事实构成来看,事实行为必须具有法定的构成要件,如此才能体现其客观性和法定性的特征。各国民法对事实行为一般作出详尽而直接的规定,内容涉及行为的主客观构成要件、持续状态及其产生的后果。事实行为的各构成要件有机联系,不相独立,惟有符合全部法律规定的行为才构成这一类的事实行为。而法律行为实质在于意思表示,从一定意义上说不存在事实构成问题,因为法律不可能对其意思表示作出具体的规定,而只能抽象概括其意思表示的合法范围。

第五,法律行为的主观意思和客观活动在内容上并不一致,再以买卖合同为例,合同当事人的主观意思是互易货物和价款,在客观活动上却表现为谈判和签订文书;事实行为的主观意思与客观活动在内容上则是概括一致的,一致才能构成相应的行为。在即时交易这种事实行为中,当事人的主观意思和客观活动都是指向交付货物和价款,不存在“表里不一”的现象。

从这些比较可以看出,事实行为的核心在于客观活动,其主观意思并无决定意义,仅仅影响事实行为的法律意义;与此相反,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其必备因素和核心要件,其客观活动的意义主要在于承载或传达其主观意思,并使法律行为成为一种独立的行为,因为任何行为都必须具备主观意思和客观活动两个要件。相对于客观存在的事实行为而言,单纯以在当事人之间设定权利义务为目的的法律行为更接近于一种思想行为。因此它在本质上是法律虚拟的行为。

法律行为的产生具有重大意义,它是一种行为,同时又是一种作为行为的法律,它对当事人而言就是活的法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揭示法律行为的价值;第一,法律行为具有在当事人之间创设权利义务的功能,因而是法律实施的重要手段。由于实体法不可能穷尽现实所有的情况,而且无法适应社会的快速变化,法律为弥补这种缺陷,只好通过在法定的范围内赋予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以法律效力而成为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实质调整手段。这样法律行为就将抽象的、客观的权利义务落实为具体的、主观的、可实现的权利义务,从而弥补了实体法体系不确定性的缺陷。第二,法律行为是法律形成的一个必经阶段。考察法律规范产生的一般历程可发现,人们在从事个别行为的过程中逐渐抽象出为众人所认可的通用规则,并赋予其一定的强制力——这便是法律。其中法律行为对于形成法律的作用不容忽视。在民商法领域,人们正是从签订合同等法律行为中抽象出广泛适用的普遍性规范,而这些法律规范又构成一系列民商法律的基础。在行政法领域这一点也表现得非常明显,通常总是先有具体的行政行为存在,再在客观化普遍化之后上升为行政立法,最终形成法律。此外,尽管我国不承认判例法,但谁也不能否认,判决这种法律行为能为修改和制定法律积累经验。因为判决能检验法律在现实适用中的漏洞和不足,具有典型意义的判决更能直接为未来法律的修订提供指导作用。简而言之,法律行为的价值在于能在当事人之间创设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在此过程中形成潜在的、新的法律。

以上论证有助于理解物权行为的性质归属问题。在笔者看来,物权行为在概念、效力、特征和价值等诸方面均与法律行为不符,绝无理由将物权行为归入法律行为的范畴。首先,物权行为不同于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件的法律行为。任何一种行为都必然具备主观意思和客观活动两个要素,因此本文并不否认物权行为中存在意思表示。但如果把物权行为定义为转移物权的合意,那么它只是某种行为的构成要素,尚不能构成独立的行为;既非行为,也就谈不上是什么“法律行为”了。如果将物权行为定义为物权合意和交付或登记相结合的行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更符合事实行为而非法律行为的特征。因为物权行为中的意思表示是法定的,当事人不能以意思自治为由法律规定,该意思表示的作用在于限定交付或登记的意义,因而仅被当作整个行为的构成要件之一,同时物权行为中意思表示的内容还受到债权行为中意思表示的严格限定,它不能自主设定超出债权合意范围之外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物权行为中的意思表示因素完全不具备法律行为中意思表示因素的地位和作用,将两者混为一谈将损害法律行为概念的准确性。

其次,物权行为的法律效力源自法律规定,这与法律行为的本质是根本相悖的。法律行为调整方式本来就是作为法定主义方式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众所周知的物权法基本原则之一就是物权法定原则,即物权只能依照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类型设定或转移。对此即使是支持物权行为理论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依此原则,民事权利主体达成设立或转移一项物权的协议时,不可以依照法律行为自由的原则,——实质上即缔约自由原则,按自己的意思选定的形式和内容设定或转移权利,而只能按法定的形式设定或转移权利”。1这充分说明了,如果将物权行为归入法律行为之一类,必将导致物权法定原则与法律行为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因为物权法定原则的本义就是要排除当事人通过意思自治更改物权法律关系的效力,这是物权行为理论的支持者也无法否认的。

最后,从价值上看,物权行为并不具备在当事人之间设立权利义务关系的功能。因为根据物权法定原则,法律对物权变动的权利义务应作出明确而直接的规定,绝不存在引进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予以调整的余地。

由此可见,物权变动行为实为一种事实行为,若要将其定义为法律行为则必然要片面夸大、扭曲物权变动中意思表示的效力,并引起物权法定原则与法律行为制度根本性的冲突。物权变动行为也不具备在当事人之间创设权利义务关系的效力,就其本质而言不符合法律行为的核心精神。从理论上说,创设物权行为这么一个与“法律行为”有种属关系的概念,只能导致法律行为概念本身的混乱,并在法律行为规则(如意思表示推定规则)的适用上引起一系列的矛盾。因此,物权行为概念虽然眩惑了不少聪明人的眼睛,但却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错误”。

三、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

仅仅证明物权行为概念在理论上的谬误尚不足以全盘否定物权行为理论,因为相当一部分学者推崇物权行为理论的原因不在于物权行为概念在法理上的价值,而在于物权行为无因性对交易安全的保护机能。可以说,物权行为理论的实践意义即在于其无因性原则,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剖析,以期在实践的层面上了解物权行为是否有存在的价值。

就事实而言,任何有意义的法律行为都必然存在原因,而法律确认其有因或无因则体现了立法政策对该行为效力独立性的不同立场。因此“物权行为有因或无因,不仅是逻辑的关系,而且是一项由价值判断及利益衡量来决定的立法政策问题”。2德国民法典立法者正是为交易安全之目的,基于政策之考虑,而将原因从物权行为中抽离,使物权行为无因化。然而立法意图与真正的法律适用毕竟存在着距离,无因性的应有功能能否顺利在法律实践中实现并不存在显而易见的答案,而有待于更深层次的探讨。

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最为人所称道的功能,即是“物权交易的安全保护机能”,而正是这项机能决定了该理论有根本的存在价值。依据物权变动的无因构成,物权行为的效力不受原因行为瑕疵的影响,交易得以进行得安全、迅速、无后顾之忧。但在善意取得制度出现并获得制定法之确立后,物权行为无因性的交易保护功能便绝大部分为此制度所吸收。只是因“重大过失”而发现第一受让人取得原因有瑕疵而取得动产的人(第二受让人)可基于无因构成而获得保护;同时从对第一受让人的调查范围减少、交易容易化上考虑,善意取得制度不可弥补无因性构成的功能,因为善意取得之成立,以对前述取得原因之调查为必要。1赞成无因性的学者因此认为,第二受让人尽管有重大过失,但在无因性原则的保护下仍能取得动产所有权,且不负任何债法上的责任,这一点确实保护了交易完全。但是德国学者Heck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交易之际应避免这样的重大过失,这正好是交易法原则的应有之义和基本要求,违反这种原则的基本要求来谈谋求动产交易的安全已完全没有必要。2而在公示公信原则获得普遍承认和确立的今天,物权交易的简单、快捷和安全的理想可籍此而轻易达到。即使确实存在非依无因性不能保护的领域,只要仔细考虑便可发现,这是无因性保护的不当扩大。最典型的莫过于第二受让人基于恶意(针对不动产而言)或基于重大过失(针对动产)不能受公信原则保护的场合。首先考察不动产场合,由于恶意第二受让人的行为在多数场合均构成侵权行为,因此其负有损害赔偿义务,根据德国民法典应返还标的物,这样无因性的不当扩大因受到相关法律的限制而仍不能保护第二受让人。3至于动产场合,前文已论及此种情况的悖理之处,在此不再重复。物权行为无因性的最后一项功能是减轻举证责任。

从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进入德国民法典的历史背景来考察,该理论是肩负摒弃不动产之实质审查主义的历史使命才于法律制度上确立来的。因为无因性理论使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在效力上相分离,于是不动产登记的审查范围就可仅限于物权变动本身,登记程序得以客观化和简便化,登记官员对私法交易的过分介入也被排除了。由此可见,在德国民法史上,物权行为无因性正是为了用来排除登记实质审查主义所带来的严重弊病才获得制定法之确立。4实际上,物权变动之客观化、明确化及随之而来的举证责任之减轻,严格而言系来自物权变动之公示方式——登记或交付所具有的功能,而不是来源于物权变动的无因构成。而物权行为无因性为登记实质主义奠定理论基础之后,已经可以功成身退,公示公信制度完全可以独立发挥减轻举证责任的作用。

经由以上考察可以发现,物权行为无因性的诸多“应有功能”与其“实有功能”之间产生了极大的分离,其“应有功能”绝大部分已被善意取得制度和公示公信制度所抽空,而残余部分也超出了交易安全保护的合理范围,甚至有鼓励不诚实交易的倾向,因此有违民法的根本宗旨。鉴于物权行为无因性的严重缺点,德国司法判例及学说理论不得不限制其适用范围,从而引发了“无因性的相对化”之趋势。依笔者观之,“无因性的相对化”实与取消无因性无异。例如“共同瑕疵说”提出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得因共同的瑕疵而致无效或撤销;“条件关联说”则主张当事人得以其意思表示物权行为之效力系于债权契约之存在,如果原因行为非合法有效,则物权行为不能成立。这两种学说形式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将物权行为的效力系于原因行为,在原因行为无效或被撤销时,物权行为也随之无效或被撤销。因此无因性的相对化实际上反映了取消无因性的趋势,这也是由无因性本身的致命缺陷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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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经济艺术设计教育思考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我国经济进入了持续高速发展的阶段。经济的繁荣带动了社会各个行业的发展，也使得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为了适应社会需求，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呈现出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迈进的发展趋势。而艺术设计作为热门学科，全国艺术设计类考生逐年攀升，全国兴起了艺术设计的热潮。然而，艺术设计教育在我国，只有短短的二十几年的历史。由于现代设计教育在我国的历史比较短，发展还不够完善，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加上这几年的扩招，实际教学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诸如：培养目标不够明确，教育思想和方法比较陈旧，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不够完善，教学质量有待提高等。所以，我们一定要静下心来重新审视艺术设计理论，研究艺术设计教育。

笔者从事艺术设计教育十多年，目睹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艺术设计教育的巨大影响，以及艺术设计教育对市场经济的反作用，以自己切身体验谈谈对艺术设计教育的一些思考。

一、顺应市场需求，转变教学思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要让市场在资源的优化配置中起主导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学校也被逐步推向市场，并逐步向产业化方向转化，这也是在市场经济体制运作下完成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要求。由原来的国家包培养、包分配，逐步转向交费上学，毕业后自主择业。这就必然要求我们改革培养模式，改革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制订新的教学管理制度以适应社会和学生的多样化选择。我国的艺术设计，是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兴起而兴起的，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而产生的。应该说，艺术设计在中国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与市场经济发生了割不断的联系。

因此，面向市场需求，随时调整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是高校艺术设计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再以理念的突破和更新为先导，在教育实践上引起巨大的变革，在当前实施素质教育的实践过程中，构造并树立系统的现代教育观念。高校要扎扎实实地办学，不懈地努力，应努力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一专多能、紧贴市场需求的人才。要基础知识与技能培训并重，全方位提升学生素质，从而造就适应市场需要的职业英才。同时，在硬件设施基本完善后，逐步控制学校的规模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强化内部管理机制、增强凝聚力和竞争力上面来，努力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生活环境，为将来的生活和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打破文理界限，培养宽口径人才

我国艺术设计教育脱胎于纯美术教育，原来只在艺术院校和轻工院校里设置，现在综合大学、工科院校和师范院校中也纷纷开设设计专业。在现行的教育体系中，艺术设计教育基本上按照两种模式进行。一种是在综合性大学、专业美术院校和师范院校；另一种是在各种工科院校，如建筑、机械、轻工、纺织等。前者偏重美术理论和美术基础训练，后者偏重不同专业的工艺与专业技术训练。这一点可以从开设的不同的课程上明显看出来。这两种教育模式本来可以互相借鉴，互相补充，但因为现存的教育管理体制，如一些综合性大学隶属教育部门，一些专业美术院校隶属文化部门，一些工科院校隶属各产业主管部门。我国的高校招生，历来分文理两大类，演变到今天，这种体制已经波及到基础教育的中学分科问题。而艺术设计学科，也因为这个招生体制，被人为地割裂开来。所以，以文科考试进入美术院校的学生，得不到良好的工艺与技术训练，以理工科考试进入工科院校的学生，得不到良好的美术理论和美术基础训练。这个问题早已经在我们的社会上，即学生就业的工作岗位上反映出来。

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我们可否转变一下思维方式，打破文理科界限，把艺术设计教育统一起来，不论其设在什么学校，工科也好，文科也好，都用一个标准确定教育对象和教学方法。这样既能避免学生接受知识上的偏差，也能衡定各类学校的师资和教学水平。同时，也使学生来源得到合理配置。现在，由于实行“三加X”考试，这一点在招生上基本上没有障碍，主要是思想再解放一点，把这种选择学生的方式再向前推进一步，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对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同一个专业同一个班毕业的同学找工作的差异性越来越大。高校已经成为一个提高个人综合素质和修养的平台，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人才日益受到社会的青睐。这一现象逐渐受到高校教育工作者的重视，提倡学科合并交叉，培养适应多项工作的宽口径人才成为艺术设计教育新的发展方向

三、广泛吸纳社会力量，积极整合教育资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对艺术设计专业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艺术设计专业办学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大。然而，有限的教育资源和师资力量始终是制约我国艺术设计教育深入发展的瓶颈。一方面，高校要有计划地引进或培养既有系统的理论修养，又有丰富艺术设计实践经验的“双师型”教师；另一方面，要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充实艺术设计的师资力量，可以采取长期或短期聘用的方式，邀请国内外室内设计行业的精英或专家来校讲学、授课，力争将最新的行业知识和信息传达给学生。

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艺术设计教育在软硬件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仍然无法满足经济高速发展和办学规模不断扩大的需要。高等院校为了要办出质量和特色，以培养大批适应市场需求的的高级人才，使出了浑身解数，以致有些高校因为基础建设的不断扩大，而债台高筑。短时间内，仅仅依靠高校自身力量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根据艺术设计应用性极强的特点，我们要把设计教育从大学的课堂里解放出来，交给企业家，作为企业发展的武器，交给民众，成为生活的必需。积极整合教育资源，坚持多样化办学，拓展以学养学，滚动发展之路，最终变“学校办社会”为“社会办学校”，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面需要。令人欣慰的是，许多高校已经先行一步，积极与企业取得联系，将企业变成了高校实验室和实习基地。学校解决了实验场地的问题，降低了教学成本，企业也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达到了双赢的目的。

四、校企联手，促进就业

高校毕业生就业历来都是学生和家长十分关注的问题，尤其是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以及高校连年的大规模扩招，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并呈现出“两高一低”的现象，据有关资料统计：一高是指毕业生总人数高：2003年212万，2004年280万，2005年338万；二高是指待就业毕业生总人数高：2003年52万，2004年69万，2005年已经达到了79万。一低是指毕业生签约率低：据教育部的统计，2005年应届毕业的338万普通高校学生中，在毕业时的签约率仅为33%，即使到了2005年末，仍有近1/4的毕业生还没有找到工作。

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大部分有艺术设计专业的高校采取“主动出击，外引内联”的就业政策，在全国各地建立少则几十个，多达上百个的就业实习基地，与全国成百上千家企业建立长期联系，形成了庞大的就业网络，数以万计的学生在这些企业找到了位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另外，积极推进校企合作，采取“订单式”培养，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学校与企业签订合同，企业为学校提供资金和教学场地，学校根据企业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和训练，学生毕业后直接到企业就业。艺术设计是一门应用型学科，学生毕业后如果不能就业，必将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国家已将就业率作为高校评估的重要指标，高校必将在推荐和引导学生就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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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学派 费米尔 诺德

一、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学派简介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学派出现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1971年凯瑟琳娜・赖斯的《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一书的出版为标志。德国功能翻译学派以“目的论”为其核心理论，强调翻译目的和文本功能。它从新的视角审视翻译活动，在宏观上将翻译纳入人类行为活动，强调其目的性，而不是传统语言学翻译理论所追求的简单的“文本对等”。它从译入语的视角重新诠释翻译，把翻译从原语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翻译不再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语码转换，而是一种有目的的交际活动。它不仅是译者操作原文本的过程，还涉及翻译发起者或委托人、原作者、译文读者等一系列相关因素。译者应根据委托人的要求，结合翻译目的和读者的具体情况，决定原文本信息的选择、翻译策略的运用，以及译文的表现形式。对这些相关因素的关注也就构成了功能翻译理论学派区别于传统语言学派的显著特征。

二、代表人物及其观点

1、费米尔(Hans J.Vermeer)

费米尔是德国海德尔伯格大学翻译学院教授，长期从事语言和翻译研究。费米尔是翻译家卡塔琳娜・莱斯的学生，并与莱斯合著《普通翻译理论框架》。在该书中，他提出该学派核心理论――“目的论”(Skopostheory)。“Skopos”是拉丁语，即：purpose。“目的论”学者认为，作为交际行为的翻译，它要达到的目的决定了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目的决定手段”。翻译策略必须根据翻译目的来确定。因此，原文本在翻译中只起到“提供信息”的作用。为适应新的交际环境和译文读者的需要，更加有效地实现译文的功能，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参照的不应是“对等”理论中倡导的原文及其对等功能，而应是译文在译语文化环境中所期望达到的一种或几种交际功能。这些因素决定了处于特定译语语境中的具体翻译策略和手法，而不必拘泥于与原文对等导致在异语文化环境中的交际功能受到影响。费米尔提出翻译过程应遵循的三大规则，即：目的规则、连贯规则和忠实规则。目的规则指译文要达到的交际目的；连贯规则也被称为“文本内一致规则”或“语内连贯”，它反映的是文本内的关系，及译文能否被接受者所理解，具有可读性，并在译语文化及其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有意义；忠实规则或称“文本间一致规则”。它反映原文本和目标文本之间的关系，译文文本不能随意创作，过多地偏离原语文本。费米尔把目的规则放在第一位。它贯穿整个文本，适用于文本的各个部分，连贯规则和忠实规则从属于目的规则。在翻译过程中，如果目的规则要求原文与译文的功能不同，那么就放弃忠实规则；如果目的规则要求译文不通顺，那么就要放弃连贯规则。费米尔的另外一个突出贡献就是合适度原则。合适度指译文是否达到翻译目的及要求，以及在哪种程度上达到翻译要求。功能派学者认为，一句译文本身无所谓合格或不合格，只有当它与所预期的交际功能相对照时，才能作出这种区分。以“合适”为标准来指导翻译。扩大了翻译的范围和翻译技巧的适用范围，翻译被看成是一个从原文化到目的文化的连续体。

2、诺德(Christiane Nord)

功能翻译学派另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诺德。她是德国马格德堡理工大学应用语言学和翻译学教授，代表作是《目的――析功能翻译理论》。这本书详尽地整理了功能翻译理论的整个发展过程，用简明浅显的语言和丰富的实例阐释了其思想，将理论中纷繁复杂的概念和术语特别是其核心概念“翻译目的论”和“翻译行为理论”进行阐述；针对功能理论中存在的缺陷，提出了“忠诚原则”；根据文本功能和翻译目的的关系，提出了“纪实翻译”和“工具式翻泽”两大翻译方法，进一步完善了功能翻译理论体系。

“忠诚原则”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既要尊重原作者，也要对译文读者负责。翻译的原则是尽量求得与原文的一致，不能离原作的意图太远，协调译文目的和作者意图，力求原文作者、翻译活动发起者、译文读者在译文中达到一致。“忠诚”指译文目的必须与原作者的创作意图一致。即译文既要为读者负责，也必须尊重原作者。通常，原作在翻译时，原作者希望作品的意图可以在译入语中得到忠实的传达。虽然翻译过程中改动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有当译者对原作者保持“忠诚”时，原作者才情愿将作品交给译者。诺德所指的忠诚是一个伦理概念，指译者与他人合作的翻译活动中的责任心。诺德的“功能”方法论立足两大原则之上，即“功能原则”和“忠诚原则”。她修正了“目的规则”的不足，克服了翻译的随意性，避免了把翻译当作一种“用目的语写作”的趋势。

她还提出“纪实翻译”和“工具式翻译”两大译法。“纪实”指“为译语文化的读者如实记录原文文化交际互动的情景”。“纪实翻译”强调源语文化，重在“再现原文化发送者与原文接收者之间交际时的情境”。“工具”指“以原语文化交际互动为模型。做异语文化交际互动的工具”。“工具式翻译”强调译语文化，重在表达“原文发送者与译文接收者之间在新的交际情境下的互动”。在纪实翻译中，交际语言虽已改为译文语言，但交际情景还是源语文化。源语文化的语言特征仍得以保留。在工具式翻译中，交际语言和环境变成了译文语言和环境，原文的语言文化特征仅做交际中的参考，重点是根据译文读者的需要传递原文的实际内容。

三、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学派贡献及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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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种理论的研究溯源与现状

（一）传统理论上的不相容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规模报酬不变。国际贸易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各国生产同种商品的价格差异，而价格差异则是由成本差异造成的，成本的不同是因各国生产要素的价格不同所致，生产要素的价格则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决定的。正是由于各国生产要素丰裕程度的不同，决定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或价格优势。所以，一国将出口较密集地使用其丰裕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进口较密集地使用稀缺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国际贸易的格局也就由各国的资源优势所决定。由此可见，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中，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生长的空间。

现代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和发展，恰好否定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完全的自由竞争导致完全的市场结构。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市场的不完全性，尤其是技术和知识市场的不完美，才是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市场的非完美性，跨国企业才有可能运用组织的效率，发挥它在获得资本、劳动、技术和知识等要素方面的有利条件，在世界市场上与当地企业竞争。跨国企业在市场、生产、规模经济以及诸多方面的垄断优势是确保跨国生产有利可图的必要条件，也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基础。可见，这一分析框架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是完全不相容的。

（二）两种理论融合的尝试

较早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的是美国学者弗农(R.Vernon1966)。他用“产品周期理论”来系统解释企业在出口、许可证形式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选择，并将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与企业生产的区位选择联系起来。弗农把产品的生命周期分成新产品期、产品成熟期和产品标准化期，他认为，在新产品期，企业选择在国内生产，对国外市场的需求主要采取出口贸易的形式；在产品成熟期，企业想保持最佳经济效益必须考虑对外直接投资；当产品进入标准化期后，价格竞争的结果是使产品的生产或装配业务逐渐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原来发明产品的国家则转为从国外进口该产品。

澳大利亚学者科登(W.Corden,1974)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放弃了瑞典学者赫克歇尔(E.F.Hecksher,1919)和俄林(B.Ohlin,1933)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H-0理论）中的要素在两国之间不可流动的假定，同时引进了第三个要素——知识，并允许资本、劳动和知识三要素进行国际流动，这使得扩展后的国际贸易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现象。

英国跨国公司专家邓宁(J.H.Dunning,1976)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又称为国际生产综合理论），也是至今为止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邓宁提出了用折衷主义方法来解释国际生产活动，该理论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对外直接投资”。这就是说，如果三者都具备，国际直接投资是最佳的选择；如果具有所有权优势，同时取得内部化优势，则可以选择对外贸易；如果仅仅具有所有权优势，他国区位优势又不明显，那么许可证贸易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正是这些理论对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与企业发展之间紧密关系的描述，使得将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成为可能。

（三）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现状

日本学者小岛清(K.Kojima,1978)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同时置于国际分工框架下进行研究的方法，为我们对两种理论进行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启示。小岛清理论的基本思路是：从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理论出发，在H-0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内，先确定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再根据国际分工原则选择合适的投资产业。

以克鲁格曼(P.R.Krugman,1980)和赫尔普曼(A.Helpman,1983)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提出的基本观点是：各国并不一定因为本国的资源禀赋而参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不完全是比较优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规模报酬递增驱动的。他们试图用要素禀赋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的格局和跨国公司的产生：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间贸易；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内贸易；如果当要素禀赋差异太大且公平的市场交易无法使要素价格均等化时，国际直接投资则是最佳选择，这样就产生了跨国公司。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波特(M.E.Porter,1985)提出了全新的“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这一微观角度来解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现象。波特研究的逻辑线索是：国家竞争优势取决于产业竞争优势，而产业竞争优势又决定了企业竞争战略。他是站在产业（中观）层次，从下而上，即从企业（微观）层面向上扩展到国家（宏观）层面上。这是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方法的一种拓展。

我国学者在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方面以往只停留在总结述评他人的研究成果上（王福军、吴先明，1999），最近有人提出在比较优势下融合两种理论的观点（黄河，2002），并对两者相互融合的趋势和统一的途径阐述了看法。但是，至今为止我国学者还没有就这两种理论如何融合进行深入的论述和研究，也没有出现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构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

（一）现有理论研究成果的不足

1.理论研究的重心发生偏移。从李嘉图(D.Ricardo,1817)开始，古典经济学关于比较优势的产生问题开始偏离斯密(A.Smith,1776)以早期国际分工为理论出发点的内生决定论。斯密认为，比较优势产生于分工和专业化，是内生的；而李嘉图则认为比较优势是产生于资源配置过程，是外生的。另外，由于数学工具的局限，导致以马歇尔(A.Marshall,1920)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放弃了古典经济学的内核（分工和专业化），研究重点完全转向了资源配置问题。

2.假设条件与现实状况不符。例如，完全竞争市场、同质要素、信息对称、零交易费用等等，这些假设条件符合了经济学理论研究者的科学理想，可以用来构建清晰而精致的数学模型和推理严谨的分析框架，但是，用这些作为理论的前提是根本无法得出具有实际意义的研究成果。

3.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分离，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例如，国际贸易理论是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以企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是以行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杨小凯等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是以个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

4.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例如，弗农是用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来作为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判断标准；小岛清是把比较成本原则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克鲁格曼是用各国的要素禀赋差异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波特是用竞争优势的原则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

（二）为何重拾国际分工思想

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斯密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注：［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5页。）200多年前的这一论述，至今仍为当代经济理论研究者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有关分工的研究，经济学研究的立足点在于分工的基础和职能的分工。“由于机器和蒸汽的作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的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页。）国际分工就是指生产的国际专业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带来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随之而产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分工和专业化理论的两个侧面，同时也是微观经济学在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领域中的延伸。随着国际市场交易成本的增加，企业之间借助国际市场实现的国际分工可能并不经济，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加以替代，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发展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当代国际分工的内容、性质和形式。

在当代国际分工的理论研究中，已形成三种研究对象不同的理论体系：一是研究由市场机制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另一是研究由跨国公司为载体予以组织和协调的企业内部国际分工的理论；第三种则是由杨小凯(X.Yang,1993)等人为代表的研究由个人的专业化、生产的迂回程度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杨小凯等人用非线性规则（超边际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分工和专业化等经济思想形式化，创立了以分工思想为基础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重新将分工和专业化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其中许多命题的证明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启示性的典范并缩小了最优化范围。同时在此分析框架内，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融合在一起，不仅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将许多原来相互独立的经济学分支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分工和专业化）统一起来。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是通过引入交易费用和交易效率的概念来解释企业的产生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因为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形式，企业的出现是企业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的交易费用的结果，所以交易费用的差别是企业出现的原因。同理，降低交易成本、改进交易效率也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沿用他们的思路，我们不难推出这样的结论：当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高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生产费用时，人们将会选择国际直接投资，跨国企业会从国际分工中出现；当用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比向东道国市场输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进行国际贸易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更有效率时，人们选择前者。

三、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解析

本文采用的理论分析框架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类似，只是用“行为主体”（个人、企业、行业、国家）来代替原来的“个体”的概念。第一层是行为主体在作出国际贸易或国际直接投资决策前，从竞争优势的角度对当时所处的经济环境和自身条件进行分析；第二层次是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行为主体的利益最大化；第三层次是用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国际市场结构、国际企业制度和行为主体的自利行为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各种结果；第四层次则是与行为主体价值观有关联的所谓社会福利分析。

（一）从竞争优势的角度作出决策

我们把竞争优势定义为“组织结构优势”和“社会资源优势”的整合。所谓组织结构优势，即行为主体协调其组织活动的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包括人力结构和资本结构、技术和知识产权、管理水平和对国际一般惯例熟悉程度等优势。所谓社会资源优势，即影响组织收益分配的社会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它包括市场、客户、社会网络融资能力、收集信息的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和增强竞争优势既是行为主体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又是其目标，它涉及内生函数和外生函数所包含的诸多因素。所以，我们可以从行为主体具有的竞争优势的角度来解释其国际贸易、技术许可转让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见表1）

表1竞争优势整合

组织结构优势社会资源优势

国际贸易必需具备无需具备

技术许可转让必需具备有无均可

国际直接投资必需具备必需具备

（二）从收益的角度作出决策

行为主体（国家、行业、企业、个人）需要作出决策的问题是：在当前自身所拥有的总额为I的投资能力中，是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对于行为主体而言，目标之一就是使总预期利润最大化。用公式表示为：

附图

式(1)中，NPV[,F]为在东道国进行折现数额为I[,F]的直接投资所获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T]是向东道国出口折现数额为I[,T]的贸易所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D]是将剩余投资能力(I-I[,F]-I[,T])投资母国市场所得到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其等价形式是与净现值相等价的净现值流（每年等量的净收入）形式：

附图

式(2)中，r[,F]为从直接投资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T]为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D]为从母国市场中所获得的内部收益率。行为主体从目标函数出发作出决策：

1.如果r[,F]＜r[,T]且r[,D]＜r[,T]，即当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且国内市场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

2.如果r[,T]＜r[,D]且r[,F]＜r[,D]，行为主体选择在国内生产和销售；

3.如果r[,T]＜r[,F]且r[,D]＜r[,F]，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

4.如果r[,D]＜r[,T]或r[,D]＜r[,F]，行为主体选择的决策公式可表示为：

附图

根据公式(4)即可从收益的角度做出相应的决策。

（三）从均衡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

附图

其中，β与消费偏好有关，k是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t为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

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的决策问题在于，确定每一种产品的自给量、市场购买量、市场销售量以及如何组织生产这两种产品。以下讨论四种可能出现的结构形态（如图1所示），解出其角点均衡，然后从这些角点均衡中识别出完全均衡。

1.结构A由组态(XY)组成。在这个组态中，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对无论是中间产品X还是最终产品Y都采取自给自足的方式。设在组态(XY)中。（注：详细的推导过程可参考：WenliCheng,JeffreySachs,andXiaokaiYang(2000),AnInframarginalAnalysisoftheRicardianModel,ReviewofInternationalEconomics,8(2):PP.209-213.）此结构的角点均衡是：

附图

附图

图1国际市场结构和国际企业制度

附图

其中U[,1](D)和U[,2](D)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业主体在结构D中的人均真实收入。

3.结构FY由组态(L[,X]/Y)和(Y/L[,X])组成。在组态(L[,X]/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它的劳动力而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中间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中进口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X])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这些中间产品返回本国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出口到国家1。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只从事国际贸易，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结构FY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附图

上述两式中，v是结构FY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U[,1](FY)和U[,2](FY)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Y中的人均真实收入。

4.结构FX由组态(L[,Y]/Y)和(Y/L[,Y])组成。在组态(L[,Y]/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他的劳动力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最终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的跨国公司中购买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Y])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中间产品出口到国家1，并且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在国家1的市场上销售，同时又把最终产品返销回本国。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既没有从事国际贸易也没有进行国际直接投资，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了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了国际直接投资。此结构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附图

上述两式中，U[,1](FX)和U[,2](FX)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X中的人均真实收入，r是结构FX中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

因为人均真实收入最大的角点均衡就是完全均衡，所以我们用微分的方法可以求得以上各式的最大值点，并得出以下推论：

1.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和劳动的交易效率足够小，则结构A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此时，行为主体选择自给自足的方式。

2.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的交易效率(k,t)足够高，则结构D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都分别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

3.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k足够高，且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t以及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Y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作出只从事国际贸易的决策；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4.若专业化经济程度足够高，且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与产品的交易效率(k,t)以及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X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不从事国际贸易，又不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四）从福利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

行为主体在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时，通常要对母国和东道国的不同政策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判断的标准通常是一国的国民福利或社会福利。他们一般会选择干预成本最小或使国民福利最大的政策，称之为最优政策选择。例如：(1)自由贸易政策，即零干预或不干预政策。无论是从一国的国民福利还是从所有贸易参与国的国民福利的角度看，自由贸易政策都被认为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政策。此时，行为主体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2)高关税政策，这种政策阻碍和限制了商品（及生产要素）的国际流通，减少了人们通过自愿的国际贸易可能获得的好处。此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以此来规避高关税壁垒。

四、小结

以往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是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对国家与企业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进行解释，本文则将它们放在同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以往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是分离的，对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本文则将这些基本分析单位统一在“行为主体”的概念之下；以往理论研究中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本文则以竞争优势的原则、收益最大化原则、市场结构均衡原则和社会福利最优原则来作为行为主体决策的共同判断标准。因此，本文的结论是，虽然世界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参加WTO后会趋向于逐渐公正和平等，但对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而言，究竟是选择国际贸易还是对外直接投资，其决策主要取决于它们对自身竞争优势的整合和提升、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市场结构均衡的评估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考虑。

上述分析方法和结论对我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和参与国际竞争，对各管理层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应当是会有所启发。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和消费者对产品差异化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近10年来，世界主要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安排已经把我国纳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之中，这将大大促进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发展和在专业化基础上的大规模生产投资的扩大，这些都要求我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政策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贸易—投资—生产—贸易一体化的方式将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利用跨国公司来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国际分工和拓展贸易与投资规模，形成“贸易—投资”双向联动、互相促进的良好态势，将是经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越来越普遍的战略选择；我们只有提前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和策略，才能实现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均衡、配套发展的良性循环，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作为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会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理论研究的假定条件也会发生变化，两种理论的最后发展趋向势必是在统一的理论基础上融为一体。

收稿日期：2001年11月15日

【参考文献】

[1]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2]［日］小岛清著：《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文真堂，1985年。

[3]迈克尔·波特著，陈小悦译：《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1997年。

[4]KiyoshiKojima(1996),Trade,InvestmentandPacificEconomicIntegration:SelectedEssaysof

KiyoshiKojima,Tokyo:BunshindoPublishingCompany.

[5]PaulR.Krugman(1990),RethinkingInternationalTrade,TheMITPress.

[6]王福军：《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国际生产的一般理论述评》，《国际经贸探索》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