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今年4月17日，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引起了不小的社会震动：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其中，耕地污染率达到19.4%，全国18个主要耕地分布省份中，有13个存在土壤重金属超标问题。这是经过8年调查之后，我国首次公布土壤污染的相关数据，尽管结果不甚乐观，但从最初的“按国家秘密管理”到现在的主动公开，可以说已经迈出了关键一步。

20%

公报中反映了残酷的现实：约20%的中国农业用地受有毒元素的污染，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生活和工作在含有剧毒的土地上却全然不知。而土壤污染要比空气污染、水污染更难治理，其中的毒素不仅会被植物吸收，更会污染地下水。尽管如此，这数据依然保守，因为每54平方公里才进行一次取样检测。

2.5倍

根据环保部的调查报告，工业污染方面，以华南部分城市为例，约一半耕地遭受有毒重金属和石油类有机物污染。农业污染同样严重。据测算，我国农药使用量达130万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而实际利用率不到30%，而大量使用的农药几乎全部进入了生态系统。

30多起

更为残酷的是，当前土壤污染的发展趋势是工业向农业转移、城区向农村转移、地表向地下转移、上游向下游转移、水土污染向食品链转移，逐步积累正演变成事故频发。2008年以来，全国已发生百余起重大污染事故，其中重金属污染事故达30多起。

200亿元

从直接损失来说，土壤污染导致我国粮食每年减产100亿公斤。环保部门则估算，全国每年因土壤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

挖地3米

近几年，全国关闭的各类化工厂数以万计，这些化工厂原址都成了一块块亟待治理的“污染地”。而土壤污染修复所需的费用则是天价。有毒土壤一般要挖地3米，用化学方法“洗土”，直到各项指标达标才能再利用，这一过程漫长且昂贵。例如，常州农药厂土壤修复需2亿元，苏州化工厂污染治理费则高达数亿至数十亿元。

1000亿

国外土壤修复已有成熟模式。比如美国在“污染者付费”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征收专业税种，建立了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的土壤修复“超级基金”。在污染风险评估方面，美国要求如百万人中有一人可能致癌，则土地必须修复；荷兰则要求更为严格，若10万人中有一人可能致癌就得修复。但我国并没有建立相关评估机制，污染责任认定也不明确，历史遗留问题突出，导致国内土壤修复工程是以政府的单向投入为主，这使得治理不可持续。

1：20

篇2

摘 要：一直以来，治理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都是全球各国亟待解决的一项难题。当前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相对较为严峻，且引发这一问题的因素相对也比较复杂。而此种污染问题的出现，不仅会对生物的生长带来极大的危害，还会降低作物的总产量，并对人的生命健康造成极大的威胁。对此，本文以土壤的重金属污染为立足点，通过对我国土壤污染现状和危害的分析，从而就缓解和解决土壤污染问题的策略展开研究。

关键词：土壤重金属污染；危害；修复技术

中图分类号：X5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70230224

就土壤本身来看，其之所以会产生重金属污染，主要是因为人类在活动期间将重金属物质带入到土壤内部，使得土壤内的重金属含量增多，破坏生态环境。随着农村人口数量的增长和农业生产过程中对化肥和农药使用量的增加，导致土壤中有害物含量增多，自身生态结构和环境质量被破坏。其中，重金属是对土壤生态结构影响最大的一种元素。为了重塑土壤生态结构，提高土壤内部环境质量，解决土壤存在的重金属污染问题势在必行。

1 土壤污染现状和危害

1.1 重金属污染现状

在2005年到2013年的12月，我国土地管理局第一次开展了有关全国土壤污染情况的调查研究。按照我国在2014年由国土资源部和环保部共同的有关《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所公示的调查结果看：当前我国土壤生态环境的状况整体来讲十分严峻，特别是重金属污染问题，更是极为严重。在我国一些废弃工矿所在区域的周边位置，土壤的重金属污染问题十分的突出。其中，我国有16.1%的土壤，重金属污染总超标率相对较重，11.2%超标率属于轻微范围；而轻度超标率和中度以上的超标率分别达到了2.3%和2.6%。

1.2 重金属污染的危害

同其他土壤污染类型相比，重金属污染本身的隐匿性、长期性、不可逆性较强，且这种污染问题一旦出现，则很难消逝。一旦重金属污染存在于土壤中，不仅很难被移动，还会长时间滞留在其产生区域，不断污染周边土壤。与此同时，重金属污染物不仅无法被微生物有效降解，还会借助植物、水等介质，被动植物所吸收，而后进入到人类食物链之中，对人体健康a生威胁。从具体的情况来看，重金属污染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危害类型：对作物生产造成不利影响。因为重金属污染物在土壤与作物系统迁移的过程中，会对作物正常的生长发育和生理生化产生直接影响，从而降低作物的品质与产量。例如，镉属于对植物生长危害性较大的重金属，如果土壤镉含量较高，植物叶片上的叶绿素结构就会被破坏，根系生长被抑制，阻碍根系吸收土壤中的养分与水分，降低产量；会对人体生命健康带去影响。土壤中存在的重金属污染物可以借助食物链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例如，汞进入人体后被直接沉入到肝脏中，破坏大脑的视神经。

2 解决重金属污染问题的方法

2.1 工程治理法

所谓的工程治理法，是通过利用化学或者是物理学中的相关原理，对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问题展开有效治理的一种方法。现阶段，工程治理法主要包括了热处理法、淋洗法与电解法等[1]。在众多重金属污染处理方法中的处理效果更好、处理工艺的稳定性更高。但该项方法处理过程和处理工艺复杂，需要花费的成本高，且经过该方法处理后的土壤，其本身的肥力会有所降低。

2.2 生物治理法

该方法指的是借助生物在生长过程中的一些习性，来达到改良、抑制、适应重金属污染的目的。在该项治理方法中最为常见的就是微生物、植物和动物治理法。生物治理是利用鼠类和蚯蚓等动物能够吸收重金属的特性；植物治理则是利用植物积累到一定程度可以清除重金属污染，对重金属具有忍耐力的特质。工程治理法相比，生物治理方式投资相对较小、管理便利、对环境破坏性小等优势，但治理时间较长[2]。

2.3 化学治理法

化学治理法是通过向已经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壤中投入适量的抑制剂和改良剂等其他化学物质的方式，增加有机质、阳离子等在土壤中代换量和粘粒含量，来改变被污染土壤电导、Eh、pH等其他理化性质，使重金属可以通过还原、氧化、拮抗、吸附、沉淀、抑制等化学作用被有效消除[3]。

3 结束语

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重金属对土壤污染程度逐渐加深的今天，对重金属污染现状，以及其可能会造成的危害等问题展开细致的分析与研究，并利用工程、生物、化学等方式来有效的缓解和治理土壤当前存在的重金属严重污染问题，能够对我国土壤的生态环境和内部结构进行重构，为我国城市发展和社会建设提供充足的土壤资源。

参考文献

[1]崔德杰，张玉龙.土壤重金属污染现状与修复技术研究进展[J].土壤通报，2004（3）：366-370.

篇3

关键词：农业土壤；镉；危害；污染途径

中图分类号：S156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6.12.023

Analysis of Cadmium Pollution in Agricultural Soils and Analysis of its Aay of Pollution

PANG Rongli， WANG Ruiping， XIE Hanzhong， GUO Linlin， LI Jun

（1. Institute of Zhengzhou Pomology， CAAS/ Laboratory of Quality & Safety Risk Assessment for Fruit（Zhengzhou），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Zhengzhou， Henan 450009， China）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of our country， caused different degrees of pollution on soil environment， especially the problem of cadmium pollution has attracted global attention. The article analyzed the current status of soil cadmium pollution and the harm of cadmium pollution in soil， and pointed out the evaluation indexes of cadmium in soil environment， and summarized the main ways of cadmium pollution in soil， and put forward the suggestions for reducing cadmium pollution in soil. This will bett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oil remediation and treatment technology of cadmium contaminated soil.

Key words： agricultural soils； cadmium； harm； pollution way

土壤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然而，随着我国工农业的快速发展，矿产资源的不合理开采，以及农业生产中污水灌溉、化肥的不合理使用、畜禽养殖等，导致了土壤重金属的污染逐步加剧。镉是环境中毒性最强的5毒（汞、铅、镉、砷、铬）元素之一，同时由于镉在土壤中不易迁移，镉对土壤的污染基本上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土壤一旦受到镉污染就很难恢复，对镉污染土壤及修复的研究目前是土壤环境研究的热点[1-2]。

本研究拟从土壤镉污染现状及评价指标、土壤镉污染的危害及我国对植物性食品中镉的规定、土壤中镉污染的主要途径等方面着手，全面分析农业土壤中镉污染来源及其危害性，并对减少土壤中镉污染途径提出建议，以期为更好地推动重金属镉污染土壤的修复与治理技术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1 我国土壤镉污染现状及评价指标

1.1 土壤镉背景值

土壤背景值是指在未受或受人类活动影响小的土壤环境本身的化学元素组成及其含量。自然土壤中的镉主要来源于成土母质，全世界土壤中镉的含量一般在0.010～2.000 mg・kg-1，中值为0.35 mg・kg-1。由于我国不同区域地球化学条件差异显著，在我国各区域土壤中镉背景值差异较大，土壤中镉背景范围为0.001～13.400 mg・kg-1，中值为0.079 mg・kg-1，算术平均值为0.097 mg・kg-1，低于日本（0.413 mg・kg-1）和英国（0.62 mg・kg-1），95%置信度的置信区间为0.017～0.330 mg・kg-1 [3]。

1.2 土壤镉污染现状

现代农业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含重金属的化肥、农药等的大量使用，导致土壤重金属污染日益严重，这不仅使土壤肥力、农产品产量和品质下降，而且重金属元素通过在农作物中的富集而影响农产品食品安全，从而间接危害人体健康。据统计，我国镉污染农田超过1.3万 hm2，涉及11个省市的25个地区[4]，并且部分地区的镉污染已相当严重。2014年4月17日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公布了全国土壤污染调查公报，公布了我国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公报指出，我国土壤环境状况令人堪忧，镉等重金属污染问题相对比较突出，从污染分布情况看，南方土壤污染较重，北方土壤污染相对较轻，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也较为突出。镉含量分布呈现出从东北到西南、从西北到东南方向逐渐升高的态势，镉点位超标率为7.0%，其中，轻微污染、轻度污染、中度污染、重度污染的比例分别为5.2%，0.8%，0.5%，0.5%。我国地质调查局的《中国耕地地球化学调查报告（2015）》显示，我国有232万hm2重金属中重度污染或超标耕地。

1.3 土壤镉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的选择是土壤环境质量评价的关键，现行《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将土壤各污染物限量值分为三级：一级标准是为保护区域自然生态，维持自然背景而设置，镉限量值为0.2 mg・kg-1；二级标准是为保障农业生产，维护人体健康而设置，镉限量值在pH值7.5时为0.6 mg・kg-1；三级标准是为保障农林生产和植物正常生长而设置的土壤临界值，镉限量值为1.0 mg・kg-1（pH值>6.5）。此外，我国农业行业标准《无公害农产品 种植业产地环境条件》（NY/T 5010―2016）规定，土壤污染物镉为基本指标，具体限量值应符合国家标准GB 15618的要求；《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NY/T 391―2013）规定，镉限量值均为0.30 mg・kg-1（pH值≤7.5）和0.40 mg・kg-1（pH值>7.5）。

2 土壤镉污染的危害及我国对植物性食品中镉的规定

2.1 土壤镉污染对植物生长的危害

镉在土壤中具有移动性差、毒性强的特点，因而，重金属污染土壤之后，就有可能导致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在农作物体内富集[5-6]。镉不是植物生长所必需的营养元素，当镉进入植物体内并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通过影响植物的生长发育、抑制植物的呼吸作用和光合作用、减弱植物体中的酶活性[7-8]、降低植物可溶性蛋白和可溶性糖的含量等途径来影响植物的产量、品质和安全，从而间接地危害人类的健康[9-10]。

2.2 土壤镉污染对人体的毒害作用

镉不是人体所必需的元素，主要通过影响人体的心血管系统而使人体免疫力下降。镉属于肺癌的致癌物之一，同时其还是典型的环境激素类物质，对人类生殖系统造成损伤，对胚胎发育也有一定的毒性。

2.3 我国农产品中镉的限制

我国国家标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12）中规定了和土壤相关的植物性食品中污染物镉的限量指标。

3 土壤中镉污染的主要途径

土壤中镉的自然来源主要是岩石和土壤的本底，人为来源主要是人类工农业生产活动造成的污染。

3.1 交通运输

公路源重金属对公路旁植物污染来说是主要的污染源，通过对路边重金属沉降种类相关分析表明，路边的交通造成的污染主要有铅、镉、锌等重金属。铁路旁镉、铅污染主要归结于货物运输（包括冶炼物质、煤炭、石油、建材、矿建等各种大宗工业物资）、火车轮轴以及车辆部件的磨损、牵引机车的废气排放等[11]。公路、铁路两侧土壤中的镉污染程度与距离路基的距离、交通流量、通车时间长短等有一定的相关性。全国土壤污染调查公报（2014年）显示，在调查的267条干线公路两侧的1 578个土壤点位中，超标点位占20.3%，主要污染物为铅、锌、砷、镉和多环芳烃，一般集中在公路两侧150 m范围内。符燕[12]2007年研究表明，在陇海铁路郑商段路两侧300 m范围内，表层土壤中重金属含量明显高于我国潮土中镉背景值，综合污染指数为重污染，基本与距铁路的距离呈负相关，离铁路越近，污染指数越大。罗娅君等[13]2014年对成绵高速公路特征路段两侧土壤重金属污染特征及分布规律进行研究时发现，在分析路段范围内Cd单项污染指数介于2.2～4.35，平均为3.18，污染等级为重度污染。陈黎萍等[14]研究表明，在川中丘陵区铁路沿线附近土壤中，镉总量较高，其化学形态主要以酸可交换态和可还原态为主，残渣态含量很低，说明在铁路沿线附近土壤中镉的生物活性和可迁移性较强。

3.2 农业投入品的使用

含镉肥料主要指磷肥以及一些可以用于农业生产的含镉生活垃圾为原料生产的肥料，大量长期施用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农田镉污染。生产磷肥的原料是磷矿石，磷矿石中除了含有一些营养元素外，同时也含有较高含量的镉。资料显示，磷肥中的镉含量因原料产地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加拿大为2.1～9.3 mg・kg-1，瑞典为2～30 mg・kg-1，荷兰为9～60 mg・kg-1，澳大利亚的磷肥镉含量高达18～91 mg・kg-1，美国为734～159 mg・kg-1，我国的磷矿含镉大多较低，所以磷肥的镉含量也较低，如广州市施用的磷肥镉含量为2～3 mg・kg-1 [15]。王美等[16]对肥料中重金属含量研究结果表明，过磷酸钙中镉含量高于钙镁磷肥，这与生产原料、生产工艺等有关，这些磷肥的大量长期施用必将导致土壤镉含量的积累。马耀华[17]1998年研究结果显示，上海地区的一些菜园土施肥前土壤中Cd的含量为0.134 mg・kg-1，施肥后上升到0.316 mg・kg-1。美国某橘园土壤Cd含量为0.07 mg・kg-1，连续施用磷肥36年后，土壤Cd含量高达1.0 mg・kg-1。由于长期施用含镉磷肥而导致了土壤中Cd的积累，同时增加了植物中Cd的质量分数[18]。因此，含镉磷肥被认为是农田镉污染的重要来源。

以畜禽粪便等为原料堆制成的有机肥中也含有较高的镉等重金属，长期连续施用也将造成土壤镉污染[19]。潘霞等[20]研究了畜禽有机肥对典型蔬果地土壤剖面重金属分布状况，指出施用猪粪、羊粪、鸡粪3种畜禽有机肥均可使重金属在土壤剖面呈现表聚现象，以设施菜地最为突出，Cd和Zn积累较为明显。叶必雄等[21]研究结果表明，牛粪集中施用区土壤剖面中Cd，Ni，Cu，Pb，Cr等重金属存在较为明显的淋溶下移性，长期施用不同畜禽粪便的不同土壤剖面Cd，Pb，Cr，Ni等含量变化差异明显。董志新等[22]在分析沼气肥养分物质和重金属含量差异时指出，沼渣有机质和养分含量较高，是营养元素种类齐全的优质有机肥料，但沼气肥中也含有一些重金属元素，农业利用有可能因植物富集而影响农产品食品安全。

农用塑料薄膜在生产过程中用到热稳定剂，而热稳定剂中又含有重金属镉，因而，随着塑料大棚和地膜覆盖技术的大量应用，在对低温季节和干燥地区的农业生产起到极大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可能使农用土壤中的镉积累，造成土壤质量下降。陈慧等[23]研究结果表明，覆膜种植方式下莴苣根际土壤中的重金属明显高于不覆膜种植方式，地膜覆盖能有效地降低重金属向地上部分转移。于立红等[24]在地膜中重金属对土壤―大豆系统污染的试验研究中指出，大豆各生育时期，高倍地膜残留量土壤和植株中Cd和Pb含量高于低倍残留，各生育时期各处理土壤中Cd含量为0.7～2.4 mg・kg-1，Cd含量均超过《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的Ⅱ级标准。

3.3 污水灌溉

使用污水灌溉农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业用水资源短缺的问题，但由于污水中可能会含有重金属等污染物，长期施用势必也会造成土壤中重金属含量的增加[25-26]。全国土壤污染调查公报（2014年）显示，在调查的55个污水灌溉区中，有39个存在土壤污染，在1 378个土壤点位中，超标点位占26.4%，主要污染物为镉、砷和多环芳烃。长沙市郊引用化工区污水灌溉，土壤的重金属污染极其严重，环保部门在某铅锌矿区监测分析结果显示，该矿水系沿岸耕地所产的稻米Cd含量为2.24 mg・kg-1，是对照点的3.7倍，属于“镉米”[27]。张萌等[28]在对太原市污灌区土壤镉存在形态与生物可利用性研究时发现，与太原市土壤背景值相比，污灌区土壤中重金属镉含量已达太原市土壤背景值的3倍，镉在土壤表层含量明显高于其他分层，表明表层土壤有明显的镉累积，并且镉在表层土壤含量最高，随深度增加镉含量逐渐降低。艾建超等[29]研究结果表明，污灌区土壤镉含量超标，并且污灌区土壤耕作层中Cd的形态特征为可交换态>铁锰氧化态>碳酸盐结合态或有机结合态>残渣态。

3.4 污泥施肥

城市污泥中含有多种能够促进植物生长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如B，Mo等），但是污泥中也可能含有大量的重金属元素，主要来源于不同类的工业废水中，镉主要来源于矿业废水、钢铁冶炼废水等，长期污泥施肥也可导致土壤中镉含量的增加。黄游等[30]研究结果表明，污泥进入土壤后，土壤中镉和锌的生物活性与污泥的施加量成正比。有研究表明，不同区域城市污泥Cd含量从大到小依次为华南、西南、华中、华东、西北、华北、东北，这可能与工业密集程度、矿区类型及分布等有关[31]。徐兴华等[32]在污泥和水溶性重金属盐的植物有效性比较研究时指出，污泥中含有较高的锌、镉等重金属。

3.5 工况企业活动

镉往往与铅锌矿伴生，工矿活动可造成不同程度的镉污染。在冶炼废渣和矿渣堆放或处理的过程中，由于日晒、雨淋、水洗重金属极易迁移，以废弃堆为中心向四周及两侧扩散。全国土壤污染调查公报（2014年）显示，在调查的70个矿区的1672个土壤点位中，超标点位占33.4%，主要污染物为镉、铅、砷和多环芳烃。姬艳芳等[33]在2008研究凤凰矿区耕地土壤和稻米中重金属时发现，土壤中Cd含量高达10.70 mg・kg-1，大大超过了国家土壤环境质量的二级标准，稻米中Cd含量也严重超标。周建民等[34]2004年在研究广东省大宝山矿区的尾矿和周边的土壤重金属时发现，尾矿附近的稻田土壤Cd平均浓度高达2.453 mg・kg-1。尹伟等[35]2009年调查佛山某矿区周边菜地结果表明，在研究区域内有20%的土壤不同程度地受到镉污染。

4 控制土壤重金属镉污染的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知，人类活动对全球土壤镉的输入量已大大超过自然释放量，同时被镉污染的土壤很难修复。因而，应严格控制土壤镉的来源，尤其是严格要求农业投入品的质量。做到不用未经处理的污水进行灌溉，不用污泥进行施肥，少用农用薄膜，杜绝不合格化学肥料或有机肥料，远离工厂企业和交通要道，严格控制土壤中重金属镉的输入，改善土壤环境，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保护人类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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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食物应多样化，主食也要多样化，不能太单一，这是营养学一贯主张的健康饮食原则。白米饭作为精制谷物的代表，营养价值不及粗杂粮。但这些原则和事实显然不足以得出“不能天天吃大米”的结论。不过，新近出现的一些事件和证据正在促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

最新的数据是美国FDA（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要准确解读这些数据，尤其是要把这些数据跟中国人吃大米的情况对应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我们不在此讨论这些数据，只分享一下美国FDA根据这些数据给出的建议：“样品中所发现的含砷量很低，不足以立即或在短期内造成健康损害。鼓励所有消费者（包括孕妇、婴儿和儿童）平衡饮食，以获得更全面的营养，避免因过量食用单一食品可能对健康带来的不利影响，应给婴儿喂食多种谷物（而不是单一的米粉或米糊）。”另外，FDA 指出，有机大米中的砷并不少，糙米（粗粮）含砷似乎比白米还多，彻底清洗、多加水长时间煮可以降低砷含量，但对维生素破坏很大，整体健康益处不明显。

砷固然值得关注，而镉的毒性也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去年5月，广东省食安办率先公布150多个批次（约占总检批次的10%）大米镉含量超标，一度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虽然从那之后很少再有其他地区的检测结果（只看到福建的大米镉超标率为1%），但这绝不意味着其他地区就没有镉大米，这种奇怪的“沉默”本身就值得深思。专家们给出的建议与美国FDA 如出一辙：“增加食谱的多样化，减少对大米（尤其是单一来源的大米）的依赖。”不要餐餐吃米饭，膳食应增加杂粮、豆薯等食物。

篇5

下面，就让我们来认识3位恪尽职守的植物“环境监测员”。

松萝――大气监测员

松萝这东西，现在我们已经不太能见到了。不过，踏上云南迪庆的高原，步入香格里拉茂密的原始森林之中，你会惊喜地发现，在那些密密匝匝的参天大树上，披挂着无数曼妙的丝状植物，如帘似瀑，随风飘拂，煞是奇特。这便是有着“大气监测员”之称的松萝。

松萝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植物，它寄生于树梢，无根无枝，似草非草，春荣秋枯，所以，在《中国植物志》里根本就没有关于松萝的任何记载。事实上，松萝是藻类和菌类共生的地衣体，属松萝科植物，又名女萝、松上寄生、天棚草、雪风藤、山挂面、海风藤、石丝线，可分为长松萝和节松萝两种。

长松萝呈地衣体丝状，灰绿色，柔软，主轴单一，细长且没有分枝，向下悬垂，最长可达1米以上；节松萝全体淡灰绿色，长丝状，全长通常为10～40厘米，成二叉式分枝，枝体平滑，表面有很多白色环状裂沟，横断面可见中央有线状强韧性的中轴，由菌丝组成，有弹性，可拉长，其外为藻环，常由环状沟纹分离成短筒状。

松萝分布于黑龙江、吉林、辽宁、陕西、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省，多生于深山的老树枝干或高山岩石上，尤喜阴暗潮湿的树林中，附生在针叶树上。它对生长环境的空气质量要求很高，一旦大气遭受污染，便会在短时间内迅速灭绝。因此，人们通常称其为“大气监测员”，以是否有松萝生长来判断大气质量。

松萝不仅恪守检测大气的重任，还以其身躯为人类防疾治病。它具有清热解毒、止咳化痰之功效，主治肺结核、慢性支气管炎。从松萝中提取制得的地衣酸钠盐，能抑制白喉杆菌、结核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多种病菌，可用于治疗各种伤口感染、化脓性中耳炎、疮疖、淋巴结结核、乳腺炎、子宫颈糜烂、阴道滴虫等。

除了特殊的药用价值，松萝还是理想的养兰基质。因为兰花是娇嫩的植物，对基质要求特别高，既要很透气，又要保湿和干燥。松萝仿佛天生就是为兰花而生的，扯一把晒干的松萝，裹在兰花的根上，直接放进花盆里，没有山泥也不要紧，既不用担心水浇多了烂根，也不用担心浇少了会，特别省心省力。

――水质监测员

在四川和云南交界的万山丛中，有一个宁静而神秘的泸沽湖，那里不仅有独特的摩梭走婚文化，更有澄明透彻得令人沉醉的碧水。最让游客印象深刻的，则是生长在这碧波湖水中的一种植物。它们白天顶着一朵洁白的小花随波逐流，到了夜晚花朵闭合，又沉入水中酣然入睡，因此，当地人称其为“”。

其实，是一种娇贵的植物，它对水质的要求相当严苛，喜欢温暖干净的水体，多生长在4米左右的深水区域。假如水体稍有污染，它就会成片死亡，直至绝迹。

的学名叫海菜花，又名龙爪菜，是水鳖科多年生水生植物，因其茎干短缩，叶片基生，植株沉水，所以只能看见漂浮在水面上的点点白花，远远望去，宛如湖面上洒满了珍珠，煞是好看。

不仅花朵美丽可人，还是一种营养非常丰富的美味，在云、贵、两广等地，民间爱喝的“龙凤呈祥”汤，就是在腊猪骨熬制的汤中加入洗净不切的藤茎和煮化了的蚕豆米做成，其味道鲜爽甘香，食后能明目养肝、止咳化痰，尤其适合中老年人食用。另外，还可以用加火腿丁等各种辅料，制作成各色菜肴，都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尤其对心血管疾病与尿频有辅助疗效。在云南的不少地方，人们还把当作一种美食来招待客人，很多餐馆里也都能吃到凉拌的。

是我国独有的植物，早些年曾广泛分布于云南、贵州、广西和海南部分地区海拔2700米以下的湖泊、池塘、沟渠和深水田中。尤其是在云南省大小湖泊的浅水带，均有大量生长。之后，由于湖泊、池塘广泛遭受污染，加之对这种生物资源的过度开发，在许多湖泊中相继消失。

正因为只能生长在纯净的活水之中，对水质污染极为敏感，因此人们常以是否生长有来判别水体状况。环保部门则干脆将其称为“环保菜”，专门用它来检测水体质量。

葫芦藓――土壤监测员

对于空气和水源的污染，大家可能会有比较直观的感受，而土壤污染常常容易被人忽略。其实，土壤污染和空气污染、水源污染一样，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当下，我国的土壤污染状况不容乐观。环境保护部、国土资源部2014年4月17日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全国土壤环境总点位超标率为16.1%，部分地区土壤污染已经比较严重，其中镉、汞、砷、铅等无机污染物含量的超标率尤为严重。

难怪，我们小时候经常可以在路边墙角见到的一种绿油油的苔藓，不知何时已变得难觅踪迹了。这种喜爱生长在阴暗潮湿环境中的苔藓，虽然没有枝叶，没有花朵，却会长出一根根很萌的芽孢，宛若一粒粒迷你的小葫芦，绽放在绿绿的小绒毯上，可爱异常。没错，这种植物就叫葫芦藓，属于苔藓类植物，其植株非常矮小，通常仅有1～3厘米，它们没有真正的根，只有短而细的假根，起固着植株的作用。葫芦藓以孢子来进行繁殖，我们见到的那一粒粒迷你葫芦般的可爱小点点，就是它的孢子体――孢蒴。

葫芦藓是一种对环境质量非常敏感的植物，因为它的叶只有一层细胞，二氧化硫等有毒气体和土壤中的其他有害物质很容易从其腹背两面侵入细胞，从而威胁它的生存。所以，在污染比较严重的地方，就很难见到这种苔藓植物了。于是，人们就利用葫芦藓的这个特性，把它当作监测环境污染程度的指示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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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面源污染量大类多、分布广，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说。鉴于农村人口基数大，农村污染的影响面更大、危害更深远。鉴于农村肩负粮食及农副产品供应，农村污染（尤其是土壤及水污染）的影响是全局性的，城市也不能幸免。鉴于农村污染的复杂性，污染治理难度更大。譬如土壤污染治理、土地机能修复，比普通的污水治理难度要大得多。鉴于农村的幅员辽阔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农村污染治理还难以大面积推开。因此，可以说，农村污染比城市污染更让人忧心，“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加难走。

那么，如此严重的面源污染成因是什么？怎样才能打赢这场攻坚战，以终结这份真正的“乡愁”？一时间，向污染宣战建美丽乡村，成为上至政府下至的热门话题。

内源污染和外源污染共同加害环境

内源污染主要包括：第一，农村生活方式的变革。随着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改善，今日农村也告别了传统、低耗、环保的生活方式，各种不可降解的生活垃圾随之增多，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第二，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传统的有机农业、循环农业式微，逐渐被化学农业所替代。一方面，化肥、农药等高残留、高污染的化学品，以及难降解的农膜大规模使用，这些成为农村污染的罪魁祸首。另一方面，效益偏低的传统有机农业生产方式被遗弃，人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等有机肥料不再使用，成为农村环境污染的增量。

外源污染主要包括：第一，城市垃圾、污染企业“上山下乡”，直接加大农村环境压力。城市产业升级，难容污染企业，一些企业便将眼光转向农村，出于GDP渴求，地方政府对此多半持欢迎态度，为其大开绿灯。第二，城镇化“副产品”。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搬到了城镇生活。城镇人口多了，生活垃圾、污水也就多了，而现阶段小城镇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有限，垃圾多半采取运到农村、山区填埋，造成二次污染。生活污水也一样，未经处理直排江河湖泊溪流，是农村水污染重要肇因。

重金属污染成农产品质量“隐形杀手”

据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公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9.4%，主要污染物为镉、镍、铜、砷、汞、铅、滴滴涕和多环芳烃。

“看不见”的重金属污染，正在扮演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隐形杀手”，不仅可能影响到农田和农村周边环境，也让普通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产生疑虑。“除了工业废弃物排放造成的土壤重金属污染，农业化学品的大量投入会导致土壤中养分、重金属以及有毒有机物富集引起的土地污染，直接威胁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说。

例如，化肥的过量使用会造成土壤的酸化，进而会诱发土壤重金属离子活性的提高。数据显示，土壤PH值每下降一个单位，重金属镉的活性就会提升100倍，增加骨痛病等疑难病症的患病风险。

骨痛病易发生在镉污染地区，以周身剧痛为主要症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居民长期饮用受镉污染的河水，并食用此水灌溉的含镉稻米，致使镉在体内蓄积而造成肾损害，患上骨痛病，成为当时震惊全球的公害事件。

“当前我国耕地重金属污染总体以轻度污染为主，可防可控。”农业部有关人士指出，中央高度重视重金属污染问题，农业部将加快推进全国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普查，启动重点地区土壤重金属污染加密调查和农作物与土壤的协同监测，切实摸清农产品产地重金属污染底数。

化肥农药农膜：“资源”与“污染”一线之隔

道路两旁的沟渠满是白色的残膜，大风一刮，树木的枝枝杈杈都挂着成条的地膜碎片……这是我国西北农村地区随处可见的景象

覆膜可以控温保墒，具有显著的增产效果，是我国旱作农业的一项核心技术。然而，由于超薄地膜的长期使用并缺乏回收机制，大量地膜一揭就碎，残留在农田里，“白色革命”带来了“白色污染”。一位农民说：“这些膜要是烂在地里，过几年庄稼就长不出来了！”

白色污染只是农业面源污染的一个方面。根据农业部的一份调查，全国一些省份存在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具体表现在：中东部省份主要是化肥、农药过量施用造成水体环境富营养化，南方省份主要是畜禽和水产养殖过程中的排泄物对土壤和水体环境造成的污染。

“农业面源污染的最大特点是隐藏性、长期性和分散性，是农业生产各个环节各个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产生的。它不像工业生产上的点源污染，有问题关掉就行了，农业面源污染处理起来比较麻烦。”农业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所长任天志认为。据介绍，在我国西北干旱地区，农膜污染问题成为比较突出的问题；在南方，由于畜禽养殖规模化水平高，规模大，农业畜禽粪污染问题比较突出。

多措共举还农村一方净土

农业面源污染尽管严峻，但并非不能防治。“农业面源污染中，一部分属资源性污染，是可以加以转化利用的。如果措施得当，还农村一方净土并非没有可能。”农业部科教司资环处处长李波说。

从内源污染寻求治理之道，关键是要转变农业生产理念和生产方式。包括：通过科学指导，优化施肥、施药方案，将两者用量减下来；减少污染性化肥、农药生产，加大低毒、低残留化肥、农药的研发、生产；大力提倡用有机肥替代部分化肥，稳定地提高产量，提升农产品品质；提高农业生产集约化水平，提高风险可控度；利用市场手段，形成良币驱逐劣币氛围，提升绿色农产品占有率，倒逼农业生产方式转变；通过新农村建设，增加环境保护投入，提高治理能力。外源污染上，要禁止城市垃圾未经处理直接向农村倾倒，严控环保不过关的污染企业向农村转移。同时，在城镇化过程中，搞好城镇环境治理配套设施，别让农村承担外部成本。

从外源污染层面进行农村环境整治包含几个要素：对于相对条件比较差的农村地区，主要以改造危房，改厕、修建一些公共的道路为主，来改善环境面貌。而基本具备相对条件的农村，就要建立环境设施，把农村的垃圾、污水和机动车、畜禽养殖的污染物有效地治理，作为整治的一个重点。像苏南地区，它的环境基础设施、居住基础设施都已经到了一定的水平，这个就是更高层次地进行村庄、村落的保护和完善，就是强调对文化传承的保护。农村容貌的改善，农村环境原来的面貌，自然环境之美，能够还原它们的特色。不同层次的农村，要进行不同的农村环境的改善。这样对农村环境改善，就更能够体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同样是美丽农村，吸引更多的游客，旅游业，乡村其他产业都蓬勃发展，老百姓也富民了，所谓的绿色转型也就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与子孙耕。

政、研、民合力共治谋求千秋万业

农村环境保护是千秋万业的大事，需要社会各界取得共识，合力共治。为遏制农业面源污染扩大趋势，农业部了《关于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意见》就防治农业面源污染提出了“一控两减三基本”目标：“一控”即严格控制农业用水总量，大力发展节水农业；“两减”即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实施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三基本”指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农膜基本资源化利用。对于已经受污染的地区，农业部将实施分级处理。在轻度污染区，通过灌溉水源净化、推广低镉积累品种、加强水肥管理、改变农艺措施等，实现水稻安全生产；在中、重度污染区，开展农艺措施修复治理，同时通过品种替代、粮油作物调整和改种非食用经济作物等方式，因地制宜调整种植结构。

科研界也在积极探索防治方法。目前，中国农科院正组织160余名各学科专家联合攻坚南方稻米重金属污染。记者了解到，主要研究思路是从农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入手，如产前品种选择、产中水肥管理、产后稻米加工等，“截断”重金属镉被稻米吸收和富集的途径。还有专家表示，要特别关注养殖业的污染防治。养殖业在农业面源污染所占比重超过一半，其环保控制措施要前移，从选址、圈舍设计、雨水处理等方面都考虑到环保问题，最后再处理末端生产产生的污染，形成全链条式环保处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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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生态保护；问题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2）-09-0055-1

1 土地开发利用中存在的生态问题

近些年，人类对土地资源的任意开发随意利用，造成了我们生态系统严重失衡，土地资源污染破坏严重，已经严重威胁到我们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根据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可知，我国每平方公里人数是世界平均人口密度的3倍；根据《2005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可知，我国现有土地面积为18.31亿亩，人均面积为1.4亩，不足世界人均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再加上我国难以开发的土地资源面积巨大，土地资源后备力量严重不足，尤其是我国耕地面积逐年缩小，耕地土地资源非常匮乏。现在我国的土地资源利用已经达到100亿亩，占土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左右，还有三分之一是难以开发和不能开发的资源，比如：沙漠、戈壁、积雪地、沼泽地、石山、裸地等等。

1.1 土地开发利用过程中引发的环境问题日益恶化

在土地开发过程中，导致土地资源生态环境恶化范围在逐步扩大，危害程度日益加深，其具体表现在土地面积侵蚀面积增大、城市建设造成水土流失严重、农业用地农药用量超标土地污染严重、土地盐碱化严重、草地森林不断退化、湿地减退、生物多样化锐减、土地结构遭到破坏。目前我国的沙漠化面积已经到了174万平方公里，约占我国土地总面积的18.13%，造成我国的经济损失达到500多亿；水土流失的速度超过了治理速度，需要新的治理技术加快治理速度。

1.2 城市用地浪费严重

近些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发展速度加快，城市用地面积急剧增加，工业用地面积不断扩大，大量耕地被占用。根据2005年的城市用地显示，我国城市用地面积已经增加到427.4万亩，要比2004年增长了6%。这组数字说明，我国可利用土地在逐渐减少。另外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工业用地、商业用地、住宅用地比例失调，行业内部也存在这种现象，城市有限资源不能合理最大化的利用，造成土地资源浪费，得不到土地资源最大价值开发利用。

1.3 农业用地急剧减少

农业用地急剧减少的原因很多，首先是由于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和自然灾害导致农业耕地面积减少。另外非农占地现象严重，而且造成农业耕地永久性流失。非农业占地规划性不强，盲目性大，不仅使所征集的耕地不能发挥其最大价值，也使周边耕地备受污染，从而影响农业生产。据2005年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建设面积为318.2万亩，占耕地面积80.2万亩，说明所征集耕地建设约占总建设面积的四分之一。农村住宅基地规模过大，这是我国农村尤其是东北农村遗留下的问题，住宅基地过大，没有形成集中建设，大量耕地用在房屋建设，使得耕地面积浪费。

1.4 污水灌溉和环境污染破坏土地资源

造成土地污染的原因很多，其主要原因有工业、生活、农业以及交通，这几方面是土地污染的主要来源。从工业方面来说，近些年乡镇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一些问题不可忽视，乡镇企业分布广形成不了集约化发展；资金不足，使一些设备得不到改善；技术落后，制约企业进步。工业中的“三废”排入河流以及农田，造成土地资源的污染。据先关统计我国每年的废水排放量高达到200亿吨以上，工业固体废弃物也达到65亿吨，占地面积约为5万平方千米，再加上城市生活垃圾，土地资源浪费极为严重。此外，不合理的开采也会导致土地资源的浪费。

1.5 土地资源重金属超标

化学工业的蓬勃发展，对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极大作用。但是其对空气的污染、水体的污染程度却越来越深，而水体和空气污染最终都会导致土地的污染。在我国造成土壤污染最为严重的是重金属污染。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目前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土地面积高达两千万公顷，约占我国耕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因重金属污染造成我国粮食减产1000多万吨。这种重金属污染的主要元凶是不规范的采矿和金属冶炼；在耕作区不合适使用化肥是造成总金属污染的主要来源，在农业区很多农户不按照要求进行施肥，最终使土壤中所含的金属超标，从而改变土壤结构，致其肥力下降，另一方面是复合肥本身所含有的镉超标。

参考文献

[1] 中国环保总局网站.2005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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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1―2014年中国主要河流总体水质年际变化曲线图（资料来源：国家环保部《2014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公报》对该曲线图的解读是：“2001―2014年，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等七大流域和浙闽片河流、西北诸河、西南诸河总体水质明显好转，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上升32.7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下降21.2个百分点。”

笔者在写作《人口困局》一书时，全面、系统地研究过我国最近30年水污染状况（包括地表水、地下水和近海）及其发展趋势。结果显示，最近20年是水污染形势迅速恶化并逼近爆发大规模水危机边缘时期。因此，笔者对《公报》关于我国最近14年水污染形势“明显好转”的研判不敢苟同。水污染形势研判涉及我国水污染长期趋势，有可能误导公众，误导管理层和决策层，并带来决策失误和治理失当失效的严重后果。

评价总河长增加“稀释”了水污染严峻形势

假定《公报》所依据的基础数据真实（该假定要打折）。这些基础数据可以历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相关数据为依据。在此条件下，图1的研判数据及其结论至少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评价总河长的增加稀释了劣Ⅴ类水质所占比例。2001至2014年的14年间，我国主要流域评价总河长增加了55%，而劣Ⅴ类水质绝对数量及其指数变化并不大。2008年以前，劣Ⅴ类水质增加值甚至超过评价总河长增加值。2009年以后，劣Ⅴ类水质绝对量和指数变动都非常小。但同一时期，评价总河长大大增加，从而大大降低了劣Ⅴ类水质所占比重。

二是Ⅰ～Ⅲ类水质比例的增加并不表示最近14年水污染形势“明显好转”。14年来，Ⅳ类、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绝对量呈现“稳中有升，降幅较小”的状态。也就是说，这些年来虽然政府花了很大力气治理水污染，在局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改变。图1的Ⅰ～Ⅲ类水质比例为什么会“上升32.7个百分点”？这是因为，这些年来各流域增加的评价河长主要是Ⅰ～Ⅲ类水质河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环保部门最先监测的往往是人口密集、水污染较重的中下游河段，后来逐渐扩大监测范围。一方面扩大了污染河段的监测，另一方面，越往后就有越多的上游河段纳入监测范围。一般地说，上游河段人口相对稀少，重化工业比重较低，水污染相对轻些。

因此，简单依据图1数据就得出我国主要流域“总体水质明显好转”的结论，恐怕过于轻率。

2002版水质标准掩盖了水污染严峻形势

为了尽可能还原真实数据，需要先说明我国地表水水质分类标准的变动情况。

1983年，我国首次颁布地表（面）水水质分类标准，此后分别于1988、1999、2002年进行了修订。

按照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地表水水质按功能高低依次划分为五类：Ⅰ类水，属于洁净的源头水，主要适用于国家自然保护区；Ⅱ类水，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珍贵鱼类保护区、鱼虾产卵场等；Ⅲ类水，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二级保护区、一般鱼类保护区及游泳区；Ⅳ类水，主要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区及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Ⅴ类水，主要适用于农业用水，也可作一般景观用水。（国家环保总局：《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HZB1-1999）》，2000年1月1日起实施；国家环保总局、国家质检总局：《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2002年4月26日。）

有关专家解释说，Ⅰ类水就是未污染的源头水；Ⅱ、Ⅲ类水虽有污染，但经处理后可以用作居民生活饮用水（即Ⅲ类水是居民生活饮用水的最低标准）；Ⅳ类水污染严重，人体直接接触有害，只能作为工业和农业用水；Ⅴ类水只能用于农业灌溉。劣Ⅴ类水，已经完全丧失水功能，用于任何目的都不安全。

鲜为人知的是，现行2002版地表水水质国家标准与之前标准相比“放宽”很多。北京保护健康协会健康饮用水专业委员会负责人评价说，“2002年，中国地表水标准修订后，现在的Ⅰ类水标准只及当年的Ⅲ类”。如果将GB3838-2002标准与之前的水质标准仔细对比便可以看到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首先，GHZB1-1999标准“基本项目”的监测指标有31项，而GB3838-2002只有24项。在缺少的7项中，有5项被单列为专门针对集中式生活饮用水的“补充项目标准”，这意味着，“非集中式生活饮用水”不需要监测这5项指标。

更重要的是，GHZB1-1999标准在“基本项目”之外，还专门针对Ⅰ、Ⅱ、Ⅲ类水域设立了40项“有机化学物质特定项目标准”。这样，要确认Ⅰ、Ⅱ、Ⅲ类水质达标，共需要监测71项指标。但在GB3838-2002标准中，仅需要监测24项“基本项目”指标。

虽然，在GB3838-2002标准中，另外设立了专门针对集中式生活饮用水的5项“补充项目标准”和80项“特定项目标准”，但对于“非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则不需要监测这85项指标。这就是上面那位水专家所说“现在的Ⅰ类水标准只及当年Ⅲ类水”的最重要原因，同时也是近几年各地纷纷“涌现”Ⅰ～Ⅱ类水的根本原因。（图1的评价指标仅有9项或21项）

再有，在GB3838-2002标准的24项“基本项目”中，Ⅲ～Ⅴ类水的总磷指标上限值（即具体数值）分别比之前水质标准放宽了100%、50%、100%，化学需氧量COD指标分别放宽了33%、50%、60%，氨氮指标分别放宽了100%、50%、33%；而高锰酸盐指标早在GHZB1-1999标准中就分别比之前标准放宽了33%、25%、50%。（见图2）

图2 国家2002版水质标准四指标与之前标准比较（单位：毫克/升）（资料来源：国家环保总局、国家质检总局：《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88）》，《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HZB1-1999）》，《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可见，若粗略地依总磷、化学需氧量和氨氮这三项指标（许多场合有关部门就这三项指标确定水质类别，足见其重要性）确认水质类别，则2002版的Ⅲ、Ⅳ、Ⅴ类水依次只相当于之前水质标准的Ⅳ、Ⅴ、劣Ⅴ类水质，即依次降低了一类（图2显示，2002版Ⅲ类值与之前标准Ⅳ类值相等）。若再按GHZB1-1999标准监测共71项指标，则2002版的Ⅲ类水的确不如1999年标准的Ⅳ类水。

另外，在GB3838-2002的80项“特定项目标准”中，一些项目指标的限值也比GHZB1-1999标准提高（放宽）了许多，例如，前者的苯、甲苯和乙苯指标限值，分别是后者的2倍、7倍和30倍。

因为历史原因（当年水污染还不成气候），20多年前的GB3838-88标准缺失了一些重要监测项目，如缺少氨氮和硫化物指标，缺少GHZB1-1999标准专门针对Ⅰ、Ⅱ、Ⅲ类水域的40项“有机化学物质特定项目标准”，因此，对于如今“大锅汤”式的地表水来说，GHZB1-1999标准比GB3838-88标准更适用。

尽管如此，GHZB1-1999标准还是有缺陷。因为该标准的有些指标，如高锰酸盐、化学需氧量、凯氏氮和挥发酚等，均分别比1988年标准放宽了。

我的同事马小浩将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的《饮用水水质准则（第4版）》进行比较后，得到如下基本结论：根据我国饮用水标准与WHO标准比较，并与我国地表水GB3838-2002标准对比后发现，按2002版地表水标准，并考虑我国目前饮用水处理工艺，只有Ⅰ～Ⅱ类水可以作为居民生活饮用水水源。2006版国家饮用水标准，大部分采用WHO现行标准，并且我国2006版饮用水标准中的一些农药、致癌有机物指标是WHO饮用水标准中没有的，或他们认为在饮用水中不太可能出现，或存在的浓度远低于可影响健康水平，其中有很多是WHO禁用的高毒农药，这说明我国滥用农药导致水中农药残留对人体构成威胁，所以才需要增加这些项目的检测。其实，现在的Ⅲ类水不能饮用是一个公开秘密，地方官员都知道这一点。

地下水资源锐减，污染面积大

地下水资源的两个问题关乎生存。

第一，地下水资源锐减。2003年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地下水每年每平方公里可开采量比1980年代锐减60%。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相当严重的警告，而人类的非理性活动是这一严重后果的主要原因。10多年过去了，地下水资源趋于减少的趋势并没有改变。

第二，地下水大面积严重污染超乎想象。越是水资源稀少的地区，地下水污染越严重；越是地面和地表水污染严重的地区，地下水污染就越严重。

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地下水严重污染比例从2000年的37%增加到60%。连续监测数据显示，在重点监测的约200个城市中，地下水严重污染（包括较差和极差）呈现增长趋势，2014年这一比例高达61.5%。

对于缺水地区来说，如果叠加上城市以外地区的地下水污染，那形势往往很严峻。例如，几年前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华北平原（包括京津冀及豫鲁的黄河以北平原）地下水资源中，Ⅰ～Ⅲ类水占24.24%，Ⅳ类水占25.05%，Ⅴ类水占50.71%。

地下水“一旦受到污染，所造成的环境与生态破坏往往难以逆转”。浅层地下水与地表水系有一定水体交换，其水质会随着地表水水质波动而有所波动，但越往深处，地下水污染减轻的可能性就越小。对于深层地下水来说，一旦污染就只会持续恶化，而绝无逆转的可能。（目前，我国已经有20多个省区市在不同程度地开采深层地下水。）

有些水专家认为，按现在的污染速度，用不了多少年，全国主要（缺水）地区的地下水就将全部受到严重污染，届时不仅当代，甚至子孙后代都将失去生存的基础。

根据正在实施的全国地下水治污规划目标，到2015年，需要“逐步整治影响地下水环境安全的土壤，初步控制地下水污染源”，“城镇集中式地下水饮用水水源水质状况有所改善，初步遏制地下水水质恶化趋势”；到2020年，“全面监控典型地下水污染源，有效控制影响地下水环境安全的土壤”，“重要地下水饮用水水源水质安全得到基本保障”，“重点地区地下水水质明显改善”。

现在时间已过半，但统计数据显示其任务和目标很难实现。

水污染治理规划应当务实

其实，治理水污染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比如控制住排污企业。

水污染本质上是一个河流水系的污染，它不仅意味着江河湖泊水库的水体污染，也包括流域污染、河岸及附近水域地域污染、江河湖泊水库的底泥污染等。流域污染不仅有工业、城市的点源污染，而且还包括更难治理的农业、乡村的面源污染，而所有这些污染都意味着土地、土壤污染。流域土壤污染、河岸地域污染和水体底泥污染往往难以治理，甚至不可逆。对于那些已经深度污染的土地来说，即使停用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和激素，在很长时间内，土壤毒素仍然会被农作物吸收，例如茶叶有可能20年内仍不达标。对于广大流域来说，面源污染是长期持续并且停不下来的（如今非绿色生态的种植模式，靠激素抗生素维持的养殖业、渔业等难以大规模转型），它会累积、加深土壤污染，恶化整个流域的水系环境。这里的严酷现实是，在“人口高位运行”（即我国人口在10亿至14亿之间运行）条件下，即使控制住工业、城市点源污染，但整个环境恶化也会持续加深。如果工业、城市的点源污染不能有效控制，那整个流域水系的水环境就会加速恶化。因此，在水污染治理方面，轻言“好转”“改善”，风险很大，更不用说以“明显改善”或“总体改善”为目标了。

这方面，有必要借鉴历史，而这些历史离我们很近。1994年，淮河流域大规模严重水污染第一次大爆发，震惊中外。淮河水污染事件引起决策层高度重视。两年后，国务院批准《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及“九五”计划》。当年，有关方面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淮河流域点源污染，即大大小小的企业排污和城镇集中排污，而忽视了污染物范围更大的城镇、农村和农业面源污染，同时大大高估了行政手段治污能力，严重低估了企业排污对于企业成本和利润的巨大影响，因而大大低估了淮河流域水污染治理难度。因此，竟然轻率地提出“1997年实现全流域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2000年实现淮河水体变清”的目标。

然而，花费巨资10年集中治污以后，淮河流域严重水污染依旧，2004年7月甚至又爆发一次更大规模的“特大污染事故”。据说，淮河里“有史以来最大”的污染团，“如同巨大的黑蘑菇，从上游奔腾而下，横扫千里淮河，充斥河面的黑色污染水团全长133公里，总量超过5亿吨，一路浩浩荡荡杀奔洪泽湖”，最后注入近海，“洪泽湖上氨氮超过平时的60倍，水质全为劣五类。”10年后再次爆发的这次“特大污染事故”实际上宣告了“淮河水体变清”目标的失败。

鲜为人知的是，为了完成2000年“淮河变清”的目标，有关部门甚至提前修改水质标准（即颁布了GHZB1-1999标准），例如，Ⅲ～Ⅴ类水的化学需氧量COD指标分别比之前标准放宽33%、50%、60%，高锰酸盐指标分别放宽33%、25%、50%。（参见图2）

尽管如此，今天淮河流域水污染数据仍然很难看。毕竟，三四十年的严重污染已经让那块大地水系污染“定型”，土壤和水体底泥已经浸润了太多污染物，没有人口压力指数大幅度减少，没有真正的治本措施并长期坚持，淮河流域严重水污染不可能真正好转。更何况，有些污染根本就是不可逆的，比如，深层地下水污染、土壤深度污染、重金属污染等。

与“2000年实现淮河水体变清”目标相似的还有2001年实施的“渤海碧海行动计划”。因为接纳来自大陆的绝大部分污水及其污染物，我国近海，尤其是近岸海域，早已成为一个巨大的“污水桶”，而渤海的污染程度和面积一直高居四大海域之首。“渤海碧海行动计划”的实施并没有遏制住海域荒漠化趋势，渤海最终沦为渔业资源几近枯竭的荒漠化海域。

其实，早在2006年8月，国务院召集的渤海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便坦承，渤海污染物入海总量居高不下，污染面积扩大，赤潮频繁出现，重大污染事故时有发生。事实上宣布了“碧海行动计划”的失败，“以后没人喊停，也没人说继续实施，这个计划反正就是不了了之了”。

无须更多的笔墨，笔者已经将“水污染治理规划”脱离现实的典型情形勾勒清晰。

前面已经谈过，在现有污染强度下，依靠现有治污体制和机制，完全不可能取得立杆见影的治污效果。事实上，由于我们已经丧失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历史时机和必要条件（这主要包括人口、经济和社会条件，其中，人口数量决定了环境的后备容量和环境治理的战略纵深），因此目前最好的治污效果也只能做到减缓环境恶化速度。环境的“局部好转、整体恶化”早已成为常态。

笔者《人口困局》一书对我国资源环境与人口的紧张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研究，其基本结论是：在人口高位运行条件下，我国的资源早已严重超载，环境污染触目惊心且已经临近触发大范围环境危机的边缘（严重雾霾“突然”大面积爆发仅仅是开始）；未来十年、十几年，这种紧张关系的发展方向将决定中华民族的未来。本书对上述严峻形势的演变有如下推测：如果不能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缓解资源环境与人口的紧张关系，那我国资源和环境系统的崩溃就可能成为现实，而最终引发系统性崩溃的，很可能不是温室效应，不是能源枯竭，不是严重雾霾，甚至也不是粮食短缺，而极有可能是严重水污染的全面失控。

篇9

关键词：环境风险治理；科技专家；不确定性；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综合治理

近年来不断发生的环境事件表明，中国已经进入环境风险高发的风险社会。环境风险源于诸多因素，但其中科技因素无疑占据了主导地位，科技专家因此应该在环境风险的治理当中承担重要的作用。

一、作为现代风险的环境风险

安东尼・吉登斯指出，今天人类面对的风险不再是传统的那种主要由相对确定的自然因素所导致的“外部风险”，而主要是由科技力量扩张所带来的不确定的人造风险。乌尔里希・贝克看到，传统社会当中的风险分配受到财富和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影响，现代风险的分配则体现了更大的公平性。但贝克“严重地低估了‘社会风险地位’的不平等性对弱势群体的严重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难以估量的多重效应。”2近年来中国出现的环境风险常常引发，带来比较严重的社会风险，这次常州事件就是又一例证。

纵观近年来的环境事件，当前中国的环境风险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首先是技术风险。借助现代技术力量的支持，人类活动的影响力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扩大，超过自然环境自我修复能力之后即会产生破坏效应。中国的工业现代化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展开的，但由于总体科技水平落后，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特别严重。常州“毒地事件”的根源在于，此前三家化工厂几十年来的污染物排放对“常隆地块”的土壤造成严重污染。2014年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经济发达省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土壤污染状况相对落后地区更加严重，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落后的科技水平使经济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随着现代化负面后果日益显现，更清洁的生产方式、对环境污染的修复与治理都对技术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次是制度风险。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环境标准、环保制度尚不健全，无法为管控环境风险提供充分的制度保障。中国环境保护的立法工作与西方相比并不算晚，但受到经济发展观念与模式，特别是总体科技水平的限制，中国的环境法律法规所设定的环境标准较低，作为执法依据的环境监测也不完善。2011年6月份，常州市的环保部门对“常隆地块”进行环境调查时，因为国内没有相关标准，所以参照的是《荷兰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DIV， 2009）》相关指标。2013年10月至2015年9月期间，常州外语学校的建设和启用均在邻近地块污染修复工作尚未完成之前，不仅存在程序不当，其选址过于接近遭受严重污染的化工园区原址本身也不科学。在央视的新闻报道中，环境专家指出，2016年2月份新北区环保局委托上海华测品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基本污染物的测量未专门检测农药残留成份，导致对污染程度的调查不够全面。可见，在工农业生产环节，废弃物处理环节，环境监测与治理修复等环节缺乏更为细致、严格的具体标准，大大阻碍了环境保护事业的推进。

再次是道德风险。受经济利益驱动，经济组织、科技人员甚至部分政府组织对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不够甚至恶意破坏环境。在对“常隆地块”进行土壤修复的过程中，修复企业为了保证利润未严格遵守施工设计要求，将受污染土壤露天堆放是造成常州外校大量学生身体不适的直接原因。近年来虽然中国政府加大了对环境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但仍有不少企业铤而走险，部分地方政府和官员为了政绩或非法利益，不息纵容包庇这种做法。科技人员如果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巧，规避环境法律的相关要求，监管方可能难以及时发现，也会带来较大的危害。

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事实上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成为制约环境事业发展的障碍。科技因素无疑是基础性的：正是中国的工业体系整体科技水平不高导致对污染控制的能力不够；为了在更短时间内快速实现现代化，立法者也无法设定严苛的环境标准；在这种“压缩的现代化”进程中，环境参与者的道德风险也因前两个因素的存在容易被放大。在简单工业化阶段，人们通过相对比较严格明确的事实和因果关系管理风险并划分责任，但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科学与法律制度建立起来的风险计算方法崩溃了。”1乌尔里希・贝克用“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来描述风险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他实际上指出了现代技术活动与现代社会管理的特点与缺陷：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和工程建设等现代技术活动高度复杂，充满不确定性，它们制造的风险也会迅速扩散，很难找到明确的责任方；社会管理体系各部门职能分工细致，同时又交叉重叠，往往无法将某些风险归咎为特定的组织和个人。这在客观上为相关行为主体逃避责任创造了条件。

二、环境风险治理中科技专家的权威地位

全体社会成员都希望可以参与到环境风险的治理当中。但是，环境风险作为一种现代风险，其中高度复杂和专业化的科学技术因素客观上赋予了科技专家在风险治理中的权威地位。“工业社会的内在发展机制将使人类社会可能行进到一切都必须按照科学技术专家所提出的原则来进行管理的技术统治时代，或者行进到直接由科学技术专家统制一切的专家政治时代。”2

按照贝克的分析，环境风险都是被科技专家建构出来的。因为正如鲍曼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化自身产生的新危险肉眼看不到并且也不能立即辨认出来；最重要的是，外行人不能发现它，更不用说应付它了――外行人是这种危险未来的牺牲品。”3由技术活动导致的环境问题通常无法为普通人感知，“现代化风险滋生了对知识的依赖，在任何情况下风险可能导致的危险都需要科学的‘感受器’――理论、实验和测量工具――为的是使它最后变成可见和可解释的危险。”4 作为外行的普通公众对于什么是威胁人们生存的环境风险，人体承受的环境危害的界限在哪里，以及如何化解这些风险根本无法知晓，“因而它们在知识里可以被改变、夸大、转化或者削减，并就此而言，它们是可以随意被社会界定和建构的。”5

基于知识的不对称性，在各国的环境法律法规当中以及环境保护的实践中，科技专家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很大程度上掌握了为公众设定生存环境的权力。在生产和建设项目的环境评估、环境标准、排放要求以及环境污染修复等环节中，只有掌握了专业知识与技能的专家们才真正有资格行使决定权。对于环境风险的管控措施通常也是按照科技专家预测的危险状况来设定的。毫不夸张地说，面对环境风险，社会共同体的命运被交付给了科技专家。

在常州事件中，地方政府部门基本上按照法律程序的规定对环境进行了技术监测，并请相关技术专家提供了修复污染土壤的方案，出现的问题恰恰是因为承担修复工程的企业没有严格按照技术方案的设计要求施工。出现问题以后，学生家长也委托有资质的机构对土壤、地下水以及空气质量进行了检测，这说明，面对环境风险时，社会公众最终还是只能选择相信科技人员的专业知识。除了部分数据因为某些技术标准不统一导致检测结果有所差异外，包括政府机关所提供的相关数据基本也都经得起检验，这也说明此次事件中的环保专家群体是值得依赖的。

三、科技专家在环境风险治理中的尴尬处境

吉登斯指出，“科学理应使世界的可预测性增强，但与此同时，科学已造成新的不确定性――其中许多具有全球性，对这些捉摸不定的因素，我们基本上无法用以往的经验来消除。”1 现代工业生产和工程建设的基础在于科学知识与技术手段，但事实上科技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大规模的生产与建设活动将这种不确定性进一步放大，它们对外部环境的影响已经超出了科学认知与技术操控的范围。因此，从根本上说环境风险就内置于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当中。人们对环境风险的预测与防范最终基于对概率的推算，“风险的精确推算把道德道义上的保证与承诺转换成在技术上具有可操作性的一系列规范。”2 现代技术活动依赖科学理论的假设与推理，实验室条件下和理论推理中的状况与实际的工业生产、工程建设往往存在巨大的差异，现实中复杂的因素则更容易将这种不确定性无限放大。所以，科技专家既无法精准预测也无法完全掌控生产和建设过程中的环境风险。“切尔诺贝利事件”就发生在贝克发表《风险社会》的1986年，它为风险社会理论做了最好的注脚：高度复杂的现代技术活动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出错，任何看似精确的预测及相关的严密防范措施都可能无济于事。而对于科技专家而言，政府和社会公众需要的是他们根本无法给出的绝对安全的承诺，在生产和建设项目的环境许可证上签字就是将自己的专业权威一同装进充满未知风险的黑箱子里了。

当前中国发生的累积型环境风险较多，工农业生产中的废弃物排放即使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设定的标准也会在环境中积累下来，构成污染威胁。大工业生产对环境几乎都有破坏作用，科技专家制定生产标准、排放标准时需要平衡经济收益与环境代价，并为社会公众设定承受环境压力的界限。“在某种程度上，环境标准可以作为可接受风险与不可接受风险的分界线，即环境标准背后体现的是环境风险应当被限制在什么程度。这是对风险规制价值目标的选定，其决定应当体现公众的价值。”3但普通的社会公众包括行使公共管理权力的官员囿于知识的匮乏，裁决权最终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掌握在科技专家手中。

但是，每次环境灾害的实际发生都不可避免地将科技专家置于极端尴尬的境地。政府部门对于环境问题管理的权威来自于科技专家的专业权威，政府官员和企业经营者总是需要科技专家站出来向公众保证有待开展的重大技术活动是安全可靠的。但灾难性的后果却屡屡发生，为政府和企业背书的科技专家必然要为此担负一定的责任。虽然理性的公众可以理解环境风险的发生事实上来自于诸多的因素和环节，科技专家整体的话语权威仍然得以维系，但专家个体的权威开始不断受到社会公众的质疑。这样，政府和社会公众对于专家系统的信任同样陷入两难的困境当中。

此外，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科技专家也面临着巨大的道德风险。公众期待专家们为公共利益积极发声，但也会质疑专家的某些话语受到利益的裹胁。常州外语学校的大量学生出现身体状况异常后，政府部门仍然拿出专家们提供的环境检测数据，以此保证环境是安全的，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让公众对专家也产生怀疑。此外，科技专家共同体内部相互勾结、相互庇护的现象并不鲜见，尤其需要在追究环境责任时加以防范。贝克警告道：“此种保护和包庇同行专家的惺惺相惜行为虽情有可原，但天理难容……势必要给人类社会造成新的更大的风险和灾难。”1

四、科技专家环境责任的实现途径

贝克提出“科技民主化和生态民主化”，即运用分权与制衡的原则打破少数科技专家的垄断特权，在科技共同体内部和社会公众当中实现对环境决策的监督和参与，以实现对环境风险的有效治理。国务院刚刚印发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土十条》）就明确提出要构建“政府主导、企业担责、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土壤污染防治体系，这与贝克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我们认为，充分尊重并有效发挥科技专家的作用是题中应有之意。

第一，在法律法规的制定中，科技专家的权威意见应得到充分的尊重。建立健全环境法律法规体系是治理环境风险的前提条件，环境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对专业技术性要求非常高，应尊重并发挥科技专家群体在知识与技能方面的优势，并经过充分的讨论后形成制度标准。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制度设计对科技专家形成有效监督。具体来说，通过建立专家库随机选派、同行匿名评议等制度在科技共同体内部多层把关、互相监督；环境问题决策信息公开，通过社会公众对科技专家进行道德风险的监督。另外，建立环境风险决策责任的终身追究制，有效威慑科技专家与其他环境参与者联合起来欺骗公众的企图。总之，要通过制度设计预防因少数科技专家的失误或失足将社会公众置于重大的危险之中。

第二，科技专家应承担预警环境风险的责任。基于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预防原则业已成为各国环境立法和环保实践的根本原则。科技专家因为拥有专业的知识与技能，比普通社会公众更有条件发现或者预测存在的危险，也因此被赋予了预警风险的责任。汉斯・约纳斯提出，除了基于专业判断的预测知识之外，一种“恐惧启示法”应当成为科技决策中的必要手段，即通过预测技术活动可能造成的最坏的后果来作为环境影响评估的依据。在现代技术力量已经可以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语境中，“最要紧的是一种关于保存与保护，而不是关于进步和完善的伦理学。”1按照责任伦理的要求，在大规模技术活动的经济效益与可能带来的环境风险之间，我们应当以节制、审慎的原则而非过分积极和乐观的态度进行抉择。参与环境决策过程的科技专家有责任向决策者提出风险预警，特别是“当技术活动风险过大时应予以禁止，因为绝不允许将人类整体的生存或人的自然本性作为赌注。”2

即使是未直接参与的环境项目，科技专家也有风险预警的责任。常州事件持续发酵的过程中，很多参与的科技专家都不愿对媒体记者介绍情况，因为“问题太复杂了”。不难想象，涉身其中的专家在事件发生后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而多数未参与其中的专家也会因为顾及同行的处境选择了沉默。这难免让人们疑惑，“在这种沉默中，知识分子推崇的独立人格、科学家肩负的特别责任，是否也如那片土地一样被污染了。”3近年来环境风险引发社会呈多发趋势，科技专家对专业问题提供客观公正的解释，不仅有助于平息社会公众的不安心理，也能起到化解社会风险的作用，事实上，这也是科技专家作为知识分子不该推卸的社会责任。

第三，专家主导的科学决策与政府主导的民主决策相结合才能更有效地治理环境风险。贝克提出通过权力分配来营造一个“激烈的有说服力的以科学论战武装起来的公共领域”，其中，社会公众提出“我们希望怎样生存”这样的问题，科技共同体则负责提供达到这种生存目标的方案供决策选择。他希望通过“科学的开放性从内到外地过滤和摒弃科学自身的局限性。”4这为我们指供了一个科技共同体与社会公众互动开放的环境风险综合治理模式。具体来说，就是政府主导下的环境管理应以保障社会公众的环境权益为目标，科技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得到充分尊重并在科技共同体内部形成有效监督，社会公众也有畅通渠道参与环境风险治理并形成外部压力。环境风险治理的决策最终由政府管理机构按照民主的方式做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范科技专家的道德风险，也可以部分化解其个人的声誉风险，有利于他们提出客观公正的专业意见。

五、结语

常州毒地事件中，企业未严格遵守科技专家设计的毒土修复方案带来空气污染是事件的直接起因，常州外校的学生家长委托专业机构进行环境检测并依此发起合理的环境抗争，两方面的事实都说明了环境风险中科技专家的权威作用。只有通过构建更加完善的综合治理体系，更好地发挥科技专家的作用，才能更加有效地管控环境风险。

[作者简介： 杨振华，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讲师。]

篇10

此次“北大系”强力共谋肿瘤医疗市场，对于近年来风起云涌的肿瘤医院投资热潮而言，无疑是最令人瞩目的标志性事件。

在经历了牙科、整形外科、妇儿科等专科投资热后，肿瘤专科开始成为医疗行业新的投资热点。各路资本或是悄悄进村，或是高调登场，开始了它们新的掘金与角逐之旅。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资本对肿瘤专科医疗的追逐，背后有着深刻的内在动因。

肿瘤热投，影响的不仅是肿瘤医院的格局，其更可能成为影响中国医疗格局的支点。以此为发端，民营医疗或会以规模化、品牌化的姿态大举登上中国医疗的舞台。

资本热投

近年来的肿瘤专科医院投资热，几乎传导了各色资本及全国各区域。

2014年8月，天津市第一家民营肿瘤专科医院――天津捷希医院将正式开诊。至此，天津市公立的肿瘤医院“一统”该地区肿瘤疾病治疗的局面将一去不返。

天津捷希医院市场部赵女士向《中国医院院长》杂志介绍，该医院由天津捷希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投资2亿元兴建，是一家营利性的二级专科肿瘤医院，也是天津市社会办医重点项目。在政府的力促下，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与该医院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专家门诊、双向转诊等方面开展合作。

在豫东南的驻马店市，已经在该市两个县投资运营着两家综合性民营医院的张五成，2013年春天注册成立了驻马店市肿瘤医院。依靠前期的资金积累，他陆续完成了医院内、外科楼的建设，肿瘤相关科室的设置，专家的引进，设备的购置。

同处河南的洛阳市，在同年10月，在老城区举行了洛阳京都肿瘤医院的奠基仪式。这一被定位于三甲肿瘤专科的医院由河南小浪底实业和北京弘富盛金投资基金联合兴办，总投资约11亿元，一期设置床位500张，被媒体报道为豫西地区投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肿瘤专科医院。

而在西部地区的四川，也在同年的7月开业了其省内首家大型肿瘤私立专科医院――成都玛诗特肿瘤医院。该医院总投资2.3亿元，首期开放床位500张，二期开放床位至700张，集肿瘤诊疗、康复、预防、保健于一体。

各种层面的境内民营资本，让近年来各种层级的肿瘤专科医院投资，变得前所未有的密集。

与此同时，境外的资本大鳄们也纷纷“抢滩”，面对中国大陆“到2018年健康产业8万亿的规模”，无论是合资还是独资，境外资本显然不可能错失肿瘤专科这一块市场，而投资金额巨大是它们“出手”的共同特征。

2013年第17届京港洽谈会上，香港JP环球投资公司与北京市政府签署协议，将斥资30亿元在北京门头沟区进行“肿瘤组学平台”和“国际肿瘤医院”项目建设。

2013年冬天，英国首相卡梅伦访华，医疗合作成为中英高层对话的重要内容。而作为中英医疗合作的具体落地项目之一，12月2日，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孙晓阳与英国Sinophi（信诺）医疗健康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马西门、首席执行官汉夫・坎吉签署协议，双方合作建立一家拥有1000张病床的肿瘤医院。

资本激荡着每一个角落，肿瘤专科医疗投资浪潮席卷而来，大势已成。

上市公司的雄心壮志

在肿瘤医疗投资热潮中，上市公司无疑是一股极为重要的推动力量，因为必须对外公告投资举措的原因，上市公司们谋划肿瘤医疗市场的“路线图”也最容易被外界看个清晰。

打造以“北大肿瘤”为品牌的全国最大肿瘤专科医疗网络，是“北大系”下几方强强合作，在7月9日的签约会上宣告的战略企图。

北大肿瘤医院宣传处向《中国医院院长》杂志表示，北大肿瘤医院与北大医药、北大医疗合作，可以做到真正的强强联合。“同属北京大学旗下的几家单位合作也将会是公立医院与社会资本合作办医的最佳路径。”

而在这次合作中，上市公司“北大医药”在资本运作层面居于了主导的位置。“小步快跑，成熟一家做一家。”这是北大医药董事长李国军对“北大肿瘤”专科网络资本证券化战略的通俗化定位。“成熟”的标准有两条，一是利润量上对上市公司有支持，二是医疗机构的业务要顺畅。

有关下一步的投资计划，李国军表示，合资公司正式注册后，北大医药作为股东之一，会对管理层提出具体的要求，针对具体的投资计划形成调研报告，同时针对各个投资方的意愿，“有步骤一步一步地来。”他还笑言：“我不可能一下子喊出来要收1000家，那是开玩笑的。”

北大医疗产业基金负责人林杨林向媒体透露，基金目前计划募集资金100亿，首期关闭了超过30个亿，会采取股权投资、加权投资包括控股投资等各种方式来投资以医院为核心的投资标的，会覆盖到医药、医疗器械等医疗服务产业链。

“北大肿瘤”品牌的全国最大专科网络，无疑是上市公司“北大医药”的笃志。北大肿瘤医院的管理经验、医师资源，北大医疗产业基金的资金，都将成为北大医药打通产业链，成就最大的肿瘤专科医疗网络的依托。

不同于北大医药计划主要通过收购来建立全国最大专科网络的战略，2009年在美国上市的泰和诚医疗，近年来却越加明晰了以自建医院为主导的战略。

2013年，泰和诚宣布了将以自建医院定为主导方向。在刚刚过去的6月，泰和诚医疗集团总裁兼CEO杨建宇更是透露了下一步将在北上广三地各建设一家高端肿瘤医院的战略计划。

上市公司复星医药，在肿瘤专科医疗市场上的投资步伐也令人侧目。2013年9月，复星医药成功牵手广州南洋肿瘤医院，业内公认后者是一家优质的医院。复星医药内部人士也向《中国医院院长》杂志坦言，此项合作被公认为该公司PE部门的杰作。

复星医药董事长陈启宇6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该公司2014年战略布局瞄准的是二三线城市肿瘤领域的专科医院和500张以上床位的综合性医院，未来在每个大城市收购的医院都将发展到千张床位。

难以满足的需求增长

资本对我国肿瘤专科医疗的追逐，背后有着深刻的内在动因。如果从供需的角度看，我国居民肿瘤发病率高速增长所形成的巨大需求，当属肿瘤专科投资热潮的最大动因。

“从疾病谱来看，肿瘤现在是危害人类最重要的疾病，已经占到了第一位。”北大肿瘤医院院长季加孚日前表示。

据介绍，肿瘤发病的内因包括免疫功能的影响、内分泌紊乱的影响、遗传因素、不健康的饮食和生活习惯等。内因中，除遗传因素外，另外几项均深受自然和社会环境影响。而遗传因素，只体现在了5%的病例之中。

环境的恶化促生了恶性肿瘤。我国环保部门不定期公告显示，水污染、空气污染有恶化趋势，形势严峻。2014年4月，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

而高速的经济发展伴随有人民的健康危机。资料显示，世界上每年新发肿瘤80%集中在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近20年来，我国肿瘤发病率约为200/100000，恶性肿瘤已经超过心脑血管疾病，成为我国居民第一大死因。

我国每年新发恶性肿瘤病例约在220万以上，在治患者600万以上，死亡患者人数超过160万，肿瘤的医疗费用年平均1500亿以上。而肿瘤发病率每年还在以3%～5%的速度增长，预计2015年，我国肿瘤医院诊疗人次将超过2亿人次，住院人数将接近1千万人次。

除了疾病谱变化带来的内生需求，肿瘤疾病治疗模式的变化更是让这一市场成倍的放大。专家表示，肿瘤的治疗正在发生变化，一个明显的特征是肿瘤的治疗正在表现出慢病的趋势。这其实从另一个侧面展示出了一个十分广阔的医疗市场。因为相比其他病症，人们更愿意或者更舍得为了治疗肿瘤而花钱，治疗肿瘤也更需要花钱。

相较于民众巨大的肿瘤治疗需求，当前我国肿瘤医疗供给则显得相对不足。据统计，2013年全年，我国肿瘤医院诊疗人次相比上年的增幅是43.3%，而医院的增幅仅为6.2%。

以民营医院为例，2014年一季度末，民营医院数量为11514家，肿瘤专科医院在其中仅排名第5。目前民营医院涉及的多为专科医院，且以整形美容专科医院、妇产科专科医院、口腔专科医院、眼科专科医院、骨科专科医院等几类为主，肿瘤医院占的比重较小。

而占据主导地位的公立肿瘤专科医院同样也有着总量供给不足、地区分布不均等问题。如温州市卫生局局长程锦国曾向《中国医院院长》杂志介绍，温州肿瘤病多发，但相关医疗服务却薄弱，患者多“颠沛”前往上海就医。为解决这一问题，温州市卫生局正在与大型医药国企洽谈成立温州市肿瘤医院的合作计划。

其实，温州曾也有过公立的肿瘤医院。据了解，浙江省最早成立的两家公立肿瘤医院中，就包括原温州市肿瘤医院，非典之后，这家医院被市中心医院兼并。之后种种原因，肿瘤专科逐步萎缩，如今治疗能力相当有限。

高投入下的丰厚回报

在毕马威中国医疗企业融资服务专家江立勤看来，2013年11月，凤凰医疗公开招股结果，公开发售大幅超额认购533倍，这让所有资本看到了投资医疗服务领域的高市盈率。一时间，这个领域收获了万千资本的瞩目。

相比体检、妇产等其他类别的专科类别，虽然肿瘤医院前期投资较大，灵活性不够，但进入运营期后，现金流比较稳定。

在独立主导投资三家肿瘤医院之前，汪强在上海仁济医疗集团任副总，在医院投资方面经验丰富。他在回复《中国医院院长》杂志有关投资肿瘤专科医院的偏好时说：“相比较其他专科及综合性医院，肿瘤专科这一块，投入的资本更能沉淀下来。”这意味着，资本投入后可以更持续地回报投资人。

天津医科大学一位长期关注肿瘤专科的教授，对《中国医院院长》杂志记者表示：“肿瘤专科医院确实是一个需要高投入的领域，但高投入的同时，回报也是极高的。” 专业机构的调查显示，在各类型专科医院中，肿瘤医院平均利润最高，平均收入位列第二，仅次于儿童医院。

这位教授还表示，从医务人员收入的角度看，在一个中等规模城市，无论是公立医院还是民营医院，肿瘤专科的医务人员，年平均收入都在十万以上。这是其他专科是难以实现的。

在他的记忆中，上世纪80年代末，一例乳腺癌，从检查到手术到术后痊愈，患者的医疗费用大致在2000元；而当前，同样是乳腺癌，患者的医疗费用最少是10万元。

“这与肿瘤治愈的周期长有关，无论是公立医院还是民营医院，治疗肿瘤的过程中，患者自付的项目比较多，这也是费用下不来的原因。”他总结说，“肿瘤相关疾病，在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的花费差距并不大。”

“肿瘤治疗领域，一些进口药品、昂贵的检诊项目、高难度手术的费用，目前确实在患者自付范围。”天津肿瘤医院一位科主任也向《中国医院院长》杂志记者证实了这一现状。他认为，这与医保经办机构未能综合考虑药品的疗效，而过分注重药品价格有关；也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造成医保基金支付能力限制有关。

“一些药品尽管便宜，但我们医生知道疗效有限。而且在目前药占比的限制下，我们只能建议患者在医院以外的渠道购买某些昂贵但确实有效的药。”这位科主任期待医保药品目录能更多征求医生的意见，否则将严重影响患者的利益。

打通产业的企业谋划

在医药行业摸爬滚打的各大药企，凭借最灵敏的嗅觉，开启民营医院投资或并购的先例。由于他们在医药产业链得天独厚的优势，也具备更犀利的投资眼光。

作为业内资深的医药上市公司，复星医药在肿瘤专科医院的战略布局中抢占制高点的底气在于，在药品研发、生产和流通领域具备的经验与优势。

大量肿瘤靶向药物陆续在复星的生产线上诞生。结合收入囊中的肿瘤专科医院的运营，复星医药开始着手节省用药成本，以期形成了规模效应。

陈启宇说：“在费用方面，常规的一个疗程下来需要10万左右，但我自己有药，能满足3000人的用药需求，可以把用药成本砍掉一半，3000人的费用降到5万也好。”

希望通过收购肿瘤医院来打通自身产业链的药企并不少。2012年，恒康医疗获得美国Apexigen公司抗癌药技术许可，同时达成商业化合作。正是凭借着这样的产业优势，恒康医疗在国内展开了对肿瘤医院的大肆收购。在收购肿瘤专科医院的战略上，恒康医疗朱锦表示，会选择公司总部所在中西部地区肿瘤专科医院进行投资。他解释说：“毕竟这样的医院运营起来相对简单，可以避开公立三甲综合医院直接竞争。”

同样，对于上市公司“北大医药”来说，也是寄望于做完整的产业链来提高效能。

“北大系”的此次合作，产业化的运作模式将体现在，几方将共同设定合资公司，依托北大医疗现有的产业布局，拟在肿瘤预防、肿瘤筛查、医药研发、医疗保险、设备租赁、药品配送、消毒洗涤等方便开展合作。

北大医药在打造肿瘤药物特色生产线方面成绩突出。现公司已有进入临床二、三期研究的全球首创抗肿瘤药物，四款抗肿瘤辅助用药已经上市销售，在研的抗肿瘤仿制药有十余款。此前收购一体医疗，业界认为将加速北大医药打开抗肿瘤药的销售渠道。同时，一体医疗的肿瘤治疗服务平台，将助力北大医药打造肿瘤治疗全产业链。

除了药企，众多医疗设备企业也希望通过收购或建立肿瘤专科医院来完善自身产业链条。综观投资肿瘤专科医院的企业，如仁济医疗、泰和诚、天津信康、天津希捷等都具备相关设备研发、生产或租赁的背景。

设备背后的资本重量

肿瘤的治疗对影像检测、放射治疗设备的依赖性较高，这意味着巨大的资本投入。然而不少“财大气粗”的资本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凭借着投入巨资购置最新设备，民营肿瘤医院可以构建起对于公立肿瘤专科医院的相对竞争优势。

上世纪90年代，山东万杰医院从瑞典医科达AB公司引进了两台当时全球范围内顶尖的医用设备B型伽马刀，在业界率先启动了伽马刀医疗运营。由此，这家地处齐鲁腹地山村的医院，在当时吸引了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就医者，写就了医疗行业“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传奇一幕。

如今，泰和诚医疗也同样希望“复制”出相似的成功路线图。2013年底，泰和诚通过收购美国首屈一指的肿瘤医院MD安德森质子中心管理公司的少数股权，间接持有19.98%的股权，成为该中心的第二大股东，获得先进质子治疗技术的准入券。

今年6月，泰和诚医疗向媒体透露，他们将引进该中心所研发的低副作用的质子治疗设备，这样的设备，每台的价格在4亿到5亿元之间。

尽管有放疗科专家对类似设备的投入与收益比表示质疑，但对于人才、品牌相对匮乏的民营肿瘤医疗机构而言，这却是它们赖以成功的重要利器。即使如医生张五成投资建成的驻马店肿瘤专科医院，设备的花费也占了总投入的三分之二。

天津信康医疗器械集团股份公司总经理汪强，已经在三座省会城市并购、改制成立了三家肿瘤专科医院。他表示，房产投资排除在外，一家专科肿瘤医院的投资大致在5000万，而其他的专科则只需要2000万至3000万。这一说法获得了天津肿瘤医院一位科主任的证实，他坦言：“多出的2000万至3000万元的投入绝大部分体现在了设备上。”

资金无疑铸成了肿瘤专科医院的一大投资壁垒，这样的壁垒让不少资本不敢轻易涉足，但也让不少资本趋之若鹜。正如一位国药控股高层所言，“恰是由于壁垒的存在，才孕育出更大的投资空间。显然，肿瘤医院的投资价值明显高于其他专科医院。”

投资须知

7月6日，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投融资主题论坛上，温州康宁医院院长管伟立直呼：“民营医院的春天真正到来了！”

正是为了缓解医疗服务供给不足的现状，新医改启动后，政府不同层面出台系列政策鼓励、加快社会资本办医。一系列“落地”的政策，使得民营医院的院长们感受到了属于民营医院“真正的春天”。

中国的肿瘤专科医院发展前景良好，除了政策因素，更得益于中国广阔的市场和强劲的需求。这是投资领域、医疗服务专业领域形成的共识。

毕马威中国医疗企业融资服务专家江立勤认为，目前肿瘤专科医院的投资热，是医疗服务市场需求驱使的，尚在理性范围内。但他提醒，社会资本办医疗机构目前在整个医疗服务中仍处于参与的地位，一部分原因在于制度、法律方面的关键问题未能厘清。

2009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的通知》中提出，鼓励民营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院。之后中央一系列文件出台后，地方的配套政策就区分了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医院，制造了一些“玻璃门”。

2010年，《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后，地方陆续出台了跟进意见，内容包括价格、税收、土地政策、医保定点等方面的鼓励细则。但在与公立医院实施相同的用水、用电、用气、用热等公用支出标准上，有些省市的政策则区分了营利性医院与非营利性医院，优惠仅予以后者。

众所周知，非营利性的民营医疗机构按国家相关规定，免缴营业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等。但所得利润不得用于分红，只能用于改善医疗条件、扩大经营规模。

江立勤坦言，这种非营利性质医疗机构的运营与资本的运作实际上是不对接的，这会带来许多法律、财务管理上的问题。

广东省卫生厅前副厅长廖新波曾经谈到，目前民营医院的注销、转让、兼并、拆分的手续和要求仍不明确，没有正常的退出机制。

有媒体指出，2014年以来，专科医院受到越来越多PE机构的关注。但事实证明，在现行体制下运行，符合上市条件的民营医疗机构很少，这就直接堵死了PE惯常的上市和并购两种退出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