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五行学说范文

时间:2023-04-09 22:2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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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阴阳五行学说;现代社会;辩证;道

【中图分类号】R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10―0890―02

现代社会,对于阴阳五行说,有热衷的、有怀疑的、有鄙夷的,而之于我,我只想说一句:阴阳五行是中国古代哲学概念,而不是迷信,更不是巫术。

1 什么是阴阳五行:

阴阳是事物的两个方面。有点类似于现在说的矛盾双方,这是从空间意义上对事物的概括:阳代表事物的刚性、外在、向上、运动、简明、积极的一面,阴象征事物的阴柔、内在、低下、静止、细腻、消极的一面。阴阳两方可以表现在同一系统两个相互独立的事物上,也可以共存于同一个事物上。而且阴阳是可以相互转化、也是在不断地运动变化的。比如换个视角,阴则转化为阳,阳又转化为阴。

五行是金、木、水、火、土,表述的是事物的五种状态,是从时间意义上对事物的分析:木指事物的萌发、成长阶段;火指事物的鼎盛阶段;金指事物的衰退阶段;水指事物衰退到极点并终归于空无的阶段。根据太极原理,一切事物凡是终点也就必是起始。也就是说水是上一个时期的终结,下一个时期的孕育阶段。土是万物的归宿,又是起点。万物生于土、终归于土。土的终结与水的终结是两个概念。水的终结是整体意义上的,土的终结是阶段性的。所以五行并非表示这五种物质本身,而是象征事物发展的状态。五行表述事物的发展过程,是时间意义上概括。

2 什么是阴阳五行学说[1]:

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现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觉的辩证法思想,它以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世界是在阴阳二气作用的推进下孳生、开展和变化;并以为木、火、土、金、水五种最根本的物质是组成世界不可短少的元素。这五种物质互相资生、互相制约,处于不停的运动变化之中。这种学说对随后现代唯心主义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如现代的地理学、气候学、化学、算学、音乐和医学,都是在阴阳五行学说的帮助下开展起来的。

2.1阴阳学说:

阴阳是中国现代哲学的一对范围。阴阳的最后涵义是很朴素的,表示阳光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随后引申为气候的寒暖,方位的上下、左右、内外,运动形态的躁动和安静等。中国现代的哲学家们进而领会到自然界中的所有景象都存在着互相对峙而又互相作用的关系,就用阴阳这个概念来说明自然界两种对峙和互相消长的物质权力,并以为阴阳的对峙和消长是事物自身所固有的,进而以为阴阳的对峙和消长是宇宙的根本规律。

阴阳学说以为,世界是物质性的全体,自然界的任何事物都包括着阴和阳互相对峙的两个方面,而对峙的单方又是互相一致的。阴阳的对峙一致运动,是自然界所有事物出现、开展、变化及消亡的基本缘由。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因此说,阴阳的矛盾对峙一致运动规律是自然界所有事物运动变化固有的规律,世界自身就是阴阳二气对峙一致运动的后果。

阴和阳,既能够表示互相对峙的事物,又可用来剖析一个事物外部所存在着的互相对峙的两个方面。普通来说,但凡猛烈运动着的、内向的、上升的、温热的、亮堂的,都属于阳;绝对运动着的、内守的、下降的、冰冷、晦暗的,都属于阴。以天地而言,天气轻清为阳,地气重浊为阴;以水火而言,水性寒而润上司阴,火性热而炎上属阳。

任何事物均能够以阴阳的属性来划分,但必需是针对互相关联的一对事物,或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这种划分才有实践意义。假如被剖析的两个事物互不关联,或不是一致体的两个对峙方面,就不能用阴阳来区分其绝对属性及其互相关系。

事物的阴阳属性,并不是相对的,而是绝对的。这种绝对性,一方面展现为在一定的要求下,阴和阳之间能够出现互相转化,即阴能够转化为阳,阳也能够转化为阴。另一方面,表现于事物的无穷可分性。

阴阳学说的根本内容包括阴阳对峙、阴阳互根、阴阳消长和阴阳转化四个方面。

2.2五行学说:

五行是指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运动。中国现代人民在临时的生活和消费理论中认得到木、火、土、金、水是必不可少的最根本物质,并由此引申为人间所有事物都是由木、火、土、金、水这五种根本物质之间的运动变化生成的,这五种物质之间,存在着既互相滋生又互相制约的关系,在不停的相生相克运动中维持着静态的均衡,这就是五行学说的根本涵义。

按照五行学说,“木曰曲直”,但凡具有生长、升发、条达酣畅等作用或性质的事物,均归属于木;“火曰炎上”,凡具有温热、升腾作用的事物,均归属于火;“土爰稼穑”,凡具有生化、承载、受纳作用的事物,均归属于土;“金曰从革”,凡具有清洁、肃降、收敛等作用的事物则归属于金;“水曰润下”,凡具有寒凉、滋养、向下运动的事物则归属于水。

五行学说以五行的特性对事物实行归类,将自然界的各类事物和景象的性质及作用与五行的特性相类比后,将其辨别归属于五行之中。

五行学说以为,五行之间存在着生、克、乘、侮的关系。五行的相生相克关系能够说明事物之间的互相联络,而五行的相乘相侮则能够用来表示事物之间均衡被打坏后的互相影响。

西医学使用五行学说以说明人体的生理功效,解释机体病理变化,用于疾病的诊断和医治。中科院曾邦哲的构造论以为从数学拓扑几何学或图论的角度剖析,五元素的联接方式正好等价于金刚石的化学键衔接模型,因此称之为超稳态构造模型。

3 阴阳与五行的关系:

阴阳学说重要解释事物对峙单方的相互依存、相互消长和相互转化的关系;五行学说是用事物属性的五行归类及生克乘侮规律,以解释事物的属性和事物之间的互相关系。在西医学里,二者皆以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为其物质根底;都是从微观自然景象(包括人体)的变化规律,用取象比类的办法,来剖析、探讨、说明人体的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及人体内外的各类关系,并指点临床辨证与医治。

4 阴阳五行的最新训诂与解析:

纵观整个中国古老的东方哲学,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个很难定义的概念“道”,老子说“道可道也,非恒道也”。“道”是宇宙的本源,它超乎物质和意识之上而存在,因此无论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他的描述都不过管中窥豹,只见一斑。

西方人从“道”的物质性出发,曾经断言宇宙中肯定存在一种基本物质“以太”,并曾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科学试验,企图证实这种基本物质的存在,以失败告终。为什么呢?因为“道”其实是超乎物质而存在的,它既是物质又包含物质,既拥有物质的一切属性同时又包含一切超越物质属性的更无限宏大的内容。那么这其实就是整个中国古老的东方哲学的根源了。

很多人以为只有道教才谈“道”才说“阴阳”,其实这是很肤浅的认识。“道”的世界观是中国古老哲学之总纲,后来诸子百家包括道家的思想都只是在这个总的世界观基础上的运用。

阴阳五行学说是在“道”的世界观基础上产生的认识自然的方法论,它是辩证的、合乎规律的,它涵盖了直到今天一切辩证思维体系的全部内容并有比现代辩证法更加丰富的内容、更加精致的形式和更加精巧的运用方式。

5 现代社会中的阴阳五行[2]:

“阴阳五行学说”是古老的辩证法,它有比现代辩证法更加丰富的内容、更加精致的形式和更加精巧的运用方式。

“阴阳”其实就是“矛盾”,从高处看他们没有不同的地方,但在进行具体运用时,现代自然辩证法的“矛盾论”思想体系比“阴阳五行”辩证思维体系显得要单薄和肤浅。

在现代自然辩证法中,“矛盾”双方是没有具体的属性差别的,“矛盾”只体现“对立统一”的关系,而在“阴阳五行”辩证思维体系中,“阴阳”却不仅体现事物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关系,并且对矛盾的双方进行了属性的规定。比如:上是阳下是阴;左是阳右是阴;山南水北是阳,水南山北是阴;脏是阳、腑是阴;热是阳,冷是阴,日是阳,月是阴……等等,这种规定使我们观察事物有一个简单明确的直观整体认识。因此阴阳又是对事物内部各方面最初步的人为属性标记,就像在实验室将指定标本固定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分析前的准备工作一样。而“矛盾”专指“对立统一”性,不具备这种细致的标记功能,它只是事物内部“对立统一”关系的体现,并没有进一步为事物内部矛盾双方做好属性标记而便于直观的观察研究。

“阴阳辩证思维”不仅在划分对立双方的属性方面非常细致,而且在运用方面更加精巧,在阴阳学说的发展过程中,古老东方先哲们为了更加直观地观察事物发展变化的详细过程,进一步将事物的属性划分成“金、木、水、火、土、空”六个相互关联的部分,春秋时期又因为某种原因,减去其中的“空”而使得这种划分变成今天的“五行”格局,并将事物内部的关系根据“五行”的规律,进一步划分成了包括对立(即矛盾)在内的一系列连续变化的表现形式,我们通过这些连续变化的表现形式就可以清晰观察现代辩证法中有关“矛盾的双方可以互相转化”的具体过程了。

其实“空”的失去是可惜的,“数子”有了“零”的概念以后才有了无限扩展的数学天空,“空”也一样,失去它是阴阳辩证思维体系出现的倒退。

在现代辩证法中我们看不见这个细致的转化过程,只有一个简单的量变到质变的概念,而在阴阳五行辩证思维体系中,我们可以看见从冲(对立)、半冲、刑、克到生、半合、合的完整转化过程。所以说阴阳五行学说要比现代辩证法更加精巧和精制!

在这个体系中“阴阳”是本质的东西,是纲,存在一切系统之中,同样也体现在五行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之中。

当阴阳相互转化的时候,事物的五种组成属性的演变过程正好完成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我不知道司马南先生、何祚庥院士是从什么地方看出“阴阳五行”学说是“伪科学”的本质的,我们的祖先早已为人类搭建了一个如此精妙的辩证认识世界的理论体系而不为今天的人们所重视,这是一个悲哀。

参考文献:

篇2

第一,本书在广博的文化背景下,突出了阴阳五行作为古人认识世界的方法论特征。阴阳五行发端于初民的自然崇拜。周初以降,“天命靡常”、“以德配天”的思想占据支配地位后,阴阳五行得以从自然祟拜中挣扎出来,成为人们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钥匙。在春秋战国时,它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思维框架,日渐渗透到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对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气象、医学、丹术、建筑以及政治、军事、伦理、历史、文艺、哲学等众多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萧著中首列三章,探讨了太阳祟拜对阴阳学说起源的影响,追溯了《礼记·月令》、《管子》、《尚书·洪范》、易学中有关阴阳五行图式的思维模式的发展过程,然后用八章的篇幅分别探讨了阴阳家、兵家、道家、儒家、传统医学、道教的炼丹术、以及揭示气象与人体之间关系的运气学说等,对阴阳五行的思维模式的运用与发展。作者出经入史、学识宏博,着点专精,详细地考察了河图五行图式这种作为合阴阳五行说于一体的功能模型在传统医学理论体系中基础构架的地位、道教炼丹术对天道阴阳变化规律的效法和模拟、以及揭示气象变化与人体经络运行相对应的循环周期、阴阳五行思想对儒家伦理的整合作用、早期阴阳家依时寄政学说在维护生态平衡和综合发展农林牧副渔方面的积极作用等等。正是阴阳五行学说所具有的这种普泛性,所以作者认为阴阳五行学说不仅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宇宙观,更是一种兼具分析综合特性的方法论。在此认识基础上,作者科学地对阴阳五行学说进行了现代诠释,认为阴阳五行作为一种方法论,其新生的前提取决于哲学和传统医学的需要。作者在回顾阴阳五行学说在近代遭遇的基础上,把现代哲学对阴阳五行学说的诠释定位为一种辩证综合的思维方法,认为它与现代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超循环论等辩证综合哲学要求对事物进行总体把握的旨趣相同,是一种有机整体思维或符号逻辑思维。但作者又冷静地看到五行结构作为系统论的一种独特构架,与现代耗散结构理论、控制论等的区别及其作为古人直接获取知识手段的局限性,这恰当地表现出了一个哲学史家应有的学术理性。

第二,该书把阴阳、五行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在解读典籍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别有新意的学术见解。近代以来,战国后期“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史记·孟苟列传》)的邹衍一直被人们当作阴阳家的集大成者,萧著则依据《史记》、《盐铁论·论儒》等汉人的论断,重新认定邹衍学说的性质,认为他虽然借用了阴阳消长和五行的框架,但其学术旨趣要归于仁义的儒学,与阴阳家要求的依时寄政的“刑德”之说,毫无相同之处。在比较两家异同的基础上,认为邹衍的五德终始之论,强调的是“符应”或“天见祥瑞”,而阴阳家则强调的是谴告。也就是说,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是一种历史循环周期理论,它是从好的方面强调历史周期转换的符瑞效应,强调的是变的特征,有着强烈的变革现实的要求与愿望;而阴阳家的五行说,则是一种历史过程论,它依据每个变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吉祥灾异,要求人君依时寄政,强调四时大顺、预警变化、完善刑德,防止历史的变更,带有极浓厚的保守特色。由此,我们确可以看出,将邹衍归为阴阳家,虽不说是完全错误的,至少是不妥的。在探究《道德经》对五行框架动态功能的运用中,作者认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这种以五行相胜说建构的道德仁义礼五种社会形态递相取代的历史观,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早出现的一种自成体系的历史循环论,并且认为道德仁义礼五种社会形态大体反映了中国历史跨入文明门槛前后五千年政治文化的状况,其中所谓道治德治是典型的原始社会,仁治是原始社会后期私有观念出现的结果,义治反映了阶级社会的萌芽,而礼治则标志着阶级社会的成熟。这些观点发前人所未发,既持之有故,又言之成理,表现了作者深厚的学养与创新能力。

第三,阴阳五行作为古代认识世界的重要方法,在萧著得到了具体而深刻的观照。萧著对阴阳五行在各知识门类运用的横向剖析,使人们认识到阴阳五行作为辩证分析与辩证综合两种方法,在构建传统有机整体思维中的支柱意义;在勾勒其纵向发展过程中,萧著又加深了人们对阴阳、五行这两对古老的哲学范畴对中华民族理论思维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的理解。该书对阴阳这对范畴的分析尤为精到,认为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它至少具有三层基本含义,阴阳学说第一个层面的内容是指天道变化的自然现象。先民在太阳神祟拜中形成的偏重太阳自然属性的致思走向,产生了界定天气的晴与阴。由阳光的照射方向,又引申出向阳面(阳)与背阳面(阴)的方位判断,如《诗·公刘》所谓“既景乃岗,相其阴阳”,《诗·殷其雷》“在南山之阳”等均表示太阳照身的两种方位;随着认识的发展,人们把阴阳作为自然变化的规律,则是古代自然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搏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荀子·天论》)这里,阴阳既有实体的特性,又有运动变化的属性,阴阳运动变化,并非外在力量的使然,是阴阳自身矛盾交接互补作用的结果,所谓“阴阳接变化起”(《荀子。论礼》),天地万物得阴阳之和而生成,在《管子·四时》篇中,“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阴阳是天地万物最大的道理,原理和总原则,可以用来说明自然界的普通联系。

阴阳学说第二个层面的内容是早期阴阳家或占星术士以阴阳二气的运行序次及其变化与出现变化的征候为依据,用自然天道变化来推断人事吉凶、政见得失、国家兴衰,这是阴阳家对阴阳学说的重要运用。《左传》中样慎对日食的论说,《管子·四时》所表达的务时寄政,要求圣王与天地阴阳台德、效法天地阴阳行事,均是阴阳五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具体运用。这派学说推到极端便是两汉阴阳灾异说的泛滥,以非常疑义可怪之论闻名的《春秋公羊传》,以及大讲天人感应、人副天数的《春秋繁露》便是其代表。

篇3

茶艺是一门艺术,而茶艺环境是品茶艺术的重要环节,也是茶艺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茶艺环境讲究的是以主客体的相合统一作为最高境界。

茶席设计是茶艺环境中的一项展示设计,也是一项应用设计,是茶艺环境艺术设计中的主要部分。茶席设计与环境的契合格外重要,茶席与周围环境必须做到精心设计,透过设计的力量,改变一些不足或不完善之处,使之表现出中国文化的特质,才算是合适的茶席。

茶席设计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品茶环境的完善、完美而做。所谓品茶环境,包括景、物、人、事,设计茶席需要考虑到品茶环境的构成元素与时间、空间的关系。因为茶席设计是一时性的设置而非永久的设计,景物、人事随时都会有所变化。由于时间、空间的改变,设计必然也不同。如果空间相同,而时间不同,茶席设计就会不同;反之时间相同,空间不同,茶席设计也要有所区别。

茶文化是中国传统优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茶艺又是茶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中国文化的基本理论是“阴阳五行学说”,是一种原始的普通系统论。茶文化既然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茶艺又是茶文化的具体表现之一,茶艺环境是展现茶艺活动的主要场所,因此构成茶艺环境设计的元素,不论时间、空间都应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茶艺环境设计必须反映中国文化的基本理论,不能违背“阴阳五行学说”这个基本理论。茶席是茶艺环境设计中的主要部分,茶席设计最主要呈现的特性就是“阴阳五行学说”。

“阴阳”这两个字,听起来好象很玄妙,其实是古代人通过长期、各方面观察自然现象,认识到各种事物无不存在着对立、统一两个部分。这种现象以“阴”、“阳”两个字来概括,它有一定的内容,是可以理解的东西。阴阳是互相对立,也是互相依存。阴、阳二方,各自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条件,没有阴,就无所谓阳;没有阳,也无所谓阴。这就是阴根于阳,阳根于阴,阴阳互根。阴阳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阴阳二者并不是处于静止不变的状态,而是在不断的运动中维持着动态的平衡。

至于五行,是指宇宙万物的构成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要素的运行和变化而来,也就是说,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相克构成宇宙万物的结构关系和运动形式。随着这五个要素的盛衰,使得大自然产生变化,宇宙万物循环不已,甚至影响到人的命运。

五行具相生相克特性: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宇宙万物的关系,都可用五行学说来解释。

篇4

关键词:“五行” 相生相克 设计创新 交通工具设计

一、引言

“阴阳五行”说是中国先人探索自然宇宙运动规律的学说。“阴”和“阳”被看作是推演宇宙运动生成的基本因子及构成事物均衡和秩序的内在保证,“五行”则被视为构成宇宙的五种基本元素,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宇宙的构成及其变化规律。所谓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古代人们以五者之间相互滋生,相互制约的关系来论述和推演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其复杂的运动变化规则。

而“五行”学说中相生相克的理论,从古至今,无论在中医药理方面,还是居住环境方面的应用及研究都已趋于完善。对于艺术设计方面,“五行”相生相克的观念,在古代被应用的较为广泛,现代设计中,这种传统观念的应用却并没有得到重视。然而,它却始终根深蒂固的存在于中国消费者群体的消费潜意识当中。因此,将“五行”中相生相克的应用于现代设计的创新趋势中,应能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二、“五行”学说的基本概念及理论

(一)“阴阳五行”学说的基本概念

阴阳一词最早见于金文,不过当时只是在原始意义上的连用而已。阴阳概念开始被用来解释为“气”,这个概念始于《国语,周说》“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次序,风雨时至”等的论述。“‘阴、阳’是就生命之气的流动性质而言的,轻者为阳,重者为阴,‘五行’则是就生命之气的运动类型而言的……”

这里提到的“五行”与马王堆汉墓帛书的《五行》不同,是经春秋战国时期阴阳家的整合倡导,至汉一统天下之时而初步确立的。中国古代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认识到木火土金水是必不可少的最基本物质,并由此引申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由木火土金水这五种基本物质之间的运动变化生成的,这五种物质之间,存在着既相互滋养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在不断的相生相克运动中维持着动态的平衡。“五”,就是自然界中“木、火、土、金、水”这五类物质;“行”有两层函义,―是指行列次序,而是指运动变化。

(二)“五行配伍”的对应关系

古人以木、火、土、金、水五种自然物质为万物本源,并根据五行的形象、颜色、属性或引申意义为基石,把某种相同、相似或相近性质的事物,分别纳入到“五行配伍”体系中,因此形成了内容涉及数、理、化、天、地、医、音律、理发、度量等各个方面的体系。他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如下:

五行:木、火、土、金、水。

五音:角、徵、宫、商、羽。

五脏:肝、心、脾、肺、肾。

五官:目、舌、口、鼻、耳。

五方:东、南、中、西、北。

五色:青、赤、黄、白、黑。

三、“五行”学说相生相克的理论

五行生克制化:五行的生克制化规律是五行结构系统在正常情况下的自动调节机制。

(一)“五行”的特性

五行的特性是:“木日曲直”:曲,屈也;直,伸也。曲直,即能曲能伸之义。“火日炎上”:炎,热也;上,向上。火具有发热、温暖、向上的特性。火代表生发力量的升华,光辉而热力的性能。“土爱稼穑”:春种日稼,秋收日穑,指农作物的播种和收获。土具有载物、生化的特性,故称土载四行,为万物之母。土具生生之义,为世界万物和人类生存之本,“四象五行皆藉土”,五行以土为贵。“金日从革”:从,顺从、服从;革,革除、改革、变革。金具有能柔能刚、一变革、肃杀的特性。金代表固体的性能,凡物生长之后,必会达到凝固状态,用金以示其坚固性。引申为肃杀、潜能、收敛、清洁之意。“水日润下”:润,湿润;下,向下。水代表冻结含藏之意,水具有滋润、就下、闭藏的特性。

生产实践中认识到木火土金水是必不可少的最基本物质,并由此引申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由木火土金水这五种基本物质之间的运动变化生成的,这五种物质之间,存在着既相互滋养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在不断的相生相克运动中维持着动态的平衡“五”,就是自然界中“木、火、土、金、水”这五类物质;“行”有两层函义,―是指行列次序,而是指运动变化。

(二)“五行配伍”的对应关系

古人以木、火、土、金、水五种自然物质为万物本源,并根据五行的形象、颜色、属性或引申意义为基石,把某种相同、相似或相近性质的事物,分别纳入到“五行配伍”体系中,因此形成了内容涉及数、理、化、天、地、医、音律、理发、度量等各个方面的体系。他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如下:

五行:木、火、土、金、水。

五音:角、徵、宫、商、羽。

五脏:肝、心、脾、肺、肾。

五官:目、舌、口、鼻、耳。

五方:东、南、中、西、北。

五色:青、赤、黄、白、黑。

三、“五行”学说相生相克的理论

五行生克制化:五行的生克制化规律是五行结构系统在正常情况下的自动调节机制。

“五行”的生克论,最早源于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其学说不仅彻底的完成了原始阴阳、五行思想向神学的过渡,而且还上升了世界观的高度。

他的相生相克理论主要来源于《汉书,艺文志》中《邹子》49篇,《邹子终始》56篇。而现存的史料也仅有从《吕氏春秋》的某些文章中整理出他的相生相克的理论思想:

五行生克论:生克,即相生相克。相生指的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之间互相滋生和促进的关系称作五行相生。(见图1)

相克,指的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相克即相互制约、克制、抑制之意。五行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称之为五行相克。

这种克制关系也是往复无穷的。木得金敛,则木不过散;水得火伏,则火不过炎;土得木疏,则土不过湿;金得火温,则金不过收;水得土渗,则水不过润。皆气化自然之妙用。

四、“五行”相生相克理论在设计艺术中的应用

(一)“五行”相生相克理论在古代艺术中的应用

中国古代传统服饰深受“五行”说影响,形成了独特的服饰文化。古代帝王受命于天,反映在帝王服饰的形制、色彩、纹样上,就是要“取法象数”,依据“天象地法”裁制天子的服饰。天子之下有诸侯、9即、大夫、士、庶人五个等级,各级别的服制划分要符合阴阳消长、四时匡行等秩序。

中国古老的相宅术就是利用阴阳理论进行建房选址和建筑的。其中基本理论就是根据地质水文、地势高低、寒暖向背、小气候、植被、生态等情况决定建筑选址。《诗经大雅,公刘》有“相其阴阳,观其流泉”之说,主张勘察东、西、南、北各方位是否适合建筑,阴阳是否谐调,水系是否贯通。而古代建筑文化中“尚中”的观念根深蒂固。地中是大地之中,是“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合”,“尚中”也是阴阳思想在建筑选址中的具体运用。

工艺美术方面,也有类似阴阳五行学说的应用。例如,中国古代钱币有五铢钱,它的形制是外圆内方,表达为天圆地方之意。青铜器中有八卦铜镜,商代卦象卣器盖上装饰有卦象,上下爻皆阳,有乾之象,中二爻皆阴,有坤之象。这种装饰符合“负阴抱阳”的原则,象征平衡和谐的意蕴。中国古代的车舆同样是遵照“阴阳五行”的思想建造的。

(二)“五行”理论在现代设计艺术中的应用

对于现代设计中,“五行”理论的应用也已有前辈颇有建树。早在五年之前即有“五行”与现代设计思维相关的学说出现(胡飞《“五行说”与现代设计思维》)。他借用结构主义“聚合体/结构段”((Paradigm/Syntagm)的概念,把五行配伍的对应关系划分两类,一类是“相似/对比”(Similarity/Contrast),即聚合体关系;一类是“接近/遥远”,(Contiguity/Remoteness),即结构段关系。他认为这两种关系在现代设计思维中的应用已非常广泛。

现代设计使用“五行”理论的例子是很常见的。例如CCTV-3的台标,《黄帝内经》中记载:古人的方位和现代讲的地理方位刚好相反,按照五行相生的关系将木火土金水的关系连接起来,所形成的“3”字,正是CCTV-3的台标一―文艺频道的彩带。玉兰油化妆品大面积的黑色也是符合“五行”的角度的:化妆品的行业五行属水,黑色属水,在许多女性化妆品包装不敢用黑色时,玉兰油却独树一帜,品质加包装吸引了女士的青睐。但对于相生相克理论的应用就不及古代应用的如此广泛。

五、案例:交通工具设计中“五行”相生相克理论的应用

汽车作为现代工业最优秀的产物之一,它诞生了一百年之后的今天其自身无论在造型还是功能上都遇到了发展的瓶颈,能否通过分析的汽车的五行来进行创新?因此,在2013年中国汽车设计大赛中,我们团队由这―方向出发进行尝试。在设计之初,我们将汽车中原有的“五行”相关的特性进行了分析:

金的特性:凡是肃杀、收敛等性质的事物,均归属于金;汽车的大多结构性材料都是金属,如骨架、刹车盘、支撑结构、排气管等在五行中属金。土的特性:凡是生化、受纳性质事物,均归属于土;汽车行驶接触的地面属土;此外,车的玻璃在材质上与陶瓷接近,成分上也属土。火的特性:凡是温热、上升、光明等性质的事物,均归于火;汽车发动机、变速箱、差速器都是属火的部件。塑料在加工过程性质方面也是具有火的性质。木的特性:凡是生发、舒畅等性质的事物,均归属于木;在内饰中,大量运用的皮革材质,在五行之中属木。通过对汽车中的材料五行分析,发现汽车这一事物五行之中“属水”的元素较少甚至缺失。

确立了设计目标之后,接下里的阶段即是寻找匹配设计对象五行趋势的材料。在整体的定位中,采用中国传统哲学中“水”的概念,我们观察水的各种形态,最终取冰雪融化的瞬间,其亦动亦静的姿态和美感,最终完成了作品的外观设计一一流水般质感的车身。(见图2)

在内饰设计的部分是体现“东方奢华”概念的主体部分,应既奢华又兼具东方精神。团队对“流觞曲水”的概念进行延伸,拟态出相匹配的环境,从而构成内饰的基本格局。在研究了中国古典家具、古代生活方式和新材料的技术后,建议采用纯木和水的搭配来体现东方韵味。将居于车内的新兴高收入群体定位为当今时代的“君子”,《礼记・曲礼》中有:“博文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君子”是―种理想的人生状态,宠辱不惊,诗意栖居。道德上诉求于儒,心性上回归于道。在新型高收入群体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们的私人轿车应能担负起除了身份符号以外的情感功能,即提供一处堪比世外桃源般安然放松的场所,从而诠释出具有东方精神的奢华概念。在座位的设计上,受到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启发,将座位定位为流水萦回中的巍巍山峦,采用了中国山水画中塑造群山时体现出的深远感,以层渐的肌理感来塑造出座位的沉稳感。

篇5

关键词;董仲舒;阴阳五行;伦理化;政治化

在董仲舒阴阳五行的思想体系中,从学理层面施之人事政治,更多的是伦理化、政治化的现实色彩。如李泽厚所说的“自然人情化”[1]。

一、“天”的人格化、人道化

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天”是一个至上的范畴,是一种本源性的存在和前提。其一切论证、主张均在这个前提下展开。

首先,“仁”、“仁心”、“仁爱”是人格化“天”的最基本内涵、特质。 “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成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王道通三》)

董仲舒把“仁”上溯为“天”的内涵,这就使先秦儒家的仁学、仁德思想有了本源上的支持与凭籍,有了终极层面的意义存在。从而“仁政”、“仁德”的实施与推行具备了毋庸置疑的强制性,权威性。“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基义》)。 “天”在为“仁”提供形而上支持的同时,其自身也开始了仁学化、道德化。

其次,“天”有着“孝”这一宗法血缘关系中最基本的人伦属性, “夫孝者,天之经也。”(《五行对》)把“孝”纳入“天”的信仰属性中,从而使生长于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宗法孝道具有了优先地位。“孝”这一宗法伦理,“不复是以说教的方式,而是升入灵魂的层次,成为人们生活和行为中的价值取向,以自觉自律的形式出现。”[2]“伦理是社会行为的价值依据”(同上),故而提倡、巩固与强化家族的“孝道”,就可以实现“以孝治天下”,达到由孝而忠。在“天”的内涵下,先秦“迂远而阔于实际”的儒家血缘宗法成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权政治的有力支撑。

董仲舒以“天”为最高范畴,一方面是为君权神授寻求依据,为大一统政治中的君权至上张目;另一方面,又通过“天”的人格化、伦理化实质是儒家学说的一套伦理政治的取法目标,为人君规范了所当取法样式。且用灾异谴告来保障实施,“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必仁且智》)。董仲舒用“天”将君主抬高到独尊之位势,又试图依“天”将君主施政限制规范在儒家的传统仁义价值模式中。这是董仲舒在学理和时务二难抉择下的一种企图圆融、会通。

二、“阴阳”喻“刑德”,类“三纲”

首先,董仲舒以“阳”喻“德”,“阴”附“刑”,由“阳贵阴贱”得出“德主刑辅”,“厚德轻刑”,认为这是“承天意以从事”,“是故人主近天之所近,远之天之所远;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是故天数右阳而不右阴,务德而不务刑。刑之不可以成世也,犹阴之不可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阳尊阴卑》)

董仲舒从“天之亲阳疏阴”为“德主刑辅”的施政寻求形而上的论证。关于“德政”,董仲舒以“德主生……而以生育养长为事”(《孝经》),认为所谓“生育养长”,即要求统治者实行“惠民”、“养民”政策,这是“化天而行”王道德政的中心内容。具体表现之则为:“为人主者,予夺生杀,各当其义,若四时;列官置吏,必以其能,若五行;好仁恶戾,任德远刑,若阴阳。此之谓能配天。……”(《天地阴阳》)。

其次,董仲舒的阴阳不仅类刑德,而且附伦理,从而为封建社会的主要伦理道德提供理论基础、哲学论证。他说:“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使各有阴阳,阳兼于阴,阴兼于阳,夫兼于妻,妻兼于夫。父兼于子,子兼于父 ,君兼于臣,臣兼于君,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阴兼功于阳,地兼功于天……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基义》)

董仲舒这一大段话的宗旨在于要“臣独兼于君”,“子独兼于父”,“妻独兼于夫”。在另一处,他更是明白无误的说道,“达阳而不达阴,以天道制也。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阴之中亦相为阴,阳之中亦相为阳。诸在上者皆为其下阳,诸在下者皆为其上阴。”(《阳尊阴卑》)董仲舒将阴阳附君臣、父子、夫妇,得出“王道之三纲”,使得阴阳伦理化、人情化。同时又使得伦理阴阳化,上达于天地之道而永恒化、神秘化。

董仲舒“君为臣纲”所宣扬的忠君大义有利于专制皇权的加强,适应了大一统政治的需要。因为它源于天道,法于阴阳,故在历史的沉淀中,其演化为一种“心理定势”,被视为“当然”的事实,一个无须也不应被置疑的“前提”。其后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我们常可听到“皇上圣明,臣罪当诛”,“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精忠”之言。对此,董仲舒“功”不可没。

“父为子纲” 是“君为臣纲”的前提和基础,意在宣扬封建的“孝道”,“土者,火之子也。……土之子于四时无所命者,不与火分功名,……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此谓孝者地之义也。”(《五行对》)

父与子是阳与阴、尊与卑、火与土的授受关系。“诸父所为,其子皆奉承而续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尽为人子之道也……由此观之,父授之,子授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经也。”(《五行对》)由此确定了关于孝道的绝对性、强制性。

董仲舒大力论证孝道,究其根由,在于“孝”适应了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董仲舒利用“天道阴阳”为“移孝于忠”作论证,把“孝”移植进了政治领域,君臣关系不仅披上了天地之道的外衣,还披上了温情脉脉、宗法等级制度的外衣。孝的政治化使孝成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有力思想武器,也是董仲舒“父为子纲”的真谛所在。

“夫为妻纲”是三纲之一环。夫妇关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人伦关系,为历代儒者所重。《中庸》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礼记・昏礼》)夫妇关系不仅是男女之别,更是“礼”之根本,“礼始于谨夫妇”。董仲舒以天道之“阴从于阳”为基础,提出“夫为阳,妻为阴”,故“夫为妻纲”(《基义》),而且依据“阴之中亦相为阴,阳之中亦相为阳”判定“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 (《阳尊阴卑》)从而使得“夫为妻纲”永恒化、固定化。

三、“五行”配“五常”,喻“五事”,类“五官”

董仲舒将阴阳刑德化、三纲化的同时,又用“五行”配“五常”,喻“五事”,类“五官”,使得五行与阴阳殊途同归,在为封建社会的道德原则提供合法性依据时本身亦政治化、伦理化。

董仲舒用五行论说“五常之道”,“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五者修饰,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以“天之五行”类“五常”,并配与“五官”:

东方者水,农之本,司农尚仁……

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马尚智……

中央者土,君官也,司营尚信……

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义……

北方者水,执法司寇也,司寇尚礼……(《五行相生》)

这里,木――司农――仁,火――司马――智,土――司营――信,金――司徒――义,水――司寇――礼,五常顺于五行,配以五官使得五行的关系伦理化、人事化。

此外,由五行亦规定了君王五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何谓?夫五事者,人主所受命于天也。而王者所修而治民也。故王者为民,治则不可以不明,准绳不可以不正。”(《五行五事》)五行代表天道,五行之性象征了天道之性,“受天而治”的君王慎行五事,实乃遵五行而行事,“承天意以行事”(《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把产生于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伦理道德规范以及政治等级秩序移植于“天”之摩下,归于“阴阳五行”之性。尔后又反转来说王道之三纲、仁义五常之道源于天,法于阴阳五行,把“天”、“阴阳五行”说成是人间伦常、刑德政治的取法目标、终极依据,把目的变成了手段。由此,儒家的伦理原则、仁政德治主张实现了“与天地参”,其价值观念与意义准则被提升到了绝对的高度,为其推广施行提供了不言自明的合理性。加上其核心为君主独尊,故受到皇权的亲睐,“天子览其对而异焉”(《汉书・董仲舒传》)。此外,阴阳五行不再是外在于人的纯客观宇宙模式,而成为与人内在心理、日常生活,社会政治生活相连的道德律令、政治信仰。不再是冷冰冰的空泛模式,而是内涵儒家王道理想的政治纲领。

董仲舒阴阳五行的政治化、伦理化,其实质是国家主义、宗法主义的结合。国家主义以王权为中心,强调王权至上。宗法主义则以家长、族长为中心,强调宗法血缘观念。先秦法家强调“事皆决于君”,一切忠于君,主张纯粹的国家主义。原始儒家则建立在“氏族成员的血缘观念和心理基础上”,“从氏族贵族的个体成员和巩固宗法纽带立论”,故更多的强调“孝”,注重宗法主义。秦王朝偏任法家二世而亡宣告了单纯依靠国家主义治世的破产。较之法家,儒家宣扬的宗法主义与中国古老的经济社会传统有着更深的现实联系。它以具有极为久远的氏族血缘的宗法制度为其深厚根基,在以家庭小生产农业为经济本位的社会中始终保持现实的力量和传统的有效性。儒家一贯强调“孝弟”是立国之本,强调作为社会等级的伦常秩序的重要性,这是非常现实的有用和有效的。正由此,董仲舒依据阴阳五行,使子孝父与臣忠君居于同一层面,将二者进行融合并给予哲学论证,使得在阴阳五行体系中宗法主义成为国家主义深厚而腴的土壤。

作者单位:四川外语学院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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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历史沿革

内景本是道家术语,指的是人体脏腑经络气血筋脉等形体,而在医学家的眼中则被分成内景和外景两大部分:内景指的是人体的脏腑,外景指的是经络筋脉肉骨皮体系。在早期的医学发展之中,医学家们研究医术阐述病理,靠的是朴素直观的观察,并不是归纳演绎。

1.1早期的主流理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内外景在医学中的地位是无可撼动的。阴阳五行学说还没有融合到医学之中,中医学仍然保持着医学的纯洁性。到了汉代以后,某些医学家就尝试着将阴阳五行跟中医结合起来,经过了反复多次的尝试之后,终于有一种或者数种结合方法被挖掘出来,比如目前教材中的五行配属体系。但据当时的文献记载来看,五行配属体系远远不止这一种,如汉儒许叔重撰《五经异义·古文尚书》记载:“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肾水也。”不止这一本文献如此记载,当时很多儒学家在了解医学之后也作了类似的阐述或记载,《礼记》、《尚书》、《说文解字》等都有类似的文字内容,《太玄经》注文云肺极上以覆,肾极下以潜,心居中央,以象君德,而左脾右肝承之以位五行”,就显得更为直接。所以有人批评现今流传下来的五行体系,说“出自道家医籍,以为左肝右肺上心中脾,不顾实物部位”。这种五行归属体系是很直接的,完全按照内景中的脏腑部位划分的属性,说明了当时的先辈是完全了解人体解剖学的。但不知什么原因,这种五行归属体系并没有流传下来。这并不能说明现今五行体系是比较合理或者完美的,亡失的东西远远要比流传下来的东西丰富。

1.2隋唐之前

阴阳五行等这些哲学思想在跟中医理论结合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没有变成主流理论,只不过作为一种辅助的阐释理论,弥补医学自身的缺陷。隋唐之剪,医学理论一直保持着这种局势,内外景理论始终保持着不可动摇的地位。《灵枢》中五行观念可以说只有非常表浅的渗透,阴阳理论在该书中也只不过是仅仅代表了表里,完全没有阴阳的其他含义。如本输篇井穴的五行配属,刘衡如就认为是后人所加,书中大量充斥着内外景理论,也叫脏腑身形。比如单纯的筋病,正规的处理应该是以痛为腧,也就是书中所说的在筋守筋,并没有按照《素问》中的归属体系而调肝。同样的道理,皮肤病真正从肺来调理的,从现有的数据资料来看,也并不占多数。无论是阐释病理还是治疗,整个《灵枢》可以说都是从内外景的路在走。阐述疾病基本病机病理的专书《诸病源候论》,也被后人誉为医经,对疾病的解释,基本上也是完全按照内外景的理论加以发挥。

1.3宋元之后

宋金元时期是医学门户大开的时期,诸多原因造就了当时的医学发展。元人屠城,不杀匠人,当时的诸多儒士纷纷学医以避不测。儒士对于阴阳五行的理解肯定要超过医学家,所以当时很多文人出身的医家可能就会将阴阳五行的地位加以提升,如金元四大家之首刘完素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对疾病的阐释发挥就完全使用的五行生克以及“亢则害,承乃制”理论,将传统的医学正统一内外景理论完全剥离出去,使中医摇身一变,成为思辨医学,丧失了医学的朴素本质。到了明清时期,这种思辨发展到了极端,如果谈医不言阴阳五行则有不懂医学之嫌。更有甚者,纯用阴阳说理,如《医贯》诸书。医学变得玄玄乎乎,使人如堕五里雾中,不知所在。随着西学传人中国,有些医家如唐容川等也尝试着将解剖学重新引入中医,但此时的主流医学已经变成了阴阳五行哲学体系,所以并未产生较大的反响。

2二者之比较

    2.1病理阐释比较

按照内外景理论,脏腑的部位形态都是造成疾病的易感性的内在因素。《灵枢》的观点认为肝大之人易患胃痛的原因是肝胃相邻,肺如果位置偏下也会影响肝而出现胁下痛,悲伤导致的呼吸不顺畅是因为心系急压迫了气道等等,这些全部都是非常直观的认识。但如果归属到五行理论中就变成了金克木、木克土、火克金这样的无根理论。

2.2治疗

《灵枢》在治疗理论中,形体病的治疗,基本上可以说都是在局部处理,如筋病骨病肉病,经络病则需根据脉象确定方案。后世也有部分医家仍然掌握着内外景,如史载之治疗眉州米思古得疾不能食,闻荤腥则呕,惟用大铛旋煮汤沃淡饭,数数食之,史载之曰:俗辈不读《内经》,而妄医人之疾,可叹可骇。君之疾正在《素问》经中,名曰食挂。凡人之肺,六叶舒张而盖,下覆于脾,子母气和则进食。一或有戾则肺不能舒,脾乃为蔽,故不嗜食。遂授之一方,以清气润肺为治。服三日,病者鼻闻肉味觉香,取啖之,甚美。又如钱乙治疗一乳妇因悸而病,既愈,目张不得瞑。乙曰,煮郁李酒饮之使醉,即愈。所以然者,目系内连肝胆,恐则气结,郁李去结,随酒人胆,结去,目则能瞑矣。假如从阴阳五行来考虑,这些病首先从阐释上可能就能使人迷惑,确立的治疗方案直到效果产生,可能不会比上述迅捷。

3结论

篇7

【关键词】 生殖节律;中医妇科;传统中医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R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183(2013)11-0325-02

1 传统中医研究方法

1.1 哲学思维是传统中医研究方法的前提和基石

哲学思维方法提供了适用于一切科学研究中最普遍的方法学原则。它概括的程度比其它任何科学方法概括的程度更高,因而,它指导着其它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并为一切科学方法规定了必须遵循的普遍原则。同时,它又不断地从新产生的科学知识中汲取营养,充实和发展自己的体系。传统的中医研究方法就是属于这一层次的方法学。

例如,古代医家在哲学思维的指导下,以阴阳为纲、五行为纬来划分物质世界并研究他们的变化规律,从而形成了中医学的经典理论──阴阳五行学说。再把这一规律具体地运用到人,来判断人体状态正常与否,这就是辨证论治。辨证的核心是阴阳,论治的关键是人体脏腑经络、气血营卫。思而不辨不行,辨而不治更不行。因此阴阳五行学说是辨证论治的灵魂。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就是说,万物都是阴阳所构成。人,也不例外。天地有变,人必随之,这就是天人合一的中医学宏观辨证论治体系的直接源头。治病求本,实为求人生之阴阳,而非“疾病之本原”。

1.2 直观观察和类比演绎是传统中医研究方法的科学方法论

中医理论的思维方法是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独特的思维方法──取类比象、司外揣内、宏观推导等。从中医研究人体具有整体性和过程性这两个特性来看,这样的思维方法具有一定的优越性。虽然这种思维方法指导下所得出的结论有时具有臆测性、模糊性、笼统性和经验性等缺点,但它仍是一种有效的辨治方法。它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至今运用最多的一种科学方法论。

1.3 临床实践是传统中医研究方法的天然实验室

传统中医研究的实验室就是中医临床,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不能脱离中医的临床而独自发展,临床实践是中医学发展的基本要素。其次,中医学治病的对象是整体的人,人体在生理病理状态下多呈繁多复杂性,非实验动物所能比拟或代替;又因其病因复杂,体质有异,尽管同一种疾病,也不可能应用同一种方法;加之医家思辨角度不同,可供施用的药物又有数千种之多,因而中医学治病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不可重复性,这就决定了中医的评价体系──其疗效不能完全以实验来说明其理论的现代生理学基础和形态学基础。

2 中医生殖节律理论的形成离不开传统中医研究方法

2.1 月经节律理论与调周法的形成

近半个世纪来,中医妇科学专家运用传统中医研究方法,用阴阳五行的整体观思想从宏观上对经血、受孕过程进行了剖析,并进行了大量的临床观察与实践,提出了女性的月经周期、生殖生育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天,即自然界的变化规律。正如李时珍《本草纲目・论月水》中说“女子,阴类也,以血为主,其血上应太阴,下应海潮,月有盈亏,潮有朝夕。月事一月一行,与之相符,故谓之月信、月水、月经。”明确指出了月经与宇宙间月亮的圆缺、自然界海潮的涨落相适应,并形成一定的规律性,即月经的圆运动周期性。

2.2 心肾子宫轴与任督循环圈理论的形成

正由于月经周期的阴阳消长转化与自然界的太极阴阳消长转化节律是一致的,才形成了女性生殖节律所表现的圆运动生物钟规律。著名中医妇科学专家夏桂成教授认为月经周期之所以呈现圆运动生物钟规律,与心肾子宫生殖轴、任督循环圈的活动是分不开的。

心肾子宫轴与任督循环圈的理论观点,乃是在大量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在阴阳五行学说的指导下,运用类比演绎推理等传统中医研究方法,总结而成。临床治疗上,只有纠正偏盛偏衰的阴阳不平衡状态,才能维持心肾子宫轴及任督循环圈的动态平衡,从而维持正常的月经节律与生殖节律。这一理论必须贯穿整个调周法的始终。

2.3 生殖节律中数律学说的形成

阴阳五行概念来源于天干奇偶十数。阴阳是天体间的空间运动时间节律变化的象征,五行是阴阳的变量,它由五个“阳”干配伍五个“阴”干,变量为木火土金水五大序列的“子阴阳”,古代医家运用取类比象的逻辑方法,把宇宙万物纳入五大类,再把人体内环境的一切组织都纳入“五脏”,此乃《内经》中五行学说妙用之源。

例如对于月经病的防治重点,量少者可在发病前按原有的奇数律3周、5周或7周进行服药防治;量多者按冬病夏治、夏病冬治的原则在发病前3月、5月、7月调治,注意节令、气候地理的突变,进行服药防治。再如按照3数律进行推导,在女性生殖发育过程中,将女性一生分为童幼期、中壮年期、更年绝经期进行疾病预防,童幼时期从少阴肾进行调治,以助长发育,防治疾病;中壮年时期从厥阴肝调治,既能防病,又可增强体质;更年绝经期从脾胃调治,既可抗衰老,又可防疾病。

3 中医妇科生殖节律理论运用于临床及研究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问题

中医妇科生殖节律理论是在哲学思维的指导下,运用中医的传统研究方法推导而成,它的提出是在新形势下运用中医的传统研究方法对中医妇科学理论发展的一次有益而成功的探索,其中仍有许多地方有待进一步创新和发展,但其发展仍然离不开中医传统研究方法。

篇8

    哲学作为理论化和系统化的观念形态,既为文化系统中的诸种学科作理论上、逻辑上的论证,又为其提供宇宙观和方法抡的指导。中国古代哲学不仅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而且是中华文化系统中各种学科的理论基石,它以其独特的范畴体系,为中华民族认识宇宙和自然、社会及思维方式的形成,提供了系统的方法论指南。

中医学是我国的传统医学,也是我国民族文化在医学殿堂中的一块瑰宝。过去,它曾经为我国人民的生存、繁衍作出过重大贡献;今天,中医学仍以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卓著的临床疗效为医疗保健事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医学是我国人民在与疾病的长期斗争过程中,医学知识同古代哲学相结合的结晶中医学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密切相关,二者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与中国古代哲学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渗透,对中医理论的最后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战国至秦汉时代,我国进入了封建社会。这一时期,在祖国医学取得空前发展的同时,蕴含朴素唯物论和自发辨证法思想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以及“天人相应学说”等古代哲学思想亦在不断完善。当时的医家借用了这种哲学思想,将它们成功地引入医学领域,用以总结、解释已取得的医学成果,并编撰了许多医学著作,其中《黄帝内经》反映了当时我国医学的最高成就。

《黄帝内经》以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天人相应学说为工具,不但系统地论述了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诊断、预防和治疗,而且将疾病的发生与自然、

社会联系起来,具有生物一社会一心理医学模式的雏形。《黄帝内经》主张以人为本,《素问》中曰:“天覆地载,万物悉备,唯贵于人”,确立了人在医学中的主体地位。《黄帝内经》还主张应“人参天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与自然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体通过全身孔窍与大自然息息相通,促进人体血气循环,“弃其陈,用其新,精气日新”,处于“新陈代谢”的不断变化之中,

反映了医学世界的整体性和变动性。它对疾病的认识,不仅注重于“邪”、尤其注重于“正”,提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种“正邪斗争”的发病学观点,使中医学一开始就居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

《黄帝内经》的另一个伟大成就在于它确立了中医学的研究方法一“有诸内必形诸外”,即透过现象认识本质。运用这种方法论,它从整体宏观角度将人体的生理和病理概括为五大功能体系,创立了独具特色的中医脏象学说、经络学说、气血津液学说等生理、病理观。这些学说的建立,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而且使中医学有可能在科学技术相对不发达的情况下,运用哲学的力量,对人体及疾病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索。

《神农本草经》大约成书于秦汉时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中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对药物的研究亦采用了当时的哲学思想,提出君、臣、佐、使、七情和合以及四气五味等概念,从而将实践与理论融为一个完满的有机整体,对中医临床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2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基础—阴阳五行学说与中国古代哲学

阴阳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它概括了古人对自然界发展变化规律的认识,是古代中国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

我国古代哲学家认为,自然界的一切亊物都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最基本的元素组成,称为“五材”;这五种元素不仅具有相互资生、相互制约的关系,而且是在不断运动、变化之中,称为“五行”。阴阳是古人对宇宙中相互关联的某些事物和现象对立双方的概括。

中医学阴阳学说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它的组织结构既是有机联系的,又可划分为相互对立的阴、阳两部分,如人体的五脏属阴,六腑属阳;具体到每一脏腑,也有阴阳之分,如心有心阴、心阳,肾有肾阴、肾阳等。中医学还应用阴阳学说来说明脏腑间在生理、病理上的相互影响,指导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如阴阳学说认为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是由阴阳两个方面保持对立统一的协调关系的结果,中医学认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即阴阳平衡才能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阴阳失衡则导致疾病的发生。

中医学五行学说将人体内脏分别归属于五行,以五行的特性来说明五脏的生理特点,如肝喜条达,有疏泄的功能,木有生发的特性,故认为肝属“木”;心阳有温煦的作用,火有阳热的特性,故认为心属“火”等。同时中医学还应用五行学说来说明脏腑之间在病理上的相互影响,指导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如肝病可以传脾,是木乘土;脾病也可以影响肝,是土侮木等。

3中医学的认识方法与古代哲学

中医学的认识方法主要为整体观,在中国古代哲学的意义上,集中表现为具有当代系统论意味的整体观、综合观。中医学的整体观基本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3.1高度重视人体生理功能与自然环境的统一:中医学认为四时之气有消有长,人也应顺应这种消长规律。春养生,夏养长,秋养收,冬养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记载:“故四时阴阳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

3.2特别注重社会环境和情志致病:中医学认为,从心理属性而言,正常的情志变化并不致病,但过度的心理失衡则是致病的重要原因^

4中医学的治疗方法与古代哲学

中医治疗极具思辨和人文色彩,含有丰富的哲学和辩证法思想。

4.1辨证论治:辨证论治是中医学整体观念在治疗学中的具体体现与实践,也是中医治疗学的特色与精华。中医学认为,任何一个病证都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与其周围事物密切联系,并且是在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治疗疾病时应根据每个患者的客观实际,通过望、闻、问、切等诊断方法,不仅要确诊病人患了何种疾病,而且要了解病人的病情属于何“证”,治疗方案主要针对这种“证”而制定,即为“辨证论治”。

4.2中医治疗学的治则:中医治疗学的治则主要有治未病论、治病求本论、因势利导论、三因制宜论等,也体现了其古代哲学和辩证法思想。

其中“治病求本论”是中医治疗的重要治则。标、本是古代哲学辨证法的一对范畴。中医学引用这一概念,来说明疾病的正与邪、现象与本质等的关系。“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

中医治疗的“三因制宜论”指治疗时要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中医学认为任何一个疾病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要受人的体质禀赋、性情习惯、地域环境、时令气候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影响。“三因制宜”就是要充分考虑到人、时、地三方面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从而做到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因人、因时、因地辨证施治,这体现了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的哲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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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思想是人们在具体的科学认识活动中产生的,既反映了当时社会认识事物的一般思潮,又影响着科学方法的形成和发展。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原因,我国古代产生了与西方迥异的科学思想方法,其中,元气论和阴阳五行学说构成了传统科学理论的最一般解释框架。

关键词科学思想元气阴阳五行

1科学思想的概说

一般来说,科学思想是在具体的科学认识活动中,产生、阐述和解释科学假说和理论的最一般的概念框架和信念基础。一方面,它制约着科学认识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影响着科学方法的形成及其发展方向,对科学理论的构成起到了指导作用,影响到社会对科学价值的评价。另一方面,一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思想作为社会思潮的一部分,也是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在科学活动中的反映。它要适应人类从自然事物、自然现象获得认识和心理满足的社会要求,也就是说,科学思想一般应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潮相容。科学思想应该满足科学实践对理论的要求,科学思想应能够反映科学实践所显示出来的认识倾向。

科学思想从内容上分析包括:①对自然的普遍形式,万物存在的方式,事物与现象变化之间联系认识的一般观念。科学思想反映了对自然整体图景和规律的综合认识,表现了对自然事物认识的客观性和实证性,从而成为宇宙观和方法论的基础。②对认识自然的目的、基本途径及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和确证这种认识的一般看法。③社会对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一般看法。从科学认识活动的角度看,就是对科学对象、科学任务、科学工具、科学方法、科学与社会环境关系的基本看法。这些构成了科学活动中的指导思想,为科学认识的思维过程提供了基本框架,使科学活动沿着一种规范式的方向发展。

2我国传统科学思想的特点

科学思想是从探讨宇宙的本原和秩序开始的。气的观念、阴阳观念和五行观念是中国自然哲学中最为基本的几个内容,这些观念是中国古代人民探索自然的成果,孕育了中国古代科学思想。

关于宇宙万物存在和变化的原因,西周时期,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有两个基本点,“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故先王以土与金、木、火、水杂,以成百物”。这种观点是用具体的感性可认识的物质充当了万物的本源,并提出了万物构成的方式。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这种用具体物质形态来说明万物的构成、宇宙的起源遇到理论和逻辑上的困难。到春秋战国时代,关于万物本原的探讨更倾向于寻找一种超越感觉、经验和具体物体的东西来解释大千世界的起源、存在和变化。老子用道作为万物的本原,勾画了大千世界的起源和生成图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淮南子·本经训》用气的学说进一步说明万物构成和发生的物质原因,认为“阴阳者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含气化物,以成桴类。”汉代的董仲舒、王充都各自讨论了有关气的思想。“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夫人所以生者,阴阳也。”元气论至此成为占主流的理论,它不仅讨论了万物之生,而且还探讨了事物的变化,讨论了无形之气与有形之物的相互转化以及有形之物的发生和演化。这种认为宇宙本原是气的生成论,相对于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构成论(主张变化是不变的要素之结合和分离)而言,更便于建立概念体系的功能模式,适合于由代数描述,而代数形式又易于发展类比推理,于是形成了中国传统科学的功能的、代数的、模型论的特征。而且“元气”这一概念可以用来说明从自然现象、社会关系到人的精神世界的一切,不是一个纯粹反映物质世界的总体性范畴。人们可以运用这不可明言的“元气”,随心所欲地用自然现象来依附、论喻伦理政治,或用人事来类比自然。这种倾向不可避免地导致用玄学的思辨来代替经验的考察,使理论思维本身缺乏严密的逻辑性。

朴素的辩正思想。早在《周易》中就包含了人们观察世界的辩正思维方式。朱熹曾说,《周易》有两条基本原则,一是“流行”,二是“对待”。流行者,过程也;对待者,矛盾之对立统一也。整个宇宙,无非是一个过程,一对矛盾。在《周易》基础上,经过历代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批判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严密的阴阳变易的逻辑理论体系。阴阳,本义是指日照的向背,“阴者见云不见日,阳者云开而见日。”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用这一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中相互对立、彼此消长的物质或其属性和阴阳相互作用对于万物产生、发展的作用。《管子·乘马》说:“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月之易,阴阳之化也。”《庄子·天道》说:“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阴阳论看到了事物内部对立统一的力量,并且以此说明整个世界的运动,但忽视了事物运动的因果联系。

五行相生相克的循环论。古人在农业生产活动中,观测到四方和四季周而复始的现象,如《易传》所概括的“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方位与时间的对应循环,以日的运行最为明显。日从东方升起,转到南方,又入西方。政治生活中朝代的周期性盛衰更迭、治乱分合的往复交替,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更强化了人们的循环观念。邹衍在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推演四季和自然现象的基础上,还用五行的这种相生、相胜来演绎人类社会的王朝更替和历史兴衰,把历史的发展说成是“五德转移”的结果。总体来说,中国传统思想用五行说来表明事物的变化和联系,但这种变化和联系是一种机械的、封闭的循环运行,带有宿定论的色彩。它不能具体地描述各种运动、变化的规律,也不可能正确地揭示事物联系、变化过程的物质原因,只是神秘地、抽象地脱离具体条件、具体过程讲变化、联系和相互作用。

元气、阴阳论与五行理论的结合,在《月令中》,四时是阴阳的体现,四时与五行配合,也就是阴阳与五行的结合。阴阳之气是基础,是本原;五行则是德,是属性,阴阳之气化生大千世界的五种属性。阴阳的对立统一,则是物质运动的最终动因。这种以气为基础的阴阳五行体系,把自然、社会和人结合为一体,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体系,它是传统科学思想中宇宙论的基础,影响了科学思维的整个过程。

总之,元气阴阳五行万物成为理论诠释的固有范式,这一范式在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奠定了中国传统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自然没能成为社会认识的独立对象,关于自然的一些经验知识是直接为政治、伦理哲学作诠释,因而在认识方法上局限于笼统的描述和整体的概括,忽视了局部细节的说明,成了一个能说明一切的方程,而不能说明一个简单的具体运动。所以,理论的形式框架只是模糊地把握过程的一般表象,忽视了事物内在结构的分析,理论思维的实证分析的趋向被抑制。而且,庄子在《大宗师》和《人世间》两篇中所提出的守宗、心离、生忘三种悟道方式也长期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排斥了感性经验材料的可靠性和客观性,造成传统科学思想和大量的感性经验事实相脱节或对立,容易通过玄思走向神秘主义。

3我国传统科学思想成因的初步探析

事实上,科学思想的发展会受到两方面的社会条件的影响。一方面是物质生产条件,这其中包括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社会在生产技术上是否需要科学?是否有可能向科学提出任务和要求;二是社会能否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如实验和观察工具与资料?另一方面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否有可能确立起科学发展所必需的思想自由的政治保证?

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是封建中国经济结构的基础,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奉行的基本国策。这种小农经济是一种基础薄弱的简单再生产,以精耕细作的种植农业为基础。由于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只要有劳动力和小块土地就能恢复和重建这种小农经济。因此对技术成果的应用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其依赖程度不大。由于这种物质生产方式的生存、发展主要依赖于气候、天象、物候周期性变化的;防旱、防涝的水利工程;和生产工具密切相关的手工业、冶炼业;农产品与手工业产品交换贸易所需的算术计算;人和畜力的疾病防治。“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早就被生产所决定”,因此,围绕精耕细作种植农业的发展,天文历法、农学、计算数学、中医学四门实用科学构成了中国传统科技体系的主体。

儒家文化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引入了科举入仕的道路而鄙视科技活动,将科技活动纳入了“小人为之夸之”的方技之列,道家文化却通过修身养性的方式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兴趣沉溺于一种玄秘虚无的境界。读书人做学问的目的就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知识分子和精通技术的工匠相分离,研究生产技艺就缺乏文化知识方面的动力,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缺乏足够的知识力量,同时生产技艺得不到理论上的总结、提高和应用上的推广和发展,所以历史上很多杰出的技术发明就无声无息地湮灭了。

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在内容上以政治、伦理为主体,形成了社会对科技活动和科技成果的价值评判的习惯看法是“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阻碍了科学思想的发展,使知识分子对于自然事物的研究缺乏趣味。而且,他们大都以皇帝或上天的意志和圣人之言来看待各种观点、学问,也就是对自然万物的理论知识和解释缺乏实证判断的理性。也就是说,社会缺乏一种组织机制、价值的吸引,鼓励知识分子从事科技活动。

参考文献

1刑兆良.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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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系统阐释中医理论体系的典籍,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黄帝内经》的成书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是同一时期完成,它较全面地反映了汉及其以前整个中华民族科学实践和科学认识的成就。《黄帝内经》奠定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之上,是中国古代养生文化的集大成者。它运用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总结了先秦时期医药学丰富的实践经验,集先秦诸子理论及医药学实践之大成,形成了系统的养生观,为中医养生学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也对后世中医养生学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在女性养生中的体现——“女七”定律和“四气调神”

“天人相应”这一理念源于原始人类的天人一体观,是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总体观念,这一观念一直影响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并以天人合一这一思想观念沉淀于整个民族心理之中。《黄帝内经》中有关“女七”定律以及顺应四时来养生的思想,把天、地、人三者有机结合在一起,强调顺应人体生理本身的变化,顺应四季消长节律,保持体内环境和体外环境的和谐统一,也就是养生要做到“天人相应”。

(1)“女七”定律在女性养生中的指导

《黄帝内经》中对女性的生命节律有一项很重要的描述,即《素问·上古天真论》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始焦,发始白;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把女子的生理过程按照“七七”进行划分,说明了女人的一般生理过程,对女性养生保健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女子在七岁时,肾气开始充盛,牙齿开始更换,毛发生长。《素问·宣明五气篇》云:“肾主骨”,又古语云:“百物养生,莫先固齿。” 牙齿是人体最为重要的器官之一,也是人体健康与否的标志。女子在二七一十四岁时,肾中精气已经充盈到一定程度,于是就产生了天癸。《黄帝内经》中讲,女子到了二十一岁,肾气充盛,智齿生长,而生理的发育才到极限。女子到二十八岁,筋骨坚强,毛发长极,是身体最强壮的一个时期。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女子“二十而嫁”,二十一岁到二十八岁的八年间,要完成第一胎的生育,二十八岁是女人身体最好的一个时期,以后,女人的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就开始衰老。这是《黄帝内经》关于女人最佳怀孕时间的说明。五七三十五岁之时,阳明经脉逐渐衰退,脸上开始长皱纹,面色变得焦黑,头发也开始脱落,在这个时期的女性养生应该注意什么呢?阳明脉,包括足阳明和手阳明两条经脉,分别对应六腑中的胃和大肠。只要把胃的功能调理好,让大肠经保持畅通,女人是不容易衰老的。女子六七四十二岁时,三阳脉都开始衰退了,所以整个面部枯憔,头发开始变白了。六腑的功能是受纳、腐熟水谷、传化精华和排泄糟粕,主要生理特点是“泻而不藏”“动而不静”“实而不能满”“以通为用”“以通降下行为顺”。到了这个年龄阶段的女性,一定要注重养护自己的消化和吸收功能。七七四十九岁之时,肾精不足,任脉虚,天癸枯竭,太冲脉也开始虚弱了,女性就开始绝经,进入更年期。女人在绝经期间,肾气虚衰,肾水不能浇灌肝木,所以肝血渐亏,再加上冲任脉虚,肝失疏泄,所以会有抑郁的症状,神明失主,心神不宁。这个阶段,女性应该以养肾为本,再加上养血疏肝,滋阴降火。

(2)“四气调神”在女性养生中的指导

《黄帝内经》对于女子的少、长、壮、老整个生理过程进行了具体的说明,女性养生应该遵循生理过程,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重点养护不同的脏腑,以达到健康、美丽、减缓衰老的目的。《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有语云:“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以使志生……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夏三月,此谓蕃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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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气得泄……此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秋三月,此谓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收敛神气……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冬三月,此谓闭藏,水冰地坼,无扰乎阳。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去寒就温,无泄皮肤,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强调了每一个季节的养生方。除此之外,女性因为其生理特点,心思细密,再加上社会竞争和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容易因为一点儿小事而陷入焦虑不安、抑郁的不良情绪之中。对于精神上的修养,这段话也指出春天应该轻松愉快,充满生机;夏天不要发怒,不要损伤心气;秋天应该安逸宁静,保持肺气的清净;冬天要保持情志安静平和,适应冬天的藏气。

二、辩证统一观点在女性养生中的体现——“阴阳五行”学说

何谓“阴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言:“阴阳者,天地之道也……治病必求于本。”阴阳是宇宙间的一般规律,反映着人体生命本质的规律。《素问·生气通天论》曰:“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人体有形,不离阴阳……”强调了阴阳是万事万物的根本。对于人体如何分辨阴阳,《素问·金匮真言论》曰:“夫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对于五脏六腑的阴阳之分,《素问·金匮真言论》曰:“言人身之脏腑中阴阳,则脏者为阴,腑者为阳。肝、心、脾、肺、肾五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腑皆为阳……故背为阳,阳中之阳,心也;背为阳,阳中之阴,肺也;腹为阴,阴中之阴,肾也;腹为阴,阴中之阳,肝也;腹为阴,阴中之至阴,脾也。”而女为阴,男为阳,女子最怕伤阴,所以女人进补应该首选人体之中的“阴中之阴” ——肾,以及“阴中之至阴” ——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