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先生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岳霖先生，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金岳霖先生是第一个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融汇中国哲学的精神，建立自己哲学体系的中国哲学家。他创建的哲学体系，其中包括本体论和知识论。《论道》一书是他的本体论，《知识论》一书是他的知识论(即通常所说的认识论)。他的知识论是以他的本体论为基础的。这个哲学体系，不仅是近代的，而且也是民族的。在今天，金岳霖先生走过的哲学之路及其创建的哲学体系，为研究中国哲学、推进和发展中国哲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谈到养生，金先生是既抽烟又喝酒。根据他回忆录里的文字记载，先生不但喝白酒、黄酒和啤酒，而且还经常喝醉。他一直恋着建筑学家、诗人林徽因，终生未娶，这样一个抽烟喝酒的单身汉，却能如此高寿，不禁让人好奇。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循着他曾经的踪迹，去寻找这位高龄老人的长寿秘方吧。

长寿秘方――童真未泯

金先生的朋友很多，学界的、赏画的、玩蛐蛐的，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抗战前，每到星期六下午，他家的客厅里就高朋满座，高谈阔论，成为当时北平一处有名的沙龙。那时院子里进进出出的人不少，邻家小孩见了他就叫“金老头儿”，金先生不但不生气，有时还扮怪脸和他们打招呼。

据杨步伟先生记载，金老在清华教书时有一天突然给杨先生打电话，说有十万火急的事，请他赶紧到自己家里来一趟。杨先生问他怎么了，金老无论如何都不肯说，只是催杨先生赶紧来一趟，并说，越快越好，还承诺事情办好了要请他吃烤鸭。杨先生是个医生，不知道金老这是怎么了，可又怕他真出什么事，于是他和赵元任先生来到了金家。进门后杨先生才知道，原来是金老养的鸡出了问题。由于金老经常给鸡喂鱼肝油，所以这鸡长得奇重无比，一个蛋生了三天还生不下来。面对这场景，杨先生真是哭笑不得!由于鸡蛋已有一半悬在外面，杨先生一下子就将其掏出了，而金老却认为这非常了不起，对此赞叹不已。为了表示庆贺，金老还真请杨先生和赵先生去吃了顿烤鸭。

金先生在对待许多问题上，思维方式是非常孩子式的，并且由于长期与学术打交道，别人难免觉得他书呆气。有一次对金先生说：“金老，你要多接触接触社会。”自此，20世纪60年代末，金先生便和一个蹬三轮的人约好，每天都拉他到王府井去转一圈。因为金先生天真地认为，要接触社会，就得到人多的地方去。

傻得有点可爱，这就是金先生的生活本色。尽管他在学术上造诣很高，但是在生活中他不谙世故，不知道计较、算计，完全用天真来为人处世。也许这样生活会让先生吃点亏，会遭受别人的讥讽，但是他自己却觉得很开心很放松。大概，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永远年轻，才会长寿。

长寿秘方――富幽默感

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现代心理学认为，幽默可以帮助个体减低压力，释放被压抑的情绪，摆脱困窘，增强身体的免疫系统。幽默感既是提高个人魅力的秘诀，也是增进人际关系的剂，同时还是促进个体心理健康的神秘源头。研究发现，幽默感可提高心理防御机制，同时，幽默与笑还能防止心脏疾病、脑血管病变、癌症及其他循环系统的病变。

金先生的幽默可实在不少。由于他眼睛不好，怕光，一般情况下，不论何时何地金先生都会戴着个遮阳帽，并且尽可能地压低帽檐。他的这种造型难免会使不知情的人觉得有点怪。所以每当给新生上课时，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

爆发之前，金先生与梁思成夫妇在北京住前后院。他看到梁先生为了古建筑上某个数据而在房顶上上下下，就特地为他们夫妇做了一副对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梁上君子”在这里是反语正用十分贴切，所以梁思成很高兴：“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不然我怎么才能打开一条新的研究道路，那岂不是纸上谈兵了吗?”可林徽因女士并不领情：“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金先生听后，十分赞叹，连连鼓掌。

冰心女士说，有幽默感的人，尤其是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幽默资料的人，总是开朗、乐观而豁达的，使人愿意接近。她说金岳霖就是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幽默资料的人，他有丰富的幽默感。冰心女士记得，有一次金先生笑着对她说“我这个人真是老了，我的记性坏到了‘忘我’的地步!有一次我出门访友，到人家门口按了铃，这家的女工出来开门，问我‘贵姓’。我忽然忘了我‘贵姓’了。我说请你等一会儿，我去问问我的司机同志我‘贵姓’。弄得那位女工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

心理专家说，幽默感能将个体从危机情境中解救出来，使其重新获得良好的情绪体验。因此，如果一个人能以自动化的幽默模式调整消极情绪，则会生活得更快乐。看来，幽默感，也无形中成了金老延年益寿的良方。

长寿秘方――能吃能睡

金先生是一个品位不俗的饮食专家。他的回忆录中提到饮食的部分很多，先生非常赞同中国古人说的那句话：“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回忆录里，金岳霖曾认真地下了结论：“中国菜，世界第一。”因为他品得更多的是中国美味。说起湘菜、粤菜、北京菜、川菜，金先生说得头头是道；提起湖南的腊肉、鸡油冬笋泥，还有鱼翅龙虾、烤乳猪……金先生这个美食家更是如数家珍。

留学回国后，金先生聘请了一位会做西餐西点的厨师，每逢周末沙龙，先生都会给大家提供此厨师按他要求制作的咖啡和冰激凌。当时，清华还有“金岳霖饼干”，因为那时清华附近买不到点心，大家都是找金先生的厨师定做饼干，故有此美名。可见，金先生对于中西饮食都很有研究。

不过，金先生个人的兴趣主要是蔬菜和水果。他最喜欢吃的水果是“大李子”，其次，他喜欢芒果、荔枝、白皮白肉白子的三白西瓜，还有兰州甜瓜，他特别喜欢清香而甜的水果。金先生还特别喜欢吃炒胡萝卜丝和丝瓜汤，他说自己喜欢吃炒菜的甜。他在回忆录里说：“我的日常饮食，几十年来都是一荤一素。”这是非常营养科学的饮食搭配，因为长期只吃素食的话，容易造成营养偏差。梁漱溟先生虽然是大半生食素，但实际上他长期食用的鸡蛋、牛奶等都是荤食营养的替代品。总之，荤素相宜，才能营养均衡。

篇2

说起现代中国第一才女林徽因，很多人会提及徐志摩和梁思成。其实最爱林徽因的并不是这两个男人，而是哲学家金岳霖。

他一生痴情于林徽因，终生未娶。

金岳霖早年留学欧洲诸国，讲一口漂亮的西式英语。他一米八的个头，看起来十分魁伟。

回国后，金先生在西南联大教书，也是出名的怪人。他言语木讷，总是戴一个遮光帽。于是人们常常看到这个总戴着帽子的金先生，在大学讲坛上或走来走去地讲课，或坐在讲桌上面对着同学。他很少板书，却从来不忘带粉笔。

听他课的学生很多，没有点名册，他记不住大家的名字，提问时就说：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

台下穿红毛衣的同学又紧张又兴奋，后来听他课时，穿红毛衣的女生越来越多。

他讲逻辑课时，有同学问他逻辑学这么枯燥，你当初为什么要学这个?他的回答是，我觉得它很好玩。

又一回，同学请他来讲小说与哲学的关系。听者甚众。同学都以为他会讲出什么有意思的观点，结果到最后，他的结论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

他认为意义愈清楚，情感的寄托愈贫乏，情感的寄托愈丰富，意义愈不清楚。

金岳霖就是这样一个怪人，有时也办些呆头呆脑的事情。

他一直单身，为了多接触生活，他约一个三轮车夫，每日拉着他去王府井转一大圈。还养了只斗鸡，脖子可以伸得很长。每日他吃饭，斗鸡就立在一旁，也伸长脖子叼桌上的饭，他也不恼，久了就习惯了与斗鸡同食。

还有一次，金岳霖特别着急地请一个医生朋友来家里，说事情办好了请他吃烤鸭。朋友问什么事情，他不答。朋友以为出了大事，急赶到金岳霖住处，没想到他却对朋友说，不是他，是他养的一只鸡，一个蛋生了3天，下不来。朋友哭笑不得，去看那鸡。原来金岳霖经常给鸡喂鱼肝油，以至鸡肥到18磅重，蛋怎么下得来。朋友看那蛋已有一半在外面，索性用手将蛋掏出来。金岳霖见大事解决，十分高兴，痛快地请朋友吃了烤鸭。

有时，他竟连生命也不知爱惜。抗战时期，警报拉响，金岳霖只顾在书房苦读，并不知日本飞机来空袭。结果几枚炸弹丢在金岳霖住处的前后，他才惊醒过来。待跑出时，发现前后的房屋已不复存在。

就是这样一个热爱文学，喜欢读《江湖奇侠传》的哲学博士。对待感情问题却相当理性。他钟爱的一个学生因为爱情受挫，萌发轻生念头。他对学生说：恋爱是个过程，恋爱的结局结婚或不结婚，只是恋爱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因此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的全过程来看，而不应仅仅从恋爱的结局来衡量。

如果用此标准来衡量金先生对林徽因的爱，那么他对她的精神之恋，远远超过了梁思成与徐志摩。

金岳霖评价徐志摩追林徽因是自不量力。事实上徐志摩是他的好友，他认识林徽因还是志摩牵的线。他说：林徽因和梁思成两小无猜，两家又是世交，连政治上也算世交。徐志摩想钻进去怎么可以?

要说金岳霖也不是没有机会。据梁思成的续弦林洙女士转述的回忆，说在30年代，林徽因、梁思成婚后住总布胡同，金岳霖就住后院，平日走动很勤。一次梁思成从外地回来，林徽因有些沮丧地对梁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同时爱上两个人，不知怎么办好。梁思成痛苦而震惊，想了一夜告诉徽因：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老金，祝愿你们幸福。说毕，两个人都哭了。末了，林徽因又将此话转告给金岳霖，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他退出了，并不代表他对她的感情很轻，恰恰相反，他对徽因的爱已超越了肉体，他与徽因的心灵沟通早已非同一般。这让他在得不到徽因时，依然可以待她好。他关心她的写作，很多年后，依然可以背出她写的诗句，与梁思成也保持友好的关系，这让他可以自如地出入梁家。那时，林徽因与梁思成喜欢在家里聚会，金岳霖每次都是座上宾；他与徽因和思成经常毗邻而居，偶尔不在一地，只要有休假，金岳霖便跑来住在梁家。而徽因和思成有了摩擦，也总是找金岳霖调解。

林徽因生前，徐志摩追不到她，便改追陆小曼，成就一段姻缘；林徽因死后，梁思成也再娶。独独金岳霖用一生的痴情守望着林徽因。徽因刚过50岁，便因病早逝，金岳霖异常悲伤，在挽联上题字；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梁思成也承认最爱林徽因的人，其实是金岳霖。

徽因去世后，金岳霖依然独处，时常去给徽因扫墓。某年，他又在北京饭店请朋友吃饭。众人赶至问请客原因，他说：今天是徽因生日。

她就是去了另一个世界，金岳霖依然无法忘记她。在《林徽因的诗集》出版时，编辑曾去拜访过金岳霖，当他看到编辑手里一张32开大的林徽因的照片时，竟孩子气地问能不能给他，那时他已88岁高龄。当编辑说明来意，请他作序时，他好半天才一字一顿地说：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

篇3

空白之处见真意——领略作者意图

要想深层解读文本，教师自己首先应该吃透文本，最重要的一条是要弄明白作家写作的真实意图。作家在写作中总会留有“空白”，高明的作家会利用这些“空白”达到“意无穷”的效果，阅读中抓住文本这些有意的“空白”更能准确深刻体会作者的意图。

在探讨“周朴园对侍萍有没有爱”这个话题时，我引导学生思考《雷雨》中这样的一处“空白”：繁漪是周朴园的第几任妻子？为什么对周的第二任妻子作者只字末提？学生思考后渐渐得出这样的结论：周朴园是爱着侍萍的，而且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爱，正是这样的爱，让他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痛苦，这种痛苦使他后来跟一个不知道名字的女人，包括繁漪的爱情变得索然无味，这个第二任妻子嫁给他以后究竟怎样生活我们都不知道，后来就默默死掉了。

当我们读懂这一处“空白”时，我强烈地意识到这才是先生的真切想法，周朴园绝对不是那个我们一直误解的“冷血动物”，而是一个感情丰富的“真实”的人。

板块专题察意图——领略编者意图

要想深层解读文本，教师还必须学会和教材编者“对话”。试想，语文教师如果连教材编写者的思路用意都没有搞清楚，使用教材还能得心应手？因此，充分发挥苏教版教材“以人文话题为统领”的优势，结合教材的“板块”“专题”“积累与应用”“活动体验”等深刻把握教材，领略编者意图，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篇4

对这些“逸笔”，有老师认为这只是汪氏风格的具体体现，一向如此，本无深意，不必细究。笔者以为能称之为风格的，绝非一般学生作文的“跑题”，自然是美妙而有价值的；况且作为文本一大突出特征，实有面对和探究的必要。

一、 “逸笔”乃妙笔

细细体味文中某些“逸笔”可知：“逸笔”实乃妙笔，体现出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如作者在写了金先生与王浩的对话后，又写了王浩的习惯、形貌及其成就。王浩管吃饭后打篮球叫“练盲肠”，相貌颇“土”，剪光头，后来成为国际知名学者。三言两语就勾勒出了一个幽默、特立独行且有较高成就的王浩形象。这个形象与金先生颇有几分神似。有其师必有其徒，由其徒可见其师。写王皓是为了以此衬托出金先生的风度与魅力。这是“众云烘月”的手法，表面上旁逸出去了，实际上还是围绕着刻画金先生的形象展开的。

而写闻一多、朱自清的衣着以及闻一多大骂的情形则非衬托之笔。因为衬托有高低、主次之分，而通过两位先生的衣着及其闻先生大骂的情景可知他们也是纯真率性、脱略形骸的真名士，与金岳霖先生相互辉映，有互相阐发、暗示之妙。是谓“辉映”之笔。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一再提到：“西南联大的教授应该好好写一写。”话语中包含了应该写的希冀和不能尽写的遗憾。但我们阅读完本文，西南联大教授的整体风采与神韵却分明地映现在我们的脑海里。也就是说，作者已经写出了这一群体，只是不像常人所用的手法——欲写一个群体，就逐个描写，平均用力，最后总结；而是详写金先生一个，略写闻一多、朱自清几笔，再顺带出沈从文、梁思成、林徽因等人的只言片行，点面结合，西南联大教授群像自然清晰呈现。这实在是高明之极的写法。化用教材“版块语”（一花一世界）则是“一花几叶一世界”。

二、 “逸笔”显深意

这些“逸笔”不仅体现出作者高妙的写作技法，更显露出作者丰富的意图。如作者在描述了王浩的习惯及形貌后，进一步介绍自己赠画于他的情况，作者详细介绍了画作的具体内容：青头菌、牛肝菌，一根大葱，两头蒜，还有一块很大的宣威火腿。并强调火腿是很少入画的。这些内容与金岳霖先生乃至西南联大教授无丝毫关联，可谓“离题万里”，有何深意呢？况且王浩是山东人，“以慰王浩异国乡情”最好的应是山东特产或祖国的其他典型特产。但作者特意给他画上了一块很大的“宣威火腿”这一云南——“西南联大”所在地——的特产，意在暗示“西南联大”才是王浩、作者等那一代学子的精神之乡、灵魂之家，表达了作者对“西南联大”的感恩、怀念之情。

又如在介绍林徽因的时候，顺带了一笔：“现在的年轻人多不知道林徽因。”其潜台词或是：现在的年轻人应该知道林徽因！知道她的作品、文采、纯真率直的风采。这句话有意抑或无意表达了作者对林徽因纯真率性为人风格的仰慕，以及对当下世人的几丝期许。

再如在介绍王浩身在美国，写了记念金先生的长篇文章之后，又加了一笔：“我没有见到。”似乎在暗示自己相对封闭的环境和身处其中“不自由”的心境。

而作者一再宣称要好好地写一写联大的教授，固然有怀恋和缅怀之意，当然也有为当下世界少有此种风流的感慨。

概言之，这些“逸笔”传达了作者某些精微的、已经意识到的抑或潜藏的心理感受：这里面有对大师的无限敬仰，对“西南联大”的深切缅怀，对大师远去、风流委顿的感伤，也有对当下世风的感慨，更有对当下世人的几丝期许……这些“逸笔”彰显了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成为进入其中的“索引”。

篇5

1919年前后，熊十力到天津南开中学教国文，不久因笔墨官司结识粱漱溟，这是他人生中一大因缘。事情的缘起是，民国初年梁任公先生主编的《庸言》杂志某期，刊出熊先生写的札记，内有指斥佛家的话。而梁漱溟在其《究元决疑论》中则评议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推崇佛法，因此指名说“此土凡夫熊升恒……愚昧无知”云云。梁先生后来回忆说：“一九一九年我任北京大学讲席时，忽接得熊先生从天津南开中学寄来的一明信片，略云：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一文，我见到了，其中骂我的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两人均性格嶙峋，但一谈甚洽，于是梁劝熊研读佛学。1920年暑期开学后，熊再也没有回南开继续当老师，而是从江西德安直接去了南京支那内学院，拜在欧阳无大师门下学佛。

1922年，梁漱溟征得同意，请欧阳门下弟子来北大顶替自己讲授佛教唯识学。梁先生说：“初意在聘请吕秋逸君，惜欧阳先生以吕为他最得力助手而不肯放。此时熊先生住内学院约计首尾有三年，度必饫闻此学，我遂改计邀熊先生来北大主讲唯识。”借此机缘，熊十力得以受聘为北京大学特约讲师。当时北大的规矩，讲三门课为教授，讲一门课者，本校教师称为专任讲师，外校兼课者则称兼任讲师。熊为专任讲师，月薪一百二十块大洋，一直到抗战南迁。

梁、熊二位因缘实在不浅。1924年夏，梁先生辞去北大教职，应邀去山东曹州讲学，熊亦辞北大同往；翌年梁氏偕诸友回京，熊也同回，“居处每有转移，先生与我等均相从不离，其事例不必悉数。”两人均个性十足，我行我素，但彼此却性格不同，“虽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而在治学谈学上却难契合无间”。梁先生宅心宽厚，常存衿怜之意；而熊则师风陡峻，责人以善，不惜骂詈，情急处甚至会饱以老拳。他口无遮拦，曾放言：提倡科学，科学知识却不如他；冯友兰不认识字，金岳霖的学说是“我论”。有一次，梁漱溟为学问方面的事，与熊十力发生了争论。熊十力脾气大，喜欢骂人、打人。争完了，熊十力乘梁漱溟转身的机会，跑上去朝梁就是三拳头，口里还骂他是“笨蛋”。梁漱溟了解熊的个性，没加理会就走了。殷海光有一次问金岳霖对熊十力的看法，金肯定地说：“据我所知，熊十力是中国研究佛学最深刻的一个人。”殷说：“先生好打人、骂人。我亲眼看见他在梁漱溟背后打三拳，还骂他是一个笨蛋。”对此，金岳霖说：“呃!人总是有情绪的动物。是人，就难免打人骂人的。”熊氏此类“轶事状”甚多。写小说的废名很佩服其同乡熊十力，常跟熊谈儒道异同等事，等到他着手读佛书以后，却与专门学佛的熊氏意见不合，且多有不满之意。有一次，两人在一起论僧肇，一言不合，大声争论，外人在外听得酣处中突然静止，原来两人已经扭打在一起，很快废名拍拍土离开熊家。但到第二天，废名又到熊家，跟熊讨论起另外的问题了：徐复观后来对比熊、梁时说：“熊先生规模宏大，梁先生践履笃实。”性情上，梁摩踵放顶如墨子，熊则抉发痛快，无可无不可。

熊氏也深知自己修养不足，缺少一份儒者的典雅，说自己“求人也殷，责人也切，而原人、容人、因势顺诱之荃，确无所有”，“吾之情且急，而无以自安，有时甚失慈祥之意。此则佘之所有智及，而不能仁守，是余所长负疚于先圣贤也。”但“检讨”归“检讨”，他决计不去改正，任谁劝告也是“不欲改”。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力所以说话便好骂人，全是悲心行乎不容己，……然力亦只是口头便及之，却绝不于文字上批评时贤，此正不敢不自重之意，贤者察之。”正因为熊氏待人出自本心，心无城府，虽门风陡峻、口无遮拦，也颇有些青年才俊前来相随。除了“常往晤熊先生”的牟宗三外，罗常培、郑天挺等也向熊十力执弟子礼。罗当时已是教授、系主任，却对狂傲不知收束的熊讲师毕恭毕敬。熊喜欢吃鸡，学生们来看他时，知道老师癖好，身后总夹只鸡来。熊也从不跟学生客气，有一段时间，他干脆搬去与学生住在了一起。人说梁先生多是学生住老师家，熊则多是老师住学生家，信哉斯言。

初起，梁、熊二人均遭冲击。1968年，熊十力一度绝食，以求速死。春夏间，患肺炎，高烧不止，不肯服药。病情好转后，又患感冒。因大便用力过猛，心力衰竭，1968年5月23日上午，一代大儒走完了他84年的人生路程。此时的梁漱溟正在北京扫大街。他在5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早起扫街道。去太平湖岸散步习拳。写稿。稿未成文。午后二时半街道群众会，斗席淑华，四时半回家。陈维博来通知十力老兄在沪病故(似是昨日事)。”处境尴尬，没有一点感情的流露。

篇6

1940年秋天，处在硝烟炮火中的西南联大师生，每天都在警报的鸣响中惶恐度日，生活十分悲苦。

汪曾祺曾在《跑警报》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联大同学也有不跑警报的，据我所知，就有两人。一个是女同学，姓罗。一有警报，她就洗头。别人都走了，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她可以敞开来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另一个是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中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说是“不怕炸”，只是赌气式地与日本鬼子暗中叫劲，或者称为一种黑色幽默。西南联大的这两位同学临危不惧，神态自若，或称为一种战时精神，颇具古代战争中的大将风度，令人叹服。可是，凡胎肉体怎敌钢铁炸弹，警报一响，还得跑。

在这样危险的环境下，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陈寅恪也不失幽默本色，他有联云：“见机而作，入土为安。”“机”是指飞机，“土”则指防空洞。意思是，看见飞机就赶快跑，藏到防空洞里才会安全。“见机而作”和“入土为安”都是现成的成语，经陈寅恪巧借妙用，原本完全没有关系的两个成语，在他的剪裁下显得妙趣横生，实是幽默之中显智慧。

联大师生跑警报时一般都是带两本书或一册论文的草稿，而昆明人跑警报，大都要把一点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如金子、金戒指。西南联大教授金岳霖先生跑了几次警报之后，忽然灵感进发，逻辑缜密的头脑立即意识到：既然有人带金子逃跑，必有人会丢失金子；有人丢失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他把这个逻辑推理悄悄告诉了几个学生，这几个学，上觉得金先生所说也许是一个发财门道，于是如法试行。跑警报时，特别是解除警报后，这几个学生每次回归都很留心巡视路面，果真有同学两次捡到过金戒指。逻辑推理竟有此妙用，金岳霖先生的幽默尽显机智可爱。

篇7

一

牟宗三在晚年，回顾与评论了中国大学的哲学系。依他看来，自民国以来，中国的大学已设有哲学系，但比较完整的仅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的哲学系三家。此外，在北平（今北京）尚有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哲学系，在南方则有武汉大学与中山大学的哲学系，但并不完整[2]。从前三者来看，北大哲学系的历史最长。在第一阶段的“五.四”期间，北大哲学系最热门，大家都念哲学，但真正能登堂入室的却很少，多的是空话，不能入哲学之堂奥。仅是一般性的思想启蒙运动，多的是thinker,但并不一定是哲学家，譬如就是一个典型，所以“五.四”运动在哲学方面没有成就，没有一个思想家可以站得住脚[3]。清华哲学系在逻辑方面有金岳霖领导，有所表现。哲学上以实在论、经验主义为主。第二代出了沈有鼎，第三代有王宪均，第四代是王浩[4]。北大方面，首先是张申府先生讲数理逻辑，后来去了清华；虽然出了个胡世华（与王浩同辈），但是与哲学脱了节；有张季真（名颐）先生任系主任，但并不太注重逻辑，而是比较重视古典哲学，且不只限于英美的实在论。张季真先生留学英国，研究黑格尔，在北大讲康德哲学，但他是否有黑格尔的头脑，很有问题。?档抡苎Ы彩强梢越玻强梢匝В墒且莆盏米。⒉蝗菀住U派旮壬畛绨萋匏兀月匏厣畹那榈饔胨伎嘉侍獾母竦骱苁煜ぃ锹匏乇救说难剩畔壬唇膊怀隼础K裕匏啬且惶渍苎挥写街泄础＃ㄗ⒁猓耗膊皇遣恢缆匏胤没小拔宕蠼惭荨钡氖隆＃┖手壬磐墒嵌杂诙磐⒉涣私猓勾锊坏侥歉龀潭取：壬私獾亩磐皇恰癏owwethink"中的杜威，杜氏后来的著作他大概都无兴趣，或甚至根本没有读过[5]。杜氏的学问相当扎实，自成一家之言，美国将来能不能出像杜威这样的哲学家都有问题。了解杜氏的那一套并不是容易的。所以胡先生当年所宣传的杜威，根本就没有传到中国来。实用主义成了望文生意的实用主义。（注意：牟不是不知道杜威访华讲演的事。）当代的罗素、杜威无法讲，十八世纪的康德，就更难了，要讲清楚都办不到。所以北大对西方哲学无所成就，进不了西方哲学之门。以后变成专门讲中国哲学。讲中国哲学以熊十力先生为中心，加之汤用彤先生讲佛教史。抗战期间，北大迁到昆明，完全以汤用彤为中心。汤先生后来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佛教史，但是汤先生的佛教史注重考据，代表的是纯粹学院的学术作风，对佛教的教义、理论没有多大?巳ぃ煲璨簧睿运淼牟皇欠鸺业恼苎В皇欠鸾淌罚淙肓宋鞣降墓诺溲В皇钦苎档谋痉帧R虼耍贝蟀煺苎担纷罹茫ψ首疃啵峁匏伞V劣谥醒氪笱д苎担锹以阍悖胁患氨贝笥肭寤恼苎怠W艿睦此担馊叩摹俺删途淮蟆薄6]此外，除了燕京哲学系出了个张东荪先生，算是当时几个念哲学念得不错的人之一[7]，其他大学的哲学系就更谈不上有多少成就了。

1949年以后，台大的哲学系有方东美、陈康诸先生。陈康是亚里士多得专家，几年后就去了美国，在台大没有影响。方先生年资最高，读书最博，但在使台大哲学系走上轨道的问题上，他尽了多少责任（──这与他个人性格有关，牟认为不便多说），则不无可疑。而台大哲学系还是清华、北大的那一套老传统，以西方哲学为主，但并没有成就。[8]二战以后，真正能把哲学当哲学读而进去的人很少。一般人到国外去，读西方哲学不能入，对中国哲学（由于平素心存鄙视）无基础，甚至连熏习也说不上。“对西方哲学无所得，对中国哲学无所知，这是二次大战以后念哲学的风气。”[9]

总之，民国以来的哲学界是以西方哲学为主的，只注意了西方的“知识中心”的逻辑思辩，接触到了一些逻辑问题、科学问题、以及外在的思辩的形而上学的问题，而并没有注意生命的问题。特别是经过以后，“中国文化生命所结晶成的那套实践的学问，便真斩绝了，成了一无所有。”[10]所以，“中国的思想界大体是混乱浮浅而丧其本”。[11]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牟宗三对民国以来中国的大学哲学系进行了初步的估价，──以清华、北大、中央、台大为中心，而尤以对他的母校系北大哲学系的评述为详，并由此而对中国哲学界发表了评论，他的评价甚低，这与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对北大、清华哲学系的评价适成鲜明对比。无疑，牟宗三对中国大学的哲学系不重视中国哲学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他的评价，给人一种印象，他好象不赞成中国大学的哲学系以讲西方哲学为主，甚至还会让人造成他轻视西方哲学的错觉。其实，他十分重视西方的哲学和逻辑，他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甚至他明确地说过：“以西方哲学为主不算坏，要真能训练出来，那很好”。[12]他认为西方哲学的训练是必要的，非经过不可，对西方哲学的认识越深入，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就会越透辟，但是对西方哲学的训练是否只是一般性地读读逻辑学、哲学概论和哲学史，他保留了他自己的看法。牟宗三对中国哲学界的反省、检讨、是与他对“五．四”的估价联系在一起的。应该说，他对中国大学的哲学系与哲学界的哲学反省是真诚的，严肃的，所站的位置极高，不乏深刻与独到，常常切中问题的要害，发人深思，他讲话一任天机，但他这项工作尚不够深入、系统和严谨。然而，牟氏没有否定民国以来，中国也出了几个称得上哲学家的人物。

二

在早年，牟宗三就在他主编的《广州民国日报》的<哲学周刊>专栏上，以哲学家为对象而对中国哲学界发表过重要评论。对牟宗三来说，能称得上哲学家的人，必须是确有见地能成系统的人。在他看来，这样的人，中国不多，“五·四”时期一个也没有，但在“五·四”以后有三位，他们是熊十力先生、张东荪先生、金岳霖先生。三位先生分别代表了三种学问：熊先生代表元学，张先生代表知识论，金先生代表逻辑。

牟氏认为，熊先生跳出了儒学和佛学的两个传统，且超越了这两个传统，正是在此超越点上显出熊为真正的哲学家。“元学的极致是安体立用，哲学家的极致在通晓天人。着重点在乎理解与说明。哲学家立论必须要贯通，所以得证体；……得立用、得明用。”[13]而佛家或儒家，同是只作了半篇文章，一成了宗教家，一成了道学家，而都不能算是着哲学家。[14]在此可以看出，牟氏中后期（50岁以后）对儒学的理解与此截然有别，确切地说，他放弃了早期这种对儒佛的见解。这是不可不辨的。牟氏极力称赞熊的《新唯识论》（1932）是“划时代开新纪元的作品”[15]，认为他从玄学上究明体用，使科学的真理得所汇归或依附，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与熊子本人的评价若合符节。他还把熊子与西方的柏格森、怀特海，和中国的胡煦相比拟，推许他们的哲学皆能安体立用，证体明相，而臻于元学的极致。这表现了牟氏早年受怀特海、柏格森的影响之甚深，而他在其处女作出胡煦的易学，则为极佳的明证。然而，牟氏对《新唯识论》中的浪漫色彩虽表同情的理解，实却不满，不乏微词以示批评。总地说，牟对熊子的评价极高，以他为中国哲学的典范，特许他的《新唯识论》系统为划时代的哲学，能使中国的文化改换面目，可言创造而有前途。[16]事实上，从牟本人与唐君毅、徐复观诸先生对熊氏哲学的承续与光大来看，证实了牟的判断不谬。

牟视张东荪先生为哲学家，主要是肯定他的“多元的认识论”思想。而在实际上，牟对张氏作了不相应的过高评价，认为在认识论上所主张的多元论超越了英国的知觉因果说（Causaltheoryofperception),与康德的知识万能说（PossibletheoryofKnowledge)[17],在根本点上较之于美国的路易士（Lewis）更为充足，“能表示圆成的路向”[18]，打破了知识论与元学的混淆，是对元学上一元多元之论的根本改变，肯定它的“大纲节目，总算是一个很自然很正当的系统”。[19]且从五方面论析与指证了张氏的贡献，而只对张氏极其怀疑外界的条理或秩序的客观性的态度，加以批评，指陈这一态度与其承认“所与”为相关共变的观点相矛盾，认为他没有走到实在论，而却偏走向唯用论或唯心主义，是沾染西方偏僻思想过久，而留下的下意识地以不自然为自然的痕迹[20]，故而使他的著作在细节上尚未作到极尽自然。但是牟氏充分肯定他能反躬自问，提出自然与否的问题的态度实在是可宝贵的，“是使我们自创系统，自成文化的一个密匙。”[21]这是牟先生早年对张东荪先生的评价，高度赞扬了他的成就与贡献，却不免有过于誉美之嫌，反映出牟先生当时的学力与智识的不足，尚未从对怀特海的欣趣中摆脱出来，而牟先生那时正在写他的逻辑学著作，沉浸于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书中，具有实在论的倾向。然而，牟氏晚年对张的评价却又走向了另一极端，认为他的多元认识论思想“没有什么价值，毕竟因时代的限制，只能到一定的程度”[22]，仅只承认与肯定他把西方当代哲学介绍到国内来的苦心与用力，认为张“对真正的西方哲学问题，还是不能‘入’”[23]。这一评价虽不能说是完全失当，却又未免偏低了，不如贺麟在《当代中国哲学》一书中对张的评价[24]来得肯切与平实。而且牟氏对张先生的评价前后判若两人，反差太大了，令人无所适从，难以接受。无论如何，张先生的《认识论》（1934）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可以称为“认识论”的第一部著作，虽然难与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1983，成书于抗日时期）和牟先生的《认识心之批判》（上，1956，下，1957）同日而语，甚至在今天难以说得上是真正的认识论，但对其开先河的头功当以承认。

牟氏对金岳霖作为哲学家的定位，主要是从逻辑方面着眼，这一视线他一直保持到晚年，没有改变，只是他的视线又扩大到了金先生的哲学（后面论述），可以视为对他早期观点的一种补充。牟先生对金氏在逻辑上的努力，是“钦佩的”，也是“受惠不浅的”[25]，说自己“是最喜欢读他的文章的人”[26]，对他的《逻辑》（1937）一书许以“国内有数的作品”，“一部最好的参考书，训练书”[27]，标举金在逻辑学上率先打破了逻辑与知识论之混的功绩，认为他的态度是承认有一个公共的逻辑，使言论能有统一的标准，经过唯物辩证法的论战之后，形式逻辑受到错误地批判与压制[28]，“在辩证法气焰万丈的中国，金先生仍能保持这个独立一贯的态度[29]，不能不说是一支中流的砥柱。”[30]与此同时，牟也指出在实际的运用上，金先生仍未严格遵守这个态度，所以“最重要的对于二分观念，金先生没有弄对。”[31]此外，对于逻辑中诸专题的解说，金先生也仍未臻于完善。而尤其是金先生没有什么系统可言，《逻辑》“不是一部好的系统书，对的经典书”，使牟先生“颇觉失望”[32]。此时，金先生的《论道》（1940）和《知识论》二书[33]尚未写出，难怪牟先生要感到失望了！牟先生晚年评论金先生，认为他“解决了一些逻辑性的问题”[34]，但更多地谈到的是他的哲学思想，并与张东荪先生作比较，评价也比对张先生的高出一筹。牟认为金先生“对经验主义及实在论（当时所谓的新实在论），尤其是休姆的思想很有研究。他的分析能力很强，写出的文章确实能触及哲学的层面。他可以自己找问题，分析这个问题。这方面他要比张东荪先生好，后者仅能做到叙述旁人的思想，到自己找问题的时候就不行了。”[35]按这个评价，金的确算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但张就要低一个层次了。牟先生也指出了金的局限所在，说“他也只限于英美的思想，再进一步就不行了。”[36]总地看，牟对金氏的逻辑和哲学都作了评价，对他在逻辑方面的成就评价更高一些，而对他的知识论肯定不多，牟曾说过：“他是我国第一个比较能精通西方逻辑的学者，对于西方哲学知识论的训练也并不十分外行。”[37]这与牟先生可能没有看到金著的《知识论》一书有关。从牟先生的一生来看，他对金岳霖的批评最多，肯定也最多。

然而无论如何，在牟氏的眼目里，熊、金、张是自民国以来中国哲学界念哲学念得不错的三人，是称得上哲学家的三位人物，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代表和象征。牟对他们给以了最高的评价，指出：

熊十力先生、张东荪先生、金岳霖先生，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三枝栋梁。若没有这三个人，也只好把人羞死而已。有了这三个人，则中国哲学界不只可观，而且还可以与西洋人抗衡，还可以独立发展，自造文化。[38]

在牟看来，中国哲学要“独立发展，自造文化”，就必须在这三位先生的哲学思想基础上向前迈进，把熊十力的元学，金岳霖的逻辑，张东荪的认识论重新进行融合与创造，以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事实上，牟宗三在近现代世界哲学的宏大背景中，把熊、金、张的哲学同冶一炉，中西融通，创造性地建立了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为在现当代哲学地重建中国哲学提供了一个典范。

三

牟宗三对中国哲学界的评论，并不限于熊、金、张三先生。实际上，在牟氏的眼目里，中国哲学界称得上哲学家的人物不仅仅是上列三人。熊、金、张三先生为哲学家，是牟氏从早年就执定的看法。到后期，牟氏认可的哲学家尚有数位，例如梁漱溟、唐君毅、方东美先生等人。至于冯友兰，尽管牟氏对他评价很低，但并没有否定他的哲学家地位。牟氏对梁、唐都有很高的评价，不过，唐在哲学上的地位远高于梁。对于梁，牟氏主要肯定他“维护孔子的人生哲学。……独能深入孔教最内在的生命与智慧。……独能生命化了孔子，是吾人可以与孔子的真实生命及智慧相照面，而孔子的生命与智慧亦重新活转而披露于人间。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他开启了宋明儒学复兴之门，使吾人能接上宋明儒者之生命与智慧”[39]，并认为这就是他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贡献。而梁作为哲学家的地位，恰恰是由他的这本书奠定的。牟氏主要就是通过这本书来肯定他的。对梁的这一肯定，牟氏一生没有改变。在获悉梁先生逝世的消息后，牟氏接受台湾《中央日报》记者采访，发表的讲话中复指出：

这（按：指《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是当时非常了不起的一本著作，思考力非常强，自成一家之言，不是东拉西扯，左拼右凑抄出来的，而是一条主脉贯串下，像螺丝钉钻缝入几的深造自得之作，可说是第一流的。[40]

虽然梁先生本人很看中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但牟氏则认为“想了解中国文化并不容易，读《中国文化要义》恐怕不如读《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41]还说梁先生讲中西文化，像黑格尔一样，具有哲学家的本事，“完全出自于他对时代的体认及民族的情感，而这又是承续自他家庭中关心国事的传统。”[42]在牟氏看来，

“梁先生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文化的复兴者，不但身体力行地宣扬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更可以说接续了清代断绝了三百年的中国文化”，尤其是在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潮泛滥之中，“只有梁先生敢标举传统文化的旗帜，予以有力的抗衡，这是他的一生最有意义的地方。他和明末的三大儒（按：指顾炎武、黄宗曦、王夫之）也不一样，顾炎武等人是在民族压力下，走回复古旧路的，而梁先生则是用之以开新，重新为中国文化开出一条路来，……而这也正是梁漱溟先生象征‘文化中国’的意义所在。”[43]

对于梁先生在中表现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屈不挠的风骨与气节”，牟氏深表由衷的敬佩之情。总之，牟先生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从性情、智慧、个人人格各方面来讲，在这种时代，要找这种人，已经不太容易了。他的议论不管是对是错，都有真知灼见。他和一般社会上的名人、名流不同，像之、梁任公等‘时代名流’，没有一个超过他的。”[44]与此同时，牟氏也指出了梁先生思想的局限，指陈其“一生的用心不在从三代孔孟的纵贯面开下的脉络上，因此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并不深，事功也不行”[45]，“并未能在循其体悟所开之门，再继续前进，尽精微而致广大，却很快地即转而为他的乡村建设事业，自己弄成了隔离与孤立，这就是他的生命已降落而局限于一件特殊事业中”。[46]因之《乡村建设理论》虽为梁先生最用心的著作，企图从对农村风俗习惯的横剖面的深刻剖析中归结出中国文化的特征，但是牟氏认为，它的纵贯性不够，在方法论上“从果说因”是颇有问题的。“这是梁先生一生吃亏的地方，也使他不可能真正了解到中国文化。”[47]而且“梁先生晚年观念已老，也有很多问题没有触及”。[48]然而，无论如何，因为牟氏的这一评价而使梁漱溟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居于显赫的“当代新儒家的先驱”的地位，成为当代“文化中国”的象征。同时，梁漱溟也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占有了一个哲学家的地位。

无疑，唐君毅先生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居有公认的重要地位。作为共同事业上的最亲密的战友，牟氏对唐先生作了他所能作的最高评价，称之为“‘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亦如牛顿、爱因斯坦之为科学宇宙中之巨人，柏拉图、康德之为哲学宇宙中之巨人。”[49]在此，牟氏把唐与柏拉图、康德，牛顿、爱因斯坦并列，表明了他对唐的最高肯定与推崇。然而，牟氏并没有称唐为“哲学宇宙中之巨人”，而特许以“文化宇宙中之巨人”，乃是站在中国文化与哲学的立场上为唐作了历史的定位。换句话说，唐先生并不是严格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家，而是中国哲学意义上的哲学大师。牟使用“文化意识宇宙”一语，乃有其特定的含义，即是指“中国文化传统之所独辟与独显”的价值领域，简言之，就是由儒家的“内圣外王成得之教”所开辟出来的价值领域。[50]牟又曾作了如下解释：

吾所谓“文化意识”乃即中国固有之“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意识也。此一意识乃是孔孟成德之教所开辟，而由贲卦彖传简单辞语作代表。由此意识，吾人即可开辟价值之源。依此价值之源以作道德实践而化成天下，即名曰“文化意识宇宙”。[51]

在牟氏看来，文化意识宇宙不仅高过科学宇宙与哲学宇宙，乃至特定的宗教宇宙，且能善成与善化这些宇宙。他说：

中国人没有理由非作西方式的哲学家不可。中国式的哲学家要必以文化意识宇宙为背景。儒者的人文化成尽性至命的成德之教在层次上是高过科学宇宙，哲学宇宙，乃至任何特定的宗教宇宙的；然而它却涵盖而善成并善化了此等等之宇宙。[52]

又说：

此种成德之教，使自己生命“文明以止”的智慧，除于中国传统外，乃无处可以发见者，即使哲学宇宙亦不能尽之，故此文明以止的文化意识宇宙乃高过哲学宇宙，而足以善成之，以彰其思辩之用，而使之为有所归者。[53]

由此可知，牟氏对唐的评价，不止是把他看成一般所谓的“哲学家”，而委实高过了西方的哲学家。就哲学上来说，这种“高过”是道德实践与智慧境界上的“高过”，而不是思辩意义上的“高过”。从中国哲学的标准来看，牟氏称唐君毅为“文化意识宇宙中的巨人”，对一位当代的哲人来说，乃是一种最高的评价和荣誉。

唐君毅作为“文化意识宇宙中的巨人”，虽然不是这一宇宙的开辟者，但他像宋明的大儒以及明末清初的顾、黄、王三大儒一样，是这一宇宙的继承者与弘扬者，──继往开来，承先启后。这就是他在中国哲学史与文化史上所具有的深远意义。牟氏正是由此为他作了文化上与哲学上的历史定位。

在中国当代的名哲学家中，唐君毅先生是最高产的作者之一，著作等身，诸如《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人生之体验》，《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中国哲学原论》（四巨册），《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两巨册），等等。牟氏也对这些著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彼其充实不可以己。……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为调适而上遂矣。”可为其写照，并且此数语也就是唐先生的生命格范的如实写照。牟称唐的这些著作为“不朽之作”。[54]尽管牟氏对唐的学问也不乏微词，但他认为唐已经尽到了其时代的使命。这可以从他为唐君毅所作的挽联中明显地看出。其挽云：

一生志愿纯在儒宗，典雅弘通，波浪壮阔；继往开来，智慧容光照寰宇。

全幅精神注于新亚，仁至义尽，心力瘁伤；通体达用，性情事业留人间。[55]

牟氏相信唐君毅的“文化意识宇宙中的巨人身分”将永垂不朽。

牟氏与方东美一向道路不同，两人数十年不相往来。方不大喜欢牟，但对牟的著作有过甚高的评价，牟对方也有微词，如前文所述[56]，但牟也接受过方对西方哲学的看法[57]。直到1972年在夏威夷召开的王阳明国际学术会议上，方氏向牟提了许多问题，得到礼遇，二人之间长时期的僵局才打破，恢复了交谈。[58]方东美是现代中国哲学界资深的名教授之一，以“诗人哲学家”或“诗哲”著称于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尽管牟氏很少从正面对他作出评论，但对他的哲学家地位是毫不怀疑的。当牟氏读了吴森先生写的《论治哲学的门户和方法》一文，──吴文称唐君毅、牟宗三、方东美为“三位学贯中西的哲学大师”，并认为“以他们的才智、功力和在中西哲学的造诣，都足以和世界第一流的哲学学者并驾齐驱”，[59]牟并没有加以否定，或提出异议。[60]可见，牟认可了方东美与他（牟氏本人）和唐君毅并驾齐驱的哲学大师地位。

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冯友兰也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冯氏以儒家自居，以为自己的哲学──“新理学”是“接着程朱讲”。但是，牟宗三并不承认他是儒家。牟氏回忆：

冯氏抗战期在成都时，曾与予谈，谓：“现实中国哲学只有两派，其余皆说不上，此如以前所谓程朱陆王，你们那里代表陆王，我们这里代表程朱。”吾当时即笑而不答。以此为比况，可也。若说儒家，则彼今日之程朱实非儒家。焉有非儒家之程朱乎？吾故不欲详论。[61]

由此可知，牟氏没有否认冯为一家哲学，但并不认为冯的哲学能够代表程朱，故亦不承认冯为儒家。冯自许为儒家的态度，直至晚年也没有改变，在他最后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卷中，把他自己的哲学与金岳霖的哲学看成是程朱理学在现代的代表，并与熊十力所代表的现代陆王心学相并列，即他所谓现代中国哲学的“两派”。但说金岳霖是儒家，恐怕除了冯氏以外，不会再有人附和。牟不以冯氏为儒家，还可以从他与熊十力对“良知”的不同态度与观点中见出，熊认为“良知”是呈现，而不是一个“假设”，冯却只把它看成是一个假设。牟认为由此便可知冯氏的哲学与儒家不相应。[62]而冯氏在中的表现，则更是与儒家的精神完全相背离了。冯是否为儒家，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篇8

沉默未必是金

冯善斌

别再说沉默是金，沉默未必是金。即使是金子，闲置久了，也会蒙尘落垢，何况人乎？别让沉默的铅云再恣意挤压你的性情。

风一旦沉默，就没有飘荡的思想;雷一旦沉默，闪电只是虚无的幻影;小溪一旦沉默，就会有冰碴儿给它贴上冬的封条。人生每一个路口的第一个驿站，你都要有自己的发言。

树是沉默的，轻风一来，就有绿叶婆娑的絮语;山是沉默的，但它草拟着渴望燃烧与冶炼的腹稿，等待掘土机浑厚的讲演。

你的话语应该是一缕融合了早春气息的柔风，弥合朋友间人为的小隙;你的表白应该是田野爆裂的豆荚，阐述绿色的构想与金色的成熟;你的答辩，应该是凭借原则的盾牌，迎接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你的呐喊，应该是仰仗正义的力量，一腔热血澎湃的春汛潮水。

心灵遭到扭曲时不能沉默，真理遭到践踏时不能沉默，甜歌烈酒燃起豪情时不能沉默。在色彩纷呈、波涌跌宕的时代，过分的沉默是肤浅，是另一种世故。生活中即使有短暂的沉默，也该是运筹调动语言的千军万马，寻找恰当的突破口，而不是一味待在钢筋混凝土构筑的司令部。

该说就说，当歌则歌，该笑则笑，当哭则哭。人沉默久了，就会变成一尊木讷的石雕，但它不是罗丹的《思想者》。我们理应敞开心扉表述自己，少一些隐晦，多一些袒露。阳光透过云层是一种表述，岛屿浮出海面是一种表述。人，只有在挣脱一层层自我束缚中，才能实现超越。

（选自《智慧背囊：真理也需要装饰》）

技法解码

我们常常赞美沉默：沉默是淡泊者最真的坦然，沉默是思想者最大的智慧，沉默是复仇者最高的轻蔑，沉默是绝望者最后的尊严。然而，沉默又可能是无是无非的圆滑，是装腔作势的肤浅，是当说不说的怯懦，是作壁上观的冷漠……成功的人生，也在于拿捏好沉默的“度”。

这篇精短的议论性散文“反弹琵琶”，以全新的思维和视角解读沉默，给我们以有益的启迪。文章并没有通过抽象的概念进行推论，而是综合运用了类比论证（如“即使是金子，闲置久了，也会蒙尘落垢，何况人乎”）、正反对比论证（如第二、三自然段，三个“一旦沉默”与“就有……絮语”“等待……讲演”对比鲜明）、比喻论证（如“阳光透过云层是一种表述，岛屿浮出海面是一种表述”）等手法，有效增强了说理的力度。同时，作者大量使用博喻、排比、拟人等修辞手法，使文章语言文采斐然，实现了形象与思想、诗意与哲理的融合，让人能够明其理，感其情。

【学生跟帖】

心之所向，何“累”之有

王晓秀

《菜根谭》有言：“世人为荣利缠缚，动曰尘世苦海。不知云白山青，川行石立，花迎鸟笑，谷答樵讴。世亦不尘，海亦不苦，彼自尘苦其心尔。”是啊，“尘苦其心”，自然坠入苦海，“累”不堪言;如果心之所向，乐在其中，那么，又何“累”之有呢？

这让我想起了中国宪法第一人――许崇德先生。他因于“”时期在政法刊物上发表文章，为新宪法呐喊，被下放到江西省锦江镇。坚守理想付出的代价常常是惨重的，他每天都得挨家挨户挑大粪。可他却说：“汗水何如信水长，书生翻作种田郎。肩挑大粪穿街过，大粪臭污人发香。”即使摔断右臂，生活困顿，与亲人分离，他仍表现出“老天不忘灾星降，十倍艰难我笑当”的气概。为了心中的理想，为了忠于自己的内心，为了给中国的宪法保留学术的火种，即使承受再多的苦难，又有何怨言呢？

还有金岳霖先生，一生钟情于林徽因。他的爱坦坦荡荡，朋友和当事人都知道。他既不学心碎浪子远走天涯，也不学乡里霸王强拆鸳鸯，正如电影《一生一世》中的那句经典台词：“爱过就是一生一世。”金岳霖就是这样，他为林徽因守候了一生，等待了一生，孤独了一生。周遭的人嘲笑他的“死心眼”和痴情，但他却不为所动，甚至乐在其中。于他而言，林徽因便是心之所念，纵使遭万人阻挡、嘲笑，他仍不改初心。这，又谈得上什么“累”呢？

《为奴十二年》中的主人公所罗门・诺瑟普本是自由人后被诱拐为奴隶。在众人都甘心接受命运的安排，渐渐被奴化的时候，他却发出了“我想到的不是生存而是生活”的怒吼。他忍受着奴隶主的压迫，只为求得与家人的重聚。历经艰辛，他最终在一个澳大利亚人的帮助下重获新生。正如《肖申克的救赎》中所说的：“有一种鸟儿是永远关不住的，它的羽翼上沾满了自由的光辉。”为了心中的自由和希望，生活中的磨难与打击又有何畏惧呢？这又谈得上什么“累”呢？

众人皆言人生太累，殊不知是因为你没有追求那些真正带给你幸福的东西。心之所向，无论在春风得意中奔驰，还是在艰难困顿中蹒跚，又怎会言累，又何“累”之有呢？

篇9

面对记者之问，崔永元不正面应答，而是借助于逆向思维，将不必贪污之理巧妙地融于反问之中，既启人心智，又幽默诙谐，确实令人心服口服。生活中，如果我们能“反其道而思之”，自可见人之所未见，进而言人之所未言;如此一来，对方在惊讶复惊喜之后，就必然会对这个新言说表示认同和赞赏。

逆向建议，能让人茅塞顿开

据著名学者欧阳中石先生回忆，钱钟书先生供职中国社会科学院期间，在职称评定时，对于他的“一级研究员”这个申请，有几个评委提出了他们的困惑：不知道钱钟书到底是干什么的？你说他是搞外国文学的吧，他在中国文学方面非常厉害;你说他是搞文学研究的吧，他又特别擅长文学创作;你说他是搞创作的吧，他近几年又主要在搞《选集》的英文翻译……这种连“专业”都搞不清的人，评他为“一级研究员”合适吗？闻此，逻辑学泰斗金岳霖教授哈哈一笑说：“咱们能不能换一个思路？不要问钱先生是干什么的，而是要问他还有什么不会的。”此语一出，众人随即茅塞顿开，钱钟书学跨东西、博涉多能，如果他这样的大家都不能评为一级，还有谁够资格呢？

钱钟书被誉为“博学鸿儒”“文化昆仑”，但他这种无所不能，却致使“专业”不得凸显，进而在职称评定中遭到评委质疑;对此，金岳霖不去谈钱钟书哪个研究方向更为专注，而是逆向思考，建议对方想一想钱先生“还有什么不会的”，于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既然涉足领域广泛的钱先生无所不精，无所不能，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评他为“一级研究员”呢？

逆向解释，能让人恍然大悟

齐相晏子门下有个叫高缭的幕僚，入幕三年，凡晏子吩咐的事，都做的不错。然而晏子却辞退了他。看到同僚来为他喊冤，晏子解释说：“我之所以辞退他，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向我提过建议，也没有当面指出过我的缺点。”闻此，幕僚们更是大惑不解：“难道这样也是错？”

晏子真诚地说：“我这人就像一根弯弯曲曲又有无数疙瘩的木头，需要能工巧匠用斧头劈，刀子削，刨子刨，锯子锯，只有这样精心打造，才能成为一件有用的器具。可高缭在我身边整整三年，一直唯命是从，这对我没有丝毫的益处。我任用你们，就是为了让你们给我挑毛病、提建议，以利于我改正错误、不断进步啊！”听罢这话，幕僚们都点头称是。

在幕僚们看来，能保质保量地完成上司安排的任务即是有功，自然不该被辞退;但深知自己并非完人的晏子，则希望听到诤言，以帮助自己改过迁善。于是，他便将这一与众不同的逆向思考真诚道出，在解释为何辞退高缭的同时，既显现出一种自谦和自强，又能给他人以警示。如此这般，幕僚们能不引以为戒？不单单要完成任务，还要学会敢于谏言。

逆向鼓励，让人顿感正能量

演员孔维是北京电影学院96级明星班的班长。为了不让班主任崔新琴老师失望，孔维热情高涨，绞尽脑汁地策划各种活动以丰富同学的学习生活。可每次搞活动，总会遭致一些同学的批评。不堪打击的孔维便向崔老师请辞。

崔老师听过她的解释，真诚地对她说：“小孔，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但老师告诉你，越难接纳之人，越是你的贵客，越要以诚相待。日常社交中，我们有时难免遇到自己不能接纳的人，而且常常会采取避而远之的态度。孰不知，嗔恨只能自伤，包容才能宽广。因为，你做的事情越多，出现的问题必然也会相应增多，能一针见血指出你缺点的人都是好人，我们无须反感，因为他没有想过对你不利。如果是坏人，会看到你的缺点后，一言不发地默默潜伏，甚至看着你走弯路了也不愿意提醒你，这才是对你最大的危害。”孔维听完崔老师的话，心情好多了。

金庸在《书剑恩仇录》中写到：慧极必伤，情深不寿，强极则辱;谦谦君子，温润如玉。每个人都想给他人展示自己最完美的一面。孔维因为同学的一些批评而产生消极心理，提请辞职，这是一种始于对批评的恐惧而产生的错误思维。而班主任崔新琴老师则用反向思维去论述：被批评并非是坏事，因为批评者都是想让我们进步的人;反之，他们如果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来对待我们，我们则成长更慢。崔老师这番逆向鼓励，充满浓浓的正能量。

篇10

如何把德育渗透于语文教学中，如何在语文课堂中“以德立人”？

一、分析人物形象，渗透以“善”为核心的社会公德

教材文本选择了经典的文学作品作为语文教学内容的主要文体，作者通过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借以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世界的认识，表现自己的审美理想和道德情操。丰满鲜明的人物形象最能打动人，也最能感染人，作为语文教师，通过细节、语言、动作、主要事迹等方面分析人物形象，将人性的真善美的社会公德渗透其中，使鲜活的人物再现在学生的脑海中，使学生在阅读教材文本时，理解人物形象的思想感情，与作者产生情感共鸣，从而受到情感、情操、意志、志向等方面的熏陶，体会到人性的真善美，精神世界得以升华，从而接受教育。在教学《最后的常春藤叶》分析贝尔曼人物形象时，可以引导学生通过外貌描写中感知到贝尔曼是一个穷困潦倒、意志消沉、好高骛远、郁郁不得志的失意老画家，并品读贝尔曼在得知琼珊的病情后，他对这种白痴的想法是“连吼带叫的咆哮了一阵”，并说“可怜的琼珊”，称叶子是“可恶的叶子”，让学生品味贝尔曼在说这些话时的真正内心状态，感知到贝尔曼像一个长者对孩子的关爱而急切的絮叨，从而深深品味到贝尔曼的善良、有同情心、关心他人的形象。特别是在文本最后一段“最后一片叶子是贝尔曼冒雨画上去的，因此得了肺炎，两天就去世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贝尔曼的形象得以升华，崇高的爱心、自我牺牲精神震撼着每一个人。

《金岳霖先生》在分析金岳霖形象时我们也能感受到金岳霖先生是一个有趣、直率、真诚、极富人情味的人。

二、把握文本主题，渗透以“诚”为核心的职业道德

学生对教材文本的思想内容的理解过程，实际上也是接受思想道德教育的过程。教师进行教学是从教材文本开始的，并根据自己对教材文本的理解和教育对象的实际来进行课堂教学。因此，正确而深刻地理解把握教材文本中所蕴含的德育因素是充分发挥德育的关键，如果教师不钻研教材或是浅尝辄止，就不能正确把握思想价值，对主题思想的概括既要深入又要能联系学生思想实际，若只是空洞说教，往往适得其反，达不到渗透德育的目标。在教学《品质》一文时，我们教师可以紧扣标题“品质”来提问并引导学生来思考教材文本的主题。“品质”既指深得靴子本质的格斯拉所重视的靴子的舒适耐穿的品质，更指格斯拉恪守对顾客诚实、认真、负责的职业道德，宁可而死也不偷工减料的高贵品质。由此我们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高尔斯华绥为什么要写这样的品质？人类社会之所以始终存在希望，就是因为有格斯拉一样恪守职业道德的人的存在，他们以正直、诚实的品格守护社会的良知和公正。高尔斯华绥是在倡导社会需要格斯拉一般的高品质的人。

三、品读重点语句，渗透以“孝”为核心的家庭美德

语文知识的学习和能力的培养与思想教育是相辅相成的，要因文解道，因道悟文。我们语文教师需要引导学生通过语言文字理解教材文本的思想内容，又在理解教材文本思想内容的基础上加深对语言文字的理解，因此，必须重视诵读，“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在多次诵读中不断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表达与阅读能力，并使学生从中受到作品的艺术感染，汲取更多的思想道德营养。在语文课堂教学汇总，教师可以抓住教材文本中表现人物性格、体现主题等的重点语句，进行有感情地反复诵读，能加深对其的理解，渗透以孝为核心的家庭美德，更能使学生受到各种道德的熏陶，从而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在教学《项脊轩志》一文时，通过品读老妪忆母，再现了慈母的音容笑貌，使作者禁不住潸然泪下；忆及幼年读书时，祖母来轩看望自己，那真挚感人的情景，那谆谆的嘱咐，那沉甸甸的期望，更是让自己忍不住要大哭一场。这是怎样一种含蓄而真挚的亲情啊！需要我们静心细读慈母“儿寒乎？欲食乎？”的深深关爱，乳母“而母立于兹”的轻轻细述，祖母“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的殷殷期盼，引导学生品读出了作者对至爱亲情的无限眷恋，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那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无穷遗恨。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中描写父亲买橘子的场景，同样地催人泪下，同样地娓娓道来，同样地感人至深。亲情的感染力真可谓强啊！可是，从古至今，为人子女的，在享受这份亲情时，往往却不甚珍惜，只有在它悄然远离时，才能体会到它的弥足珍贵。通过诵读，学生才能进入文本情境“设身处地”，才能使学生的心声与作者的心声产生共鸣，达到渗透以孝为核心的家庭美德的德育目标。

四、创设特殊情境，渗透以“强”为核心的个人品德

著名的教育家第斯多惠说过：“教学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可见教学中，教师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运用多媒体等方式创设富有感染力的教学情境，能把教材文本内容与学生的生活经验连接起来，打开学生的生活积累，强化他们的生活体验，增进对文本内容的理解，能启发学生展开联想和想象，把学生引入教材文本所描述的情境当中，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和情感上的共鸣，以此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感知到渗透在教学中的以“强”为核心的个人品德。在教学《我与地坛》时，为了让学生体会到史铁生在废弃的地坛所感所思，给学生创设了特殊的心境，人是失败、颓废的，环境是也是“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废弃”的园子“剥蚀”“淡褪”“坍圮”“散落”等词语恰好印证了作者“活到最狂妄的年龄”“忽地残废了双腿”之后“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的那些岁月里看到的地坛景象。这恰恰令史铁生产生了一种同病相怜、惺惺相惜之感，这“荒芜冷落”的园子正好暗合了史铁生当时颓废绝望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