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梁启超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康有为梁启超，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康有为流亡海外多年，其间得到了许多爱国华侨的慷慨资助，这是他得以周游列国的重要经济保障。但他也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赚了不少钱，特别是在房地产上屡有斩获。

比如1906年春节期间，他访问墨西哥，受到当地隆重接待。当时墨西哥城正在筹款修筑有轨电车，他敏锐地意识到电车轨道经过的地方，必将成为人气旺盛的商业圈，地价必定随之飙升，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赚钱的机会，便大量购置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地产。没过多少日子，这些地价果然上扬了好几倍，他轻轻松松获得了10多万银元的赢利。

应该说梁启超也是赚钱的好手，早在1898年就以“保皇会”的名义，用入股的方式向海外华侨集资，在上海创办“广智书局”和“新民丛报社”。他凭借自己的知识资源，占有三分之一的股份，一年收益上万银元。当时康有为因逃避清政府追杀而避居印度吉大岭，经济陷于窘境，他得知后马上汇出1800银元，资助康有为。

有道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康有为在墨西哥的房地产上狠赚了一笔之时，梁启超的“广智书局”却陷入亏损的窘境，康有为得知后马上写信询问梁启超需要多少钱？梁启超回信说：“每年费用3000银元。”康有为立即汇出5000银元：给梁启超本人3000银元，给梁启超在澳门的家属1000银元，给梁启超的兄弟学费1000银元。出手之阔绰，堪与当今那些房地产老板媲美。“康梁”在政治上结为同盟早已美名远扬，在经济上互相施以援手，也传为佳话。

康有为晚年经济状况非常富裕。1913年康有为55岁那年结束流亡生涯回国，广东政府发还了被清朝政府抄没的康氏家产，并加发官产作为对康有为流亡15年的赔偿。资本贵在积累与增长，康有为非常清楚这一点，通过炒房地产来获利，依然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于1914年6月定居上海，租赁上海新闸路16号辛家花园，每月租金120银元，一住8年。这期间他看到上海房地产的升值潜力巨大，便马上变卖了广东的房产，在上海买入地皮。没过多久，上海的地皮飞涨，康有为又大赚了一笔。接着他又投资交通干线附近的房产，同样获利颇丰。

篇2

关键词：康有为 《大同书》 社会意义

《大同书》刚开始的名字叫作《人类公理》，言外之意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

由于康有为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因此他在表达自己写作该书原因的时候是用佛教语言表述的：想象西方的极乐世界，再看当前社会的极苦世界，幸福快乐的可以祝福他，与他同乐，身在苦难的应该拯救他，自己绝不能逃避责任而独乐。可以说，康有为写书的目的恰如菩萨行一般的救苦救难，全书应该充斥佛教的善、同等宗教思想。根据《春秋》中的公羊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等思想，康有为把《大同书》表示为人类进入到太平盛世的生活，人们在其中都生活得和谐、神圣与无争。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曾把《大同书》内容概括为：全世界不再划分国家，有统一的政府，可以划分成各个行政区域；政府和官员都由人民选举；不分家、我，男女同居不得超过一年，期满换人；怀孕的妇女要进入胎教院，出生的儿童进入育婴院；儿童按年龄进入各级学校；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配各种生产事业和工作；人民生病时就进入养病院，年老时就进入养老院；死后要火葬，火葬场要与肥料厂相邻，便于人死后作肥料；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等各院，是各个行政区里最高的设备，进入的人会得到最高的快乐；成年的男女，都要在这些院里服务若干年，跟当前社会里服兵役一样；建立公共宿舍、公共食堂，要有差别，按劳动的多寡来享用；警惰是最严厉的刑罚；有特别功劳的人能得到特殊奖励。

篇3

公车上书的时间为1895年。公车上书是康有为与梁启超集结603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反对在中败于日本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的事件。

虽然上书被清政府拒绝，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之后康有为等人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行报纸，宣传维新思想。严复、谭嗣同亦在其他地方，宣传维新思想。

（来源：文章屋网 ）

篇4

关键词： 国民精神 公民意识 个人权利 公民教育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现想诞生的年代。几千年专制帝国统治下的臣民很难产生现代公民意识。最先接触西方文明的读书人，一旦发现了外面的精彩世界，便产生了告别专制、酿造自由世界的美好渴望。中国人关于现代生活的梦想在帝国的黄昏飞翔，五彩缤纷，灿烂异常。

1899年，梁启超在《国民十大元气论》中提出中国要生存，必须培养国民之元气：“国有之则存，无之则亡。……斯物也，无以名之，名之曰元气。”[1]P267最关键的是培养国民的独立品格：“人而不能独立，时曰奴隶，于民法上不认为公民。国而不能独立，时曰附庸，于公法上不认为公国。”[1]P268这里，梁启超使用的“公民”概念等同于“国民”，使用最多的还是“国民”，“公民”只是偶尔出现。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新民说》，同时使用了“公民”和“国民”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具有相同的含义：“凡生息于一国中者，苟及岁而即有公民之资格，可以参与一国政事，是国民全体对于政府所争得之自由也。”[1]P676文章提出欲国之富强必讲“新民之道”的主张，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被后人认为是“20世纪初的人权宣言书”[2]。其实早在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原强》，出于同样的原因提出了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的主张。他认为要改变中国积弱不振的局面，必须“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文末说：“至于民智之何以开，民力之何以厚，民德之何以明，三者皆今日至切之务，固将有待而后言。”[3]梁启超的《新民说》在严复的“三育救国论”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证了砥砺国民品性、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意义。[2]他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必须改变中国人的国民品性，即“新民”。“故今日不欲强吾国则已，欲强吾国，则不可不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1]P658如何“淬厉其所本有”和“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1]P657？梁启超认为应该培养国民的尚武精神、冒险进取精神和坚强的毅力，讲自由、自尊，培养中国国民的政治能力、自治能力，形成国民的权利思想，加强中国人的公德心，在争取权利的同时承担相应的义务。在所有的新民思想中，个人权利思想是至关重要的。他说：“为政治家者，以勿摧压权利思想为第一义；为教育家者，以养成权利思想为第一义；为一私人者，无论士焉农焉工焉商焉男焉女焉，各以自坚持权利思想为第一义。国民不能得权利于政府也，则争之；政府见国民之争权利也则让之。欲使吾国之国权与他国之国权平等，必先使吾国中人人固有之权皆平等，必先使吾国民在我国所享之权利与他国民在彼国所享之权利相平等。若是者国庶有瘳！若是者国庶有瘳！”[1]P675

梁启超关注的是国将不国的状况，而不是人之非人的惨状。他“新民”的目标是“新国”：“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1]P655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梁启超主张个体服从群体利益、国家利益：“故凡古贤今哲之标一宗旨以易天下者，皆非为一私人计也。身与群校，群大身小，诎身伸群，人治之大经也。当其二者不兼之际，往往不爱己、不利己、不乐己，以达其爱群、利群、乐群之实者有焉矣。”[1]P678他也讲自由，但“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1]P678梁启超的“新民”是“强国”的手段，他关注的中心是“民”这一群体概念，不是鲜活的个体的“人”。“新民”仅是为了给国家提供合格的建设者和人才。只有将目的和归宿指向活生生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国”和“民”时，才能产生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意识和公民教育。

1902年，康有为在《新民丛报》发表《公民自治篇》。有学者认为其是“20世纪初关于公民制度和地方自治问题最为系统而深刻的表述”。[4]什么是公民，康有为这样界定：“人人有议政之权，人人有忧国之责，故命之曰公民。”[5]P173他认为公民是欧美各国富强的原因。“有公民者强，无公民者弱，有公民虽败而能存，无公民者经败而即亡。”“故今之变法，第一当立公民矣。”[5]P174“今吾中国地方之大，病在于官代民治，而不听民自治也，救之之道，听地方自治而已。”[5]P180所以，与梁启超、严复的思路相同，康有为呼唤公民意识、关注公民自治的目的是救中国，没有把公民作为思考的中心和归宿。

作为最早具备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意识、致力于培养新公民的是一位“佚名”作者，康有为在20世纪初连续写了一系列文章：《说国民》、《箴奴隶》、《权利篇》、《公私篇》、《教育泛论》等，表明了当时的人们已获得了现代社会以人为目的的思想核心。

《说国民》指出：“国者民之国，天下之国即为天下之民之国。”国民与奴隶有天壤之别：国民有权利、责任、自由、平等和独立人格，而奴隶没有。“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而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而国民尚独立。”国民问题是中国之一大问题。“中国而有国民也，则二十世纪之中国，将气凌欧美，雄长地球，固可翘足而待也。中国而无国民也，则二十世纪之中国，将为牛为马为奴为隶，所谓万劫不复者也。故得之则存舍之则亡，存亡之机间不容发，国民之不可少也如是。”要造就国民，就“非播国民之种子不可”。法国在大革命之前也没有国民，但继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努力之后，法国出现了现代国民。“故今日者，愿吾同胞万众一心，支体协力，以求为中国之国民，并以播国民之种子。”[6]

在《权利篇》中，“佚名”认为要培养国民，必须打破“中国之礼”，确立权利思想。“可以救吾民之质格、打破礼法之教者，无他，吾只恃权利思想。夫权利思想，即爱重人我权别之谓。我不侵害人之权利，人亦不侵害我之权利，设有来侵害我者，防御之，恢复之，不容少许假借，不准退委揖让，是权利思想之大旨也”。他发出了“去礼法，复权利”的呼吁，并以西方现代国家为例指出：“不见泰西文明诸国之宪法法律乎？一字一条，莫不为保护权利而立。”文章全面地分析了个人与国家、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人不能孤立独行，所以对家族、社会、国家必须有应尽的义务。“夫义务者何，即权利之里面耳。有权利始能有义务，无权利即不能有义务；爱权利即爱重义务之本，不爱重权利决无爱重义务之理。”他认为法律和权利应该是平等的。“至若法律，则凡百条项，皆本诸自由平等之原则。君臣平等也，父子平等也，夫妇平等也，男女平等也，无贵族平民之别，无奴隶自由民之分，人有平等之权利，人有不受人卑屈之权利，人有不从顺人之权利。权利思想，伟乎大矣！”[7]有学者指出：“20世纪初，对于中国来说，是个人权利觉醒的时刻，是一个自由、民主和平等之梦迅速生长的时刻。”[8]P35

《教育泛论》认为要养成国民，不可不注意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从事教育者不可不知贵我主义。贵我即培养个人的独立精神和个人权利意识。“教育国民者，不可不使有自尊自重之精神，不可不使有担当责任之观念，不可不使有独立自营之能力，不可不使有判断是非之智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国民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穷，我之所见为是者，则断然以为是，虽一国非之，所不顾也，我之所见为非者，则断然以为非，虽一国是之，所不顾也。无所顾望，无所恐怖，为天下之所不敢为，言天下之所不敢言，夫然后足以当大任，支危局，立于激烈竞争之世界，而卓然有以自立。人而无独立之精神，是之谓奴隶。任教育者，而不能养成国民独立之精神，是之谓奴隶教育。以教育为己任者，安可不知此意也！”[9]

1903年，王国维发表《论教育之宗旨》，标志着中国已获得了以人为中心的现代教育理念。他认为教育的宗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使人的“身体之能力”与“精神之能力”协调发展。精神之中又分为智力、感情和意志，“三者并行而得渐达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体之训练，斯得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能事毕矣。”[10]P5

1907年，孟昭常发表《论公民学堂》，提出建立公民学堂教育不识字的成年人，使之具备做公民的能力。他说：“公民者皆农工商贾各执一业以自养者也，且年在二十五岁以上，则皆有家室妻子之累。今其仆仆朝夕，裹书笔，趋校舍，势必不行。……与之言学，则曰：‘吾有职业，不可以抛荒。’与之言戏乐，则掉臂而从之。人情类然，非真终岁终日勤动，无一刻休息者也。今设教之始，宜分其坐肆戏叶子三分之一之日力，辟讲场召集之。或三日一至，或五日再至。每至不为辰至午，而为未至酉。以时来集，以时散归，使无所苦，其后愈引愈深，乃益以为荣。彼自知为身家谋利乐，即当为地方谋公益，为国家策健全。自视知识不具，方引以为大戚。而向学之心，有不蒸蒸者哉。”[11]P23-24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黄仁贤.梁启超的《新民说》与近代公民教育理念的形成[J].教育评论，2003（1）.

[3]严复.原强[N].直报，1895-3-9.

[4]马小泉.公民自治：一个百年未尽的话题――读康有为《公民自治篇》（1902）[J].学术研究，2003（10）.

[5]张，王忍之.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6]佚名.说国民[J].国民报，1901（2）.

[7]佚名.权利篇[J].直说，1903（2）.

[8]李新宇.大梦谁先觉[M].济南：黄河出版社，2007.

[9]佚名.教育泛论[J].游学译编，1903（9）.

篇5

国学大师梁启超自小聪明，17岁参加乡试成了举人。当时主持乡试的考官、清末著名维新派人士李瑞棼，对梁启超的才华极为赏识，当即请人做媒，将堂妹李惠仙许配给他。

然而百日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匆匆逃亡日本，李惠仙只得避居澳门。

不久，28岁的梁启超应康有为之召，前去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事宜，在那里邂逅了美丽大方的何惠珍。当时，梁启超在檀香山演讲，何惠珍为其担任翻译，两人配合默契，演讲活动盛况空前。此时，何惠珍对才华横溢的梁启超暗生情愫，悄悄向他表白了爱慕之情：“今生今世，我之心唯有先生……”

“不行，我家中已经有妻子了。” 梁启超明确地拒绝了她。

初遭拒绝，何惠珍不仅没有气馁，反而为梁启超的忠贞感到快慰。事后，为博取梁启超的好感，她动员父亲为康、梁捐了一笔款，并托人设宴向梁启超交接捐款事宜。席间，梁启超又一次见到何惠珍。这次何惠珍提出一个让梁启超心惊的要求：“我情愿下嫁梁先生做小。”

晚上回到寓所，梁启超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知道，何惠珍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她作出这样的决定其痴情实在令人感动。他们在事业上确实可以相互扶持，可是他和妻子李惠仙这些年来一直相濡以沫，感情深厚，怎能让妻子伤心？为此，他连夜给在日本的妻子写了一封信：“余归寓后，愈益思念惠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乎不能自持……不知惠仙闻此事将笑我乎，抑或恼我乎？” 梁启超心想，妻子接信后，定会生出一些醋意来，大骂他一顿。

很快，妻子回信了。梁启超打开信后，这次真让他大大愣住了，妻子竟然乐意成全他的婚事。李惠仙说：“我远在日本，不能照顾，先生身边若有个情投意合的何小姐照顾，岂不更好？”

梁启超在妻子的宽容面前惭愧万分，将妻子的信转给何惠珍。何惠珍一看信，欣喜地笑了，说道：“惠仙姐贤德，我就向她学习，我们就做先生身边的娥皇、女英吧。”

然而梁启超却提笔为何惠珍写了一首诗：“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与浏阳实创之（“浏阳”指谭嗣同）。尊重公权割私爱，须将身做后人师。”聪慧的何惠珍马上明白了梁启超的意思，她眼泪汪汪地拿着梁启超赠给她的一张自题诗词的小像，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梁启超。

1924年9月，李惠仙因病逝世。痴心不改的何惠珍听到李惠仙病逝的消息，急忙找到梁启超，一面劝慰其节哀，一面寻机重续秦晋。没想到梁启超以“年迈不想再婚”为由，第三次婉拒了她。何惠珍心有不甘，多次上门，梁启超都避而不见，万般无奈的何惠珍只好挥泪告别……

梁实秋先生评价梁启超时曾说，梁（启超）先生学问是第一，道德人品是第一，他是名副其实的大师。（胤凌）

说“三十六计”

有一次，丁一岚问：“古人为什么只说三十六计呢？”

说，古人所谓三十六计，原来并没有详细的内容，只是借太阳六六之数，表示阴谋诡计多端而已。后人加以推演，才出现了不同的解释。其实像这样的问题，大可不必过于拘泥具体数字，以致食古不化。“三十六”这个数目很多，例如三十六村，三十六犬，三十六禽，三十六国，三十六行等等都是，而引申为三十六计的，大概以《南齐书・王敬则传》为最早。人们常说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其实，如果没有其他计算，要走也走不了。佛教中对108这个数字也有多次记载：据古籍《鸿雪因缘记》说：“素闻撞钟之法，各有不同。河南云，前后三十六，中发三十六，共成一百零八声；京都云，紧十八，缓十八，六遍凑成一百零八。”可见各地寺院敲钟的节奏、韵律不一定相同，但敲的数均为108下。佛教中人认为有108种烦恼，敲108下，人听了便可消除这些烦恼，否极泰来。你看《水浒》中梁山泊好汉108人，《红楼梦》全书108回，书中登“情榜”的人也恰为108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大昭寺，雄狮伏战108人。青海塔尔寺的大经堂，直径一米的巨柱108条，北京天坛的下层楼板108块，青铜峡黄河岸边有12个塔群，总数恰为108，108这个数字实际成为佛语的代表。中国人喜欢和六打交道。十八般武艺，孙悟空七十二变化，都是六的倍数。因此，我们对三十六计究竟是哪些，其实没有必要去深究。

（摘自《才子》）

清初曾用假“传国玺”

清太宗皇太极于天聪九年（1635年）征剿察哈尔的贝勒多尔衮得胜回朝，自称获得了一方元代的传国玺。

清太宗对此十分重视，在宫廷举行了隆重的受宝大典：一朝文武三跪九叩，燃香吹螺。皇太极付谕说：“此玉玺乃历代帝王所用之宝。”次年他便依照汉族王朝模式建号改制，建国号为大清，并正式采用“皇帝”称号。此后一段时间，他的许多文书上都用了此宝。

然而奇怪的是这方重要的“传国玺宝”，后来突然停止了使用，因为那个皇太极时代的“传国玺”压根儿就是个假货。

到了乾隆十三年，乾隆传旨将“宝”上的字迹磨去，于是当年造假的证据被一劳永逸地销毁了。（胡忠良）

趣诗两首

（一）

有一次乾隆郊游，随从文臣甚众。当走过一座陵墓时，乾隆想考一考随从文臣的才学，便指着墓前的石像，问一翰林：“这石像叫什么名字？”

那翰林答道：“这石像叫仲翁。”

其实，石像应叫翁仲。翁仲传说为秦时巨人。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巨人出现于临洮，高有五丈，脚印有六尺长。后来大家便把这巨人的形象铸成铜像、刻成石像，立于墓道两侧作为护墓人，通称之为翁仲。

乾隆见翰林学士翁仲说成仲翁，非常生气，便即兴写了一首诗：

翁仲如何作仲翁，

十年窗下少夫功，

而今不许为林翰，

贬到苏州作判通。

乾隆在诗中故意将“功夫”“翰林”“通判”三词统统颠倒过来，用一连串的反语对这无知的翰林进行奚落、戏弄，尤其是后尾的“判通”，与“半通”谐音，更增添了诗的嘲讽意味。

（二）

《苕溪渔隐丛话》记载，宋朝大诗人王安石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谜语：

佳人佯醉索人扶，

露出胸前白雪肤，

走入绣帏寻不见，

任它风雨满江湖。

乍一看此诗像是一首写才子佳人的艳诗。大意是：美人假装醉倒要人来扶，袒着胸露出雪白的肌肤，她躲入罗帐便隐身不见，哪管它风雨满江满湖。实际上，这是一首要人们猜四位唐宋诗人姓名的谜语。谜底四个人名，三个用谐音、一个用隐意：假倒（贾岛）、里白（李白）、罗隐、拚浪（潘阆）。（摘自《文字趣谈》）

Literary Anecdotes

Liang Qichao Said No Three Times

Liang Qichao (1873-1929) became a provincial graduate at 17. Li Ruifen, an official in charge of the empirical examination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appreciated Liang’s gift very much and knew the young man would go far. He married his cousin Li Huixian to Liang.

When the 100-Day Reform in 1889 aborted, Kang Youwei and Liang Qichao fled to Japan. Liang’s wife had to flee to Macao to avoid trouble. Shortly afterwards, the 28-year-old Liang was summoned by Kang Youwei to Honolulu to plot for royalist activities. It was in Honolulu that Liang Qichao met with He Huizhen, his interpreter at a public speech. Miss He fell in love with Liang at first sight and boldly proposed marriage to Liang. Liang said he was married.

He Huizhen did not feel discouraged. Instead, she felt happy and relieved with Liang’s fidelity. In order to win Liang’s heart, the girl asked her father to donate a sum of money and invited Liang to a banquet on the pretext of making arrangements for handing over the cash. Liang met the girl at the banquet. During the dinner, He Huizhen proposed again, saying she was willing to be Liang’s concubine.

Liang was touched. He knew that He Huizhen, a graduate from a famed US university, could help him considerably if they got married. Liang wrote to his wife in Japan. Soon her wife’s reply came. Liang was astonished to learn that his wife agreed to accept He Huizhen.

But Liang said no to the marriage proposal, saying that he had championed monogamy in China and would stick to his principle.

In September, 1924, Liang’s wife passed away. Learning the news, He Huizhen came to Liang again. She expressed her condolences and wanted to marry Liang again. Liang said he was too old to marry again. He Huizhen tried repeatedly in vein. In the end, Liang refused to see her. She gave up.

Deng Tuo Talked about 36 Strategies

Ding Yilan one day asked Deng Tuo (1912-1966, a writer who die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y the ancient people confined themselves to thirty-six strategies only.

Deng Tuo explained that in the past thirty-six strategies were only a general number used to indicate how complicated plots were. Specific explanations came forth later.

He went on to comment, “We don’t have to be pedantic about the number of the strategies. People also talk about thirty-six houses, thirty-six dogs, thirty-six states, and thirty-six professions, to name just a few categories. Even though the best of the thirty-six strategy is said to take flight, you cannot succeed in fleeing if the strategies taken before all fail to work. Buddhist classics have descriptions about the number 108. In a Buddhist practice, the 108 strikes of a bell are organized in several subsections at different speeds at different temples. In classic novels, 108 is the number of heroes, chapters, or characters in a list, etc. In Buddhist architecture, the Grand Sutra Hall of Ta’er Temple in Qing Province has 108 stone pillars that measures 1 meter in diameter; the ground floor of the Temple of Heaven in Beijing is composed of 108 floorboards; the 12 pagoda groups near the Qingtong Gorge of the Yellow River consists of 108 pagodas altogether, etc. Chinese people have a penchant for the number 6. Therefore we don’t have to be pedantic about the thirty-six strategies.?

Fake Great Seal

In 1635, a military chief of the Qing Dynasty in the making came back to the court after a big victory. He submitted a great seal which he claimed to have been used by the Yuan Dynasty rulers.

Huang Taiji took the great seal seriously. A grand ceremony was held to accept the godsend. In 1636, he set up the Qing Dynasty in the imitation of the Chinese rulers?practice and officially called himself emperor. For a while, all the documents he issued carried the print of this great seal.

Strangely, however, the court suddenly stopped using the great seal. It turned out that they found the state seal was merely a fake.

篇6

尽管争议仍未休止，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在全国巡展的进程。11月13日，这批珍贵的档案来到南京展出，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晓冬再度重申，尽管有些问题仍存争议，但拍卖这批档案合法、合规，该公司12月在北京举行的秋拍会不会受影响。他还否认借机炒作梁启超。

当日，记者在展览现场见到了这批珍贵档案中的部分展品，如：梁启超信札、梁启超《清代学术讲稿》、《之解剖》等。此前有关“梁氏档案”的诸多争议中，如产权归属；拍卖是否违背梁启超遗愿；南长街54号是否为梁启超故居为众人所关注。

在展览现场，谢晓冬再次澄清，这批档案确非来自梁启超的直系后人，而是梁启超的胞弟——梁启勋的后人收藏并保存至今。

“梁氏后人的声明中也并没有对这一点（产权）提出意见，他们只是说这个‘是否违背了任公的遗愿’，我们并不是太清楚任公是否有这样的遗愿，我们也查阅了年谱上面，也没有看到（有这样的遗愿）。第二，这批东西是否属于遗物的范畴也是需要论证的。我们拍卖行已经按照拍卖法包括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我们拍卖规则的要求进行了审核，可以这样讲我们觉得这是一场合法、合规的拍卖，所以我们会一如既往的按照我们既定的计划去进行这场拍卖。”谢晓冬说道。

篇7

川桃片是以上等糯米、白砂糖、核桃仁为主要原料，根据口味类别选择性添加食盐、花生仁、芝麻、蜜玫瑰、花椒等辅料生产加工的片糕类糕点，具有香甜可口，入口易溶，不粘牙齿的特点，是巴渝地区名特产品之一。

合川位于涪江、渠江、嘉陵江三江交汇处，扼水陆交通之咽喉，是川东重要的物资集散地。由于三江的浇灌润泽，合川自古以来农业极为发达，三江六岸山水形胜，物产丰富。西晋文学家左思在《蜀都赋》中称其为“要害”、“膏腴”之地。明万历《合州志》中有：合为东川之名郡，民物丰蔚等记载，这无疑为合川桃片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物资基础。陆上交通尚未大行其道前，合川水运十分兴盛繁忙，由于是货物中转，商旅来往频繁，带动合川商业的繁荣，也是合川桃片得以创始及畅销的重要原因。

合川桃片已有172年历史。1840年，合川有糕点铺开始制售桃片，只是当时产品并无特别之处，也无特别名气。1895年，合川城内的“祥云斋”糖果铺生产出一种甜桃片，立刻受到人们喜欢，各家糕点铺开始竞相效仿。1898年，合川人余洪春与内江人蒋盛文在合川城柏树街创办“同德福”京果铺，生产各种蜜饯、糖果，同时对“祥云斋”试制的桃片进行了研究和改进，加入食盐、椒面等材料，生产出了风味独特的椒盐桃片。“同德福”椒盐桃片一经面市，就受到大众追捧。后来，“同德福”进一步改进桃片生产工艺，改发糖为搅糖，添加密玫瑰等，初步生产出具有色白、离片、绵软等特点的合川桃片，使合川桃片极富盛名。

“神童”赠礼，征服康有为味蕾

合川桃片声名远播得益于举人张森楷进京献礼的一段佳话。张森楷1858年生于合川，少有“神童”之称，1893年中举，是重庆历史上难得的史学名家、实业家。他一生治学严谨，著述盛丰，备受学界推崇的史学著作有《二十四史校勘记》、《华夏史要》、《合川县志》等。他曾任川汉铁路公司总理，意图实业救国，合川人亲切地称他张举人。1898年，张森楷携《华夏史要》等著作手稿前往北平拜谒康有为、盛昱、王懿荣等学者。这次远行，张举人特意挑选了合川桃片赠送师友。拜会康有为那日，正逢梁启超等人也来访。张与众人是旧相识，便以各部初稿征求大家意见。交谈之间，忽听康有为大呼：妙啊！妙啊！大家循声望去，只见康有为一手拿着张森楷的手稿，另一手却拿着一片雅致精巧晶莹洁白的糕点吃得津津有味。原来，康夫人招呼大家用茶点，拿的正是张森楷送的桃片。大家以为康有为是在称赞张的著作，哪料康有为却问道：这是稻香村新出的糕点？好吃！好吃！张森楷赶紧回答说：这是吾乡合川所产之桃片。征服了康有为等人敏感而挑剔的味蕾后，合川桃片由此走出小城，渐渐闻名遐迩。

民国期间，合川桃片经过不断发展，产品日臻成熟。1920年获成都花会优质奖。1925年获四川省劝业会特等金质奖。1926年，驻合川的川军二十八军第三师师长陈书农主持召开合川、武胜、铜梁、大足、璧山五县展览会，“同德福”选送的桃片又一次得到一等奖。三师旅长杨杰华还亲笔题写了“片片飞来是桃花”的匾额，送与同德福。1926年，“同德福”合川桃片参加了汇聚各国美华的豪华盛宴费城世博会，并夺得博览会金奖，被誉为“世界第一桃片”，从此名扬天下。

十多道工序，烹制出美味薄片

民以食为天，说的不仅是食物的重要，更包含了人对食物的虔诚情意。合川桃片严格的选料及独特的生产工艺，不仅是这句话的最好诠释，也是其驰名中外，征服无数美食者的奥秘所在。当年“同德福”糖果业的第二任掌门余复光为提高合川桃片质量，一律精选上熟大糯米，且购买当时市面上最优质的英国太古公司白糖和台湾白糖。

合川桃片工艺繁复，要经过炒米、磨粉、筛粉、回润、回炒、搅糖、炖糕、下绵、切片等十多道工序精制而成，每道工序都有近乎苛刻的技术要求。若见证过合川桃片的制作过程，就会明白这桥牌一样小的一片桃片，为何能够薄如宣纸，点火即燃，却又散如展卷，卷裹不断。如此精制而成的合川桃片，怎能不像流淌的三江水一样温润多情？吃桃片讲究一片一片细细“品”，只觉入口极细润，稍后有温柔绵长的轻甜，淡雅清芳的幽香在舌尖上缠绵，继而弥漫开去。难怪央视著名主持人董卿在《欢乐中国行――魅力合川》演出现场，品尝了“同德福”第四代传人余晓华切的合川桃片后，禁不住动情地说：合川桃片轻清而不甜腻的滋味，正是蓓蕾绽放的味道，是春天明媚的味道，是爱情甜蜜的味道，是人生幸福的味道。

名扬天下，靠的是传人合力挽救

篇8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武斗英雄”当属才高狂傲的一代名士刘文典。刘文典在安徽大学校长的任上时，安徽学界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学生运动。盛怒之下的要严惩学生。刘文典面见，不称“”，呼为“新军阀”。被激怒的当众打了刘文典两个嘴巴。刘文典也不示弱，当众飞起一脚踢在的肚子上。蒋下令关押了刘文典七天。后来，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只得放人。刘文典一战成名，声震民国儒林。

民国另一位牛人熊十力也是位暴力大师。

一次，熊十力与著名学者梁漱溟因为学术方面的事发生了争论。口战结束，熊十力仍不解气，乘梁漱溟转身之际，跟上去就打了梁三拳，边打边骂：“你这个笨蛋！”。梁漱溟了解熊十力的个性，没跟他计较。

熊十力动粗不止一次。熊十力与小说家废名是同乡，两人常在一起谈佛论道，常因意见不同争得面红耳赤。一次，两人在一起讨论佛学，一言不合，又大声争吵，辩论到紧张时刻，外人听见里面突然陷入寂静，赶紧跑进去看，原来两人已扭打在一起，并互相卡住对方的脖子。熊十力不是废名的对手，被废名打出门外，但熊十力嘴上不饶，边逃边骂。打归打，第二天两人又和好如初。

傅斯年和刘半农同在伦敦大学读书时，常在一起讨论问题。傅斯年和刘半农都是直性子，有时话不投机，两人就互殴对方。一次，脾气暴躁的傅斯年竟然将刘半农的眉骨打开了，缝了六七针。但打过之后，谁也不会计较对方。

篇9

1.《新民丛报》的创刊背景

说到《新民丛报》的创刊，一定要从创刊背景讲起，每一份报纸都有其独特的创刊背景，处于民国时期的报纸由于社会环境的动荡，其创刊的背景就更为复杂。那么，创刊《新民丛报》的社会背景到底如何？梁启超先生本人曾经在《饮冰室自由书》中这样绝望地写道：

“……我国民全陷落于失望时代。希望政府，政府失望！希望疆吏，疆吏失望！希望政党，政党失望！希望自力，自力失望！希望他力，他力失望！忧国之士，溢其热血，绞其脑浆，于彼乎？与此乎？皇皇求索者有年，而五一路之可通；而热血为之倒行，脑浆为之替乱！……”

彼时的中国陷落于绝望的深渊，国势衰危，外迫侵凌，有志之士无不急图救国，而梁启超，正是这其中绝对优秀与杰出的代表，是把中国从深渊里拯救出来的国人

之一。

新民丛报诞生于1902年，于1902年2月创办于日本横滨，报名是去取《大学》，篇中“新民“之意。在这期创刊号上，梁启超开始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发表了他的脍炙人口的长篇政论文《新民说》，强调“新民为今日第一急务”，大力鼓吹人们都要摆脱封建奴性，树立独立、自由和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激励人们都要具有“自尊”、“进步”、“利群”以及“进取冒险”等奋发图强、积极向上的精神，这篇文章也可以说是他这时初编《新民众报》的指导思想。《新民说》一发表，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人们开始意识到“国民”对于国家的重要，尤其是“新民”对于“新国家”的迫切与必要。

2.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的内外在动因

（1）外在动因―― 逃亡日本，留学海外

在梁启超的一生中，有一段逃往日本留学的经历极为特殊，1898年底维新变法失败后，他在日本使馆的帮助下，在日本开始了他的日本流亡生活。至前，梁启超在日本渡过了十五年，应该说占他四十年政治生涯的三分之一的旅日生活当中，他以东京和横滨（1902年《新民丛报》就创刊于此）为据点，继续从事政治活动并创办报刊发表各种言论。他的影响力并没有因为流亡而减弱，甚至比以前更为具有振憾力和吸引力，成为当时中国青年眼中的精神导师。

康、梁向日本政府谋求营救光绪失败，转而自谋救国之路。根据曾亲自帮助梁启超出逃、时任日本公使的林权助回忆，后，梁启超曾到日本公使馆找到他，“颜色苍白，漂浮着悲壮之气”，梁告诉林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人已经被捕，自己也做好了被捕的打算，最迟也将在三天之内被杀。梁说：“我的生命早就准备献给祖国，毫无可惜”，但他请求林权助帮其完成两件事：一是“解皇帝之幽闭，使玉体安全“，二是“救康有为氏”。林权助应允这两件事后仍然表示愿意搭救梁启超，但梁听后“暗暗落泪，同时仓皇而去”。从这段记录不难看出，发生后的梁启超并没有逃亡的打算，准备英勇就义以死殉国。而就在当天夜里，梁启超再次跑到公使馆，并在林的帮助下乘大岛号军舰离开。梁启超心意的突然改变，与借助日本力量继续变法大业有直接关系。

梁启超选择逃亡日本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设法谋求英国、美国及日本政府的帮助，营救光绪并帮助其重拾政权，并借由光绪来完成自己未尽的改革大业。尽管梁启超十分明白外国干政会给中国带来许多的不自由以及隐患，但与慈禧太后当政中国必定亡国的悲惨下场相比，梁启超认为两害取其轻，梁启超宁愿选择外国干涉。那么如果借由国外人的势力是无可奈何之举动，赶快唤起中国人的意志才是梁启超心中的重中之重。1902年的《新民丛报》是梁启超唤起中国人的“国家意识”的光辉一步。

（2）内在动因――“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

梁启超首先意识到了报纸在沟通信息与引导舆论的重大作用，其次，由于梁启超的内心急于救国，但又苦于自己一人的力量的单薄，所以，为了让全体中国人都睁开眼看世界，站到自己的立场上来，梁启超就决定不断办报纸，通过报纸的宣传来“维新吾民”。

篇10

师笔下的奇幻世界

光绪十年（1884年），《点石斋画报》创刊，它成为了中国人了解外音B世界的窗口。

一批画师，比如吴友如、王钊等人，他们的作品多数是他们参用西方透视画法创作而成的，构图严谨，线条流畅，简洁优美。特别是苏州人吴友如，他是清末美术界的重要人物。

然而，由于信息的缺乏，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点石斋画报》上展示的，更像是一个奇幻的世界。

比如，画报上登载的埃及狮身人面像的面孔，如同一只混种狗的脸；纽约摩天大楼的电梯，被人画成了在大楼外用绳子吊着上升的椅子。

对中国人来说，最陌生的，可谓是当时刚刚出现的各种飞行工具，这也促使感兴趣的人通过天马行空的想象，给那些能够像鸟一样飞行的事物，加上各种各样充满奇幻色彩的元素。

于是，清末民众通过各类画报，看到了挂着龙旗的热气球，张着帆或装着翅膀在空中飞行的机械等。不管是热气球、飞艇还是飞机，它们都没有被拍成真实的照片而让中国人一饱眼福。然而，中国的画师们仍然凭借自己奇特的想象力，塑造着千姿百态的飞行器。

清末文人的太空梦

除了绘画之外，文字方面的工作也没有落下。除了大量关于西方政治、历史的翻译作品和游记、风土记等作品以外，许多科幻类、科学类的作品，也被一部分清末文化人推崇和欣赏，并被他们介绍到了中国。

1902年，梁启超最先在其创办的《新小说》中提出小说分类的概念，其中一项为“科学小说”，类似于现在的科幻小说。

清末文化人学的数理化知识虽然有限，但是不代表他们不喜欢科学。当时，科学与文学的交汇成为一时之风潮，吴趼人、徐念慈等一批文人智者参与到翻译和创作科幻文学的潮流中。

1905年，精通英文、日文的徐念慈创作了《新法螺先生谭》（法螺是吹牛的意思），里面讲述的新法螺先生灵肉分离，飞翔于太阳系各大行星之中。

吴趼人写了《新石头记》，贾宝玉转世再入红尘，乘飞车狩猎大鹏，坐潜水艇遨游海底。

许指严则写作了《电世界》一书，里面的“电王”，留着大辫子，借着电翅膀和新奇的武器，在天上随心所欲地消灭敌军，堪比现在的美式科幻英雄，并最终统一地球，实现世界大同。

碧荷馆主人发表的《新纪元》也引来许多人关注，里面黄种人和白种人从南海到印度洋，再到红海，又到地中海等，爆发了一场世界级的大战。

科幻的想象力也与政治思想结合起来。康有为在其著名的《大同书》中，事无巨细地描绘了宏伟的人类史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