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捐赠范文
时间：2023-04-10 15:21:44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慈善捐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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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1-0310-01
1 慈善捐赠概述
慈善捐赠应是通过合法的社会组织以社会捐助的方式，按特定的需要，把可汇聚的财富集中起来，再通过合法途径，用于无力自行摆脱危难的受助者，这也是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的第三次分配的一种形式，是社会保障的补充体系，其运作包括接受捐献、资金管理和实施救助三个环节。
2 慈善捐赠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2.1 慈善权力义务差异分析
2.1.1 捐款人的权利义务差异分析
（1）捐赠目的的实现权。
捐赠人有请求实现捐赠目的的权利。慈善捐赠的特殊性在于其存在公益性，国家鼓励慈善捐赠的目的是激发人们的同情心，鼓励在社会公众之间建立一种互助互爱的高尚的公共道德观念，以加强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并最终形成一种良好社会道德风尚，捐赠人之所以进行捐赠是为了公共利益或发扬助人为乐的社会主义道德。这些都要求慈善捐赠所得必须用于公益之目的，只有这样慈善捐赠才可能得以延续和发展，捐赠行为才可能获得社会的肯定性评价。
（2）捐赠人的知情权。
《基金会管理条例》第39条明确规定了捐赠人的知情权:“捐赠人有权向基金会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捐赠人的查询，基金会应当及时如实答复。”这里的知情权包括捐赠人对于所捐献款项的使用用途、使用过程、使用形式和情况的知情权。
（3）依法撤销捐赠的权利(拒绝履行权)。
出于慈善捐赠的特殊性考虑，不应赋予捐赠人以任意撤销权，而只应赋予其法定撤销权。《合同法》规定了，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论当事人以何种形式订立，不论是否经过公证，也不论赠与的财产是否已转移，其权利赠与人均不得任意撤销。
（4）给付义务。
慈善捐赠人的主要义务是将捐赠标的物按约定的时间、地点、方式交付给慈善人，并转移其权利于受赠人。法律规定须经移转登记方发生移转效力的应当办理移转登记手续，否则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2.1.2 收益人的权利义务差异分析
（1）受益权。
这是受益人最基本的权利。当受益人确定后，可以默示的方式接受捐赠，也可以默示的方式作拒绝的意思表示。但是慈善捐赠中受益人的受益权不能转让与继承，除非征得捐赠人和慈善人的同意。
（2）实现捐赠目的的请求权。
慈善捐赠的目的是使受益人利益的实现，受益人作为最终受益者当然有权请求慈善人履行义务，实现公益捐赠目的，或请求有关机关督促慈善人履行义务。受益人享有债权请求权，而非捐款的所有权。
（3）赔偿损失的请求权。
受益人因捐赠人瑕疵履行而遭受直接经济损失时，可以向捐赠人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合同法》第191条明确规定了，“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赠与人不承担责任。附义务的赠与，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赠与人在附义务的程度内承担与出卖人相同的担保责任。赠与人故意不告知瑕疵或者保证无瑕疵，造成受赠人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因而受益人的赔偿损失请求权可以依据此法条的规定。
2.2 慈善捐赠资金使用中监督问题分析
（1）政府监督。
慈善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政府介入慈善事业的监督管理，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公益事业捐赠法》第20条规定了政府的监督，从监督主体上看，政府的监督主要通过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部门、税务部门、审计部门等政府机构来实现;从监督内容上看，从登一记管理、过程运行、到机构终止各个环节都有政府的监督在发挥作用。
首先，降低门槛。在登记管理制度上我们可以更多借鉴国际经验，降低成立时的门槛，加强过程控制以及在法治背景下的制度约束和社会监督。其次，加强过程监管。维持非营利组织的公益性，是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如上所述，依据我国现行法规定，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接受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的双重监督管理，财务等情况通过年检上报，资产来源属于国家资助或者社会捐赠的还要接受审计机关的监督。最后，建立系统、明确的对于慈善组织的税收立法。传统的税法注重的是市场主体的纳税义务，从而实现市场主体与国家之间的税收利益分配，对于像慈善组织这样的组织地位一直未予重视和突出。现行的“分税法”的立法模式也使得该类组织的税法主体地位更加不明确。随着慈善事业的发展，慈善组织是否作为纳税主体，以及在作为纳税主体时，是否应该承担纳税义务都需要在税法上予以规定。这就需要在税法上对其税法主体地位予以突出，在有关的税收优惠和税法的适用除外制度上，对慈善组织做出专门的规定，以形成一套系统、明确的税法。
（2）社会监督。
社会监督机制的首要原则是公开。慈善组织的公益性决定其没有权利像企业一样拥有自己的“企业秘密”，它必须向社会公众公开其财务、活动、管理等方面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是慈善组织增强社会公信力的最佳途径，也是所有监督主体监督职责得以履行的基础。
慈善捐赠受益人的虚拟性，决定了受益人的在实际接受利益之前，是潜在的，是不确定的。所以在此环节受益人的监督意识很薄弱，有时甚至其潜在利益受到了损害，自己也无从知晓或者意识不到自己是受损人。那么谁来代表和维护受益人（尤其是潜在的受益人）的利益？笔者认为可以设立公益代言人制度。
2.3 提高慈善捐赠资金使用效率问题分析
（1）建立与健全慈善资金管理的财务制度。建立完善的财务制度必须首先明白慈善组织的财务管理目标。慈善组织的目标是为了实现其宗旨，而不像企业那样追逐高额利润。因此慈善组织财务管理目标与一般性企业组织的财务管理在目标上存在很大的差异。
（2）可以适度的开展慈善组织的营销活动，盘活慈善资金。慈善组织完全可以开展一定形式的经营性活动及产生利润，即进行慈善组织的营销。只要该活动遵循“慈善”的原则，而不是受利润驱动，以利润为目的。事实上在大多数国家，只要不违背“慈善”的宗旨，慈善组织的商业经营就是合法的，就能获得社会的认同，其税收上的减免税待遇也不会受到威胁。慈善组织开展营销所获得的成果就决定了工作绩效，还能让组织人员更有归宿感和满足感。
（3）慈善资金的使用不仅要遵守一定的约束原则，而且应该接受一定的监督。筹到的善款将坚持专款专用，重点使用的原则。定向捐赠资金按捐赠者意向使用，非定向捐赠资金统筹用于资助开展安老、慈孤、扶残、助学、济困、贩灾等社会救助项目及符合慈善总会宗旨的其他慈善活动。凡就学困难的学生和生活贫困的家庭，凡因患大病、重病或遭遇意外等导致生活困难的家庭均可申报慈善资金救助。慈善资金的接收和使用接受审计机关的审计，并向社会公布使用情况，接受社会监督。各级政府应规范自己的行为，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已出现占用、挪用慈善基金会民间捐款的现象，应当坚决制止，并引以为戒。
3 结论
慈善事业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调节贫富差距的有效机制之一，因而对于慈善捐赠从法理上分析是尤为必要的。通过本文的研究，希望能给广大慈善工作者一定的帮助。
参考文献
［1］梁慧星编.民商法论丛(第9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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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会现场，金坛市主要领导分别为尹国新、张伟华、潘雪平等11名“慈善之星”颁发奖牌。全市16个镇（区）及33位捐款100万元以上的单位负责人分别上台捐款举牌展示。省慈善总会领导俞兴德、赵顺盘、陶礼仁，常州市领导张力航、李沛然，金坛市各级领导，热心慈善、公益事业的企业家，多年来默默无闻、积极参与支持慈善事业的全市各部门、各单位代表和社会各界群众计6000人参加晚会，并向晚会捐款献爱心。
金坛市位于江苏省南部的茅山东麓，现辖15个平方公里镇，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人口54万。2005年名列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第50位。自2001年于常州地区首家成立慈善总会，2003年首家成为中华慈善总会会员单位至今，全市所有机关团体事业单位、1000多家企业、社会各界人事共8万多人次参加了慈善捐赠和慈善救助活动。四年共募集资金1930万元，其中总会募集1191万元，16家分会募集739万元。按照总会章程，每年提留60%作为固定慈善基金，目前，已滚动积累慈善基金1150万元。现全部储存在市财政局，每年以7%的回报率返还给总会80万元，用于当年慈善救助。四年来，全市共支出救助资金503万元，受益群众达11516人（户）次。
近年来，金坛慈善按照“边募集、边救助、边筹款”的发展思路，全民动员，创新举措，各项工作走在了全省县（市）级的前列。金坛慈善总会下设16家慈善分会作为总会的代表机构，慈善资金使用实施“五五”制、建立“慈善活动周”制度等贴近实际的创新做法，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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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慈善捐赠 决策机构 公司的社会责任 董事会中心主义
一、万科“捐款门”事件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当天，万科集团总部捐款200万。5月15日王石通过个人博客回应称，200万是董事会的授权，且“
从美国判例的 历史 沿革来看，公司慈善捐赠的决策机构经历了从股东会到董事会的变迁。笔者也同意将董事会作为章程无约定时的捐赠决策机构，理由如下：
（一）公司的社会责任（所有权的社会化）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私有权的日益膨胀，社会财富分化严重，社会问题日渐突出，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新的 法律 思潮，即所有权社会化。德国法学家耶林指出：所有权行使之目的，不仅应为个人的利益，同时也应为社会的利益；因此，应以社会的所有权制度取代个人的所有权制度。所有权的社会化与美国法律研究院第2.01条规定有异曲同工之效。美国法律研究院第2.01条规定指出了公司的社会责任，其实质就是所有权的社会化。公司不仅仅是股东财富的表现形式，更是社会财富的代表。公司不仅仅为股东利益最大化而存在，它还担负着提升社会利益的的责任。如是，则公司慈善捐赠就不能单纯地看作是对股东权益的侵害。
（二）董事会中心主义
随着社会 经济 的 发展 ，经营信息瞬息万变，早先股东事必躬亲为公司做决策的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公司的发展需求，于是“股东中心主义”逐渐向“董事会中心主义”转变。
“董事会中心主义”认为，董事会和股东会都是公司机关，通过公司章程和公司法构建了权力分配格局，以求在合同各方的效率和公平之间，寻求妥当的平衡点……将董事会一方降为股东会的执行机构，则公司不但效率尽失，公平的价值追求也可能荡然无存……所以公司法应当规定“除法律和章程另有规定外，董事会享有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即董事会享有概括的经营管理公司的权力，这才具有经济合理性。
如果章程有约定，从章程约定。如果章程没有约定，董事概括的经营管理决策权也不应当排除慈善捐赠决策权。而慈善捐赠中可能包含的成本等因素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避免，如通过董事的信义义务来降低，通过公司治理的监督机制来制约。这与董事其他的经营决策是一样的。
公司对外捐赠与公司对外担保有所不同，虽然同为公司对外支付，然公司对外担保采用的是股东会中心主义，原因在于对外担保并不属于常规的经营管理决策，不具有广告性的特点，却大幅度地增加了公司财务风险。而公司对外捐赠则有广告性，可以提升公司知名度，将其作为经营管理决策，采取董事会中心主义并不为过。
另外，董事会与股东会决策相比有成本低，效率高等优点。
综上，以公司社会责任、董事会中心主义等现有理论构架为基础，笔者认为，公司慈善捐赠的决策机构，章程中有约定的从约定，如无约定，就理论上而言，应当为董事会。
参考 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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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兑现往往有苦衷
每当相关不兑现的企业被曝光，一波接一波的批评之声就会掀起。社会舆论的这种强大监督力量在促使企业竞相献爱心的同时，也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一些企业的捐赠行为倘若不是自愿，其对承诺的无法履行是否也同样应该受到强烈的谴责？
比如，在某地举行的一次抗冰救灾慈善晚会上，有关部门先让企业填好捐款数额，民政局据此制作写有捐款数额的牌子，然后，有关部门根据各企业捐款的数目排列出场的顺序，捐款数额较大的企业，被安排在前排就座。为了振奋人心，只有10万元以上数额的募捐，主持人才会在现场公布企业名单。而在晚会现场，有个人直接带了5万块钱来，但因为晚会时间有限，无法登台亮相，就又将钱背走了。这种捐赠安排想不攀比都难！为了确保捐款数额达到一定“规模”，有关领导直接给企业打招呼，要求不能低于多少钱，其中一家民营企业被要求捐赠50万元，而这家民营企业并没有这个实力，但又不能违背，只有先承诺，然后慢慢“还账”，最终结果不难想象，这家企业在很长时间内不能兑现，媒体一曝光，使这家企业的日子更不好过，更难以兑现了。
显然，这种功利化很强的摊派式的捐赠活动，也是企业难以兑现捐赠承诺的根本原因之一。捐赠是一种公益，是一种发乎心的爱心行为，应该由捐赠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承受能力制定出适当的捐赠数额，而不应该在外力的影响甚至强制下进行捐赠活动。
应该认识到，现在网络已经非常普及，企业莫说利用捐赠承诺炒作自己了，就是那些捐赠得少的企业往往被网民批评得无地自容，以至于不得不补捐，而且，补捐的数额往往比第一次捐赠的金额还多。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哪个企业敢轻易不兑现自己的捐赠承诺？因为，这将意味着它被放在舆论的焦点上烤，其企业形象将被毁损殆尽。因此，当企业不兑现捐赠承诺，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还应当对目前的捐赠氛围进行反思，创造出一个理性的非功利化的慈善环境，使捐赠者在奉献爱心时量力而行，而不是被赋予超过其承受能力的重任，以使捐赠活动逐渐回归其本源。
捐赠承诺不兑现或违法
同时，有一点需要明确：捐赠活动是慈善、公益活动，但并非不受法律制约的活动。而许多企业和个人，恰恰忽略了这一点。
过去，在我国存在着不少承诺捐赠而不兑现的情况。这些企业往往是利用大家对灾情最关注的时刻，通过捐赠承诺，站在媒体与公众关注的中心，不仅赢得了公众的好感，大大提升了企业形象，还往往因此成名，其独特的广告效应比商业化的炒作本身具有更强烈的视觉效果。当这一切完成后，承诺捐赠的企业成为最大赢家，然而，它们事后根本不兑现，由于此时公众的注意力已经转移，负面影响有限。这使得许多企业敢于铤而走险，不断在捐赠问题上失信。
美国法律设立了一个“不得自食其言”的原则，简而言之就是说话必须算数，否则就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因此，美国企业界和个人，再没有谁敢不认真兑现捐赠承诺，除非他想身败名裂。
在我国，因为捐赠承诺没有兑现曾经打过不少次官司。例如，2001年8月，北京一家生物科技开发公司与中国红十字总会签订了一份500万元的捐赠协议书，红十字总会授予该企业“慈善大使”，同时授予该公司法人“中国红十字勋章”。然而，该企业却未兑现承诺。2003年，中国红十字会将该企业送上被告席。
篇5
[关键词]企业慈善捐赠;企业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理论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0)08-0017-08
[收稿日期]2010-06-1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60202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7JC630046);霍英东教育基金项目(10108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09)。
[作者简介]陈宏辉 (1971-),男,湖北洪湖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院长,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企业成长与战略管理,企业社会责任; 王鹏飞(1983- ),男,河南焦作人,硕士,就职于深圳建设银行,主要研究方向:企业战略管理。
引言
我国民营企业的迅猛发展,不仅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有效地缓解了社会就业压力,还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然而,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民营企业也逐步意识到,社会公众要求企业关注利益相关者、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企业应以一种社会公民的形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诚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多种方式,慈善捐赠只是其中之一,但由于慈善捐赠的显性社会效应十分突出,因此,民营企业慈善行为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尽管我国一些民营企业已经开始从事现代意义上的慈善捐赠行为,国家相关政策也对企业慈善行为给予了支持,但是我国民营企业的慈善行为总体上仍处于萌芽阶段,与跨国企业的慈善行为仍有较大差距。本文将以市场和能力导向模型为基础,综合企业现金流与经营业绩、企业慈善决策机制、企业形象以及政府行为等因素,同时考虑企业规模、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的差异,对影响广东省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因素进行分析。
一、文献综述
海克・布鲁克和弗兰克・沃尔特(Bruch & Walter,2005)认为,只有当企业慈善活动既能长期持续为其捐助对象创造真正价值,又能增强企业经营绩效时,它才能满足企业获取外部市场收益和内部经营管理双丰收的底线。从外部市场考虑,企业应注重利益相关者的期望,根据外部需求开展企业慈善活动,从而巩固和加强其竞争地位;从内部能力考虑,企业进行慈善活动时应将活动内容与企业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密切结合。依据两个维度可以将企业慈善行为划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边缘性慈善行为(只注重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期望),收缩性慈善行为(只注重内部核心能力),分散性慈善行为(两者都不注重)和战略性慈善行为(兼顾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和内部核心能力)。
市场和能力导向模型清晰地展示了企业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因素对其慈善活动的影响,从而导致的企业慈善行为策略选择的差异性。企业在从事慈善捐赠时,需要具体地结合企业自身的资源能力、企业内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求,制定出兼顾自身发展和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战略性慈善活动计划。
从企业内部资源能力角度看,资源基础模型的基本观点表明,不同公司不同时期表现出的绩效差异是由它们独特的资源和能力的组合所引起的(Prahalad & Hamel,1990)。企业内部的资源和能力是企业战略的基础,资源和能力的差异性带来了不同的竞争优势(迈克尔・A・希特等,2002)。显然,企业开展慈善捐赠等公益活动,需要耗费企业的资源,动用企业的诸多能力。当企业把慈善捐赠作为优化配置资源、获取社会资本的一种新理念、新战略时,也能为企业配置道德、信誉和形象等社会无形资产。针对企业内部资源能力与企业慈善捐赠的关系,国内外诸多学者分别从企业现金流与经营业绩(McGuire,1988; Ullmann,1985; Roberts,1992;Griffin & Mahon,1997;Waddock,1997;Berman,1999; Seifert,2003;杨团、葛道顺,2003)、企业慈善决策机制(杨团、葛道顺,2003)、企业形象(Hess,2002;Brammer & Millington;2005)等角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其基本结论是:企业自身的资源和能力是企业慈善行为的重要“内部驱动力”。
从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来看,企业是其利益相关者相互关系的联结,它通过各种显性契约和隐性契约来规范其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和义务,通过权益的均衡为其利益相关者和社会有效地创造财富(陈宏辉,2004)。其中,政府作为企业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或预期利益相关者(Clarkson,1995;Mitchell,1997;贾生华、陈宏辉,2002),通过一定的途径(如经济、法律或行政手段)来得到企业的关注,影响企业的目标实现,从而达到自身的目的(如对改善就业、调节收入分配等)。在转型经济的社会中,政府往往会以行政动员的形式改变社会公益领域的受关注程度和运作方式,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国内外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国外学者(Schwartz,1968;Boatsman & Gupta,1996)实证分析了政府税率的变化对企业捐赠的影响,结果表明二者具有强正相关关系。国内学者(葛道顺,2004;张传良,2005)结合中国政企关系的特点,指出了政府行为(税收优惠政策和行政动员)对企业捐赠有强大的影响。总而言之,作为企业的主要外部利益相关者之一,政府行为是企业慈善行为的重要的“外部驱动力”。
与此同时,诸多学者还实证研究了企业规模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Atkinson & Glaskiewicz,1988;Thompson,1993;Boatsman & Gupta,1996;Buchholtz,1999)、行业类型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关系(Useem,1988;Seifert,2003)。这些研究都表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是一个“权变”的向量,它会受到诸多个体因素的影响。
综观相关文献可以看出,许多学者已经从企业资源能力、政府行为、企业规模及行业类型等角度考察了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因素,但这些研究往往只是以某一个体因素为控制变量,对企业所拥有的资源能力或政府行为的影响情况进行单独研究。而事实上,企业在进行慈善行为选择时,往往会同时受到企业个体特征、自身资源能力和外部主要利益相关者(政府)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对于我国民营企业而言,考虑到它们所拥有的资源能力、它们与政府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慈善捐赠行为的复杂性和差异性更为突出。我们认为,应该在市场和能力导向模型的基础上,综合分析企业现金流与经营业绩、企业慈善决策机制、企业形象等内部因素以及政府行为等外部因素,同时考虑企业规模、生命周期和所属行业类型的差异,只有这样才能够全面认识我国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特征。
二、研究框架与假设
在现代社会中,非营利组织和企业在慈善领域的合作是一个重要课题。然而这个问题完全可以从非营利组织理论和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理论角度,进行独立地系统性研究。因此,本文结合企业内部资源能力和外部主要利益相关者--政府,以企业资源基础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支撑,建立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企业内部重要的资源能力包括企业现金流与经营业绩、企业形象和企业慈善决策机制等因素,外部利益相关者则包括政府行为因素。
1.企业现金流与经营业绩
一些学者(Ullmann,1985;McGuire,1988;Roberts,1992;Waddock,1997)的研究指出,当企业存在闲散资源时企业才会有诸如企业捐赠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而企业往往会以闲散资源中自由处理度和灵活性最高的现金(即流动资金)的形式进行慈善活动。而另一方面,企业捐赠的前提是经济实力,企业用于慈善行为项目的资金最终来源于企业的经营成果,是企业经营利润在企业与慈善项目之间的再分配,因此,企业经营业绩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企业可用于慈善项目的捐赠额数量(田利华、陈晓东,2007)。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1:企业现金流与经营业绩(Cap)对企业慈善行为(Phi)有显著性影响。
2.企业形象
赫斯(Hess,2002)指出,企业参与慈善行为从而加强客户关系树立良好企业形象的行为,成为建立企业慈善行为与利润关系的一个重要方向 。赫斯进一步指出,企业积极的声誉对于企业的长期成功是必要的。斯蒂芬・布拉默和安德鲁・米灵顿(Brammer & Millington,2005)分析了英国不同行业的大型企业慈善行为与企业声誉的关系,研究发现慈善行为支出越高企业声誉也越好。因而,企业为赢得较高的声誉、树立良好的外部形象而进行慈善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2:企业形象(Rep)对企业慈善行为(Phi)有显著性影响。
3.企业慈善决策机制
企业慈善决策机制不同、组织过程不同及制度化程度不同会对企业的“慈善收益”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当企业对慈善行为项目拥有一套完整的计划、组织和实施方案,设有专门负责公益活动的部门以一套完整的规范的程序具体组织和实施慈善活动,不会因为一些偶然的因素而随意改动计划时,企业慈善行为的长期的无形收益会远远大于那些对慈善项目进行随意性决策、没有完整的计划与相关的监督与管理的企业的收益(田利华、陈晓东,2007)。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假设:
H3:企业慈善决策机制(Mec)对企业慈善行为(Phi)有显著性影响。
4.政府行为
政府往往会通过税收优惠政策与行政动员两种行为来影响企业慈善活动的策略选择。一方面,政府对公司捐赠可以在公司缴纳所得税前扣除的规定,使得捐赠取得了类似成本的地位,相应减少了应缴纳的所得税(Schwartz,1968)。波茨曼和古普塔(Boatsman & Gupta,1996)也认为,如果捐赠与税率的变化存在某种联系,则说明捐赠存在“利润最大化”以外的其他动机;另一方面,2004年一份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国内企业的捐赠驱动因素有59%是来自政府动员、社团劝募和社区申请等(葛道顺,2004)。2005年的另一份调查也显示,有33.4%国内企业认同政府的行政动员对企业慈善行为有着重要影响(张传良,2005)。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4:政府行为(Gov)对企业慈善行为(Phi)有显著影响。
5.企业规模
国外学者(Atkinson & Glaskiewicz,1988; Useem,1988;Boatsman & Gupta,1996;Buchholtz,1999)的研究发现,企业规模是企业捐赠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无论其利润如何,大企业似乎总愿为慈善提供更多捐助。汤普森(Thompson,1993)等人研究发现小企业的捐赠与企业的员工数量成正相关。路易斯・H・阿玛托与克丽丝蒂・H・阿玛托(Amato & Amato,2007)在研究企业规模和行业类型对企业慈善行为的影响时也指出,企业规模与企业慈善行为支出之间存在一种非线性关系。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5:企业规模(Size)对企业慈善行为(Phi)有显著性影响。
6.企业生命周期
企业在生命周期的创业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不同阶段,内部的一些要素具有不同的特性(陈维政、刘苹,2003)。在创业阶段,企业成立时间短、规模小,组织结构简单,企业效益不太稳定,创业者为保证企业的快速发展而集中于企业经营活动较少关注企业慈善活动。在发展阶段,企业主要的产品和服务结构基本稳定,生产步入正轨,市场份额增加,效益迅速提高,企业为获取较多的外部资源,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和企业的良好公民形象,可能愿意较多地进行企业慈善活动。到了成熟阶段,主要产品或服务结构固定,效益平稳、结构稳定,企业为获取长期的经营绩效和社会绩效,而愿意最大限度地进行企业慈善活动。而进入衰退阶段,主要产品或服务的市场缩小,企业效益下降,难以维持正常经营活动。因此,进入衰退期的企业可能会很少甚至不会进行企业慈善活动。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
H6:企业生命周期(Pha)对企业慈善行为(Phi)有显著性影响。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
1.样本选取与问卷设计
本文研究的是企业慈善行为的影响因素,涉及的内容及问题涵盖了广泛的企业经营状况,与企业战略相关,需要对企业有全局性了解的企业中高层领导作为调查对象。因此,本研究样本集中于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任职于广东省民营企业中高层的IMBA、EMBA项目和总裁班的部分学员,以及一些企业界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本次调查的大部分问卷采用了现场填写、现场回收的方式,另外还有一部分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和回收。
本次问卷调查过程历时8个月,共发出478份问卷,回收325份,有效问卷为273份。在有效问卷中,属于服务行业的有197家,占72.2%,其他行业有76家,占27.8%。在企业规模的分布上,小型企业136家,占49.8%;中型企业81家,占29.7%;大型企业56家,占20.5%。在企业生命周期的分布上,处于孕育期58家,占21.2%;处于发展期104家,占38.1%,处于成熟期67家,占24.5%,处于衰退期44家,占16.1%。
国内外学者针对企业慈善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都属于针对某一方面因素而做出的实证性分析,因而难以搜寻到适合本研究的成型问卷。鉴于上述情况,本文在参考国内外研究问卷的基础上,自主设计出调查问卷。为保证问卷的科学性及合理性,我们验证了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详见以下数据分析部分。为克服问卷调查中调查对象的自我评价可能带来的问题,我们采取了多种手段来确保调查数据的合理性。首先,我们采用近三年平均值的叙述方式来减少数据随机波动和异常;其次,我们采取了多题项的方式进行评价,以减少其他效应带来的随机误差(李冬琴,2005)。对于四个自变量均采用多题项设置的方式,以李克特式 (Likert)五分量表计分,有关题项均来源于文献中相关实证研究。
2. 数据分析方法
(1)Logistic回归分析及检验
企业是否进行了慈善行为可以看作一个虚拟变量(取值为0或1的变量)问题。而Logistic回归模型(非线性概率模型)则是基于这种虚拟变量建立的一种二元结构模型(王济川、郭志刚,2001),其因变量是分类变量,只有0和1两个取值。在本研究中,当因变量为1时表示企业进行了慈善行为,当因变量为0时表示企业未进行慈善行为。
本文涉及企业现金流与经营业绩、企业形象、企业慈善决策机制以及政府行为四个关键因素,亦即4个自变量,因此,回归方程可以表示如下:
Logistic回归模型中,用Omnibus检验似然比卡方的观测值和对应的概率p值对回归方程的显著性进行检验。用Wald检验统计量及其对应的概率p值检验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是否与Ln()有显著的线性关系,对解释Ln()是否有重要贡献。在Logistic回归分析中,对于拟合优度的检验,常用Nagelkerke R2统计量考察解释的变差程度,其取值在0～1之间,越接近于1说明拟合优度越高,反之拟合优度越低;用错判矩阵考察方程总体错判率,方程预测正确率越高(即错判率越低)模型的拟合优度越高,反之拟合优度越低。同时,Hosmer -Lemeshow统计量的观测值及其概率p值也常用来检验模型拟合优度,概率p值大于显著性水平α值,说明模型拟合优度较高,反之则说明拟合优度较低(薛薇,2004)。
(2)控制变量的列联表分析
常用的衡量变量之间相关程度的统计量是简单相关系数,但对两个定类型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时,简单相关系数则不适用了。列联表分析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它利用卡方统计量,检验可以行列交叉分组的两个定类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这一统计量的零假设是:行列变量之间独立。本文采用列联表对控制变量与因变量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以验证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显著性影响。
四、分析处理结果
1. Logistic 回归结果
对影响因素的相关量表进行分析可得,KMO值为0.906,巴特利特(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值的相伴概率为0.000,明显小于显著性水平0.01。这两者均表明,量表非常适合作因子分析。因子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中结果可知,设计的企业慈善行为影响因素变量的25个指标被分为4类,各指标分别归属于对应载荷最大的因子,除“社区普遍认同感”这一指标为0.512之外,因子在其余各指标上的载荷均大于0.6,且4个因子解释了原有问卷的67.38%,说明本研究的调查问卷在企业慈善行为影响因素部分具有较好的建构效度。从表1显示的分析结果看,企业慈善行为影响因素各因子的信度系数Cronbach's α值都大于0.85,说明测量的内部结构性很好,用问卷中的指标题项测量四种企业慈善行为影响因素具有相当好的效度。
在进行多元Logistic 回归之前,我们对初步选择的变量进行了相关性检验。通常情况下,当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提高时,系数估计的标准误将会急剧增加。但是,这种趋势在相关程度小于0.5 以前问题尚不严重。结果表明,我们选择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因此当变量进入模型后,不会导致系数估计的标准误的增加。
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我们对表2所示的模型结果进行了整体显著性检验和拟合优度检验。Omnibus检验卡方观测值的p值为0.000,小于给定的α值(0.05)。因此,回归模型中对应的所有回归系数不同时为0,解释变量全体与Ln()之间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表中Nagelkerke R2统计量接近于1,错判矩阵中的预测正确率也分别有83.3%、74.3%、79.1%,HL统计量的观测值及其概率p值也大于显著性水平。这些结果均表明,公式(1)所示的回归模型有较高的拟合优度。
在表2中的第6列显示,第一个变量(Cap)及常数项的概率p值大于给定的α值(0.05)。因此,第一个变量(Cap)与Ln()之间的线性关系不显著,不应该保留在方程中,常数项也不应该保留在方程中。因此,我们可以将回归方程表示如下:
根据表2中所示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首先,企业现金流与经营业绩的回归系数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上也不显著,表明其对企业发生慈善行为的概率并不产生显著性影响。回顾文献,格里芬和马洪(Griffin & Mahon,1997)在研究企业社会绩效时发现,企业的慈善活动与企业财务绩效并不相关;玻尔曼(Berman,1999)在研究利益相关者管理与企业财务绩效的文章也指出,企业慈善行为支出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并不相关。本文的研究结果支持他们的结论,不支持假设1。
其次,企业形象与企业慈善决策机制的回归系数的p值小于0.00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了企业形象和企业慈善决策机制对企业慈善行为均产生了显著性影响。计算可得,当企业形象的影响程度增加1单位时,企业慈善行为发生的概率约增加0.836;而当企业慈善决策机制的影响程度增加1单位时,企业慈善行为发生的概率约增加0.722。这表明,一方面,为赢得在社会上更加良好的形象,企业倾向于进行更多的慈善活动;另一方面,随着企业慈善决策机制的规范程度的提高,企业会进一步增加企业慈善行为的频率。本文的研究支持假设2和假设3。
最后,政府行为的回归系数α4=-1.285。将政府行为的回归系数代入概率算式计算,可得概率值为0.217。这意味着,当政府行为的影响程度增加1单位时,企业慈善行为发生的概率约增加0.217。这一结果表明,随政府行为对企业慈善行为影响程度的增加,企业发生慈善行为的概率很小。这一结论反映了政府行为对企业慈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促进的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影响程度却相对较小。本文的研究部分支持假设4。
2. 控制变量的列联表分析
为验证控制变量对企业慈善行为的影响,本文对每个控制变量与企业慈善行为之间用列联表的方法进行了相关性分析。
关于企业规模与企业慈善行为的列联表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2007年、2008年、2009年每年都有慈善行为的企业为151家,占总样本的55.3%。在连续三年都有慈善行为的151家企业中,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和大型企业所占比例较为平均;在并不是连续三年都有慈善行为的122家企业中,小型企业所占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两类企业。
总体上讲,超过半数的企业在2007年、2008年、2009年每年都有慈善行为,占55.3%;小型企业连续三年都有慈善行为的比例低于并不是连续三年都有慈善行为的比例,中型企业和大型企业连续三年都有慈善行为的比例均高于并不是连续三年都有慈善行为的比例,然而大型企业中两者相差非常大。从表4也可看出,卡方统计量观测值的概率p值为0.000,明显小于显著性水平α(0.05),因此,可以认为企业规模大小对其慈善行为存在明显影响,本文的研究支持假设5。
由于篇幅所限,控制变量“企业生命周期”与企业慈善行为的列联表分析的统计结果在此省略。对于企业生命周期而言,总体上讲,处于成熟阶段的企业开展慈善行为的比例明显高于没有慈善行为的比例,而处于其他三个阶段的企业开展慈善行为的比例则明显低于没有慈善行为的比例。卡方统计量观测值的概率p值为0.002,明显小于显著性水平α(0.05),因此,可以认为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在是否开展慈善行为的情况上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支持假设6。
五、结论与讨论
1.研究结论
根据企业慈善行为关于四个影响因素的回归,以及两个个控制变量与企业慈善行为的列联表分析,我们的研究结果如下:假设H1并未得到验证,H2、H3、H5、H6得到完全验证,H4得到了部分验证。
(1)企业现金流与经营业绩的影响分析。尽管良好的企业现金流与经营业绩,是企业进行慈善活动的前提之一,然而企业现金流与经营业绩并非企业进行慈善活动所必需的前提影响。在中国传统的“回报社会,造福桑梓”的慈善行为理念影响下,企业慈善行为往往是企业在带有民族情感的价值理性驱动下而采取的一种自发行为。而这种行为常常会缺少与工具理性的有效结合(庄梅兰,2006),因而企业在进行慈善活动时,往往会缺乏对企业现金流与经营业绩的考虑。
(2)企业形象的影响分析。本研究证实了企业为提升企业的形象而愿意进行更多的慈善行为的结论。在以知识化、信息化和社会化为特征的新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它能否有效地处理与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贾生华、陈宏辉,2003)。企业必须应充分重视培育和发掘员工的人力资本价值,逐步树立社会公众对企业的良好看法,有效地提升客户的忠诚度和认知度,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因此,社会的一般偏好和态度可能在企业参与社会投资(比如慈善活动)的方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Brammer & Millington,2003)。
(3)企业慈善决策机制的影响分析
本研究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慈善决策机制规范性的提升可以增加企业慈善行为发生概率。健全有效的慈善决策机制,能够提高企业慈善活动的决策与实施的效率,更好地发挥慈善活动的效用,为企业带来更强的竞争优势。因此,企业捐赠已经不仅是社会福利资源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将日益成为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4)政府行为的影响分析。本文实证结果显示,政府行为对企业发生慈善活动有影响,但程度不高。一方面,税收优惠政策属于政府对企业慈善的事后“奖励”,如果企业对税收优惠的认知不足,或者政府税收优惠操作流程也过于繁杂,政府税收优惠法律体系不健全,那么企业申请免税的行为将会产生较大的交易成本。企业对税收优惠政策认知的偏差导致了这一政策对企业慈善行为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另一方面,虽然民营企业对于政府行政动员具有较高的敏感性,但企业更愿意结合企业自身条件进行慈善活动,而尽力避免被动接受政府行政动员的影响。这也表明,即使企业可能在政府行为干预下进行了慈善活动,但这种慈善行为往往是企业迫于政府的行政压力而被迫接受政府行为而进行的。
(5)企业规模的影响分析。实证分析表明,相对较多的小型企业并不是连续三年都有慈善行为;而大型企业中,有89.3%的企业在2007年、2008年和2009年连续三年进行了慈善活动。这表明,一方面,由于大型企业在资源、市场影响力、规模经济方面要优于中小型企业,因此大型企业有更多的资源和能力投入到企业慈善活动中;另一方面,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企业经营者的理念和目标往往发生变化,已不仅仅满足于经营利润的扩大,更注重企业竞争力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更加关注内外部除股东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因此,大型企业在企业慈善行为方面会比中小型企业有更多的表现。
(6)企业生命周期的影响分析。实证分析显示,企业处于成熟阶段时,开展慈善活动的比例要明显增多。在创业阶段,企业更多关注于企业正常经营管理活动而较少关注企业慈善活动;在发展阶段,企业可能愿意较多地进行慈善活动,但与处于成熟阶段的企业仍有差距;而在成熟阶段,企业为获取长期的经营绩效和社会绩效,而愿意最大限度地进行企业慈善活动;当企业进入衰退阶段时效益下降,难以维持正常经营活动,可能会很少甚至不会进行企业慈善活动。
2. 进一步讨论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看作是企业与关键利益相关者契约关系的集合(Frooman,1999)。企业慈善行为作为企业履行慈善责任的表现,应该作出为改善利益相关者的生活质量而贡献于可持续发展的承诺。当前,我国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热情在不断高涨,特别是在经过多灾多难的2008年以后尤为如此。我们一方面欣赏和赞许民营企业这种关爱天下、回报社会的热情,但我们也需要特别警惕“企业一边拖欠员工工资、违反法律规定或任意排放污水,一边进行慈善捐赠活动”的现象。从这一角度讲,企业应该结合企业自身资源和能力,找出关键利益相关者,在承担其他三类基础性社会责任(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的基础上,再考虑进一步承担一定程度的企业慈善责任。
大量的前期实证研究显示,企业在进行慈善活动时,会重点地考虑企业自身资源能力的约束,即是否具有开展慈善捐赠的能力。与此同时,从企业形象的角度分析,企业又会更多地受到社区及外部社会公众的评价影响,因此,企业又会加强慈善活动的力度。综合上述两点,结合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广东省民营企业慈善行为较多地属于收缩性慈善行为,但又有向战略性靠拢的意识。战略性慈善行为帮助企业资源瞄准能与企业核心价值观和使命相一致的社会问题,并寻求协同促进企业战略与慈善行为的整合。如何促进企业开展战略性慈善行为,这既是一个尚未解决的理论问题,也是企业界亟待解决的难题。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仅仅站在企业内部资源能力的因素和政府角度,对企业慈善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研究。除此之外,企业在进行慈善活动时还需要考虑别的因素,包括非营利组织(社会公益机构)的成熟情况、捐赠钱物的监管情况等。针对民营企业而言,企业家自身的个人特征也是企业从事慈善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这些因素本文尚未涉及,也应该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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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Determinants of Corporate Philanthropic Behaviors: A Case Study of Private Firms in Guangdong Province
Chen Honghui 1, Wang Pengfei2
(1.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 China;2.Shenzhen Branch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Shenzhen 518034,China)
篇6
关键词：公益性捐赠 税收激励 税前扣除比例
市场机制实现的收入分配称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收入差距而进行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二次分配。个人出自自愿，或在习惯和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无偿捐赠出去而形成的分配称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是人们自觉自愿的捐赠，在促进社会和谐、公平收入分配和优化资源配置方面，是市场机制和政府调节所无法比拟的。近年来，我国慈善捐赠金额仅占GDP的0.025%，远低于美国7%—9%的水平①，造成这一尴尬状况的原因，除了宗教传统、中产阶层薄弱、捐赠政策制度不健全、慈善机构公信力不够外，与促进慈善捐赠的税收政策不健全也有很大关系。
一、税收影响慈善捐赠的机理分析
慈善捐赠动机主要有内在动机论和外在因素影响论。内在动机论认为，捐赠是利己的反映，人们或出于赢得声望、尊重、朋友的渴望，或为逃避他人责难或社会指责，或从他人福利改善和提高中获得满足而做出的一种反应。外在因素影响论认为，影响个人捐赠的因素主要有个人收入和自身属性。一般来说，富人通常乐善好施，同时也受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规模的影响。有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捐赠额占其财富比重逐渐增加，处于40岁年龄段的人，其年龄每增长1岁，捐赠就相应增加1.5%，60岁的增幅达3.3%，70岁的增幅为4.3%②。另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和参与宗教组织的个人，其捐赠比例和捐赠数额也较大。而企业的捐赠则与企业的行业属性、企业竞争程度、企业规模、广告支出等自身属性有关。
除上述因素外，税收政策也是影响捐赠的重要因素，其影响主要是捐赠额税前扣除政策对捐赠产生的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假定个人收入既定，捐赠者在捐赠和消费之间进行选择，捐赠的价格效应是指捐赠额税前扣除降低了捐赠价格（1－T，T为边际税率），使捐赠者增加捐赠消费，但增加额大小取决于其对捐赠价格变化的反应程度，即捐赠价格变化1%所带来的捐赠额变化的百分比。边际税率越高，捐赠价格越低，捐赠的价格效应就越大。捐赠的收入效应是指税前扣除增加了纳税人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了捐赠额。收入效应的衡量指标是收入弹性，即收入增加1%所带来的捐赠额变化的百分比。因此，捐赠税收扣除额标准越高，其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越大，从而促使捐赠者增加捐赠。实证研究表明，美国个人捐赠税收价格效应在1.1—-1.5之间，即捐赠价格每降低1%，捐赠额大约增加1.1%—1.5%；捐赠收入弹性在0.7—0.8之间，即收入每增加1%，捐赠额增加0.7%—0.8%③。研究还表明，美国政府每让出一元钱税收，就会增加社会捐赠1.2元④。
捐赠税收优惠政策的税种选择有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遗产税。这三个税种主要是通过允许在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捐赠的一定比例或一定数额（税前扣除），或允许在应纳税额中扣除捐赠的一定比例或一定数额（税收抵免），或对纳税人的社会捐赠额按较低税率单独征税来鼓励纳税人捐赠的。由于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一般采用超额累进税率，允许扣除的捐赠数额越大，纳税人适用的边际税率就越小，对个人所得税纳税人和遗产拥有人的捐赠激励力度就越大。因此，为鼓励个人所得税纳税人和遗产拥有人将更多的遗产捐赠给公益事业，政府一般会设定较高的边际税率和优惠的扣除政策。目前，美国每年的捐赠总额中大约有5%—10%来源于遗产捐赠，因而遗产税的作用不可小觑。
二、我国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现状和问题
（一）当前我国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现状
目前，我国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慈善捐赠的税收激励体系，慈善捐赠的税收激励政策散落于《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公益事业捐赠法》以及其他相关税种等法律法规中。
第一，企业所得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所谓公益性捐赠，是指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中规定的救助灾害、救济贫困、扶助残疾人等困难的社会团体和个人，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等公益事业的捐赠。全额扣除仅限于发生于2012年12月31日前向玉树地震灾区和舟曲灾区等特定事项的捐赠，而在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施行前颁布的“全额扣除”的规定如财税[2006]66号文、财税[2006]68号文已经废止。
第二，个人所得税。个人用于公益、救济性捐赠，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0%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全额扣除仅限于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向中国红十字会、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农村义务教育、老年服务机构、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和地震灾区的捐赠。
篇7
传统观念认为，企业应该在特定的法律法规环境下为股东创造最大的利润，“勤勉致富以获得救赎”的加尔文思潮是标准的企业行为。因此，19世纪的企业是不能够“行善”的，因为“慈善行为会侵蚀企业的资源、削减企业的利润”，会陷入“过度活跃”的状态之中。一个承担了社会责任、处于“过度活跃”状态的企业往往容易遭受股东的诉讼，为当时的法律所不允许。
20世纪30年代以后，企业的股权日益分散，企业所面对的利益相关者越来越多，慈善捐赠行为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企业日益明确地认识到，倘若对严重的社会问题不闻不问，就会招至广泛的批评和制裁。1953年，美国新泽西州的最高法院认为，“过度活跃”条款是不合理的限制，并拒绝执行它，从而使该条款寿终正寝。在挣脱了法律条款的桎梏以后，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企业在慈善捐赠方面进入全新阶段。不过，在制定和实施特定的捐赠计划时，当时企业的做法是“尽可能简单地做好事”，其中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开支票了事”。
但是好景不长，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滞胀”让美国企业开支票没有那么痛快了，企业的捐赠行为陷入了尖锐而且难以化解的矛盾之中：社会公众强烈要求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企业投资者要求管理者提供最大的短期利润回报。在此背景之下，“战略性慈善捐赠”模式应运而生，其核心特征是强调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与企业经营行为之间的联系，即行善可获回报，企业可以“通过行善而做得更好”。20世纪80年代以后，“战略性慈善捐赠”已经成为欧美国家企业主要的慈善行为模式。
篇8
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贫富差距日益扩大：1997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37，2010年已达0.5。慈善捐赠可以弥补市场和政府第一、二次分配的不足，提高社会整体生活水平，应该大力鼓励支持。目前我国出现了捐款、捐物、捐赠股权、志愿者服务以及彩票公益金等多种捐赠形式，慈善事业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
有别于其他慈善捐赠形式，股权捐赠在运作过程中引入市场机制，可以提高“第三次分配”效率，同时在较大程度上保证各相关者的利益，是近年来上市公司捐赠出现的一种值得研究的新捐赠方式。2009年，财政部了《财政部关于企业公益性捐赠股权有关财务问题的通知》（财企[2009]213号文），相比《财政部关于加强企业对外捐赠财务管理的通知》（财企[2003]95号文），增加了对股权捐赠的规范条款。我国在慈善立法方面制度不够完善、法规较陈旧。股权捐赠区别于其他捐赠形式很大程度上在于其价值的不确定性，如何对其估价？我国的税收政策对慈善事业的发展是否有足够的支持力度，应该如何改进？各捐赠形式有何优劣势？这些都值得思考。
股权捐赠在我国较少见，私人捐赠股权成立慈善基金会更少，福耀玻璃的曹德旺属于首例。笔者选取了曹德旺捐赠股权给民办基金会的典型案例，并对比参照巴菲特捐赠股权给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简称BMF）这一代表性案例，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对比案例分析方法，深入剖析，找出财务、税务处理方面的异同，以期更好地鼓励、规范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此外，我国学者未曾有人专门研究“股权捐赠”这一话题，对股权捐赠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可在理论界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启示更多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探讨。
二、相关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的提出
（一）股权捐赠概念的界定 根据《公益事业捐赠法》的规定，慈善捐赠是指捐赠者自愿无偿向受赠者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慈善捐赠包含捐赠者、运作主体、捐赠资源、受益者四要素。根据慈善捐赠的定义类推，股权捐赠即为慈善捐赠者自愿向受赠者捐赠股权，用于公益事业。其中有几个要点：捐赠行为自愿；所捐赠的股权所有者发生变更，并在有关部门进行登记与披露；所捐资源用于公益事业。历年《中国慈善发展报告》中将股权捐赠归入资金捐赠，但考虑到股权捐赠价值的不确定性，笔者拟对股权捐赠进行独立研究。一般情况下，慈善捐赠的运作主体为各类慈善基金会。慈善基金会根据资金来源有官办与民办之分，其中民办的民间基金会又可根据资金募集来源分为公募慈善基金会和非公募慈善基金会。非公募慈善基金会即由个人或少数几人自愿捐赠资金或者有价证券，用于慈善事业，如我国的河仁慈善基金会、新华都慈善基金会；公募基金会则可以向社会大众募集资金，如美国的BMF。股权捐赠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一是慈善捐赠动机。格弗雷（2005）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企业慈善捐赠的不同动机出发，将企业慈善捐赠理论分为三种：极力反对慈善捐赠的股东资本主义观、坚持主张慈善捐赠的企业公民观和折中的战略慈善观，这三种观点均有大量学者支持。
二是慈善捐赠的影响因素。慈善捐赠包含很多方面，如捐赠领域、形式、金额、时点，这些方面又会受到如捐赠主体自身、国家税收法律制度、意外灾害、政府支出、宏观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最早开始研究税收价格对于企业捐赠的影响的是Schwartz（1968），他分析了税收价格对于企业平均捐赠额的影响，此处的税收价格即由平均税率、税后收入等变量构建。Levy和Shatto（1978）、Clotfelter（1985）等人通过相关研究指出，税收政策对企业的捐赠支出会产生重大影响，捐赠数额与捐赠的税收价格成反比。Carroll和Joulfaian（2005）等人的实证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观点。曹洪彬（2006）对福建省278家在2004年进行过捐赠的企业进行调查研究，指出企业捐赠支出与税收政策在统计意义上具有显著相关的反比关系。朱迎春（2010）指出税收是影响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主要因素之一。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的引导作用，有利于保护企业行善的积极性。这些研究均指出企业捐赠行为与税收政策之间存在一定关系，可以推知，税收政策会对股权捐赠产生重要影响。笔者通过具体案例的对比研究来探讨股权捐赠，以引导学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促进慈善事业的良好发展。
（二）研究问题的提出 笔者主要研究捐赠方与受赠方在财务处理和税务处理上的异同，分析如何处理更合理，以及如何制定税收政策达到帕累托最优，在保护各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前提下，实现捐赠受益人的利益最大化。慈善捐赠涉及到税收减免的问题，我国对于慈善捐赠给予一定比例的税收抵扣优惠，此时则需要对所捐赠资源进行合理估价，才能得到合理的抵扣额度，因此财务处理与税务处理属于一个有机整体，紧密相关。捐赠方和受赠方享受税收优惠的同时，国家税收收入减少，政府公共开支减少，导致政府用于公共福利的资源减少，但慈善捐赠可给捐赠受益人带来利益，这两者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需要决策者做好权衡。
三、案例介绍
篇9
关键词：因子分析；民营企业家；捐赠；浙江
中图分类号：F27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133（2013）01-0070-04
近年来，浙江慈善捐赠总额常常位列全国第一，其慈善捐赠中来自民营企业的捐赠约占80%。可见民营企业家捐赠意愿的强弱对浙江慈善事业发展状况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与浙江众多的民营企业相比，浙江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比例并不太高。2011年7月15日民政部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年）》指出，慈善事业发展的目标之一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引，慈善文化全面普及，慈善理念广泛传播，公民、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社会责任意识逐步增强，越来越多的公众、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慈善活动，慈善逐步成为社会风尚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分析影响浙江民营企业家慈善捐赠的因素不仅有助于提高浙江民营企业的捐赠水平，还能够通过民营企业家的示范作用带动他的员工积极参与慈善活动，最终促使慈善成为社会风尚和人们的生活方式。
1 阻碍浙江民营企业家捐赠因素的因子分析
通过询问部分民营企业家和文献研究总结出了12项影响民营企业家捐赠意愿的因素，它们分别是捐赠税收减免手续繁琐；捐赠渠道狭窄；捐赠税收减免政策的减免力度小；慈善组织缺乏监督；企业规模不大；担心显露财富；留更多的钱给子孙；相关部门对企业的捐赠行为宣传不够；“富人捐赠是应该，捐少了是不爱国”等捐赠舆论环境不好；慈善组织捐赠款使用不透明；企业经营业绩不好；捐赠无助于企业的业务拓展等。根据上述12项因素制作了“阻碍宁波民营企业家捐赠的因素调查表”，该表要求民营企业家根据自己的真实感受判断12项因素的符合程度，每一项因素使用5级likert量表进行测量。民营企业家对阻碍其捐赠的因素从“非常不符合”、“不太符合”到“符合”、“比较符合”、“非常符合”给出分数，分值范围从1～5分。以“捐赠税收减免手续繁琐”为例，民营企业家如认为该因素“比较符合”实际情况，那么打4分，如其认为“非常不符合”实际情况，则打1分。
目前，中国绝大多数民营企业都是民营企业家亲自经营管理企业，鲜有聘请职业经理人出任企业总经理。在相关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的协助下向浙江的杭州、宁波、温州、绍兴等民营经济发达城市的民营企业总经理发放调查表650份，回收604份，回收表格占全部所发放调查表的93%。在回收表格中又剔除了填写质量较差的调查表32份，最后实际有效调查表为572份，有效表格占全部所发调查表的88%。因子分析是利用降维的思想，从研究原始变量相关矩阵内部的依赖关系出发，把一些具有错综复杂关系的变量归结为少数几个综合因子的一种多变量统计方法。根据调查所获数据使用SPSS17.0软件对12项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可知，KMO统计量值为0.942，Bartlett球形检验的P值为0.000。这表明所获数据很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以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确定公共因子个数可知共有4个公共因子对应的特征值大于1，故提取相应4个公共因子。从累积方差贡献率可以看出，前4个公共因子已经解释了方差变异中的60.912%，包含了12项因素的大部分信息。绝大部分变量的共性方差在0.5以上，且半数超过0.6。这说明4个公共因子能够较好地反映12项因素的大部分信息。因此，可以将原始的12项因素划分为4类。
为了确定4个公共因子分别由哪些因素构成，对因子载荷进行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通过对因子载荷进行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后可知，公共因子1在留更多的钱给子孙；捐赠无助于企业的业务拓展；“富人捐赠是应该，捐少了是你不爱国”等捐赠舆论环境不好；担心显露财富等方面有较大载荷，故公共因子1可以定义为慈善理念因子。
公共因子2在捐赠渠道狭窄；捐赠税收减免政策的减免力度小；捐赠税收减免手续繁琐等方面有较大载荷，故公共因子2可以定义为税收激励因子。
公共因子3在慈善组织缺乏监督；慈善组织捐赠款使用不透明等方面有较大载荷，故公共因子3可以定义为慈善监管因子。
公共因子4在企业规模不大；企业经营业绩不好等方面有较大载荷，故公共因子4可以定义为企业实力因子。
可见，慈善理念因子、税收激励因子、慈善监管因子、企业实力因子是阻碍宁波民营企业家捐赠的4个最主要的因素。4个公共因子的贡献率分别为17.969%、17.498%、13.624%、11.821%。对4个公共因子贡献率进行归一化处理后得到其在阻碍民营企业家捐赠中的权重：慈善理念因子的权重为29.5%；税收激励因子权重为28.7%；慈善监管因子权重为22.4%；企业实力因子权重为19.4%，如表1和表2所示。
2 提升浙江民营企业家捐赠意愿的主要措施
2.1积极倡导现代慈善理念
现代慈善理念包括：施者感恩受者；对捐赠者宽容；高调慈善；来自民间的慈善压力；组织发达而不是个体单干；免税行善而不是涸泽而渔；重税施压而不是道德说教；保护尊严，杜绝揭人隐私；捐赠权高于社会知情权；全民慈善优于富人慈善。
我国慈善理念主要源于儒家的仁义学说、佛教的慈悲观念与因果报应说以及民间善书所宣扬的道教思想等3个方面。儒家强调有差等的爱，讲求慈善活动的血缘基础和伦理根基，故传统慈善行为多发生在熟人社会中，缺乏对陌生人的人道主义、普世主义关爱，缺乏乐于奉献社会的公共精神。公共精神的缺失促使民营企业家一心只想把财富留给子孙，使其将来免受饥饿之苦。
自古以来，慈善被认为属于个人修身的范畴，主张无私奉献而不求回报，企业捐赠如求回报会被认为玷污了慈善的纯洁性。浙江民营企业多为实力不强的中小企业，故一些民营企业家为了把有限的财力、物力用于企业发展而不愿意进行没有回报的捐赠活动。另外，孔子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传统价值观加上大众对民营企业家致富过程合法性的怀疑和批判，不仅造成社会上普遍存在“仇富”现象，“富人捐赠是应该，捐少了是不爱国”等舆论甚嚣尘上，还导致民营企业家害怕因捐赠露富而被逼捐、索捐。近年来，虽然浙江采取了各种形式大力宣传慈善行为，例如，宁波举办了“宁波慈善奖”、“感动宁波——十大慈善新闻事件和人物”评选活动，还组织“慈善一日捐”活动，通过这些宣传活动，慈善精神逐渐深入人心，社会参与日益广泛，社会上涌现了一大批如“顺其自然”、“胡坤”、“湾头父子”、“象山红”等隐名捐款的爱心人士，但是，现代慈善理念还没有完全在人们头脑中形成。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王振耀院长认为，现代慈善理念要求对捐赠者宽容，“宽容而不是苛责，是慈善界的主流行为方式。过高的道德标准，往往产生虚伪或者暴力”。目前，战略性慈善在国外日渐流行。战略性慈善是指企业通过慈善而获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对企业的竞争环境产生积极影响，从而促使企业慈善行为和股东利益一致、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目标兼容。浙江民政厅、慈善总会、红十字会等等相关部门要运用各种手段宣传现代慈善理念，既要提倡人们不能根据企业捐赠数额高低而对其进行褒贬，积极鼓励浙江民营企业家实施战略性慈善行为，又要让人们认识到慈善的自愿性以避免逼捐、索捐现象的发生，从而最终形成宽容、可持续发展的慈善环境。
另外，现代慈善理念主张“重税施压而不是道德说教”。美国著名学者David E指出，“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统权威性决定的输出，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有权威的分配”。为了避免富豪把财富全部留给后代，许多西方国家广泛实施遗产税，有的国家遗产税税率甚至高达50%以上。在这种重税政策之下，许多富豪会捐赠大量资金建立起由其家族成员参与管理的慈善基金会，从而达到避税的目的。因此，浙江相关部门既要积极倡导“陌生人伦理”，又要着手制定遗产税以促使民营企业家积极捐赠。
2.2努力改善税收激励不足的状况
政府运用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公益捐赠行为是国际通行惯例。为了发展慈善事业，鼓励企业积极捐赠，我国也陆续制定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但是它们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我国规定，企业只有通过依法登记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向受赠人捐赠，或者直接向特定的社会团体捐赠才可以享受所得税方面的税收减免政策。这一方面造成了企业捐赠渠道狭窄，影响了民营企业家捐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以爱心同盟为代表的浙江众多未注册的草根慈善组织的发展壮大。一般而言，民营企业的资金比较紧张，故大多数民营企业家倾向于物资捐赠。但是，我国税法规定企业捐赠物资只减免所得税，需要缴纳增值税等相关税费。显然，这也降低了民营企业家捐赠的热情。另外，繁杂的捐赠退税手续让一些民营企业家主动放弃了退税，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抑制了民营企业家捐赠的积极性。公共政策是政府机构活动的产物、政府体制的函数，是政府进行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手段和方式。任何社会的经济繁荣、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均离不开合理的公共政策的指导和调控。为了促进浙江慈善事业的发展，相关部门要在落实国家现有的捐赠税收减免政策基础上，结合浙江的具体情况进一步完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减免实物捐赠的增值税，简化退税手续，扩大目前享受捐赠免税政策的慈善组织的范围，并降低慈善组织登记注册的门槛。
2.3加大对慈善组织的监管力度
篇10
【关键词】上市公司；企业慈善责任；浙江省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很多学者不断深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写CSR）。自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公司热衷于社会责任，尤以欧洲和美国为甚，2006年更有“社会责任年”之称。联合国频频召开会议探讨全球公司，尤其是大型公司社会责任实现机制。2008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上，与会的美国、欧洲、日本代表均表示“CSR的大的趋势就是CSR和企业经营战略的结合”。作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体系高层次的慈善责任（Corporate Philanthropy Responsibility，简写CPR）的履行情况则备受关注。上市公司所履行的慈善责任更易被公众和社会所熟知，从而引起强烈的正面效应，促进上市公司的发展壮大。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已经从过去关注企业是否需要实施社会责任、社会责任的定义、分类等规范性研究，深入到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体系、作用机理、实现方式等实证性研究，如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声誉的关系等。而本文主要是从上市公司的慈善责任现状出发，通过总结上市公司在慈善责任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分析上市公司慈善责任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在比较中美上市公司企业慈善行为的差异后，提出浙江上市公司慈善责任的实施路径。
一、浙江上市公司企业慈善现状
近年来，中国的慈善事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社会各界的慈善捐赠参与度逐年提高。其中，企业作为我国内地最主要的捐赠主体，占据了捐赠领域的半壁江山。据统计，绝大多数（90%）的中国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参加了社会捐赠。另外，根据《2009年上半年全国慈善捐赠情况分析报告》的最新数据显示，2009年上半年我国内地的慈善捐赠中，各类企业慈善捐赠达到54.57亿元，占境内慈善捐赠总量的60.3%。但上市公司的慈善行为却是令人遗憾的，事实上，就在数年以前，上市公司的慈善意识可以用淡薄来形容，搜遍从2001年到2007年的上市公司公告，有关捐赠的公告寥若星辰。据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陈新年透露：我国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过10万家左右，这表明99%的企业从来没有过捐赠。而另一项关于上市公司在公益方面捐款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年捐赠超过100万元的上市公司只占上市公司的一小部分，甚至有数百家上市公司的公益捐款为零。但2008年那场世纪强震，让很多公司纷纷慷慨解囊，数以百计的上市公司公告向灾区捐款捐物，总捐款额超过30亿元。不过与此同时，投资者也对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如何也兼顾股东权益进行了强烈关注，促使很多公司制定了《公司捐赠管理办法》，对相关慈善行为进行规范。可以说，2008年是上市公司慈善意识觉醒之年。
浙江作为一个经济强省，在2012年中国各省份GDP排名中，浙江省GDP总量达34606（单位：亿元人民币），排第4位且GDP含金量也排在第4位。快速的经济发展为慈善事业打下良好的物质基础。当许多浙商创办的企业原始资本积累已经完成，社会责任已从觉醒转向成熟。浙江企业捐赠给各级慈善组织的数额比例一直保持在80%左右。省慈善总会最新出炉的慈善基金年度统计表显示，截至去年底，我省已有基金会231个，净资产总额超过32亿元，年公益支出20亿元左右，其中企业捐赠的资金超80%。从总体上看，浙江慈善捐赠指数高，慈善事业发展水平稳定在一个高水平之上，与其经济总量相适应，浙江企业在慈善领域中持续领先。根据统计，浙江有超过80%的上市公司为民营企业，如近40家创业板公司，几乎全为民营企业，而民营企业是浙江慈善事业的主力军。在福布斯2011年中国慈善榜中，浙江上虞龙盛集团（股票代码600352）向上虞市第二轮扶贫帮困慈善冠名基金捐款达5280万元，荣登榜内浙江捐款数额第一位。除了重大自然灾害外，一些上市公司也将慈善的橄榄枝伸向了贫困山区、专业慈善机构、孤残儿童等多个方面。如浙江吉利控股集团向玉树地震灾区捐助2200万元，新湖集团向新成立的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捐款5000万元，万向集团通过“四个一万工程”捐出3566万元，等等。
二、存在的问题分析
1.事件性较强，存在一定偶然性。中国慈善榜项目负责人史国伟表示：“事件性捐赠”仍是中国慈善捐赠的主角。一种是青海玉树地震、西南五省干旱这样的自然灾害事件。另一种是由不同部门发起的大型捐款活动，如“慈善万人行”、“春风行动”等，以上“事件性捐赠总额占年度捐赠总额的50%以上。这说明企业参与的慈善行为处于一种随意性、无计划性的状态，而不是一种持久。
2.慈善活动尚未制度化和系统化。一方面，由于缺乏企业组织制度保证，企业慈善行为通常带有明显的分散零碎特征。除少数公司设立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机构外，多数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和参与慈善方面还没有实现制度化。另一方面，企业与慈善机构平台建立“伙伴关系”同时，众多企业家普遍担心，在捐助善款的接收和使用上缺乏完善的监督措施；捐款的来源、流向等这些捐款者应该知道的信息没有公开，捐款者的知情权被忽视了。
3.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够，慈善意识有待加强。我国至今没有建立系统的企业捐赠跟踪和监测体系，企业和相关慈善机构对捐款来源和使用情况的披露也不尽完善。经调查，浙江较少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网站上披露参与公益慈善活动信息的企业也不足13%。对此，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认为，企业未社会责任报告并不说明其未履行社会责任，但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参与慈善的意识有待加强。
4.企业慈善行式单一，慈善信息不畅通。根据《中国企业家》杂志的调查统计，中国企业捐赠的用途主要在教育科研、扶贫、赈灾等方面，并且在捐赠形式上，中国企业以资金型为主。另一方面，企业缺乏了解公益慈善项目的信息渠道，导致有钱无处投项目。随着“企业社会责任”逐渐成为社会“热词”，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应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并非仅仅是捐款这样的慈善责任，而应容纳提供就业岗位、依法纳税、技术创新、保护环境、关爱员工等丰富内涵。
5.企业慈善行为未与企业经营战略相结合。目前中国企业的捐赠理念还停留在“回报社会，造福桑梓”上，这种理念反映了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相分离的二元论。只有少数中国企业能够企业捐赠与树立公司形象结合起来，上市公司慈善责任的履行，对企业本身而言，不仅仅是简单的捐赠及公益活动，更具有经济意义能收获“社会红利”，利于企业进一步的发展壮大：对整个社会而言，是社会财富的再次分配，是额外的社会保障，有利于我国转型期社会的稳定。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在A股市场上市公司已经超过2000家的今天，这些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被投资者及整个社会所重视。因此在做好公司经营，回报股东的同时，如何更好地回馈社会，履行社会责任，成为了当前上市公司面临的重要问题。
三、对策与建议
浙江省GDP和GDP含金量均排在全国第4位，在某一程度上，浙江省上市公司群体已经成为创造中国经济文化财富的主力军，但这笔财富资源还没有充分地被开发利用为慈善资源。本文将从企业、政府以及社会三个角度对浙江省上市公司如何更好地建设慈善责任体系提出一系列的对策及建议。
1.企业自身角度。企业作为慈善活动的最终承担者，是整个慈善责任体系建设中的主角。企业首先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将企业慈善行为与经营战略结合，承担起社会责任，造福社会，创立良好的企业形象。（1）发展新理念，建立完善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机构。从企业自身角度，企业应重视慈善公益活动，将造福社会作为一个公民应履行的义务。建立完善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机构，规避企业慈善所存在的随意性、无计划性、非持久性问题，制定详细的企业慈善计划。（2）创新战略，将企业慈善与经营战略相结合。对发展较为成熟且已经有一定规模的浙江上市公司而言，在慈善公益活动的开展中，明确企业战略显得格外重要。企业应把慈善活动与经营战略相结合，通过慈善活动创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增强公信力，创造经济效益。
2.政府角度。（1）完善相关慈善捐赠法律法规。通过上述中美企业慈善行为的比较，可见政府政策在引导企业慈善行为过程中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拓宽企业捐赠渠道、适当调节免税比例、完善税法体系的协调性显得格外紧迫。政府只有通过上诉措施改善整个慈善行为立法环境，才能更好地增强企业慈善行为的政府驱动力。（2）建立系统的企业捐赠跟踪和监测体系，增强企业慈善行为外部驱动力。完善企业和相关慈善机构对捐款来源和使用情况的披露制度，建立系统的企业捐赠跟踪和检测体系，保证企业的每一项慈善活动都秉持公开公正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起到激励作用，增强企业慈善行为外部驱动力。
3.社会角度。（1）浙江省内非盈利性慈善组织的发展。非盈利性慈善机构的发达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会促影响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因为成功的企业慈善公益活动通常都会与非盈利性组织达成良好的合作关系。浙江省现在已经具备一批较为完善的慈善机构，例如浙江省红十字会浙江省慈善总会等等，它们与企业慈善活动的合作也表现在方方面面。由此，这些慈善组织应建立严格的自律机制，树立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倡导建立良好的企业慈善责任体系。（2）营造正确的公众舆论氛围。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公众舆论应对企业慈善活动给予积极的肯定，不应轻易否定企业做出的努力和表达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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