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善本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古籍善本，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今春国内两大拍卖行嘉德和保利的春拍上，古籍善本的表现非常抢眼，承续了去年以来的热潮，可说是今年拍卖市场上的一个亮点。嘉德春季拍卖会上，古籍善本全场成交的比率达到了73.8%，总成交金额2029万元人民币，是历来古籍善本拍卖最高的成交率。保利则是首次开辟的古籍善本专场。

创下嘉德古籍善本专场最高价的是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本《湘山野录三卷续湘山野录一卷》，以459.2万元的高价成价，超过了人们看好的宋刻本《五灯会元十卷》（存五卷）。《五灯会元》卷内钤有释氏明渐、王印世钟、阆源真赏、王印定安、陵王氏宝宋阁收藏之印等名家印鉴，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9615号行款相同，应为同一部书，疑为当年收藏家陈澄中售书时所遗漏。不过，作为最受收藏界追捧的宋版书，《五灯会元》的成交价也远超过了初始预估价，达到了414.4万元，巧合的是，元至正乙酉年刻本《苍崖先生金石例十卷》最后的成交价也刚好是414.4万元。

在保利的善本专场上，尽管此前最为人们看好的《明代名人书札长卷》和《东南沿海七省图》最终流拍，然而一本清光绪28年的《大清国书》经过多次争夺后，最终以30万元的价格落槌，整整比预估价高了10倍，也显示了晚清版较大的升值空间。

清版书价格的稳步提升，和这两年来古籍善本愈来愈受人们的关注不无关系。在此前，国外各大博物馆和藏家对中国古籍的判断标准是以清入关为线，此前的古籍无论官刻、私刻，均为善本；而国内收藏界则以1795年为界，在此前的均视为善本，因此古籍中又有乾隆版、康熙版、明版、宋版之称，1795年后、1911年前的书籍只称为古籍，而1949年之前的称为解放前旧书。虽然宋元时期的古籍很久以来就是藏家追捧的对象，论页买卖，但由于这一时期的古籍存世稀少，所以较少在市面流通。宋元版本作为古籍收藏中的顶尖门类，其价值早已人所共知，即使是残本零页，也早已被搜罗殆尽,现在想要收藏到宋元残本近乎奢想。这也使得人们逐渐把眼光投向了明清本、甚至是民国时期的旧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时期的刻本存世会越来越少，所谓的古籍善本也应该是动态的。

明清刻本成为了近两年来古籍善本拍卖的主体，甚至以清刻本居多，由此也推动了明清古籍拍卖价格的不断走高。北京德宝2006春拍上，542册清代《六朝诗文全集》拍出了83.6万元，中国嘉德2006春拍上，明万历刻本《三才图会一百六卷》以77万元成交。尽管价格在逐渐走热，但明清本还具有较大的升值空间，清刻本价格最低的大约仅数百元一册，明代残本的价格也不过数千，相比宋元本一页纸一两黄金的稀贵，仍然相去甚远。

篇2

【关键词】古籍；善本；概念；保护措施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为著名的文明古国,最让世人骄傲的自然就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下来的丰富璀璨的文明成果了，而其现今呈现于人类面前的物质载体就是大量的不可枚数的各种古籍，从最初的甲骨、金、石、竹木、帛书、纸本直至今天越来越流行的电子版，这些各式各样古籍版本的演变同样也为我们展示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那么什么是所谓的“版本”呢？

从狭义范围来讲，版本指的是与写本相对应的雕版印刷的书本，至少在雕版印刷术发明并普及以前还没有所谓“版本”的概念，直到宋代人们才开始使用“版本”这个词，并特指为雕版印本。如宋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记载：“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祥。五代时冯道始奏请官镂《六经》板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得于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皆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随着时代的发展，版本的含义也不断的扩展和丰富，除了最初的雕版印本之外，更包括了写本、活字本、批校本、手稿本以及石印本、铅字本，甚至电子版本。而重视版本讲究版本的风气始于南宋，并在清代的乾嘉时期达到鼎盛，以至于人们在热烈追求古籍版本的过程中，更将古籍分成善本和俗本两大类进行区别对待！

什么是古籍“善本”？一提到这个概念，我们马上就会想到那是很贵重的古籍，也就是说“善本”是指具有较高文物价值的古籍版本，但这只是其含义之一，而且是在近代才衍生并开始流行的。简单来说，“善本”就是好的本子，也就是指精于雠对的全本古籍。张之洞《輶轩语?语学》总结“善本非纸白墨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付刊，不讹不缺之本也。”可见，关于“善本”这里有两个不同的标准，一是以文物价值为重的善本概念。这就要求其版本出现的时代要早，越早越好，以现代的眼光来看，从唐至明的刻本都是善本；同时还有稀见性的文物标准，越是少见稀见的古籍版本，文物价值也就越高，即使其出现的时代较晚，但如果满足了稀见性这一条标准，也就自然进入善本的行列之中，我们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就是以文物价值为主要标准收录善本书籍的。二是上述张氏概括的精校全本古籍，精注精校，不缺不讹，也就是以学术价值为重的善本。当然，也有一些同时满足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善本，那可谓是“善中之善”了！

由此，张之洞特别为“善本”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其兼顾了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旧本：一旧刻，一旧钞。”而《辞海》更是将“善本”明确的概括并定义为：“善本，凡精加校勘，错误较少的书籍，称为善本。时代较远的旧刻本、精抄本、手稿、碑帖拓本及流传稀见的其他印刷品等，通常亦称为善本。”目前，我国专家和收藏界普遍将1911年以前的书籍通称为古籍，特别以1795年为界，将在这年代之前的古籍划归为善本的范围。

古籍作为古代文明的文化载体，除了由于历史的发展而产生的文物价值及其附生的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外，最根本的就是其宝贵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而古籍善本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更是高于一般古籍。因此，对于古籍善本的藏护，自古代起人们就尤为重视。从唐代开始，人们就利于药物来涂染书页进行防虫处理，而且也认识到了气温、空气、灰尘以及紫外线等自然因素对于纸质书籍的危害，并且有针对性的采取相应措施收藏保护古籍。而在新时代新条件下，古籍保护工作更是全面有效的展开。为切实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文件精神，2007年，我国文化部又下发了《全国古籍普查工作方案》等一系列关于古籍保护工作的文件，直至2008年，了由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2392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全面展开实施。

随着历史的发展，大量的古籍也逐渐在岁月的侵蚀下渐渐损毁，今天的我们该如何应用现代科技，最大限度的保存、延长这些珍贵古籍的寿命，也成为了图书馆必须面对并解决的课题。从目前条件来看，对于古籍的珍藏保护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措施：

一、控制紫外线的辐射以及可见光照射

在损害古籍的各种自然因素之中，光对于古籍的破坏力是极大的。尤其是强烈日光中的紫外线以及波长较短的可见光对于古籍有着致命的杀伤力，可以减弱纸张的弹性，使之变黄，变脆，直至破碎断裂，而且这种致命效果是不断延续的。因此对于这些古籍善本的保存，首要一点就是注意对光源和光辐射的控制。收藏古籍的书库内，不宜使用荧光灯，而可用的白炽灯泡的度数也不宜过高，应以可见为照明标准；除了控制照明光源外，对于射入窗口的自然光源也要加以限制，要给所有库内窗户都悬挂较为厚重遮光的窗帘或挡板，最大限度的减少光照对古籍的伤害。

二、合理控制温湿度

温湿度的变化对于纸本古籍的影响是不容忽视，也是较为突出的。由于纸张属于有机质地，极易吸水，容易滋生霉菌，发生霉变；但是如果周遭环境的温度过高，空气中由于水分蒸发而过于干燥时，这些纸质古籍就会变脆，从而出现书页断裂的现象。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书库内的最佳温度应保持在14℃-20℃之间，湿度应控制在45％-60％之间。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手段来控制书库的温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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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价格逐级走高

目前，市场上的古籍善本价格正在不断攀升，特别是宋版书或更早的古籍价格更是惊人，眼下一般宋版书都是按页论价而不是以本论价，一页品相上好的宋版书每页市场价大致在3万至5万元，换句话说，一册100页左右的宋版书价值可达到三五百万元。由于宋版书非常珍稀，其市场价格自然还将进一步上升。元版书的存世量也相当稀少，因而其价格也会随着宋版书的上扬而继续升值。宋版书虽然无比珍贵，但曲高和寡，因而近年来宋版书的涨幅反而不及明清版本来得快。

目前市场上明版书的价格要比宋版书低很多，且其价格也比较平稳，这些年来，关注明版书收藏的人有所增多。相对而言，明代初期的版本因流传下来数量仍比较少，明版书的售价自然要比以后的清版书昂贵得多，所以明初版本的升值潜力千万不容小觑，而明代中叶及明末的各种版本由于尚有一定的存世量，能激发市场的炒作热情，故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其市场价格仍将稳步向上攀升。

从低价品种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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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课程考试考试管理机制

课程考试是检验学校教学效果和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高校考试管理工作是学校教学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而课程考试试卷则是高校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对所学知识理解掌握情况和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的原始记录,教育部组织的五年一轮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其评估指标要求对学生的考试试卷的质量进行抽查。教育部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专家所到的每所学校,都必须接受抽查几十门(次)课程上万份的考试试卷。评估专家“通过抽‘查’重要课程试卷(和毕业论文(设计),主要基础课和实践环节的考核等)情况评价学校的教学效果和质量”[1]。为做好迎评创优工作,要经历评估的学校都非常重视,纷纷结合各自学校教学工作的实际,重新修订关于课程考试的相关规定,建立比较规范完整的课程考试管理制度,并建立起科学的考试工作程序和运行制度及建设试题库,严格考试过程的管理,进行试题及试卷分析,进行考试工作总结。评估专家离开学校在对被评估学校交换意见时,都提出希望进一步完善和建立科学管理的长效机制等。评估后,如何对已建立起的这些制度作进一步有效的落实和贯彻,成为学校各项工作的当务之急。

我校2001年参加教育部组织的本科教学工作随机性水平评估,获得“优秀”结论,2008年接受教育部组织的五年一轮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获得“优秀学校”称号。为建立评估长效机制,我校出台了《关于全面落实评建整改方案,深入实施教学质量工程的意见》,对考试管理提出了要求,认真总结了学校多年来课程考试环节的管理经验与成绩,以科学发展观审视查找出考试管理存在的不足,制定了相应的整改方案和保障措施,创建了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自觉性、促进学生学习能力、调动教师提高教学质量的课程考试管理机制。

一、从观念上保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课程考试管理理念

要明确考试目的,克服传统认识的偏见。考试是学校教学工作过程的一个综合环节,一般来说,课程考试结束就是某课程教师完成教学任务,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的标志。因此,教育者首先要进一步转变观念,确立多元化本科人才质量观,将考试作为检验教学效果和评价人才质量的一种重要手段,作为本科教学质量监控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要充分认识课程考试对师生所产生的导向作用:一是考试的指导性,利用考试来指导和规范教师授课、指导学生掌握知识和学会有用技能;二是检验性,利用考试结果检验教师的工作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成绩;三是激励性,恰当应用考试成绩评定教师工作水平和工作报酬与评优晋职,认定学生毕业和学位资格及评优评定奖学金等;四是注意引导教师正确处理教学与考试的关系,自觉维护学校正常的课程教学秩序,引导教师积极探索考试改革,鞭策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二、从制度上,结合学校的教学工作实际,不断完善课程考试管理机制

1.组织机制。

组织管理机制是保证本科教学工作高质量的前提,也是保证学校各种考试按照既定目标顺利完成的组织保证。在考试环节,要进一步落实考试的组织管理机制,使教学副校长作为校内外各类考试的总主考;教务处作为学校宏观管理教学的主要职能部门,负责组织校内外各类考试管理规范的制定和实施;教学院系作为学校各类考试的具体落实部门,负责各项考试规章制度的落实。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学校考试巡查组的工作机制,由校领导、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学督导委员会、教学院系领导和教务处管理干部组成的考试巡查组,要严格落实职责,做好督察、协调和处理各类考试过程中的突发事件工作,保证考试顺利有效地运行。

2.运行机制

要完善考试环节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执行、落实等方面的管理。

(1)完善课程考试管理机制。我校总结学校两次评建工作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根据学校教学发展与改革的实际,结合学校深化校院系两级教学管理改革,进一步修订和完善《考试管理规定》等校内外各项考试管理办法和课程考试各环节的基本要求和评价标准,并将课程考试的一系列管理文件汇编入《本科教学管理文件汇编》和《大学生修读指南》,使之作为教师执教和评价教学效果的基本依据,作为学生鞭策自己努力学好培养计划的每门课程的指南,从而强化教师的教学质量意识,提升课程教学质量。

(2)完善课程考试运行机制。学校要实施让师生满意的考试工程,坚持“以人为本”的考试过程管理,全面落实各项考试管理制度[3]。一是要深化学分制教学管理,完善学业警示制和符合学校实际条件的灵活与严格相结合的考试管理机制;二是要加强试题(卷)库建设,落实“科学命题,严肃考试,公正评分,严格学籍管理”规定,完善“教考分离”考试方式;三是要在课程考试中,开展监考教师培训,提高监考教师素质,督促监考教师和考务人员严格履行考场规则和主监考人员守则;四是要对统考课程实行密封试卷,流水作业,集中阅卷,实行密封阅卷,减少人为因素对评卷的影响;五是要完善课程考试试卷制作各环节的管理规范,从命题、试题审批、试卷印制到组织考试、试卷评阅、成绩评定、成绩登录、学籍管理等方面严格执行规范要求,实施让师生满意考试工程。

(3)完善课程考试评价机制。一是要完善考试方式,变一次考试定“乾坤”为多次考试定成绩,减少终结性评价方式。教师在教学进程中可适时进行平时测验和随堂测试、中期测试,以及课程结业考试,按照考试规定的课程成绩计算办法,将平时成绩、实践成绩、半期考试和结业考试成绩综合起来评定课程结业成绩。这样有利于引导教师进行教学改革,引导学生注重学习过程,在课程教学过程中灵活学习知识,培养能力,提高人才培养的水平。二是要完善考试内容,不局限于教材,在遵循课程教学大纲基本要求的前提下,从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能力出发设计课程考试内容,突出考查学生的创新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等。三是要考试方法多样化,鼓励各教师根据自己承担教学的课程性质、类型、特点、具体内容和教学目标选择科学合理、形式多样的考试方法,包括笔试、实验(技能)操作或上机操作、口试,开卷、半开卷、综合应用答辩、撰写小论文等多种方式。着重考查学生掌握知识和实践的能力。四是要评价方式灵活。考试管理规定,课程考试成绩评定,根据课程性质和教学目标要求,选择百分制或等级制记分形式,以克服学生只重分数不重能力的倾向。五是要建立校内常态试卷抽查机制。定期组织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专家,按照已建立的课程试卷评价指标体系,对全校开设课程的考试运行过程及考试试卷质量进行动态评价,包括:对随机抽查的部分试卷,查看试题是否符合教学大纲的要求,试卷批阅是否按照评分标准合理给分,试卷分析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成绩的计算、登录、核对是否准确无误。通过考试过程动态监控,实行试卷抽查制度,不断提高课程试卷的质量,促进试卷管理规范化[3]。

三、继往开来,不断完善课程考试管理机制

为了解“评建整改方案”的落实情况,2009年5月中旬,我校组织了期中专项调研检查,课程考试试卷的抽查评价是检查的内容之一。检查组认为,评估后上学期和本学期已考试的课程试卷质量符合我校的有关规定,均按照《课程考试试卷规范要求》进行了核查存档管理。经历两次“以评促建”,我校实现了“两次跨越”发展。面对高校改革与发展的新形势,我们将进一步提高对做好考试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创新管理理念,不断完善课程考试管理机制,为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提供条件保障。

参考文献:

[1]崔凤明.从评估角度浅析高校试卷质量问题[J].考试周刊,2009,(20):4.

[2]孙艳红.加大高校考试制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力度[J].中国高等教育,2008,(5):53-54.

[3]庞丽娟,薛小莲,王豪.以课程考核改革为突破口构建课程考核质量监控体系的探索[J].中国大学教学,2007,(10):53-54.

基金项目:四川省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改革重点项目“大众化教育阶段省属多科性大学教学质量的研究与实践”(2005-253-29.1)。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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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票号 顶身股制度 劳动力资本 两权分离

晋商票号作为山西人经营的金融企业之一，始于清朝道光三年（1823年），回顾中国近代金融的发展历程，票号在其存在的一个世纪里造就了雄霸天下的伟业。票号的顶身股制作为晋商创新管理制度的代表作之一，在票号“汇通天下”的辉煌背后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顶身股制度犹如一条贯穿企业经营过程的主线，它的作用发挥到山西票号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可以这么说，研究山西票号的经营管理体制需以顶身股制度为突破口。因此，本文希冀以劳动力资本作为切入点，来探讨山西票号中以身股为本的经营管理体制，并从中吸取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

明清时期的晋商顶身股制度

（一）晋商票号股本构成

明清时期晋商经营的票号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票号的股份按不同的分类标准有正本、副本和身股、银股之分。所谓正本即财东按照合约所投入的原始投资，这部分货币资本折合成股份，到账期结束时可分红，但不享有股息；副本又被称作护本，包含两种类型：一是财东除按合约所交的原始投资外，又存放于商号或票号的资本；另外一种是东家、经理及顶身股伙计在结帐期，在其所分到的红利中，留存入号内的部分资金，不分红，只得利息。副本主要用于增加票号的流动资金，避免短期行为，抵御市场、信用等风险。银股，也称财力股，即财东出资并按一定的单位额分得股利，其享有永久的利益并可以继承，银股可以在一定时间增减新财东，但对商号或票号的盈亏承担无限责任；身股即不缴纳货币资本而以自己的劳动力资本折成股份参与分红。相对于银股，顶身股不承担票号或商号的亏赔责任。顶身股制度发端于明末清初在晋商中广泛应用的东伙合作制。因顶身股制发挥着协调财东与伙友之间的关系，并调动伙友积极性的作用，在晋商尤其是票号的发展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顶身股形成方式

票号中享有顶身股的人有三种：一是具有一定身股并且全权负责票号经营管理的掌柜；二是经过一定时间后，获得身股的高薪金伙友；三是被财东认可后获得身股的优秀员工。

1.在票号建立之初，需由银股股东中控股的财东出面，通过多重考验选定出一位大掌柜。然后，在有中介人参加的宴请席上，对大掌柜重礼相聘，并根据其能力，最终确定其身股数。财东对于企业的具体经营过程则采取了超然的态度，而是授予大掌柜全权处理。财东与大掌柜签订了契约合同，在合同中规定了企业的资本若干，而其他的具体经营事务则由大掌柜自主经营。每逢年终或账期，大掌柜需向财东提供结算报告，并让其知晓票号的盈亏情况即可。

2.在商号中，具备经商经验和技术入号，并享有年薪的伙友，在经过三个账期后， 由大掌柜根据个人能力和业绩，折成一定数额的身股，经由财东许可后，记入商号的“万金账”中。

3.凡以学徒身份入号的伙友，只要在其工作期间刻苦训练，认真工作，业绩突出并经历各种考核后，可由经理向财东推荐，经认可后顶为一至二厘身股，同时将其姓名及所顶身股数计入到商号的“万金账”内，并可在下一个账期参与分红。银股股东与享有身股的员工在每届账期结束后，可根据盈利的多寡参与票号的红利分配。

劳动力资本理论视阈下的顶身股

（一）顶身股实质是劳动力资本

劳动力资本，即劳动者以其劳动力所有权为代价，与物质资本所有者分享企业股权及利润。王晖（2007）在《晋商人身股制折射人本管理智慧》中就曾提到，“晋商……更注重能够带来现在或未来收益的存在于人体之中的人的知识、技能、健康等综合的价值存量，这种不断增加的价值存量总和就是人力与资本两种特征的结合， 即‘人力资本’”。也就是说，票号员工自有顶身股之日起便成为了知识、技能和经营经验的载体，他们被塑造成具有更大增值力的资本。山西票号的顶身股制实际上是一种劳动力资本产权化管理下的制度安排。在这样的安排下，各商号掌柜、伙友都运用自己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和知识，处理经营活动中的问题，参与公司的决策与管理，并分享一定的股权与利润，他们的劳动价值则成为了票号运作的核心。这一劳动价值的提升，在马克思看来，是由“资本革命”带来的。“实际执行资本职能的人薪金只是，或者应该只是某种熟练劳动的工资……经理和劳动者作为劳动力资本的特性越来越明显”。工作越复杂，岗位越重要，参与工作的劳动者就越有发言权。劳资双方的劳动力所有权或产权已经交叉渗透，他们之间的对立有所弱化和缓和，同时劳动者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平也有显著改善，资本家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和统治的方式也变得更加巧妙和隐蔽。对票号来说，员工的劳动力资本是一种与生产资料不同的资本， 它是具有创新性、创造性的“活资本”，因而比物质、货币等硬资本拥有更广的增值空间。同时员工可以期望通过自身劳动能力的转让或投资，获得超过原有价值的更大收益。

（二）顶身股是财东与伙计的利益枢纽

银股、身股比重的变化，显示着资本家向职工让渡利益的多寡。票号中银股和身股所占股本的比例悄然发生着变化，身股的比重逐步超过了银股，导致结账期出现了利润的一多半被顶身股者分去，而财东在利润分红中所占的比例相对减小的结果。资本家将一部分利润让渡给职工后，资本家的利润率仍是相当可观的，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全部利润仍然只在利息上，即作为资本所有权的报酬获得的”。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劳动力资本的依赖程度随着分工协作水平的不断深化也相应加深。只有资本家让渡相应的企业利润，才是资本家与劳动力合作的前提。很显然，资本家可以获得比让渡的利润更为长远、更为丰厚的“利润”。为了“利润”而让利润，资本家当然是不会提出质疑的，并且在按资本利润率计算后得出的资本家分红利率，大大超过了当时放款的月息，资本家仍是有利可图的。

（三）顶身股体现两权分离的管理方式

在对票号顶身股的研究中，不得不涉及到东掌分离制这一晋商独特的管理模式。对此管理模式，借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两权分离理论能很好地解释：资本所有者即财东为了获得利息，而将资本暂时交予资本使用者即掌柜使用，这就造成了资本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所有权与使用权（经营权）分离的现象，即两权分离。票号作为专业性极强的行业，在其存在的历史中实行的就是这种两权分离式的制度安排，财东与掌柜共同签订合约，由财东出资，掌柜负责经营管理，这就造成了资本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现象。这种全权的委托关系，实际上就是十分彻底的两权分离形式。在此形式下财东虽然可以对票号的经营提出建议，但实际上他们仅仅单纯的拥有资本所有权，已被排除在生产管理之外，单纯的去享有利润分配权；另一方面用资本单纯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则转化为掌柜，他们成为票号内资本的实际操纵者，对票号财产拥有排他性控制权与经营决策权。这种制度安排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在专业性极强的票号中，财东不可能完全通晓票号的运作规律和特点，并精通票号的运作。因此，财东不得不把资本委托给那些具有管理经验的人经营，让资本更快地增值。而没有人为的制度制约对于掌柜来说，也有利于他们施展自己的经营才能。

晋商顶身股对现代企业劳动力资本管理改革的启示

（一）加强企业劳动力资本产权化管理

在市场功能皆不完善的环境中，是难以对员工的工作数量及质量做出准确衡量和评估的。因此，面对这种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监督和考核的现状，“顶身股”的激励机制就无疑是最好的选择。顶身股制度与现代企业劳动力产权明确化是相一致的，股东以顶身股为前提，和掌柜、员工签署合约，从而使劳动者形成独立的劳动力自我所有权意识，使劳动者从种种人身依附中解脱出来，这样使劳动力成为与资本所有权同等重要的资本，劳动者拥有清晰的劳动力产权，就促使大家为了各自的利益而自觉尽职尽责地工作。把自己的个人利益紧紧维系在票号的利益上，这就激励他们努力为企业赢得更高的收益，同时又约束他们不敢违规乱纪，杜绝造假的可能性，保证了股东与员工利益的最大化。

（二）完善企业中的两权分离制度

从根本上说，社会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阶段，资本所有权与资本经营权的分离是人们在单个资本规模增大的情况下必然做出的调整和选择。由于现代股份公司股权的高度分散，公司运作需要有较高的专业知识和素质的人，他们承担了企业的控制权，那么这些管理者自然而然就成为了企业的主导者。企业资本的经营大权归于经理，这对于施展经理的才能以及公司资本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从经理个人而言，他握有经营自，也就拥有了资本家对他的信任，进而经理能与资本家同心同德，充分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使企业不断发展，最终为资本家获取更多利润。而对于资本所有者，这样有利于提高资本运作水平，促进资本增值，使资本运作达到最佳状态。

（三）建立动态的激励机制

将掌柜和伙友的劳动力资本折成相应股份，让他们从票号利润中分“一杯羹”。从客观上，这种激励机制承认了他们是生产要素的所有者，生产利润的创造者。众人通过这种“生产要素”所有权分享商号的利润，这种“特权”已然成为剩余利润索取权。在现代企业管理中，需要制定类似顶身股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促使员工对企业全身心投入其劳动力资本。另外通过教育与培训作为企业实现人力资本存量增值的重要途径，只有满足他们分享利润的期望，才能最经济地拥有人才，为企业带来源源不断的利润， 以实现双方共存发展的目标。

（四）构建利益共享的分配机制

“家中有个票号郎，强过七品空堂皇”，这句晋中的流行语折射出票号中人用自己劳动力入股参与经营，与东家一同分红的制度具有强烈的诱惑力。票号的财东用温情的手腕笼络着每一位票号中人，使他们感觉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即从被财东雇佣的蓝领转变成拥有分红权利的白领，他可以凭借自己的股份参与到票号的管理运作中去，因此他们都对票号的事业不遗余力。正是由于员工与企业之间存在的利益共享机制才推动了票号内的各个利益主体有效结成一个经济利益共同体， 将参与其中的每个人的利益同商号的兴衰成败紧密联系到一起。在现代企业中，改善企业利润的分配机制有助于协调劳资关系，从而实现劳资利益最大程度的一致性，这对于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显然是十分有益的。同时，这种分配方式是我国社会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雏形，按现代语言来讲，有顶身股的伙友参与分配同其他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是相符合的。因此就能更好地反映劳动生产关系，符合现代企业管理中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做法，这对于我国当今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结论

山西票号顶身股制度，是在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过程中，中国式企业社会化生产的产物。它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当时社会资本组织形式的不断演进。顶身股制度为晋商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增强了竞争力，增添了凝聚力，对票号的兴盛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借鉴顶身股制度的同时也应当清楚，任何一种制度作为资本的组织形式，只是一种适应当时生产背景的经营制度，它是当时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真实反映。因此，需将现实的社会氛围与经济环境相结合，制定最适合我国企业发展的制度，这才是最终选择。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M].人民出版社，1995

2.邬名扬，马丽娜.资本论与当代[M].华文出版社，2001

3.王晖.晋商人身股制折射人本管理智慧[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7（5）

篇6

关键词：古籍数字化 古籍保护 “明别集丛刊”项目

“明别集丛刊”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和黄山书社合作的大型古籍影印项目，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明人别集丛书，选取明代近2000位作者的诗文集，占现存全部明代作者及其别集的三分之二强，基本囊括了明代重要作者的重要别集。该项目选取了1500多种原书，200多种胶卷，共扫描50多万筒子页（包括胶卷还原），其选目与扫描工作已经完成。笔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就职，参与了选目工作，并承担该项目的复核和后期处理工作，对于数字化过程中的古籍保护问题，有一些粗浅体会，今整理如下。

1数字化前的底本甄选工作

选择好的底本，这是古籍数字化的重要前提。据笔者参与此项工作的体会，在选择底本时，需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1底本应有较大版本价值

底本应选取刻印年代较早、流传稀少、具有代表性、是此后诸本的祖本，等等。这个问题主要属于版本目录学和文献学的范畴，这里不展开讨论了。

1.2版本鉴定应保证准确性

注意核查，给出所选底本的正确版本信息。在确定某一古籍的版本时，最好参考《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与其中所载条目相对照，看是否相符。出于历史原因，我馆古籍目录存在着一些错漏或不准确的地方。如果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不相符，需细查原因——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有误，还是我馆的目录不准确？还是各有正误之处？一般说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版本著录正确性较高，但也有缺陷。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10947条“荣木堂集三十二卷明陶汝鼐撰清顺治康熙递刻本”，本馆原书为三十七卷，自然要遵从原书。再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9859条“范文忠公初集十二卷明范景文撰年谱一卷清王孙锡撰清康熙四十年范毓秀、范绳祖等刻本”。关于刊刻年代，我馆目录作“清康熙十二年”，据原书序跋，该书刻于康熙十二年，康熙四十年的序为后加，故不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明别集丛刊”中所采用的约700种善本书，笔者曾一一查阅其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的著录。每当遇到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不符合之处、且从原书中无法判断正误的情况，笔者尽量去我馆之外的藏馆查阅原书，如果没有条件看到原书，则寻找书影，来对照是否同版。书影的获得，基本有三种方式。第一，本馆所藏影印本，如“四库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丛书”、“四库续修丛书”、“丛书集成”，等等。第二，某些图录类图书，如《中国版刻图录》；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已经出版的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各大图书馆的古籍善本图录，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珍品图录》、《南京图书馆馆藏图录》等；古籍展览图录，如《册府撷英——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图录（2009）》、《楮墨芸香：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图录（2010）》等。第三，相关网上搜索。三者结合起来，对版本确定有很大帮助。

1.3同一版本有不同复本者

在选目过程中，如遇到同一版本有不同复本者，应综合考虑古籍内容、印刷状况、装订情况、纸张条件，等等，尽量选择内容完整、无缺页或者缺页较少、刷印清晰、断版、补版较少的书。不能选中缝较紧的书，如果中缝太紧，扫描时，靠近装订线的文字容易变形，甚至有可能根本扫描不上，需要拆书，才能达到理想的扫描效果。但如果两种书都中缝紧，而其中的一种有包角的话，则尽量选择没有包角的书，因为包角还原起来较困难。总之，想尽办法避免拆书，尤其是尽量不拆有包角的书，以保持古籍的原貌。

纸张方面，尽量选用白棉纸或皮纸等较厚而坚韧的纸张，尽量不选薄竹纸，特别是薄而脆的黄色竹纸古籍。从保护古籍来看，在扫描过程中，要翻页，要按压，竹纸的书更容易受损。从扫描效果看，同样的内容，在黑白扫描的情况下，白棉纸或皮纸等的扫描效果更清晰；另外，古籍纸张太薄的话，容易透出反面的字，在黑白扫描的情况下，这些透字会变成图像上的底灰，处理起来较困难。至于透字问题，有用下列方法处理的：即扫描时加衬纸，夹在筒子页内，把两个半页隔开，从而避免透字。不过，古籍纸张多较松脆，衬入的纸张易把书口划破。所以，这次“明别集丛刊”扫描时，我们没有采用衬纸。透字问题则希望扫描公司来处理。

选书时，如果仅选用该书的部分内容、需要插入纸签标明起止的话，尽量用软而薄的手工竹纸，千万不能用厚而硬的机械制纸，以免损坏古籍原本。另外，有些宣纸虽然是手工制造，但比较厚而硬，也尽量不要选用。纸签上的说明文字尽量用铅笔，以免污染古籍原本。

1.4卷页单一定要做好

选择好版本后，一定要做卷页单，也就是页次记录单，逐页记录序跋、卷次、附录等，计算总页码。卷页单是扫描的依据，要详细记录缺页、半页等情况。如果古籍的某些页有损坏，也要记录下来，这不但是为了检查图像扫描的准确性，也是为了在扫描结束后，与扫描公司交接古籍原本时，作为点收依据。当然，也是为了以后的修复需要。卷页单是非常重要的，“明别集丛刊”项目采用了部分胶卷，我馆请扫描公司还原胶卷时，未提供卷页单，导致还原出了错：有时好几种书在一个胶卷上，可能只有一种书为我们所用，而扫描公司的操作员分辨不出来，或者还原得太多，或者只还原了一部分，或者根本就没有还原。结果，只好在提供卷页单后，重新还原。另外，需提醒扫描公司的操作人员，即使卷页单有错误（比如计算总页码错误，或者记录个别卷次的页码错误等），也不许擅改，一定得告知参与选目的相关工作人员后，才能改动，以避免造成扫描图像错误。

2图像化过程中需注意的问题

2.1尽量保证不损伤古籍

为了保护古籍，和扫描公司交流好非常重要。因扫描公司人员流动大，操作员的素质与水平参差不齐，需要在扫描前提醒他们一些扫描原则。古籍扫描与普通书扫描有很大不同：古籍一定要轻拿，轻放，轻翻；而且，一定不能像扫描普通书那样，用带有螺旋纹的指套，因指套上的螺旋纹易刮伤古籍纸张。在进行大型数字化项目的时候，扫描公司一般会派一个组长。这位组长一定得认真负责，如果事事处处只顾及扫描速度，而不管古籍是否受损、扫描效果是否良好，这样的组长不能用。如对扫描组长不满意，我们可以督促扫描公司换人。如果操作员不爱护古籍，我们也要请他离开。最好和扫描公司就古籍保护问题，签订一份合同，详细规定古籍扫描有哪些规矩，违反了的话，或者损伤古籍的话，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另外，要告知扫描公司，没有取得我们同意，不能私自拆书。又，某些古籍的封面最初印刷时，覆有薄的透明纸保护，须告知扫描公司，尽量不要撕开覆纸，可用彩色扫描，如果彩色扫描也不清楚的，宁可不扫描封面，也要保持古籍原貌。

2.2确保扫描效果良好

这也是立足于保护古籍的需要。如果扫描效果不好，又无法进行后期处理的话，很可能需要重新扫描，而多次扫描原书，对古籍损害很大。古籍扫描效果是否良好，与扫描仪器、扫描参数设置、扫描的颜色模式等等，都有关系。

“明别集丛刊”项目采用了3种图像化设备：柯美（MINOLTA）PS7000扫描仪、数码相机、虹光（Avision）FB6080E扫描仪。FB6080E是平板式扫描仪，其图像效果在3种设备中最好，但因为与古籍直接接触，可能对纸张松脆的古籍有损，而且扫描速度较慢。其他两种复制设备速度较快，扫描时只需页面朝上，平放于托书台，但也需要操作员手动翻阅古籍，并按压，对古籍还是可能有微损。而且，有的古籍较厚，用后两种复制设备时，扫描图像可能会变形。最好采用既能与古籍零接触，又能保证图像效果的扫描仪器。

除了选择好的扫描仪外，还要调整好相关扫描参数，如分辨率、焦距、亮度、对比度、图像文件格式等。如果设置不当，在扫描过程中，容易造成图像细节丢失，即使后期通过图像软件进行处理，也无法获得理想效果。“明别集丛刊”项目采用的分辨率是400dpi，文件格式是tiff。

颜色模式的选择。在古籍图像化中，通常有彩色、灰度以及黑白3种扫描类型。“明别集丛刊”项目基本采用黑白扫描。笔者发现，黑白扫描有较大局限性，在某些情况下并不适合。首先，还原胶卷时，不适合用黑白模式。“明别集丛刊”先是用黑白模式还原胶卷，但发现效果很不理想，很多时候，底灰重得挡住字了，或者底灰遮住了版心。后来，只好换用灰度模式，效果好多了。其次，黑白扫描模式无法完整再现古籍原件上的红色字迹或图像。批校本、评点本、彩色套印本等等，最好采用彩色扫描。比如：“明别集丛刊”选用的《丹崖集》，该书是清研古楼抄本，李盛铎批校。李用朱笔校改了上百处，用黑白扫描模式，校改痕迹非常模糊。李盛铎为此本所做的朱笔跋语，“癸丑霜降后五日，假友人藏钞本校，改正如右”，用黑白模式扫描不出来。由于黑白扫描失真得厉害，该书换用了彩色扫描。再如：日本延宝五年刻本《永觉和尚禅余外集》，书上有大量的红色圈点，书眉及行间有大量朱批，用黑白模式扫不清晰，只好换用彩色模式。另外，四库底本一般在首页钤有“翰林院印”的红色满汉文大方印，用黑白模式扫描不清。有的四库底本有红色眉批，还贴有飞签，部分飞签上钤有四库分校官的朱印，也在黑白模式下，无法体现。此外，版画不能用黑白扫描，即使是黑白版画也不适合。因为黑白扫描层次不丰富，无法体现出版画的细腻笔调。黄山书社准备用单黑印刷“明别集丛刊”，所以，还得把彩色图像转化成黑白图像。因此，在用彩色模式扫描个别书的时候，要注意颜色深浅，颜色过深，转化成黑白图像后，有些字会被底灰遮住；颜色过浅，转换成黑白图像后，又不太清晰。

笔者认为，彩色扫描是最保真的方式。但彩色扫描速度慢，而且比黑白扫描总额贵。因此，采用哪种扫描模式，要和出版社多沟通，问询出版社需要达到什么扫描效果，并灵活掌握。最好先试扫描一部分，找出最好的扫描方式后，再进行大规模扫描。

3图像化之后的处理问题

扫描完成后，需要做图像后处理，在以下两个环节容易出问题：

3.1拼版环节

扫描完成后，需要对两个半页进行拼接，形成一个筒子页。如果操作员不认真，容易出现以下错误：左右拼版颠倒，以致版心到了边上；缺半版；左右两个半版有部分叠加，从而挡住版心；左右拼版歪了，以致两版之间出现夹角。需要对扫描公司特别说明的是：有的筒子页半页有字，另半页是空白，这半个空白页也必须拼上，不能删除。否则，容易把这半页和下一个筒子页的前半页拼在一起，从而导致整本书的拼版错误。

3.2裁切环节

扫描公司在处理图像数据时，会对图像边缘进行裁切，以去除多余部分。不特别说明的话，扫描公司一般默认为以版框为裁切依据，也就是说，去掉天头、地脚以及左右边框外的内容。但是，有很多古籍是评点本，评点者在版框外写评语；还有的收藏者，在版框上或者在版框外钤印。以上内容如果被裁切掉了的话，古籍图像就失真了。应告知扫描公司，以古籍原书页面的边缘为裁切的依据。

以上是笔者参与“明别集丛刊”项目中，关于古籍数字化与古籍保护的一些初步想法。挂一漏万，抛砖引玉，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

参考文献

篇7

以下是笔者在研究《校雠广义・版本编》之后所得的一点体会。（在阅读《校雠广义・版本编》之时，笔者将其与黄永年《古籍版本学》及杜泽逊《文献学概要》进行对比研究，以便进行进一步分析。）在此将自己的心得献给大家。

关键词：校雠 版本 目录

由于作为《校雠广义・版本编》的著者之一的程千帆先生在三十年代初期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学习，而当时刘国钧先生正在金陵大学为大学生讲授校雠学，为研究生讲授《汉书・艺文志》，程千帆先生当时得到刘国钧先生的悉心指导。这就为《校雠广义》成为一部优秀的目录学教科书埋下了伏笔。

作为第一次接触目录学的初学者，可能心中存在着这样的疑问：“什么是版本？何为版本学？版本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而在《校雠广义・版本编》的第一章――“目录与目录学”中，对此就进行了阐释和解答。

“版本”一词，可上溯到“板本”。南宋时期的沈括在自己的《梦溪笔谈》里有这样的记载：“版印书籍，……皆为版本。”宋代的时候，“板本”指雕版印刷书籍，随着时间推移，其含义越来越丰富，不再限于印刷本，甚至不再限于纸质书本。

黄永年《古籍版本学》解释更简单：“……明末清初，……当时只称某些喜欢藏书、能鉴别宋元本的人为‘版本专家’，称他们‘精于版本之学’。‘版本学’这个名词，大概上就是这样来的’。”

章学诚有部名著《校雠通义》，其所写的校雠之学大致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版本之学：“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校雠广义》引用《选集》里《矛盾论》的话说：“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版本之学要解决的矛盾是不断增长的文献与人们对它需要之间的矛盾。因此，版本学就是研究目录的产生和发展的科学，也就是说，版本学就是研究如何解决不断增长的文献与人们对它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的一门学问。

《校雠广义・版本编》里是这样解释的：“作为版本学的专有名词，则版本是指同一部书在编辑、传抄、刻版、排版、装订乃至流通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形态的本子。”给版本学下了更科学的定义：“在印刷术发明以后，……产生了各种不同本子。……就出现了文字、印刷、装祯等等各方面的许多差异。研究这些差异，并从错综复杂的现象中找出其规律，这就形成了‘版本之学’。”（《校雠广义・版本编》第8页）相对于《文献学概要》和《古籍版本学》上的定义而言，《校雠广义・版本编》的定义更科学，更详细，也更通俗易懂。

中华民族有上下五千年悠久历史，流传下的古籍浩如烟海。其中精华和糟粕经常糅杂。这就需要研究者做很多工作。

首先，在对书籍的研究工作开始之初，要选择好善本。

《校雠广义・版本编》提及选择善本的重要：“书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因各种原因产生了一些不同版本，而这些版本之间从文字到编次又往往存在着很大差别。这种差别又往往可以决定读者从书中所获得的知识是否正确。”并列举很多例子。如宋代杭州府学教授错把“坤为釜”讲为“坤为金”。这样的例子，使文章更加生动有趣，可以加深读者印象。

何为善本？《文献学概要》援引张之洞的话：“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旧本：一旧刻，一旧钞。”这带有学术上的善本和文物性善本的两层含义。《文献学概要》将其归纳为：“精注精校，不缺不讹。”初学者不免有些难于理解。《校雠广义・版本编》里的“善本”就解释得十分详细。将善本归纳为三种，一是足本，“因为不完整就不能反映原作的全貌，当然也就谈不上与原稿相同或相近了。”二是精本，“精校的目的是使书接近原貌，精注的目的是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书的内容。”三是旧本，“旧本在时间上距离原书较近，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会更接近原貌些。”并再三注明，从读书治学的角度看，古本未必都是善本。

善本选择好了，下面要做的就是如何辨别版本。

《校雠广义・版本编》首先是从文献载体谈起，把古文献分为甲骨、金石、竹木、帛、纸五大类，加以详细解说。例如甲骨一类中，按中科院所编《甲骨文合集》，将甲骨文分为阶级和国家、社会生产、历史文化及其他等四大类。相对于此，《文献学概要》只是简单地对甲骨文进行了下解释便匆匆带过，而《古籍版本学》则根本未涉及。

其次是纸书装式。在《校雠广义・版本编》中，编者对卷轴装、旋风装、线装各列为一节进行说明，并把经摺装与梵夹装、蝴蝶装与包背装这些有关系的装式各合为一节，附带图样，使人如见实物。相对于此，《文献学概要》中只讲到了五种，且未附图样。至于《古籍版本学》，并未对各种装式进行归纳，尚不如《文献学概要》。

下面是对雕印本划分，在《校雠广义・版本编》一书中对其划分可谓详细。按时代划分，将其划分为唐本、五代本、宋本、辽金元本、明本、清本。按地区划分，将其分为浙本、蜀本、建本、平水本。按刻书单位划分，将其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以及按形式和按刻印情况区分等方法，划分之细，令人叹为观止。

《古籍版本学》中虽对雕印本也进行区分，但只是按朝代将其分为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及以后的民国刻本，不够详尽。《文献学概要》中则更为简单。

版本鉴定相当重要，在《校雠广义・版本编》、《文献学概要》和《古籍版本学》中都对其进行了介绍。三者各有千秋。《校雠广义・版本编》除了对雕印本的鉴定进行了介绍之外，还对稿本、抄本、活字本等非雕印本的鉴定进行了介绍，显得比另两书完备。

此外，《校雠广义・版本编》附带了《杨凤苞与许青士书注》，并附带大量彩色书影、图版。对于开阔读者的思路显得很有帮助。《文献学概要》虽然未做到这点，但其后的“出土文献介绍”和“敦煌文献概述”对于研究古籍版本学的人而言，也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古籍版本学》、《文献学概要》属初学文献学的入门读物，若想进一步提升水平，《校雠广义・版本编》是更好的选择。

结语

总之，中国传统系列文化研究丛书中的《校雠广义》系列丛书，是一套把整理、研究古籍的成果与现代化建设相联系，使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得以更好地继承与弘扬的从书，而《校雠广义・版本编》是其中的精华所在，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无论是作为学生的我们，还是研究版本之学的科研工作者，都应该仔细阅读这本书。

参考文献：

［1］程千帆.校雠广义・版本编.齐鲁书社，1998年.

［2］程千帆.校雠广义・目录编.齐鲁书社，1998年.

［3］程千帆.校雠广义・校勘编.齐鲁书社，1998年.

［4］程千帆.校雠广义・典藏编.齐鲁书社，1998年.

［5］黄永年.古籍版本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

篇8

关键词： 《书林清话》 版本 刻本

叶德辉《书林清话》是一本重要的版本、目录学著作，它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古代雕版书籍的各种专业知识，诸如刻书源流、版本名称等。著名学者缪荃孙在《书林清话·序》中赞曰：“焕彬于书籍镂源流，尤能贯通，上溯李唐，下讫今兹，旁求海外。旧刻精钞，藏家名印，何本最先，何本最备，如探诸喉，如指诸掌。”[1]P1张舜徽先生说其“阅肆日久，藏书素丰，库掌毕生，不妨精熟，故版本之学，最能名世”。[2]梁启超也将此书列为国学入门要籍。由此可见，《书林清话》在中华文化特别是在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叶德辉是清末著名的藏书家，他说：“积金不如积书。”每遇善本，不惜重金购买，日久益丰，这为他撰写《书林清话》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书中的论述大多令人信服。当然这本书并非完美无缺、毫无瑕疵的，笔者试着从书中找出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一、前后文叙述自相矛盾

《书林清话》卷一“书有刻板之始”：“书有刻本，世皆以为始于五代冯道。其实唐僖宗中和年间已有之。”在同卷后文又说：“可见唐时刻板书之大行，更在僖宗以前矣。”这两句话很明显有相互抵牾之处，一方面说刻本在唐僖宗中和年间已经出现，另一方面又说刻板在僖宗以前已经盛行，难圆其说。无独有偶，在《书林清话》卷一“刻板盛于五代”：“雕版肇祖于唐，而盛行于五代。”在《书林清话》卷一“刊刻之名义”：“刻板盛于赵宋，其名甚繁。”关于版刻的盛行时代，叶氏有两个不同的观点，一说版刻盛行于五代，一说盛行于赵宋。前后的观点不统一，明显矛盾，难以让人信服。

《书林清话》卷五“明时诸藩府刻书之盛”：“晋府，嘉靖甲午十三年。刻安国桂坡馆《初学记》三十卷，见《杨志》、《丁志》。”而在《书林清话》卷五“明人刻书之精品中”：“锡山安国桂坡馆。……嘉靖甲午十三年。刻宋绍兴本《初学记》三十卷，见《范目》、《天禄琳琅》、《丁志》、《陆志》、《杨志》。按：明晋藩及徐守铭宁寿堂本，皆从此出。”前面说晋府翻刻安国桂坡馆的《初学记》三十卷，后面又说安国桂坡馆翻刻宋绍兴本《初学记》三十卷，时间都在嘉靖甲午十三年，难道安国桂坡馆与晋府同年刊刻《初学记》？这样的叙述不得不令人生疑，而实际上安国桂坡馆《初学记》刻于嘉靖十年，晋府于嘉靖十三年翻刻[3]。叶氏自撰的藏书书目《郋园读书志》中关于安国桂坡馆《初学记》的刊刻年代并没有出错，可见叶氏的错误是由于疏忽大意，失于检查。

二、私宅刻本与坊刻本之混

私宅刻本是历代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本，坊刻本是唐至清历代各地书坊刻印的书本。这两者差别不大，相似之处不少，有时很难将两者区分开。（1）书坊刻书一般为了谋利，所刻之书为了迎合社会各个阶层的需要，多为医书、历书、帖括经义之类的书，质量较为粗糙。私宅刻书多出于对圣贤、先辈师友的尊崇，或推行某种思想学说。明清私宅刻书，有的是为了传承某些稀有珍贵的版本。[4]P346（2）书坊刻书的牌记，很多带有广告的性质，为自己宣传推销，私宅刻本一般不以盈利为目的，不会为自己做广告。（3）书坊一般集中在经济文化繁荣的地区，以家庭成员为主，再雇佣一些工匠，书坊主往往是子承父业，所以不少书坊可以历经数个朝代。私宅刻书一般规模较小，仅限于家庭内部，存在时间也很短暂，一般随着私宅主人的死亡而消亡。

叶氏在《书林清话》中就有把私刻与坊刻混淆的地方。在《书林清话》卷四“元私宅家塾刻书”中，叶氏将刘君佐翠岩精舍列为私刻。按照上文私刻与坊刻的特点与区别，笔者认为翠岩精舍当为坊刻。其一，翠岩精舍是建阳刘君佐所设，活跃于元明两代的书坊，此坊开始于元大德末，其刻书活动持续到明代中叶，前后持续一百多年，时间之长非私刻能比。其二，翠岩精舍刻书丰富，诸如《程朱二先生周易传义》、《注陆宣公奏议》、《大学章句一卷大学或问一卷中庸章句一卷中庸或问一卷》、《新刊问刘守真伤寒直格》、《大广益会玉篇》、《国朝文类》、《渔隐丛活前集》、《诗集传附录纂疏》之类，达几十种，刻书种类多，数量大。其三，在翠岩精舍刻书中，如至正十四年（1354）的《注陆宣公奏议》和至正十六年（1356）的《大学章句》等刻本中还能发现“翠岩精舍”之类的广告标识语，可见此书坊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综上我们可以基本确定翠岩精舍为刻坊。

在《书林清话》卷四“元私宅家塾刻书”中，叶氏将平水曹氏进德斋归为私宅家塾刻书，似有不妥。黄永年《古籍版本》中说：“元平水本现存的则有曹氏进德斋刻的《尔雅》、《中州集》，平阳府梁宅刻《论语注疏》，都是坊刻。”[5]P104曹之在《中国古籍版本学》中认为曹氏的进德斋和刘君佐翠园精舍是坊刻。[6]P232-234黄镇伟更是在《坊刻》中直接说“平水曹氏进德斋是元代著名的书坊”[7]P36，现在学术界基本上都认定平水曹氏进德斋是书坊。此外，叶氏将建安黄善夫宗仁家，孙存吾如山家塾益友书堂列为私宅刻书，对此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观点。

关于私宅刻书与书坊刻书的区别，学术界并没有定论，界限也比较模糊，过去往往根据书牌刊语中所题的名称判断，如某“斋”、某“府”、某“家塾”等名称，即归为私宅刻书之类，某“坊”、某“铺”，即归为坊刻一类，现在看来，仅凭名称判断是私刻还是坊刻是不妥当的，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三、套印本的起源问题

叶氏《书林清话》卷八的标题为：“颜色套印书始于明季盛于清道咸以后。”他认为颜色套印起源于明朝，有待商榷。唐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叙录》中说：“先儒旧音，多不音注。然注既释经，有经注显。若读注不晓，则经义难明，混而音之，寻讨未易。今以墨书经本，朱字辨注，用于分别，使较然可求。”[8]可见此时的《经典释文》写本就已经采用了颜色套印技术。宋代周煇在《清波杂志》记载：“宋太宗淳化五年，翰林学士张伯重修《太祖记》一卷，以朱墨杂书。凡躬承圣问及史官采摭事，即以朱别之。”[9]《太祖记》在重修时，也采用朱墨双色套印写本。在敦煌宝库中有大量的壁画，这些壁画是唐、五代时采用双色甚至多种颜色套印技术而作。如此看来，套印本在唐代就已存在，但这只是文献中的记载，我国现存最早的颜色套印本是在湖北江陵县出土的资福寺无闻和尚注释的《金刚经》，此书印于元至元十六年（1340），是经文用红色，注文用黑色的套印本。套印本前人多认为始于明朝万历年间是靠不住的，虽然我们不能确定颜色套印书的真正的起源，但可以肯定的是套印本唐朝就已存在。叶氏未见到现在出土的文物，仅根据自己的藏书便断定套印本始于明季无疑是不恰当的。

四、元代坊刻有无善本的问题

叶氏在《书林清话》卷四“元时书坊刻书之盛”文末写道：“有元一代，坊刻所刻，无经史大部及诸子善本，惟医书及帖括经义浅陋之书传刻最多。”虽然坊刻为了盈利，迎合世俗的需要，刻书粗制滥造，校勘不精，舛误颇多，但是不能说明坊刻中就“无经史大部及诸子善本”，叶氏下此结论，未免过于武断。有数百年历史的坊刻，有无一代不可能没有善本。

笔者查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发现诸多元代坊刻经史诸子的善本。例如《续资治通鉴》十八卷，题宋李焘著，元陈氏余庆堂刻；《续资治通鉴》十八卷，元朱氏兴畊堂刻本；《续资治通鉴后集》十五卷，宋刘时举撰，元陈氏余庆堂刻本；《史记》一百三十卷，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唐张守节正义，元至元二十五年崇道精舍刻本，等等[10]。再如元代平水进德斋所刻的巾箱本《尔雅》，清代藏书家珍为善本。北大图书馆所藏的《程朱二先生周易传义》即为翠岩精舍所刻的善本。还有积德书堂刻印宋程颐的《周易传》六卷，余氏双桂书堂刻印宋陈彭年的《广韵》五卷，等等，皆出于元代坊刻的经、史善本。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叶氏所见的善本毕竟有限，不可能穷尽天下之书，有所纰漏在所难免。

五、主观偏见的问题

有时人们在作出判断时，往往受主观情感的影响，从而使自己的判断有失公允，叶氏也不例外。在《书林清话》卷六“宋刻经注分合之别”、《书林清话》卷十“日本宋刻书不可据”、《书林清话》卷十“近人藏书侈宋刻之陋”中把矛头指向了杨守敬，说杨氏“以不误为误，不足令人徵信矣”“至《留真谱》误以明翻宋刻为真宋本之类，殆如盲人评古董，指天画地，不值闻者一笑”“盖貌好古之人。而实为孳孳为利，吾断其所著之书不足信今而传后矣”“指宜都杨守敬，本以贩鬻射利为事，故所刻《留真谱》及所著《日本访书志》，大都原翻杂出，鱼目混珠。盖彼将欲售其欺，必先有此二书，是人取证。其用心固巧而作伪益拙矣。”

事实并非如叶氏所说的那样，杨守敬是清末民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家、藏书家。史书记载杨守敬治学严谨，“不仅学富，而且品高”。他一生潜心学问，无心仕途，常常资助乡里，同情百姓，热爱祖国。驻日期间，杨氏购买了大量散佚在日本的中国古典文化典籍，为传承中华文化作出了贡献，我们很难将他与叶氏的评价联系起来。

杨守敬在日期间，搜寻了大量在日流传的中国散失的古籍，并开始从事目录版本的研究，后来得到了日本医生森立之的《经籍访古志》，便按图索骥，仅用一年的时间就购得了三万多卷古籍，每得一书，便甄别版本。考其源流，遂写成《日本访书志》。该书所记的书多为古刻旧抄及日本、朝鲜刊本。其中不乏大量的珍本、善本，杨氏在保存中国文化典籍方面可谓劳苦功高。《留真谱》是中国最早编印的古籍书影图谱，共收书影483种，除收录中国宋元刻本、旧抄本的书影外，还包括明代刻本和朝鲜刻本的书影。此书保存了大量的真本和善本，以及一些在中国失传许久的古籍，虽然该书在体例编排上有些瑕疵，但绝非杨氏所诋毁的“所刻《留真谱》及所著《日本访书志》，大都原翻杂出，鱼目混珠”。不管是杨氏的学识作为，还是品德操守，都是值得称赞的。叶氏之语有失偏颇，就连李洣也说“叶氏厚诬杨氏，所言甚过”。[11]P318

叶氏在《书林清话》卷五“明时诸藩府刻书之盛”中认为北京都察院所刻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奇》及《万化玄机》、《太古遗音》、《神奇秘谱》等书是“轻诞”的行为，这反映了叶氏保守的封建思想。在《书林清话》卷九“都门书肆之今昔”中云：“蓝皮之书，充轫肆市，西域之韵，纂夺。”叶氏对西方科学文化的书籍是抱敌视态度的，这都反映了其思想的主观偏见。

我们不能因为叶氏的主观偏见就否定了他在目录版本学上的成就，也不能因为《书林清话》存在一些不足，就否定了整本书的价值。瑕不掩瑜，此书仍然是中国版本目录学上有重要影响的书，对后世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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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宋·周煇.清波杂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4.

篇9

[关键词]图书情报学；古籍；数字化

[中图分类号]G25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22-0101-02

古籍是指产生于1911年以前，记载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典籍。古籍是不可再生的文物，在长期的流通使用中，一些古籍纸张已经变质、变脆，不能再继续流传阅读。特别是一些孤本、珍本，更需要珍藏。由此，古籍收藏单位采取各种措施加以保护，其中古籍数字化是最理想的使用方式，可减少对古籍原本的直接使用，便于长期保存，还可使古籍资源得以有效的开发、利用。

在以纸本文献为主要文献类型的时期，我国的古籍工作者主要从目录、校勘、版本等方面入手，对古籍进行系统的整理。读者主要依据书目卡片检索和传统查阅方式查阅古籍。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推广，利用新兴技术手段开展古籍整理，实现古籍数字化，已成为古籍管理和利用的新方式。2007 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建立中华古籍联合目录、古籍数字资源库……进一步加强古籍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利用，特别是应用现代技术加强古籍数字化和缩微工作，建设中华古籍保护网。”①《意见》极大地推动了图书馆古籍数字化事业。因此，古籍数字化已经成为 21 世纪古籍整理的主流，代表着未来古籍整理、开发、利用的发展方向。

潘德利先生在《中国古籍数字化进程和展望》一文中对古籍数字化定义为“采用计算机技术对古籍文献进行加工、处理，制成古籍文献书目数据库和古籍全文数据库，用以揭示古籍文献中所蕴涵的极其丰富的信息资源，为古籍的开发利用奠定良好的基础”。②定义认定了古籍数字化采用计算机技术对古籍文献加工处理，使古籍原典在计算机上实现浏览、检索、利用，从而揭示文献资源，为读者提供便利。主要采用古籍文献书目数据库和古籍全文数据库两种方式进行。其中，古籍书目数据库反映的是古籍的外在特征和基本文献信息，如书名、作者、版本年代、行款尺寸等，便于读者查找和图书馆古籍管理。全文检索数据库将古籍资源全文录入，转化为电子文本，供用户查阅，提供了一种以字符为主要处理对象，根据资料内容而不是外在特征来实现检索的先进查询手段。

当前，数字化古籍按载体形式可分磁盘资源和网络资源两大种。现有的磁盘版古籍一般有三种类型：一是图像版，它是将古籍直接以图像格式扫描存储。如《中国基本古籍库》，该数据库以 DVD—ROM 为载体，全套光盘库总计全文 20 亿字，版本图像 2000 万页，其中近 2000 种为世人罕见的孤本和珍本，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二是全文版，它存储的不再是图像，而是数字化的古籍文本，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图书，可实现全文检索和查找。三是图文版，它在古籍书页图像存储的基础上，将书中具有检索意义的内容数字化，并辅以数字化的电子工具书，为读者提供快捷有效的检索、统计、整理和编辑功能。《中国方志库》收录中国方志 8000 种。每种方志均制成全文文本和原版图像，总计全文超过 30 亿字，图像超过 3000 万页。可从区域、条目、全文三条路径进行全方位的检索。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及，古籍资源的网络化也成为一种趋势。它主要是将数字化的古籍资源在网络上有偿或无偿地，供互联网用户使用。例如，北京大学图书馆古文献资源库（http：///index.htm ）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善本古籍、普通古籍，以及金石拓片、舆图、契约等特藏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相关的数字化加工而建设起来的，它包括古文献目录、图像、全文数据库，古籍、拓片、舆图等文献资源的系列著录系统，是提供给最终用户使用的检索平台。

古籍数字化减少了珍贵古籍的纸本流通，有效保护了珍贵古籍，方便图书馆工作人员对古籍的科学管理。古籍数字化还可使读者有效检索、利用古籍资源，帮助学者排除冗余信息的干扰。可以肯定地说，古籍数字化改变了学者查阅古籍文献的方式。他们可以利用文献机构的古籍文献数据库进行查询、阅读，可以随时随地查阅互联网上丰富的资源，这种阅读方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必然带来学术研究方法和方式的进步，进而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

然而，在古籍数字化研发和使用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如古籍数字化标准不一，人才缺乏，数字化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缺乏深层次开发产品，缺乏公益性古籍数字化产品，盗版猖獗，直接影响古籍整理数字化的快速发展。为了促进古籍数字化科学有序地进行，也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广大古籍工作者或研发机构要认真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取长补短，为社会广大读者提供优秀的高质量的数字化产品。根据目前古籍数字化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推动工作的开展，以满足社会的需要。

第一，统一标准。如著录条例、数据库格式、编目软件使用字库等，以保证数据库的质量和查询服务效果，为读者提供一个共享古籍文献的统一平台。

第二，培养新型的古籍整理研究人员。古籍数字化需要的人才不仅要掌握中国古籍文献的分类、版本鉴定、编目，还要会编制数据库，懂得计算机网络、多媒体等现代技术，能开展研究和开发工作，这是古籍数字化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第三，做好古籍数字化前的整理工作。整理是古籍数字化工作前的重要环节，整理工作的好坏决定了数字化产品内容质量的优劣。整理首先要在古籍数字化选题上狠下功夫，尽量收集到有关的不同版本，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选择最优版本。对严重破损的图书，先修复再进行数字化。校勘是古籍数字化前一项重要工作。校勘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地消除讹误，方便阅读。要考虑古籍读者群中专家学者注重原始文本的阅读，对版本有一定的要求，就应该采用图像扫描的方式保持原件本来面目，充分体现古籍善本的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最好能提供文本和图像两套内容，前者实现全文检索和语词统计的功能，后者可提供读者浏览古籍的原貌。电子版校对可采用多文本交互的方法，对同一个版本的书籍，可以采用两人或多人同时输入，避免一些低级的输入错误，最后的文本应由专业人士校对，确保数字化产品的质量，将最优秀的数字化产品展现给读者。

第四，古籍数字化深度开发，满足多层次研究者的需要。古籍数字化的目的和作用不仅是保存与普及传统文化，同时还应为学术研究服务，为研究者提供更深层次的服务。一些研究者提出，今后的古籍数字化开发“应设法努力在各个统计知识库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关联，以便于研究者将各种统计结果相互结合、参照、对比，获得更大的思考和研究空间”。③在古籍文献的不同版本之间建立起联系，“包括数字图像版与文本版、不同文本版之间的对照和切换，以便对照和互补互证”。④建立强大的以全文检索为基础构造的智能化检索系统，“实现包括条件检索、逻辑检索、模糊检索、组配检索、属性检索等多种类型的检索”。⑤使数字化古籍丰富多样，更符合学术研究需要的功能，从而支持甚至引导更深层次的研究。

第五，古籍数字化产品联合研发。古籍数字化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为建立起一个和谐的古籍资源库，应该走社会化协同合作之路，即收藏者、投资者、高科技企业、出版单位，多家参与联合共研共建，收益分享，为加快高质量、高水平、高速度的古籍信息资源数字化建设进行协作。

第六，做好古籍数字资源的共享。目前，古籍数字化资源虽然数量不少，但绝大多数为付费产品，限制了古籍数字化资源的利用。为了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笔者认为：首先，应建立公益性的中国古籍基本读物网。⑥这个网站可由政府投入，将中国最精华的古籍读本放上去，并实行免费开放、检索和下载。国学网开发的《国学备览》，通过光盘这一载体，提供上千万字的古籍电子读物。这类公益性网站的建立，技术和资金上都应由政府提供。其次，建立注册式研究性局域网实现资源共享。这种共享包括书目的共享、文献的共享和研究成果的共享。如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http：///service/guancang/gujishanben.htm），在导航区点击“善本古籍”，可检索其馆藏的27万种古籍中的善本；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古文献资源库（http：//rbdl.cal /pages/In-struction.htm），收录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约150万册，其中善本近20万册；其他如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普通线装古籍书目数据库，上海图书馆古籍书目查询，天津图书馆馆藏古籍善本图录，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图书馆等，均有古籍书目可查询，供读者或研究者共享。

第七，为古籍整理数字化专门立法，杜绝盗版作品，有效地保护古籍整理数字化的合法权益，以保证古籍整理数字化的顺利进行。

第八，古籍普本有待开发。目前的古籍数字化开发集中在古籍珍本、善本上，而占古籍总数绝大部分的普通古籍却乏人问津。古籍数字化开发应该实行全部古籍数字化，把所有古籍最终纳入数字化系列中，为社会使用，最大程度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将古籍信息数字化、网络化，做到资源的共知、共建和共享。

[注释]

①白瀛、周玮：《国务院办公厅古籍保护方案并统筹实施》，《人民日报》，2007年3月2日。

②潘德利：《中国古籍数字化进程和展望》，《图书情报工作》，2002年第7期。

篇10

其实，正如董国强所说：“我觉得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国内拍卖公司普遍都面临的问题，瓷杂在匡时成立头几年表现还是不错的。近两年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的竞争力在减弱，因此，市场调整也许是个契机。对于我们的业务人员来说，需要尽快的来增加经验，同时进一步的开拓市场，我们现在也在考虑从多角度来开发这种资源，来弥补我们业务人员经验上的不足，以及弥补我们和苏富比佳士得等国外公司资源上的差距。”

瓷器：低迷中等待突破

回顾2011年，瓷器拍卖经历了市场的严酷考验。2011年3月的纽约苏富比，一只估价仅为八百美元的类属民国粉彩瓶最终以约1.3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这样一场由“捡漏“引发的壮举震惊了世界，也似乎为一年中瓷器的行情开了一个好头。

然而，相对于中国书画而言，2011年瓷器的拍卖情况并不如预想的那般火热。瓷器高估价现象突出，明星拍品遇冷情况显著。例如备受期待的香港苏富比“玫茵堂珍藏――重要中国御瓷选萃”晚间拍卖会，专场成交率为70.13%，成交额为3.99 亿港元，远低于拍前预估。在此专场预展时就吸引了众多买家与社会媒体的关注的明星拍品 “清乾隆御制珐琅彩‘古月轩’题诗‘锦鸡花石’图胆瓶”在拍卖现场遭遇流拍。无独有偶，香港佳士得于2011年春拍推出的 “乾隆时时报喜转心瓶”在拍卖现场也未能成交。

对于这两件作品在现场遭遇流拍，业内人士认为这一现象主要由于近几年瓷器精品征集难度的加大，为了征集到较好的作品拍卖行不得不用提高估价等手段竞得重要藏品拍卖委托，但当估价过高时买家又相当谨慎的对待这些高价作品。

瓷器市场在下半年的表现与上半年相比稍有缓和，但精品与一般拍品的市场表现两极分化严重。香港苏富比秋拍中最受关注的“玫茵堂珍藏──重要中国御瓷选萃之二”吸取春拍中估价偏高以及高保证金的教训，在秋拍中由估价保守的精品带动高价成交，总成交近5.6 亿港元( 此前预估为4.3 亿港元)，成交率为82%。但随后“中国瓷器及工艺精品的常设专场”，没能把这个好势头给延续下去，成交价( 加上佣金后) 才勉强达到预估7.5 亿港元的一半，仅4.02 亿港元。

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虽然古代瓷器方面不及往年的火爆，但是现当代瓷方面大有升温的态势。春拍中，北京匡时首次推出“近现代及当代瓷专场”，收获4094万元，其中王步的青花嬉禽图笔洗以713万元的价格成交，张松茂粉彩《和靖咏梅》瓷板也以494.5万元成交，分别打破作者个人拍卖纪录。秋拍北京保利同样推出“现当代艺术陶瓷”专场，王步“青花灵禽春夏秋冬四屏”经过几番竞价最终拍出了2,702.5万元，专场成交总额将近9,000万元。近现代及当代瓷的价值正在逐步被发掘。

对于瓷器的征集，董国强也讲出了拍卖公司所面对的难处：“瓷器的征集主要是在海外，过去这两三年也都是这样，因为国内的瓷器大部分都是买的时间不长。同时由于国内缺乏系统收藏瓷器的收藏家，所以很少有东西留在手里很长时间。就像打排球一样，五个人有主攻，有副攻，有二传，我们的瓷器感觉五个人都是二传手，所以你在国内看到的瓷器都是去年刚买过的。卖来卖去的，很少有买了放几年的，这样的人不多，不是说没有，但是太少了，可能也就那么两三个人。”

回顾2011 年瓷器拍卖市场，其成绩不佳归结于市场调整期下以往多年积累的问题集中体现。同时由于造假技术不断提升，许多没有传承和出处的瓷器受到市场冷遇，造成流标的结局。许多名家旧藏或传承有序的拍品又由于委托人的坚持，估价偏高导致流标。不过，正如苏富比瓷器与工艺品专家沈恩文所说：“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指2011年）常常会出现一些有实力的低调藏家，认为现在的市场已经到了一个合理的、适合出手的阶段，所以购买的决心会更大。”

专家点评：

翻看2011年瓷器成交前十名的拍品，会发现有7件清代乾隆瓷器，另外3件为明代青花瓷器。在这10件中，共4件出自玫茵堂。另外4件则出自北京保利。此外，明清瓷器在2011年占据了瓷器成交的前十名，这种现象会否在香港苏富比2012年春拍上拍宋代瓷器有所转变呢？

沈恩文：对于宋代瓷器，内地拍卖公司受限于政策问题，征集的难度很大，会有供应问题。不过经过这次拍卖，应该会引起人们对于宋代瓷器的兴趣，对于价格的提升有一定帮助。

董国强：当代瓷的资源不是特别多，真正值钱的也是当代制瓷大师早期的作品。同时，当代瓷里面卖的贵的也是民国时期的，比如王步。当然这类艺术品相对来说成交情况比较好，但地域性比较强，买家基本上还是以湘西的买家为主。

玉器：宫廷玉器依旧是头牌

2011年的玉器市场，整体表现较为疲软。当然，这与拍卖公司难以征集到亮眼拍品有很大的关系，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白玉制品尤其是白玉宫廷玉玺的表现仍旧强势。作为中国传统宫廷文化的延续，宫廷玉玺非常符合当前市场对宫廷御制的情结。2011 年秋拍中，清乾隆六十年（1795 年） 白玉御题诗“太上皇帝”圆玺在北京保利以1.61亿元人民币（约合1.96 亿港元）成交，刷新了御制玉玺和白玉拍卖世界纪录。此外，同样在保利上拍的清道光十一年（1831）白玉御制文“慎德堂宝”交龙钮宝玺也以9,085 万元人民币的高价成交。在清代御制玉器的带领下，御制翡翠也吸引了部分买家的注意。保利的御制翡翠朝珠项链“黄仲涵项链”与香港苏富比的翡翠镂雕螭龙带钩占据了玉器成交前十名的两名。

御制翡翠朝珠项链“黄仲涵项链”由三十颗翡翠圆珠串成，颗颗硕大饱满，且大小均匀，每颗直径均在13.3至13.4毫米之间，色泽翠绿浓艳，呈祖母绿色，光彩耀眼，晶莹清澈，显得异常雍容华贵。它的历史可追溯至一百年前的民国初年，当时北京著名的翡翠玉石商人，人称“翡翠大王钱百万”铁宝亭自清代末代皇帝溥仪家族收购到一串翡翠朝珠。其后他将这串朝珠改制成两串翡翠珠链，出售给了当时的侨商首富人称“糖业大王”的黄仲涵。在这串晶莹翠绿的项链上，不仅有着清朝皇室的印记，更纪录着黄氏家族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百年辉煌，可谓极富传奇色彩。

不过，与交易市场的蒸蒸日上相比，白玉与翡翠在拍卖市场的表现一直处于较平淡的状态，偶有高价表现皆因借了宫廷二字的光。不过，如果拍卖公司可以征集来流传有序的佳品，成交结果还是不错的，比如2011年6月，北京保利“春水秋山――海外藏宋元明清玉器”专场，共上拍130件，成交率100%，成交额4，977.2万元，成为2011年内地玉器市场令人鼓舞的玉器专拍。2005年，其藏玉曾展出于天津博物馆，此次的拍卖品不少均是当年展出的精品。

针对目前玉器拍卖市场的萎缩情况，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今年市场中精品稀少，这与货源征集困难相关；二是古玉拍卖发展的瓶颈――真伪鉴定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

专家点评：

李移舟：玉器拍卖主要分为两部分，一为宫廷制品，这类拍品一经出现便会引发关注拍出高价，而另一类以白玉制品为主，这也是保利玉器部分今后发展的方向。白玉从材质上讲深受广大藏家的喜爱，而在鉴定方面又相对简单，因此在拍场上非常受欢迎。

古籍善本：越来越贵

由于古籍善本具有的较好的历史文物价值和学术资料价值，古籍善本较其他艺术品类而言，目前市场价格较低，而因其伪造成本过高故而收藏风险也相对较低，是比较适合一般藏家投资的艺术品类之一。2011年的古籍善本拍卖行情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越来越贵。

作为拍卖古籍善本的老牌公司，中国嘉德的公司介绍开篇是：“经过中国嘉德的努力，诸多国宝级的珍品如‘翁氏藏书’、‘唐摹怀素食鱼帖’、‘宋高宗手书养生论’、‘朱熹春雨帖’和‘出师颂’等重要拍品，或从海外回归大陆，或从民间流向重要收藏机构。”其中最瞩目的就是“翁氏藏书”在2002年被上海图书馆以当时的天价―450万美元从海外回收。也正是这件事让很多人意识到古籍善本的价值，也因此，中国嘉德的古籍善本专场一直让藏家趋之若鹜。2011 年5 月22 日在中国嘉德创出了古籍善本的另一纪录―《陶叔献辑 两汉策要十二卷》以4,830 万元人民币的成交价成为本季度古籍善本拍卖的最高价作品。

而在秋拍中，拍卖公司根据自身的资源设置了众多特色专场，在这其中，中国嘉德依然表现的最为耀眼。秋拍中“季羡林先生藏书拍卖专场”为2011年的古籍善本行情书写了精彩的一页，该专场共上拍季先生藏书104种，总成交额达1，620.7万元，成交率高达98%，为古籍拍卖中所罕见，其中董诰等辑的《全唐文一千卷目录三卷》清嘉庆十九年内府刻本以494.5万元拔得头筹，宋濂等书《明五贤墨宝》明写本也拍出了402.5万元。名人手稿及书札也表现不俗，周作人撰书《秉烛后谈》手稿以345万元的高价成交。

季羡林的弟子钱文忠教授曾披露过季羡林藏书的往事：季先生的藏书数量巨大，在北大应该是可以排第一的，在他生前曾将其所藏一批图书、稿、字画等物品捐赠给北大。令人称奇的是，2009年年末在北大竟然发生了一件季羡林生前珍藏的五千多册古籍被盗的事件，当时丢失的古籍共有161种。其中，有明确数目的线装书就有4351册，此外还有这次送上嘉德秋拍的《全唐文》4大箱和全套二十四史，丢失书籍总数将近5000册。好在季羡林旧居被盗案火速告破，被盗物品被全部追回。

与此同时，作为南方老牌的拍卖公司西泠印社也为藏家呈现了精彩的特色古籍专场。秋拍中，由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题跋、吴翌凤校跋的清抄本《文房四谱五卷》（1册）、黄丕烈题跋明抄本《画鉴一卷》（1册）分别以333.5万、149.5万的价格成交，这应该是清代、明代抄本单册拍卖的最高纪录。此外，碑帖拓本、版画类书籍、清代及民国的精刻本，以及西泠拍卖从自身特色出发推出的一些金石类书籍，都受到较多关注。整场拍卖保持少而精的思路，113件拍品成交率达88%，成交总额1202.8万，为西泠印社2011秋拍圆满收官。

专家点评：

古籍善本的可靠性和品牌效应在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中的价值日益显现，其价格与日俱增。至今还未见过一本堪称善本的古籍珍品在买进之后下跌的，因此将古籍善本比喻为艺术品市场的“蓝筹股”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古籍善本所包含的文献和文物价值难以估量，再加上资源稀缺而收藏队伍的逐年扩大，物以稀为贵的收藏原则必定会促使古籍善本价格进一步上涨。

童衍方：作为一种对文化底蕴要求非常高的收藏门类，古籍善本一直被少数人坚持收藏，对于拍卖公司来说，如何满足这方面藏家的需求是我们一直追求的。在上世纪20年代，拓本是最贵的收藏之一，一件乾隆以上的拓本要卖一千块大洋，而一件明代手卷仅需要三百块，由此可见拓本的珍贵程度。随着人们对于古籍善本的了解，拓本这种以前的冷门也已经渐渐进入藏家的视线，其收藏前景极为光明。

古典家具：回归文人传统

2011年的嘉德秋拍“姚黄魏紫―明清古典家具”专场中，一件清乾隆紫檀雕西番莲‘庆寿’纹宝座以5,750万元的成交价摘得本场桂冠。作为一件乾隆宝座级别的拍品，5,000万左右的成交价格稍显低，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古典家具市场正在回归理性。要知道，近两年同级别的拍品成交价格都在7,000万左右。

明清家具以其用料讲究，做工精细、文化底蕴深厚、升值空间较大等优势备受藏家青睐，成为收藏市场的热点。而这其中又以黄花梨家具最为代表，作为近些年颇受关注的品类其市场认可度已经形成，市场价格体系也确立，发展前景可观。今年春拍中国嘉德推出的“读往会心―侣明室藏明式家具”、“承古抱今―明式庋具精品”专场皆以100% 的成交率收场，两个专场总成交额达2.88 亿元，成为当季黄花梨市场的重要示范。而清代家具则以紫檀家具为代表，康雍乾三个时期的紫檀家具最佳，用材壮硕，雕刻华美。2011 年6 月8 日北京匡时首推宫廷家具专场―“清代宫廷紫檀家具”专场，成交额为5,715.50 万元，成交率为87.50%，其中“紫檀梅花锦地纹平头案”以1,667.50万元人民币成为本场最高价作品。此次北京匡时在清紫檀家具品类的试场成功，将会带动这一品类日后市场发展。而回顾2011年的古典家具市场，我们可以发现，明式家具正在成为市场关注的主体，人们从前些年的宫廷趣味转而推崇文人风格。

实际上，早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就大量收购明式家具运回欧洲。英国家具设计师齐彭铁尔，在当时以明式家具为蓝本为英国皇室打造了一套宫廷家具，曾轰动整个欧洲。中，欧洲商人掠走大量明式家具。民国时期，外国商人大量收购明式家具，转手倒卖发了大财，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杜乐文兄弟。德国学者古斯塔夫・艾克出版了第一部介绍中国古典家具的著作《明代黄花梨家具图考》，此书虽未引起中国人的兴趣，但在西方影响不小，更多的国外收藏家在这本书的引导下来中国大量搜集、收购明式家具并运往海外。该书中收录的100多件明式家具后来都流到了海外。从那时起，中国明式家具以其独特的艺术、文化和实用的功能享受，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中国继青铜器、玉器、书法、绘画、陶瓷后，又一载入史册的“国粹”，西方各大博物馆以拥有中国明式家具为荣。

在明式家具中，黄花梨是名贵家具的不二之选。 然而，素有“木黄金”之称的黄花梨，只有海南、越南、老挝等有出产。其中又以海南出品的最为名贵，俗称“海黄”。而如今市场上能见到的黄花梨多产自越南等地，俗称“越黄”。较之古典正统的明清家具材质“海黄”，“越黄”虽然与其价相差十倍，但却也奇货可居。这造成的后果是，大量的中国游资纷纷赴越南“赌木”。有相关报道称，黄花梨木价格最近八年中身份暴涨数百倍，黄花梨木俨然成了这个时代“疯狂的木头”。

专家点评：

乔皓：回顾中国嘉德2011年古典家具拍卖，春拍2亿的成交额与秋拍的成交额差不多，但成交率确实有所变化，这里面的原因首先受市场大环境的影响，其次是因为春拍中家具的水平虽然很高，但是价格定的也很高。今年我们会调整征集的方向，还是以黄花梨家具为主，而且会在征集中考虑著名收藏家的藏品。主要是考虑到经济形势与藏家的心理，因此整体以精品为主。

2011年秋拍瓷杂特点

品类多样化：除了瓷器、玉器、家具、佛像这几种常见的项目外，田黄、紫砂壶、甚至是赏石都已经拥有了各自的忠实拥趸。不过这类拍品由于精品较少，所以很难形成长期稳定的持续性增长，在2011 年下半年已经出现藏品短期频繁释出现象。

精品专场频繁：拍卖公司征集精品的成本与难度大大提高，更加珍惜精品露面的机会。拓展瓷杂专场是去年拍卖公司的主旋律，然而随着精品的集中涌现与估价的大幅提高，成交效果只能说差强人意。

专场树立品牌：场特色拍卖成为拍卖公司吸引买家的重要筹码。因此，每家公司都开始注重利用资源，合理定位。比如南方的西泠拍卖，近几年就将人文风格做得有声有色，这也与每家拍卖公司负责人的定位与方向有关。

为何御玺的价格比其它玉器工艺品高？

香港苏富比中国艺术部国际主管仇国仕概括道：“在苏富比常年的买家中，收藏御制玉玺的人，与收藏玉器文房、玉器摆件的完全是两类客人：前者大多资金雄厚，偏爱最为顶级的宫廷艺术品，且艺术造诣非常深厚，对宫廷御制且象征皇权的如帝王朝珠、御制刀剑盔甲、佛像等都十分有兴趣；而收藏其它玉器如文房摆件玉器、仿古玉器、实用玉器等的买家则更偏重玉器造型感和玉材优劣。所以尽管御玺的材质是玉，但其价值和意义都不同于一般的玉器工艺品。应该将其与其它清宫玉器区别对待。”

黄花梨

学名降香黄檀，又称“花黎”。自明代中后期后，因海禁的实施，海外黄花梨输入的停滞、国内黄花梨无法满足需要、黄花梨漫长的生长周期等原因使黄花梨自清朝中期就开始“断代”。失去了黄花梨木这“源头活水”，黄花梨木家具很快就成为一潭死水。

由于黄花梨材质的缺失，再加上清王朝入主中原，清式家具成为了主流，而硬木中质地最坚，份量最重，静穆沉古的紫檀逐渐成为了新宠。自清初后，文人精神式微，公众的审美趋向开始追随统治阶层，代表皇家气派的紫檀越发流行，越发尊贵，逐渐取代黄花梨成为名贵家具的代名。黄花梨家具逐渐没落，如同瓦砾一般被散落民间，长时间被人忽视。

回顾2011年的古典家具市场，我们可以发现，明式家具正在成为市场关注的主体，人们从前些年的宫廷趣味转而推崇文人风格。

中国明式家具以其独特的艺术、文化和实用的功能享受，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中国继青铜器、玉器、书法、绘画、陶瓷后，又一载入史册的“国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