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的诗词范文
时间:2023-03-15 20:20:53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辛弃疾的诗词,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七年级上册课内古诗背诵内容
七年级上册课内古诗背诵内容主要有以下几首:
【观沧海】(曹操"东汉)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次北固山下】(王湾"唐)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 归雁洛阳边。
【钱塘湖春行】(白居易"唐)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西江月】(辛弃疾"南宋)明月别枝惊鹊, 清风半夜鸣蝉。 稻花香里说丰年, 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 两三点雨山前。 旧时茅店社林边, 路转溪头忽见。
【天净沙"秋思】(马致远"元)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从时代上看,主要集中在汉代唐代宋代,从形式上看,有三首诗歌两首词;从选取的内容看,主要是励志和风景的描绘;从艺术特点来看,选取的诗词都是同时代的翘楚之作,是中华诗词传诵不衰的典范之作,值得学生认真欣赏、涵韵和背诵。
二、从中考考点的角度把握诗词
从中考题的诗歌赏析题来看,所考诗歌都是课内教读的诗歌,考查点主要是:
一是对诗词内容的理解:①对中心思想的理解;②对所抒感情的理解;③对抒情主体形象的理解;④对象征意义的理解。二是对所用表现手法及其作用的理解。
三是对诗词语言的理解:①对关键词语的理解;②对关键语句的理解。 四是对诗词意境的理解。还可以按内容把初中古诗词分为:①写景抒情诗,歌咏山水名胜、描写自然景色。②咏物言志诗,通过所咏之物寄托诗人品质或理想。③即事感怀诗,因一事而引发感慨。④怀古咏史诗,以历史典故为题材,或借古讽今,或抒发感慨。⑤边塞征战诗,描写边塞风光和戍边将士的军旅生活等。按人物形象还可以分为:豪放洒脱的形象,如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忧国忧民的形象,如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乐观豁达的形象,如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慷慨悲壮的形象,如范仲淹的“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忠心报国的形象,如苏轼的“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踌躇满志的形象,如辛弃疾的“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等等。
解题思路与技巧主要有这些方面:一是从作家、作品的相关背景资料人手,把握作品的旨趣、作者的情感倾向、诗句的原意。二是从作家风格(豪放、婉约等)和语言特征(如简约、含蓄等)去领悟诗句的含义及表达的情感。三是从关键词语着手,如抓住诗词中关键的动词的用法、含义及作用去赏析。四是从关键句(如主旨句、哲理句、情感句)着手,分析概括、推理解答。五是从修辞手法和表达方式、表现手法着手,品味语言、想象意境。六是从诗词的具体内容的全面理解着手,把握各类(送别、咏物、爱国等)诗词的思想内容。对于主观性试题的解答,还应注意文字表述应简洁、明了,切中要害。
三、举例欣赏诗词
一是选取《观沧海》进行欣赏。首先可以翻译这首诗文如下: 登上高高的碣石山,来眺望苍茫的大海。水波多么汹涌澎湃,山岛高高的耸立在水中。 山岛上有丛生的树木,各种各样的奇花异草生长的很茂盛。 水面上吹起萧瑟的秋风,水中涌起了水花波浪。雄伟的太阳和皎洁的月亮,好像在大海里升起。 灿烂的银河,好像出自大海里。(用了互文的手法)喜悦高兴到了极点,用这首诗歌来抒发自己的心愿志向。其次是把握其主题思想赏析:描绘了祖国河山的雄伟壮丽,更表达了诗人豪迈乐观的进取精神,表达诗人博大的胸怀和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再次可以选取其中的诗句来分析其写作特点:“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互文的手法,虚景,诗人借丰富的想象,描绘了大海吞吐日月、包蕴星汉的宏伟气魄和博怀,最能表达诗人博大的胸怀和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
篇2
关键词:心理词汇;英语词汇教学;教师教学;学生学习
1.引言
心理词汇被看做词汇学习的基础,在二语学习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心理词汇是人脑中所储存的词汇知识系统。桂诗春(2000)认为,心理词汇是心理语言学家从另一个角度考察词汇和意义的关系,人们怎样在记忆里保存词语的,怎样辨认和提取词语的,怎样理解词语的意义的,这些过程都和心理有关,故称之为心理词汇。研究心理词汇就是研究词汇是怎样储存在记忆里并怎样被提取的,比如当一个人学到新词汇时把这个词汇储存到记忆中,当他听别人说话时,只有顺利提取到已储存在心理词汇中的单词才能理解这个词汇。英语教师有必要对心理词汇有一定的了解并且能够在教学过程中应用心理词汇,增强教学效果。
2.文献综述
上个世纪初,欧洲的语言学家们借助心理学视角来深入研究人类是如何使用语言的。主要是在Wundt的带领下,他提出了语言的认知角度,语言学家们发展了新的视角。对于心理词汇的研究应追朔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语言识别第一次出现在研究领域中,例如语言的获取领域(Henderson,1989)。是Treisman第一次提出心理词汇这个概念,根据他的阐述,心理词汇是指读者或者听者所储存的关于他的语言词汇的信息。桂诗春(2000)则提出心理词汇的研究主要是关于词汇是如何在人的记忆中储存的,以及他在口头表达或者笔头表达时是如何获取该词汇的。很多语言学家以及学者对心理词汇的储存以及获取有过深入的研究,并且心理词汇对二语词汇教学的作用和影响也有所涉及。
3.心理词汇的组织及词汇提取
3.1 心理词汇的组织
心理词汇的组织也就是词汇知识如何储存于记忆之中。心理词汇的组织主要通过语义网络的形式。在语义网络中,词用接点来表示,接点和接点之间通过词的语义关系而相互连接,在大脑中组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网络结构。连接距离越短说明两词之间的关系越近。语义网络形式包括分级网络模型和的扩展激活模型。分级网络模型主要体现词的范畴关系和属性关系,扩展激活模型认为心理词汇的组织像一个相互连接着的网,网中的节点代表词的概念。
3.1.1 分级网络模型
分级网络模型(hierarchical network model)是Collins和Quillian(1969)提出的,该模型的含义是指人类脑海中词汇的储存就像是网络一样,是有分级进行储存的,每一个词汇就像是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一样,而且其他的与之相关的词汇会形成一个网络。
3.1.2 扩展激活网络模型
基于分级网络模型的问题和缺陷,Collins和Loftus(1975)对该模型进行了改进,形成了一种的模型,即扩展激活网络模型,并且指出词汇之间是相互关联的网络。其中就包括一些概念以及节点,它们是相互联系的。但是该模型也受到了其他研究者的质疑和批判。
3.2 心理词汇的提取
心理词汇的提取是指激活词汇知识的过程,通过不断扩散的激活来进行。影响词汇提取的因素主要有词频效应、语境效应、词汇性效应及语义性效应等。研究表明,词频高的词更容易提取;辨认有语义联系的词比无语义联系的词要快。另外,词在意义上有抽象和具体之分,具体的词汇比抽象的词汇更容易提取;当遇到多义词时,词的多个意义被同时短暂激活,但语境能够很快决定保留词的哪个意义,不管是哪种因素都受到语境的影响。因为每种语言都有一词多义现象,语义的提取会根据其语境来选择。
词汇提取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串行搜索模型,一种是并行提取模型。串行搜索认为词汇提取是按某个次序在此表中逐个词项地进行;并行提取认为词汇的知觉输入可以同时激活多个候补词,在处理信息时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思维同时起作用,而词汇的组织网络特点使并行模型更适合词汇的提取。
4.影响词汇提取的因素
上文已经对词汇的组织形式以及提取模式进行了探讨,理论知识势必会为实际的教学进行服务,在实际的词汇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如何利用该理论知识进行词汇教学呢。影响词汇提取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词频、句法结构、词汇复杂度、词汇的歧义度以及是否遇到过该词汇(Carroll,2008)。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注意加强词汇的复现率,增加该词汇的出现的频率,学生会对此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印象,加强词汇的学习;学习词汇应在语境中学习,在真实的语境中学习的词汇更容易记住,更利于学生的使用;培养学生的联想能力,不只是教其中一个词汇,帮助学生建立自己的词汇网络,在提取的时候会更加容易;要引导学生进行定期的复习,根据艾宾浩斯记忆曲线图,我们可以得知,需要不断的加强记忆才能记的更好。
5.结语
本文对心理词汇的组织结构、提取、影响词汇提取的因素以及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如何合理利用心理词汇进行了探究和讨论。心理词汇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将对词汇教学带来更多的启示,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能使二语语义与二语概念直接联系,并促使二语词汇知识朝着更高阶段发展。当然,其最终目的还是建立合理有效的心理词汇,从而促进语言产出性能力的提高。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需合理利用该理论,使词汇教学更加有效。
References
[1] Carroll,D.W.(2008).Psychology of Language(5th ed.).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Cengage Learning.
[2] Collins,A.M.,& Loftus,E.F.(1975).A Spreading-activation Theory of Semantic
[3] Processing.Psychological Review.82: 240-247.
[4] Collins,A.M.,& Quillian,M.R.(1969).Retrieval Time from Semantic Memory.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8: 432-438.
[5] Henderson,L.(1989).On 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morphology and its diagnosis
篇3
关键词:次贷危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启示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以下简称新资本协议)从2007年起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实施,而美国次债危机也正是在这一年爆发,这一历史性巧合使我们更加关注次贷危机对新资本协议的影响。在次债危机中,国际著名银行花旗、瑞银等风险管理水平领先的机构不仅未能幸免,反而蒙受巨大损失。这一事实让大家对代表国际先进银行风险管理最新成果总结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开始了新的反思,甚至于对新资本协议提出了质疑。在各国积极出台应对危机的措施后,如今次债危机对金融、经济的影响正逐渐减弱。站在这个历史阶段,总结这一经济现象,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为我国即将开始的新资本协议实施提供理论上指导。本文正是基于次贷危机的成因这一新的视角,来探讨我国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实际意义。
一、美国次贷危机的产生背景及成因分析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简称次贷危机。它起源于美国住房市场火爆时期,商业银行发放了大量的次优抵押贷款。在追求房价上涨时次优抵押贷款带来的收益时,也积累了房价下跌次优抵押贷款违约陡增的风险,这些大量的次优抵押贷款正成为后来危机爆发的风险隐患。在美国政府为挤掉住房市场泡沫改变前期宽松的货币政策操作思路相应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后,住宅市场明显降温,次优抵押贷款拖欠率不断上升,商业银行前期积累的风险开始显现,次贷违约率上升导致了次贷放款机构遭受巨大损失。这就是次贷危机的起源。
按道理讲,信用违约率大幅上升,只会导致次贷损失本身,也就是它的损失范围在银行系统内,并不足以演变成危机,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深刻的影响。但从事情随后的发展来看,次贷危机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金融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储贷协会危机。通过深入分析,我们会发现,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次级抵押贷款为标的创造出的大量金融衍生品增加了市场的联动性、风险的扩散性。次级贷款作为相关衍生品如CDS、CDO的基础资产,它的损失会导致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仅波及银行系统,而且通过衍生品相关到证券系统、保险系统等整个金融系统。在这种过度信用创造的条件下,不断暴露的资产损失动摇了整个金融市场信心,市场的连锁反应使得风险进一步放大,继而引发了全球性信贷紧缩和金融市场动荡。
二、从次贷危机看新资本协议的制度合理性
新资本协议(Basel II),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总结最新风险管理实践经验和修改98年版旧资本协议的基础上,于2004年6月公布的《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即新资本协议)。其主要变化是建立了有效资本监管的三大支柱,即最低资本要求、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信息披露。新资本协议代表了风险管理的发展方向,提高了资本监管的风险敏感度和灵活性,有助于商业银行改进风险管理和推动业务创新。
站在次贷危机的角度来审视新资本协议,就是要在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范围内,分析新资本协议的实践能否起到防范次级贷款损失发生的作用。要探讨这一问题,需要追溯商业银行在次级贷款损失发生过程扮演的角色。其可以总结为三点:首先是商业银行放宽了房贷授信标准,扩大了信用风险。其次是商业银行过于依赖外部评级,不能及时与准确把握资产的风险。最后商业银行证券证券化等表外业务在转移信用风险的同时,由于创新衍生金融工具过程又创造了新的风险,使信用风险在银行内循环回归。针对这三点,我们来看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有效性。
(一)实施新资本协议可以进一步完善对银行业务的监管
旧资本协议的特点是静态的、粗略的,缺乏对内部管理流程和风险标准的审查。旧资本协议只有“一大铁律”:最低资本金要求。而新资本协议在继承与发展旧资本协议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现代金融监管的三个支柱。实施新资本协议,可以通过三个支柱的联合作用,从源头上防止金融机构在未受监管状态下肆意降低信贷标准,发放大量没有偿还能力保障的贷款。而事实上,这正是次贷损失的原因之一。
(二)实施新资本协议可以进一步提升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
新资本协议鼓励银行实施内部评级法和高级计量法等风险计量方法。内部评分法应用在信用风险评估中,它是以银行对重大风险要素的内部估计值作为计算资本的主要参数来度量信用风险,从而能极大的提高银行对风险资产的敏感度。该方法的推进,有助于改变金融机构过于依赖外部评级的状况。本次危机充分暴露了外部评级机构的弱点。美国次债危机的根源之一就是银行业在评估信用风险时,过于依赖外部评级机构,放松了内部尽职调查和风险评估,从而使风险评估成为一个严重的风险隐患。
(三)实施新资本协议可以加强资产证券化监管,防止资本套利
2001年以来,国际上许多银行大量发放以次贷为基础资产的衍生工具来转移表内资产,他们通过资产证券化方式快速回收现金,用于进一步的业务扩张,而金融机构的实质性风险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降低,只不过是在金融体系内部转来转去、不断聚积,为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准备了条件。而新资本协议正针对旧协议的这一盲区,对资产证券化及表外实体提出了资本要求,扩大了资本覆盖风险的范围。
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从新资本协议制度的合理性上讲,我们不能推定出新资本协议的提前实施就能够避免本次金融危机发生,但我们至少可以说让金融危机的损失大大降低。也就是说,新资本协议也并不是完美的。
三、次贷危机对我国推进新资本协议的启示
在我国,银监会于2007年4月出台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意见要求银行从2010年底起开始实施新资本协议,如果届时不能达到银监会规定的
最低要求,经批准可暂缓实施新资本协议,但不得迟于2013年底。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到,次贷危机的发生从侧面表明了实施新资本协议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具体来讲,在推进新资本协议加强银行风险管理过程中,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风险管理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的关系
与1998年的政策框架相比,新协议定量计算更为精细,这些措施有利于银行提高对风险的敏感度。但是我们要看到模型本身的局限性以及运用风险管理过程带来的风险,不能夸大模型的作用。风险的管理归根结底是靠人来完成的,不是靠机器与模型,不应忽视定性分析的重要作用。正确的态度是在定量方法的运用中,注重内部评级结果和风险参数估计的审慎性。同时,要通过监管过程、银行管理体制的要求和利用市场约束等定性的要求与定量有机的进行结合,来加强银行风险管理,提升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
(二)处理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次贷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实施新资本协议过程中,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要同步发展。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新的金融产品的出现可以提高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但若处理不当,用于防范金融风险的金融工具也有可能带来新的金融风险。故必须通过金融市场的变化来加强金融监管动态调整,以适应金融创新提出新的监管水平要求。
(三)处理好金融发展实践与金融制度建设的关系
新资本协议作为最新国际银行风险管理的经验总结,代表最新风险管理的发展方向。但这并不意味着新资本协议的完美性,也不意味着它运用到我国银行业的实际会产生良好的效果。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的深化,在金融领域会出现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从美国次贷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任何一种金融制度能够一劳永逸来完美地规范金融实践问题,金融制度的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来加以完善。故我国在推行新资本协议时,应该紧密结合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不能生硬照搬。同时要注意新资本协议对风险管理的实践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以期更好地借鉴国际先进银行治理成果,来提升我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能力。
参考文献:
[1]陈颖,王胜邦,张守川.次贷危机对新资本协议实施的影响[J].国际金融研究,2008年第10期.P51-60.
[2]王强.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交易的若干特点[J].中国信用卡,2008年第5期.P44-47.
[3]乔方亮.次贷危机对中国推行新巴塞尔协议的启示[J].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09年第158期.P1-6.
[4]顾弦,钟伟.次贷危机背景下新巴塞尔协议的发展趋势及期对我国的启示[J].南方金融,2009年第2期.P37-40.
篇4
关键词 英语义类词典 历史 趋势 演变特征
英语“thesaurus”一词源自16世纪后半叶的近代拉丁语,由希腊语 (thēsauros)派生而来,意思是“库房”“宝库”,后来延伸为“重要或者有价值事物的汇集”。Thomas Cooper的Thesaurus Linguae Romanicae et Britannicae(《拉―英语库》,1565)可能是首次使用该词作为名称的词典,但它不是义类词典。Peter Mark Roget(1779―1869)推出Thesaurus of English Words and Phrases:Classified and Arranged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Expression of Ideas and Assist in Literary Composition(多译作《罗杰英语同义语词词典》,1852)之后,该词才被赋予“同义词词典”“义类词典”之义。(Hüllen 2009:33)
义类词典的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语法学家、历史学家Philo of Byblos(又名Hernnius Philon?64―141)的On Synonyms(《论同义词》)以及Ammonius Grammaticus由此缩写而成的On the Differences of Synonymous Expressions(《论同义表达法的区别》)。Philo of Byblos也是世界上第一本类似“同义词词林”的参考书的编者,该书实际上是根据范畴编排的科技作家及其作品和城市与其著名市民名称的汇编。真正接近当代义类词典的当属法国语法学家Gabriel Girard(1677―1748)的La justesse de la langue franaise(《法语精准词典》,1718)以及据此出版的Synonymes franais(《法语同义词词典》,1736)。英语义类词典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七八世纪的词集,如The Leiden Glossary(《莱登词集》)。
英语义类词典的发展与普通释义词典处理同义词的传统息息相关。“在Johnson博士之后,没有按字母顺序编排的释义词典可以置同义词于不顾。而且,在Girard之后出版的词典都大大地强化了同义辨析的技艺。所以,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义类词典也相应地取得进展,成为语言反思和教育的手段。”(Hüllen 2009:37―38)最早也是最具现代意义的义类词典当数Roget编纂的《罗杰英语同义语词词典》。Roget是英国医生、自然神学家和词典学家,因编纂《罗杰英语同义语词词典》而为后人铭记。
《罗杰英语同义语词词典》的编纂工作始于1805年,问世于1852年。Roget因早年相继失去父亲和妻子而备受打击,长期生活在抑郁之中,编纂词典是他抗击抑郁的方法之一。从1805年开始,他将词典编纂作为业余爱好,历经47年最终推出了《罗杰英语同义语词词典》。这部词典在Roget的有生之年重印28次,在其去世之后由儿子John Lewis Roget(1828―1908)和其孙子Samuel Romilly Roget(1875―?)不断修订增益。
从“前言”可知,这部词典在1805年只是一个很小规模的语词分类表,但初版时已经调整扩充到六大类,每类又细分为若干小类,小类再分为若干语义小组,小组中的语词一般是同义、近义或者语义相关的语词,形成词义谱系,并以上义词统领各个小类或者小组,整个词典谱系涵盖约1.5万条词目。Roget的语义分类和分类谱系基于德国哲学家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的哲学研究,显然是分析哲学研究派生的成果,为后人的同义词词典所沿袭,推动了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的历史语文学和语义学的快速发展。Roget也成了“同义词词典”的代名词。
由于Roget的词典出版后获得巨大成功,并且不断修订增益,因而19世纪后期及20世纪前期的义类词典市场为其独霸,除Francis Andrew March(1825―1911)的The Thesaurus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英语义类词典》,1903)外,其他编者几乎没有介入的空间。进入20世纪,Roget的词典继续修订再版。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其他竞争对手才逐步进入义类词典领域。近30年来的代表作有Marian Makins的Collins English Thesaurus in AZ Form(《柯林斯义类词典:按字母顺序编排》,1984)、Laurence Urdang的The Oxford Thesaurus(《牛津义类词典》,1991)、Elizabeth McLaren Kirkpatrick的The Oxford Paperback Thesaurus(《牛津简装义类词典》,1994)、Betty Kirkpatrick的The Concise Oxford Thesaurus(《简明牛津义类词典》,1995)、Maurice Waite编纂的The Compact Oxford Thesaurus(《牛津压缩版义类词典》,1996)以及Patrick Hanks编纂的The New Oxford Thesaurus of English(《新编牛津英语义类词典》,2000)等。
March编纂的《英语义类词典》仅有102页,“旨在为精确表达特定思想及时提供所需语词”(见封面),并“将词典的编纂原则与传统义类词典结合起来”(见“前言”),于1980年推出第2版,1993年重新编排再版。Urdang的《牛津义类词典》按照字母顺序编排了35万条左右的普通英语同义与反义词语,兼录数千条方言词和习惯用语,按照使用频率排列每个义类中的语词,书后附有“同义词索引”,提供26.5万条左右的同义词查阅和互参信息,并配以充足详尽的标示和引证,展示同义词的使用和选择。这部词典一经出版便大获成功,销售量至今已逾12.6万册。
Kirkpatrick的《简明牛津义类词典》收录了30万条同义与反义语词,根据使用频率编排条目,最为常用的排在前面,词义最为接近的语词用大写字母印刷,提供充足的例证帮助用户选择相应的语词,另外专设400多个说明框提供名词词目的相关百科信息。“语词链接”为查索相关语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部词典从1995年初版问世后,分别于2002年和2007年由Maurice Waite修订增益再版,篇幅由974页增加到992页。
英国近30年出版的义类词典中还有专门为外国英语学习者设计的。例如,Tom McArthur的Longman Lexicon of Contemporary English(《朗文当代英语分类词典》,1981)和Addison Wesley Longman的Longman Language Activator(《朗文联想活用词典》,1993)等,而Christine A. Lindberg的Oxford American Desk Thesaurus(《牛津美语案头义类词典》,1998)则是针对美国用户的需求设计的。这部仅有528页的词典依据《牛津简装义类词典》(1994)更新而来,全书分为1万余小类,涵盖17.5万条同义词,包括数千条复合语词和习惯表达,均按字母顺序编排,简明扼要地释解了3万余条普通词汇,通过例证凸显正确用法,提供各种写作基础指导,书后附有丰富的百科信息。此外,还出现了一部以俚语为收词对象的义类词典――Jonathan Green编纂的The Slang Thesaurus(《俚语义类词典》,1986)。
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英国义类词典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动态。首先,义类词典发展势头更加迅猛,原来由牛津出版社独家称雄的局面被打破,柯林斯出版公司也强势介入,推出多个系列,满足不同用户群体的需求,如Collins Writer’s Thesauru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柯林斯作家英语义类词典》,2010)。Christian Kay, Jane Roberts, Michael Samuels和Irené Wotherspoon合作完成的The Historical Thesaurus of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历时牛津英语同义词词林》,2009)更是将英语义类词典的编纂推向了巅峰,成为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义类词典。
这部由格拉斯哥大学英语系团队编纂、总计92万余词条、历时40余年编纂而成的鸿篇巨制由两卷构成,正文采用主题分类体系,分为三大部分(sections),即“外部世界”(the external world)、“精神世界”(the mental world)和“社会世界”(the social world)。这三大部分下再分为354个范畴,如food and drink(餐饮)、thought(思想、思维)、war(战争)等。所有这些范畴再根据从一般到具体的原则细分为23.6万个次范畴和更次范畴,使同义词与相关词汇构成相互关联的语义网络,覆盖80万个语义概念,所有同义词均记录其在英语中第一次使用的年代,按照历时顺序将出现最早的同义词排在首位,依此类推。综合索引提供近100万条语词意义的互参指引。这部划时代的巨著是第一部涵盖从古英语到当代英语几乎所有词汇的义类词典,对21世纪义类词典的走势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其次,出版机构开始重视用户友好原则和用户市场细分,特别注重检索方便和差异化竞争,编排方式在语义分类的基础上采用字母顺序,目标用户更加明确。柯林斯公司将用户对象主要定位在中等和中等以下英语水平的用户,编纂出版的Collins Primary Thesaurus(《柯林斯小学生义类词典》,2005)、Collins School Thesaurus(《柯林斯学生义类词典》,2009)等词典,即其证明。
第三,dictionary与thesaurus合而为一的情况在20世纪已经出现,尽管为数不多,但这是值得重视和跟进的最新趋势。进入21世纪之后,这样的混合体有加速发展之势,如牛津、柯林斯、钱伯斯、剑桥等出版机构相继推出了“dictionary and thesaurus”,如The Oxford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牛津语言词典与义类词典》,2007)。近年来,这种组合有向中下层次用户发展的走向, 如Collins Gem School Dictionary & Thesaurus(《柯林斯袖珍学生语言词典与义类词典》,2009)。
第四,牛津大学出版社在推出“dictionary and thesaurus”两书组合之后,柯林斯出版公司紧随其后,积极效仿,这或许会成为21世纪词典发展的新模式,应该引起国内同行的关注和跟踪研究,如The Oxford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 of English 2 Book Set(《〈牛津英语词典与义类词典〉两书组合》,2010)、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 Set(《柯林斯英语词典与义类词典组合》,2011)等。
最后,义类词典的检索传输媒介也已经从传统的纸质向电子、网络甚至向iPhone, iPod, iPad这样颇受年轻人青睐的新型媒介转变,显示出无限的发展空间和前景。《历时牛津英语同义词词林》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WordNet(《词网》)都是基于网络运行的大型义类词典,而Collins English Thesaurus Mobile Systems(《柯林斯英语义类词典手机系统》)和English Dictionary & Thesaurus by Ultralingua(《超语英语词典与义类词典》)等都可以直接从网络上下载,用于iPhone, iPod和iPad等新型传输媒介。
尽管Roget的义类词典出现在19世纪中期,但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当时并没有出版类似的工具书,目前能见到的就是Richard Soule(1812―1877)和Alfred Dwight Sheffield(?―1871)于1871年出版的A Dictionary of English Synonymes(《英语同义词词典》)。这部词典开创了美国英语同义词词典的先河,从问世之日到1938年共有28个版次,并且改名为A Dictionary of English Synonyms & Synonymous Expressions(《英语同义词与同义表达词典》),而从1938年到2000年又有近50个版次,可见这部词典的畅销程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在19世纪没有产生更多类似词典的原因。
20世纪美国义类词典的发展主体集中在近30年,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借助19世纪韦伯斯特词典的强劲势头和坚实基础,编纂了新的同义词词典,开发了义类词典,如Philip Babcock Gove的Websters Dictionary of Synonyms(《韦伯斯特同义词词典》,1942)、Charlton Grant Laird(1901―1984)编纂的Websters New World Thesaurus
(《新编韦伯斯特国际义类词典》,1971)、署名MerriamWebster的The MerriamWebster Thesaurus(《梅里亚姆―韦伯斯特义类词典》,1978)和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Thesaurus(《梅里亚姆―韦伯斯特大学义类词典》,1988)、Mass Market Paperback出版的Websters New World Thesaurus(《新编韦伯斯特国际义类词典》,1999)等。
第二,借助《罗杰英语同义语词词典》在20世纪的影响力,编纂了大量在其基础上修订、增益甚至重编的冠名为Roget的词典,如R. L. Chapman的Rogets International Thesaurus(《罗杰国际义类词典》,1992)、B. Kipfer的Rogets 21st Century Thesaurus in Dictionary Form (《罗杰21世纪同义词词典》,1992)、Peter Roget和John Bartlett联合署名的Bartletts Rogets Thesaurus(《巴哈莱特罗杰义类词典》,1996)以及署名Webster的Websters New World Rogets AZ Thesaurus(《新编韦伯斯特国际罗杰同义词词典》,2000)等。
第三,借鉴英国义类词典编纂的经验,结合美国用户自身的需求,独立研编具有美国本土特色的义类词典或者同义词词典,如Jerome Irving Rodale(1898―1971)编纂的The Word Finder(《语词词林》,1947)和The Synonym Finder(《同义词词林》,1961)、Charlton Grant Laird编纂的Collins New World Thesaurus(《新编柯林斯国际义类词典》,1979)、Stephen Glazier编纂的The Word Menu: New and Essential Companion to the Dictionary(《兰登书屋同义词词典――新编必备词典伴侣》,1992)、Eugene Ehrlich的The Highly Selective Thesaurus for the Extraordinarily Literate(《精选精英英语义类词典》,1994)等。
第四,实现普通语言词典与义类词典的有机结合,推出了语言词典与义类词典合而为一的新型词典编纂范式,主要代表作有Iseabail MacLeod、Mary Pauson和C. Wilfred Clark合编的Websters New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新编韦伯斯特词典词林》,1989)、Michael Agnes的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新编韦伯斯特国际词典词林》,1998)、署名MerriamWebster的Websters New Explorer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新编韦伯斯特探索词典词林》,1999)、署名Webster的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梅里亚姆-韦伯斯特大学词典词林》,2000)、署名 Tpi的The New International Websters Dictionary & Thesauru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c Edition(《新编韦伯斯特国际英语词典与义类词典:国际百科版》,2000)等,另外还出现了“同义词词典”与“义类词典”的组合,如Jerome Irving Rodale的The Synonym Finder and The Word Finder, TwoVolume Set(《〈英语同义词与语词词林〉两卷组合》,1978)。
最后,义类词典的精细化趋势逐渐显现,这在俚语词典编纂上反映得尤其突出,如Howard N. Rose的A Thesaurus of Slang(《俚语义类词典》,1934)、Lester V. Berrey和Melvin Van den Bark合编的The American Thesaurus of Slang:A Complete Reference Work of Colloquial Speech(《美国俚语义类词典――综合通俗语参考书》,1942)、Esther Lewin 和Albert E. Lewin合编的The Thesaurus of Slang(《俚语义类词典》,1988)、Robert Chapman的The Thesaurus of American Slang(《美语俚语义类词典》,1989)等。
21世纪刚刚过去短短的十几年,然而,美国义类词典的编纂却在沿着20世纪的轨迹加速前行,推出了多部颇具分量的巨制,如Norman Lewis和Christopher Orlando Sylvest合编的The New Rogets Thesaurus in Dictionary Form(《新编罗杰义类词典》,2001)、George Davison的Rogets Thesaurus of English Words and Phrases: 150th Anniversary Edition(《罗杰同义语词词典:150周年纪念版》,2002)和Rogets Thesaurus of English Words and Phrases(《罗杰同义语词词典》,2004)、Charlton Laird的Websters New World Pocket Thesaurus(《新编韦伯斯特袖珍义类词典》,2004)、Barbara Ann Kipfer的Rogets 21st Century Thesaurus: In Dictionary Form(《罗杰21世纪义类词典》,2006)和Rogets International Thesaurus (Rogets International Thesaurus Indexed) (《罗杰国际义类词典》又名《罗杰国际义类词典索引》,2010)、署名MerriamWebster的Websters AllinOne Dictionary & Thesaurus(《韦伯斯特综合语言词典与义类词典》,2008)、Tom Heehler的The WellSpoken Thesaurus: The Most Powerful Ways to Say Everyday Words and Phrases(《优雅用语义类词典――日常表达最为有力的工具》,2011)等。
此外,上述词典运行的媒介除了传统的纸质、20世纪末期的光盘与网络之外,手机、iPod和iPad正在成为美国词典媒介转变的新模式,5.0.1版Websters New World College Dictionary and Rogets AZ Thesaurus(《新编韦伯斯特大学词典与罗杰义类词典》)便是很好的例证。这种释义词典与义类词典组合的新型运行媒介的开发和应用值得汉语词典编纂者和研究者高度关注和借鉴。
参考文献
1.Alston R C. The English Dictionary. A Bibliograph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eeds: University of Leeds, 1973.
2.Carr M. Internet Dictionaries and Lexicograph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xicography,1997(10).
3.Collison R L. A History of ForeignLanguage Dictionaries. London: Andre Deutsch Limited, 1982.
4.Cowie A P.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exic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5.Crystal D.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English Language(2nd e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6.Friend J H.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Lexicography 1798―1864. The Hague: Mouton, 1967.
7.Green J. Chasing the Sun: Dictionary Makers and the Dictionaries They Made. London: Jonathan Cape, 1996.
8.Hausmann F J. et al. (eds.) Dictionaries: A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Lexicography.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89.
9.Hüllen W. English Dictionaries 800-1700: The Topical Tradition. Oxford: Clarendon , 2006.
10.Hüllen W.A History of Rogets Thesaurus:Origins, Development, and Desig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1.Hüllen W. Dictionaries of Synonyms and Thesauri.∥ Cowie A P.The 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exic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2.Lakoff G, Johnson M. 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New York: Basic Books, 1998.
13.Leibniz G W. 人类理智新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14.McArthur T. Worlds of References―Lexicography,Learning and Language: From Clay Tablets to Compu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5.McArthur T.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English 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6.Meyer C. English Corpus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7.Osselton N E. Chosen Words: Past and Present Problems for Dictionary Makers. Exeter: 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 1995.
18.Osselton N E.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 Monolingual Dictionary (Seventeenth and Early Eighteenth Centuries).∥Cowie A P. The 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exic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9.Rosch E.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 of Semantic Categori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975 (104) .
20.Thagard P. Mind: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Science(2nd ed.).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5.
21.Wells R A. Dictionaries and the Authoritarian Tradition:A Study in English Usage and Lexicography. The Hague: Mouton, 1973.
22.Wenden A,Rubin J. Learner Strategies in Language Learning. London: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1987.
23.Winchester S. The Meaning of Everything: The Story of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3.
24.Yong Heming,Peng Jing. Chinese Lexicography: A History from 1046 BC to AD 191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篇5
风水是中国古代社会民众最为重要的信仰之一,其影响不仅体现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之中,而且对士人的思想观念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士人的态度、观念和立场,又直接塑造了风水之术的发展轨迹及风水信仰的历史形态。曹魏时期,名士嵇康与阮侃曾经就“宅无吉凶”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所谓“宅无吉凶”就是讨论风水是否真的能够决定或影响个人、家庭、家族乃至国家的命运。嵇康与阮侃的这场讨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有关风水的系统辩论,对中国古代风水信仰发展走向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士人对风水问题的关注,与风水发展、演进的历史相始终。早在风水之术的萌芽阶段,就有士人对其提出了批评和否定。《左传·昭公三年》载晏子所称的“非宅是卜”就是一个最早的例证。进入两汉时期,风水与儒家孝道思想及社会厚葬之风相结合,使得其市场急剧扩大,信仰阶层也逐步上移,风水开始成为一种社会普遍信仰,这引起了一些士人的严重不满。东汉社会批判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王充与王符,都曾对风水提出了批驳。尽管这种批驳只是一种缺乏思想深度的自发反思,但他们所提出的“吉凶兴衰不在宅”的命题,成为曹魏时期嵇康、阮侃辩论的先声。“吉凶兴衰不在宅”,被嵇、阮赋予了新的思想内涵,成为魏晋玄学的重要辩题之一。
众所周知,风水是关于宅居、冢墓营建中的一种趋吉避凶的术数,它源于人们对命运预测与调整的心理需求。因此,在信奉风水的人看来,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术数问题,而是一个需要上升到理论高度的“命运”问题。针对当时社会盛行的风水信仰,阮侃首先分析了其产生的主观原因。他认为,人们之所以将“寿夭祸福”寄托于“安宅、葬埋”等种种风水禁忌之上,是因为人们不能够把握生命中“寿夭祸福”的真正原因,因为“不见性命”,不懂得“性命自然”,所以才“妄求”。在阮侃看来,人生的寿夭穷通均取决于人所秉承的自然“性命”,并通过骨骼面相表现为外在的“相命”,即他所称的“万物万事,凡所遭遇,无非相命也。”人生一切都是由“性命”所决定的,祸福既定,人力无法改变,即所谓“祸不可以智逃,福不可以力致。”既然人的命运决定于“相命”,那么住宅、冢墓的禁忌自然也就没有意义。“三公”的住宅不可谓不吉,但让普通老百姓去住,并不能使其成为“三公”。
在“性命自然”理论基础上,阮侃还批判了“五音”、“时日”等具体吉凶推演方法。他说,地的吉凶就像一个猎人外出狩猎,丛林之中或遇到虎,或遇到禽。对于猎人而言,遇虎为凶,遇禽为吉,而这和地的东西、背向等方位并无关系。住宅或葬埋之地的环境与方位是确定的,并不因为五行的变化而有所变化,所以,通过这些方法所确定的方位吉凶,并不可靠,人的吉凶主要取决于“福德”和“刑祸”。
需要指出的是,阮侃一方面坚持“性命自然”说,认为“宅无吉凶”,但同时他又认为“宅墓”虽然不能决定吉凶,却可以占卜、预测吉凶。也就是说,阮侃的“宅无吉凶”论并非完全否定风水,他承认和接受风水具有预测吉凶的功能,而否认其可以改变命运的功能,也就是他所谓的“可以知吉凶,然不能为吉凶”。
针对阮侃的观念,嵇康首先指出其“性命自然”说所存在的一个悖论。既然阮侃否定外力对人生祸福的影响,嵇康反问,难道生于唐虞盛世之时的人都注定长寿吗?而长平之战中被坑杀的士卒都注定短命吗?如果真的像阮侃所说的那样,“吉凶素定,不可推移”,那么古人所言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履信顺思,自天祐之”还有什么意义呢?嵇康这里所追问的是道德与命运的关系问题。历史上,凡是纯粹的命定论,必然是反道德的。而这种反道德的命定论,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因此,无论是道家、儒家都是将道德纳入命运理论中,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中庸》称“唯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周易》中所谓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它们都赋予了道德以调节命运的作用。因此,嵇康的反问抓住了阮侃“性命自然”说的自我矛盾之处,阮侃无法公开否认“道德”对命运的调节作用,因为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不容置疑的。既然道德可以调节人们的命运,那么宅居、冢墓也当如此,这就是嵇康的辩论逻辑。
在嵇康看来,阮侃否认“五音宅法”是不懂得“宫商之理”。嵇康认为人的姓氏具有宫、商、角、徵、羽五音之属,而五音又分别配属于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气。五行之气相生则吉,相克则凶,人、地都具有同样的属性,这种同气相求、同声相应是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因此,凭借这种感应来推断宅居、冢墓之地的吉凶,在嵇康看来是完全符合阴阳、五行之理的。
针对阮侃提出宅居犹如占卜,可以“知吉凶”而不能“为吉凶”之说,嵇康也予以反驳。他认为,相宅和卜筮一样都具有预测吉凶的功能,从表面上看,这一点是相似的,但实际上并不相同:卜筮时的吉凶并没有固定依赖其中的具体物理对象,它是不确定的,要“待物而应”;而相宅则不是这样,它的吉凶推演是根据宅居的已有之形,物理对象是确定的,其吉凶正是源于既有之“宅相”。因此,嵇康认为,卜筮只能预测吉凶,而不能“为吉凶”,而风水则不然,不仅可以推断吉凶,而且可以“为吉凶”,即改变人的命运。
篇6
关键词:陶瓷装饰;高清三维胶辊印刷;凹凸釉面砖;喷墨打印;优势
1 前言
釉面砖由于具有多色彩、多变化和更好的表面装饰效果等优势,已成为厨房、卫生间、阳台等空间装饰的主要选择。釉面砖的传统印刷生产技术主要有丝网印刷、辊筒印刷、胶辊印刷等,由于胶辊印刷的产品图案纹理清晰、连贯自然、仿石效果逼真,已经成为陶瓷砖主流印刷生产技术。但传统的釉面砖生产技术都只局限于平面印刷,新研发的喷墨打印技术,是一种非接触性的印刷模式,可在凹凸面上喷墨印刷,具有生产技术数字化,转换生产灵活简单,易于实现个性化等优点,把陶瓷釉面砖的艺术表现力与空间层次美感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但也存在以下不足:
(1)喷墨的核心设备喷头及墨水还要依赖进口;
(2)墨水的颜色单一,缺乏深红色;
(3)打印速度慢,生产效率低、成本高;
(4)喷墨打印设备的购置和维护费用相当高:
(5)其核心知识产权为发达国家所掌握。
为了突破传统印刷技术和喷墨打印技术的不足,笔者通过大胆技术创新,首创了高清三维胶辊印刷技术,突破了在瓷砖上实现立体高清、高速印刷的世界性难题,并开发出具有能工巧匠精雕细琢后的天然石材独有韵味的高清三维凹凸釉面砖产品。从而满足了人们对高品味和个性化生活环境的追求,已成为釉面砖产品中的新宠。
2 试验内容
2.1 印刷胶辊的结构分析和设计
对于普通的辊筒平面印刷,一般采用中等硬度的材料(SD橡胶)制作印刷胶辊,但如果采用这种材料制作的胶辊在凹凸表面印刷时,就会出现缺花现象(花纹在凹凸连接处不连续),如图1所示。
为了实现高清三维胶辊印刷技术,笔者通过建立胶辊的有限元模型,从理论上探讨结构改进的路径和方法。当胶辊与砖坯接触时,胶辊和砖坯之间的移动导致受力变形。一般的凹凸胶辊印花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胶辊进入凹槽的一个侧面接触,侧面与胶辊的运动方向相厂,胶辊与侧面相互离开,变形主要是由于胶辊自上而下的正压力导致:第二阶段:胶辊咬入凹槽内。主要特征是胶辊与凹槽底面接触,凹槽宽度和胶辊变形程度不同,如果充分变形并填充,会呈现三个面和两个面同时接触的情况:第三阶段:胶辊离开凹槽。胶辊与凹槽第二个侧面接触,胶辊与侧面相互的挤压除胶辊向下的垂直压力外,还有相对运动产生的水平压力。其中,最复杂的孤岛型凹槽(凸起)印花,凹凸的四个侧面都需要很好地贴合。为了观察贴合效果,简化计算复杂度,在建立胶辊有限元模型时做了一些必要的假设和近似,如图2所示。取胶辊局部进行分析,分为橡胶层和钢筒层,胶辊弹性模量取8MPa,泊松比为0.45。钢筒采用A3钢材料参数。在胶辊表面取一定面积给定位移约束,考察胶辊变形和受力情况。其计算结果如图3、图4所示。
通过分析发现,在这种结构下胶辊要达到规定位移量。其底部的应力应达到11.7MPa。随着位移量增加,最大应力值将迅速增加。在实际应用中,硬胶辊缺花是因为原有的胶辊支撑结构提供的胶辊压力偏小,不能使胶辊产生足够的变形。但如果加大压力,会破坏砖坯的表面。因此,考虑以软胶代替硬胶,使其在较小胶辊压力下可以产生足够的变形,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软胶辊的有限元模型中,使胶辊弹性模量变为2MPa,其分析结果如图5、图6所示。
由图5、图6分析可知,改变材料参数后,同样的变形量,其最大应力约为2MPa。即在同样压力下。软质材料能更好地贴近凹凸面。但从变形效果上看,软质材料和硬质材料胶辊的变形效果接近,变形的斜面倾角度在600-630之间。当凹凸面倾角度超过此范围,胶辊与凹凸侧面就不能较好地贴合。
为了增大变形斜面倾角,研究采用软硬组合胶辊结构。建立了如图7所示的双层胶辊有限元模型。采用同样的加载方式,得到的变形效果和应力分布如图8所示。
由图8分析可知,在相同变形情况下,其最大应力约为3.25MPa,而变形侧面倾角变大为65°-680°结果表明:双层胶辊结构与软质胶辊相比其压力略有增加,但变形倾角明显加大,有利于胶辊与凹凸侧面的贴合。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选择了软硬双层胶辊结构的同时,对胶辊支撑系统也做了相应调整。进一步研究发现,双层胶辊厚度比、凹凸高度差、胶辊外径等参数与软硬胶辊的体积比相关。在相同厚度比的情况下,凹凸高度差越大,软胶体积比越大,有利于改善胶辊应力分布。当凹凸高度差超过软胶厚度时,体积比与胶辊直径和凹凸高度的关系如图9所示,胶辊直径与体积比关系如图10所示。
由图9、图10可知,当胶辊直径越小,在相同变形情况下,软硬胶的体积比增大。因此在满足其它工艺条件的基础上可尽量减小胶辊直径。
由于理论分析模型对胶辊做了适当的简化,同时在试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胶辊结构进行了优化。优化和改良后的印刷胶辊,不仅适应凹凸表面高度差达到6mm的釉面砖,而且在凹凸变化面上都能保证纹路的清晰和连续。
2.2 印花釉的试制
为了达到高清三维凹凸釉面砖的印花效果。笔者将市场上现用的各种印油、基础釉粉、色料按一定比例混合球磨,用所确定的高清三维软硬双层专用胶辊分别在凹凸位高度达6mm的砖面上进行印花,发现现有的印油由于聚合力、性不好,不能够在凹凸不平的砖面上印刷出完整清晰的图案。
通过分析,发现高清三维凹凸釉面砖由于凹凸位高度差较大、胶辊的材质软,辊筒与砖面的摩擦力大、印刷的图案网点在不受外力的作用下会变形。且胶辊上的网孔因外力的挤压会变形,这一系列原因造成花釉难于填充。要克服这些缺陷,要求花釉必须要有较高的聚合力和弹性,以确保在外力作用下不变形不软蹋。同时,花釉还要具有较好的性、较强的渗透力,以确保花釉能够填充到胶辊因受外力作用而变形的网孔内。并在与釉坯接触瞬间,将网孔内的花釉印在砖面上而形成清晰完整的图案。从花釉的构成来看,它是由釉粉、色料、印油组成,因此,印油的性能非常关键。
通过笔者多次试验,结合现有印油的性能,采用复合有机材料代替了传统单一的有机材料,试制出适合高清三维凹凸釉面砖生产所需的专用印油,并按一定比例与釉粉、色料调配出性能好、聚合力强的印花釉。高清三维凹凸釉面砖生产专用印油的配方组成、不同印油的工艺参数、不同花釉配比见表1~表3,不同花釉的印花效果见图11~图16。
从表3可以看出,在所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只改变基础釉粉的含量,其花釉比重随基础釉粉的量降低而降
低,其流速也发生一定的改变。再由图11-图16中可以看出。1号花釉印花效果很差,凹位完全没有图案,纹理不清,且有大量白点;2号花釉印花效果不理想,凹位可见少量图案,但纹理不清晰,有大量白点;3号花釉印花效果不太理想,凹凸位连接处图案不连续,纹理图案模糊,且有白点:4号花釉印花效果较好,凹凸位高度差小的产品凹凸位连接处图案连续,纹理清晰,但凹凸位高度差大的产品凹位印不到花;5号花釉印花效果较好,凹凸位高度差小的产品凹凸位连接处图案连续,纹理清晰,但凹凸位高度差大的产品凹位图案模糊且有白点;6号花釉印花效果好,凹凸位高度差达6mm的砖面上图案清晰,凹凸位连接处图案连续不间断,仿石效果逼真,完全达到高清三维凹凸釉面砖所预定的效果。
2.3 成形工艺及模具的研究
由于凹凸釉面砖坯表面设计成凹凸图案(砖面凹凸位高度差达到6mm),若采用传统的表面朝下,背面朝上的反打成形工艺,会造成脱模困难。压制好的产品在推出模具时易将凸位的边角位推变形,甚至产生破损,影响冲压质量,并且产品在压机运输平台的辊棒上运行时,会因凹凸不平而产生震动,从而造成裂坯、烂坯等问题。同时,模具的磨损快,且冲压速度不能快,制约了生产。为了保证产品的凹凸效果及提高冲压成品率,笔者通过反复试验,突破传统反打工艺,采用了砖表面朝上的正打成形工艺。
由于本技术研制的高清三维凹凸釉面砖,其表面有凹凸,成形工艺设定为“正打”工艺,这样必须对成形模具进行改进。模框不改变,正打的砖坯出模时会出现正面大,底面小的情形。坯体在出模时,一方面其正面边角在模框侧板作用下容易被崩烂,影响坯体成形效率;另一方面产品正面的倒角容易在坯体上模边形成倒钩形,倒角越大,倒钩也越大。倒钩一方面影响砖坯脱模;另一方面影响排气。通过实验,对产品正面的倒角进行了优化,将“正打”产品的倒角设计为R5,将倒钩减到最小,保证了气体的排出,使凹凸砖坯密度均匀,且有较高的成形效率。
2.4 粉料粒度及模具压胶硬度的优化
半干压成形的粉料具有一定的颗粒级配,由于布料器来回运动产生振动,会使较细的粉料通过大颗粒的间隙向下运动。因此砖坯的下表面光滑平整,这也是一般半干压成形采用反打的原因之一。但凹凸釉面砖采用正打工艺,试验发现成形的坯体经素烧后,砖面有明显的大颗粒,特别粗糙。淋釉后,釉面不平,有皱纹釉、桔釉等缺陷。因此笔者通过对喷雾塔喷片、旋流片及柱塞泵压力进行调整,从而对粉料的颗粒级配进行了优化,并将成形模具的压胶硬度提高,进而保证了素烧后砖坯表面的光滑。
3 结果分析与比较
采用上述高清三维胶辊印刷技术生产的凹凸釉面砖产品,图案清晰,凹凸位连接处石材天然纹理连贯自然、颜色丰富,该产品具有能工巧匠、精雕细琢天然石材独有的韵味,增强浮雕的表现力,极大地丰富了釉面砖的装饰效果。经检测,产品各项指标与正常生产的釉面砖一样,完全符合GBfr4100-2006附录L、GB6566-2011中A类装修材料和HJ/T297-2006标准要求。高清三维胶辊印刷技术通过对普通胶辊印刷技术的研究,解决了胶辊印刷技术无法在凹凸釉面砖上进行高清三维印花装饰的重大技术难题。实现了通过在凹凸釉面砖表面进行一次性印刷装饰,就可达到目前国外最新喷墨打印技术所具有的高清三维印刷效果。为了进一步分析该技术的优越性,笔者将目前市场上的各种装饰技术在生产效率、适应性、图案分辨率、性价比方面进行了比较,其结果见表4~表6。
从表6可知,高清三维胶辊印刷技术具有更高的性价比和更适合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性。
4 结论
(1)高清三维胶辊印刷技术突破了建筑陶瓷行业广泛应用的胶辊印刷技术不能在凹凸釉面砖表面进行快速高清印刷装饰的难题,打破了国外对瓷砖立体印刷技术的垄断。
(2)本技术在表面凹凸有釉陶瓷砖胶辊印刷技术领域,综合技术经济指标和产业化规模,与国内外同类技术相比,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3)高清三维胶辊印刷技术的成功,提升了我国建筑陶瓷砖的生产技术水平和装饰技术水平,促进了建筑陶瓷产品市场的多元化发展,社会效益显著。
篇7
393文章编号:1004-7484(2014)-06-3317-01
急性心肌梗死在临床上主要表现为胸痛、胸闷等,严重的可导致患者出现休克或死亡现象。我院对52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采用全面护理措施,效果显著,现总结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104例患者均为我院2010年2月――2012年2月期间收治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按就诊时间平均分为A、B两组,每组54例。A组患者男27例,女25例,年龄43-83岁之间,平均年龄(54.18±4.68)岁;初发者40例,再发者12例;梗死部位为前壁者28例,后壁者24例;B组患者男27例,女25例,年龄44-81岁之间,平均年龄(54.17±4.69)岁;初发者38例,再发者14例;梗死部位为前壁者25例,后壁者23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1.2.1给予A组患者常规护理措施①做好术前准备工作,配合主治医师对患者进行PCI治疗。②手术过程中对患者病情进行全面观察,保证手术过程安全、顺利。③术后对患者进行全面检查,对异常情况及时汇报至主治医师,并采取及时有效的护理措施。
1.2.1给予B组患者全面护理措施①就手术中应注意事项向患者及家属进行明确告知,并对其心理问题进行疏导,保证手术过程顺利。仔细、耐心讲解患者及其家属提出的疑问,获得患者及家属认可。②对患者进行科学、系统健康、心理教育,引导患者积极改善不良心理问题。加强饮食护理力度,杜绝烟酒,引导患者科学、健康饮食。③根据患者病情,引导患者尽早进行康复训练,促使患者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1.3观察指标对两组患者治疗期间并发症进行观察与统计,并通过问卷调查方式,统计患者及家属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
1.4统计学方法所有数据均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18.0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χ±s表示,采用t对计量资料进行检验,用X2对组间比较进行检验,P
2结果
2.1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对比A组并发症发生率为63.5%,B组并发症发生率为25.0%,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
2.2两组患者满意度对比A组患者满意度为69.3%,B组患者满意度为88.4%,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急性心肌梗死病情发展迅速,极易对患者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PCI可经过机械,将患者处于闭塞状态的血管进行疏通,进而恢复心肌持续供血状态,因此是临床治疗急性心肌梗死的有效措施之一。
篇8
论文关键词:外来词;领域;文化内蕴;文化心理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都会在语言中最活跃的成份——词汇上体现出来。词汇是一个动态的开放性系统,它一方面通过内部创造,变得日益丰富起来,同时又不断地吸收他民族的语言词汇,即引进外来词来扩充自己。外来词也称借词,指本民族语言中从其它民族语言中吸收过来的词。它是丰富词汇的重要手段,也是一种普遍语言现象,汉语也不例外,因为“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与西方各国文化交流的el益加深,语言的融合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越来越多的外来词尤其是源自英语的大量外来词进入汉语,并不知不觉地进入我们的生活。本文从源自英语的外来词进入汉语的方式、领域及其所折射出的民族文化心理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以期对英语学习者有一定的帮助。
一、汉语吸收英语外来词的方法
(一)音译法。音译法就是按照英文词的读音直接译成汉语借词,如朋克(punk)、克隆(clone)、舍宾(shaping)、瓦斯(gas)、艾滋病(aids)、粉丝(fans)等。英语中许多人名、地名及商品名称通过音译被借人汉语,如克林顿(clinton)、华盛顿(washington)、p&g(宝洁)等。用音译法吸收外来词既可保留原词的音韵美,又保持了其异国情调。
(二)意译法。意译法是一种归化法,指用汉语里固有的词汇改变外来词汇,其目的是为了“解释原英文词语的功能与特点,也可以说是按原词的语义创造一个新词”。意译法主要用于汉语吸收关于科技、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和表示新事物、新现象等方面的英语词汇,如(dancingoutreach)、千年虫(millennium bug)、知识产权(intellectualprop—erty)、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superhighway)、还巢儿(boomerangbaby)、牛市(bullmarket)、熊市(bearmraket)、软件(softwrae)、穿梭外交(shuttlediplomacy)等。意译法是汉语吸收英语外来词的一种主要方式。
(三)音意兼译法。音意兼译指兼顾外来词的读音和词义,使之既在语音上与原词贴近,又能体现原词特点但又非原词词义的词义,即做到音意合壁。如家居超市百安居(b&q)、玫琳凯(marykay)、奔腾(pentium)、欧元(euro)、奔驰(benz)、席梦思(simmons)等,采用音意兼译法比单纯的谐音或意译能更好地传情达意。
(四)半音半意译法。即把外来词的一部分取其音、另一部分取其义翻译成汉语,这样将原词一分为二,相得益彰。如网吧(internetbar)、剑桥(cam—bridge)、呼啦圈(hula—hoop)、唐宁街(downing street)、南斯拉夫(yugoslavia)等。
(五)音译加表意语素法。为了使外来词更清楚地表达其含义,通常把外来词音译后加上表示类名的词素来说明其类别。如泰晤士河(thames)、帝豪表(deidro deluxe)、太妃糖(ta)、恰恰舞(cha—cha)、燕尾服(swallowtail)等。有些类似的英语外来词被人们所熟悉后,在使用的过程中常常省略了词尾的语素,如坦克(tank)、雪茄(cigar)等。
(六)原文移植法。在新闻和科技语体中运用大量缩略语和简称,是现代英语的特点之一。汉语在吸收这些外来词时采取了最直接的原文移植法,以避免音译或意译繁琐的不足。如xo(extraold)特陈酒、ip(intearctprotoco1)网际协议、vcd(videocompactdisk)、gdp(国民生产总值)、eq(情商)、ct(computeirzedtomography)意为“计算机x线体层照相术”、voa(美国之音)、oa(办公自动化)、yahoo(雅虎)等。近2o年来,许多新的科技术语纷纷进人汉语,作为新生事物,汉语中暂时无法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概念,我们只有直接引入使用,如fox—pro,dos,autoware,windowsxp,windows98等。原文移植法还包括近年来汉语里吸收的一些以汉英混写方式构成的外来词,如k金、bb机、bp机、pc机、sos儿童村、ac米兰、atm机、txt文体、basic语言、aa制、t型台、ic卡、维生素a、v26减肥沙琪等。
由以上举例可以看出,当代汉语吸收外来词的方式更多、更灵活,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使其跟上了时代的步伐,满足了表达和交际的需要。
二、汉语中英语外来词所涉及的范围
英语作为世界上使用国家最多的语言,它对各国语言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将新思想、新观念、新事物、新科技文化内容以词汇的形式通过大众媒体、商品、书籍等渠道融人到各国民众的社会生活中。新时期汉语中的英语外来词覆盖面极广,不再局限于以前的自然科学、政治制度等领域,而是已扩大到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一)网络通讯外来词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互联网在中国普及以来网络方面的外来词迅速增加,并向现实社会渗透,如聊天室(chatroom)、电子公告栏(bbs)、网络信息中心(nic)、综合数字服务网(isdn)、pc机、pop协议、usb接口、登录(1_~gin)、猫(modem)、下线(offline)、下载(down—load)、密码(password)、网虫(newoiti!)、宽带(broadband)等等。年轻人是网络语言的主要使用者,在他们的推动下,网络外来词不断推新除旧,发展迅猛。3此外,当今电讯技术得到长足发展,电子产品层出不穷,这方面的外来词已走进我们大众的生活,如cal机、移动电话(cellularphone或mobilephone)、波导(bidr)、爱立信(ericson)、摩托罗拉(motorola)、诺基亚(nokia)、cd、vcd、dvd(数字影音光碟)、vtr(磁带录像机)、vcr(盒式磁带录像机)、家庭影院(familyvideo)等。
(二)商标外来词
中国改革开放的深人加剧了中国市场格局的变化,价格、质量已不再是人们消费心理的全部,而是越来越多地注重品牌。于是,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了一群特殊的外来词,即外来商业品牌名称词。商标外来词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饮食方面,如保维尔(bovril)、三明治(sandwich)、曲奇(cokie)、德芙(dove)(巧克力)、益达(extra)口香糖、和露雪(walls)(冰淇淋)、芬达(fanta)、乐口福(lactov)乐百氏(robust)、雀巢(nescafe)、力多精(lactogin)、百事可乐(pepsicola)、七喜(7一up)、奶昔(milkshake)、麦氏(咖啡)(maxwel1)、百威啤酒(budweiser)、蓝带(啤酒)(blue—ribbonbeer)、扎啤(ajarofbeer)、鸡尾酒(cocktail)、白兰地(brandy)、威士忌(whisky);(2)日用品方面,如奥妙(omo)、宝洁(p&g)、汰渍(tides)、金纺(comfort)等洗衣(粉)剂;佳洁士(crest)、洁诺(signa1)、高露洁(colgate)等牙膏品牌;纳爱斯(nice)、舒肤佳(safeguard)、嘉莲娜(carina)、力士(lux)等香皂品牌;夏士莲(hazeline)、柏丽丝(bolisi)、飘柔(rejoice)、潘婷(pantene)、海飞丝(heads&shoulders)mousse(摩丝)等洗发、护发产品;肤美灵(skinice)玉兰油(oilofulma)、梦思(香水)(man s)、雅倩(arche)、可伶可俐(clena&clera)、强生(johnsons)、露华浓(revlon)、雅芳(avon)、旁氏(ponds)雅诗兰黛(est6elauder)等化妆、护肤品;(3)服饰方面,如媚登峰(内衣)(maidenform)、戴安芬(内衣)(tirumph)、奥黛莉(内衣)(audrey)、耐克(nike)、锐步(reeobk)、茵宝(umbro)、雅戈尔(youngor)、匹克(peak)、金利来(goldlion)、宝狮龙(bossini)等品牌服饰。(4)药品类,如康泰克(contac)、可立治(coldrex)、克痛(corta1)、息斯敏(hismana1)利肝灵(legalon)、伟哥(viagra)等。(5)交通工具类,如奥迪(audi)、奔驰(benz)、皇冠(crown)、宝马(bmw)、别克(buick)、马自达(mazda)及美国著名轮胎商标固特异(goodyear)等。(6)建材家俱类,如马赛克(mosaic)、华帝(vantage)、美标(洁具)(americanstandard)等。由此可见,所有这些商品名称外来词都已走进人们的消费观念里,与现代生活密切相关。
(三)科教外来词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中国在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自然要引进代表新技术、新发现的外来词。尤其是近20年来,一大批新的科技术语纷至沓来,如硅谷(siliconvalley)、高科技园(hi—techpark),可视电话(videophone)、dna(脱氧核糖核酸)、试管婴儿(test—tubebaby)、克隆(clone)、b超、ct机等外来词,反映了新的科学理论及工艺技术的突飞猛进。同时,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学子们的海外求学,使得mba(工商管理学硕士)、tofel(托福)、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ielts(雅思或国际英语测试制度)、aptel(英语能力考试)等外来词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
(四)社会生活方面的外来词
中国在与西方各国的交流中,有关艺术、娱乐、文体等社会生活方面的外来词也在迅速增加,如影视圈中的好菜坞、大制作、肥皂剧(soapopera)、卡通片(cartoon)、mtv等;歌舞圈中的“猫王”音乐、迷幻摇滚乐(acidrock)、爵士摇滚乐(jazzrock)、乡村摇滚(rockabiuy)、霹雳舞(breakingdance)、桑巴舞(samba)、辣妹组合(thespicegids)等;休闲娱乐方面的桑拿浴(sauna)、迪斯尼乐园(disneyland)、蹦迪、吧、秀、蹦极(bungee)等外来词;体育方面的nba、pk(playerkiuer)一对一单挑、拉力赛(rally)、局点(gamepoint)、赛点(matchpoint)等。
(五)社会组织机构、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外来词
各国自然环境的差异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组织结构、生活方式的差异导致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有关这方面的外来词也不断地涌入汉文化,如单亲家庭、丁克夫妇(dinks)、单身母亲(bachelormother)、嬉皮士(hippies)、雅皮士(yuppies)、垮掉的一代(beatgeneration)等。由于社会分工的越来越细,在继白领阶层(whitecollar)、蓝领阶层(bluecollar)之后,又出现了灰领阶层(graycollar)、粉领阶层(pinkcollar)、铁领阶层(ironcollar)。
从以上举例可以看出,当代汉语中源自英语的外来词所涉及的内容已由专业领域向社会领域扩展,尤以日常生活中与人们衣食住行有关的最为活跃,商品名称和商标用语方面的外来词也占相当的比例,同时科技借词数量大。当然,汉语中源自英语的外来词绝不仅仅限于上述我们所提到的部分,还有许多外来词涉及到经济、军事、医学等领域。这些外来词不仅丰富了汉民族语言和文化生活,而且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对外交流合作的进程。
三、汉语借词蕴含的民族文化心理
汉语中源自英语的外来词在译介和使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折射出汉民族的语言文化心理。
这些民族文化心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追新求异心理
大量新概念、新产品连同表述它们的外来词涌入汉语,表明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在异文化移植的冲击下由封闭性、半封闭性转向开放性,从而强烈地刺激着人们的追新求异心理。在这种心理作用的支配下,人们对语言的使用总是不满足于旧的模式,而是追求语言表达的陌生化效应,即新词带来的新鲜感和吸引力。尤其是青年,他们善于追求新事物、接纳并积极使用带有异国风情的新潮词语,如泊车、小case、泡吧、蹦的、aa制、发烧友等。
近年来,音译词的增多、外来词的语素化无不与人们追求新潮、标新立异的心理有关。如“秀”源自英语show,汉语吸收后,更多地把它用作词素,从而产生了时装秀、舞蹈秀、内衣秀、婚纱秀、数码秀、生活秀、做秀、仿秀、秀服、秀场、秀的等时尚词汇。而盲目地模仿、机械地套用外来词是追新求异心理的极致表现,许多商家抓住了人们的这种心理,在品牌上有意引进外来词,如西门子、沙宣、飞利浦、沃尔玛、吉列、波斯登等。这些商标词创意新颖,融合了汉民族的价值取向。同时,由于港澳台强势经济对国内流行潮流的影响,当前流行的许多外来词都源自港澳台,再在内地流传开来。正是由于人们追新求异的社会文化心理,越来越多的英语外来新词得以进入汉语词汇系统。
(二)追求语言经济的心理
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的社会,用简练的信息符号准确地传递尽可能多的信息内容已成为信息时代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使得人们追求语言经济的文化心理表现得较为突出,有时甚至经济到了容忍其冲击汉字的程度。新时期许多外来词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汉语对一些事物、概念冗长的表达方式,显得更简洁、活泼。外来词对语言经济化心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大量字母外来词的直接借用,如ctgdp、apec(亚太经合会)、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等。直接借用英语外来词或缩略语,可以跨越疆界,在传达信息中具有高度简捷的特点。如dna一词,人们宁愿直接借用,而不愿使用将其意译成的专业术语译名“脱氧核糖核酸”。再如“t型人才”既指在横向上有广博的知识,又指在纵向上对某一领域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前者更经济,更便于记忆。
(三)求关心理
汉语在吸收外来词的过程中深刻地体现了人的美学追求,顽强地表现了人将语言符号变为审美对象的努力探索。外来词中所蕴含的美,不仅体现为表达得体、表述优美,而且还可以创造美的形象、美的意境,使人产生美的联想,给人以美的享受。汉语中许多源自英语的外来词符合汉民族的审美观念,既在译音上力求相近,又在意义上与原词相符,做到了“音到意随”。例如hacker一词,常指“闯入计算机系统进行窃密甚至破坏活动的人”,引入汉语后被译为“黑客”,意指不速之客,形象生动,与汉语不谋而合。在引进的许多女性用品类词汇时,为了突出其柔性美,大都带有“芳”、“玉”、“兰”、“婷”、“丝”、“莲”、“宝”等字眼,如雅芳(avon)、潘婷(pantene)、丹碧丝(tampax)、玉兰油(oilofulan)、美宝莲(maybelline)、护舒宝(whisper)等;大多数药品类外来词带有“命”、“灵”、“宁”、“定”等字眼,如维他命、可安宁、胆特灵等,这些译名不仅利用汉语词汇的文化内涵表达产品的优良品质,还体现出了汉民族追求吉祥、福佑、祈求富裕的审美观念。再如英文唇膏商标“kissme”,在英美人看来是自然亲切,幽默诙谐,却不乏浪漫色彩,十分符合他们的生活习俗和审美情趣。在借词过程中,若将其直译为“吻我”,则有悖于中国的传统习俗,而译文“奇士美”既谐音又意蕴丰富,使人产生美的联想,让人得到心理上的极大愉悦,体现出汉民族的求美心理。
篇9
一、表达同情、怜悯等情感时,“可怜”可释为“值得怜悯”。
如陈陶《陇西行》中的诗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诗人用“无定河边骨”与“春闺梦里人”相比照,反映了连年征战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表现出诗人对深闺女子的怜悯和同情。又如白居易《卖炭翁》中的诗句:“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可怜”既表现出卖炭翁的悲惨处境,又寄予了诗人的无限同情。再如陆游《城南王氏庄寻梅》中的诗句:“可怜庭中梅,开尽无人知。”诗人用“可怜”把自己的命运与梅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流露出怀才不遇的无奈与感伤。
二、表达热爱、欣喜等情感时,“可怜”可释为“可爱”。
如白居易的《暮江吟》:“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夕阳斜照在江面上,江水的半边呈现出青绿色,半边泛出红色。九月初三的夜晚真是惹人喜爱、令人陶醉,露水像圆润的珍珠,月亮像一张弯弓。诗人用“可怜”表达出对秋夜美好景色的喜爱之情,也从侧面反映出自己离开朝廷后轻松、畅快的心情。又如《孔雀东南飞》中的诗句:“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这里,作者用“可怜”一词来表现“秦罗敷”的美丽动人、惹人喜爱。
三、表达嘲讽、叹惋等情感时,“可怜”可释为“可惜”。
如李商隐《贾生》中的诗句:“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可怜”一词,既讽刺了汉文帝徒有求贤之名而无真正用贤之实的虚伪,又嘲讽了统治阶级的浪费人才、不顾苍生。又如杜牧《阿房宫赋》中的句子:“楚人一炬,可怜焦土。”这一句表达了作者对项羽这一介武夫破坏人类文明的叹惋之情。陈子龙《渡易水》中的“易水潺云草碧,可怜无处送荆卿”,用“可怜”一词增强了惋惜、遗憾的感情,流露出诗人的感慨、叹息。这样的句子还有“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辛弃疾《破阵子》)“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辛弃疾《菩萨蛮》)等。
四、表达赞同、羡慕等情感时,“可怜”可释为“可羡”。
篇10
关键词:传统社会 现代社会 诚信 社会机制
“诚信”,顾名思义就是诚实守信,就是格守信义、信用和信誉。它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是当今社会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德规范。可以说,现代社会是诚信经济的社会。诚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和要求,也是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是我们如果正视社会现实,就不难发现当今社会存在较为普遍的社会诚信缺失问题。笔者通过借鉴传统社会的诚信机制,设想我国当代社会诚信机制建立与完善的途径。
一、我国传统社会的诚信机制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崇尚诚信的传统,
二、我国现代社会诚信缺失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各项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我国正在快步地向现代化国家迈进。但是,我们在承认改革开放带给我们的丰硕成果时,也不能回避这样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即诚信缺失问题。如假冒伪劣产品问题、虚假信息问题、个人信用缺失问题、学术不端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地破坏了社会正常秩序,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那么,为什么会在当前情况下存在比较严重的诚信缺失问题呢?对应传统社会的诚信社会机制,当前我国社会诚信缺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
第一,市场经济加速了社会流动,扩大了人际交往的范围,打破了熟人交际圈。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的确立,社会流动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之间的交往范围逐渐扩大。它打破了传统社会的熟人交际圈,越来越多的人际交往是在生人中进行的。目前我国社会流动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职业之间的流动、职位之间的流动、职业地域和生活地域等的流动,并且这些流动速度呈加速趋势。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人们之间的交往表现为短暂性,人们之间虽然交往的数量增加了,但熟识程度却降低了。另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大众传媒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表现出功利性和间接性,以感情维系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初级群体逐渐衰落。农村地区的村落有逐步解体的趋势,城市中的邻居成了地理位置上的概念,左邻右舍的人们之间有可能互不相识和互不交往。可见,传统社会靠熟人去维护社会诚信的机制,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已经完全行不通了。
第二,市场经济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冲击。市场经济本身是一种功利性经济,它以利益为基本导向,引导人们如何去获得经济利益,强调的是商品意识和金钱观念。这样,便出现了与市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价值观,如尊重个人利益、倡导自由竞争、主张自由平等,等等。这些道德观念有益于人们的生产、经营和消费等活动,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并非仅仅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而是一种人的存在方式”[’〕。按照的理解,我们可以把市场经济看做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方式,这种独立性相对于原来的“人的依赖性”是对人性的极大解放。人虽然仍有着对物的依赖性,但终归已是独立性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个性、主体性、情感、个人利益等压抑了许久的人性被重视起来,个体摆脱了原来的束缚,追求民主、平等便成了社会的主旋律。所以,市场经济不仅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也解放了人性,考虑、追求经济利益是人性的体现,也是社会个体的权利。但是,过分追求经济利益,特别是对金钱的追逐,为金钱所左右,利欲熏心,就会导致“唯利是图”,成为金钱的奴隶。于是,在利益的驱使下,弄虚作假、坑蒙拐骗就占据了一些人的思维空间,使社会诚信受到严重冲击。可见,市场经济对传统价值观念造成巨大冲击,传统社会的“安贫乐道”、“重义轻利”价值观已被市场经济的商品意识、利益观念所代替,用传统社会的道德规范约束现代社会中这些利欲熏心之人,显然是无能为力的。
第三,法制不健全,对失信者打击不力。市场经济既是信用经济,也是法律经济。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法律是信用建设的保障。新 编辑
三、我国传统社会诚信机制对当代社会诚信的启示
时至今日,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不可能照搬照抄传统社会的诚信机制来消除今日社会的诚信危机,但我们可以以史为鉴,从中汲取对我们今天有用的东西,建立与完善我国当代社会的诚信机制。
第一,加强社区建设,营造类似于“熟人社会”的氛围,增强社会监督。
“社区”是指人们在地缘关系基础上结成的互助合作的共同体,用于区别局限于血缘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互助合作的共同体。它主要包括农村和城市两种基本类型。农村社区地域广阔、居民聚居程度低,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其基本特征是:人口规模小、密度低,人际关系密切;封闭性强,社会流动率较低;文化具有家族特征。城市社区是指在城市一定地域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目前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居委会辖区。其基本特征则是人口规模大、密度大,人际关系淡化;开放性强,社会流动率较高。可见从诚信监督方面讲,农村社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基本上属于熟人之间的交往并且具有较大的优势。城市社区相对于农村社区来讲,其邻里仅仅成了地域概念,左邻右舍大多数互不相识和互不往来,关系非常淡化,从诚信监督方面讲,则不具有农村社区的优势。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农村邻里和城市邻里的结构不同。农村邻里多为同质邻里,人们的职业、语言、生活方式等具有共同性,便于交往;城市邻里多为异质邻里,人们在职业、语言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因而不便交往。其二是农村住宅和城市住宅不同。农村住宅多为平房,便于邻里之间走门串户;现代城市住宅多为高层或小高层单元住宅,客观上设置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屏障,阻碍了邻里间的交往。其三是农村住户和城市住户的社会流动速度不同。就整体而言,农村住户的社会流动速度较慢,人们之间较为熟悉;城市住户的社会流动或迁徙速度则较快,使得邻里之间交往不深。其四是农村生活和城市生活的节奏不同。农村生活节奏比较慢,人们的空闲时间也比较多,客观上为人们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可能;城市生活节奏比较快,除了退休(离休)人员外,人们的空余时间比较少,因而人们之间交流的机会也就较少。可以说,邻里关系淡化是现代城市社区的一种通病,它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其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不利于人们之间的诚信监督。因此我们要加强社区建设,建立和完善合理的邻里结构;改革住宅设计,减少交往屏障,提供邻里间交往的场所;把改善邻里关系与社区活动结合起来,使社区居民在活动中相互了解。这样,既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又有利于熟人之间的互助,还有利于熟人之间的诚信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