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作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汪曾祺作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以苦作乐的哲学。汪曾祺的一生有许多不幸，这些不幸在他看来都充满诗意。他打成后，在昆明纱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呆了四年，前两年扛过八十公斤重的麻袋粮，干得最多的是喷“波尔多液”农药。后两年是在研究所打杂，主要是与马铃薯打交道，画《中国马铃薯图谱》，还写了许多与马铃薯有关的文章，俨然一个研究马铃薯的专家，过年时还带着自己种的马铃薯回家，与家人共尝。那四年，他与当地的人非常亲近，相处很好。他认为，在纱岭子这几年，对他确立今后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态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汪老的人生平淡、传奇而又充满诗意，在这充以苦作乐的诗意人生中，他写下了许多充满诗意的文章。

读他的小说，你最感动的不是小说的情节（有些小说根本就没有情节），而是小说中看似平凡实质具有典型特征的事件和独具诗意的描写，用平淡朴素的语言塑造形象逼真、气韵生动的人物形象，把一切变得高尚、美好，让你看到逆境中的顺境，抑郁中的乐观，以及劳动人民的苦趣。《受戒》中有这么一段细节和心里描写：“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脚印。海明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指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海明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这是一段多么温暖、多么富有诗意的细节和心里描写啊，它传神地反映了人性最原始的冲动、透视出小和尚内心深处掀起的爱情波澜，给人以一种美的享受。这让我想起了《故里杂记》中的第三篇《鱼》中的 一段描写：“‘真是鱼也有眼睛，谁家兴旺就往谁家盆里跳啊！’正在穿堂里做针线活的妯娌三个都听见了。三嫂子抬头看了二嫂子一眼，二嫂子又看了大嫂子一眼，大嫂子又向两个弟媳妇都看了一眼。他们低下头来继续做针线。她们的嘴角都洋溢着说不清的表情。”这一充满诗意的简洁精当的描写，仅几十个字就反映这妯娌三个在听了桶匠说的“真是鱼也有眼睛，谁家兴旺就往谁家盆里跳啊！”这句话后心照不宣的神态，虽说无言、胜是有言。这眼神活化了妯娌三个对自家美好生活的得意之情，亦或是对别人的鄙夷之态。

小中见大的哲学。汪曾祺文中的诗意美表现在以小见大的细节和心里描写上，从人物的语言描写中也可窥见一斑。小说《受戒》中小和尚放完焰口后，在众人的围观下，唱了这么一段小调：“姐而生得漂漂的，两个翘翘的。有心上去摸一把，心里有点跳跳的。”“漂漂”、“翘翘”、“跳跳”这些形象、生动、富有诗意的语言在那个谈性色变的年代，读到它，人眼球一亮，心灵一震。其实它所反映的只是平淡带有苦味的生活中，人们所表现出的一种乐观的生活情趣，现在读来还是那么亲切自然。我们不妨再看一看《大淖记事》中，当十一子能进一点饮食，能说话时，巧云与十一子的一段对话：

“他们打你，你只要说不再进我家的门，就不打了，你就不会吃这样大的苦了。你为什么不说？”

“你要我说么？”

“不要。”

“我知道你不要。”

“你值么？”

“我值。”

“十一子，你真好！我喜欢你！你快点好。”

“你亲我一下，我就好得快。”

“好，亲你！”

不足一百字的简短平淡如水，凝练美好如诗的对话，无一句动作描写，无一句心里分析，然而人物神态依稀可见，人物性格活灵活现，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而且这段纯白描式的对话，安排在小说的结尾，不仅别开生面，更能收到余音绕梁的艺术效果，使读者掩卷之后，仍沉浸在作者精心创造的诗意氛围之中。

篇2

汪曾祺是個非常真实的人

扬州市文联主席刘俊是高邮人，他回忆说，1996年，曾经与汪老有过一面之缘。当时他任高邮东墩乡书记，汪老来参加某活动时，就坐在自己身边。汪老还提出，等到活动结束时，让刘俊到他家里，给刘俊写一幅字，画一幅画。但是，因为当时括动太忙，刘俊没能去成。如今，这也成为了刘俊的一大遗憾。

扬州市作协主席杜海回忆说，早在1986年，他就和汪老有过接触。当时，杜海将汪老从南京接回扬州，和扬州文学青年们进行过座谈。

杜海说，汪曾祺是一個非常真实的人。对于家乡的美食味道、美女文化，都很有兴趣，他曾笑称，扬州之所以能出美女，是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还有就是扬州女孩“吃得好”。

杜海感叹说，汪曾祺给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就是作家要有学问，要有文风，更要有人格精神。而现代的文学爱好者，不一定全盘临摹汪曾祺，在充分学习汪曾祺的作品基础上，要写出属于自己的风格。

难忘最后一次见汪老

作家高蓓和汪曾祺之间，有着不一样的故事。汪老生前接受的最后一次访问，就是高蓓所采访的。高蓓回忆说，那是在1997年5月11日，她之前和汪老通过电话，讲述了采访愿望。汪老在电话中，很爽快地答应了她，并约好在中国作协见面。可当高蓓赶过去时，发现那里空无一人。当高蓓再次打电话询问时，汪老笑呵呵地说，自己记错了，让她赶快到他儿子家里来，他在那里等她。到了汪老儿子家附近，老远就看到汪老在那里等她。穿着灰色西服，白色衬衫，很是正规。到家中，高蓓发现，汪老非常随和，即使是家中小保姆，也可以随意和他开玩笑。当日，汪老不但接受了采访，还留高蓓在家里吃了一顿炸酱面。但是在这次采访之后，汪老忽然生病，没过几天，汪老就因病逝世了。

张艺谋曾尝试拍汪老作品

如今，在高邮竺家巷9号的“汪曾祺故居”，每年都有很多“汪迷”闻名而来。而目前在故居中居住的，是汪老的妹妹汪丽纹、妹夫金家渝，还有比邻而居的弟弟汪海珊。

如今，金家渝也是故居义务讲解员。前来拜谒的文人不计其数，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法学博士钟晋奎。当时，钟晋奎一走进故居大门，就对着汪老的照片连鞠了三個躬。

篇3

别样才情

“怀念汪老，也是怀念文坛的一种品格。”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心仪汪曾祺，那种钦佩是由衷的、自然的、审美的，是文人的惺惺相惜。他讲起只有汪曾祺能写出“马儿严肃地咀嚼着草料”、“大树庄严地倒下”这样的字句，忆起汪老如何耐心地跟青年文学爱好者交流。“作家活在作品里，也活在文坛的口碑里。他是一个可爱的老头儿，一个才华横溢的老头儿，跟他在一起很温暖，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人间送小温’。”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在20世纪90年代初时曾和汪曾祺是邻居，都住在蒲黄榆。“在我看来那是个脏乱嘈杂的地方，但它被汪老写得很美，相信看过《蒲桥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汪曾祺就是这样，能从无趣的地方找到有趣。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如果没有他的存在，我们的文坛将大为逊色。”孙郁认为，汪曾祺在拯救汉语方面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当时的汉语太注重意识形态化，表达越来越不丰富有趣了。汪老的作品却不是这样，一读就觉出很中国的样子，而且那么成熟，是我们躯体的一部分。它与流行色保持距离，有书斋的，也有山野的。汉语的个体感觉在他那里精妙地呈现着。

汪老以其空灵、含蓄、淡远的美文跨越几个时代，绚烂至极归于平淡，小说、散文、戏剧无不匠心独具笔下有神。

“在我50年编辑生涯中，面对有几位大家的稿子，只有欣赏的份儿，他们的文本严谨得不能动一个字，比如、孙犁、汪曾祺。”《十月》创始人之一张守仁回忆说，有一次和汪先生到南方水乡讲学，赞赏汪老执笔写的《沙家浜・智斗》中阿庆嫂那段唱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汪先生手里夹着一支烟，凑到嘴边吸了一口，笑道：“你对这段唱词别看得太认真。我在那里故意搞了一组数字游戏。‘铜壶煮三江’，是受到坡诗词的启发。其中‘人一走，茶就凉’，也是数字概念，它表示零。”

恬淡达观

一位文学大师必定是一个丰富的文化宝藏，而不是单一的文字传奇。

“汪曾祺先生的作品越来越深入人心，除了他独具一格的文风之外，还要得益于他纯粹的文人本色，而这种本色在当下文坛却十分稀缺。”著名文学评论家何镇邦感慨道。

“汪曾祺的人缘很好，他像自己的文字一样被许多人喜爱。他好像没有等级观念，与人相处很随和。身上有种温润的东西，我们从中能呼吸到南国般的柔风。他家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没有奢华的装裱，也见不到大量的藏书，可是很有味道。”孙郁说。

篇4

《老头儿汪曾祺》收录了子女们对他的印象，算是一本回忆录或者传记性质的书。其中提到，他的孙女上小学五六年级时，老师让学生从文学名著中摘抄一些华丽的辞藻，以便写作文时应用。她把名作家爷爷的书翻了一遍，也没发现什么好词儿，因此断定：“爷爷写的文章一点儿都不好。”后来还真诚地帮助爷爷分析一下他的文章为啥“不咋样”，总结出了三大罪状：一个是中心思想不明确；其次是段落分得不好，最后是乱用标点符号。因此在学校老师眼中，这位著名作家的文章最多得个“二类中”，也就是七十多分吧。

这话现在看确实有几分逗乐，孩子的乐趣透着十分的天真。但是孙女的分析大体是不错的，我们小时候读书，认为最好的散文是杨朔的《荔枝蜜》，尽管从来不知道好在哪儿，总觉得都收到语文课本里了，当然是最好的。但阅读的天性是靠直觉，喜欢什么样风格的文字不是语文课本能灌输的，业余翻书的时候读到汪曾祺，总觉得这个老头写的东西跟那些名家不一样。虽然说不出来好在哪里，但已经能感觉到这是另外一个阅读的世界，是课本的那些范文所不能给予的。

《老头儿汪曾祺》中提到一个私下里的段子，大意是汪曾祺跟家里人聊天时说对解放以来散文评价都不高，认为不少作品“不是剑拔弩张，盛气凌人，就是过度抒情，顾影自怜，文字过分雕琢，败坏了中国散文的传统”。20世纪80年代初，一次电台正在播放配乐散文《荔枝蜜》，老头儿从隔壁房间出来说：“散文配乐是最恶劣的做法。这样的文章也不要学。散文的大忌是作态。中国的散文一坏于杨朔，二坏于刘白羽。”这两位“大家”都有文章收录在中学语文课本里，作为范文推崇。小时候读书，我们写作文就从这两位散文大家中总结出某种套路和模式，一套一个准儿。不过，长此以往写作文，味同嚼蜡。

篇5

《鉴赏家》是汪曾祺晚年追怀故土之作，选入苏教版《短篇小说选读》。文章用冲淡自然的语言，散文化的笔法，讲述了卖果子的叶三的故事，向读者展现了一幅纯美的画卷。

美需要细细品味欣赏，本文采用文本研习的方式，引导学生用鉴赏的眼光品味美、追求美。以下是以此为核心确定的教学目标、教学重点难点、教学课时和教学过程。

教学目标

1.知识和能力的目标

了解作者，理解“鉴赏家”内涵，提高学生筛选、概括信息的能力。

2.过程和方法的目标

通过文本研习，涵咏文字，体会作品主旨。

3.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目标

领悟作者向我们展示的充满人性美、风物美、人情美的诗意画卷，激发学生对美的向往，对健康人性的追求。

教学重点难点

1.理解“鉴赏家”内涵。

2.领悟作者对美的礼赞和追求。

教学课时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预习安排

阅读预习资料（作者简介材料，《受戒》、《戴车匠》），初步了解作家及其作品风格。

设计思考：通过预习材料初步了解作者，做到知人论世。《受戒》《戴车匠》和本文都写于20世纪80年代，都带有追忆往昔、怀想故土的意味，从文章主旨到语言风格、创作手法与本文都有相似之处。通过补充阅读帮助学生对作家作品积累一定的感性认识，再经过课堂教学，使学生对汪曾祺作品的“美”有较立体的感知。

（二）课堂教学

1.导入新课

大家都知道法国雕塑家罗丹说过：“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汪曾祺先生也说“活着是美的，有诗意的。生活是可以欣赏的”。今天让我们一起用发现的眼睛，用鉴赏的眼光到汪曾祺的小说《鉴赏家》中感受美、品味美。

2.速读全文，勾画出原文中相关句子，回答问题：叶三卖果子和别的卖果子的有什么不同？叶三鉴赏画有哪些特点？

设计思考：要求学生在阅读文本过程中完成信息筛选，以有利于整体把握全文，并为理解“鉴赏家”的内涵作梳理。

明确：文中写叶三卖果子与别人不同的相关句子集中在第一自然段，如：“他专给大宅门送果子”“叶三卖果子从不说价”。尤其注意他的“金丝篾篮”，他的果子的好处，以及他经常外出，看到很多好景致。由此可看出叶三的热情、能干、诚信、阅历丰富，以及他卖果子追求精致，讲究品位、眼光独到。

写叶三赏画的文句如：“叶三的赞赏是出于肺腑，不是假充内行，也不是谄媚”，叶三说“紫藤里有风”“这是一只小老鼠”及对季的荷花的评点。由此可见叶三赏画真诚、鉴赏力强、不涉功利。

3.再读文章第二自然段和写叶三赏画、收藏画部分，思考：叶三卖果子和赏画作有哪些相同、相通之处？

设计思考：这一问主要解决教学重点难点之――理解“鉴赏家”的内涵。引导学生研读文本，将文章写叶三卖果子与写叶三赏画作比较分析，理解、把握作者笔下的“鉴赏家”追求美、鉴赏美、珍爱美的纯真品质。

明确：叶三卖果子和鉴赏画作都体现了他真诚、用心、智慧的品质，他有自己独到的鉴赏力，对美有深沉纯粹的追求，有不慕功利的深爱；他对画作的见识又是他在卖果子时多走多看，积累而获得养成的。可见，一个真正的鉴赏家在用心观察生活中成就高超的审美能力，用本真的眼睛和心灵欣赏、感悟美、追求美，用质朴诚挚的语言鉴赏美。

4.作者曾说“我写的是美”，作者笔下的叶三等人身上闪耀着人性的美，结合文章具体内容，说说你的理解。

设计思考：再次进入文本，从“人性美”入手，理解作者对美的礼赞。

明确：叶三卖果子热情、诚信；叶三的儿子们对父亲尊敬、孝顺；叶三对季民敬重、坦诚、情深义厚；季民厌恶卖弄、接受意见虚心等。

5.美需要发现的眼光，美值得反复品读，重读课文，你能发现作者除了向我们展现人性美之外，还有其他的美吗？找出来，读一读、品一品，和大家分享一下。

设计思考：以上一问的理解为例，让学生较自由地品读文章，发现美、感受美、领悟美，实现对学生思想情操的陶冶。

明确：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分析出作品中的风物美（如第三自然段对四季果子的描绘）、人情美（如叶三与季民的关系）；如果时间允许或学生能理解，则简要分析文中的情趣美（如季民作画时喝酒的习惯和他不喜应酬的脾性）。

6.对文章的结尾写叶三死后画随他埋了，有人赞赏，有人批判，你怎么看？

设计思考：这是一个开放性问题，同时又可以深入探究到对传统文化现象看法的问题，这一问题能引导学生拓宽思维，深入探究文章内容及相关文化现象。

参考示例1：赞赏这个结尾。叶三把画带进棺材正体现出他爱画、重友情，是对视他为知音的报答，与前文季给他起字、送他画，以及他不卖画是融为一体的，与文章要展现的美是密切联系的。这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重友谊、重知己。

参考示例2：这个结尾是败笔。结尾可以留有空间让读者想象。同时，叶三把画带进棺材是很狭隘的选择，不过是一种文化痼疾，这与全文对美的颂扬和追求相背离。

（三）延伸拓展

再读预习材料中的两篇文章，进一步体会领悟汪曾祺作品的纯美风格。

篇6

关键词：汪曾祺 恋水情结 人性 至真至纯

在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上，流贯着一脉散文化小说的创作传统，而汪曾祺的创作则开创了新时期小说散文化的先河。在新时期的小说中，他的散文化小说可谓独树一帜。散文化小说以近乎散文的形式与诗的语言，使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对情节叙事的依赖，获得了与传统小说完全不同的审美空间。纵观散文化小说，它们无不散发出一种“水性”。汪曾祺的散文化小说也不例外。这种水性外在表现为以水为背景，即故事发生在水边，和水有着密切的关系，深层上表现为至真至纯的人性美。

一、恋水情结——以水为背景

“在中国古代五行学说中，水被列为五行之首。‘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尚书·洪范》）。水被看成是创造万物和万物得以生存的凭借，是世界万物的本源。《管子·水地》中论述道：‘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水是万物的本源，人的生命亦来之于水。对水的迷恋也就是对生命本源的迷恋。”[1]汪曾祺对水的迷恋也是如此。汪曾祺的故乡高邮是个典型的水乡，水灌注了他的童年。他从小看运河，行船，湖上撒网，也曾耳闻目染水患肆虐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所以在他的作品中那灵魂深处的刻骨铭心的水乡情结总会自然而然地纷涌而至，以水为背景也就不足为奇了。对此，法国人安妮·居里安女士也问过他为什么他的小说里总有水？为什么即使没有水，也有水的感觉？这个问题连作者本人以前也没有意识到过。汪曾祺是这样回答的：“是这样的，这是很自然的，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而在《受戒》中，这份似乎与生俱来的恋乡恋水情结得到了释放。

作品中的主角明子和英子就是生活在水乡中的，他们相识在水上，文中有一段他们相识的描写：

到了河边，有一只船在等着他们，船上有一个五十来岁的瘦长瘦长的大伯，船头等着一个跟明子差不多大的女孩子，在剥莲蓬。明子和舅舅坐到舱里，船就开了。

……

大伯一桨一桨地划着，只听见船桨拨水的声音：

“哗——哗！哗——哗”

……

这是文中首次关于水的描写，寥寥数语竟勾勒出一幅清新自然的江南水乡画。写水的文字不多，但却给人水的感觉，这得益于作者他爱水，对水的依恋影响了其性格，也影响了他的作品。他那行云流水的语言，超功利率真自然的思想使得他在进行小说创作时，自然而然地将这种恋水情结融入到作品中去了。

随着认识的加深，接触的频繁，明子常搭着赵家的船进城，给庵里买香烛，买油盐，闲时是赵大伯划船，忙时是小英子，但划船的是明子。

在去庵赵庄到县城，当中要经过一片很大的芦花荡子。芦苇长得密密的，当中一条水路，四边不见人。划到这里，明子总是无端端地觉得心里很紧张，他就使劲地划桨。

小英子喊起来：“明子！明子！你怎么啦？你发疯啦？为什么划得这么快？”

天真爽朗的小英子此时哪里知道明子的心正在翻天覆地呢，面对着水的时候，人的心特别纯净透明，而此时明子恰好就是在这四周无人的芦花荡子里，心灵的召唤已经一览无余，是的，他对小英子是心动的，只不过还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只好借助划桨以摆脱心灵上的波动。在此，我们发现写水的文字也不多，但是这对水乡儿女的爱情却在芦花荡里延伸开来。水是他们孕育真爱的摇篮，水是他们激情感悟的纽带。最终，他们的结合亦在水上：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呀？”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声地说：“要——！”

“快点划！”

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芦花，芦穗，蒲棒，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水鸟，这些明显带有江南水乡痕迹的景致在此是功不可没的，它们在引领着读者去领略江南水乡清新淡雅的同时也见证了水乡中这对小儿女纯真大胆的恋情。于是，一种和谐的、至真至纯的人性带着水的清新荡漾成就了汪曾祺这个清丽明朗的水乡梦。

再如故事中的明子和小英子各自生活的荸荠庵以及小岛似的家，或是靠着河，或是三面被水包围着，其中描写他们的生活环境中涉及到水的文字更是被作者一笔带过，很明显写水的文字不多，但是让人从心底里接受了他们是在江南水乡长大的，与水分不开。作者没有刻意地去描绘他们如何与水打交道，但是我们却总能感觉到水，在此不能不认为汪曾祺确实是迷惑人的高手。他为读者营造了一幅清丽明朗的江南水乡画，而他自己也沉浸在故乡高邮中，尽情地享受这一股柔软的、平和的、从故乡高邮静静流淌出来的水的感觉。

二、恋水情结——人物的人性美

“水”在古代哲学里是“美”的象征，道家从水中看到道之所在，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之所恶，故几于道。”儒家把水看成“德”的象征，水是有德的。《说苑·杀言》云：“子贡问曰：‘君子之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孟子曰：“人性之美也，犹水之就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是相信人性本善的，他认为人的本性与水的本性一样，一个是趋善，一个是趋下，皆顺其自然。而汪曾祺在《受戒》中所展现的人物的人性是美好的，“他说：‘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受到了两千多年前的老庄思想的影响，可能有点……我自己想想，我受影响较多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孔子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并且是个诗人。……曾点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我觉得儒家是去爱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受戒》中所表现的不正是这种“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么？作者是爱人的，他笔下的人物所展现出来的人性亦是健康的。正如他所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我要写！我一定要把他写得美，很健康，很有诗意！”因此，在汪曾祺笔下，人物都带有水一样清澈透明、至真至纯的性格。

小英子和明子第一次见面的语言充满童心，天真无邪甚至可以用幼稚来概括，这种纯净的感觉如水晶般无瑕，无可挑剔，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完美的。虽是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小英子并没有扭扭捏捏，更没有害羞似地避开，而是主动搭话，并主动将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明子，可见她的心灵是多么的单纯，她的一言一行都是发自内心的，心里想什么就直接问。她身上体现出来的本色美，让我们确信人性中的健康的积极的东西。在小英子的世界里，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秩序被打破了：小英子晚上和明子一起看场并肩坐在一个石磙子上，听着青蛙打鼓，听寒蛇唱歌，看萤火虫飞来飞去，看天上的流星，率真自然的小英子看到流星掉下来的时候惊呼了，因为她相信，在流星掉下来的时候，在裤带上打结，心里想什么好事，就能如愿。和小明子一起挖荸荠，她老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这些都是她以农家少女特有的淳朴和大胆向明子暗示着她的爱情。又如在善因寺向明子道别时，她终究不管寺里禁止喧哗的规定，大声喊了一句“我走啦！”打破了宗教对人性的束缚。从善因寺返回的途中，在船上，小英子不让明子当方丈也不要当沙弥尾，明子都答应了。小英子更是毫无顾忌地提出：“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眼睛鼓得大大的明子以“嗯”作答时，小英子并不满意，“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终于使明子大声地说出“要！”这一简短的对话让人们看见的是一个有几分俏皮，又有几分野性的农家少女，但她俏皮得率真，野性得可爱。人性中的真和纯从这个天真少女的言行中展露出来。小英子心里想着什么就说出来，而不是故作姿态，含蓄矜持，在此笔者并不否认女孩子的含蓄之美，但看到这里实在是让人忍俊不禁，有谁不说小英子美呢？她打破了那种含蓄之美，呈现出另一种美，率真自然。那是一种不假雕饰的天然之美，天性之美，是一种人性的自然流露，她在对待自己的爱情上更是大胆直白，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自己心灵深处的人性的召唤。

与此同时，小和尚明子在超然世外的荸荠庵里过着清净的生活，无拘无束。如果用我们社会的道德伦理功利标准去评判这种人性解放状态的善恶，那是不合适的。在明海的家乡，当和尚可以有许多好处，可以吃现成饭，哪种庙都管饭；可以攒些钱，由和尚还俗娶媳妇是很容易的。“受了戒就可以到处云游，逢寺挂褡”，庙里无所谓清规，和尚们也杀猪，也吃肉，打牌，即使从事很神圣的宗教法事，如放炮，和尚们也跟玩杂耍似的，年轻的和尚们甚至趁机出风头，引得大姑娘小媳妇跟着他们私奔失踪。明海耳濡目染着庙里庙外的生活，潜移默化，逐渐成长，他虽然做了和尚，却是个涉世未深的孩子，还没有经历沧桑，远离狡黠，他和小英子之间的朦胧爱慕和眷恋是天性使然。第一次见面时明海面对小英子的问题都一一作答，话虽不多，但是真诚，并且接过小英子扔的莲蓬就一颗一颗地剥起来吃了，并没有推辞，这都是他人性中纯真美好的一面。随着接触的深入，两个孩子之间的关系更融洽了，小英子在挖荸荠的时候总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而看着小英子的脚印，明子的身上也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面对着小英子这么一个活泼可爱的农家少女，明子心里痒痒的，这让读者不难看出明子内心的单纯，懵懂孩童的无知在这里却是那么可爱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再如当他们独处时，划到四面无人的芦花荡子里的时候，明子无端端地紧张，这真实地反应了他的内心世界，激动、心跳加速，只有借助外在的船桨划快点来摆脱此时激动澎湃的心。最后在芦花荡子里近乎爱情宣言似的“要”更是让我们看到他那率真可爱的一面，一个略带羞涩的小和尚形象跃然纸上。至此，明子人性中的纯真毫无保留地展现在大家面前，像水般清澈透明。

“一方水土一方人”，生活在江南水乡这片青山绿水中，小英子和明海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至真至纯的人性正是汪曾祺所追求的人性的和谐。人性中有最原始的欲望，为什么要用看不见的东西即所谓的伦理道德来捆住它呢？人与人的交往中，若没有人性的自由来参与，则再自由的物质世界也无法填补心灵世界的空虚。人始终是以面具示人，看不见下面真实的表情：人的生活像被囚禁在笼子里的野兽，即使给它最鲜最美的肉，也无法比拟自由给它的无上的快乐。或许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被束缚的，但人性却是永远无法被束缚的，它会用尽所有力量去冲破一切阻碍，寻找心灵的归宿。这是它的天职，是它历尽千辛万苦仍不懈追求的目标。人最初的善良和勇气，才是真正健康的人性，这种人性下的追求，才是美好的追求；这种人性下的胜利，才是正义的胜利。人性之善，是世间生命的精髓；人性之善，是社会灵魂的支柱。宣扬着复苏的人性，引领着人性的复苏，这正是《受戒》的伟大之处。

（指导老师：王海燕）

注释：

[1]黄春慧，韩伟表：《中国散文化小说中的水情结》，求索，2008年，第1期。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我的家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

篇7

摘要：汪曾祺超越了传统的语言工具论认识，将语言上升到小说本体的高度。汪曾祺小说语言的美学特征为：小说语言首先应当是真实准确的；小说语言是有暗示性的，是模糊的；小说语言应当气韵生动，有音乐性；小说语言是诗化的，具有超越性，“言有尽而意无穷”；小说语言应具有文化性。

关键词：汪曾祺；语言观；美学特征

作者简介：卢军（1970-），女，山东莱芜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后，聊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H0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21-0150-01

汪曾祺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时就在小说文体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探索。汪曾祺的这种探索最集中地体现在小说语言上。汪曾祺非常重视小说语言，曾直接地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1]具体来说，汪曾祺的小说语言实践追求如下美学特征：

1．小说语言首先应当是真实准确的

“准确”是汪曾祺推崇的语言观，“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2]。小说语言中，俗人说俗语即是大雅。汪曾祺小说中的对话语言大都较短，既注意到人物的个性特点，又关顾到全篇气氛。《羊舍一夕》写山里来的放羊姓看到温室里的黄瓜西红柿，“西红柿那样红，黄瓜那样绿，好像上了颜色一样”。汪曾祺认为，如果稍微华丽一点，就不是这个放羊娃的感受了。而在《徒》里，汪曾祺又有意用了一些文言的句子，如“呜呼，先生之泽远矣”，“墓草萋萋，落照昏黄，歌声犹在，斯人邈矣”。因为写的是一个旧社会的国文教员。“写《受戒》、《大淖记事》就不能用这样的语言”，《受戒》中写明海时，有这样一句：“村里都夸他字写得好，很黑。”农民眼里的字好，用“很黑”二字就很传神，倘用工整、匀称、雄健之类，则脱离了语境的文化限制，就不是村里人夸他了。在汪曾祺眼里，语言中没有天然的“好词”或“坏词”，常用的、通俗的、不见特色的“俗词”、“俗字”，在恰当的上下文语境匹配下，照样能平字见奇、朴字见色，甚至大俗大雅，寻常词语显出极不寻常的生命力。

2．小说语言是有暗示性的，是模糊的

小说语言的暗示性和模糊性主要源于中国古典文论对汪曾祺的影响。《文心雕龙・隐秀》：“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义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梅尧臣阐发为“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3]。小说语言富有暗示性自然就使其能指产生了多种理解的可能性，具有了模糊性。这种暗示性集中体现在汪曾祺小说诠释结尾方面。比如《异秉》，前部分只叙写卖卤味的王二的“发达”，药铺学徒陈相公的辛苦和忍气吞声。结尾写大家听到王二“大小解分清”的异秉后，陈相公不见了，“原来陈相公在厕所里。这是陶先生发现的。他一头走进厕所发现陈相公已经蹲在那里。本来这时候都不是他俩解大手的时候。”“卒章显其志”，原来，他是想试试自己能不能做到“大小解分清”，他渴望王二那样的生活，竟把希望寄托在这样微不足道的可笑的生理特征上。还有《八千岁》结尾：“是晚茶的时候，儿子给他拿了两个草炉烧饼来，八千岁把烧饼往账桌上一拍，大声说：‘给我叫一碗三鲜面！’”八千岁省俭一世，吃了数不清的草炉烧饼，省下的钱却变成了八舅太爷的满汉全席。因此，他大声地叫一碗三鲜面，实有万般滋味在里面。

3．小说语言应当气韵生动，有音乐性

汪曾祺小说能准确地把握语言的节奏，使作品呈现出一种整体的和谐美。汪曾祺认为要注意语言的内在节奏、语言的流动感，唯此，词句之间才顾盼有情，痛痒相关。“语言的奥秘，说穿了不过是长句子与短句子的搭配。一泻千里，戛然而止，画舫笙歌，骏马收缰，可长则长，能短则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声之高下’不但造成一种音乐美，而且直接影响到意义。不但写诗，就是写散文，写小说，也要注意语调。”[4]看来，气韵生动的小说语言既是一种情感浓郁的语言，也是一种富有音乐美的语言。汪曾祺对语言的运用表现为下面两方面：第一，大量短句的运用，长短句式的巧妙搭配，奇偶句式的交叉变换，避免了节奏上的呆板单调，形成了如诗词般的节奏回旋，达到文章的和谐美。第二，语句中暗合的韵脚，叠音、叠字的使用造就的韵律变化和协调，形成内部节奏的和谐美。

4、小说语言是诗化的，具有超越性，“言有尽而意无穷”

为表现一种神思妙悟，文学语言有时可以突破一般语法规则的约束，灵活多变，不拘一格。俄国形式主义学说认为，诗的语言是对日常语言有目的、有组织的破坏和变形，汪曾祺称之为“诉诸直觉，忠于生活”。汪曾祺认为，“所谓诗化小说的语言即不同于传统小说的纯散文的语言。这类语言，句与句之间的跨度较大，往往超载了逻辑，超越了合乎一般语法的句式（比如动宾结构）”[5]。比如《故人往事・收字纸的老人》中“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他说，这段话语“如果逻辑紧严，合乎语法的散文写，也是可以的，但不易产生如此恬淡的意境”。汪曾祺小说语言中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名词性词语和短小的非主谓句的运用。这种运用结构简单，形式短小，表意简洁明快，在特定的语境中，另成一种格局和气象，形成了中国画中的“留白”，很有些像戏剧剧本中的背景语言，耐人品味。

5．语言的文化性

汪曾祺认为语言和文化是一种互相等同的关系：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背景是文化。像《故人往事・花瓶》中对那只精美绝伦的花瓶的描写，就透露出一种深沉的文化气味。还有《受戒》中对江南小镇民情风俗的精细刻画，真不亚于观赏一幅现代中国的《清明上河图》，体现出浓郁的文化韵味和人文气息。这里的所谓“文化”，既有俗的一面，也有雅的一面。雅的，如《收字纸的老人》里写老白：“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有浓厚的古典文学意味。俗的一面则来源于汪曾祺对民间文学的借鉴吸纳。在受民间叙述风格影响，其小说语言表现为少浮辞、不渲染，简洁明快的艺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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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的雨》， 让我感受最深的， 是汪老 播撒在字里行间的那份文人情怀。有评论称， 汪氏散文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文人散文 ， 没有 空泛的好为人师的大道理，也少有宏大题材 ， 流淌在字里行间的都是文人 的雅趣和爱好， 弥 漫着文人的情调， 读汪氏散文能让我们享受到 份闲情逸致。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20年3月5日出生，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

（来源：文章屋网 ）

篇9

关键词：生命意识 “圆形思维方式” “有无相生” 意象 意境

中图分类号：I2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12-0393-01

新时期以来，随着作家主体的解放，个人话语的确立，文学逐渐向本体回归，走向“美文”，在小说界出现了一批有着传统笔记体小说神韵的作品，却体现着新的时代精神和东方美学趣味，还包含一定新的文体实验的意向，影响很大，时人称之为“新笔记小说”。 它先由汪曾祺、孙犁等老作家发韧，并随之影响一批中青年，如阿城、贾平凹、何立伟等自觉追求响应，成果丰厚，形成整体效应。新笔记小说作家群体非常喜爱中国传统文化，因此，新笔记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新笔记小说与传统生命意识

从新笔记小说作家的创作历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新笔记小说作家对艺术孜孜以求的精神。他们重视作品的质量，追求作品恒久的艺术魅力，并极力避免使自己的作品被时代的浪花所淹没。

孙犁早期创作非常重视对外国文学的学习和借鉴，在文学作品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抒情风格，在四十年代以《荷花淀》蜚声文坛。五十年代，受到环境和历史的影响，孙犁创作出一些塑造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的史诗性作品。进城以后，孙犁大量阅读古代文学作品，对古代文学作品的学习，使得他的作品形成了以纪事为主、注重理性的厚重风格。从孙犁的创作历程，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变化，作家时刻保持着一颗对艺术恒久魅力的探索之心，最后，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

大多数新笔记小说作家在创作小说作品时都经历了与孙犁同样的艺术探索的历程，刚开始是向西方借鉴小说创作的艺术经验，接着受到一定的政治环境的影响，最后回归到本民族的传统形式中，最终找到了与自身气质相符的小说创作形式，创造出一批非常优秀的新笔记小说作品。

新笔记小说作家对艺术的探索正是重视作品质量和作品生命力的表F，分析其原因，我们可以发现这和中国传统生命意识有很大的关系。新笔记小说作家受到传统生命意识的影响，他们大多接受了传统文化的濡染，因此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影子。而古代文人士大夫大都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即他们都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因此努力追求生命的意义，意图通过人为的努力来增加生命的内涵，提高生命的质量。强烈的生命意识一方面使得他们特别注重营造心灵的一方净土，注重生活的情趣，如追求琴棋书画的雅趣。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生命不朽的追求。古代文人追求生命不朽主要是通过立言来实现的，立言也即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作品，以此来与短暂的生命相抗衡，如司马迁的“发愤著书”等，这些文人都希望能通过立言即著书、写文来使自己“名垂千古”。

新笔记小说作家承袭了这种传统生命意识，希望通过立言以追求生命的不朽。但是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愿以偿地使自己名留青史，他们发现了这样一种文学现象：有些小说虽然能受到当时读者的喜爱和追捧，但是并不长久，数年之后便会失去读者，无人问津。因此，他们都对艺术探索有着无限的热情，希望使自己的作品散发恒久的艺术魅力，能够被不同时代的读者所喜爱。

新笔记小说作家对艺术不懈地探索正是强烈的生命意识的体现，他们对艺术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给后人留下了丰富宝贵的经验。

二、新笔记小说与传统“有无相生”观念

在新笔记小说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新笔记小说作家受到“有无相生”观念的影响来进行创作，例如林斤澜的小说《“夜半歌声”的歌者》，这篇小说主要讲的是三十年代著名歌唱家盛家伦的故事，在这个作品中，作者在短短的篇幅中将人物的人格品味和精神气质巧妙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作者在写人物时运用了“聚焦于无”的艺术视角。作者没有着意写人，而是通过景物的描写为读者展现了人物的精神人格世界。其精神人格附着于“江水滔滔，山风拂拂”的风景之中，使人物具有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林斤澜将刻画人物的笔墨聚焦于飘逸的环境，这种飘逸的环境表面上是对人物刻画的暂停，实际上还是在写人物的精神人格，是作者营造的艺术空白。这就是从“无”中把握“有”，林斤澜在这里就很好地把握了“有”、“无”的关系，在“聚焦于无”的视角下，创造艺术空白，使读者获得艺术想象，表达出了“言外之意”、“韵外之旨”。

汪曾祺的作品也多通过着意于环境、风俗、气氛的描绘来刻画人物，表面上写的是环境、风俗、气氛，但实际用意却是在写人。如汪曾祺的《晚饭花》对晚饭花开的情景“非常热闹，但又很凄清”的描写，实际则是在写主人公王玉英如晚饭花般美丽的青春以及其相反的凄凉的命运。

“有无相生”的观念是一种重要的传统思维方式，作为重要的传统文化而存在。老子首先提出了“有无相生”这一重要的哲理概念，接着一些古代的文学家、评论家在文学领域也相继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文学观点。司空图说“含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严羽提出“言有尽而意无穷”等。

在“有无相生”观念的影响下，新笔记小说作家总是力图表现有限物象背后的无限深意，重视营造作品中的“言外之意”、“韵外之旨”。他们非常喜爱传统的文学、艺术，在欣赏古代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的同时，他们领悟到创造艺术空白的重要性，如在作画时，古代画家都不强调把画布填满，而是要留下足够的空白，使观者在看作品时可以有更多的想象空间。新笔记小说作家在“有无相生”的观念影响下，往往使用“聚焦于无”的艺术视角，重视创造小说中的艺术空白。

三、新笔记小说与传统意象、意境

新笔记小说作品中有很多关于意象的描绘，新笔记小说作家经常运用意象叙事来增添作品的意蕴。

如孙犁的小说《罗汉松》，罗汉松是富有文化意味的形象，它代表着高洁、坚强、不畏严寒等优良品质，往往用来比喻人格高尚，富有操守的人。小说中描绘了一个与罗汉松形成截然对比的人物老张。老张是一个没有坚定操守的人。老张爱好文学，但态度上却不太严肃，在革命年代也吃不了苦，常常不避嫌疑，居住在地主、富农家里。进城以后经常赴宴，很会看风使舵。在文中罗汉松和老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营造出强烈的反讽效果，极大的丰富了小说的艺术意蕴。

其他如孙犁的《鸡缸》中的鸡缸的意象象征着人事的沉浮，李庆西的《钥匙》、《锁》中的钥匙、锁的意象象征着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等心态世相，象征着复杂的人际关系。

运用意象叙事比直接写人物会给人留下更深刻的映像，在意象的烘托或反衬中可以使读者获得更多的艺术感受，从而使小说具有更丰富的意蕴。

杨义认为：“研究中国叙事文学必须把意象、以及意象叙事方式作为基本命题之一，进行正面而深入的剖析，才能N切地发现中国文学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学的神采之所在。”李陀也指出：“意象的营造是几千年的文化和艺术的发展积淀在中国人心理深处的一种普遍的审美意识。”

新笔记小说作家往往用充满诗性的笔墨描绘环境，让读者感受到如诗般的意境。如汪曾祺的《故乡人・钓鱼的医生》中对王淡人钓鱼、喝酒、吃鱼的动作的描绘都非常具有情致，最后描写一只钢蓝色的蜻蜓落在王淡人的鱼竿上，为画面添加了生意和情趣，使得整个画面具有诗的意境。

意象和意境最早是诗歌中的重要的审美范畴，意象是包含了诗人的情意和神思的物象，意境是一种艺术境界，是一些批评家评论作品优劣的评判标准。慢慢地，意象和意境也被一些叙事作品所学习和借鉴，在叙事作品中对意象叙事和意境的追求，丰富了作品的内涵，提高了作品的品味，使作品具有无穷韵味。新笔记小说作家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都很喜欢古典文学，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追求意象叙事和意境的营造就变得理所当然了。

新笔记小说作家学习古代传统中意象和意境的手法，将这些手法运用到小说创作中来，使新笔记小说具有丰厚的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钟本康选评：《新笔记小说选》，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2]张曰凯编：《新笔记小说选》，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

[3]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杨义文存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篇10

[关键词]认知结构 文学类文本 效率 复习课

[中图分类号] G6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058（2016）210031

认知结构指的是学习者头脑里的知识结构。阅读是负载着作者显露或隐藏的见解、意愿的读物与读者这一主体之间不断相互作用的过程。而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机制就是主体的认知结构与外在客体顺应和同化。在阅读过程中，学生要把新知识纳入或同化到原有的认知结构之中，重建新的认知结构，才能达成对外界客体新知识的顺应。如何最大限度地激活学生的认知结构，这是阅读最重要的价值所在，是高三复习课的关键。

一、激活零散的文学知识认知结构――系统化

拿到名家大作，直接做题，学生得分往往并不高。在复习课中，教师可以设置专题阅读，帮助学生激活原有的零散的文学知识，使学生对名家大作有系统的认识。

例如，复习2008年江苏文学类文本考题《侯银匠》时，不必急于做题，可以与模拟卷中汪曾祺的《职业》《陶虎臣》这两篇文章对话，借助教师点拨，系统了解汪曾祺小说的特点。首先，让学生一起回顾两篇小说所讲的内容。《职业》中，汪曾祺塑造了一个不该有职业而有了职业，被迫在街头尽心尽力叫卖，但又不失天真烂漫天性的小孩。而《陶虎臣》中，则塑造了一个手艺精妙，与世无争，却仍难逃脱悲惨命运的小人物。在激活这些零散的文学知识的情况下，就可以探讨汪曾祺小说的创作风格，从而可以系统解读他的小说了。由这两篇文章，学生可以概括出汪曾祺小说创作风格的共同点：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在槐树下讲述最为朴实的底层百姓的平凡生活，在娓娓的叙述中，透露着传统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从而让读者体悟世间百态。

激活了学生相应的认知结构，运用这些系统化的知识就可以分析《侯银匠》中侯银匠这个人物了。譬如第四题让我们探究小说题为“侯银匠”，但写侯菊的文字多的理由。解答这道题目的关键在于分析侯银匠和侯菊之间平凡的生活，在朴实的生活中，体会侯菊形象塑造对于侯银匠的作用。侯菊身上的优秀品质来自父亲，侯菊的出嫁，必然让侯银匠这个鳏夫除了体会到嫁女儿的甘甜，也将品尝作为鳏夫的更多的人生况味。写侯菊是为了烘托侯银匠，写侯银匠是为了看到大社会，让更多的人体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人性。

在阅读前，激活学生零散的文学知识认识结构，不仅克服了学生的阅读恐惧心理，便于学生轻松解题，还能够对一些名人大家有全面的认识，从而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

二、激活原有的解题技巧认知结构――规范化

通过三年的高中学习，高三学生有了一定的习题量，也掌握了各种解题方法，但是在解题时还会出现思考不全面，答题不规范的现象。教师在这个过程中，不妨激活学生原有的解题认知结构，指导学生进行归纳整理，使学生能够规范答题。

下面是两堂实验习题课：甲、乙两班是平行的高三文科班，甲班在做题前，未曾激活解题技巧认知结构，直接做一份关于文学类文本情节作用的专项复习练习。乙班在做题之前，师生讨论总结文学类文本情节作用：对上下文情节的作用，对刻画人物的作用，对表现主题的作用，给读者感受的作用。思路清楚之后总结此类题型的答题模版：①为……情节发展做铺垫（提供依据，设置伏笔、悬念等），推动……情节发展（进入或转折）。②表现……的思想品质（心理），有助于塑造……的形象。③揭示……，有利于表现……的主题。讨论归纳结束后，学生独立完成同样的试卷，得分情况如下：

得分考题班级2008年江苏卷《侯银匠》第12题（4分）2011年江苏卷《“这是你的战争！”》第11题（4分）2015年无锡高三期末卷《凤凰眼》第12题（4分）

甲班2.322.182.57

乙班2.762.653.12

根据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教师采用了“苏格拉底式对话”方式，让学生一方面和自己原有的解题技巧对话，激活自身的解题技巧认知结构，另一方面汲取他人的解题技巧，从而形成全面规范答题的新知识认知结构，使自己的思路更清晰，答题更规范。

三、激活抽象的考纲认知结构――形象化

《201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江苏卷）说明》中明确指出：现代文本阅读考查学生理解能力、分析综合能力、鉴赏评价能力、探究能力。为了考查这些能力，出题者在不同的能力要求下，形成各类考点，演绎各种题型。教师在平常教学中，会不断地提及这些考查角度，但事实上，学生对这些考查角度的理解往往只是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抽象理解的层面上。如何将考纲落实是必须解决的问题。激活学生的考纲认知结构，可以使抽象考纲形象化。

第一步，可以让学生结合《考试说明》，分析2011年江苏卷《“这是你的战争！”》的考查点以及考查样式。《“这是你的战争！”》的第一题“文中第三节师生问答的内容，与上下文的人、事叙述有何关联”和第二题“文中的手帕细节描写表现了人物什么样的情感活动”，分别考查的是段落的作用及细节描写的作用，属于理解和分析综合能力运用的题型，都可以归属于作用题。第三题“孟弗之与蒋姓学生、萧子慰与澹台玮的对话场景，对比鲜明，请从学生的形象和对话两个方面加以分析”，考查的是学生的分析综合能力和鉴赏能力，也就是《考试说明》中要求的学生在欣赏作品形象的基础上，赏析作品内涵，从而领悟作品艺术魅力。第四题“请探究文中自然景物叙写的深刻寓意，以及对表现人物的作用”，考查的是学生的探究能力，通过探究，探讨作品的创作背景和挖掘作品的意蕴。通过第一步的分析，教师首先激活了学生的考纲认知结构，在鉴赏《“这是你的战争！”》时，初步调动考纲内容，完成第一次考纲与考题的衔接工作，使抽象考纲初次形象化。

第二步，在分析《“这是你的战争！”》的基础上，阅读刘传珍的《活着》，模仿高考出题样式，揣摩考点，自我命题。这个命题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反复激活学生旧有考纲认知结构的过程，考查方向、考查点不断作用于学生大脑，再次完成了考纲与考题之间的衔接工作，使考纲再次形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