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学徒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名人学徒，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文/路英

曹雪芹，清代著名文学家。所著《红楼梦》前80回为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杰作。他善饮酒，自称“燕市酒徒”。《红楼梦》中年节酒、中秋酒、赏灯酒、生日酒、祝寿酒、饯行酒、赏花酒、赏雪酒等29种不同类型的饮酒场面，以及酒诗、酒令、酿酒之道，成为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曹雪芹能唱，能弹，能写，能画，是个多才多艺的作家。他性格豪放，嗜酒成性，这在与好友张宜泉及敦诚、敦敏两兄弟的频繁交往中可以看出。张宜泉是个教书馆的私塾先生。他父母双亡，家境清寒，过着坎坷穷愁的生活，但傲骨壮怀，诙谐放达，尤好吟诗喝酒，这和在北京西郊卖画为生的曹雪芹，无论在经济上或性格上，都有某些相通之处。于是两人成了知心朋友。曹雪芹在山村中，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他以卖画为生，挣的钱除了维持一家“食粥”以外就去买酒喝。没有钱时，就要像唐代的郑广文那样，向人乞讨酒钱。此外，他还常到酒店赊账。赊了酒回家，一个人坐在地上喝个满意，到了一定期限，就卖画，得些钱，再到酒店还债。

据说，在卧佛寺东南佟峪村的关圣庙前，有一爿小酒店，雪芹时常到这里款斟慢饮，论古谈今。雪芹只有一个爱子，是前妻所生，特别珍惜，不想得了痘疹死了。雪芹悲痛万分，每天都要到坟上瞻顾俳徊，伤心流泪，酒也喝得更凶了。

明清那些“食贪”

文/叶轻驰

明清两代的御膳房，是个富得流油的“单位”。

明朝隆庆年间，发生过一件趣事：隆庆帝还没当皇帝时，他就喜欢吃果饼，经常到街上买刚出炉的果饼。后来当了皇帝，尝遍了山珍海味，却仍对此念念不忘。于是，管伙食的太监便想出了一个主意，将大厨拉到街上，跟炸果饼的摊贩学艺。炸果饼本来就是简单的活儿，哪能难得倒大厨？没几下，大厨就将炸果饼的技术学到家了。

就这样，隆庆帝吃上了热乎乎的炸果饼。后来有一次报价，管伙食的太监开出了几十两的价码。哪知，隆庆帝得意地举着果饼，告诉他们，在外头，只要花五钱，就可以买到一大盒这样的果饼！

这下，太监和内臣们都心虚了。就这样，一个廉价的果饼，经过宫里宫外的层层揩油，到了皇帝这一层，已经摇身一变，成了几十两的天价果饼！隆庆帝脾气好，加上天天吃着果饼，心情更好，当时只是笑了笑，没有追究。

到了清朝，御膳房的盘剥之风愈演愈烈，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架势。据记载，慈禧一年消耗的苹果，就将近十六万个。溥仪后来也回忆，在他六七岁的时候，每天就要“吃”掉几百只鸡。很显然，苹果也好，鸡腿也罢，不仅皇帝、太后在吃，太监大厨们，宫里宫外的“有关部门”，也个个“吃”得不亦乐乎！

这种“食贪”，显然不是横空出世，更不是个别现象。倒霉的光绪帝，也碰到过这种事儿。光绪帝喜欢吃鸡蛋，每天要吃掉四个。可根据御膳房的报价单，这区区四个鸡蛋，采购价高达纹银三十两！而根据当时的市价，一两纹银能买到四百个鸡蛋。这么一来，光绪帝所吃的天价鸡蛋，比市价贵了三千倍！天晓得，这是“神马”母鸡下的蛋！

腐败的朝代或无能的皇帝在位时，“食贪”自然更加肆无忌惮。不过，圣明一点儿的皇帝，也未能幸免。康熙晚年已不太吃荤菜，可根据御膳房的采购记录，他每天还是要吃掉十斤肉！当然，跟那些天价鸡蛋或果饼比起来，这十斤的油水，已经是很客气了。

篇2

【关键词】CAD制图 任务驱动 编辑命令

如何提高AutoCAD的教学效果，进而培养高职学生的能力，已经引起了教育界广泛的思考和探索。对于CAD教学的探索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比较空泛、缺乏新意、缺少实践性等。笔者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实际教学经验，举例演示如何利用任务驱动法进行CAD教学，具体讲述任务驱动下CAD制图中编辑命令的教学实施，在教学过程中提高高职学生自己探索学习CAD以及其他软件的能力，开发学生的潜能，使学生能适应不同的工作岗位，为学生成为应用型和技能型人才奠定基础。

一、基于任务驱动的教学模式

（一）设计任务

基于任务驱动的教学模式中，设计明确而合理的任务是关键环节。任务的实施直接影响着知识和能力的获得，成就感和自信心的形成。因此，任务设计以激发兴趣为前提，以真实性为依据创设情境，所设计的任务要明确，具有层次性、递进性、代表性、探究性，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综合，使学生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在不断循环、反复的过程中得到提高和强化，引导学生触类旁通，活化创新思维。

（二）分析任务

分析任务就是教师对任务进行有效的示范讲解，是顺利完成任务的前提。分析任务就是对完成本任务的解析，包括作图步骤、作图方法、知识要点，引导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三）评价任务

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任务后，在具有喜悦和成就感的同时非常渴望老师的点评。这是完成任务的重要环节，要对学生容易出现的问题做出纠正和强调，并给予个别指导，仔细演示完成任务的过程和注意事项以及知识的拓展。对学生完成作业的情况及时把握，肯定其成绩并指出不足，记录平时成绩，鼓励学生在良好的心理状态下不断学习、进步。

二、任务驱动下CAD制图中编辑命令的教学实施过程

在讲解编辑命令时，共有17种命令，知识点复杂烦琐，要将其知识点像珠子一样穿起来，使学生能够很好地驾驭这些知识点，由量变达到质变，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激活创新思维，不仅掌握本版autoCAD软件的使用，还能使用其他版本的autoCAD软件。

编辑命令有删除、复制、镜像、偏移、阵列、移动、旋转、缩放、拉伸、延伸、修剪、打断于点、打断、合并、倒角、圆角、分解。要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有效地掌握这些命令，老师的项目任务很重要。本人设计了如下任务，将17种命令一气呵成，不断地提高学生的探索兴趣和学习激情。

图1

在讲删除命令前首先用图1先讲解选择对象，对线条进行选择，有点取方法、选择窗口选择对象、选择线选择对象、对话框选择对象等。在选择好对象后（对象以高亮形式显示），再进行编辑命令。（当然，如果先执行编辑命令，然后选择要编辑的对象，这两种方式的执行效果相同）。利用图1我们讲解删除和复制命令。

任务1

利用图1运用镜像命令完成任务1，教师首先引导学生对此任务进行分析，再提示引导学生完成任务1要用镜像命令并讲解镜像的含义，然后由学生自己动手摸索完成，最后教师对此任务进行讲解点评，强调其重点和难点。所有编辑命令都由这四步来完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软件的开发应用能力以及自学能力。

图2 任务2

完成任务2，分析任务2是由图2进行偏移编辑命令所得。

任务3 任务4 任务5

任务3是对任务2图形进行阵列编辑命令所得。任务4、任务5是由任务3图形进行移动、旋转编辑命令所得。

任务6 任务7

任务6、任务7分别是由任务5、任务4进行缩放和拉伸编辑命令所得。

图3 图4 任务8

任务8是由图4通过修剪编辑命令完成的，而图4是由图3进行阵列所得。任务8也可以由图4通过打断于点或打断结合删除编辑命令来完成。教师应该提示学生综合地应用绘图技巧，用最正确快捷的方式绘图，绘图的方法灵活多样，但是要快捷、高效、准确。

任务9

任务9用到的绘图方法很多，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题目。可以用直线命令绘图，也可以用矩形命令绘图;可以画四分之一图进行两次镜像，也可以画二分之一图进行一次镜像。此任务主要用到的编辑命令是倒角和圆角命令，此编辑命令应用不同的参数绘图非常便利，在本任务中就能很好地体现出来，也对学生所学的知识进行归纳总结，加深了所学知识和技能的记忆和理解，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建构。

从任务1到任务9由简到繁，由浅到深，循序渐进，便于掌握、复习、理解、记忆，将编辑命令连成一气。当然，这些任务的具体完成时间因人而异、因材施教，根据本班学生的能力确定，本人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没有超过6课时。

三、总结

为了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以任务为主线，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任务驱动教学创造了以学定教的新型学习模式。实践证明，任务驱动的学习方法能够很好地应用在CAD制图的教学中，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而且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对于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宏俭.基于行动导向教学的高职建筑CAD制图课程开发[J]. 广西教育，2013（3） ：78-80.

[2]陈春惠.高职建筑CAD课程教学方法探讨科技信息[J].2013（17） ： 303-304.

[3]周韬. 如何培养高职建筑类学生CAD的软件思维能力[J].福建建筑，2014（4）：118-120.

[4]朱明华.基于任务驱动《环境工程制图与CAD》课程改革与实践[J].林区教学，2013（8）：64-66.

[5]吴天凤.基于“任务驱动”的CAD教学方法探讨[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5（3）：105-108.

篇3

关键词：徐润；早期近代化；开端

中图分类号：K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1-0120-06

徐润，广东珠海北岭村人。珠海毗邻香港、澳门，近代以来，率先经历了欧风美雨的洗礼。古老的海洋文明与近代特定的时代背景，铸就了徐润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特殊关系。早年，徐润到上海宝顺洋行当学徒，后一边给洋人当买办，一边自己经营茶栈、丝绸等，同时徐润还是上海的房地产大王，对上海开埠时期经济发展贡献不小。后来，徐润被李鸿章看中，委任为上海轮船招商局会办，他和珠海另一大买办唐廷枢一起创建了中国最早的现代企业典范――轮船招商局；后又与唐廷枢共同致力于中国矿业的发展。在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历程中，徐润用自己的行为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徐润一生的境遇，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早期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一、顺应时代潮流，充当买办

香山在远古时代只是珠江口外一个较大的岛屿，因该岛“多奇花异卉”“神仙茶丛生焉，色香俱绝”，故称香山。①近代的香山，因紧邻香港、澳门，澳门又早于香港300多年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西洋文化与本土香山文化发生碰撞。以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与履行，在近代中国一个新的经济因素――买办随之产生，而近代的香山更是以“买办摇篮”的姿态出现。徐润便出生于此种大环境，在此环境中成长，并与此大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香山买办在近代中国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并异军突起，绝非偶然，它是内外因相结合、远近因相互推动的结果。香山人从远古发展到近代，逐渐形成了一个移民社会，生活在移民社会中的人们，接受多元文化的熏陶，这就决定了香山人比内地省份的人更易接受外来新事物，视野较为宽广，思路较为开阔，具有强烈的开放务实精神，加之长期的海洋文明与近代欧风美雨的洗礼，决定了香山人的重商意识，这些都构成了香山买办在近代中国形成的文化基础和社会经济条件。

徐润于1838年生于香山（今珠海）北岭村老屋，据《香山徐氏宗谱》记载徐润祖上是中原河南陈留人，宋末家遇战乱，由中原避乱到广东南雄、番禺，最后定居到香山前山寨，后来徐润祖上的一支自前山分居到北岭，徐润便出生于此地。②到徐润出生，其家族已融入香山这个移民社会中。徐润8岁入私塾，启蒙塾师为书先生，从小徐润接受的便是中原文化与移民文化的熏陶，这就造就了徐润一方面较容易接受外来文化，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在他的骨子里也根深蒂固，这种复杂的文化基础在后来徐润的人生中明显体现，同时也奠定了徐润以后能成为买办的文化因素。

前，中西方之间的商事活动“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货物买办，银钱收、付，陆地居住，生活供应等问题，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语言隔阂、制度两歧、商情互异、货币不同的困难。既要贸易，又要管理，于是就出现了既是贸易交往中不可缺少的中间商人，又是贸易管理中承上连下的环节人物――行商、通事、买办、银师”。[1]（P176）以后，中国虽然受到不平等条约的约束，但是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中外商人共同面临的都是错综复杂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外商拥有新辟的口岸，面对的却是陌生的市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复杂的方言和陌生的环境，成为西洋商人与中国进行商贸活动的障碍，所以，西洋商人在当时的环境下必须借助一个中间力量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买办来开拓自己的市场。对此，英国怡和洋行的大班F・B・约翰逊在一封信中就说：“在学会说中国话以前，外国人也许没有能力应付困难，留意一下洋行的未来，我相信，那些要追随我们的人能在中国取得成功的话，将在不小程度上依赖他们对本地语言的掌握。”[2]（P27）但事实上，买办“对中国和西方的商人都是一把双刃剑”[3]。尽管如此，在上海和通商口岸贸易往来中，买办仍然被认为是花钱但最省事最省心的“人”。尤其是在19世纪中后期，香山买办的精明强干、务实诚信，更增强了西方商人坚持买办制度的信心。香山买办有着从商的精明头脑和重商的文化氛围，他们熟悉对外贸易，了解西方人的欲求和文化性格，乐于与洋商打交道，也希望在中外贸易中增强自己的实力，在洋行需要更多的买办时，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首先为他们的同乡做担保。这样，香山买办在整个19世纪相互担保逐渐形成了以唐氏（唐廷枢）家族、徐氏（徐润）家族、莫氏（莫仕扬）家族、郑氏（郑观应）家族为核心的买办群体。其中，徐氏家族中第十七世徐润就是在其叔父徐荣村的引荐下成为英宝顺洋行的买办。15岁的徐润放弃家乡私塾的学习，随四叔徐荣村乘英轮由香港去上海。本想习文，但由于语言不通，只得放弃。徐润的伯父徐钰亭认为“既不读书，当就商业，因留宝顺行学艺办事，师事曾寄圃”[4]（P4）。徐润在宝顺洋行当学徒，跟随看丝师英国人韦伯和看茶师西麦学习看丝看茶。韦伯氏“见余之勤也，许为志不可量，深相契重”[4]（P5）。16～18岁，徐润主要是在宝顺洋行充当丝茶学徒，薪水由10元、20元增到28元。19岁升任“帮账上堂兼充各职”[4]（P8）。1861年，即徐润24岁那年，曾寄圃师去世，韦伯大班派徐润“主账上堂督理各职”[4]（P14），并嘱咐：“以后行中之事，由君一手做去”“今君乃总行中华人头目，如有差错捺报，惟君是问”。[4]（P15）徐润在24～26岁接任主帐以来，宝顺行生意“实一时之盛，洋行中可首屈一指者也”[4]（P17）。从27岁开始，徐润在自叙年谱中流露出“行中各路生意稍差”[4]（P25），“行中生意渐觉收缩”[4]（P26）。到29岁时，徐润直接记载“行中生意极清”[4]（P26），他也分析了宝顺行这几年获利颇难主要是因为“南北花旗开仗后各埠生意颇清，东洋、长江、上海、香港、福州各埠又复洋行林立，生意四通八达，无可收拾，更值该行股东拆股，到处收束”[4]（P27），在这种情况下，徐润“蓄意离行”[4]（P27）。31岁的徐润最终决定离开宝顺洋行。

从16岁进入宝顺洋行学徒，到31岁最终离开，徐润在宝顺洋行共经历了16年的买办生涯，这16年，徐润之所以能一路走来，一方面是当时的商贸形势所需以及族人亲戚的担保提携，另一方面更离不开徐润本人的因素，徐润祖上也算是殷实之家，从小感受着香山文化的熏陶，有着灵活的经商头脑，加之到宝顺洋行当学徒时非常勤奋，所以深得赏识。

徐润的买办经历和买办群体的经历一样，备受着争议，被很多人说成是“洋奴”，是“汉奸”。他们的行为在19世纪的中国，常为大多数人所不齿。但在香山人眼里，帮外国人做生意，在洋行充当买办，甚至是自己经商，这些做法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香山这里较早地接触西洋文明，对西方文明的排斥性也没有内地明显。尽管在近代社会中，香山人在与西洋人打交道时，也表现出种种疑惧，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与西方人的商贸往来。其实，以徐润为代表的一批香山人在近代纷纷进入洋行充当买办，这一现象本身也说明香山人在面对近代强大的西洋文明冲击时，所表现出来的不是刻意地回避，更不是敌对和抗拒，而是正视现实，积极主动地接受西方商业文明的挑战，率先融入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大潮中。

二、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转化

以徐润为代表的香山买办在率先感受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过程中，对西方近代文明做出的一种积极反应就是，比同时代人更清楚地看到了呈现在他们面前的工商业在西方社会中的原动力作用。香山买办郑观应“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思想就是最好的印证，他在《商务》中强调：“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舒畅其血脉也”。[5]（P604）对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认识，学者郝延平认为，他们对于商业和工业的能动作用以及对新兴商人地位合理化的强调，这些知识不能由研读儒家经典获得，相反，这是他们作为买办商人同外国人交往的结果。[2]（P257）

香山买办在看到“商战”原动力作用的同时，也亲自感受到了西方“商战”对中国的危害，逐渐将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转化，他们更倾向于投资近代新式工商业，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成为民族资本或官僚资本家，改革中国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培养实用人才，增强国家和民族的活力。就买办转化而言，主要有几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向工商企业转化，即投资新式企业成为民族资本家；一种是向官僚阶层转化，即纳资捐官，成为封建官僚。作为香山买办而言，其转化主要是以买办资本为依托向官僚资本转变。郑观应曾说自己“初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香山买办转化的大致经历，即先任职买办，后参加官督商办企业。以徐润为代表的香山买办后都因捐资而拥有了道台官衔就是其生动体现。当然，这种转化还有一个过程。

香山买办在给洋人当买办的同时，还自己经营生意，这种做法一方面缘于香山人本身强烈的经商意识，另一方面也是买办这个职位提供了便利。他们一边拿着洋行的工资，同时又能经商赚钱，这种做法在当时的中国为大多数人所不齿，但香山买办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正是因为这样，为他们日后投资新式工商业提供了资金，对于香山买办徐润亦是如此。

22岁的徐润便开始“与曾寄圃师、芸轩兄三人合开绍祥字号，包办各洋行丝、茶、棉花生意”[4]（P9）。从内地收购生丝、茶叶和棉花，然后转卖给上海各洋行。接着，“试办润立生茶号于温州白林地方”。[4]（P10）同年，“合股续开福德泉、永茂、合祥记等于河口、宁州各处，又与汪乾记合办茶务”。[4]（P11）两年后，徐润又“与芸轩兄在二马路合做宝源丝茶土号。又在法界开设立顺兴川汉各货号，以烟叶、皮油、白蜡、黄白麻、各种桐油为大宗”[4]（P18）。徐润除经营丝、茶、棉外，还与人“合股开设敦茂钱庄”[4]（P10），“与友人合开协记钱庄”[4]（P25），办理存放款，开发庄票和兑换业务。在宝顺洋行任职期间，徐润也开始涉足房地产经营，“在上海、天津、镇江等都买了不少土地，曾在天津塘沽车站两边造屋500余间收取租息，在上海建造余庆里、青云里等里弄房屋出租取息。另外，还将旧屋翻新，以提高租金收入。如老介福房屋翻造前，年租金为3600～3700两，翻造后可收年租7000余两，增加近一倍。至光绪九年，他拥有未建房的地产2900余亩，已建房的地产320余亩，共造洋房51所又222间，住宅2所，当铺房3所，楼平房、街平房、街房1890余间，每年可收租金122980余两，地亩房产共合成本2236940两。”[6]据徐润自述，在清光绪九年（1883）年时，“拥有土地3200余亩，共建房屋2000余间，年可收租金122980余银两”，[6]是晚清上海著名的房地产经营者，人称“地产大王”。

徐润此时经营的茶栈、钱庄等方式属于旧式商业，但也让徐润拥有了资金这个前提可以向民族资本转化。离开宝顺洋行的第五年，徐润被北洋大臣李鸿章委任为上海轮船招商局会办，这是徐润人生转折的重要一年，后又被委任为开平矿务局的会办，这两件事对徐润人生经历来说至关重要，下节专门论述。

入主轮船招商局后，徐润的人生就经历着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转化的过程。徐润与当时香山另一著名买办唐廷枢共同经营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运用的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经营管理方式，属于新式企业。在招商局任职期间，大家商量，“与其分任洋商，利自外溢，不若统归公局，利自我收。”[7]（P127） 徐润与唐廷枢倡议成立保险局，在任内与人合办仁和水险公司、济和水火险公司，保险公司采取集资入股成立。在商局任职第11年，徐润被迫离开招商局，后一直专心矿务。在考察矿务的过程中，缘于商人的商业敏感，徐润又倡议建立滦州土产商务公司，并提出具体方案；65岁的徐润又“入股香邑同益榄园种植公司，股本银1000元”[7]（P432）；同年冬天，徐润“与吴氏合创景纶纺织厂于上海虹口”[4]（P202），亦是采取合股形式。徐润后期经营生意基本上都是采取招商募股这种现代公司的形式。

在创办现代企业的同时，徐润还积极参与与现代企业发展相伴随的行业协会、公所等。1904年，徐润被委任为上海总商会协理，上海总商会是中央政府联系上海商界的纽带。次年，徐润“奉北洋大臣袁札开办公债会”[4]（P230）。徐润在以前就曾担任过上海丝、茶、房地产等行业同业公会的会长，在此期间，徐润同时又是上海商学会、立宪公会、尚贤堂、青年会、育才书院、广肇学堂等社会团体的董事。由此可见，徐润在上海商界颇有名望，其对上海开埠初期经济的发展是有突出贡献的。

从入主轮船招商局开始，徐润就开始慢慢将自己通过当买办以及经营旧式商业挣得的资金，以入股的方式参与创办现代企业，实现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的转化。徐润以中介人的身份参与了中国早期的工业化。在创办新式企业的过程中，也不尽如人意。与人合创的景纶纺织厂生产的汗衫曾销往南洋，南洋华侨“遂知有上海景纶汗衫厂矣”[4]（P209），应该说是红极一时，但“经营数载仍无起色”[4]（P210），亦只好退出。徐润入股创办的新式企业很多，但成功者却很少。可见，在近代中国，处于外国资本侵入与封建官僚资本夹击下的中国实业发展艰难。

三、入主轮船招商局，经营矿务

1873年，北洋大臣李鸿章正式札委徐润为上海轮船招商总局会办，总办为香山另一大买办唐廷枢。轮船招商局的设立，是为了与洋商争利、作为西方轮船公司的对立物而出现于中国航运业的。至于李鸿章为什么要招揽唐廷枢、徐润入主轮船招商局，一方面是看到唐廷枢、徐润等香山买办的西学知识和业务才干；另一方面就是想达到“唐藉徐之财力，徐藉唐之才力”的目的，希望他们有效地实行资源整合，挽救商局于困厄之中。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处于外国轮船公司夹击中的轮船招商局，在唐廷枢、徐润等香山买办的大力维持下，很快形成了与外国轮船公司并驾齐驱、三分天下的局面。[8]（P1359～1370）李鸿章也因此称他们是不可多得的“熟习生意，殷实明干”的洋务人才。[9]（P24）徐润任轮船招商局会办期间，与总办唐廷枢采用西方先进管理方式经营商局，集中体现在：

徐润入主招商局后，第一项工作就是为商局募集商股，以扭转资金困难的局面。两年来，徐润与唐廷枢共募足200万两，徐润“首先附股，前后计之共有4800股，合计银48万两”[4]（P173～174）。此外，“设法招徕各亲友之入股者，亦不下五六十万两”。[4]（P174）在招商局招股过程中，徐润和唐廷枢两人起了主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唐、徐凭借其在商界广泛的号召力，成功地将原来附股洋商企业的买办资本吸引到官督商办企业，促进了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的转化。

第二项工作就是为商局购买轮船、码头栈房。徐润上任初期，商局“仅有伊敦、永清、福星、利运四艘，嗣后逐年添置，归并旗昌，至光绪十年，除失事各船不计外，共有江宽、江水、江浮、江表、江裕、江通、江天、江平，计江船八艘；保大、丰顺、海晏、海定、善济、永清、利运、日新、镇东、拱北、永宁、海琛、富顺、富有、美富、广利、致远、图南，计海船18艘。两共26艘”[4]（P174）。徐润任职期间商局的规模大大扩大，影响力增强。

为保障商局的发展，徐润与唐廷枢倡议设立保险公司，此亦谓一项大事也。光绪元年冬、二年夏，唐、徐“另招股分设仁和保险公司，续设济和保险公司，保客货兼保船险”[4]（P175）。徐润为这两个保险公司共投资15万两，到光绪十年，“实存保险公积银45万余两”。[4]（P175）招商局后来各项事业所以顺手都是由保险公司开办而始。

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用人。徐润认为，“创事之始，用人为先”。[4]（P178）商局共有20多个分局，所用之人“有为职道素曾共事之人，有为职道及时引进之人”[4]（P178）。徐润主要倚重的还是买办商人，究其原因，可以说是“趋势由然”[10]（P1032）。这些人中固然有人滥竽充数，但是更有熟悉西法的经营者，这无疑提高了商局的管理水平。

徐润运用“买办经验”经营商局，还体现在商局局规和章程的制定上。徐润与唐廷枢参照西方股份公司组织形式和近代航运管理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制定出《轮船招商总局章程》132条。在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努力中，把西方先进管理经验具体运用到中国经济发展方面，唐廷枢、徐润可谓是杰出人物代表。

徐润、唐廷枢与李鸿章的合作，意味着拥有巨资的买办为经营近代企业而对官府寻求的庇护，这种买办与官僚的结合一旦形成，便因其在招商局的活动不再代表依附外国资本的买办资本的利益，而失去了其原先的买办性质。

在任职轮船招商局期间，44岁的徐润“奉北洋大臣札委，会办开平局”[4]（P53），又同唐廷枢一起经营开平矿务局。之所以开采煤矿，是为轮船航运提供原材料动力，能源在机器大工业时挥着主动脉的作用。在矿业领域，徐润也以其亲身行为做出了巨大贡献。第二年，徐润又“奉北洋大臣札委，会办贵池煤铁矿”[4]（P61）。徐润在第一次离开招商局后，把全部的心思都用在考察矿务上。1887年秋间，“唐景翁、刘吉翁与余从唐山出喜峰口，初至平泉铜矿，后抵烟筒山，住一礼拜，细探大概情形”。[4]（P83）次年，徐润游历了热河至孤山子，东陵盆山至蓟州马兰峪镇，并详细记录了沿途所见所闻。在以后的岁月中，徐润曾接手创办香山天华银矿、建平金矿、五道沟金矿、热河金矿，徐润把自己后半生基本上都投入到开矿上去了。

从轮船招商局到开平矿务局，以及众多的新式现代企业的创办和发展，在给香山买办带来荣誉、利益的同时，也遭受着传统社会的不理解和官僚集团的排挤。在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唐廷枢、徐润由于成绩突出，一直遭受封建官僚势力的挤压。1884年，受影响，徐润各路生意萎缩，盛宣怀、马建忠借机状告徐润挪用公款，徐润被迫离开商局。徐润离开后，马建忠一直上书诋毁唐廷枢、徐润，认为商局“将为粤人尽”，意指唐廷枢、徐润。在当时商怕官的社会里，香山买办在向民族资本转化时，利权受损是必然的。徐润当时为了挽救商局，携巨资入股商局，曾与官僚督办盛宣怀多次因利权交锋，但都是以“泰山压卵，谁敢异言”而宣告失败，最终两次被赶出招商局，徐润对自己得到如此下场倍感痛心。这是唐廷枢、徐润经营商局的悲剧，同时也是近代中国这个第一家官督商办企业无法摆脱的厄运。

尽管如此，香山买办在近代中西方文化碰撞中，能从国家和民族的大局出发，积极学习西方，发展近代工商业，运用西方先进管理经验经营中国近代企业，这种创新精神，不仅开了风气之先，而且还为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树立了榜样，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推动了中国工商业的近代化。

四、倾心文化教育事业

香山买办对西方近代化的反应，还见之于文化教育方面。他们利用传统的和现代的地缘、人文优势，实现西方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接，从而推动中国人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积极改变。在生活方式方面，他们从衣着、饮食到社交活动，都体现出华洋一体的角色。徐润在其晚年就是最接近西方社会生活的中国人之一，他一方面对西方食物非常感兴趣；另一方面对中国传统生活方式又心存偏爱，徐润终年“身着衣袍，剃过的头上戴着一顶瓜皮帽”[11]（P566）。在饮食起居等方面，徐润开始崇尚和接受西方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其在家乡香山北岭村所建的竹石山房（即珠海愚园），完全是中西合璧式的建筑风格。[12]（P52）而其在苏州河山北的另一处宅地却是典型的中国式园林。徐润这种亦中亦西的生活方式，在近代中国买办群体中颇具有代表性。

在价值观和思想认识方面，香山买办表现出的中西文化融合倾向也比较突出。从他们自身角度来说，一方面，他们受中国传统的儒、佛、道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影响，崇道信佛尊儒，如徐润、郑观应等香山买办就特别迷信风水。受传统思想的影响，香山买办大都具有官本位的思想倾向，他们乐意捐纳求官。徐润的曾祖父徐会兴、祖父徐世雄和父亲徐佩珩三代皆“诰赠荣禄大夫”；曾祖母、祖母、母亲皆“诰赠一品夫人”。徐润本人亦是“花翎二品衔加二级浙江尽先补用道”“由监生遵筹饷例，报捐光禄寺署正”“于同治二年六月在江南粮台报销局加捐员外郎并捐花翎”“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在上海皖营捐轮分局报捐指分兵部”。《香山徐氏宗谱》，卷六・世纪录・第十七世，北岭肇修堂，存国家图书馆。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在许多方面与传统决裂，比如，安排子女进入洋行做买卖或经商，鼓励子女到国外学习实用知识，而不是让他们参加科举，进入仕途等等，这些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抵触。徐润就自费让他的四儿、五儿到国外留学。四儿建侯1900年由傅兰雅先生带往美国，“傅兰雅先生经管四儿建侯学费，是年开销报单，每年约1750两。”[4]（P199）次年“五儿超侯2月25日随女先生戴娘娘由沪赴英肄业。戴先生年近60，来沪已三四十年。乘德公司轮船去。船费505两，衣服400余两，学费千两，书金450两，来去水脚900两，合3000两”[4]（P198）。

香山买办在让自身充当中西文化中介人角色的同时，也通过其自身行为影响当时中国民众。容闳作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有一个最大心愿就是让更多的中国人可以出去学习先进技术。在容闳多年的倡导与努力下，终于促成120个幼童出美留学，共分四批前往美国，而负责直接挑选这四批留学生的便是香山人徐润。徐润在致力于让国人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又创办书局，传承中国传统文化。45岁的徐润与“弟秋畦、宏甫集股创办同文书局”[4]（P61）。同文书局所印书籍有《二十四史》《史记》《尔雅》《康熙字典》等一些中国古代传统典籍，但书局的经营却是采用西方的管理方式，书局曾“颇得利息”，可惜的是，也因为管理不善，整个书局付诸东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以徐润为代表的香山买办在许多方面涉及中西两种文化的相互影响，所以郝延平说他们是“边缘人物”的范例，在他们身上，既能捕捉到中国传统文化笼罩下的旧社会阴影，同时又能见到西方近代文明影响下的新时代曙光。

五、结语

产生于19世纪中国的买办商人，他们无疑是当时中国与西方发生联系的不可或缺的桥梁，近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展开，部分的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对于他们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引用郝延平先生的话语如是说：“总的说来， 买办成为一种新型的商人，他们活动于中国和西方之间，在近代中国起到了突出的战略性的重要作用。从经济上说，暴发户买办是唯一把财富与专长集于一身的人，因而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带头力量之一。他们在社会政治方面的角色属于商业绅士，并充当了条约口岸的社会贤达。从文化思想方面说，支撑新式企业的基础是新的思想和看法，所以当他们成为新思想的倡导者的时候，结果也就成为某些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的挑战者。他们对西方做出反应是基于他们对之外的世界的理解。这不是因为他们较少喜欢中国的传统，而只是他们更了解西方。所以，他们是典型的‘边缘人物’，而不属于两者中的任何一方，他们既受不同文化的影响，又反过来对不同的文化施加影响。他们在本质上是中西文化交融和混合于一身的文化混血儿。”[2]（P274）

以徐润为代表的香山买办，他们因势而动，以香山人特有的开放进取、勇敢冒险、务实创新姿态大胆迎接西方近代化的挑战与冲击，抓住机遇，在成就自己的同时，也以思想和切实行动开始了中国近代化的破冰之旅。他们一生的境遇，既辉煌也坎坷，折射出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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