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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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系统辩证论/发展/唯物辩证法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系统科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现代系统科学是有跨学科性质的横向学科。系统科学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世界的科学图景和当代科学家的思维方式”[1]。 积极开展对系统辩证规律的研究，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唯物辩证法。

1 系统是物质世界存在的方式

系统是物质世界的存在方式，决不是抽象的哲学思辨的结果，而是现代自然科学发展成果的最高概括。19世纪以前的近代自然科学主要研究既成的客观事物，19世纪的近代自然科学进入到对事物过程以及自然过程的相互联系的研究。19世纪中期的三大发现分别揭示了细胞向生物体的转化、不同形式的能量转化和新旧物种的转化的科学事实，使人们认识到自然界各种不同事物及其过程通过相互转化而普遍联系起来，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转化联系的宇宙图景。

20世纪的现代自然科学已从研究自然界的既成客观事物、过程及其相互转化进步到研究自然界事物的内部结构、层次和信息，把自然界的事物当作系统加以考察。由于现代科学与技术的紧密结合，使现代科学整体化的趋势加强。宏观、微观和宇观相互交叉、渗透，科学和技术相互交叉、渗透，各门自然学科相互交叉、渗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渗透等，正改变着人们关于物质世界的图景。现代科学认识正向着微观的各层次和宏观的各层次两个方面延伸，从信息、层次、结构和功能的诸多方面揭示自然界的规律，人类获得了对物质世界越来越完整的认识。而任何成熟的科学理论知识本身就转化为进一步科学研究的方法论。20世纪，随着相对论、量子力学的产生，大大开拓了人类的视野，开始了科学研究模式的变革。人类开始了对科学认识论的发展，推动了生物工程、微电子技术和新材料工艺等工程技术科学的兴起。各门学科正由分化走向新的综合，为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等方法论学科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普利高津研究热力学远离平衡态的耗散结构理论，哈肯在光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协同论，进一步向传统的科学思维模式挑战。这不仅影响了整个人类生活的方式，也改变了人类的整个思维方式、整个观念体系。结构功能论、层次论、信息论等正在转化为当代的普遍的科学认识方法。这些科学方法在现代系统论中得到了综合，这一切使科学思维方式逐步走上了恩格斯在百年前就预见到的“辩证的综合”[2] 道路。现在，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已不仅仅是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事物作为系统而存在，而是整个物质世界作为系统而存在的科学图景。总而言之，在现代科学所揭示的范围和层次上，都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展示了从无机界、有机界、人类社会到人们的精神领域，从宇观、宏观到微观客体，系统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系统是物质世界存在的方式，系统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

同样，系统是物质世界的存在方式，也是人类社会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人类认识史的高度概括。从系统观的发展史可以看出，系统是物质世界的存在方式，这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系统是物质世界固有的根本属性。不论自觉程度高低，人类总要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或深或浅地在自己的头脑中反映它、认识它。

总之，系统是物质世界的存在方式有其深刻的自然科学基础和哲学理论根据，这已被现代科学技术、人类社会实践及其认识史的发展所证实。

2 系统的实质是多元的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

系统是物质世界的存在方式，它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不论是物质对象，还是知识对象和思维对象，都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系统。一切物质都构成系统，一切观念也能构成系统。客观世界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系统，而且它们往往是综合性很强的复杂系统。

系统作为一个标志事物整体的哲学范畴，它揭示任何事物都是由其内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按一定的方式所组成，并同其周围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构成的整体。尽管由于观察的角度、研究的方法等存在差异，关于系统的定义也有各种不同的表述，但总起来看，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的要素构成、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这是对系统的基本共识。

从更深的层次看，系统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联系和关系，实质上就是种种矛盾、种种辩证的统一关系。因此，可以说系统实质上就是矛盾的集合体、多元辩证的统一体。恩格斯把系统看作一种客观世界的“辩证的综合”[2]。他在概括19 世纪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时明确指出：“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联系的清晰图画”[3]。

从宇宙观的角度说，系统是由物质、能量和信息构成的。有人把它们称为系统的三大基元[1]。 正是这三者的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的关系，才构成了系统整体。从系统自身的角度看，系统包含有要素、层次、结构、功能等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要素、结构、功能三大因素[1]，同样，是由于这些因素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才构成系统整体。

从系统的基本特征看，可以把系统的基本特征概括为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和开放性。系统的首要的基本特征是整体性，整体性的关键是整体与部分的辩证统一关系。系统的性质由结构决定，系统的结构性同样存在要素与结构、结构质与量、结构与功能等各种辩证统一的关系。系统的层次性深化了我们对事物矛盾关系的认识，层次性告诉我们既有高层次与低层次间的辩证统一，又有同层次中要素间的辩证统一，更有层次与整体的辩证统一关系。系统的开放性告诉我们，任何系统都同其周围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进行着物质、能量或信息的交换和转换，任何系统都是开放的系统，这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系统与环境的辩证统一关系。

从系统的发生和发展来看，系统的发展都是遵循辩证统一规律的，量变和质变的转换形式，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形式，都会在系统的整体发展中表现出来。

3 系统辩证论是对唯物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与深化， 是唯物辩证法发展的新阶段

19世纪中期的三大发现使我们认识到自然界各种不同事物及其过程通过相互转化而普遍联系起来，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转化联系的宇宙图景。“转化过程是一个伟大的基本过程，对自然的全部认识都综合于对这个过程的认识中。”[4]三大发现是马克思、 恩格斯创立唯物辩证法的自然科学基础。其中起核心作用的对立统一规律主要讲的是对立面的转化，它集中体现和反映了三大发现的哲学成果，是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

20世纪自然科学把自然界的事物作为系统加以考察，深入研究自然界事物的内部结构、层次和信息，揭示了结构观、层次观和信息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科学的系统观。系统的结构关系和层次关系原理告诉我们，自然界按物质结构的不同分成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无限发展的物质层次。今天的自然界是宇宙物质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长期进化和发展的产物。因此，无限多样的物质层次之间一定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转化联系；高级层次一定包含低级层次，复杂层次一定包含简单层次，因而转化联系必然导致包含联系；又由于物质层次具有质的相对稳定性，它们一旦通过转化形成之后，就同时并存于自然界之中，所以它们之间必然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彼此发生着交叉联系。也就是说，自然界物质层次的普遍联系，包括不同层次之间的转化联系、包含联系和交叉联系，而不仅仅只有转化联系。

信息的发现使我们认识到，客观世界是由物质、能量和信息三要素所组成，信息就是物质和能量在时空中分布不均匀的程序，是对物质和能量的组织和控制，它提示了物质结构的实质及其变化的根源。现代系统观是现代自然科学高度综合发展的产物，它把结构观、层次观和信息观集中于自身之中。“在现代科学和生活的整个领域里都需要新的概念思考方式、新的观念和范畴，而从某方面说它们都是以‘系统’概念为中心的。”[5]系统观展现了宇宙的系统联系的图景， 它比转化联系的图景在细节上更精细，在总画面上更全面具体。

系统科学揭示了系统、结构、层次等新的物质基本属性，以及这些基本属性同物质、时间、空间、运动等物质基本属性之间普遍存在的内在联系和统一性。现代自然科学已经证实，物质运动、时空、结构、层次、系统等物质诸基本属性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具有内在联系和统一性，形成物质世界各种基本属性的辩证体系，它为建立以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为逻辑起点，以物质的变动性、广延性、持续性、结构性、层次性和系统性为基本内容的系统物质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系统本身就是物质性与辩证性的有机统一，是物质世界的表现形式，是物质世界的本质属性，这是对唯物辩证法宇宙观的新发展。

系统辩证方法是在整体综合基础上的分析，在分析基础上的综合，综合是分析的前提、指导和归宿，分析始终不能脱离综合，在系统的整体联系中认识它的各个部分以及它的各个部分在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然后再把系统中各个部分的相互联系、系统与环境的相互联系综合为一个整体，正确地揭示系统的整体性质，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和综合真正实现了辩证的统一。这不象传统方法那样，先把整体分割为孤立的部分，然后用孤立部分去说明整体，最后在分析孤立的部分的基础上再把它们还原为整体，但是，这个整体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整体了。整体——分析——系统整体的系统方法原则是对唯物辩证法方法原则的重大发展。

现代系统科学的哲学成果集中体现和反映在系统辩证论当中。系统辩证论所揭示的系统辩证规律主要在系统、结构、层次和信息诸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规律，特别是对对立统一规律的发展，克服了对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片面理解，在唯物辩证法原有范畴和规律的基础上，使辩证法对事物的复杂性认识更精确、更全面、更彻底，是对唯物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与深化，弥补了唯物辩证法原有规律和范畴的不足，是唯物辩证法的新阶段，是反映现代科学和人类实践的哲学新成果。

4 系统辩证规律对唯物辩证法的发展

系统辩证论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科学的新成果，进一步探究了物质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普遍本质，揭示了物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系统辩证规律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4.1 系统辩证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化

哲学是对客观世界及其具体事物的最一般最普遍的本质的抽象和反映，高度的抽象化是哲学的重要特点。但这一特点并不妨碍哲学对客观世界及其具体事物的认识从抽象再上升到具体。哲学的发生发展呈现着两种趋势：一方面它在不停地分化，从而呈现出多样性和具体性。另一方面它又不断整合，从而显现出丰富性和系统性。唯物辩证法原有的范畴和规律并没有穷尽对客观世界及其具体事物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规律性认识。随着哲学体系的不断完善，各种新范畴、新规律的发现，唯物辩证法会不断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系统辩证规律不仅从这个意义上使唯物辩证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更重要的是系统辩证规律所反映的是物质世界及其具体事物的整体的、系统的本质关系，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物质世界及其具体事物的总关系本身，反映了客观世界及其具体事物普遍本质的全面具体性和完整系统性，即从事物的内部有机联系、从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来辩证地系统地看待客观世界。这就进入了整体——分析——系统整体的系统辩证思维阶段。因此，系统辩证规律本身是抽象和具体的直接同一，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化。

4.2 系统辩证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精确化

唯物辩证法指出了事物不但有质的规定性，而且还有量的规定性。但它本身却未对事物量的规定性作出具体精确的哲学概括。系统辩证规律认为系统的结构决定事物的性质，它给出了系统结构具体的量的规定性，如物质量、运动量、几何量、信息量等。在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上作出了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的概括，等等。使数学成为“辩证的辅助工具和表现形式”。[6] 系统辩证规律是对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社会实践成果的直接概括，它所作出的量的规定性是与客观事物相吻合的，可以被证实的，它有助于我们对客观事物展开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系统辩证规律的某些内容借助数学工具，用数学的形式加以表述，这就使唯物辩证法更加精确化，使我们能对复杂事物系统的整体及其发展规律进行定量分析，从而达到全面而具体的精确认识。

4.3 系统辩证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深刻化

系统辩证规律揭示了客观事物的整体本质关系，在一定水平和程度上反映了客观事物内在的总关系本身；而唯物辩证法的原有范畴和规律所反映的只是客观事物总关系中某种最一般的关系，而不是总关系本身。事物的整体本质关系必然内在地包含事物的各个不同方面的本质关系，因此，系统辩证规律必然内在地包含唯物辩证法的原有范畴和规律。这种内在的包含、发展并深化了唯物辩证法。发展和深化绝不是替代，因为系统辩证规律和唯物辩证法的原有规律以及范畴都各有其具体内容、使用范围和作用。整体优化律深化发展了否定之否定规律，结构质变律与层次转化律发展深化了质量互变规律，差异协同律发展深化了对立统一规律。作为唯物辩证法核心的对立统一规律把矛盾看成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根源，而差异协同律进一步把事物的差异和协同作用看作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根源。事物的差异和协同作用既是矛盾斗争的积极成果，又是对矛盾同一的发展和丰富，因为矛盾的同一仅指对立两极的同一，而系统的差异协同作用是指在对立两极同一的基础上实现所有子系统在客观整体上的联合和协调，即多元的辩证统一。事物运动发展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事物的差异和协同作用。事物的差异协同既包含了对立面的斗争和同一，又进一步使之深刻化和具体化。比如，对立统一规律认为，事物由多种矛盾组成，但事物内部的多种矛盾是通过什么整体关系和形式构成事物？这个问题在对立统一规律那里并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而系统辩证规律却可以精确地告诉我们，事物内部诸要素所构成的诸矛盾是通过结构关系和形式构成事物自身的。结构把事物中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联接为一个有机整体，确定了它们在整体中各自的地位和作用，把辩证法的两点论和重点论辩证地统一于一体。因此，结构决定事物性质的提法比矛盾主要方面决定事物性质的提法更精确、更严密、更深刻，使唯物辩证法对事物的复杂性认识更精确、更全面、更彻底。系统辩证规律内在包含唯物辩证法的原有规律和范畴，把唯物辩证法的新旧范畴和规律联接为辩证法的新体系，是唯物辩证法的深刻化。总而言之，系统辩证规律为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增添了全新的内容，提供了崭新的形式，把唯物辩证法推向了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篇2

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 

是哲学的完整命名 

唯物主义的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朴素唯物主义，第二个阶段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第三个阶段即为马克思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可见，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具有历史性，同时也证明了哲学的形成经历了历史的变革，这个变革并不局限于历史性的变革，更多的是社会领域影响下而形成的哲学思维的变革，使得哲学理论中关于本体论的认识发生了改变，相应地，自然哲学理论和思维哲学理论也有所改变。哲学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创立起来的，并形成系统化的学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唯物主义经历了历史发展的过程，而辩证唯物主义是基于朴素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而建立起来的崭新的哲学。从这个意义上对哲学体系定位，辩证唯物主义从社会历史性的角度进行研究，即为历史唯物主义，两者的本质具有同一性。采用不同的术语对哲学以定位，从不同的层面对哲学以研究，共同组成了哲学。 

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存在着同一化关系 

在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中，将其界定为三大领域的一般规律研究，即自然领域、社会领域和思维领域。但是，辩证唯物主义并无法从认识论的角度将三大领域贯穿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特别是思维领域的研究，无法向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渗入。对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建立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以其为本质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理解，就可以唯物地解释三个规律以及相关理论。 

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划分为哲学的两个部分，是逻辑上的划分，存在着历史的先后顺序。从这个意义上讲，并无法将两者之间真正意义地统一起来。如果从新的视角对历史唯物主义以认识，将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哲学自身变革的实现，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扬弃，是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超越。这就说明，哲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研究的一个层面，包括恩格斯对古典哲学进行改造后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可以被看作是对哲学变革的补充，由此而实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 

关于马克思所理解的辩证法，并不是现行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其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对辩证法进行研究，所以，归根到底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直观上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其中所涉及的内容中关于自然领域和思维领域涉及并不多，而更多的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研究哲学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对自然领域、社会领域和思维领域的理解，如果仅仅是机械地理解是不符合哲学的思维方式的。马克思所确立的辩证法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针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进行研究，针对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关系问题研究，对本体以及存在的真正含义以理解。因此，对唯物辩证法的研究，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才能够对辩证唯物主义以本质上的理解。 

三、结论 

综上所述，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可以将这两个术语并列起来研究，而是要将其作为哲学的两个研究层面，研究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虽然是两种指称，却都是对哲学的完整命名。 

参考文献： 

[1]陈颖.试论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对当代的价值与启示[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12，30（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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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答质、量、度的概念

质，指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它与事物的存在具有同一性，即特定的质就是特定事物的存在；

量，指事物的规模，发展程度和速度以及他的构成成分在空间上的排列组合等可用数量表示的规定性，它与事物的存在不具有同一性，即不影响某物为某物。

度，指质和量的统一，度是一种尺度、限度，是两个关节点之间量的活动区间。

再答量变和质变的概念

事物的变化、发展和运动通过量变和质变体现出来。量变，指事物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质变，指事物内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是事物有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飞跃。

区分量变和质变的根本标志是看其是否超出度的范围。

最后答量变和质变的关系（联系、渗透、转化）

量变和质变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转化。

其一，相互联系，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基础，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

其二，相互渗透，量变包含着质变，质变需要新质的量变的扩张，以至新质替代旧质；

其三，相互转化，质变体现和巩固着量变，在新的物质的基础上又开始新的量变。

简述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

先答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概念

矛盾的普遍性在唯物辩证法中有两个含义：其一是指世界上矛盾存在的普遍性，即矛盾无处不在；其二是指同类事物矛盾性质的普遍性，即矛盾的共性；

矛盾的特殊性指具体事物包含的矛盾以及每一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有其特点，即矛盾的个性，包含三个方面：其一是指矛盾性质及矛盾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其二是指矛盾及矛盾方面地位、作用的特殊性；其三是指矛盾解决形式的特殊性；

再答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相互区别、相互依存、相互转化）

矛盾的普遍性及特殊性的关系即共性与个性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相互区别，即共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个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

其二，相互依存，即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共性统摄个性；

其三，相互转化，即随事物的发展和条件的变化，共性与个性可以相互过渡转化。

简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先答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定义

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该社会的经济基础；在经济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及其设施，构成该社会的观念结构和政治结构，二者统称为社会的上层建筑。

再答两者的对立统一关系（决定、反作用、构成矛盾运动）

其一，在社会形态，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性质、变革；

其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集中表现为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从方式看，上层建筑主要通过对社会生活的调节和控制为经济基础服务；从内容看，上层建筑保护和促进自己的经济基础；排斥和反对有损于经济基础的其他因素；从性质看，上层建筑为先进的经济基础服务时，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发展；上层建筑为腐朽的经济基础服务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社会的发展。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形态及其矛盾运动，表现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由基本适合到基本不适合，再到新的基本适合的永无止境的矛盾运动，如此循环反复，推动社会形态的不断更新。

简述人的价值是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统一

先答人的价值、社会价值、个人价值的概念

人的价值即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或意义。人的价值分为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两个方面：人的社会价值指个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来满足社会或他人物质精神的需要所作出的贡献和承担的责任，即个人对社会贡献的大小；人的个人价值指在社会生活中，社会对个人和自己对自己作为人的存在的一种肯定关系，即社会对个人满足程度的高低。

再答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关系（提供条件满足需要、承担责任多做贡献）

人的价值是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统一，即贡献与满足的统一：

一方面，社会应尽可能的创造条件，满足个人的合理需要；另一方面，个人应尽可能的担责任尽义务，为社会多做贡献。我们主张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统一，贡献与满足的统一。只讲对社会的贡献不讲个人的需要的满足，或者只讲对个人需要的满足不讲对社会的贡献，都是对人的价值的片面理解。

最后要提倡奉献精神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和尚不完善的社会制度还不能为个人价值的实现提供充分的保证，这就要求我们把为社会作贡献，为人民服务放在首位，特别是当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发生矛盾时，提倡个人价值自觉的服务于社会价值，有时甚至牺牲个人价值，去维护和实现社会价值。

辩证的否定观的内容

先答肯定和否定的概念

肯定，指事物中维持其自身存在方面，即肯定这一事物为其自身而不是其他事物的方面；

否定，指事物中促使其灭亡的方面，即破坏现存事物使其转化为其他事物的方面；

再答辩证否定观的内容（自我否定、发展环节和联系环节的统一）

一方面，辩证的否定是自我否定，是事物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任何事物都是通过自我否定，实现自我运动和自我发展；

另一方面，辩证的否定是发展环节和联系环节的统一，其一表现为：辩证的否定是旧事物向新事物的转变，是由旧质向新质的飞跃；其二表现为：辩证的否定是扬弃，指对新事物既克服又保留。

简述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

先答社会存在的概念和要素

社会存在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总和；包括：物质资料生产方式、自然环境、人口因素三个方面；

再答社会意识的概念和结构

社会意识是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是社会精神生活现象的总和；

从意识的主体划分结构，包括：个人意识和群体意识。

从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的水平划分结构，包括：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

社会心理是对社会生活的感性认识；社会意识形式是对社会生活的理性认识，其中包括：社会意识形态（反映经济基础，属于上层建筑）和非意识形态（不直接反映经济基础，不属于上层建筑）；

最后答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决定性、依赖性）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依赖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 社会意识的产生、变化与发展都源于社会存在的发展变化；

第二， 社会存在内容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社会意识内容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第三， 社会存在的阶级属性决定了社会意识具有阶级性；

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不同步性、不平衡性、历史继承性、相互影响、反作用）

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 社会意识的发展变化和社会存在的发展变化具有不完全同步性；

第二， 社会意识的发展水平和社会存在的发展水平具有不平衡性；

第三， 社会意识的发展具有自己的历史继承性；

第四， 各种形式的社会意识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第五，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巨大的反作用；

简述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相互关系

先答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的概念

矛盾是反映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对立和同一及其关系的哲学范畴，对立和同一是矛盾所固有的两种相反而又相成基本关系和属性。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即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共同推动事物的发展。

矛盾的同一性，包含两方面基本内容：其一，矛盾对立面之间相互依赖；其二，矛盾对立面之间的相互贯通；体现着对立面之间相互吸引的一种趋势；

矛盾的斗争性，指矛盾双方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相互否定的性质；体现着对立面之间相互分离的一种趋势；

再答同一性和斗争性之间的关系（相互联结、绝对相对）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一方面，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统一体现在：二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即两者相互依存；

另一方面，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对立体现在：矛盾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为什么说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

先答一个命题

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普遍联系和发展的科学，是由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三大基本规律以及本质、现象、必然、偶然、原因、结果、可能、现实、内容、形式等基本范畴组成的理论体系，其中，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再答四条论据（揭示动力、理解关键、根本方法、斗争焦点）

第一， 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事物的内部矛盾；

第二， 对立统一规律，贯穿于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和范畴，是理解唯物辩证法全部理论的关键；

第三， 矛盾分析法即对立统一分析法，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

第四， 是否承认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斗争的焦点和根本分歧。

简述实践及其对认识的决定作用

先答实践的概念

实践是人们能动的改造和探索客观世界的一切社会性的客观物质活动。

它具有三个特征：客观性、能动性、社会历史性；它具有三种形式：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处理人与人关系改造社会的活动、科学实践。

作用及四条论据（来源、动力、标准、目的）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决定认识。

其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的需要决定认识的产生；一切认识归根结底都来源于实践；

其二，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不断给人们提出新的认识课题及经验资料；实践的发展不断给人们提供日益完备的物质条件和认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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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银行；传统管理观；辩证管理观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2-0168-02

1 商业银行辩证管理观探析

1.1 发掘“辩证”一词的含意

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辩证”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作动词，意为“辨析考证”：如反复辩证。也作“辨证”。第二层意思是：作形容词，表示“合乎辩证法的”：如辩证关系、辩证的统一。在理解这两层意思时，我们应注意如下几点：

首先，“辩证”作“辨析考证”理解时，“辩证”同“辩证”。从哲学角度分析，“辩证”所指的“辨析考证”，是人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与人的精神三大领域的人或事物自身进行直接地或通过相关文献资料进行间接地反复辨别、分析和研究以探求事实的过程，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客观又见之于主观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式上升的认识过程。可见，“辩证”一词背后隐含的是在可知论基础上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其次，“辩证”是直接与辩证法相联系的。“辩证法”是希腊语“dialego”的汉语译文，原意为谈话、论战的技艺。后指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专门研究世界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规律的哲学学说。辩证法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先后出现了古代朴素辩证法、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三种基本历史形式。其中，只有唯物辩证法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规律和认识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

1.2 透视辩证管理观

当前学术界对管理的研究大多是沿着美英等国的管理思路进行的，而对辩证管理方面的研究很少。总体来说，关于辩证管理现有的论述主要可概括为三类观点：

第一类观点是从管理实践中挑出几个诸如“疏”与“堵”、“宽”与“严”、“刚”与“柔”等具有辩证关系的词并加以简略分析，于是便称之为辩证管理。如果这能够称为辩证管理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管子・正世》篇中所言“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反映出的“变革”与“稳定”之间的关系也可称为辩证管理。实际上，管理过程中偶然闪现出的辩证管理思想火花并不等于辩证管理。

第二类观点是从中国传统中医学“辨证论治”或“辨证施治”理论延伸出辩证管理，并认为“医人医国”，“其道一也”。按传统中医学观点，“证”通“症”，“辩证”的意思就是根据中医学理论，运用四诊、八纲等方法，辨别各种不同的症候，以做出正确的诊断。“施治”或“论治”，即根据辨证的结果，针对病情，确定治疗原则，选择恰当的治疗方法。可见，辨证施治在诊断和治疗上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上文所分析出的“辩证”的两层含义。但值得注意的是，辨证论治本身并不是辩证法和认识论，更不是辩证管理的思想源头与方法论基础。

第三类观点是从马克思辩证唯物论和管理二重性原理出发，认为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管理二重性原理是辩证管理学的思想渊源，并且辩证管理学是以管理过程中的一般性（自然技术关系）和特殊性（社会关系）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管理学。仔细推敲后，很容易发现这种观点有两点不足需要指证。

首先，该观点所提出的“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的论断具有一定片面性。因为唯物主义是研究世界物质本性的，而辩证法是研究世界的联系、运动、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这两部分结合起来才会形成科学、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方式可以形成侧重点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中，一个是辩证唯物主义，另一个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前者在承认世界普遍联系、运动和变化、发展条件下研究世界的客观物质本性，后者在坚持世界客观物质本性基础上研究客观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管理所应该研究的是如何通过认识、把握和利用管理主体、客体及管理中介的普遍联系、运动、变化与发展的规律以实现既定目标，而不是在普遍联系、运动、变化和发展中研究管理主体、客体与管理中介的本性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还不如说唯物辩证法是辩证管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基石。这是其一。其二是，该理论虽然以辩证唯物论为方法论基础，但没有意识到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是构成辩证管理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基础的另外两块重要基石。因为管理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所以，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在唯物主义认识论指导下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必须在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导下用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及相关范畴对管理二重性，即管理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进行辩证分析和研究，从而才有可能使管理走出令管理学界千夫所指的管理理论的“丛林”、摆脱管理中的困惑。

其次，该观点仅仅是对创建辩证管理学的一种理论构想，并未涉及如何建立辩证管理学、如何把辩证管理理论应用于具体的管理实践等内容，所以，其对具体管理实践的指导性和实用性较差。

商业银行欲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发展，首先要改变原有观念，并树立商业银行辩证管理观，即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基础上，以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基础，认识、把握和利用管理与生产力相联系的自然技术属性方面的规律、与生产关系相联系的社会属性方面的规律，以及管理与上述两大规律之间的辩证规律，从管理二重性的辩证关系角度研究提高管理效率的管理方法，以保证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

2 商业银行传统管理因缺乏辩证管理的优势而陷入双重困境

客观地说，无论是对一般企业进行管理，还是对商业银行进行管理，都具有对生产力进行管理和对生产关系进行管理的二重性。若在管理过程中能够坚持辩证管理观，即在兼顾对自然技术属性进行管理的同时，兼顾对社会关系属性进行管理，并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则这种管理才是科学的。否则，管理在理论或实践方面很容易陷入这样或那样的困境。

2.1 商业银行管理思想的三次革命没有使银行真正摆脱理论方面的困境

随着商业银行的不断发展变化，在不同时期的银行家对安全性、流动性和营利性的认识和取舍也不断发生变化，从而引起商业银行的管理思想与管理理论也随之发生变革和更新。在此过程中，商业银行管理虽然经历了以商业贷款理论、资产转换理论和预期收入理论等为代表的资产管理理论、20世纪60-70年代出现并占统治地位的负债管理理论和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并延续至今的资产负债综合管理（以下简称为资产负债管理）理论三次管理思想的革命，但是这三种理论都是从管理的自然技术属性角度分析银行管理的，也都不约而同地忽视了从管理的社会属性角度对银行管理的研究，所以是具有片面性的。不仅如此，这种银行管理思想与管理理论上的片面性，导致资金池法、线性规划法和财务规划模型等以资产或负债为内容的具体管理方法也会加强和延伸这种片面性。其实，这只是商业银行管理理论的困境之一。

商业银行管理理论的另一个困境就是，现行的诸多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方面的教科书不只是单方面从管理的自然技术属性来研究银行管理，而且还把银行经营运作中技术性联系很强的业务人为分割开来并机械地加以研究。比如，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教科书中常见的情形就是，把资产管理、负债管理和流动性管理分别分成不同章节讲述；还有就是把商业银行贷款管理和企业信贷风险管理也分别分成不同章节进行研究，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某个论题像“解剖麻雀”般地“分而析之”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仅仅是把“解剖麻雀”形而上学地加以运用，并且对“解剖麻雀”观点背后的“个别到一般，特殊到普遍”的哲学要义全然不知的话，那么就有可厚非了。实际上，除了上述资产、负债和流动性管理之间以及贷款管理与企业信贷风险管理之间密切相关以外，商业银行管理中还有其它很多管理项目之间的关系都是密不可分的。我们需要用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观点对这些项目进行辩证研究，机械的“解剖麻雀”观是要不得的。

2.2 商业银行管理实践方面的困境

从管理二重性角度来看，如果说现在的一般企业管理由于在自然技术属性与社会属性方面偏倚重于一方、缺乏把两者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管理理论指导而被称为“瘸腿管理”的话，那么目前的商业银行管理就可以被称为“单腿管理”。因为当前商业银行不仅缺乏像一般企业管理中人际关系学说和行为科学那样专门研究人与人际关系的管理理论，而且也没有反映管理二重性辩证关系的科学理论的指导，在此情况下，经济中出现以巴林银行为代表的银行倒闭事件以及人们发出“不断下降的竞争力和沉重的监管负担，正在将商业银行推向死亡” 的感慨，都是不足为奇的。这恰恰是银行管理实践方面困境的写照。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相比，尽管它们正在奉行的资产负债管理有“单腿性”，但是，我国的资产负债管理依然不可与之同日而语。正如我国有些学者所言：“我国银行的内部管理基本上还处于资产管理和负债管理阶段，没有真正进入全面资产负债管理阶段。”具体说来，我国商业银行管理实践中的困境主要体现为目前尚无法有效得到解决的一些矛盾。比如，实行能够体现管理二重性辩证关系的科学管理与缺乏这种科学管理理论指导之间的矛盾，实行全面资产负债管理与某些银行职员因素质差而读不懂资产负债表之间的矛盾，实行全面资产负债管理与商业银行资产管理部门和负债管理部门内部各自为政的矛盾，实行全面资产负债管理对员工群策群力和团队精神的要求与银行职工在现有奖惩机制下工作积极性不足的矛盾等等。

3 商业银行实行辩证管理的基本思路和原则

商业银行要逐步摆脱管理实践中的困境，应该把辩证管理观落实到具体的管理中工作，通过具体的银行业务及相关管理践行辩证管理观。在此过程中应遵循如下思路和原则：

3.1 商业银行应该从其自身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把握自己的生存规律及将来的发展趋向

构成人类社会的各种要素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构成的人类社会基本要素。第二类是由氏族部落、民族、家庭、企业、国家与政党等组成的人群共同体或社会组织。第三类是包括需要、利益、社会分工和社会交往等在内的运筹性因素。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商业银行应该用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辩证眼光，在人类社会基本要素构架下，在商业银行与其他人群共同体和社会组织共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考察商业银行与其他社会组织与人群共同体如何通过选择、调动、处置、分工、匹配等手段来发挥运筹性因素的作用，从而由商业银行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概括、总结并发现规律，以便为自身的发展提供规律性指导。

3.2 建立商业银行辩证管理的双中心制

客观经济活动过程的辩证二重性决定了商业银行管理的辩证二重性和辩证管理的双中心制。如图1所示，银行管理自然技术关系和人与人际间的社会关系决定了银行必须同时以人和工作为辩证管理的中心，处理好以工作为管理中心和以人为管理中心的辩证关系，才能确定科学的领导方式和领导行为，才能做好管理工作。

3.3 商业银行应在不同环境下确定自己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型

无论在确定性还是不确定性条件下，商业银行应该能够处理好营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三者之间辩证关系，处理好银行偏好与银行效用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确定银行理性选择行为、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型。这决定了商业银行生存和发展的现状和前景。

3.4 在综合权衡各个管理主体不同管理特征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商业银行的最佳管理策略

商业银行负债经营和经营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商业银行管理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银行的经营对象是银行重要的管理客体，同时也可能是不同特征的另外其它管理主体的管理客体。例如，商业银行给生产性企业发放的贷款，既是商业银行的管理客体，又是作为借款人的生产性企业的管理客体，同时还成为银行监管、证券监管等部门的管理客体。如图2所示，银行对贷款的贷前、贷中和贷后管理的二重性与银行信贷客户使用信贷资金进行生产的管理二重性融合在一起，增加了银行管理的复杂性。这也正是我们研究和倡导商业银行进行辩证管理的主要原因之一。

（1）按银行业务关联度或重要性不同，把银行业务分为不同的业务群，研究同一业务群内部和不同业务群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前提下，把重要的业务群管理与银行内部组织结构管理结合起来，对重点业务群的管理交由相关部门进行专项管理。比如，可以把商业银行市场营销与金融创新业务合并成为一个业务群，并建立金融产品创新推广部专门负责这一业务群对老产品的改良和新产品的创造、原有市场的巩固和新市场的开拓等业务的辩证管理。

（2）处理好以工作对象的银行业务绩效管理与以人为对象的人力资源管理之间的辩证管理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良好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积极性。

参考文献

［1］杨文士编著.管理学原理（第二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张金鳌.二十一世纪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3］陈功伟.试论辩证管理［J］.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5，（3）.

篇5

设计作为人类改变生活方式的一种方法，时刻对人类生活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自从20世纪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密斯・凡・德・罗提出了“少即是多”的设计理念后，设计师们将其奉为金科玉律，不管是在建筑领域还是工业设计或平面设计等众多学科中都将“少即是多”奉为设计的第一准则，认为简单的才是美的，对复杂噤若寒蝉，视装饰为罪恶，一度将极简主义推向艺术运动的。

简单与复杂在设计中交织存在

世界原本就是复杂、多元化的，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生活质量和内容都要求的越来越高，对产品的功能要求越来越多，这使得简单的设计越来越少，复杂的事物越来越多。有缺陷的设计却承载着复杂的结构会使消费者在使用时产生困惑甚至有难以接受的挫折感。这时候人们就开始怀疑是否是设计出了问题，设计师是否已经开始悖弃了“少即是多”的设计理念。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疑问，是因为人们误解了设计的作用。

美国著名认知心理学家唐纳德・A・诺曼曾提出好的设计能够帮助我们驯服复杂，不是让事物变得简单，而是管理复杂。技术的复杂性是不可避免的，但因为复杂的事物总是挑战着人们长期养成的习惯，所以很大程度上人们并不愿意去承认这些复杂是必需的。实际生活中，人们总是追逐潮流并期盼着自己能站在科技的前沿，都喜欢有着强大功能的物品，这意味着能从中获得更多的服务。对于那些功能符号简单的物品并不愿意去看好，忽视了功能的强大和复杂科技是相辅相成的。一旦人们在一个领域越专业，那么他会更热衷于复杂程度高的设计。总的来说，人们不愿意去接受过于简单和过于复杂的设计。

恩格斯从《逻辑学》中总结和提炼了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包括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其中对立统一规律是基本规律、核心规律，其它两个规律是在对立统一规律基础之上展开的。对立和统一的关系反映的就是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的矛盾，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并且始终不可分割，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的人即使是对同一件设计物也会在使用理解上会产生差异，所以对复杂与简单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而这种对复杂和简单的理解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复杂的设计物在设计师良好的组织下会呈现出简单的形制，而简单的物若没有合理的组织设计也会出现操作使用问题。

管理复杂

伴随着科技进步，社会得到大步的发展，人们生活质量也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但科技进步带来的复杂的功能和结构对设计师的挑战也同时越来越大，在使用层面上的简化总是导致潜在的技术构造的复杂性增加。表面上简单的东西内部可能有着极为复杂的系统；内在的简单系统则可能会导致表面上的极度复杂。并且感觉简单的并不一定就等于用起来操作会简单，随着可控制和显示的数量增加，简单的感觉会大幅降低。如何通过添加更多的控制部分和显示来改善操作上的复杂性，找到复杂中的秩序和规律，将其合理地组织，将简单的界面提供给客户，使得事物达到最理想的使用状态也是设计师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设计的目标是能为人良好、方便的使用。一个设计无论是简单或是复杂，它的有用性都排在第一位，不能满足功能使用性的产品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复杂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必要的。如果设计强制性的去降低物品的复杂性只会使得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复杂。将复杂系统通过组织管理而结构化使令人困惑的系统转换成可理解和易使用的形式方法，使其容易地解释任务，为其他人提供使用上的便捷。

对于消费者来说，被动地去接受或者是拒绝复杂都是不可取的，物品为人所用，因人的使用而产生价值，即使是最好的设计也需要人的配合。在选择一件功能产品时，必须主动学会去管理复杂。

结语

篇6

本人长期从事生物进化理论的研究工作，从生物进化研究扩展到人类社会进化和文化进化最一般规律的思考。“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注：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9页。 ）所以自然想到要用辩证法。在研究工作中我发现，就进化事件而言，原有的辩证法体系似乎存在着一个解释功能的空白。（注：参见拙著：《突变和进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94—137页。）众所周知， 在传统的辩证法概念体系中不包含进化概念。也就是说，进化不在形而上，而在形而下，是要被说明的对象。我原以为，通过辩证法的若干次演绎并加上一些具体条件，进化现象可以得到较彻底的说明。我遵循着这样的思路，试图从辩证法的三个规律和一系列范畴中推出世界所有事物或有些事物进化的必然性；理清进化论思想的依据和给进化确立一个标准。但经过相当长时间努力，始终未能如愿。

我始终认为辩证法如果缺少了对进化现象的解释或说明，这一哲学的对象可能是不完整的。对于进化现象的进一步考察，令我惊奇地发现，进化现象的逻辑依据是物质的层次与层次间的关系。现实事物中“变”与“进”的统一只有放在物质层次结构的框架里面才能够被理解：不同层次和跨层次间的相互作用，使得最早发生于事物内外各个层次上的突变（内在随机性）协调一致，在整体上显现新的特性。故此，我把层次结构称为进化论的第一原理。（注：参见拙著：《突变和进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94—137页。 ）原有的辩证法概念体系，正是缺少了层次这一基本范畴，所以不能圆满地解释进化，同样也不能圆满地解释退化。而层次这一观念，不能被自然而然地从辩证法的其它范畴和规律中推出来，也不能由其它概念或范畴代替，它与辩证法的诸范畴和概念在含义上是互相独立的。所以我由此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让层次概念加入到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的行列中来，同唯物辩证法的其它基本范畴：物质、运动、时间、空间、联系、发展、多样性统一等（注：它们是辩证法的元范畴，在含义上彼此独立，且没有否定词。）一齐作为辩证法三大规律和诸对范畴原理的支撑点。

从复杂性和复杂系统演化理论研究中获得的哲学启示

从本世纪40年代或更早一些时候开始，人们对世界认识的视野进到了被以往称为复杂性事物的领域，复杂性和复杂系统演化成为科学家和哲学家们最关注的研究课题之一。（注：王志康：《论复杂系统演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对一种新的进化论或发展观的探索》；载《广州体院学报》第16卷社会科学专辑。颜泽贤等主编：《复杂系统演化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本人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寻找复杂系统演化理论的逻辑起点。分别涉及到三个概念，它们就是复杂性、系统和演化，它们虽然被经常使用，出现在各种著作和文章中，但长久以来一直没有明确、公认的定义。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同在进化论研究中发生的类似情况，仅靠原有的辩证法体系的演绎无法确切地表达出三个概念的含义。而复杂性、系统、演化三者也不适合作为哲学的元范畴。因为，它们均可以带否定词，或与原有的元范畴在含义上交错或相近。 那么，系统又是什么呢？“系统是物质多样性统一的具体化形式”。（注：参见拙文：《论一般系统论的系统定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系统定义——兼论康德〈宇宙发展史概论〉中的系统思想》，载《新时期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注：参见拙文：《论系统在哲学范畴中的地位》，载《广州体院学报》1993年社科专辑。）在这里，我们必须再一次使用层次观念。任何一个具体的物质系统都是其母体——物质层次结构中的一部分或一个区段。换句话说就是，层次必须先于系统存在，只有这样才能把系统的起源及其分类搞清楚。其性质是由同层次事物关系决定的系统可视为简单系统，具有简单的多样性统一关系，而性质由不同层次事物相互关系决定的系统，具有复杂的多样性统一关系，属于复杂系统。引进了层次观念，才使我们对于什么是简单事物，什么是复杂事物，以及两者之间的最根本的区别有了一个客观性的判别标准，从起源上揭示了系统和复杂系统的存在。我由此想到，如果辩证法承认系统性或系统的存在，它必须接纳层次作为基本范畴。

最后是关于演化。不知什么原因，传统的哲学对演化的解释比较模糊或不作解释。当我去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的时候，我发现了层次对于演化的重要性。在引入层次观念之后，我得到如下满意的结果：（注：详细论述请参见《复杂系统演化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章：复杂系统及其演化。）所谓演化，即指事物从一种多样性统一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多样性统一形式的具体过程。从总体上讲，演化没有开始也没有终止，不是从一到多，也不是多归一，而是一种多和一的统一到另一种多和一的统一。演化是复杂性系统的基本特征之一，在跨层次相互作用下形成突变、约束、编码和组织等各层次结构更新与协调的演化机制。热力学第二定律和达尔文进化论的矛盾可以在复杂系统理论的框架下得到解决：同层次的无序变化是不同层次的有序变化；不同层次的有序变化制约同层次的无序变化。变异分层次输入，分层贮存，分层管理，跨层次起作用，通过逐级反馈、分检和放大，系统内部和外部多样性统一关系不断更新，适应整体环境的变化。对于事物演化的解释立足于层次论。演化中产生的两种不可逆方向唯有在承认层次客观性的前提下才能解决。因为，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找到能够有效地说明偶然的因果联系和必然的因果联系可能在一个简单（无层次）系统内实现统一的机制。“变…选…进”，简单系统的组织显然要靠它组织。只有当原因是必然的原因，产生必然的结果，同时又是偶然的原因，产生偶然的结果，必然的结果与偶然的结果又互为新的因果，达到协调统一，才能出现抑制熵增的趋势。复杂系统，即性质由不同层次和跨层次相互关系决定的系统具备偶然性因果联系与必然性因果联系产生协调统一的条件：因果联系的层次产生返身相互作用，使系统内部产生新质和各要素、部分协调统一的关系。

从思维创造性研究中获得的哲学启示

揭开人类思维的秘密，特别是阐明思维创造性或创造性思维的机制，一直是科学家梦寐以求的事，近年来也成为了哲学工作者的一个热门课题：从辩证法的角度说明新思想的形成。当我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时候，我发现，如果不将思维的各个层次区分开来，就找不到相互作用的依据，辩证法在这里依然只能作空洞、抽象的说明。

于是，我着手将各种已知的思维方式由外至内进行分类排队，初步形成了一个思维层次结构系统：直接感性／间接感性／理性／世界观／明意识／潜意识／意识之上。（注：参见《突变和进化》跋：精神的快乐是创造。）这是一个具有质的包含与被包含、控制与被控制关系的等级结构系统即复杂性系统。任一层次上的事物都处在跨层次的相互关系之中。但同时各层之间的相对独立性也是显明的：不同的思维层次各自与自己相关的认识上的物质客体和认识上的物质主体产生相互作用。一个层次上的变异不仅改变该层次的状态，而且改变其它层次的状态以及整个层次结构的统一关系。这样，每一种方式即每一个层次都使我们获得局部经验和关于对象的局部的一些观念。由各个渠道输入进来的不同层次水平的经验和观念，将在我们的思维中建立起跨层次的统一关系。于是，我们的思维结构便选取了一定模式。我们的思维一刻也不停顿，总是处在一种活跃状态之中。所以，它不会只采取唯一的一种初始的模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协调来自各个层次的变异信息（相对于原有观念的新观念，或相对于现存观念的超前观念等）之间的关系。思维系统上的各个层次上的事物可能经常被替换，甚至发生混乱。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由于我们的感性器官发生了变异，产生错觉或更加精良，或者是由于接受了某种新的逻辑或哲学，或者处在了某种心理情绪的臆境中。我们的思维要随时整顿各个层次上的承载物，使得它们有序，合理反映客观世界。

除了思维系统中跨层次相互作用形成的突变、约束、编码和组织等复杂性作用的机制以外，没有哪一个事先安排好的程序能够使我们的思维具有创造性和预见性。正因为所有事件都发生在一个多层次结构的体系中，“混乱产生有序”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超出个体、独立于个体的社会化的意识，也同样具有一定的层次结构，社会意识的创造性同样来源于各层次的自主性变化（突变），以及跨越层次的相互关系导致的其它复杂性产生和存在的作用机制。我想仅此而言，层次论所具有的强大的解释的功能，恐怕也是原有辩证法体系难以替代的。

从社会系统工程研究获得的哲学启示

钱学森等同志提议，要把社会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研究，（注：魏宏森、曾国屏：《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190页。）我很赞成。历史辩证法必须反映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随着历史本来面目的揭示而改变原有的形式。

那么，我们的工作到底应该从哪里开始呢？经过一翻思索之后，我决定在传统的辩证法的基础上引进层次观念，把“人类社会天然地具有层次等级结构”和“人类社会天然地置于物质的无限层次结构系列中”这些命题作为探讨问题的出发点。这样，社会的发展亦可以用复杂系统演化理论加以分析了。来自社会内外各层次上的变化和跨层次相互作用导致社会组织和运作在同一个历史时期有可能采取不同的形式。社会可以作为一个开放系统来处理。社会的复杂性来自社会的层次性。我获得的结果是：社会系统中各要素或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竞争的。无限制的竞争导致社会朝混乱的方向发展，而无竞争的社会将走向衰退和死亡。社会的层次结构对于社会各要素、各部分之间的竞争和无序的趋势产生制约、协调和组织作用，迫使各个部分合作和遵守一定的规则。所以，各部分、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就决定社会系统的性质：是发展的，还是衰退的，或者说，是“活”的，还是“死”的。活的社会系统一定是一个复杂系统，但复杂系统不一定是活的社会系统。一个社会系统是活的，还是走向死亡的，关键是：一、社会的各个要素、各个部分、各个层次的活动力是否都被充分激发起来了。二、各个层次含跨层次之间是否建立起了一种相互促进、制约、协调和统一的关系。（注：《层次、复杂性与社会系统演化》，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6年第一期。）社会系统工程的研究之所以是有可能和有意义的，就是因为社会本身具有复杂性。人在社会客观规律面前不是被动的、无能为力或无所作为的。社会系统工程的任务就是：从社会层次结构方面考查现存社会系统的各个部分、各个方面、各层次的关系，进而确定一个社会系统的性质；设计、构造、预设可能的社会系统；通过比较、分析、论证，判定一种最佳的社会模式系统，作为社会变革的理论依据。

结论：层次观念是辩证法新形态的重要切入点之一

篇7

恩格斯这些年被我们冷落了，而这种冷落不利于我们深化对哲学的理解。传统理解哲学的视角是“恩格斯视角”，其基点是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经典表述，由此出发所看到的哲学就是后来的体系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改革开放以来，对哲学的理解主要采取了“青年马克思视角”，其基点是感性实践活动，由此出发所看到的哲学就是今天被多数学者所接受的“实践唯物主义”。视角转换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恩格斯思想的边缘化，以至于今天人们宁愿提说“马克思哲学”而不愿提说“哲学”，似乎这样就可以对恩格斯的哲学另做处理。

随着研究的深入，事情让人感到并不如此简单。人们首先需要正视的问题是：哲学的本来面貌能否等同于从某一特定视角所观察到的面貌?是否存在某种绝对优越的观察视角，该视角的观察结果就等于或约等于哲学本身?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意味着哲学的解释视阈是封闭的、有限的和同质性的，意味着“恩格斯视角”和“青年马克思视角”或此或彼，二者必居其一。如果回答是否定的，意味着哲学的解释视阈应是开放的、无限的和异质性的，意味着突出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观点不必以遮蔽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为代价，反过来重视马克思的思想也不必以轻视恩格斯的思想为代价。我本人持后一种看法。我认为，恩格斯的哲学其实并不等于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所定型的那个样子，其意蕴要比通常所估计的丰富得多。如果说上述两种视角易于呈现马恩二人的差异的话，那么一定还存在许多别的视角足以彰显二人的一致性，而哲学的本来面貌也许正在这些异质性视角所复合出来的样态里。

恩格斯既是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又是哲学的第一个阐释者。恩格斯系统建构和阐发哲学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晚年，所反映的思想至少在著者本人看来应是最成熟的思想。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下述著作中：《反杜林论》(写于1876年9月至1878年6月)、《自然辩证法》(写于1873年至1883年，1885年至1886年作了个别补充)、《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于1886年初)。这几部著作的时间跨度达十多年，是恩格斯50多岁到60多岁之间的作品，其中的思想保持着高度的连贯性。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或恩格斯所建构和阐发的哲学思想)至少可以分为两大基本层面：元理论层面和对象理论层面。元理论层面的中轴观点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而对象理论层面的中轴观点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有关“哲学基本问题”和辩证法的思想。对后者的理解必须以对前者的理解为前提，而在剥离了元理论的情况下去把握对象理论，只能是舍本逐末。就此而言，传统的“恩格斯视角”其实只是恩格斯的对象理论视角，而不是恩格斯的元理论视角。

二、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命题及相关表述

恩格斯明确提出“哲学终结”这个命题，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第一部分(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是在第二部分)。他说：“假定一切矛盾都一下子永远消除了，那末我们就会达到所谓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就会终结，而历史是一定要继续发展下去的，虽然它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这样给哲学提出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末全部以往所理解的哲学也就终结了。我们就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对每个个别人也是达不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先前那种想要在一套体系中穷尽“绝对真理”的哲学到黑格尔那里已经走到了尽头，从而辩证的实证科学得以引领。

在另外几个地方，恩格斯虽未使用“哲学终结”的字眼，但阐述的内容是关于“哲学终结”的。他在《反杜林论》中说：“在这两种情况下(指把历史和自然都看作过程——引者注)，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他还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自然科学家满足于旧形而上学的残渣，使哲学还得以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垃圾——除了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作为实证科学的辩证化，使得哲学(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除外)变得多余。

上述两方面的表述角度不同，但中心意思相同，即：哲学的终结和实证科学的兴盛是相互关联和相互对应的。具体说来，哲学之所以终结，在于它既是非实证的，又是非辩证的。非实证，意指往往以观念中虚构的联系代替可以观察到的真实的联系；非辩证，意指总想一网打尽“绝对真理”。哲学之所以刚好在黑格尔那里终结而不在其他地方终结，一方面是因为黑格尔将这种非实证又非辩证的“绝对真理”体系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物极必反，另一方面是因为黑格尔在其非辩证的框架内使辩证法得到了有史以来最充分的发育，从而为实证科学的辩证化准备好了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与哲学的终结相对应的是实证科学地位的最大提升。实证科学早已有之，此前之所以不能代替哲学，是因为它虽是实证的，却不是辩证的，世界的辩证联系只得靠哲学去建立。在黑格尔时代结束时，实证科学自身开始了辩证化的过程，这就使得出现一种既实证又辩证的科学成为可能。如果科学既实证又辩证，那么，既不实证又不辩证的哲学显然就是多余的，至于虽不实证却还辩证的哲学(即作为思维学说的辩证法本身)则可以继续保留。

可见，在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命题及相关表述中，其“哲学终结”观是一种“有限终结观”——终结那些构造自然规律体系和历史规律体系的哲学，将它们的职权移交给辩证的实证科学，同时保留研究思维规律(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哲学。在这二者之间，恩格斯还空出了一片重要的学科领域，这就是上述引文中提到的“现代唯物主义”、“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等类似思想和活动所居留的学科领域。这些领域究竟属于实证科学还是属于哲学，恩格斯未加界说。

三、“哲学终结”的两个维度——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

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有着自身确定的内涵，该内涵是由两个维度共同加以规定的，即：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唯心主义的终结所开启的是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终结所开启的是辩证法，因而这两个维度也可以叫做唯物主义维度和辩证法维度。单就这一点而言，称恩格斯的哲学(或恩格斯所表述的哲学)为“辩证唯物主义”不仅不错，而且十分恰当。但问题在于，恩格斯的这两个维度就其直接的含义来说，并不是建构新的哲学体系的维度，而是“终结哲学”的维度。如果不以“终结哲学”为前提，“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就会被丢掉。

先看唯心主义的终结这一维度。什么是恩格斯要加以终结的唯心主义?即是：在研究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过程中，用幻想的联系代替真实的联系，或者说用思辨的联系代替实证的联系的那种哲学。这不仅存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更重要的是存在唯心主义和实证科学(亦即哲学与实证科学)的斗争。终结唯心主义和终结哲学是一回事，终结唯心主义的目的不是要建构一套唯物主义的自然体系和历史体系，而是要将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具体联系交给实证科学去研究。恩格斯的口号是“从事实出发”，他说：“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实际上，恩格斯之所以要反对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嘲笑杜林的《合理的物理和化学的新的基本定律》，就是因为他们都犯了将臆测的自然规律强加给自然界的唯心主义错误。因此，恩格斯在划分唯物唯心阵营时才这样说：“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并声明有关用语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他的意思无非是说：精神和自然界谁产生谁的问题不是一个靠思辨的玄想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证科学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从前的唯物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合理性，不是因为它是哲学的缘故，而是因为它的结论接近于实证科学的结论。

接下来再看形而上学的终结这一维度。恩格斯批判形而上学的篇幅要远远多于批判唯心主义的篇幅。关于什么是形而上学，恩格斯说得很清楚：“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种形而上学不仅存在于自然科学中，而且也存在于历史科学中，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设计、空想社会主义的绝对真理观，都是其表现。形而上学的终结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的终结，一是作为哲学学说的形而上学的终结。前者，实证科学本身的发展正在导致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终结。“自然科学现在已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再不能逃避辩证的综合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的运动规律，特别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的剩余价值规律，使得历史学科也发生了辩证的革命。后者，黑格尔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使哲学形而上学遭受了沉重打击。只要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他的僵化体系(亦即形而上学外壳)中解放出来，并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哲学形而上学(包括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的丧钟就会响起。需要强调的是，实证科学中形而上学的终结不仅不意味着实证科学的终结，反而意味着实证科学因辩证化而获得新生，并且这种新生恰好又构成哲学终结的条件；至于哲学中形而上学的终结，则仅仅是哲学自身的终结。所以，形而上学的终结不管具体形式如何复杂，归根到底仍然是哲学的终结，而不是用辩证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哲学体系去取代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更不是拿这种哲学体系去替代实证科学。

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看成哲学的终结的两个维度，对于准确把握恩格斯的哲学(或恩格斯所阐发的哲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脱离哲学的终结来谈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只会导致黑格尔式的体系哲学的重建；即使这种体系既唯物又辩证，也与恩格斯的本意大相径庭。

四、“哲学终结”的两个领域——自然哲学的终结和历史哲学的终结

对“哲学终结”来说，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是两种学说类型和两种思维方式的终结，而自然哲学的终结和历史哲学的终结则是两大学科领域的终结。或者说，前两种终结涉及的是“哲学终结”的内涵方面，而后两种终结涉及的则是“哲学终结”的外延方面。这里所说的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特指那种以哲学方式构造自然规律体系和历史规律体系的学科领域，终结它们不因为别的，只因为它们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渊薮。就此而言，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终结也可视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终结的落实。

关于自然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说：“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了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是辩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迫使自然哲学家的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头脑违背他们的意志而不得不接受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恩格斯的意思很清楚：自然界客观存在着一套辩证联系的规律系统，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无异于该系统的思想图画；描绘这一图画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这种描绘必须是经验的和实证的，二是这种描绘必须是辩证的；自然科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二者兼备，但自然哲学则永远不可能具备前一个要件，因此必然被自然科学所取代。可见，恩格斯所要终结的不是某种特定的自然哲学理论，而是自然哲学这一学科。

历史哲学的问题首先在于它的形而上学性质。资产阶级的启蒙理想标榜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可是由这些华美约言换来的却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空想社会主义自命为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最终也不免“陷入纯粹的空想”。(注：参见《反杜林论》“引论·概论”和“社会主义·历史”等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黑格尔虽然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但“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把历史(其全部和各个部分)看做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历史哲学由此进一步暴露出了它的唯心主义性质。有鉴于此，恩格斯指出：“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发现现实的联系，从而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是对这种规律的揭示。“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在这一严格的意义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社会主义学说都不再是哲学，而是历史领域的实证科学，或者说，它们的高明不是因为它们是一种崭新的哲学，而是因为它们已经跟哲学划清了界限。当恩格斯说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时，当他将“理论的社会主义和已经死去的哲学”对举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他的意思无非是说“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哲学”，因为哲学“已经死去”。

总结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认为，“现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在恩格斯的心目中，关于自然界和历史的哲学，不论它所试图建构的是局域性联系还是总体性联系，因其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错误，其使命都彻底结束了。

五、“哲学终结”的前提与限度

前已述及，恩格斯的“哲学终结”观是有限终结观。这种有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以坚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为基本前提，二是它为哲学保留了思维领域这块地盘。这两个方面又是密切关联的。

跟多数哲学家一样，恩格斯坚信“思维和存在的一致”。他说：“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他还说：“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被正确地认识，必然是互相一致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恩格斯的意思是，客观世界是有规律的，人的思维也是有规律的，如果被正确认识的话，二者必然是一致的。

什么是恩格斯所说的被正确认识的规律呢?这就是而且只能是辩证法的规律。在恩格斯的用法中，“辩证法”和“辩证法的规律”是不同的概念。关于“辩证法”，他有几段经典表述：“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辩证法被看作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关于“辩证法的规律”，也有相应的表述。“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实质上它们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两个系列的规律(指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引者注)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恩格斯将“辩证法”和“辩证法的规律”有意加以区别，是为了说明“辩证法”是一种认识、一门科学，“辩证法的规律”则是一种客观存在，“辩证法”是对“辩证法的规律”的反映。这种区分跟他对“主观辩证法”(或“概念的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或“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区分是相联系的。关于后一种区分，他说：“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页。)

在这里，恩格斯没有明确告诉我们：是否根据上述看法，研究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就应该是属于实证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任务，而研究主观辩证法的任务则继续由哲学来承担?但从他反复讲“辩证法是科学”这一点不难看出，直接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辩证法规律的那种“辩证法”，或者说“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那种“辩证法”，甚至更明确地说，包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恩格斯本人的自然辩证法在内的这种“辩证法”，肯定是科学而不是哲学。那么，什么是作为哲学的辩证法呢?或者说什么是作为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的辩证法呢?甚至更明确地说，什么是恩格斯留给哲学作为保留地的辩证法呢?恩格斯没有讲。虽然如此，他的意思却比讲出来还要清楚，那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当然是其革命的方面得到了恢复而唯心主义的装饰被摆脱了之后的辩证法。在《反杜林论》的“引论”中，恩格斯说：“就哲学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全部哲学都随着这个体系没落了。但是留下了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关于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在产生和消失的不断过程中无止境地运动着和转变着的观念。不仅哲学，而且一切科学，现在都必须在自己的特殊领域内揭示这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而这就是黑格尔哲学留给它的继承者的遗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更重要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旦得到唯物主义的改造，其作为主观辩证法跟由实证科学所揭示的客观辩证法实际上就成了一个东西。这种情况下，当务之急就不是继续在“主观辩证法”即哲学方面下功夫，而是在“客观辩证法”即科学方面下功夫，包括在“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方面下功夫，正如恩格斯本人在“自然辩证法”方面所示范的那样。

这样一来，在恩格斯这里，“哲学终结”的限度就一目了然了。首先，对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或者说对一切关于外部世界的哲学，都要加以终结；取而代之的是经验的、实证的和辩证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这些科学所揭示的规律，一定是合乎并表达了辩证法的，不过，它们并不直接讲辩证法本身。其次，“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页。)其间，恩格斯用“学说”一词而不用“科学”一词，正好表明这个意义上的“辩证法”仍然是“哲学”而不是“科学”。至于将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一同保留，只是因为前者相当于思维领域的初等数学而后者相当于高等数学。与科学的规律(即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或外部世界的规律)只是合乎和表达辩证法不同，哲学的规律(即思维规律)是关于辩证法本身的。最后，在哲学的终结和保留之间，在科学的规律和哲学的规律之间，实际上还存在一个特殊的地带，即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辩证法和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唯物主义，或者说作为科学而非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

篇8

他极少就自身而接受媒体的采访,半个多世纪以来却一直执着、敬业,全身心的投入科学与教育事业。他自己做了很多很多,但这远远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科学目标。如今,耄耋之年的他仍然满怀信心地把一生科学创新思维的积累,继续为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去做贡献,实现他对“科学人生”的感悟与理想。他就是一个情操高尚、淡泊名利的科学人,一个勤勤恳恳为祖国科教事业竭尽全力踏踏实实培养硕士、博士与博士后的导师,我国著名水文水资源学家、工程模糊数学家陈守煜教授。

纵横岁月五十八载

演绎水文与水资源

20世纪50年代,不满而立之年的他已在水利学报等权威刊物发表“水库调洪”学术论文。70年代,知天命之年的他参加长江水利规划委员会主持的水能利用计算机应用研究,建立了水能水利计算数值解法新途径。1980年发表在水利学报上的后续论文《水库调洪数值解法及其程序》,与国际上同类成果相比,比其早发表了12年,这一成果如今已广泛地用于水库防洪调度生产实践,并取得重大的防洪效益。在1995年的《光明日报》上这样记载:陈守煜一科研成果获防洪减灾效益4.7亿元。80年代,不惑之年的他从唯物辩证法哲学的高度和我国几千年来国学《易学》中的辩证思维出发,率先认识到水文水资源学科中现象及概念中存在的模糊性。1987年在我国西安、1990年在波兰华沙的学术会议上,他提出创建新的水文分支学科――模糊水文学,后拓展为模糊水文水资源学科,该项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创造性成果:水资源与防洪系统多目标模糊优化(优选)理论与模型,模糊模式识别理论与模型,半结构决策理论与模型,模糊聚类、识别、决策、评价统一的理论与模型,模糊优选动态规划理论与模型等。他的这些理论、模型与方法,已成功地应用于1998年由国家防洪抗旱总指挥部组织的大连理工大学水资源与防洪研究所负责完成的我国72座大中型水库防洪调度决策支持系统,取得了重大防洪减灾效益。这些成果得到了同行专家的普遍认可与高度评价。2002年权威杂志“水科学进展”在《水文科学研究的世纪回眸与展望》一文中评价:“水文现象的模糊性一般不易被人们所认识……中国大连理工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首次提出综合运用系统的成因分析,逐步形成了模糊水文水资源学这一新兴的分支,目前还在发展。”

创建可变模糊集理论

推导出质量互变定理

20世纪90年代,花甲之年的他创造性地提出“相对隶属函数”的动态模糊集概念。1994、1998年的专著《系统模糊决策理论与应用》,《工程模糊集理论与应用》是突破传统静态模糊集概念与理论的经典之作。前者获1995年中国第九届图书奖,后者被权威信息文献《2009年版中国期刊高被引指数》一书统计排序为全国2008年水利工程高被引图书第3位。该文献同时列出全国2008年数学学科、水利工程学科高被引论文排序前20的作者名录,他均榜上有名。

21世纪伊始,古稀之年的他在工程模糊集理论基础上创建可变模糊集理论,第一次推导出数学定理――质量互变定理,用严密的数学方法表达了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之一的质量互变规律。这一成果不仅对静态、经典模糊集概念的重要突破,更对数学思维辩证化与哲学规律数学化的重要突破,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2009年他发表的专著《可变模糊集理论与模型及其应用》对沟通数学与哲学两大学科的联系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与实用意义。书中他用客观事物变化前后相对差异函数的乘积:

D(u)・D(C(u))

表示事物的渐变式质变、突变式质变,

D(u)・D(C(u))>0

表示事物的量变,

D(u)・D(C(u))=0

表示事物的动态平衡或质变临界点。他用最简洁的数学语言,表达了客观世界最复杂的哲学规律:质量互变规律。他用数学美诠释了哲学美。数学美,美在简,哲学美,美在变。他的这一原创性研究成果,将铭刻在科学历史上。

毕生科研教育

满园春色桃李

作为一名知名学者,耄耋之年的他可称桃李满天下,在学术上具有一丝不苟的风格和求实索源的创新精神。他思维敏捷,善于发现问题,坚持、维护科学的真理性,十分重视学风建设与学术道德品质教育,在严格要求学生的同时,他自己以身作则,为了让博士生们能够理解并掌握系统的理论知识,他每周一至两次面对面的来指导学生,严密的逻辑思维,详细的数学推理,风趣的言谈,浅显易懂的比喻,使学生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学术风格上都能受到良好的熏陶。作为一名导师,他谦逊随和、深具长者之风,在将自己的知识倾囊相授的同时,还时常与学生们共同探讨前沿的理论与科研成果。他渊博的学识、高尚的品德以及求实创新的作风,为年轻一代树立了学习的楷模。

2009年9月,陈守煜教授在为他八十岁生日举办学术报告会而撰写的专著《可变模糊集理论与模型及其应用》中,赋“科学人生”诗一首:

科技创新路无尽

学崖高峻破云天

人杰志壮勇攀顶

生命真谛蕴含中

莫道七十古来稀

而今八十不算奇

耕耘九十桃李满

常乐百岁又迎春

篇9

在自然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中，对立统一规律(也称为矛盾规律)处于核心地位，矛盾是指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既对立又统一的本性及其在人们头脑中的正确反映。矛盾的统一性和对立性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在分析矛盾和处理矛盾时，必须把统一性和对立性有机结合，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反对形而上学的片面性。例如，在讲结构力学几何组成分析的三个规则时，既要看到三刚片规则、两刚片规则和二元体规则在分析问题上的不同，又要学会看到三个规则之间的联系，即可以看成一个整体———三角形规则。针对具体问题，既要看到有些问题只能利用其中一种规则分析的对立性，又要看到一些问题均可以用三个规则分析的统一性，分别举例讲解，避免学生“不识三则真面目，只缘身在一则中”的困惑。又如，讲到超静定结构2种基本计算方法:力法和位移法时，既要让学生看到这2种方法计算原理上的对立性，又要让学生看到计算步骤上的统一性。二者的对立统一如图1所示。

质量互变规律

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是通过量变和质变及其相互转化实现的。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形式和状态。量变是事物数量的增减或者空间排列次序的变化，质变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量变和质变是辩证统一的。事物的发展是量变和质变、连续性和间断性的辩证统一。在实际教学中，既要有合理的教学计划，又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掌握程度量力而行;既要重视课堂上同类型例题的讲解，又要注意新内容的学习。例如，在讲平面体系的几何组成分析时，根据几何组成分析规则，可知原体系为几何组成且无多余联系，图2(a)所示。但当将EC杆和CF杆分别移动到与AE杆和BF杆所在直线上时，如图2(b)所示，则体系的性质将发生变化，由原来的几何不变体系变为现在的瞬变体系。这其中蕴含质量互变规律的自然辩证法原理:2个体系中的杆件数量没有发生变化，只是排列方式变化或者杆件尺寸改变，就会带来不一样的结果，前一种体系可以作为结构，后一种体系不可以作为结构。结构力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A类)指出结构力学课程教学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包括4个方面:分析能力、计算能力、判断能力和自学能力［10］。基础结构力学是对结构力学中基本计算方法的掌握和计算能力的培养，程序结构力学是对结构计算程序的使用能力，定性结构力学是对结构的理解、分析、判断和选择的能力。基础结构力学中知识的学习是对学生的最初级要求，是自然科学知识体系方面量的积累;程序结构力学中的知识帮助学生学会程序阅读，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是工具知识体系方面量的积累;定性结构力学是对学生力学素养的培养，是对结构的宏观理解和本质把握，这是结构力学教学的最终目标，是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质的飞跃。由此可见，结构力学教学内容是质和量的统一。

否定之否定规律

(一)辩证的否定

唯物辩证法认为，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它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具有决定作用的环节，其实质就是扬弃。辩证的否定观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和意义，对事物不能简单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而要依据事物的内在矛盾运动和发展的规律具体分析。例如，在讲结构位移计算的内容时，首先应讲解积分法，然后再讲图乘法。通过笔者多年的教学经验，发现学生容易混淆积分法和图乘法的区别与联系，认为两者都可以对同一问题求解，不会有所侧重或互相结合去解题，甚至有些学生将轴力图与剪力图也进行图乘法运算，学习了图乘法，忘掉了积分法，出现这些问题就是没有理解这2种计算方法的区别与联系。自然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肯定和否定两方面。结构的位移计算方法也不例外，积分法在计算结构位移上值得肯定的是应用范围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变形类型看，可以考虑弯曲变形、轴向变形、剪切变形和支座位移。(2)从变形原因看，可以考虑荷载作用、温度改变、支座移动等不同原因引起的位移。(3)从结构类型看，可用于计算梁、刚架、桁架、拱等各种类型结构的位移，静定结构和超静定结构都适用。(4)从材料性质上看，可用于弹性材料，也可用于非弹性材料。

否定的方面是积分法计算需要列出实际状态和虚拟状态下的内力方程，当杆件多、荷载复杂时，积分运算相当复杂，而且容易出错。于是1925年莫斯科铁路运输学院的学生Vereshagin提出图乘法概念，他发现利用积分法计算荷载作用下梁和刚架等以弯曲变形为主的结构位移时，可以将积分运算转化为代数和的运算形式。图乘法不需要列出实际状态与虚拟状态的内力表达式，利用2种状态下的弯矩图进行运算，计算速度快，而且应用非常方便。同时，也要认识到图乘法的局限性，即应用时要满足一定的条件:(1)杆件为等截面直杆;(2)EI为常数;(3)Mk、Mp图形中至少有1个为直线图形。计算梁和刚架在荷载作用下的位移时，图乘法保留了这种结构的主要变形———弯曲变形，而轴向变形和剪切变形从工程应用角度对位移的影响很小，可以忽略，这从哲学角度上称为“扬弃”。把握了否定的实质，是正确理解辩证否定的关键。例如，结构力学中桁架位移计算法包括结点法、截面法、结点截面联合应用法，其中结点截面联合应用法是对前两种方法的一种辩证否定。超静定结构位移计算的基本方法有力法和位移法，根据具体情况，可以采用力矩分配法、无剪力分配法、矩阵位移法等，力矩分配法、无剪力分配法和矩阵位移法，其理论基础都是位移法。计算连续梁和无结点线位移的刚架时，采用力矩分配法更方便;对有结点线位移的刚架，可以考虑位移法与力矩分配法联合应用求解;除无侧移杆外，其余杆为剪力静定杆时，采用无剪力分配法更适宜;利用计算机求解复杂结构的位移与内力时，则体现出矩阵位移法优势。这些知识点都渗透着自然辩证法中辩证否定的思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保留新事物中一切有利于事物发展的积极因素，从而保证发展过程的连续性。

(二)否定之否定

事物的发展都是通过否定实现的，辩证的否定不是一次完成，而是事物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事物的发展经过三个阶段两次否定，即由肯定到否定，再由否定到否定之否定。在这个周期中，事物的发展经过两次辩证的否定，表现为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11］。例如，结构力学教学手段的发展过程是:“板书为主”到“多媒体为主、板书为辅”再到“多媒体为辅、板书为主”，其体现的就是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过去计算机技术还不够成熟，教师的讲解主要是通过板书，速度较慢，但便于师生交流、利于教学互动，教师从学生的课堂反应中能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绪、理解程度、出现的问题及症结等，并可及时采取对策，发挥教师的主导性，使学生可以与教师思维同步。由此可见，“板书为主”的教学手段曾在教学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20世纪末，随着大土木专业体系的建立，人才培养目标转变为“厚基础、宽口径”，结构力学的授课学时也由原来的120～140学时压缩到80学时，原来教学大纲的内容按传统的教学方法难以完成。随着新技术和新型结构体系的发展，计算机技术在土木工程专业广泛应用，给传统结构力学补充了新内容。多媒体教学由于授课信息量大，可将大量的工程实例引入课堂，教学效率高，解决了内容多学时少的矛盾。对复杂的工程实例，教师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可以采用多媒体手段演示，把实际的结构与抽象后的计算简图相联系，加强了教学良性互动，提高了教学效率，弥补了以“板书为主”教学手段的不足，发展成为“多媒体为主、板书为辅”的组合式教学手段。结构力学课程计算量大，基本原理需通过具体例题讲解，宜采用“多媒体为主、板书为辅”的教学手段。

近几年，由于招生规模扩大，学生整体素质下降，学生的基本计算能力与分析问题能力较差，难以跟上多媒体教学节奏，学生更希望教师利用黑板进行公式推导和具体例题讲解。另外随着社会发展速度加快，教师的社会压力增大，教师待遇又普遍偏低，部分教师在教学同时从事一些兼职工作，于是不可能全身心投入教学，整体教学质量有所下降。在此背景下，学校鼓励教师采用“多媒体为辅，板书为主”的新形式。教学中让学生体会到“板书—多媒体—板书”的过程就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是一个扬弃的过程。虽然看似回到了板书的教学方式，但实质是对单一板书的否定，吸取板书在教学上的积极因素，消除消极因素，增加了多媒体辅助教学的内容，每经过一次否定，都加进了富有生命力的新内容，从而使事物达到更高的水平。

篇10

关键词：；哲学；会计理论；会计研究方法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会计研究方法作为经管学科重要的方法论，也亟待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从而更好的促进经济引擎向未来发力。是极其严谨而完整的科学体系。因此，必须以的全部科学体系作为指针，才能更好地认识、研究会计实践和会计理论。所以将与会计研究方法结合，很大程度上能促进会计研究的发展与创新。

一、与会计理论

在阐述与会计理论研究方法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相关概念的定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它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组成，是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完善的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理论，即“说理立论”①。是人们在实践中借助于一系列概念、判断、推理表达出来的关于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的认识体系②。美国著名会计学家利特尔顿(A.CLittleton)认为理论是“对实务(事实和行动)的解释”和“行动的理由”③。会计理论是一个分歧较大的概念。美国会计学会(AAA)认为会计理论是前后一致的综合，可以说明和指导会计人员进行确认、计量和传递信息活动的诸概念④。闫达五教授认为会计理论指的是人类积累起来的关于会计实践的知识体系。广义上来讲，会计理论不仅包括概念、模式、假说，也包括实践中广泛运用的会计原则与准则。在了解上文定义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出与会计理论是紧密联系的。从哲学角度看，其中的认识与实践等范畴充分体现在会计理论的定义中；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会计的本质、资本的循环和利润的形成等，也都构成了会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哲学与会计理论

在中，哲学对会计理论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会计的基本假设、会计的原则到实务中的会计准则和会计核算，无一不体现出哲学在其中的运用。一是物质性与会计客观性。认为物质具有客观性，而会计中的客观性原则正是世界物质性原理在会计中的首要体现。比如《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的会计核算应以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为依据，如实反映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客观性原则要求企业的一切会计记录、计算、直至编制会计报表都应以核实后的合法凭证为依据，从而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可验性。二是运动观点与会计恒等式。世界不仅是物质的，而且是运动。会计以货币资金的运动为研究对象。运动观主要体现在会计存量等式和会计增量等式上。存量会计等式反映了企业在特定时点上的财务状况，是企业资产的静态等式。而增量会计等式反映出企业在特定会计期间内的经营成果，是企业获得利润的动态等式。三是时空观与会计假设。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认为空间是指运动着的物质的延展。空间观在会计中的体现就是会计主体假设。会计主体假设规定了会计核算空间范围，超出这个空间，就不属于本主体的会计核算。与此相关的还有产品成本核算等。而时间观这一哲学原理在会计中的具体体现有会计分期假设、持续经营假设、资金周转观念和货币的时间价值观念。四是普遍联系观点与会计核算。一切事物、现象之间及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会计上来说，一项业务的发生从原始凭证开始，到记账凭证，再到总分类帐、明细账，最后汇总成财务报表。彼此之间的勾稽关系与核对都是普遍联系观点的体现。五是质量互变规律与会计科目。任何事物都具有质和量，超过一定的“度”以后，量变将产生质变。在会计中，资产的耗用并不会凭空消失，它将会转化成利润表中的费用继续存在。这些都是质量互变规律在会计上的重要体现。

三、哲学与会计研究方法

哲学深刻的影响着会计研究方法。从角度看，会计理论研究方法是我们把握会计这一事物的途径、方法、工具和方式的总和。正如所表明的，会计作为一门科学，其理论研究离不开方法论的指导。传统的会计研究方法包括归纳、演绎、社会学和经济学法等。新兴的会计研究方法包括事项法、系统法和实证法。无论上述传统的还是新兴的会计研究方法，都是西方会计学界采用的研究方法。我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基于国情，我们不能将西方的方法完全照搬过来，而是将这些方法用在特定的适用场合，并且去完善它、发展它。因此，我国会计界的理论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五点。一是哲学方法。著名的会计学家葛家澍在对会计对象的研究中就采用辩证的观点解释“资金”，认为资金的取得与运用是矛盾的两个侧面：资金有来源必有运用，有运用也必有来源。只有从两方面去考察，才能正确认识资金。二是经验方法。经验的方法就是通过会计实践，在实践中积累知识并总结经验，最终将其运用于今后的会计研究，这其实是中认识论的运用。三是实证方法。“大数据”时代，会计的实证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实证方法可以弥补规范会计理论体系的不足，还有利于把理论联系实际落到实处，促使我国会计研究改革面向更为实务的方向。四是历史方法。通过研究会计学科、企业的历史数据等大量资料，概括出研究对象的某种规律，并将其运用到今后研究中的一种方法。认为，“规律”揭示事物本质的内在的联系，且具有稳定性。因此，这种研究方法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现在，预测未来。五是系统科学法。系统科学研究方法更加鲜明的运用的，它把研究对象视为一个整体，力图寻求系统目标的最优化，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普遍联系的观点。这种方法更适应于研究复杂的事物。除此之外，哲学在会计研究方法中的体现还有逻辑的方法、比较的方法和量化的方法。

四、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