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续红楼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刘心武续红楼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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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读《刘心武续红楼梦》之前，我想作家刘心武同时又是著名的红学家，对《红楼梦》及曹雪芹的钻研是认真和务实的，为此他以超过常人的勇气续写了《红楼梦》，应该是一部文学及学术价值很高的作品。此书还没有正式出版前，只在互联网上小试锋芒，便在国内文学界引起了轰动，有赞美他写得很好的，甚至怀疑他手里可能有曹雪芹失传的后四十回原著；也有批评的，说他写得极其差，不过干了一桩“貂不足，狗尾续”的事情。虽然刘心武一再声称自己续写《红楼梦》一不为钱，二不图名，只为向曹雪芹致敬，而事实上百万册的首印量让人怀疑他续写名著的初衷，于是也有人怀疑他是傍人篱壁，借“红”图利。且不说这个，我先来试读一下刘心武的这部作品。

笔者虽然不是什么红学家，但对这部古典名著还是情有独钟的，所以只看了刘心武所续的头两回就已经感觉骨鲠在喉了，终于耐着性子看完，只能表示遗憾。何也？

首先我认为刘心武并不是在“续写”原著，而是在“改写”原著的后四十回。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什么叫续写？刘心武首先要接受并在原著的经验模式下将他自己认为的“残缺”部分推进到新的高度，这也是对原著的一种绝对肯定性的态度。可以说原著的所有脉络都是很清晰的，而刘心武却完全违背了原著的框架以及思路，几乎推倒了原著的体裁、风格、语调，大胆地“独辟蹊径”。这就不是续写，而是改写了。

在这个功利又浮躁的时代，有些人非要把本来好的事情弄拧巴了不可。原来好好的电视剧《红楼梦》《西游记》，有些人就削尖了脑袋非要重拍一下，结果弄得不僧不俗。刘心武所“续写”的《红楼梦》也如出一辙，续写的这些内容，无论从文采、思想理念以及人物的刻画上，还是从格调、趣味以及艺术形式上，都无法与原著沾边，更别说是比肩了。且不说和曹雪芹的前八十回，就是和高鹗先生续补的后四十回来比较，就过程化的写实技巧而言，两者之间有如天壤之别。

《红楼梦》是经典巨著，首先它是一部长篇小说。小说是一种写“过程”的艺术，作者对人物情节发展和情感变化的合逻辑及合理的过程化叙写，才能反映一部小说作品的真实性。尤其作为续写、改写者，必须符合逻辑，真实、细致地叙写人物的性格发展和情感变化过程。而刘心武续写的《红楼梦》却是四不像，说它是小说，但里面却有评书的痕迹，说它是评书，但也似乎又是小说。在《续红楼梦》第八十一回，这边说：“荣禧堂那边，贾政正在待客……”那边突然“打起折扇”，介绍人物的来龙去脉：“香菱生父甄士隐，乃贾雨村大恩人”，紧接着“醒木一拍”道：“葫芦僧乱判葫芦案时……”作为长篇小说，我看得是云里雾里，惊奇万分：明明是人们读了原著都明白的事情，他非要再强调一遍，把原著本来含蓄的、留有悬念和回味的东西全都清清楚楚地翻了出来，反倒让人不容易看得明白了。如果说刘心武怕读者不能领会曹雪芹的深意，或者说担心读者看不懂曹雪芹说的是什么，非要诠释的话，干脆就不要“续写”《红楼梦》了，还是回到“百家讲坛”去做一个明星学者吧。

从《续红楼梦》一书中可以看出，刘心武先生所塑造的一群人都是没有鲜明的个性和特点的，给我的感觉是人物个个都像空洞的符号，个个都像丢了魂儿似的。我们从原著中想象出的人物形象，在他的笔下全无一点朝气，再多努力也始终对不上号。在书中，刘心武无法克服自我主义，宝玉就像个傻子，非得要听刘心武的指令，而黛玉更像是，必须要遵从刘心武的意愿。书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给人留下了一种虚假、别扭的印象。“大不近情，自相矛盾……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这是曹雪芹在原著第一回所写的话，就是批评像刘心武这种把“创造”当作随意、任性的杜撰的行为。他不但没有把人物写成“自由人”，反而写成了失去自由的“奴隶”，虽然说刘心武研究红学，但通过这本书可以看出，他所创造的新的叙写模式以及写的故事，并没有体现出他对事实的发现和尊重。

“宝玉一心迷恋黛玉，府里尽人皆知，因之，让黛玉死掉，宝玉必无生趣，说不定自己就去死了。但不论用药毒死谁，若痕迹太显，容易查出，那菖、菱就与赵姨娘密谋，给黛玉配药时，掺进毒物，使其慢性中毒……林黛玉的肉身，因赵姨娘唆使贾菖、贾菱炮制慢性毒药，长久服用后毒性已入肺腑……”（《刘心武续红楼梦》第八十六回）这就是刘心武先生的所谓的“创造”和“发现”。在原著中，林黛玉从一出现就是那种柔肤弱体的女子：“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黛玉多愁善感，体弱多病，而且经常咳嗽气喘，难道刘心武将此联想成是被人慢性毒害所致？如果说刘心武不是这个意思，这样一个弱女子会对赵姨娘造成什么威胁，要让她下这样的毒手？再说，按照刘心武所说的“让黛玉死掉，宝玉必无生趣，说不定自己就去死了……”真是这样的话，这不正是赵姨娘所望吗？如果说是怕宝玉死了，贾府查下来她难脱干系，那么她毒杀黛玉就能安然无恙吗？

“这边屋里凤姐心神不定……忽然贾琏回到这边屋，也不说话，来到凤姐面前就给她一耳光，凤姐只敢饮泣……”（《刘心武续红楼梦》第八十九回）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王熙凤和贾琏？平日里精明强干的凤姐在这里却表现得不如个下人，不但没有任何反抗，并且还乖乖地做了贾琏的“通房大丫头”，而伺候凤姐的平儿却成了凤姐的主子：“贾琏就将府里麾下人等召集到院里，当众宣布，要大家从即刻起唤平儿二奶奶，那旺儿夫妇罚到马棚劳作，凤姐其余陪房及丫头婆子等均划归平二奶奶，以后回事皆由平二奶奶定夺。”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平日里对凤姐都要让三分的邢夫人在这里却比老太太还厉害，训斥跪在地上的凤姐：“找掌嘴！你那些私房，统统交出来！你以后再敢如此顶撞，只把你罚入圊厕！”这是凤姐吗？这就是刘心武研究出来的曹雪芹的本意？这种违背原著思想理念的任意杜撰其实在《刘心武续红楼梦》第八十一回就出现过：“孙绍祖只会皮肤滥，逼迫绣橘等丫头大衣服里头一律免去小衣，把绣橘抱到床上，见小衣未免，又发雷霆。那跟着迎春过来的莲花儿，偏去谄媚主子，跑过去俯就说：‘我大衣服一丢，什么都是现成的，亲爷您就消遣我吧！’孙绍祖就搂过去滚成一团。”刘心武很轻松、从容地把汉灵帝刘宏和明末的张献忠荒的故事嫁接到贾琏身上。由此可见，他忽视了人，放纵了自己的感觉和想象，对人物的理解是病态、浅薄、片面的。

杜撰并非代表创造，无论是续写还是改写，其实任何创作既受其所利用之素材的制约，也受本身规律之约束，因此不允许有随意和任意性。思想有它本身的逻辑，你可以获得正确的思想，但不能杜撰出思想，不能彻头彻尾地造出它来，因为形象有它本身的规律性和艺术逻辑，这个艺术任务既然是你给自己提出的，你就必须服从它的规律，既然是续写，首先要在语境、结构、思路上承袭原著。但是刘心武在续写《红楼梦》的时候，既不受其所利用之素材的制约，也不受本身规律之约束，他把穿凿附会的杜撰视为制胜法宝，显然太过自由和任性，也使得《续红楼梦》成为一部不近人情、粗制滥造、空洞虚假的作品。

小说是以细节说话的，只有细节真实、准确的小说，才会在整体上形成可信真实的叙述效果。而刘心武在细节上的错误非常多，尤其是在语言的描述上，给人一种不古不今的别扭感，在语境的把握上也显得非常吃力。如：“比以往更忙乎”“打小没了爹娘”“在两个叔叔婶婶家过活”“戏法一变活人化烟”“这是第二回发话了”“在这里给你庆生”“大喜的事啊”“从来都好啊”“一纸欠条”“一地稀屎”“拍屁股颠了”“歹徒”“立马”“报告”等等，不一而足。很多口语或词语在曹雪芹的原著里并没有，而在曹雪芹或高鹗生活的时代也未必有这些口语或词语。

平儿的口才绝对好，“晨昏定省”这个成语竟然也能脱口而出。甚至刘心武打算要让平儿姑娘“唱戏”，随口就说出了“官中药房”，这个只有戏曲行话里才说的“官中”竟然在日常生活里也能张口就来。不知道刘心武是怎么理解“官中”这个词的，这个词本来就是“公共”的意思，按照他写的这句来理解是自相矛盾的：“丸药不都是咱们官中药房自配的吗？原比那些市卖的高明……”这是什么意思呢？公共的药房不就是市卖的药房吗？就怕刘心武把“官中”理解成了“官方”，而他的本意应该是，自己府上的药房自配的药丸，远比那从市场买来的好。

“宝玉只坐在一旁体味贾母的言简意赅”，诸如此类的句子也让人感觉极其别扭，这种毫无个性差异的对话，都是刘心武任性地把自己的话语强加给了笔下的人物。刘心武处处模仿曹雪芹，但是处处都学不像。曹雪芹和高鹗的语言功力，描写和叙述能力，揣摩人物复杂和微妙的心理活动的能力，捕捉生活细节的能力，是当代那些嗤点前贤的作家不可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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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期以来学者们的研究注意力多聚焦于张爱玲的文学作品，疏淡了她为之倾注了十余年心血的红学专著《红楼梦魇》。在红学研究的范畴中，身为作家的考据怪杰张爱玲与其他红学大家相比，见解独到且有理有据。本文即从张爱玲身为女性文学考据家的特殊身份出发，对张爱玲在红学研究中独树一帜的原因进行了初步归纳。

关键词：张爱玲 考据 红楼梦 女性

张爱玲常言“人生有三大恨事，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未完”，其本人对于《红楼梦》的痴迷亦非同一般。其红学代表作《红楼梦魇》是张爱玲关于《红楼梦》的唯一的学术性专著，共七篇，以版本研究为主要内容，显现了其作为作家和女性的独特红学视角。按照红学的三大流派，张爱玲当属考据派，她以参详对照的考据方法为研究方法。张爱玲用“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 来概括自己的红学情结。她对枯燥琐碎的考据，将她对于《红楼梦》发自内心的真爱以及对于红学“不疯魔不成活”的追求表现的淋漓尽致。被称为“扫眉才子女相如”的张爱玲在红学研究的范畴中，确实有一些与寻常考据家不同的地方。

一、作家与红学家的双重身份。

张爱玲与曹雪芹相似的身世阅历与背景，带给她别人所没有的独特体验，有感而想到许多学术大家为了研究学术而对原本的文学作品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愫，我觉得这个就是独特的审美天赋，张爱玲对于《红楼梦》是带着真爱的研究，无关风月名利的研究出发点，独特的共鸣体验，是造就张爱玲不同于其他红学大家的第一步。相似的身世阅历和背景，使得张爱玲在红楼世界中找到自己，深有一种“同为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微妙感觉。张爱玲对《红楼梦》痴迷到不能自拔的程度，以至于每读不同版本的《红楼梦》时，有生疏的遣词造句，都会不自觉的顿首研读。随着张爱玲大起大落的生活经历，她对《红楼梦》时有独特的体验，但是与生俱来的那份红楼情结已经潜移默化到她的内心深处，升华成了一种旁人难以启迪的审美天赋。在张爱玲的文学创作中，这种情结和天赋也是处处显现，从十二三岁时读《红楼梦》八十回以下“天日无光，百般无味”的敏感，到从少年时代由父亲编撰回目而作的《摩登红楼梦》的才华，再到四五十年代横空出世的小说创作中的“红楼”影响。张爱玲不同于其他红学家的，就是其身份的双重性。张爱玲作为一名文学考据家，自有考据学家们无可及之处。张爱玲的作家身份与创作特点，恐怕是“张看”红楼能够细致体察的一个重要原因。从《红楼梦魇》中就可见出张爱玲不急不躁、抽丝剥茧，用理性细致的思考和甄辨，一点点把附着在《红楼梦》和曹雪芹身上的有意无意的误解“洗”掉。这正是出于作为作者的一种体贴，正是体会到读者容易对文本作品产生误解。张爱玲的红学见解主要集中在《红楼梦魇》中的《三详红楼梦》中，她否定了“自传说”，明确指出了《红楼梦》是“创作而非自传”。在《〈续集〉自序》中，她不无愤懑地说，“不少读者硬是分不清作者和他作品中人物的关系，往往混为一谈。曹雪芹的《红楼梦》如果不是自传，就是他传，或是合传，偏偏没有人拿它当小说读。”

从文学创作理论来讲，作家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创作上，小说从根本上说也还是虚构的艺术，现实仅仅提供了素材而已。作家为现实生活所感动，根据对生活的审美体验，通过头脑的加工改造，以语言为材料创造出艺术形象，形成可供读者欣赏的文学作品，这样一种特殊的复杂的精神生产活动称为文学创作。文学创作是最基本的文学实践，它是作家对一定社会生活的审美体验的形象反映，既包含对生活的审美认识，又包含着审美创造。同为作家的张爱玲从自身创作经历出发，钩稽不同版本中的脂批，以及曹雪芹友朋的记载，并通过人物和情节在改写过程中的变动与完善，认为曹雪芹对于《红楼梦》的叙事，大部分出于文本创作和艺术上的需要虚构而成。如延迟元妃之死，获罪的主犯的更改。如黛玉的轮廓个性是脂砚早年的小恋人，但宝黛的大量文字确实是虚构的，正是印证了小说中的形象可以是生活原型，塑造人物往往是杂糅而成，这也就是创作的过程，也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审美体验的形象反映。

二、作为女性的独特视角。

张爱玲的身份特殊性不仅仅在于她作为作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而导致的多重体验，还在于她作为女性的独特视角，正是这一视角，让她有很了一些新的建树。红学界长期被男性的声音垄断，红学大家几乎都是男性，张爱玲身为女性却位列红学家。《红楼梦魇》中考据谨慎细致，想象发挥恣意，拥有熟读红楼的女性作家的所有特点。张爱玲对于《红楼梦》的许多章节更迭改写的动机、时间次序以及脂批年代的先后等，做了翔实精细的考证，有许多独到的见解，确实是红学研究中的宝贵材料。最富有情趣的是，张爱玲本人的想象和随意的发挥，以及剑走偏锋的研究切入点，时常让人惊叹，此为才女之作，非常人之拙见。如张爱玲从中国古代的服饰的研究，以及文中人物是否缠足来考证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不同阅读体验，并且加以深入，考证了续书中的倾满现象。如张爱玲对于宝玉出家后的那件大红猩猩毡斗篷极不满意，觉得太阔气了。她将旧本与甲乙本拿来参详对照，才发现“猩猩毡”三个字原来是甲本加上去的。旧本“船头微微雪影里面一个人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领大红斗篷，向贾政倒身下拜”，张爱玲认为这样写才是“神来之笔”，这样的意境才是美，袈裟的红是可以附和“琉璃世界白雪红梅”，但不能照搬先前那“猩猩毡斗篷”，一领破斗篷才是适合文本的。再如《五详红楼梦》中，张爱玲提出了欣赏《红楼梦》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偏爱书中的某一少女，而张最爱的当属天真烂漫，有侠女风范的史湘云。细心的张爱玲发现，在《红楼梦》主要的角色中，唯独没有史湘云的正面面貌描写，除了“醉眠芍药茵”的“慢起秋波”四字以及被窝外的“一弯雪白膀子”之外，几乎就没有对史湘云的外貌描写了。在《四详红楼梦》中，张爱玲通过旧本发现史湘云早于林黛玉进京之前，就常住贾家，与宝玉和贾母同住一个房间，再加上三十一回的“因麒麟伏白首双星”，因此张爱玲这样细腻心思的小女人不禁恣意想象，也许宝玉和史湘云最终偕老才是书中最终的归宿。刚巧根据《续阅微草堂笔记》考证旧本，指出宝玉和史湘云雪夜重逢结为伉俪。这个哀艳的结局，一时石破天惊，使张爱玲永不能忘，考证出一系列证据，后来深得周汝昌的肯定。其实，在一些细节上，也能看出张爱玲学术研究中独属于女性的细致。似乎只有张爱玲才会对于穿戴搭配别有用心，也只有女人才会在猩猩毡红斗篷，鹿皮小靴，天足小脚上这些东西上特别留心，也只有女人特有不受束缚的想象和信仰，来支撑张爱玲完成那么多见解独到而有理有据的考证。

总之，张爱玲对于《红楼梦》一掷十余年的无怨无悔，对于作者相似际遇的共鸣，对于红学见解独到的领悟都是无可取代的，虽然比起一些文本考据，正式不足，八卦有余，但是正是如此，才会自成就她的“红楼梦魇”。张爱玲的红学观和她的出身是分不开的，也和她作为作家和红学家的双重体验分不开。（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张爱玲：《张看红楼》，京华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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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代小说；大众文化；现代传媒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9)03－004－04

从近年传播媒体对古代小说的影响来看，以电影、电视、广播、网络等电子媒介为代表的现代传媒，对古代小说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当古代小说走向传媒时，与其说是现代传播媒介给古代小说带来了生存的空间，还不如说是现代传播媒介给古代小说带来了重返中心，或是重新介入社会的希望。当今世界，人类跨入了以信息符号为载体的数字化时代。在文学领域，数字化改变了古代小说的传播方式，极大地推动了古代小说向平民化、大众化、商品化、直观化、浅易化的演进，普及速度日益加快。

一、古代小说的影视改编

我国古典小说名著，经过数代人的阅读与阐释，已经形成了文化认知上的高度一致性，容易达成对小说的本真理解。因此，影视改编作品的再阐释容易与观众产生共鸣，更利于古代小说的普及与传播。《红楼梦》的影视版本着重表现了封建末世贵族家庭的儿女情长和悲剧主题，《三国演义》的影视版本展示了天下三分和政治风云的恢弘气势，《水浒传》的影视版本刻画了人物的英雄气质和典型性格，《西游记》的影视版本展示了唐僧师徒四人在取经途中历经千辛万苦终获正果的过程。影视改编是古典名著当代传承的重要方式和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重要手段。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化语境和技术条件下，通过影视改编等手段对古代小说名著进行再阐释，使之大众化、视觉化、精美化，在“快餐文化”的今天，既符合当代社会文化心理的需要，又有利于经典名著的介绍与普及。尤其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古典名著的传承己不再仅仅局限于小说原著的阅读，他们更愿意通过电影、电视剧来了解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使名著的普及获得了新的扩展空间。

影视文化已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许多观众是通过影像化的方式认识古典小说，了解古代历史。古典名著既可以采用正剧的形式改编成影视作品，也可以采用喜剧化的戏说方式进行改编。由于题材的缘故，《西游记》被戏说改编的作品最多。1994年，香港彩星电影公司和西安电影制片厂联合投资拍摄《大话西游》，由《月光宝盒》与《大圣娶亲》(又名《仙履奇缘》)两部分组成。《大话西游》借用了《西游记》里的人物故事，讲的是一个现代人对感情、对生活另类的看法，这个看法很快得到众多年轻人的心理认可，并在网络上迅速传播，最后变成网络里面年轻人的一种共同语言，成为流行话语。《大圣娶亲》是一种成功的戏说，它通过变形的喜剧化手法揭示出世道人心的本质和真谛，是‘对当下现实生活的折射，观众在爆笑之后会获得某种启示。无论是正说还是戏说，都是一种再创造，都不会降低原著固有的价值，有时候，戏说反而让观众更贴近名著，引起观众的兴趣，促进观众拿起书本来阅读。继《大话西游》之后，对《西游记》的戏说越演越烈。《春光灿烂猪八戒》、《福星高照猪八戒》、《西游记后传》以及Flas片《大话西游后传》等影视作品，出现在观众面前，形成了一种《西游记》演义，解构了小说原著。

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覆盖面极广的大众传媒，电视剧已成为当代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而《水浒传》不断被改编成影视剧，加快了《水浒传》的传播速度，扩大了它的影响范围。全国范围内又一次出现《水浒传》小说的热销，人们急切地想从原著中寻找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答案，这些都构成了视觉画面与文本解读的互动，不断加深了人们对《水浒传》的认识和了解，达到了古代小说的传播目的。

二、借助电视品牌与学者明星效应传播古代小说

央视十套的《百家讲坛》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百家讲坛》本着学者使电视深刻，电视使学者有为的宗旨，以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作为内容定位，让那些无法在大学课堂听课的观众得到知识的享受。《百家讲坛》由央视打造出来的电视文化平台造就了一批学者明星。《百家讲坛》展示出了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号召力，掀开了中国传统文化所蕴涵的品牌价值。该栏目成功策划了的“读书”栏目，不仅获得了广告商的青睐，还带动了图书、音像等衍生产品在市场上的畅销，使“默默无闻”的学者，如易中天、刘心武、阎崇年等人，凭借《百家讲坛》成为“大众情人”。随着《百家讲坛》的不断热播，易中天、刘心武、阎崇年等一批学者纷纷走出书斋活跃在荧屏上，凭借着风趣幽默的讲述打动了观众的心，并且拥有自己的忠实粉丝，成为“超级教授”。讲“正说清朝十二帝”的阎崇年几乎成了正说清史的大众“权威”，而作家刘心武则被视为“草根红学”的代言人，“品三国”的易中天更是在大众中掀起了“三国热”。目前，凡是在《百家讲坛》上亮过相的学者名家出版的相关图书都一跃登上畅销书的排行榜，为古代小说的传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2005年，央视的《百家讲坛》掀起了新一轮的“红楼热”。刘心武揭密“红楼”，从独特的视角研究秦可卿，在学术界和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一些观点被许多红学家看作是“奇谈怪论”而遭非议。正是这些非议，而使刘心武名声大震，也提高了《百家讲坛》的知名度和收视率。刘心武在《百家讲坛》上揭密《红楼梦》，又引领了新的社会风尚，出版界紧随这一社会风尚，大量出版了关于《红楼梦》的图书，一时间出版界、图书市场、读者、市场和媒体都纷纷“活动”起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刘心武的两本“红楼”新著销量非常可观，不仅是由于刘心武本人的原因，更是因为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陆续录播了18集“‘揭密(红楼)’系列讲座”，主流媒体的影响力是刘心武“红楼”研究著作呈白热化的关键。

《百家讲坛》运用现代传媒与视角，像影视作品一样设计悬念，吸引住观众的注意力。以“品三国”和讲述“汉代风云人物”而名声大震的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其书籍版权被出版社以天价购买。易中天不但凭借着《百家讲坛》红遍了大江南北，更是成为出版界的大赢家，创造了畅销书的神话。易中天最大的贡献在于通过大众传媒的强大力量使很多本不看书的青少年又拿起了书本，至少是提高了大众对历史和文学的兴趣。易中 天上电视讲历史，运用现代话语对史料进行翻译，使古代小说通俗化、娱乐化，更符合大众的口味。他常把古代称谓换成了今天的名称，例如，称“孙策”为孙帅哥。称“周瑜”为周帅哥，“帅哥总是招美女爱的，而帅哥也是爱美女的”。这些近乎无厘头的句子把年轻人牢牢吸引在电视机前，让他们在开怀一笑的同时，破解了谜一般的历史难题，激起对古典名著的兴趣。易中天的成功更多的是依靠电视传媒，他频繁出现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媒体上；他的签售信息每天都在电视上播出：他讲的是一个几千年来中国人最感兴趣的话题；他的书稿通过竟标的方式确定归属，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易中天的《汉代风云人物》的讲稿结集，起印数量也达到了15万册，《品三国》这本书也排在畅销书之列。

《百家讲坛》从“百家”走近“百姓”，用亲民、时尚、轻松而贴近当下的口语化解艰涩难懂的学术观点，独特的语言风格和个人魅力使一批学者从狭小的课堂走到电视观众面前，制造了畅销书的神话，也传播和普及了古代小说。

三、古代小说的网络传播

随着中国古代小说全面实现数字化传播，读者将不仅掌握信息传播的主动权，更可以通过网络及时向公众表达个人态度和看法，甚至可以与某论文的作者进行直接交流，因此，古代小说数字化、网络化改变了以往媒介单向传播的特点，使小说的阅读呈现出极强的互动性。双向沟通使阅读群体进一步大众化和平民化，有利于扩展中国古典小说在民众中的影响。古典小说的网络传播包括网络古代文学、改编为网络游戏和数字化传播。

(一)古代小说的网络版

随着《大话西游》的戏说开始之后，2000年，网络文学又诞生了另一本长篇戏说小说《悟空传》，作者刚在网上发表不久，就很快赢得广大网民读者的喜爱。2000年的圣诞夜，《悟空传》的作者获得“榕树下”原创文学大奖赛的最佳人气奖。2001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该书，立即引起国内图书市场的轰动。

网络版的语言具有相当大的趣味性，作者善于将大众耳熟能详的常用语，流行影视的台词歌词乃至粗鄙之语等翻新再用，将之纳入一个不同的语境，制造出喜剧性的效果。

(二)古代小说改编为网络游戏

网络游戏的兴起对于古代小说的传播起重要的推动作用。以《烽火三国》为代表的网络三国游戏已成为一种新的传播类别，大量的游戏爱好者通过互联网这种双向快捷的方式在虚拟的世界中扮演著名的历史人物，使用小说中的谋略，在模拟的战争或故事中决斗。网络游戏这种特殊的方式为三国精神的传播找到了一种娱乐的出口，使得成千上万的青年人亲近了传统文化，也熟悉了古代小说。

(三)古代小说的数字化传播

数字化传播不仅极大的提高了信息传输的数量，速度和质量，而且增加了信息组合的可能性，使古代小说传播更快速，而且成本低廉。古代小说的数字化传播主要是将小说资源转换成数字信息后，以信息流的形式借助计算机通讯网络进行传播，小说的及阅读成为虚拟化的上传下载数据，读者只需在网上点击，即可获得小说资源的阅读权。

网络传播改变了以往的传播方式，因其可重复性、同步性及低成本性，使中国古代小说的免费阅读成为可能。部分网站建立了中国古代小说专业网，如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网是搜集古代小说文本较为齐全的一个网站，其内容非常丰富，有志怪小说、传奇小说、话本小说、历史演义、世情小说等。明清小说研究网站专业性更强，它充分利用网络传播的优势，集图书上传、小说研究著录、资料选编、网上购书于一体，互动性极强。通过超媒体将数字化的小说文本以及与小说相关的文字、图表、声音、图象、视频等多媒体信息于网络上，并对各资源进行重新组合，提供多路径、多点向的不同链接，方便读者的阅读。

四、加强古代小说与现代传媒的联姻

大众传媒其实就是现代科技催生下的电影、电视、广播、网络等电子媒介，它们包围着我们，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大众传媒尤其是影视媒介的发展对古代小说的地位进行颠覆，文学的认知和理解方式已经发生改变，传统的印刷文学的主导地位受到威胁。新版电视剧《红楼梦》主角选秀活动吸引了45万青年参赛，无数观众观看，还运用了手机短信，掀起新一轮红楼热。

(一)古代小说与大众传媒联姻的优势

面对信息时代的到来，传统的文学受到大众传媒技术的挑战。后现代人的阅读行为主要是以消遣娱乐为动机，视觉文本的特征恰好适应了“快餐文化”的性质，因为图象性内容不需要文字的中间媒介，它直接刺激人的视觉感官，满足人的视觉需求。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网络以其快速的信息处理和共享功能，很快诞生了网络文学。网络文学不但打破了时空界限，具有无限的开放性，而且改变了传统的写作行为、阅读方式和交流渠道。与影视媒介相比，网络作为大众文化媒体的出现，它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的时空界限，创造了一个网络世界，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方式。电影、电视、网络等媒体是多种技术成分的综合，这些图象是声、光、色、画、语言、文学等符号形式的交融体，从而给人一种直观的审美感。这些直观的图象接收不受文化层次高低的影响，阅读者只需具备一般的视觉感知能力即可。

大众传媒对传统文学的理念进行彻底颠覆，经典文学被大众文学所取代，人物的扁平化、创作的戏说化、阅读的视觉化，已成为一种时代的潮流。“读图时代”的到来，宣布文学语言正在从读者视野中隐退，图象符号越来越受人们的欢迎，文学语言文本将可能被视觉文本所取代。伴随着各种传播媒介对自身图象以及效果的追求，文学的视觉化追求适应了当下大众文化的潮流，获取了更多的阅读对象，因为图象符号降低了阅读成本和进入阅读界的门槛。

(二)古代小说与大众传媒联姻的弊端

如果过分强调文学与现代传媒的结合，放弃文学的独立性和高雅性，文学创作就会走向随意性、琐碎化、浅俗化。最明显的是大众传媒在教导社会规范的同时也消解了丰富多样的雅文化形态，在增强或放大社会的同一性之时，将生活中的个体自由和独立性消失殆尽。强大的传播功能与媒介作用可以轻易地让一个人身价倍增，也可以轻易地策划某种文化现象与文化潮流，甚至可以轻易地炒作某种令大众心仪的文坛热点与卖点，使作家中心地位沦丧并为荧屏名人所取代，从而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文坛话语的方向与走势，赋予了现代传媒至高无上的话语权，并使文学的话语权退缩。在对古代小说进行影视改编时，如果对原著进行随意的改动，做漫无边际的任意发挥，一味地追求收视率与票房，那么则会消解古典名著的积极意义，沦为当代大众娱乐的花边和点缀。当传媒不自觉地被商业所操纵时，以感官享乐的直接性代替了审美体验过程的必要性，这就致使它对古代小说的消费引导不可避免地向金钱看齐，并最终以文化霸权直接控制大众的审美趣味、价值倾向及至生活方式，造成文化的传播日益走向粗俗化。

过分热衷于凭借技术而不是思想就能完成的描述，将会导致人文关怀的淡化和阐释能力的退化。古代小说的数字化传播也有其缺陷，对网络的过分依赖，很可能会导致真正意义的阅读和思考的匮乏。如果大众都用鼠标点击去代替沉潜于原著中的反复体悟，那么他们对原著将不可能有真正的了解，更谈不上研究出什么成就，达到美妙的审美境界。

(三)解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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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老板们也会有自己钟情的兴趣爱好，甚至是与自己赚钱的老本行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兴趣爱好。事实上，他们其中的一些人惯于“三心二意”，不仅在生意场上长袖善舞，在自己的兴趣爱好上也颇有小成。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个另类老板的另类追求吧。

罗红：爱摄影的“蛋糕王”

开个蛋糕店，就像开个豆腐房，谁都可以开，谁都可以卖。不过，一开开了800多家，一卖卖到近10个亿，全中国只有一个罗红。除了麦当劳、肯德基和星巴克这三大洋品牌，“蛋糕王”罗红旗下的好利来集团正无声无息地成长为中国第四大、本土第一大烘焙连锁食品企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国内已经没有品牌能和好利来一决高下，“只在区域层面有一些竞争，作为全国性的品牌，好利来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对手。”

照理来说，这样的一个老板，应该一心扑在事业上才对，可罗红偏偏就是个甩手掌柜，早在7年前，他就将集团交给他的团队打理，自己则“闲暇”地摆弄起他心爱的摄像机来。

其实，罗红本是个摄影青年，若干年前就有自己的摄影棚。18年前，为了给妈妈过生日，罗红跑遍了整个成都，也没有找到一个样式新颖、口味鲜美的生日蛋糕。就是这件事，让他破釜沉舟，下定决心创立自己的蛋糕店。

即使在创业之时，罗红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老本行。公司上轨道之后，他培养了五大区域总经理，并且选定了接班人谢立任总经理，自己则将更多的时间“挥霍”在另一个梦想之中。

十几年来，为了摄影，他长途跋涉达9万多公里，几乎走遍了中国西部所有的省份，并多次进入新疆、等地的无人区域，那些人际罕至、甚至连越野车都很难通过的地方都留下过他的足迹。作为第一个航拍非洲大陆的中国人，他十几次到非洲，用相机捕捉这块大地的美丽瞬间，观赏火烈鸟的火焰之舞，感受百万角马的生命赞歌，和坦桑尼亚马赛人一起狂欢起舞，也经历直升机的惊魂之旅。他的非洲作品被誉为“非洲大地的史诗”。

“做甩手掌柜，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我重新找回了我的第一个梦，从终点回到了起点。”罗红如是说。

如今，在商业和摄影的双重世界里，罗红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人生轨迹，他一边在摄影的梦想里遨游，另一边致力于环保和慈善事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自己回头看走过的路，是追求梦想的过程。做蛋糕也好，摄影也好，都是儿时的梦想。当梦想照进现实的时候，人的存在就会格外地真实。”

黄怒波：爱写诗的地产商

诗人、地产商，这两个看起来不相干的身份，却都指向同一个人，他就是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

在黄怒波的名片上，除了董事长的头衔之外，还有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副主席。其实他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北京大学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新诗研究所副所长、同济大学兼职教授。

事实上，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他，出版过好几本诗集，写诗的时候，他用另一个名字：骆英。

这领带像枷锁拴我在都市的监房／心儿在一座座大厦间流浪／每一个目光又像冷漠又像渴望／每一扇门儿都让我彷徨／这明净的玻璃让我无法穿越／网线像钢索紧紧捆住我的心房

这是他2005年出版的诗集《都市流浪集》部分内容。很难想象，这种洋溢着对都市失望和无奈情绪的诗作竟然出自一位资产超过100 亿元人民币的企业老总之手。

一面是理性到底的商业行为，一面是激情澎湃的感性表达，这两种身份的重叠似乎让黄怒波的身上具有了某种“双重性”。譬如他会在企业家聚会的场合，公开宣称自己是一名诗人，尽管会听到一些讥讽的笑声，却依然故我。

“我首先是一个诗人，只是后来从商了，才是商人。诗对我来说从来不是展露才华，从来都是寄托。”黄怒波自喻作诗如“困兽沉没在陷阱”，尽管他在努力地建设着城市，却“日日想从这城市逃亡”。

黄怒波不但写诗，也为诗歌业的繁荣尽自己的一己之力。他多次捐助母校北京大学及青春诗会、艾青文学奖等其他文化事业。2006年，他更是斥资3000万元捐助北大新诗研究所等三家诗歌研究机构，在社会上引起很大轰动。

除写诗外，黄怒波也爱登山，因为他最想做的还是一个“天涯孤旅的诗人”。2005年年初，他登上海拔5895米的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2007年7月，他登上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顶峰。

诗于他，是一种精神追求，亦是一种生活方式。

周岭：搞红学的董事长

2006年9月，轰轰烈烈的“红楼梦中人”选秀活动启动。镁光灯的聚焦下，一夜红遍大江南北的，不仅仅是参赛的选手，还有主席台上“指点江山”的评委们。

有一位评委酷爱用《红楼梦》特有的判词来点评选手，如他对海选黛玉的选手程媛媛所做的判词，“分付东风莫浪吹，葬花溪畔浣花迟。前身合是潇湘月，洒向人间知不知。”这些个文采斐然的判词在网上很受追捧。

这一位评委便是周岭。细心的观众很快发现，他的身份很传奇，既是南海石油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方略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著名红学家。既成功操作过中国境内资源性项目在北美上市及境外融资、受托管理、重组过国内大型主板上市公司，也曾做过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编剧，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处讲课或讲学。

“我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人，既是做企业的人，又是做投资的人，又是文人。”周岭曾这样介绍自己，事实上，《红楼梦》于周岭，是一生割不断的“姻缘”。

1981年，31岁的周岭参加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他关于贾元春判词的理解，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随后，周岭就被调入了红楼梦研究所，开始从事专业的研究工作。当王扶林导演筹拍电视剧版《红楼梦》时，周岭作为编剧之一负责《红楼梦》后40回和整个剧本的统一定稿。

即使在商界，《红楼梦》也没有离开过他的生活。在香港，大大小小的聚会上，大家都会逼着周岭谈《红楼梦》。“和很多国内的企业家在一起的时候，本来是谈业务，可话题不知怎么就会转到《红楼梦》上去了。”

2008年，周岭在百忙之中，居然抽出时间，登上央视《百家讲坛》，成为继刘心武、周汝昌、王蒙、冯

其庸之后登录《百家讲坛》讲红楼的第五位主讲人。节目播出后，很多观众纷纷在网上留言表达对周岭先生的喜欢与钦佩，更有网友留对联评价周岭的讲演为“引经据典数处，挥洒自如有余。横批‘最脱稿先生’”。同年，重庆出版集团以开机30万册的条件签下了《周岭解密曹雪芹》一书的图书出版权。

对于旁人多少有些诧异、惊羡的眼光，周岭对自身的定位倒是非常谦虚，“我不是一个红学家，不是一个企业家，不是一个艺术家，也不是一个教育家，我只是一个红学爱好者，一个做企业的人，一个写过剧本的人，一个教过书的人。”

杨子：CEO演员

2005年5月14日晚，第12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在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揭晓，最佳新人奖由《青花》的男主角杨子摘得。杨子在这部戏里一人分饰三角，与之对戏的女主角是香港女演员李若彤。

这部戏最大的八卦不是男主角拿奖，而是拿奖的男主角竟然是某家族企业年轻的执行总裁。在娱乐圈撒钱的富豪从来都不少，但像这样放着“大腕背后的大腕”不做，反倒身先士卒地辗转片场的倒不多见。一时之间，杨子成为媒体娱乐版跟踪的热点。

大众很快发现，这位叫杨子的年轻人，还真是一位不缺少新闻的主，一手握亚洲惟一的超长悍马车，一手握价值不菲的青花瓷（杨子收藏瓷器时间长达15年，并且在北京的家中拥有一个私人瓷器博物馆），身上揣着的是价值22万美金的VERTU手机，手上戴着的是据说46亿年才出一块的祖母绿戒指，连送人的名片每张都要42美金。这边厢和玉女黄圣依戏里戏外剪不断理还乱，一顿饭吃了两万多，那边厢又带着对双胞胎美女亮相江湖；这边厢将做演员进行到底，一股脑的接拍了十余部戏，那边厢又组建了经纪人公司，当起了幕后老板。

正当媒体将他视为新时代公子哥的典型时，杨子却高调地自我辟谣，用博客、电视、报纸向公众展示他生活的另一面。

原来这位张扬的年轻富豪，竟然也是“苦孩子”出身，按家族传统，从小便接受了严格的教育和训练。“六岁以前，我生活在河北农村，那段经历让我对泥土产生了难以割舍的眷恋。从初二开始，我在家族企业的工厂勤工俭学。车间里人很多，谁也不知道你是谁，没有人知道我是老板的儿子。每逢寒假暑假，我就跟工人们一起干活，车工、铣工、刨床、磨床、钳工都尝试过，并且都拿到上岗证。”

工厂的打工经历一直持续到他读大学二年级，那年他成为巨力集团驻上海公司经理，每个周末飞往上海处理报表、账目和合同。

不拍戏的时候，他的生活完全围绕着工作转，参加会议，在公司处理各种事务。“我一度是个‘双脚不着地’的人，不是在飞机上，就是在汽车里，有时候早晨在广州吃早餐，中午在上海开会，晚上又去了新加坡。”

篇5

[关键词]影视　文学　关系　研究

在传统文学观念中，影视与文学的关系当然是以文学为主体，影视从属之。然而，在电子媒介的影响下，随着大众文化时代传播媒质由语言文字向影像符号、声音符号的全面转变。以及图像时代影像霸权意识的渗透，文学的主导地位便让位于视听艺术的影视。影视给文学带来了哪些有益的影响，又导致了哪些根本性的遮蔽，应该怎样建立影视与文学的双向互动关系，从而使文学既开放又不失本性，等等，这些成了学界不可回避的问题。影视对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一、影视拓宽了文学的传播渠道

任何艺术样式的传播都离不开当时的科技提供的条件，文学也不例外。新媒介为文学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渠道。当诗歌与电视相结合后，各家电视台推出的电视诗(PTV)颇受欢迎。电视诗使诗的意象更具象，不但以电视的手段阐释了诗歌，而且由于电视走近现代家庭的客厅和卧室，诗歌便展开电视的翅膀得到更多的鉴赏者。以余光中诗歌为例，《乡愁》、《乡愁四题》等诗在中秋节和春节，《诗你，在雨中》等情诗在中国的七夕节(即“七月七”)，经常被电视台请人演唱或配乐朗诵，也是电视“诗情画意”这档节目追捧的对象。中央电视台还在《读书时间》、《东方之子》等栏目专题向大众推荐报道余光中。余光中诗歌在中国内地、香港、台湾乃至整个华文世界产生广泛影响，除了诗歌本身外，电视等大众媒体对其诗歌的传播功不可没。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百家讲坛》等读书、讲座节目起到了宣传、推荐文学的作用。《百家讲坛》除了成功推出易中天、刘心武、纪连海、阎崇年、于丹以及王立群等人外，经他们读解的《三国演义》、《红楼梦》、《论语》等文学经典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阅读。可见，电视为文学的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拓宽了文学的传播渠道。

二、文学影像化程度加强

影视在拓宽文学传播渠道的同时，也便文学的样式发生变化，文学传统样式出现了“边缘化”的趋势，首当其冲的便是文学与影视的“牵手”。由于影视媒介日益强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多的作家把“触电”视为扬名立万的标志，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不但意味着文学作品自身获得了更加广泛的社会知晓度，而且还给作家本人带来更多的非关文学的收益。于是，小说家期待着影视导演青睐自己的作品，进而使自己原创的文字作品被“影像化”，在今天文学影像化的时代，文学要依仗影视为其“增势”。文学影像化的另一种表现就是文学作品自觉成为电影、电视剧的前脚本，当作家在拿起笔开始构思的时候，他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使他的新作品能符合影视改编的要求，突出强化小说转化为视觉影像的可能性，一切文学手段包括语言情节结构，都以能顺利转化为影像为目的。有的小说家干脆直接以电影的方式撰写小说，以至于有些小说本身就带有相当程度的“视觉化”倾向，或可直接称之为“影视小说”，其文体特征实际已是界于小说和脚本之间了。在文化消费市场上，往往是一部火爆当红的影视剧，在其播演推广时往往会同对有同名的小说上市，文学与影视剧相互连动。且往往能达到双利双赢的市场效果。《大宅门》、《国家公诉》、《谁主沉浮》，以及海岩的数部小说莫不如此。海外的典范则有《哈里波特》、《大长今》、《达・芬奇密码》，且势头强劲，大有成为图书影视营销撒手锏之势。再如，电影《大话西游》、电视连续剧《还珠格格》受到广大受众欢迎后，出版商将影视脚本稍加修改，便趁势收容到印刷文学的旗下。显然，这种特殊的影视文学是影像作品派生出来的文学形式――“影视同期书”。正如南帆所言：“这时，文学已经不是电影或者电视的范本：恰恰相反，文学成为电影或者电视的孳生。”

的确，影像制品，包括电影和电视，正成为文学传播的主要媒介，无论在受众的覆盖面还是在受众的选择量上影像作品都渐趋超过文字作品。于是作家又纷纷触“电”，以影视为“媒”，把自己的作品成功地推销给更多的大众，扩大其影响。这方面，最初是男作家“触电”频率和比例都明显高于女作家，但近几年女作家也不甘示弱，池莉、张欣、张抗抗、铁凝、王安忆、皮皮等的作品，都备受导演青睐。

三、影视的商业性对文学的影响

由于影视天生具有的商业性。因此，大部分依附在影视之上的文学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商业性，小说与影视工业联姻已成为许多作家的选择。例如小说畅销与同名影视剧的热播同步现象，甚至有许多作家在写作之前已经在酝酿着把小说改编成影视，比如柳建伟的《突出重围》、《英雄时代》、周梅森的《中国制造》、张平的《抉择》，陆天明的《省委书记》等等。周梅森的小说《绝对权力》出版时，出版者就直接在该书的封底宣传道：“该小说出版之际，同名电视连续剧25集在摄制当中，一千万元巨资的倾力打造，唐国强、斯琴高娃、高明等影坛巨星领衔主演，必将引发强烈的轰动效应，震撼中国文坛。”这是大多数小说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的宣传套路，从而出现了小说与文化工业的互动格局：小说为电视连续剧预先广告，电视剧热播后又拉动了小说的畅销。截至2002年底，周梅森小说《中国制造》已连续20余次印刷，累计30万册；其另一部小说《绝对权力》2003年4月出版后，也在半年内印刷六版，累计15万册，并翻译成俄文版、韩文版发行。可以说写作中影像化方式的盛行很大程度上源于商业利益的驱动，影视霸权的影响，但也离不开公共消费群体的文化需求。

四、影视与文学的互渗进一步加深

文学与传媒的互渗将进一步加深。在大量的影视剧中，为人称道的影视剧作往往是改编自优秀的文学作品，张艺谋就曾经说过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赋予他创作电影的灵魂和生命。作为视觉文化艺术的影视并不排斥文学，反倒要依靠于文学为其基础。或者说，影视能否具有隽永的意味、精美的形式以及吸引人心的魅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依重于文学的。作为电视艺术的主要样式，电视剧吸引人的重要原因，是它的故事性或者说是叙事品格。而这种叙事品格则无疑是归属于文学的。以中国人的欣赏习惯而论，情节的曲折和人物命运的未知性，是最能够吸引人们的审美兴趣的。而这与中国的小说传统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关系，并非纯粹的视觉所能担负。

这就要求我们正确认识并积极发挥影视对文学发展的促进、解放作用。长期以来，受传统文学观的影响，许多理论家(如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等)只看到影视的消解之维。却在有意的遮蔽或无意的遗忘中忽略了影视的建构之维。张邦卫对此进行 了精辟的论述：“事实上，传媒虽然有消极影响，但理性分析，传媒对于文学的发展还是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气象”的确，影视给文学带了许多可喜的变化：例如，传媒技术的发展大大拓展了文学传播的渠道，以多维度、立体传播的形式推动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同时，影视与文学联姻使文学的新形态不断涌现；大量经典文字文本经改编为图像文本后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如《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围城》等经典作品改编为电视剧、电影后重新热销，大大激发了人们阅读文字文本的兴趣，掀起重读经典的热潮。

文学与视像不是相互排斥的，从其积极的方面看，影视应该是更多地吸取文学的乳汁。我们在面对无所不在的视像时，当然没有必要取一种抵制或排斥的心理，而应该将其纳入到文艺学的研究格局之中。文学之于视像也非是消极的、异己的，而恰恰是具有重要的建设性作用。文学本身有着内在的显像功能。文学作品以文字为其艺术语言，文字与其它用途的文字并无二致。但文学却是以文字来构织一幅幅图像，欣赏者也是通过文字阅读在头脑中形成画面。这种内在的视像，是文学的特殊性质。从二度创作的角度看，文学作品有着巨大的生发性，这是其他艺术形式所无法比拟的。不能想像没有好的文学剧本或以经典为依托。就能够创造出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影视作品。

事实上，影视与文学之间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双向互动关系，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论述影视对文学渗透和影响。其实，文学对影视的影响也是广泛、深远而复杂的。例如，在中外影视发展史上，优秀的电影、电视作品很多都是根据文学名著改编而成的。再如，中国古典四大名著、老舍的《茶馆》、巴金的《家》、鲁迅的《阿Q正传》以及国外的名著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斯丹达尔的《红与黑》、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玛格丽特・米切尔的《乱世佳人》、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