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庄王欲伐陈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楚庄王欲伐陈，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郑穆公之女夏姬，自幼生得杏脸桃腮，蛾眉凤眼。长大后更是体若春柳，步出莲花，具有骊姬、息妫之美貌，更兼有妲己、褒姒之狐媚，是一个不知羡煞了多少贵胄公子的人间尤物，堪称中国古代第一“大众情人”，后世也称她为“一代妖姬”。春秋有好几个国家之亡都与她有关，期间留下诸多风流情事。

夏姬少时母亲管束甚严，并无与人私相亲昵的机会，但却异想天开地编织出床第相幽之梦境。据传在她及笄之年，曾经恍恍惚惚地与一个伟岸异人同尝禁果，并获取返老还童、青春永驻的阴阳采补之术。之后她曾四处找人试验，当者无不披靡，因而既艳名四播，又声名狼藉，家中只好把她远嫁给陈国的夏御叔为妻，夏姬之名由此而来。夏姬嫁给夏御叔不足九个月，便产一子，即夏征舒。御叔虽有些疑惑，但早已被夏姬的美艳弄得神魂颠倒，并无暇去深究。然而世人都猜疑“那个早生婴儿恐怕是夏姬从郑国带来的野种吧”！

夏御叔正值壮年而亡，有人说就是死在夏姬的“采补之术”。守寡后的夏姬“其状美好无匹，内挟伎术，盖老而复壮者”。据传，夏姬一直到四十多岁，仍容颜娇嫩，皮肤细腻，保持着青春少女模样。而历史上的这位风流寡妇，也确实以其罕有的独特魅力为国君士大夫倾倒，史书上说“公侯争之，莫不迷惑失意”。她曾三为王后，七为夫人。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御叔早亡后，夏姬不甘寂寞，不久便同时与大夫公孙宁、仪行父私通，以其独具的美艳、性感与绝伎，让公孙宁与仪行父魂不守舍，。这种三角关系持续数年之后，又把时任国君陈灵公也卷入期间而难以自拔。

据传是公孙宁向陈灵公献媚盛赞夏姬美艳及天赋异禀之房中术。陈灵公开始将信将疑，觉得夏姬虽有艳名，也总是近四十岁之人了，恐怕是名不副实。然而乍一见夏姬，陈灵公便身心俱醉，难舍难分。之后，每当夏姬之子夏征舒上朝离家后，陈灵公、公孙宁、仪行父三人便轮流到夏家与夏姬幽会。夏姬还把自己的内衣分赠三个情夫，而陈灵公三人居然毫无羞耻地穿着夏姬所赠衣服上朝，并在朝堂之上公然谈论与夏姬私通的风流艳事。一次，陈灵公等三人在夏家饮酒作乐，席间竟相互争论起夏征舒到底是他们三人谁的孩子。夏征舒受辱不过，怒杀陈灵公。公孙宁和仪行父仓皇逃向楚国，隐匿之事，只说夏征舒弑君，当人神共愤之。楚庄王偏听一面之词，便兴兵伐陈，杀死夏征舒，掠得夏姬。

春秋一代霸主楚庄王也为夏姬的美艳绝伦与妩媚性感而怦然心动，欲纳入后宫，申公巫臣谏阻说：“不可，王讨罪也，而纳夏姬是贪色也；贪色为，为大罚，愿王图之”。楚庄王只好放弃。将军子反见夏姬美艳，欲霸为己有，亦为巫臣所劝阻。理由无非是“红颜祸水”之说。后来，楚庄王把夏姬赐予连尹襄老，不久，襄老战死沙场。襄老的儿子甘愿背上与庶母的骂名，很快就与夏姬私通。

篇2

关键词：孔子；郑声；郑国；姬姓

中图分类号：1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2-0062-03

自从孔子提出“郑声”，“放郑声”后，关于“郑声”的研究一直不断。一些学者指出，郑声与郑卫之音、“新声”是同一个概念，是当时的流行音乐。事实上，孔子所指“郑声”虽是新声，但并非所有新声的代称，它只是郑国的俗乐。

令笔者感兴趣的是，郑声只不过是当时的流行音乐之一，它所具有的特点并非它所独有。当时的齐、楚、宋、卫等诸侯强国都有类似于郑声的这种流行音乐，为什么孔子不恶齐声、楚声、宋声等其他国家的新声，单单恶“郑”声，乃至要放“郑”声?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得从郑声的传播与接受及郑国本身去寻找

一

从音乐本身来说，郑声有很大的影响力与穿透力。它不仪能压倒雅乐，也能使其它各地音乐受其影响，不自觉的吸收它，认同它，郑声代表了俗乐的方向。

据学者们研究，郑声之“”主要有二种：“于色而害于德”与“过分、过度”。郑声是与雅乐相对的俗乐，它与郑风有联系，但并不等于郑风中的郑诗。蔡仲德撰文就郑声之“邪”、“”、“慢”展开分析。他指出郑声的“慢”在于它采用了新的音阶，讲究艺术技巧，多有繁声促节，多有哀思之音，音调高亢激越，表演男女错杂等六个方面。辛筠《“郑声”辩》将其概括为柔婉琐细，明快和谐，节奏多变，能表达活泼跳跃、比较复杂的感情，听起来抑扬顿挫，扣人心扉。

特别要强调的是郑声注重声色及感官享受，歌舞结合这一主要特点女乐在夏商就已经出现，夏桀之时，有女乐三万，商代盛行“北里之舞，靡靡之乐”的女乐。到春秋末年，沉寂的女乐再次兴盛。“邯郸以倡著名，郑女以舞著名，”歌舞结合的郑声富于声色之美，“今郑舞者绕身若环，曾挠摩地，扶旋猗那。动容转曲，便媚拟神，身若秋药被风，发若结旌，骋驰若惊。”(《淮南子・修务训》)傅毅《舞赋》也描述道：“于是郑女出进，二八徐侍。姣服极丽，妁偷致态。貌燎妙以妖蛊兮，红颜晔其扬华。眉连娟以增绕兮，目流睇而横波。”所以，很多人都将郑声与美色同提。《荀子・乐论》称：“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之心。”《吕氏春秋・音初》亦日：“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将郑卫之音与女色同谈，实际上正是郑声与郑舞同存的反映。

以上郑声这些特点，使之很快就在郑国为人们所接受，压倒雅乐成为了流行音乐。另一方面，郑国本位于殷商故地，其音乐受殷商音乐影响，音乐本身就比较发达，“是音声之至妙，妙音感人”(嵇康《声无哀乐论》)，是俗中的主导者。并且，郑国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是诸侯各国往来的交通要道。在政治与商业交往及民间往来中，郑国吸收其他各国的民间音乐，又将自己的新声带到了周围其他国家。郑声所具有的抒情性、表演性、娱乐性特征使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所以。在音乐传播的过程中，虽然存在着双向流动，但主要还是郑国音乐向其它诸侯国输出。其输出渠道有四。

其一。政治婚姻输出。春秋各国的政治婚姻中，郑舞被郑女带至所嫁之国。据《左传》、《史记》等记载，春秋时郑国与齐、晋、楚等国缔结婚姻。僖公十七年，郑国曾嫁女与齐桓公，生孝公；郑文公嫁女给楚成王(《郑世家》)，公元前604年与公元前586年，郑国嫁女给晋国；公元前594年，郑女嫁楚庄王；昭公元年，郑公孙段嫁女给楚公子；战国时，楚怀王夫人郑袖也是郑女。春秋时女予出嫁，通常会带有妾媵与乐师，正是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将郑国音乐带人异国宫廷之中。

其二，赠女乐(乐师)的外交手段。春秋女乐似乎颇为盛行。齐国曾选“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史记・孔子世家》)，秦国以送女乐的方式乱戎王之政(《韩非子・十过》曾载)等。郑国也曾以赠送女乐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如邦交箫鱼之会时，郑人“赂晋候以师悝、师桶以及钟磐女乐”(《左传・襄公十一年》)。郑国还向其它国家赠送乐师。据襄公十五年载，“郑尉氏、司氏之乱”。郑人“纳赂于宋，以马四十乘，与师筏、师慧”，师筏、师慧就是郑国当时的乐师。

其三，春秋战争频繁，郑国民众在奔走逃亡中将郑声带到他国。“据《春秋》所计，在三百五十余年的春秋时代中，言‘侵’者六十次，言‘伐’者二百一十二次，言‘围’者四十次，言‘师灭’者三次，言‘战’者二十三次，言‘人’者二十七次，言‘进’者二次，言‘袭’者一次，言取言灭者更不可胜计。”各大国欲称霸中原，必先得郑。王应麟《诗地理考》卷二中曰：“春秋战争之多莫如郑。”战争导致众多郑国民众流离失所，在客观上促进了郑声的传播。

其四，郑国女子“奔富厚”，进入上层之家。《史记・货殖列传》曾记载“赵女郑姬，设形容，楔鸣琴，榆长袂，镊利屐，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

春秋时，列强争霸，分别产生了齐、宋、晋、秦、楚、吴、越等强国。这些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商业、巫风巫术等一点也不逊于郑国。作为春秋强国，其政治、军事、经济自不待言。各国也采取措施以利于商业发展。如齐桓公“制过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国语・齐语》)，手工业者还免兵役；晋文公则“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国语・晋语四》)；卫文公“务材训农，通商惠工”(《左传・闵公二年》)，越王勾践也采用“平粜”法，保护农商利益。诸侯国的这些政策促进了各国商业的繁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商业的繁荣，为这些国家接受郑声奠定了物质基础。商业活动中诞生了大量凭借财富可与国君分庭抗礼富贵之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文化的繁荣往往最直接地通过人们对声色犬马等物质享受的喜好与追求表现出来。”财富的增长刺激了新兴贵族对于新的音乐消费的需要，也为新乐的生产提供了可能。

春秋时期各地巫风仍然很浓，像郑国“男女亟聚会”“于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拂除不祥”这样的巫风仍广为存在。《汉书・地理志》云：“(楚)信巫鬼，重祀”，《列子・说符篇》云“楚人鬼而越人”。在对鬼神的祀中，男女混杂，两性接触密切。朱熹“楚俗祠祭之歌，今不可得而闻矣。然计其间，或以阴巫下阳神，或以阳主接阴鬼，则其辞之裹慢荒，当有不可道者。”(《楚辞集注・九歌》)王国维亦云：“周礼既废，巫风大兴，楚越之间其风尤盛。”陈国也好巫风。《汉书，地理志》载大姬无子，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鬼者

也。”在齐国。则有“巫儿”主祭祀，“在祭祀的仪式上，社日祭祀的主持人或女巫可能要跳一些象征性生活的被后人视为猥的宗教舞蹈。”

接受美学创始人姚斯说：“在这个作者、作品和大众的三角形之中，大众并不是被动的部分，并不仅仅作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很多诸侯国君及贵族多喜好新兴的俗乐，痴迷、陶醉于新乐，有些诸侯国还有自己的“新声”。既然一些诸侯国的国君喜好新乐，这些国家具有“郑声”生产相似的音乐土壤，那么当郑声传人时就会被民众迅速接受。在一些记载中，上层贵族乐于“郑声”与“郑舞”者不少。在楚国宫廷。楚庄王“左报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间。”(《史记・楚世家》)“二八齐容，起郑舞些。”(《楚辞・招魂》)在齐国，“燕则斗象棋而舞郑女，激楚之切风，练色以目，流声以虞耳。”(《说苑・善说》)“(齐)桓公好乐，卫姬为之不听郑卫之音。”(《列女传》)齐宣王公然声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孟子・梁惠王下》)对于齐宣王所说的“世俗之乐”，赵岐的注解是：“直好世俗之乐，谓郑声也。”在秦国，“秦缪公好乐，华阳后为之不听郑卫之音。”(《论衡・谴告》)在晋国，“晋平公说新声”(《国语・晋语八》)，高诱注《淮南子・原道训》：“扬郑卫之浩乐”日：“晋平公说新声，使师延为桑间濮上之乐。濮在卫地，故郑卫之浩乐也，必为郑卫之俗乐。”在赵国，赵烈王给“郑歌者枪、石二人”各赐田万亩(《史记・赵世家》)；在魏国，魏文侯“听郑卫之音”而不倦(《乐记・魏文侯》)；这些记载显示了郑声不断向诸侯国传播，不断向后世传播的事实。孔子恶郑声，放郑声，正是他感受到了郑声强大的影响力。

二

在探讨孔子斥郑声，恶郑声时，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郑国是个姬姓国。

在《论语》中，孔子两次提到郑声。一次是颜渊“问邦”之时，他说道：“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佞人殆。”一次是在《阳货篇》：“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两次谈话，表明孔子对于郑声发自内心的排斥之情。

郑声的兴起与存在及兴盛，与“礼崩乐坏”相伴随，它是礼崩乐坏的一种标志。当孔子提出“三恶”时，说明至少在当时这三种社会现象已经存在。孔子所谓的“郑声”，并非是新声的泛化，仅指郑国的音乐。这段话的语境透露出孔子对于等级名分(“恶紫之夺朱”)、对于西周雅乐的重视。雅乐主要是用于庙堂祭祀与其它各种典礼的音乐，重节奏而轻旋律，讲究和平中正与庄严肃穆。紫夺朱，郑声乱雅乐分别表明“礼崩”与“乐坏”的现实。孔子之恶郑声，实质上是对周礼的维护。维护周礼，在孔子看来，就是为邦之大要。

春秋末年，伴随着宗法制的瓦解，诸侯国的强大，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各诸侯国的王公贵族及商业巨贾的迅猛崛起，旧有的等级与礼乐制度受到冲击，诸侯挟天子以令诸侯，陪臣执国命的现象比比皆是。在音乐消费上，各诸侯国不再满足于礼制的束缚。僭礼之举时有发生。向来“秉周礼”的鲁国也有“八佾舞于庭”之事发生。“代表地主阶级的卿大夫这样‘僭礼’。实质上就是夺取政治权利的一种表现。这对奴隶主贵族来说，是‘礼崩乐坏’，对新兴地主阶级来说，就是大兴礼乐来巩固封建统治。”新兴地主阶级的兴起及诸侯国的强大刺激了他们对新乐的消费需求。而这种新乐，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士人看来，它“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犹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礼记・乐记》)使人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止，“犹杂子女，不知父子”扰乱人伦。简言之，新声使人沉溺、堕落，进而加速周礼的衰落，加速“礼崩乐坏”的进程。

关于春秋礼崩乐坏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前人已多有论及，笔者在此只就具有新乐的诸侯国不尊周礼的特殊性做一简单分析。从历史记载上看，齐、楚、宋、卫的越礼似乎都情有可原。从姓氏上说，齐国姜姓，楚国芈姓，宋国子姓。他们或有功于周，或是周“兴灭国，继绝世”的产物。倘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来看，其不尊周礼也在情理之中。一些诸侯国特殊的国策或处境的特殊性也使他们对周礼的执行大打折扣。齐国“大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史记・齐太公世家》)，“简礼”之举表明了齐国对周礼一定程度的疏离。齐王与姑姊妹通奸、管仲设女闾正是这种疏离的外显。后来。管仲重新引入周礼，以礼治国，表现在音乐上有令孔予三月不知肉味，并称之为“尽善尽美”的《韶》乐。可以说，孔子时的齐国，有非“礼”之乐，也有守“礼”之乐。周灭商后，封商贵族微子的后代于宋，宋国本是殷商后裔，自然继承殷商旧俗，其音充满殷商的之音也不足为怪。卫国虽然属于姬姓国。但亦有其特殊性。《左传・定公四年》叙述康叔分封到卫地时称，分给他“殷民七族”，并命令他“皆名以商政，疆以周索”。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中说：“居殷故地，因其风俗，开用其政。”卫地为商代文化的中心，又有大量的殷商遗民，并且还沿袭殷商旧俗。因此，音乐上也必定有殷商之乐。楚国也比较特殊。楚国为子爵，地位最低，经常为中原诸侯所鄙弃。被称为南蛮或荆蛮，甚至被视为仇敌，《小雅・采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孟子・滕文公上》称楚人许行为“南蛮舌之人”，蛮夷之地自然不通礼仪，其为声也可以理解。

站在维护周礼的角度审视，郑国的一些行为及“郑声”更反映了“礼崩乐坏”的严重性。前面提到的春秋时期拥有新乐的郑、卫、宋、齐、楚等诸侯国中，只有郑、卫是姬姓国。郑国的始祖郑桓公为周厉王之子，周宣王之弟，郑国开国三公都是周天子的司徒。据《周礼・地官司徒》，司徒主要“掌邦教”，有十二教，分别是以祀礼教敬、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以阴礼教亲、乐礼教和、以仪辨等、以俗教安、以刑教中、以誓教恤、以度教节、世事教能、以贤制爵、以庸制禄，又“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日六行，孝、友、睦、姻、任、恤。”郑与周既有君臣之分。又有兄弟之谊，还管礼仪之教。照此说来，无论是从“国”与“家”的角度，还是从本身的职官角度，郑都应遵守周之礼法。事实上，郑虽作为姬姓之国，司徒之职，并不那么守周礼：“其冢君侈骄，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国语・郑语》)郑庄公以天子卿士的身份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春秋一小霸。其间，郑曾与鲁，邾、齐为盟取周之地禾、许，曾败周王所率周、虢、卫、陈、蔡之师及戎师。桓公五年秋，周王以诸侯之师伐郑而败。桓公七年，郑庄公合齐卫之师伐周邑盟、向，周迁二邑之民，郑悉取其地。郑国子产铸刑书。实际上也是对周礼的破坏，故叔向批评说：“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左传・昭公六年》)由于礼制的破坏，以至于有郑祭仲之女

雍姬问其母亲“父与夫孰亲”这个问题时。其母有“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的回答(《左传桓公十五年》)。郑国的一系列举动都不符合儒家的行为标准，郑国的音乐又具有强大的冲击力，故而受到了儒家学派的抨击。

先有“礼”然后才有“礼崩”。其他国家白开始就无所谓礼(或礼不甚严)，也就无所谓违礼或“礼崩”。郑国在分封时没有这些特殊性，作为姬姓国，都应当遵守周之礼仪。郑之不守礼，更见礼崩乐坏的程度。在先秦哲学的人己关系中。向来就是先人后己，宽人严己。商汤的辅相伊尹对太甲说：“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尚书・伊训》)这种思想更为儒家所发扬。《论语》中，孔子要求强调“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卫灵公》)，“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颜渊》)，“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孔子重礼，对违礼行为深恶痛绝。郑国姬姓这一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孔子的“己”类，而非姬姓国则可以归为“他人”类。郑声无大雅之乐，郑国无兄弟、臣子之态，在“善则称人，过则称己”的原则下。孔子不斥“郑”声还能斥谁呢?“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不将齐宋楚之音而将郑声与雅乐相比，很显然含有对郑声的礼乐期待。

篇3

当郑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风靡各个诸侯国的时候，处在“礼崩乐坏”下的这个特殊环境又使它背负社会各个方面的压力。诸子百家对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当然，百家之中以儒、法、道三家为主体。三家之言虽各不相同，但在反对“郑声”的问题上却奇迹般地走到了一起。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也是目前文献记载中第一个提出“郑声”的人，孔子对“郑声”的评判直接影响到了后世儒家的音乐思想，他的“恶郑声之乱雅乐也”给我们留下了诸多思考的余地。

《论语・卫灵公》：“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佞人殆。”②（《论语正义》1985：622―624）当颜渊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的时候，孔子说道：用夏朝的历法（因为夏历是以正月为首，便于农业生产），使用商代的辂车（因为商代的车子朴质结实），戴周代的礼帽（因为周代的帽子华而不奢，彰显礼仪），乐则用《韶》、《武》（因为《韶》、《武》之乐以“和”为贵）……后面之所以提出“郑声”，是将“郑声”作为“乐”的一个对立面而提出来的，而这里之所以肯定“乐”而否定“郑声”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为邦”。

《论语・阳货》：“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③（《论语正义》1985：697）这三个“恶”看起来好像三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是，孔子并非是空穴来风，一时兴起所言，而是这三种“恶”的事实在当时已经发生过了。

1.恶紫之夺朱也

《集解》：“孔曰：‘朱，正色；紫，间色之好色。恶其邪好而夺正色。’”④（《论语注疏》1980：2525）先秦时代对于颜色的使用有着严格的要求，特别是在上层社会之中尤为明显。夏人以黑色为正色，商人以白色为正色，周人以红色为正色，《礼记・檀弓》：“夏后世尚\……殷人尚白……周人尚赤”⑤。（《礼记正义》1980：1276）周人的正色，我们也可称之为“雅色”，其附在衣服、帽子等物品上，是一种礼仪和等级的象征。《说文》：“朱，赤心木，松柏属，从木，一在其中。”段注：“朱本木名，引申假借为纯赤之字。”⑥（《说文解字》1998：248）可见“朱”字原意并非“赤”之意。而所谓的紫――“间色”又为何物？许慎《说文》：“紫，帛青赤色。”段注：“青，当作黑……火畏于水，以赤入于黑，故北方间色，紫也。”⑦（《说文解字》1998：651）则紫当为红黑相间是也。具体来讲，何以言“朱，正色；紫，间色”？《正义》道：“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赤是朱，居南方之正，故为正色也。紫为间色者，《乡党》皇疏引颖子严云：‘北方水，水色黑，水克火，火色赤。以黑加赤，故为紫，紫为北方间也。”⑧（《论语正义》1985：697）又何以言“紫之夺朱也”？《正义》又道：“《释名・释采帛》：‘紫，疵也，非正色也，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是紫为间色，以黑加赤，稍有赤，故与朱乱也。”⑨（《论语正义》1985：698）所以，“紫”因黑加赤而与“朱”相似而不同，易蛊惑人心，使人混淆，易夺正色之位，故孔子言“恶紫之夺朱也”。

此外，孔子之所以“恶紫之夺朱也”，也跟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紫”夺“朱”的现象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礼记・郊特牲》道：“台门而旅树，反坫，绣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礼也。”⑩（《论语正义》1985：698）“朱衣”本应是天子所穿之衣，大夫按礼节是不能穿的，穿之，则是僭礼的表现。而“礼崩”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服饰颜色的变化，《正义》引《困学纪闻》道：“周衰，诸侯服紫。”{11}（《论语正义》1985：698）其中，齐国服紫服的现象尤为严重，全国上下皆喜欢紫衣，《韩非子》：“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一紫。”{12}（《韩非子》1997：106）《管子》中亦有对此事的记载。《正义》又引《乡党图考》：“浑良夫紫衣，僭君服。”{13}（《论语正义》1985：698）……所以，从服饰的颜色上来看，当时的人们喜紫甚于喜朱，朱色正色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故孔子深恶此种情况，实际上还是恶“礼崩”的社会现象。

此外，从“冠礼”颜色的使用上来看，亦是这种情况。第一个打破了冠礼，用配以紫色的穗带加冠的人是鲁桓公，《礼记・玉藻》：“始冠缁布冠，自诸侯下达，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组缨，天子之冠也。缁布冠缋q，诸侯之冠也。”{14}（《礼记正义》1980：1476）所谓的“缋q”是指彩色的穗带。而“玄冠紫q，自鲁桓公始也。”{15}（《礼记正义》1980：1477）鲁桓公的做法已经僭礼了。

所以，从春秋之初起，“礼崩”的迹象已经很明显，孔子之所以“恶紫之夺朱也”，因为其痛心周公当初所定之礼已经不存在了，无法忍受“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以下犯上的社会现实。

2.恶郑声之乱雅乐也

何注：“包曰：‘郑声，声之哀者，恶其夺雅乐。’”{16}（《论语正义》1985：697）关于“郑”、“雅”本义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前人已多有论及，笔者这里着重谈一下孔子是否为提出“郑声”的第一人，因为此问题可以直接见证“郑声乱雅”的历史渊源。

查遍所有先秦文献，第一个首先明确提出“郑声”的人是孔子，但在历史上是不是孔子一个提出的呢？我们不得而知，但笔者个人认为可能不是，何以言之？原因有：

⑴既然孔子在当时已经提出“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说明至少在当时，“郑声乱雅乐”的社会现象已经存在。但是，这种社会现象的产生，可能还要远远早于孔子所处的年代，只不过这种情况到了孔子时代，已经是甚为严重、甚为普遍了，所以，孔子提出这样的说法并非是一时兴起之言。但是我们查遍所有先秦文献，发现在孔子之前，并未有提及“郑声”者，这是为什么？原因可能是：由于当时记载工具的匮乏，除了特别显赫的贵族的言行之外，一般人的言行并不能被及时记下来，即使是孔子这样的“圣人”，其言行也是后人整理出来的，更不用说其他人了。

⑵这里的“郑声”是在一定地理范围基础上的狭义的郑声，特指郑国当时新兴的民间音乐。然而，孔子既然要提出“郑声”这一词的话，首先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么“耳濡”过“郑声”，要么“目染”过“郑声”。但是，我们翻开“孔子年表”{17}（《孔子传》2002：120―122）看一下的话，可以清晰地意识到：孔子一生根本就没有到过郑国。孔子从三十六岁起（鲁昭公二十六年）到七十二岁卒（鲁哀公十六年），曾经到过陈、蔡、卫、齐、匡、曹、宋，之前根本没有离开过鲁国。所以，孔子亲历目睹过其所谓的乱雅乐的“郑声”是不太可能的。也许有人会说孔子不一定非得在郑国才可以见到“郑声”，在其他国亦可以见到。诚然，春秋时期战争颇多，郑国的艺人可以因为战争的逼迫或者因为其它原因而逃入别国，但是我们这里提到的是“乱雅”的“郑声”，也就是有机会进入宫廷的郑国的音乐。只有这种现象让孔子看到了他才会有“恶郑声之乱雅乐也”的感慨。由于这里谈的是孔子所谓的“郑声”，所以，郑声的概念还没有泛化，仅指郑国的音乐。所以，同类性质的它国音乐则不是其“目染”过的“郑声”，“郑声”一词也许出自他人之口，只不过没有被记载下来罢了。

⑶在孔子之前，已经有了“新声”、“中声”、“声”的概念，像《国语・晋语八》、《左传・昭公元年》中都有提及，但是却没有具体到特指某一国的“声”，只有《论衡・谴告》：“秦穆公好乐，华阳后为之不听郑卫之音”{18}（《论衡》1974：225），说明“郑卫之音”在孔子之前早已有之，“郑声”一词可能也不会晚于此时。“郑声”也许是早已有之，孔子只不过是引别人的话而已，并不一定是自己所创。

⑷我们看一下春秋战国时期的地图就可以发现，卫国和鲁国接壤，相对于郑国来说，卫国更容易影响鲁国，从而影响孔子的机率会更大一些。历史上常常将“郑卫之音”放在一起连用，说明郑卫两国音乐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很大的相似性，而孔子为什么不“恶卫声”而独恶“郑声”？“郑声乱雅”的现象已经是早已存在，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论衡・谴告》中的记载外，《史记・楚世家》中亦有关于楚庄王：“好乐，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19}（《史记》1982：1700）的记载。诸侯们不喜欢听雅乐而对“郑声”情有独钟，作为一国之君，崇郑斥雅实在是有违周公当初制礼作乐之意。故而，孔子对此乱雅之“郑声”亦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这些都是在孔子时代之前的有关“郑声乱雅”的文献记载，孔子时代的“郑声乱雅”的情况就更多了，像《左传》、《乐记》中有很多关于此的记载，所以，“郑声乱雅”是由来已久之事，可能会上溯到西周末年。孔子“恶郑声”可能会跟郑声的“”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郑声乱雅”。“郑声乱雅”不仅仅是人们审美意识的转变，更重要的是社会等级伦理秩序的崩溃，孔子“恶郑声”主要是恶其毁坏原有上下尊卑有序的社会秩序。所以，从“为邦”的意义上来讲，“乱雅”就意味着从政治层面上否定原有的社会制度，打破原有的用乐制度，这是孔子所不能忍受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乐坏”的一种表现。

3.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何注：“孔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实，苟能悦媚时君，倾覆国家。’”{20}（《论语正义》1985：697）刘宝楠对此释道“‘多言少实’，是其言不由衷，但务为悦媚而已。”{21}（《论语正义》1985：698）然“利口”者何？《说文》：“利，也。刀和然后利，从刀，和省。”段注：“者，a属。引申为利字，利引申为凡利害之利。”{22}（《说文解字》1998：178）所以，“利”之原意当为锋利则明矣。而“利口”者则是“疾时利口，多言少实也。”{23}（《论语正义》1985：698）即嘴如利刀、言多实少之人。孔子说这句话的时候，可知利口之人覆邦之事亦是早已有之：周幽王听信妇人之言，费掉申后和太子宜臼，结果引来了申侯的不满，申侯联合犬戎，灭了西周，这就是历史著名的“五胡乱华”事件；楚平王听信奸臣费无忌之言，残害忠良伍奢，结果引来其子伍子胥于公元506年的伐楚之战，差点吞没楚国，且使楚平王受鞭尸之辱；夫差听信太宰褐言，没有杀死越王勾践，结果二十年后引来灭国之灾……像这样的逆臣误国之事举不胜举。《正义》又引《中论》道：“且利口者，心足以见小数，言足以尽巧辞，给足以应切问，难足以断俗疑，然而好说而不倦，喋喋如也。夫类族辨物之士者寡，而愚闻不达之人者多，熟知其非乎？此其所以无用而不见废也，至贱而不见遣也。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乱名改作者杀之；行僻而坚，言伪而辨，记丑而博，顺而非泽者亦杀之。为其疑众惑民，而溃乱至道也。孔子曰：‘巧言乱德’，‘恶似而非者也’。”{24}（《论语正义》1985：698）一个国家因为一些利口之人而倾覆，实在是令人痛恨和惋惜，作为君子的孔子岂能不憎恶此等小人？孔子不但提出了“恶利口之覆家邦者”的言论，而且也实践了自己的言论，孔子斩少正卯就是其实践的典范。《史记・孔子世家》：“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25}《史记》1982：1917），《正义》对此也有经典的评述。{26}

分析完以上“三恶”的具体所指之后，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孔子将此“三恶”放在一起，并非是随意之言，而是有一定寓意的。“三恶”所反映的正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紫之夺朱也”反映的是“礼崩”的社会现实；“郑声之乱雅乐也”反映的是“乐坏”的社会现实；而“礼崩乐坏”之时就很容易给“利口”者以可乘之机，使其蛊民惑众，倾家覆邦。所以，此三者并非三句毫无相关的独立的话语，而是联系紧密、相互影响，共同浓缩为一个严密的整体，集中反映了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

同时，将此“三恶”与《论语・卫灵公》中的“颜渊问为邦”作比较就可以发现：两者关系亦甚为密切。

前者提到的“服周之冕”，后者提到“恶紫之夺朱也”，何为“冕”？何注：‘包曰：冕，礼冠。周之礼文而备，取其W纩塞耳，不任视听。”{27}（《论语正义》1985：623）也就是“冠周之礼”。而历史上第一个以紫色之穗为冠之穗者乃鲁桓公，此法已经违背了诸侯本应冠“缋q”之穗带的规定，出现了紫夺朱的不合理现象。孔子认为周之冕华而不奢，彰显礼法，但是如果在“周冕”之上做手脚，使之不合礼法，孔子当然要恶。

前面提到的“郑声”、“放郑声”，后者提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当然，孔子没有说“郑声”具体“”在什么地方了，为什么“”，后世对“”的解释也是颇多。笔者这里不再多谈。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相对于“和”、相对于“中”而提出的，所谓的“声”也是相对于“中声”、“和声”――雅乐而提出的，正是因为“郑声”，所以，孔子要“放郑声”，正是因为其骄奢逸，蛊惑人心，以致乱“雅”，所以孔子要“恶郑声”。孔子“恶郑声”不仅仅因为其“”，更主要的是因为其“乱雅”，两者是密不可分的。“郑声乱雅”主要是其在政治地位上“乱雅”，以邪取正，以下取上。所以，后一句似乎是对前一句的具体解释。

前面提到“远佞人”、“佞人殆”，后者提到“恶利口之覆家邦者也”，何为“佞人”？《正义》曰：“……佞人与贤者同，是其能惑人也。”又曰：“‘利口’即‘佞人’，二者皆似是而非，故易惑人也。”{28}（《论语正义》1985：625）所以，“佞人”就是“利口”之小人。历史上“佞人”误国之事举不胜举，只有“远佞人”，国家方可稳定；只有“恶”利口之人，家邦方可繁兴。同时，“佞人”、“利口”之人，在孔子眼中一个共同的形象就是少正卯。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过此人，孔子之所以斩了少正卯就是因为其是“利口”之“佞人”，孔子深恶这种人。

总之，根据以上分析，笔者个人认为这两句话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似乎应该是放在同一个场合、同一个环境中的两句话，也就是说，这两句话也许应该是前后相衔接的两句话。“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佞人殆。”之后应该是“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中两者之所以出现在不同的篇幅之中，可能是因为后人在整理的时候将其顺序打乱了，致使二者分开。孟子是继孔子之后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对孔子的思想的理解可谓是最为精辟，对其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可谓是不遗余力，谈到对此问题解释的时候，其言：“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29}（《孟子》1980：2780），这段话也可以说明孔子将此“三恶”放在了一起寓意何为？

“三恶”已经存在的社会现象用四个字概括出来就是“礼崩乐坏”，孔子之所以“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其出发点仍是“为邦”。礼乐是兴邦建国的重要手段，此举与《论语・卫灵公》中的“颜渊问为邦”是一个道理，一个出发点，共同的出发点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两者之间的前后衔接的关系。

此外，《论语》之中只有这两处提到了“郑声”，而其它篇则没有，除去内在的逻辑关系之外，这种奇怪的篇目现象似乎也可以说明两者之间的前后衔接性。

所以，当我们分析孔子“恶郑声之乱雅乐也”的时候，如果深入分析“三恶”的内在联系及其以上两者关系，则对此问题的认识将更加深刻。

①李方元.周代宫廷雅乐与郑声[J].音乐探索,1991,1.

②刘宝楠.十三经清人注疏•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5,18:622-624.

③刘宝楠.十三经清人注疏•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5,20:697.

④何晏(注)､邢m(疏).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17:2525.

⑤郑玄(注)､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6:1276.

⑥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D].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248.

⑦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D].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651.

⑧{16}{20}刘宝楠.十三经清人注疏•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5,20:697.

⑨⑩{11}{13}{21}{23}{24}刘宝楠.十三经清人注疏•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5,20:698.

{12}韩非(著)､秦惠彬(校点)韩非子[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11:106.

{14}郑玄(注)､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29:1476.

{15}郑玄(注)､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29:1477.

{17}钱穆.孔子传[M].北京:三联书店,2002:120―122.

{18}王充.论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14:225.

{19}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40:1700.

{22}许慎(撰)､段玉裁(注)[D].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178.

{2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47:1917.

{26}详参刘宝楠.十三经清人注疏•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5,18:625.

{27}刘宝楠.十三经清人注疏•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5,18:623.

{28}刘宝楠.十三经清人注疏•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5,18: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