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乡酒范文
时间:2023-03-16 12: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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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苏轼;思乡怀人;登高词
一、怀恋爱人
在怀人的范畴中,爱情是最常被词人吟咏的主题。尽管苏轼词被人提及最多的便是其豪迈雄壮的风格,与表达爱情之词的柔婉缠绵截然不同,然而经过对苏轼词作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他的登高词创作中,男女间柔婉的思恋之情同样是他表达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其这一类登高怀人的作品中既有思妇怀人,又有游子思妇。
苏轼的思恋类登高词有《沁园春》、《蝶恋花・春事阑珊芳草歇》、《如梦令・题淮山楼》和《一斛珠》等。其中,《沁园春》一词,呈现出与其主体风格明显的不同之处:此词的创作风格柔情婉转,与柳永的作风非常相近,是苏轼词中少见的婉约类作品。《沁园春》突出的特点便是,以铺叙的手法来诉说相思。上片中所写的全是主人公单方的相思情况。而到了下片作者将描写的角度和方位进行变换,既写主人公,又写所思之人,将男女双方的感情进行合写,空间的间隔也阻止不了他们间共有的相思情怀,使思情更浓。而“凝眸。悔上层楼。谩惹起、新愁压旧愁”则承上启下,将新愁与旧愁交织在了一起。“悔上层楼”是苏轼的登高词中少见的对登高行为的否定,表现出了词人当时内心情感的纠葛纷结。词人的将相思之情具体表现在了登楼望远的行动中,其目的是借此得到悲情伤感的宣泄或补偿,但事与愿违,登高望远中反而使词人产生更强烈的思情,因此不禁发出了这样的喟叹。此词中虽反复地说“相思”,却并没让人觉得单调乏味。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艺术效果,是因为作者在善于铺叙的同时加入了自己真切的体验。这首词,婉转言情,在东坡词中可以说是别具一格。
《一斛珠》一词中,我们在词作的开头并不能看出其登高的情状,直到句末的“目断西楼燕”一句的交代,才让我们明白此词是苏轼身居高楼之上而发出的相思之情。上片中通过“垂杨”、“红楼”、“小池”等景物的描写将其遥思传达给了读者。而下片中“关山有限情无限”一句将词人的深重思情直接地抒写出来,“为说相思,目断西楼燕”则明确地表达了此次登楼的目的,那就是在登高远望的过程中来传递词人的相思之情。词作将苏轼对爱人一往情深的思恋注入了字里行间,令人读来回味无穷。而全词情景交融的布局,构成了一种回环美。
而《如梦令・题淮山楼》一词,表面上看来短小精干,却能将词人的相思之情表现地淋漓尽致。“举手揖吴云”描绘出了词人所居之处的高远,“人与暮天俱远”则点明了所思之人与词人距离之遥远,“魂断。魂断”表明了词人的思念之深,以至于连魂都被这思念带走了。而与这“魂断”形成强烈对照的“后夜松江月满”更增添了词人月圆人不圆的怅恨,使这份相思之情更加苦寂。我们知道,北宋前期的登望情结,多由男女间的别情离思主导。苏轼的登高词中虽然也表现了这种男女间的别情离思,但在他的词作中却摒除了表面上为别离之状而故写离情别绪的低层趣味,而是表达了自身内心的真切感受,使他的登高思恋之词中流泻出真实而深刻的情调。
二、思念挚友
男女之间的别离,使人生具有了心酸与伤感,而友朋之间的别离,也会令人感到惆怅。于是属于友朋之间的思念之情,也在苏轼的登高词中酝酿。苏轼的登高词中,表现思念友朋的词作也占到了一定的比例。
《西江月・重九》一词表达的是苏轼于重九日在栖霞楼登高之际对友人徐君猷的怀念之情。点点楼头细雨。重重江外平湖。当年戏马会东徐。今曰凄凉南浦。莫恨黄花未吐。且教红粉相扶。酒阐不必看茱萸。抚养人间今古。苏轼曾在其词作《醉蓬莱・重九上君猷》一词的词序中这样写道:“余谪居黄,三见重九,每岁与太守徐君猷会于栖霞。”《西江月・重九》一词的所作时间又逢重九,苏轼依旧登上栖霞楼与宾客同欢共饮,登高赏菊,但此时被黄州人尊敬万分、与自己亲密无间、年年重九登高相会的“遗爱守”徐君猷却已经离别黄州有四个多月的时间了。面对同样的节令与场景,与自己共饮的友人中却已缺少最相知、相契的那一位,心中难免会产生寂寞凄凉之感,而这种凄凉之感在词人登高远望的时空交契中变得更加浓烈。词作的上片便通过重阳登高所见之景来营造这种感伤氛围。词作开头两句将近景与远景作一结合,而接下来的三四句则将“当32年”与“现在”作对比,所渲染的却都是词人在友人离开之后的“凄凉”之感,这种渲染将词人对友人的思念之情从侧面表达了出来。词作的下片则宕开一笔,不再纠结于分离的痛苦而是抒写直面现实,走向旷达人生的超然。此词名为怀念徐君猷,但苏轼却借怀念友人之际抒发出自己登高远望而兴发的人生感慨。
除了以上词作外,苏轼的《桃源忆故人》和《西江月・平山堂》二词也都抒写了对友朋的怀念之情。前者是词人于登楼之际而作,后者于登山之时所写,但这两首词却同样都采用了回忆与现实对举、情与景相融的方法来表达自己对友人的深刻思念,同样都在词作中表达出了人生如梦的凄婉之感。
综观以上这些于登高望远之际而思念友人的词作,我们可以发现,尽管苏轼的这类词作中同样也充斥着凄凉悲语,但其总体的格调却是走向超迈,正如汤易水和周义敢在鉴赏《西江月・平山堂》时所说,作者写此类词“惯用浓墨粗笔,纵挑横抹,以超迈的韵格,显露出胸中浩怀逸气。
三、羁旅思乡
中国人历来就有故土情结,离开故乡的游子,在其登高远眺时更容易产生对故乡的怀念。而在苏轼的登高词中,之所以有如此浓郁的思乡情结,也与其大半生游子的身份有关。苏轼一生中屡遭贬谪,羁旅行役是其仕途生活中的常见状态,当其处境艰辛、心灵受到严重打击或遭遇重大挫折时,那种思乡的情怀便更加难以遏制,而当其处于异地登高望远之际所望见的景物不再是自己所熟悉的时,那一种累积郁结的浓厚乡愁便会迸发而出,谱成一闺阙动人的词作。有时苏轼对思乡之情的表达并不是通过发出沉痛的哀吟之声,而只是默默地在高处站着,凝望远方,寂然不语。
《满江红》中便描绘出词人伫立于黄鹤楼头遥思故园的景象: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君是南山遗爱守,我是剑外思归客。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借着言语吐露悲感,是发泄情绪的一种途径,但是默默承受自己所独有的思乡情感,让失落之感沉潜于内心之中,却是精神上的回归。登高望远所引发的乡愁是痛苦的,但却又是苏轼必须去承受的真实人生,因此,苏轼在其登高望远时所呈现的形象,并不凭借登高这一行为活动来逃避怀乡羁旅的苦痛,而是将内心的对于故土的牵挂倾泻出来,进而达到精神上的超脱之感。
如苏轼的思乡之作《望江南・超然台作》便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出作者的洒脱个性: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词的上片写了登上超然台远望中看到的密州春景。一片盎然的春意笼罩着整座城池。下片抒写了因为寒食节的到来而牵动的思乡之情。作者酒醒后忆起家乡,然而却不得归,于是只好在大好的春色中品茶、吟诗、赏酒,从而缓解心中的乡情。在苏轼的登高词中,思人与怀乡都是其在人生阶段中与所想之人远隔千里或自我遭遇困境时,借着创作来体现内心的情致,将虽难言尽而试着去表白的思念心理状态呈现出来。这种人类共有的恋旧情感时常进入苏轼的心灵思维之中,因此我们可以在苏轼的登高词作中拾取到他怀思的咏叹。
【参考文献】
[1]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M].中华书局,2007.
篇2
孟德斯鸠是18世纪法国着名的启蒙思想家、社会学家和法学家,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先驱之一。孟德斯鸠于1734年发表的《论法的精神》一书,凝结了其一生的心血,是历史上少有的一部长篇法学巨着,蕴含着丰富的法律思想。自此,对孟德斯鸠在该书中所阐述的法律思想的研究,成为法学学者们的重要任务。本文试图对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所阐述的民法思想略加论述。
一 公民关系:民法调整之对象
对于法律的含义,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的开头就提出关于法的一般性定义:“从最大限度的广义上说,法是源于客观事物性质的必然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推断,所有的存在物都有属于自己的法;上帝有他的法;物质世界有它的法;高于人类的‘先知圣人们’有着他们的法;兽类也有自己的法;人类拥有他们的法。”[1]孟德斯鸠认为,人类受各种各样的法律的支配。他将法律分为三类:自然法、神为法和人为法。自然法是永恒的公道关系,是先于各种人为法而存在的规律。
在人类规律创设之前,人类处于一种自然状态,自然法就是人类在自然状态下所接受并遵循的一种规律。自然法不是渊源于人类的理性,而是渊源于人类的自然本性。自然法的原则有四条,即和平、寻求食物、相互爱慕和希望过社会生活的原则。在自然状态下,人们的生活和幸福是没有保障的,这种状况使建立社会成为必要。神为法是宗教方面的法律,具体来说就是宗教教义和寺院法规。人为法是人制定的法律,是为了摆脱战争的状态,用于调整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法律。因为“人类一旦置身于社会,软弱的情感便荡然无存;原本存在于人们之间的平等也随之消失,于是战争状态便开始了。这种战争状态促使人们之间建立法律”[2]。人为法包括国际公法、政治法、民法等。国际公法用于协调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孟德斯鸠认为:“我们如此巨大的地球上的居民中必然有着不同民族。这个星球上的居民之中也有着法律,这就是国际公法。”[1]10政治法是协调国家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的法律,以国家利益的保全为目的。民法是协调国家一切公民间关系的法律,孟德斯鸠认为:“所有的公民之间的关系中也有法律,这便是民法。”[1]10可见,在孟德斯鸠看来,民法调整的是公民与公民之间关系的法律。当然,孟德斯鸠所说的公民与当代宪法上所说的公民的含义是不同的。孟德斯鸠所说的公民,强调的是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平等关系,这可以从其关于政治法的论述中推断出来,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的法律是政治法”;此外,从其关于国际法的论述中也可以验证本文的这一论断,即“人类受各种各样的法律支配,……有国际法,也可以把这一法律看做是世界民事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国家就是一个公民”[1]555。而当代宪法所说的公民,则是相对国家来说的,是一个与国家相对应的范畴。所以,我们可以将孟德斯鸠所说的公民翻译为当代民法的语言———私人。民法调整公民之间的关系,而公民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广泛的,其中主要有土地所有权关系、商业贸易关系、婚姻家庭关系、继承关系、契约关系等。
对于民法与政治法的关系,孟德斯鸠认为,民法的主旨在于使人类获得财产,政治法的主旨在于使人类获得公民自由。他认为:“人类放弃了他们天赋的独立权而要生活在政治性法律之下,那么人类也就放弃了天赋的财产共享而要生活在民法的约束之下。政治性法律使人类获得了自由,而民事法律使人类获得了所有权。……自由的法律仅仅是国家实施统治的法律,因此凡是应该用有关所有权的法律裁决的东西均不能用自由的法律来裁决”。[1]570孟德斯鸠非常强调对公民利益的保护,他认为,当“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时,公共利益决不能通过政治的法律和规定来剥夺私人的利益,或者是削减最微小一部分的私人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应严格地遵循民事法,而民事法就是所有权的保护神。当公家需要某一个人的财产时,决不能利用政治法行事,而使用民法则能获得成功。在民法那母亲般的眼里,每一个个人都被认做是国家本身,公共的利益永远是每个公民永恒不变所享的民法所赋予的所有权”[1]571-572。
二 本国国情:民法制定之依据
民法作为人为法的组成部分,是人们制定的,但人们在制定法律时,不是任意的,而是应以国情为依据,同本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他写道:“一般意义上说,作为支配地球上所有人民的法律是人类的伦理所在;每个国家的政治法和民事法应该是在特殊情况下而适当地运用这一人类的伦理”,“这些法律是为某国人民而制定的,所以理应十分贴切地适合于该国民众;如果这些法律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那只是极其偶然的事”,“法律必须同业已建立或将要建立的政体的性质及原则相吻合;无论这些法律是为其构成政体而制定的政治法,还是为了维护其政体而制定的民事法”[1]11。按照孟德斯鸠的理解,本国的国情包括政治制度、国家的地理条件、居民的生活方式、人口、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等。他认为:“法律应该与国家的自然状态产生联系;与气候的冷、热、温和宜人相关;与土壤的品质、位置和面积有关;与诸如农夫、猎人或者牧民等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法律必须与政体所能承受的自由度相适应;还要与居民的宗教、性僻、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以及言谈举止发生关系。最终,法律条款之间也有内在的关系,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渊源所在,其中包含立法者的主旨以及制定法律所产生的基础性秩序的关联。应该通过这些所有的观点仔细考察法律。这些关系和观点的综合便构成了所谓‘法的精神’。”[1]12
孟德斯鸠首先考察了政治制度与民法的关系,他将政体分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他认为:“共和政体就是全体人民或部分人民拥有最高权力的体制;君主政体意味着只有一个人统治国家,只不过遵循业已建立和确定的法律;至于专制政体非但毫无法律与规章,而且由独自一人按照自己的意志以及变化无常的情绪领导国家的一切。”[1]13可见,在孟德斯鸠看来,民法与政治制度是有密切关系的,不同的政治制度,民法存在的空间是不一样的。在专制政体的体制下,是很少有民事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因为所有的土地都属于君主,所以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法规。因为君主有继承一切财产的权利,所以也没有关于遗产的民事法规。有些专制国家的君主垄断贸易,这就使所有的商务法规形同虚设。在这些国家里,人们通常与女奴通婚,所以几乎没有关于奁产或妻子利益的有关民事法规。……所以当旅行家向我们描述专制主义统治的国家时,极少谈及民法”[1]87。君主政体虽然是由一个人统治国家,但必须遵循业已建立和确定的法律,故君主政体的法律则比专制政体的法律要复杂得多,“因此,在我们这样的欧洲国家里,财产所有权分为:夫妻双方的‘私有财产’、‘共有财产’或‘继承取得的财产’……每一种财产归属关系都设有相应的特殊法规,财产的归属都必须遵循这些法规”[1]86。共和政体就是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的核心在于平等。因此,在共和政体下,包括民法在内的所有法律的第一要务是维护平等,所以,在共和政体的体制下,民法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如果要维护平等的话,对于妇女的嫁妆,对于赠与、继承、遗嘱,总之,包括所有契约的方式都应该制定其规章。”[1]53。
此外,孟德斯鸠还考察了人们的谋生方式与民法的关系。他认为,法律与个民族的谋生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个从事商务和航海的民族比一个仅限于耕种土地的民族需要更广泛的法律知识。从事农业的民族比那些以放牧为生的民族需要更多的法律知识。从事放牧的民族要比狩猎为生的民族需要的法律知识要多得多”[1]325。孟德斯鸠同时认为,一个民族民事法规的多少与该民族的土地分配情况有密切关系,“非务农民族之间由于居住在没有明确界限的土地上,所以大量的问题要按照国际法处理,而很少用民法处理。主要由于土地的分配,使民法的内容增加。在那些不实行土地分配的民族,民事法规很少”[1]327。孟德斯鸠还认为,耕种土地需要使用货币,而使用货币则需要民法,当“一个民族不懂得使用货币时,就几乎只知道暴力引起的不公平,于是懦弱的人们联合起来反抗。这种民族几乎只有通过政治途径才能解决纠纷,但是,在使用了货币的民族,就会出现因狡诈引起的不公平,人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手法造成这些不公平,因此就不能没有好的民法”[1]329。孟德斯鸠认为,气候与民法也有较密切的关系,“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人们有不同的需要,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各种类型的法律”[1]274,而“当某种气候的自然力量违背了两性的自然规律和人的智力规律的时候,立法者就要制定民法去战胜气候的这种属性,恢复固有的规律”[1]309。
孟德斯鸠非常重视法律的制定,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他辟专章用较多的篇幅来论述法律的制定方式和技术问题。这些论述虽然不是专门针对民法而言,但对民事法的制定来说,无疑是适用的。孟德斯鸠首先指出,“立法者的精神应该是适中稳重”[1]667,立法者应该关注立法的技术问题,“那些有足够的天赋给自己的民族或给另一个民族制定法律的人,必须对这些法律的形成方式给以一定的关注”[1]667。孟德斯鸠认为:“法律的文体应该是简明的,《十二铜表法》是精确严谨的样板,孩子们都能把它铭记背诵,可是,查士丁尼的《新法》则非常繁冗拗口,所以必须加以删节。”[1]677要做到法律文体的精简,首先要求立法者具有全面的眼光,能概括任何事物而不拘泥于事物的细节,不要事事立法;其次是当不必要时,最好不要用例外、限制条件和修饰词句,“因为有了这样的细节就要有新的细节”[1]679。法律是要大家遵守的,不是一种逻辑艺术,所以法律不应该是深奥的,“因为它是为具有一般理解力的人制定。它不应该是一种逻辑艺术,而应该是一位家庭父亲的简单推理”[1]679。为了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孟德斯鸠认为,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就不要改变法律。如果毫无必要地废除业已存在的法律,就会使人民陷于因这些法律的改变而导致的混乱之中,有损法律的尊严。
三 平等、自由:民法之理念
篇3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企业工会;思维导向
思想政治工作思维导向在企业政工管理中很重要。当前,很多企业员工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发生了新的变化,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没有正确的思想政治工作思维方式和思维导向,就难以有较好的政工工作成效。科学良好的思想政治工作思维导向,直接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前瞻性、全局性和科学性。我们要正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的实质,运用科学的思想政治工作思维导向,创新工作思路,解决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领域的实际问题。
一、藉以正视思想政治工作思维导向的政工问题
在新的发展形势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往往存在以下一些政工问题。一是,部分企业长期积累下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充分显露出来,员工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思想困惑和心理压力,思想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日益增多;二是,个别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减弱,思想政治工作得不到重视;三是,随着市场化进一步深入,很多企业融入市场经济的大循环中,市场经济的趋利性更易滋生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造成部分人的期望值与现实生活较大落差,心理失衡,给员工思想带来了消极影响,不利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四是,企业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时采用的一些工作经验、方法和手段,与目前的新形势已不适应,使思想政治工作没有很好地落实到企业员工。
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思维导向的方法和路径
思维导向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取得突破和发展,保持生机和活力的主要手段。面对新形势新情况,企业政工管理工作必须在内容、方式、意识等方面努力进行创新和改进,坚持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良好思维导向。
1.坚持“能力提升”的思维导向,提升思想政治工作水平
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是人才培养和素质提高的重要途径之一。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终极是人才竞争。全面提高员工整体素质,是关系到企业发展的一项全面性战略性任务,是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员工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就要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义,我们要加强和改进员工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努力提高员工的思想政治素质,引导他们弘扬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有效激发员工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主人翁精神;我们要坚持思想道德和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员工养成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大力提倡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积极奉献社会的职业风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不断提升企业形象;我们要坚持把做好员工思想工作与帮助员工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既讲道理又办好事办实事,既以理服人又以情感人,多做化解矛盾、理顺情绪、协调关系、凝心聚力、调动积极因素的工作,千方百计帮助困难员工解决实际问题,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2.坚持“融入亲和”的思维导向,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作用
“亲和力”是一种极具“贴心服务”的工作思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强化和技巧运用,以增强员工归属感。政工管理要正确处理好维护企业的整体利益与维护员工具体利益的关系,在服从服务好改革、发展和稳定大局前提下,在维护保障好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基础上,切实维护好员工的根本利益。我们要坚持“亲和”的思维导向,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和作用,在推进企业改革发展稳定,加强企业民主政治建设和思想政治建设,维护企业员工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企业健康协调发展。
3.坚持“借力文化”的思维导向,增大思想政治工作效能
思想政治工作需借力企业的文化建设。,没有优秀的企业文化作支撑,思想政治工作就难以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没有较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基础,就难以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员工队伍。面对体制改革出现的新形势、新任务的机遇与挑战,企业可强化企业文化建设思路,坚持“借力文化”的思维导向,增大思想政治工作效能。一是,推进员工文化事业发展,以企业文化促思想政治工作。我们要根据企业发展战略和奋斗目标,不断培育、提炼企业文化理念、企业精神,塑造企业形象,增强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二是,开展员工文化建设,提高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水平。我们要结合员工文化建设新课题,在广泛深入基层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本企业员工文化发展的长远规划,满足企业员工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和谐企业建设,陶冶员工情操,促进员工身心健康,不断增强企业的凝聚和向心力。
4.坚持“内强素质”的思维导向,提高思想政治工作质量
思想政治工作要面对新时期、新形势和新问题,企业要实现新突破、新发展,就必须大练内功、外树形象,切实加强企业自身建设,不断提高政工管理水平。一是要努力提高政工干部整体素质,以适应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需要,促进企业的不断发展;二是提高政策法律素质,善于用法律和政策来维护、保护员工的合法权益;三是提高思想道德素质,提高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提高文化艺术素质,以适应繁荣员工文化生活的需求;四是提高心理素质,随着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要以开阔的胸怀、宽容的态度、全新的理念面对前进中的困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五是时刻把员工的需要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第一信号,充分发挥政工管理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团结和组织员工围绕企业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多做贡献。
5.坚持“正确舆论”的思维导向,确保思想政治工作主航线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正确的宣传舆论导向,不断加强企业宣传工作,完善新闻宣传工作机制。运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宣传栏、图书室等宣传阵地,大力宣传国家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宣传企业的生产经营、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活动、推进集体合同制度、劳动争议调解、安全生产、困难员工帮扶工作的情况。企业要充分保证员工对企业的知情权,让员工解企业、信赖企业、支持企业、依靠企业,激发员工的创造力,为企业发展和稳定做出贡献。同时,要注重发掘、树立和宣传本单位员工队伍中的先进典型和个人,大力宣传工人先进典型,大力开展学习劳模精神、大力弘扬崇高品格的活动,用劳模精神和崇高品格引领员工、教育员工,使广大员工增强使命感,勤奋学习、努力工作,锐意进取,无私奉献,把自己培养成为企业认可、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从总体上说,要坚持“正确舆论”的思维导向,确保思想政治工作主航线。
三、结语
篇4
“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有猎枪”,这既是山里人的传统,更是山里人的性格。古往今来,好酒与猎枪,对于这里大山深处的农家来说,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就像耕种田地的犁锄一样必不可少。这里山大沟深野兽比较多,为了防止它们偶尔走出自己的地盘胡作非为,有必要一家备上猎枪一支,在适当的时候给予警告或者教训。好酒就不同了,在这里它已经和茶米油盐一样成为各家各户的必需品,既少不了更少不得,不然每顿饭就会缺了一点滋味,客人来了也体现不出山里人家的那份真情实意。
山里太潮湿,而且昼夜温差不小,喝谷酒吃辣椒成了山里人的共同爱好。辣椒可以去湿,谷酒可以活血,爱上这两样东西完全在情理之中。自己喝酒自家酿,要吃辣椒每年种,这没什么特别的,但山里人家“待客必须三样酒”这个规矩,确实就有些与外地不同了。如果要追根究底的话,只能说是古往今来,这里人们热情好客的传统使然。
我清楚记得小时候,我最喜欢家里有客从远方来。客人来了就有妈妈做的糯米甜酒喝,吃饭就会有腊肉,在那个生活困顿的年代,对于小小的我来说,喝上甜酒吃上腊肉,那是无比幸福的事情。不管当年条件如何艰苦,山里人家还是依靠勤劳的双手做到了“待客必须三样酒”:客人一进门,首先端上一大碗糯米甜酒冲鸡蛋,表示热情地欢迎;到了正餐,烫上一壶谷酒,端上香喷可口的腊肉,表示对客人的尊重;送客人走时,再倒上一杯生津止渴的杨梅酒,祝客人一路顺风,欢迎客人下次再来。
在农忙季节,老家几乎家家都酿甜酒,大家辛苦一天收工回来,甜酒中冲入清凉的深井泉水,喝上一两碗,顿觉疲劳消失,精神抖擞。村里每家每户都有一块上好水田用来种糯谷,虽然糯谷产量比较低,可没有一家会舍不得。
篇5
思念的这一头,是望着壁虎的男孩;思念的那一头,是已经不在人世的外婆。
说来可笑,男孩特别怕壁虎,因为他听说壁虎的尾巴会钻进人的耳朵里,把人变成聋子。于是每到夏天,男孩总是紧张。万分地盯着窗户边和墙壁拐角看,这时,外婆就会走过来轻声安慰他,说壁虎并不可怕,大文豪鲁迅先生还养过壁虎呢,先生把壁虎养在窗台上,每天用饭米粒喂它。外婆还会讲一些鬼故事,故事的开头总有一些恐怖,但越往下听M行就越好玩,Y面的妖魔鬼怪是那么的可郏踔劣行┤踔恰D泻⒕驮谶@有趣的故事中安然的入睡了。
那么多夏天的夜晚,是外婆用她嘏脑Z和慈祥的笑,一cc地化解了男孩心中的恐帧
男孩uuL大了,不再害怕壁虎,不再害怕妖魔鬼怪,甚至不再害怕死亡。外婆去世好年rg了,但男孩X得她]有x去,只是Q了一N方式黻P圩约骸C慨想起自己童年r的小,想起外婆v的那些可鄣墓适拢泻自一人l出牡奈⑿Α
篇6
一
何谓理性?
理性与反思、自我、逻辑、科学……等概念一样,都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但西方各种哲学流派对理性有着不同的理解,如古希腊的斯多葛派认为理性是神的属性与人的本性,将判断力视为真理和道德的共同源泉;柏拉图和斯宾诺莎的唯理论,从唯心和唯物的不同立场否定感觉经验,把理性看成认识和知识的唯一源泉;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从机械唯物论的视角抹杀生命现象与物质运动的质的差异,主张将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标准;康德试图弥合客观的理性和知性与主观的道德和审美两个世界的明显鸿沟,提出一种先验的道德宗教或道德哲学,将理性上升为融知性与感性为一的先天形式;黑格尔则从他的“绝对精神”世界观出发,将理性仅仅视为具体的、辩证的思维方法……尽管上述种种观点都出自鼎鼎大名的西方先哲;尽管他们对于哲学及理性的研究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尽管他们的理性观大抵也都是围绕着人类和人性展开的,但我认为他们都具有两个弱点:一是高高在上,脱离了广大民众;二是形而上学,脱离了现实生活。正如西班牙哲学家何·奥·加塞尔所说:“自笛卡尔以来的现代哲学是深深扎根于唯心主义之中的。这个哲学取向到了康德、黑格尔等人而达到极致;这种哲学跟生活是决然对立的,就像在生活的洪流中逆流而上。”(〔西〕何·奥·加塞尔《什么是哲学》,P88,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因此,无论他们的这些古典和近代的理性定义是什么,我都不感兴趣。
二
真正将西方的哲学和理性回归广大民众和现实生活的,是西方的现代哲学家(我们的传统哲学从未超越生活,自然无需回归),其中最深刻也最难懂的大约是海德格尔,最精辟又最通俗的则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理性定义就是自我。具体地说,就是:人人皆有本我,所谓本我,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天性、本能、七情六欲或感情,满足它们便是人生的根本动力。一个人,无论他生活在什么时代、什么文化或体制的社会,打着什么样的阶级或阶层的烙印,具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其一生的思想和行为,归根结底都离不开这一根本动力。用金岳霖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情求尽性。”
但人的天性、本能、七情六欲或感情千差万别——有的好色、有的好食;有的好动、有的好静;有的好权谋、有的好自由;有的好幻想、有的好实干……也就是说,秉性各异,人各有志。然而,人偏又是脱离了社会便无法生存的社会性动物,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如果人人皆按照自己的秉性和志趣率性而为,社会生活便乱了套,社会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为了规范或制约各不相同的“性”或“志”,社会便约定俗成出种种“超我”,来作为人们先验的或超验的精神权威——诸如上帝、天道、宗教、民族、国家、党派、伦理、道德、正义、良知、宪法、法律、公约、规则……等等,尽可能限制或制止那些妨碍他人或危害社会的“情求尽性”。也就是说,“情求尽性”必须以服从超我为前提。用金岳霖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用求得体”。超我便是“用求得体”的那个“体”。
超我并非像那些西方古典或近代的哲学家所以为的或宣扬的那么绝对,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它都是相对的和具体的,即除了人类共有的超我——如不得毁灭人类、不得从事危害人类的活动、必须为子孙后代着想……等等外,不同的人群——大至国家、民族,小至团体、家庭,又会根据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现实需求,形成各自不同的具体的超我。例如,美国的女子可以在公共场合着比基尼,阿拉伯世界的女子则必须将全身裹严到只露出眼睛方能上街,而爱尔兰西部海上的一个叫伊洛斯比格的岛上的农村社会,母亲“从来不也不会亲吻或拥抱自己的孩子”,甚至将给孩子哺乳也视为“下流的行为”(〔美〕L·H·詹达,K·E·哈梅尔:《人类性文化史》,P125,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8)。但即使是美国,也并非从来就允许女子在公共场合着比基尼的,在不到一个世纪之前,他们的女子也不允许在公共场合中胳膊和大腿。而且,就是在今天,也不是每个家庭都允许子女在公众场合下着比基尼的。换言之,超我是因文化、时代而异的。
这就意味着人人皆不得不在本我与超我或“性”与“体”的夹缝中生存,或者说,不得不在对立的两间走钢丝——若一味放纵本我,便会成为害群之马,受到社会的制裁;若一味服从超我,便会异化为丧失正常人性的工具人。因此,人生便意味着随时随地用理性在两间进行判断和权衡。那么,理性也就是自我,亦即“用求得体”。
金岳霖先生的“情求尽性,用求得体”(金岳霖:《论道》,P205,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八个字便概括了全部人生哲理。大抵也概括了理性的基本功能。
说穿了,理者,利也。理性者,用求得体也。
三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之所以会形成机械的唯物主义的理性观,无非是基于当时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理学和医学的突破性成果。他们的理性观之所以具有鲜明的无神论色彩,强调自爱和利己的原则,无非是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而与之毗邻的德国,由于资产阶级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思想方面都比较落后,所以,作为德国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康德,其理性哲学便充满先验论、二元论和不可知论的复杂矛盾,他反对机械唯物主义的理性观和理性的宗教,却又将理性上升到先验的、不可知的高度,并以这种形而上学的超验理性为基础,试图以唯心的道德宗教来取代世俗的理性宗教。同一时代的两个相邻的西方国家,理性观就如此不同。
从西方文明的源头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希腊半岛上的麦锡尼文明和古希腊文明,直到现今的整个西方文明世界,理性始终是个因文化而异,随时代而变动不居的概念。例如,西方文明早期的地中海文明时期,由于人口与资源矛盾的激化,对外贸易、掠夺和殖民,便成为全民生命攸关的最大的理性,因而,商人和强盗这两种职业就都成为极受人尊重的职业,而且没有什么区别。于是,史诗《奥德赛》中写道,国王涅斯托客气地问忒勒玛科斯:“你是商人还是强盗?”现在你还能向一位西方商人问同样的问题吗?
可见,根本不存在什么“绝对的”、“进入了内在性的高度”的“纯粹的理性世界”。一切理性都是相对的、具体的、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动不居的。归根结底,不过是应对不同的历史和地理环境的用求得体罢了。
四
但西方的文化毕竟还是大同小异,所以理性观的不同大体还属于相辅相成的范畴。而中国的文化则是与西方全然不同的异质文化,其理性观自然也与西方截然不同。
西方文化本质上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和个体私有制基础上的个体本位文化,为了规范和制约个体间的矛盾冲突,便形成法律、民主、宗教、国家等超我形式,来作为社会共同权威。西方的理性,无论怎样地变异,归根结底,无非也就是对于这些超我的自觉服从。中国文化本质上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和群体共有制基础上的伦理本位文化。由于直到近代之前,中国基本上不存在个体私有制,任何个体的情求尽性,都只能在满足或基本满足了他所属的那个群体的共有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而中国的群体,无论是血缘群体还是拟血缘群体,都是按照先生所谓的“差序格局”相互纠缠在一起的,用梁漱溟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与其为共的,视其伦理关系的亲疏厚薄为准,愈亲厚,愈要共,以次递减。同时亦要看这财产的大小,财产愈大,将愈为多数人之所共。”(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P81,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也就是说,中国人的公与私缺乏明确的边界,要想情求尽性,就必须先“共”而后私或假“共”而济私,自然无由形成西方式的法律、宗教、民主一类的超我,而只能以伦理道德为超我。更确切地说,就是以权衡和平衡形形的人际关系为超我。
中国人的情求尽性必须自觉服从这个关系学的超我,任何违犯这个超我的人,都会被视为害群之马;若沦为这个超我的奴隶或工具,则又难以情求尽性。因此,中国人也必须在情求尽性和关系学超我之间走钢丝。换言之,中国人的用求得体,就是在形形的关系网中进行权衡和维持平衡。就其功能或实质而言,与西方的理性并无二致,只不过由于文化的不同,我们从来不用“理性”这个概念,而称之为“中庸”。《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朱熹:《四书集注》,P25,岳麓书社,1987)中者,本我也;节者,超我也;中节者,自我也,亦即用求得体也。
也就是说,西方人所谓的理性或弗洛伊德所谓的自我,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中庸。
换言之,西方有西方的理性,中国有中国的理性。说中国人缺乏西方式的理性,可以。说中国人缺乏理性,则大谬。
五
当然,自我也好,中庸也好,就像是走钢丝,都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所以孔子在2500年前就说:“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民鲜久矣。”意思是:中庸是所有道德中最高级的道德,大家已是长久地缺乏它了。2500多年以来,似乎始终如此。尤其是近代以来,由于中西文化的冲突,致使旧的超我被打破,而新的超我又未能深入人心,就更是如此。也就是说,主张是一回事,能否做到则是另一回事。中庸作为“至德”是一种极高级的境界,古往今来,除了极少数文化精英能够身体力行外,芸芸众生连同他们的统治者是很难企及的。
中国人如此,西方人又何尝不是呢?若宏观地、历史地看,他们甚至还不如我们呢。
从中西的神话看,中国神话中的天神,无一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式人物:女娲不但造人,还替人补天、填地、息灾祸,甚至还为她的孩子们发明一种叫做“笙簧”的乐器;炎帝神农氏不但教人们种植,为了教大家用草药治病,还亲自“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炎帝的小女儿女娃,游于东海,不幸被淹死了,便化为精卫鸟,“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天帝帝俊接受了尧的恳求,派善射的天神羿,下凡来为人民除害诛恶,羿感于人民的疾苦,竟不顾帝俊的嘱咐,将天帝的十个儿子——残害人民的十个太阳,一气儿射下了九个,结果再也不能上天,随他一同下凡的老婆嫦娥,也弃他而去……而西方的奥林匹亚诸神,除了普罗米修斯之外,无论男女,几乎全都是放荡不羁的家伙,他们不但像凡人一样地争强好胜,睚眦必报,男欢女爱,耽于享乐;而且,为了各自的私怨,竟不顾人民的死活,在特洛伊战争中各助一边,大打出手……若就神话和历史传统而言,究竟谁更富于理性呢?
西方人的那些创造了地中海文明的祖先们,同他们所信奉的天神一样,彪悍放荡,勇武好斗,争强好胜,酷爱冒险和自由,热衷美女和醇酒,崇拜英雄与强权,视通奸为儿戏,以决斗厮杀作消遣,热衷于军事贵族发动的侵略战争,长期过着海上征战与漂泊的生活,恣意挥霍掠夺来的财富,又哪里有多少理性可言?
便是在高张理性大旗的古希腊,也同样充斥着浓烈的酒神精神,“城邦制度意味着话语具有压倒其他一切权力手段的特殊优势……所有那些原来由国王解决的属于最高领导权范围的涉及全体人利益的问题,现在都应提交给辩论的艺术,通过论战来解决”(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P37~38,北京,三联书店,1996),以致议案的是非利弊成为次要,通过与否全仗口才的高下。例如:在寡头派的操纵和鼓动下,伯里克利用提洛同盟的公款修复和美化雅典的提案遭到普遍的反对,伯里克利在失败似乎已成定局之时,对准备投票表决的委员们说:“好极啦,这些建筑费不要列在你们的帐上,归我付好了;在上面刻字的时候,刻我的名字。”于是乎,“不知是感于他的伟大精神,或者为了要在伟大的工程上争享光荣,他们都齐声高喊:‘叫他尽量花……工程完成前不要节省用钱。’”(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上册,P330,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他们的理性安在?
不错,可以说古希腊人比历时上的任何民族都长于逻辑思维,甚至,逻辑这个词,就是从希腊文逻格斯(λóγοs)演化出来的。但尽管逻格斯的语义中包含理性,但毕竟并不等于理性。所以天性争强好胜的希腊人热衷辩论,酷爱归纳,并且热爱到了偏离理性的地步,以至于伯里克利死后,古希腊的历史便成为“除了少数几个温和和真正高尚的突出事例外,这整个是一部在战争压力和机会主义领导方式下的悲惨衰亡史”(基托:《希腊人》,P18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六
如果说,西方人在中世纪之前,主要偏重于本我的放纵;那么,在中世纪,他们则又拜倒在教会权威的超我脚下。例如,西欧各国曾在整整五个多世纪里,都处于形形的宗教法庭之下:成千上万与世无争的平民仅仅由于多嘴的邻居道听途说而半夜三更被人从床上拖起来,在污秽的地牢里关上几个月或几年,眼巴巴地等待不知姓名又不知身份的法官的审判。没有人告诉他们罪名和指控的内容,也不准许他们知道证人是谁,不许与亲属联系,更不许请律师。如果他们一味坚持自己无罪,就会饱受折磨直至四肢都被打断……最后他们被处死时连遭到如此厄运的原因都不知道。(房龙:《宽容》,P136,北京,三联书店,1985)
1483—1820年间,受迫害者达30余万人,其中1/3被处火刑。(《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裁判所条》)
据估计,十五至十六世纪期间,欧洲有五十万人因被判有传播巫术罪而被烧死……供词往往是巫师在严刑拷打下招供……如果犯罪妖巫采取合作态度,那么作为奖赏,她便可以期望在被焚烧之前,被人扼死……当时的一位研究巫术之谜的专家约翰·马特豪斯·梅耶法斯写道,他宁可放弃万贯家产,也不愿回忆起他在行刑室内所亲眼目睹的景象……(马文·哈里斯:《母牛·猪·战争·妖巫——人类文化之谜》,P139~143,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研究结果表明,百分之八十二的妖巫是女性。在东窗事发时,那些无能为力的老妇人和下层阶级的接生婆,通常总是最先遭受指控。第一批受害者招供之后,孩子和男人的数量便会大为增加。在大规模惩处的疯狂时期,守门人,少数不多的富商,偶尔会有政府官员和教师,纷纷被处死。(同上引,P174)
你以为这些罪行仅仅是宗教裁判所及其豢养的暗探和走狗们干的么?不,还有大批贫困百姓的积极参与。因为他们居然相信“是妖巫和魔鬼而不是君主教皇使他们倍受磨难”(同上引,P172)。
我们在“”中也曾丧失过理性,但不过十年的时间。而他们却是五个多世纪!如果连历时200多年,同样有大量贫苦农民参加的十字军东侵也算上,他们丧失理性的时间就更长。
他们引以为自豪的理性又到哪里去了呢?
至于近代西方人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大肆侵略,以及两次都发生在欧洲的世界大战,究竟有多少理性可言,就不必说了。
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大哥大”,在以世界霸主和警察自居的美国,普遍迷信科学万能,沉溺于高科技创造的高消费,异化为消费机器,人口只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30左右,所消费的能量却占全球总能源消费的1/4左右。为了维持这种居高不下的高消费水平,国家与政府便不得不不断加大军费预算和高科技投资,以维护其遍布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和经济吸血管……理性安在?
七
如果这就是吴国盛教授所谓的“自己为自己立法的理性世界”,那么,中国人就该以“缺乏这个纯粹内在的理性世界”为荣。
如果吴国盛教授所谓的理性世界与世人和世俗无关,仅仅限于抽象的哲学范畴,那么,中国人似乎也并不缺乏“纯粹内在的理性世界”。
如果吴国盛教授是在哲学象牙塔中,用西方人也做不到的抽象理性来称量中国的世人和世俗,对不起,那就是似是而非的皮相之见。
用以教人,误人子弟;公诸传媒,误导民众。
篇7
当前,我国的教育与世界的教育的最大差距在二:学生的创造能力太差,根源在于古老封建的"填鸭式"教法,应试教育仍然弥漫在当今中国基础教育之中,成为一层浓浓的阴云笼罩在我国的教育界。随着知识的日新月异,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更新,要求人们再也不满足于前人已有的知识经验。"面对世界科技飞速发展的挑战,我们必须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高到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教育在培养学生民族创新精神和培养创造人才方面肩负特殊使命。"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已成为当前教学的主要潮流。为此我国当前的教育应该是积极引导学生有探究性地学习,不断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
1.善于提出疑问
学起于思,思源于疑,疑则诱发探索,从而发现真理。前人已探索出的理论有的本身就适合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科学发展水平的,它们会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逐渐变得不适用,教育者要善于教导学生科学地寻找事物产生的原因,探求事物发展的规律。"地球中心论"曾令当时的人们置信无疑,然而如果没有伽俐略等人的否定精神,"太阳中心论"就不会被定位。教师应把质疑,解疑作为教学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做法:设计出具有针对性和启发性的疑难问题,尤其对教学中疑点和难点以及比较含蓄、潜在的内容,启发学生思考探索,在探索中有新发现。要求学生自己预习教学内容,进行独立思考,发现疑难点,提出问题。鼓励学生解放思想,发杨创新精神,大胆提问。鼓励学生敢于对课本,参考答案提出疑问,列举课本中原理、过程、方法的缺点,进行批判。启发学生积极探究失败的原因,从而建筑成功的途径。
2.敢于大胆想象
好奇心是打开知识大门的金钥匙,青少年拥有很强的好奇心,关键在于教师的正确引导,要引导他们善于在习以为常的现象中,展开丰富的想象力,从中发现出新的东西。想象要以好奇心为动力,创造必须以想象为基础。教师要努力振起学生想象的翅膀,通过一系列具有逻辑因果关系的想象活动,大改善学生生思维空间,实现认识能力的跃进和突破,促进学生想象力的发展。众所周知,数学史上不少的数学家发现来源于直觉思维,如笛卡尔坐标系、费尔马大定理、歌德马赫猜想、欧拉定理等,应该说它们不是任何逻辑思维的产物,而是数学家通过观察、比较、领悟、突发灵感发现的。通过数学建模教学,使学生有独到的见解和与众不同的思考方法,如善于发现问题,沟通各类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等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核心。教师应当利用模型启发学生进行各种假设,把抽象的具体化,把深奥的浅显化。如教师在练习设计中,应多注重一些探究性价值比较高的题型,让具有不同层次想象力的学生都能尽情想象,切忌把解答唯一化。通过持之以恒的鼓励,学生就会逐渐展开想象的翅膀越飞越高。
3.乐于合作探究
在科学的发展史上,曾涌现出一批像陈景润,爱迪生等以单打独斗为主的优秀数学家,发明家。虽然如此,但是在当今的知识社会及网络时代里,群体探究的意义就显得更加必要,尤其是探究性问题,教师应该鼓励学生之间多讨论,群体在力量是超人的,应多开发个人的潜能。科学研究要讲究课题化,教学研究也讲究课题化,当然,学生探究必还习中也要搞"课题化"。教师应当有意识地鼓励他们在学习上相互借鉴,培养他们乐于合作,善于合作,从而取长补短。
4.勤于启动思维
篇8
一、思想政治应用意识
所谓的思想政治应用意识,其实质就是通过一种主观上的心理暗示和心理倾向,运用政治的眼光通过政治的角度进而对所观察的事物有全新的理解和解释。不仅要运用思想政治的角度去分析和解决问题,还要利用思想政治的知识去思考问题,探索创新。目前,我国思想政治应用意识还处在发展完善阶段,并未发挥出思想政治应用意识的真正价值,致使思想政治应用意识没有广泛的应用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导致学生无法利用科学有效的方法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因此,要把加强思想政治应用意识的培养放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中的首位。将思想政治与生活实际相结合,让学生亲身体验到思想政治与生活是密不可分的,要用思想政治的眼光看待问题,进而加深学生对思想政治知识的理解,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养。
二、教师应遵循的思想政治应用意识培养准则
为了更好的培养学生思想政治应用意识,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养,激发起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的积极性,就应注重发挥教师引导的作用。加强教师引导思想政治应用意识的教育工作,进而才能有效地唤起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的积极性。因此,教师就应遵循以下准则:第一,在思想政治应用意识培养中要遵守难易适中的准则,不仅要考虑学生整体的素质差异还要考虑学生个体接受能力差异,合理的布置思想政治教学课堂和教学方案。第二,在考虑学生自身情况和实际水平的同时,对思想政治应用意识引导教育要遵守由浅入深的准则,不仅要帮助学生克服学习思想政治中的困难,还要以鼓励、激励等积极方式引导学生学习,避免造成学生出现畏学不自信等消极现象发生。第三,教师在培养学生思想政治应用意识的过程中,要确保制定的方案具有可行性。并且,要符合学生的书本知识和思想政治学习范畴,不能进行盲目的更改和加深。教师应积极构建愉快、宽松、自由的思想政治课堂,减少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的压力和心理负担。
三、思想政治应用意识与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有机结合的根本途径
(一)思想政治理论与实际生活相结合
要注重思想政治概念和实际生活的有机结合,促使学生亲身感受到思想政治知识离生活很近,就在生活当中。思想政治知识的学习通常具有抽象性和多样性,造成学生理解上的困难,进而削弱了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的积极性。因此,在培养学生思想政治应用意识的同时将概念转化为简单的实例,引导学生更好的理解和掌握。进而教师要加强教学过程中的引导工作,重点从教材的应用因素着手,结合具体生活实例进行有意识的开发和挖掘学生思想政治意识潜能。只有如此,才能够有效的提升课堂教学的质量,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意识,带动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的积极性,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政治素养和优秀的学习习惯。所以,思想政治理论与实际生活相结合是有效提高思想政治教学的关键。
(二)加强教师职业素质
为了促使思想政治应用意识可以和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有机结合,首要就要提高教师的职业素质,改变传统落后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和知识的引导者。要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政治应用意识和思想政治素养,教师就应充分发挥出促进作用,唤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主性,提高学生思想政治水平,发散学生的思想政治思维,进而开拓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对事物的认知能力与分析能力。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具备较高的职业素质和知识水平。因此,教师不但要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应用意识、拓宽知识层面、提高专业水平、完善自身素质,还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搜集具有价值的思想政治小故事,从而让学生理解思想政治知识和生活实际是密不可分的,加强学生对思想政治应用的认识。
(三)将思想政治主观题与应用意识相结合
主观题的趣味性较强,不仅可以激发起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的兴趣和欲望,还能在主观题的学习中较好的培养起学生的思想政治应用意识。因此,将思想政治主观题与思想政治应用意识有机的结合,不仅可以提高学生透过思想政治的眼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能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进而激发起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的兴趣。
篇9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系统; 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工程论; 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论; 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论;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系统论
中图分类号: G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1)02-0071-04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从无到有到迈入科学化轨道,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得到空前丰富和发展,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发展的现代表征。特别是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逐渐得到关注,就此进行回顾与省思,并对未来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与发展进行思考,对于丰富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现状概观
从中国期刊网以“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和“德育系统”为题名索引数据分析来看,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文献计量概观存在一个最直观的特征:关于系统论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以系统科学、教育系统、社会系统为研究对象的著作、论文等研究成果较多,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启示和借鉴作用,而相对于德育系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资料则较少。总体看来,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还有待加强。从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分析,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1.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工程论
田曼琦、白凯(1989)主要围绕思想教育系统、思想教育主体系统、思想教育客体系统、思想教育环境系统、思想教育内容系统、思想教育原则系统、思想教育方法系统、思想教育信息系统、思想教育决策系统、思想教育评价系统展开论述。[1]鲁勇(1989)对大学生思想教育系统设计、大学生思想教育系统工程、大学生思想教育体系进行论述。[2]潘树章(2001)从德育大系统的角度,提出高校德育系统分为主体、目标、理论、方法、激励、辅助、信息反馈、评价及惩戒等八个子系统。[3]陈中建(2008)以系统工程的思维观念和方法对德育系统进行结构梳理和内容剖析,将目标系统、组织管理系统、内容系统、环境系统作为研究框架,对高校德育系统中的队伍建设、学生德育实践体系、德育环境和德育评价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4]上述研究运用系统方法从系统工程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或德育系统进行研究,为展开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提供重要启示,特别是系统工程研究方法中对结构和运行的剖析值得借鉴,但仍然停留在系统工程学范式框架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
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论
吴倬(2001)从当前高校德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了建立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高校德育系统的思想,认为德育领导小组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处于核心地位并发挥主渠道作用,人文社会科学课程起重要补充,理工类课程教学是重要环节,以党团组织、辅导员、班主任队伍为主要承担者的课外教育是对学生进行课外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环节。[5]韩小香(2006)等认为,高校新型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构建应确定一个指导思想、两条教育线路、三大教育理念,以“隐性教育”为辅,营造浓郁的教育氛围;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为指导,构建全员育人格局;以自我教育为主体,构建立体思想政治教育网络。[6]陈坚良(2006)认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由科学控管系统、组织实施系统、信息反馈系统、评价激励系统、保障系统等构成。[7]孙其昂(2007)认为高校理论教育是系统存在,该系统大体包括理念、课程、制度、设施、环境、主体、活动等要素,由这些要素组成高校理论教育的系统整体。[8]可以看出,上述观点主要是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运行和工作实务层次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进行探讨,已开始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实践层次进行的反思和探讨,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总体性研究提供实践基础和实证检验。
3.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论
宣仕钱(2006)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依存于自身特有的生态系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应该与开放的社会信息系统、社会实践生态系统、社会发展的群体需求相协调,与营造自我发展的绿色空间相协调。[9]戴锐(2007)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可分为宏观圈层(社会大环境及区域性生态等)与微观圈层(组织内部生态)两方面,两个圈层均由意识圈层、制度圈层和物质圈层三大部分构成,其中意识圈层由心理、观念、意见和学术成果等构成,制度圈层由社会制度、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规章等构成,物质圈层由设备设施、场地场所、经费支持等构成。[10]邱柏生(2008)认为,从微观角度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是一个生态系统,这种生态主要由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宣传思想教育与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几个子系统构成;从中观角度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又是高等教育生态中的一个子系统,会受到高等教育体制、理念、教育制度变化的制约;从宏观角度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更处于社会环境大生态中。[11]卢岚(2010)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结构、特征及结构创新三个方面,提出通过将以政府、学校、城市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以社会、农村为主阵地的草根性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的融合,达到结构创新,功能升级,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全面提升。[12]可见,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的关注已开始由“环境”向“生态”范式跃迁展开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生态展开研究,虽然并未直接论述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要素与结构,但作为一种从事实层面展开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生态进行的基础性分析,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提供重要启示意义。
4.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系统论
陈秉公(2006)认为,在学科基本理论的实践基础、理论基础、学科理论研究规范和相关学科的理论前沿发生重要变化的情况下,学术研究主体对整个学科基本理论进行的系统整合,是学术研究主体自觉的学科理论整体建构行为。[13]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张耀灿(2007)认为,学科理论体系包括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和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史、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为主干学科和基本研究与应用的分支学科。[14]孙其昂(2010)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共同体,它是以思想政治教育学知识为基础,由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成员、价值观、科学研究、科学技术服务、学科规范(方法)等组成的学术性社会共同体。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同时又是社会学术共同体,也是一个系统,具有系统的特征,要正确处理要素把握与系统把握、自然阶段与自觉阶段、历史传统与现展的关系,积极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系统发展。[15]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系统存在的认识也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虽然尚未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二者作出区分,但已为二者的关系分析提供了基础和启示。
5.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系统研究
孙其昂(2001)运用社会学原理从宏观视角对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探讨,以系统方法论为指导,特别是运用系统性观点分析思想政治工作,阐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系统性,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是与其他系统相联系的系统,并对社会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社会变迁对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等,从社会学意义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系统分析。[16]另外,孙其昂(2007,2009)从历史与社会的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系统、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等主题做了持续的探讨,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提供重要借鉴和启示。[17-18]
二、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特点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性逐渐得到学界关注,已注意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性,开始展开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作了多方面的阐释和剖析,经验总结范式和理论建构范式在不断发展中已形成了一些较成熟的结论,构建了一个历时态和共时态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场域,呈现出鲜明特点:
1.系统性研究进入研究者视野
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性关注即一方面主要是在经验工作总结范式中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展开论述,另一方面主要是从理论建构范式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进行理论建构与反思,提出许多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和理论,如生态系统论、学科系统论、社会系统论等等。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已注意把思想政治教育当作一个多维度、点线面的立体结构来剖析,运用系统的思维方法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践考察。
2.多学科交叉研究成为显著特征
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对于复杂性和综合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活动,如果仅凭运用单一的视角、片面的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理论研究和考察解释,本身就是不科学的,不能让人信服,也不适应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需要。可喜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已开始关注研究视角的多样化、多层次性和交叉性,并有不少成果出现,如从系统科学、生态学、社会学等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展开初步探索,交叉学科研究范式初露端倪。
3.研究主题呈现多样化特征
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现有文献资料分析来看,从经验总结范式中运用系统研究方法围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而展开的研究较多,如大学生思想教育系统工程、大学生思想教育体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高校理论教育系统、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等;从理论建构范式角度来看,运用系统研究方法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进行理论研究的主题也呈多元化发展,如思想政治教育生态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系统、社会大系统范式研究等。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的主题多样多元,既对思想政治教育经验总结和理论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又有利于丰富和拓展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深度和广度。
4.经验总结范式和理论建构范式并存发展
综观现在研究成果主要是在经典教育学范式语境中围绕思想政治教育展开研究,存在经验总结范式和理论建构范式两个维度。从研究内容来看,由于历史原因和学科建设滞后等因素影响,经验总结性研究占了很大比重,但学术话语和学科意识虽有所增强,并逐步呈现出经验总结和理论探索并存的态势,经验总结和学术话语同在,且逐渐从经验总结上升到理论建构层次,特别是强调把思想政治教育当作一个系统研究逐渐受到关注,如生态系统范式研究和社会大系统范式研究,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提供重要理论借鉴和启示作用。
三、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的反思
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呈现出系统性、体系化关注,研究主题、内容和方法呈现多样多元特征,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的一些新范式和新趋势。但从总体上关照,已然的研究虽然涉及到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多方面,但其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学术思维还比较薄弱,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把握和认知还处于经验、零散的把握阶段,没有真正把握住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整体,存在“致命内伤”和研究不足:一方面,不管是经验总结范式和理论建构范式研究中都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是什么”这个前提性追问尚未作出回答,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要素、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发展动力和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优化、系统科学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启示等问题的研究都必须进一步深化与拓展,缺乏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所涉及的广泛领域和研究内容进行系统性、整体性探索与研究;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社会现实的关照,缺乏时代性,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发展时代需要脱节、思想政治教育时代要求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发展割裂开来,因而存在理论研究的不足。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如何在一个社会转型与结构调整的时代与时俱进的发展?如何重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与环境变迁之间的交互关系?如何进一步全方位认识和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功能和价值?如何构造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运行机制及评价?如何进一步实现其科学化发展等等问题亟需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面临新的发展要求,除了上述亟需突破的问题,其未来发展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与逻辑分析统一
运用历史与逻辑分析统一是探寻与揭示系统思想和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历史发展演变与内在结构的应然逻辑,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按照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论要求,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放在历史发展和现实社会视野中,注重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性关注,运用哲学思辨的眼光去审视与评判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发展历史和发展轨迹,又要注重逻辑思维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运行中的广泛运用并发挥作用,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科学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更好地实现。
2.理论与实证研究并重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分殊与研究角度相异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现实,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者与思想政治工作者间的鸿沟凸显,经验总结范式中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来源于社会实践活动而具有活力,针对性和应用性较强,但缺乏理论思辨性和长效性,而理论建构范式中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理论具有深厚的理论性和说服力,但由于概念化和抽象化,容易与现实脱离开来,缺乏应用性,因而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理论研究中不能在强调系统思维展开研究的同时,自身研究中却犯了如此错误。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中,既要具有自主意识和本土关怀,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又要具有问题意识和世界视野,处理好民族与世界的关系,把经验总结与理论建构、学术研究与现实关照结合起来,凸显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和系统研究的时代性。
3.多学科与多范式研究共用
现代科学发展趋势是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行为科学等日益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重要资源,各学科取长补短、相互借鉴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内在要求。但要注意避免简单移植和经验总结,正如有学者敏锐且不乏远见地提出:“借鉴型成果形成不了自己的特色,经验型成果已经走到了尽头,政策型成果显得理论‘底气’不足,比较型成果缺乏系统研究和应用,功能泛化型成果得不到社会的认可”[19],因此,要“通过现有范式融合、经由交叉学科的范式创新、经由研究方法变革的范式改良路径”[20],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的多学科聚焦和多学科方法交融。一方面,借鉴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发展的理论成果,“提倡批判性借鉴,明确研究目标,把握立足点,注重学科借鉴的自主创新,把借鉴与自创有机结合”[21];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更需要有自主的学科意识,应对“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吸纳与运用,应当走出简单的‘概念移植’、‘方法套用’、‘体系嫁接’等误区,进入新的层面和新的境界,不断地运用多学科思维方法和交叉学科研究范式展开”[22],并且应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改良和拓展,利用多学科知识的关联性、相融性和互补性,借鉴系统论理论和方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
4.学术的系统研究范式和行动的系统思维方式同行
运用系统论分析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进行“系统性思维方式的框架性转换”[23],在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共同体内逐渐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范式,促进和提升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等主题的探讨,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的重要任务和旨归。一方面要运用系统研究范式,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要素、结构、功能、特征等来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深化与拓展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结构与功能、输入与输出、系统发展动力和系统优化等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要在学术系统研究范式指导下,运用系统思维方式指导和外化为全面辩证的行为活动,“在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4],把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的系统研究范式和思想政治教育行动的系统思维结合起来,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进行“总体性”认识和把握,摒弃和反省狭隘、短浅的观念偏差,运用全面、系统的思维方式促进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全社会更全面深入、富有成效地发挥其功能和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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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参见陈秉公.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基本理论的再系统化[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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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思想政治教育
1.组建高效的就业思想政治教育队伍
(1)具有较高的知识素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通过学习,丰富自己的知识,提高自身的知识素养,以具备相当扎实的专业知识及学科知识。尤其是运用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原理,科学地分析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思想和行为问题,帮助大学生走出困惑,树立正确的择业观以及乐观的就业思想,顺利毕业就业。
(2)具备良好的品德素质。在大学生的就业指导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品德素质,关系着教育效能的发挥,关系着校园风气的优化。思想政治教育者一定要严于律己,在行为习惯、道德品质、学识修养等方面以好的形象来教育学生,增强自己的教育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坚决抵制社会上的负面效应,以自身的高尚精神和浩然正气做好学生的榜样。
(3)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对大学生的就业指导进行调查总结,对大学生的就业心理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就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工作能力提出了严格要求。不仅要具有资深的政治理论水平,还要加强学习就业指导理论,更要努力提高本身的分析预测能力、组织管理能力,正确及时处理各类复杂问题的能力,等等。
2.加强大学生就业思想教育的内容
(1)心理健康教育。大学生只有具备健康的心理状态,才能更好地适应就业环境,为社会发展充分发挥自己的知识才能。首先要培养学生树立起自信心,能够客观面对现实的就业形势,引导学生积极拓宽就业渠道。其次要培养学生公平的竞争意识,激烈的就业竞争需要大学生学会推销自己。最后社会应为大学生建立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就业环境,保障大学生为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找准自己的位置。
(2)职业道德教育。现实社会中, 很多单位在用人时,多以品德为主来评判一个人是否具有责任心和奉献精神。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学生踏实认真、恪尽职守的工作态度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我们要通过就业实习或实践来加强学生的职业道德修养,建立就业诚信监督机制,把大学生在校期间的诚信表现列入档案,并将大学生的诚信信息放上网,让舆论监督,使大学生领悟诚信的重要。
(3)创业教育。第一应加强大学生的创业意识。让学生认识创业是挑战自我的行为,是勇敢者的表现,同样也是一种就业方式。第二就是培养大学生的创业能力。开设创业选修课,提高他们的感性认识,针对大学生进行创业技能培训等,增强他们创业的信心和勇气。
3.创新大学生就业思想教育的方式
(1)大学生自我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学校的教育工作当然不可少,但最重要的还是学生的自我教育。所以,要引导学生正视自己,在择业过程中扬长避短,以达到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所理想的效果。
(2)社会形势教育。引导大学生多关心了解社会热点、时事政治,特别是与大学生就业有关的社会热点问题,用科学的方法客观评论,让大学生对当前社会的就业情况能够清楚明白。目前社会上出现一些高端产业的人才严重不足,一些被大学生看好的单位却是“供大于求”的现状,这就要求大学生认清当前国家的形势,结合自己的专业,去迎合社会需求,学会学以致用。
(3)与家长的沟通教育。在大学生的择业问题上,家长也起着很大的决定性作用,学校也要同时让家长了解当前的就业形势,多体谅、多关心自己的孩子。通过家长会或班级群的方式统一学校和家长的战线,共同为大学生的就业思想政治教育而努力。
通过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来缓解大学生的就业压力,这有利于解决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产生的心理和思想上的一些问题。因此,我们需要采取合理有效的手段加强对大学生的就业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学生科学的择业观和正确的就业意识,从而使其顺利就业,为社会发展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冯 风.大学生就业难的心理分析及对策[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4(12):4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