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语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个性语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2、明明喜欢的是你，却在你面前开着你和别人的玩笑。

3、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4、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是谁能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

5、无论你今天要面对什么，既然走到了这一步，就坚持下去，给自己一些肯定，你比自己想象中要坚强。

6、当你觉得你可以为之奋斗的时候，别放弃。等待是很难过，但后悔会更难过。

7、鸟儿美在羽毛，人们美在勤劳。

篇2

2、爱情里，累的永远是主角，伤的永远是配角。

3、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你的未来我要紧紧相依。

4、原来有一种难过，只能让人默默流泪，却无法放声大哭。

5、哭到再也没有眼泪可以继续的程度，心上的伤会有多深?

6、爱情从来只有两种结局，不是殊途，便是同归。

7、我们在不同的世界迷失了方向怎么去追。

篇3

一家人对命运的抗争，搅乱了她的心

2012年9月的一天，金驰和妈妈李朴，见到了沈阳沈河区少年宫的李璐老师。“孩子对音乐的兴趣越来越浓。不知他是不是这块料，想请你看看。”从李朴湿润的眼睛里，李璐一点点了解到金驰的过去――

1985年，金驰出生在沈阳一户普通工人家庭。出生后，无论用什么玩具去引逗，金驰总是面无表情；无人时，一般婴儿都会哭闹，金驰却异常安静。

金驰一岁多时，李朴带他前往儿童医院。全面检查后，发现金驰身体指标都挺正常，唯一毛病就是说话慢。李朴又带着金驰辗转省内各大医院，被告知没任何问题。

说是没问题，可到了上幼儿园时，没地方肯收这样“不说话”的学生。好不容易入了园，金驰的交流总出现障碍，导致他经常挨欺负。有一次，有孩子好心招呼他一起跳绳，金驰不想参加，却不知怎样回答，情急之下竟抓起石子，用力朝对方丢过去。几个孩子一拥而上，对“不识好歹”的他拳打脚踢……

1992年，在北京一家专业机构，鉴定确认金驰患有自闭症。李朴说：“这病怎么治？影响日后上学吗？”专家严肃回答：“你的问题太天真。还想着上学呢，先训练生活自理吧。”李朴这才得知这是非常严重的精神类疾病，90%的患者要靠别人照顾。

2003年起，经过赴京的数次康复训练，金驰的情况得到了明显好转。李朴夫妻一起辞职，全心陪护儿子，手把手教会了他基本生活技能、简单的人际交往。

金驰一家对命运的抗争，搅乱了李璐的心。她当即表示：“这个不同寻常的孩子，我收下了。”

漫步荒凉矿山，终于发现一粒钻石

上课第一天，李璐教金驰唱一些简单乐曲。对于数字与音符，金驰总记得又快又准，但旋律中表现的喜怒哀乐，金驰丝毫无法体味。情绪的起伏往往是一首歌的灵魂，不了解这些怎么可能学好？李璐颇费了一番思量。

三天后，在南街道“阳光之家”里，李璐教金驰演唱歌曲《父亲》。由于此前进行了基础培训，金驰每一个音都唱得挺准，可他唱歌时不与旁人交流，不是看天花板就是盯着地面，手指还经常在空中乱画。每教完一小段，李璐需要大喊大叫，才能引起他的注意。

没半个小时，李璐便身心俱疲。窝着一股火，李璐拿出最大的耐心与之周旋，可金驰根本不领情。只见他叽叽咕咕，不知在说什么。李璐凑近听了半天，原来，他唱烦了，在给自己讲笑话。

如此“目无尊长”，李璐正想着如何小小教训他一下，孰料，见她在“偷听”，金驰停下来，学起机器猫，古怪顽皮地大叫。李璐哭笑不得……

这样的孩子，如何去教？一个星期后，李璐想放弃。李朴流着泪求她坚持。李朴说，国内对自闭症的认知还不普及，有专门福利保障的机构，都针对16岁之前的孩子，或60岁以后的老人。26岁的金驰不学个“一技之长”，今后岂不是无路可走？

苦苦思索之后，李璐想尝试“重复式教授法”。歌手陈奕迅的曲目情绪变化强烈，非常适合呆板的孩子来演唱。李璐将金驰拉到面前，让他看清最细微、须臾即逝的表情变化，“欢笑声，欢呼声，吵热气氛，心却很冷……”

一次不行，来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四次……半个多月后，有了成效。一天早上，李璐发现，金驰正模仿她这几天的表情，一板一眼地对着话筒，“当你在风暴中前行，请高昂起你的头……”李璐惊讶地看到，金驰加了“大无畏”与“陶醉”的表情，尽管有些生硬。

像久久漫步在荒凉矿山之中，突然发现脚下有一小粒钻石，李璐兴奋地挽起他的手臂，一起唱起来：“走下去，继续走下去，希望在你的心中……”

更让李璐感触的是，在李朴培养下，金驰为人友善，有时交流不通畅，他也不急，会拿出笔记本，与人“笔谈”。金驰还会记日记、写文章。这一切让李璐感到，金驰完全懂得世界的美好、友善。也许正如李朴所言，用歌声这把钥匙，也许能轰然打开他的情感之门。

星雨天籁，两份母爱引他走入阳光

了解的加深，让李璐下决定，要改变人们对自闭症的误解，那就是――有视力却不愿和你对视，有语言却很难和你交流，有听力却总是充耳不闻，有行为却总与你的愿望相违。

李璐又开始琢磨不断“实战”，让金驰融入社会这个舞台。2008年开始，她在“阳光之家”定期为金驰举行个人“音乐演唱会”。来的观众，有些是李璐的学生，有些是来帮忙的志愿者。

第一次登台表演，一束橘黄灯光打过来，金驰有些紧张，微微颤抖。李璐鼓励他：“记住，你是在为两个妈妈演唱。一个是生你养你的妈妈，另一个是教你演唱的妈妈。”

金驰不安地踱了几步，果然在正中央站定，天籁般的声音慢慢流溢，“天上的星星有很多，你是最孤单的那一颗……”

一曲完结，李璐带领十几位观众，起劲地鼓掌。金驰兴奋得脸都涨红了，羞涩地鞠了一躬，情不自禁地加唱了一首《世上只有妈妈好》。李朴也忘情了，冲上小舞台，拥住金驰，在他脸上用力吻了一下，泪眼婆娑地喃喃道：“没想到你进步得这样快，妈妈真的没想到……”

2010年，为了让金驰的大脑神经更活跃，增加他对音乐的理解、感知，李璐采用了“加强与跟随疗法”。比如上下楼梯时，一边辅助他行动，一边在他耳边唱起《楼道》，“走上了楼梯，我知道从此会出现改变……”别人送来礼物，金驰忘记回馈微笑，李璐会用歌声提醒：“都被你浅浅的微笑了……”金驰难免闹些小情绪，李璐用歌声劝解，“这次是你不经意的离开，成为我许久不变的悲哀……”

2014年，金驰明显变得善解人意，开始与周围人对话。一次，他嘟着嘴对旁人抱怨，“李老师对我要求太高了，什么歌都让我唱，还让我声情并茂。”听到他孩子气的话语，李璐笑了，暗暗感慨：“谁说自闭症孩子都‘来自星星’，歌唱已经打通了星星与地球间的道路……”

2016年1月，这对师徒组成“星雨天籁”组合，排练并演唱了《最美的歌儿唱给妈妈》《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阳光路上》等一批励志作品，频频参加各种慈善晚会、歌唱比赛。

金驰适应非常快，极享受比赛过程，迅速征服了观众。获奖无数的同时，金驰笑得越来越开心，眼神也越来越到位。

篇4

建筑和室内设计作为作品，对风格的关注是很重要的。对风格的评述，不一定是优劣，而是在于风格之间的区别，探究其特征之所在。例如文学，《水浒传》与《红楼梦》，不能说孰优孰劣，只能说两者有不同的风格、个性。前者大刀阔斧，后者温馨文秀，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风格。如现代建筑，密斯凡德罗的作品，往往从“净化”出发，少就是多，简洁中求精美；赖特的作品，则在造型和空间处理中见韵味，在环境中追求有机整体性。这两位建筑大师，几乎每一件作品都贯彻着这种风格，也可以说是他们的个性

风格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可谓一言难尽。但回答这个问题没有更多的实际意义，倒是研究作者的创作思路是很有价值的。什么叫“思路”？思路与思维形态有关。英国哲学家休谟（1711－1776）认为，人的思维有两大类：一类是逻辑思维，抽象的、结构性的；另一类是形象思维，形象的、感觉的。（后来生理科学研究认为，大脑的左右两半球，一半为逻辑思维，另一半为形象思维）作为艺术文化的创作，显然属形象思维。建筑和室内设计（创作）当然以形象思维为主，但与绘画、小说、音乐等相比，却有更多的逻辑思维成分，因为建筑和室内设计含有功能性和科学技术性，因此也并不是纯形象思维。

形象思维对于作品的创作来说，不是收敛、归纳式的，而是发散、联想式的。先举两个例子：

有9个点，整齐地排成三行三列，要求用连续的直线，只许3折，把九个点全部穿过。用常规的思维形式显然是行不通的，必须“出格”才能成功。

用四根筷子（不许折断），能否搭出一个“田”字？同样需换一种思维，将筷子的端部（事先设定要用一头圆一头方的筷子）合成一个“田”字。这时“田”字内的空间变成了实的筷端；相反筷的边沿却换成了“田”字的实线。这是更深一层的思路了。

设计师在创作过程中，就要运用这种形象思维方式。当然室内设计还应当顾及许多条件：功能的、结构的、材料的以及时代性、室内语义的等等。

室内语义，这是一种专业所特有的设计思路。例如有些初涉者不懂得材料的特定意义，因此做出来的形象好像纸糊成的，虚假的；或者空间缺乏均衡感等等。当然，室内语义，也和建筑语义一样，是个难以说得清楚的词，不过你可以在应用（设计）中学，边做边体会，慢慢会理解的，这就是“悟”。

室内设计思路须从功能、技术出发，但如果作为一个作品，仅仅用这些要素进行创作是不够的，这些只能视之为基础性的（但是又是必不可少的）要素，还应当上升到对风格和个性的追求。当然初涉者会难以把握这一层次，但不着急，在设计过程中自然能把握的。

风格总是表现性的。表现什么？表现对时代、思潮的见解，表现作者的思想、情态和艺术倾向。例如居室中的客厅，往往是居室所有空间中最值得表现的地方，这里是家庭中的公共空间、共享空间。因此，这里也最能体现出设计者的风格和设计思想。在这里，可以看出设计者对“家庭”的理解，人际关系的理解，以及对时代的理解等等。通过这里的一门一窗，一墙一柱，地板、天花、过道、楼梯，以及各种材料、色泽、灯光配置、家具等等许多的“语素”，表述出作者的创作思路和艺术风格、个性。每个设计者都有自己作品的个性，如何理解个性，用室内设计自身的语义难以说清，还是回到音乐，回到贝多芬或刘炽的作品，相互比较，也许能有所领悟，这就叫“比兴”。

风格总是表现性的。风格与功能、技术等要素没有什么关系。说得更确切些，风格是在功能、技术等实现的基础上表现出来。例如茶座，是在满足人们喝茶（功能和技术）的基础上，追求一种以“茶”为主题的空间形态。这里的“茶”，就是风格所追求的“表现”。中国的茶文化，包括种茶、采茶、制茶、包装、水质、沏茶、茶道、茶具、茶室空间及关于茶的故事等等综合而成。要做出茶室的风格、个性，设计者须从这些文化内涵（当然还应当包括当代的时念和当代茶文化理念）中寻找，表现出自己的作品风格和个性。

如上所说，美国建筑师赖特的作品，很有自己的个性。他的作品的风格和个性，就在于对形的表现，以他自己的话说：“我喜欢抓住一个想法，戏弄之，直至最后成为一个诗意的环境。”（引自《建筑师》五，219页）。他的作品在理念上是表述他的“有机建筑论”，但在形式上、直观的形象上，则表现出自己的作品个性，造型多变而统一，具有节奏感和韵律感。他的代表作流水别墅，就其形象来说则是：不同方向、不同材质，但同一要素，有机地结合（上下、前后几个块体的组合）。他的另一个代表作———纽约的古根海姆美术馆也同样，圆的、方的、高的、低的，前面的、后面的，但也有同一要素（母题）贯串起来，有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或者叫和谐。

其实室内设计作品也同样具有这种个性之美。如芬兰科学中心（见《室内设计与装修》2001－5，24－29页），从个性来说则是强调对未来的探索的表达，反映在空间形态上，其个性（风格）就表现在空间的莫测乃至消失。人似乎置身于茫茫宇宙，令人产生更多想象的余地。当然我们不太清楚这位作者的其他作品。如果把他的几个作品放在一起，也许更能领悟他的风格和个性。

又如德国卡尔斯鲁厄的国家艺术和多媒体设计研究中心（ZKM）和卡尔斯鲁厄综合大学（HFG）设计学院，改建旧厂房作为研究机构和学院，不说改建工程上的事，只就其中所展现出来的风格和个性，其实也是很有意义的。这些工业建筑表现出二十世纪德国工业时代的魅力，所以作为文化积淀，改造后的建筑形态，从其风格和个性来说，近乎斯提尔派（Style），其中多用粗黑线和简洁强烈的色块，令人联想起画家蒙特里安（1872－1944）的作品（实例见《室内设计与装修》2001－6，62－65页）。这就符合原来建筑当时的建筑思潮。从这些空间的风格和个性来说，虽然我们不知道作者本来的风格和个性如何，但至少在这一作品中给我们如此的理解。反过来说，这一作品出于改建、利用，因此作品本身的个性反映了当时当地的原型。这也可以理解作者的设计思想，当然也可以说这就是作品本身的风格和个性。

我们对室内设计风格和个性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而只有对设计风格和个性作深入的研究，才能进一步提高室内设计的水准。当今是多元性的时代，风格和个性特别显得突出，有研究的必要。风格和个性看来比较抽象，但仔细想来也并非不可捉摸，例如室内色彩，有的喜欢强烈的色块，有的喜欢淡雅，用线脚纹饰。又例如有的喜欢在照明、光和色方面有更多的表现；有的喜欢作更多的细部装饰；有的则喜欢用简洁的建筑本身的构件来表现。不论是居住空间、办公空间、餐饮空间等等，风格和个性总是如此。

风格和个性还有更深层的内涵，须我们去研究、发掘。设计师也要创作出具有鲜明风格和个性的作品，让我们喜闻乐见。

风格和个性，也使我们联想到我们的一些媒体，如《室内设计与装修》、《现代装饰》等专业杂志，能否对作品的风格和个性方面进一步关注、多作评论呢？如今，对建筑和室内作品的评论局面还没有完全打开，我们没有专门的评论家。笔者以为室内设计作品的评论局面甚至比建筑评论还不景气。关于建筑和室内作品的评论，在一些发达国家，不但有专门的评论家，而且其地位高于设计师。这个局面如何打开？还须靠我们自己。专业性杂志关注评论也许责无旁贷。能否在这些杂志上开个专栏，对古今中外各种室内形态都可以评论，尤其更须重视现代的作品。

篇5

这与旧目的论自身所存在的问题不无关系。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目的论是对“事物朝向某一口标实现其自身的理由”所进行的解释。但在此，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目的，更多的是对一种“事物实现自己本性的自然倾向”的强调。因此，目的论本身具备一种对必然性的强调，目的预先即已笼罩在事物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但此后的目的论的发展出现了庸俗化倾向，失去了其解释力和产生新知识的能力，于是其地位逐渐被因果论所取代。庸俗目的论认为，矿物质的存在目的是为了植物能够生存，而植物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动物的生存……庸俗的目的论是一种外在的目的论，其特征是把只适用于认识层面的理论强行扩大到本体论层面，把只适用于人类活动的目的范畴扩大到对自然的解释。这其实已经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反对。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目的论是内在的，强调事物的本性和必然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传统目的论确实普遍存在着“将目的外化而将其看作是自然界的一种普遍原则”这一倾向，并且缺乏对此种范畴之误用的限制。    

而另一方面，因果论自身对严格性的强调也是有限的。早年休漠对此有过著名的探讨。他认为因果观念是这样被建立起来的:人们知觉到两个观念在时间中相继出现，并且如果观察到这两个观念此后又重复依此顺序出现，那么人们就会将先发生的观念称为原因，把后出现的称为结果。久之就会形成一种习惯，即每当看到一个观念时便联想到另一个观念。这种在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联想而形成的恒常的连贯关系，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因果关系。换句话说，因果观念的来源只是具有普适性的直觉，其证明基础依赖的也只是直觉的普适性。若一个连贯的联系不完全符合普遍相同的直觉，这个连贯就很容易被约定俗成的因果观念判断为假。由此可以发现，因果观念自身正是通过一种具有误认结构的悖论性方式而被建立起来的。也正是于此，我们可以发现黑格尔哲学所具有的标志性的“圆圈式返回自身”的误认性论证方式，有可能会为以因果观念为基础的传统哲学论证思路带来新的反思。    

笛卡尔哲学式的典型论证思路的特点是，首先必须确定一个自明且无疑的出发点，并且认为，若此出发点为真，且基于此出发点的论证过程是充分严格的，则基于这一出发点的结论就必然为真。不难看出，这个以因果论为前提的论证思路本身就具有误认的色彩。在这种单线性论证模式下，起点证明终点，终点要依靠起点的正确性来保证。但问题是，这一获得绝对正确之起点的工作，难道不需要依靠某种方法么?例如笛卡尔所使用的普遍怀疑方法，其标准本身正是一个最需要论证的问题。故而在这种单线性思路的影响下，以因果论观念为指导的经验主义者执着于要求在一个推理的链条中，其最初环节必须为其后的所有内容提供担保，而其后的推论结果都要依赖于起点的真理性，并且它们的正确性都依赖于起点而获得。这种无可置疑的起点，就是欧洲近代哲学传统所宣称的“第一原理”。而黑格尔哲学正是对欧洲传统的形而上学中的形式思维进行了反思。“黑格尔认为，形式思维的方法，是一种真理一次完成论。传统本体论把实体作为认识之外现成地独立存在的东西，要认识它，关键在于认识的工具和方法。唯一的方法似乎只能是理智直观，因为经验的方法只能认识偶性，而思维的推理总是要追溯到第一原理。因此真理是直接现成的。实体已现成地在那里。如果从这种要求对“第一原理”进行一次性准确无误的把握的思维方式出发，就自然会认为，将某种“误认”的“错误”视作起点的认识或理解理论是一种谬误。因为形式思维现成性的思维方式已经在理论上漏过了认识和理解活动所应具有的运动性。    

而黑格尔哲学所提供的思路则表明，事实上我们无法找到这样一个牢不可破、始终不变的出发点作为某种不可动摇的基础。因为，一切理解和认识都必须处于一种作为整体的全过程之中，并需要通过这一全过程才能得以获得自身的意义。而出发点本身也可能在具体的过程中被修改和修正，甚至可以说，这一出发点正是需要通过全过程才能得以成为其自身。这就是说，黑格尔哲学并不是一种认为出发点自身包含着结果的循环论证，正相反，它恰恰是在用一种时间性的视角强调着“出发点不能对结果进行保证”这一真实体验显示于我们的事实。黑格尔哲学的一个关键之处就在于，它强调认识和理解的全过程中的每个环节在逻辑上都是必须的，有其不可替代性，我们不能跳过其中的某一步而直接达到认识、理解，或是“真理”的终点。斯拉沃热·齐泽克对此曾评论道:“若我们想省去误认所造成的痛苦的弯路，则我们便会因而失去真理自身;唯有完成此误认，我们才得以获得他物的真实本质，并同时克服我们自身的欠缺。  

但同时我们又必须清晰地意识到，黑格尔哲学在这一问题上虽然具有值得重视的新内容和新思路，但却依旧存在着将目的论扩大到本体论层面进行使用，而不是仅将其合法使用限制在认识论层面的危险。因此，本文引人“误认”这一概念以试图在这一问题上起到一种限制性作用。也就是说，之所以不直接沿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循环”之概念，而是用“误认”将其内核进行重新诊释，是因为本文希望，将此种具备悖论性特征机制的可能性范围和使用范围严格限定于认识和理解的层面之内。悖论性的认识和理解结构在泛化意义上的应用始终是无效的。“误认”不能扩大应用于世界概念上，“悖论”也不适于传统本体论的领域。强调“误认”概念的原因，是试图说明理解和认识之性质的一个侧面，即将“结论”“真理”的获得始终看作是一个旋涡式的修正性过程。我们的理解事件和真实的认识过程，既不是事先知道将要得到的是什么然后再按图索骥地活动，亦不是没有任何趋向性在先的、白板似的盲口摸索。强调“误认”概念，即是要求于思考这一真实的理解和认识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发生机制。故必须把“误认”的悖论性结构仅理解为，在认识和理解事件之发生过程中才具有的机制，其领域应仅限于此。我们在休漠哲学中也能够看到这样的区分和限制，即休漠对因果问题的质疑只限制于认识论层面而不是本体论层面。休漠并非是在声称客观世界不存在着两个事件之间的因果性，而是要求作为认知主体的我们去解释我们何以能够了解这种联系。    

比之黑格尔的“螺旋式上升”结构，“误认”更接近于一个现象学的方法或概念。理解过程中的因果链条处于一个具有时间性的漩涡之中，所谓“结果”其实是(它自身的)原因的原因。如果说“理解的循环”以一种预先误认作为开始，这即是说我们不可能在理解活动的起始处就已经掌握着我们最终要找到的东西。我们最终要找寻的口标需要通过整个实际理解的过程才能向我们显现其自身。实际上“误认”这一概念追求的依然还是一种严格性。这一严格性正是被现象学通过“绝对的自身被给予性”概念所强调的“面向事物自身”的严格性。而传统二元论前提下的认识和理解理论，由于在具体实践发生之前，即已经事先对某种理解标准和意义标准进行了“预先假定”，实际上便失去了对这一严格性的追求。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误认”是一种拉康哲学式的、同时也更加具有发生现象学色彩的“理解的循环”。    

很明显，黑格尔式的“误认”结构强调了在理解和认识的过程中被提供的目的所具有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误认”概念的内核可以说关联着一种目的论。但这不同于近代因果论确立之前曾流行的古代哲学式的‘旧的论”，而是一种具有时间维度的新形态目的论。也就是说，一种强调人的价值的目的论。    

在“误认”的结构中，我们所关联的目的并不是先天地或者内在地被直接给出的。这个目的的给出处于生成性的时间场域中，与人的具体体验始终关联。之所以说关于这个结构的“误认”概念杜绝了旧目的论的问题，是因为不同于旧目的论，“误认”概念没有将目的看作是第一性的、纯粹的或者不可分析的。相反，目的，特别是最初的目的，始终需要在具体的、时间性的实际体验中被反复修正和构造。也就是说，在“误认”的过程中被关联的目的始终是具体和感性的，而不是空洞和抽象的。这就在杜绝了旧目的论的问题的同时，提供了去建构一种在具有解释力的同时，也能够对认识和理解进行目的性研究的新理论的可能。这个理论之所以是新的，是因为它强调借由某种目的而得以开始的某个具体认识或理解的全过程，都始终会与这一目的本身相互影响。并且在这个前提上，注意到“人的存在”在这一目的与过程的交互作用中所具有的价值。    

“误认”本身就是辩证法的完美个案。具体的认识和理解过程正是通过“误认”的开始获得其否定辩证法的完成。这也正是我们试图讨论的黑格尔式的、区别于循环论证的错误形式的另一种“循环”，在认识和理解过程的螺旋上升结构中，主体的干预，即预先误认这一“错误”，总是从一开始便已经被积极地囊括于理解发生的过程中了。    

“误认”概念的引人恰恰说明了人之存在的不可取消性，正因对真理的认识和理解不可脱离于这一旋涡式的机制，故绝不会有离开了人的、某种纯然的和机械的对“真理”的认识和理解。“误认”对于被预先接受之前提在理解和认识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的强调，正相通于本体论诊释学对于前见与个人存在之关系的强调。“个人的前见比起个人的判断来说，更是个人存在的历史实在。”  

篇6

传统劳动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学的科层理论。该理论认为造成群体问不平等的原因是由于不同群体获得财富、权力和声誉的资源不同，获得较少资源的群体追求平等与自由的难度会更大，从而逐渐沦落到弱势群体的地位。因此，在法律制度上应该作出倾斜性的规定。该理论的典型代表是马克思，他认为自然分工引发社会分工，产生私有制并由此形成阶级，社会分层是社会成员冲突的结果。哈贝马斯认为阶级出现并非源于经济领域变化，而是政治秩序出现后的事物，是政治秩序通过统治关系将社会成员组织到了不同的血统中，形成不同的阶级。

我国立法者正是基于劳动者是劳动关系中弱者的前提判断下进行相关立法的，具体制度大多都是为倾斜性保护劳动者而设计的，最终的目的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然而，社会分层理论下的不平等是否必须通过倾斜性法律保护才能实现平等?我国劳资地位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理论下的不平等是否是一个概念?通过倾斜性的法律制度能否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笔者认为将社会分层理论作为我国倾斜性劳动立法的理论基础有失偏颇。

首先，从劳资力量不平等推出倾斜性劳动保护，需弄清的基本问题是中国劳资力量的不平等是否是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是否是劳资冲突的结果?追溯历史，1953年，中国政府为解决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所造成的问题，分别从户籍、就业、口粮三个层面制定了限制农民自由迁徙、在城市获得口粮和就业的政策，从而人为地导致农民和城市市民的差距。国家后来逐渐允许农民进城务工，但是，由于户籍、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措施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进，导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和雇主之间的力量对比仍然很悬殊。此外，国家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也一直没有承认劳工应有的结社权、团结权和罢工权。劳工在先天力量不足、后天存在遏制的情况下，怎么敢和雇主进行像西方国家一样的劳资对抗?因此，中国劳资力量的不平等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而是国家干预后的结果。而社会分层理论中的代表马克思所主张的不平等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是阶段斗争的结果。从这一点看，我国传统劳动法理论将社会分层理论作为倾斜性立法的理论基础有失偏颇。

其次，我国劳资力量的不平等是否只能依赖倾斜性法律制度呢?前面讲过，劳资力量不平等根本上是倾斜性制度的结果。因此，解决不平等的方式根本上也必须通过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措施来改变劳动分工所形成的不平等，实现劳资力量的均衡。倾斜性法律保护不是对错误的纠正，而是对错误的延续。社会分层理论的代表哈贝马斯也认为不平等出现的原因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因此，我国传统的劳动法理论也是对社会分层理论的片面理解。

最后，倾斜性法律保护是否能够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呢?我国立法者的目的是通过国家干预的手段实现社会正义。诚然，正义是人类社会追求的价值。正如罗尔斯所言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倾斜性法律保护必须通过国家公权的干预才能实现。然而，如何处理国家干预与社会自治的关系是理论界不可回避的难题。哈耶克主张最小政府理念，反对政府的过度干预，批判政府必须确使所有的人都始于平等的起点并确使他们获得同样的前提的观点。由于我国国情的原因，政府如何干预?在多大范围内干预?这些都是非常难以界定的。劳动权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权，需要国家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多方面履行给付和保护义务才能真正实现，光靠国家的法律是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的。正如美国劳动关系学者约翰巴德强调:劳动关系调整的目标就在于尽量实现效率、公平和发言权的平衡。

二、倾斜性劳动立法的现实困境:极易出现从契约到身份的反向运动

梅因在1861年发表的《古代法》一书中有段著名的论断:我们可以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至此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他认为社会通过契约的方式来分配财产比按照个人的地位来决定进步得多。当以身份作为财产分配的基础时，实际上是强调当事人之间地位的不平等，由此便形成了身份型社会。而契约关系强调的是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强调当事人之间地位的平等，在此基础上形成契约型社会。然而，随着社会分层的不断发展，现代社会中逐渐出现了强势主体与弱势主体的结构体系，于是很多学者主张国家应该对弱势群体进行倾斜性保护。在现代社会，国家以当事人的身份为依据进行倾斜性立法保护会不会出现从契约到身份的反向运动呢?理论界对此观点不一。有学者认为现代社会中的身份与近代社会中的身份内涵不同，国家的倾斜性立法保护注重的是自然人之间实体地位的差异，有利于实现从形式平等到实质平等的转变，因此，现代社会中的倾斜性立法保护不会出现从契约到身份的反向运动，这是历史进步的体现。笔者对此观点不敢苟同，下面对此作简要探讨。

社会法的基本理念是强调倾斜性保护，也就是说社会法强调根据社会主体的强弱地位来分配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保护，目的是通过扶持弱者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平衡，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从契约到身份的反向运动。然而，倾斜性保护并不是任意性的，社会法中的倾斜性保护必须具备以下两大特征:一是倾斜性保护只能限制在倾斜性立法上。也就是说，立法上可以对弱者的利益进行倾斜性规定，但在司法上仍然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因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太大了，若允许司法有权对弱者倾斜的话，势必会导致新的利益分配不公。二是倾斜性立法也只能限制在倾斜上，立法必须为当事人之间的自由协商留有一定的空问，因为社会合作需要意思自治。也就是说，法律只能在宏观层面上对涉及一些社会基准问题做出强制性的、明确的规定。如在劳动立法中的最低工资标准、工作时问标准、劳动保护标准等。在中观层面上，法律要重视意志表达的群体化，充分发挥团体契约在社会合作中的重要性。在微观层面上，法律应该为每个具体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保留协商的空问，充分发挥个人契约在实现意思自治中的作用。劳动法属于社会法的范畴，毫无疑问，劳动法也应符合社会法的主要特征。事实上，我国目前的劳动立法并不具备社会法的以上两个特征。在下文中笔者将以我国《劳动合同法》为例进行简略阐述。

首先，我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该法)并不符合社会法的立法上倾斜、司法上人人平等的特征。为了刻意保护劳动者的利益，该法创设了双倍工资制度、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以及违法解除的双倍惩罚规则等。可以说，该法从合同的订立到合同的解除都作出了对劳动者有利的倾斜性规定，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然而，在司法上，法官在判案时是否做到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呢?实践中一些劳动者为了得到双倍的工资故意不和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在劳善，资恶成为社会大众的一种思维定式的背景下，法官往往会潜意识地认定是用人单位不愿签合同，而不是劳动者故意不愿签。与此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笔者在此不再赘述。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立法者的劳善，资恶的立法假设。因为在中国的劳资矛盾日趋尖锐并且呈现集体争议的趋势下，倾斜性劳动立法很容易引起社会的共鸣，在舆论和学术力量的推动下极易引起社会对劳资矛盾产生片面的认识，使现行的法律从具体变得异常抽象，最终使社会不是通过契约，而是通过身份来进行利益分配。

其次，该法并没有为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留下充足的空间。从《劳动合同法》的整体条文来看，该法不仅在社会基准领域作了一些强制性规定，还在本应由单个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个人协商的领域作了一些强制规定，严重忽略了意思自治在社会合作中的重要性。例如，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签订、违法解除合同的惩罚规则等完全属于当事人之间协商的领域，该法却作出了强制性规定，完全不顾用人单位的利益。除此之外，整部法律主要在于构建劳工个别维权机制，对劳工群体与用人单位问的团体契约关系只是作了非常简略的规定。由于我国劳弱资强的现状还未从根本上改变，因此，仅靠单个劳动者的力量很难实现劳资利益的平衡。在某种程度上，忽视团体维权机制是该部法律远未达到立法者初衷的重要原因之一。总之，该法过于强调对劳动者的强制性保护，严重忽略了契约的作用，久而久之，极易使社会重新陷入身份的时代。

三、倾斜性劳动立法的变革路径:坚持个体契约团体契约的立法范式

中国市场经济是在逐渐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下发展、壮大的，迄今为止，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仍然受到很多政治、社会因素的束缚，自由、平等的价值目标依然是社会所不断追求的。从社会结构的变迁来看，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实质仍然是从身份到契约的发展过程。在大多数生活领域里，契约仍然是人们权利义务的主要来源，中国远未走出契约时代，只不过现代社会中的契约与梅因所指的契约存在量变的不同。近代社会中的契约强调单个主体的自由、平等，而现代社会中的契约更多的强调社会团体的自由、平等。在中国的劳资领域里，单个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确实存在力量差距，仅靠传统的个体契约已经不能实现劳资力量的平衡，这时就需要充分尊重劳工三权，充分发挥团体契约的作用，真正实现劳资的平等合作。传统的劳动立法建立在劳资对抗的理论基础上，旨在通过扶持弱者以对抗强者，这种倾斜性立法是对团体契约的严重忽视，违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极易陷入契约一身份陷阱。笔者认为在劳动法领域构建团体契约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首先，劳动立法必须明确肯定劳动三权，这是团体契约的基本前提。劳动三权包括结社权、集体谈判权和集体争议权。结社权又称团结权，指的就是自愿团结起来，建立或参加某个组织的权利。这个组织必须是依法、自由、自主、自治所形成的，叫什么名称并不是很重要。集体谈判权是指结社以后与对方进行集体交涉的权利。集体争议权是指当集体谈判谈不成时，要通过集体争议这种压力机制和手段，去迫使对方再次坐到谈判桌前，或者迫使对方作出必要、合理的让步。这三种权利合称为劳动三权，其中，集体谈判权是中心权利，结社权是集体谈判权的前提，集体争议权是集体谈判权的保障手段。通常在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的国家，这三种权利是劳资双方当事人都享有的，只不过称谓不同而已。一般来讲，劳工自我组织起来的组织叫工会，而雇主方的代表叫雇主协会，劳工享有的集体争议权叫罢工权，而雇主享有的是停工权。为什么经常说劳动三权叫劳工三权呢?因为三权的基本属性和功能是锄强扶弱，对弱势当事人进行必要的扶持和帮助。

谈判权与争议权本质上是一种人权，也是私权意义上的公平交易的权利。既然是一种私权利，国家就不能剥夺，充其量可以限制，但是一定要注意一个限度和正当性问题，这方面需要宪法和基本法律作一个合理正当的安排。我们国家一直回避劳工的谈判权和罢工权，那是因为立法者一直把劳动三权当成政治性问题来对待，一谈这个话题就恐慌、害怕。其实，劳动三权就是市场经济里面的基本的定价机制和分配机制，如果规范得当，它将发挥很强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不能把它作泛政治化的理解。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劳动三权中最为敏感的权利是劳工的罢工权，这也是对劳工最有价值的一项权利。在下文中笔者将对这一权利的建构作一简要探讨。

从国际立法体例来看，赋予罢工权的形式有多种，有的是通过宪法明文规定，有的则是通过其他成文法或判例来确定。从各国的法律规定来看，通过宪法确定劳工罢工权是一种较普遍的做法。但是从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通过宪法确定罢工权在短时间内很难实现。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借鉴英国、美国、加拿大等一些国家的做法，通过部门法的形式加以确定，目前可以先在劳动立法中作出明确规定。在具体的规定上，必须明确罢工的原因、罢工的主体、罢工的前置程序、罢工的处理机制等重要内容。首先，从罢工的原因来讲，罢工虽然可以分为经济性罢工和政治性罢工，但基于我国特殊国情，我国的罢工只能是经济性罢工，并且只能限制在集体谈判领域。其次，在罢工的主体上，只能限定为工会，这是为了防止劳工自发组织起来罢工，破坏秩序，但是工会在组织罢工前一定要充分发扬内部民主，通过严格的表决程序才能展开。最后就是必须明确规定罢工的前置程序、罢工后的处理机制以及对非法罢工的惩罚。国外罢工的前置程序有强制调解、仲裁制度。笔者认为我国应该专门设立调解组织，在调解组织调解无效的情况下必须采用司法程序，也就是通过仲裁和判决后才能进行罢工。在未得到判决前或判决不允许罢工而罢工的属于非法罢工，将受到相应的惩罚，就算是合法罢工也只能限制于企业罢工，不能威胁到社会的公共利益。随着我国社会矛盾的逐渐尖锐化，必须要将罢工纳入到法律轨道中来。从国外实践来看，在完善法律的指引下，罢工的数量和危害都在逐渐减少，罢工并不可怕，怕的就是无法可依。

其次，加强劳工团体组织的独立性改革，这是落实劳工三权，实现团体契约的关键。虽然《劳动合同法》赋予企业工会的基本职能是代表劳动者，通过平等协商与企业签订集体合同，以此来协调劳动关系。但由于工会体制的不完善与国家的不重视，导致工会在机关、事业单位扮演了二政府的角色，在企业充当起了用人单位的代言人，从而使劳资双方的团体契约形同虚设，集体劳动关系实际上尚未形成。因此，我国工会要想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必须处理好工会与政府、工会的上下级以及工会与企业问的三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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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学术期刊的改革首先要具有问题意识。一直以来，问题意识薄弱、原创精神匮乏、学术氛围浮躁、人均论文数量低、国际影响力弱等问题困扰着学术界。由于综合性学术期刊的读者比专业性学术期刊更趋大众化，这就要求编辑关注基础学科的发展方向，瞄准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组织专题性稿件，分析问题并探寻原因，贴近现实，贴近生活，为社会热点难点解决问题服务。注重原创精神是学术期刊办刊的基本原则。当前，各高校在教师职务聘任、研究生导师遴选和各类成果评比中实行学术道德问题一票否决制，以高校学报为典型代表的综合性学术期刊也应当据此对抄袭剽窃、无偿占有学生成果、低水平重复、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行为采取“零容忍”措施，大力倡导在科学研究中百家争鸣，营造生动活泼、真实原创的学术氛围。关注学术前沿是创新的源头活水。综合性学术期刊应当学习专业性学术期刊关注学术前沿的办刊思想，借助高校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成果的平台，高度重视学术前沿和交叉学科研究成果。比如《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既有传统综合性学术期刊根据一级学科设立的分学科栏目，也有根据武汉大学的研究基础与特色设立的交叉研究栏目。比如哲学板块下的教育部名栏“中国化研究”专栏；经济学板块的“低碳经济”系列研究等突出最前沿成果的前沿专栏。综合性学术期刊还应当依托高校海外学术周以及重要国际学术会议，拓展国际视野。综合性学术期刊的国际化需要实现从办刊理念到办刊形式的根本性转型，实现作者国际化、编辑国际化、审稿专家国际化，最终达到读者国际化的目标。各编辑部可以通过与SSCI的长期联系和定期座谈，积极按照国际规范改版，与国外数据库公司接洽并免费提供样刊，通过专家学者向国外大学图书馆推介刊物等多种方式，扩大刊物的国际影响力。勇于担当责任，才能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制作出更具可读性的刊物。营造高校创新的学术环境是实现高校学者追求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的重要途径，也是高校学报人不懈的精神追求和使命。综合性学术期刊作为高校科研成果展示的重要平台，应该深刻认识到提升学报的学术质量、服务科研事业发展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敢于承担责任，综合性学术期刊才能在压力和动力的合力中再创佳绩。

（二）以体制创新为保障

依托科研主管机构，创新期刊管理体制是综合性学术期刊体制改革的有效途径。综合性学术期刊可以发挥其高校背景的优势，依托科研主管部门办刊，挖掘重大科研项目的成果。例如《武汉大学学报》于2010年初挂靠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而该院是秉承“以事务服务为基础，以管理服务为核心，以发展服务为目标”的理念，为学术研究提供管理服务的社会科学研究主管部门。《武汉大学学报》就是在科研主管部门的指导与协助下，依托学科和知名学者与科研项目的优势，发挥学术引领作用，选择重点学科和重点课题作为特色栏目，成功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期刊资助，成为“湖北省十大名刊”，并获得“湖北十大名刊成就奖”。只有完善投审稿制度，保证学术发展规范有序，才能为综合性学术期刊发展奠定基石。严格的投审稿制度不仅可以保证刊发稿件的质量，还可以提高审稿效率，缩短用稿周期，降低人情关系在稿件刊发过程中的负面影响。综合性学术期刊应当坚持集稿讨论制度，对稿件实行专家双盲审稿，做到编辑自校与互校相结合，采取会议终审等多项措施，细化编辑流程，提高工作实效。专家组稿是提升综合性学术期刊稿件质量的重要方式之一。改进专家组约稿制度，还能借助专家的“火眼金睛”杜绝系统发现不了的、某些隐蔽的急功近利、粗制滥造等学术不端行为。综合性学术期刊可以邀请相关领域重大招标项目的首席专家和部分知名学者对社会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专题组稿，利用专家学者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吸引优秀稿源，刊发系列化的专题研究成果。综合性学术期刊还应当着力提升编辑素养和学术水平，构建学习型组织。编辑专业素养、品格魅力、学术眼光等对吸引优质稿件资源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编辑的持续学习与不断进步、成长对期刊的办刊质量提升也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在全媒体时代，编辑早已不是“剪刀+浆糊”的操作者，而是智能化时代的全媒体人。编辑应当积极参加校内外各种业务培训，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掌握学术研究前沿动态，掌握新型编辑与推广技术，把握政策方针和正确价值观取向；学术期刊编辑部应当坚持编校费从优，以保障编辑初审与专家外审的质量。另外，当前许多综合性学术期刊的编辑是执行教师专业技术岗位的工作时间，即并不是实行行政部门的坐班制。但由于编辑部诸多日常事务需要及时处理，各编辑部可以考虑实行编辑值班、轮班制度，以解决编辑部日常事务性的工作。

（三）以学术创新为核心

综合性学术期刊应当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国家教育部1998年曾发文把高校学报定义为高等学校主办的、以反映本校科研和教学成果为主的学术理论刊物,是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园地。但在2002年，该定义被修订为“高校学报是高校主办的、发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论文的高层次学术理论刊物”。由此可见，高校学报不应仅仅反映本校的科研成果，而应当是一个面向国内外，面向社会各界平等征集优秀稿件的平台。这样高校学报才能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各科研机构之间、跨省份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也能更加畅通。特色栏目是综合性学术期刊的重要优势所在。综合性学术期刊可以借助高校交叉学科、特色学科的独特资源网罗优秀稿件，创建特色栏目，摆脱综合性学术期刊普遍性的“千刊一面”的尴尬现状。据统计，教育部高校社科类学报第一批“名栏”的17个栏目中近一半是基于各高校优势学科创立的特色栏目，比如《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的“岳麓书院与传统文化”和《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的“民族音乐研究”等。各综合性学术期刊可以效仿上述学报，根据自身或临近高校的优势学科，创办特色栏目，实现综合性学术期刊的品牌化。倡导栏目共建是增强综合性学术期刊核心竞争力的有力手段。综合性学术期刊受其载文量的限制，在各学科板块的载文数量不及专业性期刊多，栏目共建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期刊界成功的案例有由《求是学刊》《厦门大学学报》和《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共同创建的综合性栏目“现代性研究”，该栏目持续刊发了跨省份的同类题材作品，受到读者的好评。其他综合性学术期刊可以参照该成功范例，依据地域优势或者各自研究方向的优势强强联合共建栏目。抵制学术不端行为是学术创新的重要保障。当前学术界学术不端行为屡见不鲜，职称评聘、课题考核等因素使得原本纯粹的学术研究变得功利化。期刊界当前检测学术不端行为的主要工具是中国知网开发的“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该智能化的系统虽然能通过比对查找出送检论文与已刊发作品相似内容的来源，但有些学者利用该系统的检测缺陷，把部分重复内容通过文字上的粉饰来掩盖其抄袭的事实，或者利用知网文献更新的滞后期一稿多发，或者利用书籍未收录知网大库的漏洞实施抄袭行为。《浙江大学学报》编审张月红在美国“国际出版链接协会”年会上的由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资助的项目研究报告——《全球学术期刊编辑对学术剽窃容忍度的研究调查报告》，获得了国际出版界的高度认可。该报告披露的学术期刊剽窃行为令人咋舌。学术创新的学术期刊办刊的首要任务，也是提升期刊影响力的根本源头，因此综合性学术期刊必须把好学术规范的关卡。

篇8

关键词：大陆流行歌曲；歌词；语言变异；规范化

上古时期的文艺实践中，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密不可分的，与音乐相配合的歌词就需要配合音乐增强音乐的节奏感。因此，歌词的创作者注重韵律和节奏，甚至有的时候作者为了追求歌词独特的韵律，违背语法规则。清代张裕钊曾说：“文以意为主，而辞欲能副其意，气欲能举其辞，臂之车然，意为之御，辞为之载，而气则所以行也”。可以看出，古人的“语法”概念，是和韵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当韵律与语法相一致时，它们相辅相成，共同表达思想感情；当二者相违背时，韵律就常常突破语法的束缚。①为了使歌词节奏分明，韵律和谐，这时，语音上的押韵要求，就会推动语言发生变化，这种变化通常表现在语法的变化上。

一、语言变异在语法中的表现

语法是语言的结构规则，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并自觉遵循的语法规范。歌词作为文艺语体具有描绘性、音乐性，因此它在格律方面有着严格地要求。歌词上下句押韵对字数有着严格的要求，为了符合格律的要求，有时候会强制性的去掉某些字，从而造成句法成分省略。有时候为了押韵或者出于表达的需要，就强行改变词语的顺序，造成语序不当，使句子表达模糊，难以理解。词语的超常搭配是歌词中常见的一种语言变异，有的超常搭配不符合语法规则，不能更好的表达歌词含义，但是很多情况下词语的超常搭配能打破常规，起到陌生化的艺术效果。

（一）句法成分省略

为了配合歌词文本的整体节奏，歌词中常常会出现省略的现象，使得上下句字数相同，节律一致，唱起来酣畅淋漓，一气呵成。如李宇春《粉末》中：

也许我浅薄，可不是泡沫

只要为你活过，我就不是粉末

“也许我浅薄，可不是泡沫”为了字数对称，韵律和谐，省略了主语“我”。再如筷子兄弟《老男孩》中：

抬头仰望这漫天星河

那时候陪伴我的那颗

“抬头仰望这漫天星河”应为“我抬头仰望这漫天星河”，缺少主语“我”。 这两个例子都是为了字数的严格押韵而省略了主语的语言变异现象。

（二）语序不当

汉语语言中，某个句子成分前提能够起到强调的作用，或者渲染情感，增强情感的表现力，或者引起受众的注意。如张杰《这就是爱》：

哭了一晚的你的样子

从此都种在我的脑海

“哭了一晚的你的样子”读起来语义晦涩，难以通顺。我们不难发现，正常的语序应该为“你哭了一晚的样子”。作者为了强调伤心，便将“哭了一晚”提前，把主语置于谓语的后面，聆听者首先听到的就是“哭了一晚”，让听者深切的感受到主人公浓浓的伤感之情。

有的时候创作者为了押韵，也会调整主谓宾的顺序，使歌词产生回环复沓的韵律美。如李宇春《梨花香》：

人面桃花是谁在扮演

事过境迁，故人难见

旧日黄昏，映照新颜

相思之苦谁又敢直言

词中“人面桃花是谁在扮演”“相思之苦谁又敢直言”都将受事提前，成为受事主语，构成主谓谓语结构，从而使歌词句句押韵。句子通常的语序应该为“是谁在扮演人面桃花”“谁又敢直言相思之苦”。

（三）搭配不当

词语的超常搭配突破了普通话语法规范的藩篱，实现了语言表达的多样化、艺术化效果，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新奇独特的表达方式。在合适的语境中，词语的超常搭配是积极的修辞，它打破了思维的定式，给人以新奇，脱俗的感受，极富创造性。但是超常搭配要与语境相适应，脱离了合适的语境，一味地追求陌生化的效果，则往往适得其反。不仅让人不知其所指，一头雾水，更是失去了语言的表达功能，毫无价值。如：李宇春《蜀绣》这首歌中：“看铁马踏冰河，丝线缝韶华。”“韶华”指的是青春年华，为抽象名词。“丝线”是具体名词，本用来缝织物等，作者却说“丝线缝韶华”，将与具体事物搭配的词语跟抽象事物搭配，化抽象为具体，使人对年华的流逝切实可感，使人对极为宝贵的韶华更加珍视，起到了修辞的效果。此外，这样的名词搭配，使得语言成为诗一样的语言，意境隽美深刻。

二、歌词语言的规范化

我国的汉语普通话尚在推广阶段，汉语方言仍然有很大的差异，给人们交流带来了不便。流行歌曲作为大众媒体的一种传播方式，它对人们学习普通话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对歌词语法进行严格的规范，有利于普通话的传播，有利于加强地区间、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更有利于我国的团结统一。

（一）歌词语言变异合理规范化的标准

普通话的规范就是指根据语言的发展规律，在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确立明确的、一致的标准，并加以推广。但是，普通话的规范化并非制定一套严格的教条，而是以人们的交际需要出发，使语言更加健康的发展。

普通话语汇的规范要遵循明确性、普遍性和需要性原则。我们应该把词义明确的，人们普遍使用的，适应语言表达需要的词语吸收到普通话中；把意思晦涩难懂，不被人们交流使用的词语舍弃出去。至于那些生造的词汇，我认为我们应该把它坚决排除在普通话系统之外，只吸收已经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词语。对于词汇误用现象，我们应予以纠正，使词汇正常搭配。但语法规范并非一成不变的，它要反映语法的发展变化，如果某一说法由偶然使用变得常用起来，能够起到很好的表达效果，也就认为它是合规范的。我们分析语法失误，要把语法失误与言语变异区别开来。

（二）歌词语言变异的规范化措施

首先，歌词创作者应该主动增强自身的文学修养，提高语言规范化意识，在写作的过程中不仅仅追求艺术化效果，也遵循汉语普通话的语法规范。其次，传播媒体在语言传播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媒体也要加强对文化传播的监管力度，发挥舆论监督的效果，避免出现轻视文化等急功近利的现象。再次，相关部门可以制定法律法规，发挥对文化产业的引导和监管作用。

总而言之，歌词的语言变异既是对传统语言的继承，又是对传统语言的突破，同时也是语言随着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二者既对立又统一，没有传统语言，就没有语言变异的根基。没有语言变异，语言就不能更好的跟随社会的脚步。因此，我们只有按照语言的规范来发展语言语言变异，才能既发挥语言的的生机与活力，又使语言向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注释】

①念颖.论诗歌语体中的超常搭配现象[D].云南：云南师范大学，2004.

【参考文献】

[1]邢福义，汪国胜.现代汉语[M].第二版.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陈松岑.语言变异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篇9

三年级的习作要求很具体，比如“能不拘形式地写下见闻、感受和想象：注意表现自己觉得新奇有趣或印象深刻、最受感动的内容”等。在指导学生进行“课余生活”的习作前，除了布置“预习课文”的作业外，我另增加了一个项目：“把最喜欢做的事情或游戏尽情地玩一遍，每天把当天做的事情或游戏给你带来的好处写下来。”当学生的积淀达到一定水平，我先上了一节口语交际课，在情境创设良好的氛围中请学生自由口述：“你最喜欢的课余生活是什么？为什么喜欢？”也许是架起了生活与习作的桥梁，化难为易地重现了每个环节的教学，大家的表达流畅而具体：“参加课外兴趣小组让自己得到了全面发展，学习绘画锻炼了自己的沉稳：外出游玩丰富了自己的阅历，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带弟弟妹妹懂得了做大人的不易，继而学会了感恩：养花种草给枯燥的生活增添了韵味，收获了为环保贡献力量的快乐……”在批改的过程中发现，学生的选材五花八门，句子通顺，中心突出，没有“大同小异都一样”的苦恼，更没有抄袭作文的不负责任。

二、自由选择，尊重习作的表达顺序

语文教材是经过专家审定后出版使用的，几乎都是名家名篇或经典之作，需要教师带领学生细读、研读和品读。我更重视指导学生从中学会表达的顺序和构段的方式：总分式、并列式、递进式、转折式、对比式、因果式、整体布局式……每次进行段的训练时，我先要求大家思考“用哪种构段方式”，等每个人都心中有数了，再宣布习作开始。

三、永葆童真，尊重学生的语言

篇10

【关键词】高职院校；体育教学；个性化发展高职院校主要对生产服务的基层培养一线职业人才。高职在学生的理论与实践能力实用、技能

人才培养上存在滞后性，高职院校体育教学最为严重，这主要源于教师队伍、学生生源、学校体育设施的滞后，严重影响到高职院校体育教学学生个性化的培养。高职院校在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和谐稳定发展的同时，需要关注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根据创造性发展的原理，结合高职体育教学的特点，培养学生为创造性人才，选择适合高职学生的兼具科学性与艺术性的教学手段，关注学生的创造能力和个性发展。笔者就高职体育教学中，如何学生创新能力，关注学生个性发展，结合本人多年的教学实践与同行体育教师进行探讨。

一、体育是学生自我意识发展的阵地

高职院校的学生年龄一般在18-22岁左右，这一阶段的学生的社会意识开始形成，自我意识发展的关键期，对于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如何更加在意，很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从而形成强烈的自豪感或自卑感，在高职体育教学中表现的较为明显，学生在集体的体育活动中，充当一定的角色，如在足球教学过程中“前卫、边锋、后卫、防守”等学生在不同的角色在感受着自己在活动中因地位不同而担负不同的责任，要能够成功地完成自己角色的任务，需要准确把握好角色间的区别，每个角色间任务上的联系。只有每个成员都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整个集体的任务才能出色的完成，才能获得荣誉和观众的称赞，体育是学生自我意识发展的前沿阵地，体育教师需要抓住时机，培养学生个性发展。

二、掌握学生的个性，激发学生运动兴趣

高职体育教学以球类运动为主，培养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为培养21世纪社会所需要的职业人才，培养学生拥有过硬的体质，为今后走向社会实现全民健身、养成终身体育锻炼习惯做好铺垫。在体育运动中，体育教师需要通过对学生言行的思考分析，对学生的个性做出识别。笔者一般是通过与学生交流，对学生的个性有较准确的了解，便于下一步的教育引导，培养学生个性发展。在高职体育教学中，通过激发学生对体育的兴趣来提高学生参与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把教学内容结合高职学生特点，采用多样化趣味性教学手段，呈现给学生广阔的展示空间，在游戏、竞赛活动中展现发挥自己的个性，增强学生的知识和体育技能，并提高学生的健康水平。

三、尊重学生主体，培养学生个性发展

美国林格伦说过，“教育，正像其他的社会过程一样，它的成效依靠交往。”高职体育教师需要正确处理好体育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笔者在体育课堂教学过程中，从不在学生面前摆架子，在课堂上平等对待尊重每一个学生，给他们更多的信任。在活动前与学生交流，走进学生的心灵，倾听学生的不同诉求。课堂中多使用“请把你的看法讲给大家”“请......同学来帮助他”，礼貌的课堂用语可以让学生感知到教师把自己置于平等的地位，在课堂上被尊重的感觉，体会到教师亲和力的感染力量。如，笔者在讲授“排球运动”一课时，让学生感知发、垫、传、扣、拦的一系列动作，在快速激烈的情况下，通过接发球、二传、扣球来完成这一综合性体育活动，在体育课堂教学中，笔者尊重学生的差异，鼓励学生崇善个性，努力打造“百家争鸣”的教学氛围。

四、灵活选择教法，积极发展学生个性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说过，“人类本质中最殷切的需求是渴望被肯定”。教师要精心备教材，结合学生的不同特点，选择不同的适合学生的教法，激励学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展示自己、在体育活动和游戏中表现自己，积极主动地实现课堂学习目标。体会体育运动对人体生理和心理活动的影响，让学生“走下网络、走出宿舍、走向操场”提高学生爆发力、耐力、力量素质的个性发展。培养学生树立“健康第一”和“终身体育”意识，在个性发展的同时，了解科学的健身方法和有效手段，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增进学生的身心健康，熟练掌握两项以上健身运动的基本方法和技巧，在学习和生活中做到科学体育锻炼，提高自己的运动技能，为社会培养“健康多能”职业人才。体育教学中教师在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在体育教学实践中，高职体育教师，在体育课堂教学过程中，灵活选择教学方法创造条件，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

总之，当今社会竞争和挑战并存，高职院校既要为社会培养多种层次个性鲜明的人才，同时还为学生提供了极为广阔的个性发展空间。高职体育教学，教师需要本着育人的目标，通过多样性的有针对性的教学方式，帮助学生确立新时期的体育观，不断探索新途径，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崔瑞良.关于高职体育教学中学生个性化发展研究[J].学周刊B刊,2013(3).

[2]张文华.对福建省高职院校体育教学环境研究现状的分析和思考[J].福建体育科技,2010(05).

[3]刘伟华.福建省高职院校体育教学现状及发展对策[J].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03).

[4]蓝志辉.个性化教学模式在体育教学中的应用[J].文体用品与科技,2013(18).

[5]李桂英.高职体育对学生就业的作用与影响[J].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