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断代体史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第一部断代体史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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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韵书是《切韵》

第一部方言词典《方言》

第一部字书是《字通》

第一部诗集是《诗经》

第一部文选是《昭明文选》

第一部笔记小说《世说新语》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是《春秋》

第一部语录体著作是《论语》

第一部断代史史书是《汉书》

第一部历史批评著作是《史通》

第一部兵书是《孙子》

第一部古代制度史是《通典》

第一部农业百科全书是《齐民要术》

第一部农业生产技术论著是《天工开物》

第一部植物学词典是《全芳备祖》

第一部药典书是《新修本草》

第一部医药书籍是《皇帝内经.素问》

第一部地理书是《禹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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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史是纪传体通史，是中国历史上的史学巨著。

3、《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种形式。

4、《汉书》，又称《前汉书》，由我国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

5、《后汉书》南宋绍兴刊本《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司马彪续作），记载了从王莽起至汉献帝的195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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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史传、史通、史学起源、比较

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所论述的诸多问题，也为后世史论家论及史学批评划定了界限与疆域，刘知所撰《史通》即从中汲取了诸多有益的思想，《史传》篇也因之成为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上具有特殊地位的专篇。

（一）、对史学起源及其发展演变的论述。刘勰在《史传》篇中清晰勾勒并描述了从黄帝时产生史官到魏晋时期史学的起源与演变。《史传》开篇便说：“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轩辕之世，史有仓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1]，在篇末论赞中又说：“史肇轩皇，体备周孔”。刘勰继承汉魏以来传统说法，认为自黄帝始，便存在专门记录编纂历史的史官，把史官产生时间上溯到遥远地轩辕之世，并认为到孔子时史官的各项建制已逐步完备起来。唐代史学家刘知在他的巨著《史通》中，明显继承了刘勰的这种说法，在《史官建制第一》中，刘知言到：“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斯则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至于诸侯列国，亦各有史官，求其位号，一同王者”[2]，显然是对刘勰史官起源论的进一步发挥与阐发。

到夏商时，政府机构中设置左右史官，“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言，右史书事”[1]，“唐虞流于典谟，夏商披于诰誓”。至周代，史官制度日趋完善，史官的职责就是“贯四时以联事”，即按四时，年月日时序记载事件。各诸侯国皆置史官，作国史，以成百国《春秋》。及至周平王东迁，王道衰弱，教化不正，伦常废弃，史官建制趋向混乱。“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1]，“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1]，开启了私人修史之风气。

降及战国，“史职犹存。秦并七王，而战国有策”，即《战国策》。西汉初年，陆贾撰《楚汉春秋》，探讨了“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之者何”的原因。司马迁“甄序帝绩”、“取式《吕览》”，列“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2]，“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及至“班固述汉”，承前人业绩，创纪传断代一体先例，遂成后世断代皇朝史撰述正宗。延及三国，“纪传互出”，魏有孙盛《魏氏春秋》，鲁豢《魏略》；吴有虞溥《江表传》，张渤《吴录》，陈寿则罗列诸史，撰成《三国志》一书，因其“文质辩洽”，故使他者撰述三国之作尽废。至于晋代，“繁乎著作”，所撰史书如干宝《晋纪》，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书》，不一而足，皇皇巨著，终得蔚然可观。

刘勰在《史传》篇中，第一次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做了全面的回顾与总结，这期间，对史官制度的变化，史书体例的演化等的描述，诠释了古代史学发展的基本趋势，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简明史学史。

（二）、对编年、纪传二体优劣的比较。编年体、纪传体是我国古代史书编纂中的两大基本体例。编年体以《春秋》和《左转》为规范，纪传体则以司马迁《史记》、《汉书》为肇始，这两种体例一直为史家所沿用。刘勰《史传》篇，对我国古代两大史书体例的优劣作了精要的论述。

对编年体，刘勰以《春秋》、《左转》为例指出，“《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认为这是编年体的优点。但由于编年体是以年月日时间顺序安排史事，历史事件往往会持续数年甚至更长时间。若采用编年体的写法定会使史事前后分离、拖沓冗长，以致出现“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的局面，损坏了史事的完整性、连续性。刘知在《史通・二体》中指出：“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事，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2]，但刘氏同时也指出编年体“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2]，更为明确地对编年体的优缺点进行了论述。这是由编年体的体例特点所造成的。

对纪传体，刘勰认为它的优点在于“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崇焉”[1]。刘知在《史通・二体》中引申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糜失，此所以为长也”[2]。刘勰认为纪传体的缺点在于“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重复，偏举则病于不全，此又诠配之未易也”[1]，这是就纪传体记叙的互重性而言的。刘知继承了刘勰这一观点，认为纪传体“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编，断续相离，前后屡出，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2]。

在《史传》篇里，刘勰第一次系统评论了编年、纪传二体的优劣及其著作时的困难，虽言语简略，但却极富开创性意义，为刘知在《二体》篇中详细论述二者优劣提供了先例。这种对史书编纂的思考与探索，是史学逐步走向自觉的体现，也是史学即将进入到一个更为自觉的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

刘勰《史传》篇，是中国古代史家对史学发展、史书体例、史书编纂等诸多问题的第一次系统论述，它开启了研究、探索史学发展规律的潮流，也为后世诸史家划定了研究的疆域与范围。唐代刘知所著《史通》中《六家》、《二体》、《史官建制》等篇无不可见刘勰思想的影响，这便正恰如范文澜所评价：“《史通》专论史书，自必条举细目；《文心》上篇总论文体，提挈纲要，体大事繁，自不能如《史通》之周密。然如《史通》首列《六家》篇，特重《左传》、《汉书》二家，《文心》详论《左传》、《史汉》，其同一也；《史通》推扬二体，言其利弊，《文心》亦确指其短长，其同二也；至于繁略之故，贵信之论，皆子玄书中精义，而彦和已开其先河，安在其为敷衍充数乎”[3]，这个评价可以说是十分恰当的。

参考文献：

[1]刘勰（梁）.《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2]浦起龙（清）.《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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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刘知几 两汉史家 史书史例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刘知几字子玄，唐朝史学家，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卒于唐玄宗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刘知几一生从事史书编辑工作，仅有《史通》传世，其余均亡佚。《史通》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史学著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对修史活动、历史著作、历史认识进行批判性总结的史学理论著作，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更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的要籍之一。

两汉时期是我国的史学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史书的编年、纪传两种体裁争相出现，各位史家也在探索撰写史书时如何选择史例。自西汉司马迁创纪传体，一直到东汉时期，随着官修史书的逐渐形成，纪传体开始占了上风，此后各朝所撰写的正史均是用纪传体修成。刘知几站在史学史发展的角度，认为史例就是史书记言记事共守的规律，也就是史书的体例，古往今来，各种历史著作的体例因为撰写的风气递相转变，在《序例》篇，刘知几强调：“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修史要有史例，就像国家的法律一样。撰写史书没有史例，就会没有是非准则了，说明史例在修史中非常重要。刘知几将史例与国法同等看待，不难看出他对史例的重视。

刘知几在《六家》、《二体》、《本纪》、《列传》、《世家》、《古今正史》、《书志》、《表历》进一步分析了两汉史书体例的各种问题，其中大多是对纪传体史书各个体例的述评。刘知几认为体例在两汉史书表现中有着不同作用。

首先，体例是两汉纪传体史书编纂的纲领。刘知几在《六家》篇就将唐初期之前的史书分为六类：“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其中《史记》、《汉书》两类体裁史书在体例上该如何运用，在紧接着《二体》篇的开头刘知几便肯定了司马迁在纪传体上的创始之功，“三、五之代，书有典、坟，悠哉邈矣，不可得详。自唐、虞以下迄于周，是为《古文尚书》。然世犹淳质，文从简略，求诸备体，固已阙如。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城有限，孰能逾此！盖荀悦、张，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刘知几并将《史记》与《左传》相提并论，可见他认为在体例创始意义上《史记》与《左传》不相上下。之后刘知几以《史记》《汉书》为例详细分析了纪传体在体例方面的得失，认为不同的体例可以从不同角度描述历史，这样就显得记事灵活，包容量大，对内容不会有太多的遗漏。

针对纪而言，刘知几在《本纪》篇说：“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 他认为纪作为一种体裁，就像《春秋》的经一样，是用来书写君王承继国位的一种系统。又在后面接着解释道，本纪既然以编年为主，只叙述天子一人的事情。大事可以记述在相应年月之下，而事情的详细经过，可以放入列传。他对于司马迁将项羽列入本纪表示质疑，认为这是自坏体例，只有天子方能入《本纪》。他说：“项羽盗而死，未得成君，求之于古，则齐无知、卫州吁之类也。安得讳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吴、楚拟，书如列国。假使羽窃帝名，正可抑同群盗，况其名曰西楚，号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 故刘知几认为项羽不过是窃取帝王的名号，根据名称来考察事实，是错误的。《汉书》中讲吕后列入本纪，“时天下无主，吕宗称制，故借其岁月，寄以编年。而野鸡行事，自居《外戚》。” 刘知几认为用吕后用来纪年是可以的，她的言行事迹应放在《外戚传》中记述。班固仿照过去的惯例，是恰当的。

可以看出，刘知几认为体例必须严整划一，但是他对司马迁的批评显得有些过分严苛，本纪本来就是为了区别经纬，而不是为了分辨尊卑，司马迁当时是为了用他来纪年。班固使用吕后纪年得到他的赞赏，可见他对班固的偏爱。

其次，体例是体现两汉纪传体史书特征的关键。刘知几在《世家》篇对《汉书》的推许，来自史学史的实际观察，认为《汉书》“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 将刘氏王朝的废兴，统括一朝，内容详尽，编成一书。因此学者钻研探讨，容易收到成效，所以《汉书》的体例适合后代史家进行研究。在《古今正史》篇中更是认为《汉书》可与“五经”比肩。“始自汉末，迄乎陈世，为其注解者凡三十五家，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相亚。” 因为在刘知几看来以《汉书》为典范的纪传体断代史是最实用、最通行的史书体例，它能够有始有终的记载一个朝代的自然历史过程，对于撰史者与读史人都是一件有利的事情。

总起来看，刘知几认为体例是统一全书的准绳，不可以随意改动，破坏体例。故他才在《六家》中强调，史书的名字可以有区别，里面的体例却应该是一样的。刘知几谈到，从前的虞夏的典，商、周的诰以及孔子所编经书，都称作“书”。《汉书》的编著，都是依《史记》为准，只是不写《世家》，把《书》改成《志》而已。从东汉以后，撰写史书的人相继不断，都袭用它的名称，没有什么变革，只是《东观汉记》称“记”。然而虽然称呼有所区别，体例却都是一样的。确定了体例，修史者就会有所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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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音乐的历史记载，在其形态的表述中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于音乐本 身的性质与叙述音乐史料的性质的不同而形成的，实际上也是构成音乐史特征的重要依 据。乐谱、传记、手稿等在欧洲的音乐史研究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它们在亚 洲音乐史中却并非如此，乐谱在音乐演奏和实践中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与西方音乐 相比可以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其数量也十分微少(相对来说中国和日本较多 一些)。但不同的是理论书籍、美术、戏剧却相当丰富。以中国为中心，日本、朝鲜在 一般的史书中以音乐制度、乐律理论、历史沿革以及音乐美学等的记录得到了充分地整 理和叙述。它与音乐家的传记不同，音乐史叙述的整体与音乐的本身同时得到记录。在 亚洲，除文献史籍外，考古资料也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 竽、瑟，三号墓出土的筑等乐器；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编磬；浙江余姚河姆渡遗 址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骨笛、陶埙等。除了出土文物外，美术上的壁画、浮雕等也 十分丰厚多量，我国新疆地区的库车、吐鲁番，甘肃的敦煌、麦积山，以及柬埔寨的吴 哥(Angkor)、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Borobudur)遗址等都记录了丰富的音乐历史 资料。这里值得注意的还有，现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大量隋唐时期传入日本的丝绸之 路乐器实物，从公元752年收藏至今天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它们都是现在世界上 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

(一)中国古代的音乐文献史料

在亚洲的历史文献中，中国的史料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在殷商时期就出现 了甲骨文，春秋战国便有了大量记载音乐的文献著作。另外，从汉朝开始，在中国的史 料中，皇帝的敕撰史书可以视为正统的、高学术价值的史料。在这一类史书中以西汉司 马迁首创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为开端，形成了后来的“二十五史”， 被称作正史。它以纪传体编辑，体例上分为三大类：①以天子、国家大事的编年记录为 中心的“本纪”；②记录文物典章制度的“志”；③重要人物的传记，其身份从皇后到 奴隶兼有的“列传”。各项的分类之中有数卷“乐志”(“音乐志”或“礼乐志”)。书 中对各王朝的音乐(主要是宫廷、国家、贵族、官僚等上层阶级所享用的音乐)从历史沿 革、音乐制度，到律学、歌词等进行详细分述，但没有乐谱。除此之外，敕撰书中还有 专门记载文物制度的“九通”，即《通典》(卷141-147乐典)、《通志》(卷49、50、64 为乐志)、《文献通考》(卷128-148乐考)的“三通”与清乾隆时官修的《续通典》、《 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六书，再加 上1921年成书的刘锦藻编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共为“十通”。此外，唐朝以后出现 了集历代政治、经济、艺术等之大成并进行分门别类叙述的会要体样式——北宋王溥的 《唐会要》(乐类共16个条目，32—34卷)、清徐松及其后多人的《宋会要辑稿》(乐类4 2—44卷)等是其代表性的作品。会要体属典志断代史的体裁，在分类上比正史更为细致 ，史料也甚丰厚，使用上十分便利。在上述的史籍中《通典》(唐)、《文献通考》(元) 、《唐会要》(五代)等与“二十五史”乐志构成了古代音乐史料的主体。其次，除上述 的正史外，春秋战国以来还出现了各种关于音乐的论著。以内容来划分，思想、美学方 面的有公孙尼子的《乐记》、荀子的《乐论》、吕不韦所辑的《吕氏春秋》(战国)、阮 籍的《乐论》(三国)；乐律学方面有《管子·地员》、元万顷等奉武则天之命所作的《 乐书要录》(唐)、蔡元定的《律吕新书》(宋)、朱载@①的《乐律全书》(明)、康熙、 乾隆敕撰的《律吕正义》(清)等；在古琴方面有蔡邕的《琴操》(东汉)、朱长文的《琴 史》、朱熹的《琴律说》(南宋)、朱权的《神奇秘谱》(明)等；另外从断代史来看，除 正史外，随笔、笔记、诗词以及小说等都是记载当时历史现状中不可缺少的资料，如有 关唐代音乐有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南卓《羯鼓录》、(清彭定求 等)《全唐诗》，有关宋代音乐有沈括《梦溪笔谈》、陈@②《乐书》、郭茂倩《乐府诗 集》等。有关宋代音乐的除上述文献外，还有王灼的《碧鸡漫志》、陈元靓的《事林广 记》、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张源的《词源》等，也 是研究唐宋时期音乐不能缺少的文献。另有元朝的戏曲曲艺专著、明代以后的大量乐谱 等都是构成中国音乐史的重要资料。像这样全面系统的文献史料在印度、西亚伊斯兰教 地区以及在欧洲都很少，尤其是像“二十五史”、“十通”这样详尽、系统的史料书籍 ，为中国惟有的史料资源。

唐代以后，中国的学术、历史书籍得到了系统化的整合梳理，形式上出现了称之为“ 类书”的体例样式，相当于今之百科全书。这类书籍大致有《初学记》(唐)、《玉海》 《太平御览》(宋)、《荆州稗编》《三才图会》(明)、《古今图书集成》(清)等。上述 书籍不管是敕撰的还是非敕撰的，它们都是从大量的古籍中被梳理、罗列出来，分门别 类地进行排列说明的书籍。因此，作为史料非常便于使用。但由于在各代的编辑过程中 有讹传、误抄的可能，使用中应以批判的眼光去对待这些史料。

在中国的音乐理论书籍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音律、音阶论占据了大量的篇幅， 这同中国儒教的学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对古事件的解释存在着反复论述的倾向。这 一现象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初见端倪，像从《管子》、《淮南子》、《吕氏春秋》、《汉 书·律历志》的五声、十二律、三分损益法开始，后由西汉京房的六十律、南朝宋钱乐 之的三百六十律、唐天宝年间的俗乐二十八调、南宋蔡元定的燕乐调与十八律，到明朱 载@①的新法密律，他们对三分损益法所存在的旋相不能还宫的理论进行了近两千年的 求索、换算。到了16世纪下半叶，当这个千年不解的转调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时，却又被 束之高阁、沉睡于书斋楼阁之中。这些理论几乎都没有真正得到实践。

(二)乐谱

从中国的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所遗存的古老乐谱大部分被收藏于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乐 谱是中国南朝梁琴人丘明所传(6世纪)的琴谱——《碣石调幽兰》，该谱的抄卷原藏于 日本京都市上京区西贺茂神光院，现归东京国立博物馆，为唐人的抄本。这是一种用文 字来表述古琴演奏的乐谱。唐代以后出现了减字谱的指法谱、奏法谱(tableture)，很 多琴谱都被记录下来并用于实践。由文字所记录的奏法谱，约从唐代开始用于各种管、 弦乐器的乐谱。从中国传入日本最古老的乐谱，现藏于正仓院的中仓，是一份共有三十 七帖的古文书(写经纸纳受帐)，这份经卷上标明的时间为天平十九年(747年)7月26日， 在其背面写有断简六行，即为《番假崇琵琶谱》亦称为《天平琵琶谱》。在琵琶谱中还 有773年(宝龟四年)以前传入日本的《五弦琴谱》(五弦琵琶谱，通称为五弦谱)，现藏 于日本京都阳明文库。另外，20世纪初在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 图书馆的《敦煌乐谱》，又名《敦煌琵琶谱》，今存三卷。该谱的抄写年代为五代长兴 四年(933年)，是唐、五代时期的重要文献。中国的乐谱，特别是琵琶谱于平安时期在 日本得到了传承。《南宫琵琶谱》或称《贞保亲王琵琶谱》、《伏见宫本琵琶谱》由宇 多法皇的敕令南宫贞保亲王所撰，完成于延喜二十一年(921年)。在乐谱的最后附载着 藤原贞敏于承和五年(838年)从中国传来的《琵琶诸调子品》(二十八个调，实际二十七 个调)以及贞敏的跋文。到了12世纪中叶的长宽元年(1163年)又出现了源经信所作的《 琵琶谱》；由藤原师长所作的12卷琵琶谱《三五要录》(1138—1192完成)；与《三五要 录》同作者的藤原师长还完成了雅乐筝乐谱的集成《仁智要录》(1138—1192完成)。日 本平安朝以后的雅乐琵琶谱、筝乐谱等都得到了模仿和创作，并较自然地传承了下来。 但是这些乐谱由于对节奏记录过于简略，因此至今仍是学者们攻克的难题。

(三)朝鲜

朝鲜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交流一直很频繁，朝鲜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在史料 的记载方式上与我国有着相似之处。《三国史记》、《三国遗志》、《高丽史》、《李 朝实录》、《乐学轨范》、《增补文献备考》等史料以纪传体、编年体的形式构成主要 的官撰书。《三国史记》为记载朝鲜7世纪前的三国时期的史料，是了解新罗、百济和 高句丽历史的一部重要文献，其中记述了这一时期受中国音乐影响而形成的早期朝鲜乐 器，如伽yē@③琴、玄琴及三竹等。但由于该史料成书于12世纪，离记事的时期过于久远，史料的真实性受到怀疑，应慎重使用。而15世纪成书的《高丽史》为纪传体，其中专门论述音乐的《乐志》部分是了解12世纪初期宋徽宗将大晟雅乐赠给高丽王朝后的历史现状，以及当时朝鲜宫廷中的唐的俗乐、宋的雅乐以及朝鲜固有的乡乐所构成的三乐在宫廷历史演变的重要音乐史料。《李朝实录》是一部由一千七百余卷构成的编年体巨著，记载了从李氏朝鲜太祖(1392—1398)至哲宗朝(1849—1863)近五百年的历史。其 中15世纪中叶成书的《世宗庄宪大王实录》是了解15世纪上半叶世宗朝宫廷雅乐的重要 文献，其中还有大量的礼仪乐与雅乐谱。

在朝鲜的史籍中，除上述的乐器、乐种及宫廷的音乐历史沿革以外，古典歌曲的歌词 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如歌词集《青立永言》、《歌曲源流》等都是李朝(1392—1897)宫 廷的音乐史料。朝鲜的乐谱大致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传承下来的，其独自的文字音标谱 以及能明示其节奏的井间谱是朝鲜音乐迈出了重大的一步，由此一部分艺术歌曲得到了 复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部分古典的乐谱得到了五线谱化。《世宗实录》、《世祖 实录》中的乐谱虽然没有完全被翻译出来，但基于原来古谱的基础，通过各种手段被大 量地译成现代谱并付诸演奏，实现了音响化。其中，国立国乐院的“朝鲜传统音乐出版 委员会”于1969年出版了五卷以英文版附加解说的古乐集——Anthology of KoreanTraditional Music(《朝鲜传统音乐选集》)，对了解和研究朝鲜传统音乐具有重大意 义。玄琴及其奏法谱与现存的口授传承乐谱所作的比较研究，以及古谱的复原研究也比 较深入。李惠求、张师勋等学者的著作对于平调、界面调等的音乐理论中经常使用的调 子进行了深入的解析。从整个考古资料来看，朝鲜与中国和日本相比，文献与文物量虽 不多，但对于中国的雅乐以及雅乐乐器的研究十分有益，特别是现在韩国留下的十分珍 贵的资料，更不容忽视。

(四)日本

在日本的官撰史籍中，于奈良、平安朝时编撰的《六国史》(成书于720—901)为编年 体，包括《日本书纪》30卷、《续日本纪》40卷、《日本后纪》40卷、《续日本后纪》 20卷、《文德实录》10卷、《三代实录》50卷，是了解古代日本及奈良、平安时期宫廷 文化的重要史籍。由于以编年体例撰写，没有分类的“乐志”部分，关于音乐的记事一 般都散见于各个不同的章节。10世纪以后至11、12世纪出现一些实录、日记、随笔等， 像《御堂关白记》、《中佑记》、《小佑记》、《九历》等都是这一时期十分重要的古 籍。日本非常完好地保存了由中国及朝鲜等亚洲大陆传入的雅乐(实际上是中国的宫廷 燕乐为主体)，并得到了传承与发展。延历十四年(795)出现了模仿中国的踏歌，9世纪 初又出现日本创作的器乐合奏曲《鸟向乐》等作品，至9世纪中叶不仅诞生了许多雅乐 的演奏名手，而且还创作了日本人自己的雅乐曲《西王乐》、《长生乐》、《夏引乐》 和《夏草韦》等(注：见吉川英史《日本音乐的历史》，创元社，1965年，72页。)。13 世纪以后出现了关于雅乐的一系列史料，主要有《教训抄》(@④近真，10卷10册，1233 )、《续教训抄》(@④朝葛，1270—1322)、《体源抄》(1511年，丰原统秋，13卷20册) 、《乐家录》(安倍季尚，1690，50卷)等。关于能乐的文献有《世阿弥十六部集》，还 有声明理论书，筝曲、三味线等相关的理论书籍，它们构成了研究日本音乐的主要史料 。上世纪80年代前后由日本的国文学界对能文献的解释，由声明学僧侣对声明的研究， 声明、能乐等的许多文献史籍作为音乐史料也越发引起重视，并很快地得到深入的研究 。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乐谱中有雅乐的乐器谱、声乐谱，能的谣本与吟唱的手付本，平曲 的节付本，声明的博士谱，筝组歌与三味线组歌的文字谱，尺八的文字谱等。这些写本 与少数的原版本都得到了整理并流传了下来。作为考古资料，以正仓院的乐器为首(共1 8种75件)，其中有很多古乐器得到了传承。其次有关音乐的资料还能从日本大量的绘画 、雕刻等美术作品中寻找其渊源。因此就古代的音乐史料而言，现存日本的古代资料无 论是质还是量都能与中国的史料相媲美。

(五)东南亚

在东南亚由于缺乏一般史书记载，现在传承的音乐大致只能推定到15世纪前后。要了 解古代的音乐状况大部分还必须依靠中国方面的史料(正史中的东夷传、南蛮传等)。这 一地区受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是越南。关于越南的史料有：《安南志略》，1340年成书 ；《大越史记全书》上中下，1479—18世纪末(编年体)；《大南会典事例》(1855年)礼 部69—135卷有音乐的内容；《大南实录》20卷，1844—1909年成书；《历朝类志 》，1821年著；《雨中随笔》19世纪前半叶。乐谱受中国影响很大，主要使用中国传入 的俗字谱、工尺谱以及哼唱的打击乐谱。考古资料方面有柬埔寨的吴哥遗址(9—15世纪 的佛教建筑群)，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遗址(建于公元800年夏连特王朝时期)，以 及爪哇教时代的雕刻普兰巴南(Prambanan)遗址(建于9—10世纪的建筑群遗址)等都是东 南亚地区的重要文化遗迹。

(六)印度

与中国等东亚国家相比，印度对音乐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15世纪以后出现了较多 的作曲家、演奏家、理论家的传记、逸话等，还有一些口头传说的记载。在伊斯兰文化 圈以及亚洲的音乐史中，最为注目的是众多的理论书籍。其中现存最古老的是2—5世纪 成书的《戏剧论》(婆罗达著，共36章，其中第28—36章论述音列、音阶、调式、斯鲁 提＜shruti＞、音律)，该书以舞蹈、戏剧为主，音乐也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其中对二十 二音律、七声音阶以及音组织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还涉及了乐器维纳琴(Vina，弦乐 器)等的演奏法。

继婆罗达之后的音乐理论家娑楞伽提婆(Sarngadeva，1210—1247)，是一位曾供职于 宫廷的重要人物，他完成的《乐艺渊海》是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著作。该书共七卷，分 别对乐律、调式、曲体、作曲、歌唱法、节拍与节奏、乐器与演奏、舞蹈与表演等展开 论述，是继《戏剧论》后印度一部重要的音乐论著。

其后还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理论研究著作，但真正的理论著述则是在13世纪以后再度出 现的，这是由于伊斯兰教进入北印度之后，印度逐渐走向伊斯兰化。毫无疑问，伊斯兰音乐的科学性对印度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从这一时期开始，称之为印度音乐的灵魂——拉格(Raga)理论才渐渐地发展起来。

由于宗教的关系，在印度的音乐考古资料中，古代的美术(主要是雕刻和壁画等)与伊 斯兰时代以后的细密画占据了较大的比例。

(七)西亚

西亚的音乐文献大致是从7世纪进入伊斯兰时代后才有记录的。关于这以前的阿拉伯音 乐以及3世纪到7世纪的萨桑(Sassanidae)王朝的波斯音乐，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从伊斯兰 文献中得到推测。波斯的音乐资料不太多，作为考古资料有塔克博斯塔恩遗址留下的一 些未完成的浮雕作品，其中有竖琴、小号、琵琶类四弦乐器(Barbat)、鼓等乐器形象。 7世纪以后西亚逐渐进入伊斯兰时代，史籍中关于音乐生活的记录、数量甚多的理论书 、细密画为这一地区的重要史料。

二、历史研究状况

从20世纪初叶开始，欧美一些音乐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以作品样式为主要对象的研 究逐渐转向以“音乐活动”整体为研究对象。而音乐史学的研究则是以音乐学与历史学 交叉融合的一个学科，因此，如果音乐史限于“历史”这一个层面来理解的话，那么音 乐史的叙述是建立在史料(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构成的。而史实是建立在对史料的 收集、批判、分析与综合等的梳理基础之上。在这个过程中，把握各个不同时代、不同 地域音乐的题材、样式等的历史流动，从宏观与微观的不同层面来洞察和分析音乐在各 个历史时期的流动状态，把握这种历史流动的方式无疑是多样的。这种认识可以是以音 乐的题材、样式为主体，也可以从美学意识、社会现象等方面来窥察音乐的实质，揭示 历史的文化现象。

关于音乐史的著述，除通史外还包括断代史、音乐体裁史、乐种史等。史学著作有本 国人写的，也有他国人写的。对于历史时代的划分也有各自的见解。体例也不一，种类 、样式上非常多样。以下从音乐的世界史与国别史两个方面来举一些例子。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在世界音乐通史上的话，C.萨克斯(Curt Sachs，1881—1959)撰写 的《乐器的历史》(The History of Musical Instruments，New York，1940)是值得一提 的，他把世界乐器的历史分为史前、古代、中世和近代，按东、西方历史发展的线索进 行平行叙述。这可以说是世界上首次出现的以乐器为主体线索撰写的世界音乐通史。其 后是德国学者W.维奥拉(Walter Wiora，1907—)1961年完成的《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 》(Die vier Weltalter der Musik，Stuttgart)也是一部将东西方音乐现象融为一体进 行横跨面平行叙述的世界音乐史专著。

这一时期作为一般史的世界音乐史的体系与研究方法还处于摸索阶段，因此，如何撰 写世界音乐史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笔者认为，在将视线投入世界音乐史的撰写以前， 首先必须科学地完善东方音乐史的学科体系。田边尚雄1930年的《东洋音乐史》，岸边 成雄1948年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是其尝试。但是，两者在世界史和东方(亚洲)史 的体系上观照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其实欧洲音乐史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里民族文化 的一体化现象，东方要比欧洲复杂得多，作为一个文化圈要形成体系是很困难的。无论 是东方音乐史还是西方其他地区音乐史都难以完整地叙述各民族与国家从古代到现代的 完整的音乐历史。在对世界音乐史的尝试中，有奥地利音乐学家安布鲁斯(AugustWilhelm Ambros)的《音乐史》(Geschichte der Music，全五卷，其中前三卷是他个人 约在19世纪下半叶完成的)，菲迪斯(F.J.Fetis)的《音乐家传记及一般的音乐书志学》 (1835—1844)的音乐史那样，将东方音乐与古代欧洲音乐以横向的历史线索进行平行论 述的专著。C.萨克斯《乐器的历史》和他的《音乐的起源》(The Rise of Music inthe Ancient World:East and West，New York，1943)其时代观显得比较暖昧。田边尚雄 的《东洋音乐史》是以“中亚音乐的扩散”、“西亚音乐的东流”、“回教及蒙古勃兴 的影响”、“国民音乐的确立”、“欧洲音乐的侵入与东洋音乐的世界化”五个章节分 别进行论述的。岸边成雄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也同样把东方音乐史以“古代前期 固有的音乐时代”、“古代后期国际音乐时代”、“中世纪民族音乐时代”、“近现代 世界音乐时代”的四个时期来论述。上述的田边与岸边的著作都以亚洲为地域整体来叙 说，但时代的划分以及某些历史观上有些分歧，不过像这样的通史在日本以外几乎很少 。W.维奥拉《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设定为“史前与古代”、“古代高度文明中的东 方音乐”、“西洋音乐的特殊地位”、“技术世界产业文化的时代”四个时期，其中在 东方这一部分，如何去把握古代、中世纪与近代的断代划分上很不明确，这里存在着较 明显的史料不足因素。

在叙述世界音乐史中，较重要的是对历史发展的评价。比方说中国的京剧、日本的能 、印度的拉格、印度尼西亚的甘美兰等，这些音乐体裁、样式在世界音乐史中应该置于 什么样的地位?像这样的比较与评价如何避免主观意识来建立起音乐史观是十分艰难的 。仅仅展示一张详细的年表是不能成为史学的研究成果。以客观史实、全面横向类比的 评价来建立起音乐史各时期的发展特征是非常必要的。对音乐的历史评价，体裁样式史 与社会史不能分离叙述，因为音乐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及环境文化中产生的。

地域、国别的音乐通史是分别以民族、地域及历史断代、体裁分类来叙述的。除西方 音乐史以外，中国、日本和朝鲜在国别史的通史中成果不菲。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 —1867)末期就已经出现了对江户时期的音乐进行总体记述，尤其是特定种类的歌曲和 净琉璃(一种说唱音乐)的专门论述著作——《声曲类篡》(注：《声曲类篡补遗》、《 声曲类篡增补》都被收入《岩波文库》，1941年。)(斋藤月岑，1847)。该著作以净琉 璃为中心，收集了江户时代的律调、词章，演奏者的传记、曲目、年表等。在这一领域 内，它的资料详细，分析透彻，很具权威性。到了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日本音乐史中最 初的通史专著——《歌舞音乐略史》(注：《歌舞音乐略史》1888年小中村清矩著，兼 常清佐校订《岩波文库》1928年版。)(上下两册)是一部编年体著作，但其整体以详实 的资料为基础，其历史的真实性受到高度评价，是一本对雅乐制度进行论述的最早专著 。1932年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1965年吉川英史的《日本音乐的历史》等可称为 日本代表性的通史著作。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是一部从文化史的角度，摄取民族 学的方法论进行撰述的著作，但是作为历史学的方法论略显陈旧。而吉川英史的《日本 音乐的历史》则是总结、归纳了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提炼出历史事实并以时代的顺序 所完成的一部简练明了、忠实于史实的通史，但是整部著作中没有用乐谱来阐述音乐现 象和理论问题，留下了一些遗憾。

中国现代出版的音乐通史大多出现在民国之后，均采用编年体的叙述方式。整体上来 看大致有1929年郑觐文的《中国音乐史》、1934年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1935年朱 谦之的《音乐的文学小史》、1953年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纲》等主要的通史。上世纪 的80年代以后出现了大批的中国音乐史著作，尤其是古代音乐史方面，虽然其中不乏有 独到见解之作，但是在一个国家中出现了如此之多大同小异的音乐史学专著，这种现象 在其他国家中是少见的。关于中国音乐史还必须提到的是法国的东方音乐学者MauriceCourant，他在1921年撰写的《中国音乐史论》(Essai Historique sur la Musiquedes Chinois)被收入由A.J.A.Lavignac编撰的《音乐百科辞典》(第一部、第一卷)，该 书比较详细客观地论述了中国音乐的发展状况，同时也是一部最早的中国音乐通史。

关于朝鲜音乐史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飞速的发展。1964年由李惠求、张 师勋、成庆麟共著的《国乐史》，1967年李惠求的《韩国音乐序说》，从体例到形式都 非常完整，历史考证也深入细致。上述的通史，是以史料的考证、文献的解释及李朝以 来的乐谱分析等，在各领域多层面进行研究所形成的著作。有关韩国音乐史学的研究， 近年来除了本国外，欧美学者对其进行的研究，尤其是对唐宋以来中国流入朝鲜的宫廷 音乐的研究也形成了一股较强的势力(注：参见宫宏宇《韩国及欧美学者对流传在韩国 的古代中国音乐的研究》，《中国音乐学》2002年第3期。)。

东南亚和印度的通史还没有完全形成系统。有关越南的传统音乐，陈文溪于1962年在 巴黎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越南传统音乐》(注：La Musique VietnamienneTradionnelle，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08，BoulevardSaint-Germain-Paris，1962.)是了解越南音乐的历史、传统器乐、乐律乐调、宫廷乐种 、仪式音乐等的理论专著。关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和巴厘的音乐可参阅麦克非(McPhee) 的著作。但是这些都是概论性的著作，作为通史还缺乏一定的文献史料上的梳理和积累 。印度本国人写的通史有Prajnanananda的巨著《印度音乐史》(HistoricalDevelopment of Indian Music，1960)，以及《印度音乐的历史研究》(A HistoricalStudy of Indian Music，1965)。此外，同时代的还有P.Sambamoorthy的《印度音乐史 》(History of Indian Music，1960)。这些著作在史料的批判、考实性以及音乐史现象 的解析、演绎上都还没有真正达到深入、详尽的研究地步，作为通史来说还只是一个初 级阶段。古代印度音乐以史学的角度来考证的有邦达喀尔劳(Rao Bhandarkar)、考马拉 斯瓦米(Ananda Coomaraswamy)等以各种不同体裁、样式等进行的出色研究，因此产生 一些优秀的综合性通史是可以想像的。但是由于印度人比较关心和注重音乐的演奏，而 对历史的研究重视不够。在研究印度音乐史中欧美人对印度关心的人很多，但作为历史 性考察的著作却不多见，1941年法国学者C.Marcel—Dubois的《古代印度的乐器》(LesInstruments de Musique de I’gnde Ancienne，Paris，1941)是一本比较突出的著作。

关于西亚的音乐史学，很少见到由本国人撰写的，几乎成了欧美人独占的天地。很多 理论书的原始史料被运往欧洲，成为欧洲人研究的重要基础。1842年凯萨魏特(R.G.Kiesewetter)的《阿拉伯的音乐》(Die Musik der Araber，Leipzig)为起端，很多学者 对伊斯兰教音乐开始进行历史性的考察。关于阿拉伯音乐史的研究必须提到的人物是英 国学者H.G.伐玛(Henry Geory Farmer)，他在1929年完成的阿拉伯音乐通史——《13世 纪前阿拉伯音乐的历史》(A History of Arabian Music to the 13 Century)是一本以 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等的文献为原始史料而完成的专著，时间上一直写到阿拉 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Abbasid，8—13世纪)灭亡为止的一段音乐历史，该著作出版后几 乎半个世纪一直成为阿拉伯文化圈以外惟一的一本权威性阿拉伯音乐史的专著。翌年， 他的一本题为《受阿拉伯音乐影响的历史事实》(Historical Facts for the ArabianMusical Influence，1930年第1版，1970年第2版)，以翔实的事例证实了西方音乐中受 阿拉伯音乐影响的因素，并以大量的史料证实阿拉伯音乐通过伊比利亚半岛进入欧洲的 历史事实。接着，他的一本《阿拉伯音乐的史料》(The Sources of Arabian Music，1 940年，1965年修订版)是对8—17世纪阿拉伯音乐的理论、演奏以及历史相关的原始史 料进行论述的解说集，对理解早期阿拉伯音乐是极其重要的研究手册。关于阿拉伯音乐 ，这里还要提及的是黛岚捷R.D’Erlanger编撰的巨著《阿拉伯音乐》(La MusiqueArabe，Paris，1930—1959年编撰，全六册)，这是一套历时近三十年的力作。第一卷和 第二卷上半部分为阿尔·法拉比的《音乐的大著》法译本，第三卷是萨菲·阿迪恩的《 旋律的写法》全译，第四卷为奥斯曼帝国时期献给穆罕穆德二世的《音乐通论》，第五 卷是近代阿拉伯古典音乐的理论与实践相关的研究，其中涉及到音阶、旋法和一些文献 ，第六卷为阿拉伯音乐的节奏组织与曲式分析。全书还包含着许多五线谱的谱例。该书 是一部十分系统又全面论述阿拉伯音乐史的重要著作。

关于阿拉伯音乐的研究，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在德国、法国都有过一些深入的研究 ，如1970年出版苏普勒(Spuler)编撰的《东方学手册》(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c) 的第一部别卷4《东方音乐》(Orientalische Musik)所辑录的论著《阿拉伯—伊斯兰文 化圈的音乐》(Die Musik des Arabisch—islamischen Bereichs)，是对20世纪70年代 以前有关阿拉伯音乐研究的历史总括。对阿拉伯音乐技术理论的研究还有赖特(O.Wright)的《阿拉伯—波斯音乐的调式与体系》(The Modal System of Arab andPersian Music，1978年)等(注：参见《音乐大事典》，平凡社，1982年，第四卷，170 5页。)。伊斯兰音乐在东方的研究较早的有日本的学者饭田忠纯1936年的《中世纪阿拉 伯人的音乐观》(注：日本《东洋音乐研究》第一集，1936年。)。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 岸边成雄于1952年完成的《音乐的西流》(东京《音乐之友社》)，1983年被译成中文， 改名为《伊斯兰音乐》(上海文艺出版社，郎樱译)，这是一本八万字左右的小册子，但 它却对我们了解伊斯兰音乐几乎是惟一的一本中文专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论著简 明扼要地阐述了伊斯兰音乐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以比较音乐学的研究方法论述了阿拉 伯音乐与希腊、波斯及印度音乐间的关系，并进一步以实例阐述了伊斯兰音乐对欧洲和 东方的影响，对前人的研究总结也十分客观翔实，是一部非常明了易懂的伊斯兰音乐专 著。

另外，亚洲地区尚有许多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地区，原因是文献资料的缺乏，研究者 一般只能从民族学、民俗学的角度入手。因此，要完全精确地把握亚洲古代音乐历史状 况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以上主要对亚洲地区的音乐史料及音乐研究状况，按地域及文化圈做了一个归纳和综 述，限于自己的外语水平及有限的资料只能做一个浮光掠影的描述。我国的音乐文化与 亚洲各国间有着极其密切的互动关系，相互间的交叉、渗透都交织着千丝万缕的文化流 动关系，因此笔者在执笔此文时的一个主导思考是：我们在研究中国音乐史的时候不能 忽视关注周边地区相互间的文化渗透和交叉现象，对周边地区文化的研究和了解也是对 本民族文化了解的重要步骤。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坊去方换育

@②原字汤去氵换日

篇6

关键词：人教版;高中必修;文言;中华文化;四部分类法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灿烂辉煌，作为古老文明载体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卷帙浩繁。身为高中生的我们如何在短短三年对中华优秀文化有一个比较全面而熟悉的了解，这给我们语文教材所应该选哪些古诗文提出了新的挑战。文章从当下人教版必修课本所选编的古诗文谈起。

魏秘书监荀砸谰葜D《中经》，更著新薄，分为甲乙丙丁四部，中华典籍首开四分之法，清代乾隆年间所编纂的《四库全书》为集大成之著作。当下高中的语文教材选编虽说没有按照经、史、子、集来编排，但通过分析入选的古诗文，依旧能发现经、史、子、集的影子。为了更方便论述，文章也从经、史、子、集四个方面展开：

一、经部

经部主要是儒家的经典，由最初的《诗》《书》《礼》《易》《春秋》，合称“五经”，发展到后来的儒家“十三经”。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当然人教版的语文课本没有全部编选以上十三部经典，而是选取了文学性比较强的《诗经》、《左传》、《孟子》。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自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共305篇。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人教版选入了《氓》和《采薇》两首诗歌。《氓》是一首上古民间歌谣，以女子的口吻诉说了婚变经历和体验，以及女子的决绝，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风俗民情资料。《采薇》写出了戍边将士的军旅生活，面对凶悍的猃狁，他们忍受着思家念亲之苦的煎熬，舍小家保大家的“征人”是最可爱的人。《左传》中的《烛之武退秦师》展示了烛之武良好的外交辞令，以及不计较个人得失，随时准备为国尽己一份绵薄之力的高尚品德。“亚圣”孟子好雄辩，善于譬喻，他的许多文章都有此特点。《寡人之于国也》中面对梁惠王的疑问，孟子娓娓道来，借梁惠王关心的“好战”来引起其注意，从而把梁惠王带进自己设计好的“圈套”，以至于“王顾左右而言他”。从而很好地去宣扬自己的仁政主张，也就是文中的“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宣扬王道，反对霸道，在当今猖獗的社会依然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二、史部

中国的史书经历了家修到官修的转变，南北朝以来统治者多为前朝修史，以期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从先秦两汉的历史散文到“二十四史”，构成了古代社会完整的历史画面。翻开一部部发黄的史书，我们依然要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二十四史”最著名的是前四史，人教版的选编也是秉承这个原则的。入选的篇目分别是选自《史记》的《鸿门宴》、《廉颇蔺相如列传》;选自《汉书》的《苏武传》以及选自《后汉书》的《张衡传》。除此之外还有选自《战国策》的《荆轲刺秦王》。

先说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这是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的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自汉武帝时期三千多年的历史。首先我们应当感激以司马迁为首的一大批优秀的史学家“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的史德，让我们了解到了人性的复杂，以及帝王将相真实的一面。《鸿门宴》中项羽的刚愎自用、优柔寡断、重情重义;刘邦的能屈能伸、知人善任、圆滑狡诈;张良的深谋远虑、胆识过人;范增的老谋深算;樊哙的忠勇豪胆、忠心耿耿等等无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廉颇蔺相如列传》中通过完璧归赵、渑池相会、将相和欢三个典型事件，突出了蔺相如机智勇敢、深明大义、不计私怨的美好品质和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也展示了廉颇勇冠三军、坦诚直率的性格和敢于改过的高贵品质。次说选自断代史――《汉书》的《苏武传》：十九年边地牧羊，饮冰餐雪，风雪染白了你的双鬓，但改变不了你对汉家的无悔忠贞。每每读到苏武在天寒地冻的贝加尔湖畔牧羊的故事，常常会感叹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对汉家的忠诚和坚贞，才会使得他从人生的中年一直坚韧到两鬓雪白回到中原的那一天。再说《后汉书》中的名篇《张衡传》， 郭沫若有很高的赞誉：“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景仰。”文学方面，他是汉赋四大家之一，与司马相如、扬雄、班固齐名;科学方面，发明候风地动仪，比欧洲早一千七百多年，同时，在哲学和政治方面也很突出。昭示着我们不仅要努力学习好当下的知识，同时要开阔眼界，转益多师，做一个全面发展的有素养的学生。最后我们说一下选自《战国策》的《荆轲刺秦王》。《战国策》是刘向根据战国史料编订的国别体的史书，在二十四史之外。《荆轲刺秦王》主要歌颂了荆轲那种舍生忘死、反抗的英雄气节以及精忠报国的献身精神，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他身上的侠义精神。

三、子部

先秦是中华文化极度繁盛的一个时期。曾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学术盛况，培育了中华文明茁壮的根脉。除了儒家经典之外，还有道家、墨家、法家、农家、兵家、阴阳家、杂家、名家、小说家等。出现了诸如老子、墨子、孙子、商鞅、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能够数代的风流人物。而先秦诸子散文最杰出的代表是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孟子不在此列。韩非子的文章，人教必修没有入选。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庄子和荀子。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许许多多中国士人的人生准则，苦读圣贤书，希望致君尧舜，然而奸佞当国，阉宦执政，正直之士苦于无处伸展抱负。此时我们不妨向庄周学习，学习他的一份逍遥和洒脱。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我们不妨学习一下庄周。我们需要有一份《逍遥游》的情怀，有一份庄子的情怀。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劝学》殷殷。“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 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无论做什么事情，无论你先天禀赋如何，没有持之以恒的毅力，没有一心一意的付出，想要获得人生的满意回报是近于痴人说梦的。

四、集部

文化典籍中，最大的类别应该是集部，包括总集和别集。总集比如说《乐府诗集》、《文选》等，别集比如《白氏长庆集》、《王荆公文集》、《苏文忠公文集》。人教版古诗文选入了很多集部的作品，我们一一来说。

《楚辞》，刘向编辑而成，收录了屈原、宋玉、淮南小山等人的作品。如果说屈原是楚辞的灵魂人物，那么《离骚》则是楚辞的灵魂。所以，体悟《离骚》的韵味是解读楚辞和屈骚内涵的关键所在。限于篇幅和实际，人教版只选录了《离骚》的四五两段，其中“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的精神感动了无数仁人志士;他“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深沉忧伤依然让无数人动容。《离骚》中香草、美人等组成的奇丽的世界，依然给我们足够的想象的空间。屈原的自沉带给我们无限的伤感，也给我们无限的追忆。今天我们通过端午节的形式来纪念这位世界级文化为人，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文章，更应该去挖掘背后的实质性内涵。“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既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种批判，同时也赞美了焦仲卿、刘兰芝二人对爱情的忠贞，寄予了对爱情美好的向往之情。被刘勰称为“五言之冠冕”，钟嵘赞为“天衣无缝，一字千金”的《古诗十九首》。深刻地再现了文人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艺术上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具有天然浑成的艺术风格。《涉江采芙蓉》描述了一个游子采芙蓉送给家乡妻子的故事，表达了游子对妻子的浓浓的思恋之情。“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朴素的语言传达着浓浓的情谊。

同时诗歌方面，我们既可以领略引领汉末建安一代风气的曹操诗风的“古直悲凉”。正所谓“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与“古今隐逸之宗”的陶渊明一起“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一起“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一起感受“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生活。追随太白来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蜀道，感受李白想落天外的想象力。和杜甫一起《登高》、一起咏怀，“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和白居易一起聆听商女的心事，“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一起感受“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美妙的琵琶声。同杜牧一起来到忧伤的秦淮河，在“烟笼寒水月笼沙”的朦胧中，抨击着那些靡靡之音背后的权贵。与李义山一起来到马嵬，凭吊一下“长生殿”里的那对鸳鸯，“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不亦悲乎？空留下“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词这一块，不妨先听听李煜那“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家国之愁，因为“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因为“朱颜改”。跟随有“白衣卿相”之称的柳永来到“杨柳岸”，在“晓风残月”中“执手相看泪眼”地作别。在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钱塘，“乘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在“佳节又重阳”的日子里与易安居士在黄昏后的东篱把盏，在“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乍暖还寒时候”，听她倾诉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愁。与东坡居士一起“竹杖芒鞋”，一起“吟啸”、“徐行”来到“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赤壁，怀念“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的周郎，只是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陪辛稼轩在“落日楼头”、“登建康赏心亭”，把“栏杆拍遍”，只是“可惜流年”，无人唤取“红巾翠袖”，无法“h英雄泪”。那将“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文这一块，于《过秦论》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同也”中，感受贾谊政论文的博学与睿智。于李密的《陈情表》中，倾听肺腑之言“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于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感叹“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悲凉，作为后之览者，我们也有感于斯文。在“时维九月，序属三秋”的日子，追随王勃来到那“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的“洪都新府”去感受那“胜友如云”、“高朋满座”的胜践。在“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中唐，感受“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文公“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呐喊。在“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之际，和杜牧一起来到“覆压山百余里，隔离天日”的阿房宫，聆听“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教诲。在“壬戌之秋，七月既望”的月色，与苏轼一起“泛舟游于赤壁之下”，一起“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与王荆公一起游褒禅山，洞晓“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的真谛。

曲则跟关汉卿一起声援窦娥，一起控诉那“糊突了盗跖颜渊”的天。

要之，高中必修古诗文在经、史、子、集方面都做了选录，而以集部为多;而集部里，又以诗、词、文的选录为多。这样的选录不无道理，既符合高中生的理解和领悟能力，又能相对比较全面地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唯一有瑕疵的地方在于，作为中国独有的文体――“赋”的入选几乎为零。（倘若我们严格地界定赋的定义，那么《离骚》、《归去来兮辞》当不属此列。）王国维先生言“一代又一代之文学”，汉赋无疑是汉代文学杰出的代表。而在赋体文学的研究日益繁荣昌盛的今天，人教版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多少有点说不过去。笔者以为，首先，当增添贾谊的《吊屈原赋》，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作《史记》时，便把屈原和贾谊这两个命运极其相似的文人放在了一起，名之《屈贾列传》。而《吊屈原赋》既是贾谊对异代文人屈原的共鸣，同时又是骚体赋的杰出代表。增选此篇，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二人，只有“感”字当头，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华文化。其次，当增添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的片段，正如选入《离骚》片段一样。司马相如被赞誉为“赋圣”，其《天子游猎赋》又是汉大赋的极品，理应入选其中两段，以期让中学生对汉大赋有一个直观的认识。最后，当入选张衡的《归田赋》，此篇既是抒情小赋的滥觞之作，又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学生通过《归田赋》的学习，认识的不仅仅是《张衡传》里面那个更偏重介绍其科学、政治才能的张衡，更重要地是对文学巨匠张衡有了更好的理解，这样一个“如此全面发展的人才”才更加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