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楼送辛渐诗意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芙蓉楼送辛渐诗意，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冷雨连夜洒遍吴地江天，清晨送走你后，连朦胧的远山也显得孤单！到了洛阳，如果洛阳亲友问起我来，就请转告他们，我的心依然像玉壶里的冰那样晶莹纯洁！

2、《芙蓉楼送辛渐》原文及翻译：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3、《芙蓉楼送辛渐》赏析：

篇2

相传曹植的哥哥曹丕做了皇帝之后，要想迫害曹植。于是命令曹植在七步路的短时间内作一首诗，做不成就要杀头。结果曹植应声而出，作了这首《七步诗》。全诗是用同根生的萁和豆来比喻同父母生的兄弟，用萁豆相煎来比喻曹丕对曹植的迫害，客观上反映了曹魏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尖锐。

鸟鸣涧

这首五言小诗主要描绘深山幽谷夜晚寂静的情景，抒发了作者热爱大自然的心情。

诗在艺术上的最大特点就是以动衬静，寓静于动。“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二句写出了一种静谧恬美的意境：寂静的山谷中，人迹罕至，只有春桂在无声地飘落；夜半更深，万籁俱寂，似空无一物。接下诗人又写出了更有诗意的一幕：“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由于山中太幽静了，因此，当一轮明月突然升起，皎洁银辉洒向这夜幕笼罩的空谷时，竟然惊动了山中的鸟儿，于是在幽谷溪边鸣叫起来。这叫声似乎一时打破了山中的宁静，但它又让人感到空旷的山中更加幽静沉寂。王籍曾写过这样的诗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王维这首小诗与此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细品味，王籍诗句不免给人以说理的感觉，哲理意蕴十足，但缺乏形象生动的描绘，而这首诗却写得形象逼真，生动自然，情趣无限。诗中虽然写的花落、月出、鸟鸣，但是“这些动的景物，即使诗显得富有生机而不枯寂，同时又通过动，更加突出地显示了春涧的幽静”（《唐诗鉴赏辞典》），可见还是后来居上。

石灰吟

这是一首托物言志诗。作者以石灰作比喻，抒发自己坚强不屈，洁身自好的品质和不同流合污与恶势力斗争到底的思想感情

经过千万次锤打从深山里采出来的石灰，对熊熊烈火的焚烧看得跟平常事一样。即使粉身碎骨又何所畏惧，只为把一片青白（就像石头的颜色那样青白分明，现在多用“清白”）长留人间。

江畔独步寻花

首句“黄四娘家花满蹊”，点明寻花的地点。“蹊”是小路。“花满蹊”是说繁花将小路都盖住了，连成片了。次句“千朵万朵压枝低”。“千朵万朵”形容数量之多。“压枝低”中的“压”和“低”两个字用得十分贴切、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春花密密层层，又大又多，沉甸甸地把枝条都压弯了。这句是上句“满”字的具体化。第三句“留连戏蝶时时舞”。“留连”是形容蝴蝶飞来飞去舍不得离开的样子。这句从侧面写出春花的鲜艳芬芳。其实诗人也被万紫千红的春花所吸引而留连忘返。第四句“自在娇莺恰恰啼”。“娇”是形容莺歌柔美圆润。“恰恰啼”是说正当诗人前来赏花时，黄莺也在鸣叫。只因为诗人内心欢愉，所以想当然地认为黄莺特意为自己歌唱。这与上句说彩蝶留连春花一样，都是移情于物的手法。由于诗人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手法，使物我交融，情景相生，这首小诗读起来就更亲切有味。

篇3

一、知――感知友情

在引领学生理解送别诗中蕴含的离愁别绪前，一定要让学生了解当时的写诗背景和诗人的处境，也就是知人论诗、知时论诗。

如学习《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首诗，李白和孟浩然之间相投相知相惜的情谊是学生必知的。当时李白大概28岁，诗名尚小，而孟浩然40岁左右，早已名声在外，这让生性洒脱的李白格外倾慕。于是他不远千里，专程前往鹿门山谒见孟浩然，两人第一次见面便习性相投，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于是，相约共游江夏，饮酒作诗，相投相知后，李白对孟浩然的人品与学识更是满怀敬仰。后来，孟浩然要去广陵，于是二人在黄鹤楼依依惜别。看着好友离去，李白思绪万千，欣然写下千古绝唱《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从此两人之间的友谊成为诗坛上的一段佳话。

了解了友人间深厚的情谊，才能帮助学生在景物描绘中、在字里行间里体会出诗人在朋友远离自己而去时的惆怅与留恋。

二、读――感悟友情

读，是学生理解、感悟、思考的前提，是读者与作者心灵交汇的桥梁。诗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灵动的意境美，需要吟诵；诗的语言高度凝练，加之古今汉语的差异，需要涵泳。因此，古诗教学需要读，使诗情画意灵动地闪现在学生的脑海中。

如学习《送元二使安西》这首诗，教学伊始就让学生自由地读全诗，读准字音，如指导“朝”“舍”的读音。在初读时，也可任由学生配上各种身体姿势，抒发内心的感受。在学生大致理解了诗意后，教师可对学生说：读，是最能表现情感的方式。你准备通过怎样的朗读来表现王维对元二的感情呢？在诵读与讨论中，学生纷纷认为：诗的前两句风光如画――清朗的天宇，洁净的道路，青青的客舍，翠绿的杨柳，应该读得轻快明朗些，表达出此时诗人内心虽因离别有些伤感，但色调清新的环境透露出了一种明朗且富于希望的情调。然后组织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边读边想象那雨后空气清新、绿柳如丝的意境，体会诗人的心情。学生还认为：虽然风景如画，但一想到元二此番西去路途遥远、危险重重，不知何时才能相见，所以王维的不舍与伤感都溢于言表。而且，出了阳关，不仅没有了故人，也没有了这风景，因此后两句应该读得低而深沉。在情绪铺排足够后，可带领学生进行多种形式有感情的诵读，感悟王维内心复杂的情愫。

通过吟诵、品味，读出那些字的韵和味，诗人的依依惜别之情也就信手拈来了。

三、释――补白友情

诗的语言高度凝练，有其自身的特点，这些都是学生赏析诗文、体会情感的障碍。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运用多种方式、方法，来帮助学生明了诗意、补白感情。

如学习《别董大》这首诗，初读完“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这两句后，让学生结合注释讨论开篇描写了哪些景物。学生交流：黄云千里，日暮昏黄，北风狂吹，孤雁哀鸣，大雪纷飞。教师又问：在这样的环境中送别，你会有什么感受？学生有的说：阴冷的天气，加上分手时的依依不舍，很容易让人伤心。有的说：与其说是天冷，还不如说是心里冷……教师补充道：真是“一切景语皆情语”，肃杀凄凉的环境渲染了离愁别绪。接着教师又让学生读读后两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问学生：理解意思后有什么感受？学生说，没有了前面的那种凄凉，反而给人一种很乐观的感觉。教师又问：从哪些地方能体会出乐观？学生交流：从“莫愁”的意思体会到高适的细心与乐观，他不愿看到好友带着伤心离去，所以坚定地说“不用担心……”；“识”的意思是“赏识”而不仅仅是“认识”，从中感受到高适的话语很温暖，天气虽然寒冷，但董大定会自信满怀，浑身充满力量。教师马上启发道：如果你就是董大，听到朋友这样真诚地勉励自己，你会怎么说？学生纷纷补白：你的话如同春天的阳光照进了我的心房，很温暖；还有学生说：有你这样的朋友真好，我不会因为离别而悲伤了……这既是对诗文的补白，更是学生们的移情体验。

通过这样的情境补白，诗中人物的情感不再局限于“依依惜别”，而兼具“赏识”“激励”“奋进”；诗中的人物形象也更加清晰、丰满起来。

四、悟――凝聚友情

古诗教学的重点不在诗句的字面意思，而在诗句背后的情味和意蕴。如何引领学生读出诗句背后的那份情、那颗心、那种味？笔者认为抓住“意象”，唤起学生的情感体验，引起联想，由此及彼，就能情通古人了。

如教学《芙蓉楼送辛渐》这首诗，告诉学生，其实要真正领会诗中的情味和意境，还需好好地读一读，抓住诗中的词语好好体悟。教师问：为什么是“寒雨”？学生诵读后说：因为雨是“夜入吴”的，深秋的夜晚，秋雨绵绵，让人感觉寒冷；有学生说：听着细细的雨声，诗人难以入睡，想到即将要与朋友分离，心里十分难过。教师补充：是啊，寒意不仅弥漫在烟雨之中，更沁透在两个好朋友的心头上。此时，诗人的心情会是怎样？请你们用词语来描绘一下。有的学生说，依依不舍；有的说，难舍难分；有的说，孤独寂寞。教师又问：这种感情还体现在哪里？学生答：“平明送客楚山孤”的“孤”字。教师肯定道：对。第二天清晨，辛渐即将登船北归。诗人伫立江边，遥望远处孤独的楚山，心中会默默念着什么呢？学生思考后回答：楚山啊，我的朋友走了，你知道我内心的孤独与不舍吗？有的说：朋友，祝你一路平安，我会想念你的；有的说：楚山，你知道我和辛渐的情谊有多深吗？有的说：楚山啊，你站得高望得远，一定要帮我陪伴辛渐平安回家……

以“寒雨”为发散点，引发学生思考，与诗人对话。同时引导学生用自己的心去感受，用自己的目光去凝聚，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

五、拓――铭刻友情

古诗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隔甚远，加之学生的认知水平与对古诗内涵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差距，而且受篇幅的影响，与诗文、诗人相关的资料、内容不可能齐全，所以学生单靠仅有的教材内容和原有的知识体系，是无法对其进行深入理解的。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时充分开发资源，适当拓展学习范围。

如教学《赠汪伦》这首诗。此诗整体基调亲切快乐，从“踏歌声”可以感受到汪伦人未到而声先闻；从“忽闻”可推断李白离开时，汪伦可能不在家中。热情爽朗的歌声，不辞而别的随性，诗中直呼姓名的坦率，无一不表现出李白和汪伦这两位朋友同是不拘俗礼、快乐自由的人。为了让学生深入了解两人乐天派的性格和他们之间那种没有烦琐礼节的情谊，教师可进行相关故事的补充。据清代袁枚《随园诗话补遗》记载：有一位素不相识的汪伦，写信给李白，邀请他去泾县旅游，信上热情洋溢地写道：“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白欣然而往。汪伦是泾县的豪士，为人热情好客，倜傥不羁。于是李白问桃园酒家在什么地方，汪伦回答说：“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引得李白大笑。

通过拓展材料的阅读，学生脑海中有关洒脱不羁的李白、豪放热情的汪伦的形象，顿时丰满、鲜活起来，李白和汪伦之间深厚的情谊也铭刻在了学生的心中。

篇4

对于古诗的课堂教学，老师们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已经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我认为，从阅读心理的一般规律和读懂古诗的基本要求出发，应该抓住下面几方面。

一、粗讲

优秀的中国古诗，语言精练，意蕴含蓄，意境深远，讲究平仄，严于用韵，格律严格，魅力无限。正如19世纪英国著名文艺批评拉斯金说：“每一部伟大作品的精华部分，总是无法把它解释得很清楚，因为它好，所以它好。”因此教学时，其丰富的意蕴，“言尽而意无穷”的魅力是无法讲出来的。况且小学生刚刚接触古诗，由于阅历和生活积累的局限，不可能“字求其训，句索其旨”。如果“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必然贪多嚼不烂，如果不顾及学生的年龄特点而去精讲细究，咬文嚼字，必如宋代的教育家张载所说：“始学之人，未必能继，妄以大道教之，是诬也。”必然使学生食而不化，泯灭了学习的兴趣，倒了学习的胃口。

那么怎么粗讲呢？我觉得应该从下面三点考虑：

一是比较生疏的字词。如“歌声震林樾”的“樾”，“煮豆燃豆萁”的“萁”，“渭城朝雨浥轻尘”的“浥”，“千里黄云白日曛”的“曛”，“万条垂下绿丝绦”的“绦”等，这些字词，学生一般没有接触到，是学生阅读诗句、理解诗意的拦路虎，所以首先要让学生认其形，晓其音，知其义。再就是古今音变意变的字词。如“停车坐爱枫林晚”的“坐”，“死去元知万事空”的“元”，“儿童急走追黄蝶”的“走”，“直把杭州作汴州”的“直”，“远上寒山石径斜”的“斜”，“乡音未改鬓毛衰”的“衰”等，这些古今意思有别或读音不同的字词，学生容易望文生义，产生误解，因此少不了教师的讲解。还有，就是那些富于传神的关键性词语。如叶绍翁的《游园不值》的后两句“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就很显作者炼字的功夫。一堵高墙的“关”和一枝红杏的“出”，形成了一对矛盾：一个要把满园春色关住，一个却要枝露墙头，春光外泄，一“关”一“出”，整个画面活了，有了动感，显出了春花盛开时的盎然春意。再如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中的前两句“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写送客的时间、地点和送客时的环境与心情，其中第二句，作者着意用“楚山孤”表达送别的心情：芙蓉楼上，俯瞰长江，寒雨凄凄，远眺楚山，望客帆远去，心情惆怅，仿佛觉得楚山是孤寂地峙立在那儿一样。一个“孤”字，看似写山，实是写人，写出了作者送别友人时惆怅孤独之感。又如刘长卿的《逢雪宿芙蓉山主人》的前两句“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是一联对偶句，“日暮”对“天寒”，写投宿的时间，是在寒冬的日暮时分。“苍山远”对“白屋贫”，写主人家的居住环境和家庭状况，一个“远”字，写出了天气昏暗中周围青山的朦胧；一个“贫”字，点出了投宿的这户山里人家的贫寒。以上所举诗句中“关”、“出”、“孤”、“远”、“贫”这些字词，都是理解诗句意思的关键词语，把它们的意思讲清楚了，学生在弄懂诗句字面意思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比较顺畅地疏通整首诗的意思。

二、熟读

通过粗讲，学生对诗句的雕有了大概理解之后，接下来最重要的是熟读。而熟读对小学生来说，最具效果的莫过于诵读。说起诵读，其实古人写诗，往往都是在“诵”的过程中完成的。难怪有人说“动声曰吟，长言曰咏，作诗必歌”了。因此，读诗也不应该离开吟咏诵读，所以古人又说：“读诗之法，须扫荡胸坎净尽，然后吟哦上下，讽咏从容。”宋代的朱熹更是进一步提出读书成诵的要求：“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永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即晓其义也。”所以书声琅琅，“南窗读书吾伊声”，“夜半犹闻读书声”，才是读书富有诗意的境界。读书本是一种个性化的行动，动嘴“读”书，心、眼、口、耳并用，是各种感官的综合参与，其效果较之单纯用“眼”看，要好得多。读书时读出声来，便于大脑快速接受符号和信号，易于激活存储于大脑中的生活经验，有助于对文句的理解，也容易记住。

篇5

关键词：含蓄婉曲 比兴物象 景象 动作对象

古代学者早就发现了王昌龄诗歌的含蓄美，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说：“少伯深厚有余，优柔不迫，怨而不怒，丽而不”。①但是王昌龄如何创造出含蓄委婉风格，古人并没有归纳总结出来。今人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如毕士奎总结了王昌龄诗歌的三种含蓄表现方法：“烘云托月，以彼写此”；“语近义遥，以浅藏深”；“不著一字，以无胜有”。②问题是其他诗人也用这些含蓄抒情方法，为何王昌龄能用同样的方法创造出比别人更为含蓄的意境？

笔者认为王昌龄在各种含蓄抒情手法里镶入比兴物象，将含蓄抒情手法与比兴物象巧妙地结合起来运用，才取得了更胜一筹的含蓄效果。

古诗中的比兴物象由来已久，《诗经》创造了以鸟为中心的比兴物象。《楚辞》发展出了以“香草美人”为中心的比兴物象。而陶渊明着重开创了以、飞鸟等田园物象为中心的隐士比兴物象系列。

比兴物象原本使诗歌更加含蓄，但是在长久经验的累积下，比兴物象所表现出的固定意蕴反而成为诗歌意旨明显的表现了，“诗中经常出现的具有象征性的景物会引发人们习惯的联想和固定的情绪”。③所以有的诗人热衷于创造出新的比兴物象来表达更为含蓄的意蕴，如李商隐独创了许多比兴物象。有的诗人则在运用方法上大加功夫，将比兴物象运用得更为圆融无迹。

唐诗中运用比兴物象的方式可以分为三种：一种在通篇为比的诗歌中运用，如张九龄的《感遇・其二》全诗借橘发微；一种是在部分用比的诗句中运用，如“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另一种只将比兴物象镶入诗中，如“杨花落尽子规啼”句，将子规这一比兴物象融入了景象当中。其中将比兴物象镶入诗歌是最含蓄最巧妙的方法。

王昌龄成就在于将传统比兴物象融入诗中的技巧达到了了无痕迹的境地，创造出了含蓄婉曲的诗歌意境。王昌龄主要用了两种方法将比兴物象融入诗中：一种是化比兴物象为景象，一种是化比兴物象为动作对象。

一、化比兴物象为景象――情景交融的深化

化比兴物象为景象的手法，是以情入景手法之一。因为比兴物象具有深刻的含义，因而这种方法会使诗歌情感比一般的情景交融更加蕴藉含蓄，因而可以说是情景交融的深化。如陶渊明的《饮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是傲放于秋霜的高洁之花。“飞鸟”双翅凌云，是自由的象征。陶渊明在他的篱笆下只轻轻地摘一朵，然后抬头看看飞鸟，就轻松地成了文学史上著名的高洁隐士形象。这举重若轻的美妙意境全靠化用比兴物象的高超手法。

王昌龄的诗中也化用了许多比兴物象。如《芙蓉楼送辛渐二首》其二：

丹阳城南秋海阴，丹阳城北楚云深。高楼送客不能醉，寂寂寒江明月心。

月是高度情思化的物象，暗喻着作者清明洁白之心。因而“寂寂寒江明月心”这清寂的景象不单纯是送别时的场景，还蕴含着作者与友人的纯洁友谊。李商隐的“碧海青天夜夜心”显然受了王昌龄此诗句的影响，但王昌龄的诗句更形象、更蕴藉，就在于诗人将比兴物象“明月”化为了景物。

比兴物象是传统情感的积淀实体，它本身就是具有一定意蕴的可视性的事物。比兴物象化为诗歌的景象，使诗歌既有深邃的情思，又有优美的画面感，情与景得到了高度凝聚融合。

如《芙蓉楼送辛渐二首》其一最后一句“一片冰心在玉壶”。是从古诗“清如玉壶冰”化用而来，但比古诗更好。原因是少了一个“如”字，将事实的陈述变成景物的描写，比兴物象“冰心”化为了一个冰清玉洁的完美形象。又如《送别郭司仓》中：“明月随良掾，春潮夜夜深”的明月是寄予了作者之心、之情的明月。“明月随良掾”就是我心随良掾，表达了诗人对朋友的挂念之情。这与李白《闻龙标左迁遥有此寄》中的“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而王昌龄的诗句更含蓄、形象。原因也在于王昌龄只是描写了一幅景象，将比兴物象化用为景象，而李白采取了直接叙述的方式。

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与王昌龄的《送魏二》一样地运用了衬托的手法，这两首诗都想象对方思念自己，以此来衬托自己对对方的思念。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醉别江楼橘柚香，江风引雨入舟凉。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送魏二》）

但王昌龄的诗明显地更含蓄、更优美，除了王诗在第一联用以情入景手法而王维用直接叙述笔法外，另一原因就在于王昌龄在第二联用了化比兴物象为景象的方法。王维的“兄弟”们登高遍插茱萸时突然感觉到“少一人”，那么接下来很自然便是思念这个缺席的人。可见王维这首诗的含蓄主要是靠截断情感的流向来完成的。王昌龄诗中的“潇湘”二字自舜帝二妃之后便一直是文人喜用的语象，多为思念的意思。猿声向来就有“猿鸣三声泪沾裳”的悲切，文学作品中的猿鸣一般为悲伤的代名词。潇湘本就是多情之地，更何况在潇湘的月光之下，听着悲切的猿鸣声，那思念之苦自是不言而喻了。王昌龄诗歌的情感蕴含在他营造的情境里面，在比兴物象的里面、背后；而王维的情感在诗外，这种区别不得不辨。

王昌龄将比兴物象化用为景物的方法运用到极致的当为《送李十五》：

怨别秦楚深，江中秋云起。天长沓无隔，月影在寒水。

王昌龄他自己在《诗格・十七势》的谜比势中进行了解释。这首诗除第三句外，句句都用了比喻的手法。用秦楚之远比喻别怨之深，这是明喻。用江中忽起之秋云比喻行人的不可复归，这是暗喻。用月影在水比喻两人似近实远，即梦中相见但醒来却相距万里，这也是暗喻。两个暗喻都是情景交融的情景描写句，了无痕迹地化用了比兴物象入景，所以当时有的读者不明这两句诗意。

总体上讲，王昌龄化比兴物象为景象的手法比较成功，取得了异常含蓄的效果。用房日晰先生的一段话来作结就是：“善于融情于景，用客观景象把主观情感严严实实地包藏隐蔽起来，他的情绪在诗歌里是绝不外露的。”④

二、化比兴物象为动作对象――动作的微妙意味

除了将比兴物象化用为景象之外，王昌龄还将比兴物象化为人物的动作对象，使比兴物象巧妙地融入诗里，既不影响人物动作的刻画，又寄寓了深刻的含义。如《长信秋词五首》其一：

金井梧桐秋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熏笼玉枕无颜色，卧听南宫清漏长。

这个身处金屋的女子，夜深人静，她却卧在床上毫无睡意，只能听着似乎永远也滴不完的漏滴之声。夜间躺在床上听各种声响这是很平常的生活场景，但通过王昌龄的描写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个宫女深深的寂寞。原因就在于“清漏长”这三字，漏是中国古代用来计时的工具，亦即时间的象征。漏声绵长就说明这个宫女觉得时间流逝得太慢，也说明了她内心的无聊、寂寞、空虚。全诗的主旨靠比兴物象“清漏”得以显示。

人物情感是隐藏的，比兴物象是显在的。比兴物象成为人物的动作对象后，就寄寓了人物的隐晦情感，也就是说比兴物象成了虚拟人物情感的显性代言体。因而读者往往读到比兴物象时才真正明白虚拟人物的真实情感，形成了委婉蕴藉的效果。《西宫春怨》是将比兴物象化用为动作对象的最典型代表。

西宫夜静百花香，欲卷珠帘春恨长。斜抱云和深见月，朦胧树色隐昭阳。

珠帘欲卷而未卷、云和斜抱而不弹，说明了这女子毫无心绪。她抱着云和眼睛却望着月亮，以及朦胧树色隐住的昭阳宫。昭阳宫是汉宫殿名，是受宠者赵飞燕姊妹所居处，也即是皇帝常住之处。因此只有读到这个女子所望的对象――昭阳宫时，我们才会明白这个女子无心无绪的根结乃是痴心望幸。这首诗的弦外之音全靠这女子所望对象――昭阳宫才体味得出来。所以李瑛《诗法易简录》说“夜静不寐，但望昭阳树色，不言怨而怨自深。此诗品格最高，神韵绝世。”⑤“不言怨而怨自深”就是在于作者巧妙地将比兴物象昭阳宫作为这个女子的所望对象，让昭阳宫――比兴物象所蕴含的深意来为女子代言。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由于王昌龄将比兴物象化用为人物的动作对象，将情感蕴藏在比兴物象之中，与一般作家描写动作含蓄抒情相比，情感又多隔了一层。一般作家情感的表达是：情感动作。王昌龄则是：情感动作对象（比兴物象）。章培恒先生注意到了王昌龄诗歌的这种特点，他说王昌龄“善于提炼情思和物色，并把两者凝聚为鲜明的一点，凝眸注目处言语无多，而神情毕现。”⑥“物色”即是动作的对象（比兴物象），“情思”是虚拟人物的情感，“把两者凝聚为一点”就是将情感蕴藏在动作的对象之中，“凝眸注目”即人物的动作。也就是说通过动作描写将人物内在的情思寄寓在物色当中。虚拟人物的情感寄寓过程是：情感――动作对象（比兴物象）。而读者阅读文本时理解情感的过程是：动作对象（比兴物象）――情感。

一首诗歌的抒情方式不管怎么含蓄委婉也要有直接表述的成分，直接表述的多少取决于作者技巧的高超，关系到作品含蓄的程度。王昌龄诗中运用的比兴物象蕴含了诗人及虚拟人物的情感，因而直接交待比较少，显得更含蓄委婉。盛唐诗人刘方平《春怨二首》其二是首较好的闺怨诗：

纱窗日落渐黄昏，金屋无人见泪痕。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

这首诗和王昌龄的《西宫春怨》一样写的也是春恨，写得委婉含蓄，特别是“梨花满地不开门”是成功的含蓄描法。但是作者直接交待的成分比较多，“无人”、“泪痕”、“寂寞”、“春欲晚”这四个词直接交待了这个宫女的孤独、伤春之情。

王昌龄诗歌没有其他诗人宫怨诗中的眼泪，更没有作者的评述，只有肢体动作和视线动作及动作的微妙对象――比兴物象，其余的让读者自己去领会。

王昌龄刻画人物动作的手法主要存在于他的七绝宫怨诗，这种诗歌有两个情感主体，一是作者自己，另一个是虚拟人物。其他作家同类题材的诗歌隐藏的是自己的情感，但虚拟人物的情感的描写还是直露的。而王昌龄在诗中不仅隐藏了自己的情感，就连他笔下的人物情感也是隐藏的。因而显得比其他一般作家的同类诗歌更为含蓄委婉。

能够像王昌龄这样细致地刻画人物动作的诗人确实少有。他所要表达的情思全都蕴含在他描写的人物动作及比兴物象中了，这使得他的诗歌具有极大的视觉效果，让读者领会到了电影一样的视觉艺术。作者的笔触就像导演的镜头一样，他敏锐地抓住那些泄漏人物微妙心理情感的动作及比兴物象，带领读者阅览作者的意图。而人物的动作就像导演精心安排的演员的表演，只不过在王昌龄的诗中没有台词，在这里台词也成了累赘。

通过上面的分析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将比兴物象的化用与其他含蓄抒情手法结合起来取得含蓄蕴藉的效果是王昌龄诗歌的抒情特点。因而在王昌龄的诗歌中那些能统领全诗的诗眼往往是比兴物象，是名词。而其他作家诗歌的诗眼多是动词。

可以说王昌龄的诗歌是含蓄中的含蓄，委婉中的委婉。将情感蕴藏在比兴物象中，读者需要层层剥笋样地追寻作者的真意。所以陆时雍在《诗境总论》中说他的诗：“襞积重重，使人测之无端，玩之无尽，惜后人不善读也。”⑦宇文所安也说在王昌龄的诗中：“被隐藏的只是基本情境或意旨。复杂性常呈现为情绪的模糊性。”⑧房日晰先生亦如是说：“不能仅凭直接感受，而要分析诗里描写的情景，仔细地揣摩和寻绎诗人的感情意向，反复地咀嚼和品味，才能真正体会全诗的意蕴。”⑨

这些评价都注意到了王昌龄诗歌比一般诗人更含蓄的意蕴，但是只有明人黄克缵、卫一凤在《全唐风雅》中说到了含蓄的真正根结：“唐七言绝句当以王龙标为第一，以其比兴深远，得风人温柔敦厚之体，不但词语高古而已。”⑩我们且不管他的评比标准是否客观，而他说的“比兴深远”实在是抓住了王昌龄含蓄抒情的关键，巧妙地运用比兴物象是王昌龄含蓄抒情的特点。

注释：

①胡问涛,罗琴校注.王昌龄集编年校注.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202页.

②毕士奎.试论王昌龄七绝的美学特征.内蒙古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第63、64页.

③赵佩霖.兴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④房日晰.唐诗比较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4页.

⑤胡问涛,罗琴校注.王昌龄集编年校注.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97页.

⑥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第64页.

⑦胡问涛,罗琴校注.王昌龄集编年校注.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388页.

⑧宇文所安.盛唐诗.三联书社，2004年12月版，第121页.

⑨房日晰.唐诗比较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页.

篇6

首先，我们把古诗中常见的意象来做一些分类整理。

一、送别类意象

1.杨柳。汉代以来，常以折柳相赠来寄托依依惜别之情，由此引发对远方亲人的思念之情以及行旅之人的思乡之情。由于“柳”、“留”谐音，古人在送别之时，往往折柳相送，以表达依依惜别的深情。这一习俗始于汉而盛于唐，汉代就有《折杨柳》的曲子，以吹奏的形式表达惜别之情。唐代西安的灞陵桥，是当时人们到全国各地去时离别长安的必经之地，而灞陵桥两边又是杨柳掩映，这儿就成了古人折柳送别的著名的地方，如“年年柳色，灞陵伤别”的诗。后世就把“灞桥折柳”作为送别典故的出处。故温庭筠有“绿杨陌上多别离”的诗句。柳永在《雨霖铃》中以“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来表达别离的伤感之情。

2.长亭。是陆上的送别之所。李白《菩萨蛮》：“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李叔同《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很显然，在中国古典诗歌里长亭已成为陆上的送别之所。

3.南浦。多见于南方水路送别的诗词中，如唐代白居易《南浦别》中的“南浦凄凄别，西风袅袅秋”等。

二、思乡类意象

1.月亮在我国古代诗歌中，用月亮烘托情思是常用的笔法。一般说来，古诗中的月亮是思乡的代名词。

2.鸿雁

①大雁是候鸟，定期南飞北返，这就容易使那些滞留外乡，不能按期定时回家的人对比自己，生发出无尽的忧思。

②我国古代有“鸿雁传书”的传说，因为古代人们和外出的亲人难通音讯，所以又让大雁承担了“信使”的使命。

③雁总是结阵成“人”字或“一”字形集体迁徙的，因此孤雁（断雁，孤鸿，断鸿）也就成为诗人表达自己孤苦漂泊的意象。如蒋捷《虞美人・听雨》：“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在浩淼的江水与低压的阴云之间，只有一只孤雁在凛冽的寒风中哀鸣，显得那样孤单、渺小、无助。词人正是借用孤雁的形象来抒发自己风雨飘摇中流浪江海的悲凉心境。

3.捣衣声（或捣练声）是一种极富家庭生活色彩的声音，常常用来表达夫妇或情人之间的相思之情。如李白的《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

三、愁苦类意象

1.梧桐。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和芭蕉差不多，大多表示一种凄苦之音。白居易《长恨歌》：“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秋日冰冷的雨打在梧桐叶上，好不令人凄苦。李清照《声声慢》：“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可见秋雨打梧桐，别有一分愁滋味。

2.芭蕉。常常与孤独忧愁特别是离情别绪相联系。南方有丝竹乐《雨打芭蕉》，表凄凉之音。李清照曾写过：“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舍情。”把伤心、愁闷一古脑儿倾吐出来，对芭蕉为怨悱。

3.杜鹃鸟。古代神话中，蜀王杜宇（即望帝）因被迫让位给他的臣子，自己隐居山林，死后灵魂化为杜鹃。于是古诗中的杜鹃也就成为凄凉、哀伤的象征了。

4.乌鸦。按照迷信的说法，是一种不祥的鸟，它经常出没在坟头等荒凉之处。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常与衰败荒凉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李商隐《隋宫》：“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秦观《满庭芳》：“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马致远小令《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

5.水。在中国古代诗歌里和绵绵的愁丝连在一起。李煜词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用东流之水来比喻绵绵不断的愁思。“化作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以流水与离愁关合，也是古典诗歌中常用的一种表现方式。

6.猿啼。出现在诗歌中常常象征着一种悲伤的感情。杜甫《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郦道元《小经注・江水》中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四、抒怀类意象

1.。虽不能与国色天香的牡丹相媲美，也不能与身价百倍的兰花并论，但作为傲霜之花，它一直得到文人墨客的亲睐，有人称赞它坚强的品格，有人欣赏它清高的气质。屈原《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诗人以饮露餐花象征自己品行的高尚和纯洁。

2.梅花。梅花在严寒中最先开放，然后引出烂漫百花散出的芳香，因此梅花与一样，受到了诗人的敬仰与赞颂。宋人陈亮《梅花》：“一朵忽先变，百花皆后香。”诗人抓住梅花最先开放的特点，写出了不怕打击挫折、敢为天下先的品质，既是咏梅，也是咏自己。

3.松。松树是傲霜斗雪的典范，自然是众人讴歌的对象。李白《赠书侍御黄裳》：“愿君学长松，慎勿作桃李。”韦黄裳一向谄媚权贵，李白写诗规劝他，希望他做一个正直的人。

4.冰雪。以冰雪的晶莹比喻心志的忠贞、品格的高尚。如“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冰心：高洁的心性，古人用“清如玉壶冰”比喻一个人光明磊落的心性。

5.草木。以草木繁盛反衬荒凉，以抒发盛衰兴亡的感慨。如“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姜夔《扬州慢》）春风十里，十分繁华的扬州路，如今长满了青青荠麦，一片荒凉了。

五、爱情类意象

1.莲。由于“莲”与“怜”音同，所以古诗中有不少写莲的诗句，借以表达爱情。如南朝乐府《西洲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莲子”即“怜子”，“青”即“清”。这里是实写也是虚写，语意双关，采用谐音双关的修辞，表达了一个女子对所爱的男子的深长思念和爱情的纯洁。

2.红豆。红豆即相思豆，借指男女爱情的信物，《南州记》称为海红豆，史载：“出南海人家园圃中”。《本草》称其为“相思子”。王维《相思》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诗人借生于南国的红豆，抒发了对友人的眷念之情。

3.连理枝、比翼鸟。连理枝指连生在一起的两棵树。比翼鸟，传说中的一种鸟，雌雄老在一起飞，古典诗歌里用作思爱夫妻的比喻。白居易的《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以上只是一些常见的意象的分类整理，鉴赏古诗词不能生搬硬套。还要注意做到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串联意象，整体感知，发挥想象，把握意境

近几年高考所选的诗歌，意象单纯明朗，只要我们发挥联想和想象力，串联各组意象，再从整体上解读，意境的悟得是较容易的。1999年的考题是杜甫的《漫成一首》，由月、灯、鹭、鱼等四组意象组成了一幅恬适静谧的画面。2000年是南宋诗人赵师秀的《约客》，通过“青草池塘”、雨声、蛙声和待客不至的诗人的几组意象，融合在一起，透出的是诗人待客不至的孤寂失落的心情，而非题项中的“闲适恬淡”。现当代诗歌较古典诗歌意象的出现更频繁，而且有着明朗的时代气息。

第二，辨析意象的色彩、指向、强度、虚实和动静来鉴赏诗歌

1.情感色彩。意象色彩的冷暖传递着诗人不同的情感体验。一般暖色预示着热烈活泼，积极向上，意气奋发；冷色代表着冷漠低沉，消极颓唐，孤寂凄凉。如“金黄的稻束”给人的是积极强烈的视觉印象，而闻一多的《死水》色彩斑斓，则充满了对旧社会的彻底否定。古典诗歌中，李贺的色彩丽，杜牧的清丽，李商隐的残冷等，无不折射着诗人的内在情绪。

2.指向和强度。意象指向性的不同和强度的大小同样可以反映出诗歌的感情基调和作品风格。都是写友情，李白要说“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杜甫则是“故凭锦水将双泪，好过瞿塘滟堆”。前者意象选取的是“明月”，后者是“滟堆”；前者的指向在空中，向上的，给人以飘逸之感，后者指向在地面，重心在下，给人以沉郁之慨。同是写别离，有高适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豪放健美，也有柳永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婉约缠绵。因此，善于把握意象的指向和强度有助于解读诗歌的情味。

3.虚实相映。诗歌的艺术魅力在“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梅尧臣）。这“如在目前”的便是实象，“见于言外”的便是虚象。实象侧重客观事物的再现，而虚象则是由实象的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具体表现在诗文中多是一种暗示、象征或修辞的运用。“境生于象外”，虚象体现着整个意境的艺术品位和审美效果。分清虚实对我们鉴赏诗歌有着重要的意义。下面看杜甫的《野老》：

野老篱边江岸回，柴门不正逐江开。

渔人网集澄潭下，贾客船随返照来。

长路关心悲剑阁，片云何意傍琴台。

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

篇7

一、 传统不可割裂

我们认为，对于中国二千余年所形成的古代文论，决不能摒除在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工作者的视野之外，仅仅把它当作一种历史文化传统来研究，仅仅给它一个必要的历史地位，是不够的。想简单地将它抹去更是不可能的。应该认识到传统作为一个民族的“经历物”，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它不仅体现在“物”的方面，而且凝结于观念和制度中，并以无意识的状态深藏于人们的心里。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中流淌着，你想摆脱也摆脱不掉。而且传统并非一切都不好，其中有许多精华的、精致的、美好的、充满魅力的成分，我们怎么可以把这些文化珍宝置之不顾呢? 我们必须把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精华，其中也包括文论传统的精华作为一个对象，向它走进去，把其中一切对今天仍然具有意义的东西进行充分地研究，并把它呈现出来，使它成为我们今天建设现代文论的一种重要的资源和参照系。德国诠释学家加达默尔说:

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Bewahrung) ，尽管在历史的一切变迁中它一直是积极活动的。但是，保存是一种理想活动，当然也是这样一种难以觉察的不显眼的理性活动。正是因为这一理由，新的东西、被计划的东西才表现为唯一的活动和行为。但是，这是一种假象。即使生活受到猛烈改变的地方，如在革命的时代，远比任何人所知道的古老的东西在所谓改革一切的浪潮中仍保存了下来，并且与新的东西一起构成新的价值。[1 ] (P361)

的确，在革命时期，在社会的暴风骤雨时期，人们常认为传统被抛弃了，似乎我们所作的一切都是反传统，其实传统的力量是如此的“顽固”，它变换着方法保存下来。我们觉得自己远离传统，其实我们经常处在传统中而不自觉。

中国的文化传统为什么不会被割断呢?这里有一个对传统的理解问题。文化传统不是死的，它以“基因”的渗透的方式不断地流动着发展着。如我们谈儒家的传统，就不能停留在孔子那里。儒家就像一个巨大的“筐”，历代的儒家学者都把自己栽种的最美的花仍进这个筐里面去。汉代的儒学、宋代的理学、清代的小学，直到今天的“新儒学”，都把自己新鲜的成果增添进儒家的学术“筐”去。这样儒家学派就成为一条永不干枯的河，长流不息。任何人想割断它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既然是一个学派，就必然有它合理的东西，这些合理的东西就是生长点，它不断发酵，产生出更新的东西来。这是势之必然。文学也是这样。中国的文学传统不会永远停留在《诗经》那里，它发展、壮大、变异。清代学者顾炎武说: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为《楚辞》， 《楚辞》之不能不降为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为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为唐也，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之可乎? 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未尝似也， 知此者， 可与言诗也已矣。[2 ]

顾炎武这里主要是文学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最后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似”与“不似”的问题。前人的诗作为传统是根基，如完全“不似”，那么就失去中国诗的品格;但如果“太似”则又会失去自己的创造性，所以文学的发展应在对传统文学的“似与不似”之间进行。这个道理是很深刻的。中国古代文论似乎在“五四”文化革命后，换了一套新的话语，什么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似乎一切都是新的。其实并非如此。中国古代文论的最后一人是王国维，中国现代文论最早一人也是王国维。在他那里既有新的话语，如叔本华、尼采的生命哲学、康德的美学，但同时又保留了“情景交融”、“弦外之音”等古代的话语，而他的文论的最伟大的贡献应是“境界”说的提出与阐发，但这是半是古典半是新声，是新与旧的结合物。鲁迅是一位反对封建文化的先锋，似乎他的思想言论一切都是新的。其实只要我们仔细地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他身上充满文化悖论。他的确吸收了新的思想，的确对中国古代的某些东西，进行了批判，但同时又热爱中国古典中优良的传统。仅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纲要》就足见其对中国文学钻研之深厚。王国维和鲁迅都在与传统“似与不似”的关系中发展自己的学术。几十年后，几百年后，他们的学术又成为传统的一部分。

诚然，一切事物都要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但是如果不通晓古代积累的各种资源，要求新变也难。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篇说:

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篇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辩。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何则? 竞今疏古，风未气衰也。

刘勰对文学发展史的描述有点厚古薄今，但他认为文学发展中不能“竞今疏古”还是对的。尤其是他最后的论断“变则可久，通则不乏”的观点更为辩证。藐视传统的作家注定不可能写出什么惊世的作品来，因为他没有民族文化的根底。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自己的独特的精微的东西。如果我们自己不珍惜，那么别人也就更不会珍惜。这样我们先辈创造的宝贵的精神文化就要失传，这不但是中国的损失，而且也是人类文明的损失。例如我一再推荐的安徽大学顾祖钊教授从王充那里爬梳出来的“意象”概念，用以说明人类创造的象征型文学，是很深刻的，很有价值的，不但可以解释过去的作品，连今天的现代派作品的象征意蕴也可以作出某种解释。我们中国人不整理出来，那么这个概念、范畴也就湮没无闻了。又如“意境”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观念，对于抒情型的作品的解释是十分有效的，比之于英美“新批评”派的反讽、隐喻、悖论等概念，要深刻得多。这是我们民族独特的精微的精神创造，如果我们不珍视它，那么我们就对不起我们先人的创造。又如，中国文论美论中有个“品”的概念。蒋孔阳教授与日本神户大学教授岩山三郎有段对话:“西方人看重美，中国人看重品。西方人喜欢玫瑰，因为它看起来美，中国人喜欢兰竹，并不是因为它们看起来美，而是因为它们有品，它们是人格的象征，是某种精神的表现。这种看重品的美学思想，是中国精神价值的表现，这样的精神价值是高贵的。”重品的观念是儒、道、佛三家都提倡的。所以重品传统涵盖了中华民族文学、艺术各个门类。“品”的观念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深层审美心理。做人要讲究人品，为文要讲究文品。“品”就是中国人做一切事情达到某种境界的标志。如果我们失去了“品”，比如连竹子的品格也欣赏不了，只会欣赏玫瑰的美，那么你可能就失去了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子孙的民族性。所以无论就传统的连续性还是就传统的独特性看，中华文化传统是我们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根基，是万万不能割断的。当然传统文化中也有糟粕，如封建的、迷信的、庸俗的、僵死的等等，都是糟粕，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所谓不能割断传统，并不是要保留落后的糟粕，对于糟粕当然要批判、抛弃。然而就是要抛充传统中的糟粕，也必须先了解它、认识它。在不了解、不认识的情况下，就是陷入传统的泥潭里，也寻找不到抽身的方法。

二、 诠释——继承与革新传统的必由之路

要承继中华文化传统，包括要承继中华文论传统，这就要对传统文化进行诠释(解释、阐释) 。1996 年中国文论界提出了一个“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但是如何“转换”呢? (我们更同意用“转化”这个词) 这里需要做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对中华文论著作中提出的观念、体系，进行诠释。我们民族的历史太长。古人针对当时的问题根据当时情况所提出的命题、范畴和概念，我们今天已经不容易理解了。语言的隔阂就是首先遇到的问题。古代汉语表达的意义与现代汉语所表达的意义，那差距是很远的。例如唐代王昌龄有首题为《芙蓉楼送辛渐》的七律: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有一本现在出版的著作，把它翻译成现代汉语:“寒雨如注，似乎挟带着江涛终夜不息。我临时居住在镇江芙蓉楼附近，感受到这寒雨捎来的阵阵凉意。次日黎明便在芙蓉楼上设宴饯别友人辛渐，眼前所见的只是江畔那孤立的山头。我同辛渐分手时他问我有何话带给北方的家人，我告诉他若亲友们问起我的境况便可说:我的品行节操高洁无瑕，这正同在玉壶中放置一片冰心一样，是无以挑剔的。”[3 ] (P96)把古诗翻译成现代汉语，也是一种诠释。如果我们客观地比较一下原诗与译文，我们立刻地发现，一首很有意境的诗已经变成了蹩脚的散文，诗意和诗味已经完全丧失掉。不仅如此，语言的改变不仅是语言的改变，这背后还有文化的距离。原诗“一片冰心在玉壶”一句，本来是很雅致的含蓄的比喻性的， “玉壶”，就是盛冰的玉壶，这在古代象征着洁白纯净。骆宾王《上齐州张司马启》:“加以清规玉举，湛虚照于玉壶;玄览露凝，朗

机心于水镜。”又，陆游《月下三桥泛湖归三山》:“山横玉海苍茫外，人在玉壶飘缈中。”“玉壶”是一种比喻、象征、暗示等，表现出一个人有很高的素养。但翻译成现代汉语后，原有的文化意味不但丧失了，而且有一种自夸自傲的意思，什么“我的品行节操高洁无瑕，这正同在玉壶中放置一片冰心一样”，在谦谦君子古人那里，怎么会用此语气给亲友传话呢? 况且“一片冰心”又原样存在，并没有翻译出来。我们这样说，不是说翻译错了，而是说明语言不仅仅是语言，语言也是一种文化，古代汉语中的文化意味，现代汉语中往往诠释不出来，因为古与今的文化有了变化，有了距离。在对古代文论的诠释中，情况也是如此。中国古代学人并不是不会用学术术语，但他们常常回避这些述语，而用一种深微的、朦胧的词语，以表达他们所追求的文化情调。例如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可与亚理斯多德的《诗学》相比美的文论著作，但刘勰用骈体文写，有的语句很美，本身就是文学创作，但他似乎不追求十分确切的意思。例如把艺术构思中的心理活动叫“神思”，现在一般都诠释为“艺术想象”，其实刘勰的“神思”与现在文学理论中的“想象”是有不同的，它具有更丰富的意思，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一点。再如“风骨”这个概念，在《文心雕龙》中是很重要的，对后代的文学创作影响很大，但是今人的诠释歧见纷呈，达十余种之多，费了很多笔墨，仍然没有搞得十分清楚，这就是古今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这就说明诠释根本无法越过文本的障碍，要消除文本与诠释者之间的差异是十分困难的。诠释只能是一种对话，文本有文本的信息，诠释者也有早已形成的“前理解”，在承认这种差异的条件下交流对话，展开一个新的意义的世界。

诠释中华古代文论，要克服两种倾向。

第一种倾向，即“返回原本”。“返回原本”只能是一种愿望。中国古人活动的场景已经不可重现。我们无法亲身去体验。一种无法亲身目睹并体验的场景，诠释者仅凭留下一些死的资料，是很难“返回原本”的。就如同春秋时期的礼仪，尽管有《周礼》、《仪礼》和《礼记》等一些资料作为根据，但今人要完全复活它，已不可能。又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定势”篇，历来也是众说纷纭，要真正理解他所说的“势”也是不容易的。历史就是历史，不可能变为活的现实。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按照“历史原则”，尽力考察中华古代文论家们提出某种观点的历史背景，尽力摸清楚他们论点的针对性，尽力趋近阐释对象的本真性，即对被阐释的对象的意义有真实的了解，对被阐释的对象的丰富复杂的内涵有真实的了解，当然更不可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古人身上。

第二种倾向，即“过度阐释”。在诠释的方法上，无非是“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两种方法。所谓“过度阐释”就是在“六经注我”过程中，生硬地勉强地以古人的观点来印证自己的观点。甚至把古人的观点“现代化”，而不顾古人的原文与原义。如前面所说的刘勰的提出“风骨”概念，有些论者就以“内容与形式”这种现代的概念去套，明显离开了刘勰的原有的意思。但是，我们又不能不对古代的文论进行现代的诠释。不进行诠释，就不能把古代的东西激活，就不能实现古为今用。所以如何获得阐释的恰当的分寸，是一个大问题。诠释只能从历史的资料出发，从历史资料提供的思想出发，翻译可以翻译的部分，延伸可以延伸的部分，对应可以对应的部分，比较可以比较的部分，而不能完全用今天的逻辑去推衍古代的逻辑。在文论方面我们也要把握这个分寸。例如，关于“意象”问题，我们要充分考察王充提出的“意象”与刘勰提出的“意象”的不同，前者是“象征意象”，后者则是“心理意象”，不可不看他们的区别，仅从字面的意义与今天的“艺术形象”相比附，或认为是“象征意象”或“心理意象”之外的另一种具有创造性观念。这里对语境的考察是至关重要的，千万不可脱离原有的语境孤立地进行任意的解释。

诠释还必须对自己的诠释对象的独特性有深入的了解。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各有其独特的文化品格。一般说，西方的文论是总结创作实践的结果，是创作经验的升华。中国古代文论则不完全是从创作实践中总结了出来的。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儒、道、释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根基。先有儒、道、释的哲学，然后再向文论转化。儒家、道家、释家的理论都具有诗意，富于想象，这是儒、道、释向文论转化的前提。这一点我在它文中另作阐述，兹不赘。我们想强调的是中国文论的生成，常常不是对具体的创作经验的总结，常常是从儒家、道家、释家概念向文论的转化。“文以载道”这个“道”，就是儒家之“道”;“虚静”创作境界，就是道家体道的境界;“妙悟”则是释家语向文论术语的变化。如此等等。针对中国古代文论这一独特性，我们在诠释的时候，也要体现出方法的独特性来。或者说在诠释的时候，应更多考虑文论的文化语境和哲学语境。

不论中华古代文论的诠释有多少困难，如果想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那么除了诠释，别无它途。诠释是继承与革新中华古代文论的必由之路。

三、 在古今中西基础上实现新变

现在中国文论研究界争论一个问题:即我们究竟为什么要研究古代文论? 一种意见认为，古代文论研究不能急功近利，中华古代文论是中国古代传统的一部分，研究中国古代文论不一定与建立中国现代的文论建设直接联系起来。如罗宗强教授在批评了古文论研究中的“古为今用”之后说:“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古文论研究，求识历史之真，以祈更好地了解传统，更正确地吸收传统的精华。通过对古文论的研究，增加我们的知识面，提高我们的传统的文化素养;而不汲汲于‘用’。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根基，才有条件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这或者才是不用之用，是更为有益的。”[4 ]这种意见的主旨是不要把“用”特别是“古为今用”作为研究的目标，而把提高传统文化素养为目标。至于建立中国现代的文学理论，则主要应从总结现实的文学创作经验教训入手。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目前在世界的文学理论界，竟然没有中国的声音。如果我们不对中华古老的文论传统进行现代的“话语转换”，那么在文论上，就没有“话语”与别人交流，我们岂不患了“失语症”。这种意见的主旨是主张“用”特别是“古为中用”。

我们的意见是，“不用之用”与“古为中用”可以结合起来。建设具有中华现代文学理论的资源有四个方面:当下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五四”以来所建立起来的现代文学理论;中华古代文学理论;西方文论中具有真理性的成分。在四种资源上的创造性改造与融合，是建设现代文论新形态的必由之路。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精神“工程”，不是一日之功，既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排斥“古为今用”。在这个复杂的工程中，中华古代文论作为民族原典精神，起着特别的作用。中华古代文论当然可以提高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加强传统文化素养;同时中华古代文论的一些概念、范畴经过我们的诠释，也可以转化为具有现代意义的理论。也许经过诠释的古代文论概念、范畴，可能已不完全是古代文论的“本来面目”，但是它的基本精神是古典所焕发出的新声。它原本在另一个语境中，现在转移到一个新的语境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不完全协调的，但经过不断的磨合改进，旧的“武器”派上新的用途，也不是不可以的。特别是涉及文学基本原理的一些部分，由于具有普遍性，经过适当地改造，就完全可以为我们今天所用。

在古今中西融合这条路上，已经有前人为我们开辟了道路。

王国维(1877 —1927) ，大家公认他是建立中国现代文论的第一人，是一位开辟道路的学者。在新旧交替的时代提了“境界”说、“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说、“隔”与“不隔”说、“造境”与“写境”说、“出入”说、“古雅”说、“天才”说等，就是在古今中外交接点上进行了别出心裁的创造。尽管里面有不成熟的、自相矛盾的部分，但后人为什么不把他的中西交融的未走完的路继续走下去呢?

宗白华(1897 —1986) 在“五四”文化运动洗礼后，仍执着于中华古典与西方精神的结合，为中国现代美学和现代艺术理论作出了贡献。他虽然学贯中西，但他的理论建树则更多从中国古典诗学、美学立意，同时又把古今中西结合起来。例如他的意境“层次”论，亦古亦今，亦中亦西，给人莫大的启发。他在《中国艺术境界之诞生》一文中说:

中国艺术家何以不满于纯客观的机械式的模写? 因为艺术意境不是一个单层的平面的自然的再现，而是一个境界层深的创构。从直观感相的模写，活跃生命的传达，到最高灵境的启示，可以有三层次，蔡小石在《拜石山房词》序里形容词里面的这三境层极为精妙:

“夫意以曲而善托，调以杳而弥深。始读之则万萼春深，百色妖露，积雪缟地，余霞绮天，一境也。(这是直观感相之渲染) 再读之则烟涛氵项洞，霜飙飞摇，骏马下坡，咏鳞出水，又一境也。(这是活跃生命的传达) 卒读之而皎皎明月，仙仙白云，鸿雁高翔，坠叶如雨，不知其何以冲然而澹， 　而远。(这是最高灵境的启示。) ”

“情”是心灵对于印象的反映，“气”是“生气远出”的生命，“格”是映射着人格的高尚格调。西洋艺术里面的印象主义、写实主义，是相等于第一境层。浪漫主义倾向于生命音乐性的奔放表现，古典主义倾向于生命雕象式的清明启示，都相当于第二境层。至于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后期印象派，它们的旨趣在第三境层。

这里引文似长了一点，目的是想说明前一辈的学者如何在掌握古今中西文化的前提下，如何从古到今，从中到西，古今互释，中西互释，实现了现代文论的创构。宗白华走过的路，既然大家都认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它越走越宽?

朱光潜教授(1897 —1986) 是中国现代美学又一大家。他的著作主要有《文艺心理学》、《诗论》、《谈美》和《西方美学史》等，另外翻译出版了《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克罗齐《美学原理》、莱辛《拉奥孔》、黑格尔《美学》三大卷以及维柯《新科学》等。如果说宗白华在古今中西对话中，更倾向于对中华古典的阐发话，那么朱光潜则更倾向于现代和西方，但又紧密联系中国古典。朱光潜在美学上的主要贡献是提出美是主客观的统一的理论，并围绕这一理论展开了多方面的阐述。他论述克罗齐的“直觉”说，却联系庄子的“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来说明“美感经验”;他评述布洛的“心理距离”说，不但举了中国古代《西厢记》中许多描写为例，而且在论述如何解决“距离的矛盾”时，以中国佛学中的“不即不离”说作为最后的结论。他阐述立普斯等的“移情”说，不但举了“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等诗句为例，突出了中华古文论中的“推己及人”和“推己及物”的思想，并以《庄子秋水》篇中“倏鱼出游”来加深论述。在朱光潜的理论创造中，虽倾向西方观点，但中国古代的美论、文论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对话者”。既然大家认为朱光潜的对中国现代美学的贡献是突出的，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接着朱光潜说下去?

钱钟书(1910 —1998) 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一个文论大家。他的《管锥篇》、《谈艺录》、《宋诗选注》等，古今中外，旁征博引，在世界广有影响。所论述问题之多，所论问题之深，都受到学界的瞩目。他的著作中中西互释古今互补的例子不胜枚举。他早在《谈艺录》早就提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所以他的文论诗论研究纵观古今、横察世界，以求得共同的“诗心”、“文心”，总结出文学的共同规律。他始终认为“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渗透，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不同学科。”[5 ]他研究的突出特点就是搜集古今中外的相同相通的资料，在比较互证中，求文学的共同规律。因为他认为“心之同然，本乎理之当然，而理之当然， 本乎物之不然， 亦即合乎物之本然。”[6 ] (P50) 既然学界也都推崇钱钟书对文论建设的贡献，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吸取他的治学精神，也立足于现代，去追求文学的共同的规律呢?

在现代学术视野中，中华古代文论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一部分，将推陈出新，将显示出新的意义，焕发出新的光辉。当然，这是一个艰巨的“学术工程”，不是三五年可以奏效的，需要有志于此的学界的朋友长期的共同的努力。

参考文献

[1 ]加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M] . 洪汉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1

[2 ]顾炎武 日知录诗体代降[M] .

[3 ]朱炯远主编. 唐诗三百首译注评[M] . 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1

[4 ]罗宗强 古文论研究杂识[J ] . 文艺研究，1999 ，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