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手服爷爷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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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收征管智能化；税收负担；减税降费；税务智能

近年来，减税降费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2019年全国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这显示了减税降费政策初具成效。但与此同时，这也是首次扭转了我国常年持续的税收超经济增长的局面。由于减税降费政策的目的在于结构性地减轻企业税收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因此在这个背景下，重新讨论税收超经济增长的原因具有现实意义。税收从根本上决定于经济，但现实中税收直接决定于税收征管模式，而我国税收征管模式长期实行“以计划任务为中心”的模式（冯海波，2009），即税务机关以计划的税收数额为目标开展征管活动，这使得税收受到税收征管水平较大的影响。学术界对于宏观政策和税收征管模式如何影响企业税收负担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代表的观点认为税收计划的制定，会传导征管压力，进而影响企业税收负担（薛伟等，2020）。现有研究文献从税收征管机制层面解释了如何实现从宏观到微观的跨越，但较少文献从税收征管的执行层面来进行讨论。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界定税收征管智能化的基本内涵，分析税收征管智能化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为进一步推进税收征管智能化发展提高税收征管效率、推进减税降费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一、税收征管智能化与税务智能

税收征管智能化往往会被等同于人工智能在税收征管的应用来理解，但这两者存在区别与联系。人工智能最早被构思设计应用于商业智能，其具备数据读取与分析、红色报警、报表展示等功能，进而在税收征管领域得到应用。智能是从大数据中获取有用信息、发现模式及其变化的能力。而税务智能是基于税收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和理论模型，利用数据仓库、OLAP分析、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大量的涉税数据进行推理、归纳和演绎分析，深度挖掘有效信息、总结潜在规律和经验，从而帮助税务部门进行税收征收管理、制定税收政策和决策的程序系统。税收征管智能化则是指借助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在对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使得包括税收分析、纳税服务、风险管理、税务稽查等在内的税收征管全流程逐步实现电子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税收征管智能化与税务智能的共同之处在于依托以互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计算机技术，实现税务机关的征管效率的提升、纳税人纳税遵从度的提高。但两者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税收征管智能化侧重于过程，而税务智能更侧重于结果。随着税务机关的征管水平逐步提高，最终实现税务智能的普遍应用。

二、税收征管智能化的发展历程

具体来说，税收征管智能化是分阶段发展和推进的，可以划分为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在税收征管智能化的初级阶段，主要任务是实现申报纳税和涉税信息、资料、数据的无纸化和电子化，税务机关可以全面搜集、记录、储存、查阅涉税数据，为进一步的分析积累大数据。在大数据作为开展税收征管的基础后，税务机关可以借助互联网技术，针对具体实际业务设计供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使用的操作平台，将大量的重复性、低风险、程序化程度高的工作在平台上完成，逐步实现办理业务的自动化、后台化、高效化。同时，在税收征管智能化的中级阶段，税务机关会有意识地运用数据进行分析，比如在税收风险管理时，税务机关会根据实际工作经验构建风险指标体系，以风险指标体系为主导，计算机随机选取为辅助，开展重点税务稽查的选案环节。进入税收征管智能化的高级阶段的前提条件是人工智能等技术已经较为成熟，专业人工智能已经普及应用。税务智能会深度挖掘纳税人的涉税信息背后的行为模式和偏好，针对不同纳税人提供个性化的纳税服务。另外，税务智能会参与到税源管理工作和决策中，利用大数据分析重点企业、重点行业和重点地区的税收增长和经济运行状况，对税收征管做出预测、规划、判断和辅助决策。在税收征管智能化的高级阶段，区块链技术也得到充分应用，首先会实现政府机关内部的数据共享，税务智能可以从第三方获取数据进行分析和验证，比如纳税人在办理出口退税时，税务智能可以自动调取、比对海关部门的报关数据，再次验证纳税人出口退税资料的真实性，进而防止出现海关无报关记录，而税务机关进行退税的情况。税收征管智能化的三个阶段按照智能化程度的高低可以进行重新划分，初级阶段的智能化程度较低，中级阶段的智能化程度有所提高，高级阶段的智能化程度达到较高水平。因此，税收征管智能化又可以划分为低智能化阶段、半智能化阶段和高智能化阶段。

三、税收征管智能化影响企业税收负担的理论分析

税务机关税收征管面临主要的问题是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税务机关作为征税一方，依法征税时享有要求纳税人提交准确纳税资料的权利，而纳税人须要依法履行纳税申报的义务。但现实中，纳税人出于降低自身经营成本的考虑，往往不会将企业真实的经营状况和利润告知税务机关，甚至通过多列支出、少列收入、虚假申报等方法，作出偷逃税等违法行为。而税务机关由于自身技术条件以及执法队伍规模的限制，无法对众多的纳税人逐一进行检查，在实地检查时，也出现了传统税务检查方法落后、不能对纳税人纳税申报资料的真实性进行独立验证等情况。税收征管智能化可以实现在事前对纳税人经营活动进行监管，在事中对纳税人申报资料的真实性进行验证，在事后对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和风险进行评估管理，这将大大改善征纳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税收征管智能化改善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后，由于企业无法继续隐瞒收入或者转移利润，企业实际承担的税收负担将有所提高，同时税务机关征收的税收收入也将有所提高，且提高的幅度随着税收征管智能化程度的增加而增加。税收负担按照承担税负的主体和范围的差异，可以划分为宏观税收负担和微观税收负担。宏观税收负担是一国（地区）税收收入与国内（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而微观税收负担是某个企业的税收负担与经营收入（或销售收入）的比值。由于企业是纳税人的主体，所以宏观税收负担也可以通过将微观税收负担与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进行加权平均得到。由于税收征管智能化的提高将影响所有企业的微观税收负担，而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波动较小，因此宏观税收负担也会受到税收征管智能化的影响。由于名义税率短期内不会变动、长期内不会大幅变动，因此税收与经济之间会保持一个基本固定的比例，进行同步增长。但现实中，早期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时，因为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导致无法征收到企业实际应该负担的税收，往往企业实际缴纳的税收少于实际应该负担的税收，这形成了早一期与晚一期之间的一个“缺口”。而这个“缺口”会因为税收征管智能化的逐渐提高而逐步缩小，在这个逐步缩小过程中，税收征管智能化会给税收带来了一个额外增长。这也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了常年来税收超经济增长的现象。图2反映了我国2004~2018年税收收入与GDP的整体变动情况。从图1中可知，各省平均税收收入增速常年高于各省平均GDP增速，但在2009年、2015年和2016年这三个年份税收收入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前者是由于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实体经济受到冲击，大量企业营业收入与利润下滑，税收收入明显减少；而后者则是在2015年《预算法》出台后，税务机关逐步开始放弃以税收计划为中心的征管模式，而是逐步加强税收征管的智能化建设，因此当年的税收收入有所调整，进而影响税收收入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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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纺织业；税收政策；税收负担；增值税

一、引言

“十一五”期间，我国纺织工业紧紧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国际竞争力优势，为我国提高国际市场份额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纺织工业取得的成绩与国内稳定快速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密切相关。一方面，国内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促进了居民生活用纺织品的消费 ；另一方面，国内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推动了国内产业用纺织品的发展。另外，行业自身结构调整和优化也是重要的推动力。而我们更不能忽视的是，国家政策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一五”期间，政策支持为纺织工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以后，国家及时出台《纺织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有效提高了纺织工业的信心，为纺织工业摆脱危机影响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在政策因素中税收政策最值得我们关注，而与税收政策紧密相关的是纺织行业税收负担情况，这直接影响着我国纺织行业在危机下的生存能力，因而本文对纺织行业税收负担的研究具有必要性和时效性。

二、纺织行业的税收负担实证研究

（一）衡量纺织行业增值税税收负担的指标体系

胥佚萱（2010）提出，要了解企业税收负担，可以从三个不同的维度入手：

首先是名义税率(Nominal Tax Rate)，也称法定税率(Statutory Tax Rate，简称STR)。通过名义税率可以了解一国或经济体内部企业税收负担的大致状况，在进行税负的跨区域比较时，通过名义税率可以对税负的总体分布有一个概括了解。名义税率通常是进行税收政策评价或税负比较的第一步。税收优惠、投资抵免、经营亏损的跨期抵免和企业避税行为的存在使法定税率与实际税率(企业实际缴纳的税收与利润总额之比)不一定完全一致。

其次是宏观税负，一般以税收占GDP的比例(Tax-to-GDP Ratio)来度量，主要用于宏观经济分析，评价不同国家或经济体的总体税收负担。由于宏观税负包含了非企业部门的税收收入，很难直接由此得到关于企业税负的准确信息，因此，宏观税负的研究主要用于对整个经济体的税收制度安排的评价。

第三类是实际税率(Effective Tax Rate，简称ETR)，由于存在不同形式的对法定税率或税基的税收优惠措施，名义税率无法真实反映企业实际负担的税收比例，基于模型或实际数据计算的实际税率广泛应用于税收负担的比较及税收政策评价。[1]

对于增值税而言，纺织行业增值税名义税率为17%，其实际税率本文拟采用工业总产值税收负担率，即增值税收入与工业总产值之比进行衡量，数据来源主要是《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税务年鉴》和国研网统计数据库。因此建立的指标衡量公式为：

增值税实际税负率=增值税 / 工业总产值

（二）增值税税收负担分析

1．纺织行业增值税实际平均税负率变化情况

表 1 纺织业增值税实际税负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0》、国研网统计数据库数据计算所得

表 2全国工业平均实际税负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0》、国研网统计数据库数据计算所得

从表1和表2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纺织行业平均实际税负率大约为2.5%，各年波动幅度不大。表2显示的是全国各行业增值税的平均税负率为3.44%，由此可见，纺织行业增值税税负率低于全国各行业平均水平。另外，其他文献资料显示，如任泰运（2010）指出天然气行业实际税负5%左右，水电行业实际税负14%，[2]董永祥（2009）指出我国煤炭行业增值税综合实际税率约7%，[3]李国平、张海莹（2010）指出采矿业2004～2008年增值税税负率为7.40%～8.11%，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为5.52%～6.14%，制造业增值税实际税率为2.80%～3.07%。[4]由此可知，纺织行业增值税税负在各行业中处于较低水平。

（2）纺织业整个发展周期内增值税税负变化平稳，但2008年相对而言出现了较大幅度税负率提高，这主要应该考虑当时的经济背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国外产品需求萎缩，而出口占业务量很大比重的纺织业受到冲击比较大，出口销售量的减少直接影响出口退税额，更多的销售业务转向国内，增加增值税销项税额，因而导致2008年增值税税负增加。

2．纺织业增值税税负在各省的差异分析

笔者利用《中国统计年鉴2010》、国研网统计数据库中纺织业工业总产值和应交增值税数据，根据增值税实际税负率=增值税 / 工业总产值公式，计算出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2009年增值税税收负担情况，由于篇幅所限，无法一一展示，只能作简要概括总结：全国各省增值税税负率在0.86%-4.61%区间波动，其中大部分省份，例如上海、江苏江西、山东、河南四川、云南等地税负率接近3%。

根据对2009年纺织业增值税税负各省情况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各地区中增值税税负率较高的省份依次为：贵州4.61%、新疆4.27%、北京4.04%、黑龙江3.51%、海南3.26%、河南3.05%，这些省份增值税税负率均高于3%（我国税法规定，属于一般纳税人的软件企业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对于超过部分享受即征即退的优惠政策，说明3%是衡量行业增值税税负的一个临界点）。[5]对于这些省份增值税税负偏高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三类：第一类为新疆、贵州等西部偏远地区，这些地区自然环境差，交通不便，在产品成本中交通运输费用占很大比重，而增值税进项税额税额抵扣中运输费用按7%抵扣，抵扣额减少使得这些地区增值税税负较高；第二类是北京、河南、等传统大型纺织业工业基地，这些地区生产量大，销项税额较大，因而纳税基数较大，另外，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税收稽查、监督制度比较完善，企业税收筹划空间较小，因而税款征收效率较高；第三类是黑龙江、海南等地，作为传统的重工业基地，黑龙江等地纺织业工业总产值较小，而增值税税负具有地区转嫁功能，在完整的产业链上，越是上游行业可能增值额较小，税负较轻，而重工业基地成为轻工业产品的最终消费地，处于供应链的终端，因而增值税税负较高。

（2）宁夏、青海、吉林、甘肃、内蒙古、山西等省份增值税税负率较低，分别为0.86%、0.90%、1.22%、1.61%、1.78%、1.81%，这些省份增值税税负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5%。观察数据可以发现，这些地区纺织业总产值和应交增值税额绝对值都很低，从地域上来说大部分是西北、东北等经济欠发达省份，这些地区企业一般从事纺织品初加工业，处于供应链的上游，利润率较低、产品增值额较低，因而增值税额较少，税负率较低。

（3）以上海为中心的苏浙皖地区，以武汉为中心的湘鄂赣地区，以天津为中心的京津冀地区，以青岛、济南为中心的山东地区，这四个达纺织业区包含的省份增值税税负率接近全国平均税负率。主要是这些地区产值占全国比重很大，几乎可以代表全国平均水平。有数据显示，效益好的企业集中在长三角纺织工业区，泛珠三角纺织工业区，环渤海纺织工业区，其中浙江、江苏、广东、山东、上海地区，销售收入占全行业的76%，实现利润占全国的90%。

三、结语

通过对《中国统计年鉴》和国研网数据库的统计数据的研究分析，笔者对纺织行业增值税税负率与全国工业平均增值税税负率，以及各省纺织行业增值税税负率进行比较，得出主要结论：一是纺织行业增值税税负率较低，并且低于全国工业平均税负率水平，但是各地区税负率不均衡，部分交通不便地区税负率偏高；二是增值税税负率较低的一般是国家政策倾斜、重点扶持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文章前面所提到的政策支持对我国纺织业“十一五”期间发展迅速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胥佚萱．企业不同税收负担计量指标的评价与未来研究方向刍议.现代财经，2010,30（9）：87-93.

[2] 任泰运．水电行业增值税税负问题分析．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9）：92-94.

[3] 董永祥．煤炭企业增值税税负分析．内蒙古煤炭经济，2009（6）：93-94．

[4] 李国平，张海莹．我国采矿行业税收负担水平研究．税务研究，2010（7）：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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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税收成本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企业税收负担，即企业实际缴纳的税款；二是企业纳税成本，即企业执行和遵从税法所负担的管理成本；三是企业税收效率成本，即税制对企业选择造成的扭曲。其中第三个部分的成本主要应由优化税制来解决，本文不讨论。本文主要讨论前两个部分。按照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企业追求的目标是利润函数极大化。因此，企业追求税收成本极小化符合理性原则。企业有两种途径使其税收成本最小化，一种是非法途径，另一种是合法途径。非法途径包括偷税、避税、抗税等形式，企业采取非法途径一旦被税务部门查处，必然受到法律制裁，故非法途径的特点是可逆的。合法途径是指企业通过税务管理减少其税收成本，其特点是不可逆的。需要指出的是，有的企业通过洗税方式逃避税务部门的监管，使其偷税、避税、骗税所获收益不可逆。

人们一般认为税务管理属于政府行为，实际上企业同样需要税务管理。企业税务管理是指企业通过税务决策、计划、组织实施、控制和创新等环节使其税收成本最小化的管理活动。传统理论模糊企业税务管理与企业税务筹划的界限，把两者视为同一体。实际上企业税务筹划（tax Dlanning）只是企业税务管理活动中的一个方面、一个组成部门、一个步骤。国际财政文献局（IBFD）对税务筹划的定议为，税务筹划是纳税人通过经营和私人实务的安排以达到减轻纳税的活动。企业税务筹划侧重于规划如何使企业税收负担最小化，忽视或不重视企业税务遵从成本。企业为减少其税收成本仅仅停留在税务筹划阶段是远远不够的，企业还必须通过后续一系列的实施，实现其最终目标。一个好的税务筹划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执行和实施也无法使企业达到目的。古典管理理论认为，应该用科学的工作方法取代经验工作方法，把计划职能同执行职能分开，由专门的部门和组织承担计划职能，由另一部分人承担执行职能。因此，传统理念必须改变或纠正，企业应当从税务筹划上升到税务管理这样一个更高的层次来实现其税务方面的目标。

企业税务管理主要应关注税务筹划和组织环节，控制和创新环节与一般企业管理活动具有相同的性质。企业税务筹划应将企业成长与减轻企业税收负担结合考虑，企业税务筹划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使企业利润极大化。依据彭罗斯的资源决定论，企业为依据一个管理框架结合在一起的资源聚合体，其边界由管理协调范围及权威沟通决定；企业成长的内部诱因主要来源于企业存在着剩余生产、资源和特别知识，企业成长的内部障碍主要是缺乏足够的扩张所必需的专业化服务，尤其是缺乏规则，实施一个新项目所必须的管理能力与技术时，扩张就受到限制。企业税务筹划可以视为企业的一种特别知识，当它从企业的总体目标入手时，它能使企业获得范围经济效果。企业进行税务筹划应分析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两方面。外部因素主要分析税制变化与动向、宏观经济形势等。在税制一定的条件下，企业使用方法可减轻税收负担，但如果税制发生变化，这种方法不一定有效。比如，目前中国在企业所得税制方面实行内外两套不同税制，按企业性质不同给予企业不同的税收待遇，企业可以根据这种外部税制环境，采取与外资合资成立中外合资企业获取优于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税收优惠，但中国企业所得税税制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内外两套税制合并。企业就必须考虑这种变化趋势作出相应调整，从产业方面而不是从企业性质方面来进行税务筹划。内部分析主要包括企业自身竞争优势、企业目前所处行业竞争状况、企业发展前景、企业研发能力等因素。

此外，企业在税务筹划活动中还应该分清主次以做到有的放矢。比如，对工业企业、加工修理业企业、商业企业而言，其税务筹划的重点应放在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上。

企业税务管理组织是指企业在税务管理活动中确定所要完成的任务、由谁完成任务以及如何管理和协调这些任务的过程。企业可以通过组织活动来实现税制遵从或执行成本最小化。企业在组织环节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选择。一是在企业组织内部是否单独设立税务管理部门负责企业税务事宜。现在不少企业所有的税务事宜全部交由财务部门负责，企业究竟采取哪种组织结构主要应根据企业自身资源而定。二是企业办理税务事项是否交由税务中介组织办理，如果由企业自己办理，则又有多种选择，比如是上门办理纳税申报，还是邮寄申报纳税等等。

按照美国艾迪思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企业生命周期包括成长阶段、成熟阶段和老化阶段。与此相对应，企业税务管理包括企业创立阶段税务管理、企业经营阶段税务管理和企业产权重组或清算阶段税务管理。企业税务管理活动除使其税收成本极小化以外，还有另一个目标就是如何使其税收风险值降为零。依据行为经济学提出的“损失规避”理论，相对于某一参照点，人们对损失的厌恶程度，要远远大于相同量的所得所带来的高兴程度。这一理论，与传统的连续凹向原点的效用函数理论相比，更真实刻画了人们对财富总量及其变化的心理感受。企业采取非法途径减轻其税收成本存在潜在税收风险，一旦被查实，将面临处罚，有的企业还因税务问题破产。从长期看，企业应通过科学的税务管理活动减少其税收成本，同时又使其税收风险值降为零。

企业税务管理与政府税务管理

一般认为税务管理属于政府或公共部门行为，与企业或私人部门行为无关。事实上，企业同样存在税务管理问题。从现实看，企业税务管理由来已久，只不过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不同而已。随着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企业对税务管理问题会越来越重视。企业利用非法途径减轻其税收负担的做法，比如偷税、骗税、抗税等，风险越来越大，有的企业因偷税、骗税被查处以后倒闭破产，企业只有依靠合法途径减轻其税务负担。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非常重视税务管理活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税务部门打击偷税力度大，企业一旦被发现存在偷税行为，则将受到严厉处罚。另外，虽然从长期看，税制简单化，比如单一税（the fqat tax）的提出，是未来世界税制变迁的趋势，但要经历相当长的时期，在一定时期内，税制仍然相当复杂，给企业理解税制、遵从税制和执行税制带来困难，不少企业不自觉地违反税法，招致损失，这就必然使企业越来越重视税务管理，比如，选择税务中介组织帮助其解决税务问题。

企业税务管理与政府税务管理之间既存在区别又存在联系。二者的区别在三个方面：一是主体不同。企业税务管理的主体是企业，是私人部门；政府税务管理的主体是政府，是公共部门；二是隶属范围不同。企业税务管理与企业其他管理相衔接，隶属企业管理范畴，而政府公共税务管理隶属于公共管理范畴；三是出发点不同。企业税务管理的出发点是降低企业税收负担、降低企业遵从或执行成本、降低企业税收风险，而政府税务管理的出发点是在既定税法或税制框架内使税收收入极大化、降低公共部门征税成本，降低政府税收风险。两者的联系在于：一是有效的政府税务管理会对企业产生策略引导效应。如果政府税务管理对企业偷税、骗税行为发现能力提高，控管能力增强，将促使企业转向加强税务管理。如果政府税务管理混乱，税源监控能力、税务稽查能力差，税务部门内部存在大量腐败，则企业采取的策略是弱化税务管理，转向采取非法途径降低其税收成本。比如，在有的国家，一些企业不向税务部门申报纳税，并最终通过洗税使其所偷、所骗税款脱离税务部门控管范围，同时，企业长期不申报纳税，不设置账簿，其纳税成本也趋近于零；二是有效的政府税务管理有利于企业降低税收执行成本，有利于企业提高税务管理档次。如果政府部门税务管理能提供优质的纳税服务，税务人员业务素质、道德修养、文化素质好，税收征管制度简明、透明、公开，税收征管手段技术含量高，则有利于企业降低税务管理成本，提升其税务管理档次；三是有效的企业税务管理对政府部门税务管理效率的提高有刺激作用。企业税务管理水平提高的一个直接后果是“逼迫”政府提高税务管理水平，加强税务人力资源管理。企业进行科学税务管理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企业向政府有关部门指出政府税务管理存在的问题，通过合理途径要求政府部门改进税务管理。比如，企业为了节约税制遵从成本，会要求税务部门提供多样化的纳税申报方式，提供更多更好的纳税服务；四是有效的企业税务管理有利于政府部门降低税收管理成本。如果企业税务管理水平高，企业不采取或较少采取非法手段减轻其纳税负担，则税务部门反偷税、反避税、反骗税成本会相应降低，税务管理部门将把重点转向创新税收管理制度，提高纳税服务质量，研发和利用税务管理新技术。

企业税务管理与政府态度

在传统上，有的地方政府对企业进行税务筹划基本持否定态度，甚至持敌视态度，认为企业进行税务筹划是钻税法空子，是非道德行为，应当反对或制止有的则对企业进行税务筹划持中立态度，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企业税务筹划是企业税务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税务管理的核心构成要素。政府对企业税务筹划的否定或中立态度实质上是对企业税务管理的否定，这两种态度都应该摒弃，政府对企业进行税务管理的态度应当改变，政府应鼓励并引导企业进行税务管理，为企业进行税务管理提供便利。

在一国范围内，企业利益与政府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一个国家的发展主要依靠企业的发展，企业发展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从某种意义上看，没有强大的企业就没有强大的国家，企业成长状况或经营水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企业是国家或政府税收来源的主体，虽然西方发达国家主要依靠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作为政府来源，但个人收入主要来自企业。所以企业经营状况好就能为国家提供稳定可靠的税源。作为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支持和促进企业发展。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来自其科学的管理，而税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看，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态度，鼓励、支持并引导企业进行税务管理，这应是纳税服务的重要内容。

在税法存在一定漏洞的情况下，企业通过税务管理（主要是税务筹划）钻税法空子，这不能成为政府反对或否定企业进行税务管理或税务筹划的理由。最优税制理论证明，在现实中不存在最优税制。任何税制都不可能尽善尽美，都不可能无懈可击，也就是说，无论如何改进税制，税制总存在一定的漏洞，既然这是客观事实，就应当允许企业钻税法空子，只要企业采取合法途径。政府正确的做法是，不是否定或反对企业进行税务管理或税务筹划，而是应当通过公共选择程序不断改进或优化税制，尽量减少税法漏洞。政府改进税制需要有价值的信息，而要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可以搜集企业进行税务管理或税务筹划钻税法漏洞的信息，从而有针对性的改进税制。因此，从另一个侧面看，企业进行税务管理为政府改进税制提供了一种信息获取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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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际情况看，我国仓库面积较大，初始原因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短缺经济，为了保证生产的连续性，必须大库存，大库存必然有大仓库。目前原有的仓库非常陈旧、落后，已不适应现代库存的要求，大量制造企业的仓库无法得到整合重组。在这种形势下，外资进入启动了中国的物流地产，如美国的普洛斯。农民也看到了仓储业的前景，以租代征进行新建仓库的投入。所以在仓储业界形成了激烈竞争的格局，使仓储业的利润率下降。据统计，在10~20年中，美国、德国、日本的运输费及管理费与GDP的比率基本上不变，变化大的是保管费即仓储费与GDP比率的下降。也就是说，物流成本下降的主要空间在降低仓储费用，减少库存，加快周转。2014年，中国物流总成本为10.6万亿元，其中保管费为3.7亿元，比2013年增长6.6%，占整个物流总费用的34.9%，不合理的仓库结构是制约我国仓储效率提升，成本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在2014年物流业增加值中，78%来自运输，来自仓储的只占5.36%，说明仓储业的效益比较差。随着国家宏观经济的调整，市场需求持续下降，仓储业所从事的整个大宗生产资料物流形势也是一路下滑，导致仓储业务收入下降明显。特别是国有仓储企业员工数量庞大但收入较低，企业面临严峻生存压力的同时，还面临巨大的社会责任。由于经济形势不好，仓储企业总作业量下降较大，企业为保持一支稳定的员工队伍，保障职工的基本生活水平，要不断提高职工的计件工资标准，导致单位人工成本提升较大。

二、仓储物流业务税收制度与支出

根据我国现行税收制度的有关规定，仓储业税收主要体现在三个环节：一是提供服务环节，涉及增值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印花税；二是收益实现环节，涉及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三是服务设施的持有和使用环节，涉及车辆购置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和契税。仓储业务涉及税收种类繁多，我国17个税种涉及12个，不仅给仓储业带来较重的税收负担，而且加大了税收征管难度；税收优惠政策少，不利于行业发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014年中国物流重点课题报告指出：由于经营板块的特点，仓储业2008~2012年税收支出结构显示除企业所得税和流转税外，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等财产税是仓储业主要税负之一。

三、仓储物流业流转税及财产税现状

1.增值税

营业税下，仓储业务税率为5%，装卸搬运业务为3%，运输业务为3%。“营改增”之后，仓储及装卸搬运等物流辅助业务增值税税率为6%，运输业务为11%，税率明显提高，由于抵扣额不足，导致仓储物流业务流转税税负明显增加。同时由于增值税税目、税率不统一，制约了仓储物流企业一体化运作，同时加大了税收征管的难度。仓储物流企业处于产业链条的末端，很难通过提高服务价格来弥补税率提高带来的负担，削减了企业的利润空间，阻碍了行业发展。

2.城镇土地使用税

2007年，国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各地普遍提高了土地使用税的单位税额，将每平方米年税额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1~3倍，同时土地使用税是地方税种，地方政府的灵活性比较大，多是从高征收。例如，上海大场从0.5元/m2提高到6元/m2，西安从1.5元/m2提高到16元/m2，导致仓储企业的土地税额大幅增加。2006年某大型仓储企业交纳土地使用税1353万元，2009年土地使用税额增至4486万元，增加了3133万元，增长了232%；土地使用税的大幅上涨使部分企业因税负而加大亏损，甚至是负债经营，对本来就经营困难的仓储企业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12年出台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13）】，自2012年1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对物流企业自有的（包括自用和出租）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按所属土地等级适用税额标准的50%计征城镇土地使用税。这一政策的出台，极大缓解了仓储企业的税收负担。在税负下降的同时，企业也相应调整了仓储收费，使减税效应体现在了降低物流成本中，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行业竞争能力。在申请减免的过程中，部分地区税务机关对政策理解有偏差，对物流用地审批比较严格，有些仓储物流企业无法获得减免税审批；有些地方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出现了在减半征收的同时，大幅提高土地单位税额的现象，例如，某企业石家庄市桥东区通仓路仓库5.7万平米的仓储用地2011年税额为9元/㎡，缴纳土地使用税52万元，2013年则上涨为30元/㎡，涨幅达233%，应交土地税170余万元，减半征收之后仍然缴纳85万元，比2011年增加了60%，；郑州市航海路南、城东路东仓储用地税额由2011年为8元/㎡上涨为12元/㎡，涨幅达50%，还有武汉、西安等地均不同程度的上涨了单位税额，使土地使用税的减税效果大打折扣。部分经营困难的企业仓储业务收入都不能维持土地使用税，更谈不上保证企业的正常的经营。2015这项减税政策已经到期，仓储物流企业的土地使用税的税负重新回到高税负水平，税负因为单位税额的增加而不是简单的回到减税之前的税负水平，而是远远高于2011年减税之前的税负水平。

3.房产税

仓储物流业企业，仓储用库房是企业的主要经营资产。现行的房产税暂行条例规定，房产出租，按照租金收入的12%缴纳房产税；房产自用，以房产余值的1.2%缴纳房产税。在开展储运业务过程中，部分客户从其自身需要出发，如安全、保密、货物特殊属性等，要求租赁仓储业务的库房，自己对货物进行管理，其业务运作的实质仍是仓储、装卸业务，收费水平与仓储、装卸业务基本一样，由于客户自己管理货物，收费水平甚至还要低于仓储、装卸业务，这样的收费被视为租赁收入。库房出租业务的税负较重。既要对出租收入征收营业税5%，又要按出租收入征收房产税12%，最后还要对利润征收25%的企业所得税，是物流业务环节中税负最高的。

四、完善仓储物流业的税收制度

仓储物流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加快物流业发展对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国民经济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完善现行行业税收制度，显得尤为重要。

1.统一仓储物流业各环节增值税税目统一仓储物流业务各环节增值税税率为6%，有利于物流业务一体化操作，减少了财务核算压力，同时降低了征管成本，适应一体化、网络化的特点。

2.进一步落实土地使用税减半政策。继续延续【财税2012（13）】文件精神，且年限尽可能延长，如到2020年，或规定仓储用地的专项税费标准，以促进仓储物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3.取消物流企业仓储库房租金收入12%计征房产税，物流企业所属仓储用房不论是否出租，均按照房产原值（不计土地成本）计算缴纳房产税。

篇5

担任市场总监后，陈琳更加勤快地逛商场了。她总喜欢四处逛化妆品的专卖店或专卖柜，在看有哪些新品的同时，也学习同行的销售技巧和消费者的心理。因为陈琳对化妆品天生有着浓厚的兴趣，做起市场来更是得心应手。因此，雅致化妆品的销售业绩一直都很不错。

一天，陈琳在闲逛时，无意中发现雅致化妆品的竞争对手亮丽化妆品在工厂的附近成立了好几家供销部门。他们的化妆品都是先由厂家销售给供销部门，然后再由供销部门销售给批发商、零售户以及消费者等等。而且，虽然有些顾客直接上门到亮丽化妆品要求购买化妆品，但亮丽化妆品总是让对方到供销部购买，并称厂家只负责生产和统一销售给供销部。令陈琳诧异的是，亮丽化妆品也不过是一家小型的生产厂家，为什么要多设一个供销部来经营呢?还要把化妆品运来运去，这不是明摆着浪费资源吗?真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虽然陈琳的第一反应是亮丽化妆品的经营行为是不明智的，但是，正所谓商人是不做亏本生意的，她还是感觉到亮丽化妆品这样做肯定有其中的奥妙。因此，陈琳开始留心打听竞争对手的一些信息。一个偶然的机会，陈琳了解到亮丽化妆品是以成本价将所生产的产品统一销售给供销部的。而且，供销部的经营者还正是亮丽化妆品企业老板的亲戚。而在供销部，化妆品是按正常的市场价格来销售的。从表面看，陈琳实在看不出其中有什么经商的奥秘。

接下来的日子，陈琳总是一边做好自己的销售推广工作，一边关心着亮丽化妆品的动向，但心头的疑虑始终没有消去。有一天，陈琳的姐妹邀请她去参加一家税务筹划公司举办的税务知识讲座。在那次活动中，主讲人提到税务筹划的方式很多，比如美联企业转移定价，可以让企业合法地节税。

例如，很多卷烟厂、酒厂等应税消费品，生产厂家并不直接销售产品，而是统一销售给供销部，就是以关联企业转移定价的原理，先设立一家独立核算的供销部，然后将产品以成本价销售给供销部，再由供销部按市场价对外销售。之所以这样做，源于消费税属于价内税，并实行单一环节征收，一般在应税消费品的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环节缴纳，在以后的批发、零售等环节中，由于价款中已包含消费税，因此不必再征收消费税。因为供销部门处于中间销售部门，可以不用纳税，从而降低了企业的税负。主讲人无意间讲到转移定价的知识，让陈琳甚是惊讶。她很快想到了竞争对手亮丽企业的成立供销部来销售化妆品的行为。

回公司后，陈琳赶紧翻出2006年第4季度的账本来计算。在那季度，雅致化妆品的销售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本地的一些商业零售户以及消费者到厂里直接购买的10000套化妆品，每套200元；另外一种是企业以150元／套的价格销售给批发商的，销售总量为10万套。根据税法的相关规定，化妆品属于从价征收的消费品，其应纳的消费税=销售额×适用的消费税税率。因此，在12月，雅致化妆品公司应纳的消费税=200×10000×30％+150×100000×30％=60万元+450万元=510万元。

算过后，陈琳才发现化妆品的消费税负担确实很重。可是，按照税务筹划师所说的成立供销部就可以减轻税收负担了吗?陈琳将信将疑地再做了计算。假如在去年的第四季度，公司已经成立独立核算的供销部负责销售。所有的化妆品都以成本价100元／套销售给供销部，那么该缴纳的消费税为：100元／套×(10000+100000)套×30％=11万套×100元／套×30％=330万元。而与没有成立供销部相比，可以节省税负为510万元－330万元=180万元。

看着手中的数据，陈琳愣了半天。仅仅是成立一家供销部作为中转站，就可以减轻企业税负180万元。原来亮丽化妆品正是利用成立的独立核算的供销部，可以以较低的价格将化妆品销售给供销部门，从而降低销售额，进而减少应纳消费税税额。而独立核算的销售部门，由于处在销售环节，则只缴纳增值税，而不缴纳消费税。因而，通过这种转移定价的方法，可以使集团的整体消费税税负降低，而增值税税负仍保持不变。

弄明白转移定价的原理后，陈琳不禁后悔自己没有好好学习一下税法知识，让2006年公司的消费税承受了如此大的负担。可是，转移定价是否合法呢?要注意哪些问题呢?谨慎的陈琳决定要弄个清楚。

四处查找转移定价的节税知识后，陈琳发现成立供销部可以节税，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转移定价没有一个“度”的限制，因为关联企业之间业务往来的商品价格必须经税务机关认可。假如亮丽化妆品成立一个与厂家完全脱钩的独立企业，进行独立核算，在这种前提下，化妆品厂家可以按照低于市场价格的价位将产品销售给供销部，从而达到节税的目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厂家提供给供销部门的产品，价格不能低于成本价，否则，如果出现“价格明显偏低”的现象，税务机关将完全有理由进行重新定价，从而导致税务筹划失败。

“原来，成立供销部并不是多此一举的做法，而是聪明避税的一着棋啊”，终于弄清楚转移定价原理的陈琳感叹道。于是，陈琳连忙找老爸报告了这一新发现，催促他尽快着手创建独立核算的供销部，从而通过合理合法的转移定价方式，为集团的整体消费税减负。

转移定价也称“转让价格”，是指在经济活动中，有经济联系的企业各方为均摊利润或转移利润而在产品交换或买卖过程中，不依照市场买卖规则和市场价格进行交易，而根据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或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他们之间的收入进行的产品或非产品转让。转让定价最主要的用途在于所得税的筹划，对于消费税来讲，通过转移定价来进行税收筹划，主要是通过控制零部件和原材料的价格高低来影响产品的成本或者通过产品销售价格以及销售佣金、回扣来影响产品销售两种途径。

篇6

一、大企业税收管理服务存在的问题

（一）税收管理模式与大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不适应。一是大型企业集团跨地域经营、统一决策、集中核算与现行税收征管属地管理体制下的孤立、分散型管理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大企业具有较大的资产规模，具有跨区域、甚至跨国投资、融资经营能力；一个大企业往往横跨若干行政区划，各个分公司和子公司分属不同的税务机关管辖；各税务机关根据本地税源情况采取的管理模式不尽相同。二是所属税务机关之间信息管理不对称，形成企业总部主管税务机关与分支机构主管税务机关之间“管得着的见不着，见得着的管不着”的现象。属地税务机关分别管理大企业的各个部门，其中有独立法人企业，也有各级分支机构，各类企业分别有着不同的管理模式；但是税务机关内部对企业的管理情况沟通不够，对企业的综合信息了解不够，影响了税务机关对大企业税收整体的把握和控管。比如，在管理中发现，某大企业驻临清的二级分支机构成本费用方面存在问题，由于所得税汇缴调整职责是在济南总部所在地税务机关，我们只能通过函件的方式通报信息，至于处理结果如何更是无权决定，影响了管理实效。三是税务机关内部层级管理体系与管理任务分配不配比，形成“倒金字塔”管理模式。上级税务机关将管理目标和任务层层落实到基层税务机关，基层管理疲于应付，致使对大型企业集团的税收监管乏力甚至无法实施有效监管。

（二）纳税服务能力不足，服务手段尚不完善。大企业财务核算较为健全规范，财务人员的专业化水准也较高，具有较强的业务素质和法律意识，因此要求税务机关有着较为高超的管理艺术和服务水平。但是，目前税务机关的管理服务基本上还处于较低层次上，缺少针对大企业的个性化服务问题，虽然开通了“绿色通道”和“税收直通车”等服务项目，也仅仅限于纳税申报、发票领购等一般性项目，还没有开展比如税收风险防范机制、依法纳税筹划等深层次服务项目。

（三）缺少一支适应大企业专业化管理要求的高素质的管理团队。大型企业出于自身长远发展需要、集团内部的监督和制约等因素影响，对国税机关纳税服务工作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大企业实行专业化管理，要求在人员配备上以业务骨干为主，工作方式上以团队管理为主，团队的知识结构上以懂经营、晓政策、通法律的复合型为主。据调查，目前大部分国税机关的纳税人是按照行政区划管理，日常管理以税务分局管理为主，税收管理员是主要的管理力量。而税务机关的业务精英往往集中在省、市等上级部门，与企业缺乏直接的联系；在县级机关各业务骨干也分散在各个业务科室，管理着政策落实和上传下达工作，没有形成“骨干团队管理骨干企业”的局面。干部的知识结构以常规财税知识为主，知识更新较慢、专业深造机会较少。由此在业务创新、团队建设上难以形成骨干队伍，不能形成整体合力，对大企业的复杂涉税业务应对能力不强，管理与服务水平不高。

（四）税收信息化管理与大企业经营方式不相匹配。随着税务机关信息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建立了全国性的税收征管信息化平台，但在相关软件中缺少对大企业基本信息、税收结构、经济税源变化等信息资源的全面掌握和有效反馈，对大企业的组织构架、纳税能力、获利能力、可持续发展等情况难以进行正确评价、预测、分析，不能有效开展税收分析、税源监控、专业化管理，客观上造成了对大企业税收管理工作的难度。

（五）大企业税收风险是税收执法风险的主要来源。大企业通常跨行业、跨区域甚至跨国经营，点多面广，经营分散，内部组织架构庞大，核算体系复杂，税收政策的执行也很难统一。虽然大企业的财务人员精通财会知识，依法纳税意识较强，但因为经营业务的多样性，致使对税收政策的把握难免不够全面、深入和及时，适用税法不准确、不及时等情况也时有发生。据国家税务总局网站统计：2008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各类政策性文件819个，平均每年各类政策性文件200多个。一般税务人员掌握起来已经很不容易，更别说企业财会人员了。一旦掌握不全，理解有误，运用政策出现偏差，不仅对企业造成经济和名誉上的损失，对税务机关的执法风险带来严峻的考验。

二、大企业管理模式的选择与思考

选择合适的大企业管理模式是有效开展大企业管理的关键。针对大企业的特点，应坚持以大企业的需求为主导，更新理念，健全机构，明晰岗责，打造队伍，形成与大企业发展相配套的税收管理服务体系。

（一）以大企业集团为中心设置管理机构，组建与企业经营模式和管理层级相配套的管理服务体系。着力理解和了解纳税人的商务环境、商业行为、遵从特征，实施业务创新，提供形式多样、更有针对性的业务“套餐”，充分满足其个性化的纳税服务需求。及时解决企业诉求，重点解决政策透明度和执行中的统一性问题。打破过去内部层级过多、职责不相称、难以量化考核的管理结构，按照有利于管理的系统性、执法的统一性、人才的集聚性、复杂问题处理的有效性设置管理机构，行政区划管理服从企业层级管理，日常税收征管事项属地管理不变，税款归属和入库级次不变，国地税分工不变，实行专业化管理与属地管理相结合的管理制度。

（二）建立覆盖企业经营网络的信息管理体系，实现从“二维平面式”到“三维立体式”信息管理平台的转变。充分运用信息网络技术，建立和完善以现代技术手段为支撑，以信息管理为主、事务管理为辅的大企业专业化管理监控平台，形成科学严密、信息化和专业化相结合的税源管理体系。强化对大企业税源、税基的综合分析。针对大企业分支机构多、跨区跨国经营、汇总纳税，极易造成分支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不了解税收申报征收情况、总部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又无法进行日常税收管理的现状，建立大企业的电子信息库，使每一级税务部门都能全面掌握企业集团纳税实体的综合信息，形成与企业运作同步的信息流监控。对于实行统一申报方式的企业集团，采集到集团总部和各成员单位的申报数据和财务报表，并审核比对其逻辑关系，使各级税务部门都能根据所管辖企业的特点，分析其关键要素，确定管理重点。

（三）建立权责统一，运转高效的岗责管理体系，实现由“地方武装”单打独斗到“海陆空多兵种”综合作战的转变。大企业税收工作由大企业管理部门归口统筹，同时要加强税务系统内部各部门之间、各管理层级之间、国地税之间和地区间的协作，形成工作合力。一是要厘清属地税务机关与大企业管理部门的职责。日常税收基础管理与服务主要由基层管理分局开展，个性化纳税服务、税收风险分析识别、风险应对、过程监控与绩效评估等复杂事项由大企业管理部门牵头实施，形成业务上相互渗透、工作上相互配合的新格局。二是要理顺大企业管理部门与同级税政、征管、服务、稽查等部门的关系，形成大企业管理部门牵头协调，各部门共同参与，各自工作职责明确，操作过程规范的新局面。三是要划清总局、省、市三级大企业管理部门各自的工作职责与工作重点，以各个管理层级的比较优势为切入点，科学合理配置各个层级的工作职责，形成上下联动、优势互补的新体制。

篇7

一、关于学徒税的计算与缴纳

年度工资总额（annual pay bill）超过300万英镑的企业均有义务缴纳学徒税。学徒税的税率为该企业年度工资总额的0.5%（如0.5%×300万英镑 = 1.5万英镑）。企业只有在年度工资总额超过300万英镑的年份才需缴税，并需通过在线缴税系统（Pay as You Earn， PAYE）向英国税务海关总署（HM Revenue and Customs， HMRC）缴纳相关费用。同时，缴纳的学徒税将在该企业当年应缴所得税中予以扣除。

企业可获得每年1.5万英镑的专项补助，用以补偿其缴纳的学徒税。补助将按月发放给企业（1250英镑/月）并进行累计。例如，若当月的应缴学徒税为1000英镑，则该企业无需支付该项税款，并且下一个月可获得1500英镑的补助（即1250-1000+1250=1500）。具体示例如下：

假设某企业年度雇员工资总额为500万英镑，则：

应缴学徒税总额：0.5%×500万英镑=2.5万英镑

实缴学徒税总额：2.5万英镑-1.5万英镑=1万英镑

但是，如果若干企业组成了关联（connected）企业联合体，那么他们便仅能获得一笔1.5万英镑的学徒税补助。为推行学徒税专项补助政策，政府计划对2016年《财政法案》（Finance Bill）进行修订：作为关联企业中的一员，该企业团体需要决定各成员企业所享受的学徒税专项补助的比重。这项决定需要在税务年度（tax year）之初做出，并且在该年度不予更改。随后，各成员企业需计算各自所需缴纳的税金。

此外，即使一些行业已经针对学徒制培训建立起自己的征税体系或其他联合培训计划，相关企业依然需向政府缴纳学徒税。建筑、工程建筑和电影业的行业培训委员会（Industry Training Boards）将向其成员进行咨询，探讨对现有征税体系进行改革的可能性。

二、关于纳税企业如何获得学徒培训经费

向HMRC缴纳学徒税以后，企业将可通过一个新的学徒制服务电子账户按月获取经费支持。在英格兰，企业可将这笔经费用于开展学徒制培训和评估，或者委托培训机构开发和实施适合其需求的学徒制培训项目。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也会有各自的安排。

在线学徒制服务系统（Digital Apprenticeship Service）将于2017年正式上线。企业可在2017年1月进行在线注册，从4月起通过该系统实现学徒制培训和评估费用支付，第一笔经费将于5月打入企业在线账户。

此外，针对英格兰的缴税企业，政府将对转入其在线学徒制培训系统电子账户的经费进行“10%的配套”，即每当将1英镑划入电子账户时，企业实际获得的金额为1.1英镑。但是，如果企业在资金入账的18个月内未进行使用，则该笔经费将自动过期。这一规则同样适用于政府提供的额外配套经费。其判断标准是该笔经费是否已作为培训费用从企业的电子账户转入学徒培训机构的账户。为最大限度避免经费过期，最早打入企业账户的经费将会被最先使用，以此类推。

作为某关联企业联合体的一员，支持其学徒制培训的经费只能打入关联企业联合体的电子账户，并通过线上缴税系统PAYE分别登记。此外，鉴于一些企业希望使用自己的经费以支持其他企业的员工培训，政府将进行利弊评估，并对其他可能的方案进行权衡。

通常情况下，学徒制培训机构自身也会雇用学徒。若其年度工资总额超过300万英镑，则同样需要缴纳学徒税，之后可使用自己电子账户的经费缴纳学徒培训与评估费用。如果学徒制培训机构本身无需缴纳学徒税，那么将按照其他不缴纳学徒税企业的标准享受培训与评估服务。一些企业还可能用其电子账户的经费支付在学徒制培训机构进行的学徒培训。

三、关于学徒制培训的购买

在2017年4月前已开始接受学徒制培训的学徒，将继续按照培训开始时的相关规定完成培训并接受资助。这一规则适用于以“学徒制框架”（apprenticeship frameworks）和新的“学徒制标准”（apprenticeship standards）为基础开展的学徒培训。当企业需要向学徒培训机构或技能拨款局（Skills Funding Agency）付款时，价格将保持不变，但不可使用其在线学徒制服务系统电子账户的经费。

无需缴纳学徒税的企业，在2018年以前可不通过在线学徒制服务系统支付学徒制培训或评估费用。2017年4月系统上线以后，上述企业可以通过其注册账户选择希望开展的学徒制培训项目，以及提供学徒制培训和评估的机构。在企业自行交纳部分培训费用的同时，政府将在可为此项培训提供的最大经费支持范围内，补足其余部分。企业需直接向提供学徒制培训的机构付费，或根据双方商定的安排分期支付。政府将在2016年10月确定可支持此类由企业和政府共同投资（co-investment）学徒制培训的经费支持比例。

无论企业是否需要支付学徒税，均可通过在线学徒制服务系统完成如下工作，并在2020年全部实现在线支付学徒制培训与评估费用：选择一项学徒制框架或标准、选择培训机构、选择评估机构、公布学徒岗位空缺、查询可在英格兰地区使用的补助项目、与培训机构商定培训价格、通过电子学徒制服务系统支付培训与评估费用。

企业选择的学徒制培训可以新的“学徒制标准”或现有的“学徒制框架”为基础。每种“学徒制标准”将围绕某一特定的工种设定，涵盖学徒为胜任自己的工作并满足雇主需求应掌握的一系列核心技能与专业知识。而“学徒制框架”通常指一系列与特定工种相关的职业与专业资格证书的取得，以及实践培训与课堂教学。鉴于当前的学徒制体系正向以用人企业为主导的标准过渡，至2020年，政府将逐步淘汰目前采用的“学徒制框架”。

企业仅可将其电子账户中的经费支付给有资质的学徒培训机构。这些有资质的培训机构的名单均可通过在线学徒制服务系统查询。此外，企业通过该系统可获取有资质开展学徒制培训评估的机构名单。当公共部门作为雇主选择学徒培训与评估机构时，应符合《2015年政府采购规定》（Public Contracts Regulation 2015）的要求。

当企业选定某一培训机构并开始学徒制培训后，其电子账户将按月把应付款转至培训机构的账户。这种付款形式将持续学徒制培训全过程。在培训开始时，企业的账户中不需要存入全款，只需保证其电子账户的余额大于本月应付款即可。政府未来会为企业提供更加灵活的支付方式。

不使用电子账户的企业，需直接向培训机构付款，操作方式与无需缴纳学徒税的企业相同。如果企业发现其电子账户的应收经费不足以支付其需缴纳的培训和评估费用，则需与培训机构商定费用，而后由政府根据可承担此项学徒制培训经费的上限，支付剩余部分费用。

当学徒终止、暂停培训，或发现培训机构未按要求提供培训服务时，企业可通过在线学徒制服务系统向政府提出终止或暂停拨付学徒制培训经费的要求。

四、 关于使用学徒制培训经费的规定

打入企业电子账户的学徒制培训经费以及政府提供的配套经费仅可用于开展学徒制培训或者培训结束后的评估，且开展培训和评估的单位均应为有资质的机构。上述经费均不得用于与开展学徒制培训相关的其他开支，如工资、差旅费、管理费、工作岗位安置或设立学徒制项目的成本等。政府将于2016年10月关于学徒制培训经费使用的详细规定并在2016年12月定稿。

所谓学徒制培训，应包括以下要素：无论是新雇用员工还是现任员工，都应受雇于一个正式的工作岗位；学徒的工作应以达到相关学徒制标准或学徒制框架的要求为目标；学徒制培训的周期至少为12个月；学徒应投入不少于20%的时间用于参加工作以外的培训。

针对每一个学徒制标准或学徒制框架，都会有相应的培训经费使用标准（funding band）。该标准注明了所有企业可以使用其学徒制培训经费支付某一项学徒制培训和评估全部应付费用的上限。企业根据与选定培训机构商定的价格，通过其电子账户向后者拨付不超过相应标准的经费，用以资助学徒完成培训与评估。如果双方商定的价格高于规定培训经费的使用标准，则企业需要负担差额部分。

无需缴纳学徒税的企业，可根据与学徒培训机构商定的价格，与政府共同支付开展某一学徒制培训和评估的费用。双方合作出资的比例将另行确定，出资总额不能超过规定的培训经费使用标准。一旦超出相应标准，企业需自行承担差额部分，且政府不再予以经费配套支持。

任何企业在雇用16～18岁的学徒时，均可通过该学徒的培训机构获得因雇用该年龄段学徒所需额外开支的经费支持。以上同样适用于那些雇用有特殊需求学徒的企业，如19～24岁仍被纳入地方政府教育与健康救助计划的学徒。如果企业雇用的学徒有学习障碍或者是残障人士，那么政府将直接向学徒培训机构划拨额外经费，以支持学徒完成培训。

所有学徒的英语和数学能力都必须达到国家资格证书框架第二层级（National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Level 2）①的水平并获得相应证书。不能达到上述要求的学徒，需要学习相应的英语和数学课程。企业应与培训机构共同确定哪些学徒需要进行额外补习，所需经费由政府支付给培训机构。

五、关于学徒制培训和评估机构的资质

技能拨款局正在会同企业与培训机构，共同制定甄选学徒制培训机构的标准与方法。所有培训机构都需证明可达到或超过相关标准，从而取得开展学徒制培训的资质，并获得企业和政府拨付的培训经费。对于那些希望自己作为学徒制培训机构，并使用其电子账户的经费开展学徒制培训的企业，也应事先取得开展学徒制培训的资质。

同样，希望提供学徒制培训评估的机构，也应达到或超过相应的标准，并在被列入政府认可的学徒制培训评估机构名单后，才能接受企业和政府拨付的相关经费。

由于政府已将制定教育与培训政策的权力下放，英国各地区②可自行管理其学徒制项目。在英格兰开展的学徒制培训，将按以上所述获得经费支持。关于已在英国各地开展跨区业务和学徒制培训的企业，政府将与各地行政当局协商解决方案。

注释：

篇8

【关键词】 税收负担； 税收遵从； 税收筹划

在我国现行的税收体系下，由企业缴纳的税收主要有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和资源税等，从我国税收收入来源构成上看，企业税收与个人税收的比为9■1，从企业的综合税收负担率（企业实际缴纳的各税税额之和与企业收入总额的比率）上来看，我国企业的税收负担确实较高。尽管流转税通过税负转嫁最终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但对部分买方市场的商品来说，还要由企业负担一部分。较高的名义税负会影响企业的经营行为，比如在融资手段、股利分配、税收遵从与税收筹划等方面，企业都会因税收负担因素而有所选择。

一、对企业融资手段选择的影响

企业的融资手段一般情况下有两种：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股权融资是指企业增发股本，吸引新的投资人入股参与经营，并从企业的税后盈利分配红利给投资人作为投资收益；债权融资是指通过举债融入资金，支付利息给债权人作为资本收益。影响两种融资方式选择的所得税政策不同，导致企业的税收负担不同。

（一）两种融资方式所得税政策的不同

按现行的企业所得税利息扣除规定，企业的债权融资规模不超过企业注册资金两倍以内支付的利息，都可以在缴纳企业所得税时作为利息费用扣除。对企业来说举债规模越大，发生的利息费用就越多，在所得税前扣除的费用也就越多，企业当年应纳的所得税就越少。而以股权融资方式取得的融资，只有形成固定资产的部分，其融资成本才能在税前按一定标准扣除，对企业所得税税负的影响较小，并且企业税后利润分配给投资人时，投资人作为投资收益还要再缴纳所得税。

（二）两种融资方式的选择

由于两种投资方式所适用的所得税政策不同，大部分企业都会选择举债融资的手段融资，拿别人的钱给自己赚钱，就连世界著名的苹果公司为股东发放红利，也通过举债的方式进行。但是利润与风险并存，债权融资的风险远大于股权融资，一方面债权融资有还本付息的风险，债务到期必须归还本息，一旦企业经营出现问题，债务违约的压力会增加企业破产的风险；另一方面政府为了防止企业大规模的举债经营，在所得税政策上会规定一个允许在税前扣除的利息上限，即资本与债务之比，我国规定一般企业为1■2，其他国家有1■3，有的高达1■5，这就是防止企业利用资本弱化来避税的安全港法规，对超过上限的利息不允许在所得税前扣除。再加上国家金融政策变化的风险，若借贷利率上调，企业付出的代价会更大。而股权融资虽然使企业不能从所得税上套利，但企业的资本构成却相对稳定，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二、对企业股利分配政策选择的影响

企业的股利是企业的股东按其投资额的大小从企业分得的利润，是企业盈余在股东和企业之间的初次分配。我国上市企业股利分配方式通常包括派发现金股利、送股票股利（即送股）两种形式。现金股利是指企业以现金形式向股东支付的股利，增加企业股本，不改变每股净资产；送股票股利是指企业以发放股票的方式代替现金，按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向股东支付的股利。

（一）两种分配方式所得税政策的不同

按现行企业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上市企业以现金方式向股东派发股票红利时，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应以收到的现金红利为应纳税所得额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不得扣除任何费用，并由发放股利的企业代扣代缴，股东个人账户上收到的是税后红利；若企业向股东派发股票红利，只转增股东股票账户的股本数量，不对新增股本的价值缴纳个人所得税，即使以后发生股权转让，个人就股权转让收益也免征个人所得税，企业取得的股权转让收益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

（二）两种分配方式的选择

由于对两种股利分配方式的所得税政策不同，企业在分配股利时往往会选择股票红利的方式，尽量避免用现金分配红利，导致我国上市企业中使用现金分红的企业数量不多，并且分配现金红利的金额占企业应分配利润的比例偏低。虽然我国《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公开发行证券的股利分配条件，即最近3年以现金或股票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3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20%，但由于存在某些深层次的原因，如一些企业的内部控制人实际控制着企业的日常经营，通过提高薪酬收入、加大在职消费等手段获取收益，而现金分红会损失其既得利益；还有一些大股东通过控制上市企业关联交易、再融资等方式获得剩余索取权，现金股利的影响甚微等，导致投资者进入股市的资金不是为了获取投资分红，而是为了赚取差价，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主要围绕股价的波动进行，追涨杀跌，缺乏长期投资理念。为鼓励投资者长期投资的信心，除了建立企业稳定的现金红利分配机制，对股权转让收益征收资本利得税也是较为有效的手段。

三、对税收遵从与不遵从选择的影响

纳税遵从是指纳税人按照税法要求履行其纳税义务的行为，表现为及时填写所有要求填写的申报表，申报表上的应纳税额应按税法规定和法院裁决要求正确计算。与此相反行为，即不符合税法意图和精神的纳税人行为则为纳税不遵从。

（一）税收负担过重导致税收不遵从的理论分析

根据预期效用最大化理论，“理性经济人”在作出行为决策时，会对其面临的不同选择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对比分析，然后选择一个能使预期效用价值最大化的行动。若税务机关对税收不遵从的查获率不变，当税率提高税收负担加重时，纳税人的损失会更大。因此，在面临损失预期时人们更倾向于风险偏好，而且人们对损失比对收益更敏感，那么纳税人会冒风险逃避税。这就导致了税率越高，税收不遵从度越高的现象。另外，在所得税的累进税率下，高税率适用的对象是高收入者，他们应缴纳更多的税款，面对损失预期时他们更倾向于风险偏好。不仅如此，有些高收入者认为自己的高收入是自己的合法劳动所得，缴纳更多的税款但是却享受与其他公民相同的权利，根据自己主观的损益框架来判断，认为这是一种不公平，因而税收不遵从的概率也会更大。

（二）税收遵从与不遵从的选择

由于税收负担的客观存在，不同企业性质的纳税环境不同，不同收入层次的纳税人实际承担的税负与其收入不成比例，导致纳税人的税收遵从成本与税收不遵从成本明显不同，再加上政府对税收不遵从的处罚形式单一，处罚力度较小等，不足以改变企业选择的初衷，使得企业在追求其自身价值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容易倾向于对税收不遵从的选择。

税收不遵从对纳税人会产生经济和行为方面的影响，部分纳税人的税收不遵从行为无形中加重了诚实纳税人的相对税负，这也引起人们对国家税收制度公平程度的怀疑；同时在对税收不遵从行为处罚不力的情况下，其不良的示范作用会得到强化，其行为对其他纳税人如何看待税制，以及社会公众对税制完整性和对税制的信任程度将产生极大影响。从经济社会的角度而言，税收不遵从现象的存在不仅直接导致了财政收入的减少，扭曲了社会资源的配置，而且还会影响到收入分配、宏观调控和劳动力供给等方面的效率。

因此，应合理调整税制结构，建立公开、公平的课税制度，完善税收征管法律体系，加大对税收不遵从的惩罚力度等，以引导企业在税收遵从与不遵从行为中作出正确的选择。

四、对避税与税收筹划选择的影响

避税是指纳税人利用税法上的漏洞或缺陷，作适当的财务安排或税收策划，在不违反税法规定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减轻纳税义务的行为；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通过对自身经营、投资、理财等活动的事先安排和筹划，合法地减轻甚至免除自身应承担的或额外承担的税收负担，从而取得税后利益的最大化。

（一）避税与税收筹划的相同与不同之处

二者的共同点是：利益驱动。企业为了逃避税负，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采用合法或不违法的手段，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

二者的区别在于：从道义上来讲，税收筹划是充分利用国家规定的优惠政策符合国家调整产业导向的行为，是正当的行为。避税则是利用税收立法上存在的漏洞或不完善之处，以达到少缴税的目的，在道义上通常有不正当之嫌；从国家的立法导向上来讲，避税是用合法手段以减少税收负担，但其手段通常是钻税法上的漏洞、反常和缺陷，谋取不是立法者原来所期望的税收利益，与立法者的立法本意、立法导向是相违背的。税收筹划也是通过合法手段减少税收负担，但其税收利益是立法者所期望的，或至少是立法者能接受的，符合或至少不违背立法者本意和立法导向；从政府的反应来讲，政府对避税行为一般采取种种反避税措施，包括完善立法甚至设置避税陷阱等，以达到打击和杜绝避税行为的目的。税收筹划是政府予以引导和鼓励的，政府甚至会积极指导或辅导纳税人调整产业政策，并针对实际情况，颁布一系列为纳税人落实税收优惠利益的政策、法规。

（二）企业对避税与税收筹划的选择

企业对避税与筹划的选择是企业纳税意识提高到一定程度的表现。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国家与纳税人的利益分配关系被税收法定原则加以确定，纳税人减轻税负不再过多依靠偷、逃、欠、骗税等违法手段和方法，而是通过税收筹划和避税来实现税收利益最大化。因为税收筹划是政府鼓励的一种节税措施，企业公开实施税收筹划项目，不仅利于减少企业的应纳税额，实现纳税人财务利益的最大化，提高企业的财务与会计管理水平，还可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但往往具体到企业的实际项目操作上，虽然企业都达到了减轻税负的目的，但对他们的行为是避税还是筹划往往很难区分定性，因为企业的项目实施过程是符合国家产业导向的，出发点是税收筹划，但在财务处理时有可能会钻税收制度的漏洞，导致税收收入的非正常流失，甚至会扰乱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

因此，国家在利用法律保护纳税人利用税法所规定的优惠措施等进行的税收筹划的同时，应适当取消部分优惠措施，避免滥用优惠现象的发生；加强反避税立法，强调纳税人必须根据法律规定承担纳税义务；加强税务行政管理，严格实行税务申报制度和税务调查制度，以控制避税行为的泛滥。

【参考文献】

[1] 刘振彪.我国税收遵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0（3）：94-96.

篇9

1.现行税收制度不健全，体育服务业税收负担较重我国税收制度是以流转课税和所得课税并重的复合税制结构体系。因此，现行体育服务业税制的税收征管和税收负担体现在这两大税制当中。从征管税种（费）看，涉及体育服务业征收的税种（费）高达12个，既有流转课税、所得课税，又有财产税类和行为税类，远超过现有高新技术业、环保业、农业等的征收税种；

从流转课税和所得课税征税内容看，（1）在流转课税方面，从事体育服务业的单位或个人销售产品或提供体育服务应税劳务的，既要缴纳增值税又需征收营业税。体育服务企业购进的体育商标专用权、体育专有技术使用权等无形资产，以及将体育服务用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的，均不得在税前抵扣进项税额，无形中增加了体育服务业的税收负担。再者，体育服务业作为我国服务业的组成部分，法人企业和自然人的日常体育休闲游艺娱乐服务、体育中介、体育竞赛表演等均须征收营业税。（2）在所得课税方面，体育服务企业从事多种体育服务在一个纳税年度的所得利润除缴纳企业所得税外，还须对于企业发生的“三项”经费、广告费与业务宣传费、业务招待费、借款利息费用、公益性捐赠等经营性支出，按照税法规定的标准调整增加项目，补缴企业所得税。体育服务企业直接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必须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对其符合税法规定的间接公益性捐赠支出，若超过企业纳税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不准税前扣除，应调整缴纳企业所得税；体育服务企业因生产经营需要的赞支出也应缴纳企业所得税；此外，自然人从事体育服务业的所得既要依照七级超额累进税率缴纳工资、薪金性质的个人所得税，又要按照20％的高税率缴纳劳务报酬性质的个人所得税，尤其对于体育服务业的非独立劳动所得还需加成（5成或10成）课征重税。由此可见，流转课税中的营业税和所得课税中的企业所得税是体育服务业征收内容最多、税收负担最重的两个税种。体育服务业沉重的税收负担因素，极大制约了我国现代体育服务业的快速、持续发展。

2.高新技术体育服务企业认定难度大，制约其享受国家税收优惠待遇体育服务业作为一种消费性新兴产业和一个发展整体，具有规模经济的产业集聚对其周围经济的影响力会进一步增大。这就需要体育服务业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阶段，跟随高新技术产业拓展新的产业发展空间。但长期以来,我国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缺乏其他市场主体的有效参与，绝大多数的体育服务企业重经营服务、轻研发投入,体育服务企业的技术研发水平、研发能力与R＆D支出均大大落后于体育用品制造业，尤其高技术体育服务企业数量稀少。依据2008年科技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08〕172号），包括高科技体育服务业在内的各类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难度显著增大，尽管高技术服务业是国家重点扶持的产业技术领域，但必须具备企业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自主持续研发能力以及技术研发费用投入支出不少于60％比例等6项必备要件，这对于以提供各种体育服务为主，企业规模经济和规模效益还未达到，仍处于产业幼稚发展时期的我国体育服务业而言显然是“雪上加霜”。国家严格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与诸多的限制性条件，从而使公共服务供给的外部压力难以有效地转化地方政府改善公共服务质量、提高公共服务效率的动力机制。致使我国98％以上的中小体育服务企业排除在高新技术企业之外，制约其持续的自主创新能力，也无法享受到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待遇，致使税收政策引导作用弱化，激励严重不足。

二、出路:调整优化税收政策,激励体育服务业持续发展

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和2011年国家体育总局的《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进一步完善支持体育服务业发展的税费优惠政策，不断增强和提升体育服务的供给能力和服务质量，至2020年建立以体育服务业为重点，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的体育产业体系。

1.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推动体育服务业市场化改革体育服务业是以精神与服务产品为主的产业,它的发展是以体育服务市场的发展为前提的。这就决定了我国应培育体育服务业市场，在一定的公共支出偏好下为当地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本领。推动其市场化改革，重要手段就是完善体育服务业市场的税收优惠政策。首先，完善竞技体育训、科、医一体化的科技服务税收优惠激励体系。一方面，竞技体育训、科、医一体化科技服务的进口仪器和设备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对其科技服务取得的有偿收入免征营业税；另一方面，体育企业购置竞技体育训、科、医一体化科技服务的专用设备，其投资额的30％可从企业当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中税前抵免；当年不足抵免的可在以后5个纳税年度中结转抵免。其次，鉴于间接税收优惠在激励产业税前优惠方面远比以产业税后为特性的直接税收优惠效果显著,政府应更多采用投资抵免、税项扣除、加速折旧、成本扣除、盈亏相抵、税额抵免准备金制度、加计扣除等间接税收优惠手段重点扶持休闲体育、体育竞赛表演、体育文化娱乐、体育经纪（中介）服务、体育广告赞助、体育技术培训、体育理疗康复、体育旅游、体育信息咨询和公共体育场馆等现代新兴体育服务业发展，减轻这些行业的纳税成本和税收负担。第三，制定鼓励体育服务标准化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体育服务企业通过ISO9000或者ISO4000体系认证的，准许企业认证的相关成本、费用在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对企业或个人推广体育服务标准化获取的收入免征营业税。第四，在我国各个领域都在突飞猛进、积极的与国际相接轨的今天，政府应实施境外税收抵免、出口退税、税收饶让、投资退税等激励出口的优惠政策，鼓励我国体育服务业“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以扩大体育技术服务贸易，壮大体育服务业规模。

2.深化体育税制改革，降低体育服务行业的税收负担一方面，实施OECD国家体育服务业的“营改增”税制模式。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体育服务业主要征收营业税，此种服务业营业税制导致体育服务业自身以及生产制造企业购进的体育服务等应税劳务支出无法进项税额抵扣，增加其生产服务成本，甚至在经营流转过程中被重复征税，不利于体育服务行业或企业的技术改造与服务创新，导致税负不公平。基于此，把更多的公共资源投入公共服务设施的改善和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的提高方面。我国应学习OECD国家的税收政策经验，实行全面消费型的增值税，将体育服务业营业税改革征收增值税，使体育服务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不仅其进项税额可以抵扣，极大减轻体育服务业的税收负担，促进税负公平，而且促进了体育服务业的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调整，这是一种减轻我国体育服务业纳税成本和税收负担的国际化趋势。另一方面，实行“轻徭薄赋”的体育服务业税收优惠政策。一是休闲体育是人们在闲暇时间以增进身心健康,丰富生活情趣、调节心理状态为目的的身体锻炼活动。因而对于纯娱乐性与盈利性相结合的体育文化娱乐、体育康乐、体育竞技表演等高消费、高利润的体育休闲服务行业，在目前征收20％高营业税率调整基础上降低到5％的轻税率水平，以增强体育休闲服务业的盈利能力。二是属于体育服务业核心层的休闲体育、体育经纪（中介）、体育广告、体育培训、体育康复、信息咨询和公共体育场馆等服务，实行2％的低营业税率比较符合国家激励体育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目标。三是依照国际惯例，对体育服务应税劳务出口实行“全额征收、全额退税”的零税基全额出口退税模式，即在国内依照17％的税率征收增值税，出口体育服务应税劳务也应按照17％的退税率全额给予退税，以改变当前体育服务业出口“多征少退、征收不退”而增加税负的不良现象，降低行业出口成本和税收负担，促其在国际体育服务市场更具市场竞争力。

3.因地制宜，分门别类，实施差异化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鼓励更多的体育服务企业享受税收优惠待遇鉴于我国体育服务业98%以上属于中小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特征，获得国家认可的高新技术体育服务企业极少的现状，必须改变对体育服务业发展不利的制约因素和发展瓶颈。笔者认为，国家应因地制宜，分门别类，实施差异化的高新技术产业认定标准和发展战略。按照产业类型和产业属性确定五大体育服务业高新技术认定标准，从鼓励与扶持原则出发，坚持公平公正，适当降低认定条件，拓宽体育服务业高新技术领域的规定范围，简化认定程序，促使更多的体育服务企业能够达到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条件和标准，使之能够享受到国家诸多的税收优惠政策，这样在提供公共服务时既能有效地满足公众的需求,又能减少决策失误,降低公共服务成本,提高公共服务效率。进而纵深扶持与激励高新技术体育服务企业发展。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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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纳税服务 大企业税收 风险管理 分析探究

随着大企业的不断增多以及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大企业税收已经成为国家财政发展中的重要内容，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增加社会就业的重要途径和对外贸易发展的主力军，同时也是我国税收收入的重要来源，是我国财政税收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保障。但是，在大企业的实际发展中，其经营规模较大、内部机构层次复杂、业务类型复杂多样，导致它在经营管理中存在着很大的涉税风险。因此，要想保证大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它在税收服务方面的合理性，有效控制和降低税收风险，税收机关应该不断提高税收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强化税收风险管理。

一、当前我国大企业税收风险管理现状分析

（一）机构设置不合理

当前我国在税收管理工作中，其管理体制从上层的税务总局到下层的各个分局，主要呈现出一种上小下大、基层队伍十分庞大的金字塔结构，其中有88%的税收机构和税收人员分散于各个县级政府以下的基层地区，几乎处理和承担全部的涉税事项。这种形式的资源分布和管理体制，使得税收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极为低下，而且经过由上到下的层层传递，使得税收信息逐渐被减弱甚至是失真，如果税务总局或者上级税务局无法有效的监管基层的税务机关，那么将会很难实现税务的统一性、规范化管理。

（二）缺乏完善的税收制度

当前，我国在税收政策的制定方面依然存在着不完善现象，使得税收执法工作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同时，在税收管理工作方面，也没有针对大企业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税收征管方法，通常情况下，都是由税务机构结合自身多年的工作经验慢慢向前摸索，使得税收管理工作具有较大的盲目性。因为缺乏完善的税收政策，使得大企业税收管理和监控的专业化、深层次以及多角度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而大企业发展需要的是较为合理、权威、标准、科学的纳服务和管理方法。

二、基于纳税服务的大企业税收风险管理策略

（一）专门设立管理机构，实现税收集中管理

通过相关实践表明，实现税务的专业化管理对大企业税收风险防范和成本控制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应该专门设立管理机构，实现大企业税收的集中管理，提升税收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税收成本；同时，加强集中管理，还能够广泛积累涉及行业税收方面的管理经验，为制定税收政策提供良好的建议和依据，让税收管理变得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此外，对大企业实施纳税申报、强制执行以及税务审计等纳税服务和相关的执法事项的集中管理，不仅能够系统全面的了解大企业的实际发展情况和内部经营结构，同时还有利于提升企业税款缴纳和纳税申报的精确性和及时性，最大限度的提升税收工作的效率和水平。

（二）帮助大企业制定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机制

首先，税务机构应该参与到大企业相关制度的建立中去，将税收管理由原来的事后处罚变成事前预防、事后管理、事中监管等一体的税收风险管理，帮助大企业制定科学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机制，提升大企业防范风险和解决风险的能力。其次，引导大企业有效识别风险，确定大企业在经营运作、经营决策、税务争议以及纳税申报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并且分析大企业发生风险的原因，进行定期的风险评估工作，结合实际的评估情况，提供针对性的建议，有效消除大企业涉税风险。再次，在加强大企业自我管理方面拟定税收规范手册，指导大企业实现自我管理、自我评价以及自我完善等，要求大企业必须严格遵从。同时设计相关的遵从模型，建立与大企业之间相互责任、相互遵从的合作关系。最后，针对那些不配合的高风险大企业，应该进行重点管控，开展专项检查、避税调查、税务审计等工作，对企业内部税务系统进行有效监管。

（三）强化专门的行业化税务管理

参考国外的先进经验，我国应该根据当前大企业的发展情况，对其进行分类归纳，强化专门的行业税务管理。首先，将各大企业根据一定的标准划分，然后在针对行业类型成立相关的分析小组，分析行业发展特点和动态情况，从而有效预测行业的税收状况和经济发展情况。其次，在管理大企业涉税事项的基础上，还要分析评价大企业的纳税环境和行为，从而制定出最佳的规划策略，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通过行业化的税务管理，可以集中各税务机关的力量，对各行业类型定的税务风险进行分析，找出其中具有共性的问题，并及时与纳税人进行沟通，提高风险评估的针对性，引导大企业更好的规避税收风险。

三、结论

总而言之，大企业税收作为我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其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大企业税收风险的管理工作，专门设立管理机构，实现税收集中管理；帮助大企业制定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机制；强化专门的行业化税务管理，引导企业更好的规避税收风险，从而有效提升税收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参考文献：

[1]马金鑫，王树锋.基于税收风险防范的大企业纳税服务策略[J].现代商业，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