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审表范文
时间:2023-03-15 09:17:57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政审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政审表一般是打印出框架,然后详细信息使用手写。而且在填写政审表时,若是有工作单位的,政审表通常是由考试者所在单位的人事科进行填写。
填写政审表的注意事项:
1、按实际情况填写。
2、没有工作单位的,到档案保管人事部门填写。
3、政审表一般由考生档案所在单位填写、签字并盖章。
篇2
关键词:审计证据;证明标准;排除职业怀疑;实现与保障
一、引言
为了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审计人员必须掌握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这是所有审计职业规范对审计人员的基本要求,并都承认审计证据充分性与适当性的判断取决于审计人员的职业判断。同时,为了便利审计人员对这两个审计证据特征作出判断,相关职业规范都对充分性、适当性作了进一步的描述、具体细化或规定。可见职业规范所强调的职业判断是对审计证据充分性、适当性的判断,它们主要是想对这两个特征的判断提供指南。我们认为审计所提供的是一种保证服务(积极保证),这种积极保证源于审计人员的、经过其职业判断后的内心信念。这种内心信念的程度就是审计人员发表审计意见的直接基础,也即是审计证据的证明标准。职业规范中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之要求,针对的是审计证据,而不是审计证明,或者说那是具体证明标准下对审计证据的要求。可见现行职业规范中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或者说它们根本就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它们混淆了审计证据与审计证明。所以有必要对这一问题重新思量,明确审计证据的证明标准,丰富现行审计理论,指导审计证据的证明实践。
二、审计证据的证明标准
证明活动充斥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此类证明一般表现为被说服者心中所形成的、一定程度的确信,日常生活中的证明活动一般没有预先存在的标准,它完全取决于被说服者自身的心灵反映。在法律诉讼中,因为裁判者所作的判断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所以,在诉讼证明中,必须解决裁判者在何种认识程度上可以认定事实存在的问题,这就是证明标准的问题。所谓证明标准表述的是一种评价尺度,即达到何种认识程度时,裁判者即可据此作出事实的认定。令人遗憾的是,作为社会公众的委托人,审计人员的职业行为牵系成千上万人的权力与利益,但其在利用审计证据欲以证明交易、账户余额或报表表达之认定或财务报表整体公允表达时,预先并不存在证明标准,或至少相关的规范中没有明确的证明标准。
审计中需要证明标准吗?回答这一问题之前,必须先回答“审计中存在证明吗?”,不知从何时起,①审计职业界内开始视“证明”如皇讳,代之以判断、决策。事实上,无论是证明,还是判断或者是决策,它们都要以一定标准为基准,以作比较,后作定夺,这是人类此种认识活动之共性。这种标准和认识对象一起决定了这类认识活动发展的方向与目标,其中,对象规范的是需要认识的内容,标准所要解决的是认识应达到的程度,它犹如认识活动必须跨越的横杆。认识结果的状态只有超过标准之要求时,由此产生的主张才能作为证明、判断或决策的前提。由此可见,标准问题无论如何都还是存在的,且是必要的。
毫无疑问,审计证据的证明标准所规范的主体是审计人员,所指向的时点应该是审计人员根据其所获证据对具体认定②或报表整体进行判断时。所规范的内容应该是审计人员根据审计证据所获得的关于被审对象的认识状态,这种认识状态的存在形式是包含了一定客观内容的个人主观判断,因为这种主观判断是以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为基础的。但在何种程度上,审计人员才能判定被审项目是公允的呢?这就是审计证据证明标准的核心问题,这实质上指的是审计人员认为某一认定(如报表某项目或其整体公允表达)的确信程度。例如“审计人员以95%的确信认为被审信息是公允的”用语。显然,审计人员所要说明的不是确信不确信的问题,而是确信的程度问题。那么,这种确信程度又该是何种程度呢?
诚然,最理想的、最能让审计主体之外的人接受的标准应该是“客观事实”。因为这是绝对的真理,所以,它具有绝对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因而具有绝对的可接受性。③而且,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类可以提供客观世界的正确图景,人类最终可以达到真理性的认识境界。受此观点的熏陶,使得人们认为只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审计个案的图景也可清晰可现,每一个被审事实都可以最终查明。所以审计人员对被审对象的认识必须符合事实的实际情况,对被审对象的认识必须达到与客观存在的社会经验事实相一致,并以这种符合客观事实的认识为依据发表审计意见。
事实上,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审计学中的错误适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注的是普遍真理问题,适用的是科学这样的普遍性研究领域,因为科学是要努力在特定数据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描述性的、一般性的理论体系。而独立审计包含的是有针对地用于特定情况的一个规范的、一般的规则体系,这一规则体系并不是为科学的目的,而只是为审计的目的去建立或试图确立科学的理论、原则等。前者的“图景”往往反映的是规律的普遍性,后者却是偶然的。审计认识的真理是对具体认定是否恰如其是的判断,而不是对规律的抽象。
第二个可选标准是“审计事实”。莫茨和夏拉夫在其经典著作《审计理论结构》中,认为审计证据包括了所有影响审计人员思维的因素,这些因素影响审计人员对被审项目或认定的判断。但考虑到审计证据在决定真理时的局限性,审计中的真理只能是指与审计人员在检查时用已获证据确定的现实的一致性。所以,这种审计真理并不是客观事实,而是一种主观事实,是审计人员所构造的、特定环境下的事实。我们称之为“审计事实”。若以此种事实为审计证据证明标准的话,则作为审计人员判断依据的事实就不是社会经验层面上的客观事实,而是经过审计程序重塑的事实。
这种事实与客观事实存在着密切关系,它是由客观事实衍生而来,并不否认客观真实的存在,而是以被审对象所反映客观事实为基础,是对这类客观事实的模拟,是它们在审计中的反映。
要注意的是,这种事实观并不否认审计人员对被审对象的认识能够达到客观事实的程度,因为它同样承认审计过程之外有一个客观事实。它所说明的是,因为审计证据几乎无法导致确实的知识,审计人员应作的判断大部分都不可能获得强制性证据的支持,所以,不可能以客观事实本身作为审计证明的标准。其次,这种事实观也不否认审计认识对客观事实的追求。
正如莫茨和夏拉夫所言:“审计人员应该认识到审计论题和工作条件带来的局限性,就问题的严重性和工作环境的局限性而论,在收集到从深度和广度上看均为合理的证据之后,并据以得到明智的结论,应该认为是足以达到获得审计真理的目的的。发现了新的证据或对环境事实有了更好理解后,也许会向原来的结论提出挑战,甚至原来的结论。尽管如此,在审计领域中,当时的最佳结论是能够尽可能地趋近真理的。”[1]最后,这种事实观也并不降低审计证明的质量。从标准要求上来说,这种事实观的确要低于客观事实这个标准。但在方法论上审计人员无法以客观事实本身作为标准,所以,与其选择一个不实际的高标准,不如退而求其次,设置一种以“最大限度贴近客观事实”为要求的衡量尺度。
第三个可选标准是“排除职业怀疑”。《蒙哥马利审计学》(第十版)在阐述审计证据决策时,认为审计人员往往依靠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而不相信会有什么确凿无疑的审计证据。[2]在确定需要多少有说服力的审计证据时,审计人员要考虑取得证据和评价证据的时间和费用限制。……对于财务报表中的认定,审计人员不可能毫无疑问,因而这就要求他们应获得发表审计意见所必要的把握。……只有当财务报表的主要项目被排除重大疑问之后,才能发表不带附带条件的审计意见。这一要求可视之为“排除职业怀疑”标准的雏形。排除职业怀疑的证明标准并不意味着要排除任何怀疑,而是排除那些根据普遍接受的专业常识和经验而被认为有合理的可能性或者或然性的怀疑。
三、审计证明的理性标准
证明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日常生活中,当人们提出的主张遭至别人反对,或别人对之半信半疑时,往往就需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之类的方式说服别人。这一说服活动就是证明。作为证明类型的一种,审计证明也是运用(审计)证据论证特定命题成立与否的说服活动。但是审计证明不像科学证明,它不可能像苏格拉底说的“(学者)有权利探索一个论点到它可能引向的任何地方”。[3]再者,审计证明事关利益相关者的切身利益,论证命题成立与否不能任由审计人员说了算。也就是说审计证明还必须设置一定的证明标准,上文已分析了若干种审计证据的证明标准,对于审计证明来说,哪一种标准更可取呢?在作出具体选择之前,还是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审计证明的特征。
在逻辑形式上,不管证明的对象是什么,证明都是由以下三部分组成:论题、证明的根据(论据)和证明的方法(论证)。在审计过程中,审计证明的论题,简单地说,就是被审对象的公允表达。为了便于实务操作,又可将被审对象细化,对于财务报表审计来说,这一对象就被审单位的财务报表,几乎所有的职业规范都将其细化成财务报表认定。修订后的ISA500就将认定概念拓展为交易、帐户余额以及表达与披露三层次的认定框架。[4]交易和事项认定有:发生,完整性,准确性,截止,分类。期末账户余额认定有:存在性,权利与义务,完整性,估价与分摊。表达和披露认定有:发生、权利和义务,完整性,分类和可理解性,准确和估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认定中只有部分认定能够获得强制性证据的支持,其余的认定证据只能劝说审计人员相信其恰如其是。
审计证明的论据是指所依据的从中推出被审项目公允与否的那些命题或判断,我们知道审计证据几乎无法导致确实的知识,审计证明中的证明论据也不能是确实的知识,因而其只有合理的可接受性。审计证明的方法或审计论证,意为审计证明的逻辑表述,它与论题、论据不同的是,它既不是单一的个别判断,也不是所有个别判断的简单总和,而是这些判断所导致的一定逻辑结果的逻辑关系。形而上学地,审计论证有两个层次的论证,其中,一是由所获证据对具体认定的论证,二是由具体认定至报表整体公允表达与否的论证。现代审计是一种抽样审计,从逻辑上说,它应是一种归纳逻辑。在归纳逻辑中,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通常只是概然性(或然性)的。“事实上,……新的全称命题在尚未遇到反例之前,我们可以视之为真。”[5]
由上述审计证明的特征可知,其所需证明的命题或判断并非都是能获得强制性证据支持的,它的证明论据也不可能都是确实的知识,证明论证只是一种概然性的联系。这种说服性的、只具有合理的可接受性的证明,其结果只能是所证命题或判断在未遇反例之前,证明主体(审计人员)信服其为真的。所以,审计职业规范都要求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保持职业谨慎,对所有的被审对象都应以一种职业怀疑的态度对待。只有当其所有的职业怀疑被排除时,才能信服其对象的公允性。故此,我们认为审计证明的理性标准应为“排除职业怀疑”。也正因为这样,莫茨和夏拉夫认为审计学是依赖证据来消除疑惑、获得信念的研究领域。[1]事实上,选择这一标准还有其深刻的哲学基础。
从认识论上来讲,经验主义认为一切知识都起源于感官直觉或经验。经验之所以成为知识源泉的原因是事物间的因果关系,凡是有开端的事实都有其原因,这一真理是和人类经验同时并存的。凡不是感官或记忆所验证的事实情况的一切证明和推理都源于因果关系,人们习惯于在当前的事实和另一事实之间寻求联系。在许多事例中发现两种对象往往在一起,就推论这些对象有因果关系,其中一个事例是另一个事例的原因,进而相信它们有联系。只不过这种联系并不是对象间的必然联系,而是在人的观念中有联系,它产生于重复、习俗或习惯,是一种依赖于经验的心理必然。审计活动也是一个经验运用或利用的过程。关于审计证据,审计人员既不需要绝对的,也不可能得到绝对的。凡是在其执业过程中发现为真的,又被其应有的职业谨慎斟酌过的,在不存在反例的情况下,审计人员就可以合理地接受它并据以采取行动,所以,审计人员不可能在超出其执业经验最大范围之外还能有把握地断定它。所谓“排除职业怀疑”便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它并不排除其他事由存在的可能性,而是在其经验世界里这种事由不可能出现。也就是说,当审计人员在其执行具体判断时,他不考虑这种事由,并不是因为他对此没有丝毫疑惑,而是因为在其经验世界里,这种疑惑是没有合理根据的。
审计过程事实上是一个归纳推理的过程,所以其结果的真理性也必然受到这种推理逻辑的限制。推理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前提与结论之间的逻辑联系,也就是前提给结论提供理由或证据。在归纳逻辑中,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通常只是概然性(或然性)的,前提为真时结论不必一定为真,但可能为真。因此可见,归纳推理并不具有必然性的结果。所以也有人说归纳推理是一种非论证性的推理,它的结论所断定的超出了前提所断定的范围,因此在它的前提与结论之间只存在一定程度的概然性关系,从断定前提为真只能得出具有一定概然性的结论。[6]由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审计活动从科学方法论的视角来看,是一个归纳的过程,从方法论的本质来讲,其最终结果只能是一个或然性的。也就是说,审计人员只能在其所能收集到的审计证据的基础上,以某种程度的内心信念相信被审信息是公允表达的。
因此,从认识论基础和科学方法论角度来讲,“排除职业怀疑”标准体现的是一种认真和科学的态度。这一标准尽管不是绝对的,但也不是给含糊不定留有余地的。它的选择只是考虑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局限性而作的次优选择。它和其他标准一样,就标准本身来说,都不具备可操作性。因为无论确定什么样的证明标准,对证据的评判都是一个主观的过程,都是无法量化的。人们所能做的只有对这一主观过程进行规范。“排除职业怀疑”标准的实现最终也依赖一定的程序予以保障和规范。
四、审计证明标准的兑现与保障
在审计实践中,审计证明标准的实现与保障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主观方面,当审计人员判断被审项目公允与否时,其内心状态是否真的达到了证明标准。这完全是一个主观方面的问题,对此的判断亦只能依赖于审计人员的职业素质、职业道德以及个人信念。
二是当审计人员宣称其内心状态已经达到证明标准的要求时,则此项要求就构成了对审计人员的有效的约束,这一问题也开始从主观走向客观,并具备了可控的性质。在现代审计中,证明标准的客观化是借助一系列程序和制度来实现和保障的。
首先是审计工作底稿的要求。审计工作底稿要求是审计执业规范的基本内容,对审计工作底稿的认识,各国审计职业规范大致一样,都认为它是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形成的审计工作记录和获得的资料,它应该如实反映审计计划的制定及其实施的情况,包括与形成和发表审计意见有关的所有主要事项,以及审计人员的专业判断。由此可见,审计工作底稿所记录的是审计人员的主观方面客观化的整个过程。所以,对审计工作底稿的要求就是对“排除职业怀疑”的判断过程的最基本的限制与规范。
其次是对审计计划与督导的要求。常言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审计工作也是如此。因此各国审计规范都对审计工作的计划作了明确规定,要求审计工作应当充分计划,如有助理人员,应予以适当督导。总体审计计划的核心就是一个审计策略(思路),具体审计计划是依据总体审计计划制定的,对实施总体审计计划所规定的各项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范围所作的详细规划与说明,它是指导、控制助理人员工作的重要手段。所以,审计计划已经成为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实现“排除职业怀疑”证明标准的基本前提与要求。同时,为了保障审计人员真正达到与实现“排除职业怀疑”之标准,事务所还应当建立分级督导制度,并要求各级督导人员对各层次的审计工作给予充分的指导、监督和复核,必要时应当聘请相关的专家进行协助。
第三是对复核与行业复核的要求。往往一项审计具体工作是由一名审计人员独立完成,审计人员对有关背景知识的理解、对有关事项的判断等整个具体审计过程可能会出现偏误。因此,在整个审计工作过程中,要求通过一定的程序,经过多层次的复核就显得十分必要,以便尽可能避免虚假实现“排除职业怀疑”之证明标准。审计工作底稿是审计人员整个审计工作的记录,所以,审计职业规范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应结合本所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实用有效的复核制度,以便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保证审计计划的顺利执行、减少或消除人为的审计误差。不仅如此,各国审计职业管理机构还要求其会员在一定时间内接受一次强制性的同业互查,并将检查报告向社会公开。例如,为了保护社会公众利益,AICPA的会计师事务所管理部提供资金成立了公共监督委员会(POB)。④该委员会由声誉良好、职业经验丰富的审计人员组成,并密切关注SEC执业管理部的活动,不定期地向社会公布调查报告。在这种职业监管及公众舆论的约束下,审计人员对被审项目的判断不得不慎重行事,并切实遵守“排除职业怀疑”的证明标准,为其审计意见提供合理基础。
篇3
案件
2002年7月-2004年7月间,某亚麻企业向某海关申领了B29082301155等8本加工贸易手册。在上述手册项下的加工贸易生产过程中,实际产生了部分副产品,即601565.32公斤短麻。但是,通过向海关提供虚假手册核销申请呈批表和情况说明等手段,该企业将其中一部分副产品报成边角料,其向海关申请补税的短麻数量仅为458657.84公斤,瞒报数量为142907.48公斤,价值人民币2091002.293元,偷逃税款为404980.58元。案发后,海关将案件移交给该市检察院。在刑事办案过程中,检察院认定此纺织公司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但鉴于犯罪情节轻微,决定追缴赃款,不予,并建议由海关的缉私分局对当事企业做出行政处罚。2006年4月,海关对当事企业做出追缴走私货物等值价款1686021.71元人民币的行政处罚决定。企业不服这一决定,于2006年8月2日向该海关的上一级海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
行政复议
当事企业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称:1.公司并没有走私、偷逃税款的故意,而是依照海关与全国亚麻行业间形成的定例进行工作,并且在文件的理解方面与海关存在差异,因而不应被认定为走私;2.本案在经司法机关做出司法判断的情况下,又做出行政处罚,违背了《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所确立的“一事不再罚”的原则;3.基于上述理由,请求复议机关撤销其下级海关的行政处罚决定,并退回相关税款。
复议机关审理后认为,《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而在本案中,检察机关认定该企业的行为属于走私行为,但其刑事责任已依法免于追究,这就与下级海关依据《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所做出的行政处罚不相矛盾,下级海关并未构成对该企业的第二次行政处罚,也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另外,该企业存在偷逃税款的主观故意,其在调查笔录中对为少交国家税款而瞒报短麻数量的事实供认不讳;而在客观上,它又采用了向海关提供虚假手册核销申请呈批表和情况说明的手段,瞒报短麻的实际内销价格;同时,下级海关依法据实核定单位耗料量的行为并不影响申请人如实履行申报加工贸易过程中实际产生副产品短麻数量的义务,因此,该企业提出的下级海关没有按照单耗标准进行核定、公司没有故意偷税的理由不能成立。
此外复议机关还认为,作为被申请人的下级海关做出上述行政处罚决定时,证据充分、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也正确无误;而在处罚过程中,该海关还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将已由检察机关追缴的赃款数额予以扣除,此做法也合理合法,应当予以支持。因此在2007年5月9日,复议机关对本案依法做出行政复议决定:不予支持该企业的行政复议申请,维持原海关的行政处罚决定。
法庭诉讼
行政复议决定做出后,当事企业仍不服原海关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和复议机关做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于2007年5月30日向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07年7月12日,该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本案。法庭上,当事双方着重围绕如下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原告以单耗标准而非实际情况进行报核,其主观有无故意,从而是否构成走私行为。该企业辩称,其向海关进行报核的短麻数量已经高于同行业标准,且几乎所有的同类大型企业都是如此操作,因而该企业的行为不存在主观故意,不能认定为走私。做出原行政处罚决定的下级海关则认为,原告违反了如实申报原则,自2002年起即通过提供虚假手册核销申请呈批表和情况说明的手段,尽量靠近单耗标准的上限,达到表面总量的平衡,实际上却故意将部分短麻报成边角料,以骗取海关核销,从而使部分短麻脱离了海关监管。因此,原告主观故意明显,属于连续走私行为。
2007年8月6日,该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宣判,认定如下:根据亚麻公司的工艺,短麻应是副产品,生产中产生的落麻、风道麻、纱头、回丝等为边角料,但原告将短麻混同落麻、风道麻等作为边角料,利用国家亚麻纱单耗标准的最高上限向海关瞒报短麻数量,违反了如实申报原则,而其所说的行业标准也不具有法律上的对抗效力,且具有主观故意,因此,其行为符合《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七条第四项规定,构成走私行为,故判决被告海关胜诉,维持其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此后,原告企业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生效。
此案引起了国内诸多亚麻纱企业及其行业协会的关注。关注的焦点是:行业标准究竟是否具备法律效力,企业应当依据行业标准还是海关标准,亦或是依据实际生产情况进行申报,而海关应当如何确定单耗标准。
“标准”的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规定:“国家标准”指的是“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而“行业标准”指的是“没有国家标准而又需要在全国某个行业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企业标准”指的则是在“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情况下制定的作为组织产品生产的依据的标准”。可见,根据相关法律,在有国家标准的情况下,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一概不具备法律效力,国家标准是唯一基准。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又规定,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在企业内部适用。因此,即使是在存在国家标准的情况下,企业标准似乎也有其独立性和正当性。但即便如此,在上述案件中,当事企业所称其申报数量已经高于同行业标准,也只能说明该企业制定的企业标准不同于其行业标准,其效力只适用于企业内部,对外不具备对抗效力,在国家实施了关于亚麻单耗标准的情况下,仍须以国家标准为依据。
申报的“标准”
关于企业向海关进行申报的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单耗管理办法》第三条和第七条分别规定:“单耗”是指“加工贸易企业在正常加工条件下加工单位成品所耗用的料件量”,“单耗标准”是指“供通用或者重复使用的加工贸易单位成品耗料量的准则”,“单耗标准设定最高上限值”。
篇4
舞蹈是以经过提炼加工的人体动作作为主要表现手段,运用舞蹈语言、节奏、表情、构图等多种基本要素,塑造直观的动态的舞蹈形象,表达人的思想感情的一种艺术形式。
有人把舞蹈与音乐共同归为“表情艺术”一类,这说明舞蹈与音乐都是以抒情性为主要审美特征的艺术。
事实上的确如此,舞蹈的抒情性确实是显而易见、不容置疑的。对此,古今中外的许多艺术家们都已经达成共识。我国汉代的《毛诗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就把人类表达情感的方式与手段分为语言感叹歌唱舞蹈四种,这四种是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层层递进的,舞蹈虽然是“无声的艺术”,但它却“此时无声胜有声”,超过所有的语言,成为人类表达情感的最高级方式与最后手段。这其中的奥妙,是值得认真玩味与体悟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舞蹈艺术作品强烈的抒情性就是最为有力的证明。例如《红绸舞》所抒发的热烈欢快之情,《荷花舞》所抒发的奋力拼搏之情,《罗密欧与朱丽叶》所抒发的爱国主义激情,《玉卿嫂》所抒发的爱之悲情,《残春》所抒发的对人生的婉情……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舞蹈艺术的抒情性审美特征,来源于它的本质属性与特殊手段,它通过舞者的形体动作的力度强弱、节奏快慢、幅度与能量大小等等方式,表现出人的丰富复杂、细腻深刻的内心情感。
由此可见,舞蹈是由内在的心动、情动去驾驭外部的形动、体动的,舞蹈的人体,是由内心驾驭的人体;舞蹈的心灵,是由人体外化的心灵。身心一致,表里统一,形体与心灵水融,便构成了舞蹈艺术抒情性的特殊审美特征。
明确了这一点,舞蹈表演就必须以抒情性为出发点与落脚点,把情感作为一条表演中的贯穿线,达到情感表现的至高境界,收到“以情动情”的最佳艺术效果。可以说,舞蹈家与“舞蹈匠”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有情与无情。
二、形象性
形象性也是舞蹈艺术重要的审美特征之一。
舞蹈的个性形象塑造,完全依靠演员的形体动作为实现。舞蹈形象主要是指以舞蹈动作、姿态、表情、造型等手段所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或拟人化的动物形象、植物形象、器物形象等。
舞蹈的形象塑造,是舞蹈抒情性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说,要想抒发好情感,就必须首先塑造好形象。例如女子独舞《雀之灵》,就首先塑造出新颖、独特、空灵、秀美的孔雀的动人舞蹈形象,然后才通过这一感人的舞蹈形象抒发出爱大自然的万物、天人合一的美好的思想感情。又如民族舞剧《红楼梦》,也首先成功地塑造出男女主人公贾宝玉和林黛玉动人的舞蹈形象,充分地刻画出贾宝玉天真纯洁、正直无私的叛逆性格与林黛玉多愁善感、高标傲世的性格,从而表现出这一爱情悲剧。
明白了舞蹈形象性的审美特征,舞蹈表演就要通过各种艺术手段为塑造形象服务,所有的高难技巧动作,都是为塑造形象服务的,而不是单纯的技巧展示。也就是说,要把各种技巧动作化为舞蹈形象的血肉。
三、韵律性
韵律性也是舞蹈艺术重要的审美特征之一。
所谓“韵律”,原指诗歌中的声韵和格律,是诗歌形式美的重要方面,主要包括音的高低、轻重、长短的组合,音节停顿的数目与位置,节奏的形式及数目,押韵的方式及位置,以及段落、章节的构造,还有平仄、对仗等等。
舞蹈艺术借用“韵律”一词,指的是舞蹈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美的规律,这种美的规律构成了舞蹈的韵律美。平时人们所说的“舞蹈语汇”,就包含了这种韵律美,也有人称之为“动律美”。
篇5
申请人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电话(含地区号):
传真(含地区号):
组织名称:
商标注册号:
类别:
申请补证理由:
申请人章戳(签字): 组织章戳:人签字:
注:
1、未委托的,不需填写项目。
2、收费标准:补发商标注册证费1000元。
篇6
我问他话,他不理,没争没吵,直接把能砸的全砸了,包括这幸运的电脑……他出去走了一圈,然后回来。
坐在楼下特安静的说“朝梅,我们离婚吧”我虽然看不见他当时的表情,但我感觉到他是很从容说出这话的。
“嗯,好!只要是你愿意说出来,我就会成全你!”
“年底回去办离婚手续吧?”
“不,现在吧,越快越好!”
没有围观的人,没有父母在场,不争不吵,很安静的、两个人决定着……
当他说出那两个字时,我不恨他也不怪他,他在我心中的形象一点也没被损。在安静而且愿意承担家务的女人眼中,他可以算是个好男人。可我不愿意一个人承担家务……就算我再怎么狠心也不会出手伤他,我不愿意给任何人留下伤痕。
要是他能找个会过日子的女人,他们的小家一定会是幸福的。要是他爱打扮自己的话外表上看也是个不错的男人,我的审美观一般般,但没觉得刘德华有多迷人。
我心中的好人:脾气还好,不骂脏话、不酗酒、不在外面乱搞、工资也还行、尤其节约、对他父母特孝顺……
他应该找这样的对象:温柔、贤慧、家里家外全包而且不黏他的女人
我在家是这样的:脾气特不好,像鞭炮似的一点就爆;特强调‘安全感’却特没安全感;家务讲究‘平等’;花钱‘必须品类的就算借钱都要买到手’我,不好吃也不好赌,但我从没觉得买点衣服是奢侈,而且是相当便宜的……
我和他们一家人的“消费观”完全不一样,他们家强调的“节约”,我觉得不用太节约,活着,还是要跟得上潮流,虽然我不入流但也不能太落后。
当我想到彬彬的话,心里能平衡许多“爱情是爱情,生活跟爱情不一样”。
是的,当他爱你的时候是真的爱你,不爱的时候也就是真的不爱了
篇7
所谓的正品剪水洗标就是将物品上的水洗标签将其剪掉。因为水洗标是几种特殊材料做的标签,在正品的衣服出厂时就会将会洗标剪去,以证明该产品是正品。
水洗标是几种特殊材料做的标签。它的实质也是一种标签。只是在材料上跟普通纸质的标签有所区别。主要应用在服装行业,家纺行业,箱包行业里,主要是打印一些服装参数和注意事项。可过洗不掉色。
(来源:文章屋网 )
篇8
1、身份证第三、四位表示市(地区、自治州、盟及国家直辖市)所属市辖区和县的汇总码。其中,01-20,51-70表示省直辖市;21-50表示地区(自治州、盟)。
2、公民身份证号码按照GB11643—1999《公民身份证号码》国家标准编制,由18位数字组成:前6位为行政区划分代码,第7位至14位为出生日期码,第15位至17位为顺序码,第18位为校验码。
3、第18位号码是校验码,目的在于检测身份证号码的正确性,是由计算机随机产生的,所以不再是男性为单数,女性为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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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地址: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
职务:
商标组织名称:
地址:
评审请求:
事实与理由:
附件:
申请人章戳(签字) 商标组织章戳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说明:
1.此书式是供当事人依据《商标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撤销注册商标复审申请时使用的申请书样式。申请人只需按此申请文书样式要求书写申请书,不受此文书样式篇幅限制。
2.申请人按此文书样式提交的撤销注册商标复审申请书,应打印、印刷或者用钢笔、毛笔书写。
3.申请人所提出的"评审请求",应写明所依据的《商标法》及其《实施条例》的具体条款和具体请求。申请人对部分商品或服务提出注册商标争议裁定申请的,须在"评审请求"中写明。
篇10
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
【法律依据】
《土地管理法》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按照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倍数进行计算,补偿倍数最高不得超过3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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