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精神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长征精神，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幼承家训，勤研不辍

饶宗颐老先生对国学的笃好是有家学渊源的。饶家世代经商，在当时堪称潮州首富。饶父尚喜买书、藏书，有书达十万卷，且工于诗文，精于考据，著有《佛国记疏证》、《潮州西湖山志》等书。在此熏陶下，幼时的他更多地对国学表现出了强烈的情趣爱好和钻研精神。饶老的父亲不到50岁便过世了，于是，他毅然将乃父生前未完成的《潮州艺文志》编撰成书，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后来此书得以登载，产生了广泛影响，也确立了饶老的学术地位。

饶老就此曾说，“我父亲一面做生意，一面也读书做学问，因此家里有很多书，大概有几万本。我小时候就在这些书里，很早就念了很多书。后来，我对钱越来越没兴趣，父亲的钱到我手里变得越来越少。看来，我只能做好一件事，就是把他的学术研究继续下来。后来我就变为纯粹向学术方向发展了。可以说是家庭教育，是家学，使我走上这条路的。”看来，家训的引导、对国学的强烈兴趣和自身的不辍努力，再加一点人生的因缘际会，造就了一位在经学、宗教学、佛学、文学、词学、甲骨学、敦煌学、考古学、史学、目录学等领域均取得极高成就，在诗词、书法、绘画、音乐诸领域均有极高造诣，精通六国语言，著作逾千万言的一代国学大师饶宗颐。

治学严谨，精益求精

饶老在学术上与艺术上的造诣均达到一定水准，他集学问与艺术为一身，以其博洽周流、雅人深致的境界，成为当代罕有的国学名人。同时，他的文化世界具有自信、自足、圆融、和谐的特点。整个二十世纪，一般知识人士都觉得一定要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新派”与“旧派”之间做选择的时候，他却没有一点焦虑与困惑。在他的眼界里，东方与西方没有鸿沟，古代与现代之间没有裂罅。饶老的学问、艺术与文化人格、与香港一地有极为重要的相似性，是特殊的地缘所造就的学术文化史现象。

饶老做学问的方法与他人从点做起不同，他是从上下左右来找连带关系。其丰富的想像力，在别人看着没关系的地方探究出其中的关系。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何以能够在诸多学术领域和艺术领域取得常人难以取得的成就。他对学术研究有着十分广泛的兴趣，这使得各个领域能够互相联系、互相启发、相得益彰。饶老治学的另一个特点是敢于否定自己，不断修正、自我改进。他认为，怀疑精神是做学问的基本条件之一，学术上就是要敢于怀疑。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评论饶老时说：他最能发现问题，最能提出问题。饶老认为这说出了他的心里话。

饶老治学中还严格要求自己。他说，写出来的东西不愿意马上发表，一般要先压一压。他的许多文章是几年前写的，有的甚至有十几年、二十几年，都不发表。比如《郭子奇年谱》，写的时候年方二十，可50年以后才拿出来发表。

另外，饶老认为，他长期生活在香港，是他能够取得成就的一个天赐良缘。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对外交流十分频繁，国际汉学界的各种新资料和新观点都能及时掌握。这使得他可以到各国游学，学术足迹遍及世界，当然眼界大开，所以他写下了“天地大观入吾眼，文章浩气起太初”这一气势磅礴的对联。

淡泊宁静，神怡寿长

拜见饶老时，因为饶老声音低沉，又操闽南语，有些话难以听懂，但是饶老的动作还是让我明白了许多。我特意向饶老请教养生问题，饶老以手指心，我顿时明白，就问：“您是指养生重在修心吧？”饶老点头称是。我接着说：“饶老啊，养生重在修心，也难在修心啊！”饶老伸出大拇指，表示十分同意。

之前，也曾有其他人问及饶老的养生之道，他说，“我对自己的身体很珍重！珍重，就是做学问时，我完全投入，疲倦了，我会停止；吃东西，饱了就马上停止，自己克制自己。自14岁起，我学‘因是子静坐法’，早上会沐浴和静坐，然后散步，晚上9时必宽衣就寝”。再结合饶老一生的经历，他长寿的秘诀总结起来主要有三点。

其一，饶老在治学中深刻践行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国内山川地域自不必说，他的足迹实已遍及世界，并在其中获得了乐趣。饶老曾说：行游天下最大的乐趣，就是我从书本上得知的东西，在所到的那个地方做了亲自的验证。我会满意地说，原来如此；或者是又受到新的启发，产生了新的疑问。回来后，就继续查书、研究，追寻问题的结论。可能因为我的求知欲太强了，经常忘我地走、忘我地想、忘我地读、忘我地追寻，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极大的乐趣。

其二，饶老精擅书画，但中国书画的创作，很讲究一个“气”字。作画时，身姿、呼吸、心神都必须有法度，才能“一气周流”。用饶老的话来说，气不贯通，就好象一个人没有生命。写字、做学问，实际上是把一个人的生命都摆在里面，有“气”、有生命，才会源源不绝。而“气贯”就能神“定”，不受外界的干扰。更何况，饶老曾经长年修习气功定坐，养出了一身“浩然之气”。他也精研佛学，对佛学的“定”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说，佛教讲这个“定”，就是提倡心力的高度集中，培养定力，外出闲云野鹤，返家静如处子。多年来，他养成了一个宁静的心态，排除掉各种烦恼，保证了内心世界的干净和安定，并将这种“定”用在了作学问上。

其三，饶老淡泊名利，甚至时有童心显露。他认为，“和”表现了中华文化的最高理想，在科技领先的时代，更当发扬光大，以免把人沦为物质的俘虏。他对“名”更是看得很淡。有人将他与清末大学者龚自珍、王国维并提。他说，与他们二位比较，自不敢当，但我的好处是活得长命，龚自珍只活到49岁，王国维先生50岁，以他们50岁的成绩，和我多活几十年的成绩比较，是不够公平的；但龚自珍也的确“火气”大了一点，要不，可以更长命，成就更大；学问其实是积微之功，在于点滴之积累；人的生命如同蜡烛，烧得红红旺旺的，却很快熄灭，倒不如悠悠火苗更长久地燃烧来得经济。这其实也暗合了养生宜“灯用小炷，节爱精神”的思想。

篇2

裘昌林是浙江省中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临证四十余载，潜心研习神经内科疾病的辨证之法、用药之道，善于将中医理论与临床巧妙结合，结合现代医学知识，对神经科的常见病、多发病和各种疑难杂病有独到的见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笔者有幸随师学习，现将裘师治疗三叉神经痛的经验作一介绍如下。

1　病因病机

三叉神经痛是指面部三叉神经分布区内有反复发作的阵发性剧痛，又称痛性抽搐。属于中医学之“面痛”、“偏头痛”、“头风”等范畴。本病易复发，常数年不愈，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裘师认为本病的病位在头面部，多由头面部三阳经络受病所致。“头为诸阳之会”、“清阳之府”，面为阳明所主，五脏六腑气血精华皆上注于头面。由于头面部位易感风邪，故与风的关系密切，或风寒入侵；或外感风热；或肝郁化火，内风上扰；或阳明热盛上攻，清窍被扰，此外痰凝、血瘀、阴虚阳亢亦与之密不可分。其病因病机较为复杂，概而言之有外因、内因之别。

其外因多为卫气不固，外邪入侵，多与风邪有关。风为阳邪，其性轻扬，易袭阳位，上犯头面。又风为“六之首”、“百病之长”，极易兼夹其它邪气。若值严寒之季，或吹袭冷风，或寒邪入里，耗伤阳气，风邪常夹寒邪，寒性凝滞，主收引，使疼痛加重。若值炎热夏季，或居室闷热，或体质素热，腠理时疏时密，将息不慎，则风邪与热邪并致，而致灼热刺痛加剧。故其有风寒、风热之别，而裘师以为临证以风寒多见。风寒之邪循经影响手足三阳之络，引起络脉阻滞，而致疼痛。且可同时挟湿、挟痰、挟瘀。

其内因又有虚实之分。肝郁化火而致肝胆实火上扰，是为实证；如过食辛辣、肥甘，灼伤胃阴，足阳明胃经直达面部，中焦湿热，循经灼伤脉络，多表现为阳明腑实证。若有情志不畅，郁而化火，损及肝肾之阴，虚火上扰，阴虚阳亢则为为虚中夹实证。

同时，其病多迁延日久，久病必瘀，多有兼证，如痰凝、血瘀。当今之人，多食肥甘厚味，脾失健运，痰浊内生，故《丹溪心法・头痛》有“头痛多主于痰，痛甚者火多”，“在左属风，在右属痰”之说。风邪入侵，引动痰浊，流窜经络，脉络痹阻，不通则痛；筋脉失养，不荣则痛。

总之，头为清阳之府，五脏六腑精、津、气血之精华上而荣之，病邪亦可上而扰之。故裘师概括其总病机可为：清窍被扰，筋脉瘀滞。

2　诊治特色

2.1　从风从寒论治：明代孙文胤《丹台玉案・头痛门》中有“头居上体，为风之所先及”且“风邪善行而数变”，这与三叉神经痛时作时止、遇触即发相类似，故本病的发生与风邪密切相关。裘师以多年的临床经验认为风邪兼夹寒、夹痰居多。症见每因外感风寒或面部受凉而发作或加重，面色青紫，喜热熨，四肢软冷或凉麻不利，呈短暂的、阵发的，刀割样疼痛，苔薄白或白滑，脉浮紧或沉迟。风寒入络，气血受阻，络脉阻滞，而疼痛发作。故治疗上予祛风散寒通络，多用羌活、防风、细辛、川芎、蜈蚣、全蝎、白芷、天虫等。寒痰阻络，此类患者冬天易发，每每痛剧，治疗上裘师多用细辛、川芎、全蝎、白附子、陈胆星、制川乌、制草乌、白芷、蜈蚣、天虫等温经散寒，祛风通络。裘师指出，对虚寒型病人，使用温阳药有很好的止痛效果，《素问・调经论》：“血气者，喜温而恶寒，寒则涩，不能去，温则消而去之。”用药如白芷、细辛、川乌、草乌等，但温药易伤阴耗液，常加石膏、知母或增液汤予以兼制。所以温阳药应用不能太过，必要时可适当加养阴清热药，同时应用白芍，这样既能酸甘化阴，又能缓急止痛，使用温药不伤阴，而达到温经止痛的目的。

2.2　从瘀从痰论治：清代《张氏医通》中云：“面痛……不能开口言语，手触即痛，此是阳明经络受风毒，传人经络，血凝而不行。”同时，该病易复发，常数年不愈，病久人络，顽疾多痰，故沉痼不去，痰瘀互结，痹阻脉络，络脉不通，不通则痛，故有上述见症。根据其病理因素的相互兼夹，治法上宜化痰与活血祛瘀并用。裘师常常讲“久病人络，久病必瘀”，治疗上喜用活血化瘀，祛痰通络，方予桃红四物汤加减：桃仁、川芎、赤芍、红花、全蝎、天麻、姜半夏、丹参、白芷、蜈蚣等。对老年体虚之人，更重在养血活血。多加当归、川芎、赤芍、白芍、丹参、蜈蚣、全蝎、蝉衣等。对瘀血症状明显者，尤重用川芎至30g，因川芎为血中之气药，辛香走窜，能上行头巅，下达血海，具有活血行气、祛风通络等作用，是治疗头面部疼痛之要药。如三叉神经痛、血管性头痛等均以其为主药组方配伍。现代药理研究证实，川芎含有生物碱、挥发油，有解痉、镇痛作用，可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调节大脑活动而发挥止痛作用。

2.3　从肝从火论治：《灵枢・经脉》中说肝经循行“上入颃颡，连目系，上出额……，其支者，从目系，下颊里，环唇内”，故肝郁化火，灼伤络脉，则其循行部位出现胀闷、疼痛，肝胆之火均可循经而达头面部。裘师喜用龙胆泻肝汤加减：龙胆草、夏枯草、黄芩、焦山栀、全蝎、川芎、地龙、白英、徐长卿等，清肝泻火，熄风通络。若肝火犯胃，湿阻中焦，循经伤及络脉，则予清肝化湿，和胃通络，方予黄连温胆汤加减：黄连、姜半夏、川芎、天虫、全蝎、蜈蚣、姜竹茹等。若热象明显，可加生石膏、知母、生地、麦冬、玄参等。若兼夹湿热为病，可加徐长卿，白英等。

2.4　加减治疗：若疼痛较甚，裘师善用芍药甘草汤，并指出芍药作主药时，必重用，一般芍药、甘草同用。此外，在较多应用热药时，如细辛、香白芷等，同用芍药，量可以大一些，可防伤阴，一举两得。若疼痛时间长，裘师辨证用药的同时，建议选用一些搜风通络之品，尤善用蛇类药，认为止痛效果乌梢蛇、白花蛇最好。兼有便秘者，裘师指出便干与三叉神经痛关系密切。阳明腑热可循经上扰头面部，可酌情使用大承气汤、小承气汤或调胃承气汤；气虚甚者，可去大黄，以生葛根代之。如便秘而未至阳明腑实程度，或阴亏便秘，可加生葛根、知母、决明子；血虚便秘，重用当归或加火麻仁；肺虚便秘，可加杏仁、瓜蒌仁；肾虚便秘，可加肉苁蓉、胡桃肉；便秘伴睡眠差者，可加柏子仁等。

篇3

在日前国家商务部公布的2006年度“最具市场竞争力品牌”名单中，“富绅”品牌获评“最具市场竞争力品牌”(原中国畅销品牌)，成为服装类唯入选的广东品牌。

据了解，此次国家商务部组织的这次“最具市场竞争力品牌”(原中国畅销品牌)评选活动是2006年以来商务部以“品牌万里行”为切入点，通过建立品牌评价、推广、促进和保护四大体系，全面推进商务领域品牌建设工作。8月份以来，全国3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26个全国性的行业商(协)会向商务部推荐了677家企业，共计736个品牌。经过专家评审和消费者调查等一系列工作，综合各方意见产生220个拟入选，定名为“最具市场竞争力品牌”。除了“富绅”品牌外，还包括海尔电器、红旗汽车、蒙牛牛奶等著名品牌均榜上有名。此次品牌评选活动的收集、评选、公布等过程全部由国家商务部负责，未进行任何商业化操作，目前评选活动结果已由国家商务部在官方网站公布。

对于此次荣膺“最具市场竞争力品牌”，创立于1990年的富绅集团可谓是名至实归，作为国内著名服装生产企业，中国服装协会男装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单位，也是广东省服装协会副会长单位。富绅公司现有职工1800多人，具有日产2万多件衬衫及年产100万套其他系列服装的生产能力，从富绅产品投放市场至今这十多年来，富绅衬衫的销售量一直位居全国衬衫产品销量的前五位。目前富绅公司在全国各省会城市设有50多个办事处，覆盖了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与国内近2000家大型商场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业务关系。富绅服装在畅销全国的同时，还远销欧、美、亚等多个国家与地区。由于富绅公司的雄厚实力和富绅产品的完美品质，使众多的国际名牌争相与富绅合作，以质量要求苛刻出名的日本客户也对富绅的产品深表满意。富绅公司完善的企业现代化管理制度，把产品质量视为企业的生命，使“富绅”牌衬衫的质量全面达到甚至超过了国家标准，符合国标JISL4117衬衫技术标准，并在国家的历次抽检中荣获“优等品”称号。公司通过了ISO9002国际质量保证体系认证；早在2001年富绅服装被确认为“全国服装质量过硬十佳品牌”；公司被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组委会授予“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光荣榜荣誉企业”，并被《中国质量万里行》授予“产品质量、服务质量无投诉用户满意品牌”。

近年来富绅公司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实施一系列大举措，包括在惠州市惠台工业区购买了16万平方米的土地建设富绅工业园：加强国际合作，以富绅(香港)有限公司和伦敦富绅办事处为依托，密切同多家跨国公司业务联系，打开富绅产品在国外的销售渠道，争取获得更多的出口业务；与英国罗森伯律师事务所紧密合作，为“富绅”品牌进入国际市场奠定法律基础。基于富绅公司在服装行业所取得的成绩，惠州市政府划拨3.5万平方米的土地，委托富绅公司建设惠州大型服装城，现已开始规划设计。公司计划未来几年，成为集服装研发、生产、营销于一体的现代化、国际化大型服装集团。

2006年，“富绅”衬衫还获得了国家质检总局颁发的“国家免检产品”称号，据悉，06年“富绅”获得国家、省部级各种荣誉十多项，品牌宣传效果显著。

篇4

首先，专利申请时机的不同将直接导致专利产品的市场垄断权时间起点不同。法律规定，专利有申请之日和授权之日，从申请之日到授权之日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一般情况下外观、实用新型将近一年）。在这一时间段内，因为专利自授权之日起才能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所以既使我们的产品已申报专利，也很难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事实上已有数起不良厂商在我公司专利产品授权前大肆生产出货的事情发生，大大削弱了公司专利产品上市后的市场影响力，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为避免以上情况的再次发生，我们只有提早申请，提早授权，将侵权者透支市场的机会降到最小。

第二，专利申请前的保密工作与专利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例如我公司某产品外观设计在递交了专利申请之后，竞争对手就以同样的外观设计也递交了专利申请，两份申请之间仅隔几日。事后得知，竞争对手窃取了我公司的外观设计之后，马上进行了专利申报，但由于专利人的延误，未能使其抢报专利的阴谋得逞。如果不是人延误的原因，结果可想而知，我公司开发人员的努力及百万元的模具将付之东流，专利产品也将在市场上难以立足。

第三，对所采用或模仿的国外技术，不能过分顾及专利的稳定性问题，应立即申请专利。因为：

1、如果该设计并未在国外出版物上公开发表过，那么即使该设计在国外已公开制造或销售，也不影响其在中国的新颖性。如果将该设计在中国申请专利，从法律上讲是可行的。

2、即使该设计在国外以某种途径公开发表过，但要找到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已公开发表，也是非常困难的，犹如大海捞针，成本高昂。与其该设计被竞争对手申请，不如我公司抢先申请。虽然说这样的申请是有风险的，但是如果我们不申请，我们的竞争对手就会申请，我们就会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事实证明如此，例如格兰仕黑金刚微波炉外观设计一案不就是这样的吗？相反，对于我公司抢先申请的外国公司设计，即使最有条件收集证据的该外国公司向我公司提出意见，我们也能应对自如。如可以采取协议的方式将该专利与该外国公司分享，以共同抵制第三方在我国的生产或销售，而又不至于被诉侵权。事实上我们也做到了这一点。

第四，外观专利申请必须抓住创造点，以取得最大范围的保护。创造点是指专利设计的独特之处，例如某个新的部件或某个新的图案。竞争对手希望运用我公司产品的创新部位设计而不被视为侵权，往往想方设法的在非创新部位进行改动，或者将我公司两个专利中的创新部位重新组合，堂皇上市。这种情况的出现，部分原因在于我方申请专利时，未抓住创造点，专利保护范围未能详尽所致。这是大家应该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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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损害是指不法侵害他人的名誉、姓名、肖像、荣誉、身体、健康、生命，名称等人身权利给受害人的人格、精神、尊严，信誉、品格等造成的非财产上的损害。对于该种损害，早在罗马法中，就规定了赔偿制度，即人身伤害的慰抚金赔偿制度。真正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出现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其完备的制度形态以《德国民法典》的颁布为标志。《德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都规定了“财产以外之损害”即精神损害的赔偿制度。人存在于社会之中，必然存在物质利益与人身的非物质利益，并且这两种利益构成密切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精神权利的价值，重视个人感情和感受对于人存在的价值，重视精神创伤精神痛苦对人格利益的损害。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确立人身伤害的精神赔偿制度是顺应历史的发展。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我国《国家赔偿法》只是规定在特定损害造成名誉权，荣誉权损害时，由赔偿义务机关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只是一种承担精神损害的责任形式，而不是一种对于精神损害的赔偿方式。也就是说，《国家赔偿法》规定对精神损害只是予以补救，而不是赔偿损失。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家赔偿法基本上将非物质性的精神损害排除在国家赔偿的范围之外。

    将精神损害纳入行政赔偿范围首先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与必然趋势。随着生产趋于高度社会化，社会生活已变得日益复杂起来，传统的国家管理方式已无法适应社会发展要求，国家对社会的事后监控逐渐转向越来越多地进行事前和事中的监控；行政管理机关的数量也剧增，政府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成为现代社会运营机制的重要因素。由于行政权力的极大随意性，因此政府的干预极易滥用权力，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法治首先要求建立对行政权力的严格控制制度。建立完善的国家赔偿制度就是监督，控制行政权力的有效途径之一。所以，将精神损害纳入行政赔偿范围，不但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促使行政机关更好地行使职权的需要。

    其次，精神损害纳入行政赔偿范围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实行民主与法治，是现代国家共同的旗帜。依法治国要求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公民个人必须实现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都必须平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违法者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行政机关作为执行机关，在执行法律法规，规章的过程中，违法实施行政行为，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国家应承担赔偿责任，这是实现法治必须支付的“成本”。国家赔偿法只赔偿人身权中的物质性利益，不予赔偿精神性损害的规定，不利于对相对人权益的保护。任何程度的人身伤害都会不同程度地造成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这种精神损害除了肉体伤害本身以外，还会导致肉体病痛与不便，能力及社会评价降低、丧失或降低对于生活乐趣的享受，以及心理上对上述不良状态所产生的消极否定情感即精神痛苦，因此判决侵权人对受害人予以精神损害赔偿，往往比非财产性责任方式更为有利。国家对于受害者的精神予以赔偿，其意义并不在于赔偿金本身，而在于对受害人价值和人格的尊重，体现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与作为相对人的公民之间在法律面前的平等。

    再次，精神损害纳入行政赔偿范围是维护法律规范一致性的需要。在民事领域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被正式确立起来。而在行政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还未将其正式纳入法律规范体系。按照法的一般原理，我国的法律体系由多个法律部门共同组成。民事法律中已经确立了对于精神损害的赔偿规定，在国家赔偿法律制度中，也应当确立对受害人精神损害的赔偿制度，使国家法律的规定具有一致性，从而维护国家法律内容的统一与完整。况且，《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实施，已为精神损害赔偿纳入行政赔偿范围奠定了司法实践的基础，只是侵权人是行政机关而已。所以，从这一层面上说，行政赔偿也应将精神损害纳入其中。

    最后，国家对于精神损害予以赔偿，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国家赔偿制度的通例。在行政赔偿制度发达的法国，赔偿范围正在日益扩大，现在已经从物质损害赔偿发展到精神损害赔偿。1996年11月24日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在工程部长诉勒都斯兰德案件的判决中认为：尽管缺乏物质损害，儿子的死亡给父亲造成的痛苦是可以作为给父亲赔偿的充分理由的，从而在国家赔偿中承认了精神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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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提升本级财政预算审计工作的途径

在本级财政预算审计工作中，需要从以下方面来提高工作质量：

1）要确保预算编制的完整性和全面性，要将政府的各项收入以及支出都要归纳到预算编制中。

2）要重点对税收执法、征收入库统筹、每种非税收入征缴工作、预算部门国有资产处置以及有偿应用收入解缴等状况加以管理，将现有约束型的收入预算执行管理革新为预期型。

3）对日常支出、重点优先保障区域加以特别重视，尤其在民生投入、提升以及约束财政转移支付、财政资金支出竞争性范围等方面，财政审计部门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以及国务院的相关章程，对“三公”经费、会议费以及相关政府建设费用严格把控，执行部门编制管理、政府采购、招投标等，要确保资金投入和资产管理间的有效联系，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促进审计的核心从平衡状态转移到投资预算与政策延伸上。

1.2加强对下级财政审计的管理

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1）对重大的政府政策决定的执行情况以及效应加以关注，主要围绕经济增长、政策革新、结构调整、促进民生以及风险防范等工作上。

2）对国家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以及下属市县债务的预算加强管理，还包括下属的财政制度实行状况。

3）对下属审计部门在财政“同级审”环节出现的要点与疑点进行重点管理。

4）出于对政府综合财务状况的全面审计的考量，需要开展整体的财务报告审计工作，增对下属部门的整体财务工作进行全面的审计，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1.3对财政专项资金审计上加强规范

在遵循审计要紧随财政资金运行状况来开展的原则上，需要从以下途径来审计财政专项资金：

1）重点审计民生专项资金。主要涉及的方面有：农业、农村以及农民、教育、社会保障、医疗体系等。在专项资金审计上，要进行跟踪审计，对整个过程（制定执行预算实行划拨资金）加以规范，杜绝违法违纪现象的出现，切实保障专项资金的安全运行，维护相关方的利益。

2）重点审计节能减排项目、环境整治项目、生态维护项目等的专项资金运用。在倡导新常态的形势下，合理开发资源，实现资源的集约化和高效化应用，促进社会的生态化、文明化发展。

3）重点审计朝阳产业投资项目、技术创新项目、促进区域平衡的经济发展项目，对这些项目的专项资金应用管理加以规范，这样能够在经济新常态下，有效地转变政府职能，同时对财政作用的范围加以明确，促进省级政府财政管理工作的革新，与市场保持良好的协调关系，促进后者主导作用的顺利实现。

1.4加强对政府性投资项目的审计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加大了对一些关系国计民生项目的投资力度。这些投入在政府财政资金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在省级政府审计工作中需要加强对这些投资项目进行审计。首先，审计部门要重点关注政府在投资项目上的决策以及规划，要确保其遵守国家政策规定，与省级发展的步伐保持一致，避免出现管理粗放、铺张浪费、重复建设等现象。其次，提升项目预算的执行力，规范建设项目管理，严格评估投资项目的总体效益。在这些项目中要重点关注征地拆迁、建设招投标、工程设施以及设备的购置、原料的采购、资金运营等，加强监督和管理，杜绝腐败、贪污等各种违反乱纪问题的出现。最后，对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众服务项目建设向社会融资状况加以重点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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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政侵权；国家赔偿；精神损害赔偿

中图分类号：D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3）02-0124-02

法的价值是指法律对社会需求的满足。《国家赔偿法》将精神损害赔偿列入国家赔偿范围从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公民的权利，但由于缺乏标准和尺度，使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价值大打折扣。

一、行政侵权精神损害的特点

（一）损害具有复杂性。行政侵权行为对主体合法权益的侵害，既会产生直接的物质损害，也会产生伴随性的精神损害。[1]

（二）损害具有很强的秘密性。由于精神损害的无形性，行政侵权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往往被伴随的物质损害所掩盖。

（三）损害具有广泛性。由于行政行为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因此行政侵权行为也存在普遍性和广泛性。只要是行政侵权行为，不论侵犯的是公民的人身权还是财产权，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一定的精神损害。

（四）损害程度难以计算。由于精神损害具有非财产性的特点，单纯用生理或者心理的方式无法计算出损害的程度，因此衡量损害程度具有相当大的困难。

二、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

（一）法律规定模糊

《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从法律用词来看，此处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似乎仅是抚慰性质，背离了以赔偿责任为基础的《国家赔偿法》的立法宗旨，这一立法技术上的重大缺陷，造成司法实践中出现人身自由等人身权受到侵害而得不到精神损害赔偿的现象。

（二）赔偿原则单一

从《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的赔偿方式来看，立法者试图建立非财产性赔偿与财产性赔偿相结合的赔偿制度，由于行政侵权精神损害具有难以量化性，因此衡量损害程度具有相当大的困难。单一原则对其进行量化势必会影响到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三）赔偿标准不具体

我国边疆辽阔，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应该适当考虑不同地区的不同经济水平，同时精神损害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具有一定的外在表现形式。我国在弥补受害人精神痛苦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符之间需要寻找最佳结合点。否则同案不同判，使整个社会对司法正义产生了质疑，也让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饱受诟病。

三、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发展滞后的根源

任何一个具体法律制度都根植于本土的实际国情，我国立法者对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不够重视，显然是受到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背景的制约。

（一）责任型政府观念未深入人心

在现代民主观念中，政府是受人民委托的行使一定权力的机构。政府必须以行为对人民负责，受民意机构控制，如果侵犯了人民的合法权益，就要承担法律上的赔偿责任。[2]而在中国国民的传统观念中，政府和官员高于百姓，当政府及官员的职权行为侵犯自己的合法权益时，往往委曲求全，通过上访申诉，通过法律来维护自己权益的意识淡薄。

（二）国家财力的有限性

国家赔偿的范围和程度毫无疑问是与国家财政状况息息相关的，客观地说这是造成现行国家赔偿法限制可赔偿范围的重要原因。但是行政侵权造成的精神损害不单单是对公民个体精神层面的损害，更多的是对整个社会制度的一个否定，意味着程序的不正当合法，以及国家对社会法益保护的淡漠。

（三）民众法律观念的局限性

几千年的“民不告官”的思想早已经根深蒂固，仅仅靠改革开放这几十年就想彻底改变所有民众的价值观无疑是困难重重，而改变民众封建思想最重要的是制度先行，只有制度完善了才能够让民众对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有理性的认识，让民众更具有主人翁意识。

四、完善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议

（一）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性质的厘清

《国家赔偿法》中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改为精神损害赔偿金更为恰当。精神损害赔偿金不仅做到了行政机关的权责统一，而且也符合《国家赔偿法》以赔偿责任为基础的立法目的，精神损害赔偿金能更全面的保护受害人的合法利益，限制行政权力的滥用。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可以起到抚慰的作用，但人道主义的慰藉你能替补责任的追偿。

（二）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原则多元化

我国目前实施的《国家赔偿法》已经建立了财产性赔偿与非财产性赔偿相结合的赔偿制度。除此以外，还可以参照以下原则：

1、精神损害物化原则。虽然精神损害不能用金钱作为尺度来衡量或转让，但在侵权行为发生之前后，受害人的精神状况会截然不同，精神的影响势必导致被侵权人物质财富产出的降低和社会评价降低。正如德国著名犯罪学家施奈德所言：对于受害人来说，与其说赔偿具有金钱方面的意义，不如说他们更重视赔偿代表国家和社会的法庭以及犯罪本人承认他作为人的价值的表示，作案人伤害了受害者，必须支付赔偿，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看到司法体系对自己的尊重和承认。精神权利本身没有物质内容，在对这种损害进行物质赔偿时，必须对其进行量化，才能更好的保护受害人。

2、单独负责与连带负责相结合原则。在行政侵权中也存在共同侵权，因此在确定赔偿数额时，要根据两个以上侵权主体在共同侵权行为中所处地位，所起作用大小，过错程度并且结合其他因素决定各个侵权主体应当承担的赔偿数额，避免粗糙的一刀切，由各主体平均分担。这样既保护了受害人的利益，同时也做到了权责统一。

3、法官自由裁量有限原则。由于非财产的精神损害没有具体的形态可供度量，因此这类案件的处理必然赋予裁判者自由裁量权，以便其在法定的幅度内，合理确定精神赔偿金的数额。当然，这一原则并不意味着法官可以随心所欲。由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复杂性，会增加法官自由裁量的难度，因此必须强化和增加法官自身素质，使其做出的裁量符合通常的事理、情理和法理。[3]

（三）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标准

1、受害人标准。从受害人角度考虑，年龄、家庭成员、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数额。由于对人身权的侵害，往往会影响到受害人和其家属的生活，因此必须考虑受害人的家庭经济状况。例如：家庭财产状况，家庭可预期的经济收入，其他家庭成员的经济收入等。如果受害人家庭经济状况较差，而收入又主要依靠受害人获得，则在行政侵权行为使受害人丧失或减少劳动能力时应多判给精神损害赔偿金。

2、行政侵权人标准。首先，行政侵权人的过错程度。这样既弥补受害人所受精神痛苦，同时也能起到惩戒行政侵权人的作用。其次，行政侵权人的侵权情节。依据侵权的方式、手段、场合、次数和持续时间等具体情节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以发挥法律的补偿、惩罚、引导和指引等功能。最后，行政侵权人的态度。对拒不认错的行政侵权人可判以较高数额的精神损害赔偿金，以补偿受害人的精神损害，也体现对其侵权行为的惩罚。

此外，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侵权行为发生地的实际生活水平都是法官自由裁量时应考虑的因素。

从某种角度来说，受害人精神上所受到的伤害远远大于物质上的损失。而对于国家行政侵权精神损害的保护也体现着一个国家法治进程的发展。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人们更加关注精神层面权益的保护和完善。保护人权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根本目的和任务，人格权作为人权的重要内容理应是民主国家人权保护的核心内容，当公民人格权侵害时，就其所受严重的精神损害，国家有责任使其得到赔偿。

参考文献：

[1]丁恒越.论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J].法制与社会，20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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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抗精神病药；精神分裂；药物经济学；精神障碍

[中图分类号] R956 [文献标识码] C[文章编号] 1674-4721（2011）07（c）-182-02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精神障碍[1]，为了达到控制病情发展的目的，很多精神分裂症患者需要长期服用抗精神分裂药物，因此如何选择经济适用且疗效好的药物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笔者运用药物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本院2009年1月～2011年1月收治的160名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应用的抗精神分裂的四种药物的成本-效果，从而为临床选择有效和经济、安全的治疗方案提供合理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2009年1月～2011年1月收治的160例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年龄14～68岁，平均（46.8±10.8）岁，病程7～36年。所有患者都经过两名以上精神科医生确诊，无酒精或药物依赖、器质性脑病等重大躯体疾病，且所有患者都根据《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2]诊断为精神分裂。将全部160例患者随机分成4组，A组为服用利培酮组，B组为服用齐拉西酮组，C组为服用富马酸喹硫平组，D组为服用奥氮平组，四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无明显差异，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四组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依据病情调整用药的剂量，也可根据情况使用盐酸苯海索和苯二卓类药及一些中药，但不与其他抗精神病药合用。

1.2.1 A组患者服用利培酮片（risperidone），商品名：索乐，1 mg/片，平均每天用量为（2.3±0.7） mg。

1.2.2 B组患者服用盐酸齐拉西酮胶囊（ziprasidone），商品名：思贝格，20 mg/粒，每天平均用量为（116.0±4.3） mg。

1.2.3 C组服用富马酸奎硫平片（quetiapine），商品名：思瑞康，200 mg/片，每天平均用量为（551.6±50.4） mg。

1.2.4 D组服用奥氮平片（olanzpine），商品名：欧兰宁，5 mg/片，平均每天用量为（10.1±2.6） mg。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0.0建立数据库并进行统计学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学分析及两样本率的显著性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2 结果

2.1 确定成本

药物经济学的成本除了包括药物成本之外，还包括给药、治疗、检查、时间等成本，本次研究中笔者只计算抗精神分裂药物的成本及出现不良反应时使用药物的成本，因为患者都是住院患者，所以除药物成本以外，其他成本都是相同的，依据2009年5月的价格计算药物的成本[3-4]，利培酮：2.51元/mg，齐拉西酮：3.45元/20 mg，富马酸喹硫平：14.8元/200 mg，奥氮平：12.79元/5 mg。每组的用药成本是抗精神病药成本+盐酸苯海索+苯二氮卓类+治疗闭经药物成本。A组：668.88元，B组：1891.44元，C组：7 973.53元，D组：2 425.86元。

2.2 效果的确定

2.2.1 治疗效果效果用某种特定治疗目标或非货币单位表示[5]，是指被关注的特定药物治疗方案的临床结果。笔者此次研究治疗前、后的第1、2、3个月采用副反应量表（TESS）评定不良反应，即基本治愈：大于76%。显效：50%～75%，进步：25%～49%，无效：小于25%。此次研究用4种抗精神分裂症药物的显效率来表示。用t检验所得数据。

各组治疗前后效果比较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B组盐酸齐拉西酮组治疗效果明显好于其他3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2 不良反应各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见表2。

从表2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B组盐酸齐拉西酮组的不良反应明显少于其他3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 成本-效果分析

成本效果分析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用成本最低的治疗方案去达到某一治疗结果，成本-效果比（C/E）是采用单位效果所花费的成本来表示[6]。这一比值越低，表示增加的一个效果单位所需增加的成本越低，该方案实际意义也越大。4种治疗方案的成本-效果分析见表3。

3 讨论

从以上分析结果来看，成本-效果比值最低，所用费用最少的是利培酮组方案，因此简单的从成本-效果比和实用性来说，此次研究的最好的治疗方案是利培酮组。但是，医生选择最佳方案不仅要考虑成本最低，还应注重防治措施的社会效果，因此最佳治疗方案不仅要成本最合理，其疗效也要最好，安全也要最佳。因此利培酮方案虽然治疗成本－效果在4组中最低，但发生不良反应率却最高，高达32.5%，所以不应该是最佳的治疗方案。在4组中，齐拉西酮方案的显效率不仅最高，而且也有最低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所以把各方面因素综合，最佳的治疗方案应该是齐拉西酮方案，因为其成本－效果在4组中较低，而且不良反应较少、轻，值得在临床上大力推广应用。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患者的例数不足，很多影响因素没有考虑在内，这些会给研究结果带来一些偏差，今后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孙学礼.现代精神疾病诊断及治疗[J].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84-85.

[2]肖春玲,陈彦方,韦君美,等.精神分裂症382例七轴诊断分析[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4,36(2):79-82.

[3]吴文源,耿林,陆峥,等.旅途性精神病的综合因素分析[J].中华精神科杂志,2006,18(2):95-99.

[4],肖春玲,陈彦方,等.酒精所致精神障碍80例七轴诊断分析[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04,38(4):215-217.

[5]王均,张钧.药物经济成本-效果分析[J].药物实践杂志,1995,13(4):193-194.

[6]孙晓东.药物经济学:概念、方法和应用EJ-I[J].国外医学:药学分册,l994,21(1):l13-15.

[7]TG,Wilner KD,Baris B,et al.Steady-state pharmacokinetics of ziprasidone in healthy elderly and young volunteers[abstract].San Diego: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1997,18(31):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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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阿昌族；民间医；朱文光；肾衰竭治疗；收集整理

中图分类号：R692.5文献标志码：B文章编号：1007-2349（2016）05-0060-02

阿昌族民间医朱文光，生于1943年，云南省云龙县漕涧镇仁山村人。从小传承了父母的一些医术。1963年入伍在62医院参与了半年的外科包扎和抢救病人。1972年退伍回村后，正式拜表兄李华凤（阿昌族传统医药的第九代传人）为师学医3年。1975年开始民间行医看病。1986年起在村卫生室任村医12年，期间多次接受乡村医生培训。1998年起民间行医至今。现主要治疗病种有肾病、中风后遗症、妇科、骨伤、心脏病和糖尿病等。在肾虚、肾炎、结石性肾炎、肾积水、肾囊肿、肾萎缩、肾坏死以及肾衰竭等肾病的认知、诊断、治疗以及用药等方面有其独到之处，近几年每年大概接诊约50个肾病病人。近年来，笔者对其治疗肾衰竭的情况进行了追踪调研和初步收集整理，现报道如下。

1对肾衰竭的认知

朱文光治疗肾病至今约40年，称肾病是“二个腰子的病”。1972年跟师李华凤学习期间，肾病不多见，3年中只收治了几十个肾病病人，而且以外伤性的居多，肾衰竭很少见，但近年来肾衰竭已较为多见。他认为肾衰竭多发原因主要是与环境不好（空气、水和土壤等污染，农药和化肥的滥用等影响肾脏和增加肾脏负担）、饮食过剩（吃商品饲料喂养的牲畜多、吃得多营养过剩、烧烤腌制品、高盐饮食等使肾脏负担过重）、疲劳（过度劳累累及肾脏、跌打痨伤伤及肾脏、营养不良不养肾脏等）、运动少（消耗不了的摄入物质过劳肾脏、肾血流不畅使肾脏不养和功能失常）、身体疾病（心脏问题、感染等治疗不及时累及肾脏、便秘使毒素毒及肾脏和加重肾脏负担）和使用对肾脏有损伤的药物等因素有关。所以肾病多发其实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肾衰竭是肾病晚期的典型表现，治疗难度大，疗程长。

2肾衰竭的诊断

其诊断多采用师承李华凤的“五观四柱脉”法和“冰阳籽籽”法。

“五观四柱脉”是阿昌族传统常用诊断疾病的方法。“五观”是观其面、眼睑和舌的颜色，颜色分为青、黄、白、赤、黑；“四柱脉”为四肢脉。在传承师傅李华凤经验的基础上，又总结了“四柱脉搭、五观看、全身贴，舌头瞧、眼睛翻”的诊断肾病经验，并将摸足脉作为诊断肾病的一个重要手段，认为“腰子”有毛病，两肢足脉都堵，脉弱。

“冰阳籽籽”又叫“槟榔籽”，是指特定部位有微高出皮肤表面、淡紫红色的籽籽出现，是阿昌族医传承下来专用于肾病的诊断方法。主要用于肾炎、肾积水和肾衰竭病程的辅助判断。认为“冰阳籽籽”的出现与体内毒素排泄不畅有关。

肾衰竭的具体诊断方法为：观病人面色、舌色和眼睑的颜色；摸其四肢脉；听心肺；按压腹部不同部位以及肾叩诊，此外辅助“冰阳籽籽”法。操作步骤为：摸病人的双手脉―观舌―翻观下眼睑―同时交叉摸病人左手和右脚脉（或右手和左脚脉）―摸病人双脚脉―听心脏和肺―双手或单手手掌按压病人腹部不同位置（问其是否疼）。最后在病人髌骨由下而上5公分左右的位置，用大拇指和食指相向挤此处皮肤，可见有微高出皮肤表面、淡紫红色的籽籽出现，而“冰阳籽籽”的数量和颜色反应了病人病情的进展程度。朱文光认为，肾衰竭的病人，面色晦暗，黑；舌白，严重的病人舌根偏黑；眼睑灰白、无血丝；手脚脉都弱；手背有黑斑籽籽（毒素在皮肤上的反应）；心力衰竭和心肺积水导致呼吸紧张，晚期心动力弱；四肢无力，嗜睡，头昏头晕；按压腹部感觉微肿，同时牵引肾脏疼痛，有肾叩击痛；胃动力差，吃药也想吐，病程越重“冰阳籽籽”越明显。

3肾衰竭的治疗及用药

朱文光在长期的临床实践过程中，秉承师传，总结经验，认为五脏六腑，肾为第一。肾衰竭的病人，胃肠功能多不好，脾脏虚弱，不思饮食，故每个疗程开始应先调理安抚胃肠，改善胃肠消化吸收和肠道排泄功能，使肾有营养来源，并使服用的药物得以更好吸收，毒素得以通过肠道排除。肾衰竭的病人，毒素和积水已经累及心肺，心肌可能扩张，心脏可发生衰竭，心脏会有积水，早搏、心慌明显，脉时快时慢，肺部和胸膜会有积水，心肺相累出现肺气肿，略动就气难喘，故治疗中需温养心肺，改善胸闷气短，消除心肺积水。而肝脏解身体“百毒”，包括药毒，肾脏和肠道排毒，肾衰竭的病人排不出去的毒素既加重肝肾负担又毒害肝肾，故治疗中还需温补和保肝肾，排肠毒。肾衰竭的病人，周身营养不良，血液循环和质量差，积水多，故治疗中时常需疏调周身通路排出积水，疏通气血和补气补血，滋养周身。在以上调理的过程中，找时机进行消炎排毒的治疗。其策略就是调理温补与消炎排毒相间而行，不以单纯的消炎排毒雪上加霜伤及病人为前提。

基于以上思路，朱文光肾衰竭的治疗用药为：1.调理安抚胃肠方：（1）调整肠胃方：调理肠胃，调养气血，驱寒，排肠胃积水。用此方一小时后再服用其它方药。（2）泻火方：主泻胃肠道、肝和肾火。有润肠、消炎、排毒作用，促进肠道和肾脏排毒及肝脏解毒。主要是体实的病人用，即使肝肾功能不好的病人也可以用。寒气过重和体虚的病人不用或通过一段时间的调理后再用此方。2.温肾养心肺方：（1）心脏2号方：补气血，活血，温肾补心养肺，解除病人胸闷气短、心力弱、耳鸣等症状，以及心烦躁、心急和口干等心脏有火的症状。肾脏有无积水都要用此方。（2）心脏3号方：温补肾阳，活气血，除湿祛寒，解除病人肾阳虚，宗气不足，循环差，体虚体寒等症状。为治疗肾衰竭的主方之一。心脏有火不用此方。（3）炖肉单方：单味药碾成粉与肉同炖，肉熟，吃肉喝汤。温补肾阳，加强心脏3号方的作用。3.滋养肝肾排水排毒方：代表方为腹炎方，滋养肝肾，助肾排水排毒，助肝解毒，使肝肾能发挥消炎、利水、排毒和解毒的功能。也是治疗肾衰竭的主方之一。4.撤水肿方：代表方为炖猪脚方，猪脚烧黄略带焦糊，与药同炖熟，多喝汤，少吃肉。烧猪脚温补驱寒消食，助药温补肾阳，排毒消肿、祛风，以撤除心、肺、胃及腹部和周身的积水。除内服药外，还可通过外用药从肚脐排毒。

朱文光认为，肾病发展到肾衰竭阶段，肾脏及各脏腑功能均受损，出现诸多症状，治疗应以温补为主线，辅以消炎利水排毒。特别强调消炎排毒过了不行，更不能一味单纯消炎排毒；也不能大补，只应温补。故以上各方应相互配合，互为补充，缺一不可，养、补、排相结合。以上各方用药的先后顺序要根据不同病人的不同病情进行安排，重点是在调补方的使用过程中找时机插入使用泻火方、腹炎方和撤水肿方，这样就有个平衡，人不衰，使得肾衰竭病人的主症、并发症和兼症等可以有时间一步一步的解决。

在诊治疾病过程中，除药物治疗外，朱文光也充分考虑到心理因素和依从性对疾病治疗的重要作用，主动与病人交流，讲解病情，缓解情绪，并告诉病人药物煎服方法、不能吃的药物和食物禁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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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神经外科　重症患者　营养支持

神经外科重症患者与其他外科重症患者相比有许多特有的代谢特点，由于外伤或术后患者下丘脑功能受到损伤及受颅内压增高的影响，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胃肠道排空和蠕动功能受到抑制，患者处于严重的应激状态，这种应激状态的特点是机体能量消耗增加，蛋白质和脂肪分解增强，机体负氮平衡，应激性高血糖，肝脏糖异生增加，机体细胞总数进行性下降，此外，肝脏急性期反应蛋白产生增加，白蛋白合成抑制，血浆多种微量元素水平也会发生变化。在这种状态下分解代谢亢进，合成代谢减弱，全身蛋白大量丢失，特别是肌红蛋白的分解，糖皮质激素与多种炎性诱发因子也参与了这种分解过程。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低潮期(约1－2d)、期(约2－14d)、合成修复期（10－14d至痊愈）。在低潮期，由于氧的供需失衡，细胞氧利用障碍及应激性高血糖，营养吸收障碍，不能有效地进行营养支持。期体内能量物质分解亢进，糖代谢和脂肪代谢紊乱，大量肌组织蛋白分解，体质量急剧下降。此期如能提供适当的营养支持，对患者机体的恢复及预后有重要意义。基于此，何时开展营养支持、何种营养方案更符合患者需求便成了摆在医务工作者面前的问题。

由于神经外科重症患者此时胃肠功能减弱，单纯给予全胃肠内营养不但营养不能吸收，而且还易引起呕吐、反流误吸引起呼吸道感染，增加机体负担。单纯应用肠外营养也有其缺点：一、不能提供维持小肠粘膜营养所需的谷氨酰胺；二、同多肽和整蛋白相比，静脉用氨基酸溶液生物利用度低；三、目前应用的脂肪乳剂有免疫抑制；四、由于应用肠外营养不能进食，胃肠粘膜长时间在胃酸的侵蚀下，发生胃粘膜糜烂、溃疡出血，更易引起应激性溃疡。基于以上原因有学者主张采用早期肠内营养和肠外营养相结合的联合营养方法，且一旦患者循环、呼吸稳定即可开始营养代谢支持，越早越好。Baskin和Schroeder的经典研究指出胃的蠕动功能在全身麻醉后1－2天恢复正常，大肠功能3－5天恢复正常，而小肠的蠕动、消化、吸收功能一般在术后几小时即恢复正常，即使在术中小肠的蠕动也未曾停止过。小肠是营养物质吸收的主要部位，神经外科重症患者胃肠道多无明显的气质性病变，有实施早期肠内营养的条件，早期肠内营养的作用不仅仅是维持患者的营养状况，还能维持内脏各器官的生理功能。消化和吸收过程能够增加胃肠道的血液供应，刺激内脏神经对消化道的支配和消化道激素的分泌，为全身和胃肠道本身提供各种营养物质，促进胃肠粘膜的生长和刺激粘液细胞的更新，直接或间接地保护胃肠粘膜地正常结构和维持肠道的生态平衡。并能保护胃肠道的正常菌群和免疫系统。对减少细菌和毒素移位，以及预防肝内胆汁淤积均具有重要意义。早期肠道营养可预防电解质紊乱，减少肠道渗透性及肠道绒毛萎缩，预防应激性溃疡的发生，减少了H2－受体阻滞剂的应用，并且使胆道分泌IgA增加，使肠道菌群保持了正常，从而提高免疫力，明显减少昏迷患者的感染性并发症，促进神经功能恢复。

关于营养供给的总量问题也是众多学者争论的焦点问题，通过测定不同病理状态下机体静息能量消耗变化的幅度，结果发现，饥饿时能量消耗下降30%－40%，择期手术对能量消耗的影响较小，约增加10%左右；严重创伤、多发骨折时可增加30%；感染时的增加可达50%－60%；大面积烧伤时能量消耗增加最明显，可增高一倍左右。31%的患者每日不同时间的能量消耗也会不同，其变化幅度为15%－50%。营养支持治疗开始应用于临床时主张高热量、高蛋白供给，在应用的过程中发现患者并不能耐受，各类营养并发症的发生明显增高。通过对应激状态的进一步研究有学者开始提倡在严重应激期（1周）内采用低能量营养，北京协和医院率先在国内提出“允许性低能量负荷”的概念。在开始几天给予18－20Kcal/Kg.d总能量，0.1g/Kg.d的氮摄入，逐渐增加总供给量，一周左右达到25－30Kcal/Kg.d，0.15－0.2g/Kg.d的氮摄入，热氮比约为100－150：1，同时补充矿物质及微量元素。随着现代医疗技术、镇痛药物的发展，应激状态的能量消耗大大降低，即使在危重期和应激期，患者每天的能量消耗也很少超过30－35Kcal/Kg.d，大于35Kcal/Kg.d将增加机体的代谢负担与肺通气负担，并可能诱发脂肪肝、肝功能损伤、胆汁淤积性黄疸等并发症。

神经外科危重患者有近50%－80%并发神经源性应激性溃疡（又称Cushing’s溃疡），而发生Cushing’s溃疡的总死亡率高达35%－65%。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交感神经强烈兴奋致体内儿茶酚胺类物质大量释放，使内脏动脉痉挛，引起胃粘膜缺血，同时多种因素促使胃酸分泌增加，包括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增加，血中肾上腺皮质激素浓度增高，下丘脑或脑干损伤致中枢自主神经调节功能失衡，胃泌素和胰多肽释放增加，这些因素最终引起胃粘膜病理性损害，出现糜烂及溃疡，进而发生出血，这种有时是致命的。对应激性溃疡的治疗多主张预防性应用制酸剂，但药物暂时抑制胃酸分泌的同时机体会反射性的刺激胃泌素的分泌增加，较高的胃泌素水平又刺激胃酸的大量分泌，这就导致临床工作一方面制酸剂对应激性溃疡的治疗效果不佳，另一方面胃肠道内酸性环境的改变导致有害菌群的大量繁殖。因此治疗应激性溃疡的根本方法还应遵循胃肠道生理需求适量应用制酸剂的同时尽可能早的给予肠内营养稀释并维持胃内PH值在一正常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