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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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 言论自由;保障;限制

一、从“彭水诗案”看言论自由

2006年8月15日,重庆市彭水县秦中飞,用手机编发了一首词《沁园春・彭水》,彭水县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罪”将其逮捕,检察院认定秦中飞诽谤了县委书记和县长,一个半月后,彭水县政法机关无罪释放秦中飞,并向他道歉和发放赔偿金。通过对这一事件的观察分析,可以看出,对言论自由这一公民的基本权利中的诸多问题进行探讨,进一步加深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

言论自由在各国宪法当中有着非常广泛的规定,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条,“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的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力”。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言论自由权可以是口头形式的,也可以是书面形式的,有些国家对言论自由还有更加宽泛的理解,把某种特点的行为也列入言论自由的范围之内。

二、对言论自由的限制

1.基于国家利益、公共安全而对言论自由加以限制已成为许多国家在进行限制言论自由时的常规做法。1919年发生的“申克诉美国案”中,申克参加了准备并向等待应征入伍的人散发“号召反抗征兵”传单的活动,申克和另一位社会主义党官员因为准备并散发这些传单而受到三项指控,初审法院认定三项罪名成立,申克被判六个月监禁,申克不服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一致维持了有罪判决。

该案中霍姆斯提出了著名的“明显的和现实的危险”的言论审查标准,其目的就是在特殊环境下对言论自由的一种限制,写道:“我们不否认,在和平年代的许多情况下,被告发表他在传单中发表的所有言论,都属于宪法权利保护的范围。不过,每种行为的性质都依赖于发生这种行为的各种环境因素。即便是对言论自由最严密的保护,也不会保护在剧场中不恰当地高喊着火了并引起恐慌的人。它也不会为那些发表可能引起煽动性暴力行为后果的言论而受到禁止的人提供保护。无论如何,问题都是发表的言论是否出现在上述情况之下,是否具备会带来国会有权制止的、具有实质性危害的明显的和现实的危险的特征。这是一个接近与程度的问题。当一个国家处于交战状态时,许多可以在和平时期发表的言论都会成为阻碍国家采取行动的负面因素,它们不会存续像人们竭力争取的那么长的时间,也没有一个法院会认为它们应当受到宪法权利的保护。人们公认,如果能证实的确存在破坏征兵工作的障碍,有关言论将承担引起这种后果的责任”。该判决承认了对言论自由的限制,至于在何种情况下受到限制,“明显的和现实的危险”的标准成为当时联邦最高法院审查涉及言论案件的重要标准之一。

2.当言论自由与个人的自由与权益产生冲突时的取舍问题。我国的“杜融诉沈涯夫、牟春霖诽谤纠纷案”中,沈牟两被告因在《二十年“疯女”之谜》一文中涉嫌侵犯原告杜融的人格、名誉权问题而被提讼。一审法院认定两被告人构成诽谤罪,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两被告人不服,上诉到二审法院,要求保护新闻记者的合法权益。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沈牟二人不仅具有诽谤他人的故意,而且实施了诽谤他人的行为,且情节严重,据此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至于两被告人声称要求保护新闻记者的合法权益,二审法院指出,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言论、出版的自由和权力。新闻记者和所有公民一样,在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的时候,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即“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力”,“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三、对言论自由限制应遵循的原则

第一,对言论自由的限制的首要原则――法治原则。现代社会法治原则的核心内容主要是:依法治理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不论国家、集体还是个人都需要以法律为自己行事的标准线,越过这一道标准线就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也是一样的,需要有明确的标准。

第二,对言论自由的限制还要结合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是一个相当广义的概念,通说皆将之分为所谓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以及狭义上的比例原则。狭义的比例原则,是指立法机关所采取对人民损害最小之方法,必须与该方法所欲达成之立法目的相当。实质上这是通过调节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防止超限度地破坏利益与价值均衡。在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之时,在遵循法治原则的前提之下对取舍的各种利益进行衡量,以求最大限度对言论自由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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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婚姻自由；表现形式；特殊群体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6-105-01

一、婚姻自由原则的概念

婚姻是男女两性的结合，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因此合法性成为婚姻的本质属性。①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婚姻自由是指婚姻当事人按照法律的规定，决定自己的婚姻大事的自由，任何人不得强制或干涉。这一概念本身包含着两层含义：1.婚姻自由是法律赋予人们的一种权利，任何人不能强制或干涉。2.婚姻自由的行使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婚姻自由包括婚姻自由和离婚自由两个方面，结婚自由是婚姻自由的主要方面，是离婚自由的基础，离婚自由是结婚自由的重要补充。保障结婚自由，是为了使当事人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结成共同生活的伴侣；保障离婚自由，则是为了使感情确已完全破裂，无法共同生活的夫妻能够通过法定途径解除婚姻关系。

二、对婚姻自由的认识

婚姻自由和其他自由权一样，不是绝对的自由权，而是相对的自由权。行使婚姻自由权，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和要求。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论述过：“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去做了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6〕婚姻自由是每个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但是并不是表示任何人在婚姻问题上为所欲为，婚姻自由不是性解放。绝对的婚姻自由是不存在的，超越婚姻自由的条件和限制就属于滥用婚姻自由的权利。②

三、特殊群体的婚姻自由问题

在世界各国，法律都承认公民的婚姻自由，但是对一些特殊群体的婚姻，很多国家却避而不谈

（一）同性恋人的婚姻自由

同性恋是男人之间或女人之间发生恋爱关系，它与异性恋一样能使双方之间怀有依恋不舍之情。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法律均未对同性恋作任何规定。同性恋人相互之间因缺乏法律依据而不发生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这可能会给同性恋人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同性恋是与婚姻家庭有关的法制盲区之一。③不过在近些年发生了一些变化，社会给予同性恋人同情和理解。美国旧金山政府作出决定，只要同性恋双方自愿提出申请，政府就为其开具证明，承认双方为其“合法伙伴关系。”在我国的婚姻法中规定的婚姻自由原则的前提是男女两性的婚姻，但是对同性恋者的结婚并未规定怎样处置。

（二）两性人的婚姻自由

两性人是指一个人既含有男性的生殖器官，又含有女性的生殖器官。在我国，对两性人的婚姻我国法律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在学术界对两性人的婚姻问题存在较大的争议。有的学者认为两性人因为有男女的生殖器官，无法确认到底是男还是女，所以不能结婚。但有的学者认为两性人可以结婚，虽然他们具有男女两性的特征，但是他们有的是以男的身份自居，有的是以女的身份自居，以此来确定他们的配偶是男还是女。两性人到底能不能结婚，如果是假的两性人，他们的畸形特征是性腺与外生殖器及其它特征不相符合，这种假两性畸形有男假性人与女假性人之别，男假两性人虽有女性特征，但实为男性；女假两性人虽有男性特征，但是其本质仍为女性。这与真两性人不同，因此假两性人不论是否发生都是允许结婚的。因为两性人，一般都是在结婚以后才会被发现，如果是真的两性人，应宣告婚姻无效，解除其婚姻关系。④

（三）变性人的婚姻自由

变性人是指一个男性或者一个女性通过一定的手术改变自己的生理结构，使之转化性别。最高人民法院在给下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指出，变性人在得到户籍所在地的机关（公安局派出所）确认更改性别的，可以结婚。因此变性人的婚姻，只要在得到户籍所在地的机关确认以后可以行使结婚自由的权利。对变性人要求离婚的，法院或者其他人不能因为他是变性人就对其离婚的自由加以阻扰。

四、我国婚姻自由的相关立法及建议

1.我国现行法律对婚姻自由原则作了明确的规定，《宪法》第49条规定：“禁止破坏婚姻自由。”《婚姻法》第2条规定：“实行婚姻自由”，第3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第5条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民法通则》第103条规定：“公民享有婚姻自，禁止买卖、包办婚姻自由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可见，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都必须由当事人自己个人决定。婚姻自由是对封建社会包办买卖婚姻斗争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也是宪法规定的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为了保障我国公民的婚姻自由权，《刑法》第257条规定，“以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迫害被害人死亡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次有斯徒刑。”

2.我国的现行法律虽然把婚姻自由载于我国的《宪法》、《婚姻法》、《刑法》之中，但是并不是有了法律的规定，公民就享有了真正的婚姻自由。在现实生活中，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现象不仅没有消失灭迹，反而在一些地区，特别是在落后的农村愈演愈烈，因此我们必须有效地杜绝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在一定的生产力及生产关系下，要做好婚姻自由的宣传和落实工作：一方面要继续深入贯彻婚姻家庭法，特别是在落后的农村，普及婚姻家庭法律知识，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彻底根除婚姻家庭领域内的封建残余思想。另一方面，要加大婚姻家庭法的执法力度，严格婚姻管理和监督，切实落实婚姻家庭法确立的各项制度，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⑤法院在处理这类纠纷时，应当注意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分别情况，依法妥善的处理。

注释：

①于晶.构造我国的无效婚姻制度[J].河北法学，2000（4）：34.

②巫昌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讲话[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65.

③张海尚.大众法学――婚姻法实用解析[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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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你出生那一天起，就得在父母的教育下成长。

从你上学那一天起，就得在老师的关爱，教育，学校的管理下成长。

从你上班那一天起，就得听从上司，老板的安排，准时上班，做应做的工作。

就算你就是老板，那你也得按照公司的发展做出各种措施，遵守行业的规矩，如诚信等。

就算你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但社会的道德规范，法律法规，你还是得遵守。

太阳早上自东方升起，晚上向西方落去，月亮也只有在晚上才能放射出皎洁的月光，这就是所谓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吧。

再娇艳美丽的花朵花儿，只有在适当的季节才能绽放，再好吃的水果，只有在成熟之后，人们才能品尝到它的美味。

无规矩，不成方圆。

世间万物，无不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

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是滚滚红尘，茫茫人间的一粒微小的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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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由；自我丢失；独立人格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7-155-01

一、自由的外部侵略

外部环境对自由的干预和阻扰是有史以来一直存在的矛盾。这其中既有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之间的冲突又有自由与必然的相互干预。最早最典型的外部世界限制个体自由的方式：消灭自由思想的传播者一肉体。然而随着传播媒介的发展增多，在文字出现之后，思想自由的火花更是漫步到了世界各地，因此限制自由也并非以往消灭人的肉体那般简单。限制甚至是剥夺自由的另一种方式一禁锢或者统一思想也颇为常见。

一直以来，国人的西化思想在不可遏止的疯长。我们不禁在想世界经济一体化到来的同时，我们所进入的是一个文化多元的世界还是一个众口一致的模式化的世界。诚然，面对强大的外部干预，自由权利会一再的缩水甚至会荡然无存，有史以来外部环境对自由的限制的事例数不胜数，而相对弱小的自由权的享有者的成功反抗确实为罕见。

二、自由的自我丢失

惮于外部事例对自由的强大威胁，如诸多大家所言，我们常以为自由是因外部干预而受损的，实际上，自由被限制乃至剥夺更主要的是自我丢失。尤其当外部社会条件越来越好时，更是如此。很多情况下是我们自己没有把握好自由，不懂得如何获取自由并使用自由，结果是是我们自己丢失了自由。我们是如何丢失的呢？自由在卢梭的理论中有诸多涵义，但最本质的涵义就是后来伯林所称谓的积极自由，其核心是自主。即指自己作主，不受别人支配。而对于大多数已经生活在外部自由不受限制的环境中的个体来说，积极主动完全自主的把握自由却极为鲜见。

自由的自我丢失首先就是对自由的乱用。通常的表现是以自己为中心，乱用自由、没有意识的漠视自由，进而则失去自由。当我们在渴望从外部社会、从他人那里获得更多自由的时候，并且甚至一味的不惜代价不择手段的谋取所谓的自由的时候，我们在保障、维护和发展自身的自由方面，做了些什么？

自由的另一种丢失是源于市民主体对于自由的漠视或者说是对一种没有充分的自由的生活的习以为常。一些观念影响自由，而当人们接受这些观念的时候，就是对自由的自我丢失。某种意义上讲，意志上的奴隶更为可悲。因为他们失去的是灵魂；他们的生命不过是行尸走肉，再也不会有什么意义可言。

在我们这个时代，外表上的奴隶越来越少，但意志上的奴隶则仍然浩浩荡荡，无所不在。我们最惧怕一种模式，即在一种外表看似和谐的环境下，每个人独立自主的发展或者追求其自身的自由的这种信念与勇气的丢失，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丢失，从最早的消灭肉体的限制自由的方式到限制人们的思想，没有一种比这种让自由权利的主体自己沉沦并放弃追求自由的手段更加残酷，

三、寻找自由的出发点

人们要怎样来“自我拯救”，如何才能“救救自己的灵魂”、成为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人？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认为人类应当自由形成意见，自由发表意见，否则便是人类理性与德性的毁灭。现代人的权力界限观十分敏锐，在其清楚地得知自由与必然的关系的那一刻时起就愈来愈注重个人的生活领域，或者说，强调一个不受国家强制力干预的私人空间，强调个人权利的不可侵犯性。

那么自由的公民的第一要义是什么？独立的人格是享有自由的基本心理品质。所谓独立人格，是指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它要求人们既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也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力量，在真理的追求具有独立判断能力，在政治的参与中具有独立自主精神。但实践中，我们却经常看到丢弃自由的盲从，实即思想自由的自我丢失，在权威面前的自我丢失。此外，若想从根本上摆脱一种人格依附，除了独立人格的建立还需要有坚定的信念。面对一日千里的社会发展现况，我们的理想信念出现了许多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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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义”成为自由主义的新主题

以罗尔斯正义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兴起为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古典自由主义关注的主题是自由,而新自由主义关注的主题是正义。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2]3 罗尔斯认为正义是评价现代社会制度是否合理的唯一标准。罗尔斯认为正义的内涵首先就是平等。

在古典自由主义时期就已经提出平等的政治概念。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平等也是一种权利,即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权利。 资产阶级尤其强调“天赋人权”,“天赋人权”是指国家不能以任何理由和名义剥夺公民的权利。在强烈的权利意识下,自由也被纳入权利范畴之中。由于基本权利为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每个人都要求一种权利上的平等。因此,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原则,又是权利原则,同时也是平等原则。

古典自由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时期。古典自由主义所处的历史时代决定了它对平等的理解仅限于形式。因为古典自由主义虽然提出了平等的理念,但只是抽象的、形式的平等,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并没有使平等的理念真正实现。罗尔斯赋予平等更加丰富的内涵。罗尔斯认为平等有形式的平等与实质平等之分。一种是政治上的平等;一种是经济上的平等。古典自由主义关注前者,新自由主义关注后者。

形式平等的理念同制度相关联。平等的权利原则归根到底是一种制度原则,这种制度就是法律制度。形式平等就其实质而言就是权利平等,权利平等是由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来保障确立的,法律规定的权利为每个人平等的享有。因此,真正支撑形式平等理念的是现代民主法律制度。

启蒙思想在反抗宗教的思想禁锢和神权统治的运动中产生,当神权统治被了之后,人在上帝面前的神恩平等变成世俗的法权平等。资产阶级革命打碎了几千年的特权等级制度,每个人在政治上的平等以法律制度的形式予以确认,人们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古典自由主义所理解的平等也就仅限于此。这种形式的平等是远远不够的,人类的不平等更多地体现为经济的不平等,特别是在启蒙哲学之后的历史时期。工业革命创造和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许多人并没有因此而摆脱贫困,相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弱势群体更加边缘化。罗尔斯认为这些所有的不平等在于整个社会基本结构和社会分配政策的不公平。因此,只具有形式平等是不够的,必须实现实质的平等。所以他对平等的概念进行了全新的阐释。

二、平等的三种样式

在罗尔斯看来认为平等具有三种样式。它们是自然的自由、自由的平等和民主的平等。

罗尔斯认为历史上前两种平等观念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思想中曾经有着重要影响,即自然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自然的自由是一种基本自由市场制度的平等,它可以被认为是早期自由主义者所坚持的平等。这种平等取消了封建等级制度的阶级差别和固定特权地位,将人看作是完全自由平等的个体。它要求一种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每个人都能有同等的权利进入市场参加竞争,并在市场中尽其所能地获得相应回报。但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下的平等只局限于形式的平等,因为在看似公平的市场竞争中,人们往往在两方面是不平等的:一方面进入市场的前提和基础是不平等;另一方面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是不平等,前者的不平等导致了后者的不平等。在自然的自由体系中,个人的前途(收入、财富和机会等)总是受到自然偶然性和社会任意性的影响,如天赋能力的高低、家庭出身和社会环境的好坏等。罗尔斯由此认为:自然的自由体系最明显的不正义之处就是它允许分配的份额受到这些从道德观点看是非常任性专横的因素的不恰当影响。[2]72自由的平等力图解决由社会和文化环境给人造成的不利影响,它通过增加教育机会、实行再分配政策和其他社会改革措施,为所有人提供一种平等的出发点。自由的平等可以被看作是18世纪自由主义的平等观念,是对“放任自由主义”的超越,也是对靠纯粹“市场”调节分配收入地反省。自由的平等应该说比自然的自由体系更可取,但罗尔斯认为它同样有不完善的地方。原因在于即使它完善地排除了社会偶然因素的影响,但它还是允许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受能力和天赋的自然分配的影响。这从道德的观点上看是不合理的。就像通过历史和社会的机会来确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是不合理的一样,让天资的自然分配来确定这种分配也同样是不合理的。

一般来说,造成人们之间不平等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社会和文化的,人们在出身、环境、教育、家庭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别,有些人比其他的人更为“幸运”;另一种是自然的,人们生来就具有不同的天赋,有些人高一些,有些人低一些。人们通常认为,产生不平等的社会文化因素经过努力是可以消解的,但自然的因素却无法消除。如果人们的自然天赋(智力、体力、理性和想象力等)方面存在着消灭不了的差别,那么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就永远存在不平等。罗尔斯认为,仅仅消除由社会文化因素产生的不平等是不够的,还应该消除由自然因素产生的不平等。在此意义上,罗尔斯认为自然的自由与自由的平等都是不可取的。自然的自由只是形式的平等,没有触及实质平等。自由的平等虽然有向实质平等迈进的趋势,但并不全面。以一种深切的道德关怀来讲,人类社会应该解决一切不平等,不论是社会因素造成的不平等还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不平等。由此,罗尔斯提出了自己解决不平等的理论范式,即民主的平等。罗尔斯认为民主的平等相对于自然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而言是最理想的平等观念。

对于民主的平等,罗尔斯认为最好通过结合机会公平的原则与差别原则来达到。差别原则的核心观念: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该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左右社会基本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差别原则体现了一种不平等社会下的最大平等理想和观念。

罗尔斯认为,一个理想社会的分配方式应该是完全平等的,但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任何社会都无法做到完全平等,那么就应该争取达到相对而言最大的平等。社会中最需要帮助的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拥有最少的权力、机会、财富和收入,社会不平等最强烈地体现在他们身上。这些人被罗尔斯称为“最少受惠者”。一种正义的制度应该通过各种社会安排来改善这些最少受惠者

的处境,增加他们的希望,缩小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分配差距。这样,如果一种社会安排出于某种原因不得不产生某种不平等,那么它只有最大程度地增加最少受惠者的利益他才是正义的。

差别原则构成罗尔斯“正义论”的核心思想。从平等角度而言,差别原则体现了实质平等的观念,表明了罗尔斯想解决一切不平等的政治理想。

三、正义原则

在对平等的概念的全新的认识的基础上,罗尔斯提出了正义理论。

罗尔斯首先提出正义一般的直觉性的观念,即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这个一般的正义观体现为两个正义原则。

第一个原则:每个人都拥有与其他所有人同样的自由体系相容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的平等的权利。

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在与正义的储蓄原则相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 。[2]302

如果说第一个正义原则体现了形式正义的观念,那么差别原则则体现了实质正义的观念。正义的一般观念是阐明什么样的平等观是符合正义的,罗尔斯在此是要表明:不正义就仅是那种不能使所有人得益的不平等。两个正义原则是对这一观念的具体原则支撑并作为社会基本制度的分配原则。

罗尔斯认为,这两个正义原则主要适用于社会的基本结构。他将社会大体上分为两个部门,即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第一个正义原则适用于政治领域,它用以确保公民的平等的自由。对于罗尔斯来说,平等虽然非常重要,但自由同样不能忽视,否则将会同古典自由主义一样犯简单化的毛病。罗尔斯在自己的正义中给自由一个价值定位,或者说在正义的框架中给自由以相应的理论位置。在启蒙的价值谱系中,自由位于首位。罗尔斯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同样接受了这一价值谱系的安排。

第二个正义原则适用于社会经济领域。罗尔斯把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作为第二个正义原则的第一部分,而将差别原则作为第二部分。可以说,最能代表罗尔斯平等观念的就是差别原则。罗尔斯指出如果存在满足上述两原则的制度结构,它只有在达到下述目的时才是公正的,即当且仅当境遇较好者的较高期望是作为提高最少获利者的期望计划的一部分而发挥作用时。差别原则最简单直接的观念,社会结构并不确立和保障那些状况较好的人的较好前景,除非这样做适合于那些较不幸运的人的利益。

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实际上体现的都是平等的政治价值,第一个原则用来处理平等的自由,第二个原则用来处理平等的分配。自启蒙时代以来,自由、平等和博爱就成为现代社会追求的重大价值目标,但在实际上,人们只能很好的解决自由(古典自由主义的贡献),而对于平等和博爱却无能为力(古典自由主义的局限)。罗尔斯认为自己的“正义论”能够很好的把三者统一起来:第一个原则确保了平等的“自由”,第二个原则的第一部分(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确保了“平等”,第二个原则的第二部分(差别原则)确保了“博爱”。

经济平等不能在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中出现,在于古典自由主义把“自由”作为市场经济的最好理解。市场经济让人们在其中自由选择,尽最大努力创造和实现自己的价值,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由于市场和放任主义政策在产生赢家的同时也产生了输家,如果不考虑到经济上的平等,不以差别原则作为补充原则,弱势群体将得到不公平待遇。而解决这些问题,实现真正的机会平等的效果将是采取某种福利主义的、再分配的税收政策,以帮助那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的劣势群体。

新自由主义则希望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以防止市场的任意性对社会造成极大的不平等。古典自由主义坚持市场下的自发分配,人们凭借自己的才能智力在市场中获得相应的回报并作为自己的财富和私有财产而不可侵犯,因此那些天生有残障或缺陷者沦为贫穷者也是应该的。新自由主义力图纠正这种自发的市场分配,以国家的名义实行再分配以实现社会的正义。新自由主义强调正义总意味着平等,因此,它必须解决市场经济下的不公正,调整经济上的不平等,最终实现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的内在统一。

总之,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超越了古典自由主义对正义的理解。古典自由主义过于强调个体权利,包括政治参与的权力、言论集会的权利和私人财产的所有权的。尤其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表达了对君主专制时期对个性压制的一种反抗。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社会财富急剧集中,虽然生产力大大提高了,但并未使普通社会成员过上幸福的生活。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处于贫困状态。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只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工人阶级为改变自身的生存状态掀起了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这些革命运动迫使资本主义社会实行一些内部改良。即便如此,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各样的民权运动,如反歧视运动、反贫穷运动、反战运动等仍然此起彼伏,从未间歇。

罗尔斯试图确立一套适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来重新调整基本善的分配,最终实现最大程度的平等。

罗尔斯的平等思想并非平均主义,他仍然保留古典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契约论等特征,只是在坚持自由的基本立场上,使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应有的保障,从而保障他们拥有自由的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生活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使个人主义这一自由主义的根本特征发挥,所以不得不承认,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思想是自由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巨大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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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他们说的都对。按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国会不得立法……侵犯言论自由或出版的自由。” 美国人毫无疑问拥有批评包括美国和苏联在内的所有官员的自由。但即便如此，也绝不意味着一切言论皆可因自由之名大行其道。回顾美国立国200多年的历史，已有多项言论被最高法院列为不受保护行列，比如在法庭作伪证，谎报火警引发公众恐慌，教唆或者悬赏杀人，刊登虚假商业广告，、挑衅和仇恨言论。

上述言论之所以被禁，皆因违背了伤害原则。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文化多元主义日益成为无可躲避的事实，出现了一个流行至今的词汇——“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此PC与彼PC（personal computer）有着极其类似的基本特征：比如强大、霸道、追求统一性，以及对异己分子不容置疑的压制与排他。

政治正确性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少数族裔或者弱势群体，从而禁止一些可能造成伤害的歧视性观念、言论和行为。在政治正确性的大伞下面，很多旧名词都获得了新称谓，比如黑人不再是黑鬼而是非洲裔美国人，“chairman”也摇身变成了“chairperson”，还有不少议题则被亲自由派的价值观所垄断，比如在公共论辩中应当支持女性主义，支持多元主义和少数族裔的权利，支持环保主义，强调用社会学的方法而不是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方法去解释人类行为，支持各种积极补偿行动等等。

政治正确性就像一个雷区，踩中的人轻者被视为麻木不仁、心理阴暗，重者被贴上种族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的标签，遭众人唾弃。可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样的伤害才是真正的伤害？杰弗逊说：“我不会因为我的邻居说有20个上帝或者压根没有上帝而受到伤害。”既然可以如此肆无忌惮地谈论上帝，为什么不能肆无忌惮谈结巴而只能说口吃，不能说瞎子而只能说盲人，不能说胖子而只能说体重超标者？

当雷区的边界越画越大，雷区内的炸点越来越多，便有人开始担忧在政治正确性的掩护下，真正受伤的其实是言论自由。在一家名为Hellum的网站上，有人就“政治正确性已然伤害了言论自由吗？”发起投票，1911个投票者中，说“Yes”的人占48%，说“No”的占52%。反方辩友中有一个观点值得一提：政治正确性就像政治礼仪，你在自家厕所里大可以光着膀子唾沫四溅地痛骂隔壁王二，但出得门来，最好还是梳着偏分、打着领带、彬彬有礼地互相打招呼，就此而言，政治正确性对言论自由不仅无害而且有利，因其营造了体面且宽容的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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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渊源

学者们对究竟是言论自由产生在先还是新闻自由产生在先存在分歧。黄旦在《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和消解》中提到：“革命时期、政治势力角逐、占据重要地位，如果在它们中间加上连线的话，就可以被看成是从言论自由延伸到新闻自由的线路。”显然，他是支持言论自由产生在先这一派观点的。持同样观点的学者有台湾学者吕光，他认为：一般民主国家的宪法，因为蜕化了人权宣言的精神，均认为人民有自由思想之权，而表达此项自由的方式分为两种：“一为言论自由，一为出版自由，而现在所谓之新闻自由，乃系出版与言论自由之延伸，所以，他们以为新闻自由之发展程序乃是这样的，先有了思想自由，然后产生了言论与出版的自由，于是，延伸而有了今日的新闻自由。”

同是台湾学者的林子仪则持相反的观点，支持“新闻自由的发展要早于言论自由的发展，同时言论自由理念的发展也是源于新闻自由。”

这两派观点虽然结论相反，分歧却不是不可调和的。这里引入另一个概念：出版自由。从弥尔顿开始，出版自由思想初步形成，这是一致公认的，言论自由的起点始于弥尔顿，也没有争议，只是那时的言论自由思想还只是初现端倪，林子仪先生将其归纳为言论自由发展过程中的第一种出现的理论学说：追求真理说。

唯一的分歧点在于是否把弥尔顿时代的出版自由和现在的新闻自由建立从属关系，最早的新闻媒体――报纸，无疑是出版物的一种，但弥尔顿时代的出版物主要是指一些书籍和小册子。这时黄旦的分析是可信的，就是报纸依靠自己的重要性提高了自身的地位。但假如这样理解，不管报纸后来会不会成为比其他出版物地位特殊的新闻媒体，从诞生起它就是出版物，就应该享有出版自由。从这个角度说，它是沿着出版自由的渊源在发展，它是对出版自由中一个类别的强调，它和言论自由应该说处于同一层位，甚至说它的前身出版自由思想的出现应该早于言论自由。虽然同样始于弥尔顿，但出版自由思想成熟相对容易，而且在发展过程中变化不大。

另外，从现在把弥尔顿尊为新闻自由奠基人的普遍认识来看，新闻自由的萌芽应该就是弥尔顿时代的出版自由。

主体

所谓主体，就是作为权利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究竟被谁享有。这一方面的研究在法学界比较多，比如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马岭教授就此问题专门撰文。概括来说，她认为言论自由的主体是法律意义上的“自然人”，即作为个体的公民；而新闻自由的主体则是“法人”，也就是新闻媒体。“即便是私人报纸、私人电视台，也已经是以法人的身份出现，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纯个人。纯粹的个人无权采访他人，无权制作新闻，而是需要经过申报、审批，具备一定的形式要件，取得法人资格，方能成为‘新闻自由’的主体”。

对于言论自由的主体，新闻学界的认识和法学界基本一致，但新闻学界对新闻自由主体的认识存在一个不同的观点，而且这个观点的普及认知程度非常高，那就是在二战后兴起的“知情权”概念上做出的解读：即公民个人拥有对于政府行为、情况知晓的权利，但由于公民个人无法凭借其自身力量行使这个权利，于是将这种权利转赋给专门机构也就是新闻媒体，这样才实现了新闻自由。所以往往有人在新闻媒体出现失范时跳出来大喊：新闻自由根本就不是新闻媒体享有的。依据的就是这个逻辑，认为新闻自由的主体还是作为个人的公民，新闻媒体只是被委托替他们行使这样的权利。

果真如此吗?其实，在“知情权”被广泛认同之前，新闻媒体已经在社会上拥有了实际的地位和权利。“第四等级”理论就是新闻自由制度性建设的有力探索，而制度性探索对于实际新闻自由的实现具有很大的意义。但“知情权”理论提出后，立刻风靡了世界，就是因为这一逻辑具有太强的正义性、太让人信服了。但问题是，这一逻辑对现实新闻自由实现的制度性保护基本未能提供帮助，因为它既不承认新闻媒体的特别权利、特殊地位，更无法为其提供有力保护。黄旦说：“这多半是一厢情愿的学究式激情演绎。”

作为法学学者的林子仪先生就坚决拥护第四权理论中关于新闻自由作为一种制度性权利和工具性权利的认定，它的主体是新闻媒体，但是他同时特别说明第四权理论之所以强调新闻自由保障新闻媒体的自主性，并非是基于保护新闻媒体的自身利益，其所强调者为保障人民能获得未受到政府控制的资讯。

涵义

在言论自由理论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多种理论，比如上文提到的追求真理说，以及健全民主说和表达自我说，目前对于言论自由的通行认识应该属于表达自我说理论。

联合国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及《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十九条明确定义：“人人有主张及发表自由之权；此项权利包括保持主张而不受干涉之自由，及经由任何方法不分国界以寻求、接收并传播消息意见之自由。”“一，人人有保持意见不受干预之权利。二，人人有发表自由之权利；此种权利包括以语言、文字或出版物、艺术或自己选择之其他方式，不分国界，寻求、接受及传播各种消息及思想之自由。三，本条第二项所载权利之行使，附有特别责任及义务，故得予以某种限制，但此种限制以经法律规定，且为下列各项所必要者为限：(1)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2)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风化。”

林子仪先生对言论自由的认识是主张“言论自由是一种个人基本权利，是宪法为了保护个人的自我表现或自我实现。及尊重表义人自我决断的自主，所规定的一种基本权利”。

相对言论自由目前比较统一的认识，新闻自由的定义还未出现定论，基于我们对于新闻自由主体的分析，笔者比较赞同林子仪先生对此的认识：“新闻自由是一种制度性根本权利，是宪法为了保障新闻媒体作为现代社会一个重要的制度，而给予新闻媒体的一种基本权利的保障，以使新闻媒体能够发挥其应有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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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闻 自由 理论

一、什么是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或称出版自由，英文名为Freedom of the press，通常指政府通过宪法或相关法律条文保障本国公民言论、结社以及新闻出版界采访、报道、出版、发行等的自由权利。具体地说，新闻自由是新闻出版领域内实施的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包括新闻采访自由、传递自由、报道自由、收受自由，报纸的出版自由，广播、电视的传播自由，发表评论的自由以及开展批评的自由。这一概念也可以延伸至保障新闻界采集和信息，并提供给公众的充分自由。新闻自由源起于欧美等国对于出版自由的争取，新闻自由是公民权利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创办新闻媒介机构的自由，了解和报道新闻的自由，发表意见的自由和批评政府和公务员的自由。在国际社会，长时期以出版自由代替新闻自由，认为新闻自由的内涵，可包括在出版自由之中。现在，我国学者多用“新闻出版自由”这一概念。

二、新闻自由的理论来源

新闻自由这一概念是从近代政治经济学和新闻学中衍生出来的。西方主流的新闻学学术界认为新闻自由的传统理论基础包括天赋人权理论、观点市场理论及民主促进理论，较新的新闻自由理论基础则为第四权理论。国际社会新闻自由的概念，其理论来源有二：一个是17世纪英国革命前后的一些启蒙思想家；另一个是18世纪美国独立前后的一些政治家。

（一）约翰·弥尔顿的新闻自由理论。

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806-1873）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和经济学家。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于1644 年出版了《论出版自由》，作者在书中痛斥检查制度的罪恶，呼呼出版自由，主张让真理参加自由而公开的斗争。奠定了自由主义报业理论的思想基础。作为自由主义理论的奠基者，他在新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8 世纪后，他的思想在广为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得到修正、补充，终于形成了近代自由主义报业理论的基础。

约翰·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一文中提出：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有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像。而禁止好书的出版，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让真理去同谎言搏斗吧，谁见过真理在一场自由而公开的较量中竟然被击败了呢？目前使用的查禁制，实际上查禁了真理。这是出版自由思想的最早提出和首次论证。弥尔顿提出了新闻自由思想中两个重要的概念：“观点的自由市场”和真理具有“自我修正”的属性。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是：如果让所有想说什么的人都能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思想的话，那么真实地、正确的思想就会保存下来，而虚假和错误的思想会最终被克服。在这一进程中，政府不应该协助其中任何一方。虽然错误的思想会一时获胜，但真的思想会通过吸收新的力量来维护自由，会通过自我修正的过程最终战胜其它思想而保存下来，为大众所接受。

“观点的自由市场”以及与之相关的“观点的自我修正”理论后来称为自由主义新闻学的理论根基，也是西方新闻自由的理论根基。

（二）托马斯·杰斐逊的新闻自由理论。

托马斯·杰斐逊（1743-1809），美国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1743年4月13日出生于弗吉尼亚的沙德韦尔里。1767年取得律师资格。1767年进入殖民地议会。1776参加《独立宣言》五人起草委员会，成为宣言的主要起草人。1776年重返弗吉尼亚议会，制定自由法案。1779—1781年任弗吉尼亚州长。1784年出任驻法公使。1789年任国务卿。1800年当选总统。杰斐逊为言论和新闻自由作出了最有力的理论贡献和实践。

杰斐逊坚信：人可以靠理性和真理来治理。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向他开放一切通往真理的道路，迄今为止所发现出来的最有效的道路便是新闻自由。他认为，可以放心地信任人民，让他们听到每一种真话和谎言，并且作出正确的判断。托马斯？杰斐逊有一段十分著名的话：民意是我们政府的基础。所以我们先于一切的目标是维护这一权利。如果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这段语录被美国新闻界作为标准的范文不断地复制出来，高悬于各报社的墙上。

杰斐逊不仅认为新闻自由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之一，还十分重视新闻自由对政府的监督作用。1802 年，杰斐逊在给托马斯·库柏的信中写道，新闻是一个国家唯一的警钟。他认为新闻自由是保护民主和限权政府的重要手段之一，新闻自由和自由政府实际上是同荣辱、共存亡的关系。这实际上是“第四权力”的思想，即认为新闻自由是立法、司法和行政三种权利之外的第四权力，这进一步高扬了新闻自由的思想。

杰斐逊认为新闻的客观性和理性竞赛必须根据美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予以限制。此外，从杰斐逊政治思想的角度来看，他的“第四权力”思想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实际上，“第四权力”是在三权分立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并且它对这一分权理论具有结构上的互补性。杰斐逊认为，尽管三权分立的设计有其制度上的优越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政府向专制的方向滑落。但就其本质而言，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个部门均是统治机构，而统治者向来都有逐渐脱离人民的倾向。因此，为了避免统治机构蜕化变质，就有必要利用新闻自由以代表人们的意志直接对其进行监督和制约，防止政府走向人民的对立面。

总的来说，杰斐逊关于新闻自由的“第四权力”思想具有理论上的开创性，他从国家权力的角度对传统的新闻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使其在原有基础上一跃上升到新的理论高度，大大充实了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思想，并使其具备了政治上的实践价值。

（三）约翰·洛克的新闻自由理论。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英国革命后期思想家，自由主义的奠基人、启蒙运动先驱、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杰出代表人。洛克关于思想言论自由的具体观点有：（1）人的自然权利有四项内容：即生命、自由、财产和惩罚权。自由是其余一切的基础；（2）任何人都有一种不可侵犯的自由权利，即任意使用各种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3）从道理上讲，我们不能指望任何人抛弃自己的观点，盲从于不可理解的权威，无论人们的理解怎么错误，理性是其唯一的向导。

弥尔顿和洛克的自由思想影响了美国人，使其将言论自由写进宪法。西方人真正明确保护言论自由的法律是1791年批准生效的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它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这项条款成为西方新闻自由主义史上的里程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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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言论自由的主体就是表达言论的人，一个言论通常由一个主体表达，而出版自由的主体则相对复杂，除了出版机构本身作为法人可以成为主体，〔2〕一些参与出版活动的自然人也可能成为主体。第二，除了权利主体，出版自由还保障了独立的出版法人所必需的人事和组织权力以及物质和技术基础，后者主要包括软硬件设施和设备，而这些并不存在于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中;第，出版过程与表达言论过程之间存在着天然差别。在言论自由领域，个人通过大脑接收信息后将其储存、思考、整理、升华，最后可能会向外界表达，国家对公民言论的限制和影响只可能通过阻止其接收信息或者掩盖、篡改信息以及阻止言论表达或限制言论传播得以实现，在权利主体接收信息之后到表达言论之前的阶段，国家无法对言论自由进行任何影响;而在出版自由领域，一条新闻的报道通常要经过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不仅在获取信息与传播信息阶段，而且在中间的编辑、出版和印刷阶段，国家均可能对出版自由施加各种消极影响，一些主体在该阶段可能还享有特别的权利，对于出版自由而言，这一中间阶段是整个出版过程的重要环节。虽然出版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有着彼此独立的部分，但二者又密不可分，特别是在内容的保护范围方面，二者有着诸多类似之处，许多针对言论自由的理论也适用于出版自由。

二、出版自由保护范围的界定

为了从不同角度完整的界定出版自由的保护范围，我们分别从出版物、出版组织、出版过程、出版内容和出版自由的主体这五方面展开分析。

(一)出版物

出版物不仅包括书籍、报刊、传单等公开发行的传统印刷品，还包括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现代出版物。互联网出版活动虽然未通过实体出版物传播信息，但同样受到出版自由的保护。定期出版物、不定期出版物与一次性出版物均属于出版自由的保护范围。

(二)出版组织

出版企业享有独立安排和规定内部组织的自由，包括企业内部的全部人事安排、实物支配权、财政权等。这一自由是出版企业不依赖于国家且不受国家干预的前提。国家对组织自由的限制通常能够间接影响出版内容，且较之于其他限制手段还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三)出版过程

宪法保护了出版自由的整个过程，包括获取信息、编辑信息、信息以及信息被公众接收这一系列环节。1.获取信息阶段出版工作开始于获取素材。对于出版自由的主体而言，获取信息的权利受到出版自由权而非知情权或信息自由权的保障，出版自由不仅包括从普遍公开的来源中获取信息的权利，还保障通过采访、调查等方式获取信息以及不透露信息来源的权利。对于民主政治而言，政治性报道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而这方面所需要的信息主要来自公权力。由于操纵公权力的人同样具有利己的本能，因此他们本意上并不希望那些可能会受到公众批评的行为暴露在阳光下。但既然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么这类信息并非公职人员的私有财产，其产权应属于社会大众。〔3〕民主原则要求每一位公民都享有对公权力的监督权，而监督的前提就是公权力原则上负有信息公开义务，至少专职记者在公权力面前还应享有公开信息的主观请求权。〔4〕即使某些信息确实不宜公开，保密也只得是手段而永远不得成为目的。公权力的信息公开是常态，信息保密是例外，不公开信息必须提供正当理由并证明公开信息会对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构成不成比例的损害。一般来讲，信息涉及的地域和群体范围越广，牵扯的利益越重大，公权力就越负有信息公开义务。信息公开程度是检验政府部门法治和服务水平的重要指标，运转良好的部门不会抵触信息公开，反而会适应甚至欢迎信息公开。〔5〕如果记者希望获取的信息来自私人，那么问题的解决方式则有所不同。作为基本权利主体，私人若不希望公开所掌握的信息，其权利(比如隐私权)则会与记者的权利产生冲突。在平衡利益冲突时，原则上越是公众人物，隐私权受到保护的强度就越小，即适用公众人物隐私权适当减损原则，〔6〕因为他们通常是自愿进入公共领域的。照此，对于少数非自愿性公众人物(比如那些并不存在成为公众人物的主观意图，而仅基于某一重大或特殊事件而被公众所熟知的人)不得适用该原则。另外，当知情者仅在匿名的情况下才希望向记者或编辑提供信息时，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必须受到保护，记者或编辑有权不透露信息的来源，这一权利是今后获取其他信息的前提。〔7〕2.获取信息与传播信息之间的阶段在记者或编辑搜集新闻素材之后，编辑部门可能会将信息进行储存、筛选、整理、审查和校对，如果是纸质出版物，编辑将处理完成的信息转交给出版部门，再经过印刷程序，最终出版物得以公开发行。既然在获取信息与公开信息之间存在一段时间和空间的距离，那么国家在这一阶段则掌握着诸多限制出版自由的手段，例如可以阻止提供出版印刷所必需的设备和技术。与此相应，在这一阶段，物质、技术、出版专业等领域均应被纳入保护范围，保护范围可能还包括出版企业的一些商业、技术和编辑机密，〔8〕因为上述内容均是实现出版自由的前提条件。3.公布和传播信息阶段出版自由不仅保障出版内容的公开，而且保障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和手段。在信息之后，出版自由还保障所的信息被未参与出版活动的较大范围群体所接收，否则宪法对于前几阶段的保护将失去意义，甚至可以说宪法保障出版自由的主要目的就是保障出版内容能够让公众获知。与此相应，国家限制出版自由的根本目的并非阻止信息的，而是阻止信息被公众接收，国家之所以通常在信息传播之前采取限制手段，是因为这样往往能够以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实现限制的目的，毕竟多一次信息传播就意味着增添了一分实现限制目的的难度。虽然知情权或信息自由权也涵盖了对他人获知出版内容的保障，但它们保障的是信息接收人的权利，而非出版自由主体，而国家阻止或影响信息接收人获知出版内容的行为不仅构成对信息接收人基本权利的限制，还构成对出版自由主体的限制。在不少情况下，出版自由主体选择公开信息时机和传播信息方式的目的是使出版内容的传播范围尽可能广泛且达到最佳传播效果，因此对出版自由的保护还包括对出版内容传播范围和效果的保护。〔9〕

(四)出版内容

在讨论出版自由的保护范围时，出版内容是核心问题，因为出版自由是否受到国家的限制主要取决于出版内容。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为了能够使基本权利提供更为充分的保障，避免预先将一些本应受到宪法保障的行为排除出保护范围，至少对于出版自由这类对个人以及整个国家和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的基本权利而言，在界定保护范围时不必考虑行使基本权利是否损害了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而根据上文阐明的审查基本权利是否受到侵害的个步骤，纳入保护范围的行为未必最终能够在宪法上得以主张，基本权利主体的请求权最终是否受到宪法认可取决于与其冲突的宪法价值的重要性和利益权衡的结果。照此，一切有助于发挥出版自由功能的内容均应被纳入保护范围，仅在审查国家限制出版自由的宪法正当性时，才需要将那些挑衅的、具有煽动性和侮辱性的出版内容与其所损害的法益进行权衡。正如上文所言，在内容的保护范围方面，一些适用于言论自由的理论同样适用于出版自由。针对言论自由，美国学者Emerson总结出了四项功能:第一，实现自我(self－fulfillment);〔10〕第二，增进知识和追求真理;第，健全民主程序;第四，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安全。〔11〕我国学者甄树青曾经总结过表达自由的九项功能:健全人性、探索真理、弘扬民主、疏导社会、昌盛文化、捍卫自由、和平亲善、娱乐大众和经济。〔12〕整合这两种总结，笔者认为可以将言论和出版自由的主要功能归结为四项:第一，表现自我和完善人格;第二，增进知识和追求真理;第，健全民主程序;第四，推动经济发展与繁荣文化艺术。〔13〕其中，第一项功能属于对权利主体的作用，而后项功能则更多涉及对国家和社会的作用。1.表现自我和完善人格Emerson指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WilliamO.Douglas是“表现自我说”的先驱者。依照该说，言论自由的基本价值在于保障个人发展自我(self－development)、实现自我(self－re-alization)、完成自我(self－fulfillment)，即保障个人自主及自由的自我表现(self－expres-sion)。〔14〕众所周知，自由对应的是责任，任何人都必须为其施展自由的结果负责，自负其责可以使人具有独立思想与品格，能够更加理性的行动，而不同观点之间的理性争论可以使人性得到升华，人格得以提高，正可谓“唯有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才可能塑造人格。”〔15〕事实上，出版自由同样可以发挥表现自我和完善人格的作用。虽然界定出版自由的主体较之于言论自由更为复杂，但即使我们仅将权利主体局限于出版企业这一法人，表现自我和完善人格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毕竟宪法将法人视为基本权利主体的目的仍是保护自然人，而非法人本身。与一般性言论相同，出版物也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媒介，而且出版物通常比一般性言论传播范围更广，借助出版物进行表达往往经过了表达人更多的思考，因此出版自由比言论自由更能发挥权利主体在思想和精神领域施展人格的作用。不少学者可能会认为，既然出版物的传播范围比个人言论更广，那么在公开其内容之前，权利主体应当负有更多谨慎义务，但笔者认为这一问题不应当在保护范围部分讨论，而应在审查限制出版自由的正当性时予以考虑并将出版自由所蕴含的利益与出版内容所损害的利益进行权衡。如果我们将目光集中在出版自由对权利主体的这一作用上，那么一切有助于表现自我和完善人格的出版内容均属于保护范围，在此并不考虑表达的动机，无论表达是有偿还是无偿，无论出版内容是否出于商业利益等个人目的。〔16〕但这并不意味着全部出版内容均有助于表现自我和完善人格，至少可以被证明的谎言不应受到宪法保护，包括故意做出与事实不符的陈述或与内心真实想法不同的见解。有些学者可能会认为任何人都享有说谎的自由，比如为了换取某种利益而说谎。但不能忽视的是，说谎并非人的基本需求，通常只有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才可能施展个人的精神人格，更重要的是全部基本权利的基础是人的尊严，而说谎是否符合人的尊严是非常值得怀疑的，〔17〕至少在法律上并不存在所谓“善意的谎言”。在保护强度问题上，陈述客观事实和发表主观见解虽然都受到出版自由的保护，但前者仅为语言成果，后者还包含了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属于思想成果，更多体现了权利主体的自我价值，受到宪法保护的强度更大。〔18〕2.增进知识和追求真理新闻自由思想的奠基人之一弥尔顿认为，言论自由是达致真理的途径。此后，英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继承了弥尔顿的观点，认为真理越辩越明，只有让各种不同意见彼此争执冲突，彼此互补，才可能使各自存在的部分真理有机会发展成为完全的真理。〔19〕1919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尔姆斯将密尔的理论引进美国，在判决的不同意见中提出言论的“自由市场论”。依据该理论，在经济领域，市场竞争可以使产品和企业优胜劣汰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在自由竞争的言论市场中，民众同样会做出理性的判断，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谬论会像劣质产品一样被淘汰，我们会不断接近并最终找到真理。如果我们相信消费者在辨别和筛选商品时的判断力，就没有理由不相信公民在辨别和筛选信息时的判断力。如果支持这一理论，那么应当承认那些普遍被认为错误的表达内容均属于出版自由的保护范围，除非可以证明表达人故意为之。若出版内容是对事实的陈述，则必须考虑到在当前这样一个愈发复杂的社会中，不仅“耳听为虚”，“眼见”都未必“为实”，那些基于失误或缺乏经验而造成的不真实报道不得被排除出保护范围，否则基本权利将会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基本义务。较之于事实陈述，见解表达的正确性则更难在短期内得到证明，今天的真理可能就是明天的谬论，反之亦然，因此任何人都不得垄断真理。〔20〕然而不能否认，与其他任何理论一样，追求真理说同样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文化艺术、日常生活等领域，诸多观点没有对错之分，比如哪一画家水平更高的问题，因此并非所有领域都存在真理。但即使在这些领域，自由讨论也可以使人在增长知识的同时增进了解甚至减少分歧。如果说在能够达致真理的领域中，争论发展的大趋势是观点的多样性逐渐减少，那么在无法达致真理的领域中，保持观点的多样性恰是维持社会多元化所必须的。需要强调的是，某种言论之所以具有价值并受到宪法保护，是因为其对表意者本身具有价值，而非对他人或社会具有某种功用，〔21〕否则旨在实现主体利益的基本权利将具有义务属性。因此，认可追求真理说不得导致出版自由仅保障那些有助于追求真理的出版内容，该说仅意味着有助于追求真理的出版内容受到宪法保护的强度更大。3.健全民主程序健全民主程序说首先由美国学者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AlexanderMeiklejohn)提出。〔22〕依据该说，既然自由公开的讨论是做出理性决定的前提，那么公众畅所欲言有助于更好的行使民利，具有保障和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的作用。具体而言，在反映民意、选举公仆、参与决策、监督权力等民主环节中，实现言论和出版自由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23〕与追求真理说类似，认可健全民主程序说同样不得导致将出版自由的保护范围局限于民主政治内容。〔24〕更何况一些商业性出版内容虽然对民主政治没有直接促进作用，但却可以满足出版企业的营利需求，如果出版企业在国家面前不具备经济上的独立性，那么新闻出版业将无法真正发挥健全民主程序的作用。虽然言论和出版自由被归入宪法基本权利章节意味着制宪者将保护个人自由置于首要位置，但根据对宪法文本的体系解释，将言论和出版自由与其他“政治自由权”写在同一条款中，表明制宪者意识到一些言论和出版内容同时具有民主政治意义，具有这类意义的言论和出版内容受到宪法保护的强度更大。当然笔者并不否认，对于民主政治没有实质促进作用的言论和出版内容可能对于人类和社会的发展也很重要，但健康完善的民主政治可以保障其运作，而民主政治一旦瘫痪，一切公权力都将无法在良性轨道上运转，公民的全部基本权利均无法得到保障，国家和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无法可持续发展。4.推动经济发展与繁荣文化艺术出版自由可以通过娱乐报道、广告、商业资讯等出版内容以及出版、印刷、销售等出版过程促进经济发展，并通过出版和传播文化艺术作品促进文化艺术领域的百花齐放。〔25〕由于文化和艺术领域通常不存在唯一正确的真理，因此这一功能并不属于追求真理说。基于与追求真理说和健全民主程序说类似的原因，出版自由的保护范围不得局限于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和繁荣文化艺术的出版内容，但能够发挥这一功能的出版内容受到宪法保护的强度会增大。5.小结根据上文分析，出版内容是否受到宪法保护应当取决于其对权利主体是否有价值，一切有助于权利主体表现自我和完善人格的出版内容均属于出版自由的保护范围，即使其对于增进知识和追求真理、健全民主程序以及推动经济发展与繁荣文化艺术没有任何促进作用。反之，谎言即使有助于实现这项客观功能，也不会受到宪法保护，因为出版自由首先是个人的基本权利，保护范围必须符合“人的尊严”这一基本权利的核心内涵。但只要不是谎言，具有见解性的以及对项客观功能具有促进意义的出版内容受到宪法保护的强度更大。

(五)出版自由的主体

出版自由的主体是出版自由保护范围的又一关键问题，因为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出版自由首先保障了人的利益，而且在国家，确定权利主体对宪法诉讼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作为私法人的出版企业可以且应当成为出版自由的主体，但私法人成为主体并不意味着相关的自然人会丧失主体资格。在出版自由问题上，由于各自然人所起的作用差异很大，甚至有些可能成为主体的自然人根本不属于出版企业(详见下文)，因此界定出版自由的自然人主体极为必要。若将权利主体的范围最大化，即将在各出版阶段对实现出版自由起到促进作用的人均视为主体，则会导致传播出版物的书报亭老板都属于出版自由的主体，而这肯定不是制宪者的初衷。德国学者Schneider认为，出版自由的主体包括法律关系上全部或部分隶属于出版企业的所有自然人，〔26〕但持这一观点一方面会将出版企业雇佣的设备维修工人纳入主体范围，另一方面却将那些不隶属于出版企业而仅与其存在定期合作关系的记者或专栏作家排除出保护范围，这显然也不够合理。笔者认为，与其他基本权利一样，出版自由的主体范围并非一成不变，需要在个案中针对个人具体行为做出判断，但我们仍然可以根据上文的分析找出一些界定标准。不言而喻，出版自由主体外延的界定必须以出版物以及出版过程为依据，只有在这一范围内活动的人才可能成为出版自由的主体。然而在这一范围内又应如何做出进一步界定?出版自由属于精神领域的自由权，出版自由的主体主要通过出版内容的传播来表现自我和完善人格，而国家是否会限制出版自由同样主要取决于出版内容。因此，只有参与安排或能够影响出版内容的人才可能成为出版自由的主体，而经营性或技术性工作属于辅活动，从事这类工作的人不应属于主体范围。〔27〕可见，在判断出版自由的主体时必须审查和界定所涉及个人的任务范围。首先我们讨论一下出版商是否属于出版自由的主体。在此，无论是独立经营的企业所有者还是被聘用的企业经营者均被我们视为出版商。德国学者Mallmann认为，出版商的行为仅影响商业经营领域，通常不影响出版内容，因此并不是出版自由的主体，其只能援引职业自由权。〔28〕但一般而言，出版商除了决定整个企业的组织、管理、经营等事务，往往还会宏观上决定出版物的风格和出版内容的基本方向，甚至对于出版细节都要过问和干预的出版商也是存在的。试想:有几个出版商丝毫不关注出版内容甚至通过契约将自己的权力限制在商业领域?即使确实存在这样的出版商，其对于出版内容至少也具有间接但又是决定性的影响力，毕竟整个企业的物质基础由其决定或受其影响且全体员工由其录用。因此，出版商无论如何都要为出版物的内容负责。除了社论这类由编辑部自己创造素材的情况，大部分新闻信息和素材都来源于记者。记者对出版内容具有直接影响，属于出版自由的主体。出版物上的文章作者和被采访者通常也属于出版自由的主体，但若被采访者表达的言论未原文呈现而是被引述，那么其不属于出版自由主体。〔29〕对获取的素材进行筛选、加工和整理以及对出版内容进行规划和设计通常是编辑的任务，编辑工作是整个出版过程的核心环节。责任编辑在所负责的范围内直接参与文字和图片的制作，即在一定程度上享有自主决定出版内容的权限。总编通常领导和监督责任编辑的工作，在与出版商所缔结契约的范围内享有出版内容的最终决定权，甚至可能决定出版物的基本方向和风格。可见，总编和责任编辑在各自所能影响的范围内均是出版自由的主体，〔30〕无论是专职还是兼职，是长期还是临时聘任。当然在某些出版企业中，记者、作者和编辑可能是同一主体，甚至出版商可能同时还是总编。与上述人员不同，通常仅负责经营、技术及其他事务性工作的人员不属于出版自由的主体，具体包括出版企业的会计、办公室助理和秘书、排字和印刷人员、维修和护理机器设备的员工等。这当然不意味着国家阻止维修工人维修出版所必需的机械设备并不构成对出版自由的限制，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版商可以援引宪法出版自由条款进行防御，而从事上述辅工作的人员只得援引宪法的劳动权或职业自由权条款。同理也适用于设法将出版物传到读者手中的发行商以及书报亭老板。综上所述，出版商、记者、作者、被采访者以及编辑原则上属于出版自由的自然人主体，但这仅属于通常情况，我们仍然需要在个案中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比如上述主体未必每次都能对出版内容产生影响，而一些原则上不属于主体范围的人也可能参与了出版内容的设计和安排。

三、出版自由与其他基本权利的竞合

在探讨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基本权利的竞合。由于出版自由属于精神领域的基本权利，因此对于一些权利主体而言，出版自由会与言论自由等其他精神领域的基本权利产生竞合。此外，出版自由同时结合了物质、技术等方面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与精神因素密不可分，例如国家可以通过破坏出版企业的经济独立性实现影响出版内容的目的，因此出版自由还可能与劳动权或职业自由权产生竞合。对被采访者而言，出版自由经常与言论自由产生竞合。既然被采访者仅针对记者的采访表达言论且在表达时已经知晓言论可能会通过出版物向公众公开，那么此处言论自由权的构成要件完全涵盖了出版自由权的构成要件，即出版自由权在言论自由权面前具有逻辑上的特别性(lo-gischeSpezialitaet)，〔31〕根据特别基本权利优先原则，应援引出版自由。类似情况也适用于业余作家。对出版商、记者、职业作家和编辑而言，行使出版自由的同时还行使了职业自由。在市场经济中，这些主体的出版自由与他们的职业自由，特别是与出版商的经营自由具有一致性。出版业属于以内容竞争为主，经营竞争为辅的行业领域，出版企业可以通过提高出版内容的吸引力来扩大销量，而出版企业盈利越多，就意味着读者越多，信息传播越广，出版自由功能的实现效果越好。由于出版自由权在职业自由权面前同样具有逻辑上的特别性，因此我们不必考虑职业自由。

四、结语

篇10

关键词：弗洛姆；社会心理学思想；自由；自我发展理论；社会人格；社会动机理论

弗洛姆是西方著名的人道主义哲学家，新弗洛伊德主义创始人，社会心理学家。弗洛姆读的是哲学专业，其学术背景是人文和社会科学，这就决定了其学术兴趣同西方大多数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一样在于社会批判和拯救，精神分析学说是其实现社会批判和拯救的手段之一。所以 弗洛姆在他所研究的精神分析学前加上了“人本主义”几个字，称之为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从心理学发展史来讲，弗洛姆的这种研究方法，可以说是开了马斯洛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先河。弗洛姆主张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改革，但这种改革主要应通过人性的改造来实现，改革的目的就是把人从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状态中解脱出来，还原为真正的人，而要改造人性，一是要培养生产型人格，二是爱。弗洛姆认为生产型人格是产生真爱的前提，爱是实现人性改造的核心。

一、弗洛姆社会心理学思想产生的背景

自古希腊至今数千年来，自由一直是人类追求的永恒主题，特别是近代以来，自由、平等、博爱和摆脱人的政治、经济和精神枷锁，成为近代西方革命的最高目标。“不自由，毋宁死”是西方人内心中的信念，也是人类的崇高理想，自由的价值甚至超过了生命存在本身。但是，弗洛姆通过对现代西方人生存境遇的考察，发现摆脱了前个人主义社会枷锁的现代人，“并没有获得能使他的个人自我得以实现，即他的智力、感情和感官方面的潜力得以发挥这一意义上的积极自由。自由给人带来了独立和理性，但同时又使人陷于孤独、充满忧虑、软弱无力。”“人摆脱了所有精神权威束缚，获得了自由，但正是这种自由给他带来了孤独和忧虑，使他被一种个人无意义和无权力感压得喘不过气来。”［1］为什么在追求自由的历程中，会产生自由的悖论？为什么自由更多的是让人困惑？为什么自由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种梦寐以求的目标，可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一种威胁？在人的本性中是否生来便有渴求自由的愿望？这种与生俱来的渴求自由的愿望是否会随着某个特定社会中个人主义发展的程度不同而产生相应的变化？人除了有向往自由的内在愿望之外，还会有向往屈从的本能愿望吗？弗洛姆正是带着这些问题开始了他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的。

在人类社会之初，人类面对的是神秘的自然界和自然力量。人在自然界中受物质必然性的奴役，自然界成了统治人、决定人、奴役人的力量。人类认为自然界中有一条铁的规律在制约人、限制着人的发展，于是人们试图认识这些规律。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人类进入到技术、文明、理性的运动现实中以后，人类发现技术的确在使人发挥积极性、主动性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但是人的能动性在技术和理性的运动现实中却变成人以外过程的工具，人的精神的能动性被削弱了，人被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加以评价，按他的生产能力加以评价。人类自己也逐渐地成为了技术、文明、理性的奴役物，受它们所制约。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类永远也不能终极地摆脱自然界的统治，“人类还会周期地有返回自然界的诉求，以便摆脱令他窒息的技术文明”。［2］这其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和人的毁灭。人成了物，成了客体，成了实现生产过程中的工具和手段，人只为技术手段服务，于是，人的整体性丧失了，人陷入生活的无意义之中。

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理性的发展，人们看到了科技给人类生活带来的益处，也看到了形而上学不能给人类生活带来即时的好处。于是科学成为一种新的宗教，人的自我意识被抬高到了神的地位。在人的物质需求得到充分满足的同时，人也成了机器，成了实现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工具，人成了物，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这时，科学试图取代上帝的地位给人类提供精神家园，但反而使人丧失了精神家园，使人无家可归。在惟科学主义兴起的同时，个人主义也随之出现。这里的个人主义是指失去了对“乌托邦”精神追求的人，这种个人失去了理想的引导，失去了人的崇高性，没有生活的目标，完全沉浸在纯粹的感官体验和物质享乐之中。这时人的精神的神圣性已经死亡，人只剩下了动物性，人们只是猎奇、反叛，寻找刺激并很到厌倦，人更加空虚，更加绝望，更加看不到明天的太阳，只过当下的生活。这就是现代西方人的生存困境，试图征服自然但又陷入自然更大的束缚之中；追求理性和科学却又陷入理性和科学的悖论之中。但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与其它存在物不同的。其它存在物都是具有确定性的，是自然生命物，而在人身上还具有追求无限的本性。人类的这种追求无限性的本性是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和人被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社会化的进程中，人们普遍相信是社会塑造了人，人很难用自己的命运同社会相抗争，人的自由也是从社会中获得的。其实，只有个体才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每个个体的人都是一个微观宇宙。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呈现为在人之外和凌驾于人之上的现实。人的处境的悲剧在于，人不得不生活在自然和客观化了的秩序之中，也就是说，必然性对他的作用多于自由在他身上的作用。在人以及人与人关系以外，社会就不存在，或者是作为对人的本质的异化而存在，由于人的悲剧处境使人在现实社会中处于孤独的境地。人生活在社会中，被抛入社会，人却感受到了孤独与被遗忘。人在这种强烈而痛苦的孤独感之中体验到了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特点、自己的独特之处、自己与社会上任何其他人、其他物的不同。这种对个性追求体现了人们对无限性和自由的渴望，而这种渴望深深地扎根于人的本性之中。正是这种本性驱使着一代代的思想先驱去解读它。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学思想正是对人类的这种本性的一种独特解读。

二、 弗洛姆社会心理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学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自我发展理论、社会人格和社会动机理论 。

1.自我发展理论。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学思想是从分析人的自由困境出发来探寻人类获得自由的途径的。他认为个体在母体中是安全的，受到束缚的。而一旦脱离了母体就意味着自由，但这一自由是以不安全为代价的。所以人在心理上是受束缚的，表现为孤独、无助。为了消除这一切，就要逃避，直到个体发挥能动性，重获自由，个体自我的发展正是个体由束缚到自由，由自由到束缚再回到自由过程。弗洛姆认为，个体自我的发展一方面使个体变得日益自由，可以发展和表现自我；但是，另一方面，个体日益脱离给他安全和保障的那个世界。他认为，人是社会的动物，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人类的存在和自由，从一开始就是不可分的”［3］10在个体成长过程中，他的“自由发展”使他失去了原来的安全和保障，使孤独和不安全因素日益增长，也使个体对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自己的生命意义逐渐产生了怀疑。个体觉得无权力和不安全，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与他无关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里，包括他自己在内所有人都成为“工具”，成为他用双手制造机器的一部分，这样个体的自我受到了削弱，逐渐失去了本来面目。但是，个体为了使生命得以延续，为了克服不安全和孤独的状态，他首先要做的是服从——听从已有的安排，顺从制度化的指示，个体放弃自我，接受权威，淡化了孤独感，同时也强化了不安全感，另外一种办法与自然及他人自发、自动地建立联系。只有认可了社会的行为规范，承认社会的关系准则，才容易被社会接纳，才能成为社会化的个体，同时，只有在服从之后，才能自然而然地与社会中的其他人建立联系，才会有与他人一致的看法、行为模式。正是在克服孤独感的过程中，个体丧失了自我，磨灭了个性，尤其是在当代社会，人成了个体所创造物质财富的延伸，成为工具的一部分。这正是“逃避自由”前人的矛盾所在，即，一方面个体日益脱离外在权威而独立；一方面，个体则日益感到无足轻重的孤立无助。

弗洛姆相信，自我发展到高级阶段一定会出现积极的自由的状态，人可以是自由而不孤独的，可能具有批判能力而不会充满怀疑。积极性的自由意味着充分肯定个体的独有特点，因为在这一独特的个人自我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力；人就是他的生活中心与目的。积极性的自由是和消极性自由相对应而出现的，它是充分地实现个体的潜能以及使个人有能力并积极自发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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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姆眼中的自我发展经历了从自由到不自由再到自由的成长历程。他承认发展的不可逆性和阶段性。他认为个体的自我发展是受到家庭、学校教育和社会环境等不同因素影响的。他指出，家长在教育孩子时，把现成的东西全塞进孩子头脑，教给他种种根本不属于孩子本人的规范。这样便堵塞了孩子的“创造性思考”。学校教育尤其是教育方法使个体的自由发展受到阻滞，弗洛姆举例说，教育者相信知识越多越有用；相信真理是绝对的……这些观念表现在教育方法上，只能是打击学生的创造性思考。学校教育压抑学生个体的情感，直接或间接地使学生以虚伪的面孔来对待外界事物，对待环境。弗洛姆主要强调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他人权威作用，个体走上工作岗位后，需要服从特定的行为规范，这样使个体就顺从了无名的权威而丧失了独立和自我。应该说，弗洛姆对个体自我发展的分析是侧重对人的自由发展历程的解剖，他以辩证的眼光看待个体的自我发展进程，承认不管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个体终究要发展，而且其发展是不可逆的。［4］

2.社会人格理论。在社会中，自我的发展最终结果是要形成社会人格的，弗洛姆认为，社会人格是社会团体的每一成员都共有的一些人格结构，社会人格是一个团体的绝大多数人性格结构的基本核心。在弗洛姆看来，就分析心理学的动态意义而言，社会人格是一种特定的方式，它决定社会中个体的思想、感觉和行为。对一个正常人来说，人格的主观功能是引导个体从事他自己认为实际上需要做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得到心理上满足。［3］19社会人格则是将外在需要内在化，并且使人的精力耗在一个特定的工作上，弗洛姆曾仔细分析了人的不同需要，如联系的需要、认同的需要等，这些需要都有外在表现。社会人格就是使它们在个体完成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工作之后得到相应的满足。

对于社会人格的发展及影响因素，弗洛姆也做了一定阐述。他认为，社会人格是作为一个社会团体具有的生活方式和基本实践活动的结果而发展起来的。社会人格的发展受制于一定社会条件。社会条件以社会人格为媒介，影响个体的意识形态。弗洛姆认为，一个特定社会的存在形式决定着社会人格。社会人格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于人性对社会组织的动态适应。社会人格不是消极适应社会环境的结果，而是一种动态适应的结果。

弗洛姆把人格类型分为两大类，即非生产性和生产性人格。非生产性人格是不健康的、病态的，而生产性人格则是健康的，弗洛姆的“生产性人格”的观点同他相信个体发展必定存在一种积极自由状态的观点是相吻合的。因为个体只有在积极自由状态下，其活动才是自发的，是出于自由意志的活动。个体的批判性、创造性才能发挥出来，从而使个体的人格不仅有社会性，还具有独特性，成为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对于心理健康的评定，他认为要以社会为参照物，而社会的性质是有益或妨碍人的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要使个体人格具有生产性，惟一有效的办法是把个体置于“健全”的社会之中。

3.社会动机理论。在自我发展理论和社会人格理论的基础上，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一书提出了社会动机理论，提出了健全的人（即非异化的人）和健全社会的设想。他认为，健全的人是扬弃异化的性格结构的人，健全的社会是由健全的人组成的自由人的共同体。“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人不是别人达到其目的的手段，而永远是他自己的目的；因此，没有人被别人当作手段，也没有人把自己当作手段，人可以展现他身上的人性力量；在这种社会中，人是中心，一切经济和政治的活动都是服从于人的发展这一目的，在健全的社会中，诸如贪婪、剥削、占有和自恋这些品质，都不再被用来获取物质财富或是提高个人的威望。”［5］为了消除人的性格结构的异化，建立健全的社会，弗洛姆还提出一系列的具体措施。例如，要把生产建立在健康的消费之上，以改变人的异化的消费行为，要限制大企业股东和私营者的经济特权，以形成经济上的平等，提倡生产上和政治上的广泛的民主参与，防止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权力的过分集中，用人道主义的管理代替官僚主义的管理等。在《自为的人》中，弗洛姆分析了非生产性（非创造性）性格结构是现代人异化的一种表现。从非生产性性格和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不难看出现代人的异化的深度和广度。但弗洛姆对这种异化状态并不悲观。像在《逃避自由》中一样，弗洛姆提出用爱和理性构造积极自由的生存状态，在《自为的人》中，针对非生产型性格，提出生产型性格是人生存的状态。在《健全的社会》中对健全人和“新人的”设计，健全社会和新社会的设计构想，体现弗洛姆乐观态度，但也体现了在社会批判方面，同西方的大多数哲学家一样，最后只能留给人们一个美好的乌托邦。

三、弗洛姆社会心理学思想对现代人生存境遇的启示

弗洛姆通过对现代人的社会心理机制的分析表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自由又意味着不自由，从追求自由到逃避自由，客观上接触了人的异化现象的某些本质特征。但他对这种异化的分析更多地着眼于人的心理、意识本身，而没有看到其背后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忽视了对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分析。［6］

当今世界是异化的世界，客体化的世界。现代社会中的矛盾“是现代社会中的个人自由与社会的模式化之间的矛盾。”［7］在这样的社会中，人普遍处于异化的状态。感到困惑、焦虑、迷惘，感到精神空虚，更有甚者感到精神危机。精神空虚、精神危机的根源在于人们普遍失去了精神的家园，人们失去了超验性，主体自身与无限性的分裂。弗洛姆正是看到了在大工业生产条件下人的这种失去自我的普遍异化状态，试图在积极的末世论的背景下为人摆脱奴役状态提供出路。

在当今全球化的条件下，高科技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形成，商品交换，市场经济的建立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活力，中国正步入发达工业社会，但对于中国这样的欠发达的或发展中国家而言，要尽快步入发达的工业社会或现代化社会，就必须缩短现代化的历程，一方面要加大科学技术发展和市场经济建设的力度，推动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必须千方百计地克服工业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人的物化的异化等负面效应。在发展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同时，必须注意尽可能消除发达工业社会的弊病，防止异化的人格和不健全的性格结构的形成，而努力培养创造性的人格，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弗洛姆对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社会心理机制的分析及其所提出的健全的人、健全的社会的设想，不仅对于发达工业社会诊治自身的弊病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正在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建设现代市场经济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的现代化，首先必须是人的现代化，这就要求我们在文化启蒙的引导下，逐步由群体主体向个体主体转变，进而形成一种自觉的人的思维方式。而弗洛姆所弘扬的恰恰就是个体主体、创造思想、超越思想、自由思想，这些思想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但是，毋庸讳言，在社会批判方面，西方的大多数哲学家、社会理论家都是优秀的，其论点常常一针见血，但在社会拯救方面都显得苍白无力，如同一个医生，能够准确诊断出患者身上的疾病，却开不出有效的药方。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学思想也不例外。

参考文献

［1］E．弗洛姆.逃避自由［M］.陈学明，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11.

［2］ 别尔嘉耶夫.论人的奴役与自由［M］.张百春，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108.

［3］ E．弗洛姆，冯川.弗洛姆文集［C］.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

［4］ 周鹏生.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学思想解读［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4（1）:26-29.

［5］ E．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北京：中国文艺出版公司，1998: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