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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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核根据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规定，当事人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有异议的，可以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送达之日起3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书面复核申请。复核申请应当载明复核请求及其理由和主要证据。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自受理复核申请之日起30日内，对道路交通事故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适用法律是否正确、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划分是否公正、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及认定程序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并作出复核结论。

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实践操作中，上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会撤销原先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情况很少见，因此，当事人第二种救济手段就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向法庭提出自己对事故认定书有异议，通过取证、举证和质证，阐明理由，在庭审中拿出足以推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尽力推翻同样处于证据地位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法庭对其进行审查、质证后，如果认为当事人主张的证据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就可以无需经过重新认定，即可作出不予采信交警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认定结论，重新确定责任比例。综上所述，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不服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但是，不论当事人选择哪种救济方式，首先都得是在认定书确有错误的情况下提出，而不是凭自己一时情绪冲动不服，否则也很难得到有关部门和法院的支持。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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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付某交通肇事一案，公安交警大队在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认定“2003年5月9日下午，付某驾驶一辆翻斗车拉土，当行驶到某乡镇公路一弯道与迎面驶来的高某驾驶的拉土车交会时，两车将行驶在两车之间韦某驾驶（无证驾驶）的无牌两轮踏板摩托车碰刮倒在地上，并导致乘坐踏板摩托车的周某摔落在付某驾驶的车辆左后轮下被当场碾压致死，两车肇事后分别逃离现场，造成了本次重大交通事故。

根据现场勘察，鉴定结论及调查取证，我队认定本次事故责任如下：1、付某驾驶车辆，遇险情采取措施不力，在车左后轮挡泥板刮到踏板摩托车工具箱，且左后轮碾压周某致死后，驾车逃离现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七条下款“遇到本条例没有规定的情况，车辆必须在确保安全的原则下通行。”第二十条“机动车必须按车辆管理机关规定的期限接受检验，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不准继续行驶。”之规定，是引起事故的主要原因，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

2、高某无证驾驶车辆，左前轮碰刮踏板摩托车后，驾车逃离现场，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二十条“机动车必须按车辆管理机关规定的期限接受检验，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不准继续行驶。”第二十五条“机动车驾驶员，必须经过车辆管理机关考试合格，领取驾驶证，方准驾驶车辆。”之规定，是引起事故的次要原因，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九条之规定，应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3、骑摩托车人韦某及死者周某不负责任。该案案件材料反映，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因为韦某违章弯道超车引起的，韦某也是无证驾驶无牌车辆。当事人付某不服申请交警支队重新认定，交警支队维护了原责任认定。审查起诉时，检察人员发现该事故责任认定书有疑问后，开出介绍信和委托书找到省公安交警总队，希望交警总队能对事故责任进行重新认定，他们以无法律依据为由而拒绝受理。检察院只有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审理后也认为该案责任认定书存在明显错误，但又无法否定该责任认定书的法律效力，结果仍依据该责任认定书认定付某构成交通肇事罪并对付某判处了有期徒刑，并赔偿死者周某（韦某之妻）大部分经济损失。从以上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必须从立法上加以规范。随着社会经济及道路交通事业的不断发展，交通事故案件越来越多，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问题愈加突出。笔者现就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作为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存在的几个法律问题进行初略的分析并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个人的一些见解。

一、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主体

根据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由交通事故发生地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即当地交通警察大队作出。司法实践上是由处理交通事故的交通警察作出。也即是案件侦查人员作出的。有利的一面是对案情了解、熟悉，不利的一面是容易带个人主观片面性。而从刑事司法证据的角度加以深入的分析就不难看出，侦查人员同时又作出对案件起关健、决定作用的证据，显然是不符合刑事诉讼原则要求的。

笔者在多年办理交通肇事案件司法实践中了解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人员在认定事故责任时经常考虑，甚至可以说考虑得最多的是民事赔偿问题，也就是说责任认定如何有利于民事赔偿。许多肇事司机出于对被害人的同情，明知事故责任认定有错误而不愿提出申请重新认定，甘愿自己承担与相应的赔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现举这样一个实例：林某驾驶汽车装运石块（车厢内坐有一人）经过一县级公路时，因车速较慢，一放学回家的小孩欲爬上该车，不小心摔了下来，被车后轮碾压，经抢救无效死亡。林某当时根本不知道有人爬车，交警大队在划分事故责任时，却以该车人货混装为由，认定林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并追究林某的刑事责任，林某并未提出申请责任重新认定。后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时，经向上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复核，确认林某不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

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法律地位

在刑事诉讼中，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一种证据，但其属于刑事诉讼七种证据中的哪一种，目前在理论上未作出统一的归类，在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也各不相同。大多数的意见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应该属于鉴定结论，因为其目的是为了解决交通事故案件中各方当事人在事故中的责任这一专门性的问题的。然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都是由处理交通事故的公安交警大队作出的实际上是由案件侦查人员作出的。也就是说在交通肇事刑事案件中，公安交警办案人员既是侦查人员又是鉴定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三）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人的”。根据该条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作为鉴定结论其取证程序是与我国现行法律相抵触的。

另一种意见认为将事故责任认定书划分为书证，并属于公文书证。因为它是国家机关在法定的权限范围内制作的文书，以此文书内容作为证明案件有关情况的书证。符合书证证明力的特点，即书证所表达的思想和记载的内容，既是证据事实，也是案件事实，二者是重合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书证所表达的思想和意图同案件事实有联系；（2）书证所记载的内容可以被认知；（3）书证要有明确的制作者。由此分析，事故认定书划入书证范畴似乎妥当。但如果我们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就不难发现它的制作程序和证明力都是与我国现行法律相规定的书证要求不一致的。刑事诉讼法第45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今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这就是说公安人员即是交通肇事案件的侦查人员又是证据的制作人员。一般情况下，书证所反映的都是案发前已存在或案件发生的客观过程，它所反映的只能是案件的客观事实，而不能掺入个人对案件事实的人为认识。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客观事实与个人知识和经验的产物。

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法律效力

一种证据的法律效力是基于其法律地位而产生的，法律地位确定了，其法律效力自然形成。在交通肇事刑事案件的司法实践中，都是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作为肇事者是否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和法院量刑的主要依据，甚至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依据。可见事故责任认定书在交通肇事案件中的法律效力是至高无上无以替代的。然而从前面的分析当中，我们已经发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无论是作出该认定书的主体还是认定书的法律地位在我国刑事司法证据体系中都是一种不确定因素，甚至是与我国现行法律相抵触的，因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法律效力是值得怀疑的。

四、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制作、采信及变更程序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的上述问题，是涉及到交通肇事案件中罪与非罪，正确量刑和处理的关健问题，也是司法实践当中经常遇到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要解决上述问题应做到：

（一）正确界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在刑事诉讼证据中的法律地位。

针对交通肇事案件的特殊性和便于司法实践的延续性，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界定为刑事诉讼中的鉴定结论，有利于对交通肇事案件的正确处理。鉴定结论是鉴定人根据公安、司法机关的指派或聘请，运用自己的专门知识和技能对案件中需要解决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后所作的结论性的判断。鉴定结论作为诉讼中的一种独立的证据，其作用和意义在于：（1）鉴定结论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案件的重要根据之一；（2）鉴定结论是查明案件事实，确定案件性质，明确责任的重要根据；（3）鉴定结论是审查、判断其他证据的重要手段。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在处理交通肇事案件中确实发挥了鉴定结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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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私人汽车购置量的迅速增长，交通事故也随着逐年增加。据不完全统计，辖区各县、市每年都有十多起重大的交通事故发生。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都会按照有关的规定对交通事故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那么，这些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否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能否提起行政诉讼。到目前为止，学术界的观点难以统一，司法界也争论不休。因此，本文拟就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否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有关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完全具备了具体行政行为的基本特征。首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实施的主体是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根据国务院1991年9月22日的《道路交通事故管理办法》第4条的规定：县以上地方各级公安机关是同级人民政府处理本行政区域内交通事故的主管机关。从这条规定来看，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实施的主体是公安机关，并非是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49条规定：“本办法由公安部负责解释”。公安部1992年8月10日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第2条规定：“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由此可以界定，公安部确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是根据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的授权，所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实施的主体是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其次，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授权而实施的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最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代表着国家行政机关独立的管理意志，对特定的交通事故单方面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它行使的是公共权利，不以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意志为转移，也就是说，当事人是否提出申请或者在处理时是否同意，都不影响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作出责任认定。

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确定了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和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所谓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在查明交通事故原因后，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确认当事人责任大小的单方行为。根据行政法的原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属于行政确认行为。行政确认是指行政主体依法对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事实给予确认、认定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确认的内容是对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的确定或否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属性就是行政确认行为属性，它跟所有的行政确认行为一样，即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一经作出，双方的法律地位就已确定下来，一方就是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管理者，另一方就是行政相对人。虽然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直接确定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但却是决定了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先决条件，间接地确定了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实质上就是这种行政行为有可能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造成影响，而这种影响只有通过撤消或改变行政行为才能消除。由此可见，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应属于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以根据权利救济原理，按照行政诉讼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宗旨出发，应将行政确认行为之一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排除之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下列行政行为不属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的行为；（二）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三）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四）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五）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六）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如此看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这种行政确认行为显然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排除之列，应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即使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在1992年月12月1日联合下发的《关于处理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的第4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仅就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伤残评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者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也只是因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果现在仍然依据此文拒不受理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提起的行政诉讼，则会造成适用法律的冲突。况且，公安机关也无权自身立法或者通过与司法机关联合下文擅自决定哪种行政行为可以不接受司法审查与监督。

综上所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行政机关行使国家行政职权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应属于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应接受司法审查与监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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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交通事故中对第二次碾压的处理情形，对二次碾压事故责任的认定，从二次碾压事故的处理方法谈法律完善。

关键词 交通事故 二次碾压 责任认定 处理

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中，经常有被害人被第一辆汽车撞击后，又被第二辆汽车或者第三辆汽车撞击致死的案件。在认定被害人无责任或者次要责任的情况下，对第一辆车认定主要责任并追究刑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多大争议。但对第二辆车的责任认定和能否追究刑事责任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

一、司法实践中处理的几种情形

在司法实践中，根据第一次交通肇事的情形，结合第二次碾压的实际情况，对第二次碾压的处理情节一般有以下几种：

1.第一次事故发生后，被害人或者车辆在其车道内又被第二辆车或者第三辆车立即碾压；或者是第一次事故后，被害人或者车辆突然被撞进入第二辆车正常行驶的方位，而被第二辆或者第三辆车立即碾压。对这两种情形，第一辆车按正常的事故责任认定，第二辆车发生的事故则属于意外。

2.第一次事故发生后，在第二辆车安全距离之外第二辆车子碾压；或者是第一次事故发生后，经过了一定时间，如数分钟、甚至数小时之后，被第二次碾压的，如何认定第一辆以及第二辆车驾驶员的责任以及能否追究刑事责任问题存在较大的争议。

在实际案件中，出现第一种二次碾压的事故责任的认定处理没有多大争议。但就第二种二次碾压事故的处理方式有较大的争议。

二、对第二次碾压的事故认定及处理方法

对二次碾压的事故，如何认定第一次碾压方、第二次碾压方及被害人各自的责任，三方或者多方的责任的区分直接关系到是否对第二次碾压方刑事责任的追究，笔者结合办理的两起交通肇事案件浅谈对第二次碾压的处理方法：

案例一：2009年11月的一天17时许，陈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在机动车道上，被一辆疾驰的桑塔纳轿车从后撞倒在地，肇事车辆随即逃离现场。陈某倒地受伤后，挣扎起来时，被酒后驾驶货车经过此地的邱某拖带900多米后死亡。

案例二：2009年7月一天17时许，顾某驾驶摩托车行经农村公路某路段时，撞倒一名行人，行人倒地后，顾某逃离现场。数分钟后，一辆疾驰的汽车第二次碾压了被害人。被害人死亡。

笔者试从责任认定的方法简单谈谈自己对第二次碾压的看法。

就第一个案例中认定第一辆肇事车辆与被告人邱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陈某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公安机关的观点是：第一辆肇事车辆与邱某共同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公安机关认为，第一辆肇事车辆与邱某共同的不法行为导致了被害人的死亡，作为一起事故，不应分别对其行为作出责任认定。故应认定第一辆肇事车辆与邱某共同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笔者认为，公安机关就第一辆肇事车辆与第二辆肇事车辆对被害人的死亡共同承担的事故主要责任，而第一辆肇事车辆与第二辆肇事车辆所应当承担的主要责任，是否是刑法上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主要责任，公关机关不予明确和区分。这种事故认定给检察机关以及法院对该事故的刑事责任的、审判带来一定的困难。笔者认为，公关机关简单的将事故责任进行划分，不利于打击犯罪及保护被害人的权益。

笔者认为第一辆肇事车与被害人的之间的碰撞是第一起交通事故，在此起事故中第一辆肇事车辆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害人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邱某随即驾驶汽车将活着的被害人拖带至900多米处，应视为第二起事故，被告人在此次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而被害人停留在机动车道上的次要责任，则应由第一辆肇事车辆承担。故，邱某应对陈某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

三、法律应当完善对二次碾压责任认定

二次碾压的事故责任认定直接关系到对肇事者的刑事处罚，如不能准确对作出事故责任认定，将不利于打击犯罪，保护被害人的权益。

1.明确对二次碾压事故的责任认定

在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一般对二次碾压事故作为一个事故予以认定。而对责任划分，法律虽然要求明确三方或者多方的责任，但在实践中很少予以区分，而是简单的作出划为两方作出责任认定。因此对多方侵权的交通肇事应明确各自责任，应强化对责任划分。

2.明确检察机关对交通事故责任书的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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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1年《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实施以来，责任认定书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法律文书，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争议，20__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虽没有提到交通事故责任责任认定书，但从本质上并无取消责任认定这一环节，而是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改说成交通事故认定书，其认定主体、程序、内容、原则、作用等并无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了交通事故责任。

一、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安全法》第七十三条、《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对责任认定作了两点规定，但规定过于笼统，过于抽象，对责任认定的标准、救济、监督、责任推定与“疑罪从无”原则如何衔接等问题都没作出任何规定，也没相关解释，致使责任认定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很多的问题和困惑，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1.责任认定标准混乱。无论是1991年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还是新出台的《安全法》，都仅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但在实践中，如何理解和确定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地域、上下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同一单位的不同民警，对同一案件都可能有不同的认识和见解，对同样情形甚至同一起交通事故，不同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能做出不同的认定结果，甚至是截然不同的认定结果。这是因为不同的人会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不同的结论，并且都有一定的道理，常常是谁也说服不了谁，最终往往是根据领导的看法定，法治也就走向了人治。这样就导致了目前事故责任认定随意性大，定责失衡等有碍执法公正的问题，这也是社会普遍反映强烈的问题。

2.责任认定监督失控。从理论上说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监督方式有两种：一是外部监督。外部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等来自人民警察以外的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公民个人的监督和制约。在实践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监督的主要表现方式为不予采信，但不能从根本上对责任认定作出重新认定。在交通事故刑事和民事诉讼案件中，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交通事故当事人承担何种程度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最重要的依据，对当事人的人身自由、财产利益和其他合法权益都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说民事案件法院可以以公平原则进行判决而对责任不予采信，那么在刑事诉讼中，交通肇事罪的定罪和处罚均以行为人在重大交通事故中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为前提条件，抛开交通事故认定书这个最重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则无法对行为人进行定罪处罚，人民检察院无法对行为人进行批捕、。所以，在责任认定中，外部监督就显得力不从心。二是内部监督。主要表现在人民警察队伍内部，包括人民警察的上下级机关之间、同一人民警察机关的领导和干警之间，以及各业务部门之间建立的监督检查制度。如《人民警察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人民警察的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发现其作出的处理或者决定有错误的，应当予以撤消或者变更”。但在实践中，这种监督主要表现在接警出警、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等执法活动有否严格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执法民警在办案过程中有无、等违法违纪行为，至于责任认定的结果是否公正、合理则无法得到有效监督。

3.责任认定救济缺失。根据现行事故处理法律的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一种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有关事实进行的综合鉴定行为，主要起一个事实认 定、事故成因分析的作用，出具的认定书本质上是一种鉴定结论。因此，对这种行为不能申请行政复议，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也不能向上一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提起重新鉴定。当事人如不服，只能以的形式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诉，或者在就交通事故提起的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过程中，要求人民法院对交通事故责任的合理性进行审查。也就是说，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载明的当事人责任，仅具有证据的效力，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刑事、行政审判活动都没有当然的拘束力。从法律上讲，让责任认定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这无疑是正确的。可问题的关键在于，事故责任认定本质上是一种鉴定结论，但实际上我国目前并没有独立、系统的进行事故责任鉴定的机关，完全是由公安机关决定，其处于绝对垄断的地位。在法院审判活动中，人民法院认为事故责任不妥的，其不能主动改变事故责任，也无法委托其他机构进行再认定，更不能在没有责任认定的情况下对案件作出处理。因此，事故责任认定本质上虽然是鉴定结论，但从认定体制上看又不符合鉴定行为的法律特征，缺乏法律制度的有效制约，实际造成了事故责任认定结果基本由事故处理机关最终决定的局面，人民法院对交通肇事案件的审理成了走过场的程序性活动。如陈兴良教授在《交通肇事逃逸的法律性质及责任认定》一文中就浙江嘉兴余定海交通肇事逃逸一案中指出：“在本案中，尽管辩护律师提供了司法鉴定意见，但两级法院还是直接采信交通管理部门的显然有瑕疵的责任认定意见，以此作为定案的根据。法院就认为，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责任认定书是交通肇事案件审理中的一种具有权威性的证据，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所做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形式上仿佛具备了一审终审的效力”。

4.责任推定适用错位。根据《安全法实施条例》和《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有两种情况：一是在查清事故事实后，依据各方当事人有无交通违法行为及违法行为与事故发生的因果关系和过错的严重程度，将责任分为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一般称之为认定责任。二是由于事故后发生了当事人逃逸、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等特定的情形，导致事故事实无法查清，当事人有否违法行为及违法行为与事故之间有否因果关系均无法确定的情况下，而依据《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承担全部责任”之规定，所作出的责任认定，一般称之为推定责任。根据《刑法》或《解释》中对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条件的规定来看，只是指出以当事人在事故中负主责或全责为前提，但并没明确推定责任能否作为认定交通肇事罪的依据。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普遍的做法就是事故责任不论是认定的还是推定的，只要当事人负全部或主要责任，都作为定罪的依据。笔者认为，把推定责任用在交通肇事罪中，以此作为罪与非罪的标准之一,显然不妥。因为：（1）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在交通肇事罪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中，客观方面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交通违法行为与严重的事故后果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如果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或因果关系不能查明，就不构成交通肇事罪。根据《解释》的规定，我国交通肇事罪的构成不但要确定交通违法行为与事故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还要确定因果关系的大小。而推定责任，就是因为当事人在事故发生后没有履行保护现场等义务并由此导致事故事实无法查清，当事人有无交通违法行为、违法行为与事故后果之间有否因果关系以及所起的作用大小均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所作出的责任认定，并不是交通肇事罪构成要件中因果关系的客观表现，自然也就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2）不符合罪刑法定的原则。罪行法定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刑事原则。我国现行的刑法中并未将事故发生后逃逸、毁灭证据等行为规定为犯罪。交通肇事罪中的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应该是指事故发生时的交通违法行为，如超速、违反交通信号等。虽然事故发生后当事人的逃逸等行为对交通肇事罪的定罪量刑有一定影响，但交通肇事罪的成立前提是交通违法行为的存在。当推定事故责任时，导致事故发生的违法行为及其作用并未查清，如果将这样的推定责任作为定罪依据，实际上就是根据行为人在事故发生后的表现来对其定罪，因此，是不符合犯罪构成的一般理论。（3）推定责任在刑事诉讼中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理论，客观性是证据的本质属性之一。所谓客观性，是指证据必须是客观上确实存在的事实，是与客观实际的真实情况相符合的事实。而推定责任是事故事实无法查清、违法行为有无及违法行为在事故中的因果关系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根据法律的规定所作出的一种推定，其本身不一定反映事故事实的真实情况，很可能使主要责任变成了次要责任，无责任变成了全部责任，很难与客观的事实相符，不符合证据的客观性要求。因此将一种从法律推定出来的事实作为定罪的重要依据来使用，其结果不是冤枉了无辜，就是放纵了真正的罪犯。（4）混淆了民法和刑法上不同的归责原则。推定过错责任原则是民事责任归责原则之一，可以根据推定出来的过错作为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因此，推定的事故责任可以作为交通事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的依据。但是刑事责任的承担必须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不能存在推定、类推等情况。疑罪从无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推定事故责任实质就是对交通事故的事故责任仍存在着疑问的情况下所作出的一种责任认定，将此带有疑问的责任作为定罪依据是和罪疑从无的原则相矛盾的。（5）将逃逸而致事故事实无法查清时的推定责任作为定罪依据，实际上违背了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因为，定罪时虽以推定责任作为依据，但适用推定责任的主要依据是逃逸行为，这样实际上逃逸行为在定罪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又将逃逸行为作为量刑情节来适用，从而导致逃逸这一事实既在定罪时予以法律评价，在量刑时又予以使用，这与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所规定的在定罪量刑时，禁止对同一犯罪构成事实予以二次或二次以上的法律评价，定罪情节不得在量刑时再次使用的要求相背离。

二、完善措施

1.统一责任认定标准。道路交通系统是一个动态的复合系统，在其内部，只要道路交通参与者、车辆、道路以及交通环境任何要素发生变化，均会导致系统本身发生变化，进而使得相同结果的交通事故有其不同的诱发原因，这也使得全方位罗列事故原因，包罗万象地法定事故责任是不可能的。但是根据道路交通活动的特性，在一定范围内是能够实现责任法定的。如：20__年5月1日，北京市试行责任认定AB制。即对在交通事故中，车辆驾驶员、非机动车、行人较常见 的违章行为罗列出来，并根据其违章行为的严重程度，归纳为A、B两大类。当事人各方违章行为系同一类型，则均负事故的同等责任。如不同类的，则违反A类的负主责，违反B类的负次责。又如：20__年6月份，大连市交警部门用电脑来认定交通事故责任。所以笔者认为：作为国家法定的道路交通安全主管部门的公安部应充分结合信赖原则、路权原则、安全原则、优者危险负担等原则，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以“判例法”为主导的责任认定新机制，实现责任认定法定。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做法，定期搜集通报若干典型案例，对行人、非机动车横穿道路；无证、酒后驾驶机动车；车辆违停等若干常见情形下发生的事故，明确当事人承担责任的一般判定原则。在没有具体判例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当事人的具体行为在事故中所起的作用及过错程度来分析当事人的责任。这有利于实际操作和统一标准，排除事故处理民警的主观因素而更客观地认定交通事故责任，使同种情形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最大限度地趋于同一。

2.加强责任认定监督。责任认定作为一种意见证据，是具有专业知识的专门人员就案件某方面的特殊事实进行的专业判断，其不可避免的会附着鉴定人的主观因素或受社会其他因素的干扰。所以强化责任认定的监督机制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为此，《公安部》工作规范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上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承办单位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进行监督检查，检查中或者接群众投诉经审查发现交通事故认定书存在错误的，应当作出撤销该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决定，由承办单位在规定期限内另行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但笔者认为：这种监督制度并不合法。责任认定作为一种鉴定性质的证据，只要鉴定人具有法定的资格，且认定书也符合证据的法定表现形式，则该认定书就应具有证据的法律特性。上一级公安机关无权对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的的证据作出撤销的决定，而只能对该案的认定作出自己的意见或看法。而且，工作规范中对该条所带来的相关后续工作则没作任何规定，导致在实践中难以操作。如：甲驾车与乙所驾的车发生事故。经大队认定：甲乙均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且双方也同意责任认定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调解并到保险公司领到理赔金。后支队如果认为该案责任认定不当并作出撤销决定。由此先行达成的调解协议又该如何处置？其已到手的理赔金又该如何处置？这些后续工作在规范中均无作出明确的规定。所以笔者建议：在加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事故处理人员执法活动是否合法、公正实施审查和监督的同时；应通过扎实推行“六公开六见面”、“鉴定结论告知”、“事故公开认定”等一系列制度，增加事故责任认定的透明度，加大社会和公民的外部监督力度；通过实行对口检查，定期与不定期检查相结合等方式来提高内部监督力度；同时进一步建立、健全责任认定人的法律责任制度、实行疑难案件集体讨论制度、强化鉴定人亲自出庭作证、接受质证的义务、推行鉴定人岗位责任制度和错案追究制，提高鉴定人自身的业务素质和政治素质，以提高责任认定的公正性。

篇6

【关键词】 工伤；上下班途中；交通事故；工伤保险

一、问题的提出

《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因其特殊性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角度各异，既有对上下班途中即线路等的讨论，也有对事故类型的讨论，本文着眼于“非本人主要责任”这一点，对其进行讨论，提出自己的观点。

《条例》经过三次修改，内容更加完善，但是本条中上下班途中工伤要求“非本人主要责任”存在以下问题：首先，在某种程度上限缩了工伤保险的范围，不利于保护工伤者的权益，有待完善。其次，在交通事故中对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性质看法不一。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工伤保险性质和目的角度出发，审视认定工伤保险的价值，对上下班途中交通事故工伤“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规定提出完善建议。

二、上下班途中交通事故工伤认定主体分析

1、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以下简称交管部门）的职责是，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应当根据事故现场，进行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检验和鉴定结论，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内容应当载明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同时还要送达当事人。交管部门根据法律授权实施对交通事故现场的责任认定，具有法定职能。

交管部门职权行使的具体方式有：按照当事人在交通事故中所起的作用和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作为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要做到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公正的划分当事人在事故中的责任。划分当事人在事故中的责任方式包括：（一）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承担全部责任；（二）因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的过错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根据其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分别承担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三）各方均无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过错，属于交通意外事故的，各方均无责任。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他方无责任。[1]所以我国交通事故责任由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和无责任构成，上下班途中交通事故工伤要求承担非本人责任，即是说上下班途中工伤者承担同等责任、次要责任和无责任这三种责任时才能获得工伤保险的救济。

如果在道路以外发生交通事故或者伤害，交管部门可以参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应的规定进行责任的认定，但是应该根据当事人的行为以及在交通事故只能中所起的作用的大小、过失程度为依据。

关于交通事故的法律规定的一大进步就是将不同类型的交通事故都纳入其中，避免了轨道交通事故无法认定的尴尬。因为交通事故认定是一个专业性和实践经验较强的技术，所以不同的事故类型应由不同的机关来认定。道路交通事故的认定由交管部门来实施；火车交通事故由组织事故调查组的机关或者铁路管理机构制作认定书；海事管理机关出具客运轮渡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城市轨道交通的事故由相关政府组成的调查组出具调查报告。出具的结论性成果并不一定是交通事故认定书，有可能是调查报告或者其他材料。

2、社会保险行政部门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实际的申请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情况进行调查核实，职工、用工单位、医疗机构等部门要进行协助，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换言之，发生上下班交通事故后当事人申请工伤认定，社会保险部门可以对交通事故进行调查核实，但是对调查核实的范围，以及调查核实的结果的法律效力如何？如果调查核实的结果与公安交通部门的调查结果相悖则如何采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否有权进行调查核实等问题没有做出规定。

根据《工伤认定办法》的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填写《工伤认定申请表》，并提交下列材料：（一）劳动、聘用合同文本复印件或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人事关系的其他证明材料；（二）医疗机构出具的受伤后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提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其他相关部门的证明；此处只要求当事人提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其他相关部门的证明，并未要求申请工伤的当事人提交“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从严格的法条规定理解，对于工伤认定申请人并没有提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义务，也就是说申请人并没有举证的义务，即使提交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仍然需要调查和核实。此处的证明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具体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还需要厘清。

对于认定工伤的申请，除了申请人提交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外的证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都可以进行调查核实。工伤认定作为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行政主体需要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根据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做出认定。

3、法院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应当以相关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如果上述材料不能清楚地做出认定的，人民法院还可以根据其他证据进行审查。可以看出人民法院在审理工伤行政案件的过程中将事故责任认定书作为裁判的依据，可以进行审查。这肯定了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法律效力，但是司法机关也有义务审查交通责任认定书的合法性。分析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社会保险行政机关部门和法院在上下班交通事故工伤认定中的职责发现，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于认定上下班途中工伤的重要性，以认定书为依据做出是否认定的决定，在这种特殊的工伤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做出工伤认定，对于确有争议的提交法院，由法院进行最终的裁决。这样做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可能有其合理性，但是在社会发展今天，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善，居民素质逐步提高，仅仅将本人承担非主要责任置于工伤保险之下，并不利于职工权益的保护。

三、上下班途中交通事故伤害的工伤属性

将上下班途中交通事故认定为工伤，学术观点略有不同，赞成和反对者都有各自的观点。我国目前对于上下班途中交通事故工伤认定标准的理论学说主要存在正常延伸说、重要条件说、和业务相关性学说、相当因果关系说等四种：

1、正常延伸说

“正常延伸说”认为劳动者上下班的路途中应当视为正常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的延伸，上下班途中的时间是为了执行职责，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行为，因此是工作时间的延伸，因交通事故遭受损害的，也应认为是工作时间之内的事，所以在工伤保险范围内应当包含劳动者上下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上下班途中虽非在工作时间与工作场所，但是劳动者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到达工作地点或者场所，因此劳动者上下班途中应视为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的延伸，与工作具有不可分割的相关性，也可以说是工作不可或缺的部分，应该纳入工伤范畴。[2]住所与上班地点的分离，使上下班途中交通事故已经成为劳动者面临的重要生命健康威胁，应该将上下班途中的交通事故纳入工伤范畴，这将更有利于保护职工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充分发挥工伤保险的价值。

2、重要条件说

该学说认为在判断工伤原因时，要先找齐引起某一结果发生的全部条件，进而衡量各个条件在造成这个结果时的不同价值，并从中挖掘出那些与结果有特殊关系、对结果的发生起重要作用的条件。[3]这是因果关系理论在社会法中的运用。上下班途中交通事故工伤的原因复杂，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劳动者因上下班工作而伤亡，在个案中的全部原因中衡量条件的重要性，并对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予以考虑并公平的加以权衡，只要属于工作的成分达到一定比例，将劳动者上下班途中交通事故认定为工伤就属于合理的要求。

3、业务关联性说

这一学说认为，纵然劳动关系双方严格遵守安全、卫生等方面的预防、注意义务，也无法完全防止事故的发生，所以为了保护劳动者及保障劳动者家属的基本生存需要，防止这类事故的发生，需要特定主体做出牺牲即承担更多的义务，体现在工伤中就是需要特定主体承担与民事责任在性质上明显不同的补偿责任，即事故只要和工作有关联就可以构成工伤。上下班交通事故的高性与业务活动存在密切的关联性，所以也属于工伤的一种类型。[4]

4、相当因果关系说

是以“业务遂行性”和“业务起因性”为基准的二要件主义。业务遂行性基准是指劳动者依劳动契约在雇主命令、支配状态下提供劳务，即劳动者的行为属于执行职务，才会发生工伤的可能性；起因性基准是指伤害必须是劳动者基于劳动契约在雇主的支配之下所伴随的危险的现实化，且这种伴随性和现实化是以经验法则为判断的。[5]

经过分析笔者认为，上述四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其不同在于“正常延伸说”以侵权关系为基础强调劳动者在上下班途中受到交通事故伤害是与其工作有因果关系；“重要条件说”在于查找发生交通事故的一系列原因，因为上下班途中是发生交通事故并造成工伤的重要原因；“业务关联性”强调上下班交通事故发生的必然性，要求对其进行补偿和救济；相当因果关系说强调了雇主对劳动者的支配和控制以及在支配下的危险的现实化，将工伤认定的范围限制在较小的范围之内。以上四种观点都有一定价值取向和选择，都具有说服力。将上下班途中交通事故认定为工伤使职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是为了保障职工及其家属的基本生活，关注弱势群体。维护受害职工的利益，体现了工伤保险立法的宗旨。不管采纳哪一种观点，将劳动者上下班途中因交通事故发生工伤伤害纳入工伤保险范畴都具有法理基础，也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四、上下班途中工伤“非本人主要责任”对无过失补偿原则的突破

1、工伤保险制度中的归责原则

福利经济学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理论基础，将社会福利问题和国家干预收入分配结合起来，工伤保险制度就是通过国家公权力干预私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从雇主那里征收一定的工伤保险费，统筹建立保险基金，专门用于救济符合条件的工伤劳动者。通过社会统筹的方式筹集工伤保险补偿，由社会大众共同承担雇主对劳动者工伤的损害赔偿责任，实现了工伤损害赔偿的社会转移。其本质是从民事工伤侵权赔偿的矫正正义，转为社会保险的分配正义。归责是依据何种事实状态确定责任归属的问题，在侵权领域因为损害别人的行为发生以后，要依据归责原则确定责任承担的归属。它是通过法律价值判断的结果，价值判断的依据可以分为三种形式，即依行为人的过错、已经发生的损害后果和公平原则，不同价值的判断导致不同的主w承担责任。而所谓工伤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是指以何种根据确认和追究工伤事故中侵权行为人的民事责任。工伤保险在我国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即不管发生工伤时雇主是否有过错，也不管工伤的劳动者是否有过错（但故意除外），保险人均应承担责任。根据工伤保险制度的发展，工伤保险事故的归责原则经历了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和无过失补偿等三个发展阶段。其作为社会保险之一种，可以保护弱势群体，将社会损失降到最低。采取无过失补偿归责原则是社会发展的选择，可以更加及时有效的提供救济，发挥保险的价值。

2、在交通事故中规定“非本人主要责任”突破工伤保险制度的无过失补偿原则

在原来的劳动部于1996年颁布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中规定，只有“无本人责任或者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上下班途中发生的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才能认定为工伤，即在上下班途中交通事故中承担同等责任、次要责任和无责任时才可以认定为工伤。2004年实施的《工伤保险条例》将上下班途中受到的机动车伤害均认定为工伤，虽然仅包括机动车导致范围狭窄，但是抛弃了“无本人责任或者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规定，进步不可谓不大。但是2010年颁布的《条例》采取了1996年《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中关于上下班途中交通事故的规定，即要求“非本人主要责任”。现代的保险理论认为，在无过失补偿原则下，劳动者和雇主在工伤中的主观过错一般不会影响工伤的认定。首先，工伤保险制度具有救助和补偿的目的，非本人主要责任是交通事故的认定，不应该成为健全工伤保险法律制度的障碍，工伤保险制度不应该去纠正劳动者的交通事故的责任。其次，如果因为劳动者或者雇主的原因取消对劳动者工伤补偿就是采取了过错责任原则，即因劳动者的过错而决定是否进行补偿。最后，为了防止道德风险，《条例》规定了一系列情形下不能享有工伤保险，而且以造成身体伤害为代价去获得高额的工伤补偿金并不是常态。

五、上下班途中交通事故伤害认定工伤的完善建议

1、回归工伤保险的社会法本质

社会法的性质被认为是为了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关系而存在，建立新型的社会契约关系，这种社会契约功能在于维系各个社会主体，使强势主体与弱势主体都能体面的生存，保障基本的社会福利。社会法属性是现代社会中的工伤法律和保险具有的特征，从民事特殊侵权法中剥离出来，类似于雇主工伤补偿责任的保险化，工伤保险具有社会法的属性，公权力干预私人之间的工伤事故的赔偿问题，将雇主或者第三者的赔偿责任转移到社会层面，通过社会大众分散风险，使社会更加和谐。

工伤保护原由侵权保护演进而来，在责任变迁的过程中，经历了劳动者风险自担，到雇主过错责任，再到雇主过错责任之推定，一直到无过错责任、合作保险，最后才成为现今的社会保险模式。[6]但是这并不否认工伤者与雇主是私法上平等的主体，雇主仍然具有赔偿的责任，赔偿责任导致工伤劳动者和保险行政管理部门的关系产生。无过失补偿制度并不同于侵权法中无过错责任制度，尽管两者都涉及到对受害人的赔偿或者补偿，不考虑受害人、侵权人或补偿人自身是否具有过失。但是他们有很多区别，无过错责任在侵权责任法中具有较为典型的形式，区别于工伤保险的责任。通过无过错责任向工伤受害者提供赔偿，本质上是一种司法救济方法。无过失补偿则是在国家的干预之下，雇主与劳动者达成的一种妥协性制度，无过失补偿本质上是公法对私法的渗透或者干预。通过法律形式强制性的规定补偿的标准及数额来赔偿受害者及其家庭的直接经济损失，维持其基本生活，将雇主责任社会化，并无惩罚雇主之意。国家权力介入私人法律关系的基础是为了对弱势群体进行倾斜保护，为弱势群体提供基准性、保障性的保护。

2、无过失补偿原则是上下班途中工伤者的现实选择

首先，根据法律规定认定劳动者在上下班途中交通事故中承担非本人主要责任，要以交管部门、司法机关以及相关组织的法律文书为依据。这就可以理解为申请认定途中交通事故工伤的前置程序就是获得相关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无疑增加了劳动者申工伤的难度，一整套的程序走下来就需要更多的时间。对于劳动者来说，负担不可谓不重。

其次，交通事故工伤的复杂性还体现在事故类型的多样性，并不是所有的事故都发生在道路上，城市道路的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对于交管部门来说应该不具有难度，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操作规则，但是对于其他地方的交通事故则更不好操作，如很多交通事故发生地并不是常见的城市道路，有可能是乡间小道或者偏僻的道路，加之部分交通事故为单方交通事故，并无责任划分，对于这类事故如何救济更是很难准确理解。所以对于所有的交通事故进行责任划分就有很高的难度，还要强制要求所有的上下班途中交通事故认定工伤必须进行责任划分无疑会产生更多的弊端，从工伤劳动者的角度来看，为了能够更加方便的完成工伤申请，增强规则的可操作性，无过失补偿原则更为适宜。

再次，将“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与“违反交通规则”相联系，无疑让人感觉到交通事故“绑架”了工伤认定，限制工伤保险的认定，限制工伤认定的范围，对劳动者的倾斜保护也就无从实现。所以若要发挥工伤保险制度救治、补偿和救助的功能，面对上下班交通事故工伤情形，就不宜区分事故是否是由劳动者本人主要责任造成的。

最后，工伤认定是无需区分过错责任的。劳动者能否得到工伤保险的赔偿并不论其在交通事故中所负的是何种责任，即使劳动者在正常劳动中发生交通事故被认定为负主要责任，但这并不影响其享有工伤待遇，这体现了工伤保险的价值追求。如果劳动者在上班或者下班的过程之中所遭受的交通事故因其负主要责任而不能认定工伤，则是背离了工伤保险的核心价值。

3、明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法律性质

在交通事故工伤中事故认定书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根据工伤保险法律的规定当工伤劳动者在上下班交通事故中被认定为非本人主要责任时才能获得工伤保险的相关待遇。换言之，上下班途中交通事故工伤的职工能否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将取决于责任承担方式，也取决于交通管理部门。可是在《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并未对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性质做出明确的规定，关于其性质存在鉴定结论说[7]和具体行政行为说[8]等不同的观点。首先，《公安部关于对地方政府法制机构可否受理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复议申请的批复》规定交管部门在交通事故中所做出的鉴定结论只能在事故中起证据作用，其内容不能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是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对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申请上一级机关重新认定。在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公安部对于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的观点，即鉴定结论而不是具体行政行为。其次，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交管部门行使职权的表现，通过运用其具备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就交通事故的性质及责任承担做出的分析判断，具有鉴定结论的专业性和科学性的特点。最后，鉴定解决的是事实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即鉴定的对象必须是专门的事实。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存在的客观事实进行鉴定并形成相应的鉴定结论即交通事故认定书，交通事故发生必须具备一定的时空过程和结果，其中结果一般以事故现场的方式呈现。就需要专业技术人员科学的分析各种原因和因素，做出正确、客观的事故责任认定。

4、取消上下班途中交通事故关于“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规定

2010年颁布的新版《条例》重新采用了1996年《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的规定，即只有劳动者承担“非本人主要责任”时才可以认定为工伤。这与我国现行的无过失补偿原则相违背，与工伤保险的宗旨相冲突。有必要恢复2003年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即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应当认定为工伤。在处理上下班途中工伤问题时坚持无过失补偿原则，虽然看起来使雇主承担了更重的保险责任，但是雇主在生产经营中的风险，应当是其生产成本的一部分，雇主提品或者服务的价格应该反映其成本。将上下班途中工伤的赔偿责任赋予雇主，雇主就会将其生产经营中的风险计入成本中，然后再通过销售或者服务将成本转嫁于社会，让享受产品或者服务的人来承担一部分风险，实现风险的社会分散。

公司法中公司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公司不能仅仅以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还应当最大限度的承担相应的社会利益，公司肩负着更多的社会责任，社会责任不仅关系到公司的发展，而且还关系到公司对整个社会的价值，如消费者利益、债权人利益、中小竞争者利益、劳动者利益、环境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内容。[9]雇主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还要对劳动者的身心健康负责，这涉及劳动者的根本利益，这也体现了公司社会责任的根本理念。赋予雇主对雇员保护照顾义务也是文明社会对公司的要求。从平衡整个社会利益，减少社会群体强弱力量之间的差异，从寻求补偿社会之灾害的角度来体现民法的公平原则，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时代条件下的公平正义观。[10]所以应该赋予雇主更多的责任，通过承担保险责任将成本转嫁于社会。

5、对工伤认定机构的社会化

现阶段我国工伤认定机构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作为国家行政机关有其优点和缺点。缺点就是认定机构不专业，不利于做出很好的判断。建议将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改成为由专家组成的社会性机构，发挥专业优势，提供工作效率和认定质量，将认定结论作为鉴定结论，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在诉讼程序中作为证据适用，可以更好的保障劳动者的权益。

【注 释】

[1]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六条.

[2] 梁三利.取消职工上下班途中事故伤害工伤认定应慎行.法学，2009.11.

[3][5][6] 郑晓珊.工伤保险法体系――从理念到制度的重塑与回归.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143.120-121.135.

[4] 陈碧贤.工伤认定之实质性标准初探兼论几种特殊工伤的认定.中国劳动，2006.08.

[7] 张栋.“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证据属性.中国司法鉴定，2009.2.72；刘东根.试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性质，中国司法鉴定，2003.1.40.

[8] 刘星，李娜.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救济途径研究.河北法学，2006.1.

[9] 刘俊海.司的社会责任.法律出版社，1999.6-7.

[10] 曹艳春.工伤损害赔偿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53.

篇7

（一）确定主体的一般原则。根据民法的“权利义务相一致”、“谁行为，谁负责”的基本精神，并针对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具体特点，确定诉讼主体通常认为应从两个方面予以把握：一是运行支配；二是运行利益的归属。所谓运行支配是指可以在事实上支配、管理机动车的运行；所谓运行利益，一般仅限于机动车运行本身而生的利益。依机动车运行支配与运行利益归属确定责任主体，是处理的基本原则。但在审判实践中，认定责任主体应以运行支配为主要依据，因为支配足以决定一切。

同时，参照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川高法〔1999〕454号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试行）》精神规定的有关车辆借用、租用、挂靠、车辆转让未过户、盗窃车辆等等各种具体情形确定主体，但归根结底，不论何种情形所产生的交通事故，其诉讼主体的确定均须以上述二原则为基础。

（二）应将保险公司作为直接诉讼主体。《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尽管该法没有明确规定受害人对保险公司享有直接请求权，但从该条规定的内容来看应为直接请求权。同时《保险法》第五十条关于“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据此，作为保险人的保险公司可以直接向受害人在被保险人（即车方）所投的第三责任险保额内赔付。结合“两法”的上述规定，实际上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赋予了受害人对保险公司在被保险人（即车方）所投的第三责任险保额内主张权利的直接请求权，受害人的该直接请求权是依据法律即《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取得，是法定的请求权，并且独立存在。因此，一旦发生诉讼，应将保险公司作为直接共同被告。且在司法实践中，也有相关法院，如广东、广西、江苏等地部分法院也在逐步将保险公司作为被告处理并承担保险范围内民事责任的相关判例。

二、关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一）该认定书的性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交通事故发生后，经现场勘查、调查询问后根据事故当事方的违法情形并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及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的规定所作出事故认定书。因该认定书是在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交通事故时将其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因此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此类事故责任认定书常常被法院当然采纳。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或就损害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的，以及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所作出的责任认定、伤残评定确属不妥，则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据此，其责任认定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与其它书证、物证一样，只能是一种证据，只是与物证、书证、勘验笔录等不同，它是一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根据一定的专业技能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方法，通过分析与论证来确定当事人是否应当承担一定责任的过程，但均属法院审查的范围，是否属实？是否采信，则须由法院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有关规定对其予以审查判断，而不是不加审查一概当然认定采纳。

（二）该责任认定不能作为民事责任划分的依据。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审理道路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时，的确都以该事故责任认定书作为认定事实与承担责任的当然依据。但《交通安全法》实施后，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却并非如此。因为，责任认定书是根据当事人在交通事故的过程中有无违章、有无过错所作出技术认定，体现的是双方当事人交通事故中有无违章、有无过错及其责任大小的“过错责任原则”。虽在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超出保险公司在其承保的责任限额以外的损失适用过失责任原则并无不当，已无争议。 但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二）项关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的规定，确认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适用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 也就是只要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均首先应由机动车一方在超过保险责任范围以外的部分承担全责。若机动车一方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并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即只要车方能举证证明非机动车一方有过错才适用的过失相抵原则，以减轻车方的赔偿责任、赔偿数额。这与以事故责任认定来确认当事人之间整个民事责任及其划分完全不同。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首先应由保险公司在其承保的责任限额内对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对超过承保责任限额以外的损失再首先推定由车方承担全责，但若其能举证证明非机动车一方有过错的，则应适用过失相抵适当减轻车方赔偿责任、赔偿数额。因此，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的交通事故中，其责任认定不能作为民事责任划分的依据。

三、关于归责原则的把握。

根据侵权行为法理论，民事侵权案件的归责原则就是确定侵权行为人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一般准则。民事侵权案件的归责原则有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原则。其归责原则的确定和把握是确定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基础和前提，是司法人员处理侵权纠纷案件的基本准则，不同种类的侵权案件，应适用各自不同的归责原则。那么，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应该以什么归责原则来确定当事人之间的责任承担及其免责事由？根据过去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不论是机动车之间还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所发生交通事故，均以当事人有无违章行为、有无过错来确定当事人的责任承担，即都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依据进行处理。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对其交通事故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的适用则采取区别对待的原则：一是根据该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即对于两机动车之间所发生的交通事故而产生的损害，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来确定是否承担责任担责大小；二是该条一款（二）项规定的“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即对于机动车驾驶人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而言，则是采取的无过失责任原则，也就是说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的，应由机动车一方负全责，其但书条款只是一种过失相抵，以此决定是否减轻赔偿及其数额，并不是减轻其责任承担（二者有本质的区别）。

因此，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确定归责原则、责任承担时应首先分清是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事故还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这样，对才能准确适用归责原则、准确定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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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交通安全法（草案）》规定，交通事故中对于事故责任的认定，仍然将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承担。据了解，该法律草案二次审议稿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分析查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和形成原因，制作交通事故成因报告书，并送达当事人。”一些地方和法院提出，如果公安机关不再作责任认定，大量的交通事故纠纷只能由法院处理，法院难以承担。由公安机关处理纠纷，有利于及时解决纠纷、方便群众和降低诉讼成本。

    据此，法律委员会建议将这一条修改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形成原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九十三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经过勘验、检查现场的交通事故应当在勘查现场之日起10日内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对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应当在检验、鉴定结果确定之日起5日内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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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当前的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事故中各方所负责任进行直接划分，不论在相关的刑事、民事或行政诉讼中，其均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关于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属性，尤其是对于交通事故认定书属于证据还是具体行政行为，学界的争论从未停止。随着20__年5月1日《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我国首次以立法的形式将交通事故认定书定性为证据，从此，交通事故认定不再具有行政可诉性，“证据说”逐渐成为该方面的主流。但《道路交通安全法》并未规定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类型，也未就事故当事人对认定书有异议时的救济途径进行规定。笔者就上述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相关完善建议，力求为该制度的完善尽绵薄之力。

关键词：交通事故认定书 证据 救济制度

一、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属性

在《道路交通安全法》颁布之前，由于我国立法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属性没有明确的界定，学界对其属性的争论从未停止，主要分为“证据说”及“具体行政行为说”。持“证据说”的学者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以证据的形式出现在我国的诉讼程序中，由人民法院审查并确认其证明力，其不具有行政可诉性 ；而持“具体行政行为说”的学者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是我国公安交管部门依职权单方面对交通事故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其一旦送达给事故当事人，即会对该当事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而其具有行政可诉性 。

1992 年12 月1 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四条规定: “当事人仅就公安机关做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伤残评定不服的，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者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当事人对做出的行政处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或者就损害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的，以及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定公安机关所做出的责任认定、伤残评定确属不妥，则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定案依据。”由此可见，20__年之前，在司法实践中，交通事故认定不具有行政可诉性，其具有证据的属性。然而，在20__ 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第5期上，突然刊登了罗伦富不服泸州市公安机关做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例，法院受理该案，并经一、二审判决，撤销了公安机关做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这一案例的公布，开创了人民法院受理该类案件的先例，成为各地人民法院效仿参照范例。一时间，“具体行政行为说”又占了上风。这样的情况仅仅持续了不到两年就被《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所改变，交通事故认定书首次被以立法形式确定为证据。

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属性，笔者赞同“证据说”，具体行政行为要求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作出对其权利义务有直接影响的行为，而交通事故认定的责任并不等同于事故各方所应承担刑事、行政及民事赔偿责任，相应的刑事、行政及民事赔偿责任最终均需要人民法院予以确定，而交通事故认定书仅作为人民法院办理相关案件的证据。最高院《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第27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的除外。通过上述规定可以得出，交通事故认定书同其他证据一样，需要经过人民法院的审查，其证明力才能得到确认。

二、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属性

《道路交通安全法》将交通事故认定书规定为证据，但是未对其属于哪一类证据进行规定，这不仅使得学界对该问题产生很大的分歧，还使得当期对该证据有异议时的救济制度不够完善。目前，关于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属性大致有如下主要观点：

1、书证说。所谓书证，是指以一定的物质作为载体，以文字、符号、图形、表格、数据等载体上记载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案件的>！

2、鉴定意见说。鉴定意见，是指由鉴定人接受委托或聘请，运用自己的专门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诉讼中所涉及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检测、分析、判断后，所得出的结论性书面意见。 持该说的学者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交通事故处理部门的专业人员根据交通事故现场的客观情况，运用其具有的交通安全方面的专门知识，对交通事故的成因、性质及责任划分等各种专门性问题作出分析判断，完全符合鉴定意见的特点。

在以上观点中，书证说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最高院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在民事诉讼中，是以其记载的内容发挥证明作用，尽管其内容既有现场的客观描述也有分析判断和意见，但书证本事并不排斥意见性内容。 由于最高院的定性，使得我国司法实践中，交通事故认定书被作为书证看待，在庭审中与其他书证一样，由各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并需要经过法庭的审查并确认其证明力。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交通事故认定的过程中不仅仅包含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适用问题，也不乏许多专门性问题。对于这些专门性问题，仅仅对法律较为专业的法官及

律师们并不一定易于理解，这便使得法庭上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质证极易可能流于形式。更为严重的是，法官在即使对交通事故认定书存在疑问或某一方当事人对认定书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也不会轻易事故认定书，对其不予采信。依照最高院的《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27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明力，除非有相反证据。交通事故过程中，取证工作几乎都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完成，事故各方几乎很少可能取得上述规定中的“相反证据”。这便导致一方当事人即使对交通事故认定书存在异议，因没有相反证据证明，便对其“无可奈何”。依照公安部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51条规定，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有异议的，可以自该认定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向上一级公安交管部门申请书面复核。由于该复核是由公安部门在系统内部进行的“自我纠错”行为，复核后变更原认定结果的情况很少，也难以使得当事人得意信服，不仅如此，该规定第52条又对复核的条件作出了限制。 综合以上分析，按照当前的司法实践，即将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书证对待，不利于维护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提出异议的当事人的权利，这与现代法治“有权利必有救济”的理念相悖。

按照当前的交通事故认定程序，“鉴定意见说”也不能成立。我国的司法鉴定采取鉴定人登记制度和鉴定人名册制度，鉴定人必须在管理机关登记，并在鉴定人名册上公告。交通事故认定的制作主体是公安部门交通管理机关，参与事故认定的公安警察不一定具备申请鉴定人资格的条件，也没有严格的登记和公告程序。鉴定程序的启动需要当事人或解决纠纷者的委托，而交通事故认定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赋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权利。此外，鉴定人应当是纠纷解决者之外的人，而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制作者同时也是交通事故的解决者。由此，尽管交通事故认定中存在诸多专门性问题，对这类问题的解决方式与鉴定人进行鉴定有类似之处，但交通事故认定程序与我国现行的司法鉴定程序仍然有较大的差别。

三、交通事故认定书异议救济制度的完善

按照当前法律法规的规定，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有异议的救济方法及其有限，一是依照《道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申请复核，二是在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提出相反证据，使得人民法院对交通事故认定书不予采信。通过上文分析，上述两种救济途径都不足以满足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提出异议的当事人的需求，不利于维护当事人的权利。对此问题，有论者提出，仍然应当将交通事故的认定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看待，使之具有行政可诉性，当事人以此可以获得更为宽泛的救济途径。 笔者对此观点不予认同，交通事故认定的结果并未对事故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其仍需要经人民法院的确认其证明力后才能转化为当事人所获得权利及所承担的义务。笔者认为，完善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提出异议的救济制度应当从准确对交通事故认定书进行定性入手。

如上文所述，交通事故认定程序中，不仅包含对相关交通法律法规的执行，还包含许多专门性问题，对于这类专门性问题的认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警察从事了类似于鉴定人的工作。囿于当前的我国对鉴定人制度有严格的登记制度，使得交通事故认定不能归类为鉴定行为，但作为包含专门性问题的证据，如果可以使其像鉴定意见那样在法庭上接受各方当事人、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及法官质询，便可使得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有异议的当事人的救济权利落到实处。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将交通事故认定纳入鉴定制度，具体建议如下。

（一） 交警部门及交警的鉴定资格

按照我国的鉴定制度设置，不论何种鉴定人，都应当依法具有相应的资格、资质，如果需要建立交通事故鉴定制度，作为鉴定人的交警也应当具有相应的资格。公安部《公安机关鉴定人（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并未将交通事故认定纳入公安机关检验鉴定项目，这就造成了交警无法被登记并成为司法鉴定人。笔者建议公安部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及早修订司法鉴定登记管理办法，将交警交通事故认定增加为公安机关检验鉴定项目，将其纳入司法鉴定依法管理的轨道。另外还应根据需要适当逐步提高交通事故认定人的资格条件。

（二） 调查、侦查人员与鉴定人员分离

按照目前的交通事故认定程序，到事故现场参与调查或侦查的公安警察同时也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作出者。我国的鉴定制度中，鉴定人作为一类独立的诉讼参与人，不应与案件的调查或侦查人员在身份上出现混同。如果将交通事故认定纳入司法鉴定项目，就应当实现调查、侦查人员与鉴定人员的分离。笔者建议公安机关的事故处理部门内设置专门从事交通事故鉴定的部门，如在设区的市一级公安机关可以设置为交通事故鉴定中队，县一级公安机关可以设置为交通事故鉴定小组。调查、侦查的警察将在事故现场取得的所有证据收集完毕后，统一交由交通事故鉴定部门鉴定。同其他鉴定意见书一样，交通事故鉴定意见书也应当经鉴定人签名，鉴定机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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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路安全法》实施后，鉴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特殊性、复杂性及相关制度的缺位。通过在案件受理的前置程序上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生效后不履行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明力作用《道路安全法》第七十三要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这条规定带来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是称谓上的变化，二是性质上的明确；关于归责原则问题采民法赔偿，，针对多赔偿义务人确立了一个归责原则体系，对于不同之间的责任承担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和关于赔偿主体问题确立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赔偿责任主体的一般原则和特殊情形下赔偿主体的确立上，笔者就道路损害赔偿案件的责任主体及承担责任形式方面谈一点粗浅的认识与大家讨论。

《道路安全法》【1】和《实施条例》【2】已于2004年5月1日起实施。与此同时，对民事审判作出巨大贡献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废止。由于新旧法律法规的取舍，使道路交通事故民事审判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鉴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特殊性、复杂性及相关法律制度的缺位，该类案件的诉讼存在明显的障碍和混乱，笔者就道路损害赔偿案件的责任主体及承担责任形式方面谈一点粗浅的认识。从《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对审理交通事故案件带来的司法理念上的新变化入手，在受理、归责原则、赔偿主体、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明力等法律适用方面作以和探讨，以期对审判实践有所裨益。

一、关于案件受理的前置程序

《道路安全法》实施前，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受害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除起诉状外，还应提交公安机关制作的调解书、调解终结书或者该事故不属于任何一方当事人违章行为造成的结论”，《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作出的这一规定实际将交警部门对交通事故的处理作为了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其作为《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一个配套通知，在《办法》【3】废止后，应当同时失效。《道路安全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交通部门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生效后不履行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因此，笔者认为该类案件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不必附加前置条件，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即可。

那么对于交警部门正在处理的交通事故案件是否立案？《条例》第九十六条规定：“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再受理调解申请；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期间，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调解终止。”按此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其他部门坚持调解的，不影响人民法院立案、审理。

二、 关于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明力问题

以前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认定书称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由此在理论界引起一场关于当事人不服事故责任认定可否提起行政诉讼，即“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否具有可诉性的争论。《道路安全法》第七十三要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笔者认为这条规定带来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是称谓上的变化，由过去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变为“交通事故认定书”；二是性质上的明确，按此规定，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为专业机构根据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制作的专门证据，属于证据范畴，不具有可诉性。就其属性而言，交通事故认定书在证据的功能上更具直接证据的性质。直接证据是相对于旁证而言的，其最大的特征在于具有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功能。就交通事故认定书而言，作为证据，其证明功能显然不只局限于交通事故的某一细节、片断，相反，它能够比较详细地说明整个交通事故的来龙去脉、客观表现和主观状态，其作为直接证据应属无疑。既然是证据，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如果对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书依据的材料（如勘验、鉴定）认为不妥，可以改变对当事人的责任的认定；如果当事人提出充分可靠的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认定书则应采信新的证据；如果条件许可，且当事人提供足以质疑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的，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关于重新鉴定的规定，在必要时考虑当事人提出的重新勘验、重新鉴定申请。

三、 关于归责原则问题

确认道路交通损害赔偿【4】案件责任主体的一般原则。

车辆的所有、管理、运营等关系较为复杂，在现实中存在着租赁、买卖、挂靠、借用、承包等行为，机动车驾驶员往往并非机动车所有人。但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第31条仅规定了驾驶员执行职务行为和非职务行为时机动车致人损害的主体。在实践中如何准确界定责任主体，缺乏明确可循的基本原则。

《道路安全法》的立法理念之先进，首先在于确认机动车在道路上的运行是一种高度危险作业，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问题原则上应该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处理，抨击了近年来个别忽视人权的“撞了白撞”的地方立法。更先进的是，它不取单一的归责原则，采现代民法赔偿，理论，针对多赔偿义务人确立了一个归责原则体系，对于不同之间的责任承担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

1、 保险公司在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无过错责任。《道路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这就是说，当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时，只要该机动车办理了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已成为强制性规定），保险公司应该首先而且是无条件的予以赔偿，但赔偿的范围仅限于第三者的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以内。

2、 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在特定情况下垫付受害人的损害赔偿，适用无过错责任。《道路安全法》第十七条：“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第七十六条：“抢救费用超过责任限额的，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或者肇事后逃逸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部分或全部抢救费用，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这条规定主要是为了避免受害人在受伤后因无能力无法医治的情况发生，体现了国家立法对人的健康权的保护，体现了一种人性关怀。类似的规定还有“医疗机构对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应当及时抢救，不是因抢救费用未及时支付而拖延救治“等等。

3、 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责任适用过错责任。《道路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这种归责原则体现了机动车之间平等的法律地位、平等的权利、平等的义务，过错大则责任大，过错小则责任小，无过错则无责任。

4、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的交通事故适用严格责任。《道路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第七十六条第二款：“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同时《条例》第九十二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当事人故意破坏、仿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承担全部责任。”由此可见，关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适用的是过错推定、过失相抵原则和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过错推定就是说一旦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人民法院首先推定机动车具有过错，若机动车不能提出反证推翻对其过错的推定，则应承担民事责任；过失相抵原则就是说，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如果机动车能够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失（这种过失仅限于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且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时，法院考虑这一情况减少损害赔偿的金额。严格责任是说机动车驾驶人无论主观上有无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只要撞了人就要承担责任，具体承担多大责任，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但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外，不能免除责任。笔者认为，比较过去的规定，第七十六条的规定适当加重了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主要考虑有以下三点：

第一， 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的家，道路上机动车多、自行车多、行人多是一大特色。我国机动车的增长速度很快，但机动车质量、驾驶员的素质参差不齐。从近年来发生的重特大交通事故看，绝大部分是由于机动车驾驶员操作违章或者机动车性能不符合要求导致的。强调机动车驾驶员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和谨慎驾驶义务，是减少交通事故，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首要环节。

第二， 坚持以人为本，以尊重和保护人的生命健康权为首要的价值取向。立法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重视保障公民权利，其中最重要的是公民的生命健康权。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涉及的公民权利有二：一方是生命健康权，另一方是道路通行权，前者必然优于后者，法律要优先给予保障。从实际看，机动车作为一种高速运输工具，对人的生命健康安全具有潜在危险性，这种高速行驶的“钢铁战士”与人的“血肉之躯”相碰撞，受害最大的是“血肉之躯”。因此，采取严格责任原则，强调对人的生命健康权的保护，才能更好地贯彻以人为本，尊重和保护人的生命健康权利的宗旨，也才能更好地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现代依法精神。

第三， 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法律是调整利益关系的，不同利益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法律的作用就是合理分配和平衡各种利益关系，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采取严格责任原则，是根据国情对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利益关系进行的分配，它既强调机动车一方要承担严格责任，也强调了违法的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违规也应承受相应的损害后果，并力求通过对双方责任的合理分配，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整体的公平正义，进而达到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护人身财产安全的立法目的。

四、 关于赔偿主体

（一）确立机动车道路事故赔偿责任主体的一般原则

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主体，又称交通事故赔偿责任人，是指应当承担

机动车运行过程中发生事故而致人身损害赔偿的责任者。原《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将“交通事故责任主体”称之为“交通事故责任者”和“机动车驾驶员”。《道路安全法》也承受了《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表述。通过对新旧法规关于赔偿原则规定的比较，笔者认为可以确立机动车道路事故赔偿责任主体的基本原则是：

1、 过错直接赔偿原则。《道路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了机动车事故责任由过错方承担，双方均有过错的按过错比例分担；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一方承担，即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由事故的直接责任者来承担。这种情形主要是鉴于机动车驾驶方是事故的直接制造者和权利义务的直接承受者。

2、 先行垫付原则。《道路安全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或肇事后逃逸的，由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先行垫付部分或全部抢救费用……。这一规定主要是鉴于未参加强制性保险的责任人无力赔偿或全部赔偿以及未查明事故责任人的情况下，为不致使被害人的损害赔偿落空，法律所作出的强制性规定。实践中，为直接责任者所在单位或机动车的实际所有人的责任心，基于公序良谷和价值取向，也可责令其承担先行垫付责任。

3、 替代赔偿原则。《道路安全法》第七十产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这种赔偿是基于保险合同的约定，由保险方承担的责任。

（二）特殊情形下赔偿主体的确立

以上提及的只是确立交通事故赔偿责任主体所遵循的一般性原则，依照这些原则，交通事故赔偿责任主体除保险公司外，主要有肇事车辆驾驶人（个人所有的车辆所有人自己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的所有人（如个人所有的车辆所有人委托他人开车执行临时事务，受托人开车的，车辆所有人作为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肇事司机所在的单位（法人或其他组织在执行职务中发生交通事故的，应由司机所在的单位承担民事责任）等。而在实际生活中，由于物权涵盖的权属要素相互分离（如所有权和使用权、支配管理权）、法律物权和事实物权的冲突，有时还出现实际车主和名义车主不一致等问题，从而给交通事故赔偿责任者法律意义上的认定带来难度。

1、 关于实际车主和名义车主不一致情形下赔偿主体的确立。对于实际车主和名义车主不一致时责任承担问题，最高人民法院针对购买人使用分期付款购买车辆卖方保留车辆所有权、被盗机动车辆肇事、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等几种情形作过司法解释，根据这些规定，机动车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原则上由有关登记名册上记载的所有人承担，但登记名册上记载的所有人能够证明自己不是实际所有人，由实际所有人承担【5】。

2、 关于雇佣关系中机动车发生事故赔偿主体的确立。此种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赔偿解释》）作出了具体规定，应依此执行。《赔偿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人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由此可见，在雇佣关系中，应视机动车驾驶员有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确定由车辆所有人单独承担责任或是由车辆所有人和车辆驾驶员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3、 关于租赁关系和借用关系中发生交通事故责任主体确立。租赁关系和借用关系应视作因合同事务产生的法律关系，这种关系比较复杂。将机动车辆出借给他人使用，如果出借人此时并未丧失对出借机动车辆的支配管理权，出借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出借人此时已实际丧失对出借车辆的支配管理权或者无法行使支配管理权的，出借人一般不承担赔偿责任，否则就是客观归责。如果出借人基于出借车辆而从借用人处受益的、出借机动车辆发生事故的，因在该情况下，驾驶员是车辆所有人支派出来的，车主完全可以通过驾驶员来执行车辆的支配、管理和收益，这种情况出借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实践中基于租赁关系和借用关系的情况比较复杂，考察赔偿责任主体是否担责的条件和因素应当从是否系有偿使用、是否长期使用、连续使用以及对车辆管理支配权和支行受益权等方面诸因素综合判断。

笔者认为：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应根据支行支配权和支行利益的归属来确定赔偿主体。在我国的和实践中，一般采用支行支配和支行利益归属认定赔偿责任主体的理论。这从下面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可以得到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盗机动车肇事后由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规定：使盗窃的机动车肇事，造成被害人物质损失的，肇事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被盗机动车辆的所有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原车主是是否对机动车发生的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的请示的批复》规定：“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因车辆已经交付，原车主既不能支配该车的营运，也不能从该车的营运中获得利益，故原车主不应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所谓的支行支配和支行利益，应当指出的是对机动车支行状态的直接的事实上的支配，和由此产生的直接的利益。

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之简称。

【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实施条例》之简称。

【3】《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之简称。

【4】损害赔偿之归责原则，收录于《民法学说与判例》第一册1998年9 月出版。

【5】雇用人无过失责任的建立，收录于《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 1998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