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国文学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出席论坛的韩国作家、评论家有金禹昌、金震共、朴宰雨、徐经锡、申寅燮、吴贞姬、尹相仁、林哲佑、崔元植、金衍洙、罗喜德、成硕济、申京淑、柳宗镐、郑玄宗、崔允、黄晰！⒔英淑、高银、孔枝泳、金基泽、金爱烂、金春美、金惠顺、都锺焕、朴裕河、邦贤硕、白元淡、成民烨、安度]、吴受妍、刘世锺、柳中夏、殷熙耕、李文宰、李仁星、千云宁、崔仁硕、黄锺渊、黄芝雨等，日本方面包括了作家、评论家井上厦、岛田雅彦、津岛佑子、川村凑、中泽惠、松浦理英子、青山真治、绵矢梨沙、茅野裕城子、星野智幸、平野启一郎和平出隆等。

本届论坛的主题为“现代社会与文学的命运：东亚与外部世界”，下设“东亚文学与世界文学”、“东亚文明与文化共同体”、“故乡、国家、地域共同体、世界”和“文学的未来”等几个议题。大家在研讨中交流各自的创作经验，对各国作家的作品进行详尽的解读，也展望了对东亚地区文学发展的美好愿景，交流始终是在认真、坦诚、亲切、愉快的氛围中进行的。作家们说，中日韩三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地理上又是近邻，相互之间有着紧密的文化交流。近代以来，中日韩三国经历了严重的历史动荡和曲折，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并始终保持着独特的民族品格。新的历史时代，东亚地区的国家需要加深相互了解，构建更加和平的关系，而文学上的交流将为此构筑更加深广的基础。

10月3日，参加论坛的作家们乘坐“金裕贞文学列车”来到春川市，参加了为纪念韩国著名文学家金裕贞诞辰100周年举行的“金裕贞文学之夜”活动。次日，出席了在春川市翰林大学举行的“通过作品认识亚洲的作家”主题活动，就“故乡和地区”和“家族和邻居”论题进行了对话。

在韩期间，中日韩三国作家、评论家参加了在首尔南山文学之家举行的“作家交流之夜”、在汉江游船上举行的船上朗读会等活动。部分作家、评论家还应邀到大韩民国艺术院、韩国中国现代文学会、首尔建国大学、首尔檀国大学、首尔东德女子大学、首尔大学日本学研究会、首尔中央大学外国学研究所、首尔梨花女子大学、首尔汉阳大学、首尔光云大学以及春川市部分大中学校作了文学演讲与恳谈，并与有关媒体进行了对谈。

就率团出席第一届韩日中东亚细亚文学论坛，铁凝说，北京奥运会刚刚结束，我注意到有人讲过这样的一段话――如果想通过体育、通过奥林匹克来使世界上不同民族之间立刻互相热爱起来，可能暂时是浪漫天真的；但通过体育、通过奥林匹克来互相理解，人类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在文学上也有相似之处。我们中日韩三国是近邻，想要通过一次聚会、一次文学论坛，使我们民族之间立刻互相热爱起来，可能也有些天真。但是通过组织这样的文学论坛，让我们三国的作家走动起来，互相串串门见见面，来彼此凝视，彼此打量，互相倾听，认真讨论一下文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讨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学和文化的位置和走向在哪里，以增加民族之间的互相了解和理解，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这次论坛增进了中国与日本、韩国作家之间的理解，也为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树立了更新的形象。

篇2

关键词：《中国姑娘》 创作背景 体育报告文学 价值

鲁光于1981年中国女排首次夺冠之前，发表了体育报告文学《中国姑娘》，激荡着全国人民的热情，极富生活气息和感染力。作者跟随女排训练，详实记录了女排运动员与教练员平时训练的艰辛与不易，真实表现了女排姑娘夺冠后的激动与欣喜，以及她们为了祖国荣誉、人民期盼而坚持奋斗的执着运动精神，以平实无华的文笔记录了她们的日常训练、比赛过程、国际交往、老运动员的爱情生活以及理想和情操。

一、《中国姑娘》创作背景

在改革开放春寒料峭之时，女排获胜让国人压抑已久的激情在一夜怒放，“女排精神”“五连冠”激荡了整整一代人的心灵。接下来是1982年9月女排再夺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冠军；1984年8月，女排获得洛杉矶奥运会女子排球冠军；女排三连冠时，邓颖超发表《给中国女排的一封信》：“中国女排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要向中国女排学习，为我们四化建设，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接下来，1985年女排蝉联女排世界杯冠军；1986年再夺世锦赛冠军。中国女排获得了“五连冠”的骄人战绩。而“女排精神”就像是熊熊燃烧的火炬，照亮了80年代。

“女排精神”的第一个提出者，应该是中国体育报记者、报告文学作家鲁光。那时候中国女排还没有获得三连冠，但鲁光和女排在郴州集训了二十多天，感受到了女排的一股不服输的力量，感觉到这支球队在未来的希望，于是写了报告文学《中国姑娘》，获得第二届报告文学奖，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书名改成《红色魔妇》。在这部报告文学的最后，鲁光用那个时代特有的语气总结道：“中国女排创建近30年了，她的成员更迭了不知多少，但有一种崇高的精神，却在每一代运动员中闪闪发光。究竟是一咱什么精神呢？啊，那是一种伟大的爱，对我们祖国和人民的深沉的爱。正是这种深沉伟大的爱，使中国女排新老运动员们为此忘我，如此痴情！”更多的中国人则通过《中国女排》认识和体会到了女排精神，真实地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感。

二、《中国姑娘》在体育报告文学上的地位和价值

鲁光的《中国姑娘》在中国体育报告文学史上是一座里程碑，选材真实，记录详实，生动鲜明了展现了女排姑娘的训练、成长历程及夺冠的艰辛，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个生动且个性鲜明女排姑娘的群雕，成为1981——1982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奖中的“首奖”之作。这一时期的体育文学，被称为“冠军文学”。

1.刻画人物注重个性化的语言及鲜明的人物思想特征，努力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注意细节的描写和环境的描写。《中国姑娘》所描写的女排姑娘及教练等主要人物有十多个，虽然来自全国各地，而且性格迥异，生活经历各不相同，“献身祖国的体育事业，为祖国的荣誉奋斗终身”的共同理想。例如对女排队长曹慧英的描写“外表看，她恬静、文雅，瓜子形的脸上，总露着几分淡淡的笑意。”而在赛场上对她的描述则是“一个险球从曹慧英身边平飘而去。她飞身扑上去。球救起来了，而她倒在地板上，左腿肌肉拉伤，像撕裂似的疼痛。”，展现了她“铁姑娘”的一面。而当面对裁判的不公平待遇时又“气不打一处出，蓦地站了起来，瞪圆了双眼，忍着钻心的疼痛，继续投入比赛”，生动、个性地展现了曹慧英顾大局、坚强、直率的性格特点。作者能够注意运用生动的艺术细节刻画人物。细节是叙事作品艺术生命的寄托，可以这样说，没有细节的措写，就没有真正的报告文学。还给每位女排姑娘都起了个性鲜明的绰号，如“铁姑娘”曹慧英，在日本，出现了一股“杨希热”，崇拜她的观众都喊她“唷要——希！”。

2.以生动的艺术形象作基础，巧妙地安排文章结构，善于将生活中真实可靠的一刹那进行相对的集中，必要的调动，精彩而形象的议论，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写到激动人心的时，常常因作者的感情难以抑制，情不自禁地站出来议论；而读者读到这里，也会感情激动，看到作者的议论会拍案叫绝，觉得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中国女排》作品中通过女排姑娘的一言一行、一动一静、一颦一笑，生动描绘了每个人训练的辛苦，金牌背后的汗水与努力。例如在女排与前三名失之交臂的时候，作者的评论让读者身临其境，深有同感“中国姑娘们从刚才来路上欢乐的峰顶一下子跌落下来。如果地板有缝，她们真恨不得马上钻进去。轻柔如云的一方方黄手绢啊，竟重得把姑娘们的手臂都压得抬不起来了。胸前运动衣上的”‘中国’两个大字和闪闪发光的国徽，变成了两团火，烧得她们浑身发烧，脸发烫。”再如在描写中国女排再次击败日本女排时，作者直呼“过瘾啊，看得实在过瘾！犹如乘一叶扁舟，在江河里穿风越浪，虽然担惊受怕，却能饱尝那种惊心动魄的情景。”

3.在艺术形式上，都以情节编织为结构特色，求取情节的相对完整，都以具象的（心理、场景、行动）再现性描述为其基本方法。描绘我国女排运动员和教练员在一个又一个国际大赛中争金夺银的激烈场面和艰苦的日常训练场景，主题多涉及两项突出的主题：一是歌颂英雄，二是爱国主义，有着统一的概念化的脸谱特征：姿态正派，始终洋溢着为国争光、奋勇拼搏的爱国热情和昂扬斗志。此时的作家们都怀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几乎这一时期所有的体育文学作品都直接或间接地关注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和体育发展的光明前景。善于运用对比的写作手法，写女排姑娘外表柔弱，内心坚韧，训练上刻苦，写教练在训练场上要求严格，近乎“冷酷无情”，“几乎所有的队员都朝袁伟民瞪眼，虽然谁也没有骂出口，但心里一定都在骂他，恨他。”走出训练场他就变了一个人，关心运动员，平易近人，“有一位姑娘，眼泪还挂在脸颊上，嘴噘得老高。显然，她还在生他的气。袁伟民笑嘻嘻地打趣道：噘得太高了，都可以挂两个油瓶了……姑娘先是把脸往旁边一扭，不理睬他，接着就猛冲过去，使劲捶他的背，然后是破涕为笑，骂他：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呢！”，为了训练时常“舍小家，为大家”。

4.善于引用。鲁光的《中国姑娘》中，开篇就引用友人的诗歌“忠诚，就忠诚自己的土壤；追求，就追求自己的理想”，起到了开头就点题，彰显了女排为国家争光，为理想奋斗的伟大理想。还有一段写袁伟民训练女排姑娘时近乎残酷无情的内容，小标题为《道是无情却有情》，就是活用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句。作品在最后还大量引用了观众的来信，接力赞扬女排姑娘的精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由于你们的胜利，为国家民族争得了荣誉，唤起了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也唤起了我对国家前途的信心，使我心灵深处的一潭死水重新荡漾起希望之波。”这些被引用的一封封来信，突出的不是女排姑娘的排球技术多么精湛，而是训练、比赛过程中彰显的“国魂”、“民族希望”。

参考文献：

篇3

可是我们之后的另一代人，他们只把鲁迅看做遥远的中国故事里一个传说的片段，一个好像听说过的人。他们是新新人类，已经十分惧怕鲁迅先生的文章，更不能理解他的文章里的象征意义。君不知当今中学生有三怕：一怕文言文，二怕周树人，三怕写作文。这所谓的“怕”，充分说明了他们对于这位伟大的文学家的无知和无奈。

这是一个民族的遗憾，也是中国文学史的遗憾。新新人类是祖国的未来，他们有权利选择自己去读谁的文章，他们也有权利选择去崇拜谁。青年人缺乏历史经验，我们可以谅解，但遗憾的是，我们当中有一些学者和文化大家，对于鲁迅的所作所为先是保持了沉默，然后又采取了避而不谈的态度。我们首先应该坚定自己的立场，大力地宣扬鲁迅的思想，引导广大青少年去阅读鲁迅，热爱鲁迅，保持鲁迅的战斗精神，用紧迫的民族使命感去创建理想的和谐社会。

鲁迅的精神是永远不会消失的，鲁迅不但是当时那个时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也是一个从民族文化的熔炉里走出来的英雄。我们没有必要去嫉妒他的丰功伟绩，也没有任何理由去否定他对这个伟大民族的解放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也许在社会发展和国际接轨的历史巨变中，我们的思维方法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我们的视觉所触及的范围已经更加广阔，我们接受新新文化的能力已经大大增强，同时我们也学会了享受和娱乐，但是当我们每天每夜守着电视或手机看着那无聊的戏剧，空虚而寂寞地打发难耐的时光时，那光阴已经从我们的手指缝悄悄溜走，殊不知皱纹已经不知何时爬上我们的额头。有位著名文学评论家做客电视访谈节目时，断然地说，中国这三十年没有真正的文学，他已经三十年没有问津过文学评论的事了。

我们阅读今天的文章，固然有很多的收获和意外，也不乏感动和激励。但是我们已经忘记了文学的重大历史使命，因为我们从事创作的人也是为了迎合读者的心理和赚钱，而读者对于文章的点击，主要也是看是否适合自己的胃口和阅读水平。作者在家里苦思冥想地构思世间本不存在的东西，眼睛只瞅着银行卡上的钱是否已经打来，读者吊着膀子在电脑桌旁等待那满是错别字的长篇小说，熬得眼睛通红茶饭不思，而纸质文学的图书馆里，门可罗雀，尤其是每到开学时，儿童学习教辅书店门前人山人海是何等的壮观。孩子要上学要找工作，鲁迅的篇目能值多少考分，这就是中国文学和中国人阅读需求的现状。

我同情着鲁迅，我怀念着鲁迅，他还在祖国的大江南北为中国苦苦奔走着吗？如果是，先生看到当今这个时代对自己作品的漠视，他那本来就爱生气的脾气，不知会爆发成怎样的呢？我希望善于觉醒的中华民族，有一天会突然想起鲁迅，感念鲁迅的功德，再一次让祖国的新新人类们骄傲地夸耀：中国，有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的名字叫鲁迅。

说完这些话，我深吸了一口烟，借着烟头的火光，我默默祭奠这些已故的中国文化英雄，他们的笑脸一张张在我眼前浮现，果然还是那么年轻和充满希望。

（选自《时文博览》2012年4月，有删改）

阅读上文，回答下面的问题。

1.下列对文章内容的分析和理解，有误的两项是（ ）

A.作者认为新新人类只把鲁迅看做遥远的中国故事里一个传说的片段，已经十分惧怕鲁迅先生的文章，更不能理解他的文章里的象征意义。

B.作者认为应该坚定自己的立场，大力地宣扬鲁迅的思想，引导广大青少年去阅读鲁迅；只有热爱鲁迅，才有民族使命感去创建和谐社会。

C.鲁迅不但是当时那个时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英雄。我们没有必要去嫉妒他的丰功伟绩，没有任何理由去否定他的辛勤劳动。

D.我们阅读今天的文章，固然有很多的收获和意外，也不乏感动和激励。但是我们已经忘记了文学的重大历史使命，其中包括许多作者和读者。

E.作者希望善于觉醒的中华民族，有一天会突然想起鲁迅，感念鲁迅的功德，再一次让祖国的新新人类们骄傲地认为中国伟大的文学家就是鲁迅。

2.文中结尾写道：“说完这些话，我深吸了一口烟，借着烟头的火光，我默默祭奠这些已故的中国文化英雄。”这样写有何作用？

答：

3.作者为什么要以“鲁迅离我们到底有多远”为题？请简要回答。

答：

4.请结合我们学过的《故乡》《记念刘和珍君》《藤野先生》等文章，谈谈鲁迅的人格魅力。

篇4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中国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

早年留学国外，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当代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语系印欧语系中的一种独立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为“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来源：文章屋网 ）

篇5

关键词：文艺民族化；寻根文学；解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7-0006-01

一、何谓文艺民族化

所谓文艺民族化，是指文艺家在尊重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运用各种独特的富有民族色彩的艺术手法或形式来反映新时代的社会面貌，而且所创作的文艺作品必须具有本民族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息。

本质上讲，文艺民族化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一个民族文学艺术的发展成熟。文艺作品要实现民族化，就必须以本民族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为出发点，不断继承、革新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摒弃其中的糟粕成份；并批判的吸收借鉴异民族的文艺优点，使异民族的优秀文化能融合到本民族中来，为我所用。

二、寻根文学的积极价值意义

（1）注重文化心理的展示，通过审视传统文化来刻画人物形象，拓宽了文艺创作的角度和空间，人物也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寻根文学”诞生在“”浩劫之后，与文学不同，“寻根派”的文学家们选择疏离、超越社会政治的创作策略，企图从积淀千年的民族传统文化中挖掘出中国文学的“根”。在创作中，他们改变了过去从政治角度进行创作的方式，不再为政治目的服务；而是结合自身的生活经历，用多彩的文笔描绘缤纷的文化形态。在《爸爸爸》中，人物的设置是丰富多彩、个性鲜明的：丙崽、德龙、仁宝、仲满、丙崽娘等，这些人物生活在与世隔绝的鸡头寨，过着原始、落后、清贫的生活。这种禁闭性的生活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畸形病态的思维方式，所以鸡头寨在遭受天灾和械斗之后，最终走向败落。这种文化形态的展示是新奇的、陌生的，它开拓了文学创作的视角，使文学的发展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2）注重对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的展示，同时吸收异民族优秀的艺术手法。寻根文学家们立足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之上，细腻的刻画着一幅幅极富民族风情和地域色彩的生活画面。在《爸爸爸》中，韩少功就以极其犀利、冷峻的态度批判着民族文化丑陋的一面。他写道：“枝叶腐烂，年年厚积，软软地踏上去，冒出几注黑汁和几个水泡泡，用阴湿浓烈的腐臭，浸染着一代代山猪的嚎叫。也侵染着村村寨寨，所以他们变黑了。”（韩少功《爸爸爸》）其中的人物也渗透着浓重的民族气息。这些人物“一个个都从历史文化深处走来，都具有民族文化的‘根性’”。此外，韩少功的《爸爸爸》借鉴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象征手法，用丙崽的丑陋愚痴和顽固不死，象征传统文化中落后、畸形、病态的一面，挖掘出“文化劣根”，以此来警醒世人。

三、寻根文学衰落的原因分析

（1）寻根文学远离了现实生活。寻根文学的理论宗旨是回避政治，所以作品多是对封闭、静态文化的探讨。例如，韩少功的《爸爸爸》中故事发生的年代背景是模糊的，鸡头寨与世间的风云变幻毫无纠缠。作者完全靠着民俗风情的丰富性来取胜，导致作品缺乏历史厚重感和真实性。这就违背了文艺民族化中作品要反映新时代面貌的客观要求；也违背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客观要求。没有深层的反思社会现实，作品就没有唱响时代的声音，注定会每况愈下直至消失。

（2）寻根文学家对“文化”的理解存在失误，往往陷入“寻根”和拆解的矛盾当中难以自拔。许多寻根文学家习惯于一头扎进民俗民风中，挖掘一种静态的凝滞的远离社会现实的“根”，而这“根”并不是对民族性的真正诠释，也不是维系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生命之根”。纵然被挖掘出来，就连作者自己也难以确切的肯定其价值，反而陷入不断寻找和拆解的恶性循环中。由此看来，寻根文学的短暂命运也就可以解释的通了。

四、寻根文学对后世文学发展的启示

寻根文学虽然短暂但是其成败得失仍然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

（1）文学创作不能脱离现实生活，必须要反映当下的文化面貌。历史是不断发展前进的，文化也是一样。文学的“根”既牵连着过往也照耀着当下，所以文学创作必须把传统和现实融合起来。

（2）文学创作还要善于吸收异民族的优秀文化，并为我所用。西方的东西不能盲目的接受，也要用批判的眼光加以审视；既不能全盘接受也不能全盘否定。韩少功正是灵活的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才创作出了极富象征意义的“丙崽”。

（3）文学创作必须具有民族意识、民族风格和民族心理。中国文学的“根”深埋在民族生活中，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不断前行，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始终闪耀光芒。

篇6

作为一个中国的学生，我感到自豪，因为我们中国拥有悠久的文化历史。今天，我们采荷实验学校迎来了我们尊敬的朋友，新加坡女子学校的30位同学。

新加坡文化是一种高度融合了其他国家文化的精髓，兼收并蓄并在此基础上有很好发展的一种文化形态。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部分是道家、儒家、佛家，还有就是中国书法、篆刻印章、中国结、京戏脸谱、皮影、武术……新加坡人喜欢勇猛、雄健的狮子，而中国人是把最可爱、最憨态可掬的熊猫视为国宝；新加坡最注重的是双语教育，新加坡的同学从小就接受双语培训，而在中国，我想大多数父母都比较重视学好普通话。面对中国与新加坡的种种差异，我们今天仍然特别高兴地聚集在一起，为的只是增进两国之间的友谊可以长存，为的只是让我们两国可以互相增长一些知识。

早晨集会，我们兴奋地见到了新加坡的同学们，并且为她们献上了红领巾，这是多么庄严而神圣的一刻啊，同学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微笑。到了班级之后，我们一同坐了下来，第一节是英语课，老师请了新加坡的同学朗读，听着她们流利的英语，心中不由产生了一种敬佩之情，这就是我应该向她们学习的地方。

我希望在和她们愉快相处的一周内，彼此学到对方国家的文化、礼仪，并且可以成为好朋友，在彼此的回忆中留下一道美丽的风景！

篇7

    一、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摘自网站帖子)

    日前,在国际汉学界有着一定知名度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接受德国权威媒体“德国之声”访问时,突然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国作家相互看不起;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等惊人之语,炮轰中国文学。

    在接受访问时,顾彬的言辞很是激烈。对在国内红极一时的姜戎小说《狼图腾》,这位汉学家的评价是:“《狼图腾》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这本书让中国丢脸。” 而对上世纪末在国内红极一时的“美女作家”,顾彬认为那“不是文学,是垃圾”。

    但顾彬似乎对中国的当代诗歌比较客气,他说:“中国诗歌方面还有一些不错的、了不起的作家,比方说欧阳江河、西川和翟永明等等,还有很多其它的。”而对其它文体的写作者,顾彬就没有这么客气了,他直言不讳地认为:“德国到处都有作家,他们代表德国,代表德国人说话,所以我们有一个德国的声音,但是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呢?没有,不存在。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基本上没有。鲁迅原来很有代表性。现在你给我看看有这么一个中国作家吗?没有。”

    除此之外,对中国作家的外语能力,顾彬也没有放过发言的机会,“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的理解和了解是非常差的,差得很。以前不少作家认为,我们学外语会丰富我们自己的写作。但是,你问一个(现在的)中国作家为什么不学外语,他会说﹐外语只能够破坏我的母语”。

    ·反对派·

    严家炎(北大中文系教授):顾宾在妄下结论

    “我和顾宾见过面,大家是学术上的朋友,但这次我的确不同意他的观点!”听完记者的简单讲述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严家炎的情绪有些激动:顾宾的观点太过于片面,完全是妄下结论,“我们怎么可能没有伟大的作家?王安忆、实、陈建功、李锐……”严家炎一口气向记者罗列了十多位当代中国文坛的知名作家,他还特别提到实的《白鹿原》,“《白鹿原》绝对经得起任何考验,建议顾宾去看看这本小说”。

    对于当代文学本身,严家炎表示:“随着社会的进步,出书相对容易了,文学作品中也的确出现了一些垃圾,但这不是当代文学的全部。”包括近来涌现的“80后”作家,严家炎也略有所闻,“比如韩寒、郭敬明等等,我都有所关注,这群20多岁年轻人的作品中,也有许多值得肯定的东西”。而顾宾提到的“中国作家不敢看世界,也不懂外语”,严家炎也提出了异议,“谁说我们中国作家不会外语了。单说我知道的,王蒙就可以用流利的英语完成演讲,韩少功的英语也非常棒啊。”

    潘耀明(香港作家联会执行会长):顾宾不够了解中国文学

    接到记者的电话时,潘耀明表示自己已经在网上看过了相关文章,“因为学术交流,我和顾宾先生有过接触,他在汉学研究上的确有所成就,但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观点,实在太过于片面”。潘耀明称,一个人的时间、能力有限,绝对无法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作出客观的评价。“中国有一大批非常优秀的中年作家,比如王安忆、韩少功,还有现任作协主席铁凝,他们的文字都非常有内涵和特点,认为50年代以后中国没有伟大的作家,只能说明顾宾对中国文学了解得还不够。”

    对于顾宾关于中国作协的言论,潘耀明表示无法理解,“从当年作家不进作协就无法生存,到现在成为为作家提供创作条件的机构,中国作协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况且如此庞大的机构,不可能没有丝毫弊端”。说“中国作家不懂外语”,在潘耀明看来也非常牵强,“懂外语和文学创作有必然的联系吗?还有,中国作家为什么一定要懂外语?”

    ·理解派·

    张贤亮(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这只是一个学者的观点

    针对汉学家顾宾提出对中国文学界的诸多批判,刚刚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全国委员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的作家张贤亮显得十分轻松,“眼光放远一点,心放宽一点,中国文学已经不再处于封闭状态,既然敞开了家门,难免会听到这样那样的声音”。张贤亮笑着说顾宾只是一个学者,这些观点也就只是学者的一种声音,“一点表扬的声音,我们不必沾沾自喜;同样,一点批评的声音,我们也不用火冒三丈”。张贤亮还说,中国作家同时也不再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作家有可能是老师、医生,也有可能是公务员、商人,总不能一个作家出了问题,就把所有的作家一起说,就好比不能因为一个鸡蛋坏了,大家就不吃鸡蛋了。

    ·逍遥派·

    韩寒(“80后”作家):跟我没多大关系

    韩寒处事总保持自己惯有的风格,让人琢磨不透。前段时间还乐于和文坛老前辈们“舌战”的他,似乎对中国文坛的大小事务失去了兴趣,这次也不例外:“这些什么专家、教授的什么意见、观点啊,似乎跟我没多大关系吧,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还要请朋友吃饭,实在不好意思。”

    ·顾宾其人·

    沃尔夫冈·顾宾(Wolfgang Kubin),中文名顾宾,目前德国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顾宾1945年生于德国策勒市,1966年在明斯特大学学习神学,1968年至1973年改读汉学,兼修德国语言文学、哲学和日本学,1973年获博士学位。1974年至1975年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1981年在柏林自由大学获汉学教授资格,现为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顾宾目前正在主编《袖珍汉学》,主持《鲁迅选集》的翻译,写作九卷本《中国文学史》。

    ·网友反应·

    甘家村:耐心地听听别人的声音,哪怕他的观点未必全部正确。事实上,我们自己也不可能都说正确的话。

    虚怀若谷:这位汉学家的大多数话都说得有道理。不要因为人家是外国人,就对其先存了偏见。他有些说法一针见血,有些是中国人也感受到了但因为一些原因未能如此明晰地说出来。

    易友227:垃圾?有些垃圾还可以回收循环再用,中国文学呢?您觉得它还有用吗?

    易友66:对于他说的有些方面我还是持肯定态度的,中国文学的确有不足的地方,他对鲁迅先生等的评价,我是接受的,但是中国文学的走向并不是一条抛物线,它不可能在跨越辉煌之后而永远进入低谷,这样对中国现代文学一棍子打死,有违客观!

    易友204:顾宾描述的中国文坛现状是对的,但没找到真正的症结。试问,唐宋出了那么多伟大的文学家,他们都懂外语,了解外国文学作品吗?

    探戈起舞:外国汉学家把孔子的“色难”翻译成“困难的颜色”,一大笑话也。

    二、关于“文学已死”(作者:叶匡政  身份:诗人)

    文学死了,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思想,可以让我们重估文学在今天的价值。关于文学有太多的伪问题,而“文学死了”是一个值得我们面对的真问题。对作家而言,如果文学死了,你将如何写作?对大众来说,如果文学死了,是否意味着一种观念的解放?

    中国当代文学确实死了,任何对当代文学体制有所了解的人会得出这个结论:

    一、文学理论死了!

    文学理论人士都在叫喊“文学理论危机”。知名文学理论教授纷纷转行,很多人转向了文化、图像、媒介、思想史的研究。人们惊叹文学研究人员流失,文学理论教学举步维艰。其实早在2004年,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孟繁华研究员就说文学理论死了,他认为传统的文学理论无法在新时代生存。

    二、文学批评死了!

    文学批评的“造假”与“甜蜜”,文学圈内人所共知。文学批评臣服于商业利益,批评变成了炒作,商业早已改变了文学批评的本质。作家对文学批评更懒得理睬,认为隔靴搔痒,自说自话。批评家自己也牢骚满腹,抱怨批评劳动不受尊重。批评家谢有顺认为今天的文学批评“表扬信”铺天盖地,“和稀泥”者比比皆是。他总结过,“文学批评更像是文学族类里的贱民”。

    三、文学史死了!

    近二十年来,文学史家们开始对文学界不断涌出的“运动”“圈子”“口号”有了热情,这种“准政治法则”使文学史家们漠视文本,作家、诗人们也热衷生产观念,文学史沦为“文学观念运动史”,文本沦为图解观念的奴隶。此外,产生于大众中的一切新的文本样式,皆被斥为庸俗文学,被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永不可能进入文学史。文学史,成了一部分人、一部分意识的文学史。

    四、文学研究机构死了!

    文学研究机构的考评大搞形式主义,把发表文学论文数量、是否核心刊物等作为指标。研究人员花钱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所有的文学研究完全服从基金意志的要求,能研究什么、不能研究什么,早有明确规定。这种划地为牢的文学研究机制,使近几十年的中国文学研究只能靠借鉴与抄袭西方文论度日。

篇8

1、冯梦龙（1574—1646年），字犹龙、耳犹、子犹，号龙子犹、茂苑外史、詹詹外史、顾曲散人、姑苏词奴、平平阁主人、墨憨斋主人等。明朝南直隶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苏州）人。文学家、思想家、戏曲家。

2、出身士大夫家庭，与兄冯梦桂、弟冯梦熊并称“吴下三冯”。明崇祯贡生。崇祯七年（1634年），任福建寿宁知县。后回乡从事著述。清顺治初，著《中兴伟略》，记唐王朱聿键监国福州事。家富藏书，辑著《三遂平妖传》《智囊》《广笑府》《春秋指目》《古今谭概》《墨憨斋传奇》《七乐斋稿》《燕都日语》《山歌》《寿宁县志》等。所辑话本《喻世明言》（又名《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是中国白话短篇小说的经典代表。

3、冯梦龙以其对小说、戏曲、民歌、笑话等通俗文学的创作、搜集、整理、编辑，为中国文学作出了独异的贡献。

（来源：文章屋网 ）

篇9

日前，北京大学中文系，人民文学杂志社，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中国作家杂志社，文艺报社，中国现代文学馆合作共同举办了“当代汉语写作的世界性意义国际研讨会”，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及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等地区的近百位学者、批评家、著名作家出席了此次研讨会，探究了如何推进当代汉语文学与世界文学界的对话，拓展阐释当代中国文学的学术视野，打开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的话语空间，从而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的影响力。

当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的时候，作为中国当代文化中的重要部分――中国当代文学也承担了重要的使命。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当代汉语写作有着怎样的世界性意义？这些成为摆在作家、学者、评论家以及读者面前的重要问题。

铁凝（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当今世界上，我们如何看待和估价中国当代文学，中国人如何在世界背景中认识自己文学的价值，作家如何在世界背景中认识我们写作的意义，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随着中国国际影响的扩大，中国文学也在逐步走向世界。世界渴望了解中国，中国的作家们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读者面前。在今天，一个优秀的中国作家，他的读者不仅在我们这片辽阔的国土之上，通过翻译，他的读者还可能在纽约，在欧洲的某个村庄，在亚洲和非洲的某个城市。我本人是一个写作者，我相信，这样一种情景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作家的写作。在写作时你会感到，除了你熟悉的人们，你还可能面对着陌生的人们，面对着文化背景、文学传统、价值理念和生活经验差异极为悬殊的读者，你在面对这样一个广大的和有着巨大差异的世界书写，这时，你就会思考这个问题：当代汉语写作的世界性意义。这个问题摆在作家们面前，同时摆在学者和评论家们面前，甚至摆在中国的和世界各地的读者面前。我们的文学究竟应该怎样站立在世界文学之林，我们又应该如何在这个千差万别的世界中看待自己的文学，这关系到中国文学如何发展，如何塑造和伸张自己的特性。

李敬泽（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让世界关注，中国如何在文化上为当今世界提供更多的精神资源，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当代中国文化如何构成当今世界文化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当代汉语文学的艺术价值如何评价，汉语文学放在世界文学体系中如何定位，汉语文学是否始终在世界文学体系当中，它的世界面向如何展开？所有这些问题，都成为21世纪初中国文学家必须面临的问题，以及我们必须承担和开始的事业。

张颐武（北京大学教授）：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还急于由世界边缘走向世界中心与欧美并肩，那么现在，中国文学可以说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构成部分，并且在内部形成了“‘走向世界’的想象”。我们可以从最近中国最热门的两部电影中看到这种变化，一部是《唐山大地震》，一部是《山楂树之恋》，这两部电影都改编自小说，且都以“”这个最为封闭的时期为背景。但与人们的想象不同的是，两个主人公的出国并不是故事的终结，相反，他们出国后选择再次回归，审视自己的国家，使故事得以公开。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当代文学会作为一个全球性文学的跨语言和跨文化阅读的必要构成，给世界文化提供更多的资源。

王宁（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中心主任）：1827年，歌德在接受艾克曼访谈之后提到，“民族文学已经成为过去，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到来。”这是文学的世界性概念的首次提出。如果说这在当时还是一个乌托邦的话，在今天无疑已经成为一种现实。我们在使用世界文学这个术语时，实际上已经赋予它以下三种含义。首先，世界文学是东西方各国优秀文学的经典之汇总。第二，世界文学是我们的文学研究、评价和批评所依据的全球性和跨文化视角和比较的视野。也就是说，我们只有把民族文学放在广阔的世界文学的语境下来研究和考察，我们才能得出客观的国际性的理论标准。第三，世界文学是通过不同语言的文学的生产、流通、翻译以及批评性选择的一种文学历史的演化。在这种意义下，在今天，当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和政治大国的时候，我们应重塑中国文化和文学大国的形象，促使中国文学有效走向世界。

中国文学正逐步走向世界，这种意识正影响着作家的写作，作家必须要考虑对写作资源的重新占有和最为独特、个性地对写作资源的文学利用。不过，在很多作家看来，无论属于哪个民族哪个国家，立足于“个人性”、“本土性”是首要的。

莫言（著名作家）：关于作品的世界性，包括多个层面。一是知识层面，外国人读中国作家的作品，可以了解他所不了解的经验，他可以了解到他所不了解的中国一些独特的知识；另外，人性层面更为重要，如果是成为世界性的作品，进入世界文学之林，必定具有一种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就是人的共同性的反应，托尔斯泰的作品为什么让中国的读者落泪，中国的《红楼梦》也能够感动外国的读者，这都是因为它们传达了一种共性。中国文学的当下性，应该强调个性化写作，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则还是应该强调作家重在挖掘人的普遍性，当然也不要放弃语言、结构以及其他方面的艺术技术的探索。

刘震云（著名作家）： 作为一个作者，意大利传教士和中国杀猪匠是我的榜样，我如果能把思想传给我的读者和我喜欢的人，我觉得就很有意义。

阎连科（著名作家）：世界文学也好，中国文学也好，对我都不重要。不论时代如何变化，这一代作家必须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来自乡村的作家，家人和土地是我们几代作家最根本的写作资源。然而今天居住和生活在都市，离早已变化的乡村和农人越来越远，越来越难以真正了解土地和那些血肉相连的农人。而失去他们，就意味着我们――尤其是我，对写作资源的彻底失去。写作到今天，作家必须要考虑对写作资源的重新占有和最为独特、个性的对写作资源的文学利用。

铁凝：文学的根本精神是让人们的心灵能够相通，我们要敞开胸怀与世界各国人民对话，我们要吸收和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的、富于创造性的文化成果，我们要在与世界各国的作家和学者的交流中丰富对文学的认识。但同时作为一个作家，我也经常地意识到，我的写作牢牢地扎根于“吾土吾民”。当我坐在书桌前时，我的书写首先是也根本上是面对着那些和我分享着共同的语言、历史和经验的同胞们。如果我的感受、想象和思考首先能够在他们那里得到呼应，那么，我愿意相信自己就能够自信地面对世界其他地方的读者；如果我们能够经受住来自我们的语言、历史和经验的文学传统和文学标准的考验，那么，我们就能够坦然地带着我们的作品加入到世界文学的行列。

王家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文学创作，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作家，都必得首先立足于“个人性”，即从一个作家个人的独特、具体的存在开始。在我看来，写作无非是进入个人自身存在的一种努力。脱离了这种“个人性”，脱离了个人经验的具体血肉，任何对“本土性”的张扬都是可疑的。现在有人大谈“中国经验”，作为写作者，我们谁也不能代表。我们无非只是一些被代表者。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就是这张“个人的牌”。文学从来就是个人的，把一个作家和诗人简单地视为某个民族或文化的化身，这其实是对文学的简化和取消。

汉语文学写作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化中富有活力的部分，然而在一段时期内，汉语写作一直未能在国际上获得充分重视，一直被区隔于当代世界文学视野之外。相比较西方文学在中国的重大影响，当代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相当有限，而且因为信息的不对称，遭致不恰当的评价。当代中国文学向全球文化中心挺进中有着怎样的短板，如何更好地让汉语写作走向世界是不少学者关注的话题。

杜博妮（悉尼大学教授）：翻译应当是中国当代文学传播于世界的最重要的手段，但中国目前的文学翻译工作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学者的关注度上都远无法与其重要性相称，这或许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短板。

刘康（美国杜克大学教授）：中国的现代化与世界的全球化有很大的时间错位，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经出现过思想、艺术、审美等方面的先锋思潮。而随着九十年代思想先锋的告终，中国意识形态与写作的关系形成“多重幻象”。

施战军（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对新海外华人作品的评价需要一点谨慎和客观。因为第一，这些作家大部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出国，他们作品依托的场景、情境、气氛大多都是限于“”前后的一些时空，在历史和人性方面，确实展现出了一种有所积淀的省思和有所把握的想象。第二，他们对于周围的认知基本上局限于当时的印象，对中国现代的印象，没有融入，在语言技法方面也没有新意。第三，他们的有些作品与我们期待中的世界认知无关，我们国内可以同步和国外的文学状况产生交流，但海外作家则在悬隔地带。

艾克拜尔・米吉提（《中国作家》主编）：从现今的世界来看，我们拥有最佳发展机遇期，那种固执的冷战及后冷战思维已经渐行渐远，发达国家受众的眼光与欣赏品味也在发生新的变化，他们更想看到的是今天的中国，今天中国人真实的心境和生活。而这一点，对中文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可回避的是，在以往的作品中，我们广泛深入挖掘了民族劣根性，展示了我们民族群体的人性之恶，以期追求和抵达主题的某种深刻。但是，缺乏展示我们民族群体中的人性美的力作。我们高兴地看到，现在有一部分作家开始关注这一点，正在试图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去体现。我们期待着更多这样的精美之作问世。

陆建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回顾历史，我们需要检视。一百年前一些激进知识分子怀疑中国文字存在的合理性，甚至提出汉字应该废除并以世界语取而代之；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这种呼声甚至来自文化界和出版界的核心。语言是一个民族世界观、价值观的体现，对语言的否定就是对文化的否定。我们要注重汉语写作的重要性。另外当今汉语写作得到了认可，但我们不可仅把它作为社会记载来读，而应充分意识到其文学价值。

南帆（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当代文学的经验不在于恢复古老的民族传统文化，而在于具有当下性的“本土”。 我们现在的民族是世界视野中的民族，当代文学应该放在世界文学的坐标中进行衡量。

篇10

一、汤莎时代欧洲文学作品中的情与理

十六、七世纪，正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兴盛的时代，在这期间，欧洲涌现出了大量的人文主义文学作品。如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巨人传》，描绘了具有超乎常人的体魄和力量的主人公――卡刚都亚原本聪慧过人，但长达几十年的经院教育使得他变得愚昧、笨拙，在接受人文主义的教育之后则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巨人”的故事。在该小说中，拉伯雷借卡刚都亚的故事，批判了天主教经院教育对人本性的磨灭，痛斥了教会的残酷和虚伪，充分体现了作者对人性的肯定，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典型作品，对后世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又如意大利文学家薄伽丘所著的《十日谈》，以1384年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瘟疫为背景，讲述了十名青年男女为躲避瘟疫相聚在一所乡村别墅，他们每天讲一个故事，这些故事批判了教会的虚伪与黑暗，谴责宗教禁欲主义，高度赞扬爱情，充分体现了作者对人性的思考与肯定。又如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所著的《诗集》，表现出追求幸福的爱情观。除了大量的文学家，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还涌现出一大批艺术家，如意大利画家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反映出女性的美，又如意大利建筑师、雕刻家米开朗基罗的代表作《大卫》，展现了人体的美，这些艺术作品，都体现了对宗教禁欲主义的批判，反映出对人性的肯定。而本文所研究的莎士比亚的戏剧，更是诞生于文艺复兴的颠峰时期，莎翁的戏剧，从早期的爱情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到后期的喜剧《仲夏夜之梦》，都体现了这一时期人文主义与封建制度之间的冲突。

二、汤莎时代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情与理

汤显祖所处的晚明时代，在程朱理学与人性思考的矛盾冲突之下，也涌现出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如被称为“前七子”之一的明代文学家李梦阳，提出文学创作应当注重情，他认为民间流传的诗歌是百姓情感的载体，并认为这种载之以情感的诗才是“真诗”。此外，他还将讲述青年男女爱情故事的《西厢记》与《离骚》相提并论，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同样有“前七子”之称的徐祯卿，在其所著的《谈艺录》里也指出，诗歌要写实、重感情，反对华丽的辞藻。徐祯卿主张：“夫情既异其形，故辞当因其势。譬如写物绘色，倩盼各以其状；随规逐矩，圆方巧获其则。此乃因情立格，持守圜环之大略也。”这种主张“诗歌因情而立”的思想，对当时的程朱理学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此外，明代文学家、戏曲作家徐渭提出“古人之诗本乎情”[1]，屠隆主张作诗要不可沿袭古人，而是要发自自己的内心，这些观点都表现出明代文人对于“情”的重视，表现出对程朱理学的批判。此外，大胆公开地批判程朱理学的李贽，主张“发乎情性，出乎自然”，与传统儒家所倡导的“发乎情，止乎礼”截然迥异。在李贽的《明灯道古录》中，他提出要以“化工”替代“画工”，充分体现了李贽对于人的情性的肯定。而本文所研究的汤显祖的戏剧，因汤显祖受泰州学派的影响，他的戏剧中也可见对人性情的肯定，表现出与封建礼教的对抗，其中以其《牡丹亭》为典型。

三、小结

综上所述，无论是十六、七世纪时期的欧洲还是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繁荣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而腐败的封建制度与封建思想阻碍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由此人文主义与封建礼教的冲突也应运而生。在这一时期，无论是W洲还是中国，都涌现出一大批反对封建制度、封建思想的文学家，莎士比亚与汤显祖也不过是冰山一角，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戏剧颇为典型，在现代的传播范围极广，影响极其深远，因此，对莎士比亚和汤显祖戏剧中情与理的冲突进行分析，旨在更为细致地了解十六、七世纪中西戏剧中人文主义与封建主义的争锋。但对于汤莎戏剧进行抽象的分析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因此，在本文该部分介绍了中西戏剧情与理之辩的历史背景及理论的基础之上，本文第三部分将结合《仲夏夜之梦》、《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等戏剧和汤显祖的《牡丹亭》、《紫钗记》，具体分析莎士比亚与汤显祖的戏剧中所变现出的情与理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