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礼仪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西方礼仪，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在欧美国家见面打招呼是很自然的，即使是不认识。打招呼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跟你有进一步的交往，只是一种生活礼仪形式。其实不论任何人，面对有人微笑打招呼，都会受到感染，像是见到阳光心情跟着好起来一样，很自然会打招呼响应。因此，在西方国家旅游的时候，如果迎面而来的人对我们说哈啰，别露出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甚至置之不理唷！那可是非常失礼的。

怎样打招呼？

对方跟你说「Howdoyoudo?就是「你好的意思，不用按着课本教的说「Fine,Thankyou.Andyou?，除非这是你的好朋友，或是你有比较多的时间跟他聊天，不然只要同样回答说「Howdoyoudo?就够了。如果怕自己英文不好听，至少微笑点个头。有时候他们会说「Hello!，其实相当于我们的「嗨，这是同辈或好友之间的应对方式，不适合用在对长辈或地位比较高的人。另外，他们也会问候「Goodmorning，「Goodafternoon或「Goodevening，同样问候就可以了。

怎样吃饭？

中国人吃饭比较随兴，很可能聊到开心处，就大声说笑，或是把餐厅当作自己家一样让小孩子跑来跑去，这在西方国家是相当不得体的喔！尤其如果我们是吃西式餐厅，而不是在中国餐厅，一定要注意餐桌礼节。餐巾应该要铺放在腿上，不是别在领口上的，更不可以拿餐巾来擦桌子或餐具！使用刀叉的时候，倒没有禁忌不可以拿着叉子讲话，因为在外国，放下餐具表示你已经吃完，准备请服务生来收走了。当然啦，如果要比手画脚的时候例外，毕竟拿着刀叉挥舞还是挺不安全的！

享用食物的时候安静是基本的礼貌，像是喝汤、嚼食物都不应该出声音，打嗝的声音尤其会惹人白眼，万一打嗝发出了声音，应该对同桌的人说「Excuseme表示歉意。千万不要塞得满嘴的食物，慢慢一口一口吃。发表意见时，应该等食物完全吞下去之后再讲话，不可以一边嚼一边讲话。如果有鱼刺或骨头，应该尽量先用刀叉挑出来或切除掉，再放到嘴里面，不适合嚼一嚼之后再用嘴巴吐出来，假如不得已必须要这样做，也最好悄悄地、稍微用餐巾布遮掩一下比较好喔。

西方的礼仪和我国有许多的相似之处。

零零总总谈了一些基本西方礼仪，其实最基本的还是爸妈平时生活教养的功夫。如果常常提醒孩子遵守礼貌规矩，让孩子懂得规范自己、尊重别人，相信在国外旅游的时候，也能很快就适应不同的礼节了！

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西方的礼仪和我国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在当前国际交往频繁的形式下，不论是在国内接待外宾或出国访问旅游，不论是将要留学国外或常驻国外工作都有必要学习一下西方的礼仪。

礼节有两个方面：其一要从内心去关心他人的需要和情感；其二要以一定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由此人们通常可以判断我们家庭教养的状况。礼节的实质就是处处为别人着想，这也就是要实行那条金笺：你想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该怎样对待别人。所谓考虑他人的要点就是要使自己的衣着和举止尽可能让人喜欢。一看到衣着雅致、彬彬有礼的人，你就会觉得日常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相反，看到的是衣着不整，礼节不周的人，你就会有明显的缺少什幺以及不舒服和烦恼的感觉。

中国的礼节与西方的礼节有时差别很大。

如果你想同西方人相处和谐，了解西方的礼节是非常重要的。

最简单的问候是说一声"早上好"、"下午好"，或"晚上好"。这种问候可以用于你不太熟悉的人或者任何与你匆匆擦肩而过的人。

若你不很匆忙时，对不认识的人可说一声"你好"，回答你的也应该是"你好"。

当你第一次与别人见面时，通常要握手。此外，久违的朋友相见时，通常也要握手。然而，相遇时不握手也行,微微鞠一个躬,也是很有礼貌的。

如果谁要和你握手，你当然要同他握手——拒绝握手是非常不礼貌的。通常是由年龄大的一方或者女子先伸出手。

你在向别人问好时，直呼别人的姓名也常常是得体的。你可以说；"早上好，蒙克里夫先生"或"你好，富兰克林"。

有些问候在中国是合乎礼节的，而在西方却不被采用。如果你问候一个西方人说"你上哪儿去?"（Whereareyougoing?）或说"你去哪儿啦？"（Wherehaveyoubeen?）他会想你在打听他的私事，实在是太失礼了。

而如果你说："你吃过了吗？"（Haveyouhadyourdinner?），他可能会认为你想邀请他与你共同进餐。因此，和西方人相处时，你最好使用西方通常的问候方式。

当你受到邀请时，你必须立即作复，明确地说明你究竟能不能接受这次邀请。如果对方是在谈话中或偶然遇见时口头提出邀请的，你就应该立刻回答能不能去。如果当时不能回答，你可以说?"我今晚告诉你，行吗？"或诸如此类的话。但不管是口头邀请还是书面邀请，都应当给予明确的回答。

通常来说，表示你的确不能接受邀请的客气的办法是说出你不能不谢绝的理由。只是说一声"我不能去"或"我不去"是不礼貌的。说一声"对不起"也是不够的。只说一声"谢谢"，那就只能使人莫名其妙，不知你到底是接受邀请，还是谢绝邀请。

如果你接受了邀请，忽然有事不能赴约。你应当把你不能前往的真实原因告诉对方，接受了邀请而又不赴约是一件极不礼貌的事情。

在经历了饮食习惯的历史沿革之后，当我们都围坐在铺着雪白桌布、摆着锃亮刀叉的餐桌旁时，吃饭已经从只为了充饥的需求而发展成为一种令人愉快在复杂的社会习俗。今天，在你应邀赴宴的时候，你对同桌进餐的人和餐桌上的谈话，大概比对饮食要更感兴趣。实际进餐时，应该尽可能少一些声响，少一些动作。

女主人一拿起餐巾时，你也就可以拿起你的餐巾，放在腿上。有时餐巾中包有一只小面包；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把它取出，放在旁边的小碟上。

在西方，汽车有优先通行权。几个人肩并肩地排成一行走是不礼貌的。因为那样会妨碍别人行走或耽搁别人的时间。

西方店铺，除极少数外，都对商品明码标价，没有讨价还价的习惯。店员们都很客气，尽力为顾客找到满意的商品。顾客也必须很客气，如果看了好几件物品以后，一件都不想买，顾客可以说:"恐怕这些都不是我所需要的，麻烦你了，多谢。"

"谢谢你"（Thankyou）这名话在西方比在中国用得要更加频繁得多。任何人替你做了一些事，不管事情多小，也不管他是你的上司还是佣人，你都应该说："谢谢你"。

篇2

涉外文秘要学会挑选礼品。礼品的价值不在于是否名贵，而在于适宜。一份适时宜人的礼物就会赢得友情。选择礼品时，宜选一些物美价廉、具有纪念意义，有民族特色并有一定艺术欣赏价值的物品，例如受礼人喜爱的小艺术品、小纪念品、食品、花束、书籍、画册或一般日用品等。

赠送的礼品一般要用礼品纸（花色、彩色纸）包装。即使礼品本身装在盒子里，也要另加包装，然后用彩带系上漂亮的蝴蝶结、梅花结等。

礼品一般应当面赠送（参加婚礼或送别可预先送去）。祝贺生日、赠送年礼，可派人送上门或邮寄，并随礼品附上送礼人的名片，也可书写贺词，装在大小相当的信封内。信封上写清楚受礼人姓名（不写地址）。

1、圣诞礼品

人们最盛行在圣诞节赠送礼品。送给孩子的通常是各种新奇玩具，大人们之间一般互赠书籍、文具、巧克力糖或盆景等。

2、生日礼品

西方人送生日礼品大都是一块大的蛋糕。青年男女之间送领带、书籍、文具、室内的陈设品、手提包及其他装饰品。

在赠品上大抵要附上一张名片，写上一句客气的话。送生日礼品时，英国人常写：

Wishingyoumanyhappyreturnsoftheday.（福寿无疆，长命百岁！）

美国人则常写：Happybirthday.（生日快乐。）

3、结婚赠品

结婚赠品只要在新家庭中用得着，无论什么都可以。如银器、花瓶、果盆、瓷器、地毯、家具、刺绣、食器、餐具、床毯等都是很普通的礼物。

跟中国人喜事尚红色的习俗不同，西方人尚白色。新娘穿白衣，所以送礼时也要用白纸包，系一白绸带，或加一个绸花。绸带上附一张名片，可用笔写上一些祝贺语。如：

Allgoodwishes.（良好祝愿！）

Wishingyouhappiness.（祝你愉快！）

4、探病的礼品

探视病人通常送鲜花或盆景。如果要花店代为赠送的话，需附上一张名片，在名片上写：

Toinquire.(祝早日康复)

5、赠别礼物

凡友人有远行时，也常赠送礼物以表心意。通常赠送鲜花、点心、水果或书籍杂志等。所附名片上写：BonVoyage.(旅途愉快。)

Bestwishesforyourjourney.(一帆风顺。)

如送一本书作纪念，在扉页上则写一些祝福的话。如：

Inremembranceofmanydayswespenttogether.(以作多日欢聚之纪念。)

6、宴会赠品

参加大型宴会不需要带礼品。参加个人宴会时，常常送上一束鲜花。可提前让花店送到主人家，也可等到宴会结束后送。参加宴会的当天，本人带去也可以，但这不太时兴。

按照西方人的习俗，赠送礼品时，送礼人一般说：

Iwishyou''''dlikeit.（希望你能喜欢。）

西方人送礼时不象中国人那样说“薄礼一份，请笑纳”之类的客套话。收到礼品时一定要当着送礼人的面打开礼品欣赏或品尝食物（如果对方送的是食品的话），并立即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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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确摆放餐巾。餐巾不仅要摆在腿上，还应该注意要将其对折，并将折痕靠近自己。中途暂时离席应将餐巾放在椅子上或用刀压着餐巾一角任其垂下，绝对不要将其挂在椅背上或放回餐桌上。

3、如何用刀叉。如果实在记不清刀叉用途，就只记住使用刀叉次序一定是由外至内。还有在使用刀叉时一定不要动用蛮力，要以前臂的力气切食物，使刀叉基本呈90度角的状态，如中途离席，刀叉应呈八字放置，叉背向上放，这表示我还没吃完呢。叉背向下表示用餐完毕，侍应生会过来收走盘子，已经吃饱的话，应该把刀叉并排放在盘子右面，叉背向下，刀在叉子的右侧。

4、双手取食物。向自己的盘中取食物时，一定要用双手。取一只烤土豆也要用左手拿叉、右手持汤匙将食物夹到自己的盘中。不要只用一只叉子将食物叉到盘中了事，那是极不礼貌的。

5、喝汤及吃面包。汤很热也绝不可以用嘴吹气。舀第一匙的作用就是探热，一般不要舀太满。汤匙要由内向外舀，汤剩下不多时可以将汤盘轻轻向外倾斜。吃面包时，一定不要将整个面包拿起来放入口中咬着吃。合乎礼仪的吃法是把面包用手撕成小片，再缓缓放入口中。

6、主菜礼仪。吃肉扒要从左边切起。吃鱼时要注意，吃完上面的鱼肉后不要将鱼翻身，而应用刀叉挑去整付鱼骨后再吃下面的鱼肉。吃时，第一步先要将刀子插入虾壳和虾肉之间，使之剥离，再将肉取出，慢慢地切片享用。

7、水果及甜品。吃应从自己面前的一侧吃起，如果是三角型蛋糕则应从顶上开始吃。餐后水果一般都是切皮去籽后的果块，吃起来很方便，如果像哈蜜瓜一样连皮的瓜类，应先切去皮现切小块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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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餐桌礼仪；文化差异

一、中西方餐桌礼仪文化差异对比

1.历史起源。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礼仪之邦”、“食礼之国”。最早出现的食礼，又与远古的祭神仪式直接相关。后来食礼由人与神鬼的沟通扩展出人与人的交际，以便调节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逐步形成吉礼、凶礼、军礼、宾礼、佳礼等“先秦五礼”，奠定了古代饮食礼制的基石。

汉族传统的宴饮礼仪程序是：主人向客人发出请柬，届时主人在门口相迎。出席的宾客也要互致问候，开席前客人先在客厅小坐，吃些茶点。待客人到齐后一一就座，以左为上，相对上座的是二座，上座之下为三座。等到客人都坐定之后，主人开始敬酒让菜。敬酒时先敬长辈和主宾，最后才是主人。这种传统的宴请礼仪在我国的大多数地方流传至今，在各种电影电视剧作品中也很多见。清代受西餐传入的影响，一些西餐礼仪也被引进，中西餐饮文化的交流，使得餐饮礼仪更加科学合理。

西方餐桌礼仪起源于法国，当时因着拜占庭文化启发，制定了一系列细致的礼仪。在十七世纪以前，传统习惯是戴着帽子用餐。在帝制时代，餐桌礼仪显得繁琐、严苛，不同民族有不一样的用餐习惯。欧洲的餐桌礼仪由骑士精神演变而来。在十二世纪，意大利文化流入法国，餐桌礼仪和菜单用语均变得更为优雅精致，教导礼仪的著作亦纷纷面世。

时至今日，餐桌礼仪还在欧洲国家继续传留下去。西方家庭素有把餐桌当成课堂的习俗。从孩子上餐桌的第一天开始，家长就对其进行餐桌礼仪的培养。

2.餐桌用语。

在中国，即使餐桌上的菜琳琅满目，主人也会说“菜很少，招待不周，还请大家多担待“；而西方国家的主人则会很随便的说“help yourselves”，显得很自然随意。同时中国的主人会不时往客人的碗里添布新菜，经常客人的碗被主人夹的菜装得满满的，但是在西方这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主人的布菜会让客人觉得自己的意愿没有受到尊重。

3.餐具使用和摆放。

筷子刀叉是中西餐桌礼仪最基本差异。在我国，北方多木，南方多竹，而筷子的主要原料就是木头和竹子。而刀叉的起源与欧洲古代的游牧民有关，他们随身带刀，往往遇到猎物，用刀子割下来，烧熟了，用刀子分着吃。大约到15世纪前后，为了改变进餐姿势，才慢慢开始使用叉子。不同的餐具反映了不同的生活观念。

在中国，一家人坐在一起，用筷子合餐，体现了老老少少坐在一起的家庭单元，而西方人一开始就分吃，由此反映出西方人讲究独立，子女长大后就独立闯世界的想法和习惯。

筷子是中餐最重要的餐具。在使用当中，用餐前筷子一定要整齐地放在饭碗的右侧，用餐后一定要整齐地竖向放在饭碗的正中。和人交谈时，要暂时放下筷子；不要把筷子竖直插放在食物上面；不能用筷子剔牙’挠痒或夹取食物以外的东西。

西方餐具摆放时托盘居中，左叉右刀，刀尖向上，刀口向内，盘前横匙，主食靠左，餐具靠右，其余用具酌情摆放。酒杯的数量与酒的种类相等，摆法是从左到右。西餐中餐巾放在盘子里。使用刀时，刀刃不可向外，而且不可将刀叉的一端放在盘子上，另一端放在桌子上；进餐中需要暂时放下刀叉时，应摆成八字型，分别放置餐盘边上，刀刃朝向自己，表示还要继续吃；用餐结束后将叉子的背面向上，刀刃向内与叉子并拢，平息放置于餐盘上，表示用餐结束。

4.从座位安排角度对比。

中西方都对宴请活动过程中的座位排序极为重视，中国人在传统的思想中，对八仙桌极为喜爱。在宴请中，年纪大的长者或是主人，以及德高望重的人坐到主要位置，其他客人会按顺序入座；而西方国家在宴请客人中，习惯用长桌，主人会坐在桌子的两端，而客人则按照次序入座，这种差异反映了中西方思想方面的差异，中国人喜欢幸福圆满的感觉，所以选择圆形的桌子。

5.从餐桌礼仪禁忌角度对比。

与中国的传统家庭一起用餐，一定要尊重他们的习俗，不要触犯了他们的禁忌，因为中国人通常认为饮食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如果在用餐时犯了禁忌会带来厄运。比如说吃鱼，当吃完一面鱼身，需要用筷子翻转到另一面时，通常开车的人是不会动筷子去翻的。他们认为：如果翻了鱼身，那么驾车的时候就会翻车。

在西方餐桌上也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不要在餐桌上化妆，用餐巾擦鼻涕；每次送到嘴里的食物不要太多，在咀嚼时不要说话；就餐时不可以狼吞虎咽；遇到自己不愿吃的食物也应一点放在盘中，以示礼貌；不应在进餐中途退席；确实需要离开，要向左右的客人小声打招呼；饮酒干杯时，即使不喝，也应该将杯口在唇上碰一碰，以示敬意等。

二、形成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原因

1.思维方式不同。

中西方受不同文化底蕴的影响，产生不同的思维方式，反过来，不同的思维方式又进一步影响文化的发展。中国人的思维是综合性的，在思考的过程中注重集体利益，而西方人则偏好分析性思维，思维上更强调个人主义和自我，注重个性的张扬。

2.价值观的不同。

中国人的价值观是集体主义，相对的西方人的思想中个人主义占主要地位。中国人崇尚中庸的思想，主张通过努力来调和各种矛盾以达到共赢的结果。而西方则以个人利益为重，注重自我和个性的张扬。价值观的差异影响的意义深远，不仅在心灵思想上有着不小的影响，同时也可以影响整个国家的体系。

受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影响，中西方餐桌礼仪存在各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对跨文化交际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在中西方交往之前，对对方的餐桌礼仪了解十分必要。

三、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中西方餐桌礼仪差异的分析，了解到了中西方之间不同的文化传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趋频繁，也就突显了餐桌礼仪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性。掌握二者之间的不同，对于我们提高自身的素质有着很大的帮助，人们需要了解中西方国家在餐桌礼仪上的差异，以便能在国际交往中更好地交流，给生活和工作带来更大的便利。

参考文献：

[1]李海芳. 浅析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异[J]. 跨世纪：学术版，2009，17（4）。

[2]w红群.世界饮食文化，[M]， 时事出版社，2006年版。

篇5

“您好！”贝淡宁礼貌地伸出右手。

“您好，贝老师！”与贝淡宁握手的同时，来访者同时稍稍低头鞠躬。

如果此时是剪辑视频，那么贝淡宁一定会按下暂停键，把这一桢定格。

坐在咖啡馆里，他对本刊记者说：“你刚刚进我办公室，我们握手的时候，你在无意识之中也会稍微鞠躬一下。”

贝淡宁是在用这画面提醒，尽管现在中国通用西方的一些礼节，但许多人还保存着传统的礼仪方式，虽然经过了改良。

贝淡宁本名丹尼尔・A・贝尔，他在中国生活了十多年，名字前有许多定语：“来自加拿大的中国女婿”，“一位儒家学者”，一个“中国的观察者”。

送客、握手、喝酒和唱歌

就像一个“北漂”，贝淡宁现在一年只回老家加拿大蒙特利尔一两次。

因为长期在中国生活，有时回到加拿大，他难免会以中国的礼仪为标尺，观察父母的举止。他说，一般送客人的时候，中国人会一直看着对方走远才会转身离开，但在加拿大，他要离开时，母亲送他出门后就会把门关上。“我在中国呆得久了，母亲这样做我会觉得有些不舒服。”

贝淡宁比一个地道的中国人更规范自己的礼仪――把客人送出自己的视线之外;握手时很自然地稍稍低头鞠躬;点咖啡时还会抢着埋单。

他对当下的中国现状有一份理解，他知道中国经过了百年反传统的冲击，尤其是经历过“”，许多礼节已荡然无存。但他说，和西方国家比起来，中国的礼仪还是有很多。

既然生活在中国，当然少不了喝酒，这也是贝淡宁最先遭遇的“冲击”。

他多次对本刊记者谈到喝酒的礼仪。刚到中国时，和学生一起吃饭，学生坚持让他喝酒，他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每一次举杯都要碰杯，而且敬酒的方式又这么多，实在不如西方人自己喝自己的更随意。后来他去了日本和韩国，发现这两个东亚国家保留了更多的饮酒礼仪，比如韩国人向长辈敬酒后必须扭过头、遮住嘴喝。

为什么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都非常注重酒桌上的礼仪？为什么这些国家的人喜欢结伴去KTV唱歌？贝淡宁体悟着生活中悄悄进行的礼仪：喝酒、唱歌都是一种礼，都跟传统的礼乐有关系，当然它们的呈现形式是现代的。

“在一起喝酒、唱歌的过程中，参与者都会产生一种归属感、社群感，不管是什么身份、什么等级的人。”他说

等级礼仪

贝淡宁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教书。当时的他只比学生大几岁，所以希望学生直呼其名，但从没有人这样叫过。有个学生总是尊称他为“贝尔博士”，他批评这个学生过于客气，但学生马上说：“是的，先生。”后来，他只能适应“贝尔博士”这个称呼了。

与西方国家的老师不同，他发现在东亚国家，老师显然拥有非常高的社会地位。与此相对应的，他也知道中国的老师不仅要负责学生的教学，还要关心学生的心理健康和道德发展。他在牛津读书的时候，学术导师和道德导师是两个人，但在中国，老师显然要成为学生的道德榜样。

师生关系是让贝淡宁最为感慨的一种关系。他的孩子从清华附小毕业的时候，那种依依不舍道别的场面让他记忆犹新。

贝淡宁还注意到中国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许多餐饮业的员工常常在开工前集体训话，早锻炼，唱集体歌曲，或者高喊公司口号。他觉得，在日本和中国企业中老板和雇员一起参加集体唱歌，一起吃饭、度假、工作，如同师生关系。

而中国人用“让”字来体现的餐桌礼仪，也串起了贝淡宁对东亚儒家社会广泛存在的“等级礼仪”的思考――“强者就会有更强烈的动机来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贝淡宁说。

他希望能建立一个帮助弱势群体礼仪形成的机构。他引用《论语》中的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他向本刊记者举例日本的城市规划：“穷人和富人、生活区和商业区没有地理上的明显区分，不同阶层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来往，参与共同的礼仪，所以富人也会关心穷人的利益。”

如果中国能成立这样的机构，他希望能够学习日本在城市规划方面的经验，在社区内提供一个贫富交流的公共空间，培养人们彼此尊重的情感。

一辈子的事情

《望东方周刊》：你认为现在哪些儒家的价值观非常重要？

贝淡宁：礼、和谐，还有贤能政治。西方国家一般认为民主是最重要的政治价值观，实行一人一票的制度。但中国不一样，它有很长的历史，有贤能政治的传统。怎么解释中国的政治哲学？我觉得中国的政治哲学是把贤能政治与民主哲学结合起来。

《望东方周刊》：从现实角度来看，儒家资源中的优势与劣势是什么？

贝淡宁：比如说，如何解决腐败，如何培养领导，如何培养社会责任，等等，儒家这方面的资源非常丰富。

有一些问题，比如男女平等，儒家是有缺陷的。再比如环保问题，可能道家的资源更多。

《望东方周刊》：你怎么看待于丹的走红？

贝淡宁：她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但我觉得儒家是很关心政治的，《论语》最核心的是培养君子，君子要为社会服务。如果完全用去政治化的价值观来解释儒家经典，说都是为了个人的幸福，当然儒家不反对个人幸福，但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人与家庭、社会、自然的关系。个人的幸福并不是最核心的问题。而按照于丹的观点，是有点偏个人主义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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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人招呼语

中国人传统上以肢体动作或是语言和人打招呼的（例如：拱手等）。一般的时候，两个传统中国人见面会说“你好”。如果在早饭的时候见到对方，会说“吃早饭了吗？”；如果是在中午看的话，那就会说“吃中饭了吗？”；当然要是在晚上的话，就会说“吃晚饭了吗？”由此可见，中国人的生活与吃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所以吃也是一个很有讲究的内容。

相熟的朋友，会互相邀请着到家里去吃饭。当然吃的这个时间也是有火候把握的，中国人习惯要早一些到以示对主人的尊重本文由收集整理，自然是不能去的太早的，太早的话，主人还没有注备好，去晚了又是失礼的。还有就是，我们习惯去做客时，总是带上一些水果之类的，以示友好。一般在聚会结束后，离开主人家里时，主人通常会为了表示热情好客，再一次发出邀请。“有空再来玩，有空再过来吃饭”等等的话，自然以示回应客人会说“一定，好的”之类的回复。其实，我们只要明白，这里只是为了表示双方的情绪，整个饭局的状态是好的。而至于真的到底什么时候会再去吃饭，那又是不太确定的内容。除非双方真的又再一次敲定了时间地点。当然如果是外出吃饭的话，那么一般情况下是，谁发出的邀请那么就是谁来买单的，很少会有aa制的发生，除非事先讲清楚那就另当别论了。

他们还有一个惯例就是喜欢看到别人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要问什么。例如，看到相识的人出门，就要问“你出门啊？上街呀？”；看到别人下班就问“下了呀？”；如果不确定对方要去哪里情况下，就会说“这是去哪里呀？”

二、西方人的招呼语

其实我们所说的西方人的招呼语，也是各国这间有很大差异的。例如以法国人而言，他们最常见的方式是握手和吻面礼。当然握手时时间不宜过长，还有没有必要握信人家的手使劲晃动。大多数情况下见面是吻两次，男士之间不需吻，女士则只有在不认识的情况下才握手，否则一天中第一次见面和道别都是要吻对方的。而对于美国人而言就更加随性一些。他们是以不拘礼节而闻名于世的。

遇见某人

当他们初次与某人见面的时候，通常情况下美国人习惯握手来打招呼，不论男女都是如此。当然拥抱的话，就只可能出现在比较亲密的朋友之间。和法国人不同的是，他们也不常亲吻对方。美国人一般会用他们的全名（will·smith）来给别人做介绍自己，如果见面的场合很随意的话，也有可能只有名（will）。所以只要初次见面，对方说很乐意见到你，那么你就可以称呼对方的名字，除非他是有头衔的，像是你的教授等人，那只能尊称他的姓氏了。

讲电话

美国人接电话，一般只有简单的"hello"，如果你只是为了公事打过去的话，那么电话会立马转到你要办公事的人那儿，而如果你要找的这个人必须要和你通话，那么你就必须得留下自己的名字，如果不行的，那么你应该礼貌地说“我能不能和他通话？”当然大多数美国家庭都会有电话留言机，同样许多的公司里也有有声邮件可供雇员们使用。所以当你想留言的时候，只要清楚地写下你的名字、地址和电话就好了。

外出用餐

全美的所有餐馆都可以用现金支付，当然大多数也可以接受信用卡，少数的餐馆也可以在atm机上刷卡支付。在外一些比较好的餐馆就餐等位置是常出现的事情，而这些餐馆一般是不接受订位的。当人们就餐完毕之后，他们会习惯打包，有时候这些食物是打包给他们忠诚的朋友——狗。另外餐馆里如果经营烟的话，是需要经营执照的，而且喝酒的客人也是有年龄限制的。

篇7

【关键词】红楼梦；唐顿庄园；餐桌礼仪；中西方文化差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6-0257-02

饮食在人们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同的人对饮食的认识、要求、用餐方式等各不相同，饮食不仅能满足人们的生理需要，而且具有较深的文化内涵，从而形成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食礼作为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于饮食，同时又约束着饮食活动。由于地域、文化、餐桌礼仪、文明发展等文化差异，中西方食礼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通过探究《红楼梦》和《唐顿庄园》中的餐桌礼仪，了解不同的食礼文化及其背后所隐含的中西方文化的根性。

一、从红楼梦看中国餐桌礼仪

中国作为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拥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宴饮文化，至少在周代，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善的饮食礼仪制度，宴会中贯穿的礼仪、礼节，并非是对吃的情趣的束缚，而是表现人们的道德文化修养，在饮食生活中体现一种形式美、伦理美、人情美。《红楼梦》作为中国古代四大经典名著之一，讲述了贾史王薛四大贵族家庭的繁荣与衰败，还原了当时贵族家庭的生活场景，对研究中国古代的餐桌礼仪具有极大的空间。

黛玉进贾府，是宏篇巨制《红楼梦》的开端，随着黛玉的进入，贾府的背景、人物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同时通过对黛玉进府过程的繁复描写，贾府繁紊的餐桌礼节也一览无遗，在贾母吩咐过传饭后，王夫人带着黛玉进去，已有很多人在此伺候，但却为何“在见王夫人来了，方安设桌椅”？脂砚斋在此处有批语：不是待王夫人用膳，是恐王夫人有失侍膳之礼耳。这是规矩。再而提到的是这侍膳的礼仪“李纨捧饭，王熙凤安箸，王夫人进羹，而上桌的只有贾母、黛玉和三春而已”，在古代，根据满族重小姑的习俗，未出阁的女儿在家是姣客，身份是很尊贵的，所以女儿可以和父母一同吃饭，而媳妇则要在一旁伺候，待公婆和小姑吃罢才可以吃。最后吃饭的座次自然也值得一说，书中这样写道“贾母正面榻上独坐，两边四张空椅，熙凤忙拉了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上坐了，黛玉十分推让”，中国古代长幼尊卑，贾母自然是坐在正面，又有左右相对，左为尊的规矩，所以熙凤让黛玉坐左边第一张椅子。有王夫人、李纨等在场，黛玉自然是不肯，在知道她们不在这里吃饭后，方才坐了。此时“贾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个告了座方上来。迎春便坐右手第一，探春左第二，惜春右第二。”也显示了古人以左为尊，尊者或长者坐上座，然后从左至右的吃饭座次的讲究，黛玉是客，所以礼让至左手一座，元春不在迎春居长，坐右手一座，接下去是探春惜春。孔子曰：“兴于诗，成于礼”，尽管这些封建礼仪十分繁缛，但表达了古人内心对长辈的尊敬及为人待客之道。

《红楼梦》中还有一段描写贾府中秋设家宴赏月的桥段。家宴是中秋节家人团圆的重要形式，贾府的家宴设在山之高脊凸碧堂内。为了达到阖家团圆的目的，能到的家人一律都到，连平时公务最繁忙的贾政也到了场。凡桌椅皆是圆的，特取团圆之意。坐法也有讲究，按照辈份，上面居中，贾母坐下。左边是贾赦、贾珍、贾琏、贾蓉，右边是贾政、宝玉、贾环、贾兰，团团围坐。宴会在圆桌上进行，座次仍是“尊卑有序”“长幼有序”。贾母是“老祖宗”，在上面居中坐下。贾赦是大房，所以成左；贾政是二房，所以居右。这是封建社会诗礼之家的一套礼仪。

封建社会的宴饮活动，不但座位安排很有讲究，“面东为尊”“左为上”；而且迎接宾客要打躬作揖，席间宾主频频敬酒劝菜，筷要同时举起，席终“净面”后要端茶、送牙签等等，礼仪十分繁缛。现在时代不同，过去那一套礼仪制度当然不适用，但我国是礼仪之邦，人们在宴饮活动中重现礼节、礼貌，几千年来已形成文化传统，其中展现中华民族伦理美，形成美的一些细节，仍沿袭至今。现在虽然没有古代这么拘谨，但每当重要节日或者特殊日子，人们依旧会以怀念的姿态去遵守这些古老的规定、规矩。当然平时的家庭饮食中，人们也会依旧以尊敬老人、师长、宾客为原则。

二、从唐顿庄园看西方餐桌礼仪

唐顿庄园讲述了发生在格兰瑟姆这个贵族家族的故事，主人公玛丽作为格兰瑟姆先生三个女儿中的老大，她的择婿决定着格兰瑟姆家族的财产将由谁继承，这成为了整个故事的中心。围绕这个故事，各色贵族穿梭于唐顿庄园。那么，在这座庄园一切礼仪就是来点缀这个故事的。

篇8

[关键词]中国音乐，西方音乐，历史演变，差异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4－0058－07

继公元前“轴心时代”①多种文明兴起后，中西方音乐文化开始了不同的发展轨迹。从音乐史的研究成果看，中西方音乐都大致经历了产生、发展、整理三个阶段，但每个阶段的发展特征、音乐形态、音乐风格等并不完全相同。本文从历史演变的视角对中西方音乐的异同进行比较，以期在多元文化共存的当下，能更为客观、准确的理解和把握中西方音乐的核心特征。

一、产生期的中西音乐

中国音乐奠基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3世纪的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各朝代[1] (p.30)。西方音乐奠基于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5世纪的古希腊世界和古罗马世界。

就“奠基”而言，这时期音乐的基本属性（将人为组织起来的人声或乐器声用来表达思想感情和反映生活）已经形成，后世的音乐就是在这个基石上发展的。在产生期，中西方音乐有许多发展的相似性。如：一些重要的音乐理论和音乐思想都已经形成；早期的音乐教育都已开始；乐器已经成为音乐重要的物质表现形式被广泛用于各种音乐活动中；都产生了一些与音乐相关的著作或音乐作品，如形成于公元前9―前6世纪的《荷马史诗》就是由盲诗人荷马根据口头流传的史诗短歌汇集整理编写成的，而我国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的《诗经》也是和音乐联系在一起的，它们都是可唱的文字，用乐器伴奏等等。由于环境、民族、文化、语言等音乐生成背景的不同，产生期的中西方音乐在表现形式、音乐思想、音乐理论、乐器、教育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1.音乐神话传说的差异

有关音乐的神话传说是了解远古音乐的产生、作用、形式等的主要途径。就音乐的产生而言，中国的传说记载偏重“人造乐说”。在词源上，今存“乐（）”字的最早字形留存于甲骨文中，是殷商文字。对“乐（）”字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是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将“乐（）”视为木架上置鼓的象形字；二为郭沫若从罗振玉说，视“乐（）”为丝弦张附在木器上的象形字。就上古时期人对音乐的认识而言，“乐（yue）者乐（le）也”是很重要的音乐观念，说明“乐（yue）”是人在快乐时的一种行为[2] (pp.65~66)。正因如此，留存于后世的传说中，中国虽有“女娲造乐说”，但具代表性的是“五帝作乐说”。在《吕氏春秋・古乐篇》中有“黄帝令伶伦作乐”“颛顼令飞龙作乐”“帝喾命咸黑作歌”、尧命质为乐”“舜命延乃制瑟”的传说记载，五是传说中的部落头领，是人而不是神，他们的造乐臣子更是人。即便是女娲，她既是传说中的神，同时也是传说中的人类始祖。这说明，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音乐虽具有神性，但主要是由人创造的，而且是经过几代人创造的。对此，《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乐之所由来者尚也，非独为一世之所造也。”[3] (p.131)

西方的神话传说侧重“神造乐说”。在词源上，“music”源于“muse”，在希腊神话中，Muse是众神之王宙斯与记忆女神莫涅莫辛所生的九个女儿，这是一群象征着高贵、智慧、圣洁的女神，掌管着文学、戏剧、抒情诗、音乐等高尚的文化活动。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雅典娜、狄俄尼索斯都是艺术之神，也是传说中音乐的最早创造者和实践者。在音乐的功用方面，西方神话强调音乐具有神秘和神奇的力量与作用，不仅能用来娱乐，还可净化心灵、医治疾病等；而中国的传说在强调音乐具有神奇力量的同时，还强调音乐与生产劳作的关系以及和谐社会的作用。在音乐的形式方面，中西方都是歌唱、舞蹈、乐器等多因素综合的形式。

2.音乐理论方面的差异

在产生期，中西方初步的音乐理论都已经形成，但各自的侧重点却不同。

在乐律理论方面，中国最迟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春秋时期就形成了产生音的乐律理论――三分损益法及这种方法产生的十二律理论，后世的乐律理论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的。与中国相比，古希腊时期虽有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公元前550年）的以数的比例来产生音的方法，但从现有的记载看，西方上古时期并没有形成像中国三分损益法那样系统完整的乐律理论。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侧重点似乎不是音乐本体的乐律理论，而是通过调整不同弦长比例的实验来发现音与音之间的协和关系，从而证明音乐和谐与宇宙和谐的关系。

在音名理论方面，中国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较完善的音名理论。其中，既有相对音高的“宫、商、角、徵、羽、清角、变徵、变宫、和”等名称，也有绝对音高的“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冼、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组成的十二律名称。与中国相比，西方上古时期似乎并没有形成中国这样系统的音名理论。

在音程理论方面，古希腊著名音乐理论家阿里斯托克森诺斯（Aristoxenus,约公元前4世纪）在《音乐理论要素》中，把音与音之间的距离称作音程，并指出全音、半音和双全音可组成体系或音阶。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用琴弦的不同数比得出各种音程概念，如2：1得八度音响，3：2得五度音响，4：3得四度等，并将四度认作是协和音程。而中国虽有三分损益和十二律理论，但音程关系的概念和名称并没有出现。

在调式音阶理论方面，古希腊出现了以氏族部落命名的多利亚（dorian）、弗里几亚（phrygian）、利第亚（lydian）及其各种变体的调式名称，但和今天的“调式”概念不同，主要是一种乐曲的分类。此外，阿里斯多塞诺斯还提出了两套以四音音列为基础的完整音列体系，即“大完整音列体系”和“小完整音列体系”的理论。而中国的“音列”概念并不突出，调式音阶更接近今天的含义。中国在西周以来已形成调式观念，当时流行的五声调式音阶是：“宫、商、角、徵、羽”，两种七声调式音阶分别是：“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与“宫、商、角、和、徵、羽、变宫”。

在记谱理论方面，这时期的中西方都不同程度出现了记谱法或关于乐谱的记载，但遗憾的是无论西方还是中国，这些记谱并没有流传于后世或连续性地发展下来。从记载得知，古希腊人使用过两种记谱方式，都用字母或类似字母的符号来记录声音，这种记谱除有表示音高的记号外，还有表示音的长短和停顿的记号。而中国最早的乐谱记载出现于汉代，成书于汉代的《礼记・投壶》篇记载了一种鼓谱，以“口”“О”及“半”三种谱字记述投壶游戏时两种鼓的演奏。此外，《汉书・艺文志》中有“声曲折”的记载，据推断，这些“声曲折”是当时歌唱时的一种曲谱。

3.音乐思想的差异

在公元前500年左右，中西方的先哲们都注意到了音乐的社会作用，提出了许多音乐思想。

尽管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文化思想领域的诸子百家，但在音乐思想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儒、墨、道三家，对后世影响大的主要是儒、道两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重视音乐的社会作用，提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主张；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站在现实的功利主义角度和贫民百姓的立场，反对王公贵族的一切享乐活动与奢侈、烦琐的礼乐活动，提出“非乐”主张；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站在主观唯心主义角度，提出了“大音希声”的非乐主张。先秦音乐思想的特点之一是强调音乐与自然的关系，认为音乐和万物一样来自天之六气，地之五行，所以音乐和万物一样也应合于“天地之性”；二是强调音乐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西周礼乐制的产生，孔子的“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墨子的“非乐”主张，老子的“大音希声”等都是针对音乐与现实政治的关系而提出。

古希腊时期的音乐思想有三个特点：一是认为音乐是众神创造，音乐充满了神性；二是认为音乐具有净化心灵和医治身体的作用；三是从“数”的角度认为音乐和谐是宇宙和谐与心灵和谐的反映。比较而言，中国强调人创造音乐，而西方突出神创造音乐。中国强调音乐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而西方注重音乐与个人身心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关系，古希腊人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注重自我修养，遵守公共道德，维护公共秩序，强调身心的和谐发展，认为音乐也必须有益于秩序、守法和尊严，任何歌曲不得破坏公共的精神。在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中，虽也出现过音乐与数关系的论述，如成书于公元前239年的《吕氏春秋・大乐》中说：“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2] (p.199)所谓“生于度量”是指音乐与数有密切关系，但根源在产生万物的“太一”。但就中国古代音乐思想的整体而言，对音乐与数的关系并没有像古希腊先哲们那样重视。古希腊的学者，从毕达哥拉斯到亚里士多德，都不同程度地谈到音乐与数的和谐问题。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是独立于物之外的实质，是一切事物的总的根源。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和规律都是由数决定的，都必须服从“数的和谐”，即服从数的关系。数字既被认为是打开整个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钥匙，那么乐音和节奏体系按数字安排，就必然体现天地之和谐并与宇宙相应。音乐的和谐是由于数的原因才得以实现，没有了数，也就失去了音乐艺术的存在价值。

4.乐器文化的差异

这一阶段的中西方乐器都已经成为音乐重要的物质表现形式，不再是远古时期的木棒、石块等工具；都出现了吹奏、打击及弹弦类乐器；乐器被广泛用于各类音乐活动；中国在西周时就产生了流传于后世三千余年的古琴，而西方在公元前3世纪的古罗马产生了流传于后世两千余年的管风琴。但在乐器的数量、形制、作用等方面存在差异。

到西周时，中国乐器已经出现“八音”①的分类，记载中宫廷雅乐使用的乐器达70余种。从演奏方式上看，既有编钟、编磬等打击类乐器，也有埙、等吹奏类乐器和琴、瑟等弹弦类乐器。以编钟为代表的钟鼓类乐器广泛运用于宫廷祭祀、典礼等礼仪活动和各种娱乐活动中。而西方的乐器在数量上没有中国的多，古希腊的乐器主要有弦乐与管乐两类，其中主要的弦乐器有里拉琴（1yre）、基萨拉琴（kithara）和巴比托（barbitos），管乐器主要是阿夫洛斯管（aulos）等。传说中这些乐器都是神创造的并具有神性，因而使用大多与神的崇拜相联系，如里拉琴据说由宙斯授予阿波罗，因此演奏里拉常常与阿波罗崇拜联系，而阿夫洛斯管常常用于敬奉酒神狄俄尼索斯，当然这些乐器也往往用于歌唱伴奏和诗歌吟唱。古罗马时期由于军乐的发展，各种号类的管乐器和鼓类的打击乐器比较流行，大多被用在重要礼仪及军队的报警、拔营、冲击或撤退等场合。

5.音乐教育的差异

先秦与古希腊时期都出现了不同形式、不同类型的学校音乐教育。先秦时期的音乐教育，无论西周时期的官学，还是春秋时期的私学，其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政治统治服务的，都是为了国家的政治需要而培养“士”这一官僚后备军的，并不是单纯的为了“教化万民”。而古希腊的雅典和斯巴达的音乐教育则是为了培养良好的、有责任感的公民为目的。

中国先秦时的音乐教育是融合在礼乐教育之中的，西周时已出现了“学在官府”的音乐教育。西周的礼乐教育大致可分为国学与乡学两类，国学专为统治阶级的贵族子弟而设，按学生入学年龄大小与程度深浅分设大学和小学两级。乡学主要按地方行政区划设置，是地方学校，教育对象主要为地方贵族以及少数平民。无论国学还是乡学，其内容包括德、行、艺、仪四个方面，以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为基本内容。周王朝还设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音乐教育机构“大司乐”，由大司乐、乐师、大胥、小胥、大师等人员组成，各级乐官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如大司乐职掌大学的教法，治理王国的学政；乐师掌理国学的政事，教国子们小舞并教导他们王者出入朝廷所奏的音乐和礼仪；大师掌理六律六吕、五声八音，并教六诗；小师职掌教导鼗、鼓、、埙、箫等乐器的吹奏和歌唱……。由此可见，“大司乐”已具备了完整的教育体制，不亚于现代的专业音乐学院。春秋时孔子首创的“私学”虽提倡“有教无类”，但教育内容仍主要是“六艺”的礼乐教育。

西方的音乐教育，出现也较早。公元前7到前6世纪的斯巴达和雅典就把音乐纳入学校教育的一个部分，在公元前5世纪时，出现教授音乐的学校。在当时斯巴达的两所音乐学校里，教孩子们体操舞或一年一度由男孩表演的仪式合唱舞蹈配乐等。在雅典，音乐与宗教仪式、竞赛、表演以及城邦生活中的其他事件一样，是普通市民学校教育的一部分[4] (p.10)。在这种学校中，音乐教育与文字教育结合进行，由同一老师任教，内容为学习唱歌、弹琴、吟诵诗歌等陶冶性情的课程。古希腊的“七艺”是西方古代第一个课程体系，其内容包括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其中音乐占有重要的地位[5]。

二、新声期的中西音乐

大约公元4世纪至10世纪时，中西方音乐的发展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中国主要经历了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西方主要是中世纪前期。中国音乐发展的特点之一是玄学的产生对儒家音乐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冲击；特点之二是少数民族音乐和外国音乐的传入使中国音乐呈现出一种国际化发展的辉煌趋势。而西方中世纪前期音乐发展的特点是音乐在社会生活中似乎突然“蒸发”，只出现在基督教会的礼拜仪式中，且排斥乐器与舞蹈，只是简单的人声吟诵。

1.音乐主流的差异

当中国音乐步入辉煌发展阶段时，西方音乐却失去了古代的繁荣而进入一个相对发展缓慢或“黑暗”的时期。就音乐的主流而言，中国的主流是宫廷音乐，西欧的主流是教会音乐。

宫廷音乐一直是唐代以前中国音乐的主流或代表，它影响着社会音乐生活的方方面面，其特点是具有政治性和礼仪性，目的主要是满足统治阶层的娱乐和统治需要。上古时期的宫廷音乐，大多具有庄严、肃穆、雍容、徐缓的风格特点，典型形式是“钟鼓乐舞”，即以编钟、编磬、鼓等乐器和舞队组成的大型的乐舞。而新生期的宫廷音乐，由于西域等外来音乐的传入，使其更具娱乐性和多样化的特点。就隋唐宫廷音乐而言，先后经历了“多部乐”和“两部伎”的宫廷用乐体制。隋代的“七部乐”“九部乐”和唐代的“九部乐”“十部乐”中，只有三部乐舞（清商乐、文康乐、燕乐）是汉族的传统乐舞，其余的（高丽乐、天竺乐、龟兹乐、康国乐、疏勒乐、高昌乐、西凉乐）都是当时外来的乐舞或汉族与外来乐舞结合的。中唐时期确立的“坐部伎”和“立部伎”的用乐体制，在表演形式上已具有一千年后西方流行的“室内乐”和“交响音乐”的特点。坐部伎主要坐着演奏，一般有3~12人，具有幽雅抒情、表现细腻、注重个人技巧的特点；立部伎主要站立演奏，一般有64~180人，具有场面宏伟、伴以擂鼓、气势磅礴的特点。当时流行的坐、立部伎曲目有《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等十多部乐舞，这些乐舞虽多为唐代创作，但音乐以当时流行的龟兹乐为主，具有西域和中原相融合的特点。除较大型的乐舞外，隋唐宫廷中还流行键舞与软舞等不同风格的小型乐舞以及法曲、鼓吹等形式。此外，为了适应宫廷音乐多样化发展的需求，隋炀帝还设立了“教坊”、唐玄宗又首创了“梨园”，从而使隋唐的音乐机构也呈现出太常寺、教坊、梨园的多样化。

与中国相比，西欧的宫廷音乐并没有中国这样繁荣。由于古代世界结束前的连续战乱，西欧中世纪前期的经济文化处于极度停止和落后状态，基督教会在礼拜仪式中的音乐取得统治地位并成为社会音乐的主流。基督教自公元391年成为罗马国教后，迅速向各地传播，其礼拜仪式也开始步入完善和规范，各地区都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仪式音乐。基督教仪式音乐的内容主要是《圣经》的内容以及人们对上帝、圣母的赞颂、祈求、祝福等，这些内容是靠人声诵读、咏唱的形式来表现的，这种诵读、咏唱的歌声就是早期的基督教音乐，被称为“圣歌”或“圣咏”。这时欧洲西部流行的主要圣咏有：罗马地区的古罗马圣咏；米兰的安布罗斯圣咏；西班牙、葡萄牙一带流行的莫扎拉必可圣咏；爱尔兰、苏格兰以及英国北部一带的凯尔特圣咏，以及法国、比利时一带的高卢圣咏等。教会的圣咏主要出现在“日课”和“弥撒”两大礼拜活动中。与西方相比，中国在这一时期虽有本土的道教与外来的佛教等宗教组织，但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都没有达到基督教会那样的地步，其仪式音乐也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音乐。

2.典型形式的差异

在新声期，中国最具典型意义的音乐形式是歌舞大曲。这是一种综合器乐、声乐和舞蹈于一体而连续表演的一种大型艺术形式。歌舞大曲是隋唐典型的宫廷音乐，隋唐的“多部乐”“两部伎”的用乐体制，其形式主要是歌舞大曲。隋唐歌舞大曲的结构一般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散序”，是一种节奏自由的引子，由乐器演奏为主，有若干遍，每遍一个曲调；第二部分“中序”，一般以抒情的慢板歌唱为主，并配有舞蹈，也有若干段；第三部分“破”，以快速的舞曲为主，乐器伴奏，有时也配以歌唱。尽管歌舞大曲盛行于隋唐，但其表演形式源于先秦的钟鼓乐舞，其结构形式承袭了魏晋时的相和大曲，汉代的相和歌（一种有乐器伴奏的歌曲演唱）发展到魏晋时成为一种多段结构的大曲形式，其结构特点已接近歌舞大曲。唐代歌舞大曲的代表性曲目有《霓裳羽衣曲》《绿腰》等。

与中国相比，西欧同期最具典型意义的音乐形式是格里高利圣咏。起初的基督教没有统一而巩固的组织。因此，早期教会礼仪的内容和形式呈现出地域性、多样性和不固定的特点，整个教会系统并没有统一的礼仪音乐。大约公元5世纪以后，由于罗马城的中心作用，罗马主教地位逐渐上升，被基督教世界奉为教皇，罗马式的礼拜仪式和音乐，为此，产生了著名的格利高里圣咏。格利高里圣咏主要形成于公元8、9世纪，它以罗马礼仪为基础，融合了高卢等地区的礼仪因素，最后成为罗马天主教礼仪圣咏的统一规范和最高权威，并逐渐传播到西欧其他地区。格利高里圣咏虽以教皇格利高里一世（gregoryⅠ,在位于590―604年）命名，但它的形成却是许多教皇努力的结果，特别是格利高里二世（715―731年）和格利高里三世（731―741年）在位期间。格利高里一世曾致力于制订统一的教会礼仪，整顿教会歌唱学校，并积极参与推广新的圣咏，“正是在格利高里时代或在他就职教皇之后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礼仪的组织形式被明确固定下来”[6] (p.57)。格里高利圣咏的基本功能是服从宗教礼拜活动，其基本特征为：无伴奏的纯人声（男声）歌唱的单声部曲调；曲调的上下起伏不大，接近于吟诵；以拉丁文为歌词；无明显的节拍；即兴式演唱。其风格是肃穆、节制，最大地排除世俗的感念。其演唱方式主要有独唱、齐唱、交替唱和应答唱几种。西方以后的教会音乐甚至世俗化艺术音乐都是在格里高利圣咏基础上发展形成的。

3.音乐思想的差异

在音乐思想方面，中国新生期的音乐思想受魏晋“玄学”影响较大，玄学音乐思想以“竹林七贤”中嵇康（223―263年）的《声无哀乐论》最为典型。嵇康“声无哀乐”的基本观点是“心之与声，明为二物”，即音乐是客观存在的音响，哀乐是人们被触动后产生的感情，两者并无因果关系。嵇康进而又阐述了音乐的本体是“和”，这个“和”是“大小、单复、高低、善恶（美与不美）”的总合，即音乐本身的变化和美与不美，与人在感情上的哀乐是没有关系的。他认为：“哀乐自以事（客观事物）会，先遣（相遇）于心，但因和声以自显发。”“人情不同，各施所解，则发其所怀。”[7] (p.56)即人心中先有了哀乐，音乐起着诱导和媒介的作用，使它表现出来；人心中先已存在的感情各不相同，对于音乐的理解也会因人而异，被触发起来的情绪也会不同。因此，他大胆提出了与传统儒学相反的观点：“人之所悦，亦总谓之乐，然移风易俗，本不在此也。”即音乐虽然使人爱听，但并不能起移风易俗的教育作用。这对秦汉以来儒家正统把音乐简单地等同于政治，无视音乐艺术性的观点无疑是一种大胆的反叛。

这一时期，西方音乐的主流在教会，从某些方面看，基督教是非常看重音乐的，音乐时常被赞扬。然而，欧洲中世纪推崇的音乐，涉及的是音乐的理性和逻辑，即音律、音阶、协和等音乐的“数”的知识。中世纪最受推崇的音乐家不是实践型的音乐家，而是认知型的理论音乐家。中世纪最具权威的音乐理论家波埃修斯（Boethius,约480―520年），他在《音乐体制》一书中，继承了古人的观点，强调音乐道德影响力和音乐的教育作用，把音乐主要看成是一种认识规律、法则、原理的理性活动，而不是感性生活中的情感表达，他认为音乐注重的不是听觉愉悦，而是心灵的和谐。在他看来，真正的音乐家并非从事具体音乐实践的人，而是能够推测或推理判辨调式与节奏、歌曲类别、协和音等的人。模仿古人的观点，波埃修斯把音乐分成三类：宇宙音乐（musica mundana）、人的音乐（musica humana）器乐（musica instrumentalis）。他认为最好的音乐是宇宙音乐，这是一种“天乐”，它包含着数字和秩序，体现出最高的宇宙的和谐；所谓“人的音乐”产生于人的灵魂深处，它既包括人的身体和心灵的和谐，也包括歌唱的和谐；处在最低等级的音乐是“乐器的音乐”。波埃修斯对音乐的理解对中世纪的音乐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世纪教会音乐实践可以说是完全忠实于他的音乐理论。由此看出：“基督教重视音乐，把音乐放在重要位置上，不过是要利用音乐。在教会观念中音乐是宗教的奴仆，它不过是一种工具，一种进入理想境界的载体。如果说教会对音乐充满敬意，那也不是仅仅出于音乐本身的美感，而是因为音乐的伦理和教化功能。”[8]在这一点上，教会的音乐观和中国先秦儒家的礼乐观有相似之处，过于强化了音乐的伦理和教化功能，都把音乐作为一种伦理教化工具，压制或忽视了音乐的审美作用。

4.音乐理论的差异

这一时期，中国音乐理论的突出表现在于乐律宫调理论的完善及隋唐音乐著作的增多和记谱法的出现三个方面。而西欧音乐理论体现在记谱法和调式理论方面。

在乐律理论方面，中国一是出现了南朝宋何承天（370―447年）在三分损益法的基础上，创造了十分接近十二平均律的“新律”；二是隋代万宝常、郑译在龟兹音乐家苏祗婆的“五旦七调”理论基础上提出的“八十四调”理论及唐代的“二十八调”的宫调体系。特别是“二十八调”理论不仅是唐代宫廷音乐所用的宫调体系，同时对宋元以来的词曲、戏曲、说唱、器乐等各种俗乐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乐律理论的出现，一方面在逐步解决三分损益法产生十二律时黄钟不能还原的问题，使乐曲能很好地实现旋宫砖调（调高和调式的变化）；另一方面又将西域等外来音乐与中原音乐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这种旋宫转调的乐律理论在同期的西方音乐中并不突出。

音乐著作方面，中国在隋唐时期产生了《乐书要录》《教坊记》《羯鼓录》等有关音乐的专门性著作，《北堂书钞》《乐府杂录》《通典》《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贴事类记》等综合性史书和类书中也有许多关于音乐的资料。这些著作具有内容包罗万象、分类精细周密的特色，不仅保存了前朝的重要典籍，而且集中了当时的大量成果。与中国相比，这时期的西方尽管有许多涉及音乐的著作，但专门阐述音乐实践的著作不多，即便是像波埃修斯的《音乐的体制》、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354―430年）的《论音乐》这样的著作，也主要是从哲学层面谈论音乐，而非音乐实践活动中的理论总结。

在记谱法方面，尽管古希腊和中国的汉代都产生过简单的字母谱和文字谱，但都未流传于后世。而这时期中西方都产生了延续后世的记谱法。中国在隋唐产生了“古琴字谱”和“燕乐半字谱”两大记谱体系，都是由符号和笔划简易的半字符号组成的主要记录弹奏音位与方法的乐谱。古琴减字谱沿用千年而未改变，而燕乐半字谱发展为后世的工尺谱。西方大约在公元8、9世纪时，为了推广格利高里圣咏，出现了一种简单的“妞姆谱”，这种乐谱只是在歌词上方写下简单的符号，指示上升或下降的语言声调变化，只能提示歌唱者回忆已经熟悉的旋律轮廓，而无法用来告诉人们陌生的音乐，是一种音高和节奏都不明确的乐谱。在此基础上，大约公元10、11世纪时产生的“一线谱”和“二线谱”开始能记录音高；公元11世纪的僧侣规多（Guido,约997―1050年）在前人基础上总结出“四线谱”；公元13世纪科隆的弗朗科（Franco of Cologne,活跃于1250―1280年）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量记谱法”（即表明音的长短的记谱法）。规多四线谱和弗朗科的有量记谱法发展成为后来被广泛运用的五线谱。

在调式理论方面，中国音乐这时期的突出点是不仅提出了“八十四调”与“二十八调”理论，而且在音乐创作实践中已相当流行一曲中有不同调性与调式的转换。西方大约在公元10、11世纪时，为了分类格里高利圣咏，形成了以d e f g为结束音的多利亚、弗里吉亚、利第亚、混合利第亚的四个正调式及其四个副调式的八个教会调式理论，以及为了便于学唱圣咏而设计的六声音阶体系及其唱名，特别是规多创立的ut、re、mi、fa、sol、la的唱名体系后来发展成do、re、mi、fa、sol、la、xi的唱名而广泛运用。

三、整理期的中西音乐

进入第二个千年，中西方音乐都步入了各具特色发展的整理期，并开始了巨大的转折。中国主要经历了宋、元、明、清四个封建王朝，西方则经历了由中世纪的封建制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就音乐主流的变化而言，中国开始由宫廷转向民间，由贵族化转向平民化；西方则逐步从宗教的教堂转向世俗的宫廷、剧院、音乐厅等。就音乐形式的变化而言，中国最具代表的形式由歌舞转向戏曲、说唱、民歌等世俗性形式；西方最具代表的形式从格里高利圣咏逐步转向综合型的歌剧、大型结构的奏鸣曲、协奏曲、交响曲等艺术性器乐。就主流音乐的创作而言，中国音乐一直以“线性”的旋律为主要表现手段；而西方音乐却开始以立体化的复调、和声为主要表现手段。就音乐的性质而言，中国主要是一种实用性、自娱性、业余性的音乐；而西方则向着专业化、艺术化的方向发展。经过近一千年的发展，到19世纪末时，中西方音乐都已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音乐体系。两种音乐体系的音乐形态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乐音构成的差异

中国音乐体系的乐音具有音高的不确定性，是一种高低摇摆的声音。这种高度不定的音在中国音乐中非常多，如器乐曲中的吟、猱、绰、注，戏曲中的叠腔等。正是乐音的无定高性，中国拉弦乐器大多是无指板，弹弦乐器有无品的琵琶、三弦、古琴等。与中国相比，西方音乐体系的乐音音高是固定的，如a1=440Hz或435Hz。乐音的高度在乐曲进行中是不容改变的，改变了就是不准。正是乐音高度的确定性，西方的键盘乐器、吹奏乐器的每个乐音都是固定的，演奏者不能也无法在乐曲演奏中改变乐音的高度，即使小提琴这样的拉弦乐器也有指板来固定乐音的高度。

2.旋法特点的差异

旋律构成的方法即旋法。中国的旋法以无半音、无声性的三音小组为基础，只要具备这种特征的旋律就具有中国特色。旋法遵循横向平衡原则，恪守旋律的平和流畅，对于旋律中，音的多少、长短、高低都受平衡原则的严格制约。而对于各乐句和全曲的结束音则相对灵活，有几个音可以选择。西方的旋法以有半音、七声性的四音音列为基础，旋律具有功能和声的表层意义。在功能和声前提下，对于旋律乐句和全曲的结束音属性要求比较严格，不容随意更改，而对于旋律线在与和声相适应的前提下，终止式以前的旋律音，多一个或少一个、高一点或低一点、长一点或短一点等，则比较宽松[9]。

3.调式调性的差异

中国的调式主要由徵、羽两类色彩下的宫、商、角、徵、羽五种调式构成，五种调式中除商调式具有混合色彩外，其他四个调式从色彩上分为徵色彩组（徵、宫调式）和羽色彩组（羽、角调式）。一个乐曲尽管有调式的属性，但调式的交替与变化常常不易分辨，具有渐变的特点。西方音乐体系的调式主要由大、小调式两大类构成，大、小调式又分为自然、旋律、和声三种不同的形态。一个乐曲中调式的交替与变化比较明显，具有对比的特点。

4.节奏节拍的差异

中国乐系大量存在着散拍、散节奏等柔性的节奏节拍，俗称“橡皮筋”节奏，具有伸缩性和柔性长度的特征[10] (pp.117~118)，这种节奏的拍值和强弱是随着音乐表现的需要由表演者自主决定的。有些音乐虽有强拍与弱拍的分别，但强弱拍的出现也是变化多端；有些音乐虽有小节线，但强弱拍在每一小节中的位置不固定，即并不遵循“首拍强”的规律，而是每拍中强拍的位置忽前忽后，强弱拍是随着音乐表现的需要由表演者自主决定的，没有固定的模式。而西方乐系以刚性节奏节拍为主，即强弱拍的交替有规律且均匀，强弱的幅度变化也十分明显，形成了较固定的模式：每小节中第一拍为强拍，其他各拍则为弱拍或次强拍。这样的节奏节拍在西方音乐中非常典型并得到大量运用。

5.曲式结构的差异

中国音乐的曲式结构体现的是“统一下渐变”的原则，强调在统一前提下呈现对比，以渐变的方式来表现对比，追求自然、柔和的变化。音乐发展常用“加花”“添眼”“换头”“衍展”等手法，基本上是一种曲调的逐渐变化。这种原则，导致段落间的对比较为模糊。即使是三部曲式，也常为ABC式的，若采用ABA式，B与A之间的对比也较为模糊。而西方音乐的曲式结构体现的是“对比后统一”的原则，追求鲜明、强烈的对比。对比是西方音乐中从小型乐曲到大型套曲无处不在的结构方式。从二部曲式、三部曲式、回旋曲式到奏鸣曲式等，都是通过对比的方式来构成。对比主要体现在调性、速度、音色、音区等方面。西方乐曲的发展首先突出的是对比，然后才是统一。

6.织体结构的差异

中国音乐的织体结构几乎都是单声部的，表现出横向性的织体思维。即是多声部类型的音乐，声部间主要是通过你多我少、你长我短等手段结合为一个整体，主旋律之外的声部大多是主旋律声部的加花变奏，这种所谓的多声部其实只有一个乐思，即主旋律的乐思。而西欧音乐中，既有单声部音乐，也有多声部音乐,但具有典型意义并标志着音乐艺术化发展的是多声织体结构。西欧多声织体结构先后经历了两种类型：一是复调织体结构，即由两个以上具有独立性的旋律声部同时结合所形成的织体结构，这种结构的音乐称为复调音乐（polyphony），主要形成发展于公元10―18世纪；二是主调织体结构，即以一个旋律声部为主，其他声部以和声的手法陪衬、烘托主要声部，这种结构的音乐称为主调音乐（homophony），主要形成发展于公元17世纪以后。从复调织体到主调织体的发展是西欧音乐有别于同时期其他地区音乐的核心特征。

7.创作表演的差异

中国音乐多为集体创作，创作者与表演者常常集于一身，大多自创自编自演。创作主要是表演者在背唱或背奏前人作品的前提下，将其烂熟于心，然后按“移步不换形”的规律加以变化形成一个新作品或风格。而西方乐系的创作与表演常常是分离的，作曲家是创作的主体，完成作品的创作，并尽可能地记录成乐谱，而表演者必须尊重作曲家的创作意图和基本宗旨，一般不允许脱离乐谱进行即兴的发挥和再创作，即使在表演过程中加入自己对作品的理解，也只能在乐谱许可的范围内表演。在具体创作上，要求以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为原则。

8.美感特征的差异

中国音乐追求“中和之美”，给人一种含蓄、意境、深邃和空灵的美感。刘承华认为，中国音乐的魅力就在于它是“穿过”，或者说是“超越”感官而直接作用于人的心灵，其美感状态完全是内在的陶醉,是一种意境美和深邃美。乐曲的主题趋向于展示“虚无”、取消“意义”，即使表现一个实在的主题，这个主题也往往不是乐曲的真正核心，而是在表现主题的旋律进行中所生发出的特殊韵味[11]。而西方的艺术音乐具有追求形式美的特点，大多给人一种张扬、技术、深刻、实在的美感。人们完全能在不知背景的情况下，从音响形式本身获得一种审美愉悦。聆听西方音乐，受到展动的不仅是心灵，而且还有自己的全部感官、整个身体，是作用于听觉器官然后带及心灵引起共鸣展动的。乐曲的主题往往倾向于表现一种实在的感情、观点，其内容和形式都具有实在性，有一种实在的美感。

【作者简介】张巨斌，男，1965年生，甘肃人，海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1]王耀华.中国传统音乐概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2]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美学[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

[3]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M].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安公司,2000．

[4][美]恩里科・福比尼.西方音乐美学史[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

[5]郭晓雯.古希腊音乐教育实践评述[J].安徽文学,2006(9)．

[6][美]保罗・亨利・朗.西方文明中的音乐[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

[7]孙继南,周柱铨.中国音乐通史简便[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8]姚亚平.修辞：音乐突围的谋略[J].黄钟,2009(1，2)．

[9]刘正雄.中西音乐结构的审美异同散论[J].音乐研究,2003(3)．

篇9

倒班点洗衣房是倒班点服务体系中的重要项目。目前，洗衣房分为员工工服洗涤和员工其它衣物的自助洗涤两部分。为加强洗衣房管理，确保洗涤质量，做到让员工放心，特定此制度。

1.洗衣房工作人员洗涤衣物时，严禁在洗衣房内嘻笑、打闹，切实注意安全，防触电、防意外事故，发现不安全因素及时上报，妥善处理。

2.洗衣房工作人员工作前先清点物品，如实做好记录；提醒送洗人检查衣物中有无钱物夹带。

3.待人礼貌和气，服务主动热情，不准与员工吵架，不准隐瞒事故及个人过失。

5.洗衣房工作人员要时刻树立以员工为本的理念，积极努力做好工作，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创优质服务。

6遵守安全操作规程，精心爱护设备，节约水、电、洗衣粉等。

7.洗衣房内机器、用具必须保持整齐干净，卫生合格，每周给洗衣机消毒一次，每天打扫好卫生并保持地面卫生，做到室内干净、整洁，无异味。

8.机器设备必须按照规定进行保养维护；机器必须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9.工作人员不得在洗衣房内擅自使用其它电器，如发现将给予批评教育，严重者给予清退处理。

10.洗衣员应严格遵守操作程序，为员工洗衣服，必须填写好登记表，并在衣物上写上名字。

11.工作人员要团结友善，搞好协作，对工作要有敬业奉献精神，对员工要明礼诚信，按时按质完成工作。

篇10

1、准备适量的小苏打和白醋，白醋的酸性具有天然杀菌作用，小苏打具有清洁除臭、清除洗衣液等作用。

2、先在洗衣机中放满水，然后放上100g-120g小苏打，静置半小时到一个小时。

3、转动五分钟左右，把水放干，然后放满清水再转动五分钟左右。洗衣机放满水，倒入四杯白醋，将模式切换至最大功率与最高温度进行一次常规洗涤过程。

（来源：文章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