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边城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沈从文边城，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摘要：“艺术作品究竟是被发现的还是被创造的”是艺术哲学的重要命题之一，本文从“原型说”入手结合作家沈从文的创作历程及其代表作品《边城》探讨这一话题。苗族人的“集体无意识”固然给了沈从文无穷的创作灵感，这在他的众多优秀作品中均有体现。但集体性的历史积淀并不是无意识地作用于艺术品，而是通过艺术家有意识地创造体现在艺术品中的。

关键词：原型说;集体无意识;沈从文;边城一、艺术品是被发现的还是被创造的

“《边城》创造了沈从文”这一假设成立的前提是“《边城》”这部作品自身是自在而为的，也就是说《边城》是先于沈从文而在的，是被沈从文发现而不是创造出来的。这也就涉及到了“艺术作品究竟是何以产生”这一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艺术作品是由艺术家创造的；第二种观点认为，艺术作品是先在的，艺术家“发现”而非“创造”艺术品，这种观点即是艺术品的“先在说”。

（一）“先在说”的理论基础

“先在说”的基础是柏拉图的哲学理论“回忆说”，后人将其称为“原型说”。人们最早大都是从心理学家荣格的理论中认识“原型”的。事实上，“原型”一词并不是荣格的创造的，荣格曾指出，“‘原型’这一术语早在斐洛•犹大乌斯时代便出现了”①。而斐洛的“原型”思想则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哲学。在柏拉图《裴洞篇》中，就有一段关于人类知识来源的论说，也就是“回忆说”。按照他的看法，人们看到一件事物时必然会想起与它类似或相等的事物，而这相等物就是回忆，这种联想和回忆是人们获得知识的唯一方式。假设这个说法是对的，既然知识是先于人而存在的，那么《边城》这个文本也是先于沈从文而存在的，沈从文便是因为“回忆”或者说“发现”了《边城》而得以名声大噪，如此一来，《边城》创造了“沈从文”这一说法就得以成立了。

（二）“先在说”的缺陷

“原型说”是“先在说”的基础，倘若我们能够成功的指出“原型说”的缺陷，也就了“先在说”的理论基础，便能证明艺术品不是“先在”的，而是需要“被创造”的。

正如苏格拉底所说，“只要一件事物的视觉给你带来另一件事物的知觉，不管它们类不类似，就必定是回忆。”②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人面对一件事物，必然或多或少会有一定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必然都是回忆，因为就一个人而言，他只能想起他已经知道的东西。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的知识来源于这种联想和“回忆”。这种“回忆”并不是先在的，而是人们通过后天经验和学习经历而得知的。一个对沈从文略有了解的人看到《边城》时会“回忆”起沈从文，可若是他没有读过《边城》，难道能够可以通过柏拉图所说的“回忆”知道《边城》讲述了怎样的故事么？

另一方面，从“回忆说”本身来说，这个说法的提出就是有问题的。在《裴洞篇》中，苏格拉底提出“回忆说”是为了论证灵魂是先于人的身体而存在的。然而，这段论证却是以“人是在出生之前就获得这种回忆中知识”而结尾的。也就是说，“回忆说”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灵魂先于身体存在”，而它又不得不以此为“前提”，如此一来，它们是在“互为前提”的基础上才能成立的，这只是一个循环论证，它们谁也证明不了谁。

二、“集体无意识”的“原型”

前面我们否认了“先在说”，但这似乎只能说明“《边城》”不是先在的，而是“被创造”的，却并不能证明是被沈从文而非前人创造出来的。在20世纪初的西方思想史上还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艺术品并非人们所知的作者创造出来的，而是历史积淀的结果，这种观点的代表是荣格。荣格把“无意识”分为“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并且认为“个人无意识”有赖于“集体无意识”，而后者是非个人的、非后天的，而是与生俱来的。

（一）集体

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存在于所有社会人的意识之中，具有“普世性”，“它在所有人身上别无二致”③。然而，在分析歌德与《浮士德》时，荣格说，“《浮士德》触及了每个德国人灵魂中的某种东西”。④这也就是说，这里所指的“集体”是德国，而不是世界，这与“在所有人身上别无二致”的说法显然不符。由此可见，对于“集体”的定义，荣格自己也并不十分清晰，甚至是自相矛盾的。

以沈从文为例，沈从文《边城》中流露出的湘西风俗和苗族特质而言，的确应该是适用于每一个湘西人的“集体特质”。然而湘西苗族的民族积淀并不是沈从文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从内容上讲，仅有苗族的历史积淀是远远不够的。20世纪20年代，沈从文有很多军旅题材的作品，该题材的出现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而这些个人经历并不是苗族人共有的。如果非要用“集体无意识”来分析这些作品，怕是要把这个“集体”换成“从军者”而非“苗族”了。那么“集体”究竟是指什么，是种族、民族、还是地域？既然“集体”概念难以确定，这就证明“集体”之外，另有其他“非集体”的因素影响着艺术作品的创作，比如，作者个人的人生经历等。

(二)无意识

如若“原型”是存在的，它究竟是“无意识”还是“有意识”地影响创作者呢？荣格认为《浮士德》等作品中的重大幻觉经验掩盖了作者个人的爱情经历，这种神秘的“集体无意识”支配了艺术家的创作。沈从文的《边城》恰好就是一个爱情故事，在这样一个故事中也有所谓“集体无意识”的因素，但这些却并未掩盖爱情的主题，作者个人经历也在作品中有明显的流露。以“翠翠”的形象为例，“翠翠”身上有四个人的影子，一个是芦溪绒线铺的姑娘，沈从文说，“我写‘边城’故事时，弄渡船的外孙女，明慧温柔的品性，就是从那绒线铺小女孩印象而来”⑤；第二个是沈从文夫妇路过北九水时遇到的女孩儿；另外两个年轻姑娘的影子，一个是他年轻时追求过姑娘，另一个是颇受他宠爱的九妹。首先，这种原型并非“集体无意识”；其次，“翠翠”这一形象的呈现不是历史积淀的无意识作用，而是经过作者有意识地加工得以塑成的。

三、沈从文之于“边城”

艺术作品中固然会有某种历史积淀的存在，但这种积淀不是“先在”的，而是人类社会的积淀。且这种积淀在艺术作品中的呈现并不是“无意识”，而是与作者个人经历紧密结合之后经过作者的“有意识”地改造的。

（一）有意识的“原型”：作为个体的沈从文

与沈从文先生有过多次接触的美国著名学者金介甫认为“湘西对沈从文后来偏爱文学可以说影响甚微”⑥值得注意的是，金介甫所说的是湘西对沈从文“偏爱文学”的影响，而不是说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湘西文化为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却不是促成他走上这条道路的动因，更不是成就其作品的直接缘由。传统文化和湘西风俗也对沈从文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影响，但他的创作是有意识的主动创作，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作者有意识构建出来的，而非无意识地自在的存在。正如赛龙舟在《边城》中已经不单单是传统仪式而成为了推动翠翠与傩送的感情发展的线索；翠翠的性格特质也并不仅是湘西姑娘身上抽象概括而来，而是有了作者平生所遇见过的或知名或不知名的姑娘的影子。我们不能否认历史“原型”为沈从文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却也不能将其夸大为“集体无意识”，因为这些“原型”已然不是简单的原始模本，而是加入了作者个人感悟的有意识地创作。

（二）城乡之间的“边城”：艺术家、作品与社会

艺术家与艺术作品都不是独立存在的，

不仅它们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与艺术界乃至整个社会都是密不可分的。北京在沈从文的创作生涯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湘西的经历给沈从文的创作提供了素材，但他的文学底蕴却是在北京积累起来的，他的大多数作品也都是在北京完成的。事实上，正是因为离开了故乡，处在北京、上海等都市环境中，沈从文才能以对比和景观的姿态来看待湘西、看待凤凰。《边城》一方面是源于他对故乡的印象，另一方面则正是沈从文身处的社会现实的反面。在《边城》及其题记中，依稀可见沈从文对于某些堕落的都市现状的抵触和反感。这些现状是沈从文创作《边城》的动因，也正是这种反衬使得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傩送越发动人可爱。沈从文的早期作品神巫色彩浓厚，而到了中后期则越发的贴近社会与现实，这与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

艺术家不仅是艺术作品的创作者，也是沟通艺术品与现实社会的桥梁。社会通过影响艺术家而影响艺术作品，而艺术作品不仅可以是社会的一面镜子，甚至也可以对社会有着具体现实的作用力。沈从文早年从军时路过茶峒，使得它进入了《边城》这样一个文学世界。2008年茶峒改名“边城镇”以坐实“边城”之名。沈从文成就的不仅是“茶峒”， 如今的“凤凰城”也以沈从文故乡之名而著称于世，如今已经成为旅游胜地和文化古城。沈从文曾经谈及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他说自己也分不清楚。

经过上述讨论，所谓艺术作品与艺术家没有关系这类的说法显然不能成立了。事实证明，没有什么能够脱离出现实社会而独立存在，艺术家是如此，艺术作品也是如此。所谓“原型”，并不是先于人而存在的“无意识”，而是有世代积淀的有意识的人类成果。“原型”对于艺术创作的影响固然是存在的，却也是有限的。作者的有意识地创作才是艺术品诞生的真正途径。正如沈从文所说，“恰恰如我一切用笔写成的故事，内容虽近于传奇，从我个人来看，却产生完成与一种人为的计划中。”

参考文献

[1][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徐德林[译].原型与集体无意识[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第1版第1次印刷

[2][古希腊]柏拉图[著],王太庆[译].裴洞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3][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张敦福,赵蕾[译].未发现的自我[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第1版第1次印刷

[4]范明生.柏拉图哲学述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5]周仁政[著].巫觋人文――沈从文与楚文化[M].湖南：岳麓书社.2005年12月第1版.

[6]沈从文[著].边城[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注解：

①[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徐德林[译].原型与集体无意识[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第1版第1次印刷,P6

②[古希腊]柏拉图[著],王太庆[译].裴洞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p26

③[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徐德林[译].原型与集体无意识[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第1版第1次印刷,P5

④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张敦福,赵蕾[译].未发现的自我[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第1版第1次印刷.P238

篇2

2、翠翠的另一个原型是张兆和。“一面就用身边新妇做范本，取得性格上的朴素式样"。现实生活中的张兆和是很保守善的，到北京以后，张兆和本来还想读书的，但是为了照顾沈从文，她放弃了再读几年书的打算。她的皮肤和性格都和翠翠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3、线铺小女孩。在一座小城里，看上了一个绒线铺里的女孩子，于是借买系草鞋的带子，到绒线铺里去了三次。十七年后，沈从文故地重游，绒线铺子依旧，那女孩一如当年坐在绒线铺里，到后来才知道她是原先那个女孩子的女儿。写《边城》故事时，弄渡船的外孙女，明慧温柔的品性，就从那绒线铺小女孩印象而来.。

4、沈从文的初恋。沈从文在芷江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女孩子，马泽淮家里回来，不知怎地，沈从文脑海中不断浮现出那个女孩子的影子。伴随初次见面而来的一点惊讶，几份羞赧，那女孩子白白的面庞上飞起绯红的笑靥、细腰长身，体态轻盈，身体各部分配置得似乎都恰到好处。翠翠的爱情的结构和这段经历有相似之处。都是一种自由的独立的意识下支配的爱情，也都在文明中被耍了一把。虽然他将自己在芷江的"女难"视为一种盲目的情感产物，而将后来的婚事成功，看成"是意志和理性作成的"。但是这种感情的挫折的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篇3

[关键词] 沈从文；《边城》；真切欲望；人生形式

沈从文的作品所再现的人情味、乡土情、环境美所构筑的优美、健康、自然的生命形态和生活方式中，隐含着作者在社会现实中孜孜以求的人生的完美形式，小说所表现的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和作者所追求的完美的人生形式，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一、人情味是人性的真切欲望，是作者所追求的完美的人生形式

《边城》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作品以湘西山城茶峒的农村为背景，写了一个渡船老人和他的外孙女翠翠相依为命，团总顺顺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同时爱上翠翠。天宝因失恋乘船离家，不幸葬身鱼腹。傩送无心耽恋爱情，远走桃源。后来老船夫去世。翠翠怀着对祖父的伤悼和对恋人的系念的双重感情，继续守着渡口。以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展现了湘西边城百姓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淳朴善良的人性美。小说所描写的老船夫、翠翠、天保和傩送等都是极为普通的人物，是普通人纯真、善良、朴实的真挚情感的自然流露。沈从文在谈及小说《边城》的创作宗旨时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1]沈从文从人性中最温情的人情味里，寻找到了完美的“人生形式。”这种“人生形式”蕴含与男女爱情、祖孙亲情、朋友友情、世俗人情、邻里互助情、兄弟手足情之中，正如沈从文自己所说的“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的写下去。”[2]

主人公翠翠是一个迷人的形象，她是湘西山水孕育出来的一个精灵，是美与爱情的化身，在她身上最能表现出初涉爱河的羞涩少女的真实欲望。开始时她是一个矜持而顽皮的少女形象，后来成为情窦初开的躁动少女，小说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她对爱的渴望企盼和春心萌动娇羞的神态，在与傩送误会后两年中，情人傩送的身影时刻萦绕在她心中，她总觉得那个端午节所经历的事情“甜而美”，常常期盼着再发生那美好的“误会”。爱情把一个清纯的少女“折磨”得心里乱乱的，常常一个人对着天、对着水发呆，被动地等待幸福降临。她开始有了挂念、有了忌妒、有了无名火、有了孤单寂寞，把少女追求爱情过程中的喜与痛的心理状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后来，亲人的逝去，情人的离开并没有击倒她，她独自守着渡口，在尽祖父摆渡之责的同时，静静地等候着情人的归来，把一个与命运抗争、自信、执著的美少女形象呈现给读者。

那位深爱着孙女、渴望孙女能够得到幸福的善良、可爱的老船夫也是作者完美的“人生形式”的化身。老船夫为人忠厚老实，几十年如一日地守着渡船，不计报酬，不贪图便宜，卖肉的不肯收他的肉钱，水手们送红枣给他，小商贩们送粽子给他。小说通过老船夫对孙女的挚爱来体现其祖孙亲情。老船夫对孙女尽抚育之责，以告慰殉情的女儿。对孙女爱怜备至，为其亲事操心担忧，希望照顾翠翠到获得幸福的生活，形成了祖孙相依为命深厚情感。他为了孙女的亲事，他内心所呈现出的渴望、焦虑、矛盾与挣扎，是那样令人痛心和无奈，最后，老船夫带着一生巨大的遗憾离开人世了。天保兄弟身上表现出的他俩对爱情的忠贞与自我牺牲的美德洋溢着真挚的兄弟手足情，是人性真切欲望的真实再现。傩送为了纯真的爱情，宁愿放弃一座碾房的陪嫁而选择翠翠，天保则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成全弟弟的爱情。他们都胸怀宽广，光明磊落。船总顺顺“欢喜交朋结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他“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面对着风雨中丧失亲人、无依无靠的翠翠，他不计前嫌，忙前忙后，张罗事情，浸润着边民浓厚的人情味。

二、乡土情是人性的真切欲望，是作者所追求的完美的人生形式

《边城》具有湘特的地方色彩和牧歌情调，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幅具有湘西生活实感的风俗画。小说的人物活动和生活场景都表现出浓郁的乡土风味，如元宵节的爆竹烟火、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中秋节的月下对歌，男女唱歌传情的方式，以及边民的谈恋爱方式，孩子取名，办丧事的绕棺、下葬等都具有湘特的习俗。作者在表现边民的人性时，不靠情节发展的跌宕起伏，而是在精心细腻的笔触描绘湘西人的单纯朴实、守信自约思想性格，重义轻利的淳朴的社会风气，以及新奇别致的风俗习惯。文中无论是茶峒的农民，还是那些士兵、商人、“毛手毛脚”的水手以及把“眉毛扯成一条细线”[3]的，都是充满着乡土气息与人性光芒。它们融合在故事情节中，使读者充分品味到民俗风情。

《边城》具有不同凡响的民族特色，才使它更具有持久的审美价值。在一幅幅具有湘西民族特色的风俗画中，寄寓着作者对“美”与“爱”的追求，在平凡的生活故事中包含着作者的哲理思考。乡民的光明磊落和正直大方是大都市里不曾想到的民俗淳风。船总顺顺对“凡因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退伍兵士、游学文人，凡到了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助。”[4]他大方洒脱的性格是乡下人宽阔豪爽的胸怀。爷爷的老朋友杨马兵对翠翠的照顾特别感人，他曾经钟情于翠翠的母亲但被拒绝，后来义不容辞地照顾“心上人””的女儿翠翠，“使翠翠仿佛去了一个祖父，却新得了一个伯父。”[5]这种超越金钱关系的待人以诚、助人为乐的淳朴自然、真挚善良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在都市的现实生活中所见不到的，这里的人民诗意地生活、诗意地栖居，这既是抒情诗，也是风俗画，这是作者所追求的最完美的人生形式，同时也是自小说问世以来所具有的持久的魅力所在。

三、景色描绘中蕴含着人性的真切欲望，是作者所追求的完美的人生形式

《边城》中作者描写了酉水两岸的村镇、碾坊、筒车、水磨、码头、小溪流上的绳渡、茶垌的街道、碧溪嘴的翠竹等，读来犹如身临其境，山城特有的风景尽收眼底。特别是那靠近河边街道的房子，一半着陆，一半在水的吊脚楼，更是湘特的风景画。作者常常用淡淡的笔墨描绘淡淡的风景，和文章淡淡的气氛相得益彰，让人感受到这方水土的洁净美好。如“风日清和的天气，无人过渡，镇日长闲，祖父同翠翠便坐在门前大岩石上晒太阳。或把一段木头从高处向水中抛去，嗾使身边黄狗自岩石高处跃下，把木头衔回来。或翠翠与黄狗皆张着耳朵，听祖父说些城中多年以前的战争故事。或祖父同翠翠两人，各把小竹作成的竖笛，逗在嘴边吹着迎亲送女的曲子。”[6]描写翠翠和祖父闲适淡然的日子，祖孙俩的善良与美好，让人感到实在不忍心打扰祖孙俩悠然宁静的生活。作者极力描写湘西自然景物之明净，是为了抒写湘西边民的心灵之明净。小说立体地展示了边城的自然环境、生命样式和边民人性的“爱”与“美”，表达了作者对完美的人生形式的向往与追求。

尽管《边城》问世距今已近80年，但他对纯朴人性的呼唤，引人向善，构建民族传统道德的美好愿望，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1.

[2]沈从文.边城[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

[3]吴福辉，陈子善.边城.雪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9.

[4]沈从文.边城[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58.

[5]沈从文.边城[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0.

篇4

一、生命样式的悲悯

用淳朴的民风、善良的人性，沈从文在《边城》里营造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湘西世界”。作者在小说的开始，就以渡船为背景，展示了一个迥异于世俗社会的生活空间：

渡头为公家所有，故过渡人不必出钱。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

管渡船的必为——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

但不成，凡事求个心安理得，出气力不受酬谁好意思，不管如何还是有人把钱的。管船人却情不过，也为了心安起见，便把这些钱托人到茶峒去买茶叶和草烟，将茶峒出产的上等草烟，一扎一扎挂在自己腰带边，过渡的谁需要这东西必慷慨奉赠。有时从神气上估计那远路人对于身边草烟引起了相当的注意时，便把一小束草烟扎到那人包袱上去，一面说，“不吸这个吗，这好的，这妙的，味道蛮好，送人也合式!”茶叶则在六月里放进大缸里去，用开水泡好，给过路人解渴。

老船夫安于本命，正直、豁达、不贪婪，这样的理念在湘西正常的生活逻辑中不会有任何的矛盾与冲突，可是，当生活的轨迹溢出旁系，那么，它的支撑能力就会受到考验：

老船夫的独生女，十五年前同一个茶峒军人，很秘密的背着那忠厚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有了小孩子后，这屯戍军士便想约了她一同向下游逃去但从逃走的行为上看来，一个违悖了军人的责任，一个却必得离开孤独的父亲经过一番考虑后，军人见她无远走勇气自己也不便毁去作军人的名誉，就心想：一同去生既无法聚首，一同去死当无人可以阻拦，首先服了毒女的却关心腹中的一块肉，不忍心，拿不出主张，事情业已为作渡船夫的父亲知道，父亲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地过下去

面对生死，老船夫的价值观里没有孰轻孰重，只是像忠实于生活一样忠实于人祸，默默地承担命运安排的苦果。这种生命的样态具备无意识传承性，它也自然而然地因袭在老船夫孙女儿翠翠的骨子里。可是，老船夫却发生了疑惑：“如今假若翠翠又同妈妈一样，老船夫的年龄，还能把小雏儿再育下去吗?人愿意神却不同意!人太老了，应当休息了，凡是一个良善的乡下人，所应得到的劳苦与不幸，全得到了。”爷爷愿意翠翠如同世世代代湘西人那样自由自在地相爱，可他忧惧“湘西式”恋爱导致的殉情。为什么在一家两代人的身上，爷爷出现了迥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因为爷爷“老”了!这种“老”不单是年龄的增长，同时也意味着力量的衰弱，爷爷不再能够如从前保护女儿一样保护翠翠!如果把爷爷当做湘西生命的标志，那么这生命样态所产生的人生恐惧，便左右着故事不可预知的结局。

为了保护翠翠，老船夫对翠翠的爱情有了介入，这种介入违反湘西年轻生命本来的自然法则，制造了误解。大老天保的死是直接恶果，破坏了湘西世界原有的格局，也带来了信任和融洽的损毁，老船夫陷于惶恐自责以及更深的对翠翠未来的忧虑之中，终于在风雨交加的夜晚离开了人世。与爷爷的长逝相伴的是白塔的坍塌，隐喻爷爷一样的湘西生命的殒灭，尽管后来当地人重修了白塔，可白塔所剩的仅仅是原有的外形，那种内质和精神却难以再造。在此，作者表达了对湘西生命样态无力的展望。

二、民族命运的悲悯

自然生态的和谐与人文生态的平衡是《边城》中颇具民族特征的因素，作为寄托着民族希望的下一辈，翠翠的爱情是作者关于整个民族命运思索的重心。

端午节和爷爷走散的翠翠在城里碰上二老傩送，从此“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但两人_直没有正式的对话和见面，这种迟疑和耽搁为后来大老天保请父亲找人说媒提供了可能，从而为这场爱情设下了障碍。在湘西民族意识中，虏获一个女性的芳心，赢得一份爱情的眷顾，男性往往要以勇敢和柔情作为资本，在《神巫之爱》《龙朱》等小说中，沈从文已经为读者铺开了情歌为媒的画卷。大老天保与二老傩送也选择了唱山歌的方式来解决两人共同属意于翠翠的纠葛：

篇5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翠翠；人性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6-0002-01

沈从文是任性的，但他又是深沉的。之所以用这样两个词概括他，便在于想要尽力传达出作者的想法。这种任性是一种原始的创作冲动，也是一种敢于独自进取的勇气，而任性的背后支撑着的，便是那深沉的思想，如果没有最崇高的、最坚定的信念支撑，想来这股任性便早已淹没在二三十年代，那个功利浪潮之中了。

《边城》集中反映了他的创作信念，而其中的主要人物翠翠，更是鲜明完整地体现了作者的创作追求与人生信念，因而要了解作者的任性与深沉，我们便需要对翠翠进行一个比较完整的分析，通过《边城》，走近沈从文。

一、创作背景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俨然有两大流派，即京派、海派，但是总体而言，中国的文学是被一种革命的、或者商业了的文学占据着。他们打着各自的旗号，朝着各自的目标努力，但是往往是急功近利，甚至不择手段。

这个时期京派是一个艰难的存在，他们提倡纯文学，因此一方面既要抨击左翼文学的激进与浅薄，同时还要反对海派文学的过于商业化倾向。另外，《边城》的创作是与当时所追求的革命文学有很大区别的，沈从文不为当时风气所影响，坚持自己的文学创作信念，于是《边城》，这样一部在当时十分特殊，乃至于现在看来或在将来，都仍将是一个特殊存在的小说诞生了。从《边城・题记》当中，我们可以归纳出《边城》创作的三个出发点：1、这是作者就自己所接触的世界一面的写作，是老老实实的一个创作。2、不是写给“多数人”――领导多数的理论家与批评家以及被领导的多数读者。3、是写给那些愿意从这本书汲取安慰与知识的人，并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

可见《边城》的创作既是作者现实生活的反映，同时也是深沉理想的寄托。

二、人物分析

作者的理想寄托，集中反映在《边城》里的人物。沈从文把《边城》看成是一座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而翠翠便是这种自然人性的化身，是沈从文的理想人物。在这些理想人物的身上，闪耀着一种神性之光，既体现着人性中庄严、健康、美丽、虔诚的一面，也同时反映了沈从文身上的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式的情怀。翠翠的形象主要有三个来源，泸溪县绒线铺的女孩子，作者在青岛崂山看到的女孩子和作者的妻子张兆和。

（一）在自然人性的视角下，翠翠是美好、善良、纯洁的，这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

1、与傩送间的爱情之美――人性美。

翠翠与傩送是在一次端午认识的，当时两人产生了不大不小的误会，翠翠以为傩送是一个轻薄男子，后来才晓得他是要送自己回家。源于误会的二人便开始了朦胧的好感，而翠翠的内心朦朦的欢喜，自是一个14岁女孩特有的青春与成长。这件事，是属于翠翠自己的，那天晚上便使她沉默了一个晚上。

后来天保与傩送同时爱上了翠翠，作者却仍然写得很从容，他们公开以唱歌来竞争翠翠，天保不幸溺水而亡，傩送心里便有了一道坎。只是作者一切的处理都是那么淡然，却又隐隐透露一丝忧伤。傩送心里自然会有一道坎，但他仍然喜欢着翠翠，自然的过渡与叙述，让我们看到了最原始、最纯真的爱情，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与都市人爱情的世俗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作者所热爱的人性美。

2、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之美――自然美。

《边城》是与自然融为一体的，除了那里的山美、水美之外，人更美，所谓“天人合一”。翠翠的名字本身便取自于两山那翠人的篁竹。她生活的环境美，小屋面前便是一道水，四周都是山，而中间则挂着一片碧蓝的天空。这些自然亦蕴育了翠翠，她天性的自然。沈从文要的是一种“人生的形式”，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生的人性形式。”因而这不是世外桃源，而是与因为与自然融合一体，而是和谐。

（二）在理性视角下，翠翠却又是孤独蒙昧的

1、翠翠的孤独：与祖父相依为命，没有父母，没有知心伙伴，心灵孤独。

2、翠翠的蒙昧：居住土地的闭塞，本身没有受到任何教育，迷茫未知，不懂追求个人自由与爱情。

（三）翠翠所代表的含义

如果我们把翠翠的祖父看成作者，那么翠翠便是他的理想的寄托，而这个边城则是人性的反映。《边城》要探讨人的心灵的最后归宿，而这种归宿还在寻找当中。首先是她对爱情的忠诚、执着，对大自然永远倾心的爱恋，都代表着人类对自身美丽、率真童年的返顾与回忆。翠翠在爱情、婚姻关系上表现出的自然、纯真与健康体现了那种未开化、半开化的雄强生命中的野性力量和原始活力。即使结局是悲剧，仍代表着强盛的生命力的张扬。与傩送间的爱情体现了对人性美好的孜孜探求，始终抗拒着工业文明的侵扰，穿插着对都市文明的批判。最后，翠翠的孤独蕴育着作者自己的孤独，他对于生命有独特的认识：仰慕自然，崇尚本能。他认为生命的最高意义就是自然界的本性在生命，所以他的一生都在追求这种牛命的最高意义，他不甘命运摆布、不甘麻木沉沦的灵魂总是在多变的现实，循着积极向上的行程以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来观察人和人生，这使他终生都未能摆脱孤独。

三、总结

沈从文的《边城》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说，仍然具有超越性的宝贵价值。如果撇开他的那个时代来单独谈作品，我们似乎看到的只是一个唯美的散文小说。小说的艺术与思想永远是无法分离的，如果只谈艺术而不谈思想，或只谈思想而不谈艺术，这都是片面的。沈从文先生思考的，远远比我们所看到的深刻、沉重得多。

《边城》的思想内容不是轻飘飘浮于表面的，而是融化在作者的纯熟的艺术技巧以及读者欣赏时的共鸣当中。作品之所以与别的唯美的作品不同，还在于《边城》背后有一种大气、庄严、深厚的气质，一方面在于北京所带来的庄严感，另一方面，便在于沈从文自身的经历。他的经历相比较其他京派作家而言，更具有复杂性，因此虽然同样是写美的东西，沈从文笔下的美似乎更有历史的深度与生活的厚重感，是沉淀在内力的，有一种内敛但同时也是呼之欲出的张力，而非轻飘飘的。这来自于沈从文后来一段流浪的岁月，这不仅使他获得不少见识和刺激性的经验，而且，最重要的是，使他增加了历史感和事实的认识。就由于这种认识，他后来能面对各种压力，不为所动。沈从文从那个时代出发，同时又面向最深刻、最广大的人类，具有自己的广度与深度。同时也注重精致、结实、匀称，作者一直在探讨着艺术技巧的不断进步，从而事实上写出了他自己所认为的“伟大的作品”。

但是沈从文也是有局限的。就艺术技巧而言，当然我们并不能要求什么十全十美，有很多伟大的作品并没有多么注重艺术技巧的，往往显得笨拙，但是笨拙里面我们却从侧面体会到诚恳与深沉。沈从文有时候对于技巧的追求太过，反犹不及。同时他的文字里面，有一些正如我们看到的，过于散化，过于邋遢，往往不及重点。

沈从文居住在北京，但是精神上却往往寄托于湘西那片土地，这既是局限，其实更是伟大之处，因为这个矛盾恰恰更加显示了沈从文的坦诚与真实，而这种矛盾便更加深了他作品的复杂性。文明与原始自然终究是有对立矛盾的，一方面，人类需要文明前进，另一方面，却还是需要保持自然天性，而怎么平衡，这将是我们永远的课题，沈从文本身及其他的作品同时都表现了出来。

总体而言，沈从文是深沉、开阔的，但是他同时又是任性的，而正如我前面所言，这种任性是一种勇气、是一种坚韧，同时也恰恰是一种坦诚。

参考文献：

[1]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凌宇著.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M].三联书店出版社，1985.

[3]金介甫著.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M].华东师范大学，1994.

篇6

关键词： 《边城》 意识流 现代主义

一、《边城》中的意识流技巧

（一）间接内心独白

人物的内心独白常常用来反映人物的内心有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思考，它能同时反映出人物浅层的、明确的和深层的、朦胧的意识活动。《边城》中就运用了大量的间接内心独白，使读者走进了人物的大脑深处，读懂其思想变化的每个细节。如：“她记起祖父嘱咐她不要离开原来地方那一句话，便又为自己解释这想头的错误，以为祖父不来必是进城去或到什么熟人处去，被人拉着喝酒，故一时不能来的。”[1]这种客观描述令翠翠内心矛盾清晰地展现给读者，从中理清翠翠的意识活动过程。沈从文在文中多次通过“她想”、“心想”、“她知道”、“又想”等词语来把握翠翠的内心世界活动过程，以间接内心独白给读者提供了发掘人物内心世界的突破口，尽现翠翠的天真烂漫和少女情怀，又自然流畅地带着读者跟随其思路发展。

（二）象征

《边城》以湘西小镇茶峒为背景，文中景物、人物通过象征被赋予活力和意义，展示沈从文对人性、婚姻、爱情、亲情、生和死的思考，“强调读者通过联想和想象，从作品有限瞬间存在的形象中领会永恒的意义”。[2]故事展开在一系列有象征意义的场景内，用局部意象来构建出整体的象征意义。翠翠是美的象征，她生活在山清水秀的湘西，远离俗世的纷繁复杂，“如乡僻地方那一泓泉水，任情地、自在地、无所思虑地流着”，[3]显示出湘西地域的人性美。文中河流具有最深刻和最丰富的象征意义，沈从文将多个方面和层次的含义都凝聚在河流上，它是全文表达各种情感的客观对应物。河流是翠翠成长的摇篮；是老船工生命力的象征；是天保、傩送和顺顺生活的依靠。河流使读者了解到人物在情感旅程中的彷徨和迷惘，联想到翠翠如水般的柔情，老船工无私乐观的生活态度，天保和傩送青春向上的生命活力。因此，河流是湘西人民生活态度和品质的总体象征。此外，渡口的白塔象征着湘西的历史演变，它随着老船工的死亡而坍塌，形成了人的生命和自然由生到亡的过程，这其中寄予了沈从文对时代变迁的感慨，增强了情感的感染效果；虎耳草是翠翠内心对美好爱情的向往，这一象征体的设立令她的懵懂和羞涩形象化、具体化，增加了含蓄的美感；傩送是继承渡船还是碾坊，道出了封建婚姻的本质；翠翠与她的狗之间的友谊象征着人性的温情。可见，沈从文通过多处隐在人物和故事情节背后的象征来构成人与物之间的美学意境。

（三）自由联想

自由联想是用于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主要手段。《边城》中人物的自由联想也是受“回忆、感觉、想象”这三种因素的影响。文中人物的性格和情感是他们产生自由联想的源泉，全文以翠翠的内心情感和思想变化为主线，不断插入与之关联的情节，这些与主线密切关联的情节不但没有打乱主线，反而使小说整体更加饱满。文中多数自由联想来自翠翠，她是沈从文笔下爱与美的化身，青山绿水与古朴的环境造就了她美丽、热情、纯真的性格，沈从文正是借翠翠少女的美妙心态去表现人类情感中极为美好的一面。翠翠一出场就陷入了回忆之中，“那迷人的鼓声，把自己带到一个过去的节日里去”，借翠翠的回忆带出她感情生活中两个重要人物――大老和傩送，然后展开精心巧妙的情节设计。同时，文中还有多处老船工的自由联想，如他看到翠翠“一天比一天大了，无意中提到什么时会红脸了”，便联想到“翠翠的母亲，某一时节原同翠翠是一个样子” 。文中还运用多处现实与梦幻的来回交织表现人物的思想活动和内心世界，如通过翠翠的梦境来表现这位少女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憧憬，在有美妙歌声的梦中，翠翠摘了许多象征着她的爱情的虎耳草，以表现她既大胆又羞涩的内心憧憬与矛盾。

（四）情节心理化

《边城》中多处使用情节心理化来展开故事叙述，通过人物的经历和心理描述结合，层次清晰，以大量心理描写去丰富故事情节，呈现出几位人物的心理活动过程，既提供叙述线索，也提高了情节的真实可感性。在多处人物的心理叙述中插入现实描写细节，以插入式和夹叙式来展现故事情节，如把祖父的心理活动“祖父明白那个意思，是翠翠玩心与爱心相战争的结果”与祖父“含笑说：‘翠翠，你这是为什么’”紧密相连等。文中还一边叙述情节，一边进行心理叙述，通过叙述引出心理描写，心理描写又带出情节。如用二老的心理活动“老头子倒会做作” 连接了“把头偏过一旁去作了一个苦笑”和“被老船夫看到了” 前后两个情节，把心理描写穿插于实际之间，前后连接紧密，通过一个简单的动作和表情来表现人物之间的微妙心理，十分传神。

二、《边城》的现代主义色彩

《边城》夹杂着浪漫主义色彩，所以并不是一部完全的现代主义小说，但其中对内心独白、象征、自由联想和情节心理化等意识流技巧的运用，不仅是沈从文对具有湘西特色的乡土小说与意识流结合，也是他受现代主义影响的证明。与意识流的结合令人物内心世界清晰明确地展现出来，使读者更易走进绝美的湘西山水之中。同时，沈从文以回忆、想象、梦幻和现实的交织等方法来丰富人物的思想情感，展现曲折的情绪变化，使全文的情感线索跌宕起伏，呈现出湘西人民独特的人性美和人情美，这“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正是对传统文化在湘西地区沉淀的赞誉。清新秀丽的唯美氛围中使淡淡的忧伤直击读者心灵深处，产生了无法磨灭的悲剧美。

《边城》展露出了沈从文式的现代主义色彩。沈从文在《边城》中对湘西茶峒民俗风貌的描写在这一层面上与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相应合，并寄寓了他对自身民族问题的现实思考，他正是利用现代主义带来的这种革命性唱响独特的田园牧歌，尝试着用不同的意识流技巧来表现他独具特色的现代主义色彩，在展示这种淳朴之美的背后，不着痕迹地表现出了对现实的忧虑、对美好人性的呼唤和沉重的民族忧患意识。当然，沈从文对外国文学的借鉴，是立足于人性尺度的选择。正如沈从文曾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种庙供奉的是‘人性’。”[5]这是沈从文在写作上的追求，也表明了他在受任何外界影响时的立场和依据。

三、小结

《边城》对间接内心独白、自由联想、象征和情节心理化等意识流技巧的尝试，传神地塑造了翠翠等几位鲜明的人物形象，文中多处象征作为全文意象构成的主要因素，这些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意象，引起读者对隐藏在山清水秀的湘西风光背后对人性和人情的探索和思考。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边城[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2] 庞伟奇.论沈从文作品中的现代主义色彩[D].郑州大学人

文学院，2006.

[3] 刘洪涛.《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J].文学评论，2002（1）.

[4] 赵园.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J].文学评论，1986（6）：7-8.

篇7

关键词：翠翠；约拿情节；沈从文；逃避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1-1297（2008）10-079-02

一、沈从文其人及其文风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特点的作家，他以独特细腻的笔法和卓尔不群的文体在文学史上书写了自己的传奇。他的小说具有田园牧歌式的宗法气息以及诗一样的气质。沈从文以表现“人性”而在非左即右的文坛论争中寻求到一种突破，并确立起自己的地位。故而，“人性”也就成为沈从文小说的精神象征。如他自己所说：

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二、沈从文小说《边城》的内涵与核心概念

一直以来，我们都以此作为理解沈从文小说内涵的核心概念。尤其当我们在读他的代表作《边城》时，更是被其中所满溢的人性与优美而深深的折服。沈从文后来在他的《抽象的抒情》当中概括自己的意图，是要将生命的发展与毁灭“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这样，生命便得以固定，从而形成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时间和空间，与另外的时空中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而这些仅仅是“在场”的东西，小说中所蕴藏的作者的深层的内心世界却难以为人所注意，而那些“不在场”的东西却更耐人寻味。正如沈从文自己所说，在清新的故事、朴实的文字背后，蕴藏着“热情”，隐伏着“悲痛”。在沈从文看来，生命形态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但通过生命所表现的人性是永恒的，沈从文便是在时间与生命的绵延的追忆中展开了他凄美的故事。“沈从文试图使他的叙事成为河流柔和的回声，把读者从凡俗的人生梦寐中唤醒，去感受时间的永恒存在。”

三、《边城》主题情节隐喻的主体意识

《边城》所留给读者思考的东西远远不止于文字表面所表现的，里面有着更深层次的隐喻。这隐喻是沈从文个人潜在意识在小说人物形象中的投射。如果我们逆着这投射的方向去溯源，就会发现其中所蕴藏的隐喻的本体。

《边城》以翠翠的爱情的曲折为线。这种爱情是那样纯净，那样地超过一切世俗利害关系，那样地非物质。翠翠的爱情有个成长过程。可就像大老天保所说，由于翠翠一直同爷爷生活在一个相当保守封闭的环境中，虽然说她也有对外界、对成长的渴望，如她喜欢去看龙船，喜欢看新娘子出嫁，但她的思想是被禁锢在一个闭塞的传统中。她有对自己情感的渴望，总体上，是可感的，坚定的，但是开头是朦朦胧胧的，飘飘忽忽的。翠翠的爱是一串梦，她不止一次地设想着当自己的梦成为现实，并享受着这样的梦带给她的羞涩的喜悦。可是每当爷爷暗示着将翠翠往这方面引领的时候，翠翠便会很生气，爷爷也只好不再提。她总是在逃避，不敢真正地去面对突如其来的爱情和未来，不敢面对梦实现的那一刻。这很像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说的“约拿情结”，一种“逃避成长”现象： “在这里，我要特别讨论一种对成长的阻碍，这种对成长的抵制一直没有引起多少注意，我把它称为“约拿情结”(Jonah Complex)。我们往往逃避本性、命运、甚至有时是偶然事件指示或暗示给我们的责任，就像约拿徒劳地试图逃避他的命运一样。我们既害怕自己最低的可能性，又害怕自己最高的可能性。在最美好的时刻、在最完美的条件下，在最勇敢的状况下，我们常常能瞥见一些神圣的东西，然而我们一般都害怕这种东西。在这种高峰时刻，我们在自身看到的超绝的可能性给我们以快乐，面对它们，我们会激动得颤抖，然而也会因为虚弱、害怕、畏惧而直打哆嗦。”翠翠所表现出的“约拿情节”是较为隐晦的，因为从表面来看《边城》的矛盾冲突并不明显。沈从文以他特有的抒情笔调，在观照着一幅平和人性的图景。如果从深层次来分析，文本中却处处有矛盾，处处有巧合。老船夫“性格并不复杂，勤俭，诚朴，待人宽厚，聪明”，他隐隐地看到了翠翠同她母亲相同的命运，无疑那是悲剧性的。他“又带几分无害于人的狡狯”，因为他想给翠翠找个“可靠的人”。他的善意的狡狯与犹疑也是诸多矛盾产生的重要来源。翠翠第一次与二老的巧遇，大老在过溪时向老船夫表达了对翠翠的爱慕，这是大老与二老的冲突。后来又有渡船与碾坊之争，祖父的谨慎以及二老对他的猜忌，翠翠对喜欢二老却又不愿离开爷爷而出现的犹豫和逃避等等，这些矛盾也是推动故事发展的深层原因。翠翠逃避，因为她对祖父不舍，担心祖父死去的隐忧，“爷爷死了”这样的念头频繁出现在翠翠的头脑中还有对自己未来命运的迷茫和懵懂无知。如马斯洛的理论，在最美好的时刻、在最完美的条件下，我们常常能瞥见一些神圣的，然而我们一般都害怕的东西。翠翠遇到二老时会像“小兽物见到猎人一样”跑掉。沈从文营构了一个“精致”的话语结构，在对山水与人性的渲染中，在外在直觉与潜在理性的二元对立中，凭借语言的强大张力消解了这些矛盾。

四、对现实社会的期盼与无奈

沈从文不止一次地称自己是“乡下人”，他只想建造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在他的作品中有“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这是他的“热情”所在。然而也正是这种态度使得沈从文自己在醉心于这人性小庙的同时也开始逃避他认为的堕落的“现代”。“我是一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都照例带了一把尺，一杆秤，和普遍社会总是不合。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而当他以“乡下人”的眼光来看待现代和都市，却发现只有堕落。《八骏图》、《绅士太太》、《王谢子弟》、《有学问的人》、《若墨医生》，这一系列都市社会的状况使他无法在其中找寻自己的渴望的“美丽”和“人性”，而只有“愚蠢自私”。可是他回过头想在湘西那片他认为是“人性”理想所在的土壤中寻求安慰时，结果却也令他失望。

“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

沈从文这次回湘西，正是写作《边城》的时候。湘西的古老传统，在“现代”的冲击下“几几乎消失无余”。这正道出了沈从文内心的隐忧和焦虑。“沈从文倾心的是被历史凝固化了的湘西世界，反映了他对传统的膜拜，而他对都市社会的描绘和对经受都市文明侵蚀的湘西人事的哀痛，反映了他对现代的抗衡”。

在对现代的抗衡中，沈从文“感觉异常孤独” ，“对当前一切的怀疑”，使他对现代产生了抵触与逃避的情绪，他逃向“被历史凝固化了的湘西世界”。翠翠的“约拿情节”，其实也印证了沈从文自己的逃避。老船夫的死，白塔的倒塌，喻示着一种古老而传统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形式的终结。“这个民族如今就正似乎由于过去文化所拘束，故弄得那么懦弱无力的。这个民族种种的恶德，如自大，骄矜，以及懒惰，私心，浅见，无能，就似乎莫不因为保有了过去文化遗产过多所致。”但白塔的重建，则是沈从文从内心渴望的民族品德的重造。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说：“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地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他试图以此来规避现代文明对传统宗法精神带来的冲击和破坏，无疑，从这一点来说，沈从文是保守的。但是就像翠翠未知的命运一样，沈从文的理想只是对当前堕落社会所幻想出的类似于桃花源的空空世界。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文集（11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16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3]王德威.现代中国小说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4]马斯洛著，许金声译.自我实现的人[M].北京:三联书店，1987.

篇8

【关键词】《边城》 湘西世界 自然人性 田园牧歌 精神家园 宿命 幻灭

1921年，一个叫沈岳焕的年轻人拖着疲惫的身体终于走到北京的前门时，他穿越了千山万水。从凤凰到汉口，从汉口到郑州，从郑州到徐州，从徐州到天津，从天津到北京，这个怀揣着与他的年纪不相符的沉重的少年，期待着上苍的眷顾，能让他有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他已经没有太多的奢望，只是想能够上大学，或者能当一名警察。

这时候的他还不知道，这一段少年的经历、这一份命运的沉重，会决定他用生命的激情与灵魂的感悟构建的湘西世界，这个用文字编织的亦真亦幻的世界，必将是一个充满挥之不去的幻灭感的世界。

1923年，沈岳焕改名为沈从文。这个来自于山野、走过万水千山、心中充满梦想与期待的年轻人，从此开始用他那独具审美特性的眼睛，描绘着他心中那个与现代文明社会渐行渐远而又与现实的湘西并不完全一样的乡土乌托邦。一方面，他试图在文本中挽留湘西的神话，努力构建一个充满自然人性与牧歌情调的世外桃源；另一方面，他又敏锐地预见到湘西世界无法挽回的历史宿命，从内心里知道其实这不过是一个业已失去的精神乐园。这个世界山青水秀，汉子勤劳纯朴，女人自然率性，他们身上涌动着勃勃的生命力，平凡的生活充满了无畏的勇气、缠绵的爱情以及上苍赋予的人性的勃发……然而，这个世界又是充满矛盾的，以沈从文的敏锐，他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笔下乌托邦的虚空。所以他总是以极其恬淡的语调渲染出最美的田园牧歌，而往往又以那不动声色的无常之手，使一切美丽在转瞬之间消逝。当我们还在费力地猜测他的用意时，他却躲在别人看不见的角落无奈地苦笑。从他的苦笑中我们知道，这世界并非乐土，或许这世界根本就没有乐土，有的只是宿命和幻灭，而且是最令人扼腕叹息的宿命和地久天长的幻灭。

永远回不来的梦境

1934年发表的《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小说描写了山城茶峒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与摆渡人的外孙女翠翠的曲折爱情。青山，绿水，河边的老艄公，16岁的翠翠，江流木排上的天保，龙舟中生龙活虎的傩送……《边城》中的一切都是那样纯净自然，展现出一个诗意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一个永远也回不来的梦境，美好的一切最终只能存留在记忆里：天保与傩送一个身亡，一个出走，祖父也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死去，一个顺乎自然的爱情故事最后却以悲剧告终。在《边城》里，自然、人与社会是相互共存、融为一体的，呈现出一派和谐的富有诗意的气象。湘西封闭的地理位置和优美的山山水水使世代生活在这里的苗人养成了既野蛮强悍又憨厚淳朴的个性，边城人在自然中生长，爱这自然，更信奉这自然。翠翠，这个由竹篁的“翠人”而得名，食天地之精华、受大自然造化的乖巧女孩，她是自然化的边城人的代表，也是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的女神。“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翠翠长大了，情窦初开的她喜欢把野花戴在头上装扮新娘子，喜欢摘象征着爱情的虎耳草。翠翠和爷爷、黄狗、渡船，还有那一片溪水相依为命，一同送迎日月，一起共度晨昏，这是一幅多么令人神往的美丽画卷。

篇9

现有相关研究从不同侧面对电影《边城》进行了评析，从不同程度上推进了对《边城》的研究。然而，总体看来，这些研究大都只侧重于某一点，有的观点虽然比较精辟，但没有深入详细地展开，意犹未尽之处甚多，有些论断还稍带随感性质。凌子风倡导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的“原著+我”的理念，认为电影既是人家的，也是自己的。根据小说改编成的电影是一种新的艺术创造，而不是图解原作的连环画。在这种二度创作里，必然融进改编者对原著和作者的理解，对那个时代的把握，乃至融进他的美学情趣和艺术追求。②那么，这种理念具体在《边城》中又是如何体现的呢？其原因又如何呢？《边城》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具有很好的文学及艺术体式价值和巨大的社会反响。故本文拟对《边城》的电影改编模式进行深入探讨，并总结其中经验和教益。

一、“原著”为主，“我”为辅

总体说来，凌子风在导演电影《边城》时采取的是“原著”为主“我”为辅的改编策略。其不变之处表现在：电影保留了原作中的人物及相互关系，采用了小说的基本故事情节，依小说的叙述再现了小说的环境。用了很多的画外音承担起承转合的功能。其改与编之处表现在：1、思想主题的修饰；2、细节的增删与调整；3、音响的增添与调整；4、景物及色彩的增添与调整。凌子风拍摄电影的时候，又根据电影文学剧本和自己的体悟亲自撰写了分镜头剧本，很充分地吸收了沈从文的批阅意见。③对比小说和电影，可以发现，二者的人物、情节和环境以及所要表达的思想主题基本是丝丝入扣。然而，电影与文学毕竟是不同的艺术，仔细分析，仍可见比较明显的改动。这其中体现出编剧及导演的匠心。

（一）尽可能再现小说中的环境并对其进行美的修饰。

对湘西如画风景的描绘，对边城淳朴人性的刻画和美好风俗的展现，电影做得非常好，如诗如画。导演凌子风有很好的美术功底，对电影的画面非常讲究，这正与小说《边城》相契合。原著提供了一幅边陲小镇民俗风景图和一个引人深思的人性命题，电影也同样如此。

小说中的环境描写是通常是画眼睛式的和以点带面式的。除非与主题和情节的发展相关联，作者不会作静态的全景式的景物描写。而电影则不一样，它主要以画面说话，镜头所及之处，该处就一览无余。所以导演必须考虑景物的选取和布置。对《边城》而言，沈从文指出了故事发生的大环境：茶峒。也点出了标志性的景物和动植物：山城、白塔、小溪、白河、渡口、黄狗、虎耳草等。理论上，原著中没有提到的景物，只要是符合剧情需要，且具有美感的，皆可以入镜。然而，如果原著中提到的关键景物现实中没有，则就需要导演动心思了，要么割舍，要么重造。为了表现《边城》的神韵，凌子风特造了一批景物，如白塔、小溪、开坡、挖河、布置渡口等。凌子风在接受访谈时说，影片中老爷爷摆渡的渡口，原是一片荒凉。他根据小说中的描写，人工布置了一个渡口，花钱搭了山上的白塔，开了上山的坡，又从很远的地方挖了草，用船运来铺在坡上，还在溪流上拉了一条缆绳。为了拍端午节赛龙船的戏，还开动四台拖拉机，用三个月的时间开了一条赛龙船的河。④《边城》的副导演在徐晓星也在《凌子风拍〈边城〉》里面谈及此，他指出，片中的白塔、老船工家和门前的草地、用缆绳引船渡河的野渡、吊脚楼包括赛龙舟那片宽阔的河面全是专门为这个戏修建的。那片宽阔的河面。是凤凰县和花垣县因他们县出了沈从文和黄永玉这样的名人特意出资开掘的，工程量非常之大。⑤这些为拍摄电影《边城》而造的景物，现在都成了著名的旅游景点。

凌子风对景物、构图、画面和色彩都非常讲究。他自述《边城》和《春桃》中都有进出城门楼的群众场面。这些群众演员穿什么样的服装，留什么样的发式，甚至由谁来演什么身份，他都根据剧情需要，亲自检查过目。⑥拍《边城》中老爷爷死前的那个雷雨之夜时，他说服了照明师，用闪电而不是在窗外打光，这样拍出的画面，不但具有真实感，闪电的效果也出来了。⑦

（二）仅对情节和内容作局部删减。

情节方面的改动之处主要为局部的增删与修饰。及主要改编之处、改编方式及效果分析如下：

1、略去旁枝末节，使得叙事简洁、主线突出。（1）略去了小说中地点、风土人情和主要人物的介绍，并将相关简介转化为具体场景。（2）将小说中第6节中所述爷爷还钱给过渡人之事提前。（3）将翠翠守渡船时所遇红衣女子由13岁改为15岁，略去了第二次过渡的两个女孩。（4）略去翠翠独自在船上玩水唱民谣时所唱巫师迎神歌。（5）龙船比赛一节中，略去了傩送、翠翠与爷爷重回吊脚楼一事。

2、略去小说中比较直露地表达爱情的情节以及话语，使爱情故事显得更为朦胧和单纯。（1）上年端午节同爷爷去看赛船一节中，略去了天保在爷爷面前对翠翠的赞赏。（2）天保与傩送商量如何决定谁娶翠翠为妻，约好晚上去渡口唱歌一节中，略去了媒人多次探问爷爷口信之事；对白也简略许多。

3、增删情节，以使故事情节发展更合情理，人物形象更为丰满。（1）爷爷见过天保之后在晚上与翠翠聊天一节中，略去爷爷为翠翠唱二老所唱之歌。（2）略去爷爷在天保死后与杨马兵喝酒及见到傩送并询问之事。（3）增加爷爷在河边洒酒祭天保的情节。

4、增减细节，以营造氛围。（1）爷爷回到家里放血去痧：增加了回家路上爷爷唱二老所唱的歌。（2）爷爷去世之夜，增加了婴儿啼哭声。

5、删减情节及对白，使表达更为含蓄，更耐人回味。（1）翠翠得知爷爷去世一节中略去了过渡人的多句对白。（2）翠翠哭丧一节中略去了顺顺、杨马兵等人的劝慰。（3）结尾中翠翠等着二老回来，未点明是杨马兵作陪，也略去了顺顺一家对翠翠的安排。

（三）大量运用画外音和原著中的语言。

除了情节，电影《边城》还使用了小说中的许多语言。电影里面有大量的画外音。场景的转换；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背后故事的讲述等均靠这些画外音来实现。事实上，正如副导演徐晓星的文章所指出，这些画外音也是凌子风导演经过实践操作所找到的一种最佳的表达方式。⑧如果再将姚云、李隽培所改编的电影剧本与小说以及电影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剧本对小说的改编幅度较大，而电影则基本上是依照了沈从文的原作以及他对电影剧本的意见。⑨

（四）突出少男少女情事，淡化宿命色彩。

小说《边城》中还隐含着翠翠父母的故事。翠翠的母亲与当兵的父亲因为歌而恋，后未婚先孕。父亲提议逃走，但翠翠之母舍不得离开老父，翠翠之父为了不辱军人的身份而服毒自杀。翠翠之母之生下翠翠之后故意吃了许多冷水死去。翠翠因为悲剧的爱情而来到世界上，而翠翠的爱情，也因为无法在天保和傩送两兄弟之间作出抉择而同样充满悲剧。原著中的人默默地接受命运的安排，照旧地生活，翠翠长大后，父母的悲剧在自己身上重演。电影只用画外音叙述翠翠父母的故事，所以对照就不大明显，宿命感也因此被淡化。同时，翠翠与爷爷以及天保、傩送等人的戏份显得更为突出了。

小说中翠翠（14岁）、傩送（14岁）、天保（16岁）都是未成年人。其爱情是内敛、朦胧、单纯而又热烈。由于内心活动较多，而肢体行动和外显语言较少。用文字比较好揭示，而用画面表现则难度较大。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初，电影在表现爱情方面尚有许多禁忌。因此，电影中表现出来的爱彩更淡，情事的朦胧意味更浓。

（五）突出爱情的美好，淡化悲剧意味。

在小说《边城》中，悲剧意味贯穿着全文。沈从文在《题识》中说，读完小说，自己都觉得很难受。⑩而在电影中，悲剧意味并不十分强烈，甚至在天保遇难之前都保持着欢快的气氛。即便是结尾，悲剧意味也较淡。天保虽然出事了，但毕竟不见其尸，或许还活着。翠翠的爷爷虽然去世，但老人的去世乃自然规律。在电影中，青山绿水，欢歌笑语，漂亮的姑娘，帅气的小伙子，慈祥的老人，这一切都让人感觉到美好。小说《边城》将人生无常表现得很明显。翠翠的父亲与母亲得到了爱情，这是喜剧。然而，其父因此而自杀，其母亲也因此而死，失两命得一命，喜剧变成悲剧。翠翠得到天保与傩送两人的爱情，这是喜剧。然而，天保偏偏意外身亡，于是翠翠便被视为有“克夫”之命。傩送甚至直接地认为是爷爷为人不利索害死了天保，喜剧转瞬变成悲剧。小说中因为有翠翠父母的故事穿插其中。一主一次，一显一隐，悲剧意味特浓。而电影则借淡化翠翠父母的故事淡化了悲剧色彩。其原因，可能是导演的有意为之，因为电影毕竟是大众传媒，它要给人以希望和动力，故氛围不宜太悲。

凌子风在拍摄《边城》之前，已经很成功地拍摄了《骆驼祥子》。《边城》与《骆驼祥子》相比，里面的爱情故事有相似之处。凌子风对二者悲剧性的处理有相似之处，都是采用“淡化”悲剧的方式。电影《骆驼祥子》中就省略了原著中的不少悲剧性的事件，例如祥子最后得脏病、吃白饭、混吃混喝的末路，等等。

《边城》中同样贯穿着沈从文一贯关注的两难命题：即爱情与婚姻的错位，精神与肉体的相离。在《月下小景》中，得到女子的不能与男子结婚。在《萧萧》中，童养媳萧萧与村子里的另一位不是他丈夫的男子相爱并产下一子。而在《丈夫》里面，丈夫为了养家糊口送妻子去船上做。凌子风则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这个难题。悲剧更能够引起人们的恐惧和怜悯的感情，更具有震撼力。然而，普通观众更喜欢“有情人终成眷属”式的大团圆结局。可以说，沈从文取的是心灵的震撼，而凌子风考虑的是大众的惯常心理期待。

二、原因分析及经验总结

总体而言，《边城》的电影改编属于忠于原著的类型。其可称道之处主要表现有：首先，较好地表现了原著的神韵，实现了凌子风导演借电影扩大文学名著的知名度的初衷。其次，较好了反映了小说中所描绘的湘西边城的风土人情和民众心理，宣传了风景如画的湘西，并重造了一些已经消失了的风景，有利于文明的承传，有利于增强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再次，借助于图像、声音和色彩和原著的良好感染力给人深的震撼，引导人们对人性进行深入思考。又次，借助于原作者和原著的名气，保证了电影观众市场。其不足之处主要有：第一，由于原著具有诗化和散文化性质，结构稍嫌松散，悬念较弱，致使电影在主动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方面也显得力有所不逮。第二，由于翠翠与天保以及傩送都属于少男少女，情窦初开，爱情朦胧而简单；而且，主人公所处的环境也相对简单，情感干扰因素较少，使得矛盾冲突相对缓和，也不方便在银幕上表现。第三，原著的心理描写较多，电影采用画外音的方式加以表现，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电影画面的不连贯。当然这一点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此外，由于该电影拍摄于20世纪80年代，因为受到拍摄器材、洗印技术等方面的限制，图像色彩稍嫌暗淡、不够清晰，色彩的层次感不强，其音响也值得进一步完善。

笔者认为，电影《边城》忠于原著的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忠于原著是凌子风导演的新尝试和自我突破。在拍摄《边城》之前，凌子风已拍摄过《红旗谱》、《骆驼祥子》等电影名作并获得成功，及拍摄《边城》，凌子风希望对以前的艺术创作风格有所突破，有意采取了忠于原著的方式。关于这一点，副导演徐晓星指出，凌子风要变法，首先就要找到一个和他以前的风格完全迥异的剧本来。为此，他做了多种努力，最后选中了《边城》。在剪接录音阶段，经过多次剪辑尝试后，凌子风才放弃了“使用旁白是导演没本事”的观念，从沈从文小说中那美妙独特的文字中几经精选，写成了最后的旁白。{11}对比他拍摄的《狂》（原著《死水微澜》），能更好地体会到《边城》对原著的忠实。

其次，原著有较好的电影元素，适合拍摄电影。

小说《边城》有较好的故事情节，线索较为分明，不需作大的修改。原著虽然矛盾冲突不够激烈，但是情节结构完整，叙事性较强，节奏感也较强。《边城》以翠翠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前部分以静为主，后部分以动为主。天保意外身亡之后，矛盾冲突接二连三地发生，各种事情因此而关联，由此也将故事推向。这种节发展模式也正符合电影情节发展的一般原则：峰回路转，渐入，在的顶点结束，让观众在回味中离场。

小说《边城》还具有较强的画面感，比较适合改编成电影。关于这一点，可以用沈从文的原话来说明。如关于翠翠与爷爷在摆渡中的合作。编剧的设计：翠翠走下大青石，来到爷爷身边……{12}沈从文指出：船若靠的是城边的岸，翠翠不可能从门前大青石上去接近爷爷。或照原文写的那个好些。{13}沈从文的小说《边城》的原文是：有时疲倦了，躺在临溪大石上睡着了，人在隔岸招手喊过渡，翠翠不让祖父起身，就跳下船去，很敏捷的替祖父把路人渡过溪{14}。爷爷与翠翠日常生活中的两种场面，小说中的描写同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15}类似的例子还很多。

忠于原著还于原著的名气及原作者有关。《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具有广泛的知名度。如果改编的幅度过大，虽然可以引起短期轰动，但很容易引起读者的排斥，不利于长久流传。沈从文为著名作家，而且当时尚在人世，他对《边城》的电影改编有自己的看法，对《边城》的电影剧本有一万多字的修改意见。为尊重起见，也不宜于作较大幅度改编。

对原著的删减增添也必不可少，其主要表现及原因如下：

第一，因为视觉美的需要，而对原著进行补充。这几乎是所有电影改编必须有的步骤和过程。小说在描写景物时，通常都是勾勒式的。而镜头需全息照相，要考虑构图和结构，还要考虑色彩搭配。所以要对拍摄的景物进行修饰，需补充其所缺，删减其多余。如前文所述，电影里的白塔、渡口以及大河都是因拍摄电影需要而重造的。

第二，因为音乐美的需要，而对原作进行修改。这也是由文学作品到电影的转化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声音是有声电影的重要构成元素，也是实现营造气氛的重要手段。小说中的声音元素非常有限，所以编导要在这方面作较大补充。如在《边城》中月光下，爷爷给孙女吹芦管时的那场戏中，凌子风加了点夜晚杜鹃的叫声，气氛显得特别幽静，特别美。{16}

第三，增加内容以填补原故事空白使叙事更为连贯，同时方便观众理解。如大老天保遇难以后，电影增加了爷爷在河边洒酒祭奠大老的情节。当然，类似的情况不多，原因在于原著《边城》的信息很丰富，情节很完整，人物形象也很鲜明突出。而如果改编沈从文的短篇小说，因为原著的不足，就必须增添很多。在电影《湘女萧萧》（原著《萧萧》）中，增添和补充故事情节的情形就很多。

第四，略去小说中的情节使电影更加简洁，叙事线索更加清晰，也更含蓄回味。如“大老与二老商量如何决定谁该娶翠翠为妻”一幕，省去了媒人多次探问爷爷口信之事。如影片结尾省略了爷爷去世后顺顺家对翠翠的安排。

此外，有许多东西，文字可以很轻松地表现出来，用图像和声音却很难做到或者成本巨大。如小说前3节基本以介绍“茶峒”的历史以及风土人情为主，同时还兼及翠翠父母的故事。这些包含大量历史文化信息的文字用电影语言来表达很比较困难。如果完全画面化，一来成本较高；二来也会影响整个电影的节奏。小说中所描绘的20世纪初期山城的原貌、河里的船妓等，都很难在电影里表现出来。

作家、编剧及导演都有各自的理念。将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各种观念不可避免会形成碰撞。如何处理这些碰撞，直接关系到作品的优劣。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凌子风导演在拍摄《边城》时，领会了原著作品的神韵，较好地处理了小说文本与电影文本的关系，取得了成功。《边城》的电影改编属于忠于原著型的改编模式。忠于原著，也并非意味着全盘照搬，在细节、画面、音乐等方面需要进行很多加工。如此，方能使影片叙事流畅、结构完整、中心突出而风格鲜明。方能既使老读者满意，又吸引新读者。可谓“看似平坦实崎岖，成如容易却艰辛”。电影《边城》的成功，既与原著有关，也与电影的创作人员，特别是导演有关。一方面，《边城》与凌子风当时的艺术风格追求相契合，另一方面，沈从文又是他所尊重的著名导演，所以他对作品持敬仰之心，敬畏之心。这种心态无疑对《边城》的拍摄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也是电影改编成功的关键因素。从小说到电影，虽说是再创造。但也需要编剧及导演充分地理解原作，需要编剧及导演与原作家有很好的沟通。改编绝不是为标新立异，也绝不是为改而改。非必要改编之处，最好忠于原著。《边城》的电影改编对沈从文作品的改编，有许多借鉴意义。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大师，他的小说不仅具有强烈的画面感和镜头感，情节简单而具有诗意，适于影视化。将沈从文的小说改编成电影和电视作品，既可以进一步地发挥其价值，也可以带给人们更多的视听享受。还可以为湘西凤凰的旅游增加更多的文化内涵。

注释：

①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②④⑥⑦凌子风、罗雪莹：《〈春桃〉导演凌子风访谈录》，《回望纯真年代：中国著名电影导演访谈录》，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第399页、第411页、第410页、第412-413页。

③⑤⑧{11}徐晓星、霍庄：《凌子风拍〈边城〉》，《电影艺术》2004年第1期。

⑨{12}{13}{14}{15}沈从文：《对〈边城〉电影文学剧本的改评》，《沈从文全集》（第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192页、第157页、第157页、第64页、第65页。

⑩沈从文：《〈边城〉题识五种》，《边城》，北岳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页。

{16}罗雪莹：《回望纯真年代：中国著名电影导演访谈录》，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第411-412页。

篇10

――题记

那个只有五年级学历，却用他的笔记录下湘江这个神秘地方的奇人，自中华上下五千年以来，也只有沈从文了。他的《边城》，美得令人沉醉。

如今，我在现实中循着文字来到边城。沱江的水是有些浊了，对面似乎是吊脚楼，油漆漆得鲜明绚丽，仿佛是要刺伤人的眼，眼痛，心痛，破旧而灰暗的感觉却又由内而外滋生出来，这才出现了《边城》中古朴坚实的船，却没有天真无邪的翠翠的容颜；有彩蝶般斑斓的苗装，却没有苗族独特的情怀。原有的古典、优雅、绵长乃至那份独属于沈老的气息也不知去向，牌坊、石狮根本就遮不住现代化的气息，浓烈的商业气息令人干呕却又无可奈何。

那个心中的幻想，如同一个个精巧的瓷片小心翼翼合成的全世界独一无二、举世无双的花瓶，在突如其来的一股力量下碎裂，瓶碎、心碎。呆立许久，沉默良久，才无可奈何地笑说：“伟大的沈从文老师，真正的边城，聪明睿智的您，幸好早已用醇厚优美的语言保存下来。”

夜景漂亮但却有何用处，我追寻的，我苦苦追求的只是您文章中的边城――神秘的湘西，青石板、屋檐、滴露，黄昏下拉出长长阴影和无尽愁思的古镇，或许，那种诗意只在您的文章中才得以出现。金色的灯挂满了吊脚楼，霓虹灯扎眼，微波轻泛，远方似乎是一堆粗犷的人在KTV嘶吼，巨大的音乐声震得我的耳朵、我的心一颤一颤的，纵使夜景迷人，身旁的游人用手机不停地拍着，就连小孩也“咔嚓咔嚓”拍个不停。但我的心里有了浓重的失落感，这不是我想象中的凤凰古城，也不是我心中神秘的湘江。悲哀！

现在的人们是想要抹去那个古朴的老城？还是为了跟上新时代的节奏？或许是为了用色彩、灯光等装饰湘江，让它变为一个摩登城市从中获取门票的高利润？我不懂，我落伍了。

白日里微波泛舟，一路阳光，清波荡漾，身边的吊脚楼失去夜晚霓虹灯里的狰狞，在吱呀的石板声中，我走进了沈从文的故居。

跨^高高的门槛，感受到沈老悲天悯人般对故乡的热爱。我双手合十，虔诚地膜拜这位景仰的人物：从您的字里行间中，我读出了您对淳朴乡土的热爱和深情，此时此刻，您也会有故乡被改造成“摇钱树”的无奈吧！

我将遗落在记忆中的热爱，从尘埃中取出，用心去感知您的文字，您的情感，您的气概。那清新美好的“边城”，我只有到文字里去寻觅了！

||江苏省淮安市文通中学||指导教师：曾桂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