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垃圾分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北京垃圾分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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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和布料五大类。废纸主要包括报纸、期刊、图书、各种包装纸、办公用纸、广告纸、纸盒等等，但是要注意纸巾和厕所纸由于水溶性太强不可回收。塑料主要包括各种塑料袋、塑料包装物、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牙刷、杯子、矿泉水瓶、牙膏皮等。玻璃主要包括各种玻璃瓶、碎玻璃片、镜子、灯泡、暖瓶等。金属物主要包括易拉罐、罐头盒等。布料主要包括废弃衣服、桌布、洗脸巾、书包、鞋等。

3、厨余垃圾包括剩菜剩饭、骨头、菜根菜叶、果皮等食品类废物，经生物技术就地处理堆肥，每吨可生产约0.3吨有机肥料。

有害垃圾包括废电池、废日光灯管、废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等，这些垃圾需要进行特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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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垃圾分类的历程回顾和概念解析

（一）北京市开展垃圾分类的简要历程

上世纪90年代前，垃圾分类和废品回收基本上是一个概念。记得小时候，牙膏皮、桔子皮、墨鱼骨等各种可循环利用的物品都可以卖给废品收购站或药店。据北京环卫集团考证，北京日报早在1957年就有“垃圾分类，利国利民”的报道，这是在正式刊物上最早出现的垃圾分类的概念。

1996年，北京市西城区大乘巷社区在环保组织的倡导下，开始推动以废品回收为主要内容的垃圾分类。2000年，住建部确定北京等8座城市试点垃圾分类，垃圾分类进入政府主导层面，开始“可回收”、“不可回收”两分法的推广。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之后到2008年圆满举办，北京的垃圾分类一直围绕实现奥运承诺开展工作。

2009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引领全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进入新的阶段。面对激增的人口，城市每年需要拿出500亩土地用于垃圾填埋，城市运行不堪重负，同时面临垃圾围城的严峻形势。《意见》中首次明确了采用“焚烧发电、生化处理、卫生填埋”三大成熟主流技术进行综合处理，将垃圾处理结构优化为4U3U3，彻底改变主要依靠卫生填埋处理的方式。

2013年，为改变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滞后的局面，北京市政府出台了《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三年行动方案》。同时确立了“全程管理、系统衔接、科学分类、适应处理”的垃圾分类工作基本原则。按照大类粗分的标准，将居民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和其它垃圾三类。《意见》后，在朝阳区“三街两乡”先行开展了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试点，取得了明@效果。2010年以来，在试点的基础上，开展了垃圾分类达标小区创建工作，到2015年，先后在3759个小区建立了规范的垃圾分类投放站点，配置垃圾分类收集车，入户发放分类垃圾桶、垃圾袋，在社区招募“绿袖标”垃圾分类指导员队伍2万余人，宣传、普及和现场指导居民投放垃圾，垃圾分类覆盖人口达到800万人，占比达到可推行垃圾分类小区的80%。此外，在制度建设方面，北京市在2011年创新性地制定了代表国内地方立法先进水平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2012年3月经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正式施行。

（二）对垃圾分类概念的解析

首先，上位法中生活垃圾概念缺失导致垃圾分类方向不明。按照我国固废法中的定义，垃圾为单位和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对于生活垃圾则没有明确的定义。参考其他国家对生活垃圾的定义，则包含了垃圾分类的基本技术路径和政策思路。比如德国，将城市生活垃圾分为家庭垃圾和其他城市生活垃圾两类。家庭垃圾包括普通家庭生活垃圾、大件垃圾、生物垃圾、可生物降解的庭院和公园垃圾、可回收物（包含玻璃、废纸、纸板、轻质包装材料、金属等）；其他城市生活垃圾包括街道清扫的垃圾、餐厨垃圾、市场垃圾、其它混合生活垃圾。城市生活垃圾不包括矿产垃圾、建筑垃圾、工业垃圾、以及二次垃圾（垃圾处理过程中产生的需要继续处理的垃圾，如飞灰、炉渣、破碎物、淤泥、动物残留物等，不包括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可作为原料或产品的垃圾）。日本对生活垃圾的定义是指日常家庭生活中产生的生活废弃物（家庭垃圾）以及商业活动场所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商业垃圾），不包括工业废弃物以及法律规定的具有传染性、有毒性、爆炸性等特性的有毒有害的废弃物。

其次，城市管理体制分割导致了对垃圾分类的狭义理解。长期以来受政府管理体制的局限，垃圾管理表现为各自为战的“碎片化”状况。生活垃圾处理由环卫部门负责，废品回收由商务部门负责，危险废物处理由环保部门负责，装修垃圾由住建部门负责，电子垃圾由工业部门负责，生活垃圾投放、收集、运输的执法由城管执法部门负责，循环经济政策由发展改革部门牵头负责，如此等等。环卫部门发起的垃圾分类工作，多年来在环卫部门的职责范围内打转转，分出厨余垃圾几乎成为垃圾分类工作的全部。一方面，厨余垃圾的分出率仅有5%左右（开展垃圾分类小区的平均水平），高投入低产出，财政绩效不佳，垃圾分类效用饱受质疑；另一方面，进入终端处理设施的垃圾中几乎没有可用之物。如果按照国际通行的垃圾分类标准，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就已经达到了资源化率70%的水平。相对于2016年北京市每年872万吨的生活垃圾清运量，20万拾荒大军每年分拣出约500万吨的再生资源，而这部分贡献并未计入垃圾分类效果。

最后，“两网融合”是对垃圾分类的理性回归。从历史发展的进程和垃圾分类概念的国际接轨来看，垃圾分类的主要内容和突出矛盾在于再生资源回收。同时，要从根本上破解“垃圾围城”的困局、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出路在于循环经济政策方针的落实。从城市经济和城市发展的角度看，伴随着国际市场原油、钢铁等大宗商品的价格持续低迷，疏解非首都功能力度加大，再生资源回收行业低、小、散、乱的经营难以持续，需要及时构建规范的再生资源回收市场，避免可再生资源流入生活垃圾处理体系，从战略上保障城市运行安全。从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角度看，北京市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的改革措施中，明确了将原来由商务部门负责的再生资源回收管理职能划转城市管理部门，职能上的一体化为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创造了条件。垃圾分类应是对包含再生资源在内的所有生活垃圾的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由环卫部门推动的以分出厨余垃圾为主要内容的垃圾分类系统与商务部门管理的再生资源回收系统的“两网融合”是新时期垃圾分类的应有之义。

二、垃圾分类的问题表现和路径解析

（一）北京市垃圾分类的问题表现

垃圾分类知易行难。北京市垃圾分类工作起步较早，先后经历了以废品回收为主的“二分法”，到以厨余、可回收、其它垃圾的“三分法”实践，以及由试点突破到提高覆盖率的管理目标的调整。从环卫部门自身原因来看，一是没有摆脱“放几个分类垃圾桶”的纠结；二是末端处理设施建设滞后的“瓶颈”始终没有突破；三是“政府推动有余，全民参与不足”的矛盾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而片面追求垃圾分类达标覆盖率，进一步造成了考核标准的偏差，使垃圾分类流于形式，脱离了其应有的社会基础。

从问题表现上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垃圾分类关系民生保障、关系城市环境、关系城市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站位不高、抓手不足、措施不严；二是垃圾分类宣传“最后一公里”环节没有解决好，物业公司等单位垃圾分类的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还存在居民不了解垃圾分类方法的情况；三是在社区收运环节存在混装混运问题。分类收集车辆配备不足，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挫伤了居民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四是再生资源市场低迷，回收人员减少，回收网点严重萎缩，各级分拣集散中心尚未纳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统筹规划，快递包装、电子垃圾快速增长，给垃圾分类提出了新的课题；五是法规政策标准体系不完善，约束性不足，执法难度大，考核体系不够配套，没有形成制度化、常态化的长效机制。

（二）垃圾分类的路径解析

从根本上解决垃圾分类的问题，需要从路径上明确垃圾分类的三大关系。

一是明确垃圾分类目标和手段的逻辑关系。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是目标，垃圾分类是手段，不能为了分类而分类，本末倒置。北京市在“十三五”时期环卫发展规划中明确了垃圾处理的“金字塔”体系。处在顶端的是减量化，即减少垃圾的产生，往下两层分别是再利用和资源化，前三个层级涉及循环经济的范畴，主要措施包括限制包装、减少一次性用品、净菜进城、不剩餐、旧货交易、废品回收和垃圾分类等。再往下是热回收，也就是垃圾焚烧或进行生化处理，最后一级是无害化。垃圾分类中的干湿分开，是对后两级垃圾处理的直接支持。

二是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联动的结构关系。以法治为基础，在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中，要通过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和社会宣传动员等手段，打造垃圾分类的环境基础，通过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社会组织协同、市民自觉，最终养成全民垃圾分类的行为习惯，在形成行为改善和环境改善良性互动的同时，p少社会整体成本。从其他城市的经验看，采用积分奖励等经济手段在垃圾分类工作开展的前期阶段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是长期实施将面临效用递减和财政保障的困难。

三是认同末端决定前端、循序渐进的时空关系。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需要时间。特别是终端的生活垃圾焚烧厂、生化处理设施需要加快建设，如果只有单一的填埋工艺，垃圾分类难免重蹈覆辙。此外，正规的再生资源收集、分拣、打包、转运、资源化利用等设施需要明确空间布局并加快建设，正规的运营队伍需要及时形成。当前，再生资源回收市场萎缩，正是正规企业进入并替代“拾荒大军”的时机，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程度的支持，制定精准的财政补贴政策。

三、垃圾分类的思路探究和措施建议

（一）垃圾分类的思路探究

垃圾分类作为典型的公共管理问题，是城市经济、城市社会、城市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它集中体现了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作用，体现了人与环境和谐关系中的城市文明，并与整个社会的共同价值、法治精神、环保意识、自律意识等密不可分，是一个综合系统的社会治理工程，必须调动政府、企业、社会、家庭、个人等各个主体的积极性，缺一方而不可为。在当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足环境短板的大背景下，北京市更要坚持首善标准，加快构建全行业、全领域、全过程的垃圾分类管理体系，形成政府、社会与市场合作互动的工作机制。坚持“两大原则”、立足“三大属性”、紧扣“四大环节”，通过突破难点、落实责任、建立互信、持之以恒，努力提高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提升首都生活垃圾管理水平。

1.坚持“两大原则”，科学制定管理思路

一是“末端决定前端”原则，即前端垃圾分类方法取决于末端设施的处理方式。北京市生活垃圾有机质多，含水量大。一直以来，垃圾分类的技术路线是“资源回收、干湿分开”。近年来，随着末端处理设施的建成投产，北京市已经基本可以实现干的垃圾进行工业化机械再分选后，有价值的东西再利用，剩余部分焚烧处置；湿的垃圾主要是生化处理，转化为沼气等可再生能源。到“十三五”中期，焚烧处理能力将达到1.82万吨/日，生化处理能力达到6350吨/日，基本满足垃圾分类处理需求。

二是“习惯决定效果”原则，即分类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民的分类习惯。垃圾分类是文明进步、公民意识提升的结果。很难想象在环保意识不强、习惯于胡乱丢弃的环境中，垃圾分类能够推行下去。近几年的实践证明，垃圾分类工作开展好的社区都离不开居民的积极配合，自觉分类；少数市民未能很好地支持配合分类，根源还是“怕麻烦”、“图方便”的惰性思维，缺乏自觉意识和内在动力。因此，提升市民的分类意识，要突出抓好宣传发动工作，要进社区、进校园、进家庭，从娃娃抓起，提高垃圾分类知识、方法和流程的知晓率，确保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这是基础性的工作。要采取居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抓好领导带头、机关示范，发挥居（家、村）委会、社会组织、环保志愿者等的指导作用，把活动做深、做细，不断增强市民的环保意识，提高市民参与垃圾分类的自觉性，变“要我分”为“我要分”。同时，要加大政府投入，配套完善垃圾分类各环节相应的基础设施，最大化方便居民群众，最便捷地完成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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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申请2008奥运会的主办权时，北京曾作出庄重承诺：届时北京的垃圾分类收集率将达到50%，垃圾资源优化率将达到30%。为此，北京市从2002年开始推广垃圾分类工作。到2007年年底，北京市累计有2255个居民小区和社会单位开展了垃圾分类工作。

进入2008年，北京市进一步推广垃圾分类工作，在2500家单位全面推广垃圾分类，其中包括奥运场馆、奥运签约饭店、重点商业区写字楼、大型商场超市、地铁运营站点和4A级以上旅游景区等。除此以外，分类垃圾箱也走上了大街小巷。此次推广工作的新亮点是结合不同区域的垃圾产生量和成分构成，将办公区和公共区的垃圾分为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两类，将餐饮区的垃圾分为可回收物、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三类。

硬件条件的加强只是环境因素，人才是决定性因素。为使垃圾分类工作顺利展开，北京市政府、奥组委不遗余力地对垃圾分类的重大意义进行宣传。随着时间的推移，垃圾分类的绿色意义渐渐深入人心，上至七旬老人，下至三岁顽童，人人都能说出一些垃圾分类的好处：每回收1吨废纸，可造好纸850公斤；每回收1吨饮料瓶塑料，可获0.7吨二级原料；利用碎玻璃再生产玻璃，可节能10～30%，节水50%，减少空气污染20%，减少采矿废弃的矿渣80%；每回收1吨厨余垃圾，可生产0.3吨肥料……

在政府的努力和民众的配合下，截至2007年年底，北京市垃圾分类收集率已达到52％，垃圾资源化率达到35％，全面超额完成任务。

更让人欣喜的是，北京奥组委为奥运场馆的垃圾准备了专项处理工具――小武基光谱分选系统。塑料瓶、易拉罐、废纸、废金属等数百种混在一处的生活垃圾，只需在高速传送带上一走一过，就能被自动分类回收，这一过程只需几秒钟！该光谱分选系统利用不同物质对光谱形成的反射不同的原理，实现不同物质之间更为精细的筛分。仅废塑料一类就能分辨出聚乙烯、聚丙烯、聚酯等八种不同材料。随即运用高压气流，分别将同类材质的垃圾“吸”到一起，几秒钟内就完成了从垃圾识别到分类的全过程，使垃圾分类处理精度和效率提高数十倍。届时，奥运中心区场馆产生的大量分类垃圾将通过此系统进行精细分选，使垃圾的转运、处理和再利用率大大提高，为北京实现“绿色奥运”提供了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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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指导员实行企业化运作

城市生活垃圾处置是一个城市文明的体现，也是提升城市环境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大兴区率先建立垃圾分类指导员队伍，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实行社会化管理、企业化运作。对垃圾分类指导员有严格要求，年龄一般在25—50周岁，身体健康。由中标公司为垃圾分类指导员统一配置服装、袖标、胸卡，并定期检查佩带情况。在上岗时，要求垃圾分类指导员身穿统一标志服，头戴工作帽，每天工作在居民小区。居民在投放垃圾的时候，垃圾分类指导员负责宣传、指导，并对分类投放不准确的进行二次分类。

此外，还设立严格的执行标准，定时对小区垃圾分类效果进行抽查，以垃圾投放站为单位重点检查厨余垃圾分类桶，在单个厨余垃圾桶内发现纸制品、塑料制品、玻璃制品、木竹制品、金属制品、纺织制品等不属于厨余垃圾的杂物混合在内超过3件（含3件），即认定为不合格一次。抽查其他垃圾分类桶，发现厨余垃圾3件，即认定为不合格一次。对垃圾分类指导员的垃圾分类知识掌握情况进行检查。如果乙方垃圾分类指导员未达到所需人数，扣除当月资金的1/3。第一次对小区检查不合格的，扣除当月资金的10%，第二次检查不合格的，扣除当月资金的20%，第三次检查不合格的，扣除当月资金的30%，第四次检查不合格，无条件自动退出。这种企业化的运作，实际上就是管理模式的攀升，就是一步步企业化的过程。这不仅帮助企业树立自身品牌，也推动了整个市场走向活跃和规范。从某种程度上说，企业化的运作是可以开发市场、激活市场，甚至制造市场的。

当前，大兴区在92个社区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共139871户，人口约368794人。实行此模式以来，厨余垃圾分捡量逐日增加，约占各居民小区垃圾总量30%。

注重环保的“多利洁”

北京多利洁物资回收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为“北京市物资回收公司大兴县公司”，成立于1982年10月，属集体企业，隶属于北京市大兴区供销合作社。2011年底，为了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公司成立了“北京多利洁天天洁保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建立了专业的垃圾分类指导员队伍，招收40名垃圾分类指导员，首先在清源街道四个试点：康隆园社区、康和园社区、香海园社区、郁花园二里社区负责指导居民第二次分拣的垃圾分类工作。

上岗前，公司对上岗人员进行了岗前培训，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垃圾分类，为什么要垃圾分类，怎样做好垃圾分类。培训合格后，统一配发工作服、绿袖标和分类工具，他们既是宣传员、指导员，又是分拣员，亲自动手帮助、教育居民如何进行垃圾分类，并进行二次分拣、集中收集，最后和环卫局专业清运车对接，运到南宫垃圾处理场进行最后处理，这在全北京市是个创举。同时，对这些指导员制定了考核制度、环境卫生管理制度、检查制度、奖罚制度，并制定了年度工作目标。通过他们的辛勤劳动，使大兴区在2010年度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资源化处理评比中获得了优秀奖；公司获得了“首都城市建设委员会”和“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2010年度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社会单位贡献奖等众多荣誉。2011年，公司又接管了清源街道19条街巷和滨河坊、康颐园两个小区的保洁服务工作，扩大了公司服务范围。

热心垃圾分类的“诗爷爷”

“桔黄马夹她是谁？垃圾分类正成堆。厨房杂物有机肥，蔬菜大棚赛化肥。 桔黄马夹曾相识，垃圾分类咱来迟。邻国日本早率先，节约能源汗水值。”

“采访畅谈诗文化， 人物素描我来画。垃圾分类新事物，社区推广传佳话。垃圾分类难度大，腐烂脏臭全不怕。桔黄马夹上班来，利国利民意义大。”

大兴区学院社区的垃圾分类指导员收到了这样几首赞美他们的诗歌。作者是该社区的一位普通居民——照老师。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平时很喜欢把看到的、听到的或者想到的人和事写进诗歌中，为此，熟悉他的人都叫他“社区诗人”，小区里的孩子都叫他“诗爷爷”。这些诗都是照老师编写的赞美垃圾分类指导员的，不仅形象生动地在居民中普及了垃圾分类知识，而且对指导居民自觉进行垃圾分类、提升垃圾分类指导员的自信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照老师说，他是因为感动于这些指导员的行动，一开始看到他们的行为时觉得很奇怪，因为作为一个普通人，面对垃圾的时候躲都来不及，可是这些指导员不仅没有躲，还要凑过去，一件一件地分捡。照老师说，垃圾分类指导员作为一种新鲜事物出现，还是比较具有创新意识的，至少可以说，相比原来没人监督、没人指导的混乱状况来说，垃圾分类指导员的普遍上岗，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居民在家中进行垃圾分类的自觉性。这也是符合中国现状的务实做法。

“脏了我一个，清洁一个城”

2011年，大兴区率先对垃圾分类指导员实行企业化运作，在丽园C区，分类指导员刘师傅介绍，他每天早上7点半到11点半和下午1点半到5点半，都要在垃圾桶边上值班，一方面指导居民分类倒垃圾，一方面宣传垃圾分类知识。“不管春秋冬夏，不管刮风下雨，我们都要上岗。”自从设立垃圾分类指导员以来，小区内的垃圾分类效果好多了，刘师傅说，现在的工作已经比刚开始的时候轻松多了。由于指导员每天都要戴着手套亲自在垃圾桶里挑拣垃圾，最初他每天都要耗掉一双胶皮手套，一天下来，胳膊都累得抬不起来了。而现在小区里大部分居民都能够主动进行垃圾分类了。刘师傅经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脏了我一个，清洁一个城”。

在学院社区，另外两位分类指导员袁大姐和许大姐都是在听说社区要招收垃圾分类指导员时就报名了。许大姐说，“我当时就是想做点事情，没多想别的，而且自己之前也不懂垃圾分类是什么，更不知道什么叫做厨余垃圾。”通过参加培训，她们受益匪浅。上完培训班后，她们知道了垃圾问题离自己有多近，也转变了观念，自己在家也开始了垃圾分类。“其实垃圾分类并不难，做起来很容易。”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她们并没有完全得到社区居民的支持，甚至自己都没有完全转变观念。袁大姐说，刚开始上岗的时候，自己觉得很丢人，孩子也不支持，所以每天上班都用围巾把自己的脸捂得严严实实的，生怕碰到熟人觉得不好意思。而且有些居民也觉得那么大岁数的人站在垃圾桶边上非常丢人，甚至认为她们是多管闲事。“我当时心里也挺不舒服的，但后来想通了，知道垃圾分类确实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既然做的是好事，怕什么啊！”现在经过他们这些指导员的努力，小区里的居民都认可了他们，也能自觉地坚持垃圾分类了。

简易包装促环保

近年来，印刷包装企业也逐渐将“绿色消费”理念推广到生产线上，从源头开始推行垃圾减量化。2011年9月30日，北京印刷包装产业基地标准厂房示范园深入开展了“绿色包装活动月——垃圾减量垃圾分类进企业”主题活动，共有园区内近60家企业参加。目的就是为了向社会推行简易包装这一环保理念。从而争取让更多的人、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让大家都多尽社会责任，践行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该基地是大兴区重点建设的“北京新经济创业平台”。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采用现代化的生态技术、节能技术、节水技术、再循环技术和信息技术，基地积极开展减少生产销售过度包装产品的宣传实践活动，同时，还以宣传的方式鼓励基地内所有员工购买绿色包装商品，共同创建绿色文明的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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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活垃圾处理；资源回收；台北模式

〔中图分类号〕C9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7）03-0039-12

伴随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人们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城市垃圾量也与日俱增，舒缓资源损耗并减轻环境污染已成为全球性议题。2015年的《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状况评估》显示，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大且增长快，从1979年的2508万吨增长到2012年17081万吨，30年增加近6倍。由此带来的垃圾处理负担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制约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社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生活垃圾，是指在城市日常生活中或者为城市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视为城市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城市生活垃圾一般分三大类：有机物质、不可回收利用垃圾和可循环再利用材料。目前中国城市垃圾除极少量可回收再利用，由居民从源头实行分类，自行送至回收点出售外，其它绝大部分采取定点投放、混合收集方式，由环卫部门定期收集、清运，居民将圾垃置于废物袋内，丢到指定大垃圾桶，然后由卡车运到中转站。这种垃圾混合收集的方法虽简单易行，但导致了可回收垃圾被污染，降低了再利用的价值，不利于垃圾后续处理，且产生诸多污染。垃圾粗放式填埋不但侵占了宝贵的土地资源，而且对环境造成了潜在的危害。

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已走在前沿，垃圾管理模式成熟且完善，城市卫生和生活环境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同时还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垃圾负担”已经转变成了“朝阳行业”。比如，德国早在1996年，就颁布《循环经济和垃圾管理法》，确立污染者付费、垃圾无法再次循环利用才可以废弃等原则，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包装废弃物回收再利用系统；日本严格管理垃圾分类，目前人年均垃圾产量只有410kg，为世界最低。在美国，2011年废料回收再生原料超过1.35亿吨，相关产业提供了46万个工作岗位，产生综合经济效益870亿美元。

北京作为2000年全国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城市，经历十多年实践，目前效果并不理想，垃圾源头分类执行效果不佳，基本仍采取混合装运，大部分可回收资源被直接填埋、焚烧，垃圾围城问题凸显，环境压力增大。如何妥善处理大量城市生活垃圾，成为城市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2016年北京城市发展委员会解

读北京市“十三五”时期城市管理发展规划，提出将研究适时推进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基本实现原生垃圾零填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现有垃圾处理系统进行改进和创新。

台北市是台湾地区实施垃圾分类与资源回收最成功的城市，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采取“垃圾费随袋征收”“强制垃圾分类”等措施，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手段，推动市民进行垃圾减量与资源分类回收，取得显著成效。台北家户垃圾量从1999年2970吨每日，降至2015年1008吨每日，减量66%，垃圾费随袋征收前资源回收率仅为2.4%，随袋征收后2015年资源回收率平均为56.56%。①最新数据显示，台北市2016年1月至9月底日平均一般垃圾量 1，020吨，较随袋征收前减量 65.7%， 1月至8月底资源回收量30万8，453吨，资源回收率达58.19%②。鉴于两岸居民在文化观念、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等方面较为相似，生活垃圾特性也相近，相比于国外城市的做法，台北市处理生活垃圾的“台北模式”对大陆城市具有更直接的借鉴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 台北市生活垃圾分类状况的调研分析

台北的问卷调查时间为2016年9月。问卷调研采取纸质版问卷与网络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490份，有效问卷487份，回收率98%，有效率97.4%。调查对象男女比例47∶53，基本符合台北市居民性别结构，问卷中各年龄层、各个时期定居台北的居民均有分布。

访谈对象有台北环保局工作人员（垃圾清运科、废弃物管理科、资源循环管理科）、民间环保组织（台湾环保联盟、主妇联盟环保基金会、台湾绿盟）、一线清运人员，以及部分民众。实地观察台北市北投垃圾焚化厂与周边有关垃圾处理设施。

1. 相关法律政策较为完善

关于废弃物回收处理的相关法令和政策均由台湾环保署出台，由台北环保局负责执行和实施。台湾在1974年就出台了《废弃物清理法》，到2006年经过9次修订，形成了一个较完善的版本，对废弃物的回收、清运、处理作了详细规定。此外，还出台了《废容器回收贮存清除处理方法及设施标准》、《回收废弃物变卖所得款项提拨比例及运用办法》、《违反废弃物清理法按日连续处罚执行准则》、《民众检举违反废弃物清理法案件奖励办法》等一系列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有赏有罚，具有严格的惩罚措施和执行方案。以保证《废弃物清理法》的有效实施。具体内容见下表：

首先针对社区居民的政策手段主要有：

（1） 强制垃圾源头分类。在把垃圾丢进垃圾车前，市民必须自觉按要求进行分类，否则清运人员拒收垃圾。同时依据《废弃物清理法》第50条罚款1200～6000元新台币（1人民币约4.6新台币）。

（2） 定时定点定线“垃圾不落地”清运。市民直接将分类垃圾定点定时放到垃圾清运车上，取消垃圾桶、垃圾箱、密闭式清洁站等生活垃圾暂存和中转设施。如果居民错过了垃圾车经过的时间，只能到另一处投放或等待下一次的清运。

（3） 垃圾费随袋征收。市民需要使用内含垃圾费之专用垃圾袋盛装一般垃圾方可交清运队清理，不可用其他垃圾袋代替，若违反将被拒收。但资源回收物可以免费交给清洁队回收。丢多少垃圾付多少钱，垃圾愈少，缴费愈少，从而促使市民对垃圾进行分类

回收，实现垃圾源头减量。近几年，为贴近民众生活需求， 具有购物袋及专用垃圾袋双重功能的环保二次袋也进入了各大卖场。每年取代消费型购物袋3600万个，充分减少塑料袋的使用。

（4） 减量政策。环保署从2002年开始全面推行垃圾减量政策。内容包含四个方面：一是限塑政策（限制购物用塑料袋使用、塑料类免洗餐具使用、塑料类托盘及包装盒使用）。二是一次用产品减量（免洗杯、免洗餐具、免洗筷减量）。三是包装减量（限制产品过度包装、签订志愿性包装减量）。四是有害物质减量（限制干电池重金属含量、限制含汞体温计）。

其次，针对产品生产商与回收商。1997年实行“资源回收四合一”，到目前已经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体系。以资金流为主线，资源回收基金管理委员会对产品制造企业征收垃圾处理费，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将其补贴给产品回收者（包括社区民众、回收和处理企业），从而形成一个以经济刺激为导向的回收系统。从调研数据与结果看，这些法律政策对于推进垃圾分类与资源回收效果显著。

2. 组织机构健全，执行到位

台北市垃圾管理经历了由试点到强制执行、逐步培养市民垃圾分观念的近20年历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分阶段逐步实现“垃圾零掩埋，资源全回收”。台北市环保局目前下辖8科4室，各科室分工明确，细致，整体工作效率高，实现了整个城市环卫管理的有序运作。其中，由环境清洁管理科负责垃圾及回收物收集与清运等事项，由废弃物处理管理科负责废弃物处理设施工程规划、兴建、营运督导、废弃物处理回馈、垃圾清理收费规划、一般废弃物清除处理基金管理等事项。由资源循环管理科负责资源循环城市规划、废弃物源头减量管理、资源回收规划管理、专用垃圾袋管理等事项。另设废弃物处理场负责复育公园与回馈设施管理，其下辖12区清洁队4696名清洁工。所属机关还管辖环保稽查大队、内湖垃圾焚化厂、木珊垃圾焚化厂、北投垃圾焚化厂。

一线清运人员认真负责的执行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大部分清运人员接受过垃圾分类回收的宣传科普，加上日常积累，基本具备做好垃圾的分类回收处理工作的能力。目前全市有184条清运路线，4053个收运点，大量的垃圾清运工默默奉献工作岗位上，其中不乏年轻人员。其工作流程是：一般家庭事先进行垃圾分类，定时定点丢入垃圾车，清运车司机负责分类收集，对未分类完全的垃圾进行再分类，且有权拒收未分类的垃圾，严重者甚至可以处以罚款。而在一些公寓、学校、商业大厦中，由于无法定时定点投放垃圾，则会将清洁工作外包给清洁公司，为更多的人提供就业岗位。

社会民众执行与配合意识显著。在社会大环境影响与制度规范下，政策的要求已经很大程度地内化为民众的环保认同。通过观察可知，大部分台北市民会自觉进行源头分类，其中中小学生与年长者积极性更高。问卷调查中，在回答“做好垃圾分类的主要动力来源”时，42%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是大家共同的生活习惯”，也有部分（29%）受访者将 “分类对节能环保有好处”和“政策强制规定要分类（25%）”是自己垃圾分类的动力所在。在垃圾分类对生活的利弊影响方面，76%的受访者表示垃圾分类“让生活环境更整洁”，74%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之后“垃圾量减少，大家的环保意识增强”，有83%的受访者表示垃圾分类有助于“节约资源能源”，49%的受访者表示垃圾分类可以“带来经济效益”。可以看出，环保意识到位是行动积极配合的有力保证。

3. 垃圾处理专业化

（1） 分类收集与中端清运

从1996年起，台北开始实行定时定点定线“垃圾不落地”、三合一资源回收垃圾清运。垃圾车分资源回收车、一般垃圾车两类，主要对可回收物、一般垃圾、厨余垃圾三大类垃圾进行收集。具体的资源垃圾回收表如下：

调查结果显示，台北市居民对当前资源回收方式满意度很高，77.3%的受访表示比较满意或者非常满意。

（2） 末端处理

实行“资源回收四合一系统”。地方政府清洁队、回收商、回收基金和社区民众四部分共同合作，促进资源回收，垃圾减量化。每部分各司其职，自主积极性强，回收者能够从中获益，经济因素带动了资源的回收率的有效提高。

对于厨余垃圾重点回收与利用。2003年底，台北市全面回收家户厨余，分“堆肥厨余”（生厨余，未经烹调）及“养猪厨余”（熟厨余，一般家庭剩饭菜）两类回收。分别放入经过压缩式垃圾车改装的厨房垃圾收集车后方或侧面加挂的蓝、红塑料桶中，放入前要沥除水分，废泔水油则进行密封。厨房垃圾处理不需付费，若将普通垃圾杂物混入厨房垃圾排放将被罚款1500～6000元新台币。除去居民日常生活产生厨房垃圾外，台北的餐饮业也日趋壮大，厨余垃圾量也随之增加，但厨余垃圾回收率不降反升，自2004年由4.57%上升至2013年的9.75%，10年间回收量增提高近2倍。回收的2类厨余垃圾中，养猪厨余公开标售给有相关证件的养猪户再利用，但必须经过预处理、高温蒸煮后方可喂猪；堆肥厨余经收集后先于垃圾焚化厂贮坑内专区暂置，经简易翻堆约3个月去除大部分水分后取出产制肥料，部分由焚化厂制成土壤改良剂。目前，环保局也在规划兴建台湾首座日处理量200公吨厨余生质能厂，彻底解决堆肥厨余去化处理问题，更能转废为能，节能减碳。

垃圾焚化处理。台北一般垃圾处理以焚烧为主，焚化处理占垃圾处理总量约95%，全台已兴建完成26座可回收电能大型焚化厂，经过焚化后产生之剩余物质（如飞灰稳定化物或底碴）以掩埋作为最终处置。市内设三大焚化厂：内湖焚化厂（1991年运作，设计处理量900吨/日）、木栅焚化厂（1995年运作，设计处理量1500吨/日）、北投焚化厂（1998年运作，设计处理量1800吨/日）。附设完善空气污染等防治设施，可快速将垃圾安定化、减量化及回收热能发电。焚化底渣2005年10月起全面委外再利用，再利用方式为筛分稳定处理后再利用于沥青混凝土、道路及管沟回填工程、级配骨材等。自设飞灰水洗前处理厂，将处理过的飞灰作为部分土质替代生料，委交水泥业者掺配于水泥生料中，产制一般卜特兰水泥。台北市最大的垃圾焚化厂――北投垃圾焚化厂中，垃圾车的过磅，垃圾倾倒、垃圾粉碎等过程无不显示出先进的现代化垃圾处理技术。每个月焚化厂负责人都会接待来自不同地区的团体比如学生、环保组织等参观学习，可见焚化厂在实用性与教育性上均发挥了作用。为了减轻居民对于焚化厂的排斥而产生的“邻避效应”，焚化厂配套有很多回馈居民的设施，如居民可以免费申请参观的洲美运动公园，还有可凭身份证免费使用的游泳馆（焚烧垃圾的热量可以提供温水）、篮球场、网球场、主题馆（含交谊厅、健身房、读书中心、视听室、餐厅）、地下停车场等，实现了与附近居民的和谐相处。

垃圾掩埋处理。2002 年台北提出“垃圾零填埋”的目标，对无法回收利用、焚化的垃圾才进行掩埋，掩埋量由实施的第 1 年 2001 年的每日1 300 t 降低至 2009 年的 59 t，减量达 95.5%，至今垃圾填埋量下降到零。原设有内湖垃圾掩埋场（1970启用，1984封闭，2013清除）、福德坑垃圾卫生掩埋场（1985开建，1994用罄封闭，1999进行复育工程）、山猪窟垃圾卫生掩埋场（1994开建）保留9公顷作为垃圾分类暂存使用，其余进行复育工程。

4. 宣传引导教育效果显著

在早期，为了推行垃圾分类处理，政府联合媒体的力量，拍摄视频短片，宣传垃圾分类处理的益处和具体分类的操作方法，设计众多海报广告与大量分类标识，开展大型活动，派发分类宣传手册到家庭。时任负责人（“市长”、“环保局局长”等）都亲自上阵，参与短片拍摄，号召社会公众配合垃圾分类的推行。事实证明，这些宣传引导工作对于当时垃圾分类刚刚起步的台北市来说效果是显著的，问卷调查显示“电视和网络上的新闻和广告倡导”是了解垃圾分类知识的最有效途径。

环保团体在宣传引导教育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主妇联盟”就是这样的组织。1986年一群教授的太太注意到台湾日益严重的垃圾和环境问题，自发成立了“主妇联盟”。她们从台湾大学教师宿舍区开始推广垃圾分类，逐渐扩展到学校、社区，一家一户地发宣传单与分类手册，引导大家进行垃圾分类，并自制小礼品奖励垃圾回收，在充分了解垃圾分类处理知识的基础上，办宣传讲座，举办大的活动提高民众兴趣，不断号召，吸引媒体扩大影响力。一年开展将近两百场宣讲。她们曾经跟随垃圾车参与垃圾回收清运过程，不仅对居民而且对清洁工和清洁单位本身，都做了大量的讲解和指导与说服工作，宣传垃圾分类意识，讲解垃圾分类知识，推动分类进行。“台湾环保联盟分会”会长洪辉祥先生表示：垃圾分类说到底是一个意识问题，要让民众知道我们资源环境的压力以及垃圾分类的好处，作为环保团体，要让民众了解自身的工作和努力，号召更多的人参与。首先是把居民的环保意识提起来，再一个就是教给居民正确的办法。

台北学校细致的环境教育对于青少年分类的践行，有很重要的作用。清洁工们反映，目前小学生是做垃圾分类最为认真的群体，一方面是由于他们产生的垃圾较为简单，另一方面是分类教育的大环境与背景影响。实地考察的台北市阳明山小学，一年级就设有专门讲解垃圾分类的课程，进行学习和考评，每个班级设置专门的同学负责，配合学校清洁人员，做好班级垃圾处理与监督。他们还采取海报的形式进行宣传评比，倡导鼓励同学们积极践行，同学们的表现都很认真。中学的老师也会带领学生参观垃圾焚化厂等场所，让学生对于生活垃圾的处理有更为清晰的认知，更能意识到自身应该承担的责任，从自身日常生活做起，做好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在校园食堂、私人餐厅、宿舍等区域，都能发现大量关于垃圾分类、节能减排的创意宣传标识广告，传递着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和回收利用的大量信息。

二、 北京城市生活垃圾处理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 法律法规与政策

北京等城市目前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主要依据的法律法规可分为五大层次（如图）

作为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北京实际执行成效不理想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缺乏立法上的确切规定，主要依靠民众自觉遵守，长效动力不足。首先，缺乏一部占主导地位和统领地位的法律，从而难以构建保障垃圾分类处理和资源回收的完善的法律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是环境保护方面的基本法，规定了防治包括城市垃圾在内的污染物对环境的污染，是城市垃圾管理及污染防治其他立法的基础，但该法中对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并无具体规定。

其次，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得都是比较原则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规定：“对城市生活垃圾应当及时清运，逐步做到分类收集和运输，并积极开展合理利用和实施无害化处置。”但对于具体如何分类，在收集、清运、末端处理和回收各个流程应遵守什么样的标准以及主体责任，未进行立法层面的规定。

再次，北京实行垃圾分类回收依据的相关法律基本都为倡导性规范，《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条规定：“城市生活垃圾应当逐步实行分类投放、收集和运输”“城市生活垃圾实行分类收集的地区，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的分类要求，将生活垃圾装入相应的垃圾袋内，投入指定的垃圾容器或者收集场所。”与台北设定了高额“不分类”罚款相比，缺乏强制性要求以及违规制裁的具体措施。

2. 管理架构与执行落实

目前，中国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体制分为两级，分e是国家级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机构，与城市一级的管理机构。国家一级的由建设部与环保部组成，城市一级的由地方政府的环卫部门组成。北京市环卫管理系统由三个层次6个部门构成：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处于最高层，负责市政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环境卫生和城市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市商务局负责再生资源利用、废旧物品回收，下辖市容环境管理处和环境卫生设施管理处，分别负责实施北京市界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和城市市容标准，协调、监督、检查北京全市市容环境管理工作及环境卫生设施建设。再下一级则是北京垃圾渣土管理处、北京市环卫设计科学院、北京市使馆清洁运输管理。固体废弃物管理处负责指导、管理本市生活垃圾、餐厨垃圾、粪便、渣土等固体废弃物清扫、收集、运输、处置工作。另外，北京市东城区与西城区生活垃圾的垃圾收运工作是由一家国有独资企业――北京环卫集团公司负责的。对比台北，北京市政管理委员会下辖科室少，部分机构之间分工不够明确细致，也没有把垃圾处理当做一个系统工程进行更为细致的操作执行层面的分工，垃圾处理流程在布局上没有得到体现。

从职能上看，居委会、街道、物业等部门具体负责生活垃圾的分类回收，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负责垃圾清运、处理，市商务局负责再生资源利用、废旧物品回收。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这项系统工程工作量繁重，涉及机构部门较多，而在操作上各部门职能尚未形成合力。例如再生资源管理就呈现出政出多门、分头管理的特点，虽然各自的职责都有所划分，但在一些职能上又有所重叠，其表现为中央和地方设立了多种管理部门负责同一职能，其结果必然是增加协调成本和交易费用，降低管理效率。当遇到有利益的项目时，部门之间表现为争抢将其划归自己的管辖范围，当管理中出现漏洞和问题时，则表现为互相推卸责任，这样也会造成再生资源回收与再生利用割裂。

一线清运人员在没有强制推行垃圾分类的大背景下，只单纯的收集运输混装垃圾，城市生活垃圾量的逐年增长使得城市生活垃圾收运与处理工作大、工作压力重，但清运人员的薪资水平却维持在低水平，近年来关于环卫工人被歧视被侮辱的社会报道又层出不穷，垃圾清运这项能够体现奉献精神的职业很难吸引年轻人的注意，甚至被世人所不齿。

居民对垃圾分类知识了解较少，践行层面也就大打折扣。调查发现，许多地方实际上只摆放一个垃圾桶，生活垃圾回收率只有不到5%。海淀环卫的一名基层管理者向我们表示“我在这个行业工作了二十多年，说实话，首都的垃圾分类工作一直也在推进，但实效性不好，宣传上一阵风，热热闹闹，过后还是那样，每个小区里都有几个垃圾分类桶，但大家还是混合扔到桶里，小区里有收废品的捡有价值的纸板之类的，剩余的也就都混合装运走了。北京每个区都有市政管理委员会里负责垃圾分类的科室，也就出些宣传品、发些垃圾桶，做些小试点，但坚持不了多久就又恢复原状了。”

由于不存在长效分类激励和处罚机制，居民难以自觉形成分类投放垃圾的习惯。因此将各类生活垃圾打包投放或是直接倾倒进附近的大垃圾桶，是居民比较日常的做法。居民对垃圾分类资源再利用的认识，还浮于表面，并没有扎根于内心，内化成一种公民意识。2015年，我们在北京选择10个不同层次小区，3个公园，1个学校的进行调研，共发放问卷601份，回收580份，有效问卷550份，回收率96%，有效率91%。关于垃圾处理责任承担问题，只有39%的调查对象认为垃圾排放者应当承担分类的责任，从自身做起；而半数以上居民认为垃圾分类主要依靠政府和环卫部门，与自己关系不大，未能意识到自身责任。

3. 垃圾处理流程

目前北京市按照“大类粗分”的原则，分为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三类。生活垃圾一般采取定点投放、混合收集方式，居民将圾垃置于废物袋内，丢到指定大垃圾桶，由环卫部门收集、清运到中转站进行二次分拣，再进行处理。居民也可以选择从源头处实行分类，分离可回收再利用的资源，自行送至回收服务站点出售或致电收购人员上门收购。

北京市厨余垃圾比重很大，但除了餐饮行业厨余垃圾进行单独回收外，家庭厨余未进行单独分类处理。丰台区的某个小区曾经是全市重点学习的垃圾分类先进社区，却在2014年被媒体报道指出“破旧的皮鞋被扔到厨余垃圾桶里”。混装垃圾、混合收集、混合运输的现象普遍存在。

在末端处理上，据统计，目前北京市有垃圾处理厂28处，采用卫生填埋11处、焚烧处理11处、堆肥处理4处、综合处理2处。无害化正规垃圾填埋场处理能力不能满足垃圾处理需要，过半填埋场超负荷运行。朝阳区高安屯垃圾卫生填埋场设计日处理量1000t，但实际日处理量达3585t，负荷率358%，垃圾填埋场未达使用年限就已达饱和状态。大量垃圾被简单填埋或直接露天放置在城乡结合地带，产生垃圾渗沥液、填埋气等臭味源同时，给周边环境埋下重大隐患。生活垃圾堆肥虽然发展起步早，但原料垃圾的有机质和养分含量低，杂质多，堆肥不宜直接施用农作物，市场反响差。北京垃圾焚烧处理比例呈上升趋势，虽然处理效率高，但由于源头不分类，塑料厨余等可回收物与一般垃圾混合，垃圾湿度大，会导致焚烧效率低，降低焚化炉使用寿命，产生二f英等有毒气体，从而引l居民对焚化厂建设的抵制。

4. 居民意识与宣传教育

通过调查了解到，居民目前对垃圾处理的认识还比较有限，环境资源主体责任意识缺乏。有关“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认知”，13%的受访者表示对垃圾分类知识很了解，知道大部分垃圾如何分类，44%的受访者表示比较了解，43%的受访者表示对分类知识基本不了解或完全不了解，多数垃圾不知道该如何分类。居民对垃圾分类知识的缺乏，必然导致其无法践行，加之意识不到垃圾分类的益处，缺乏对垃圾回收的认同与践行的动力，对垃圾分类处理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也在情理之中。清洁部门对垃圾混合装运也一定程度上导致居民认为垃圾分类无意义，反馈出政府宣传力度不够、垃圾桶设置不足等缺陷。

北京市的垃圾分类试点小区会在一些特定阶段进行密集的宣传，但目前未形成常态化的机制，宣传深度和持久性不足，民众参与度不高，没有落实到每家每户，家庭社区垃圾分类氛围未真正形成。在学校教育方面，主要是在宏观上教育学生要节能环保低碳，与台北及发达国家普遍重视中小学环境教育相比，北京的学校尚缺失细致的环境教育和分类引导，学校在引导青少年确立的垃圾分类观念、掌握垃圾分类科学知识和养成分类习惯上的重要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三、 对北京市生活垃圾

处理工作完善的建议

1.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分阶段推进

根据台北分类意识推广快的阶段的特点，法律政策起到的作用非常巨大。调查显示台北市民垃圾分类的重要动因就是源于政策的规定。因而针对北京现行有关垃圾分类的政策，建议加入强制性的法律内容。垃圾分类与民众利益挂钩，能快速有效引起民众的重视。另外，台北市的垃圾分类资源回收的政策也显现出其因地制宜、具有创意性的特点。在实际操作层面具有可实行性，能让民众、生产商、回收商各个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北京的相关政策也应考虑到垃圾分类整个流程中涉及的利益相关者，能够细化到操作层面，既有普适性，又有区域的特色。更重要的，政策如何有效地传达给民众，需要相关机构制定切实的方案来执行。

在落实法律法规与政策时，可以按以下五个阶段推进，分别是规划宣传期、预先试用期、持续推广期、教育规劝期和处罚执行期。以保证民众充分适应接受和配合，逐步养成垃圾分类的生活习惯。

2. 协调社会各界分工合作

政府、企业、民间环保团体、媒体、学校通力合作非常重要。建议政府提供制度和政策支持并授权独立的环保部门着力策划布局、执行与监督，给予相应资金、技术、人力支持，规范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问题。环保部门要合理配置资源，形成组织架构，把垃圾处理当做一个系统工程，进行更为细致的操作执行层面的分工，可按垃圾处理各个流程中所要涉及的工作内容作为部门划分标准，并规划相关促进垃圾分类资源回收的方案和措施。同时寻求和企业、环保团体、媒体等社会各界的合作，在各个层面设立奖励激励机制，设立经济利益分享，让做环保有利可图，为做环保的企业和个人提供动力，推动他们投入到垃圾无害化处理事业中。媒体应积极配合政府相关机构的相关措施，发挥自身的宣传、引导的优势，帮助群众逐渐培养垃圾分类意识，并科普相关知识。环保团体要吸纳榜样团体的优秀经验进行多方的探讨，发挥连接政府与民意的桥梁作用，联合专家学者提高垃圾分类处理资源回收的专业性，向上积极反映问题，提交建议方案，并表达居民诉求，向下举办相应活动，推广宣传垃圾分类、指导带动民众践行。一线清运人员要认真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在了解垃圾分类基础上引导群众。学校需要对环境教育引起足够重视，开设相关课程，开展相关宣传与实践活动，塑造学生的环保意识，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

在宣传引导方面，建议分工：

3. 垃圾处理建议系统方案

一是生产管理环节。垃圾的前身是商品或商品的附属物，所以要达到垃圾减量的目的，源头在生产。政府应该引导厂商采取可回收材料，严格限制不可回收材料与污染环境的材料的使用，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惩治，主要通过资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委员会对厂商征收垃圾处理费，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对于生活垃圾回收相关的企业，政府可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贴息、补偿金等政策，扶持垃圾处理企业和环保科技企业的发展，并对其进行大力宣传，引起民众及其他厂商的关注及效仿，一步步逐渐减少不可回收物投入生产。

与此同时，生产源于需求，政府、媒体、社会组织、企业首先应该确立环保意识、垃圾源头减量的意识，提倡公众减少使用不可回收物，可采取措施：利用名人的影响力带头践行；提供重复使用餐具，对一次性用品收费，对自带餐具者提供优惠；在学校、社区等地进行宣传教育等。

二是分类收集环节。北京市城市垃圾组成中厨余垃圾的含量最高达50%，其次塑料、纸类约占10%。建议在推行强制垃圾分类初期，将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物、厨余垃圾、一般垃圾三大类。可回收物包括纸类、金属类，瓶类等（随着垃圾分类处理的推进，可以对于资源可回收类的垃圾进行更为细致的分类），体积较大之资源垃圾需通知清洁队特别安排或自行联络回收商进行回收。厨余垃圾主要包括“堆肥厨余”（生厨余，未经烹调）及“养猪厨余”（熟厨余，一般家庭剩饭菜）。北京应着重回收厨余垃圾。一般垃圾即指厨余垃圾和可回收垃圾之外的生活废弃物。而对于有害垃圾如日光灯管，干电池等，掩埋后可能渗出重金属污染土壤或地下水，应单独处理避免二次污染。完善垃圾分类的各项基础设施，公共场合合理设置三种垃圾桶，到后期可逐渐撤掉部分垃圾桶，提倡“带着垃圾回家”。

设置垃圾站（定时开放）及垃圾站管理与监督员，严格监督，接收家户垃圾。只收专用垃圾袋（环保PE材质，不同规格不同价格）并随袋征收垃圾费，以经济因素促使居民减少垃圾的产生，同时有利于资源回收。专用垃圾袋的推广需要政府相关部门与企业合作，初期可由政府免费发放给民众使用，作为强制垃圾分类及随袋征收政策的推广宣传，中后期则采取指定企业专门制作，民众付费购买的方式，可回收物有价征收。

三是清运与末端处理环节。每天定时定点清运垃圾站垃圾，可回收物送到可回收工厂，一般垃圾送到相应焚化厂，厨余送到厨余处理厂。学校、商业区、工作区的垃圾可外包给经过审核批准的清洁公司进行清运处理。

对于厨余垃圾处理，除台北外，还可借鉴英国在厨余垃圾变废为宝的经验，集中收集生产出有机肥料。既有利于厨余垃圾处理设备制造企业的兴起，也有利于一些闲置土地被投资开发利用。另外可发展厨余发电，2011年英国废物处理公司斯塔福德郡坎诺克市建设了全球首个全封闭式厨余垃圾发电厂，目前该厂平均每天可以处理12万吨垃圾，发电150万千瓦时，可供应数万户家庭24小时用电。

垃圾焚烧适合北京土地紧张，经济实力强，垃圾热值大的特点，要完善垃圾焚化处理技术，增加配套设施和惠民工程，将焚烧垃圾所产生的部分经济利益，回馈于民众，实现信息公开化，接受社会监督，将有利于化“邻避效应”为“邻喜效应”。

北京生活垃圾填埋可借鉴德国十多年的实践经验，将垃圾的机械处理和生物处理相结合，设立物质分拣系统，利用机械的分选设备原理，把垃圾中的高热值物质，金属和玻璃等有用物质分离，主要采用筛分、次选、破碎等，分选后的垃圾中的有机质经过生物的好氧堆肥（符合中国厨余垃圾比例大的特点）或厌氧消化后，对其剩余产物进行填埋。

四、 人才培养与教育普及

垃圾分类回收处理是个长期工程，目前北京的一大缺陷是对这方面的人才培养力度不足，高级人才不愿意投身“垃圾”事业，“垃圾”事业带头的专家太少。从台湾环保组织联盟的经验来看，环保组织的背后需要有智力团体的支撑，为相关议题的研究提供知识背景，为宣传人员提供专业教育。从台北北投焚化厂参访体验来看，先进的垃圾处理技术背后是一群科技研究人才的深耕与自我牺牲。所以北京需要在教育与引导上下功夫，吸引更多的人才进入这一行业并进行系统的培养。同时，需要充分重视环境教育，发挥学校对于青少年环境资源意识强化，分类观念和分类习惯养成方面的重要作用，发挥青少年在带动家庭垃圾分类方面的作用，学校与环保组织、社区对接，培养学生公民意识与主体责任意识，形成相互促进，形成社会共识的局面。

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当下，北京面临着垃圾围城困境和资源匮乏的严峻考验，垃圾的分类处理和回收利用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台北模式”对破解北京面临的“垃圾之围”有很高的借鉴价值。北京应从法律政策层面进行规范，明确主体责任，完善奖惩和激励机制，采取民众可接受的方式，加强分类宣传，普及环境教育，使政策设计深入民心，参与方都能从垃圾分类回收中获益，从而在根本上扭转垃圾处理的困境，建设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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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钰瑶 范玺珂.中国大陆垃圾分类立法研究――与国外相关法律比较分析 [J].市场论坛，2016（6）.

篇6

近日，笔者走访了苹果园街道的西山枫林社区二期、金顶街街道和八宝山街道，所见所闻让人真正感受到了石景山区垃圾分类工作的系统化、精细化和广大市民对这项工作的支持和认可。

一、政府主导，全力推动垃圾分类系统建设

领导重视、组织健全、方案具体是保障垃圾分类工作有效推进的前提条件。石景山区积极构建区、街、社区、物业四级管理网络，组建了以主管区长为组长，各有关单位主要或主管领导为成员的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统筹部署全区垃圾分类工作。建立健全了生活垃圾组织领导、设施配置、体系建设、监督检查和表彰奖励工作机制，对垃圾分类工作做到事前谋划部署、事中检查调度、事后评比奖励，确保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顺利开展。

垃圾分类体系的衔接是关系垃圾分类成败与成效的关键因素。工作中着重抓好垃圾分类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综合协调作用，发挥街道办事处的属地管理优势，带动社区居委会和物业小区齐心协力，不断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同时，采取检查通报、表彰奖励、考核培训等多种方式，深化责任落实，细化责任分工，优化工作流程，完善工作制度，对三类垃圾、四大环节体系衔接情况进行公示，鼓励社会监督，确保各环节衔接实质到位。

2011年石景山区生活垃圾分类达标试点小区共有45个，涉及6万户家庭、16万人口。经过一年的努力，45个试点小区基本完成了垃圾分类系统的基础设施建设，采购了240升、120升和60升公用垃圾桶5310个，户用垃圾桶7.5万个，其中3.5万个为厨余垃圾、其它垃圾二合一的组合式分类垃圾桶，购置环保垃圾袋3900万个。结合垃圾收集站点实际，组织安装了不锈钢垃圾分类指示架800余套，方便市民准确了解垃圾分类要求。组织对全区43座垃圾楼进行了升级改造。配置“绿袖标”指导员815名，围绕着“周四垃圾减量日”活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动员，垃圾分类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在分类投放环节，通过宣传引导、二次分拣等措施力促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分类投放到位；在分类收集环节，推行“桶换桶”收集方式，通过配置电瓶车和电动车提高垃圾收集效率；在分类运输环节，着重抓好厨余垃圾的“点对点”运输，在垃圾楼改造工作全部结束前通过8台厨余垃圾车直接运送至南宫餐厨垃圾处理厂进行处理。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要确保垃圾分类实施效果，检查考核是重要一关。2011年初，建立垃圾分类专业检查队伍和检查制度，采取“日检查、月评价、年考核”的形式，对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的居住小区进行检查考评。检查人员分为两组，以固定、问评、抽查等多种方式在早7∶00—9∶00，晚18∶00—20∶30两个时间段进行检查，主要检查垃圾分类容器是否干净整洁、标识齐全，是否按照标准分类摆放，是否实现分类收集和运输，包括居民知晓率和正确投放率，以及“绿袖标”指导员上岗履职情况等，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为提升绿袖标指导员履职效能，从有限的垃圾分类资金预算中拿出专项经费，用于对绿袖标指导员表彰奖励，对按时上岗、规范履职的指导员发放奖励补助。

另外，石景山区政府机关带头，践行垃圾分类。自2003年开始，各办公室摆放分类垃圾小桶，楼层公共区域摆放可回收垃圾桶和其它垃圾桶。分类后的垃圾分别由相关资质企业进行无害化处理和回收利用。据统计，全年共清理分类垃圾140080公斤，其中厨余垃圾92980公斤，回收可再利用物资折合现金8919元。区政府机关2009、2010连续两年被首都环境建设委员会、首都文明建设委员会评为北京市生活垃圾“零废弃”管理贡献奖。

二、以厨余垃圾分类为突破口，实施垃圾分类全过程管理

厨余垃圾的分类处理是垃圾分类的重点和难点。厨余垃圾是指居民家庭中产生的易腐性食物垃圾，包括菜帮菜叶、剩菜剩饭、瓜果皮核、废弃食物等。一般来说，厨余垃圾量占到家庭生活垃圾量的40%以上，这些汤汤水水、油盐混杂的厨余垃圾一旦进入到生活垃圾中，便使其中的废纸、塑料瓶罐等失去回收利用价值。

厨余垃圾的分离和处理，有利于垃圾处理的后期分选和再利用，是实现垃圾综合利用和焚烧的前期保障。为此，石景山区采购了8台厨余垃圾运输车，按照垃圾分类小区的位置排班设点，每台车负责清运6-9个小区的厨余垃圾，每个分类小区设置2-3个集中收集点，实行定车、定人、定时、定点、定路线“五定”收集运输，确保所有垃圾分类达标试点小区的厨余垃圾全部运往大兴南宫餐厨垃圾处理厂进行资源化处理。

三、走入街道社区，宣传实践活动如火如荼

■西山枫林社区二期：社区宣传真到位，入户指导见成效

与其他垃圾分类试点小区不同，西山枫林社区二期的居民大部分都是来自石景山区福田寺、佟家坟、南平庄和海淀区四季青、西下庄、杏石口等地拆迁的村民。这些居民以前都住在农村自家盖的小院里，对厨余垃圾、其他垃圾这些名词没什么概念。这给居委会宣传垃圾减量、垃圾分类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对这一点，居委会的卫生主任李大姐可是深有感触。“别说把垃圾分成三类投放了，以前我们这楼刚建好的时候还有不少人顺着窗户扔垃圾呢，还有人把垃圾袋直接放在楼道里，多不卫生啊。”

在这种条件下，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集思广益、反复讨论，最后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宣传动员上。在社区宣传栏里贴垃圾分类的海报，在垃圾桶边设分类提示牌，楼门里放垃圾分类展板，向居民发放宣传册和调查问卷，并把社区居民分成两类，一类是平时在家的老人、小孩，小时工和保姆；一类是周末在家的广大上班族。对第一类居民的宣传工作比较好开展，在社区里碰上，聊家常的时候就多说说垃圾分类。这些老人可是在家里分垃圾的主力军。

“垃圾有毒有害，扔出来也没地放，现在我们北京城都要被垃圾包围了，只有垃圾减量和垃圾分类才是解决的办法，政府出了这么多钱给大家配发了垃圾桶和垃圾袋，我们就应该把垃圾分类放，只有最没用的才去填埋处理。”居委会主任吴大姐如是说。在居委会里，人人都是宣传员，每个月都要给社区里的绿袖标指导员进行培训。一是为了让“绿袖标”进一步履行好职责，对工作内容及工作方法进行学习；二是对垃圾分类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讨论，协商改进措施；三是规范垃圾分拣登记制度，给分得好的家庭发放兑换券，换些小奖品。

更难得的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们放弃周末休息，轮流上门走访，对平时不在家的上班族进行垃圾分类宣传和实操指导。由于年轻人对居委会的大爷大妈们不太熟悉，一开始这项工作没少吃闭门羹，后来随着宣传工作的全面开展和绿袖标指导员们的悉心工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渐渐地开始进行垃圾分类。现在整个小区垃圾分类的认知度是100%，初次的正确投放率也能达到40%-50%。

■久筑社区：小手拉大手，垃圾分类齐动手

利用寒假时间，久筑社区组织了“小手拉大手，垃圾分类齐动手”活动，主要培养孩子们“垃圾分类要从小做起”的理念，充分发挥孩子们的带动作用。

活动当天，50多名社区居民和孩子们一起，通过观看宣传片、有奖竞答、分类实践等共同学习垃圾分类。“再不进行垃圾分类，我们的北京城就要被垃圾包围了！”孩子们一边观看宣传片，一边颇为严肃地讨论着。到了有奖竞赛环节，孩子们一边举手一边跟父母小声讨论，“妈妈的化妆品是不是应该扔在可回收桶里啊？”“爸爸，落叶是不是应该属于厨余垃圾啊？”小小竞赛，巩固了孩子们的垃圾分类知识。

最后，家长带着孩子来到社区的垃圾分类区，请垃圾分类指导员现场讲解，并通过模拟卡片和实际物品让孩子们动手参与了垃圾分类投放过程。当孩子们看到指导员在寒风中认真检查居民所扔垃圾的分类情况并把归置错误的垃圾拣出来时，纷纷下决心，“一定要在家认真分垃圾，不给叔叔阿姨添麻烦。”

■金顶街街道：践行周四减量日，主题策划内容全

走进金顶街街道办事处的会议室，这里正在开展一场别开生面的垃圾分类知识竞赛。5个参赛家庭激烈角逐，必答题，抢答题，挑错题还有动手环节，大家都赛劲十足。

金顶街街道办事处的韦静介绍说，从2011年初开始，除了重大节日每周的周四，金顶街街道都要举办减量日的宣传实践活动，到现在已经40多个了。街道举办过废旧物品DIY制作、垃圾分类摄影展、低碳环保进小学、编排垃圾分类的诗歌舞蹈、制作条幅宣传板……保证周周有活动，月月有培训。街道还订做了书包、笔、环保袋等小礼品作为奖励发放个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居民，同时坚持入户宣传，金顶街的16个社区保证知晓达到100%。

除了全方位的宣传活动，金顶街街道的垃圾分类工作还从精细管理方面入手，把社区物业纳入到“绿袖标”和志愿者队伍，增强物业对垃圾分类工作的参与度。同时给城管监督指挥中心的协管员增加了一项任务，就是对垃圾分类工作的监督检查。如果协管员在日常巡查中看到某个社区的垃圾分类做的不到位，可以拍下照片上传到监督平台，由区里进行督促整改。

■八宝山街道：垃圾分类办讲座，居民参与收获多

八宝山街道办事处，中华环保基金会的田老师正在这里讲课。教室里坐满了来自各个社区的大爷大妈们，他们拿着《绿娃在行动》的宣传册认真听讲。

田老师先说了垃圾的危害，又介绍了现在的处理技术，还准备了垃圾分类的道具，请居民上台来分一分。

“大妈，这大骨棒可不是厨余垃圾，虽然它也是在厨房产生的，但不易腐烂堆肥，应是其他垃圾。”

“大爷，茶叶渣可是餐厨垃圾，您回家别放错了。”

……

篇7

《经济》：目前东城区对于生活垃圾分类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措施？

谢申：根据《北京市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折子工程》，我区已完成45个居住小区的生活垃圾分类达标工作,逐步实现了垃圾分类流程的精细化管理，在二次分拣、分类投放、分类收集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制定了三类垃圾三条处理路线分类处理的方式。一是“厨余垃圾”就近消纳、资源再生。全区有10个小区安装并运行了厨余垃圾就地处理机，厨余垃圾可当日进行就地消纳处理，合计每日能消纳1吨左右的厨余垃圾；另外，有40个小区的厨余垃圾由政府专业收运队伍在固定的时间到各小区进行上门收运服务，并分别运送至区餐厨垃圾处理中心和顺义新日月环保公司进行资源化处理，合计每日消纳8吨左右的厨余垃圾。二是“其他垃圾”密闭运输、有序转运。各小区的“其他垃圾”由物业公司或街道环卫所运至小区附近指定的密闭式清洁站，再由区环卫服务中心对接市环卫集团统一转运。为此，我们为小区垃圾清运单位配备了“桶换桶式电动三轮车”等运输工具，要求收运时直接用空桶换满桶，避免垃圾散装造成的二次污染、垃圾遗洒、散发异味等问题，保证运输过程的密闭清洁。三是“可回收物”就近直运、便民回收。各小区保证与一个以上的具有资质的再生资源回收公司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可享受上门回收或送就近回收点两种再生资源回收服务；部分可回收物由区环卫服务中心与各街道办事处在指定地点、指定时间对接，走“桶车对接”直运方式，进行区县统一集中处理，进一步保证了回收效果，较好地促进了垃圾减量。

《经济》：在解决垃圾问题上，城管委有没有进行技术上的创新，在基础设施方面有没有进一步的完善？

谢申：为优先推进生活垃圾源头减量，我区以建设生态、循环、可持续的垃圾处理系统为宗旨，着力构建结构合理、技术先进的生活垃圾处理体系，在大力开展垃圾分类的同时积极投入垃圾处理设施的技术研发与项目建设，不断探索科学技术与管理机制的双项创新。

2010年初，我区城市运行管理服务中心（区餐厨垃圾处理中心）建设完工并开始试运行，日处理能力30吨。通过餐厨垃圾高温好氧发酵技术，不仅能够将餐厨垃圾中的固体物质制造成有机肥料或饲料添加剂，餐厨废油还可以交予炼油厂进行提炼，生成生物柴油，实现了“物尽其用”的资源化处理效果。

同时为解决我区北片餐饮单位相对密集、餐厨垃圾处理难，计划在北二环建设一座厨余垃圾处理站，设备处理能力为每天30吨，可满足安定门街道、北新桥街道等街道居住小区的厨余垃圾处理与消纳。

我们“牵手”河北省大厂县，筹建了餐厨垃圾处理及再生资源利用基地，引进先进的餐厨垃圾处理设备。届时，我区产生的餐厨垃圾经过区餐厨垃圾处理中心的初步加工后，将被运至该基地，进行进一步精细化处理，预计日均可处理餐厨垃圾超50吨。同时，为解决冬季落叶及绿化日常养护产生的枝叶、草末等自然垃圾的外运处理问题，我区因地制宜在北京游乐园南门和地坛公园南门设立了两处落叶打包点，通过机械挤压的方式，将区内冬季落叶等绿植垃圾压缩成35千克左右的方块，统一打包运送至基地内，沤成农家肥并制造沼气，供基地及周边居民使用，还可以用来烘干餐厨垃圾等，在内部形成生活垃圾的循环再生利用体系，达到垃圾源头减量的目标。

《经济》：生活垃圾分类已经提了很多年，但是大多数居民并没有真正做到在家里就把垃圾分好类，请问东城区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

谢申：小区居民卫生保洁费用由小区物业收取，本着谁收费谁处理的原则，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要列为小区物业管理的重要工作，由小区物业管理单位负责。小区物业要承担起居民垃圾分类的监督、组织和实施责任。区、街道和社区必须把垃圾分类工作纳入小区物业管理单位的具体工作内容，制定明确的目标任务和考核标准，进行经常性的检查、指导和考评。小区垃圾处理自成体系，进入区垃圾处理循环体系的生活垃圾必须是分类垃圾。物业管理单位必须建立小区生活垃圾管理服务站，集保洁、分类指导和收集运输于一体，推动小区分类工作落实。

另外，我们还将逐步建立起生活垃圾产生量以小区、街道为基础计量单位的管理模式。由小区物业、街道环卫所和区环卫中心三方，根据产生量进行总量结算。区和街道以每年居民产生量的平均数为基数，超量加价收费，减量少收费，分类达标免收费并奖励，通过奖励和加收费用，促进物业管理单位责任落实。

《经济》：东城区自实行新的垃圾分类措施以来，取得了哪些显著的成绩？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篇8

体系。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发展,垃圾处理已经成为困扰各级城市政府管理者的难题。

中国过去普遍采用传统的垃圾填埋方式,该措施具有占地面积大、污染水体、散发臭气等诸多弊端,而且部分城市的填埋场面临填满封场的危机,无法负荷日益庞大的垃圾量。

因此,人们不断探索其他有效的垃圾处理措施。但是,一直被环保主义者推崇的垃圾分类回收和综合利用的方法收效甚微,而近来在许多城市得到推广和实施的垃圾焚烧和发电项目,也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

看来,垃圾处理以及由此引发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并没有因为政府的努力和巨额投入而消失,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笔者认为,以下四大症结,是造成垃圾处理难题的主要原因。

症结一:机制不合理

机制不合理主要是指政企合一的垃圾管理体制。到目前为止,中国城市垃圾处理的企业由政府管理,政府仍是城市垃圾处理惟一的管理主体,也是主要的投资主体和运营主体,这阻碍了市场化的发展。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民间资本和外资投资的缺失。据统计,全国的社会资本仅占到了垃圾处理投资的2%。

政企不分的另外一个弊端是废物回收体系管理不力。上世纪 50年代末到 70年代末,中国曾经建立起运行良好的废物回收体系。但是 80年代以来,国营物资回收公司倒闭,个体商贩迅速发展壮大,导致出现了许多新问题。

例如,在废纸回收领域,由于老百姓喜欢讲价,商贩为了盈利,在收来的废纸中掺砂子、泡水,然后拿去卖给造纸厂,但这种原料只能用作制造低级的纸板,要获得足够的原材料生产复印纸和新闻纸等高档再生纸,造纸厂不得不从国外进口垃圾分类回收的废纸。这无形中提高了商品价格,受害的其实是中国消费者。

此外,多头管理也是垃圾处理的重要问题。《纽约时报》认为,在二恶英的排放限制标准上,国家环保局和发改委之间已经博弈了三年,而提高国家标准一事并未出现进展。

症结二:补贴“诱惑”

城市化的加速必然要求社会各方对垃圾处理的投入大增。据悉,在截至 2010年的“十一五”规划已经拨付 1万亿元资金的基础上,北京今年又为污水治理和垃圾处理划拨 3500亿元资金。

高投入,尤其是来自政府的大量补贴,是垃圾产业在中国被称为“朝阳”产业的重要原因,但是许多企业受利益诱惑,产生了不少问题。

目前,垃圾的混合收集仍是大城市普遍采用的垃圾收运方式。虽然2002年中国政府提倡分类收集,但垃圾分类收集目前只占16%,效果不大。

曾经有人提出,垃圾分类难的主要原因是公众的环境意识不强。事实上,中国的老百姓在垃圾分类上做得很好,但是垃圾车最后却混着回收。这是因为垃圾处理企业是按照吨数获得政府补贴,他们并不希望大力推广分类回收。

中国大城市的垃圾桶采取“大类模糊”的设置方法就是很好的例证。西方国家一般对垃圾桶进行详细分类,便于民众进行垃圾投放。但是中国不同。对垃圾回收企业来说,如果标准越具体,老百姓做得越好,进入回收体系的垃圾越多,他们能够获得的补贴就越少。这事实上是过去数年里垃圾分类推广不理想的根本原因。

补贴政策还催生了虚报。据悉,北京一家垃圾填埋场采取垃圾清运车重复称量的方法,使其上报的日接受垃圾量比实际数字多50%,这五成“莫由于二恶英污染风险和投资运行成本过高,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处于关停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潮流之中。图为香港市民反对在屯门地区建垃圾焚烧厂。

须有”的垃圾当然可以从政府获得相应补贴。

补贴政策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焚烧厂可以发电,而且进入电网后,政府也会提供补贴,这成为许多企业大力鼓吹焚烧项目的重要缘由。由于达不到发电要求,为追求更大的发电能力和从国家电价补贴中获取更大利益,焚烧厂在运行中大量掺煤,几乎成为“享受国家补贴的混合垃圾小火电厂”,不仅消耗能源,还产生了污染。

症结三:监督机制缺失

政府对垃圾处理的投入和补贴,实际上花得是老百姓的钱。但在垃圾处理问题上,中国目前尚未建立合理有效的第三方监督机制。

对于政府公布的数字和措施,甚少有学者和媒体站出来指责其是否合理。例如,北京市日前公布,2008年以来,垃圾生产力目前仍按照每年 8%左右速度持续上升,但目前的北京市垃圾处理厂设计处理能力仅为 1.04万吨。事实上,一些学者经过研究指出,从上世纪 90年代到 2007年,北京的垃圾增长率约为2%,为何突然变成8%,政府并未给出解释。而 1.04万吨的数字,也与北京政府绿色申奥时提出的日处理能力 1.621万吨前后矛盾。

此外,对于许多城市大力推广焚烧项目,也缺乏有效监督。从源头上减少垃圾量和扩建焚烧厂,是许多城市提出的目标,然而这两个目标自相矛盾。如果垃圾都进入分类回收体系,可以焚烧的垃圾数量必然减少。如果那些大力兴建的焚烧炉最后没东西可烧了,怎么办?但目前对此提出质疑的人却寥寥无几。

建造焚烧厂的投资巨大,建设一个日处理垃圾 1000吨的焚烧炉及附属热能回收设备,大约需要 7-8亿元人民币。要减少污染需要提高焚烧标准,但是每提高一项标准就要增加投资。而且焚烧厂是有寿命的。这些成本都需要老百姓承担,但从焚烧项目从筹建到报废的全过程并没有来自第三方的监督机制。

症结四:简单化模仿

当下,全国各地兴建垃圾焚烧项目的热潮正在逐渐升温。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十几个省区均已建成或拟建设垃圾焚烧厂。

主烧派坚持的论据是,焚烧是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为了解决垃圾问题而采取的有效措施,因此中国在垃圾处理问题上也要向焚烧倾斜。

这个论据的逻辑其实是简单化模仿,这只看到了硬币的一面,关键是还有另外一面。垃圾焚烧是确实曾在欧美国家盛行过,但是他们目前都处于关闭垃圾焚烧发电的潮流之中。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等都早已相继颁布了“焚化炉禁建令”或部分禁建令。日本高峰期建设有 6000多座垃圾焚烧设施,但到目前仅存 1280座。即使是经济不是很发达的菲律宾,也颁布了垃圾焚烧设施建设的禁令。

发达国家发展垃圾焚烧项目有重要的历史背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一次性垃圾数量庞大,而塑料制品无法降解,于是拿去焚烧。但存在二恶英污染风险和投资运行成本过高这两大弊端,使得垃圾焚烧在经历了上个世纪 80年代的之后,目前在国外已经成为了一种“夕阳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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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垃圾分类；政策分析

中图分类号：X7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97（2013）16-0127-02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每天产生的各种生产、生活垃圾的数量几乎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从保护环境，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角度出发，实行垃圾分类，充分有效地利用垃圾、最大限度地降低污染是十分必要的。

1 实行垃圾分类的原因

中国的生活垃圾一般可分为四大类：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目前常用的垃圾处理方法主要有综合利用、卫生填埋、焚烧和堆肥。

1）减少占地。生活垃圾中有些物质不易降解，使土地受到严重侵蚀。垃圾分类，去掉能回收的、不易降解的物质，减少垃圾数量达50%以上。

2）减少环境污染。废弃的电池含有金属汞、镉等有毒的物质，会对人类产生严重的危害；土壤中的废塑料会导致农作物减产；抛弃的废塑料被动物误食，导致动物死亡的事故时有发生。因此回收利用可以减少危害。

3）变废为宝。中国每年使用塑料快餐盒达40亿个，方便面碗5-7亿个，废塑料占生活垃圾的4%-7%。1吨废塑料可回炼600千克的柴油。回收1500吨废纸，可免于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一吨易拉罐熔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快，可少采20吨铝矿。生产垃圾中有30%-40%可以回收利用，应珍惜这个小本大利的资源。大家也可以利用易拉罐制作笔盒，既环保，又节约资源。

2 国家关于垃圾分类的指导方针

实行垃圾分类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大计，因此国家对此也表现出足够的重视，出台了不少的方针政策以加强垃圾分类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37条规定：“城市生活垃圾应当逐步做到分类收集、贮存、运输及处置”。该法规初步确立了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基本框架。

2）《中国21世纪议程》（即：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第19章“固体废弃物的无害化管理”中规定：“沿海开放城市和旅游风景城市近期内做到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和无害化处理，其它城市逐渐实行。”

3）《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意见》要求切实控制城市生活垃圾产生，全面提高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能力和水平，强化监督管理，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按照“谁产生、谁付费”的原则，推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4）《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19095 2008）：本标准规定了生活垃圾分类标志。本标准适用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也适用于易于分类回收的有关商品的环保包装。

3 地方有关垃圾分类的法规

为了贯彻国家的方针、响应号召，全国各地均积极制定条例、规定等，努力以各种有效的形式在当地有效地实行垃圾分类。下面列举几个地方的政策。

1）北京：《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作为国内首部以立法形式规范垃圾处理的地方性法规，条例确定建立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收费制度。今后在北京，对生活垃圾实行计量收费、分类计价，条例从2012年3月1日起实施。

2） 广州：《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

这是国内首个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章。《规定》共三十条，对垃圾分类适用范围、保障措施、收集容器的设置和维护、分类过程操作要求和管理要求、监督管理、举报和投诉等都作出了规定。

3）江苏：《江苏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

《条例》对固体废弃物污染、生活垃圾的处理方式做了建议和规定，对于垃圾分类的实施、运输、管理也做了相应的规定。

4）南京：《关于实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管理的意见》

《意见》对于逐步实现垃圾处理的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产业化，减少环境污染，提高市容卫生管理整体水平，现就我市实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管理提出了有效的意见。

4 实施垃圾分类政策中遇到的困难

各地都在积极实行垃圾分类，但是很多的办法都收效甚微，效果远远低于政府的预期。综合分析，是由于在实行垃圾分类的道路上遇到了如下的瓶颈。

1）进行垃圾分类时可操作性不高。在我国的基本国策中，“保护环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所有的环境保护措施中，垃圾分类是其中的一个，每个地区也都有相应的规章制度进行说明补充，不过不管是地方性的条例还是国家法律，在处置垃圾、分类方法、收集方法等方面都没有进行具体的规定，也未制定出相关的责任主体，另外地方性的法规强制性不高，可操作性不高。

2）垃圾分类标准模糊，设施分类标准缺乏一致性。对于“回收的”的含义，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相同的，对于某些人来说不可以用来回收的东西，另外的一些人就认为可以进行回收，进而导致选择投放不一致的情况出现，无法达到垃圾分类的预期效果。而且在公共场所的废物箱多使用双联体金属材质的垃圾箱，在垃圾箱上面分别设置其他垃圾投放和可回收投放，在桶身上设置有遮盖物，导致视觉效果降低，废物箱整体容量不高缺乏实用性，造价相对来说也非常高，各个县区的废物箱设施缺乏一致性。行人在投放废物时，往往不会进行分辨就丢入箱子中，对垃圾的分类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3）不同的地区在垃圾分类方面发展不均衡。当前在很多中心城区开展了试点和分类推进工作，但是在垃圾分类方面仍然非常的不均衡。和中心城区相比，街道和郊区城镇加入试点的比例相对落后，而且在农村地区并未开展垃圾分类的工作，只是在城镇化程度比较高郊区开展了垃圾分类工作。另外由于农村地区受到设备配置、宣传普及、经济发展、生活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农村居民和郊区居民对垃圾认识非常的落后，推广力度和普及率和中心城区也相差甚远。

4）垃圾分类的方法不细致，后续资源化程度低。因为对经济价值比例不高的垃圾回收比例非常低或者不回收，导致垃圾分类降低了减量化的效果；另外因为目前对资源化处理不高，回收回来的垃圾多进行了掺杂处理，品质普遍比较低，使得附加值不高、分类资源方法不细致的情况出现。比如各种类型不同的塑料进行混合后，重新生产塑料粒子，所得到的也只是一些在生产价值不高的普通塑料制品；在废纸板中掺入杂质后，就不可以达到高级资源化的要求，还有非常多的废纸板原料需要进口等。而且，当前还未开展废弃干电池的利用，只是对一些普通的资源进行里利用。

5 对策和建议

针对我国在垃圾分类过程中遇到的瓶颈，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拿出对策来解决问题，以更快地促进我国垃圾分类的发展。

1）加大配套制度的研究力度，对法规操作性深化。在进行垃圾分类前，首先要建立出完善的管理制度，并认真执行，在制定管理制度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地区条件制定出可操作性比较高的制度和细则，不允许管理制度过于原则化。北京在18个区县600个校区试点垃圾分类的基础上，使用立法的方法来对垃圾分类进行深化；广州出台了对分时段处罚和收运都非常详细的规定，这一规定是我国第一个垃圾分类制度管理规定。所以，每个地区都可以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出相关的垃圾分类管理规定，并和相关的政策研究进行搭配，对责任主体进行明确。

2）对垃圾分类标准进行完善。考虑到公共场所和居住区场所的差异性，在设计分类设施管理制度时要区分对待。在公共场所人流量非常的大，垃圾成分比较简单，设置废物箱时，要把投放容易、容量大两个方面来作为基本的设计思路，在造型方面要尽量的简单话，并对整个地区的废物箱规格进行统一，以便人们的准确区分，对于封闭的活动场所，为了方便废物的投递、可以使用开放式的垃圾箱，让投入的垃圾可以清楚的看到，而且也可以有效的降低废物箱的维护费用和造价。

在居住区，垃圾的种类比较复杂，对于有较高回收价值的废物，不需要设置分类收集设施，比如塑料瓶、废报纸等容易堆积和积攒的垃圾等。不过对于回收价值不高、回收难度高的垃圾，只有经过一定的积累多后，才会有一定价值的废物，要进行定期的上门回收或者配置出有明确标准的设施，以此来提高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常见的废物有塑料薄膜、碎纸张、碎玻璃等。

3）不同的城乡地区进行区分对待。在垃圾分类推广方法方面，农村地区和中心城区的方法是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性的，所以在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要对农村和郊区城镇的特殊性进行考虑。通常情况下，农村地区居住不集中，且有比较大的空间来对不用的东西进行存放，对垃圾进行分类集中后有比较高的经济成本，所以当前对于“村集、镇收运、区处理”这一收运模式的可行性还在考虑。在对农村垃圾进行处理时，要以就地生化减容作为基础，然后对垃圾的种类来决定将其作为生活垃圾进行处理还是进行收运处置。比如农用塑料薄膜的回收价值比较高，可以对其进行单独回收利用，而有机垃圾则可以用来固定堆肥。

4）对废品回收行业进行规范管理。为了促进垃圾分类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对废品回收行业进行规范化管理。要尽可能的对回收点的覆盖率和数量进行提升，以此来解决废品回收市场品种覆盖不全、不可以进行自发回收的弊端。政府要参与回收网点的设置，特别对于土地比较缺乏的中心城区，需要政府来推进废品回收点的建设。

参考文献

[1]胡秀仁.城市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J].环境保护，2000（8）.

[2]曲英，朱庆华.城市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意向研究[J].管理评论，2009（9）.

[3]张亚尊，张磊，张帆.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和发展趋势[J].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4）.

篇10

在北京上地的街道，时常能看到一种封闭厢式汽车从餐馆运出成桶的泔水，自动提升送进车厢里。收集完27家餐馆产生的3吨多泔水后，车就开入上地城铁站附近的一个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站。据了解，利用微生物技术，这家餐厨垃圾处理厂每“吃”进1吨餐厨垃圾、过期食品等有机废弃物，经过8小时左右的高温好氧发酵，就能生产出0.6吨高能量、高活性、高蛋白的活性微生物菌群。将这些高能微生物再经过深加工，可制成生物有机肥和生物饲料添加剂。

这就是北京嘉博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独创的微生物资源循环产业链，早在2005年就促使上地街道成为全国第一条无泔水外流的街道。如今，运行多年的上地街道餐厨垃圾处理站已处理了上万吨餐厨垃圾，再生产品加工成环境友好型的生物饲料和生物肥料，在北京绿色有机农业、生态养殖中应用，北京60多个果园、30多个菜园因此增产，品质提升。

垃圾变绿肥关键是菌种

垃圾分类曾被认为是垃圾减量化的前提，不过这一倡导多年的行为并未得到很好的执行。即便是在北京一些较早推行垃圾分类示范的小区里，源头的垃圾分类效果也并不理想。2010年，北京近10万拾荒大军共清走了400万吨废旧物资，尽管如此，这种粗放的分类方式仍然无法真正解决垃圾问题。知名垃圾处理问题专家王维平举例说，日本东京1989年达到了垃圾峰值，制定垃圾减量化的行动计划后，直到去年，垃圾产生量才只有1989年的56%。

在四类垃圾即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中，餐厨垃圾是唯一一类湿垃圾，生活中主要的餐厨垃圾就是餐馆清理出来的一桶桶泔水，还有家里吃剩的剩饭剩菜。将富含水分和有机物的残羹剩饭分离出来经过科学处理，就能变废为宝，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神秘物质”就是菌种。2000年初，借鉴日本利用生物菌分解残羹剩饭、将之变为肥料和饲料的做法，嘉博文开始研发适合中国高油高盐食物的生物菌。2003年，该公司制出了合适的菌种和设备，在残羹剩饭中加入生物菌高温发酵，8到10小时后就能变成一种没有臭味、类似锯末的深黄色碎末肥料。

由于业界衡量垃圾处理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准是“减量化”，在2004年嘉博文的方式只能让餐厨垃圾的重量减至原来的六成，而且那些富含生物菌的剩饭剩菜转化物是否有效还未被证明，需要到实践当中去检验，于是嘉博文在上地的几家饭馆后厨安装处理机生产第一代菌剂，并找到北京昌平区有150座大棚的天翼草莓公司和肉鸡怀柔养殖基地等几家大型养殖场，希望对方免费试用菌剂。

按照养殖业的研究标准，动物要做3个批次的实验，通常要观察冬、夏、春或秋三个季节的不同状况，即使是生长期最短的肉鸡，实验也从2004年夏天延续到了2005年年初。种植业里，由于多数蔬果粮食一年只长一次，让用户认可得花两三年。嘉博文员工张琳称，到了2005年，像她一样从事养殖或种植研究的员工已增到十几人，并直至如今的五六十人。“与其说我们是家餐厨垃圾处理公司，不如说我们是家农业公司。”随着对种植园和养殖场的了解，嘉博文的肥料从最初的一种，逐渐细分为抗重茬、壮苗、花肥等六七种，饲料也在改进，如今其设备已改进到第9代。

科技改出来的好土

目前，超量施用化肥、农药，已成为我国农业面临污染的主要原因，农田化肥大约1/3被农作物吸收，1/3进入大气，1/3沉留在土壤或淋失，导致氮、磷流失，水体氮、磷富营养化。我国18亿亩耕地有机质不足1%的占73%，作为改良土壤的主力军，生化腐植酸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实验证明，生物菌应用的前景广阔。一年下来，天翼草莓的CEO周建忠发现用了生物菌肥的草莓叶片更厚更绿、果实更硬实，原本板结的土壤变得松软，甚至出现了常年不见的蚯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