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礼仪范文
时间:2023-04-11 1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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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西方文化差异是中西方礼仪文化差异形成的根源和基础。研究中西方礼仪差异,有必要研究礼仪差异产生的文化背景,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礼仪文化的内涵和本质,从根本上认识和把握中西方礼仪的不同。
西方文化的根源可溯源到古希腊神话故事、罗马传说和基督教文化。古希腊神话故事中蕴藏着理性主义、乐生主义和人文主义。漫长的中世纪宗教文化没有磨灭这种精神特质,相反,在与西方文化相交融会中,逐渐融合为近现代西方文化。
中国文化没有经历类似于西方文化那样明显的撞击和断裂。即使有佛教等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的主干和基本内核也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中国文化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确立秦汉两朝。此后的一千多年间,虽历经改良,但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变革。因此,中国文化仍旧是儒学定于一尊而又兼容释道的格局模式。
基督教精神内核宣扬的是博爱、正义和自由,这一精神已经固化为西方人的行为和道德准则。它极力弘扬的是对上帝的希望、热爱和信任,对同胞的慈悲和仁爱。教义劝诫人们之间互相体谅,互相爱护,互相合作,劝诫人们弃恶从善,遵礼守仪。文艺复兴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中世纪宗教对人性的束缚。16世纪后半期,清教的出现顺应了资本积累时期的时代要求,清教徒开拓的勇气、顽强奋斗的精神、务实的作风、勤俭的美德都已成为西方文化中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源泉。十九世纪启蒙运动晚期,富兰克林抛弃了加尔文主义,转向带有理性的“自然神论”。他以“上帝创造了宇宙,并用他的仁慈统治着这个世界”理直气壮地鼓励人们勤劳致富,以美德回报上帝。个人主义的正当性来自于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这样一个事实。所有的人都是有理性的,所以,所有的人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其价值是相等的。人的生命和自尊要求人们忠诚于自己的价值,忠诚于自己的思维和判断。这种价值观使西方人从本质上尊重个人隐私,个人财产。
自春秋战国之后,制约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已不仅是礼的外在形式的仪节,而是经过浓缩的反映礼之实质内容的一系列范畴,如:仁义、忠孝、仁爱等。它们不仅构成了我国传统伦理学的核心,也构成了我国古代文化的价值观。这种文化模式使个体失去了应有的地位, 挫伤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也就阻碍了个人发展,因此,和西方所倡导的个人主义有着迥然不同的文化基础。
二、中西方礼仪交汇与融合
中国一贯享有礼仪之邦的美誉,注重礼仪是华夏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汉字中,‘礼’表示礼貌和秩序,是为表达敬意而隆重举行的仪式;‘仪’则指具体的仪节。自古以来,中国人以大为美,追求恢弘的视觉效果。地面上的万里长城、地下的秦始皇黄陵、唐代的乐山大佛、现代的北京世纪坛,一脉相承,大手笔,大气魄。体现在现代中国国民的个体行为中,则表现为“好面子”。比如:吃饭,中国人饮食考究、敬食周到,讲究排场。而西方人用餐简便、且提倡分餐制。在接受礼物时,国人往往用拒绝的方式表示谦虚,比如“又让你破费了,带回家你自己用吧”等话语,这会使西方人产生误解;国人接受礼物之后,当着客人的面一般是不打开礼物的,而西方人可能会认为中国人不满意或不愿意接受自己的礼物,而国人也可能会认为西方人贪得无厌。在对待女性方面,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文化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思想。尽管汉代学者梁鸿妻举案齐眉的故事广为流传,却因违背了传统的夫妻之间的礼仪,夫妻二人后来迫于社会压力,而不得不隐居到霸陵山中。“lady First”(女士优先),则反映了西方礼仪的内涵。妇女是西方社交生活的中心,丈夫和男士通过突出妻子和女士的优先地位,以显示其绅士风度。这种礼仪文化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普遍流行的“骑士风度”。
在日常相处中,大家的事就是自己的事,关心大家胜过关心自己和家人。如果对西方人也沿用这种模式,就会让他们误解这种过渡的关心,也会令他们反感。因此,国人在与西方人交际时就要避免热情过度。国人讲究“自卑而尊人”自卑并非指自己渺视自己,而是任何时候都把自己看得很淡,把别人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而西方人却不理解这种谦虚。中国人的习惯,为了避免误会,要特别克服过于谦虚。西方讲究自信。不敢承认个人能力,随意进行自我贬低的人,要么事实上的确如此,要么便是虚伪做作。因此,千万不要过分谦虚,特别是不要自我贬低,以免被人误会。
三、结论
各种礼仪的存在都有其存在的根源和基础,但是,随着社会和时代的进步,随着世界文化进一步的交融,礼仪和各种风俗习惯也会不断地发生改变,符合时代要求的礼仪和风俗会得到保留,反之亦然。总之,矛盾和冲突的存在也并非坏事,两种不同文化相互交汇,不管它们是不是会融合为一,至少它们会在不断的冲撞中得到借鉴和互补。
参考文献:
[1]黄少卿:《略论礼仪的涵义特征及其美学意义》,《上海大学学报》,1998 .4。
[2]邢学亮、方 征、颜晓初:《东西方礼仪的伦理基础比较》,《宁波大学学报》,1998.1。
篇2
关键词:中英;餐桌;礼仪文化
礼仪根植于文化中,与人群相连,它的基础在于尊重,就是说做事情的时候不能只考虑到自己,还要顾及别人的感受。但是有时将心比心未必会产生好的效果,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传统,如果不考虑外国的礼仪而草率地使用本国礼仪对待外国友人,就会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儒家推崇礼乐教化,虽然有道教的调解,但在中国人的脑海里,“礼仪”几乎和“人品”是等同的。《诗经》有云,“人而无仪,不死何为[1]”。即使在现代社会,一个人如果不懂礼貌,做事不合礼仪,也会被说成是“不会做人”。英国是一个看重绅士风度[2]和淑女作风的国家,毫不夸张地说,英国人对礼仪的重视并不低于中国人。但两个同样重视礼仪的国家所重视的礼仪却是有所区别的,这就产生了矛盾。矛盾的解决不是放弃自己来迎合对方,因为礼仪没有高下之分,而是在彼此接触的时候,用对方的生活方式去考虑对方的感受。礼仪并非约束,恰当的礼仪会使彼此关系融洽,双方都会感到舒适。
餐桌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可以很好地加进彼此的了解,增进双方的关系,但是在双方初次见面或者半熟不熟的情况下,礼仪就显得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正式的场合中。在中国和英国的餐桌上,首先食物和餐具就有很大的不同;其次不一样的是人们的仪态与餐桌的氛围。笔者将对二者进行比较,并挖掘其背后的原因,使读者对中英餐桌礼仪文化有个初步的了解。
一、食物与餐具
餐具是由食物决定的,食物是由地理决定的。中国食物多以五谷杂粮为主,牲畜多以劳动力的形式而存在,因为中国人口比较密集,地理上不适合放牧业,而五谷没有肉食鲜美,所以中国人在烹调上下功夫来满足味蕾。烹调过后的食物因为发烫和柔软不适合手抓,所以中国人发明了筷子。司马迁在《史记・宗微子世家》中记载道“纣为象箸”,可以推导出远在商朝,中国人就已经开始使用筷子了。
英国有发达的畜牧业,这是因为当地的海洋气候适宜牧草的生长。作为典型的西方国家,西餐以肉食为主,肉食需要切割,所以英国人多使用刀叉。无论中国还是英国,正确地使用餐具都是餐桌礼仪的第一步。
中国人看重人伦,在餐桌上表现为对老人的敬重上。如果餐桌上有一道鱼,那么鱼头就应该对着老人摆放,表示老年人是德高望重的。在座次方面,老人是坐在上座的,老人的对面则由地位最低的人坐。在老人动筷子之前,大家都是不能夹菜的,食物的第一口由老年人来品尝,这是中国人的尊老敬老的表现。如果餐桌上没有老人,则推崇主人,尊重主人,这是中国人的为客之道。而主人一般会殷勤地招待客人,亲手为客人加食物,这是彼此关系好的表现,也是身为朋友的荣耀。
英国的餐具使用方法是左手拿叉,右手拿刀[3],因为一般人右手有力,方便切割。刀叉分放两侧表示正在进餐,放在一起表示用餐完毕。正规的西餐会配备整套的刀叉,这时每吃完一道菜就应该换一副刀叉,顺序由外向内使用。英国文化中有崇尚贵族的倾向,繁复的餐具本身就是一种优越感的象征,同时不同的食物使用不同的刀叉也保持了食物味道的纯正。
二、仪态与氛围
与中国人相比,英国人更注重餐桌上仪态的优雅。他们就坐时,身体会坐直,绝不会跷二郎腿或将胳膊肘放在桌面上。在吐鱼刺或骨头的时候,英国人不会直接往外吐,而是用餐巾捂住嘴先吐在餐巾上。英国人在就餐的时候是非常安静的,如果需要交谈,也是悄悄地说话,必要的时候轻轻微笑,绝不会在餐桌上哈哈大笑。而且在喝汤的时候,英国人不会发出声音,咀嚼食物的时候一定会闭上嘴巴,直到嘴里没有食物的时候,才会开口说话。
英国人去高档的西餐厅一定会注重仪表,穿着得体是英国人的常识。女士要穿晚礼服或套装和有跟的鞋子,并且化浓妆,因为西餐厅的光线较暗,淡妆或素颜会让人显得很没有精神。至于男士则必须要打领带,注重整洁。当男女同行的时候,男士要有绅士风度,比如为女士打开餐厅门,让女士走在前面,入座和点酒都以女士为先。
在英国餐厅里不会有人大声吆喝“服务员”,而是耐心地坐在那里等待服务员上来点餐。在就餐的时候,如果需要服务员的帮助,则会用眼神或挥手对服务员示意。而且,英国人即便是就餐时,“对不起”和“谢谢”也是不离口的。
而中国人的餐桌氛围与英国正好相反,中国人认为安静地用餐是主客双方过于拘谨的表现。大家喜欢互相劝酒劝菜,说两句俏皮话,笑声不断,越是放得开,越显得关系好,餐桌上的气氛热闹而亲切。中国人认为真正的朋友之间是不该有太多讲究的,所以中国人在就餐时不怎么注重仪态,只要别出丑态就行。
不同于英国的AA制,中国人喜欢请客,今天你请,明天我请,请来请去就会有一种“人情”在其中。主人在餐厅里会特别热情地招待客人,而客人一般也不会太见外。因为中国的餐桌是崇尚热闹的,所以在吃饭之余,大家还喜欢做游戏,正如在《红楼梦》中,刘姥姥进大观园与众人一起喝酒行令,是典型中国传统餐桌的写照。现代的餐桌游戏有许多种类,猜拳是比较接地气的一种,其他还有数数字,成语接龙,老虎棒子鸡等等。
如果中英两国都站在自身的立场上去看对方,中国人可能会认为英国人吃饭时好拘谨,而英国人则认为中国人在餐桌上吵吵闹闹没礼貌。其实,中国人并不是不会在餐厅里安静下来,只是中国人追求的本身就是一种热烈的气氛,在这种气氛里,人与人之间开放、包容,带着无限热情的生命力。所以,不是说中国人不懂礼仪,而是按照中国的礼仪,餐桌上本该如此。
三、原因与建议
中国和英国之所以在餐桌礼仪上有这么大的差别,其实是因为两者的价值取向不同。中国人注重集体主义和分享,认为彼此心无芥蒂是最好的相处状态。中国人的人格中有一种坦荡的霸气,不怕外人猜,也没有什么秘密,谁都活得有理。中国人害怕冷清,不喜欢独处,这是因为中国人一向很多,从来都没有独处的必要和机会。这种性格多少有点孩子气,但中国人到老也还是小孩。中年人稍成熟一些,但没有多少成熟的快乐,只有对中年人生的抱怨,中国人是不喜欢成熟的。
英国人没有美国人那么开放,其实整个欧洲人都有一种欧洲气质。这种欧洲气质既进取,又保守。英国崇尚个人价值,但这种个人价值却先被包裹在优雅的生活艺术之中,所以没有显示出一种肆意酣畅的畅快。英国人在餐桌上选择安静地进餐,对朋友的尊重,是出于对私有化的尊重。每一个人都像是一个贵族,礼貌而节制,即使是对待服务员也会给予礼貌的尊重。优雅本身是带有疏离的,英国人却不觉得彼此疏离了,反而认为人与人的相处就该是这样。
笔者所讨论的中国人和英国人只是一般意义上具有某种共性的族群,人和人的差别其实很大,也有喜欢清静的中国人和爱好热闹的英国人。餐桌礼仪是相对的,一般来说在家里吃饭就没有在外面那么讲究,在小餐馆里吃饭和在高档餐厅又很不一样。而就餐者的亲疏远近也决定了礼仪的繁复简约。礼仪是死的,人是活的,虽然文化传统根植于人的血脉,但绝不可以由此而过度保守。所以笔者认为,在中英两国的人就餐时,应该在注重礼仪的基础上学会察言观色。
在餐桌上,不是说对方是哪一国的人就该以哪一国的礼仪去对应,而是你要看对方的态度,他喜欢热闹的时候,你就多说笑,他一声不响了,你安静地吃饭就好。不管是在哪里,识趣又知变通的人总是受欢迎的。
总的来说,中国和英国的餐桌礼仪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从食物和餐具到仪态和氛围。背后是两种价值取向的根本不同。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样参照着来看,两个国家的餐桌礼仪就显得更清晰分明了。你可以选择入乡随俗迎合对方,也可以展示自己的独一无二,让对方感受异国的文化气韵。只要餐桌上的气氛和谐舒畅,选择哪一种礼仪方式都是正确的。(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参考文献:
[1] 张明辉主编.诗经赏析[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7):47.
篇3
一、从仪式崇拜到“德诚于中”
传统中国最初的礼仪文化根植于古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古代中国的农业生产要求顺天应时,顺应自然规律,故而出现了“天人合一”思想。人们赋予“天”某种道德性的品质,上天有“好生之德”,这就要求人们“以德配天”。最初的祭祀礼仪行为和对祭祀仪式的崇拜实际上表达的是对“天”的敬畏与崇拜,并发展出天尊地卑、本末有序的思想。农业生产方式导致农业定居生活的形成,定居生活要求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安排也是为了顺应农业生产的需要,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顺应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才能够保证人们的生存需要,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必须效法天道,以德配天,做到上下有别、尊卑有序,每个个体各得其位、各司其职[1]。可见,当时的礼仪文化实际上是为了保证中原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也顺应了人们对和谐社会秩序的向往和追求。古代中国的礼仪文化事实上是被当时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规定的,在客观上保障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到了夏商周时代,由于政治生活的广泛存在,原本属于社会规范的礼仪文化渗透、蔓延到政治领域,以尊卑贵贱亲疏为主要内容的礼仪文化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周礼”就具有意识形态的功用。这种意识形态在维持政治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维持了社会秩序、规范了家庭及个人的行为。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改造自然的“人力”和“人为”因素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突破了原先的尊卑秩序,诸侯国之间的固有格局也发生了改变,出现了社会动荡、礼乐崩坏的局面,原先的礼仪文化只剩下了繁琐的仪式和复杂的程序操作。为了重建社会秩序,孔子提出了恢复“周礼”的主张,意在恢复周代意识形态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规范,恢复上下有别、尊卑有序的传统秩序。孔子提出的恢复“周礼”,不只是在礼仪形式上回到以前的外在仪式上,还为外在的仪式注入了思想内涵,即把“仁”纳入了传统礼仪文化之中。“仁”是“礼”的核心,“礼”是“仁”的外在化和具体化,“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也”(《论语•颜渊》)。孔子崇尚德政、追求礼治,“礼治”的目的是“德政”“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孔子理想的社会是外有礼乐、内有仁义,礼追求社会秩序,乐追求社会的和谐适中,二者的有机结合就是“以礼节和”。礼乐是手段,德政是目的。孔子认为重建社会秩序要做到“正名”,即做到“亲亲尊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按照礼的要求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各司其职,“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记•曲礼上》)。孔子提出的礼制思想还表现在做人做事讲究秩序和规范上,体现在个人行为上。在做人方面,孔子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在做事方面,孔子提出“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季氏》)。体现在处理君臣关系上,“君使臣以礼,臣事臣以忠”。在构建社会秩序上,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孔子在传统中国礼仪文化方面的贡献,是在传统的礼仪仪式中充实了“道德”和“仁义”等思想内涵,使外在的礼仪行为具有内在的精神灵魂,“礼行于外,德诚于中”“德辉动于内,礼发诸于外”(《礼记》),把对外在仪式的崇拜发展为对内在道德的信仰,并追求外在仪式与内在道德精神品质的和谐统一,使外在礼治的强制性走向了内在道德信仰的自觉性。比如孔子曾反问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意思是说,难道仅仅玉帛、钟鼓就是礼乐吗?所以孔子提倡节俭,“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论语•子罕》)。“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礼仪只是外在的形式,孔子是要人们通过外在的礼仪表达内在的道德诚意[2]。“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论语•八佾》)
二、中国传统儒家礼仪文化的道德性本质
孔子提出的恢复“周礼”,让统治者服从道德规范并遵从一系列的礼仪行为,以此垂范天下,从而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也就是恢复周代和周代以前最高统治者作为道德楷模的理想统治模式。在西方社会,柏拉图最初追求的理想国是让哲学家成为国王,让“哲学王”统治整个国家和社会,也就是让品质优秀、道德境界和智慧高的人来统治社会,这与孔子的德治思想是一致的。但是,经过在西西里的叙拉古实验,柏拉图的政治设想遭到了失败,当发现自己的理想国模式在现实中行不通时,他改变了以前所追求的哲学家当王的最高理想,转而求其次,也就是转到追求“次优状态的国家”的主张,那就是依法治国,实现法治乌托邦,也就是通过法律来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而实现治理国家的目的。他认为法律是实现国家正义必不可少的手段,在《法律篇》中他这样写道:“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3]柏拉图的这个转变非常重要,表明他从推崇以德治国到依法治国的转变。正像柏拉图设想的那样,西方社会的德治与法治最终走向了分离和分裂。在个人行为方面,内在的修养和外在的表现可以不一致,甚至在思想上可以犯法,但只要在行为上不违反法律规定即可。西方社会的与世俗政治最终也相互分离开来,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世俗政治可以用外在的强制手段进行管理,而则通过个体内在的修养和规范达成,二者不相互干涉。这是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的特点之一,与中国崇尚德治、礼法并重的传统治理模式形成对照。孔子也曾在一个小诸侯国鲁国实验过他的崇尚道德、以礼治国的思想,和柏拉图一样,最终也没有实现他的政治抱负。与柏拉图不一样的是,孔子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最初的理想和信仰,一直在坚持着他的“德政”理念,这使得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一直崇尚德治和礼治,而没有转向法治。孔子阐发的“礼仪”不仅是指个人的行为规范,还包括家庭、家族、宗族,乃至整个国家的行为规范,所以“礼仪”是上下贯通的,可见孔子所倡导的礼仪文化体现了一种整体观,这是把道德信仰与日常行为规范结合起来的表现。笔者认为,孔子的礼治思想更倾向于德治,他所倡导的礼仪规范既是一种外在的行为,更是一种内在的品质,内和外是一体的,不是分离和割裂的。他所强调的“礼仪”是由内而外的道德行为,道德与礼仪是贯通的。孔子以后的孟子则有舍弃外在礼仪形式,追求内在“仁义”的倾向,把礼仪内化为心理情感的准则[4]。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法家思想,法家强调外在的强制性,儒家侧重于内在的道德自律,并强调内在的道德信仰要与外在的礼仪行为和谐统一。事实上只有内外合一才能够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这导致后来中国在治理社会上出现儒法并重的局面。前期儒家思想,也就是先秦时代的儒家思想是主张内外兼顾的,但是到了宋明时代,外来佛教主张内在的心性修养,强调向内求而不是向外求的修行路径,使儒家也开始追求内在的超越,这就使得传统的儒家礼仪更加注重内在的自省和自律,强调由内而外的思想行为规范和道德法则。所以传统儒家礼仪文化更强调个体的内在规范及内在修养,而非仅仅看重外在的形式和仪式。
三、中国儒家传统礼仪文化的当代价值
篇4
一、礼仪文化促进社会治理创新的特殊机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构建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既需要放眼世界,借鉴西方先进的社会治理经验,更需要立足本土,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去寻找智力支持。反观礼仪文化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广泛渗透与深刻影响,正是基于其发生作用的特殊机理,从而促进了社会治理的创新。
(一)礼仪文化是协调社会关系的特殊纽带社会治理对象是社会整体、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社会个体,其实质不外乎是治理发生于其中的各种社会冲突和利益矛盾,从而理顺各种社会关系,充分发挥群体、组织和公民个人的优势与积极性,维护和促进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只有形成了共同的文化价值观,社会成员才可能在这种共同文化价值观的指引下持续互动,获得社会关系的协调及社会矛盾的缓解。从传统中国的社会治理来看,以中庸、和谐为要义的礼仪文化,其蕴含的礼让、尊重、敬虔、仁爱等要素把不同社群融合于家庭、宗族和国家之中,为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提供了伦理规范和价值引导,成为协调社会关系的特殊纽带。正如清代学者凌廷堪所言:“三代盛王之时,上以礼为教也,下以礼为学也。君子学士冠之礼,自三加以至于受醴,而父子之亲油然矣。学聘觐之礼,自受玉至于亲劳,而君臣之义秩然矣。学士昏之礼,自亲迎以至于彻馔成礼,而夫妇之别判然矣。学乡饮酒之礼,自始献以至于无算爵,而长幼之序井然矣。学士相见之礼,自初见执贽以至于既见还贽,而朋友之信昭然矣。盖天下无一人不囿于礼,无一事不依于礼,循循焉日以复其性于礼而不自知也”。这种人人自觉学习并且终生践行“礼”的风气就是传统中国社会所形成的礼仪文化共识,对传统中国社会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保持了传统社会生活的井然有序。在现代社会,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不同社会主体都在经济的快速变化中寻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利益诉求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利益诉求也越来越难以满足。在这种利益诉求多元化带来社会价值观多元化的背景下,社会交往应该基于一种合作的愿望。正所谓有礼才能有节,有节才能有序,也才能更有利。社会治理建立在社会成员对共同的事务达成一定的共识与妥协的基础上,这不仅是礼仪文化与社会治理交集的体现,更是礼仪文化在推进和完善社会治理方面如何发挥功能的逻辑。作为和谐文化的礼仪文化,天然地成为协调社会关系、优化社会结构、统一不同思想的精神纽带。在社会治理中引入礼仪文化并融通和强化,可以在社会群体等社会结构之间,形成礼仪文化共同体,使社会成员从内心自觉地维护自己生存的社会氛围和制度环境,从而构筑有利于社会治理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心理。当前,中国社会问题呈现出多领域、多类型、多方面以及突发性等特点,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素明显增多,社会治理面临的困境亟待破解,需要从礼仪文化中寻找和挖掘智力支持。
(二)礼仪文化契合了社会治理刚柔相济的基本需求现代治理作为一种以人为本的治理方式,以各行为主体间的多元合作和主体参与为治理基础,以民主、协商、沟通为主要对话方式,但是,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制度约束和刚性管理作保障,也会成为一盘散沙”[2]。在现代社会,礼仪文化中一部分具有可操作性的行为规范被纳入到法律规范及制度规范中,已经具有了正式制度的外在强制性特征,而礼仪文化中那一部分不具有可操作性的内容,通过浸润和陶冶的方式雕琢国民德性,形塑高雅气质,是弗里霍夫所讲的“良心造就公民”,具有柔性治理的内在自律性特征。成功的社会治理应该是综合治理,是刚性治理和柔性治理的结合,单靠某一种治理方式是不能实现“善治”的。比如法律治理属于刚性治理,而且法律治理只有在行为主体违反了法律规范之后才能对主体的行为实行强制性惩治,具有滞后性。政治治理实行政府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政府大、社会小,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政治治理属于强制性的单一管理,是典型的刚性治理。诚然,从文化即人化这个广义的视角来看,社会治理无论是采取法律治理还是采取政治治理抑或二者兼治的形式,都无法脱离“文化”的统领,谓之法律文化、政治文化或者制度文化。但是,从对人们发生作用的角度而言,这些包括宪法、法律、规章、条例等在内的制度文化,强制作用于社会成员,社会成员无法抗拒只能遵从,违者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或者制度惩罚,具有刚性约束力和直接强制性。礼仪文化则不然,它融刚性治理与柔性治理于一体,契合了社会治理对于刚柔相济的需求,弥补了其他治理手段的不足,在社会治理中合理利用礼仪文化的功能,有利于促进社会实现“善治”。一方面,礼仪文化中的一部分内容,比如国家祭祀活动与拜谒方式等方面的规定以及司法、政务、军务等礼仪方面的规定,或者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定,或者以制度规范的形式规定,都具有严格的“刚性”约束力,对祭祀、司法、政务以及军务活动进行规约。有关国旗、国徽和国歌的礼仪,更是以宪法条文的形式对行为者进行约束。即便是企业管理领域的礼仪规范,也具有强制性特点,成为企业自上而下强加执行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礼仪文化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比如风俗、习惯、仪式等的约定俗成又属于非正式制度,不是依靠社会的强制力对社会成员发生作用,而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浸染植入人们的意识之中,通过作用于人的内心,进而提升人的觉悟、完善人的品格来实现社会的柔性稳定。因此,利用“礼仪文化的传统积淀性、规范约束性和民俗渗透性来促进社会治理创新,并由此达到群体行为协同和整个社会和谐的目标”[2]是大势所趋。
(三)礼仪文化通过人的自省和践履而达到社会的善治社会治理中的法治、政治等治理方式,需要相应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工具做后盾,依靠外在的强制力达到治理的目的。维护这些暴力工具并使之正常运转,需要支付管理、建设、维修、控制和监督等中间环节的费用,这些中间环节可能会滋生腐化、变质等有损法权和国威的事情,严重影响到社会治理的效果,甚至产生更多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礼仪文化参与社会治理更多的不是基于外在强制力,而是由内而外的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形成内在驱动力,促使社会成员逐渐养成和谐、尊重、包容的现代公民意识,最终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现代公民道德,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提高社会治理效率,这是由礼仪文化的形式和本质决定的。著名礼学家沈文倬先生指出:“礼是现实生活的缘饰化”。意思就是礼仪渗透在现实生活中,从其外在形式来看,始终贯穿着社会成员的审美体验,体现着社会成员对美的追求。而“礼仪活动的每个参与者既是审美的主体,又是审美的客体;既是对方欣赏的对象,又是以审美目光欣赏对方的。这样无形中礼仪实施的过程,转化为一个审美的过程,交往双方相互感悟,从审美的视角认识、把握对方的言行、思想,以使情感得到一定的交流”。[4]16经过千百次的审美积淀,道德意识得以形成,这正是礼仪文化的内在本质。内在本质的化成,又对外在形式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荀子云:“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这种学礼、践礼从而铸就礼德的过程,既是礼仪文化在现实生活过程中的体现,也是社会成员对现实生活秩序认可程度的体现。这个过程和哈耶克所言的“自生自发秩序”或“增长的秩序”是一致的。通过内心自省与外在压力的结合,实现社会的善治,省去了常规社会治理的控制、监督等中间环节,不需要政府直接插手具体的治理事务,而只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政策、法规和制度的制订与引导上去。通过礼仪文化的影响力、吸引力和认同力、感召力来促进社会治理,这样既减轻了政府的工作量,降低了社会治理的成本,又容易调动各方面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形成良性循环和互动,真正对社会起着决定性作用。
二、礼仪文化促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实现路径
(一)遵循礼仪文化作用的机理探求治理观念的转化礼仪文化通过学习和传播的过程,形成两种机理:一是礼仪从观念、行为到习惯的内化机理;二是从规范、风俗到秩序的外化机理。根据礼仪文化发生作用的机理,把礼仪文化融入社会治理之中,探求社会治理观念的内化与外化,是社会治理的认识基础和前提条件。在社会治理中,政府引导,社群参与,都离不开人这个社会个体,因为人是组成政府和结为社群的核心要素。人的德性修养直接影响到社会治理的优劣。礼仪文化雕琢国民德性,涵养公民素质。通过加强礼仪文化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礼仪文化教育之中,为社会治理输送高素质的现代公民,即培养具有向善、包容、适度、和谐、尊重、谦让品格的公民。这种公民品格的形成,必须遵循礼仪文化从观念、行为到习惯的内化机理,使社会成员引起情感上的共鸣,思想上的共识,在内心成长出礼德的精神,去除非礼行为,养成守礼、循礼习惯,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都能体现出高度的礼仪修养与教养。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基本的礼仪规范是所有社会成员都应该且愿意遵循并去践行的,这不仅基于内在向善求美的驱动力,也基于外在舆论压力和利益压力,这正是礼仪作用机理的外化,通过压力机制发生作用。社会成员在社会交往中若不懂得遵循礼仪规范,不仅在人际交往中会遇到阻碍和麻烦,而且还会感受到一种来自外界舆论谴责的压力。因此,礼仪规范成为引导社会成员顺利进入社会组织、群体并打开局面的指南。而一定的礼节、仪式在一定区域内流传日久,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或者节日、庆典中必须要做的一个程序时,就发展成为了一种风俗习惯即民俗。民俗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治理。遵循民俗,区域成员就能获得情感上或者其他方面的满足,反之则招致舆论的压力和利益的压力。民俗对外来者的言行也往往会起到规范和震慑作用,使外来者基于外在的社会舆论压力而谨小慎微,从而对异域特有的仪式和规定保持尊重,拉近与他人的距离。礼仪文化正是通过内化机理和外化机理来实现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从短期来看,这些外在压力的存在,能够通过约束社会成员不去从事某种活动,或者通过给予鼓励而支持、强化社会成员从事某种活动。从长期来看,一旦这些礼仪规范的约束作用持续下去,随着时间和次数的累积,社会成员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习惯都有可能发生某种改变,从而促进社会的有序发展。
(二)把握礼仪教育的环节形成治理的长效机制现实的情况是,由于不同社会成员的礼仪文化教育水平不同,生活背景不同,利益诉求的多样化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礼仪文化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和功能并没有引起充分重视,暂时无法凸显其优势。要想把礼仪文化真正融入社会治理之中,必须抓好礼仪教育和实践养成两个环节。礼仪教育要取得实效,规范、合理的礼仪教材是关键。目前,国内出版的礼仪书籍及教材已有不少,但普遍存在缺陷,使得许多教材的礼规各出其门,甚至相互矛盾,不能保证其科学性和规范性。针对这种现状,必须有组织地综合有关礼仪学、民俗学、伦理学、交际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针对各社会阶层的特点,撰写礼仪系列教材,使社会各阶层能借助教材,学习礼仪知识,运用礼仪规范,培养文明的习惯和素质。从当前现实来看,实践养成出成绩见效果,需要多方联动,有效整合社会资源,确保公民礼仪素质教育的一致性,形成教育合力,才能发挥礼仪文化促进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作用。如: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阵地作用。充分调动全体公民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使公民践行文明礼仪。总之,要从整体上规划公民礼仪素质教育培训工作,形成礼仪素质教育的长效机制,以适应礼仪文化建设促进社会治理创新的要求。
(三)抓好契入的关键推进礼仪文化融入社会治理政府要积极培育和构建礼仪文化体系,准确规划、推进礼仪文化融入社会治理。总体来看,需要政府做的事情有:充实礼仪师资队伍建设、做好礼仪文化建设发展规划、推进礼仪文化融入社会治理的制度制定、路径设计、所需财政预算和财政投入、狠抓基础设施建设等。政府需要在宏观把握方面下功夫,积极倡导、推动礼仪文化建设,切实引导公民积极参与礼仪文化建设,努力践行文明礼仪。同时,政府还需要加强礼制建设,把各行各业基本的礼仪规范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或者以规章制度的形式制定下来,从而能够让所有社会成员清楚明了地遵循并去践行。此外,政府还应该通过开展比如国家公祭、国庆典礼、重大运动会的开幕式、闭幕式等一些特殊且富有纪念意义的礼典仪式去倡导、渲染学礼、践礼的风气,抓好政府引导和群众参与两个关键,推进礼仪文化融入社会治理之中,从而取得社会治理的实效。
三、礼仪文化促进社会治理创新的未来趋势
(一)礼仪文化将在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方法论中发挥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论述了既要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又要创造发展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并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这个论述阐明了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内在联系:文化的力量主要在于通过渗透于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以涵养、凝聚、提升民族精神。著名学者胡鞍钢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前天的中国(1840-1949)、昨天的中国(1949年之后)内生性演化而来,绝不是外生性移植而来。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更具有‘中国性’或‘中国特色’,它是由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传统、历史轨迹、历史选择所决定的”。[5]如何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在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凝聚人心的礼仪文化认同,筑牢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根基,如何在多元化条件下,构建尊重传统、包容多元的礼仪文化以促进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题中的应有之义。要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通过培育开放、包容的现代礼仪文化,在提升和完善人的精神价值的基础上,逐步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公民道德,提高文化创造的效率和价值,增强社会治理的水平。这是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方法论。
(二)礼仪文化将成为构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元素从根本上看,软实力关乎民族兴衰、国家强弱、人民贫富,对任何国家的发展不可或缺。“在国际较量中,一个国家硬实力不行,可能一打就败;一个国家软实力不行,可能不打自败”。[6]纵观世界,国家间的竞争实质上是国家之间软实力的竞争。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要素表现为民族凝聚力和社会文明度。这两个方面通过公民的文明素养体现出来,可以说,国家软实力提升的过程,实质就是公民文明素养提高的过程。在国际化的今天,中国想在世界舞台上一显风采,必须塑造自己的国际形象,“目前最具可操作性的就是重树社会生活中的礼仪规范,用礼仪的方式约束公民的言行,利用礼仪的传统积淀性、规范约束性和民俗渗透性,为建设和谐文明的国家社会形象创造有利条件”。[7]因此,把礼仪文化融入到社会治理中,对于增强礼仪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改变国民精神淡薄、社会道德失范、公民理性缺乏、公民素质不高等方面具有其独到的优势。
(三)礼仪文化将随着社会治理创新而实现自身的创新从公民治理的需求上看,随着大量社会自治组织的出现以及新媒体的兴起,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和途径不断得到拓展。公民普遍不希望被控制、被强制,而是渴望被尊重、受重视,得到以礼相待,主张参与、协商、合作与对话。这种解决矛盾与问题的方式与手段得到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可和支持,而这种认可和支持使得社会治理更为有效。然而,“这些年,一些单位包括有的领导机关,讲面子不讲规矩,讲关系不讲原则,遇到矛盾绕道走,问题摆着拖着长期得不到解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使一些规定变成了‘稻草人’,摆在那里没有用,群众反映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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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礼仪文化 播音主持 影响
作为一名播音主持人员,其仪表要端庄、大方,举止要庄重、文雅,谈吐需文明、有分寸。而这一切皆离不开平时对自身礼仪文化方面的修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时统宇认为,传媒的影响,归根结底并不是‘媒介’的影响,而是‘人’的影响。播音主持文化也存在一种‘话语霸权’,掌握和操作这种霸权的人的礼仪文化素养,从根本上决定了播音主持人员文化的品位和水准。”归根结底,传播媒体的文化品味是由“人”决定的。由此可见,礼仪文化对播音主持的影响是多么的深远。
一、礼仪文化影响播音主持个人魅力
作为一名传媒大学的学生,笔者曾多次接触过来我校招聘毕业生的招聘人员,他们在确定最后招聘人选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那就是看参加应聘的人员有没有“自己的声音”。他们解释说,现在的传媒平台并不缺少专业知识掌握很好的人,缺的是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和特点的人。现在媒体急需大量优秀的能够发出自己声音的诸如体育类、财经类、新闻类、评论类和法制类优秀节目主持人,当然,这类媒体的播音主持是竞争的热门,前来应聘的人员挤破了门槛,但是往往一拿出是否“有自己的声音”这个标准一衡量,很多人就被排除了出去。我们说,他们之所以没能应聘上岗,并不是他的专业知识学的不好,如果他们走上工作岗位的话,也是可以按部就班地进行播音主持的,但是会出现新闻播的不精,主持做的平平这样令人不愿看到的现象。在现代媒体中,一个没有“自己声音”的播音主持,往往只能做一些缺乏水准,不能给人留下多少印象的娱乐类节目主持,他们似乎做什么都行,但做什么都没有特点,缺乏“不可替代”的鲜明个性。
笔者认为,这些人“没有自己的声音”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缺乏礼仪文化素养。我们说,播音员主持人除了要有过硬的播音主持知识和技巧外,他还需要具有必要的礼仪文化修养,凭借这种内在与外在相统一的文化底蕴打造个人播音主持的人格魅力。现代媒体需要的不是批量生产的“标准化产品”,而是具备专业知识和个性特点,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播音员主持人。也正是基于这点,奥普拉・温弗瑞说:“我必须用自己的声音向世界说话”强调的便是个人魅力。个人魅力是个人学识和思想人格的集中体现,只有具备了“个人魅力”,受众才可能在成百上千的主持人中锁定“这一个”,只有受众锁定了“这一个”,愿意与主持人交流,主持人的“个人魅力”才有可能产生,否则“千人一面、千人同声”是难以对受众产生吸引力的。
二、礼仪文化影响播音主持的气质
我们知道,作为一名播音主持,其个人气质非常重要。然而当前的媒体上却大量充斥着缺乏个人气质的播音主持,有的主持人靠别人的绯闻、隐私来博得收视率,这样的主持其实表现出的是主持人个性气质的完全缺失,这样的节目不仅不专业,而且也是非常低劣的。我们讲,一个好的节目主持人,其主持节目过程中的礼仪文化不仅仅表现在主持人的容貌上,更重要的是要表现在主持人独特的个人主持气质上。而主持人个人气质的形成离不开礼仪文化的影响。具有深厚礼仪文化素养的主持人是通过高水平的谈话交流来突出节目的宗旨和精神的,这是节目有意义和有礼的总好体现。对礼仪文化素养理解教好的主持人,其节目主持气质往往更加吸引观众,这样的节目主持人较多,比如张越主持的《半边天》、王志主持的、《面对面》、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朱军主持的《艺术人生》、杨澜主持的《杨澜工作室》等。可想而知,气质对播音主持来讲是多么的重要,而礼仪文化素养则是影响播音主持气质形成的重要因素。
三、礼仪文化影响播音主持人员的人文修养
说到底,一档节目的质量到底如何,最终把关的还是“人”,而作为节目播出过程中起核心作用的主持人,其自身的人文修养直接影响着节目的质量。这个人除了具备必要的科学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外,更重要的是要有心系民众的情怀和为群众说话做事的胆识。播音员主持人首先要明确其“、人民的喉舌”的地位,要承担起政府和民众间“沟通桥梁”的使命,成为民众的“代言人”,而不仅仅是凭借拥有的话语权“娱乐”或者“愚乐”受众。那么,播音主持的人文修养哪里来?笔者认为,播音主持的人文修养离不开平时礼仪文化的熏陶,礼仪文化的修养是播音主持专业人员提高人文素养的重要途径之一。
四、礼仪文化影响播音主持终身的发展
礼仪文化可以塑造播音主持高尚的人格,从而影响播音主持终身的发展。专家们曾经指出,“决定一个播音主持人最终能走多远、能达到何种高度的核心素质”是“思想人格素质”,人格的塑造有赖于主体的生活阅历和文化修养。作为人的发展底蕴,礼仪文化对播音主持人格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现实中那些播音员主持人漠视民众的生活冷暖、简单地把职业化的微笑等同于亲和力表现就是缺乏礼仪文化素养的表现。播音主持的人格魅力是心系受众,想受众之所想,急受众之所急时流露出来的真情人性,绝对不是“做”出来的。在受众主体意识越来越强的今天,人格魅力决定着播音主持到底能走多远,而高尚人格的形成,离不开礼仪文化的积淀。
讲究礼仪,遵从礼仪规范,重视礼仪文化修养,可以有效地展现一个播音主持人的教养、风度与魅力,更好地体现一其对他人和社会的认知水平和尊重程度,从而使个人的学识,修养和价值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礼仪文化修养不仅能够使一名播音主持给公众以可亲可敬的信任,而且会使与公众的合作过程充满和谐与成功,并对自身的终身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吴郁,曾志华.播音主持专业人才培养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30.
[2]高贵武.解析主持传播[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220.
[3]刘佩华.中外礼仪基础比较[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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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文明礼貌,注重修养是举世闻名的。在有些国家,穿着睡衣在小区里散步遛狗或穿着睡衣去菜场买菜似乎已经成为一件大家习以为常的事情,不过,大部分英国人却认为睡衣是只有伴侣才能看见的衣物,穿睡衣出门则被认为是一种不文明和粗俗的行为。他们不但自己注重外表,讲究礼貌,同时也要求别人对自己有礼貌。无论你是哪个国家的,只要你去过英国,你都会被这个国家浓浓的融洽和礼貌谦和的气氛所感染。在英国的公共场合,比如说电影院、飞机场或地铁里,人们很少听见有人高声喧哗或大声说话。他们一般都是很安静的坐着,一边品茶或喝咖啡一边看书、看报纸。一般而言,年轻人在公共场所玩弄各类电子产品、大声接打电话或进行微信聊天的人并不多见,最常见的就是年轻人带着耳机、耳塞听听音乐或闭目养神。与别的国家不同的是,英国人一般不会在公共场所发出很响的声音去影响他人,也不会因为你是英国伦敦市长,在乘坐地铁时就会给其特殊照顾或给其让座。当然,对于有人有意或无意的大声喧哗、说笑或打闹或做出任何不雅的动作,他们定会表现出不满或反感,甚至会给出提醒或严厉呵斥。在有些国家随处可见的插队现象,在英国,这样的行为不但被视为非常不礼貌,而且还会让英国人严重的不满或受到他们的批评与指责。另外,在跟英国人交谈时还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语言,不要用手来指着他人,因为在英国,这样的行为被认为是不友好的动作。英国人说话时一般不会靠对方太近,也非常不喜欢猛烈拍打别人后背。而在公共场所翘起“二郎腿”或随便席地而坐都是英国人眼里失礼的动作。
隐私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十分重要,对英国人也是如此。不同的是,个人问题,例如年龄、恋爱关系、婚姻、有无孩子、个人经济状况、健康等涉及私人的话题在我们国家似乎是人们家常便饭或套近乎常用的话题,然而,在英国,在彼此相互不熟识的情况下应当尽量避免,英国人尤其忌讳别人问有关年龄、家庭或个人的收入以及经济状况。看到朋友戴了漂亮的项链或戒指等私人物品,最好不要问购买的价格或值多少钱。在外购物要看清价格,不要和英国人随意讨价还价,否则,对方认为你很庸俗且粗鲁。英国人比较慢热,相处初期往往会显得比较寡言,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相处会逐渐健谈。在英国,最为保险的话题则是讨论天气。因为,在英国各地的天气往往变幻无常,从而成了人们不可避免而又最为保险的话题。英国人很有幽默感,有时他们在调侃的时候,可能看起来很严肃,但实际上他们很善于自嘲,但绝不会对别人的遭遇幸灾乐祸,而你也千万不要拿他们的不幸当笑话谈论,更不要以王室的事情作为谈笑的资料,切忌谈论带有讽刺英国皇家的话题。在文化交往中,人们还会遇到一些无形的束缚,那就是各国的禁忌。在英国,有些禁忌也是比较特殊的。例如,大多信奉基督教的英国人常常视自杀为罪恶,因此,在交往中要尽量忌谈自杀。在这个国家,13是个非常不吉利的数字,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中,人们都尽可能避免用这个数字。如果不得已而用到,人们往往会忧心忡忡,有人甚至会因此而生病。人们之所以忌讳这个数字,一方面是基于《圣经》中的故事,另一方面是源于希腊神话中的说法。另外,有些英国人认为,在吃饭时如果用刀叉碰响了水杯,而任其发响不止,便会带来不幸,因此,在与英国人一起进餐时,要尽量避免刀叉器皿撞击声。当然,英国各个教派中也有许多禁忌,有的教派规定禁止制造和敬拜一切偶像,有的教派则不允许崇拜其他宗教的神。还有的则规定信徒不可跟非信徒结婚等等。
不难看出,英国的诸多文化习俗与禁忌跟我们文化中的东西有比较大的区别。其原因是各国的文化习俗都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中发展和承袭下来的,是一种文化体态的象征和体现。因此,习俗带有明显的民族特点。英国的这些礼仪文化既有别于东方文化,同样也有别于美国等其他西方国家。这是因为处在一个与欧洲大陆相隔离的群岛上的英国有着独特的、较为孤立的地理位置,这就使得英国人与其他欧洲人接触的机会相对较少,从而使大部分英国人的思维与其他欧洲人、美国人,特别是东方人的思维有很大的差异。而英国又有一个较美国或其他欧洲国家更长的历史,有着世袭贵族和十分森严的等级制度,这与大多数西方国家提倡开放、自由和追求平等观念有着巨大的差异。长期的封建统治使得英国人更具容忍性和包容性的同时也更安于现状。另外,在维多利亚女王在位的六十年里,一系列严厉甚至近乎苛刻的国法与家规得以制定与完善。女王本人在仪表、修养和行为举止等方面的高贵、典雅、节制和苛求无论是对其后代还是英国中产阶级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和相仿。在女王的领导下,英国其他方面的发展也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成绩并在其发展的鼎盛时期渐渐成了闻名于世的“礼仪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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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俗礼仪与喜庆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二者就是一个紧密的结合体。《诗经・关雎》记载:“参差荇菜,左右毛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即描写了隆重的婚礼场面。《诗经・卫风 ・硕人》中描写:“葭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表现了庄姜陪嫁队伍的人数众多声势浩大。“《诗经・周南・桃夭》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唱出了人们对婚姻生活的美好祝福。“礼治”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主张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儒家三礼之一的《仪礼》中《士昏礼》就详细记载了完整的婚礼步骤。婚嫁是人一生之中最为重要的事情,无论古今,人们都毫不吝啬将最美好喜庆的物事和言语赋予婚礼。
桐城市位于长江北岸,大别山东麓坐北朝南,背依玉屏、投子、龙眠三山,旁挟石河、龙眠二水,山光水色,分外妖娆。雄踞文坛两百余年的桐城派就孕育生长于此。桐城人历来崇文重教,一场男婚女嫁之事,往往会操办得热热闹闹,文化意蕴很浓厚。
一、桐城传统婚俗的程序
《尔雅・释亲》称“妇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谓为婚姻。”古代称举办婚礼为结缡、合卺。俗称结亲、成亲、成婚、完婚、合婚、圆房等。《礼记・昏义》规定婚姻必履行六道程序:“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证、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旧时,桐城民间婚嫁很是讲究的,一般先是媒妁提亲,接着议嫁,然后男方登门求婚,交换庚帖,双方中意了,就会有订婚、迎娶、回门等一些过程。
1、托媒提亲
俗称“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婚”,最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诗经卫・风・氓》里女主人公所说的“匪我愆期,子无良媒。”显然在《诗经》年代就有了男方请人向女方提亲的习俗。在桐城,男方请媒人至女方提亲,若女方同意议婚,男方再去女方家求婚。桐城派文人及世家大族为子女择偶,重门当户对。首为书香门第,次为官宦之家。男子重功名,女子重妇德。一些名门重族,大都喜结中表联姻的“亲上亲”和互为婚嫁的“回头亲”。
2、请期
俗称提日子、送日子。《氓》中的“秋以为期”就是将婚期定在秋天,这是女方定的日子。在桐城,男方送上聘礼后,将迎娶吉日书于红纸上,请媒人送至女方家,如女方应允。便写上“吉期”照此,恭贺双喜”,示婚期已定,若女方认为次日不佳,则告诉男方另择佳日。
3、过礼
结婚前二、三天,男方备好礼品送往女家。礼箱一般为四抬:一抬鸡、肉、鱼120斤,鸡蛋100只。谓“白子蛋”。二抬用糯米饭做成方块,用红丝青梅点缀成龙凤呈祥、鸳鸯戏水等图案,图案上再置糯米饭团,谓之“天圆地方”;另装100只饼子,100个鸡蛋,以祈早生贵子。三抬为两对大饼子,两坛酒,9个染成紫红色的熟鸡蛋和13个生鸡蛋,取“鸳鸯饼”、“好合久”及“九子十三孙”之意。四抬为新娘衣服,有8至20套不等,以及各种金银首饰,外加两只装有艾叶和锡锭的顺遂袋,取“爱媳”、“顺心”之意。所有礼箱骑缝均贴上“苏才郭福”、“五子登科”等红字。女方常回赠女方衣帽鞋袜,文人之家增加文房四宝及方苞、姚鼐等桐城派文人著作。
结婚日前,女家送嫁妆,其丰俭视女家贫富而异。嫁妆一般有箱、橱、衣、被、金银首饰等,其中子孙桶是必备嫁妆,子孙桶即木质马桶,桶中盛有红蛋、喜果各一包,喻送子之意。有些富户女儿出嫁,陪嫁田地房产乃至棺木等物,成为“全副嫁妆”。
4、迎娶
迎娶前,男女双方亲朋好友均赠送贺礼。赠男方贺礼一般有钟、表、字、画、绸被面、床单及家庭摆设物品;送女方多为衣料、首饰等。
女子出嫁,旧时一般乘花轿,花轿贴有轿联。桐城众多文人常借此显示才学。一般男方出上联,发轿时贴好,女方请人对出下联贴上,新娘方能上轿。按时俗要求,男方出上联,必备下联,以防女方对不出下联时使用,否则,会被人指责为“半吊子”。
成亲前日,男方请俯首双全的妇人铺床、缝被。当晚再请两位已婚得子,知书识礼的青年男客在新郎床上睡一夜,谓之“暖床”,有祈新婚夫妇早得贵子之意。
结婚之日,男女双方各设宴请客。男方发花轿至女家(花轿忌空,必坐两个男孩,谓之“暖轿”)。新娘净身后内穿生布褂裤,外穿有彩饰结婚礼服,头戴绒花,然后蒙上红盖巾,由舅舅或兄弟背上轿。忌脚沾地面和回头看,以免日后娘家穷困。起轿时,娘家放声哭嫁,俗有越哭越发之说。所经村舍,孩童常以泥块、石子砸新娘,俗谓越砸越发。新娘乘花轿至新郎的家门前停下,男方用香烛纸马祭酬。主持退嫁神仪式者,手抓玉米、白果、茶叶,便撒边念退嫁词:“嫁神、嫁神,喜嫁来临,三牲酒礼,送尔回程。车来车驻,马来马停。一把喜果,撒开轿门。一撒文官当堂坐;二撒武官把城门;三撒鸳鸯同戏水;四撒童子拜观音;五撒丹凤朝红日;六撒鲤鱼跳龙门;七撒七个七仙女;八撒八仙吕洞宾;九撒九华丹桂景;十撒锦绣满乾坤。”清乾隆后,由于桐城派文人的影响和参与,“退嫁神”词发生明显变化,增加了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社会伦理内容。如;“伏以!喜鹊成桥,近渡牛郎织女;彩鸾引嫁,作合才子佳人。夫妇为人伦之本,诗咏关雎;姻缘协天地之和,礼成道统。名门贵子,恪守三纲五常以处世;望族名媛,遵从三从四德而终身。芝兰好合,佳偶天成,谨以馨香素果之仪,酬谢嫁神护送。庆今宵合卺交杯,恩爱到老,祝来年兰芬桂馥,福寿长荣”;礼毕,新郎挽新娘行拜见礼,一拜天地,二拜祖宗,三拜父母。再新郎新娘互拜。接着由男方家人在地上次第传铺麻袋(意为传代)。新郎引新娘踏麻袋步入新房。晚宴上新郎要向客人斟酒、敬酒、点烟。入夜,不论男女老幼可入房看新娘、逗新娘,谓闹洞房,有“新人房里无大小”和“越闹越发”之说。闹房后,亲友散尽,两位长辈伴送新郎入房,点燃一对花烛,礼赞一番,然后退出洞房。
5、回门
结婚第三日,夫妇回娘家,称三朝回门。届日两人携带糖果等食品馈赠娘家邻居,一般当天赶回。娘家人还在女儿出嫁后临近满月时,择单日子,由单人送鸡、枣、面等物品到女婿家,称送满月茶,至此,婚嫁仪式方告结束。
二、桐城婚俗文化特点
我国的婚俗文化源远流长,据《史记・补三皇本记》记载:“太嗥庖牺氏,风姓,代隧人氏继天而王,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可见在上古传说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中国的婚俗文化。它是伴随着婚姻的产生而产生,反应了民族群体的社会精神面貌,以及审美观、价值观、社会观、宗教观和民族心理的发展态势。由于历史、文化的深刻影响,桐城传统婚俗文化呈现出独特的耀眼光芒。
1、重礼轻爱、男尊女卑的婚俗价值观
古代桐城非常重视婚姻礼仪,举行正式仪式的婚姻才能被社会和家庭所尊重和承认。汉代郑玄认为:“婚姻之道,谓嫁娶之礼”。婚姻是男女确定关系是被社会认可所举行的仪式。
古代桐城主要的婚姻形式就是具有包办性质的聘娶婚,从择偶到成婚,由父母或者媒人参与和包办,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只有经过明媒正娶、循礼而嫁的婚姻,才是合理合法的。这种重视婚姻礼仪的价值观,造成婚姻最本质多为内容,即情感被忽视,这样会使得女子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的地位低下,缺少或没有独立的人格。正如《白虎通・婚嫁》谈及女子人格时云:“夫者,扶也,以道扶接;妇者服也,以礼屈服”。“阴卑不的自专,就阳而成之”。
2、桐城婚俗的文化、艺术氛围浓厚
桐城人自古重文、重礼,素有“文都”之称。一场男婚女嫁之事,往往会办得热热闹闹,文化意蕴很浓厚。桐城古有风俗,凡婚嫁,知书达理人家都会在娶亲的花轿上贴出精心准备的轿联。到了清代,桐城文派崛起,文风渐盛乡里,轿联习俗便更为流行。清末,桐城派大家吴汝纶也曾自撰成亲轿联,成为一时美谈。同治三年,吴汝纶家人在官桥为他聘定汪氏姑娘为妻。吴汝纶本想考取进士之后再来成亲,怎奈几次落榜,年龄已二十五岁了。父母十分焦急,便择吉日促其成婚。怎奈,父命难违,办喜事那天,吴汝纶提笔写下:“十三经,廿四史,十载寒窗,未脱得那领蓝衫,愧把白身偕绿鬓”。联中的“蓝衫”、“白身”、“绿鬓”分别借指秀才的蓝衫,功名和新娘。同时,联中还嵌有数字,有蓝、白、绿三种色彩。当花轿抬到汪家,汪家见轿联这般严谨,就把当地的秀才先生都请来集思广益,可大家搜尽枯肠,难以找到佳句以对,只得认输。认输是不能发轿的,便派人去吴家拿下联,这样才吹吹打打喜气洋洋地出发了。吴汝纶的下联是:“甲子年,癸酉月,甲戌良辰,且牵着这条红线,行看黄榜点朱衣。”在联中,吴汝纶用喜事的干支结对,巧用“红线”、“黄榜”、“朱衣”对上联“蓝衫”、“白身”、“绿鬓”,十分工整对仗,令人称绝!
3、新时代桐城婚俗去旧立新,仪式、符号功能不断创新
结婚从个体上意味着人生角色的转变,社会关系的创设,而仪式是从形式上界定人生的不同阶段,仪式具有着很强的创新潜质。随着时代的发展,桐城婚俗渐渐的融入了创新的大潮当中,新人着婚纱、拍婚纱照、旅游结婚等新形式被广泛应用在桐城新人当中。
传统的民俗文化似一朵奇葩绽放在历史中,有着值得现代人仔细研读的韵味。
篇8
文化差异背景下的商务礼仪:
1中西方的价值观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西方国家中,其观念多是以个人价值为主,个人价值的体现才是最终的人生价值,因此,在西方国家中,人们多是将自身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人们的信仰是以追求物质和精神利益为主,崇尚权利和自由。而中国的价值观则是以社会价值来体现个人价值,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才能体现出个人的价值,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就导致了个人的思维方式的不同,思维决定了行动,所以,商务礼仪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2商务礼仪在空间上的差异
人们在交际中,身体间距离也是有着一定的差异的,在不同的国家,人们互相身体间保持的距离也说明了一些问题。例如,两个人在在相互交谈时,英国人保持的身体间隔就较大;而大利人就比较靠近一些。因此,在进行商务会谈的时,人们的空间观的差异会影响到商业交际的和谐氛围。
3商务礼仪中的语用习惯和行为习惯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篇9
交际语言的差异
日常打招呼,中国人大多使用“吃了吗?”“上哪呢?”等等,这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亲切感。可对西方人来说,这种打招呼的方式会令对方感到突然、尴尬,甚至不快,因为西方人会把这种问话理解成为一种“盘问”,感到对方在询问他们的私生活。
在西方,日常打招呼他们只说一声“Hello”或按时间来分,说声“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就可以了。而英国人见面会说:“今天天气不错啊!”
称谓方面,在汉语里,一般只有彼此熟悉亲密的人之间才可以“直呼其名”。但在西方,“直呼其名”比在汉语里的范围要广得多。在西方,常用“先生”和“夫人”来称呼不知其名的陌生人,对十几或二十几岁的女子可称呼“小姐”,结婚了的女性可称“女士”或“夫人”等。
餐饮礼仪的差异
中国人注重菜肴色、香、味、形、意俱全,甚至于超过了对营养的注重,又要好吃又要好看,营养反而显得不重要了。西方的饮食比较讲究营养的搭配和吸收,是一种科学的饮食观念。西方人多注重食物的营养而忽略了食物的色、香、味、形、意如何,他们的饮食多是为了生存和健康,似乎不讲究味的享受。
在餐饮氛围方面,中国人在吃饭的时候都喜欢热闹,很多人围在一起吃吃喝喝,说说笑笑,大家在一起营造一种热闹温暖的用餐氛围。而西方人在用餐时,都喜欢幽雅、安静的环境,他们认为在餐桌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礼仪,不可以失去礼节,比如在进餐时不能发出很难听的声音。
中西方宴请礼仪也各具特色。在中国,从古至今大多都以左为尊,在宴请客人时,要将地位很尊贵的客人安排在左边的上座,然后依次安排。在西方则是以右为尊,男女间隔而座,夫妇也分开而座,女宾客的席位比男宾客的席位稍高,男士要替位于自己右边的女宾客拉开椅子,以示对女士的尊重。另外,西方人用餐时要坐正,认为弯腰,低头,用嘴凑上去吃很不礼貌,但是这恰恰是中国人通常吃饭的方式。吃西餐的时候,主人不提倡大肆的饮酒,中国的餐桌上酒是必备之物,以酒助兴,有时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重,喝酒的时候都是一杯一杯的喝。
服饰礼仪的差异
西方男士在正式社交场合通常穿保守式样的西装,内穿白衬衫,打领带。他们喜欢黑色,因此一般穿黑色的皮鞋。西方女士在正式场合要穿礼服套装。
当今中国人穿着打扮日趋西化,传统的中山装、旗袍等已退出历史舞台。正式场合男女着装已与西方并无二异。
篇10
关键词:小学礼仪教育;社会文明;美德
我国自古就以“礼”作为一种美德,这也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一个国家的礼仪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个国家发展的水平。在世界的历史中,我国的“礼”文化在五千年的进程中不断完善,中国的文明影响着当时的世界。在我国目前社会主义的发展中,礼仪文化教育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礼仪文化教育属于道德教育范畴。
一、我国礼仪文化教育现状
1.我国小学礼仪文化教育的特点
小学生中每个年级的心理特点不同,需要分别教育。首先,男学生的习惯养成不如女学生。这不是因为在智商上存在差异,而是在性格特点方面存在不同。男学生比较多动,而女学生比较稳重,因此在教育方式上也应有所不同。其次,小学教育时间长,每一年级的学生思想和意识也不同。因此,不同的年级要根据其学生的心理变化规律,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
家庭和学校是学生生活的两个中心,在德育方面,两者存在不平衡。比如,有的家庭家教严格或是父母素质水平高,从小就注重孩子的文明礼貌,这种家庭的孩子到了学校,已经养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因此,学校不需要做太多的工作;另一种家庭则不注重孩子平时的行为习惯,特别是家长在家中对孩子比较宠溺,不在乎平时的待人接物,这种孩子即使到了学校接受了学校的道德教育,回家后有的家长不在乎甚至抵触这种行为礼仪的教育,因此,学校的培养可能会没有效果。
礼仪文化教育重在坚持。在学校要求行为规范的最初一段时间,学生做得会比较好,但是长时间下来,学生就会懈怠,特别是这种情绪还可能会传播开来。学校需要定期进行礼仪文化教育,并且对于不同年级,需要有不同的要求。例如,一年级刚入学的学生,他们进入到新的环境会有一定的适应时间,因为不是少先队员,所以,平时要行鞠躬礼;二年级的学生大部分都加入了少先队,必须行队礼;四五年级的学生因为完全适应了学校的生活,有一定的独立性,而且在思想上也发生了变化,因此,需要对其思想观念进行一定的引导。
2.我国小学生礼仪文化教育现状
我国进入新世纪后,不断地强调公民的道德教育,但是这些年的效果并不好。在一项课程调查中,思想品德课被很多学生选为最不喜欢的课程。究其原因,与我国的礼仪文化教育方式有一定的关系。首先,在教育的内容上,道德规范与学生的心理特点有一定不符,很多都是讲教育内容写成条条框框,本是应该贴近人性魅力的道德课成了枯燥无味的说教。其次,礼仪文化教育应该是贴近生活、体验生活的,而我国的教育方式则是在教室中听教师讲课。最后,道德教育课的结果也是用试卷来测试的,这也增加了学生的反感。
二、与韩国礼仪文化教育的对比
韩国的礼仪起源于儒学。儒文化自古就对韩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韩国国民至今保持着良好的礼仪风尚。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国家的文化思想也影响着韩国。韩国在尊重自己的礼仪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了西方的文化思想。
与中国刻板的礼仪文化教育不同,韩国不仅是注重学生平时的行为举止,更注重学生的人格养成。在小学一二年级,学校开设“正直生活课”,课程范围很广,主要是讲述和生活有关的各方面礼节和道德规范,包括家庭、学校、民族等各方面内容。三年级以上,开始培养学生的道德理念。除了学校,韩国的家庭和社会也有很浓厚的礼仪氛围。笔者认为,韩国政府对传统节日的重视影响着韩国的社会。传统节日帮助韩国人民记住了自古流传下来的礼仪文化,受到传统礼仪和习俗的熏陶。
韩国的礼仪文化教育在教学内容上与我国相近,但是教育方式上有很大的不同。例如,社会服务辅助课程教学、传统节日使学生受到熏陶等,真正做到了将上课的内容回归于生活。环境对于孩子的成长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中国的礼仪文化源远流长,是在我国古人生活中积淀下来,逐步形成的。目前我国礼仪文化教育还需要继续努力。改善教学方式,与生活相融合;提高社会文明,为学生提供良好的礼仪环境。这些不仅需要政府积极倡导,还需要学校和家长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李涛.中小学礼仪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0(20).
[2]吴芳文.创设校园礼仪环境 营造德育精神氛围[J].学生之友:小学版,20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