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刑事诉讼，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建议以“被告人认罪”的案情标准取代“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案情标准

刑事诉讼法第174条规定，人民法院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必须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案件。这一规定存在下列问题：

首先，该规定不符合法院受理案件只作形式审查不作实质审查的规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开庭前，对公诉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法院只作形式审查不作实质审查，并不知道案件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也无须知道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更不能知道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否则，就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12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原则。

其次，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在不同的诉讼阶段有不同的标准。“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既有检察机关审查时的提起公诉标准，又有法院判决时的定罪量刑标准。一般认为，提起公诉标准要低于定罪量刑标准。刑事诉讼法第174条的规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究竟是提起公诉标准还是定罪量刑标准，无从判断。若是提起公诉标准，则法院代替公诉机关行使公诉权，有违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若是定罪量刑标准，则如前所述，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

再次，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虽有客观依据，但主要还是一个主观判断的问题，同样的案情、同样的事实、同样的证据，不同的人、不同的机关、不同的时候，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可见，刑事诉讼法第174条规定的适用简易程序的案情标准具有违法性、模糊性、主观性的特点，有可能损害诉讼公正与效率，是实践中检法两家关于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意见分歧的根源之一。后来，检法两家摸索中采取“被告人认罪”标准代替“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标准后，几乎不再为此发生争执。实践证明，“被告人认罪”标准，更具科学性、确定性、客观性，易于掌握，能为检法两家接受，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应将其作为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标准。当然，“被告人认罪”标准也潜在易变的问题，稍后将论述设计相应的制度予以应对。

二、建议以“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下”的刑罚标准取代“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罚标准

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74条的规定，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公诉案件的条件之一，必须是“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据称，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罚的案件，通常是案情简单的案件，设立简易程序，可以使案件繁简分流，提高效率。但是，这一规定及其依据也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刑罚的轻重不能与案件的繁简划等号。刑罚的轻重，是在刑法学或犯罪学意义上对案件中被告人罪责的大小所作的评价；案件的繁简是在诉讼法学、侦查学意义上对案情的分类，两者没有必然联系。本文不否认有时案情简单的案件也是处刑较轻的案件，但是，一个案情简单的案件，如一人一次作案盗窃财物数百万元的案件，可以是处刑很重的案件；一个处刑很轻的案件，如涉及双方多人的群殴、互殴的轻伤案，虽然最高刑为3年有期徒刑，却可能是一个非常复杂难办的案件。故无论在立法层面，还是在司法层面，是否采用简易程序，主要应从诉讼层面予以考虑。

其次，刑罚的轻重一般不应成为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刑罚裁量是在查明事实、弄清案情、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的活动，法庭审理的重点、焦点在于事实，在于证据而不是量刑。笔者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这样的案件：被告人认罪，其辩护律师也作有罪辩护，对于案情、对于证据控辩双方没有意见，庭审实际上是履行法定程序；控方指控什么，辩方就承认什么；法定从宽处罚、酌定从宽处罚的情节，控方早已先于辩方提出，双方在庭上根本不存在交锋，双方根本上没有辩论的欲望。对这样的案件，完全可以采用简易程序，没有理由只因为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就采用普通程序，以至人为降低诉讼效率、增加诉讼成本，从而损害公正。

再次，“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系相当弹性的条件。因为角色的不同，控审双方经常意见不一。一般而言，控方因指控犯罪、证实犯罪的职业习惯，往往预期的刑罚会比实际判处的刑罚重，从而导致该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没有建议适用。即使同一角色，也会因人而异。如笔者曾先后两宗几乎完全相同的未满18周岁的少女杀婴案。前一宗时，笔者认为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刑，适用简易程序。甲法官认为要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遂改为普通程序。后一宗，笔者吸取教训，适用普通程序，结果乙法官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白白浪费了宝贵的诉讼资源。

部分因为上述原因，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方式应运而生，深受欢迎，特别是在经济较发达、犯罪案件较多的地区，更是受到高度重视，功不可没。如笔者所在的检察院，短短的几年间，从年人均办理案件几十宗，升至上百宗，再窜升至二百多宗，近几年每个公诉人员几乎一个工作日就要办理一宗案件，办案人数的增加永远无法跟上案件数量上升的脚步，与我们相对应的法院刑庭八、九个法官的年办案数比我们还多。若不允许采取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方式，难以想象这么多的案件何以办完。不过，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方式实际上是一种不得已的变通方式，实质上与简易程序无异，但在刑事诉讼法里是难以找到根据的。既然实践证明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不损害公正的有效率的方式，不如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将其法定化，规定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下的案件，也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这样一来，绝大多数案件均可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将极大地提高诉讼效率、增加诉讼效益、及时体现司法公正。

三、建议以控辩双方的简易程序一致选择权取代法院的简易程序单方决定权

刑事诉讼法第174条规定，对是否适用简易程序，法院享有决定权，检察院享有建议权或同意权，被告人只有听从控、审安排，说到底是审方即法院的安排。

有人认为，在是否启动简易程序上，公诉机关不建议或者不同意，法院就不能采用简易程序，系导致简易程序适用率偏低的原因之一，因此建议取消检察机关的建议权或者同意权。笔者不否认，如前所述，在现行的制度架构下，有时在是否适用简易程序上，公诉人存在保守的倾向，但板子不该打在公诉人身上，其深层根源乃不科学的刑罚标准、不科学的案情标准。恰恰相反，本文建议加固公诉机关的建议权，将其改造成简易程序的选择权，具体理由下面将论及。

前文已论述到，案件到法院至开庭审理前，法院只对案件作形式审查不作实质审查，也不提审被告人，被告人是否认罪或者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进而该判处何种刑罚，法院无法也无从判断，否则就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12条确定的原则。申言之，法院在开庭前难以判断案件是否符合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也不能让法院去判断是否符合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既然如此，法院对简易程序的决定权，就好比建造在空中的房子，没有根基；规定简易程序的决定权属于法院，其实质就是权力机关逼迫审判机关实施违反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的原则的行为。下文也将论及，实践中还存在为规避超期审判的责任，法院任意将本来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擅自改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故不能赋予法院简易程序决定权。

其实，在开庭审理前，相对于中立的主持庭审的法院方，控方既提审过被告人知道其是否认罪，又往往接触过辩护人了解其辩护意见，再加上职业上要求的客观义务促使其必须注意有罪和无罪、罪重和罪轻的情况，所以控方对案件的情况掌握比较全面，对能否适用简易程序其最有发言权。从被告人方而言，有罪没罪他自己心里最清楚，虽然被限制了人身自由但他的思维与表达能力是自由的，我们的法律应象国外的被告人有权是否选择陪审团一样，赋予其简易程序的选择权。再说，现代诉讼模式中的庭审，非常强调控辩双方的对抗与互动。对抗互动的题中之义，应是控方有提供指证犯罪的证据的权利，辩方也有提供否认犯罪的证据的权利；控方有某种庭审程序的选择权，辩方也应有某种庭审程序的选择权，否则不对等。主审方不应干涉双方的程序选择权，以保持最大限度的中立；控辩双方若一致选择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法庭应予以尊重。最后，赋予辩方简易程序选择权，也是对被告人认罪表现的一种激励措施，有利于克服其时供时翻带来的“被告人认罪”标准易变性的缺点。

四、建议以二元的简易程序审判组织取代一元的简易程序审判组织

刑事诉讼法第174条规定，简易程序一律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即简易程序的审判组织只能采用独任庭审理。根据该规定，若发现不应适用简易的案件，实践中，不但需要改变庭审程序，而且还需要重新组成审判庭，重新告知庭审组成人员，重新确定开庭日期，折腾来折腾去，浪费了许多时间、人力、财力。若规定简易程序既可以一人独任审判，也可以合议庭审理，可较好地解决程序转换中出现的问题。

五、建议以双向性的简易程序转换机制取代单向性的简易程序转换机制

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按照普通程序重新审理。既然不符合简易程序审理的条件，该改则改，不应含糊。但是，笔者办案中经常遇到，许多被告人非常善于运用博弈原理，侦查机关讯问时不认罪，批准逮捕时不认罪，审查时还是不认罪，但在庭审调查中听完公诉人宣读书后，却又非常痛快地承认所指控的罪行。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应允许立即转换为简易程序。所以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既要规定简易程序转换为普通程序的情形，也要规定普通程序转换为简易程序的情形，以真正体现刑事诉讼的效率与公正的要求。

六、建议以较长的30日审结期限取代较短的20日审结期限

刑事诉讼法第178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20日内审结。该规定的出发点非常好，希望真正做到简单案件快速办理，切实提高办案效率，节约诉讼资源。但是，在目前审判人员超负荷工作的情况下，一个非常好的规定却成了一个非常坏的规定。以笔者所在的地方为例，因为案件太多，办案人员太少，案件以简易程序到法院等待排期开庭审判时，就已经超过了20天的审结期限，甚至有时超过30天。为规避超期审判，法院不得不违法商请公诉机关将简易程序改为普通程序，有的甚至不与公诉机关协商而随便找个明显不成理由的理由就改为普通程序审理。对此，相应的公诉机关一般均表示理解而予以配合。哲人云，存在就是合理，故建议修改刑事诉讼法时，不妨将简易程序的审结期限适当拉长至30日。

七、建议以有激励机制的简易程序制度取代无激励机制的简易程序制度

现行简易程序制度，缺乏针对被告人的法定激励机制。虽然在实践中，对认罪的被告人，法院一般会酌情从轻处理，但有如下局限：1、认罪能否得到从宽处理，随意性比较大，有否从轻或者从轻幅度因人而异。2、认罪可能得到从宽处理，目前只是“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在司法实践中的体现，并未形成一项司法制度。3、在法律未明确规定认罪可以得到从宽处理的情况下，从法的经济分析角度而言，因无法预知选择简易程序将比选择普通程序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利益，被告人出于博弈的本能会更多地选择普通程序，以至于增加诉讼成本、降低诉讼效率、减少诉讼效益。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上明确规定，对被告人认罪从而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应酌情从轻处罚，以激励被告人选择适用简易程序，从而最大限度地节约司法资源。

八、建议以配套的简易程序制度取代孤立的简易程序制度

与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相比，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在观念上显然较进步，设计的具体制度也比较先进，如一审庭审的简易程序制度，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简易程序的配套制度、规定的缺位，以至实践中出现诸多矛盾。不可否认，现行的简易程序制度，特别是本文重塑的简易程序制度，为了提高诉讼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公诉权，限制了审判权，影响着辩护权。实践中难以排除控方可能欺骗被告人违心认罪，控辩双方可能合谋欺骗法庭，辩方可能因不了解全案而陷于被动，辩方可能向控方隐瞒真实案情，控辩双方可能因缺少意见交流而丧失选择简易程序的机会等情形。为了保证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平衡，故建议建立、完善下列配套制度：

篇2

关键词：自认；供述；自首

自认作为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而古老的制度，它孕育于辩论主义原则的基础之上。它充分体现了民事诉讼中的意思自治，体现了处分原则和辩论主义原则的要求。其核心是当事人一方做出不利于己、只有利于对方当事人的事实陈述，从而使对方当事人免除对该主张所负的举证责任，达到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益的目的。而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之供述中，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对他控告的犯罪事实，并向司法机关将清他实施犯罪的全部事实和情节，变现为自首、坦白和承认。似乎该项与自认的相似度极高，那是否在刑事诉讼中就真的存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其犯罪事实的情况呢？自认是否也存在于刑事诉讼中，从而适用于刑事诉讼呢？

自认制度

一、自认的含义

民事诉讼中存在一种十分重要的证据制度自认，即当事人一方作出的不利于己、只有利于对方当事人的事实陈述，也属于法定证据形式当事人陈述。当事人陈述依其性质不同，可以分为叙述和承认两种。当事人承认，是指一方当事人对他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和诉讼请求，向法院表示承诺或认可。其中，对案件事实的承认称为自认，它是当事人陈述的一种特殊类型，是民事证据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自认的事实属于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事实。自认可以分为裁判上的自认（诉讼上的自认）和裁判外的自认（诉讼外的自认）。这里所指的“裁判上或诉讼上”并不是一个时间概念，即不是指诉讼或审判开始以后至诉讼结束或审判结束前这一段期间，而是指在法律规定的一定程序之中，即是一个空间概念。没有在法律规定的程序中进行的自认就不是诉讼上或裁判上的自认。由于诉讼外的自认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法中一般没有法律规范加以规定，所以诉讼外的自认没有约束力。理论上多将其视为一种证据资料。

二、自认的法律效果

1.免除举证责任的效力

当事人一方对于对方主张的不利于己的事实自认时，对方可以因此免除对该主张的事实所负的举证责任。原因自然在于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不存在争议。

2.约束当事人的效力

这种约束力表现在当事人做出的自认的不可撤回性。一旦做出便不得撤回。这种约束力来源于禁反言原则或诚实信用原则。即当事人在实施一定诉讼行为之后，如无正当理由不得实施否定或与前一行为相矛盾的诉讼行为，法律有规定的除外。从诉讼理论分析，当事人作出于己不利的自认，法院可视其为真实，而作为裁判依据，这无疑是证据的作用。

3.约束法院的效力

自认的法律效果在于，法院在作出判决时必须受到当事人自认事实的约束，法院在适用法律时，应以当事人自认的事实为基础。这一制度的设计实际上也排除了法院对自认事实的决定权，甚至容忍自认事实的非真实性，而不能再动用职权调查事实的真伪。一方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主张的主要事实的承认，就使该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已经成立，法院当然受该事实的约束。因此，在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中辩论主义是自认制度的基石。

三、自认制度的体制环境

体制环境是具体诉讼制度存在的宏观环境，是具体诉讼制度存在的结构空间，没有相应的制度环境，任何制度都无法正常运行。从体制环境来看，自认应当是当事人主导性诉讼体制，而非职权干预性体制。自认制度的核心是自认对法院有约束力，没有约束力自认就不能作为一项诉讼制度。要使自认制度能够发挥功效，就必须建立约束性辩论原则和真正保障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处分原则，辩论原则的实在化和处分原则的复原就意味着诉讼体制的根本性变化。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一、概念及其意义

因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主要表现为自首、坦白和承认，相对于辩解而言，更接近自认制度，所以我们只对供述展开分析。自首，是指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行为。前者即为一般意义上的自首，而后者则是特别自首，也称为准自首。我们关注的也是一般自首。

一般自首的成立条件：

1.自动投案，指犯罪分子于犯罪之后，被动归案之前，自行投于有关机关或个人，承认自己实施了犯罪，并自愿置于所投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等候交代犯罪事实，并最终接受国家的审理和裁判的行为。

2.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这就要求，第一，投案人所供述的必须是犯罪的事实；第二，犯罪人自动投案之后交待的犯罪事实，指主要犯罪事实，而不是指犯罪的全部实施细节；第三，投案人交待的必须是自己实施或支配他人实施并应由自己承担刑事责任的罪行。

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证明力的特点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可能是真实的，有可能全面直接地反映案件事实情况。因为他们是案件的当事人，对自己是否犯罪，罪行的轻重以及犯罪的具体过程和情节，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因此，他所作的有罪供述，会更直接，更全面地反映出其犯罪的动机、目的、手段、时间、地点、后果等事实情况；他所作的无罪或最轻的辩解，也会提出一些具体的事实根据和申辩理由，使司法人员了解案件的全貌。只要办案人员收集这种证据的方法正确，程序合法，充分而正确地运用好审讯策略，其供述和辩解就有可能是真的。

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虚假的可能性较大，往往真假混杂。其作为刑事诉讼中被追诉的对象，深知案件的处理结果与他有极大的利害关系，所以为逃避法律制裁，往往要隐瞒罪行，避重就轻，或者否认犯罪的事实，甚至编造谎言，进行狡辩。但在少数情况下，他们出于其他的目的和用意，或为了掩盖某种私利，把本来不是犯罪的行为供认为犯罪，或为亲属开拓罪责，冒充犯罪人到司法机关投案自首，或出于义气把别人的犯罪行为包揽在自己身上。

正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具有以上特点，所以在司法实务中既不能对其一概不信，也不能盲目轻信，一定要同其他证据相对照、印证，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由上述对自认制度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自认在诉讼中产生两种效力，即自我约束和限制职权。对于前者，诉讼中的自认有约束当事人的效力。当事人一方对另一方提出的不利于自己的事实予以承认，对方当事人就自认的事实就不再需要举证，做出自认的当事人也不得在诉讼中提出与自认事实相互矛盾的主张，双方当事人也不需要为自认的事实进行质证和辩论，法院可就此直接采信，即使当事人在事后没有相反的证据而予以否认的，也不予认可。诉讼中的自认有约束法院的效力。当事人的自认可以成为法院确认案件事实的依据，所以正常程序中涉及自认事实部分的调查和辩论不再进行，法院不得依职权就该部分再进行质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和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不受当事人自认的约束。

就这一制度存在的法律基础而言，它是诚实信用这一私法领域的“帝王条款”原则的内涵要求。按照传统民事诉讼理论，辩论主义乃是确定法官和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任务分担的基本原理，即作为裁判基础的事实、证据之收集任务由当事人承担，以此为基础，适用法律的任务则由法官承担。这样，事实、证据的收集与法律的适用相区别，当事人与法院各自承担自己的任务。广义的辩论主义还包括处分权主义。民事诉讼主要是为了解决因私权关系而产生的纠纷，与这种私权的性质相适应，大多数国家的民事诉讼均采取当事人处分权主义，即要求法院在诉讼中充分尊重当事人自行收集证据的权利，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充分认可当事人对自己诉讼权利处分的结果，即尊重以私权自治为基础的当事人的自我决定权。这些明显的私法性质，在刑事诉讼的中的存在和适用可能性为零。

诉讼经济主义以及诉讼效率无疑是自认制度的优越性所在。通过当事人发自内心的自认，确认那些本来需要大量证据、辩论才能搞清楚的事实，既节省了当事人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又为法官认定案件的真实情况找到了一条捷径，从而既伸张了正义，又大大节省了诉讼资源，提高了法院的诉讼效率。自认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限制职权的有效方式。当事人的自认，客观上约束了法院依职权对案件的事实的进一步调查取证，对于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权利起到了合理的平衡作用，制约了法院在诉讼中以各种借口否定当事人处分私权的做法，要求法院的裁判受当事人自认事实的拘束，从而使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并有效地防止法官的恣意和擅断，保证诉讼的公正进行。

民法是调整作为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与法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调整公民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而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是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根据其阶级意志，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并应当负刑事责任，给予犯罪人何种刑事处罚的法律。二者最大的区别也就在于调整的对象不同。所以，在我国逐步进行法律体制改革的时候，在逐步引进西方先进法律制度，如辩诉交易的时候，相信更会有自认存在的余地。

参考文献：

[1]樊崇义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2]陈兴良主编：《刑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何家弘、张卫平主编：《简明证据法学》，中国人民法学出版社，2008年版。

[4]张卫平主编，蒲副主编：《民事证据制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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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刑事诉讼价值是刑事诉讼中一个重要的方面，目前，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刑事诉讼价值主要有目的价值即工具价值与过程价值两个方面。本文对目的价值与过程价值的主要理论进行一番梳理，并认为刑事诉讼价值应该是一个多元化的价值，并对刑事诉讼应该包含的具体价值进行阐述。

关键词：目的价值；过程价值；刑事诉讼价值多元化

作者简介：俞聪，男，1987年3月13日，河北石家庄，四川大学，2010级研究生，法学院，法律硕士。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22-0190-01

一、法律价值概述

（一）法律价值的概念

法律价值是社会价值的反映，不同国家的法律往往维护着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念。价值观念生成于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环境和氛围中，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反映出一定历史时期的立法取向，世界各国的刑事诉讼立法无不反映着各自的价值趋向。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一直受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重实体、轻程序的思维模式始终贯穿着立法的进程，加之前苏联法学对我国立法的影响，我们坚持这样的信条：刑法是惩罚犯罪的工具，刑事诉讼法则是为这个惩罚工具服务的，也就是着重从有利于打击犯罪的角度来考虑的。

（二）我国刑事诉讼价值理论主要理论简介

在我国刑事诉讼价值的定位问题上，刑事诉讼法学界主要有两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目的价值目的价值观。应当承认，早期的刑事诉讼价值理论渊源于一般法律价值理论，并力图与法理学界关于法律价值的已有研究成果保持一致。站在法哲学的角度，法的价值一般被认为是法律作为客体对于主体人的意义，是法律作为客体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根据不同学者的归纳，秩序、安全、正义、自由和效益等价值纷纷被以不同的标准加以排列、组合，作为刑事诉讼的价值进入刑事诉讼法学研究领域。

我国刑事诉讼理论中第二种价值观是过程价值观。从理论谱系上看，形式价值观是在反思目的价值观的理论缺陷的基础上产生的，并逐渐成为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界目前的通说。程序不是刑事实体的影子，而是可以使刑事实体美化或丑化的独立的力量。

二、刑事诉讼应该包含的价值

判断刑事诉讼中价值体系及其功能能否发挥，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必须以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为标准，按此标准，刑事诉讼价值的内涵有以下内容：

（一）对抗的价值

首先，对抗在刑事诉讼中的表现为在国家与犯罪嫌疑人之间表现为打击犯罪与逃避打击的对抗。国家机关为了维护良好的治安秩序，实现社会正义，就要对犯罪行为进行有效地追诉。在刑事诉讼中，国家专门机关搜集证据指证犯罪与犯罪分子破坏证据、逃避打击之间存在强烈的对抗性。司法工作人员要充分认识到双方的对抗性，抓住战机，主动地打击犯罪。在国家与被告人的对抗中国家机关常常处于绝对的优势，为了保证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国家机关在对抗中要遵守正当程序原则。

其次，对抗还表现为：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对抗。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自身利益受到犯罪嫌疑人直接侵犯，他们之间存在直接的利益对抗。尽管有国家代表被害人进行刑事诉讼，但是国家主要是从维护整体利益的角度进行刑事诉讼，在刑事诉讼中不可能对被害人的利益完全兼顾。因此，在刑事诉讼中适度允许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对抗，有助于弥补国家机关对被害人诉讼利益保护不足的缺陷。但当事人之间的对抗往往是一种非理性对抗，如果不用诉讼程序来规制，通常会造成二次伤害。

 对抗的价值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对抗可以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利益不仅要靠法律保护，更要靠自己争取和斗争。如果当事人通过诉讼程序的对抗不能为其带来预期的利益，他们对抗的积极性就会随之降低。在刑事诉讼中某一特定阶段，利益总量是一定的，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其次，对抗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打击犯罪和人权保障。尽管在刑事诉讼中，诉讼参与人地位和力量是有差异的，但如果能在刑事诉讼中形成对抗的格局，就会有利于保障自己的权利。

（二）妥协的价值

妥协在刑事诉讼中表现在两方面：首先，表现在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的妥协。对大部分刑事案件诉讼双方只能在程序进行活动，不允许私力救济和私下协商。程序内的救济意味当事人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绝对利益，只能实现法律所认可的相对利益，而法律认可的相对利益就是一种妥协。其次，妥协意味着在法律有规定的情况下双方可以对各自的利益加以处分。再次，妥协表现在国家与犯罪嫌疑人之间。在侦查阶段的妥协是国家对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不予追究；对一些不是必须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分子不予关押；对一些轻微犯罪不移送起诉。

妥协的价值体现以下方面：首先，从法的本意上看，妥协在刑事诉讼中有其自身价值。法是各种利益的平衡器，刑事诉讼法作为整个法律部门中的一个基础法律，在其制定和施行过程，肯定要体现法的平衡功能。其次，理想的诉讼模式是对所有的犯罪分子都能绳之以法，这样可以使犯罪分子不敢轻易地以身试法。基于诉讼资源的有限性，不可能做到对所有犯罪都能有效的打击；同时根据刑事法律谦抑性要求，国家对有些犯罪必须网开一面，因而国家与犯罪分子进行妥协就有其必要性。

（三）公正与效率的价值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所有解决社会纠纷机制中，诉讼的成本是最高的。诉讼不仅对当事人是高成本，对国家也同样如此。刑事诉讼之所以必要，在于当事人之间或当事人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已经不能用其他的方式去解决，非得借助于这种高昂的诉讼途径不足以解决他们的争端。刑事诉讼存在的理由是当事人相信它是公正的，它也应该是公正的。如果一种司法制度不能做到公正，就失去了存在基础，当事人就会通过其他途径寻求矛盾的解决。

在刑事诉讼中，公正与效率作为一种最基本的价值自不待言，关键是在刑事诉讼推进中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公正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就处于一种互相对立，不断抗衡之中。刑事诉讼的要旨在于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处理公正与效率的关系时要坚持适度平衡的原则。适度平衡原则是允许在刑事诉讼中公正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在一定阶段有所侧重，允许一种价值高于另一种价值。理想的诉讼模式应该是鱼和熊掌都能得兼的模式，但在司法实践中鱼和熊掌是很难得兼。

参考文献：

[1]陈瑞华著，《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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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被告人基本情况

    包括被告人姓名,性别,年龄、出生年月日,出生地,身份证号码,民族,文化程度,职业或工作单位及职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的犯罪,应当写明犯罪期间在何单位任何职务),住址。是否受过刑事处罚,拘留、逮捕的年月日,在押被告人的羁押处所。

    (如果是单位犯罪,应写明犯罪单位的名称,所在地址,法定代表人或代表人的姓名、性别、职务。如果还有应当负刑事责任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按上述被告人基本情况内容叙写。)

    二、辩护人基本情况

    包括姓名、单位、通信地址。

    三、案由和案件来源

    如果是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写明姓名、案由、案件来源,如“被告人***盗窃一案,由***公安局侦查终结向本院移送审查起诉。”

    如果是本院侦查终结的案件,写明姓名、案由、案件来源,如“被告人***贪污一案,由本院依法侦查终结。”

    如果是上级人民检察院移交起诉的或者因审判管辖的变更由同级法院移送审查起诉的,写明姓名、案由、案件来源,如“被告人***盗窃一案,由***公安局侦查终结,经***人民检察院交由本院审查起诉”或“被告人***盗窃一案,由***公安局侦查终结,***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人民法院经***人民法院转至本院审查起诉……”

    四、案件事实

    包括犯罪时间、地点、经过、手段、目的、动机、危害后果等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要素,可写为:

    “经依法审查表明,

    概括叙写经检察机关审查认定的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应当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围绕刑法规定的些罪的构成要件,特别是犯罪特征,简明扼要叙写。

    如果被告人犯有数罪或多次实施犯罪的,应当一一列举各项犯罪事实。对于共同犯罪的案件要一一写明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

    上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五、起诉的根据和理由

    包括被告人触犯的刑法条款,犯罪性质,从轻、减轻或者从重、加重处罚的情节,共同犯罪各被告应负的罪责等。

    本院认为,……(概括论述被告人行为的危害程度、行为性质、轻重情节),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条(引用罪状、法定刑条款和从重、从轻处罚的量刑条款),依法应当从重(轻)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条的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惩处(严惩)。 此致

    ______________人民法院

    检察员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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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程序回转，又称刑事诉讼程序倒流，指公安司法机关将案件倒回前一个诉讼阶段并进行相应的诉讼行为。刑事诉讼是由按照一定顺序相互衔接的一系列诉讼行为构成的。在一般情形下，当一个诉讼阶段结束，程序的主导者会根据证据所认定的事实和法律的规定，或者将案件移交到下一个诉讼阶段，或者终结程序。但是由于案件本身的复杂性或者其他原因，在有些情形下，诉讼有可能形成程序回转。现代刑事程序的设置旨在防止由于公共权力的滥用而产生的侵害，将刑事诉讼程序回转作为一种保证案件公正审判、补救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有效方式，是目前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

二、刑事诉讼程序回转中的撤回制度

撤回是检察环节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刑事诉讼回转，是现代公诉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作为一种刑事诉讼过滤机制和诉讼程序补救机制，与公诉机制共同彰显诉讼的程序价值和人权保障功能，维护着检察权威和司法形象。撤回制度是指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定程序将符合法定条件的公诉案件，从人民法院审理阶段回转到审查阶段，并依法进行处理的一项刑事诉讼制度。

三、我国撤回制度的状况及缺陷

一项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只有制定得详尽和完备，才能真正指导司法实践，否则将会导致司法操作上的混乱局面，目前我国由于撤回制度没有立法上的规制，而司法解释又过于粗疏、并导致了上述诸多在司法实践中超越法律规定的情形的出现。

1.撤回的法定事由过少，不能满足刑事诉讼司法实践的实际需要

检察机关主动向人民法院提出撤回公诉，只有在四种情形下人民法院才予以准许，但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些合理的情形并未被立法所规定，如窝藏、包庇罪等是以有关涉案人员构成其他犯罪为前提的，其所依附的原案被人民法院判决无罪，或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建议检察机关撤回的，对该案件也只能撤回。此外司法实践中还存在检察机关明知案件证据不足，但出于各种原因强行的，就应当由法院直接宣告无罪，如果允许检察机关撤回，则是对公正原则的亵渎，是以牺牲被告人的利益来成就检察机关逃避承担责任的目的。因此，为了规范司法实践，法律应对撤回的由作详尽规定。

2.撤诉的时间规定不合理

《规则》和《解释》都规定，在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前，可以要求撤回。检察机关在法院判决宣告之前可撤诉，意味着在合议庭或审判委员会作出无罪判决之后，检察院仍可撤诉。“作出判决”与“宣告判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时间段。在我国的审判实践中，绝大部分案件不是当庭宣判，合议庭评议后作出判决或审判委员会作出决定到法庭宣告判决要经过一定期间，尤其是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涉及罪与非罪的案件，法院极少能当庭宣判，这就给公诉机关行使撤诉权创造了时机和条件。若在这期间允许检察院撤诉，无形中为检察机关规避败诉风险和错案责任提供了方便，这种做法有公诉权干预审判权之嫌。

3.撤诉后如何处理不明确

现行司法解释对检察机关撤回公诉后，具体处理该案件的法律程序没有相应的规定，检察机关在撤回公诉后，是重新、撤案、补充侦查还是决定不以及撤回公诉后处理该案件的时间限制，《解释》与《规则》中均未予以确认。

四、完善撤回制度的路径

（一）明确规定撤诉的理由

在撤诉理由的划定上，应从便宜主义原则出发，确保公诉权的充分行使，体现撤诉的立法价值取向对撤诉理由的规定，应反映客观实际，避免立法、司法解释与实践脱节。基于此，凡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检察机关都可以撤诉：1.具有《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2.不存在犯罪事实或犯罪事实并非被告人所为的。这两种情形不能被《刑事诉讼法》第15条所包含，也是现行司法解释所肯定的。3.因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难以认定被告人有罪的。4.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但是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的。

（二）确定撤诉的时间

撤回应该在一审中合议庭评议之前进行。理由如下：首先，从刑事诉讼原理上看，在合议庭评议之前，审判程序并未最终完成，法官的心证也还没有最后完全形成，不具备作出判决的条件。如果案件进入评议阶段，则法官就应该能够并且有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对被告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作出判决，而不应以检察机关撤诉的方式终止诉讼。否则，不仅不能节约司法资源，而且实际上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其次，将撤回公诉的时间限定在合议庭评议之前，实质上是将公诉权与审判权的冲突限定在相对合理的范围，既避免了撤回公诉效果的弱化，又防止了检察权对审判权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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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易程序是对第一审普通程序的简化,设置简易程序符合当今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立法的趋势,对于及时惩罚犯罪,提高办案效率,都有重要意义。当然,适用简易程序,首先还是要保证刑事案件的审判质量,不能为了简便、省事而将不应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也按简易程序审理。为此,刑事诉讼法对哪些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作出了具体规定:

    1.对依法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这类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

    (1)依法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这类案件被告人的罪行及社会危害性都较轻。人民法院在审理前,要根据人民检察院提供的证据材料,依据有关法律,对被告人的罪行及可能判处的刑罚作出判断。在审理过程中,如果发现被告人罪行较重,需要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法庭应终止简易程序,按普通程序审理。

    (2)必须是案情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

    (3)人民检察院提出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或者是人民法院认为需要适用简易程序并征得人民检察院同意。

    2.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是指刑法中规定的由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控告被告人的案件,包括侮辱、诽谤罪、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罪和虐待罪等。

    3.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这类案件是犯罪行为及其社会危害性都不严重的轻微刑事案件,并且被害人有足够的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不需要人民法院进行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适用简易程序可以在保证办案质量、正确运用法律的基础上,及时、迅速地审结案件,解决纠纷,缓解社会矛盾,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简易程序“简易”在哪些方面?

    简易程序是相对于普通程序而言的,它省略了普通程序的某些诉讼环节,是对普通程序的简化。这种程序的简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的,应当由审判员、陪审员三人以上组成合议庭。由于法律对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作了限定,因而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都是事实清楚,证据比较充分,危害也不严重的轻微刑事案件,不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就可以保证质量地审结,以使人民法院可以集中精力去办理重大复杂的疑难刑事案件。

    2.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这一规定也是由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的特点决定的。对于适用普通程序的公诉案件,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由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一般是事实比较清楚,证据充分,相对来说,社会危害性也较轻的一些刑事案件,对这类案件如果人民检察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认为不派员出庭支持公诉,不会妨碍指控犯罪,证明犯罪,惩罚犯罪的,可以不派员出庭。当然,如果人民检察院认为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也需要派员出庭支持公诉的,也可以派员出庭。对于适用简易程序的自诉人直接起诉到法院的自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当然不需要派员出庭。

    3.简易程序的庭审阶段简化。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刑事案件,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庭审的阶段顺序进行,以保障各方当事人和公诉机关的权利。而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由于其自身特点,庭审可以省略一些环节,以迅速、准确审结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被告人可以就起诉书中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和辩护;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同公诉人互相辩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自诉案件,宣读起诉书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同自诉人及其诉讼人互相辩论,不受普通程序中关于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证据、法庭辩论程序规定的限制。但在判决宣告前应当听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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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刑事司法制度，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刑事司法经历了从司法行政不分到司法独立、从“不告不理”到国家追诉、从诉审合一到诉审分离、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从程序粗糙简单到精细复杂等变迁的历程。可以说，刑事诉讼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历史，也是刑事诉讼活动内在规律普遍化、全球化的历史。1996年3月17日，我国颁布了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使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探讨刑事诉讼发展的世界性趋势，无疑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修改《刑事诉讼法》的重要意义，有利于我们在国际刑事司法标准下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进行客观定位，以及在今后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明确主攻方向。

一、刑事司法国际标准与世界性趋势

在刑事诉讼机制日趋成熟的现代社会，刑事诉讼的国际标准开始确立与推行。联合国及其下属的预防犯罪与罪犯待遇大会、犯罪的防止及控制委员会、刑事司法公正研究会等机构非常关心刑事诉讼标准的国际化和各国刑事诉讼法的改革问题，致力于总结、归纳现代国家刑事诉讼的一般准则，并把这些准则推广到各个国家之中。通过这些组织和参加这些组织活动的各国及各国专家的共同努力，达成一系列关于刑事诉讼的共识，或者以书面文件（如宣言、计划、建议等等）形式规定下来，或者以联合国及联合国下属国际性组织非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形式表现出来，从而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应当遵循的约束性准则。近几十年间，联合国及相关国际组织通过了不少与刑事程序有关的规范性国际法律文件。这些文件总结了各国刑事诉讼已遵守、应遵守的一些原则，进一步将刑事程序的国际化标准加以强化。刑事诉讼的国际标准逐步为世界多数国家采纳并推行于国内法领域。从整体上看，许多国家对刑事诉讼国际标准的确立与采纳有一个发展过程。基本趋势是认同与采纳的国家越来越多，最早以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最积极，后为拉美、亚洲国家逐渐承认并采纳。在国际标准影响下，各国刑事诉讼出现了趋同性，其突出表现在：

（一）推行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的各国对既定刑事诉讼模式不断修改与发展

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是现代国家所普遍采用的两种主要模式。两种模式在诸多方面存在重大差异。当事人主义主要体现三角结构，但也不乏线形结构，职权主义则在形式上具有三角结构的某些基本特征，但实质上仍以线形结构为主。然而，近几十年来，世界不少国家却修改原有刑诉法典，致使两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和转变。

1.推行当事人主义的国家吸收职权主义的成份。表现在侦查中赋予警察一定灵活的自由裁量权，起诉时则奉行检察官起诉原则，如英国1985年的《犯罪起诉法》变传统的社会起诉为检察官起诉；宣判时则不反对法官的有限主动权。仍以英国为例，在实践中，英国法官通常不反对向证人作补充提问或评论证人的回答。如果说立法与制度的变化是有限的，那么理论上的探讨则更多。不少英美国家法学家都认识到当事人之间过分对抗带来的种种问题，因而不少人主张限制当事人主义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甚至改革其内容，英国皇家刑事司法委员会1993年提出的一项报告建议，法官应更多地要求律师传唤有证明作用的证人，必要时可主动传唤证人。而近几十年来流行于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本身也反映了限制当事人主义尤其是主要部分——对抗式庭审的思想。

2.奉行职权主义的国家大量引进与借鉴当事人主义的合理内容。其一，加强侦查中的被告人权利保护和侦查控制。在一些大陆法系国家，被告人（包括嫌疑人）的沉默权得到确认。律师也被准许介入侦查。同时，警察羁押人的条件明显提高且通常要通过法官批准。其二，审判程序大量吸收当事人主义所有的平等、对抗内容。控、辩双方在法庭审判中的地位平等性增强，对抗的权利更加充分，法官比以前更持沉静旁观的态度。例如，德国弱化控方案卷的事前移送制度，使法官在庭前对案件的熟悉程度降低，增大认真听取控、辩庭审主张与活动的机会。此外，意大利、德国、法国，立法上或实践中控辩双方在法官调查证据后都较前更多地行使着亲自调查权，有的国家甚至许可控辩双方对他方证据进行攻击性的质询。其三，一些国家的审判方式甚至基本上转向当事人主义。日本是实行这一转变的最早也是最典型的国家。二战结束后不久，日本即改变了原有的职权式审判制度，而以当事人主义为主创制了新审判制度。瑞典与葡萄牙于1988年，意大利于1989年都进行了重大改革，改奉当事人主义或以当事人主义为主重塑刑事司法制度。

（二）被告人权利保护的扩大和加强

这是二战结束以后世界范围内刑事诉讼制度发展趋势中最为重要且至今仍在持续的一个方面，具体而言，它有以下表现：

1.被告人权利的内容不断扩大。被告人诉讼主体地位的确立是近代西方政治革命的结果。这场革命使被告人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获得了未曾有过的诸多权利。直至今天，这些在二、三百年前确立的诉讼权利依然构成当代被告人权利的基本框架。然而，长期以来被告人权利的行使却受到种种限制，不仅内容有限，许多权利因缺乏细化措施而难以全面、有效地行使，而且行使阶段也过于狭窄。应当说这种情况在近几十年有了很大变化，在切实保护被告人权利，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的思想指导下，被告人的权利已经获得广泛发展。首先，这表现在具体内容上，许多权利过去在实践中都难以为被告人所行使，而现在却因新保障措施的出台而得以有效实施。例如有权获得律师协助这一相当重要的刑诉原则，曾由于贫困的被告人难以支付高昂的诉讼费用而往往不能实现，现在因为各国普遍规定“免费律师服务”制度而得以避免。根据这一制度，当被告人因经济原因无力聘请律师时，应由国家出钱为其聘请律师。再如保释制度，过去被告人只有在提交高额保释金的情况下才可保释，现在有的国家（如美国1966年《联邦保释金改革法》）规定，被告人在一定条件下即使无钱也可根据无担保的保证书或其它毋需金钱的条件而获得保释。其次，这也表现在审理阶段。传统的程序保障措施多实施于审判阶段。诸如被告人的辩护权、与控诉方相对抗的权利都主要行使于审判尤其是法庭审判之中。审前阶段特别是侦查中的被告人权利极其有限，有的国家甚至近于诉讼客体。然而，这一情况近几十年有了重大变化，以美国为例，尽管美国诉讼程序以倡导“正当程序”而著称，但实际上警方追究犯罪的活动直至60年代以前并未受到“正当程序”规则的过多约束。在侦查中限制乃至剥夺被告权利的事例时有发生。对此作出重大的改变是五、六十年代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在著名的“米兰达判决”和其它相关判决中强化了侦查中被告人权利保护的重要规则，即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可以获得律师帮助，并认定如侦查机关不切实保障上述权利的行使，由此而获得的证据视为违法、无效。同样，其他国家也大多在侦查中开始允许律师的介入。如德国和日本二战后的刑诉立法都明确规定允许律师介入侦查阶段，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在有些国家如美国，由于强调充分保护被告人权利并对侦查机关抱有高度的警惕，以致整个侦查程序都开始当事人主义化。

2.被告人权利保护的普遍化。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被告人权利保护主要为欧美国家所重视，二战结束至冷战结束几十年间所发生的诸多事件使这一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具体而言，这一时期刑事诉讼被告人权利保护先后经历了两个普遍化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生于二战结束后。目睹法西斯专制践踏人权现象的各国人民，尤其是亲受其害的欧美各国，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社会群众，都深深意识到权力滥用的危害，感受到保护人权之重要。有鉴于此，不少欧美国家包括德国、日本战后都大幅修改刑事诉讼法典，将人权保护列为刑事诉讼的主要目标。刑事诉讼程序的不少方面均体现了保护被告人权利的精神。普遍化的第二次浪潮发生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时期国际政治舞台上最瞩目的事件当为苏联与东欧集团政治、经济乃至国家实体崩溃与瓦解，随着这种事态的出现，这些国家的文化观念、政治制度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的一个方面即是刑事司法制度，由于旧体制过于强调打击犯罪，似乎是一种逆反，新创体制非常注重防止滥用与保护被告权利，被告因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泛权利，如阿尔巴尼亚、捷克和罗马尼亚等国均在最近几年内倡导注重被告人权利的抗辩式诉讼。

（三）被害人程序保护的提出和加强

近现代刑事诉讼结构设计的一个指导思想是把犯罪追究与惩罚功能收归国家，认定被害人利益能为国家所代表与保护。由此出发，在近现代刑事司法程序中，被害人相当长一段时间都不是诉讼主体，而通常被视作广义上的诉讼参与人（有的国家也承认但范围狭窄），其主要作用与一般证人类似。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及诉讼权利相当有限。

本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80年代后这种情况有了较大变化，变化的背景与被告人权利保护加强的理由相通。这就是说，被害人与被告人一样是国家应予尊重和保护的对象。作为公民，被害人与被告人、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同样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一种完全独立的重要权利，其它任何主体都不能完全代表。基于此，不少国家的刑事诉讼作了变动。例如1982年美国制订了联邦被害人和证人保护法。联邦德国1986年通过了被害人保护法。

综观各国的程序立法，保护主要体现在：其一，加强对被害人的人身保护。如美国联邦被害人和证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如果被害人会受到威胁或将发生针对他们的报复行为，应对其加以保护，必要时可羁押施加威胁者。”[1]其二，被害人在一定情况下，可作为刑事原告人出庭，享有原告的诉讼权利与义务。在一些国家，特别是过去实行公诉垄断或公诉为主的国家，被害人在一定条件下开始行使追诉权；如德国被害人保护法规定：在刑事审判中，国家法律保护的个人权益受到犯罪侵犯者均可作为共同原告出庭，包括、绑架或谋杀等案件的被害人（但涉及被害人亲属隐私的问题，若被害人作为证人，在一些国家是受到严格限制的）。[2]其三，扩大了未起诉的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即使未规定被害人起诉权的国家，也强调被害人不同于一般证人的重要性。例如美国被害人与证人保护法就规定，检察官提交联邦法院的调查结果报告中必须包括一份所谓“被害人被害状态的陈述”，用被害人的观点来描述犯罪及其结果。这使法官有可能倾听并采纳被害人关于定罪量刑的意见。此外，有的国家如德国规定未起诉之被害人有权知悉法庭审判的结果与内容，并可聘请律师协助。其四，扩大了被害人从罪犯处获得赔偿的可能性。

显然，被害人权利的独立性、重要性在今天的确认，已经对传统的以被告人和国家相对立为研究中心的诉讼理论构成一定挑战，也使据此构建的诉讼模式受到冲击。所以一种强调被害人利益、被告人利益、国家与社会利益相协调与共存的新诉讼理念正为人们所逐渐接受。

（四）日益追求诉讼效率

统计资料显示：无论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还是发展中国家，犯罪率呈不断上升趋势，从而给刑事司法系统造成极大压力。作为解决这种压力的自然反应，增加司法资源和提高诉讼效率就成为最重要的选择之一。由于在既定条件下，司法资源的投入是有限的，那么提高诉讼效率，以最少的司法资源（人力、财力、物力）取得最大的案件处理量就至关重要。由此，各国的刑事诉讼程序即作了相应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广泛采取简易程序或其它速决程序。在英美法系国家，最独特也是最主要的提高诉讼效率的方式是适用“辩诉交易”。这一方式的基本内容是通过被告方与控诉方之间的协商，以被告人有限认罪，放弃辩解以取得指控减少或刑罚的减轻。通过这种方式，以当事人主义为核心的法庭审判即被省略，而这种庭审通常是冗长、繁琐的，这就无疑大大减少了各方的讼累，使本来要耗费的大量人力物力得以避免，从而提高了刑事司法系统的案件处理能力。对此，统计资料显示，高达90%的重罪案件以辩诉交易方式了结。

大陆法系国家对效率的追求更为强烈。侦查阶段，通过赋予司法官较大的灵活处理权，减少其制约关卡，以尽快抓获罪犯，快速终结侦查。审判阶段，不仅依赖于法律制度本身，而且通过法官职权的充分发挥和对当事人双方的抑制来控制审判进程，通过规定各种简易审判程序包括各种速决程序进一步简化程序，使法官的司法投入得到减少。例如，法国、德国等均采用处刑命令程序，对轻微刑事案件在控、辩双方同意的情况下，短时间内以非正规程序予以处理。

当然，这里要指出，对效率的追求是有一定条件限制的，在英美法系国家，这主要是指诉讼公正性，在大陆法系国家则还意味着不能有损客观真实原则，不能放纵罪犯。从目标来看，效率的追求在有些国家特别是美国已受到怀疑与批评，美国全国咨询委员会提议废除辩诉交易，其理由在于：这样有冤枉无辜的风险，使法院行政复杂性，同时还对社会寻求保护的需要构成危险。这表明对效率的追求并非漫无边际。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至少一些国家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对效率的追求会维持现状而不会有大的扩展，而有的国家，由于过去缺乏简易程序的规定，则立法上或司法实务中都有可能依效率观作适当改革。

二、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进步与不足

修改后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很多方面已接近或基本符合刑事司法国际标准，顺应了刑事诉讼发展的世界趋势。如：诉讼结构中引进了当事人主义的某些技术规则，开始要求当事人举证，注意发挥当事人在庭审中的积极作用；犯罪嫌疑人可以在被传讯或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得到律师的法律帮助；被害人在诉讼中的权利得到加强，享有当事人的诉讼地位；简易审判程序开始确立；等等。但是，也应当看到，由于受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国家制度、文化传统、司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某些方面与国际刑事司法标准差距尚存，甚至，我国已经承诺的某些国际标准，在刑事诉讼法中也未能体现。因此，可以说，从刑事诉讼世界发展趋势的角度考察，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既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也有不足和局限。其突出表现有：

（一）在诉讼结构上，侦查模式与审判模式存在机制冲突

在刑事诉讼的世界性发展趋势中，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模式的接近，大都是一种协调性接近。即：对侦控方式进行当事人主义改造的同时，也在审判方式中吸收当事人主义内容，使之前后一致，避免冲突。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增进了庭审方式的对抗色彩，以当事人主义为基本走向。然而，侦查方式有两种基本类型：一是职权式，即：将侦查视为国家机关的调查权限，为防止妨碍侦查而限制辩护方的权利；二是弹劾式，即：为实现审判中的对抗，在侦查阶段，即以被告和辩护方为主体，与国家的犯罪调查同时展开辩护性调查并相互监督和制约，双方发生的分歧和纠纷由法院裁决，强制性侦查措施均须申请法院批准采取。我国的侦查方式是比较典型的职权式，侦查权力强大，手段宽泛；采取搜查、扣押、邮检、拘留等措施不需司法令状。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出现了职权式侦查与当事人主义特征的对抗制庭审之间的矛盾，使我国诉讼结构内部存在机制冲突。这种状况，难以使侦查方式与庭审方式产生相辅相成的效果。

（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措施尚有欠缺

修改后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尽管在加强被告人权利保障方面有重大进步，但是，用刑事司法国际标准衡量，仍存差距。其一，作为刑事司法最低公正标准之一的“不被迫自证其罪”这一特权规则没有确立，犯罪嫌疑人仍有向侦查人员“如实陈述”的义务，没有赋予其沉默权，不享有不供述的自由。我国刑事司法中传统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意味着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承担实质性证明责任。其二，犯罪嫌疑人尽管从侦查阶段起即可得到律师帮助，但限制颇多。一方面，在侦查阶段，律师会见嫌疑人以及法律帮助行为受侦查机关的监督，侦查人员讯问嫌疑人时，律师不得在场，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证据展示制度，辩护律师在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的作用受到局限，律师所能查阅的案卷材料甚少，调查取证权利难以行使。其三，侦查、起诉期限的延长制度，缺乏具体、有效的制约机制以及配套的保证制度，将使某些案件的审理时日过慢、过长，这与嫌疑人有权“迅速接受审判和裁决”的国际标准不一。

（三）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监督职能可能导致控辩力量不均衡

根据刑事司法国际法律文件《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规定，检察官与被告人在诉讼中应为平等的诉讼主体，享有平等的权利，与法官之间存在严格的审判距离，不能对法官施加任何与众不同的影响。修改后的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突出了法官在审判中的中立形象，强调检察官的调查取证和举证证明责任。但是，检察官在法庭上的法律监督者身份，在具有督促司法公正实现效果的同时，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即：一方面造成在法庭上控、辩双方事实上的地位不平等，辩护方的行为同样不能摆脱检察官的监督权力作用范围；国际公约中的所谓“平等武装”原则尚难实现。另一方面，审判主体的中立形象受到冲击，考虑到监督与被监督关系，法官在情感上更多地存在维护控方即检察官的主张和观点的可能。

（四）证据规则不健全

现代刑事诉讼，不论哪种形式，都重视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要求当庭对证言和其他证据进行质证。控辩制诉讼以庭审为举证场景，实行双方的诉讼对抗，这就要求贯彻相应的证据规则，包括“排除传闻证据规则”，即庭前取得的言词证据一般应当排除，要求证人出庭，避免“书证中心主义”。否则，检察官念一份控诉性书面证言、律师读一份辩护性书面证言，孰真孰假，无法质辩。修改后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在此问题上缺乏明确、具体规定，其后果将是控辩制庭审方式走过场。再者，法律对侦控机关运用刑讯等非法手段收集获取的证据，没有作出排除性规定，回避非法取证的效力，司法实践中将难以杜绝刑讯逼供等非法行为，这也与《禁止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公约》的国际法律文件相悖。

（五）简易、速决程序不规范，司法效率尚须提高

保护人权和打击犯罪是刑事诉讼的双重使命。在现代社会的刑事诉讼中，一方面强调正当程序的遵守，扩大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另一方面，为了提高司法效率，创制了发达的速决、简易程序。实质上，真正的控辩式诉讼是十分不经济的诉讼，如果刑事案件都采用这种诉讼方式，国家的刑事司法能力根本无法承受。如美国，对抗制审判仅适用于少数案件，绝大部分案件都以辩诉交易等方式不经正式庭审快速解决。修改后的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有“简易程序”，但条文粗糙，限制颇严，绝大多数案件将无法通过简易程序处理。

〔作者单位：四川联合大学西南政法大学〕

注释：

[1]（德）汉斯·约阿希姆·施泰德《国际范围内的被告人》第421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篇8

关键词有罪推定刑事诉讼证据裁判规则

作者简介：付春杨，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在法律调整社会关系时，由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所决定，不免会产生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的困难，产生疑案。这些疑案一部分是事实认定（罪之有无）问题，一部分是法律适用（罪之轻重）问题。我们今天所说的疑罪通常是指前者，本文的讨论也以前者为主。

一、疑罪的产生与有罪推定

疑罪是刑事诉讼活动中在事实认定方面所遇到的问题，诉讼活动是对犯罪案件的历史性回溯，这种回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只可能得到相对实现。刑事证明的相对性是疑罪产生的根本原因。但是在古代

无论是以被追诉人不服指控，还是证据不足作为疑罪认定标准都有一定合理之处，但是有时疑罪条件的无限放宽却会带来荒谬的结果。例如清人方苞所描述的故事，“凡杀人，狱词无谋、故者，经秋审入矜疑，即免死。吏因以巧法。有郭四者，凡四杀人，复以矜疑减等，随遇赦，将出，日与其徒置酒酣歌达曙。或叩以往事，一一详述之。意气扬扬，若自矜诩。”豘凡非谋杀、故杀的杀人案件都做矜疑处理，实际上已偏离设置疑罪制度的初衷，而纯粹是借疑罪的名义普遍减轻刑罚。

三、疑罪的审理程序与司法集权

案件被认定为疑罪之后，其处理从司法实践看，可能有两种途径，其一为普通程序，由各级司法官员按照正常的案件审理程序处理，依权限对案件进行改判或转审；其二是特殊程序，按照法律规定的疑罪程序进行处理。本文主要考察疑罪的特殊审理程序。

《礼记·王制》关于殷代狱讼审判的记载中曾经提到“疑狱，泛与众共之”意思是说，如果案情疑似，难以处断，就广泛征求公众的意见，众疑则宽大处理。定罪之后，则还需要逐级上报，最后由王定夺，到周代则发展为“三刺”制度，即“讯群臣、讯群吏、讯万民”。应该说，殷周制度已经奠定了后世疑罪审理的基本框架。即逐级上报、合议、圣裁。这样的疑罪审理程序是司法集权的体现。

《汉书·刑法志》中记载：“高皇帝七年，制诏御史：‘……自今以来，县道官狱疑者，各谳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之。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汉高祖确立的疑狱奏谳制度中，疑狱难决逐级上报上级司法机关处理，并最终由皇帝决断。

唐宋的三法司取代了廷尉，同时大臣集议也成为皇帝最后裁断之前的必经程序。唐代规定“天下疑狱谳大理寺不能决，尚书省众议之，录可为法者送秘书省。”豙宋代在路置提点刑狱司，“凡管内州府十日一报囚帐，有疑狱未决即驰传往视之。”豛“天下疑狱，谳有不能决，则下两制与大臣若台谏杂议，视其事之大小，无常法，而有司建请论驳者，亦时有焉。”豜当然无论大臣们作出何种结论，决断权依然是在皇帝那儿。譬如宋代疑案“阿云案”豝，官员们争论非常激烈，宋神宗却并不理会几派的不同意见，只是轻描淡写地下诏“以赎论”。

明清时期，疑罪制度主要为会审制度所吸收。明初有会官审录，由三法司、五军都督府、九卿、科道、锦衣卫等衙门，霜降后请旨在承天门外审录刑部狱在押的囚犯。天顺三年起确定朝审之制。对于京师以外囚犯，明会典载：“凡在外五年审录。…死罪可矜、可疑及事无证佐可结正者，具奏处置，徒流以下减等发落。”豞清代的朝审、秋审早期也有疑狱之制，“初制分情实、缓决、矜、疑，然疑狱不经见。”豟此后即改为情实、缓决、可矜、留养存祀。而可矜的情况，包括斗殴情轻（仅止回推无还殴）、戏杀误杀（失手跌撞而死）、救亲致死人命等豠，只取决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与情节，与是否可疑无关。

从上述关于疑罪审理程序的梳理，可以看出在疑罪审理中，上报是疑罪程序的启动环节，合议是疑罪程序的评价环节，而圣裁则是疑罪程序的决定环节。疑罪程序的最终决断权属于君主，体现了司法权附属于君权的特质。

四、疑罪处置与慎刑价值

关于疑罪的处置，《尚书·大禹谟》有“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说，大体上古代对于疑罪有从无或从轻两种处置方法。苏轼说这是“疑则举而归之于仁”豣。疑罪的处置是古代司法慎刑价值取向的重要体现。

在司法实践对于疑罪从无与从轻的案例都存在。

《晋书·王湛传》中记载：“晋王坦之袭封蓝田县侯。时卒士韩怅逃亡归首，云：‘失牛故叛。’有司核怅偷牛，考掠服罪。坦之以为怅束身自归，而法外加罪，懈怠失牛，事或可恕，加之木石，理有自诬。宜附罪疑从轻之例，遂以见原。”士兵韩怅偷牛并没有真凭实据，而仅靠有司一面之词以及对当事人刑讯逼供便得出结论。此案本身应属疑罪范畴，而县侯王坦之的做法就体现了疑罪从无的处理原则。

《棘听草》记载“守巡道一件为人命事”豤，妇人马氏之夫阎国贺被贼擒杀，是夜马氏因为与丈夫口角，借住在其夫仇人应和尚家，司法官以有证人在现场听到应和尚的声音断定应和尚是杀人凶手，但对于马氏，尽管认为“据理原情，必属奸夫、奸妇之同谋”，然“质证无人，口供无据”，不得不归于疑案，予以免究。

清代对蒙古人犯罪，“凡不招承应死重罪，又无证据，既为疑狱，令设誓言完结。”豥这是对蒙古人的优待，但也是有保留的疑罪从无。

与疑罪从无有关联的是疑罪从赦，就是对于疑罪不问情由，一概赦免。如唐贞元八年八月诏“系囚疑狱诉久不决者，委所在长吏即与昭雪，务从宽简。”豦元泰定帝曾下令“疑狱系三岁不决者咸释之”豧但是这些诏令属于大赦性质，它是对被追诉人是否有罪不加认定，而不是认定其无罪，因此并不意味着疑罪从无更非无罪推定。

传统司法中也有疑罪从轻的处断。不过疑罪从轻大多针对死罪。如汉武帝时为开发河右四郡，“议诸疑罪而讁徙之”。豨魏时“疑罪奏谳，多减死徙边，岁以千计，都下决大辟岁不过五六人。”豩

《盟水斋存牍》“强盗麦达信等斩改戍并议释”豬一案中，麦达信被指控抢劫杀人，但其坚称“新兵在哨，不与其劫”。最后麦因为“获无赃据，而里排具有甘结，终始苦辩”，按照“矜疑改戍”发惠州充军终身。而司法官员的评论是“矜疑改遣，允当厥辜”。

《守禾日记》载“一件失盗事”豭，吴小弟被控抢劫，赃物只有一炉、一紬、一牌，但均非失主之物，同案许云生被控窝买盗赃，查无实据，司法官拟枷责发落。大体上总是查无实据，事出有因的考量吧。

疑罪从轻有可能使无罪的人遭受刑罚，因此在今天常为人诟病。在古代，也有不少质疑的声音。宋人陈大猷在《书集传或问》中就明确指出，“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不简谓罪不当……非谓疑其无罪而姑罚之也。若夫疑狱则疑而不可知者也，若为盗而无赃证，杀人而无明验是为疑狱。疑则不可知其人为有罪矣，不可知其为有罪，虽轻罚犹不加，况加以重罚乎？”这是从逻辑上推论对事实疑罪加以处罚的不合理及不可能，认为罪疑从轻只应针对法律适用的疑罪。

陈氏的观点从现代司法理论的角度来考量，当然很有、道理，但是在古代司法实践中，排除疑罪从轻却常常导致“罪疑从挂”。例如明代一个案件，有人把自己的女儿藏了起来，却诬陷女婿杀人，女婿被诬承认杀人，由于找不到尸体，结果“已更数司阅数岁”，仍未能查清事实。直到后来刑部广东司主事毛宗吉找到了“失踪”的女子，女婿才告无罪释放。豮至于由于案情不明，在漫长的审理过程中，老死、病死、被折磨死于监禁之中的囚犯历史上则更不知有多少。

传统司法中疑罪的从无与从轻，表面看有本质的不同，疑罪从无与现代司法无罪推定有内在一致性，疑罪从轻却可能陷无罪之人于有罪。然而事实上古代的疑罪从无固然不能等于今天的无罪推定，古代的疑罪从轻却也不完全是现代意义上有罪推定的产物。“圣人宁不明也而不忍不仁”，豯无论从无还是从轻，在古代的司法官员来看，并无本质的区别，二者都是传统司法慎刑价值的体现。

五、结论

尽管古今疑罪都是法律真实相对性的产物，但是古代的疑罪和现代的疑罪其实是大异其趣的。现代的疑罪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之间的平衡，古代的疑罪则处处体现传统刑事司法维护统治的需要。疑罪认定标准的调整，疑罪审理程序的规定，疑罪处置的从赦与从轻都以当时统治需要为转移。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法律中的事实真实是一种有限的真实，追求真实并非法律唯一的价值取向，真实的价值追求应与其他价值追求相协调。

篇9

刑事诉讼是国家专门机关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追诉犯罪，解决被追诉人刑事责任的活动。

刑事诉讼法是国家颁布的规定刑事诉讼相关程序的法律。刑事诉讼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刑事诉讼法仅指法典，1979年《刑事诉讼法》。广义的刑事诉讼法指一切有关刑事诉讼的法律规范。我国的刑事诉讼法通常是广义上的理解。

（来源：文章屋网 ）

篇10

刑事诉讼法当事人包括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二项规定，“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

（来源：文章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