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小说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伦理小说，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

在家庭关系中，父母与儿女之间的关系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罗素指出：“家庭的基础建立在这一事实之上，即父母对他们的孩子有一种特殊的爱，这种爱与他们相互间的关系不同，也与他们对别人家的孩子的爱不同。”天下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女有所作为，都关心儿女的成长。《林地居民》中麦尔布礼很爱自己的女儿，每当与人们谈起女儿格蕾丝，他就流露出骄傲的神态和深沉的情感；当女儿没有来信时，他非常担心，常常一个人半夜跑出来盯着女儿过去的脚印发呆；当女儿回家以后，他陪女儿散步，与女儿谈心，体现了一个父亲的慈祥和爱。麦尔布礼对女儿的爱，也体现在他对女儿不幸婚姻的关心之中。菲茨比尔斯与格蕾丝结婚后不久，结识了查曼德夫人，背叛了格蕾丝而与查曼德夫人纠缠在一起。作为父亲，麦尔布礼非常生气，他改变了过去那种对菲茨比尔斯推心置腹、坦白诚恳的态度，决定“要不惜一切与他女婿那种粗鄙下流、肆无忌惮的放荡行为作斗争”。菲茨比尔斯因酒醉而在他面前大肆侮辱格蕾丝时，他狠狠地揍了菲茨比尔斯一顿，发泄心中怒火。后来，菲茨比尔斯与查曼德夫人私奔，“麦尔布礼陷入耻辱的深渊，他甚至比格蕾丝还要感觉丢脸”。他放下平时的绅士架子，去找一个虽然潦倒却又自命不凡的律师比奥库克，在得知女儿有可能从痛苦的婚约中解脱出来时，又马不停蹄地找维恩特波恩商量，希望维恩特波恩捐弃前嫌，帮助他和女儿。尽管格蕾丝因为担心菲茨比尔斯来纠缠而精神极度恐惧，但父亲无私的关心让她感受到父亲的慈祥和家的温暖，逐渐从惊恐状态中解脱出来。

“在一个既定的道德体系中，作为义务的准则，常常是道德主体在社会的道德生活中所摆脱不掉的。因而道德主体要成为有道德的人，就必须履行这些道德义务，不履行这些道德义务，就称不上有道德的人甚至还可能是缺德的人。也就是说，道德主体在面对这些义务时，几乎不能选择是否履行这些义务，而是必须接受这些义务。”教育子女、关心子女的成长正是父母应尽的义务，但在《德伯家的苔丝》中，苔丝的父母没有尽到这种义务。苔丝的父亲约翰・德北“本是当地人所说的那种松松懈懈的懒骨头；他有时干起活儿来，倒也有些力气，不过需要干的时候和高兴出力的时候，能否两下凑巧相合，却是非常靠不住的。他又不像那些长年出力的人，有按时经常劳动的习惯，所以即便二者凑巧相合，他也不见得能坚持下去”。苔丝的母亲昭安・德北过去是挤奶工，后来做洗衣工，她虽然朴实，但头脑简单。他们都是糊涂之人，生下苔丝及众多儿女，却从来没有考虑他们的未来。正是由于他们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才要苔丝去认“本家”，并因此而毁了苔丝的一生。《无名的裘德》中，小时光老人从澳洲来到裘德那里后，裘德对淑说：“咱们得教导他、培养他，让他长大了上大学。”淑也说：“天上所有的星星能够提供给咱们琢磨的东西，都没有他那颗如饥如渴的小小心灵供给得多。”因此，她想“好好地待这孩子，想要好好地做他的母亲”。孩子的到来，不仅没有损伤裘德与淑的感情，反而“使他们的生活里生出一种使人道德提高、毫不掺杂自私的亲子之爱”。从上述小说叙事中，哈代强调父母应该关心儿女的思想和情感，关心儿女的成长。

二

在维多利亚社会转型期，由于时代和环境条件的急剧变化而导致的家庭代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普遍存在。《林地居民》中，麦尔布礼对格蕾丝的教育和爱充满了功利色彩，也导致彼此的矛盾冲突。他送女儿出去学习，是希望女儿将来过一种上等人的生活；他为了能攀上贵族，要求女儿去拜访查曼德夫人；后来，他更是解除了女儿与青梅竹马的维恩特波恩的婚约，让格蕾丝与贵族出身的菲茨比尔斯交往，认为女儿一旦嫁给了菲茨比尔斯，那就会“过上一种高贵的、值得细细体味的生活”。事实上，格蕾丝在与菲茨比尔斯交往的过程中，感到“与其说他是和她平等的人，是她的保护者和亲爱的朋友，倒不如说他是她的统治者”。特别是发现菲茨比尔斯与当地一个女子苏柯・丹逊有不同寻常的关系后，更是不愿意与菲茨比尔斯交往，但麦尔布礼不答应。正是由于他的功利，才一手导演了女儿的不幸。哈代在这里否定了麦尔布礼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尊重女儿的选择的行为。

家庭代际之间有不同的生活态度、价值取向，彼此之间难免有隔膜甚至矛盾。《还乡》中姚伯太太与儿子克林感情很深，由于克林放弃巴黎的美好前程而回到家乡兴办教育，令姚伯太太难以接受。姚伯太太希望克林有所作为，觉得在巴黎更有发展前途，但儿子认定要回荒原兴办教育，无奈之下，姚伯太太只能同意。但她并不理解儿子的真实想法，克林是想献身教育，改变人们落后的观念，并不想把兴办教育作为晋升的阶梯，但姚伯太太觉得“做教员也许做得好，也许在那方面成了名”。克林与游苔莎的交往，姚伯太太也很反对。在她看来，游苔莎太懒，也不本分，被人们视为女巫，绝不是好女孩子。但在克林的眼中，游苔莎受过很好的教育，对他办学校很有帮助。围绕着游苔莎，母子之间出现尖锐的冲突。特别是姚伯太太听说克林准备和游苔莎结婚的事情后，母子更是大吵一场。姚伯太太认定游苔莎不过是贪图克林带她去巴黎，不可能做一个好太太。而克林坚持认为游苔莎是一个好女孩子，并负气离开了母亲。可见，他们的认识是不一致的，也说明他们母子之间是有隔膜的。

代际冲突也可能由于彼此的隔膜与误解。《卡斯特桥市长》中，亨察德对女儿十分疼爱，但在伊丽莎白・简这方面来说，她心目中的父亲牛森已经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而眼前这个位高权重、财大气粗的市长只是自己的一个远房亲戚，因此对他也就自然没有父亲的情感。在母亲苏珊与亨察德复婚后，她在恬静、安适、富裕的生活中，然而，她与父亲的交流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他们之间还没有心灵的沟通。如果女儿打扮得稍微艳丽，也会遭到父亲眼光的指责；特别是当女儿参加法夫瑞举办的晚会、与法夫瑞欢快地跳舞后，父亲没有给她所希望得到的赞许，以至于“伊丽莎白・简从亨察德的态度揣摩，她接受邀请跳舞，是出了什么差错”。其实，父亲不理她不是不爱她，而是因为与法夫瑞有矛盾，不希望女儿与他交往，但女儿并不清楚父亲的用意。这件事，非常典型地说明他们父女之间的隔膜。

哈代在小说中强调，在血缘纽带维系的家庭关系中，家庭成员之间毕竟血浓于水，血缘亲情的凝聚力依然强大，无论是父辈还是子女，只要多一些宽容、多一丝温情，代际冲突就能解决。克林与游苔莎结婚后，姚伯太太让克锐给克林送去50基尼表示祝贺，说明他们母子之间并没有什么解不开的结。后来更是亲自去看望克林和游苔莎，想借机缓和彼此的关系，这体现了一个母亲的胸怀。克林也希望与母亲和好，他对游苔莎说：“要是我母亲再能跟你、跟我都和好了，那我就十分快乐了。”当姚伯太太被毒蛇咬伤躺在地上呼吸极度微弱时，克林早已忘记了彼此的裂痕，“在他心里，现在的时光，和他还没跟母亲生分以前的爱的时光，弥合为一了”。姚伯太太虽然不治身亡，但她那母性的慈爱，让克林终身不忘。《卡斯特桥市长》中随着亨察德的破产，父女关系出现了变化。伊丽莎白在别人都不相信她父亲的时候仍然相信父亲，“她想得到允许，能原谅他以前对她态度粗暴，并想在他处境困难时帮助他”。也正是在她的温情的滋润下，破产后极度失落、消沉的父亲很快就振作起来了。

我们知道，“道德首先是现实道德生活的反映，道德规范首先是现实道德关系的概括”。哈代在小说叙事中强调了家庭代际伦理的重要性，指出作为父母，应该关心儿女的思想和情感，关心儿女的成长；如果父母不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只会害了自己的儿女。家庭代际之间难免出现矛盾冲突，但只要正确处理家庭问题，共同培养代际伦理，就能化解矛盾走向和谐。

参考文献：

1.罗素著，杨玉成等编译：《罗素论幸福人生》，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

2.哈代著，邹海仑译：《林地居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罗国杰主编：《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哈代著，张若谷译：《德伯家的苔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5.哈代著，张若谷译：《无名的裘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6.哈代著，张若谷译：《还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7.哈代著，张玲等译：《卡斯特桥市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篇2

关键词 网络小说 大学生 性伦理

中图分类号：G479 文献标识码：A

Internet Novel with College Students' Sexual Ethics Construction

SHEN Ao， WANG Ping

（School of Disseminate Scientific and Arts，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Sichuan 610059）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e Internet becomes one of the major media. Meanwhile， at the moment the internet novel also arises in the way that takes the internet as the carrier. The current network presents phenomenon， half of which are good ones and the other obviously the bad is. Many works walks far and far in the road of free creation. Due to the induction of utilitarianism， which makes the explicit words and necked sex become the foremost factor to attract readers？ Not only does the excessive unabashed sex in network novel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college students， but also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formation of their sexual ethics. Over all， standardize the environment of Internet is the priority of the current network construction， thus， which gives correct guidance to 近年来，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大学生人数不断增多，逐渐成为社会青年群体的主力军。也正是因为年轻，这个群体愈发迷茫、也愈加彷徨。现实与理想的差距不断被拉大，大学生内心的空洞也不断放大。在学习与就业的双重压力之下，他们渴望自己被充实。换句话说，就是渴望自己的空虚能被所谓的“精神”层面的文化填满。他们思维敏捷、情绪敏感、精力旺盛、富于幻想，渴望了解复杂的社会。同时，他们尚未健全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简单的生活阅历，使得他们对来自文字、影像的各种冲击缺乏判断力与自制力。

1 网络小说成为大学生主要阅读对象

网络小说的文笔普遍优美活泼，语言风趣幽默，与传统文学相对而言的枯燥乏味相比，大学生普遍认为网络小说更具个性、更新颖、更随意。在网络的高速发展下，网络小说迅即成为大学校园新的文化热点。文化新热点的出现，意味着一个新事物的诞生。然而，这种新事物却并不全然是好的。网络小说替代了传统文学，也改变了传统的阅读方式。但网络小说毕竟是一种“快餐文学”，过目即忘，只是为了满足当时的一种心理需要。很多网络小说以大量露骨的语言作为噱头来吸引读者，网络文学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之下已然等同于娱乐。在缺乏道德规范的网络环境中，在猎奇心理的驱使下，、悖德、禁忌、成为网络小说的主要卖点。用百度引擎搜索小说，前十名就有以类似方式抓住读者眼球的作品，如《校花的贴身高手》、《好色小姨》等等。

网络小说虽然没有像一些传统文学一样，通过文字来教化人们如何去做一个更好、更优秀的人，但网络小说却同样传递着一种价值取向。它的传递是一种隐性的传播，令人几乎感受不到它对价值取向的影响，却在潜移默化中让大学生达成共识。更多时候，网络小说趋向于一种娱乐、消遣，而非能让人思考消化的文学产物。大学生们常常把自己幻想成小说中英俊多金的男主角或是美丽动人的女主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网络小说更像是满足他们精神幻想和心理需求的一种方式。

2 大学生性伦理观受到巨大冲击

大学生从生理角度来说虽然已经成年，但其心理建设尚未健全。中国传统教育对于性意识的缺乏，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都是谈性色变，因而“性”对于很多大学生而言还是很陌生的，也由此导致了大学生的性知识极度匮乏，他们对性的理解可能也仅仅停留在生物书上的一些名词解释。在生理和心理的双重驱动下，他们迫切需要碰触与性相关的话题、了解与性相关的知识，而某些网络小说中对的宣扬、对的描绘恰好迎合了他们在这方面的需要。

很多网络小说被归类为YY小说（即小说）。小说中常用天真的幻想、不合逻辑的故事情节来实现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之事，小说作者也偏向于使用露骨的语言和天马行空的情节来展开主人公的爱情故事，如《重生之风流修真》、《极品家丁》、《异界之三宫六院》、《拯救大唐MM》等。通常情况下，小说主人公都是财色兼收，致使很多大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会产生成为小说中男主人公或女主人公的代入感，沉浸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中，从而对现实生活失去热情与活力。有的YY小说甚至以为噱头吸引读者眼球，只看重点击率。这类罔顾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甚至以献媚的态度来迎合低品味阅读心态的网络小说，严重缺乏社会责任感，导致整个大学生群体的阅读口味趋向于低俗化，也严重影响了他们性伦理观的建设，致使不少学生沉沦于虚幻爱情中是非不分、对错不识。

综观当前各大文学网站，不少榜上作品都会打出“艳遇”、“”、“契约情人”等字样来提高点击率。在那些以“性”、“暴力”为卖点的网络小说中，裸的性描写的确能带给人强烈的感官刺激，令人读之血脉喷张。可以说，网络小说在满足读者猎奇、窥心理需求方面开辟了巨大的市场，越是没有受到道德规范的，甚至冲击道德底线的网络小说越是点击量高。诸如系列、同居系列等，这些低俗的语言刺激着大学生对性的渴求，使他们不自觉地在现实生活当中流露出模仿、甚至代入的倾向。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在不成熟且可塑性强的阶段，这种不良倾向会直接对他们的爱情观、婚姻观的树立产生不利影响。

3 规范网络环境势在必行

网络小说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改变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学生在上大学以后找不到人生目标，在他们以网络小说为精神食粮的日常生活中，来自低俗作品的不良倾向因而趁虚而入，令人沉迷其中不可自拔。许多大学生每天都只关注自己追的小说更新了没有，只关注小说中有没有带“肉”的情节。网络小说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五谷杂粮，每日不可或缺。而小说的摄取过量，也导致他们其他知识量的减少，很多高校里大学生毕业率一降再降的数据表明，正是这些不良倾向的诱使才导致大学生们越来越远地偏离了正常的轨道。在网络日益占据人们生活空间的现在，文学网站应当以精神追求或艺术追求为目标，真正推出有深度、有思想的作品，因而对具体作品的筛选、把关、编辑显得至关重要。

4 伦理道德建设必不可少

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来说，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对大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也是非常必要的。性伦理建设是高校思想道德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层面，因此，大学生性心理、教育不容忽视。学校定期举办相关讲座、开设性知识相关课程，从正常渠道对大学生传输性知识，引导大学生树立正常的、健康的伦理观念，避免大学生盲目求知而误入歧途。此外，人文、艺术类课程中健康性伦理的传递也能起到较有影响的作用。

另一方面，从大学生自身角度来看，摆正自己心态，向积极的、健康的方向发展，也是大学生性伦理建设的基本环节。首先，要严格控制自己上网和浏览网络小说的时间，坚决抵制传播网络小说。其次，要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活动，认清现实与虚幻的区别。最重要的是，大学生要有对网络小说的鉴别能力，选择有阅读价值的网络作品，把有限的精力和关注的焦点放在有价值的作品中，而不是沉迷于自我幻想，在中浪费时间、虚度光阴。

篇3

关键词：审美；后现代小说；游戏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5-0083-02

纳博科夫是二十世纪俄裔美籍重要的作家，作为一个用第二语言写作的作家（他的主要作品多以英语写就），他用丰富的创作成果向世人展现了他高湛的艺术才华。而他的小说《洛丽塔》则是他的作品中艺术实验性最大，艺术特点最为丰富多彩的一部。《洛丽塔》发表之初曾备受垢责，但是，这部小说最终以其艺术魅力稳居文学青史。随着读者接受视野的变化，《洛丽塔》逐渐成为许多读者的珍爱之作。

《洛丽塔》具有多层后现代审美特征，在这部小说中，作家以迥异前人的艺术方式创造了典范的后现代小说。本文将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小说《洛丽塔》的艺术特征。

一、《洛丽塔》的审美

阅读《洛丽塔》，初觉语词之径不顺坦，但愈继则愈发现小说无论在语词方面还是在故事内容方面，以及渗透于内容与语词之中的色彩、物象，还是小说中人物感受的描写，都给读者带来一种狂喜的体验，使读者在作者所创造的语言和物象中体会到审美的。

纳博科夫在其《文学书稿》中谈及了他的文学观，他反对先验的中心思想，这在《洛丽塔》中有明显的体现。在《洛丽塔》的序文中，作者假托一个叫雷博士的小说专家对人们将小说理解为道德说教工具的观念进行了讽刺。纳博科夫视文学创作为游戏，提倡快乐阅读，即他所讲的，要用“脊椎骨”去领略作品带来的。这是在提倡一种轻松：放松负担的（认识世界、揭示真理）轻松和沉溺游戏自得其乐的轻松。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反抗性理论，它主张反对束缚、僵固、简化，重灵性和感觉，以及重视丰富万象，这些都是利于激发灵感，让创造力自由无羁的发展。

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充分实践了他的这一艺术观，他的作品本身即是美，在阅读过程中会有美感体验，审美。纳博科夫这种美学观念，让人想起尼采的悲剧美学观念。尼采认为，人生的审美评价是与人生的宗教、道德评价以及科学评价根本对立的。他认为：“审美价值立足于生物学价值”，并以此引申“美是强烈欲望之所系”，他认为“动物性的和欲望的这些标记精妙细微差别的混合，就是审美状态。”（《权力意志》第8节）。而《洛丽塔》真正体现了美的这种动物性和生理性。与传统小说通过再现自然或通过情感与思想描写形成超功利的美不同，这里的美感能直接作用于读者的生理，就像小说语言的游戏一样，小说的审美感觉也是撩逗性的，能使阅读产生。在《洛丽塔》这一美的创造中，没有所谓沉重的道德十字架，尼采的美学观将又一次说明这个问题：“审美的人生态度首先是一种非伦理的人生态度，生命本身是非道德的，万物都属于永恒生成着的自燃之全，无善恶可言。审美的人生要求我们摆脱罪恶感，超越于善恶之外，享受心灵的自由和生命的快乐。”显然，纳博科夫在《洛丽塔》中充分享受了这种创造的快乐和自由，而读者也能从他“艺术至上”的审美经验中，感到超越性的快慰。

综上，《洛丽塔》是一个美感体验的艺术文本，其美的特征是基于生理的，具有后现代审美的特征，接下来，本文试就小说的语言和手法等来分析，为什么小说能实现这一美学理想。

二、语言的全新创造

纳博科夫将小说创造视为文字游戏。当然任何优秀小说都是有语言上的创造的，每个作家会有自己的话语系统，正是这些系统，使一个文本成为完整自足的可供内部阐释的艺术作品。然而，所有传统的小说，其语言都又在共同的话语系统中。例如讲一个故事，用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叙事的方法讲，读者对小说的把握是基于对整个故事的把握，小说语言描述一种景象，一个人物，这些语言从很大程度上，结构是一致的，作者的描述是使人物、景象与另外的人物、景象能摆放在一起，形成体系的语言，读者只需要看，只需要跟作者走就可以了。然而，纳博科夫的语言则不是如此。诚然，纳博科夫的语言自成一体，但是他的语言除了和整个文本一体，形成文本之外还会流露出直观的可触感，每个句子，不是只形容某个事物，而是可观的，比如，小说第一部分写亨伯特回顾自己的少年之恋，“在她之前有过别人吗？有啊，的确有的。实际上，要是有年夏天我没有爱上某个小女孩儿的话，可能根本就没有洛丽塔。那是在海滨的一个小王国里。啊，是什么时候呢？从那年夏天算起，洛丽塔还要过好多年才出世。我当时的年龄大约就相当于那么多年。你永远可以指望一个杀人犯写出一首绝妙的文章。”这是对以往的回忆。在多数小说中，都会出现这样的倒叙，一般小说的语言会说：“我记得在我……的时候，我遇到……也许……”，这种语言完全是叙述式，指向小说中的主人公和其中的环境，即使在某些假托与读者对话的小说中，也会说，“也许你会问，那么我……”这样的语言。而《洛丽塔》这里的语言是活的，他们跳跃着，却毫不影响意义的传递。这样的语言贯穿整部小说，他们是小说直接作用于人的生理感受，形成审美的第一因素。

当然，小说为了能使这种语言成立，纳博科夫在小说的叙事者的设定和小说的体裁设置上首先做了创造，这是一名杀人犯面对审判的供词，一个耽于幼蝶之美的审美者的猎美之旅。作者巧妙构思的小说体裁和叙述者身份的特殊性，决定语言呈现可视性、直观性。而这样的语言又构成小说处处出现的富于特色的物像和人物及其心理。如“此外，我们还参观了位于科罗拉多州内某处的小流冰湖，看到被雪覆盖的湖岸，一片片高山地带的小花和更多的积雪；洛戴着红色尖顶软帽，大声尖叫着想要滑下覆满积雪的山坡，结果几个少年朝她仍起了雪球，于是，正像俗话说的，她如法炮制的加以回敬。”（第247页）在描写这一切时这里，我们不仅被告知这一切的存在，更重要的是，纳博科夫的语言创造了一种读者在场的感觉，仿佛不是亨伯特在记忆中曾经见过，而是我们眼前出现了这些，从而，他的语言有了画面的直观效果。视觉接连不断被这些物象宴请，以至于不用全部心思，不用饱满的情绪，则会有目不暇接的感觉。这些物象经由纳博科夫独创的语言转变为画面形象的同时，又具有了立体的动感和鲜活感。这和传统小说的形象性不是同一回事，传统语言的形象性在于其像某物，而此处的鲜活感指其之于人的触感。一部这样的语言构成的作品，我们的阅读之旅，就会是一个视觉和触觉共同活动的过程，当作者描写洛丽塔的仙女式美时，我们自身仿佛有亨伯特的体验，当他写山时，则我们也有主人公的感觉，从而，这场文字的旅行完全是可感可知的。

正是基于语言所产生的这种可感性，纳博科夫的语言还给读者制造魔力。这种可感性，直接作用于人的生理，从而使人处于美感体验之中，使读者的阅读，成为直接的生理上的反应，而这种体验使人耽迷，难舍，对纳博科夫的语言和小说产生迷恋。“尽管她年龄已经大了，但她穿着十二三岁小姑娘穿的网球上衣，露出杏黄色的四肢，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女！高尚的先生们！如果未来产生不出来一个像在斯诺和埃尔费恩斯通之间科罗拉多那个游览胜地时那样的一切都很匀称妥帖的洛丽塔，那也就根本无法接受。”阅读这段语言，任何人都会意识到这是描写少女的语言中最有魔力的一段。然而，纳博科夫这里描写的不是少女，而是猎美狂人亨伯特眼中独特的审美客体。这个活的客体把她的色彩，动作，呼吸，心境，她的可怜等等全都置于审美主体（亨伯特）的近于迷狂的直观感知中，转而为一种不加传统艺术修饰，转而为一种充满了猎杀的血腥味的语言暴露中，审美主体亨伯特的情绪以及他的感知呈露给读者，一种传统式对少女艺术化处理的写作方式在此彻底不见了，读者也不自觉的成为了迷狂的、直接的亨伯特。

三、审美的后现代色彩――美学实验对意义的消解

《洛丽塔》颠覆传统小说的创造性不仅体现在语言方面。这部小说还采用了元小说、反体裁、文字游戏、拼贴、戏仿、反讽、闹剧等一系列后现代小说的艺术手法。

读完整部小说后，我们会发现，亨伯特是一个耽溺于某一特定情绪特定对象的的自我中心的迷狂艺术家，同时，也曾经是一个精神病人，他的人生的全部眷念就在于一种特殊的审美物――然而他的审美是一种特殊的审美。首先，他的审美对象是一个人，一个异性，一个未成年的女孩，他的审美是建立在对客体的伤害之上的；不仅如此，他对这一美感的追求，彻底的乖背社会伦常，他在追求自身一己的时，同时在实行对象的毁灭，同时造成一系列人们的不幸。亨伯特未婚时，寻猎少女，过着恶浊的生活，后来与一位女子结合，但却有形无心，给女子造成了极大地身心伤害，最终离异。而当他遇到洛丽塔时，为了能留在洛丽塔身边，他与洛丽塔的母亲结婚，并最终间接害死了洛丽塔的母亲，而洛丽塔所受到的伤害就更不用说了，她除了成为她的猎物之外，作为一个健康的人根本就没有成长，没有基本的自尊。当洛丽塔，亨伯特的迷恋之物被另一个和他一样的疯狂却比他更污秽的“猎人”骗走后，当他的幻梦告灭时，他杀死了那个和他一样的人，这样，他的犯罪就呈现出来了。单从小说的故事本身看，亨伯特是一个罪犯，是一个阴暗的变态狂，但是小说所设的元小说手法，则使这一切沉重的道德含蕴消解了。从很多层面我们可知人物是虚构的。事实上，亨伯特只是作者为了实现其艺术审美而设置的一个创造物，书中的一切其他人物也是这种创造物。小说的目的，不是道德意义的承载，而是通过戏仿通常的爱情小说，通过对侦探小说恐怖小说的游戏化处理，达到把美感安放在小说中的目的，因此，小说虚构的故事是为了游戏而非训诫。阅读中，读者仅仅感受作品中的美感就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了。

作为一部具有创造性的小说，《洛丽塔》有太多的不可言尽之处，这里只就其审美特征略论一二。总得来说，在美的创造试验中，纳博科夫是一个高手，能将最富于道德意味的题材化作一场审美游戏之旅，游戏其间而不至偏颇，的确是天才之笔。

参考文献：

[1]纳博科夫.洛丽塔[M].主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尼采.权力意志[M].张念东，凌素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篇4

这是我最近读王小波《怀疑三部曲》所想到的。《怀疑三部曲》包括三部长篇小说：《寻找无双》、《革命时期的爱情》，《红拂夜奔》。王小波在总序里说到他的三大基本假设，“第一个假设是；凡人都热爱智慧一一因为我自己就热爱智慧，虽然这可能是因为我很低能。所谓智慧，我指的是一种理性思维时的快乐。当然，人有贤愚之分，但一个人认为思维是快乐的，那他就可以说是热爱智慧的。我现在对这一点甚为怀疑，不是怀疑自己，而是怀疑每个人都热爱智慧。我写《寻找无双》时，心里总是在想这个问题。第二个假设是凡人都热爱异性……但是这一点现在看来甚为可疑。我写《革命时期的爱情》时，这个念头总在我心间徘徊不去。第三个假设是凡人都喜欢有趣。……有趣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一直伸向未知领域，无趣是个封闭的空间，其中的一切我们全部耳熟能详。《红拂夜奔》谈的是这一点。现在我承认很多人是根本不喜欢有趣的。”

《寻找无双》说的是唐朝建元年间，一个叫王仙客的年轻人去长安市宣阳坊寻找表妹无双要娶她做老婆的故事。无双的模样他记不清了，王仙客和无双曾在宣阳坊一座用作道观的空房子住过，宣阳坊官吏王安、孙老板、侯老板、罗老板这些当年的邻居忘记了他也忘记了无双。罗老板等人说到二十年前鱼玄机在这里住过，不过鱼玄机早已死了。王仙客住在宣阳坊一家客栈里，弄个望远镜观察那个空院子。他对鱼玄机入了迷，找刽子手打听鱼玄机死时为啥骂，还到监狱厨房买了一份囚粮，忽又想起无双，做梦却梦见鱼玄机。他想起来鱼的使女叫彩萍，而无双的使女也叫彩萍，便找彩萍。长安市有六千个彩萍，找了一百多个都不是。人们的传言让王仙客怀疑是自己在牢里了鱼玄机过后又忘了。王仙客被撵走，去了宣阳坊，以拉皮条为生，遇一，摆好姿势他却无动于衷，忽然想她就是彩萍。回忆当年无双听说他家伙太大，逼使女彩萍先与他试水。便与彩萍回宣阳坊寻找无双。彩萍似乎就是无双，比较，宣阳坊的人既喜欢又反感。罗老板等人想揭发这个假无双。罗老板回想三年前政府车裂附逆分子，无双被捆在木桩上拍卖。又说无双病死了。王仙客请客讨无双消息，拿出大刀要割罗老板小脑袋，罗老板这才想起无双“去了掖庭宫”，是个宫女习礼的地方。他从身上扯出当年无双托他赠送给王仙客的汗巾。王仙客继续寻找无双。这已成为他的终身事业。小说最后一句话是：“我估计王仙客找不到无双。”

李银河认为《寻找无双》写的是人们选择性记忆病，人们只愿意记住他们愿意记住的，遗忘了不愿意记住的。王小波说他写这篇小说是怀疑每个人都热爱智慧。其实王小波的小说较为混沌，非单一主题，《寻找无双》就写了人们肮脏的心理、卑下的人格、猪狗般的生活，写了人与人之间的无情和敌意，写了人们非同党即奸党的思维方式，也写到了皇权的专制、残酷和腐败。如果说王小波小说有中心意图的话，他的小说是对权力和欲望的嘲弄，嘲弄中还有点儿自得其乐。

王小波的人物皆取俯视角度。作者俯视笔下所有人物包括小说叙述者“我”。他的人物是所谓的愚偶，一个个愣愣怔怔二二乎乎，似乎是精神痴呆症患者，有的简直是疯子。王小波更在意人物卑劣的一面，动物性的一面，吃喝拉撒性这些东西・这些人物浑浑噩噩，荒唐，窝囊，卑俗，丑陋，令人恶心。王仙客寻找无双要与之结婚，这种行为无可厚非，但他的所作所为一点儿也不令人感动和尊重。《红拂夜奔》中李靖设计长安城，求证毕达哥拉斯定理和费马大定理，将费马大定理写进春宫画小人书里，发明开平方机器，做出了很多轰轰烈烈的事，但他似乎是个无情的人，他与皇帝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谈不上忠与奸，对红拂和情人李二娘也是一种利用与被利用关系，谈不上爱。鱼玄机杀死使女主动投案自首，坐牢里长了阴虱，受刑时计较于自己的美丽与舒适，最后骂了一句操，也不会让读者同情。读者的感情立场既不会站在刽子手一边，也不会站在鱼玄机一边。作者一点儿也不煽情。李靖而死，红拂说她也不想活了，便办理殉夫手续。申请非正常死亡指标，需刑部衙门批准，刑部权衡之后给了一个上吊指标。然后是礼部手续，礼部认为这季度殉夫的不少，社会风气趋于悲观，让红拂起码要等到下一季度。在礼部填表时，红拂在殉节动机一栏填上“觉得活着太麻烦”，显然不够进步，在人们的一再启发下改为“思念卫公”。其实红拂要求自杀的真正原因是李靖死后皇帝即任命她为贵妇联主任委员，她要主持会议，还要做大报告，觉得烦不胜烦，因此马上提出殉节申请。按照规矩，红拂上吊前还要注销各种注册、户籍、会员等等，还需绝食，净身，搭台子，受赐御宴等等，一系列程式之后，红拂登上绞刑架，仪态万方，看客如云。但宫中监督她_的魏老婆子让其命悬一线，一直在死，但老死不了。最后还没断气魏老婆子就剥下她的亵衣卖钱去了，红拂的尸体也不见了。

王小波的人物在人格倾向上与王朔、塞利纳、热内笔下的人物有些近似，在精神结梅上与堂吉诃德、阿Q、卡尔唯诺的树上的男爵柯西莫有些相近，在生存状态上与卡夫卡、贝克特笔下的人物相近，但又不是他们。王朔的人物还是正常的，无非有点冷嘲热讽罢了，堂吉诃德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阿Q、树上的子爵还是有感情的，还是想干些有意义的事情来，卡夫卡的人物比较干净，而且理性，贝克特的小说人物与王小波同样粘稠、滞重，但没有王小波人物的痴呆和癫狂。

其故事没有中心矛盾冲突，且有意截断时间流向，将故事肢解成碎片，像是中国画的散点透视，写哪在哪。次要人物也可以浓墨重彩，如鱼玄机之死耗费了大量笔墨。其叙述推进十分缓慢，几乎原地踏步，或者说是不断回到原点，重新出发。一个细节可以多次提及，反复描摹，可称之为细节化碎片化叙述。如第一段第一句：“建元年间，王仙客到长安城里找无双。”第二段第一句：“王仙客到宣阳坊找无双。”后来又有好多此类的开头：“王仙客到长安城去找无双那一年”，“王仙客找无双”，“王仙客去找无双时”，“王仙客到长安城里找无双”。“王仙客初来长安时”。“王仙客到长安城宣阳坊里 找无双”，“王仙客到宣阳坊里来时”，“王仙客到长安城里是要找无双的”，“我们知道，王仙客第一次到宣阳坊来找无双是一无所获”，“我们现在知道，王仙客在宣阳坊里找无双时，那里有各种各样的传闻”，等等。每一次重述都有所变化，上一次简单提及的，这一次有可能详细描摹，这样的叙述形成了变奏和回旋效果。这种方法显然是受到了杜拉斯《情人》的影响，也可以看出贝克特、格里叶、马尔克斯的影响，但比他们更极端了。

小说的叙述方向，可以是单向的，也可以是双向的多向的分岔的，几个方向在中间或最后交织起来，也可以是循环的，最后返回到原点。小说的叙述速度可以是快板，冲突激烈，悬念重重，故事向着最后的目标快速推进，也可以是慢板，故事缓慢推进，录像带慢放般的，甚至原地踏步。《寻找无双》属于后者。它似乎有一个最终目的，那就是找到无双，但这个目标总是被搁置起来，不能说它有明确的叙述方向，那就是找到无双，也不能说他的叙述方向是找不到无双。因为寻找无双只是一个幌子，一个虚假的叙述目的。卡夫卡的K进不了城堡，格非的《青黄》里青黄空缺，余华的《鲜血梅花》里找不到仇人，都暗含着一个存在主义式的哲学性命题，王小波似乎没有这样的追求。

大量的闲话也延宕着小说的叙述速度。与作品主线、作品主要人物有关或者无关的甚至与作品毫不相干的闲言碎语是作者叙述自由的表现。如王仙客列问题表，王仙客为解决困惑，“打算开一个平方根证明一下，偏巧选择了二来开平方，结果发现开起来无穷无尽，不但把手头的纸全做了算草，还把地板墙壁天花板全写满了。”“王仙客被撵出客栈之前，正手持一根竹竿，竹竿头上拴了一只毛笔，在天花板上写算式呢。据我所知，他是用麦克劳林级数开平方，已经算到了五千项。这一点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用一台PC机就能做到，但是在当时可是一项了不得的科学成就。但是开客栈的孙老板不懂这些，只是破口大骂，说王仙客这疯子，把他的房子写脏了。其实王仙客并没金疯，思想还有逻辑：他想开尽了这个平方，验证了自己有运算能力，然后再演算先天妙数，算出自己是谁。这两件事做好之后，再决定是去找无双，还是找别的人，或者谁也不找了。”“据我所知，人在执笔演算时，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目的。其一是想要解决某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有结果，就是没算出来，害处也不大，因为可以下回再算，另一种是要证明自己聪明，这样演算永无结果，故而害处非常之大，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如找人来拍你马屁，说你很聪明，是个天才。人执笔写作也有两种目的，一种是告诉别人一些事，另一种让别人以为你非常甜蜜，非常乖。我个人写作总是前一种情形。假如遇到后一种情况，我绝不会浪费纸笔，而是找到那些需要马屁的人，当面去拍，这样效率比较高。王仙客就是因为犯了演算不当的错误，故而总算不出个头绪。因为本书在谈智慧的遭遇，所以提到这些不算题外之语。”这就是昆德拉所说的小说的智慧。昆德拉写接吻大大议论了一番，甲与乙接吻，乙与丙丙与丁丁再与甲接吻，甲嘴里的唾液和气味最后又回到了自己嘴里。《巨人传》中巴奴日到处向人讨教该不该结婚，大家讲了大段大段结婚与不结婚的道理，闲话的疯狂增殖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叙述的本来面目，使文本变质。这种议论不同于日常的那些乏味的理论、教条，是一种与小说或生活有紧密联系的想象性或反讽性的智慧的揭示和演绎。王小波在后记里说自己的小说是严肃文学，而严肃文学必须公平，作品可以艰涩，可以荒诞古怪，但在这些毛病背后必须隐藏了什么，以保证有诚意的读者最终会有所得。重要的是作者不能太笨，读者也不能太笨。中国的作者偏笨了些，我绝不至于太笨。”小说里这些怪异的闲话当然也证明着作者的智慧。

《寻找无双》不是纯正的第三人称也不是纯正的第一人称，是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混合起来的混合型人称叙述。小说的主体用第三人称，但叙述人“我”时不时出场，他似乎一直在场，即使不在场读者也能强烈地感觉到他。这个我是一个强势的我，他总要顺便抖搂出一点私货，甚至一堆私货。作者点明他叫王二，四十五岁，是一个医院的电气工程师，年轻时在山西插过队，现与一位姓孙的妇科大夫结了婚，结婚之初患过阳萎引起的精神病。上四中时单恋一个女教师，每晚将其作为对象。有时候他在小说里还直接拿人称说事。如《革命时期的爱情》第七节：“在这部小说开始的时候，我把自己称为王二，不动声色地开始讲述，讲到一个地方，不免就要改变口吻，用第一人称来讲述。”后面又说，“讲到了这里，我就不能把自己称做王二，这是因为当时有一种感觉，不用第一人称就不足以表述。”小说里这个王二时不时站出来说事。导引出许多现代观念和词语穿梭其中，如“上级让你被勒了几道以后死掉，你就得做那种打算，自己有别的打算都不对头。”如宣阳坊居委会主任王安问王仙客有证明文件吗，“王仙客就拿出山东博山府开的路引双手呈上，据说当年日本皇军检查中国人的良民证时，中国人就这样。”王仙客拦一个陌生人打听无双，“那人一言不发，脸上露出偾怒不满的神色，就像我前几天乘四十四路公共汽车到雅宝路碰到的一样。”还有鱼玄机每天晚上要开PARTY，皇帝派空降兵镇压群众等等。再如：“有个善良的人发明了用上等小牛皮制的，但是谁也不肯戴。因为当时熟皮子工艺不过关，所以那东西干瘪瘪像个风干了的小丝瓜。用时还要用带子拴在身上，不然就会掉下来。……但是要等到发明硫化橡胶，制出柔软的，起码要一千年，实在等不及。”有趣的是，这些无厘头语言行为破坏着作者建立起来的古代场景，但这古代场景仍觉可信。这样做的好处是打通了古代与现代的历史时空，历史与现实互相说明互相阐释，小说的空间更为宏阔，作者的表达可以天马行空，似乎有无限的自由。

王小波小说写的是现实，他对现实的批判内在而深刻，可他的’现实是极端化了的扭曲的现实。《寻找无双》充斥着荒诞的细节。如鱼玄机行贿，一个刽子手分少了，不让她双腿并住，只好两腿叉开，像挨操一样。三绞毙命，需要勒三次，少一次也不行。如写无双的闺秀训练，“比方说，每天早上盛装在闺房里笔直地坐五个小时，……与此同时还要吃上一肚子炒黄豆，喝几大杯凉水来练习憋屁。要做一个名门闺秀，就要有强健的括约肌。”王仙客为使用望远镜养兔子成灾。李靖证明费马大定理，虬髯公到日本当皇帝，都荒唐之极。王小波小说是一种全面的荒诞，由内到外，由细节到整体，由人物故事到语言。王小波的语调是反讽性的，有一点儿哲学逻辑学的味道。但王小波的小说是社会学的而非哲学和心理学的。整体上他不追求卡夫卡那样的抽象的哲学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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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埃德加・爱伦・坡多篇心理恐怖小说中的主人公表现出异常的心理状态。这些小说的创作所依托的不仅是作者丰富的想象力，也有其心理学现实基础。本文以爱伦・坡心理恐怖小说三篇代表作为例，试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小说主人公的心理异常。

【关键词】爱伦・坡 心理恐怖小说 心理异常

一、爱伦・坡心理恐怖小说简介

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的短篇小说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巨大。坡的短篇小说题材多元，覆盖幽默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冒险小说与恐怖小说等多种类型。爱伦・坡虽被誉为“侦探小说的鼻祖”、“科幻小说的先驱”，其小说创作中最为大众熟知的却是恐怖小说，此类小说不少篇章作为他的代表作广为流传。爱伦坡在恐怖小说创作中贯彻了他自己在文学评论中倡导的 “统一效果论”（Unity of Effect），坚持小说情节安排、环境描写、人物塑造都需要为小说最终达成的恐怖效果服务。这些恐怖小说通常情节曲折离奇、环境描写灰暗凄清、人物形象阴郁怪异，种种悬念使读者手不释卷。

坡的一部分恐怖小说以心理描写细致入微为主要特点。这类小说多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叙述，其核心恐怖元素并不是来自外部的恐怖威胁，而是小说主人公充满不安的内心世界。此类重点关注人物阴暗内心世界的恐怖小说被后世称为“心理恐怖小说”（psycho-thriller）。爱伦坡创作的心理恐怖小说包含《黑猫》（Black Cat）、《威廉・ 威尔逊》（William Wilson）、《泄密的心》（The Tell-Tale Heart）、《反常之魔》（The Imp of the Perverse）等。

二、心理异常

心理异常指的是人因大脑生理生化功能障碍或人与客观现实关系失调而产生的对客观现实的歪曲的反映。Alloy等学者在其著作Abnormal Psychology（《变态心理学》）中将心理异常分为五类，包括：1.情绪障碍（如抑郁症、焦虑症、恐惧症）；2.行为障碍（如强迫症）；3.精神障碍（如精神分裂症、妄想症等）；4.人格障碍（如表演性人格障碍、人格分裂等）；5.发育障碍（如自闭症）。

下文将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爱伦・坡的心理恐怖小说三篇代表作《泄密的心》、《黑猫》及《威廉・ 威尔逊》中主人公的心理异常症状。

三、《泄密的心》中的恐惧症与精神分裂症

恐惧症：短篇小说《泄密的心》中的叙述者和邻居老头无冤无仇，却因痛恨老头“蓝色的兀鹰眼”而最终将其残忍杀害。小说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让我们看到叙述者疯狂的内心世界。叙述者在小说开篇即强调：

“我是喜欢那老头的，他也从来没有对不起我，没有侮辱过我，我也不觊觎他的财富。我想全都是为了他的那只眼睛！对，就是为那只眼睛！他那只眼睛就像兀鹰的眼睛，浅蓝色，还带层雾。那眼光一落在我身上，我浑身的血就冰凉，于是渐渐地、慢慢地、我终于下定了决心要结果那老头的性命，好永远摆脱他那只眼睛。”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小说中的叙述者对老头眼睛产生恐惧很可能因为叙述者患有恐惧症（phobia）。恐惧症属于情绪障碍的一种，叙述者对老头眼睛的恐惧具备恐惧症的两大特征：1.对一个物体或一种场合强烈的、持续的恐惧，尽管它实际上并不真正具有威胁；2.躲避引起恐惧的刺激（在小说中，叙述者采取了最为极端的躲避方式：杀死老头，从而摆脱那只眼睛）。

精神分裂症：叙述者从实施谋杀的时候就开始“听到”老人心跳的声音。叙述者将其比作“一种低沉的、闷闷的、短促的声音，就像裹在棉絮里的手表的滴答声”。叙述者杀死老头之后异常放松，而当警察前来询问时，却听到了越来越大的噪音，叙述者认为声音的来源是老头“可怕的心脏”。因无法忍受噪音的折磨，叙述者在未被怀疑的情况下自己招认了杀人罪行和藏尸地点。听到不存在的声音属于典型的幻听症状。根据心理学研究，幻听的产生有听觉障碍、药物作用、精神分裂三大原因。故事中造成叙述者的幻听的并非听觉障碍或药物，只能是精神分裂症状。精神分裂症导致叙述者出现幻觉，在犯罪过程中及此后“听到”老人的心跳，并“听到”故事开篇时所提到的来自“天堂与地狱”的不存在的声音。爱伦・坡所描写的杀人犯饱受精神疾病困扰，若在当今的法庭，很可能会因患有精神疾病被判无罪。

四、《黑猫》中的特殊意义妄想症

小说《黑猫》的叙述者是一位童年时期性格温和的男子，人生中最开心的事就是饲养宠物。男子养了一只名为普鲁托的漂亮黑猫，对其十分宠爱。后男人成为酒鬼，在酒精的刺激下行为失控，将躲避自己的黑猫眼睛挖去，后将其吊死。后来，男子邂逅一只和普鲁托长相十分相似的黑猫并将其收养。这只黑猫身上有一片轮廓不清的白毛，而男子认为这片白毛缓慢地变化成 “一个绞架的形状”。他认为这只黑猫因为“自己把它同胞轻率毁灭”而为自己“准备了这么多难以承受的苦难”。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这种联想荒诞不经，很可能是特殊意义妄想症所致。特殊意义妄想症属于精神障碍的一种，其症状是患者将其遇到的某种境遇或现象进行病态的追究、来揣度这些境遇或现象具有怎样的特殊含义。在焦虑不安的状况下，人的联想有时会脱离现实成为妄想。叙述者的妄想症根源很可能是他残忍杀死黑猫普鲁托后压抑在内心深处的内疚与不安。

五、《威廉・ 威尔逊》中的人格分裂

小f《威廉・威尔逊》是叙述者（主人公）威廉・威尔逊对自己短暂罪恶一生的回顾。威廉・威尔逊是一位富有的世家子弟，性格热情、冲动、专横霸道。儿时读书时叙述者遇到一位和他同年同月同日生、名字相同、相貌惊人相似，在语言和行动上模仿他的同学。只有这位同学敢于反抗他的暴虐行径，让他无法容忍。叙述者威廉・威尔逊感觉他们彼此“在过去某个渺远的时期就认识了”。叙述者从伊顿毕业进入牛津大学，自甘堕落，过着赌博、欺骗、放荡的生活，但时常会受到同学威廉・威尔逊的监视，对他所做的恶行接二连三地加以干预。难以忍受之下，威廉・威尔逊与同学威廉决斗并一剑刺穿了同学的胸膛，但最终杀死的竟是自己。

若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小说中的两个威廉・威尔逊实际是叙述者的双重人格。双重人格是人格分裂的一种情况，属于人格障碍。叙述者内心深处的恶和善表现为两种不同的人格：自私作恶的威廉・威尔逊与无私善良的威廉・威尔逊。受悲观主义人性观的影响，爱伦・坡最终让恶杀死了善。坡在《威廉・威尔逊》对双重人格的关注具有首创意义，影响后世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创作长篇小说《化身博士》，对人性中包含的善恶两重性作进一步探讨。奥斯卡・王尔德《道林・格雷的画像》的结局与《威廉・威尔逊》的结局十分相似，很可能也受到此小说的影响。

六、结语

法国著名诗人波德莱尔曾称爱伦・坡为“精神病作家”。爱伦・坡因爱妻病逝等生活创伤屡受精神问题折磨，他对人异常心理、精神病态的关注是与其自身体验分不开的。在心理学尚未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前，坡的心理恐怖小说较早关注社会中人动荡不安、饱受折磨的精神世界，对后世文学乃至心理学研究有深远的影响，不仅带给读者恐怖刺激的阅读体验，同时也具有现实价值。

参考文献：

[1]Alloy Lauren B.，Manos Margaret J.，Riskind John H.，Abnormal Psychology[M].New York：McGraw-Hill Humanities，2008.

[2]埃德加・爱伦・坡.孙法理译.爱伦・坡短篇小说选[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篇6

关键词：艾丽斯・沃克 同性恋

同性恋主题在美国著名黑人女性作家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的小说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辉，具有着独特的魅力。在沃克的多部小说中都涉及到了这一题材，比如：《紫色》、《父亲的微笑之光》、《我灵物的圣殿》等。那么作者为何如此钟情于这一题材，这与作者所关注的黑人女性身份地位的提高有何关系？也就是说沃克小说中同性恋题材的解放意义到底在哪里？这是在本文中笔者所关注的问题。

一、慰藉黑人姐妹的一副良药

在《紫色》中，继父和丈夫残酷的待致使茜丽麻木无知，毫无地位和快乐可言。茜丽自幼失去父亲，母亲因此致病。年仅十四岁的她又遭受到继父的奸污，先后生育一女一男，均被继父抢走而下落不明。她不仅被继父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而且还要干诸多沉重的家务。对继父的强烈恐惧使她不敢提他的名字，在写给上帝的信中常常以大写的“他”出现。然而最终继父对她厌倦了，以附赠一头母牛的代价，把茜丽就像处理一堆垃圾一样甩给了阿尔伯特（X先生）。婚后茜丽的生活可想而知，一切都没有变化，唯一不同的是奴役她的主人变了。现在她为所谓的丈夫抚养孩子、做家务、到田地里干活，同时还要做丈夫的性具。而丈夫则动辄用皮带抽她以显示自己的权力。这样的生活使茜丽麻木了，她变成了木头一般的人，对男人恐惧万分，仅仅想着苟且偷生。

莎格对茜丽主体意识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帮助，是她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一个人。莎格――丈夫的情人――对茜丽而言几乎有着一种天然的吸引力，在莎格身染重病、遭受众人诽谤之时，她却不计莎格是自己的情敌这一事实而精心地照顾她。在茜丽的悉心护理之下，莎格很快恢复了健康，又重新拥有了生活下去的信心。康复之后，莎格尽一切努力帮助茜丽。她首先制止了阿尔伯特对茜丽的打骂，然后教茜丽认识自己的身体，意识到身体的美丽，体验到性的欢乐。在这种同性恋关系的滋润下，茜丽逐渐变得自信、开朗。在莎格的支持下，她勇敢的摆脱了自己多年来被迫依从的丈夫，并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天赋，设计制作出适合于各种女性穿的裤子，最终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大众裤业有限公司”，成为一个全新的女性。在小说中，这一同性恋关系显得纯净美丽，让读者感受到在异性恋中处于隶地位的茜丽，惟有在黑人姐妹的关心和爱护下才能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和真情。因此，茜丽和莎格同性恋情的产生就显得自然而然。

事实上，沃克从来就不认为“同性恋关系”一词适合于黑人妇女。在散文集《寻找母亲的花园》中沃克写道：“女同性恋一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适合于黑人妇女。因为黑人妇女开始她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当然要早于萨福在莱斯博斯岛上的定居。事实上，我能够想象出那些（有方面要求或没有要求的）的黑人女性几乎不会去想那些希腊人在干什么。而是相反，称自己为‘完整’的女人……爱别的女人的女人，是的，但是，她们身处一个压迫所有黑人的文化（而这已经是有历史的了）当中，还是会关心她们的父亲、兄弟和儿子们的，不论他们作为男性，她们对其会有何想法。我自己称这样的女人为‘妇女主义者’――它应该是个维护与整个群体和社会的联系的词，而不是主张分裂，不论谁和谁一道工作和睡觉。”

从以上文字中可以发现，黑人女性有着团结互助、亲密友爱的历史渊源。而在她们来到美洲大陆以后，又因为她们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身受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双重压迫，因而她们珍视作为黑人并作为女性的相同经历，同情与自己有相似命运的人。扶助弱者，在强者的鼓励和影响下走出狭隘的个人生活。和通常是单枪匹马追求个人解放的早期白人女性主义实践者不同，黑人女性的传统更多强调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影响，她们之间的姐妹情谊是促进个人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黑人女性对于自我价值观的共享是女性传统“姐妹情谊”（sisterhood）的一部分。这种情谊不仅仅是友谊，它是沃克所说的对同性的爱（或非）。尽管一些批评家简单地把它等同于同性恋传统，但无可否认的是，长期压抑养成的开放气质使她们不会拒绝接受任何美好的东西，包括同性之间的爱慕，因为“奴隶制带来的黑人妇女集体生活和她们在生活中的互助状态使她们特别容易从其他黑人妇女那儿（而不是男人那儿）寻找安慰和快乐”，它是“贯穿妇女生活始终和整个妇女历史的具有连续性的一种抗拒性生活方式，并不专指妇女间的性关系”。因此，沃克作品中关于同性恋的描写笔者认为仅仅是沃克主张女性团结的一种表现形式，而非像有些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是沃克竭力主张同性恋。而且事实上，沃克本人也并非是一个同性恋者，她曾经坦言自己尽管在两度异性恋关系破裂之后依然爱男人。由此可见，在沃克的眼里，无论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亦或是双性恋，只要是顺应自然的性倾向，就是一种健康的行为，就是心灵健全的一种表现。

二、促进多元性身份建构的一剂偏方

因为，同性恋关系在沃克的作品中仅仅是疗救黑人女性创伤的一种自然而然的方式，而非沃克有意排斥男性竭力主张女同性恋，因此，表现在沃克小说中的同性恋关系有美好的一面，也有同异性恋关系一样矛盾的地方。如果说《紫色》中的同性恋关系是浪漫的，那么，在《父亲的微笑之光》中的同性恋关系则显得更为接近现实。波琳与苏珊娜是一对同性恋人，但是在她们的交往过程中，波琳表现相当霸道而且爱嫉妒，一心想占有苏珊娜的童年。在苏珊娜最终决定离开波琳的时候，波琳终于认识到“我既无法拥有你，也无法成为你；我不能用你的童年代替我的童年，我永远只能是我自己”。而且沃克还借用波琳之口说出，“不管与女人或男人相好……都从来不会一帆风顺的……若想对男人有同情心，最保险的做法是先与女人睡觉。”可见，沃克并没有片面的美化女同性恋关系。但是，既然同性恋关系也并非如此美好，那么沃克为什么又在其小说中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现此题材？其用意何在呢？

事实上，沃克作品中的同性恋均非人内心中某种先验的本质，这些所谓的女同性恋者都是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创伤之后才选择了同性恋这一生活方式。受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响，我们习惯于认为人的性倾向是固定的，一个人不是异性恋者就是同性恋者，但是，对于莎格到底是一个同性恋者还是异性恋者，我们却无从界定。她先是热烈的爱着阿尔伯特，后来又爱上茜丽、格拉第，甚至还爱上了19岁的格缅因，最后又回来和茜丽以及阿尔伯特生活在一起。而且苏珊娜也是如此，她也既有着同性恋人，又有着异性恋人。由此可见，同性恋并非作者所强调的重点，这些女性其不断变化的性身份才是沃克书写的意义所在。借助莎格、苏珊娜这些女性形象，沃克试图向我们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就是我们称之为的东西其实有着一个无限广阔的空间，人可以既不是这种人也不是那种人，既不是同性恋者也不是异性恋者。这样就打破了传统的同性恋与异性恋的二元对立，为多元性身份的建构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因此，沃克作品中的同性恋主题，其意义除疗救女性创伤、增进女性团结之外，还在于消解异性恋的中心位置，提供一种多样的性形态。在父权社会中，异性恋总是被确立为唯一的价值体系，貌似公正地为黑人妇女进入家庭作“二分法”，即：男与女，好与坏等等。而黑人女性无论如何总是处于被动的一方，总是预先沦于“不贞”的地位。女同性恋关系的出现使妇女在所谓传统的以男性为主导、以繁殖为目的的家庭关系之外，有了一种新的选择，并且改变了传统的性别角色结构和气质界定，促使着平等多元、互为主体关系的建立。

参考文献：

[1] Alice Walker．In Search of Our Mothers’Gardens.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3.

[2]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篇7

刘恪的文学道路正式开始于1983年。作为小说家的刘恪，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城与市》《寡妇船》《蓝色雨季》《梦与诗》，中短篇小说集《红帆船》《梦中情人》《墙上鱼耳朵》《空裙子》等作品，400多万字。2005年进入高校任教，开始大量理论写作，主要集中在现代小说理论、先锋小说理论、小说语言美学、文学基本理论等领域。2005年至2013年出版理论著作有《诗语诗学・复眼》《词语诗学・空声》《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先锋小说技巧讲堂》《耳镜》《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美学》《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等七部，逾300万字。其中《词语诗学》（“空声”“复眼”）荣获“河南省文艺成果理论奖一等奖”。

这次学术研讨会，一方面围绕着现代小说理论，一方面是围绕着刘恪2013年新出版的两部厚厚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和《现代小说语言美学》展开研讨。

一、刘恪小说语言美学的学科意义

刘恪教授集三年之力完成的两部关于小说语言美学的巨作，从本体论角度对现代小说语言的发生、发展、演化及特征予以梳理和反思。那么，这两本著作的对现代小说理论的研究、对小说理论体系的建设有何意义呢？与会者们对此进行了深入而持续的讨论。

王一川指出《现代小说语言美学》一书中，由于刘恪深谙小说语言创作之道而首创一套完整的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美学构架，堪称文学语言美学领域的一次具有突破性意义的重要收获。这本书的建树突出地表现在，在中国学界首次理性地和全面地分析了现代小说语言形式要素，首度建构起现代小说语言美学的理论框架，可以把这部书视为现代小说语言美学领域的一次新突破。此外，刘恪直接接触到了语言创作的核心，他能提出一个语言学的分析理论并能落到实处，落到文本。深入创作之道的核心去研究，把握语言的类型，加以分析，说出创作的优劣、创作成败的得失来，在这一点上确实是没有看到第二个人这样做。

贺绍俊认为《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和《现代小说语言美学》是在完成同一个理论建构，这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是最具前瞻性的理论建构，是一个真正针对当代文学实际的理论建构，也是一个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起到理论引导作用的理论建构。中国现代文学自诞生以来，一直不重视建构自己的文学语言，现代小说的语言至今，依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现代汉语的文学语言系统。从这个角度说，刘恪就是一个先知先觉者，而且是一个勇敢的实践者。他在文学语言还不成系统，还支离破碎的时刻，先行开始了他的文学语言美学研究。由于现代小说最开始是和启蒙运动联在一起的，被当成了思想的武器。而且现代小说是的产物，对文言文采取决绝的态度，造成文化的断裂，导致古典文学的精华难以顺畅地延续到以现代汉语的基础的现代小说中，这导致中国现代小说迟迟不能解决语言问题。刘恪的思路是建立在这一历史判断上的，从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出发，来建构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美学，这使他的理论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不仅仅是前瞻性的，而且是实用性的，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产物。张颐武提到刘恪的小说理论因资料的丰富性而具有可操作性，学生依此可以进行训练。所以，他的理论对教学法就是有很大的作用，他对现代主义有着切身的实践经验，他的理论都是在讲义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希望他做北京的定海神针，将古都开封的文化底蕴带到北京。李春青称刘恪的理论的研究，不仅仅是理论本身的研究而且切入到了当代文学作家作品的语言等，把理论和当代文学连接在一起。因此，他的理论研究本身对当代文学理论研究面临的困境――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当代文学创作的脱节――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当代文学理论家应该以刘恪为榜样，找一个契合点进入到当代文学中。通过对创作现象的一些分析，才会有一些比较发人深省的理论建树。李海英认为刘恪从美学角度来讨论一百年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的发生、进展、现象、状况以及当下写作的可能性，这种研究既是传统意义上的比较研究，也是本体意义上的个人探究，可以说，既是语言本体论，也是语言分析方法论的。

二、刘恪小说语言美学的成就与创新之处

刘恪两本专著的选题都是围绕1902至今的一百年中，现代小说语言的成败得失问题而讨论的。其基本出发点都是以西方语言学理论为背景依据，以语言自身元素的结构规范为标准，用专题形式探索中国现代小说语言中的诸多问题。因此，在小说语言类型的研究及方法论的使用上皆有创新之处，其成就也在于此。

1.史论结合的方法

何弘称《现代小说语言美学》和《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实现了宏观建构和微观实证的有机统一，实现了实践总结和理论阐述的有机统一，它是概括的，又是及物的。《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虽然名为“史”，但并没有简单按时间顺序线性推进，对不同时期的作品语言特点作些简单分析，而是从中国现代小说语言总体的发生开始，对乡土语言、社会革命语言、自主语言、文化心理语言的发生演变分别进行描述和阐释，使读者在对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的总体发生演变特点有全面了解的同时，对不同类型作品语言特点的产生原因与演变过程及现实形态等，都有清楚的认识。所以，这部著作虽然名为史，其实是史论结合的。《现代小说语言美学》所做的是对小说语言学的完整学科建构，它涉及到了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当然还有文学等多学科的内容，可以说是一个跨学科的创新型建构。而这个学科建构，无疑是建立在《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对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小说文本的细读和分析基础之上的。因此，这部著作没有成为从理论到理论的简单演绎，而是有着扎实的文本支撑。所以这部著作虽然是论，但有着史的坚强支撑，既有全面概括的理论高度，又能经起实践的检验，这是其可贵之处。刘涛（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认为刘恪对现代小说的考察，向上追溯至1902年产生的“新小说”，向下延展至2012年的当下，整整一百年，视野宏阔。现代文学从诞生至当下，已经有了百年历史，而百年历史的时间跨度也给当下研究者提供了纵横驰骋与无尽想象的空间。立足当下，对百年文学的历史，进行史料上的梳理与理论上的阐释，是对现代小说语言百年发展历史的详尽勾勒和梳理。周志强发言时提到，《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1902-2012）》一书以语言史为视角重新书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却在中国小说的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之上督显了现代小说语言的史学建构的价值与意义。小说史与语言史的结合实现了社会学分析与修辞学分析的结合，从而突破性地将小说语言的研究拓展为小说语言的社会学形态研究，同时将小说的文体研究拓展为一种社会学研究。若将刘恪教授的两本书结合在一起的话，它提供了一种新的语言分析和语言史的分析相结合的一种方法，这个方法是把语言的形式的分析、语体的分析和修辞的分析三个领域通串起来，他以一个艺术家的敏感对语言的情感意义、社会意义、文化意义这三个层面进行了一个描绘。李海英她认为刘恪以语言史来重写文学史的方式在国内主流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2.“体验的原创性”

刘进才基于刘恪的小说理论和小说美学来源于自身的小说创作的语言实践以及自身的生命体验与直觉的有机结合，提出刘恪小说理论的“体验的原创性”概念。两本书从现代小说语言的性质和形式到语言的文化建构及无意识结构，从现代小说的语体、情感到语感、语式，乃至细微的语调和语象均一一论述，“几乎包括了小说语言形式的全部命题”，可以称得上是一幅探索现代小说美学的全息图像，从这幅图像中可以察觉到刘恪总是在体验中去阐释理论和建构理论。胡继华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刘恪“体验的原创性”表现在演示词语之动象、讲述词语之血缘。其词语诗学约显三维，即体验之维，思辨之维，叙事之维：第一，先锋体验及其艺术精神，恰在追逐以及冒险地思考、呈现、铭刻那种不可还原的差异；第二，置身于多种文体的交互作用中，归回近代中国文学的源头处，往返在中外现代小说的多元风格中，刘恪宛若诗学王国的缀梦者，执着地要为现代小说语言生产打开一道可能的通途；第三，中国现代百年历史进程，乃是中外涵濡且在西方的宰制下由亚洲的中国通往世界的中国。小说语言形式的选择策略也反映了这段历史的幽情与壮采，恢宏与屈折。石天强从“痕迹”这一概念出发谈到了刘恪小说理论中的“痕迹”观念，他认为这一概念切入了现代小说语言美学的要害，集有形与无形于一体，在象与象外相和的世界中，悄然留下无痕的一笔，也使得小说分析不仅仅是语言的逻辑展示，还是小说语言编织的美学世界的呈现过程。作家、评论家舒文治说他在刘恪的文本里感觉到刘恪像庄子一样有一个自由灵魂在语义场中的逍遥游，语言哲学、通感全部打通，来接近这个语言的原型，也接近语言美学的标准。他提出这种极致化的语言标准，从而描述为我们绘制了小说语言的世界地图和中国版图，也创作了一种能够发现存在秘密的语言的炼金术。

3.文学语言的类型及形式研究

刘进才、刘涛、周志强等学者均谈到《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1902-2012）》的学术贡献首先在于刘恪把百年来的小说语言分为乡土语言、社会革命语言、自主语言、文化心理语言等四个类别，在语言分类的基础上进而考察各类语言的历史流变。其中社会革命语言和自主语言的概念及类型均是由刘恪第一次提出，并在诸多的文本分析中得到了详实而术有见地的论证。何向阳认为这本书有一个正本清源的作用，它的出发、它的立论何其精准、精确而精彩。他从第三章开始至第六章，一共有四章所论，无论是乡土语言、革命语言、自主语言、还是文化心理语言，这四个章节及概言之外沿的浩瀚程度不亚于从四个方面对整个20世纪以及20世纪这100年来，以及21世纪初的这十几年历史文化风云的某种概括，但是他所选的却是一个严格的、学术的、小的切口，这种治学之严谨较之当今假大空伪盛行的不良学风不啻是一种矫正。《社会科学辑刊》杂志副主编刘瑞弘从编辑学的角度认为这本书的选题非常准，其学术探索的价值非常珍贵。虽然顾彬说中国的当代作家在当下最缺乏的就是对语言的关怀，但刘恪说有小说的语言意识才有我们真正称之为小说的东西，这说明中国作家注意到了语言及语言研究的价值，这样我们就更接近于文学和小说的核心和本质了。这本书，涉及到了文艺学、语言修辞学、文化学、心理学等等，呈现了刘恪强大的储备和学养。

李春青称《现代小说语言美学》重要性在于：开启了从语言角度研究文学的新视角、新路径，从而使中国的文学理论切近到当下文学实践的内部。刘恪对“文学性”的精彩分析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对文学语言诸要素，例如语体、语感、语式、语调、语象的分析专业而精到。周志强认为刘恪依照他所主张的“文体即语体”的思想，提出“语言和事物之间还建立一种想象性关系，这是一种语言的隐喻性”从而将具体文本的语言修辞和特定历史时期内文体的话语类型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探索写作意识与文体意识相互渗透的基础上呈现出来的小说语体特征，从而打通了小说（文本）形式与历史（现实）机制之间的关联。过去这种关联基本上是叙述性的和指称性的，现在刘恪将这种关联变成了隐喻性的和写意性的。这事实上解决了小说语言史研究的最为核心的问题：作为一种特定的文本的形式，语体或者文体从来不是“回答”或“反映”特定历史或现实的问题，但是却是特定历史和现实的后果。人们更多地看到了小说语体或者问题的传承性和美学性，却较少能够看到语体和文体的修辞意识和话语类型存在着社会学意义上的发生与转变。

余三定教授认为，刘恪的类型研究主要是注重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他的《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先锋小说技巧讲堂》都是这样。而从整体上看，刘恪对于每一个他所抓到的文学问题都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如《现代小说语言美学》，全书十章除了第一章以外，后面九章，能够涉及到的现代小说语言美学问题都涉及到了，真正是做到了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在注重人文学语言的形式研究同时，又能够做有力的理论提炼和升华。同时余教授还特别指出了作为学者的刘恪能够不从流俗、独立思考的精神，这也是为什么刘恪的小说理论具有原创性的原因。这在课题主导的高校显得尤为难得。

三、刘恪理论写作的独特性

南帆认为，刘恪非常重视语言，甚至意识到语言对于主体的囚禁作用、支配作用，但是文学是一种反抗这种囚禁、反抗这种支配的叛逆性力量。南帆教授的一个想法就是：文学的语言作为一种叛逆的力量，其体系从古到今不断地演变，应该承认它有多种原因，文学对语言的冲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但是，这种叛逆的冲击、文学语言的冲击等等，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法，它后面有很多细致的方面。南帆说，在这些方面刘恪也作了非常详细地研究，比如说语式、语感、节奏、语调，小说这方面的语言跟日常语言之间的差异，以及小说的独特方面，像这些方面的研究汇聚起来恰好是对结构主义给我们描述的整体的、抽象的语言体系的一个巨大的冲击。南帆说，他在阅读刘恪的著作中有很大的体会，一方面刘恪的作品中已经意识到主体之前有一个巨大的语言结构，这个语言结构不一定是帮助我们的，同时也是我们只能深居其中的一个城堡；另一方面，刘恪还有很多先锋小说的语言的信息，所有这些，包括刘恪对这些语言技巧的研究，语调也好，节奏也好，都是冲出原先语言结构的道路，而这些东西恰好从这个意义上表明刘恪是一个语言的探索者。南帆认为，他与刘恪的语言观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比如他们都认为：语言是决定我们主体之前的一个先在的秩序，而文学对语言的冲击也就是再造我们认识世界秩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

刘海燕认为，刘恪这种自由的天性，就是没有受到体制生活同化的东西，使他的语言出现了和很多人都不一样的气息。具体来讲，我们大部分评论语言用的是搜集的、继承的、共性的词，而且是用了完成的时态，论断的语式，表达也是直接概括性地表达。但是，作为一个小说家，刘恪的理论语言采用的是一种描述的方式，他的语言是有呼吸、有生长的一种表情，而且他语言中的语际关系也是很密切的。它不是一种逻辑上的密切，而且它使用的也都没有大词汇，没有翻译过来的硬性的词汇，没有很重的语言，都是很普通的词汇，但组合起来却非常奇异。继而她谈到刘恪有一个独特的自己批评的语言语系，而且这个语系是惊人地准确，因为它准确所以它表达出来新意，并且刘恪的语言里有水文化的这样一种表情，它是柔和的、灵动的语言的一种，它的表达非常有耐性、细致而有粘力。刘海燕还认为，刘恪独创性的理论语言还得力于其作为一位优秀读者的身份。也就是说他是在感受文学，而不是像一般评论者那样居高临下地评论，他是一个感受者、一个读者，就是以这样一种可信的眼光和结论，才能鉴定。比如他总结沈从文的乡土语言，他告诉我们的都是关于物质语言的，语言到底好在哪，事实是什么，他就总结说它就在我们这个最朴素的乡土语言之中。那么语言的文学性最高的标准是什么呢？他在总结沈从文乡土语言的时候，说它就存在于我们这个最朴素的乡土语言之中。所以刘恪告诉我们的都是文学的真经，直接地告诉我们他所发现的真实文学的最奥秘的东西。

吴义勤从两个方面对刘恪的理论语言进行评价。第一，刘恪的《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是对我们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角度，它可以改变我们对文学史的、作品的、作家的认识。吴义勤说，要真正从语言本体来研究，现代文学的语言成就是需要重新评估的，但是因为我们过去强调它的思想史和社会史的意义，而忽略了它语言意义上的局限，我们经常讲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怎么比较，但是单从语言角度，也就是单从现代汉语、白话文的美学功能的成熟和建构的角度来说，当代文学要超过现代文学。在这方面，吴义勤认为刘恪做了非常好的实践研究，对我们文学史的研究开拓了非常大的思路。第二，刘恪的《现代小说语言美学》为我们进行及物的语言研究提供了一个样板，也就是说刘恪为我们今后的语言研究和现代小说研究，怎么从语感、语式、语项、语调等层面去研究，提供了一个方向。张云鹏认为《词语诗学》从技巧到词语已经显露出刘恪对语言的一种痴迷。他对语言不是纯粹只把它作为工具，只作为一种实用的东西，他力求通过这些词语的网结把语言的特性揭示出来，所以他就走到了词语诗学，这个再继续往下走，肯定是语言美学。所以他在写这些东西前后虽然有重复、有交叉，但是最终落脚到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和语言美学上面，这是逻辑上的必然。张云鹏认为刘恪是一个超越，他的整个语言在他的心中是一种源头活水似的清亮的东西，这就使他对语言的关照有一种新的眼界和境界，他对语言的感受既有的新的眼界，也有新的境界，还有一个提升和超越。耿占则曾称刘恪的写作（小说和理论）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写作”，做到了尽可能的丰富性。

篇8

关键词：明清小说插图；王朝闻；从属性；独立性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6?0148?05

中国自古就有“图文不分”、“左图右文”的传统，在漫长的历史中，图与文的结合方式得到了深入发展，诞生了诸如题画诗、诗意画等多种精妙的形式，而小说版画（即插图）与小说文本的结合即是其中颇具特色和意义的形式之一。自明中叶以后，版画艺术大盛，坊间所出戏曲小说，几乎没有不加插图的，延及清代，也仍有继承与发展。文本与插图构成了何种关系，文图结合又产生了怎样的特殊效果？王朝闻曾有专文探讨，在他看来，这些小说插图应该具有两种性质，一是“应有的从属性”，即插图依附于文本，表达的是特定文本中的特定故事，但另一方面，它也应该具有“相对独立性”，即不依靠文字也能从它的形象本身，表现一定的主题[1]（139）。这番话颇有见地，但却并非没有可议之处。从具体的插图发展史来看，一则它存在着一种脱离“从属性”的趋势；另外，所谓的“独立性”是否存在颇值得怀疑，并不象时下理论表述的那般简单与想当然。①

一、从属性：应有与相对

小说插图的最基本任务是辅助文字，对故事情节及人物形象进行直观的展示，从而“诱引未读者的购读，增加阅读者的兴趣和理解”。[2]（28）因此张玉勤指出：“文学插图的艺术独立性是建立在文学作品这个‘原作’基础上的，离开了‘原作’，插图便失去了本体意义，只能是一幅普通的图画作品。”[3]但是，插图，亦即版画，毕竟是一种艺术形式，它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与思路，因而它往往会有溢出“从属性”的举动。

从艺术形式上看，插图在发展过程中孕育着日益强烈的美学追求。首先，如同绘画作品中存在着题款、印章、题跋等文字，在插图构成过程中也使用了一些文字符号，我们在绘画作品中追求“文字在画面构图中，是一种装饰的美，因此，应从画的风格、笔墨色调、色影的呼应来解决字体（形）。应从全局来决定排列形式、字形大小，奇正秩序，变化统一”[4]（76），而在插图的设计过程中同样存在着这样的自觉。当然它的效果与程度与绘画相比可能存在一定的差距，但这种意识是确然存在的。比如说，插图在使用文字时的一种比较重要的形式是“图目”，用以归纳、交代当幅插图的主要内容（关于这一点，下文还将有详述）。②一般来说，图目的位置比较自由，有的位于版缝处，这自然与图画安排没多大关系，但更多的是置于图中（当然也有一些在版缝和画中都有），这就关涉到图 的布局问题。位于图中的图目有些是展现为版框内左右两侧警服式联语，一般来说，两边的文字字数相同，内容对等，看起来才会显得对称、美感，这也是明清小说插图的一个普遍趋势。但特殊情况并非没有，在某些插图中会出现两边字数不等的情况。以明万历刊本《包龙图判百家公案》第三十四回的插图为例，或是右六字、左五字，如“包唤提点大人，供招成了案”；或是右四字、左三字，如“锁大王小，儿还魂”，等等。

但在安排这些字的大小、位置时，设计者是颇为注意的。字多的就把间距留小一点，而字少的那边则把间距安排得大一点，总之要使两边文字在视觉上显得对称、平衡。另外有些插图，为了保持形式上的美感，故意将不可拆分的一句话（或六字或八字）平均排列在两边，仍以上书第三十回为例，某图两边的联语为“包公乘轿自，去看验如何”。在这里，为了形式美感的需要，设计者人为地将原本明确、完整的意思切断，无形中给阅读造成了一定的障碍，阅读的便利让位给了对美感的追求。上述的图目与插图本身的界限还是比较明显的，此外，尚有不少图目已然被融入插图中，成为插图的一部分。绘者通常会把这些文字安排在图中空白处，但这种安排并非是任意的，字的填入非但不能破坏原有的美感，并要能够起到“补充空虚，使画面平衡”的作用。当然图文结合的最佳方式应该是二者有机合一，实现书画一体，这在插图中也有体现。如《西湖二集》的第三回，其图中场景是某人在墙上写诗，为了表现“写”这样一个动作，在设计图画时应该“画”出一些内容，从而表示“写”这个动作处于进行中。在这样一幅图中，绘者很巧妙地将标题 “画”在墙壁上，既实现了图文一体的美学效果，也保证了图目实用功能的实现。此外我们还可以在屏风、对联、书籍等多种形式中看到图目的“嵌入”。

通过上述细节，我们就可以发现艺人在绘制插图时的良苦用心。随着小说插图的发展，人们对于插图的艺术性有了更多的自觉追求，如明人瑞堂崇祯四年刊本《隋炀帝艳史·凡例》中称：

坊间绣像，不过略似人形，止供儿童把玩。兹编特肯名笔妙手，传神阿睹，曲尽其妙。一展卷，而奇情艳态勃勃如生，不啻虎头、吴道子之对面，岂非词家韵事、案头珍赏哉！

这已不是对于插图在美学效果上的简单要求，它将追求的目标一下子提到了画坛圣手的高度，其标准不可谓不高。在此追求下，插图在装饰性和艺术性方面越走越远，人们对欣赏性的追求日益增强，而提示性的效果则不那么重视了。有研究指出：“有的书坊主干脆把全部的插图集合起来放到书前，以供人玩赏。启祯间的小说插图多为如此，如《警世阴阳梦》、《辽海丹忠录》、《七十二朝人物演义》、《开辟衍绎通俗志传》、《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孙庞斗智演义》等。”[5]因这一趋势而随之产生的变化就是“人物图”取代了“故事图”，这一变化在清代尤为明显。人物图与故事图的差别就在于，故事图是对小说情节的演绎，总要对故事内容有所说明或提示，而人物图“虽然也能引起读者的兴致，但对情节的理解几乎没有什么用处，插图成了摆设”。[5]人物画虽说不能起到提示故事情节的作用，但他到底还与小说有着一定的关系，这些任务毕竟还是小说中的人物。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又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的图版，即插图所描绘的是“一些花鸟虫鱼或器物衣饰”，“除作为点缀之用，与插图应有的功能毫不相干”。[6]

由于上述两种情况的出现，插图基本摆脱了对故事文本的依赖（“人物画”虽与故事相关，但到底不提示情节），对照王朝闻先生的观点，我们可以说这些 “插图”已经抛弃了“从属性”的规定，成为了独立的艺术形式。

从表现内容的层面上说，插图虽是对故事情节的“再现”，但它并不是简单的“转述”，而是试图通过自己的方式，在描述原有故事情节的同时有所深化和发展。如弘治戊午年（公元1498年）刊本《新刊大字魁本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以丰富的画笔，描绘了佛殿、斋堂、内室、书斋、庭院、山村、水店、长亭、河桥的构图。在描绘树木方面，也有变化地表现了各种形式的夹叶和双钩芭蕉、棕榈、丹桂、牡丹以及竹坞、荷池。除了生动的人物以外，也适当地点缀了犬、猫、鸳鸯、蝴蝶、马、鹿、鹤、羊等动物。同时通过画面上的男女服饰服装，以及应用的画屏、锦帐、旛幢、法器、襆被、酒帘、伞、扇、琴、枕、兵戈、盾牌、盆供、案、几、帘幕、书笈、舟车、旂常等杂物”。按照郭味蕖的理解，这些描写有助于“帮助读者理解当时的社会——明季初期的社会人物形象和生活环境”[7]（49）。这一说法自然有其道理，但却不仅限于此。小说插图的最基本任务是辅助文字，对故事情节及人物形象进行直观的展示，它往往是选择故事文本的某一场景予以形象化的表现。但它并不仅仅满足于对故事情节作单纯的图解，如描绘行刑的场面就仅仅画出罪犯和刽子手，而是想让图画本身就展现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场景。如描绘行刑的场面时，还会画出神态各异的看客，展示出周围的环境，并往往会通过对环境和人物神态的刻画来烘托处决犯人的肃杀氛围。当然，这些补充出来的细节有些是故事本身所具有 的，也有一些是画家根据故事发展的需要而虚构的。虽系虚构，但却合乎情理，并对故事本身构成了有益的补充。两军交战，自然会有军旗；而城墙、关隘，自然会有标识。由于这些因素，插图的内容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片段，而是能展示出一个相对完整、具体、生动的故事情节，从而使得我们的理解更加形象、具体。伍子胥一图中，不给每个店铺配上招子固然可以，但给人的印象很普通、单调，可一旦有了“神相”“酒铺”等字样，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这一集市有着各行各业的买卖，原本毫无生气的几栋房子立刻“活”了起来；同时，各种相关场景的补充，使得整个画面的场景与我们现实中的场景更加贴近，让我们可以有身临其境之感，在理解上也会更加深刻。因此，插图纵然是在“转述”故事情节，它也有自己的逻辑，它要按照自己的形式（图画自身表现的方式）来对故事进行生动、细致的呈现。

另外，据研究发现从“各刊本所选插图中图文相异所占的数量比例来看，图文相符仍然是图文关系的主要形式，图文相异虽然没有形成主体，但是也成为小说刊刻中普遍存在的共性现象”，但在图文不符的 各种类型中，“图像与图目相符多于图像与图目不多 的情况。虽然图像与图目皆是以文字为基础而产生的，但是图像与图目之间的关联性却胜于图像与文字、图目与文字之间的关联性”[8]。图与文不符的情况表明插图作者并非亦步亦趋地直接照搬或模仿故事文本，他总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意图对文本进行创作性的改造。他们试图将“图”从“文”的附庸地位下解救出来，赋予它们一些独特的内涵与作用，而这也在某种意义上更好地实现了图对文的补充与说明。此外，图不仅是对故事情节的说明，某些时候还要表达自己的态度，寓褒贬于其中。如明末刊本《西湖二集》第五回的插图上题“杀人少不得偿命 何苦纵这般欲”，前半句是对图画内容的说明，而后半句则表达了画者的个人观感。由此可见，“图”虽与“文”有着紧密的联系，但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溢出”，“图”作为与文字不同的表现形式，它有其固有的表达特点和方 式，并在具体情况中予以展现。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发现，“从属性”的确是插图必须具备的一个性质，否则插图也就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但一方面，这种“从属性”并非始终都能得到保证，随着插图艺术的发展，由于美学追求的日益突出，“从属性”也随之日益淡化，从而使插图走向了衰亡；另一方面，这种“从属性”也是相对的。插图有其自身的逻辑，或是形式上的，或是内容上的，或是观念上的，它对于故事文本总会有所“溢出”。当然，从根本上看，这种“溢出”非但无害，反而对我们的理解有所深化和丰富。

二、独立性：理论与现实

上面已经提及，插图总要对应故事文本，是以图像形式对文字意义的表达， “图”生于“文”，是“文”赋予了“图”意义，同时也是“文”限定了“图”的意义。但正如评论家瓦尔特·舒里安指出：“图画总是比话语或想法更概括、更复杂。图画以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浓缩了的方式传输现实状况。因而，图画当然也让人感到某种程度的迷糊不清。”[9]（68）说得具体 一点，当我们面对一幅图画时，它所给予我们的理解空间极为广阔，但广阔也意味着无所适从，我们无法从广阔的众多中确定“这”是哪一个。比如说，某插图描绘了秦、晋交战的故事。通过两军对战的情景，我们知道是在打仗；通过图中标有“秦”、“晋”字样的旗帜我们知道是秦国与晋国在打仗，但这是哪一个“秦国”与哪一个“晋国”？纵然是战国时的秦晋，但这两国的交战史何止上千，我们如何知道这是哪一次？我们又如何知道这是战争的哪一个环节？又比如“咸阳市五牛分商鞅”一图，就插图本身呈现的内容而言，我们可以看到被羁押的犯人，有押送犯人的官兵，还有围观的群众，我们只知道是要去处决犯人，却不知道是要去处决谁，也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是恶贯满盈理应受极刑抑或被迫害的对象。正如龙迪勇先生指出的，图像是一种“去语境化的存在”，“由于在时间链条中的断裂，由于失去了和上下文中其他事件的联系，图像的意义很不明确”[10]。图画只能提供基本场景，却无法传达相关的背景，相比于故事本身的丰富内涵，尽管我们能得到很多图像信息，但仍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这时候这幅画真的“只能是一幅普通的图画作品”，这样的小说插图无疑不具有过多的意义。

从小说插图的功能来看，它固然有着装饰、宣传的使用考虑，但配合文本叙事，通过其直观性、形象性的特点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更是其应有之义，只是这样一个作用能否实现，就与王朝闻先生提出的 “相对独立性”能否获得有极大的关联。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仅仅依靠插图，即使是具有了“应有的从属性”的插图，这种“独立性”也很难获得。但这样一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一方面他们认为“图”依赖“文”而生产，也要依赖“文”而获得意义，“图”始终是依附于“文”的，而在进行理论阐发时又轻率地赋予了图像“独立性”。比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戏曲插图大多为卷首图或折（回）前图，因而从图文位置上来讲，往往是图在先、文在后。也就是说，在正式阅读戏曲文本之前，读者最先接触的却是各式各样的插图。由于这些插图大都是对曲文中的重要情节、戏曲中的关键角色等的图式化的反映，因而相对于后面的文本叙事而言，图像叙事便成为一种‘预叙’。”[11]即先读图，获得一个大致的印象，进而去读故事文本。但我们上面已经指出，图虽然是依赖于文的，图像却是一个“去语境化的存在”，仅就插图本身而言，我们很难确定它在特定情境中的具体含义，通过读图很难了解故事内容，因而这所谓的“预叙”也就不太现实，至少说它的效果要大大打上折扣。以上面所举秦晋交战的故事为例，在不了解故事信息而仅仅读图的情况下，我们仅仅能知道在这里发生了一场战争，其它信息全都不甚了然，如此又哪里谈得上什么“预叙”呢？

那么到底是这种“独立性”不存在，还是说“独立性”本来就有，因其过于明显，所以研究者不需特别提出呢？人们似乎普遍倾向于后者。张玉勤注意到了明清小说中款识的作用。这些款识说明包括“图名、题诗、说明性文字、标题、图注、刻工姓名等”[3]。张氏主要是通过与绘画艺术进行类比来认识款识的意义。关于绘画中的“题款”，潘天寿先生有这么一番论述：

图像，只能在形象上作相似的表达，在技法高度熟练的时候，也可以极相似地表现人物的形态神情；但是究系画像，不能动作言笑，时代一久，看画的人，往往未曾见过画像的本人，而不可能加以认识了。又同画在麒麟阁上的画像，面形神气，或有相互相似之处，加以同时代的服装，同时代的日用器物，而形成甲像近似乙像，乙像近似丙像的情况，也所不免；兼以所画的人像，数目殊多，并列一起，辨认亦有所不易。又前代的画像，也往往与后代之某甲某乙的面形神气，有很相类似的情形，扑朔迷离，尤易混乱。故麒麟阁上图写的《十一功臣像》，在完成之后，必须题署每像的姓名及官爵，以补图画上功能之不足。[12]（120）

这段话中，首先说明了“画”本身的不足——模糊，即使是人物画像，也会因时代隔膜等原因而令人费解，因此画家要借助于题款来“补图画上功能之不足”。题款所发挥的作用可理解为提示、限定、区分，当画像上题有“秦琼”字样时，我们知道了他是谁（提示），同时排除了其它的可能性（区分），也知道了他可以和哪些事情相联系（限定）。在小说插图中，作为款识之一的图目的作用差可与此类比。仍以秦、晋交战事为例，如果在插图上某处题写“秦晋崤之战”字样，立刻就取到了聚焦的效果。通过图目的提示，插图由“去语境化”被带入“语境”中，其意义得以确定，我们对于“图”的理解也不再会多义而茫然。这样来看，问题似乎解决了。

但以上的看法不免过于乐观，图目的意义似乎仍非常有限。仍以上面提到的战争为例，通过“秦晋崤之战”这几个字，我们可以接收到的似乎只有如下信息：有一场战争，交战双方是春秋时期的秦国和晋国，交战的地点是在崤山，从图本身来说，我们似乎再难深入，对象、地点等基本要素固然可以确定，但如果想通过“插图”来获取进一步的故事情节，尤其是发展过程，是不大现实的。莱辛曾说过：“绘画由于所用的符号或摹仿媒介只能在空间中配合，就必然要抛开时间，所以持续的动作，正因为它是持续的，就不能成为绘画的题材。”[13]（82）又比如上面提到的“咸阳市五牛分商鞅”一图，有了这个图目，我们知道了地点是在咸阳，犯人名叫商鞅，将要采取的方式是“五牛分尸”，仅此而已。或许有人要说，这些信息已经足够多了。信息固然是多，但一来都是关于人物、地点等基本要素，对于理解情节并无太大帮助；而且多呈零碎化、片段化，很难让人从整体上予以把握。

从逻辑上看，以上论述言之凿凿，但在实际阅读过程中，这些论断都是不成立的。当有了“秦晋崤之战”这几字时，我们对于插图的理解要远远超出上面列出的几点信息。根据插图中某些细节，我们不仅知道这是战争的哪个环节，还能预示到战争的走向。对于图中的人物，我们也会生出自己不同的情感评判，或是崇拜、或是鄙视。又比如“咸阳市五牛分商鞅”一图，我们不但知道这是在处决商鞅，还知道处决的原因，并且对这一事件有自己的看法，或是感慨商鞅的命运，或是感叹政治的无情。原本“图目”只是交代“是什么”，但我们还进一步知道“如何是”与“为何是”，因而，借助于类似的“款识”，我们不但对插图所反映的故事内容有了清晰的认识，甚而会有一定的情感倾向。

理论分析和现实情况呈现出明显的矛盾和对立，问题出在哪里？事实上，孤立地看，逻辑分析并没有错，之所以会与现实状况产生冲突，是由于我们忽视了“传统”的因素。图目的作用不仅在于赋予“故事”语境，实则也将我们带入了理解故事的背景之中。明清时期，小说的流通、传播非常广泛，大众对于流行的小说情节可谓耳熟能详，而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或是由于书本教育，或是借助于影视剧，对这些小说也是相当的了解，因此，一旦有一个提示（比如图目），人们立刻能够联想起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故事情节，并带着这样一种“前理解”去解读插图，包括带动起广泛的想象。因此，与其说图目确定了插图的语境，倒不如说它限定了我们的理解和想象的空间。

因此，当我们在讨论插图时，实则已经有了先入之见，我们对“图”的理解是建立在我们对“故事”熟悉的基础上，那些读“图”所获得的信息实则有所依托。但我们往往忘记了这一“前提”，把一应认识都归结到了“图”本身。很多时候，我们固然没有阅读文本，但我们对插图的理解从来没有超过文本。图目的提示固然是一种形式，实际上，当一幅插图置于《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中时，它已经限定了我们的理解范围。还有些时候，则是借助于历史传统。比如说，陈洪绶所绘“屈子行吟图”，仅从图本身来说，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宽袍大袖的男子，但当我们意识到这是 “屈子”在“行吟”时，我们的情感立刻被激发出来，我们会痛感屈原的怀才不遇与忠贞不屈，甚而会结合自己的遭遇，发亘古之幽情。但是不要忘了，只有当我们知道屈原是谁，他有怎样的遭遇，才能引发我们一系列的感触，否则，面对一个宽袍大袖的男子，我们发不了任何的怀古之情。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似乎可以说所谓的“相对独立性”，即脱离故事文本来理解情节，或者按照鲁迅 先生的说法，“能只靠图像，悟到文字的内容”[14]（457），在一般的意义上是不存在的。一方面是由于图像自身的缺陷不足以承担这样的任务，另一方面则在于我们自小接受的教育已然决定我们无法脱离文学传统和历

史传统，因而我们对插图的理解总是带有“有色”的眼光，我们的理解从来不会是纯粹的。当然，第二点结论目前只能局限在熟悉明清小说的人对于明清小说插图的理解范围内，因为其他对象（包括图和读图者）越出了我们所讨论的传统，探讨的语境有所变化，某些结论或许要有所调整。

注释：

① 本文所用的“独立性”系沿袭王朝闻先生的说法，指插画能够脱离文本表达主题而言，与通常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独立性”由所区别，为妨引起误解，故作此强调。

② 目前在研究插图本小说中的图文关系时主要关注的是“插图”（图）和“小说文本”（文）之间的互动关系，事实上，在插图本身就包含了各种形式的文字，或是作为构图因素，比如图中

的旗帜、城门上每题有文字，或是图目，或是题款等等，插图中的“文字”与“图”之间也有着复杂的关系，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并有所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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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潘天寿. 潘天寿美术文集[M].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3.

[13] 莱辛著. 拉奥孔[M]. 朱光潜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14] 鲁迅. “连环图画”辩护[A]. 鲁迅全集： 第4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On the Subordination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illustrations

in the novel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ng Xun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 Wang Chaowen pointed out that the illustrations in the Novel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ve two natures. One is subordination， which means the illustrations belonged to the novels；the other one is independence， which means the illustrations can describe the stories without the texts. However， on the one han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llustrative art， the subordination is going to be died out； on the other hand， because of the defects of the pictures， the independence is hardly to achieve. Meanwhile， we should understand the illustrations under the traditions of th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which makes the independence non-existent.

Key Words： Novel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llustration； Wang Chaowen； Subordination； Independence

篇9

关键词：关联理论 语用视觉 爱伦・坡 恐怖氛围

引言

身为著名浪漫诗人和文学方面的专业评论家，同时也是美国家喻户晓的小说家的埃德加・爱伦・坡，成为美国文坛在十九世纪的典型楷模和代表符号。因为他的创作风格特点和题材方面的个性，使得他的作品被蒙上厚厚的恐怖氛围。他擅长的不是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而是与之相反的短篇小说题材的创作。我们总结后发现，他在自己的漫长而富有艺术意义的一辈子当中，给世人留下了近百篇的非常经典成熟的短篇小说。我们试着将这些文学作品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侦探小说的类型，另外一部分是被称为恐怖小说的类型。我们今天就重点来分析他的这些具有代表性质的笼罩着浓郁恐怖氛围的小说作品，这些作品中的典型代表，突出的有如下一些妇孺皆知的作品，《泄密的心》、《红死鬼假面》、《一桶白葡萄酒》、《红死病的化妆舞会》、《丽姬娅》和《厄舍古屋崩溃记》等。我们将在关联理论的指导下，从语用视觉的角度进行文本分析，带领读者们一起进入埃德加・爱伦・坡为我们营造的恐怖氛围的艺术中去。

一、关联理论和语用视觉简要分析

随着现代文本分析的逐渐兴起，各种理论被运用到其中来。关联理论作为一种后起之秀，得到了不断的扩大运用和发展。当语言视觉的地位得到更多文学评论家们的青睐之后，二者就经常一起出现在各种文学风格的研究当中。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随着越来越多的文学评论者的介入和使用，关联理论和语言视觉就日益成为涉及的焦点。从我们现在的共识中，我们对语言视觉的界定是：人们不仅仅运用它来研究一个作家在他的文学作品中的文学话语，更注重的是对作家在他的文学作品中话语的理解和分析，从而达到某一种既定的目标。因此语言视觉就成为了一种被社会语言学认为是专门重视和分析文本当中说话人意义的视觉。并且更多的是关心和在乎说话人是怎么说话和排列语言顺序的。而另外一种则是将对文学文本中作家安排和设计的话语进行深入剖析和理解，从人们认知的方向着手来观察文学文本中的自然话语之间的交流和运用。经过有关研究学者提出之后，在会话含义学说的推动下，语言视觉和关联理论被越来越多地关注起来。有人还因此联名出版了专门的论著加以推广使用。其中有一本影响较为重大的是《关联性： 交际与认知》。在这部著作当中，书的作者开创性地发表了他们自己新的观点，那就是和人们之间的互相交往以及彼此之间的认知关系密切的关联理论。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当中也好，在文学文本当中也好，进行话语交流的彼此主体使用的话语无可厚非地成为了可以提供具有关联性的最为重要的信息。那么那些交际者在选择彼此的交流对象的时候，却总是处在关联性最大的环境当中。在文学文本当中，交际者们使用过的所有交流话语的暗含，都不能少掉推理而获得正确的认知。而在这个总环节中，推理的环节也即是搜索彼此话语和语言环境相互关联的过程，我们经过各种试探和努力，通过文学文本中彼此话语蕴藏的词语的意义跟信息，当然还有其中的逻辑思维信息和人们早已掌握的社会常识等知识，在进行适当推理之后找到最为恰当的语言环境。本文也就着力在关联理论的背景之下，从语言视觉的角度，进行文学文本艺术氛围的阐述分析。

二、透过语用视觉的角度审视爱伦・坡小说中的恐怖氛围

（一） 恐怖环境的特意安排和精心渲染

通过关联理论的分析，我们从语言视觉的角度，对爱伦・坡小说中的恐怖氛围进行分析，首先必须涉及的就是他在小说中大量安排和精心布置的恐怖环境的描写。我们从他的一部叫做《红死病的化妆舞会》的小说来看，光是看见这个题目，就不觉叫人为之寒毛竖立。在作品当中，作者所描述的房间定格为恐怖至极的黑颜色，这分明是代表着恐怖和黑暗的色调，就强势地给人恐怖窒息的感觉。再加上作者对房间进行的鬼怪离奇的用笔铺排，就使得整部作品到处充斥着恐怖气氛。我们再来分析它的另外一部作品《厄舍古屋崩溃记》，在这部作品当中，爱伦・坡所描绘出来的气氛依然是令人倍感恐怖的。在整部作品的描述当中，无论是事件的叙述者，还是事件的当事人，在他们进入到厄舍古屋之后，当时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景象以及他们所能感受到的气氛来看，都是恐怖的。为此作者爱伦・坡还下了大量的笔墨来进行反复地描述和渲染，这些积累下来，就导致整部作品都是非常沉重、让人无法呼吸的恐怖的情感格局。在作品中的各个角落，只要作品笔到之处，就都被刻意安排了类似的恐怖环境的渲染和提示，再加上作者描写得细致逼真，所有阅读到这些地方的读者都为此感到汗流浃背，因为他们没办法控制自己离开这样的恐怖氛围的包围。

（二）对复活、活埋、死亡等场景描写的分析

在我们传统的中国恐怖小说当中，经常看到死尸复活，或者更为恐怖吓人的都有。不要以为在这方面，国外就没有，恰恰相反。爱伦・坡就曾写过一部非常著名的《丽姬娅》，里面到处都是类似我们中国恐怖题材作品中的特写镜头。作品中不仅有离奇的死亡，更有突然的重生。我们先来体验一番：当作品中故事的主角在自己心爱的美丽妻子去世许久之后，虽然悲痛万分，但时时刻刻思念着自己的妻子。我们知道，当女主角丽姬娅快要去世时，也是对自己的丈夫千般不舍万般牵挂。前后两者使得她竟任凭自己的魂魄在丈夫前后出没，并通过一次蓄意已久的机会，将早已准备好的毒物放入丈夫第二任妻子的杯子中，致使她喝下后死去。于是丽姬娅接着她的躯体重新复活到自己心爱的丈夫面前，作者爱伦・坡对于这样场景的精心设计和描述，可谓是煞费苦心，为的就是让读者感到恐怖和压抑。另外一个恐怖的因素则是与之相反，不是借尸还魂，而是将人活埋，我们可以在《活埋》、《一桶白葡萄酒》以及《贝蕾妮丝》等等作品中见到那些无比血腥和惨无人道的活埋场景。为此，作者爱伦・坡将他们设计成不是有不治之症就是心理具有无法治愈的扭曲，或是被不明药物所毒害，他们都曾被别人活活埋进土里，或者就是将他人活活埋入土堆。《一桶白葡萄酒》里面是这样的场景安排：主人公蒙特雷索被人当众侮辱了，奇怪的是二人还是好友，结果他被迫选择进行惨无人道的背地里报复。当他知道侮辱他的那个人是痴迷的品酒师，于是他开始暗自找药下毒。最后把准备好的藏酒的木桶搬运到一个洞穴的洞口。将侮辱他的那人引诱到洞穴后，他随即将洞穴堵死，得以报复成功，将人活活埋进了必死无疑的洞穴。然而这一切，都贯穿着爱伦・坡非常细致的刻画，使得我们读者就像是在案发现场一样。透过关联理论，这些都是在语用视觉的角度所分析出来的恐怖气氛。

（三）对爱伦・坡作品恐怖题材的分析

在关联理论的背景下，我们站在语用视觉的角度来分析，其实爱伦・坡有一个癖好，那就是非常喜欢去观察那些病态的人格，因此久而久之就使得他对类似的题材产生了一种固定的执着，因此犯罪的类型也成为他涉及的领域，而且写的恐怖气氛浓厚，其中有一部叫做《泄密的心》的小说就是这种题材。作品中故事是这样发生的：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是主人公，一个很荒谬的理由驱使着他走上了杀人的道路。源于讨厌别人的眼睛就将人残暴地屠杀了，还没完，之后将尸首进行了恶劣的肢解，最后将尸首销毁。因为自己病态的性格而去杀人，最终又是因为自己不正常的心态去警局自首。这是作家爱伦・坡所擅长为读者描述的一种恐怖题材类型的小说。我们经过分析后发现，从关联理论语用视觉的角度来看，原来让人倍感窒息的并不是文学文本中的血腥场景，而是作家笔下那恐怖的文字和描写所形成的恐怖气氛，是这些东西压抑着读者。我们再看他的其他作品，《威廉・威尔逊》也是此类型当中典型代表。在这部作品中，男主角是一个患有严重精神分裂症的人。他的可笑之处就是经常幻想着有一个与他完全一样的人存在，可恶的是此人还是自己的恶敌。为了将他杀死，他费尽周折。在残忍地将敌人杀死后，自己也莫名其妙的选择了了结自己的生命，故事显得荒诞可笑，却都是反映了在关联理论语用视觉下我们看到的关于爱伦・坡对于自己的恐怖小说的阐述，我们在这样的角度来审视爱伦・坡以及他的小说，即使是恐怖的，也是隐藏着在恐怖气氛背后的一种艺术上的成功和美。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小说当中，透过关联理论的指导，我们从语用视觉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其作品中更为美好的艺术的存在，而这些不仅仅是其文学作品中的恐怖氛围这一单调的审美感受。综上，我们分析后发现，在爱伦・坡的小说当中，其实隐藏在恐怖氛围后面的是一种艺术上的美丽。当他的小说中的恐怖氛围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种恐怖就不再是单纯的恐怖了，而是超越了恐怖，成为一种艺术的美。这种艺术的美，需要我们站在关联理论的高度，从语用视觉的角度去观察和考究才能发现。也正是这些小说中的恐怖氛围的营造和美的艺术的存在，使得爱伦・坡的小说更加扑朔迷离和具有吸引力，也正是因为这些，爱伦・坡成为了享誉全美的杰出作家，想当然地成为了美国文学艺术殿堂里那颗最为闪耀的明珠。语

参考文献

[1] 林琳.浅谈爱伦坡作品中的恐怖描写及其创作目的[J].长春大学学报，2003（06）

[2] 爱伦・坡著，王勋，纪飞等编译.爱伦・坡短篇小说精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篇10

[关键词] 旅游专业 听说能力 教学目标 课程结构 教学模式 评价体系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不仅将是旅游资源大国，同时也将是旅游客源大国。作为国民经济的一大支柱性产业，旅游业的不断发展是我国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效地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的重要保证。为了适应这一快速发展的形势需要，我国旅游从业人员必须具有良好的英语听说能力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旅游活动。在这种形式下,如何提高我国高校旅游专业人才的英语听说能力，满足我国旅游市场的需求成为高校英语教育工作者共同关注的问题之一。

一、明确旅游专业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采取听说领先的教学原则

2004年国家教育部颁发的《大学英语的课程要求》明确指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的进行交际，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而旅游专业大学英语的目标应该是培养学生在旅游职业范围内使用英语的能力。为此，听说能力的培养尤其重要。传统的大学外语教学普遍存在一个缺陷，即“哑巴英语”。由于教材的编写较偏重阅读能力的提高，教师和学生过分注重追求四级通过率，所以填鸭式教学模式和题海战术是比较普遍的。再加上缺少课堂内外的练习机会，学生缺乏听说能力，缺乏运用语言能力。以至于学生学了两年大学英语，除了领了一个四级证书外，却很难听懂别人的讲话，也很难表达自己的思想。听说历来是学生的薄弱环节，历届学生也普遍反应，通过两年大学英语的学习，他们的阅读能力已达到相当程度，但听说能力的提高比较困难。因此，我们提倡在旅游专业人才培养中采取听说领先的教学原则。

二、努力构建重听说能力培养的、多样化的大学英语课程，保证学生的课程选择权

旅游专业的大学英语课程结构应由必修和选修两部分构成，并通过学分描述学生的课程修习状况。必修课部分和其他专业的学生同等要求，也就是高等院校教学大纲规定的《大学英语》课程。选修课开设旅游专门用途英语。英语可分为普通用途英语和专门用途英语，现在高校公共英语教学仍然以普通英语作为主要教学内容，也就是集听、说、读、写、译于一体的综合英语教学，教材的内容侧重于文史方面的题材，强调趣味性和情节性，缺乏实用性和职业性，词汇基本上是通用词。专门用途英语强调的一个方面是从专业的需求出发，探求一种英语与专业相结合的方式。专门用途英语着重分析将来使用英语的场景，以及此场景下的交际内容、方式、途径及语言特点，即将语言分析与学习者需求分析结合起来，学生用什么就学什么，学以致用，学用结合，这种场景教学能训练学生的实用能力，满足学生的职业需要，从现在的人才市场来看，懂专业且具备相当英语应用能力的人才是就业市场的宠儿。而且，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外语能力的评估更趋理性化，再不是简单地看应聘者是否有英语三级证、四级证或六级证，而是根据企业对岗位的英语要求进行口试或笔试[1]。而旅游英语作为专门用途英语，可以完整将英语语言知识与专业知识融合起来，充分体现了语言的工具的目的，满足学生的就业需要，本质上符合高校旅游专业英语的培养目标，并能提高高校英语教学质量。除了开设旅游英语选修课外，在学分的设置上可以根据专业特点合理规划，2004年国家教育部颁发的《大学英语的课程要求》其核心内容之一是，非英语专业学生必须义务进修占总学分10%的英语听说科目。而对于旅游专业的非英语专业人才来说,听说的比例应该大于10%。这样,才能显示出他们本专业特点，突出专业特色，提高高校旅游人才的英语听说能力，满足国际旅游市场的需要。

三、改变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被动教学模式为以计算机、网络、教学软件、课堂综合应用为主的个性化和自主学习的教学模式

Swain指出,产生目标语言的输出活动可以促进第二语言学习者有意识地辨认语言上的一些问题,使其注意更多有待发现的东西,是激活巩固现存知识或产生新语言知识的认知过程[2]。也就是说,输出的重要作用可以比输入更加深入地促使学习者加工语言,尝试满际需要的新的语言形式与结构。而我国大学外语教学长期以来受应试教学和语法翻译教学法的影响,课堂教学中教师过于强调知识的灌输而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听说技能的有效训练,这成了严重束缚学生英语听说能力发展与提高的瓶颈。从第二语言习得的条件分析来看,大量接触新的语言是语言学习的必要条件,接触多种真实语言的输入是语言学习者感知语言成分如何嵌入在语言和非语言语境中应用的重要途径; 同时，语言使用需要真正的实践机会；此外，学好语言要有动机的驱动力[3]。尤其是对于旅游专业的学生来说，构建真实的语言环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表达他们想要说的话,实现话轮的自然交互控制尤其重要。

计算机科学和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国际互联网、校园网、多媒体语言实验室、电子阅览室、计算机教学软件、多媒体课件和MP3随身听等正是值得充分利用的促进语言习得的现代化多媒体技术教育辅助资源。一方面，在网络环境下，学生可以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和学习需要从校园网，互联网，教学光盘上获取他们所需要的听说材料，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自己创设听说资源库。除此之外，学生可以通过个人网页、网络聊天、e-mail、e-learning、调频电台、英语电影和英语沙龙等多种形式将教学内容延伸到课外。这样，学生可以自由选择适合个体学习的时间、地点、内容、方法进行自主探究和协作学习,多渠道地增加学生听力和口语能力发展机率,有效地补救传统课堂听说教学时数不足和学习应用环境不良的缺陷，实现教学资源立体化和个性化自主学习，更有利于培养复合性人才。另一方面，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可提供许多语言素材，如时代背景、角色、形象、心理的活动等。这些真实的语料、优美的画面、标准的语音,悠扬的音乐,把抽象的语言信息生动形象地呈现在学生面前,创造出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氛围,使学生犹如身临其境,更加深刻地体验言语交际的功能与情感。此外，多媒体先进的技术还可以解决传统教学的很多不足之处。例如：多媒体语言实验室的数字化的功能可以实现师生或生生的一对一、一对多或多对多的口语对话，讨论、协商等同步交互参与活动都可以在教师的监控下进行，增加了学生开口的机会，弥补了传统课堂教学实践性的不足；多媒体播放技术可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随时停顿反复,分析琢磨语言理解问题；数字录音和复读技术可以帮助学生自主进行模仿跟读和语音对比并及时纠正不正确的语音和语调；多媒体控制台的功能可以同步播放不同水平层次的听力材料,给学生提供适合的选择,解决学生个性差异的问题;人机对话的功能可以有助于消除某些学生说英语的恐惧心理,增强开口说英语的自信心。综上所述，基于计算机和网络的现代化多媒体技术教学环境,从根本上摆脱了过去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实现了语言综合运用的主动式和个性化教学,为学生英语听说交际应用能力的培养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其有利的教学平台,是高校旅游专业人才英语听说能力提高的重要途径之一。

四、努力将现行的评价语法、阅读理解为主的考核评价体系变为以考核听说能力为主的考试评价体系；在考试方法上采用人机对话，而不仅仅是笔试

一个全面、客观、科学、准确的评价体系对于实现教学目标至关重要。对于旅游专业的大学英语课程评估可以分成形成性评估和终结性评估。形成性评估可以采用课堂活动和课外活动记录，网上自学记录、学习档案记录、访谈记录和座谈等多种形式，以便对学生进行观察、评价和监控。终结性评估主包括期末课程考试和水平考试，要侧重于听说能力的考核。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采用人机对话进行听说运用能力的考核。这样，不仅教师可以从考核结果中获取教学反馈信息，及时改进教学管理、保证教学质量。同时，也是学生及时调整学习策略、改进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和获得良好学习效果的有效途径。

五、结语

从国际旅游教育发展来看，鲜明的职业性和实践性是旅游教育的一大特色。因此，高校旅游专业的大学英语教学不能和其他专业一样对待。要明确旅游专业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努力构建重听说能力培养的、多样化的大学英语课程；并利用多媒体网络教学的优势创设情景，增加学生训练听说能力的机会；同时要构建相应的全面、客观、科学、准确的评价体系。这样，才能保证院校人才的特色供给与旅游人才需求的成功对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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