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欧阳修，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天，欧阳修从邻居家旧纸筐里发现了一本残破的《韩愈文集》，经主人允许，他把书带回了家。韩愈清新自然的文风打动了欧阳修，他高兴地赞叹道：“世上竟有这么好的文章！”从此，欧阳修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苦读，终于成为了有名的文学家。

有一位秀才，总觉得自己文如锦绣，诗如莲花，一副谁也看不起的样子。他觉得只有一个叫欧阳修的，能和自己相比。

有一天，这秀才背着行囊，拿了一张地图，要找欧阳修谈论诗词。秀才一脸得意，心想，我定要问他个哑口无言，让他乖乖地亮出免战牌才行。

不一会儿，秀才来到河边。上船的时候，他歪脑袋看见一棵枇杷（pí pá）树，便出口成吟：“路旁一枇杷，两朵大丫杈。”要说秀才的前两句还是挺顺当的，可不知为什么，总是后劲不足，下面两句就说不出来了。

要说天下之事，就是一个巧字。正好欧阳修也来过河，听了秀才的上句，随口说道：“未结黄金果，先开白玉花。”秀才一听，拱手赞道：“想不到老兄也会吟诗啊，对得还不错，不失我的原意。这可是诗人兴会了。”

说话间，船夫已经开船了，枇杷树渐行渐远。

忽然，秀才看见河中有一群鹅，有的鹅潜水，有的鹅灌水，于是诗兴又起，脱口念道：“远看一群鹅，一棒打下河。”这秀才两句出口，又没词儿了。

欧阳修顺口接道：“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秀才听后大喜，心想：“嗬！看来这老兄肚子里还真有点货，竟能懂得我的诗意。于是他大步流星，从船头跨到船尾，向欧阳修伸出双手，一边跑一边说：“诗人同登舟，去访欧阳修。”

欧阳修连忙把双手高高拱起：“修已知道你，你还不知修（羞）。”

【欧阳姓起源】

越国被楚所灭，越国国王无疆的次子蹄被封于欧余山南部（在今浙江吴兴），因山南为阳，所以称为欧阳亭侯。无疆的子孙就以封地山名和爵名为姓，形成了欧、欧阳、欧侯三个姓。

【名人馆】

欧阳询：唐代著名书法家。代表作品有《九成宫醴（lǐ）泉铭》。

欧阳予倩：著名男演员、戏剧家。著有回忆录《自我演剧以来》。

欧阳夏丹：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主持的节目有《共同关注》《第一时间》《新闻联播》。

【博闻馆】

欧阳修“六一居室 ”称呼的由来

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那什么是“六一”呢？欧阳修在自己的传记中虚拟了一段对话：有客人问我说：“什么是六一呢？”我说：“我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人问：“这才五个一啊，你怎么解释呢？”我说：“以我一老翁，老于这五物之间，难道不是六一吗？”

篇2

深圳有一家徽菜馆,取名“醉翁亭”。其老板喜好玩微博,一开始ID为“醉翁亭主”,后来因为不少网友以为他与真正的醉翁亭(位于安徽滁州琅琊山)有关联。他马上改ID为“醉翁”,并在微博上解释自己实在无意混淆。

其实,这家菜馆最起码还与醉翁亭在地域上“套得上瓷”。相比之下,原本出自醉翁亭、现在已衍生为成语的名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当下语境的应用中,却与醉翁亭完全扯不上关系。虽然有些语句的用法是约定俗成的,一些与所描述事物完全不相干的历史人物却还是免不了会被无厘头地牵扯进去,比如“说曹操,曹操到”等,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这句充满浪漫审美情怀的话语,现在常被用到暗含贬义的表述之中,甚至让人听起来觉得近似于“心怀鬼胎”、“奸诈”的意思,就真的对本义有亵渎之感了。

只要略微有点古文基础的人都知道,这个句子源自《醉翁亭记》,是宋代名家欧阳修的代表作。我们先回归《醉翁亭记》的写作背景。那是宋仁宗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欧阳修被贬为滁州知州的第二年。当时欧阳修才39岁,却自号为“醉翁”。

曾在23岁就中了进士的欧阳修,具备出众才华,却在仕途中走了不少弯路。他在30岁时就曾被贬到夷陵(今湖北宜昌),后来被召回京,却在接近不惑之年再次被贬。常人可能会猜想,这时的欧阳修会郁郁不得志,终日借酒消愁。

相反,他不仅展现了自己的施政才华,用宽容、简化的方法来治理滁州,使当地人过上了和平安定的生活,还时常抽空游历山水,与民同乐,《醉翁亭记》里描述的欢乐时光就是明证。

以醉翁亭为据点,究竟可以欣赏到哪些美景?那里白天“日出而林霏开”,傍晚“云归而岩穴瞑”。每天单是细看山中的“晦明变化”,就能察觉自然之美。再看山中四季,春天“野芳发而幽香”,夏天“佳木秀而繁阴”,秋天“风霜高洁”,冬天“水落而石出”。在《醉翁亭记》中,欧阳修不仅用极其简化的语言归纳了以上美景,还用一句话提供了十分可行的“旅游瑚略”:“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除了“斋看”,到山上还能做什么呢?“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有钓鱼这样的活动项目,还有香甜泉水酿造的美酒。每每都要至“夕阳在山,人影散乱”,一天的沙龙活动结束,大家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醉翁亭记》如此绘声绘色介绍醉翁亭的玩乐生活,一经面世就以其深邃意境和怡然情怀,震动了当时的学界。在远近争传这篇美文之后,滁州的琅琊山也从此热闹了起来,醉翁亭电被誉为全国“四大名亭”之首,名扬海内外。

可见,欧阳修不仅善于开发旅游景点,还亲自撰文“做广告”,在推广旅游文化上有着一般人少有的天赋。虽然他在滁州仅生活了两年零四个月,但却为滁州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篇3

1、原文：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2、译文：端起酒杯向东方祈祷，请你再留些时日不要一去匆匆。洛阳城东垂柳婆娑的郊野小道，就是我们去年携手同游的地方，我们游遍了姹紫嫣红的花丛。欢聚和离散都是这样匆促，心中的遗恨却无尽无穷。今年的花红胜过去年，明年的花儿将更美好，可惜不知那时将和谁相从？

（来源：文章屋网 ）

篇4

关键词：欧阳修；“小说”：杂传；文体；《汉书》；《新唐书》；《崇文总目》

中图分类号：[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f2011)04-0169-08

长期以来，对于欧阳修在文学、史学等领域的成就，相关的研究已经十分广泛与深入。但是具体到“小说”、具体到“小说”理论发展，欧阳修作为一个“小说”理论家的角色就鲜有人知。即使在“说”研究领域中，学界对此的研究也不多见。据笔者目见，近年仅有王齐洲《试论欧阳修的小说观念》和严杰《从探讨欧阳修的小说观念》两篇论文涉及。前者以“现代小说观念为参照”，比较两《唐志》中小说作品的著录不同，认为“欧阳修的小说观念还不十分明确”；后者对《新唐志》中的小说作品加以归类分析，认为欧阳修的意义在于“使小说类原来以记言为主的特点起了变化，转向以记事为主”。笔者以为仍有可探讨之余地，故撰成此文，在还原北宋之前“小说”观念的基础上，从文体的角度加以探讨欧阳修叫、说”观念的史学意义。

自《汉书・艺文志》中，班固参考刘向、刘歆父子《七略》，将“小说家”列入“诸子略”，首次将汉人的“小说”观念记录于史籍，创建了中国“小说”之学。其后，“小说”创作进入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经过魏晋南北朝大量作品的实践，逐渐超越了最初居于核心位置的单一的学术性特征，愈来愈表现出文学性的迷人色彩。

李唐建国后，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令狐德菜向高祖上奏：“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多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若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灭。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太宗复敕修撰前代诸史，诏魏征监修《隋书》，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撰成《纪》《传》部分。《志》由令狐德菜等监修，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修成。在《隋书・经籍志》中，唐人对于自《汉志》后“小说”的发展情况，又作出了进一步的理论总结，初步完善了汉人“小说”之学的构建。

唐人对于“小说”理论体系的完善是如何体现的，还须从汉人的“小说”观念进行梳理。《汉志》“诸子略”第十类“小说家”的小序说：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在汉人的“小说”观念中，近现代意义下充满文学色彩的叙事性“小说”的特征，并不作为汉人“小说”观念的主要支撑。汉人“小说”观念强调的是一种以“小道”为核心判断标准的子部之说，即在史家的观念中，“说”体现的是一种学术性，而并非一种文学体式。这个观念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小说”的创作来源、传播方式与表现手段，“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透露出“小说”的创作与传播来自于普通社会生活的基础层面。并且由于这个产生与存在的背景，使得“小说”的表现手段天生具有与“君子”的“道”产生偏差的“至远恐泥”的相反性。那么，这个表现手段究竟是什么?作为正史之家的班固没有明确说明，但他对于“小说”这种表现手段的实际效果，无疑是抵触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内的士人对于“小说”这种表现手段的实际效果，却有明确的表述，并有积极的认可。桓谭《新论》云：

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

这种阐述就对正史之家“小说”观念的表述作出了有力的补充。“近取譬论”，所传达的正是“小说”的表现手段。而这种表现手段的实际效果，“有可观之辞”，与现代意义下的充满文学色彩的叙事性“小说”文体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同时也正是被正史之家所抵触的、认为妨害了表达“小道”的基本形式。那么，这也从事实上对于“小说”的潜在的文学性特征作出了正面回应。

唐人系统地接受了汉人“小说”观念的构建。《隋志》“子部”的“小说”类小序云：

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传》载舆人之诵，《诗》美询于刍荛。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循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记。《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而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衣物”，是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

通过这段小序的阐述，唐人对于“小说”的把握，基本沿袭了《汉志》中“小说家”的主要特征。十分清晰地抓住了“街谈巷语”所表达的创作来源与传播方式，以及“小道”所表达的社会功用这两个重要特征。此外，对于小说创作的名义主体，即“小说家”，《隋志》的诠释也比《汉志》有所提高，由不入流的“稗官”，上升为“掌道四方之政事”的“训方氏”，客观上强调了“小说”作为一种学术体式存在的重要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理论阐述中，《隋志》与《汉志》一样，注重学术性特征的核心价值，而对文学性的特征却置之不理。这种倾向，在《隋志》的总序中就有清晰的表达。《隋志》云：

《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医方，圣人之政也，所施各异。世之治也，列在众职，下至衰乱，官失其守。或以其业游说诸侯，各崇所习，分镳并骛。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汉书》有《诸子》、《兵书》、《数术》、《方伎》之略，今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

唐人此时的“小说”观念，已经将“小说”所表现出的社会功用性，上升到与儒家、道家并列的“圣人之教”。同时，也指明了小说的功用性是正史之家所着重考虑的关乎“说”作为学术体式存在的依据。

由于对汉人“小说”观念核心因素的继承，唐人的“小说”之学仅仅在理论的建构上起到对《汉志》有益的补充。这也反映在其著录的“小说”作品中。由于《汉志》著录的“小说”作品，至初唐时期多已亡佚，《隋志》著录多为后汉以来作品，与《汉志》全不相同。《隋志》共著录“小说"25部，155卷(实为139卷)，如果计入

附注，则为30部，169卷(实为153卷)。现录如下：

《燕丹子》一卷(丹，燕王喜太子。梁有《青史子》一卷；又《宋玉子》一卷、录一卷，楚大夫宋玉撰；《群英论》一卷，郭颁撰；《语林》十卷，东晋处士裴启撰。亡。)

《杂语》五卷

《郭子》三卷(东晋中郎郭澄之撰。)

《杂对语》三卷

《要用语对》四卷

《文对》三卷

《琐语》一卷(梁金紫光禄大夫顾协撰。)

《笑林》三卷(后汉给事中邯郸淳撰。)

《笑苑》四卷

《解颐》二卷(阳松撰。)

《世说》八卷(宋临川王刘义庆撰。)

《世说》十卷(刘孝标注。梁有《俗说》一卷，亡。)

《小说》十卷(梁武帝敕安右长史殷芸撰。梁目，三十卷。)

《小说》五卷

《迩说》一卷(梁南台治书伏挺撰。)

《辩林》二十卷(萧贲撰。)

《辩林》二十卷(希秀撰。)

《琼林》七卷(周兽门学士阴颢撰。)

《古今艺术》二十卷

《杂书钞》十三卷

《座右方》八卷(庾元威撰。)

《座右法》一卷

《鲁史欹器图》一卷(仪同刘微注。)

《器准图》三卷(后魏丞相士曹行参军信都芳撰。)

《水饰》一卷

从以上著录可以看出，初唐时期唐人的“小说”观念，仍然延续着汉人的核心判断标准，坚持将“小道”的社会功用放在首要位置。因此，除去琐言类、逸事类的“小说”作品，还稍可归纳出一定的文体特征，剩下的如《古今艺术》《座右方》《座右法》《鲁史欹器图》《器准图》《水饰》等作品，就很难找出稳定的文体特征。因此，此时的史家“小说”观念，继续秉承着学术性的特征。而从魏晋时期开始出现大量的文学性色彩浓郁的杂传体作品，仍然被归于史部的杂传类，没有被丰富到“小说”的界定中。

魏晋六朝杂传体作品创作的繁盛趋势，在唐朝仍然延续不衰，并且还衍生出唐传奇的高峰。但是，作品的创作繁盛与理论的总结升华往往呈现出滞后的态势。一直到五代时期史家编纂《旧唐书》，虽然《经籍志》仅仅著录了“开元盛时四部诸书”，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史家的“小说”观念还是停留在初唐时期的建构。《旧唐志》的总序中，史家依然延续了汉唐的“小说”观念，把“刍辞舆诵”作为“小说”的特征。在其“小说家”的著录中，类别体裁的选择标准，依然没有超越《隋志》的著录范围。如下：

《鬻子》一卷(鬻熊撰。)

《燕丹子》三卷(燕太子撰。)

《笑林》三卷(邯郸淳撰。)

《博物志》十卷(张华撰。)

《郭子》三卷(郭澄之撰，贾泉注。)

《世说》八卷(刘义庆撰。)

《续世说》十卷(刘孝标撰。)

《小说》十卷(刘义庆撰。)

《小说》十卷(殷芸撰。)

《释俗语》八卷(刘霁撰。)

《辨林》二十卷(萧贲撰。)

《酒孝经》一卷(刘炫定撰。)

《座右方》三卷(庾元威撰。)

《启颜录》十卷(侯白撰。)

著录的作品几乎全部限于《隋志》著录的琐言类与逸事类，而大量的呈现出文学性特征的杂传体作品，依然归属于史部的杂传类。《旧唐志》著录标准的延续性由此可见。

通过上文的梳理，可以得出，唐人的“小说”观念，至少在史家的理论系统中，主体依然是对于汉人“小说”观念的补充与完善，坚持“小道”为核心，呈现出学术性的主要特征，而缺乏对于逐渐生发的“文学性”特征的理论总结。虽然大量的志怪、传奇类等杂传体作品创作在唐朝出现，也只能在“小说”的表现层面给予技术的积极准备，而对于文学体式借鉴的认可、确立“小说”由学术性转向文学性的主体特征等理论方面的突破，则还需等待。

“小说”之学的重大转折出现在北宋时期，是由欧阳修来主导的。

宋仁宗景祜元年(公元1034年)，欧阳修以馆阁校勘之职预修《崇文总目》，后以直言论事坐贬夷陵。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复为馆阁校勘，仍修《崇文总目》。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崇文总目》修成。应该说，参编《崇文总目》，为欧阳修主编《新唐书》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为其编写《艺文志》“小说”目，形成了重要的理论准备，使得其针对《旧唐志》著录的不足，结合“小说”在唐代的实际发展，作出了重要突破，为“小说”之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

欧阳修在《崇文总目》“小说”类的“叙释”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书》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又曰“询于刍荛”，是小说之不可废也。古者惧下情之壅于上闻，故每岁孟春，以木铎徇于路，采其风谣而观之。至于俚言巷语，亦足取也。今特列而存之。

这种“小说”观念的阐述依然着重于对“小说”的核心价值的肯定，即“小道”的社会功用。这与唐人的“小说”之学是一致的，并继续强化了唐人“小说”观念体系中对于传播与记录的独特特征的突破，丰富了“小说”之学的理论基石。

虽然在这篇“叙释”中，欧阳修并没有特别论述到“小说”的文学性特征，但是在“小说”类作品的具体著录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巨大的变化，即具有明显文学性特征的“小说”作品的著录。尽管《崇文总目》现已散佚，仅凭辑佚的著录书目，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发现，《崇文总目》“小说”类著录书目数量大为增加，远远超越了《隋志》与《旧唐志》的著录数量，达到152部，588卷(实为149部，577卷)。书目数量的剧增并非我们的关注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隋志》与《旧唐志》中归属于史部杂传类的作品，有4部在《崇文总目》中被收入到“小说”类。考虑到《崇文总目》对唐代开元时期之前书目的著录数量，及本身的散佚程度，这种变化就具有代表性，而绝非特殊情况。那么，这种将“杂传”体作品作为“小说”著录的数量，应该是相当多的。

问题正在于此，欧阳修为何要将一部分“杂传”作品归属于“小说”类呢?

“杂传”最初出现在《汉志》“六艺略”中的“孝经”类，其云：“《杂传》四篇。”应当说，这与“小说”产生的最初状态有些仿佛，还不是一个独立的文体类别，仅仅作为对《孝经》解说的词汇用语。南朝刘宋时期，王俭编撰《七志》，首次将“杂传”作为一个类别独立出来。《隋志》对此记载：“俭又别撰《七志》：一日《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稍后的阮孝绪在萧梁普通年间，编撰《七录》，正式将“杂传”收入“记传录”，作为史传的一个类别。虽然《七录》也已散佚，但仍可从《七录序》中了解相关情况。《七录序》云：

今所撰《七录》，斟酌王、刘。王以六艺之称不足标榜经目，改为“经典”，今则从之。故序《经典录》为内篇第一。刘、王并以众史合于《春秋》，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且《七略》“诗赋”不从“六艺”诸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今依拟斯例分出众史，序《记传录》为内篇第二。

《七录序》又云：“杂传部：二百四十一种，二百八十九帙，一千四百四十六卷。”数量如此众多

的作品出现，足以说明此时的“杂传”已经成为史学的一种固定表述形式。并且，“记传”从“春秋”类独立，客观上带动历史书写种种表达形式的良性成长，这也对魏晋以来的“杂传”作品给予体式上的认可，使得这种形式的作品得以继续发展，蔚为壮观。

唐人编撰《隋书》，对“杂传”进行系统的梳理。《隋志》史部“杂传”类的小序，这样表达了唐人对于“杂传”特征的把握：

古之史官，必广其所记，非独人君之举。《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则诸侯史记，兼而有之。《春秋传》日：“虢仲、虢叔，王季之穆，勋在王室，藏于盟府。”臧纥之叛，季孙命太史召掌恶臣而盟之。《周官》，司寇凡大盟约，莅其盟书，登于天府。太史、内史、司会，六官皆受其贰而藏之。是则王者诛赏，具录其事，昭告神明，百官史臣，皆藏其书。故自公卿诸侯，至于群士，善恶之迹，毕集史职。而又间胥之政，凡聚众庶，书其敬敏任恤者，族师每月书其孝悌睦姻有学者，党正岁书其德行道艺者，而入之于乡大夫。乡大夫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艺，举其贤者能者，而献其书。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是以穷居侧陋之士，言行必达，皆有史传。自史官旷绝，其道废坏，汉初，始有丹书之约，白马之盟。武帝从董仲舒之言，始举贤良文学。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善恶之事，靡不毕集。司马迁、班固，撰而成之，股肱辅弼之臣，扶义叔傥之士，皆有记录。而操行高洁，不涉于世者。《史记》独传夷齐，《汉书》但述杨王孙之俦，其余皆略而不说。又汉时，阮仓作《列仙图》，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尚，率尔而作，不在正史。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载笔之士，删采其要焉。鲁、沛、三辅，序赞并亡，后之作者，亦多零失。今取其见存，部而类之，谓之杂传。

从这一段近乎于“杂传”的发展史叙述中，可以得出，唐人对于“杂传”的认识，重点落于魏晋以后，一部分“杂传”作品呈现出“而又杂于虚诞怪妄之说”的特征，但是在理论上依然认为“盖亦史官之末事也”，所以归属于史部的“杂传”类。

欧阳修对于唐人“杂传”的理论建构，体现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史家态度。在《崇文总目》“传记”类的小序中，欧阳修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古者史官，其书有法，大事书之策，小事载之简牍，至于风俗之旧，耆老所传，遗言逸行，史不及书，则传记之说，或有取焉。然自六经之文，诸家异学，说或不同，况乎幽人处士，闻见各异，或详一时之所得，或发史官之所讳，参求考质，可以备多闻焉!

他强调了“杂传”具有“闻见各异”的特点，又删除了唐人“而又杂于虚诞怪妄之说”的特征认知。从史学的角度上看，无疑是厘清了史学材料的真伪运用，成为唐代史学家刘知残《史通》观点的实践者。但是，如果从“小说”的角度去解读，欧阳修将这些由于具有“虚诞怪妄”的特征，不再被归属“杂传”类的作品，而归属于“小说”类，那么事实上，欧阳修为代表的宋人“小说”观念，无疑也具有了这一部分“杂传”的“虚诞怪妄”的表现特征。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小说”从此具有了“杂传”书写体式的使用权，将叙事性的特征纳入了理论范畴，为体系的发展通往新的天地提供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桥梁。

欧阳修对于唐人“小说”之学引入了新的血液，无异于给予“小说”新的生命形式，尽管其理论表达还不是十分清晰，但是欧阳修对“小说”从“史部”借鉴合理因素的观念是坚定的。欧阳修在《新唐志》的序言中，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研究视角。其云：

至于上古三皇五帝以来，世次国家，兴灭终始，僭窃伪乱，史官备矣。而传记、小说，外暨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

完全将“小说”与史家联系起来，突破了“小说”仅为“子部”之说的简单桎梏。

上文已经谈及，《崇文总目》将《隋志》《旧唐志》中原属“杂传”类的一些作品，归属于“小说”类，无疑增强了“小说”的文学性特征。并且，“杂传”的叙事性特征也强化了“小说”的文体性，使“小说”得以由表现“小道”的核心特征为主，事实上转化为表现叙事性的文学特征为主。那么，这种观念的变化是否只是一种偶然的书目归属变更呢?欧阳修在编撰《新唐书》时，再一次将《崇文总目》呈现的“小说”观念的变化进一步深入。《新唐志》的“小说家”类共著录作品“三十九家，四十一部，三百八卷。(失姓名二家，李恕以下不著录七十八家，三百二十七卷。)”为了能清晰地看到这种变化，我们以《新唐志》“小说家”类的作品为标准，考察其在《隋志》《旧唐志》《崇文目》中的著录情况，制成表l。

篇5

摘要：本文试图从原始文献出发，分析欧阳修《玉楼春二十九首》的艺术表现形式以及其所起到的作用。在这组词作中，欧阳修大量地使用了“花”的意象以及颜色词，并且频繁地堆积意象，展现了欧词所特有的阴柔婉转之美。

关键词：欧阳修；《玉楼春二十九首》；艺术表现形式

欧阳修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他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研究、金石学、经学、史学等多个领域均颇有建树，尤其是他所领导的诗新运动，对于革除前代流弊，建立北宋独特的文学风格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欧阳修的散文创作贯彻和实践了他取法自然、文以载道的理论精神，影响着后世一代代文人学士们的散文创作，也为欧阳修赢得了极大的声誉 ，研究者甚多。与散文相比，对欧阳修词的关注历来比较少，且褒贬不一，本文中笔者试图通过对欧阳修《玉楼春二十九首》艺术表现形式的探究，来丰富对欧阳修词的研究。

欧阳修身处北宋中前期，他的词创作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唐五代尤其是花间词派纤华丽词风的影响，呈现出温和婉转、细腻蕴藉的阴柔之美。罗泌在《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跋语中如此评价欧阳修，“公性至刚而与物有情,盖尝致意于诗,为之本意,温柔宽厚,所得深矣。吟咏之余,溢为歌词”1。从罗泌的评价中可以看出，欧阳修写词总是以心观物，移情于物且用情颇深。在《玉楼春二十九首》中，欧阳修大量使用了“花”的意象，以此寄予其深婉美丽的情感。同时，欧阳修惯于使用色彩鲜明的颜色词，渲染出一幅幅艳丽动人的画卷。

一、“花”的意象的大量使用

花是大自然创造的最美丽最神奇的事物之一，花的鲜艳色泽、柔软芬芳总能够轻易地刺激人类的感官，给人类带来美的享受。心思敏锐的文学家以其犀利的眼光来捕捉生活中的精彩瞬间，而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他们的吟咏对象。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就出现了大量“花”的意象，“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有女同车，颜如舜华”2等等。在欧阳修的《玉楼春二十九首》里，“花”这个字眼以及各类花的名称直接出现就有大概三十处之多，几乎每首都有一处。“花”的意象的大量使用，不仅凸显了词特有的柔婉的审美风格，对于词人思想情感的抒发同样具有重要作用。

在《玉楼春二十九首》中所出现的“花”的意象当中，有一些单纯的是词人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描摹，如“池塘隐隐惊雷晓，柳眼未开梅萼小（其一）”3，写初春的脚步临近，池塘里的冰雪逐渐融化，响亮的雷声带来了珍贵的春雨，梅花傲立枝头，含苞待放，柳树尚未发芽，却让人隐隐觉得绿意即将萌发，初春万物复苏的清新气息迎面扑来；又如，“江南三月春光老，月落禽啼天未晓。露和啼血染花红，恨过千家染树杪”，暮春时节，花儿盛开得鲜艳欲滴，那艳丽的颜色仿佛是被杜鹃彻夜啼叫吐出的鲜血所浸染而成，此处花的意象既代表了暮春繁华之至已现夏日躁动的迹象，又强烈地烘托出了杜鹃啼血的悲凉气氛。

花儿的娇嫩可人总能让人联想起美丽的女子，因而在文学作品中以花来比喻女子是一种屡见不鲜的现象，《玉楼春二十九首》中所出现的花的意象，也有一些是用来代指女子，寄托了词人对这些女子纯净美好的情感，如“常忆洛阳风景媚，烟暖风和添酒味。莺啼宴席似留人，花出墙头如有意（其七）”，在暖风习习、风景如画的日子里，词人去参加宴会，宴会上美丽的歌女像花朵一样艳丽，歌声婉转如黄莺一般，真真讨人喜爱；又如“杯深不觉琉璃滑，贪看六么花十八”，此句以花来比喻十七八岁的可爱少女，既写出了歌女的美好，也寄予了词人对这美丽歌女的喜爱之情。

花儿的美好总是惹人喜爱，但又时不时勾出看客的伤春情怀，“池塘隐隐惊雷晓，柳眼未开梅萼小。樽前贪爱物华新，不道物新人渐老”，初春时节万物复苏，本是一片生机勃勃，然而这新生的希望却让词人感叹“物新人渐老”，一年又一年大自然以春夏秋冬循环往复，花儿盛开即谢，谢了来年依旧盛开，然而人生却并不如此，逝去即不可再得，不得不引人感叹。

自然万物本无情，只因看者怀着一颗多情之心，才给它们涂抹上了感情的色彩，在《玉楼春二十九首》中，花的意象更多地浸润着词人心底流淌的情感细流，久别相思之情，分离不舍之意，都满满地寄托其中。“青门柳色随人远，望欲断时肠已断。洛城春色待君来，莫道落花飞似霰（其三）”，此句写一女子日日登上高楼等待出行在外的情郎，无奈等待日久仍不见恋人归来，女子思念的心情就像无边的春色一般蔓延，那风中飘舞的花瓣，是女子久等不得音讯的破碎的心。再看“杏花红处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歇。今宵谁肯远相随，惟有寂寥孤馆月”（其五），杏花所在之处就是远行的友人歇脚之地，只是没有了自己，陪伴友人的恐怕只能是空中那轮孤月了，词人追逐着杏花，实为追逐友人的足迹，对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尽在不言中了。

二、颜色词的频繁运用

我们生活的客观世界是五光十色的，充斥着各种色彩，投射到文学作品里，依然不减色彩纷呈的魅力。词这种文体所擅长的向来是精笔细画、铺述文，神思涌动的词人们对于颜色词的使用总是情有独钟。“红”“绿”“金”“银”等颜色词在欧阳修的《玉楼春二十九首》频繁出现，总共有五十次左右。这些颜色词的使用，不仅为词人笔下所描绘的客观世界添墨增彩，呈现出了一幅幅诗意盎然的画卷，而且折射出了词人内心五彩斑斓的情感波动，叙说着词人的爱恨情深。

上文中笔者已经提出，在《玉楼春二十九首》中，词人乐于将女子比为花朵，与此同时，词人也不遗余力地使用了大量的颜色词来描绘女性的美，“春葱指甲轻拢捻，五彩垂绦双袖卷。雪香浓透紫檀槽，胡语急随红玉腕。当头一曲情何限，入破铮金凤战。百分芳酒祝长春，再拜敛容粉面”（其十六），此句描绘了一位妙龄歌女，她有着粉扑扑的面容和青葱一样纤细灵巧的手指，她佩戴着红玉手镯，身穿五彩垂绦，词人不惜笔墨，浓墨重彩地对这位女子进行了详细地刻画，几乎句句使用了亮丽的颜色词，女子之美呼之欲出。又如，“杏腮轻粉日催红，池面绿罗风卷皱”（其二十八），红面绿罗，佳人美景，交相辉映，实在美妙非常。

《玉楼春二十九首》中，颜色词的使用又时时吐露着词人的情绪，或悲或喜，或乐或忧。如“把酒临风千万恨，欲扫残红犹未忍。夜来风雨转离披，满眼凄凉愁不尽”（其二十七），此句的“红”不再是繁华的春景或美丽的女子，而是暮春时节的“残”红，尽管如此，词人仍不肯将其扫去，面对这满地残花，词人的愁苦心情愈深，伤春惜时之心溢于言表。又如“沉沉庭院莺吟弄，日暖烟和春气重。绿杨娇眼为谁回，芳草深心空自动”（其二十一），此词中所写的依旧是一位思念恋人的女子，在女子眼中，绿杨、芳草仿佛已与自己情感相通，满怀思念之情的绿杨既带着浅浅的伤感，又似在闹别扭般显得娇憨可爱，实则是该女子的写照。

另外，在《玉楼春二十九首》中，词人有时会接连使用不同的颜色词，不同的颜色词对比使用，增强了词人笔下画面的层次感、立体感，给人以更加强烈的审美感觉。如“舞余裙带绿双垂，酒入香腮红一抹”（其十），红与绿均是色泽比较鲜艳的色彩，红绿相衬，更显出的美貌可人。总而言之，颜色词的使用不仅仅是词人对外部世界的描摹，更深入了词人的内心世界，使得色彩更多地带上了情感性、主观性。

参考文献：

[1]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2]洪本建编.《欧阳修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3]脱脱等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4]曾棘等编.《宋文纪事》.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

注释：

1.欧阳修.《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上海：商务印书馆，2009年。

篇6

关键词：欧阳修 《醉翁亭记》 醉 乐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2（c）-0050-01

贯穿着一股“酒气”和“乐气”的《醉翁亭记》统一了其中的“醉”和“乐”，作为实质的“乐”与作为表象的“醉”相互融合贯通，以达到酒与灵感，醉与快乐相呼应的经久不衰的文学实质。

1 醉翁之“醉”

《醉翁亭记》被历代所赞誉，不仅仅是因为其清新的格调、凝练的遣词造句、铿锵的音节，它在结构上也是张弛有道、和谐相容。作为自传性的鲜明醉翁形象，并没有与一般文人那样独自黯然伤神，借酒浇愁，而是通过美酒和众人欣赏山水之美来抒发偶尔出现的“颓废”与乐观坚韧的品性。

醉翁的“醉意”偶尔是用来表露内心无奈痛苦之意。父亲在其四岁时病逝，从小，母亲就教其识字、学习，十九年的“铁杵”在他二十三岁的时候磨成“针”，甲科进士及第，文冠天下，刚刚学成的欧阳修在北宋这个舞台上挥洒自己的青春热血，成为北宋的大文学家、政治家，北宋文坛的领军人物。

在北宋庆历五年的八月，新上任的知州欧阳修到任。“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年……山花徒能笑，不解与我言。唯有岩风来，吹我还醒然。”（t《题滁州醉翁亭》），欧阳修在给朋友的诗中也曾提过：“我昔被谪居滁山，名虽为翁实少年。”从中可看出，欧阳修不是自愿来滁州做知县，而是被朝廷贬谪而来。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不是欧阳修的真心实意，作为一个朝廷大臣，被调到一个小县城去，对于踌躇满志的欧阳修来说，无疑是一次很大的打击。无论是谁，大概也就只有“颓然”而引起的“醉意”了。

被贬谪的欧阳修不可能没有愤慨之情，但是在《醉翁亭记》中，我们所看到的大部分确是明快、清新的画面；滁州优美的山水风景，当地人民游乐的风景和欧阳修与众人宴饮的风景……欧阳修流连于滁州秀美的山水之中，在醉翁亭酣然宴请，轻松的氛围让人不禁怀疑起欧阳修的性情来，他是太豁达了吗？其实不难看出，虽然文章中传递了很欢快活跃的氛围，但是在这些愉悦的表象之后是欧阳修无处排遣的孤独和寂寞。正当壮年的欧阳修怎么就自称“翁”了呢？轻松愉悦的口气之中还是包含了沉重的心情。他先后经历了两次丧妻三次丧子之痛，本人官职被贬，精神上也连受打击，未老先衰的表象也就凸显出来了。

醉翁之“醉”来自于自己的贬谪，来自于陶醉的山水，来自于政治的清明，百姓的和乐。

2 醉翁之“乐”

在欧阳修心中，滁州之地，本该是舟车商贾不至，偏僻贫苦荒凉之地，然而出现在眼前的却是隐隐青山、迢迢绿水，“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秀美的山水，因“我见青山多妩媚，青山见我亦如此”而令欧阳修流连感动。

于是乎，欧阳修扑向大自然，走进滁州深山，在琅邪山之中悠游，在西洵岸边泊舟。此时的欧阳修胸襟敞开，为丽日清风而乐，不得不说，滁州贬谪，也许是他人生的另一个起点。

虽然被贬滁州，但是欧阳修却能用自己的政治才干使滁州之地官清民乐，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他的政治抱负得到了实现，所以他“乐”了。作为新到任的知县，国泰民安得到了实现，滁州人民得到了幸福，他也得到了认可，所以欧阳修和滁州百姓融为一体，“山乐水笑”，他也就醉了、乐了。他的醉和乐是由于当地的政治清明、管制的仁政、官民和谐的相处。作为一个性情中人，被群山醉倒、被流水陶醉、被大自然熏陶、被百姓灌醉，自然而然地，欧阳修心境就平和了。

在最开始的《醉翁亭记》中，就可以把握两个关键词，一个是“醉”，一个是“乐”。欧阳修说自己与朋友一起来此宴饮，仅仅喝了一点就醉了，恐怕不止是心里贪杯，却没有贪杯的能力，他还要述说的便是被滁州的美景给陶醉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酒只是为愉悦心情而助兴的道具。

我们应该庆幸欧阳修“醉”了，因为他的“醉”，我们得以知道他乐在其中，并不如一般文人郁郁不得志，他醉了也能与民同乐，醒了还能够述文，他的境界我们无法企及。《醉翁亭记》，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欧阳修自身的醉之美、乐之美，我们还能获取其中有诸多好处的文化修养与精神。今天的和谐社会，无疑不在《醉翁亭记》之中有所显现，其中的和谐思想无不有利于今人的进一步探究。“江山无限好，都聚一亭中”，坡的诗无不在叙说中国的亭文化是和谐的统一在自然风景之中的，更不用说欧阳修的“与民同乐”了，它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不论欧阳修如何醉与乐，《醉翁亭记》都已经名留青史，欧阳修也已经名垂千古。

3 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醉翁”这个在《醉翁亭记》中表现出来的自传性形象，就特指了在挫折面前表现十分豁达，在逆境中仍然坦然，在困顿中仍努力适应的作者形象。也许他也会絮絮叨叨，但绝不是像普通文人那样一遭遇困顿就伤神纠结，而是把自己寄情于山水之间，即使有痛苦悲伤之情，也仍然保持坚韧和乐观愉悦的心态与个性。“与民同乐”的政治追求是欧阳修独有的个性，是他排解政治失意的有效方式。

参考文献

[1] 孙绍振.欧阳修为什么不像范仲淹那样忧愁？――读《醉翁亭记》[J].名作欣赏，2007（13）：90-94.

篇7

【案例展示】

王君教学《醉翁亭记》片段

师：欧阳修被贬滁州时，其实只有39岁，他为什么居然自称“翁”，还把自己描写成“苍颜白发”呢？先在课文中找找理由。

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

师：哦，在他们喝酒的客人朋友中，他的年龄最大。这是表层原因。请继续思考。

生：“翁”给人感觉是很受人尊重的。

师：一般的老头子文言文中叫啥？

生：叟。

师：哈哈，就是，《愚公移山》中，那个被批判被讽刺的老头子就叫“智叟”。

生：欧阳修自称为翁，表达出一种自得的心境，滁州的老百姓都很敬重他。

生：欧阳修是滁州的长官，他在心理上有一种优势。

师：有道理。你看王老师，还不算老。但在学校校龄算长的，资历算深的，所以，很多年轻老师就叫我“老王”，我一点儿都不生气，还高兴得很呢。（众笑）

师：中国是有崇拜老人的心理的。你看中国神话中很多重要的神仙都是老人，比如玉皇大帝，龙王等等。《愚公移山》中开篇就是：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你看，把愚公写得这么老，一方面是主题的需要，一方面呢，中国人就是非常尊重老人的。人的年龄越大，好像智慧就越多。比如孔子在《论语》中怎么描写人的一生的变化的――

生：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师：人到了七十岁以后就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了，年龄不仅是身份的象征，也是学识、风度的象征。

生：老人已经经历了生命的各个阶段，对世事理解很深，能够做到与世无争了，无功利之心了。所以，欧阳修自称为“翁”，想表达自己的追求是没有功利的。

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一份纯粹的爱国爱民之心，并不在意自己的得失。这对于洞穿世事的老人，更真实吧。这王老师很能理解。一般来说，越年轻就越注重名利。比如说王老师，十年前要是评我一个优秀教师，我会很激动。但是现在评我一个优秀教师，我还是很幸福，但不会太激动了。（众笑）

生：我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欧阳修纵情山水，早已经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了。在沧桑的大自然中，他忘记了时间，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年龄，把自己看作了经过长期的岁月的打磨而富有智慧的人。

师：这个感悟很独到。人在自然中，受到大自然的宏伟、高深、神秘的熏陶，于是觉得自己和自然一样悠久一样丰富。

生：我想欧阳修肯定有点儿少年老成。

师：少年老成！应该有道理。但凡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的人都少年老成的。

生：在中国古代，战乱繁多，人的生命本来就短暂得多。很多人五十来岁就死去了。欧阳修39了，在当时看来，他确实也走到人生的秋天了。

师：有道理。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不像现在，男人四十岁，还是半成品，五十岁以前，都还是青年呢。（众笑）好像欧阳修活到69岁，在当时看来，也算长寿了。活到40岁了，确实已经到人生的后半段了。

生：我觉得主要还是老人受的约束相对较少，所以更能放浪形骸，更能够随心所欲。于是欧阳修就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老人了。

……

师：从这个“翁”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受人尊重的欧阳修，一个和自然融为一体的欧阳修，一个充满智慧和悟性的欧阳修，一个爱国爱民无功利心的欧阳修，一个随心所欲纵情山水与民同乐的欧阳修……

【技法赏析】

这一小节段的教学过程师生互动，气氛活跃，教学思路由窄渐宽，且放收自如，可谓是课堂尽是“精彩”。

王老师为什么能把一节有些教师只能“枯燥”而教之的古文教学的如此活泼？如此精彩呢？原因是王老师的教学做足了“一字搅起满堂精彩”的教学真功夫，我们不妨从三个环节来体验王君老师的“翁”字教学――

1.备课时费尽心思炼“翁”字

我们知道有了精彩的准备，才有可能拥有精彩的课堂。王老师在课前对《醉翁亭记》一定是进行了细致剖析，万般解读――不然，被许多教学者忽视的“翁”字是不会进入到王老师的“法眼”的。看似无关紧要，稀松平常的“翁”字，成为王老师备课的“关键字”。如何发挥“翁”字在课堂教学中的“串领”作用呢？王老师事先用自己丰富的学识和教学经验对“翁”字进行了所有可能的解释“备份”：翁字的表面意义、翁字的生活意义、翁字的社会心理意义、翁字的文化意义等等，都成为王老师在课前“所备周详”的内容。如果我们在备课时也能对文本进行细致周详的解读推敲，就不至于让自己对文本一直处于肤浅的理解层面，也就不至于出现课堂教学“照本宣科”的无味了。

2.教学时活泼开放议“翁”字

课堂提问是教师引领学生进入学习状态，体验语文精彩内涵的方法之一。王君老师在课堂教学中针对“翁”字的精彩提问，成为学生开动脑筋，热烈讨论的重要引领。王老师对学生的提问环环相扣，步步深入：先是用“39岁”与“翁”的矛盾感提出初步疑问，开启学生的思维闸门；然后又从“翁”问到“叟”，继而引领学生体验到了“翁”的社会心理含义和历史文化含义，可谓是纵古论今，精彩纷呈。最后又用“翁”与“39岁”是不是有矛盾为疑问点，让学生站在历史的角度去看“翁”的生理含义，于是学生的疑问顿消。学生的疑问消除了，因“翁”而起的热烈议论也就到了尾声，可见王老师对教学进程的把控能力是非常强的，真正做到了放收自如。

3.归纳时言简意赅串“翁”字

篇8

有一次，北宋大文豪欧阳修患痢疾近一月，试了不少名家的药方，却总不见效。一天早上，欧阳修的夫人喜滋滋地对丈夫说：“刚才我在街上看到一个走方郎中在卖止痢药，才三文钱一贴。”欧阳修连连摇头：“使不得，便宜断然无好药。”夫人笑道：“我当然没买。走出不到十步，我又看见名医李太乙在卖止痢药，一贴竟要两吊钱。”欧阳修点头道：“他的药肯定有效，毕竟人家是名医。”夫人马上掏出了药：“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把药买回来了。”

欧阳修服药后，果然药到病除。他让夫人将李太乙请到家中，打算重谢名医。不多时，夫人将一位年老的走方郎中请到了家中，并对丈夫说：“你昨天所服的，其实是这位刘大夫的药。之前，我是有意和你卖个关子。”欧阳修先是一怔，然后恍然大悟。

他向老人赠了厚礼，并请老人介绍秘方。老人笑道：“我的秘方不过是将车前子炒成焦黄，然后研末而已。”欧阳修略通医道，惊问：“车前子乃利尿之药，何以能止痢？”老人解释说：“车前子能利尿不假，但它经过炮制之后就会利水而不伤正气，去邪而能收敛，痢疾则可自止矣！”欧阳修感叹道：“原来，便宜药也能治好顽疾啊！”

欧阳修少年得志，23岁进士及第，随后被恩师胥偃选为女婿，此后一生为官，衣食无虞，所以他在生活方式上一味追求高大上，患病也是找名医，根本瞧不起土郎中。谁知这一次为他治好痢疾的，却恰恰是土郎中的便宜药。对于那些平日吵着要开“贵重好药”的人，这则故事或许会产生一些启迪吧。

现代医学证实，车前子确有抑制痢疾杆菌的作用，对急、慢性细菌性痢疾均有疗效。

“莱菔子”知县

清朝光绪年间，慈禧太后由于生活奢侈，每天遍食山珍海味，患了消化不良，不但腹部胀满，茶饭无味，心情也是郁郁寡欢。御医们走马灯似的一个接一个给老佛爷诊脉，却没有一个人能治好她的病。慈禧一怒，点着鼻子把御医们臭骂了一通，吓得众人连大气也不敢出。

当时有一位名叫潘金华的五品官员，这天，其弟潘银华千里迢迢从江西宜春老家到京城看望他。潘金华知道弟弟在乡下行医，便把慈禧患病的事告诉了弟弟，并对弟弟说：“常言道‘胆大得官做’，如果能治好太后的病，你下半辈子就不再愁吃穿了。”正巧这潘银华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角色，不由拍手笑道：“这种病不过是小菜一碟，我治过很多呐！”

第二天，兄弟二人通过太监李莲英的引荐见到了慈禧。潘银华问了慈禧的“临床症状”，又隔着床纱看了看慈禧的气色，然后胸有成竹地提笔开了一味单方：“莱菔子三钱，煎汤喝。”慈禧看了处方，盯着他问：“这么简单的药能治好我的病？你有把握吗？”潘银华拍着胸部说：“您放心，保证三帖见效。”结果，慈禧只服了两剂，病就全好了。

篇9

名叫三苏（苏轼、苏洵、苏辙）的人在柳树（柳宗元）下拱（曾巩gong三声）石头（王安石），汗（韩愈）如雨下，然后休（欧阳修）息。

2、一韩一柳一欧阳，三苏曾巩带一王。

一韩指的是韩愈，一柳指的是柳宗元，一欧阳指的是欧阳修。三苏指的是苏轼、苏辙、苏洵。曾巩带一王就是曾巩和王安石。

3、韩柳加欧阳，三苏并曾王。

篇10

东汉末年的“月旦评”曾经闻名遐迩。“月旦评”的领军人物是汝南名流许劭，他好臧否人物，品评诗文，每月初更新品题，时称“月旦评”。在品评的过程中，许劭辨别好坏，评判正邪，不浮夸也不贬损，不溢美也不中伤，要么不评，评则不隐晦，因此，“月旦评”比皇帝授官时诏书上的文词更加让人信服，一旦评出，便成公论。

人人喜欢许劭，又惧怕许劭。他任汝南郡功曹时，郡内大小官吏对他敬畏有加，奸邪者更是浪子回头，纷纷改正自己的操行。他的老乡、时任冀州牧的袁绍，素以骄横跋扈著称，每次出行，前呼后拥，招摇过市。但当袁绍回乡省亲之时，却担心奢华的排场被许劭撞见，为其所不齿，只好轻车简从。

曹操名声不显时，多次备厚礼，恭恭敬敬去拜访许劭，希望得到许劭的评语，但许劭不肯品评。情急之下，曹操不惜实施“下三滥”手段，对许劭进行胁迫，许劭被纠缠得没法，只好说：“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曹操竟惊喜交集，大悦而去。

唐宋之际，名人品评依旧蔚然成风。江东年轻人项斯，才高八斗却屡试不第。愁闷之际，他听说国子祭酒杨敬之是位伯乐，善于提携后进，便带着自己的作品去拜见。杨敬之阅后，大加赞赏，兴奋地写下《赠项斯》：“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对项斯的人品和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项斯从此名动京师，不但考上了进士，而且诗名远播，《全唐诗》收录其诗歌就多达88首。李贺年少时，韩愈听说他诗才好，是棵好苗子，亲自上门试其才学，惊讶异常。后来，韩愈还多次写信给李贺，劝他考进士。当有人因李贺父亲名叫“李晋肃”，说“晋”与“进”同音，需要避讳而不能参加进士考试后，韩愈义愤填膺，挥笔写下《讳辩》一文，大鸣不平，其中，“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一段话，掷地有声，不但揭穿了对方妒才的“西洋镜”，还使李贺声振当时，名扬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