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村民自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村民自治民主国家市民社会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农村出现了村民自治，此后，它越来越引起研究者广泛关注。村民自治研究不仅成为我国农村问题研究的一个热点，而且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研究领域也占有重要地位。

本文无意对所有村民自治研究作出概述，而只是试图分析其中关系到我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内容，并试图通过对村民自治这一“标本”的解剖，提炼出某种理论资源；通过对当前村民自治研究的“政治民主”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两大视野进行区分，对当前村民自治研究的新发展、新趋势进行探讨和展望。

一、村民自治研究的“政治民主”视野

村民自治研究的“政治民主”视野，指研究主要集中于村民自治制度本身运行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内容和形式，并以此为出发点，讨论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持这种视野的研究又因其对“民主”理解的不同侧重，大致分为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偏重村民自治中的民主实质内容对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作用，即认为村民自治的民主是对村庄场域内的公共资源的一种支配方式，而国家政治民主是对国家场域内的政治资源的一种支配方式，两者是同质的；认为村民自治是中国建设民主的试验点和突破口，把建设民主的试验点和突破口放在农村，可以大大降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成本和风险，既可以推动民主进程，又可以保持全国的政治稳定。他们以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两票制”选举试点工作的成功为例，认为这“标志着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已经开始由村民自治向更高层次的民主建设——基层政权建设迈进”。

后一种观点认为，村民自治的民主对我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示范意义主要是形式上的，村民自治产生的原因是农村的承包制突破体制的国家外壳时，国家急于以一种替代性组织填补国家治理真空；村民自治自身在发展过程中形成民主价值，作为“草根民主”的村民自治的民主价值是有限度的“，村民自治的形式示范效应远远大于其实质性”；“村民自治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在民主进程中，建立起一系列民主规则和程序，并通过形式化民主训练民众，使民众得以运用民主方式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益，从而不断赋予民主以真实内容”；“对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来说，一方面必须重视为民主创造外部条件，另一方面更不可忽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民主形式实践，通过在民主形式实践中建立民主规则和程序，训练民众，为民主创造内在的条件，逐步实现由形式化民主到实体性民主的转换。这便是村民自治给我们的启示。”这可以看作是对村民自治的“民主”价值的一个总结。

上述两类观点，前者认为村民自治对我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有实质性价值，将社会民主(自治)和政治民主相等同，把作为“市民社会内部的民主发展”与作为主要政治体制的政治民主相等同，研究视野从村庄所代表的社会范畴不自觉地转到了某种意义上与之相平行的国家这一政治范畴；后者则始终将视野限定于村民自治的社会范畴，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揭示其对我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形式上的示范意义。当然，前者的认识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从法律条文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三个“自我”、四个“民主”基本上可以看作是正式法律文本对村民自治的性质概括和定位。

有些研究者没有区分这四个“民主”的程序和形式上的意义，以及三个“自我”所代表的村民自治的实质上的内涵，从而把社会民主和政治民主混为一谈。从实际执行情况看，村民自治机构既是群众自治的组织，又充当着国家在农村的“人”的角色，这使村民自治的社会独立空间和政治体制内的民主的末梢不能从实际上分别开来，容易使人只看到两者形式上的共同点而没有看到其实质上的区别。罗伯特·达尔给政治民主的定位是：“在最低水平上，民主理论关心的是普通公民借以对领导行使相对强的控制的过程”④，而“独立的社会组织在一个民主制中是非常值得需要的东西，至少在大型民主制中是如此”⑤。达尔这里前半句说的是政治民主，后半句说的是独立社会组织对政治民主的作用，但独立社会组织内部也可以有民主形式，社会空间内的民主形式使社会组织的运作更公平有效，也就是说，社会民主对政治民主的影响和推进只是形式的或外部的，而不是实质的与内部的。

持“政治民主”视野的研究者一般都认为村民自治制度具有“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的性质，认为虽然村民自治起源于群众的自发行为，具有“诱致型制度变迁”的初始特点，但是大多数村民自治的相关制度都是由国家各级政府部门通过行政网络推广到全国各地的，而且在推广这些制度的过程中对原生的制度作了选择和改造。研究者从中国的民主政治(包括社会民主和政治民主)的现实情况出发，认为在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变迁过程中，国家处于主动的地位，中国的民主政治有必要“自下而上”提供政治的社会基础，但是国家的权力体制与村民自治的原则存在着结构性矛盾，不从制度结构上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权力不断向乡村渗透和国家与乡村的权力边界问题，村民自治的发展限度是可想而知的。到此为止，村民自治“政治民主”研究视角的困难已经显现出来了。正如这些研究者所说：“虽然更高一级的基层民主制度知识是一种可以交流和学习的知识，但是从制度供给的角度出发，中国村民自治制度向更高一级民主制度演进面临无法回避的困难。”虽然村民自治对我国民主政治的建设从形式上有示范意义，但是如果没有实质性的支撑，农村社会范围内的民主形式又有多大示范意义?更何况村民自治本身的民主形式也并不规范，所以村民自治的社会民主没有上升到政治民主的逻辑必然性。部分学者认为：“在国家民主和基层民主缺乏连接时，想不通过改革国家民主制度而享用基层民主的成果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似乎可以进一步认为，试图找出村民自治内的社会民主对政治民主的直接而实际的作用是不现实的。

二、“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村民自治

运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于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始于邓正来和景跃进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2年11月创刊号上发表的《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一文。该文引发了一系列以“市民社会”为话语的研究。持“国家与社会”视野的研究者把国家与社会视为某种意义上的两个平行体。正如邓正来所说，这些研究者是想寻找一个与国家的体制外对话的模式。

科勒尔(Kelliher)发现，在非组织的、个体分散的中国农村，国家能够影响社会的原因，在于两者结构上的同一性而非社会独立的组织化③。持“政治民主”视野的研究者基本上认同这种观点。在从“政治民主”的视角观察和分析村民自治出现困惑时，有研究者渐渐转换了视野，从寻找村民自治与国家政治民主体制的“同”，转而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异”，试图找出促进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另一途径。他们除了承认国家对村民自治的介入和巨大影响外，还看到了村庄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与国家进行着一种独立的对话和博弈。“农村的经济改革不仅突破了这一结构性外壳，而且使亿万农民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国家的体制性权力上收至乡镇，在乡镇一下便产生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这个社会空间是由一个个独立的利益主体组成的，同时也有公共事务、公共权力、群己的界限，有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博弈，也就有了民主的原始动机”④。这里说的“民主”是社会民主而不是政治民主。当然，“政治民主”视野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视野有内在的联系，因为民主可以看作是人民群众对国家政治的参与方式，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方面。

1998年“国家与社会关系”课题组“中国乡村制度：历史与现实”学术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对“国家与社会”视野形成共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试行十周年之际，《中国书评》5月号刊发了该次会议综述和对徐勇教授专著《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主题书评。张小劲在《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再思考》一文中指出：“研究村民自治有两个视角是应当给予特别重视的，其中之一是所谓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研究视角，其二是社区内部权力结构与权力关系的视角”。景跃进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是消除‘乡政村治’内在紧张的根本出路”，村民自治研究“忽视了一个基本的问题：政府行政管理的合理/合法性(抽象到理论高度，也就是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②。其实，早在1997年王旭就指出：村民自治制度实现了“国家与农民权力相互增强的绩效”“，从长远来看，一种相对和平而有序的民主化转型过程是可能的，而国家的专制性权力在这过程中最终将被消解，其基础结构性权力则得以保持甚至加强！”

持“国家与社会”视野的研究者认为，解体以后，“国家仍试图改造农民传统的生活理念却无力安排村民的一切政治经济生活”，国家介入基层社会的成本过大，没有必要。

而另一方面村庄借国家的力量合法地扩大自己的利益空间和与国家对话的实力：“村庄正在利用非均质的国家来塑造村庄的边界与整合村庄的利益。国家进退与村庄建构是同步的，村庄最终是与非均质国家一起完成自我定位和自我构造”。

那么，我国农村形成的独立的社会空间有多大?我国村庄的自治程度又如何?对此，郑法援引达尔的话说：“如果一个组织从事的活动被另一个组织认为是不当的，但任何其他组织——包括国家的政府———都不能阻止，也不能通过提高其行动的成本来阻止它这样做，符合这两个条件的组织才是相对自治的”，并提出了衡量村民自治制度中的社会活动空间的尺度：“农民组织首先必须在组织上独立：能够以一个独立组织的主体资格参与社会生活，自主处理有关事务”，而我国村民自治的许多相关制度和职能设置都是由政府代为设计和规定的，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往往同时扮演村民的自治机构和国家“人”的双重角色，国家可以按自己的利益和意愿比较容易地调整农村社会的权力和活动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村庄社会的自治程度还是十分有限的。

由于“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视野主要注重国家与社会间的利益权衡关系，而国家在“利益权衡中的绝对优势决定了‘国家’可以随时作出是否及多大程度上介入‘基层社会’的抉择，国家一贯的利益取向也决定了并不因为基层社会的自治空间的大小而改变‘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的性质”，这样“，国家与社会”的视野也就回到了前述“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困境。

三、村民自治研究的新进展

以上我们区分了村民自治研究的两种视野。在大多数论者的研究中，这两种视野并不表现得泾渭分明，这与村民委员会往往同时扮演村民自治机构和国家“人”的双重角色的现状有关。两种研究视野最终都把关怀点落在我国的民主政治(社会民主和政治民主)体制的建设上。有论者说：“对于村民自治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意义不宜过分强调，那样可能反会损伤村民自治的实效与进展”。也有论者说：“现在不是担心民主来得太慢而是担心民主来得太快，知识界不能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援和制度构造。”目前研究者基本上已取得的共识是，村民自治的实行是国家管理在某种意义上从社会的退出，同时村庄在村民自治中也为自身争取了一定的“社会空间”。当代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大师泰勒说：“就最低限度的含义来说，只要存在不受制于国家权力支配的自由社团，市民社会便存在了”。换句话说，社会从国家那里争得一个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从现有的研究来看，虽然当前学术界对村民自治的关注大多超越了村民自治本身，但无论持“政治民主”视野还是持“国家与社会”视野的研究者都认为，当前制约村民自治的主要障碍因素之一是国家的制度供给不足，尤其是裁量手段缺乏，使得地方政府在具体制度实施中随意性过大，造成了村民自治发展的地区不平衡和形式化等问题。这些论者认为，当前国家颁布法律制度应强化制裁手段，对于违规行为尤其是政府的违法、违规行为，应予以司法制裁，对于村民则应提供法律救济。对此贺雪峰评论说：“在当前的村民自治研究中，特别容易出现简单化和直观化的判断，不能科学分析表象背后的真实。更糟糕的是，在村民自治研究领域，有些学者并未真正理解问题的复杂性即匆匆提出成套对策，由此严重损害了村民自治研究的严肃性和科学性。对村民自治制度供给不足和裁量手段太少的判断，大致就属于这种情况。”

前面已经提到，市民社会理论把重点放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是想在国家体制外的社会领域用功，这在某种意义上是转移了研究的视线。当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因国家方面的动作迟延而影响互动效果甚至影响良性互动的可能性时，必须强调国家体制内的变革。这样说并不是要回到“民主先导论”的作法上，而是指为使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健康持续地进行，国家必须对社会作出某种程度的让步，使社会拥有更多的原生性资源。这一要求与“民主先导论”的不同之处是，它并不要求从结构上对现有政治体制作根本性的变革。这一要求在国家与农村社会的互动中表现为：给农民更多的经营自，给农民更完整的土地产权，使农村社会拥有更多的资源同时更少地受政治权力的直接干预，增强农村社会与国家对话的力量和主动性，这样就可以避免一味强调制度变迁的“国家主导型”的性质。如果每一个具体情况都要有政策法规来规制的话，恰恰为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提供了机会，因此我们认为应给社会更多的原生性资源以实现更多的社会空间和与国家互动中的主动性，同时规范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汲取方式，减少国家与社会互动的随意性。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不需要国家对社会的行为进行规范，相反在社会获得更多的资源以后，更有必要加强和规范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和方式；但这种规范社会的行为本身也需要规范，而不能成为行政干预的借口。这一点正是法治社会的精髓所在。在村民自治研究领域，对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具体研究是很缺乏的。在这方面，吴重庆对孙村的研究是一个有益尝试。在《孙村的路：“国家—社会”关系格局中的民间权威》一文中，吴重庆通过对孙村的道路建设过程中展现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进行考察，提出了“‘合算’的国家”这一概念，并对国家与基层社会间的利益权衡关系进行了个案说明，但他“把‘国家’与‘基层社会’间的关系视为利益权衡关系，目的在于说明利益权衡的动态性决定了‘国家’可以随时作出是否及多大程度介入‘基层社会’的抉择，而国家一贯的利益取向也决定了并不因为基层社会的自治空间的大小而改变‘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的性质”。这表明他仍然没有跳出“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定势的影响，所以还没有试图从扩大农村社会的自主性来解决村民自治发展的瓶颈问题。

萧楼、王小军认为，在国家与社会视野的研究中，“关键路径在以往的个案中总是未被深入探究”，因此提出了以“国家—社会”关系为视角，以权力问题为核心，以权力运行空间为背景，以正式或非正式政治组织为对象的村民自治研究框架，强调要着力从个案中考察村庄与国家的复杂的权力博弈：“国家在不断地塑造着村庄，一如村庄在不断地塑造着国家”；“国家独占意识形态上的正统性的局面已经打破，村庄最终与非均质国家一起完成自我定位和自我构造。”但是他们的研究也并没有突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力量权衡的窠臼。

邓正来在对北京三个民营书店所作的案例分析中，对以前“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中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和补充。他吸取并改造了哈耶克关于“秩序原理”的社会理论，对其关于国家与社会互动中的完全“理性”的过程和结果提出质疑，提出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互动过程中及其结果的“未意图扩展”的概念，即“整个事态的发展过程及其结果是介入这一过程的各方抱持自己的意图参与这一过程，却在每一阶段上和最后得到了事先未曾预料和计划的结果”。他发现，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结果是“理性”行为和“未意图扩展”的共同结果，“简单地‘自上而下’强调国家政治经济力量对于社会转型的决定意义，或反过来，同样简单地‘自下而上’地看待社会转型的‘民间动态’，都无法完整地覆盖我们正在经历的力量变局。”邓正来这项研究成果的最大贡献在于突破了“国家主导论”，或者说突破了“国家力量在与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总是处于主动或主导的状态”这样一种粗放的结论。如果说此前部分论者只是论证了国家退出某些社会空间、社会在某些领域内保持独立的可能性的话，邓正来则论证了出现这种现象的必然性，因为国家并不能完全控制它与社会互动行为产生的结果。他的研究试图告诉我们，政治制度发展的真正动力是在政治之外，因而“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理论并不是铁板一块。这种探索为我们重新分析村民自治、为我国民主制度的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援。

那么，“未意图扩展”在“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中是否具有普适性?或者换一句话说，村庄的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博弈过程中是否也有邓正来所说的“未意图扩展”的结果、而不是国家和社会的完全理性的设计和行动的结果?村民自治研究如何摆脱“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的窠臼?一些研究者不管是否明确认识到，实际上已经在试图解答这个问题。具体来说，一些论者的研究兴趣已逐渐从与村民自治相关的政治制度转向以下其他相关制度，以此试图在政治领域以外寻找政治发展的推动力：其一，农村土地制度。有论者认为土地股份合作制是“农村制度的可行选择”，因为“土地股份合作制既符合国家关于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基本政策，又确保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有利于土地的规模经营和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但是这种制度创新给农村问题的解决带来的效果是有限的；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完整性严重不足，由此产生了权利主体缺位、产权边际模糊、物权债权化等问题，“村集体土地虽然法定由作为群众自治组织——村委会经营管理，但是村委会实际上是以政府人形象作为政权末梢而存在的，因而村有土地事实管理者同样也是政府”；又有论者指出，我国土地产权“正是由于没有上升为物权，土地承包权的内容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农户对抗他人的侵权行为尤其是乡村集体干部随意调整、处置土地、更改土地合同行为的权利效力随之降低”，农村土地所有制从多个层面影响了村民自治的绩效。其二，农村税收制度。有学者认为，农村、农民的一些权利保障可以通过建立合理的现代税收制度确立起来，从而为村民自治争取一个比较稳定的、外在于村民自治制度本身的政治资源和活动空间③；又有论者指出，要对农村税费制度进行深入改革，要彻底改革现行农业税制，实行与城市相配套的现代税收制度，废除农业税、屠宰税、三提五统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各种农业税费④，从而给农民更多的能与国家对话的稳定的社会资源，进而增大农村在自身发展问题上“自下而上”的体制创新的力量。

其三，村级集体资产、农村财政体制等因素。

篇2

当前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农村的面貌日新月异，但是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的工作却遇到了很多阻力。本文的样本选择定位在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应该说更有典型性，即便是在东部发达地带，也有一些落后农村，存在与之同样地问题。我们的目的是发现我国村民自治中存在的财政问题，以及财政困难对村民自治的影响。

一、村级财政的具体表现

1．关于村里的财政来源情况。对该问题设计了7个选项，可以多选，经过统计可以看出，见图1－1从上图看出，在农村，村级财政的主要来源是政府的财政支持即政府转移支付、机动地的土地承包款、在公共设施建设以及房地产开发建设中的土地补偿款。

2．关于村级财政的支出体现。根据当前在农村的村集体支出现状，可以看出，在村级财政的支出中，主要支出是村办公费用，达到76％，这也表明在一个农村，财政的创造性很差；排在第二位的是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实地走访和调查，也可以看出大多数村都由村集体出资或者是村民集资硬化了路面，有些村还建有一些体育设施以及村图书室等，说明农村的精神面貌在逐渐的改善。

3．关于村集体债务情况。从上一个问题可以看出，村里财政基础薄弱，但是村委会还要开展工作、为村民办实事，或者接待上面的人，就需要借钱来解决问题。如果村里有债务，主要向谁举债？（经过调查，村里的债务大多是历史遗留的，主要产生在国家免除农业税以前）见图1－2村集体的借款用途表现多样，由于该问题设计为多选，可以看出村里借钱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基本上还是为了村民的利益（对于村干部工资的支付，在调查中占到一定比例，表明村民对国家对农村的政策理解不够，实际上村干部工资支出是由乡级财政统一支付的，不使用村级财政）见图1－3有借就有还，借款到期后如何处理？解决此问题也有不同的表现。通过调查，可以看出，对村级债务，村委会的处理方法主要有向金融机构借款，为了发展村集体经济，根据国家政策有时可以拿到一些低息贷款；另外就是拖延还款，认为是为了集体利益借的款，如果不能还款也可以理解；很少有为了还集体的借款去借高利贷的。

4．村级财政困难对村民自治的影响。本研究的落脚点是通过对村级财政的研究，来探寻其对村民自治活动的影响，找出制约村民自治发展的制约因素，从而使村级财政与村民自治活动相衔接，坚固村民自治的财政基础，在新的环境下促进村民自治活动的顺利发展。通过调查，能看出村级财政面临的困境直接影响了村民自治的发展。在当前农村集体收入来源较少的情况下，村民的参政意识以及自治意识的提高，对村委会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使得村委会的工作很难顺利开展。村级财政困难对村民自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见图1－5除此，本次调查的内容还包括：村里的账目是否齐全？村里财务是否向村民公开？村里是否有会计或出纳？村里的财政是否有监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及国家的有关规定，以上各种情况都应该具备，但是在调查中发现，有的村做的虽不尽人意，但对以上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二、村级财政困难对村民自治的具体影响

通过调查，可以看到村级财政状况直接影响着村民自治的实践及其绩效，也影响和制约着村民自治的发展。一方面，村级财政是村民自治组织开展自治活动，举办村内各种事业的前提；另一方面，村级财政也是村民自治组织存在和正常运转的基础。而农村所存在的问题是，绝大多数村尤其是中西部落后地区，村级财政往往是捉襟见肘。2006年，在农村取消农业税后，村级组织的财政收入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来源于政府转移性支付与部分经营性收入。但是，村里的财政收入与支出呈现剪刀差，一是村级财政收入减少，债务沉重；二是为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村里的公共设施要改善、升级达标等，由于村级财政收入有限，最后甚至借钱去解决这些问题，使得村级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村级财政困难的直接后果，严重影响了村民自治活动。

首先，村委会自身运转困难。有些村，基本的办公条件都达不到，办公用品买不起，办公电话费交不起，村干部为村里的事跑前跑后，误工补贴没着落，甚至连村干部工资都出现拖欠，从而使得村干部的工作热情受到影响。村干部无法开展工作，有些村出现弃选村委会成员（当然，也有一些村村财政有钱，一些人为了个人利益，采取一些不正当手段参选村干部，如贿选，甚至采用暴力），认为当村干部是个负担，不如靠自己的本事挣钱，省了看别人的脸色。

其次，为缩减开支，减少村委会成员。《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六条规定，村民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三至七人组成。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应当有妇女成员。但是，实践中为了缩小开支，村委会成员达不到法定人数，或者只是达到最低法定人数的情况普遍，而且基本不考虑村委会成员中性别的问题。虽然财政支出降低了，但是村级工作开展受挫。调解村民之间的纠纷、发放宣传资料、村民大会的组织、村内的工程建设、妇女工作的开展等各项工作难以顺利开展。这又给村民留下了一个印象，就是村干部不干实事，从而激化干群矛盾，影响到乡村治理的绩效。

篇3

今天的会议有两个主要任务，既是社会秩序整治动员大会，又是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动员大会。刚才，__主席已就开展社会秩序整治工作进行了动员、部署，下面，我根据乡党政联席会议的安排，就推进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工作讲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提高认识，强力推进计划生育村民自治

××年是市政府计划生育村民自治三年发展纲要实施的第二年，也是极为关键的一年。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安排部署，今年我乡个行政村将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村民自治，为此，乡党委、政府出台并印发了《××乡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实施方案》，明确了××年村民自治工作的目标、标准、措施和步骤，很具体，很有操作性，希望各村、各有关单位结合实际情况，从以下几个方面认真抓好落实：

一是思想认识要到位。从大环境看，充分尊重群众在计划生育中的主人地位，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坚持以人为本，推行计划生育村民自治，保障群众计划生育的权利，引导群众自觉履行计划生育的义务，是党的群众路线在计生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是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具体体现，也是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国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具体要求。从我乡的实际情况看，计生工作开展难度越来越大了，难就难在群众的生育愿望与国家政策法规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难在我们既要稳定低生育水平，又要坚持依法行政，不断规范行政行为，因此，必须通过工作机制的创新来实现工作的突破，那就是依靠村级切实承担起计划生育工作的责任，变群众被动的计划生育为自觉自愿的行为。特别是村级规模扩大了，人口增多了，一个村专干要管二、三千人，甚至是四、五千人，管理难以到位，必须依靠支村两委，健全工作网络，充分发动群众，引导群众进行自我管理。正因为如此，乡党委、政府对村民自治工作十分重视。在年后召开的全乡经济工作会议和人大会议上，党委、政府就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列为今年的四大重点工作之一，明确了提出了要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上取得新的突破，要重点抓好三个结合：一是抓落实领导责任制与推行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相结合二是抓优质服务与执法到位相结合三是抓日常基础工作与集中整治相结合。因此，各村各单位一定要把思想统一到乡党委、政府的决策上来，真正重视并切实推进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工作。

二是保障措施要到位。首先，要加强组织领导，各村要把推行计划生育村民自治作为重要的工作内容列入议事日程，要由村支部书记负总责，专题调查研究，拿出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乡党委、政府将把开展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纳入到村级的年度目标管理，进行认真的考核评估其次，要组织专门力量，确保每村派驻两名乡干部，集中三个月的时间，专抓这项工作再次，要保障经费投入，把村民自治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乡财政按人均一元的标准拨付到村，同时，各村也要积极筹措经费，切实解决好村、组计生工作人员的待遇报酬。

三是工作程序要到位。从三月份的启动到九月份的验收，有半年的时间，在这半年里，健全网络、宣传发动、制定章程、签订协议、日常管理、优质服务以及落实优惠政策、建立利益导向机制等多个工作环节都要按部就班地进行，每个环节相应的程序也必须到堂，尤其要重视并加强经常性的工作。今年我们将按照上级提出来的“五上门”和“十到户”的工作要求，将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工作的内容具体化，切实把服务工作做好，各村也要按照《××乡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工作实施方案》，认真组织实施，扎实做好工作。

四是目标实现要到位。在我乡个村全面开展计划生育村民自治中，要把大山、山斗、观阁、老桂个村建设成为村民自治先进村，把黄岗冲村建设成为村民自治示范村。希望各村结合本村的实际，强化保障措施，如质如量地完成好各自的目标任务。同时，必须强调的是，开展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的最终目标是稳定低生育水平，这一点必须坚定不移，毫不动摇。

二、强化举措，持续开展春季集中整治活动

目前，从掌握的情况看，我乡的计生工作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形势非常严峻，任务十分艰巨，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⒈统计数据严重失真。相当一部分村不正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靠造假蒙混过关。一方面，计外出生瞒报、漏报现象非常突出另一方面，查环孕检到位率、措施落实及时率等方面的数据存在大量水分。

⒉流动人口管理滞后。流动人口管理是计生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抓好了流动人口管理，就有效控制了计划外出生。但大部分流动人口管理不到位，村、组工作人员对流动人口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管，流动人口办证、孕检、合同率低，同时，流动人口管理制度不规范，报告单、手册等应由村级填写的资料基本上都由乡计育办包办完成，流动人口管理合同流于形式，而且存在大量的无效合同和假合同。

⒊计外隐患明显增多。孕前管理跟不上是导致计外隐患增多的主要原因。一是应上环人数增多。二是出生一个男孩且年龄在岁左右的已婚妇女取环、取皮埋改用药具人数增多。三是孕妇或计划外生育的对象没有纳入台帐管理，再生育孕妇及时上报率不高。

⒋阵地设施不够规范。大部分村的宣传、服务阵地基本上只有人口学校，有阵地的村也大多数达不到要求，宣传、教育、服务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相当一部分村级阵地的宣传窗栏无内容，各类培训活动没有开展，甚至连一些要求到户的宣传资料也没有下发。宣传教育的氛围不浓，既是计生工作措施、工作力度的弱化，也容易使群众产生计划生育放松了的认识。

⒌法律责任没有到位。在追究违法生育者法律责任的过程中，没有执行能力的无从处罚，有执行能力拒不缴纳的难以处罚，只能依靠市法院强制执行。而法院也因精力有限难以全部落实到位。法律责任追究没有到位，既助长了群众超生不要紧、计划生育放松了的认识，更刺激了一些群众的生育愿望，形成了计外出生的恶性循环。

由此可见，在我乡计生工作面临的诸多问题中，最突出的仍然是基础工作不牢的问题，只要基础抓牢了，统计质量提高了，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上实现新突破的目标才会有保证。而以强有力的手段开展计划生育集中整治活动，仍然是夯实基础行之有效的主要途径。因此，乡党委、政府决定在全乡范围内开展春季集中活动。为了确保活动的效果，提点要求：

⒈高度统一思想。本次集中活动由乡计育办统一制订工作方案，集中机关干部，乡党政班子成员亲自带队，分片包干，责任分解到人，任务完成情况与年度评先和工作奖金的发放挂钩，奖优罚劣，奖勤罚懒。各村支两委班子成员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与乡党委、政（本文来源于公务员考试论坛:)府保持高度一致，全力支持配合此次集中整治活动。

⒉迅速澄清底子。会后，各村各单位要迅速组织人员，深入村组摸排核实情况，通过对孕检、流动人口办证、节育措施落实等情况的了解，列出应排查的计划外隐患、应处罚的计划外出生、应落实避孕节育措施的对象清单，将这些工作任务分解给各个集中活动小组，分别予以落实。

⒊突出工作重点。本次集中活动的工作内容仍然是五项常规性的基础工作，即查环孕检、隐患排查、节育措施落实、流动人口办证和法律责任到位。流动人口办证和查环孕检是进行孕前管理、发现工作隐患的手段，因此，在澄清底子后，工作重点应该放在三个方面：一是应落实节育措施的对象，要落实一孩以上环为主，二孩以结扎为主的长效措施二是可能计划外怀孕和已经计划外怀孕的对象，要采取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手段逐个落实，这次隐患排查做到位了，年度内计划外出生的漏洞就堵住了三是已违法生育的，必须从严追究法律责任，营造“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浓厚氛围，起到处罚一例教育一批的作用。

⒋坚持常抓不懈。本次集中活动时间必须服从任务，各项工作任务都完成好了，集中活动才能结束。我乡将把开展集中活动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每月集中力量抓几天。同时，各村各单位要加大宣传教育工作的力度，将宣传教育贯穿于集中活动的全过程，完善宣传阵地，拓展宣传途径，突出宣传重点，通过进村入户、入脑入心的宣传，形成有利于人口与计生工作的良好舆论氛围。

三、认真核查，确保奖励扶助制度顺利实施

按照省、市统一部署，从××年起，浏阳市将全面推行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作为计生系列优惠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它的实施必将在引导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塑造诚信政府、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推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健康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认真予以核查，确保奖励扶助制度顺利实施。

⒈加大宣传力度。奖励扶助制度的实施关系到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要充分发挥广播、电视、宣传栏、人口学校的作用，大张旗鼓地向群众宣传奖励扶助制度的意义、范围和条件，省级配发的宣传资料一定要全部到村到户，资料不够的还要由各单位自制，使这项工作真正做到家喻户晓。要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有关政策、文件，进一步深化认识，准确把握奖扶对象的条件。

⒉加大工作力度。要在已经上报对象名单的基础上，组织联村干部、计生协工作人员和村干部，分片分组重新进行一次走访核实。走访核查一定要过细，要以多人议查为主，找多名同村同组群众了解情况，要以询问群众为主，不能只听信对象本人的一面之词，所有拟上报的对象名单，必须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对群众反映情况有差异的对象，一定要重点核查。

⒊强化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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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村民自治法律问题研究 论村民自治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村民自治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研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民主管理建设调查研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村民政治意愿研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村民政治意愿表达渠道研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视角下高校毕业生就业策略的实证研究 基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视角下的基层图书馆信息服务创新研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视角下的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 基于伦理视角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思考 基于科学发展观视角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控制与自治的均衡:社会自治能力建设视角下的农村民主 农村民间组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作用 社会主义新农村民主政治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村民理事会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作用探讨 社会主义新农村视域下的农村金融问题研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背景下农村学校教育改革研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下的文化体制建设 金秀瑶族自治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初探 社会主义新农村背景下的乡村治安建设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2010-10-28.

②.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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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计划生育工作方法的转变和工作重心的转移，建立计划生育工作“村级管理，村民自治”工作机制，促进我镇计划生育工作上一个新的台阶，根据夯实基础，创特色，求提高的工作思路，经研究决定，在全镇范围内开展村民自治工作，具体通知如下：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计划生育工作重点在村，难点在村，希望在村，实现“村级管理，村民自治”是新时期计划生育工作的目标和方向，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各村要统一思想，充分认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积极创造各种有利条件，把此项工作抓紧抓好。要坚决消除干部放手不管的思想，千方百计调动村党员干部、村计生联系员、村计生协会专职副会长的积极性，真正把责任落实刀两委，把工作深入到群众。

二、明确目标，落实责任

按照要求，所有行政村都有开展计划生育“村级管理、村民自治”工作。村两委要制订本村的具体实施规划，加强村两委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充分发挥两委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主体作用。明确村党支部、村委会、村计生协和村计生服务员的工作职责，建立完善各项工作制度，科学合理的制订《村规民约》，做到合法、有效，具有可操作性。村委会与村民签订计划生育合同，镇政府与村委会签订计生管理责任书，镇政府对村级工作进行检查、考核、落实奖惩措施，确保各项工作落实。

三、加强领导，狠抓落实

建立“村级管理，村民自治”的工作机制，是推进计划生育工作上一台阶的重要措施，村委会要把民主政治建设和计生村民自治工作捆绑在一起来抓，做到相互促进。要对此项工作涉及的方方面面问题进行考虑。

四、讲究方法，讲求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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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村民自治；村民自治权；行政诉讼保障

本文为广西民族大学2013年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项目编号：gxun-chx2013010项目名称：村民自治权及其司法保障研究

从我国目前的法律制度来看，对于村民自治权的规定还不够明确，当村民自治权遭受侵害之时，也没有一套为其提供救济的司法保障程序。村民自治在经历三十余年实践以来，村民自治权受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如乡级政府干涉村民自治事务，村委会成员侵犯村民民利，村土地和集体经济利益受到侵害等，随着新时代的不断变化，民主、法治的不断发展，村民自治权迫切需要得到正当的司法保障，而正当的司法保障也正是村民自治权得到实现的根本保障。

一、村民自治的涵义

对于村民自治的涵义，从实然层面看，村民自治是宪法赋予村民的自治权，村一级地区村民在法律明确规定下有自主办理本村公共事务、公益事业，实现“三自我”、“四民主”的村民自治法律制度；从应然层面看，村民自治应该是保障村民行使村民自治权利得到有效实现，在实质层面能够确保村民依法自主办理本村的事务，在权利行使过程中其权利不受他人、行政机关、社会组织等干预和侵害的法律制度。实然层面和应然层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综上，村民自治不仅应当包括村民自治制度立法所包含的基础性内容，还应包括一系列的村民自治制度的具体规范、救济途径（包括诉讼保障救济）等程序性内容。因此，村民自治是村民和以村为单位的集合体，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授权，自我治理、共同参与村公共事务和公共事业，充分实现基层民利，在法律法规授权的范围内村民能自主的行使村民自治的权利，并且这种权利受法律保护的一系列村民自治活动。

二、村民自治权的主体、性质

（一）村民自治权主体

村民自治权主体，是指在村民自治事务中享有自治的法律资格和因为自治而产生各种利益的主体。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对村民自治权的主体作出具体规定，实践中，由于主体身份不明确而导致的村民自治权受侵害而又求告无门的情形屡屡发生，使得村民自治权在行使过程中遭遇尴尬的局面，因此，明确村民自治权的主体是非常有必要的。笔者认为，把村民自治权的主体理解为单个村个体更为合理、可行，不可否认，村民集体的意志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于村民个体的授权，支配权在于村民个体。具体理由如下：首先，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法律手段赋予广大村民自治的权利，使村民在村事务范围内能够自主的治理与村民个体利益相关的事务，从而实现基层民主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其次，通过村自治组织的执行者（即村民委员会）来集中行使村民自治权，但在行使过程中，村个体至始至终有权决定自己是否行使村民自治权，以及如何行使村民自治权。由此看来，村民作为个体至始至终都有权作出自己独立的意思表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村民个人具备完全的村民自治权主体资格。再次，将村民个人明确为村民自治权利的行使主体，有利于明确村民自治权利受到侵害时权利主体能够独立、及时、合法地向有关部门申请权利救济，顺利通过权利保障救济途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村民自治权性质

目前，关于村民自治权的性质，学术界存有三种意见：“权力说”、“权利说”、“两重属性说”。笔者赞同“权利说”，村民自治权应当是一种私权利，是由村个体来自主行使的权利。村民自治权是村个体在自主管理村一级自治事务时，所拥有的是一项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的权利，这种权利的本源出自于村一级地区其特有的，因此，这种权利归属于村个体是无可厚非的。另外，以村民的特有的身份为前提的村民自治权，村民必须是特定的属于某个村的村民时，才能享有村民自治权，从这个方面上来看，村民自治权其本身是一种特殊的身份权，它与权力是完全不一样的，权力通常是指政权或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具有强制性特征，权力的行使不仅受到法律的明文规定和诸多限制，而且权力是不可以放弃的。村民自治权作为一种私权利，对于村个体而言，是一种法律赋予的利益，这种利益不仅受到法律的保护，而且能够对抗公权力的侵犯。

三、村民自治权纳入行政诉讼保障及其初步构建

村民自治权在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以来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和发展。但是，现存的村民自治法律制度对于村民自治权在实际运行中的规范还是远远不够的，亟需完善。凸出的障碍主要有乡镇权力、“两委”的不当干预，村民自治权遭受侵害时求告无门的情形。对此，我们应当清醒的认识到，把村民自治权纳入到行政诉讼保障机制是实现村民自治权的必经途径，“有救济才有权利”，只有把村民自治权受侵害的情形正当、合理的放置到行政诉讼保障，才能全方位的落实村民自治制度的具体工作。笔者建议，未来在保障救济制度上可从以下方面来完善：

（一）拓展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确定诉讼的受案范围是进行正当诉讼的前提。拓宽行政诉讼中的受案范围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完善的必然趋势，我们若要把村民自治权受侵害的情形纳入到我国行政诉讼保障范围内，就必须先明确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从目前很多村一级发生的有关村民委员会主任及其成员无故被乡镇政府非法撤换事件来看，被非法撤换人员在向上级政府反映意见未果的情形下，向法院继被法院驳回，造成求告无门的法律救济空白区。其主要原因在于，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仅限于类案件。因此，法院在受理此类案件时，大多都认定乡镇政府的行为不属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因此不予受理。笔者建议，透过对《行政诉讼法》修改的契机，明确把村民自治权受侵害类型列入到《行政诉讼法》修改的新议程中，这样，实践中的违法侵害村民自治权的行为不仅能受到司法的制约，而且能更有效保障村民自治权的实现。

（二）放宽对原告资格的限制

在我国，对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规定是比较严格的，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看，提讼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原告。有权提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讼。有权提讼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提讼。可见，公民、法人、其他组织都能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但在实践中，有的法院将行政诉讼原告仅理解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排除了其他利害关系人。在涉及村民自治权受侵害情形中，受侵害的不仅仅是村个体，很多时候损害的是广大村民的集体利益，覆盖面广，如果我们一味坚持只有原告有资格，涉及的利害关系人无法提起相关诉讼的话，村民自治权就无法受到真正的保障和落实。笔者认为，未来《行政诉讼法》应赋予三类主体在村民自治案件中有原告资格：一类是其他村民利害关系人，一类是其他组织，还有一类是检察院。涉及村民集体利益的案件是整体利益的体现，然而，村民往往无动力去付诸于诉讼，此时检察院可以代为提起行政诉讼，这类案件可以归纳到公益诉讼的范畴。

（三）重新确定被告资格

从现行《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对行政诉讼被告资格作出的规定，被告一般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可见，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将行政诉讼被告范围界定为行政主体，当行政主体在实行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管理活动，并且能够独立承担自身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的主体，是适格的行政诉讼被告。因此，我们确定了适格的行政诉讼被告，才可能把具体的情形纳入到行政诉讼保障机制中来。对于村民委员会能否成为行政诉讼主体资格，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管理本村的公共事务，村民委员会既不是乡镇政府的下属部门，也不能归类于行政机关的范围。从职权性行政主体和授权性行政主体范畴来分析，村民委员会不是职权性行政主体，但是，村民委员会能否成为行政诉讼上的授权性行政主体呢？笔者认为，当法律明确授权其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时，具备授权性行政主体资格。在村一级地区，行政机关往往通过法律法规授权或者是以行政主体委托的方式让地方组织代为管理具体的行政事务，村民委员会作为村一级事务的执行机构，在办理本村公共事务时其体现出来的其实就是国家公共权力职能，如环境保护、征收等事项，应当将其视为法律法规上被授权的组织。村民委员会作为行政诉讼上的适格被告主体资格在司法实践中是得到承认的，这一点在理论界基本达成共识。

（四）管辖法院的确定

1.级别管辖

从行政诉讼级别管辖来看，现行《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至第十六条规定了行政诉讼案件的级别管辖。第一审行政案件是由基层人民法院来受理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存有特殊规定。笔者认为，在村民自治权受侵害案件时，我们应当考虑将此类案件纳入到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行政管辖案件的范围之内，理由如下：第一，在“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制度下，“民”向来就处于弱势的一方，在涉及村民自治权受侵害的情形时，基层行政机关、政府干预的情况居多，案件即使递交到基层法院，被拒绝受理或无限期拖延的情形居多，造成村民自治权受侵害纠纷案件无法正常进入司法保障途径。第二，村民自治权受侵害纠纷案件涉及村民们集体利益，切乎村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属于对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第三，从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资源配置来看，村民自治权受侵害情形由中级人民法院来审理也是合乎情理，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案件多且琐碎，中级人民法院在解决村民自治权纠纷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其审判级别、配置人员都到达一定水平，在解决我国复杂而特殊的村民自治权受侵害之纠纷完全符合大力发展农村法治的需求。

2.地域管辖

从行政诉讼地域管辖范围来看，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七条规定了一般地域管辖，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总的来说，我国行政诉讼地域管辖还是遵循“原告就被告”的原则。笔者认为，在村民自治权受侵害情形中，由于其涉及的人群特殊性、案件复杂性，“原告就被告”不利于纠纷解决，应向“被告就原告”趋势发展。第一，在行政诉讼中本来就“立案难”的情况下，处于薄弱地位的村一级地区的法治发展尤为艰难，当村民自治权遭受侵害之时，往往行政机关等侵害其权利行使的情形居多，如果单纯的限定由被告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很容易导致司法不公，审判难以正常进行的局面。第二，村民自治要求我们立法上应当为村民自治权遭受侵害之时提供其自由选择解决纠纷的方式，村民自治权遭受侵害涉及的利益广、情形特殊且复杂，只有赋予其选择地域管辖的权利，才能更有利于保护村民的合法权益。第三，由村民来自由选择案件的地域管辖范围，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地方法院因为地方因素的干扰不敢立案的不正常现象，也可以排除法院与被告行政机关的某种“联系”，使得法院能公开、公平、公正的审理村民自治案件，真正实现村民自治权在程序保障上的充分实现。

3.交叉管辖

目前，很多行政诉讼纠纷引发的争议，中间都穿插着民事纠纷。这两种纠纷依据不同法律规定是分别立案审理的，实践中往往造成司法资源的很大浪费，也不利于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实际操作中，有些法院将行政纠纷和相关民事纠纷一并审理。村民自治权纳入行政诉讼保障制度也可参考此类规定，尤其在村民自治权受侵害案件既纳入民事诉讼又纳入行政诉讼时，如果管辖法院确定一并审理的，不仅可以减轻村民、组织等诉讼成本的负担，还可以最低的司法成本解决村民自治权纠纷，实现最及时、有效的纠纷处理效果。在《行政诉讼法》的新修订上，我们应把村民自治权受侵害情形纳入到诉讼救济，使得三大诉讼救济能够与村民自治权保障衔接起来，相得益彰，充分保护村民自治权在村民自主管理村事务中的有效实现。

参考文献:

[1]林莉红：《中国行政救济理论与实务》，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王禹：《我国村民自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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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选择；个人产权；农村土地产权；村民自治；政治主体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8)01-0005-04

自有史记载以来至解放前的2000多年中，中国农村的社会组织基本沿袭了传统农业社会的类型。在大多数时期，国家权力没有渗透进农村社会，农村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模式和政治自治的封闭状态，皇权基本只及于县。在解放后的前30年中，我国把对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整合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并最后通过运动，达到了国家组织力量对农村基层社会的完全控制，公共权力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渗入社会的最末梢。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特别是在广大农村的推行，政社合一的体制不再适应新的生产方式。所以，1982年国家从宪法上撤销了、生产(大)队，恢复了乡镇政权和村的设置。集权的减弱使农民有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可能，农民以前所未有的创新精神探索适合新的生产方式的政治组织形式。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正式颁布，进一步明确了村民自治组织这种新形式的法律地位。但村民自治制度实施近20年来，其效果并不理想。所以，探讨村民自治实现的有效机制，并找出这一机制运行的核心动力，就成为我们建立基层民主机制，进而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公共选择：村民自治实现的有效机制

我国《宪法》规定，在村一级实行自治，其组织形式是村民委员会。村民自治实现的具体形式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可见，村民自治的主体是农村社区的居民，客体是农村社区的公共产品。其核心内容是农村社区居民如何通过一定的需求表达机制来决定本社区内公共产品的供给。而从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定性来看，这一机制只可能由公共选择来提供，即通过民主的相关政治规则，将村民的个人偏好集合成集体偏好。公共选择之所以能成为村民自治的核心机制，主要是基于公共选择如下的理论基础：

(一) “经济人”假说：政治主体和经济主体的同一性

公共选择是把经济学原理应用于政治分析过程的科学，其基本理论支撑点就是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说。而在此之前，学者们在分析人的经济行为时采用的是利己性原则，而在分析政治行为时采用的是利他性原则，认为政治人物具有当然的高尚情操。这显然是缺乏逻辑说服力的，人追求自利、效用最大化的本性不会因为从经济市场进入政治市场而发生变化，政治化的过程不会是人的“神化”过程。所以，布坎南指出：“如果把参与市场关系的个人当作是效用最大化者，那么，当个人在非市场约束内行事时，似乎没有理由假设个人的动机发生了变化。至少存在一个有力的假定，即当个人-，由市场中的买者或卖者转变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者、纳税人、受益者、政治家或官员时，他们的品性不会发生变化。”这样，公共选择就把政治分析过程和经济分析过程统一起来了，不再把对同一个人的分析因为场域的不同而想当然地进行人格分裂式的考察。不过，人们在经济市场中追求的主要是物质利益，而在政治市场中追求的利益更加泛化。如尼斯坎兰认为，政治人物的效用函数一般包括如下变量：薪金、机构或职员的规模、社会名望、额外所得、权力和地位。

正是由于官僚也是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他们首先追求个人利益和受自己支配的机构的利益，然后才会考虑公众的利益。因此，村民自治需要引入公共选择机制来确保村民的个人意愿能准确地表达，而不用依靠官僚们的“翻译”，否则，他们很有可能掺杂自己的愿望，从而扭曲甚至背离村民们的集体选择。

(二)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异化的集体和国家不再代表公众利益

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经济人”假设是一脉相承的，它们对于集体和国家的理念是社会契约论。按照这一方法论，个人被认为是决定私人行动与集体行动的唯一终极抉择者。国家不是神造物，它并不具有无所不知和正确无误的天赋。国家和集体都是一种人类组织，在这里作决定的人和其他人没什么区别，既不更好，也不更坏。好与坏的方向规定性，取决于决定的作出是基于官僚的目标函数――它是以代表集体的面目出现，还是基于公众的意愿。

米塞斯认为，一切行为都是人的行为，在个体成员的行为被排除在外之后，就不会有社会团体的存在和现实性。集体是无法被具体化的，集体能够被认识，总是由于行动着的个人赋予其意义，集体能够有所作为，总是取决于集体中的个人。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的启发意义在于，它不仅把个人和个人的理性选择作为理论分析的出发点，主张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应当是从个人到社会，而不是相反，而且不承认社会机构和社会团体也具有某种意识或目的，而是认为集体或国家只不过是一个“稻草人”，是一个把个人意志集合成整体意志的制度安排。

更进一步，在集体和国家的政治构架里，个人只是通过这一构架达到他们私下明确但又不能通过简单市场交换可以有效达到的目标。因此，应把个人看成是社会秩序的基本组成单位，集体和国家只是个人相互作用的制度复合体，政治就是在这类制度范围内的个人活动，集体和国家只不过为这类活动提供了一个舞台。所以，任何企图对集体和国家赋予特殊价值或单独利益，甚至把它们“神圣化”的人，要么是出于无知，要么是别有用心。上述这一过程，我们称之为集体和国家的异化。因为，按照公共选择的观点，集体和国家只不过是个人利益的集合。离开个人的集体足不存在的，如果不讲和不要全体大众的个人合法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就会成为官僚们谋取自身利益的代名词。由此可知，异化了的集体和国家将不再代表公众利益，广大的个人也将不再能够控制集体和国家。这样，个人不再具有主体独立性，而是要受集体和国家的支配。

我们在村民自治与公共选择的议题下谈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就是想说明，在原来的“集体”名义下，尤其是在的集体名义下，集体经常是异化的。在这些集体中的人缺乏自由，也缺乏自己的独立利益和独立人格，集体成为一切的代名词。在村民自治的框架下，借助民主的公共选择机制，能把异化了的集体进行还原，使它能真正代表农村社区的公众利益。

(三)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交易行为的同一分析框架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人类活动的场域由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组成。活动在经济市场上的主体是消费者和厂

商，他们之间交易的对象是私人产品；活动在政治市场上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和政治家、官员，选民和利益集团是政治市场上的需求者，政治家和官员是政治市场上的供给者，他们之间交易的对象是公共产品。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表达偏好，并选择能给他带来最大效用的私人产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表达偏好，并选择能给他带来最大利益的公共产品。而且，政治市场有时又被归为公共经济部门，所以，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这样，交易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就可以用来考察政治和政治过程。

林达尔根据维克塞尔的自愿交易学说，认为政治市场上公共产品的生产与经济市场上私人产品的生产一样，都是社会成员各自根据经济理性进行交易的行动。人们通过为公共产品生产的成本支付税收，从而换取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但是，政府在一定时期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数量不是任意的，而是拥有不同利益的社会成员进行讨价还价和相互交易的均衡点来决定的，并由此得出了公共产品产出的均衡点即是政治市场的均衡点的结论。所以，在公共选择的政治市场观中，重要的命题不是团体和党派，而是这些团体之间与组成这些团体的个人之间，出于自利的动机而进行的一系列交易过程；有效率的公共产品产出并不产生于某个政治人物的头脑，而是产生于团体之间或组成团体的个体之间相互讨价还价、相互妥协的政治过程。只要集体行动以个人决策者为基本单位进行，只要这样的集体行为反映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协商，这样的行动就可以列入交易经济学的范畴。

当然，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的交易规则也有不同之处。在经济市场上，交易基本上是自愿的、等价的、平等的和确定的，而政治市场上却常常并非如此。在政治市场上，当一个人反对的提案被通过时，他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一结果，而且他所承担的成本往往与他的所得不相对称。另外，由于一个人所拥有的社会、经济资源的不同，人们在交易过程中可能处于不同的地位。

建立村民自治模式的基本初衷，足为了更好地提供农村社区的公共产品，这刚好吻合了公共选择机制的基本功能。所以，如何通过交易行为的分析框架来促进村民自治的建设，降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交易成本，使成本和收益更相匹配，就成为一个当然的选择。

二、个人产权：村民自治的原动力与前提条件

前面的论述证明了要实现真正的村民自治，就必须借助于公共选择这一民主机制。那么，如何才能让村民积极参与公共选择的决策过程呢?或者说，村民自治的基本前提是什么呢?

(一)个人产权是民主与公共财政的基石

在我国这个向来以儒家学说为基本意识形态的社会结构里，人们之间的自由传统及民主意识向来都很淡薄，独立的人格概念、完整的个人产权概念似乎从未真正确立过。独立的人格权因为儒家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三纲五常思想而基本被抹杀。而完整的个人产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土地的所有权，由于王权的过于强大，从来都是一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格局。国家，也即王室，历来都是土地的终极所有者。从历史的角度看，国家不仅间接最终控制土地所有权，而且也直接占有并经营着大量土地。这时，国家不仅是政治权力的化身，而且也是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这种现象既反映了政治力量相对于包括经济在内的其他社会力量的至高无尚性，也导致了产权与政权的紧密结合。在这种情形下，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国家作为资产所有者而获得的利润或租金，财政支出则主要用于维持国家机器运转和维护现存政治经济秩序，即优先满足政府自身的需要，而不是服务于社会大众。

由于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结合，整个社会呈现出“凝结化”倾向，社会中缺乏独立的、自由的活动分子，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这时，人们的民主诉求或自治愿望不仅不合时宜，而且也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这种现象在时期达到了极致，因为不仅是一个政治体，更是一个经济体，村民们的一切都依附于公社而存在。村民不能离开公社组织，一旦离开，就意味着其生存以及在生存基础上的一切权利的丧失。也就是说，广大村民失去了生存独立性，在这之上的独立人格权和财产权就更是无从谈起，也就不会有政治权利的诉求。

如果政府只是作为公共管理者而存在，并只是人们用以作出公共抉择而建造的一个政治工具，没有自身特殊的利益，那么上述的一切都将反过来。这时，政府的收人主要来自独立的私产者的税收，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公共服务，且整个收支过程都将受到人们的严格监督。由于政府对财产所有者的依赖，决定了在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中，财产所有者处于支配地位，政府必须以满足公共需要为己任，政府中的任职者因而也从国家的主人转变成了公众的仆人。所以，完整的个人财产权的确立。是民主与的基石，政府的一切行为都将以通过公共选择程序表达出来的人们的意志为行动指南，不合公意的政府将会在下一轮的公共选择过程中被替换掉。因此，个人产权的所有者通过公共选择这一民主机制可以正确、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进而保护自己的财产权利。

(二)个人产权是村民自治的核心动力

根据公共选择的“经济人”假说和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一切政治经济现象都应追溯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基石，也是政治学分析的出发点，个人的利益导向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充分的起因，所有集体行动的背后都可以找出个人的经济动因。从本质上说，追求私利是为了获得一种排他性的个人行为权，是为了把自己和别人隔开，不允许别人对自己造成侵害。一个人有了专属的排他性的个人行为权后，他才会得到激励，才有动力从事他认为值得的社会经济活动。排他性的个人行为权一般包括依附于人身的劳动力所有权和法律意义卜的财产所有权，而这两者在凡事都强调集体主义和所有行动都以集体行动的名义出现的时代，无疑都是不存在的。只有当一个人拥有可自由支配的、完整的个人产权时，他才有可能为了保护自己的这种权利而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

(三)个人产权是村民自治的前提条件

个人产权为公民真正参与政治活动提供了一种可能，即他从此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可自由选择的自由人。更为重要的是，他从此拥有了可自由交换的资本。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包括村民自治这种最为基层的民主，都是建立在人的独立性之上的。只有每个人在政治参与过程中都是以目的而非工具的形式出现，民主的精髓才会得以实现。另外，经济学或政治学中的基本命题不足选择，而是交换，即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交换。当人们基于自愿和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政治、经济市场上不断地让渡自己的权利和取得自己的利益时，人的各种愿望就会在这种交换中得到满足，社会就会朝着预期的方向稳步前进，从而有望实现一种帕累托改进。所以，个人产权不仅是公共选择和村民自治的原动力，而且是这两者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

(四)重构农民产权地位，建立基层民主机制

从以上分析可知，由于我国个人产权传统的缺失，使我国的自由人观念和民主概念缺乏必要的根基，也使我同民主政治的发展缺乏必要的原动力。所以，要在农村真正建立村民自治的机制，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重塑农民的个人产权地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农村土地产权地位。只有当农民取得了包括土地在内的个人产权时，广大农民才会基于成本一收益原则而牺牲一部分时间和经济利益，积极参与村里的政治活动，并投票支持能代表自己利益的人。而且，也只有通过完善以土地为代表的个人产权制度，农民的产权主体和利益主体地位才能得到确立，农民才能对乡镇及其以上的整个政权组织进行有效制衡，并对不能代表自己利益的村级公共权力组织进行改选。这样，村级民主、村民自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三、结论

篇8

[关键词]少数民族宗族制度；村民自治；影响因素

[DOI]10.13939/ki.zgsc.2016.32.289

1 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影响村民自治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强化基层民主建设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之一是实行村民自治，村民自治作为农村直接民主治理形式是维持农村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要途径。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宗族是一种重要的人群聚合形式。宗族通常表现为若干同一个男性祖先的子孙世代聚居在同一居住地，宗族成员拥有同一个祖先，从而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组成人群聚合体。H村作为一个彝族和汉族杂居的村落，彝族居民在总人口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少数民族宗族制度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对少数民族村民有强大的约束和导向作用。宗族制度以血缘为纽带，并附加某些经济和物质利益，使其具有许多功能，可以在农村发挥广泛的作用。因此少数民族地区村民自治活动不可避免受到少数民族宗族制度的影响。

H村作为一个彝族和汉族杂居的村落，彝族居民在总人口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彝族宗族制度渗透到彝族村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在H村村民自治活动中，由于个体村民在村民自治活动中参与度较低，通过制度性渠道提出政治诉求较难，因而村民寻求通过宗族力量表达其观点维护自身利益，宗族制度对村民自治活动影响较明显，同时也为民族地区村民团结、稳定的提供精神基础，通过约束村民的行为以达到整合社会的目的。且少数民族宗族制度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权力制约的作用，对防止基层干部的腐败，减少农村基层组织对村民利益的侵害，捍卫村民群众的自治权力起到监督制约作用。但是少数民族宗族制度作为一种伴随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产生的传统文化，对现代的村民自治活动产生的消极影响更为明显。

2 H村彝族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对村民自治的消极影响

2.1 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影响村民自治组织的公平性

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的管理机构，其产生深受少数民族宗族制度的影响。

（1）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对选举活动存在影响。县和乡政府制定并解释了选举的规则和程序，向村里派出特别指导小组指导。但是在村委会干部实际选举中，村民具有较强的宗族观念和宗族倾向，具有宗族关系的村民成为其投票的主要依靠对象。在对H村村民进行调查时发现，在选举中，大部分村民不能对所有候选人能力都了解和熟悉。大多数村民会认为反正不熟悉，选举谁都是相同的，因此多数人会选择同一宗族的候选人。H村的民主选举是民族制度与少数民族宗族制度碰撞后的选举，选举中包含着宗族观念和少数民族宗族制度的影响。

（2）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村委会选举中，村民会考虑到两个方面：一是如何维护和主张宗族利益；二是宗族中的个体利益如何实现。在投票过程中，村民在一定程度还是会根据本宗族的利益而作出投票决定。村民的投票是根据与候选人的血缘关系来决定自己的选择，在选举中更多的是考虑是否是同宗同族而不是看能力。而对于联系较少的同宗同族，存在着上门游说以寻求支持的活动。

2.2 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削弱村民自治活动的民主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村民自治活动的重要政策与制度依据，对村民自治活动的程序和步骤作了详细的安排和规定。村民自治活动应遵循相应的程序和步骤以保障村民自治活动的民主性，实现真正的村民自治。然而，“宗族作为一种私人组织，它所遵循的秩序原则是血缘联带原则，在宗族内部按照长幼秩序进行权力分配，是有级别性的，宗族是以血缘关系结成，其社会人群结构上具有狭隘性，这种内在的狭隘性往往外在的表现为排他性”。[ZW（]张厚安.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366.[ZW）]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建立的基础的传统伦理道德和文化习俗而非法律制度，因此少数民族宗族制度会破坏与村民自治相关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和步骤，削弱村民自治活动的民主性。调查中的H村对“两委”（党支部委员会、村委会）负责的公共事务，宗族一般不会介入其中，但宗族的实际权力及活动对村干部仍有影响。“各级村干部的职权大小应由相应的制度规定，而实际情况是宗族精英有着更为有效的权力，宗族背景成为影响村干部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的重要因素”。[ZW（]张艳.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利弊分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6（10）：88-89.[ZW）]

2.3 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弱化了村民自治组织管理的自主性和监督

（1）少数民族宗族制度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村民自治组织管理的自主性。村民自治活动的重要特征是具有自主性，村委会领导村民自主地行使自治权在本村区域内管理自身事务。然而当村委会做出的决定不利于宗族时，宗族很可能动用自己的力量或明或暗对抗和阻止这些决定的执行，这种隐形的力量会对村委会决策施加压力，使决策出现宗族偏向。宗族成员对本民族内非正式制度的强烈认同和遵循限制了宗族成员的行为，使他们潜意识对宗族有着非常强的依赖。在H村的调查中，村民都认同村委会主要任务是管理生产，而村民纠纷矛盾应由族长按族规处理。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已经阻碍村委会展开自治活动的自的行使。

（2）村务监督是村民自治活动的重要内容，是村民自治组织实现民主管理的重要环节。在实践中，对村民自治组织的监督需要广大村民的参与。然而在对H村进行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村民认为对于村委会工作的监督，往往认为是上级部门的事，监督也没有用，与自己无关。可见在村委会选举之后，怎样去治村、管村，许多村民就不去管了，认为不是自己的事情。调查中发现村民认为村委会干部都是同族同宗的“熟人”，存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心理，只要不是与自己的利益直接相关，大多数村民不会主动对村民自治活动进行监督，自我监督往往流于形式。

3 整合少数民族宗族制度与村民自治活动关系的建议

对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对村民自治活动产生的消极影响，应在加强对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引导的同时，强化村民自治活动组织建设，这样才能消除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对村民自治活动的影响。

3.1 因势利导、整合村民的少数民族宗族制度性参与，引导其现代转型

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少数民族宗族制度，其功能的发挥是因其能将内含的精神和文化渗透到人的内心，使宗族成员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村民对少数民族宗族制度的认同感很强，对村民而言是村民根植于心的，要想全部抛弃和废除是不可能的。因此，现阶段应因势利导就村民自治中与宗族势力冲突的问题，积极进行整合，引导村民将宗族制度的参与整合到正式参与中来。通过积极培训和学习，提高村民思想文化素质和公民意识，逐渐培养村民新的“认同感”逐渐摆脱以家为本位的少数民族宗族制度的制约，确立以个体为本位的公民意识。并逐步消减宗族在村民自治实践中的不利影响，发挥其积极影响。在此基础上，确立乡村社会的法理型新权威，逐渐减少传统权威的影响。

3.2 强化农村自治组织建设，完善村民自治管理章程

（1）要加强党对自治组织建设的领导。农村基层党支部建设不力、基层党员民主观念淡薄、宗族意识强，为了推动工作，甚至鼓励和支持宗族代表在村委会选举中当选。在处理宗族纠纷时，往往对大族、强族采取妥协、退让，或者以牺牲弱小宗族的利益来求得暂时的平静。因此，应加强党对农村自治组织建设的领导，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的作用，发挥党员先进模范带头作用，以保证村民组织活动按规定的进行。

（2）要完善村民自治管理的各种章程。由于农村基层民主的权力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民族地区宗族制度才会有影响力。通过推进民主制度化建设，健全民主选举村委会的具体制度，保证选举的有效性和合法性。逐步减少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活动的干预，压缩宗族活动空间。另外，建立健全村委会重大问题的民主决策、管理和监督的制度，以保证村委会自治工作的顺利展开。严格依法依规展开村民自治，让宗族势力影响减弱。

（3）要提高基层组织行政人员的整体素质。针对少数民族宗族制度造成农村基层组织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松懈，必须提高基层党支部和村委会的自身素质。这是消除宗族势力影响的又一重要措施。可以通过培训和实践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理论、业务、政策、民主素质，在提高素质和能力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基层组织建设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

3.3 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减少宗族活动的空间

首先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与教育。在村民中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民主法治教育。引导村民正确认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培育公民意识，破除思想上的宗族本位观念。其次是要鼓励广大少数民族聚居农村地区继承和发扬本地具有民族特色和积极意义的优秀传统文化，强化其凝聚内聚力的功能，淡化其对外抗争意识，引导宗族势力向良性发展。

4 结 论

将宗族权威转变为村民自治需要的权力，宗族关注的焦点转为对整个村庄的关注，以推动农村村民自治活动的顺利展开。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完善农村义务教育体系和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全面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塑造新一代农民，在潜移默化中逐步促成宗族消解，完善村民自治，有利于提高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潘嘉玮，周贤日.村民自治与行政权的冲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篇9

一、村民自治是环境保护中的主力军

农民参与环境的保护是我国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村民在实行自己的环境权，也是我国村民自治的必然反应。通过我国村民参与到自身农村环境的保护，这样既能够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又能实现经济与环境共赢的局面。但是要想我国的村民真正的参与到农村保护还是有许多的困难，首先就是我国的农民对于保护环境的意识比较薄弱，在我国大多数的村民都受到生活水平以及教育程度的影响，对于保护环境的意识还不是很强烈，对于我国环境的状况也不是很了解，在我国农村许多的村民只想着早点脱离贫困的局面，由于受到知识水平的限制，使得他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无法保持环境与经济的平衡，对于农村来说，他们在乎的是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他们是不可能为环境的保护而放弃自己的生活追求。在环境保护中村民一般都是处于弱势群体，再加上我国也没有专门的机构对我国农村的环境进行整体的了解和全面的掌握，因此，对于农村来说，村民对于环境所掌握的信息就相对的比较简单，这样就导致了有些村民为了保护环境同排污者的斗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我国的农村大批量的青壮年农民工进入城市务工，留在农村的大多数都是年老体弱的或者是还未长大的儿童以及妇女，这样就很容易造成我国农村的许多环境的保护能力以及环境的改善能力得不到相应的维护。对于环境的维护来说，它本身就很难收集到证据，尤其是对于因果关系的联系证明就更加的困难，就目前我国农村的现状来看，他们是不能应对这样复杂的农村问题。再加上我国农村基层环境的管理机构对于农村村民的环境管理缺乏相应的指导，我国对于农村环境管理的队伍还是不够的，连管理机构都建立不成熟，这样就很容易造成环境相关理论知识的宣传减少，久而久之对于农村环境的污染就无人问津，就算想管也没人去管。

二、村民自治组织是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重要选择

人都是有依赖性，我国农村的环境问题也是如此，在我国村民参与环境的保护中也具有依赖性，农村需要选一个能够能够贴近农民而且要代表的是农民的利益，需要的是能够带领我们农村进行环境管理的基层组织，那么村民自治组织就因此而诞生，村民自治在整个的环境保护中所起的作用就是要依照我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来进行农村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要行驶自己应该有的环境保护的权利以及改善生态环境的权利，这样就为我国村民自治组织管理我国农村环境事务提供了法律基础。根据我国的发展国情，我国的政府不可能花更多的精力以及人力去建相应的机构，因此，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是最有效保护环境的措施，也是最具有现实意义的事情。村民自治组织在进行环境管理的时候要特别贴近现实，所采取的解决方案要符合实际，村民自治组织最好采取的措施是符合本村自己的实际情况，要保证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要把破坏自然资源的风险降到最低，要合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以及规章制度。

不同的村要根据自己村里面的实际情况来采取相对应的解决措施，真正做到保护环境。我国自古以来，农村对于自然资源的意识就比较薄弱，在农村他们长期对于小农生活的方式就造成了他们对于自然环境的淡漠，也因此造成了他们目光的短浅以及对于自然资源的不爱惜，随意掠夺。造成我国农村自然环境危害的主要原因就是农村生活方式落后、农村村民素质不高、对于公共财产缺乏意识以及农村村民的冷漠化，这些都是造成农村环境问题的原因。从这个上面来说，保护农村环境的根本还是在于农民自己本身，在于农村村民自我的约束，要加强大我的思想观念，各样就要有利于对于整个社会环境爱护的功德心的形成，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人的进步除了经济的发展以及生活环境的改善，还需要的的是农村村民自治组织来为农村的现代生活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作为农村村民自治组织可以调动农村的各种资源来进行农村环境保护，要将整个的农村单位以及个人都积极拉入进保护环境的行动当中，要使得村里面的每个成员以及单位都要有环境保护意识，要让每个村民都自觉遵守环境保护的原则。村民自治组织是具有灵活性以及创造性的管理组织，农村自然环境可以说不是哪一个人的环境，是整个社会大家共同的环境，因此，我们的农村自然环境就需要进行法律的保护，我国对于自然环境的保护法律制度要体现多元化，不能只进行单一的保护。无论是我过得的政府还是相关的企业都要重视农村自然环境的保护，并且要积极的参与到农村自然环境保护的管理中来。我国相关法律可能还在不断的完善，很多地方可能都缺乏法律的保护，因此，我国的村民自治组织要发挥自己应有的职责，用来弥补因为法律的不足而导致环境保护问题严重的作用。

三、村民自治组织的权利

村民自治组织是村民自己组织，自己发挥自己力量来保护以及治理农村自然环境的重要组织，这是由我们村民自己自发来进行的，并没有相关法律来对它进行授权。因此，笔者认为，作为国家相关法律的制定，就应该为村民自治组织授权，相关的的法律比如环境保护法、农村自治法都要对这方面增加规定，这样才能使得村民自治组织有自己的合法权利。笔者认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权利有以下几点:

(一)环境管理的规章制定权所谓的农村环境管理规章制定权就是指我们的村民自治组织应该对于农村的环境保护的具体实施方案可以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有些的甚至可以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可以在整个的环境管理上面对村里所有的人进行环境保护行为的准则的规定。当然，这样权利的行驶必须不依据我国的法律来进行，要有法可依，不能违背我国相关的法律政策，更不能侵犯我国村民自身的人身权，也不能侵犯我国村民的民，更不能侵犯我国农村的合法财产的权利。

(二)环境事务处理的权利对于环境事务处理的能力，笔者认为，这个要因地而异，要根据当地村落的环境来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要根据当地的环境情况来设立。比如说，有来村里面进行投资建立工厂的企业，那么就需要在进行招商引资之前应该与企业签订相应的合同，要以保护本村环境为前提下来进行办厂，对于本村的环境保护要签订相应的环境保护管理的协议，要签订合同，凡是违反了协议的就必须要按协议所说赔偿付出代价。

(三)环境处罚的权利所谓环境处罚的权利，就是指我国的村民自治组织有权利对违反环境管理法律法规的村民进行法律法规规定内的处罚，对于违反本村内环境管理规章制度的村民进行处罚，对于村里那些不履行环境保护义务的村民进行处罚。当然如果对于环境的违背非常严重的，就要上交给有关机构来进行处理。

四、结语

篇10

一

2002年元旦，我到河北省正定县北孙村，同先期到达的京津地区几个高校的20位老师同学一起考察村民自治和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当天下午，我所在的小组访谈了一户农民，一位私营企业家和他的养殖场以及冷库，另一位私营企业家和他的粘胶厂，以及村里最贫困的一户人家；晚上七点到九点，全体师生与村长、村支部副书记座谈；晚饭后，大家交流讨论访谈结果，直到晚上11点半；第二天上午，与村支部书记、村会计、村计划生育专干座谈，到集市访谈，发放宣传材料，为一家私人诊所提供法律咨询。

我在北孙村的时间不到24小时，再加上我们所在的时间没有超常规的故事发生，所以，我们所能了解到的信息是有限的。但是，对于这样一个省级村民自治模范村，一个村民异口同声夸自己的当家人清廉正直的矛盾缓和秩序良好的村庄，24小时的了解已经能够得出一个大概的印象。

北孙村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模范村。干净整洁的街道全部铺成了水泥路面；村委会大院秩序井然的办公室里挂满墙壁的锦旗匾额写满了荣誉：市级模范村，省级村民自治模范村，卫生先进单位，计划生育先进集体等等等等；各种规章制度连同马恩列斯毛等人的画像一应俱全，规规矩矩地挂在墙上。

这些荣誉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现任村支部书记，村民们谈起自己的书记大都表示尊敬，除了有人对经济发展状况不满和个别人认为不公正之外，整体上还是比较满意的。满意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书记为首的领导班子廉洁，确实在为群众办事情。比如，书记带领村民劳动，从外面聘请技术人员和租用机械，铺通全村的水泥路面只花了40多万元。村里的村务公开做的很好，所有的村财务、计划生育指标等村民关心的问题都在村务公开栏里公布，村民们也普遍认为，那是认真的，可信的。

书记40多岁，一眼看上去就是那种憨厚老实而又精干的人，与我们交谈时还有些局促。他俨然已经把北孙村当成自己的小天地了，村子在他的治理下井井有条。说到集体经济发展，他说相信自己的管理能力，但市场不好把握，前两次投资都失败了，所以不得不谨慎些。他所说的自己的管理能力，从他所讲的一个故事中能够看出到底是什么——村里建三栋商品化的楼房，进的每一批建材都是书记拍板选定的，大小事情都是书记亲手管，这样才保证了村级政府的清廉。

书记虽然年龄不算大，但思想深处刻下了时代集体主义的烙印，他爱在大喇叭里放革命歌曲，村委会里他几乎是说一不二，谈到华西村和，他在情感上更倾向于，因为那里的百姓更平等，集体更有权威。他其实很羡慕那些成功的有名的村支部书记的，但由于他本人能力不够或者胆子不够大，没能发展起来集体经济，这是他的遗憾。

二

北孙村公共权力机关组织机构是：支部书记一人，村委会主任一人，副支书兼民兵连长兼组织宣传委员一人，村委会秘书兼会计一人，妇联主任一人，治保主任一人，其中除了治保主任以外，其他五人又都是村支部委员，村支部与村委会一共六个人，相互兼职。与书记相比，村委会主任谈不上权威，仅仅是"班子里的一员"而已。村委会与村支部两块牌子一帮人马，实际上就是书记一个人说了算。但就是这样一个集权的行政村被评为省级村民自治模范村，显然，这与流行的村民自治的概念是冲突的，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是一些人的意识形态，还是这个村子的治理方式？

在我们讨论北孙村的治理模式的时候，我们首先把村公共权力机构简单化处理——把村委会与村支部合并简化为村级政府——其实，这只是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头脑里的概念简单化处理，现实中的北孙村两块牌子本来就是一体的。接下来的问题是，村政府应当干什么，它都干了些什么？

我们谈到村政府，或者其他任何一级政府职能的时候，应然性的基础在于每一个个体的需求。我们假定每一个人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那么，这个社会上所有的人，无论处在什么位置，农民也好，政府官员也好，都在完成和别人完成某种交易。对于村政府来讲，它的公职人员一方面村民完成村民与其他各级政府的交易，一方面自己代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换取村民的给付的工资和其他回报。

首先，村政府应该村民完成与其他各级政府进行的交易，或者叫做与国家进行的交易。国家提供国防、秩序、司法、可持续发展等各种服务，村民要为此付费，或者尽义务，正在进行的税费改革是把所有的税收和费用折合一起，以田地数量为标准收取，北孙村每亩地交税89元。村政府要协助上级政府收税，尽义务，这算是完成国家任务。北孙村显然做得很不错，没有拖欠税收的，计划生育也很好，没有超生的，甚至有的独生子女户自愿放弃准生二胎的机会。由于村里有中学，北孙村的教育水平也普遍比较高。

其次，村政府在完成其自身与村民的交易的时候得到村民的认可。村委会成员尽管理服务调解等职能，由此换取税收的一部分和威望作为回报。北孙村每年上缴27万元农业税收，返回4万多元，村里收割机等农用机械每年收入十几万元，加上出让宅基地收入、沿公路土地出租费用、村个体企业收费等等，村集体一年收入六七十万元，这些收入一部分提供公共服务，一部分作为村干部的工资。村政府为村里提供了很好的街道、卫生、良好的秩序等公共物品，能够很好地解决纠纷，满足了村民对公道——保护弱者的权利——的需求。应该说，村民们需要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这里基本上做得不错。

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村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很多人怀着乐观的期望，以华西村或者其他集体经济发达的村庄为榜样，期望村政府，尤其是民主选举的村政府能够带领大家致富，以为有了民主就能够很快促进经济发展。那天晚上我们讨论的主要也是这个问题。也有相当一部分村民持这种看法。例如，村里最富的拥有一个冷库和一个养殖场民营企业主就认为，村干部廉洁没说的，但能力不够，干不成大企业，所以经济水平还如一些邻近的村庄。

我们和包括支书村长在内的村干部都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自己也认为应该带领大家致富，但每一次上项目的失败他们都要承担很大责任。只能说，他们缺少经营能力。但是，仔细想一想，我们能指望他们必须具备经营能力吗？能指望每一个村子里都有出色的经营人才吗？更进一步，即使有了出色的经营人才，他们一定愿意从事公共服务事业吗？换句话说，我们能指望每一个村子里都出一个吴仁宝式的人物吗？

很多人期望着村民主选举能选出一个能人，期望着选举能地来大的变化，且不说民选的村委会也不得不完成国家尤其是乡政府强加的任务以至于有的地方本来大家公认的好人一当选就变成了"孬种"，这种对贤能之士的期望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一个村庄里未必能找到经营天才，即使有，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他也可能到更广阔的市场空间里寻求报偿，而不一定非要从村子里的政治交易中分一杯羹。所以，对民主过高的期望在很多地方注定是失望的。民主选举如果能够带来村民认可的秩序，又能够保护弱者利益也就够了，至于经济能否迅速发展，这要看运气了。

而且，我们也应该看到，江浙一代很多集体企业正在不得不私有化，集体财产要付出很高的监督成本，从成本考虑，公有经济注定只能限于公共产品的提供，政府过多介入市场经济带来了很多弊端，虽然能够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集中力量利用了短缺经济的空间获得了大的发展，但终究不能形成真正强大的市场主体，最后不得不改制。至于华西村，那个例子太特殊了，吴仁宝太强了，不具有可复制性。唯一可复制的，也是最可靠的，是制度。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孙村政府没有带领大家发展起来集体经济，这并不应当强求的。所以，总的来说，北孙村政府还是不错的。

三

那么，北孙村是否就不需要民主选举的村民自治了呢？到底怎样理解民主和村民自治？北孙村是一个典型的靠个人魅力统治的村庄，从现实状况来看，有了这么一个能干的公正的廉洁的人，似乎不需要村委会选举。但问题在于，这样的状况能否一直持续下去。这是一个古老的人治与法治的命题了。不是简单地说哪个好哪个坏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个人能力可能超越群体，人治也能带来巨大好处，但是，人治必然会破坏法治，法治却未必能阻止人治的产生——当社会强烈需要人治的时候。因此，人治是不需要建立的，而法治需要花很大力气建立。就北孙村而言，现任书记的人治是靠个人魅力自然建立的，当他的魅力消失的时候或者他本人消失不需要人治的时候，法治就要起到作用。而要想让法治及时起作用，就需要法治经常性的运作。

北孙村实际上也有了定期的民主选举，现任村主任就是1999年底选出的。在1200多张选票中，现任村主任得了900多张。村主任本来就是原来领导班子的二把手，选举没有改变原来的领导班子。但是，如果选举是公正的话，这样的选举仍然是很有意义的，意义不在于结果选出了谁，而在于通过选举表达了不同的声音，正是这种定期的不同声音的表达保证了当现任领导不能胜任或者有更能胜任的人出现的时候，现状就改变了。在中国农村，在一个小的社区内，不可避免的一个现象是，人治的光辉经常能够掩盖了保守的法治。但是，我们不能据此否认法治的功能，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民主的意识形态就一定要选出新人从而剥夺人治能够起到的作用。我们既要看到北孙村这样的现实是好的，也要看到人治很难持续可靠，法治仍然是很重要的；村民自治重要的在于法治程序，而不在于选举的结果。在我们推广法治的时候，既要避免法治无用论，也要避免法治的意识形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