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宋代文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宋代集会、结社之风的盛行：

1、就国家政权的强盛而言，当首推李唐；但若就经济和文化的全面繁荣而言，则必称赵宋。会社之兴旺，仅是其中一端。

2、社会经济的繁荣带来了社会成员的流动，而社会结构的松散倾向和社会成员的流动，又必然给社会带来一些不确定因素，使社会成员产生某种危机感，甚至直接受挫。于是，人们为寻求互助而组建以区域或行业为前提或基础的集会、结社，就不仅理所当然，而且势在必行。宋代集会、结社之风于是大作。北宋时期，南、北各地缔结诗社之风就已经很普遍了。

二、宋代文学会社繁荣的原因：

1、宋代“崇文抑武”治国体制的影响；

2、宋代媒介及图书事业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传播；

3、宋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和唐代文学遗风促进文学的发展 ；

篇2

青词，又称青辞、清词，亦名绿章，是道教斋醮时敬献天神的奏告文书。宋吕元素《道门定制·序》说：“道门斋醮简牍之设，古者止符篆朱章而已，其它表状文移之属，皆后世以人间礼兼考合经教而增益者。”随着道教在两宋时期的繁盛，青词——这种融合了道教义理与文学审美的独特文体，也迎来了它自身发展的高峰。

从唐代开始，翰林院的翰林学士，就有为国家斋醮撰写青词之责。唐翰林学士吴融代唐昭宗撰《上元青词》曰：

维光化四年，岁次辛酉，正月乙酉朔十五日己亥。皇帝臣稽首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伏以时当献岁，节及上元，爰命香火道人，烟霞志士，按科仪于金阙，陈斋醮于道场。伏愿大鼓真风，潜垂道荫。俾从反正，永保无虞。四海九洲，干戈偃戢；东皋南亩，皆获丰登。冀与兆人，同臻介福。谨词。

北宋历代帝王对道教皆相当崇奉，真宗、徽宗尤以崇道著称。真宗在与辽立澶渊之盟后，为粉饰太平、神话皇权，仿效李唐，制造了“天书”下降、“圣祖”降灵等道教神话。他还命张君房、王钦若等校刊、编辑道藏。徽宗以“教主道君皇帝”自居，宠用林灵素等符 道士，通过行政命令强制执行神霄道教，一度崇道抑佛。南宋时期，统治者吸取了徽宗崇道亡国的教训，对道教在长时期内均无特别的崇奉，实行严格的管理。但此时沉重的苦难使民间道教活动空前活跃。南北各地兴起了许多道教的新流派，民间的斋醮祈禳等道教活动，亦十分盛行。

青词创作在宋代达到高峰，与宋代道教斋醮盛行于朝野有关。明朱国祯《涌幢小品》说宋世尤重科醮，“朝廷以至闾巷，所在盛行”。在如此繁盛的道教斋醮科仪中，使用的文书种类很多，青词是科仪文书中最重要的一类。南宋金允中曾详细稽考古式，在《上清灵宝大法》卷二十四中指出：

斋醮自始及终，皆备词关申，是高功措辞者。独青词乃斋主之情旨，高功之所据凭，科所谓誊词者也。

宋代青词作为在斋醮科仪中敬献天神的词文，其实是表达道教思想的一种工具。因此形式上要求十分严格：青词须选用上等青纸，要求不能有玷污破损，一幅青词纸长一尺二寸，要使用小楷朱笔书写。每首青词书字不能超过十七行，每行不拘字数，前空一掌，后空两掌。青词开始部分是“启圣”，启圣以后的正文不得超过十六句，直述奏请事项。采用四六金书的骈文格式，在书写上比较讲究对仗、用典。因青词是表达斋主之诚切，要求辞旨简而不华、实而不芜，不可堆砌华丽词藻，行文以质朴为上，以收言简意赅、道韵深沉的效果，这是青词与世俗骈文风格之不同处。

宋代东京的学士院承袭唐代翰林院礼制。宋代学士院正厅称为“玉堂”，此名被认为来自道家，玉堂学士不乏具有道学修养者。宋崔敦诗撰《玉堂类稿》二十卷，载宋孝宗时的青词及制诏口宣批答等。学士院文士们撰写的供奉青词，一时间广为流传，以至青词成为宋代文士创作的常见文体。北宋杨亿《杨文公谈苑》“学士草文”条说：

学士之职，所草文辞，名目浸广。拜免公王将相妃主曰制；赐恩宥曰赦书、曰德音；处分公事曰敕；榜文号令曰御札；赐五品以上曰诏，六品以下曰敕书；批群臣表奏曰批答；赐外国曰蕃书；道醮曰青词；释门曰斋文；教坊宴会曰白语；土木兴建曰上梁文；宣劳锡赐曰口宣。

宋人文集中的供奉青词，就是文士们为国家斋醮所撰写。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四月九日，宋太宗准敕江州庐山举行春秋国醮，当年七月初十庐山太平兴国宫开建道场，“青词朱表系学士院降到，令本州永为定式。三年，郊祀礼毕，遣中使赍御名青词朱表，建道场五日，设醮谢恩”。南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八月二十五日，庐山太平兴国宫为国家修设罗天大醮，普度在六月抗金之战中为国捐躯的英魂。《庐山太平兴国宫采访真君事实》卷三载仪式中拟写的青词说：

百战间关，见危致命，一忠激烈，虽死犹生。惟勇士不忘丧元，故敌人每为夺气。追念胡氛之甚恶，遂令国步之多艰。不贰尔心，岂与共戴天而处；勉出乃力，盖将置亡地而存。义重而形躯则轻，役同而瞬息即异。兴言钜痛深怆，至怀带剑之辞；尚新忍忘，楚野复矢之哀。曷挽空慨邾娄，虔修荐拔之科，庸写尽伤之极。伏望大垂慈鉴，俯挈冥途。壮节难磨，已可垂名于穹壤；英魂未逝，尚能效役于风霆。

此辞虽为应制而作，然文理章法、对仗用典极工。在以文治立国的宋代，文士撰写青词成为时尚。宋欧阳修《内制集序》说：“今学士所作文尝多矣。至于青词斋文，必用老子浮屠之说；祈禳秘祝，往往近于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诏取便于宣读，常拘以世俗所谓四六之文，其类多如此。”如苏轼撰青词十七首、王安石撰青词二十六首、欧阳修撰青词四十五首、夏竦撰青词二十七首、王 撰青词一百四十一首、胡宿撰青词一百二十五首、张孝祥撰青词十三首、洪适撰青词四十二首、周必大撰青词九十首。学士们闲暇切磋青词的用语对仗，以

转贴于

至成为文坛流传的佳话。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丙集《史越王青词》载史越王写得一首青词，其中有：“反本狐邱，寓诚獭祭，念此阖门之多指，迫于投老之一身”云云，欲用“侵寻岁月，八十有三”，未有其对。讷斋冯端方在坐，应曰：“补报乾坤，万分无一”，王称赏久之。《四六话》中亦载：“谓其本于古人之联，未知前今所载孰是。”

为皇室撰写的御用青词，典雅瞻丽，具有侬郁的宫廷韵味，而民间的斋醮仪式中的青词，也因文士的记录而传诸后世。南宋叶适《水心文集》共有青词六首，其中《代子设醮青词》、《大祥设醮青词》、《谢恩青词》，词文的内容都是设醮祭奠亡母。宋王 《野客丛书》记载唯室先生撰追荐弟青词说：

气分父母，孰知兄弟之亲；痛切肺肝，无甚死生之隔。

明沈德符评价宋人青词说“其组织之功，引用之巧，令人击节起舞”实不为过。其实，“青词”发展到南宋，已经发展成一种文人创作的独立文体了，并不见得作者都是道教的崇奉者。杨万里曾作《祷疾青词》如下：

疾痛呼天，人以穷而反本；高明覆物，民所欲而口从。敢读告于再三，庶激福于万一。伏念臣某，发身空乏，窃禄满盈。上不切于王家，下无补于民政。不肖老而后止，乃于既止而进宫。君子居无求安，果以偷安而属疾。繁天赐之过分，致身灾之自招。步将一周，病尚未去。不堪极痛，屡祈死以载号；仰止盖高，何雍闻而未彻。深者薄尤之积，逃星耀之临，敬介黄冠，荐于丹幅。愿回哀眷毫，虽罪而不刑；律有夷廖疾，无妄而勿药。

杨万里集中诗文极少表现出对道教的崇拜，而此文只因病痛之折磨，故尔表现得极为虔诚，备极真挚。

对文人学士们撰写的青词，道门人士自有宗教角度的看法，宋金允中《上清灵宝大法》卷二十五说：

常俗斋官或非自己撰述，词又率多委之他人。而士人用力于功名，未免专心举业，又不复辞以不能。往往斋中青词祈一次，醮中青词又祈一次，间有善于作文者，不过形容斋之与醮而已。彼又安知道家斋后设醮之本旨？

在业内人士看来，学士们对道教斋与醮的区别，建斋设醮的本旨很难把握。但这也正说明了青词正在逐步摆脱束缚，从庄严盛大的科仪制度与宗教义理中走出来，向真正的纯文学创作靠拢。青词的创作主体从道士转向文人，从宫廷到民间，内容形式从单纯说理转向与文学表达相结合。在这一过程中，道教神仙思想得到仪式化的阐扬。从一定意义上讲，青词就是道教神仙信仰的文学化表达。

在宋人作品中，我们还能读到一些间接反映青词创作的例子（多以绿章代替）。南宋林景熙《送横舟真士游茅山》诗曰：

绿章夜彻九虎关，坐使业海生青莲。

瓣香持谒三茅君，上清秘籍开琼文。

篇3

一、古代文学中松柏题材与意象繁荣的原因

在我国古代文学中，赞美松柏的作品数不胜数，松柏这一意象如此繁荣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松柏自身的原因，松柏作为树木品种，在我国有着广泛的分布，同时因为其生命力较强，对于土壤和水分的要求较低，可以生存在众多气候条件较差的地方，从而使得松柏的种植面积更为广泛。而且松柏本身还具有其他树木所不具备的特性，那就是松柏能够一年四季保持常青，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季，那一抹绿色更是显示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因此，松柏这一意象格外吸引文人的注意。其次是文学发展的原因。松柏题材与意象的繁荣与文学发展密不可分，特别是山水文学、咏物文学等的发展，都为松柏题材与意象的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古代很多文人墨客喜欢寄情山水，高山、流水、明月等都成为当时文学作品当中常见的意象，这其中松柏意象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在唐代时，山水诗发展迅速，各种关于松柏意象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使松柏这一意象逐渐深入人心，成为坚韧、孤傲的代名词，例如《寒松赋》等。由此可见，松柏题材与意象的不断繁荣与文学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松柏文化意蕴及典型意象分析

在古代文学作品当中，松柏意象寄予了文学创作者的众多价值观念，具有多重表意抒情的作用，文学创作者通过托物寓意、借景抒情的方式，表现了松柏意象的多种意义。

（一）墓地松柏题材和意象分析

在墓地中种植松柏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据记载，因为松柏抗寒，并且对于土地的适应性强，因此在墓地周围种植松柏的习惯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我国的丧葬制度，寄托着后代对逝去亲人的思念，是我国先民的一种情感观念的体现。因为墓地松柏的特殊意蕴，使得松柏时常被古人用来追悼、祭祀逝去的亲人。墓地松柏作为一种特殊的情感寄托，自汉代开始就在文人墨客的笔下出现，到了魏晋时期，墓地松柏意象的发展更为兴盛，成为了文人用来表达对先人的思念、感慨生死等情感的重要意象。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墓地松柏所具有的作用：首先把松柏栽种到墓地可以起到标识作用，由于古时土葬制度的影响，人们在去世之后的坟冢多为土堆，在经过长时间雨水的洗礼后会逐渐成为平地，因而将松柏种植于墓地之中，能够起到标识的作用，后人可以通过松柏的位置来判断先人的埋葬位置。其次是松柏具有护佑亡灵的作用，在古人眼中，松柏可以驱邪，保护亡灵，所以在很多的文学作品中都通过墓地松柏这一意象来表达松柏对亡灵的护佑。正因如此，墓地松柏对于在世的亲人来说十分重要。例如：《晋书·庾衮传》记载：“或有斩其墓柏，莫知其谁，乃召邻人集于墓而自责焉。”墓地松柏彰显古人对于逝去先人的情感寄托，并且松柏象征万古长青，寓意着死者可以子孙延绵。

除此之外，松柏具有较强的抗旱抗寒性，是墓地之木的首选。而且，松柏还是一种长寿之木，符合人们渴望长生的理念，因此四季常青的松柏就成为人们用来寄托仙寿的载体。所以从另一方面来看，墓地松柏还有一个寓意，则是希望先人能够在另外一个世界中得以长生。

（二）涧底松柏题材与意象分析

涧底松柏生长于山脚下、溪水边，这种地方相对来说土壤、水分较为充足，因而涧底松柏生长得更为苍翠葱郁，是松柏树中的佼佼者，但是因为地方比较偏僻，故而常常不被人关注到。晋代诗人左思发现其特殊之处后应用在作品内，并流传开来，随后，不同时期的众多文人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也多会对其进行描述，使涧底松柏逐渐成为一种文学意象。在唐代，白居易的作品当中就有众多描写涧底松柏的，例如“百丈涧底死，寸茎山上春”，何等悲痛。然而白居易仍然觉得不尽意，又直以《涧底松》为题，写了首政治讽刺诗，在诗中白居易为出身寒微的学子鸣不平，同时也对当时的科举制度中存在的弊端进行批评，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晋代左思的《咏史》描绘出的涧底松是艰苦、挺拔的形象，这一形象后来也象征寒门弟子，被不同时期的文学家广泛沿用，通过对涧底松生长环境的描写，来表现寒门学子生活的不易，以及难以被世人所发现而产生的一些愤懑之情。由于涧底松生活在幽深的谷底并且依然坚韧挺拔，与文人的形象十分相似，因此古代文人在被贬或者郁郁不得志时就会在作品中加入涧底松，表达文人怀才不遇的情怀和流落异地的凄凉感情。同时，涧底松这一形象还具有一种向上的精神，虽然其生长在谷底，但是因为其有志，坚信终有一天会有出头之日，所以诗人也常以涧底松来鼓励处于低落期的人们。

涧底松柏意象代表了文人对松柏的审美认识和道德评价，展示出涧底松柏的生存状态及其中蕴含的人生哲学，并具有相应的人格寓言。

（三）老怪松柏题材及意象分析

在唐代之前，松柏主要是以常青和劲直为主要特点出现的。而到了唐代之后，老怪松柏开始受到了更多文人的关注，文人对于松柏的描述更加丰富多彩，不管是从容挺拔、枝繁叶茂，还是老、枯、怪等都生动形象地进行描述，使世人可以根据描述在脑海中再现一棵真实的松柏。

对老松柏这一形象的描述是从唐朝兴起的，唐朝文人多以老松柏或者是古松柏为题材来创作文学作品，例如皇甫松的《古松感兴》等。另外还有一些文学作品，虽然没有以松柏为题目，但是其文章所描写的形象依然是古松柏，这些作品的出现已然能够表明，在唐代古松柏的形象普遍被文人所认可。老松柏这一形象具有独特的色彩，可以让人产生色彩美感，在形体方面，老松柏与挺拔的松柏不同，其形貌体态扭曲，无论是枝干还是树根等，都能够给人一种美的感受，因而在当时的很多画作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老松柏的形象。在姿态方面，老松柏也具有独特的美感，通过树干、树叶、树枝等各个方面来呈现一种形象，这一形象使老松柏产生一种姿态美。由于生长环境的差异，老松柏的姿态也具有较大的区别，这一姿态美也打动了文人的心，从而在众多的文学作品当中都能够看到老松柏的形象。神韵美是老松柏通过内在精神韵味表达出来的一种美感，极具自然属性，在文学作品中具有更重大的意义。

从文化意蕴方面来看，老松柏刚开始是在神话作品当中出现的，这些神话作品当中的老松柏具有长寿的特性，因而老松柏也逐渐成为了长寿的代名词。“人中之有老彭，犹木中之有松柏”，在民间传言中，松柏是长寿的代表，有着“木中之仙”的称号，通常老松柏要很久才能形成，因此其独特的寿龄是人们所向往的、敬重的，有着高尚的人格、风格、品格之美。在古代众多诗词当中，都对老松柏所体现出来的人格之美深有感悟，例如白居易的《题王处士郊居》中有：“寒松纵老风标在，野鹤虽饥饮啄闲。”表现了寒冬里的松树纵然苍老，但是仍然保持着挺拔的风格和品格。

（四）连理松柏题材及意象分析

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还有一些不老松柏意象、连理松柏意象，其具有特定的民俗意蕴和内涵，具有深厚的文化价值。连理松柏是一种奇特的现象，生长枝干相连但根部却各不相同。道家作为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因此很多文人便为连理松柏赋予了丰富的文学寓意，连理枝也常象征着夫妻和睦恩爱、不愿分离，被人们认为代表着祥瑞。在宋代那个文人墨客众多的时代，连理枝的形象更加丰富，寓意着人们对岁寒同心的美好意愿，也表达出古代人们对于美好情感的向往。对连理松柏这一意象进行分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连理松柏具有吉祥的文化寓意，古代人们因为缺乏抵抗大自然的能力，因而对大自然长存敬畏之心，而连理松柏这一形象在众人看来，是一种吉祥的预兆。作为一种祥兆，当连理松柏被发现之后会引起人们的参观，并吸引众多夫妻前来许愿，甚至当作吉祥的象征而送给当时的帝王。其次，连理松柏象征着爱情，夫妻同心、坚贞不渝。白居易曾写到“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一著名诗句广为流传，成为人们表达忠贞爱情的绝美佳句。连理松柏的树枝和树叶相互交错，在文人墨客的作品描绘当中，表达了对爱人的忠贞、对爱情的向往。

篇4

书院教育历来都受到学者的重视，大多认为书院既不是官学，也不是一般的私学，而将之称为中国古代独特的教育组织。然而，对此“独特”的具体含义如向理解？却未及提示。而这恰恰是研究书院问题的关健。大量史实证明，所谓书院是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主要表现在它系统地综合和改造了传统的官学和私学，并在二者基础上形成为一种新的教育组织形式。质言之，它一方面吸取了历代宫学系统具有积极意义的办学传统，另方面它又是直接对传统私学的谜承和发展。在对传统的宫学和私学综合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不是官学、却又有一定官学成分，是私学、却又不是吨义上的私学这样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或者说是一种独特的教育制度。

（一）书院是别于官学的一种新的教育组织形式。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曾存在着官学教育和私学教育的两种平行线。但在宋代以后，

教育史上出现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教育发展的第三条平行线，即产生了新的书院教育组织形式，形成了宋代之后直到清代末年，官学、私学和书院的鼎足之势。它仍之间相互渗透和融合，带来了宋代乃至以后的文化教育与学术思想的繁荣，极大地促进和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历史的发展。

书院作为一种教育组织是在宋代出现的，它一开始就是以独立的教育组织形态出现的。首先，书院作为独特的教育组织，有自己一套完整的手官学相区别的教育体系。其区别几乎表现在教育领域的各个方面，但最主要区列则是二个方面：其一，书院是民间集资创办而不是官办的；其二，与之相联系，书院向下层社会开放，入学生员不受身份和地或限制，具有平民化教育的特色。这不像官学专以士宦子弟为教育对象，把教育严格限制在上层社会，是少数人垄断的权力。这两方面虽不是书院与官学相区别的全部内容，但这的确概括了书院独立自主办学的最基本特征，概括了书院独有的办学传统。对于书院的基本特征，史学家马端临曾概言之曰：“盖州县之学，有司奉诏旨创建也，故或与或否，不免具文。乡党之学，贤士大夫留意斯文所建也，故前规后随，皆务兴起，后来所至，书院尤多，而其田土之赐、教义规，往往过于州县学，盖皆访四书院云。”（1）马端临所指出的书院与官学客观存在着的根本区别，符合历史实际。概而言之，有如下几点差别：其一，州、县学是有司奉诏创办的，即由政府所办，而乡党之学、尤其是书院则系学人“留意斯文所建也”，即是学人或者说少数学人团体自主创建的。这样，前者显属官办，后者则由民间所创，二者的创建是根本不一样的。其二，书院虽非官办，但“皆务兴起”，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后来所至，书院尤多”。这样，尽管书院的历史比官学短，但其发展速度很快，远远超过了官学和一般私学的发展速度。其三，不仅如此，“而其田土之赐，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学”，办学的规模、经济实力以及教育方面的章程和管理，都超过了州、县的官学。唯其如此，故乃“盖仿四书院云”，即都以宋代的岳麓、白鹿、嵩山、睢阳天下四大书院为榜样。书院已形成了自己一套比较成熟的办学体制，以致为其他学校所效法。

大量史实表明，宋代从太祖到仁宗朝是书院的兴盛时期，然而开始时期所创办的书院几乎都是民间自主创办的。以后书院虽历千年的发展，但这种民间自主创办的格局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这是书院与官学的一个显著的区别。此外，书院与官学的区别还表现在教育对象和为育向谁开放的问题上。在这个问题上，书院所走的是一条与官学相反的道路。追溯历史，官学从它创办开始就有明确的办学目的，即为统治阶级培养和输送人材服务。历来的官学都是以培养官家子弟为特定对象的。为了保证教育上的特权，历代朝廷对入学生员都作了严格的身份性的规定，非官员子弟则被排除在官学之外。以唐代为例，对中央一般不同层次的官学学生分别作出了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员子弟方可入学的规定。（2）对朝廷设置的弘文馆和崇文馆，入学生员身份性限制更严，不要说平民子弟，即使一般官员子弟也无之无缘，只有“皇太后大功以上亲，宰相及散官一品”等子弟方可入学，这是官学中的官学、是十分典型的贵族学校。地方的州、县一类的官学，规定必须由州、县长官选送生员，这很显然也与般平民子弟无缘。宋代的情形与唐代一样，只是有的官学在官阶的级别上有所松动，但仍规定必须是官家子弟方能入学。后历元、明、清各代，官学始终坚持以官家子弟为特定的培养对象，始终维护统治者在教育上的特权。官学之所以是官学，以官宦子弟为培善的特定对象乃是其基本特征。这也是衡量官学的一个重要标尺。然而，起自民间的书院则与之很不一样，它以培养平民子弟为办学宗旨，向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平民子弟敞开了大门，向社会下层开放，打破了学生入学的身份性限制，打破了官学地域性的限制，儒家“有教无类”的主张得到了实现。从宋代书院开办伊始直到书院改制，以平民子弟为教育、培养对象的宗旨始终没有改变。

以宋代书院而论，平民子弟包括很广泛，既包括乡党的子弟，也包括以家族为主的子弟，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书院还明确规定吸收贫寒子弟入学，并且在经济上给予资助。清代学者范能浚在追述其宋代先祖范文正公（仲淹）创办书院的历史时就仔细叙述了这一点。（3）在书院自主创办以及由此而决定的以什么人为培养对象的重大句题上，构成了书院与官学两种教育体系的本质区别。这两种教育体系的区别始终存在着；直到清代末年，书院依旧保持其特有的教育传统。

书院发展至清代，并不像有些学肴认为的那样，即书院走上了官学化道路，似乎书院已与官学合流。但综观清代几千所书院，尽管也出现了县、州、府、省的各级地方政府的书院，而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却仍是民间的书院，计有家族书院、乡村书院、商人书院、社团书院、少数民族书院等等，这其中又以乡村书院占主要地位并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四川遂宁县，全县计有21所书院，19所分布在18个乡镇，均为民办的乡村书院，占全县书院总数的95%。（4）在全国，其情形大概与此相似。这表明有清一代绝大多数的书院，是由民间自主创办，向社会下层开放，以教育和培养平民子弟为目标的。总之，书院始终保持了它的办学特色，始终是一种独立于官学以外的一种与官学相平行发展的教育体制。它在文化教育、尤其是儒学教育以及使儒家伦理普及化、社会化、平民化和日用生活化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始终是官学与一般私学所不能达到的，也是它们无法取代的。

（二）书院不是一般的私学。

书院教育组织出现较晚，在宋代才正式形成为一种独立的教育制度。由于书院起自民间，受到官学的排挤，在其所处的地位上颇与私学相同，二者之间存左着许多共同点，因此，私学长期积累的一些办学经验，特别容易被书院吸收。似乎可以这样说，私学夕拙院教育组织形式的形成和确立有最直接的影响。这成为了它与官学相区别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另外，书院衫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对官学也不能漠然置之；就是说，它必须主动吸取官学的积极成份来发展自己。而这又构成书院不是一般私学的重要根据。

书院站在当时历史高度上，对官学和私学进行了全面审视，从而对这二种教育制度进行了综合与改造：它一方面以私学去改造官学，另方面又以官学去改造私学，由此而形成了既非私学、亦非官学的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形式。

它与官学的区别已如上述，而其与私学的区别也很明显。首先，书院虽然起自民间，但它与私学不同，它有自己的固定的教育经费作保障，这就是它建立了类似于官学的以学田为中心的教育经费体系。学田最初是学宫置田，是官学所独有的。本来，重视学田田租对学校教育的投入，这是历代朝廷共同采用的兴办学校的重大举措。书院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组织形式，在它创建之初就吸收了官学设置学田的作法。一般来说，除了极个别的情形外，书院都有自己的学田。学田主要由民间学人、宗族、乡邑名流捐献，此外，书院为了获得更多的学田往往请求政府赐拨，据孙彦民在《宋代书院制度研究》所作的统计，宋代书院得到官府学田或捐钱者就有87所，如著名的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就都曾请求朝廷赐学田。书院的经费开支巨大，名目繁多。要而言之，学生的膏火费，“学士大夫远方游士往来供应”即学者接待费、祭祀费、山长及教授的俸禄、房屋维修费、图书购置费、讲义出版费、学生奖励费等等，计有十余项之多。如果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的支持，长期而稳定的教学活动不可能维持的。由此可见，解决经济来源并建立可靠的教育经济体制，乃是书院生存和发展所必须具备的前提。这对一般私学而言，是不可能具备的。这是书院与私学之间的一个最重要区别。其次，书院与私学的另一个重要分别是，书院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这是对官学的综合和改造的结果。稽考历史，作为系统的一套管理体系最早也是从官学开始的。自有官学以来，就有与其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官学不仅有的隶属和管理系统，而且有严格的教师编制，有明确的教师岗位，除此以外，招收生员也有定额限制，实行计划招生。由于官学有一套教育管理系统，因而使官学教育得以稳定而有序地进行。书院在发展过程中，吸取了官学的教育管理经验，打破了传统私学办学的旧模式，建立了类似于官学的一套管理系统，建立了类似于官学的教师编制和岗位。如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均有以书院最高负责人山长为首的一批教职管理人员，且每一个职务都有自己的固定岗位职责，分别管理学生的授课、考核、生活和书院的经费、祭祀、保卫安全等等。（5）不仅如此，书院为了改造私学教育的自发性状态，在生员定额、课程设置、学生考核等方面，建立了与官学颇为相似的制度。再次，书院建立了一套为官学和传统私学所没有的而又颇具特色的教条、学规、学训等，著名的有《白鹿洞教规》（又称“朱子教条”）、《丽泽书院学约》、《岳麓书院学规》等。这些学规、学训充分表明书院已经建立了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管理体制，表明书院教育是一种独立、且又成熟的新的教育制度。

综上所述，书院与私学有极紧密的联系。极而言之，甚至可以说它是从私学脱胎而出的。但它又非一般的私学，书院不同于私学的特点可以举出许多，如课程的设置、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相结合等等。不过，最集中或者最能概括书院特点的是其具有为私学和官学均不具有的开放性的特点。换言之，书院教育是一个开放性的教育体系，它在形成和确立过程中广泛吸取了私学和官学的有益经验。正因为如此，书院才会既接近于私学传统而又不是一般的私学；既与官学有质的区别而又吸纳了官学中的许多积极成分。从而，书院与私学和官学都有一定的联系。书院的这个特点，贯彻在其教育的各个方面，贯彻在其整个历史过程之中。

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教育系统，都应当有几种类型的教育，有不同层次的学校。社会越发达、文明程度越高，教育就更会表现出多层次性，因为社会发展既需要培养国家和社会的高级人材的高等教育，同时也须要以普及文化和提高整体文化素质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结合的。中国是一个有着十分悠久历史、文化传统根基又很深厚的国家，素来重视教育、尤其是作为文化传统之核心的儒学教育。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确立起来的书院，就是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有机结合的产物。

（一）书院是多层次教育的体系。

如果说书院打破了官学与私学的界限，站在历史的高度上将此二种教育制度进行了综合与改造，那末，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结合也是此种综合与改造的重要方面。在中国历史上，高等教育一般属官学、尤其主要属于中央官学的范畴，而私学则不同，它一般属基础教育的范畴。

为什么官学、首先是中央官学属高等教育呢？主要原因有二：其一，中央官学的规格和地位特别高，无论太学或国子学等都直接归属朝廷领导；无论是学校的主持人、教师的聘任、学生入学挑选以至学生的出路等都直接由朝廷的重臣管理。不管哪一个朝代，都将设置在京都、且由朝廷领导的中央官学视为最高学府，视为全国学校之首。其二，最为主要的是其乃历代王朝“养士储材”的基地。早在汉代，董仲舒就曾说：“养士之大者，莫大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6）太学即中央官学，兴办太学这样的中央官学目的就在于培养统治人材。尽管后世中央官学中也出现了一些专业性很强的官学如律学、算学和医学等，但这皆乃为了培养朝廷直接需要的天文历算和太医一类的高级人材；这在古代既是一种高级的特殊人材，同时亦均为官职，是朝廷职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无论哪一种中央官学，几乎都毫无例外地以培养官吏为宗旨，这自然是一种为入仕作官的高等级的教育。至于地方官学，虽然情况比较复杂，但总的说来，它不属基础教育而属高等教育，如唐代的地方官学即是如此，此后历朝历代也都是这样。并且，不仅地方官学实际是中央官学的预备学校，而且其本身也是以培养和输送官吏为宗旨的。

在中国古代，基础教育并不受朝廷重视，因为这种教育妨碍了统治阶级对教育的垄断，因而往往遭到压制。战国的“塞私门”、秦代的“禁私学”以至明代的“毁书院”等就是这样发生的。一般的基础教育为私学，多存在于民间。真正把基础教育纳入国家的教育体系，似乎在唐代才出现。唐代宗宝应二年（768年）给事中李栖筠在其关于广开学校的奏议中说：“虽京师、州、县皆有小学，兵革之后，生徒流离。”（7）虽然在以后宋、元、明、清各朝都提到小学和社学的设置，但都很不发达，且无法与高等教育相比。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社会的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是相互脱节的，二者的发展极不平衡。但自从宋代书院出现了以后，改变了这种教育畸形发展的格局，打破了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相隔绝的状况，把二者都纳入到了书院教育体系之中，形成了书院逃盖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多层次的教育体系，担负着培养人材、传承和发展文化以及化育人生等多方面的教育职能和功能的作用。完全可以说，教育、尤其是儒学教育诸方面的耽能和功能在书院教育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据渐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教育辞典》的不完全统计，中国书院发展至清代末年已达七千余所。这个庞大数量的书院，我们虽很难确切划分出高等、中等和初等三级学校的具体数量及釐定这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但书院包括了高等、中等和低等教育，且多数书院属基础教育，尤其是数量可观的家族书院和乡村书院更以基础教育为其兴办宗旨，则是可以肯定的。这大大促进了文化教育、儒家以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文化向平民化和社会化方向的发展。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基础教育中包括了少数民族书院，这无疑是书院教育文化中的一大优良传统。元代即已有少数民族书院，至明、清时期日益增多，瓶涉及到苗族、瑶族、高助矣、回族、淮吾尔族、蒙古族、满族等诸多民族。从此以后，不仅基础教育覆盖了中华大地上的所有民族，覆盖了整个神州大地，从落后山区到祖国边陲都在展开基础教育，而且，正是通过书院的基础教育，儒学渗透到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之中，对诸少数民族产生了或大或小、或明或暗、或深或泼的影响。这肿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以及中华民族疑聚力、向心力的形成等都做出了极其卓越的贡献。

当然，在中国古代，基础教育绝不仅仅只是限于书院这样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它还包括着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私学。但诚如前述，传统私学是一种自发性的基础教育，很不稳定，且其发展又受到相当限制。而书院教育则不然，它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而又有严密制度化的教育组织形式。因此，书院的出现为基础教育增潻了生力军，引起了基础教育的一种本质性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书院又是对私学亦即是对旧的基础教育的一种改造与发展。

另外，在书院的多层次的教育体系中，包括了高等教育和中等育这二个层次。书院除了担负着普及文化的重大使命外，还有长育人材和为统冶者输送官吏以及为高等教育提供后备生源的职能和使命。这就使书院教育必然包含着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两个重要的教育层次。一般来说，省城的书院和府、州、县的书院属于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教育层次，它们共同的特点在于均分布在城市、规模大、程度高、招生地城广、对学生考核严格。这类书院在清末改制以后直接成为了大学，如岳麓书院之于湖南大学、求实书院之于浙江大学等等。当然，也有部分在清末改制后直接变成了中等学校。书院改制后而产生的不同层次的学堂，归根到底是由书院本身不同层次的教育类型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原来高层次的书院改制后直接变为高等学堂，而大量较低层次的书院则成为小学堂，此二者之外的则直接成为中等学堂。这表明古代书院确实包含着多层次性的教育体系。

（二）书院是负有多种教育职能的集合体。

举凡社会教育都具有多种教育职能，培养人材只是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而绝非其唯一的职能，不是它所承担的全部使命。它还应该在传承文化和发展文化方面负有重要使命。教育是教育者以人类社会所积累的知识经验传递给受教育者，如此不断反复，方使知识经验不致中断，文化得以连绵。此外，开发民智，使人摆脱落后与愚昧，提高国民的素质，这也是教育的重要使命。一个国家，基础教育越落后、文盲越多，其国之国民的素质就越低，人材就趣住培养，文化就无法传承，社会也就难以获得可持续性的发展。这就使以开发民智为主旨的基础教育的发展状况或为了衡量一个社会文月忚步程度的标志。总之，教育的职能和使命是多方面的，理想而又符合整个社会发展需求的教育应该能够体现出上述多种职能，这也是千百年以来社会和人类所希望和期求的一种教育理想。

但是，这种具有多种职能的教育理想在中国古代的官学和传统的私学中都不能得到实现，只有独立自主办学并以儒家根本精神为指导原则的书院才具有多种教育职能，才相对言之具有上述教育理想的可能。书院对官学与私学的综合与改造及其对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融合或结合，固然是中国古代教育的深刻变革，而书院所具有的多种教育职能并因之而使教育理想得到相当程度的实现，无疑也是这种深刻变革的重要方面。书院之所以成为多种教育职能的集合体，乃是上述变化即对官学与私学、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综合和改造过程中逐渐造就而成的，其本身就是中国以至世界教育史上具有创新意义的深刻变革。

培养人材始终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指导思想。在历代统治者看来，培养为其所需要的各类统冶人材乃是办教育、兴学校的根本目的。至于对传承和发展文化、特别是对开发民智这一类的教育，他们并不真正重视，因为在他们看来民者冥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而无需去开发民智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在统治者内心深处，办教育、兴学校并因之而掌握思想理论和文化知识乃是他们的特权，是只有统治阶级才能具有并享受的一种专利，故其必然要千方百计地加以垄断。为此，学校所进行的一切教学活动都围绕着一个“官”字，无“官”便不成学。凡与此相抵触者，他们都要加以反对，甚至扼杀。如北宋王安石在变法中也把教育改革作为重要内容，但他重视的只是与王权专制主义紧密联系着的官学，而反对开发民智和化育人生的教育。他认为“民”根本就不是教育的对象，对“民”只能实行“无知无欲而愚之也”的政策，而如果对“民”进行教育，使其有了文化知识和思想理论，“民”便非“冥”者，就将由愚而智，这就会带来统治上的麻烦：“民多智诈，巧伪滋生，所以难冶。”（8）就是说，向被统治阶级及其子弟开放教育，无异于“家异道”、“人殊德”。中国历史上绝不是只有王安石才这样想，所有统治者无不具有这样的认识。在这种政冶文化背景下以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形成发展起来的官学，尽管也曾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本质上乃是“学在官府”的专制主义传统在教育文化领城的体现。

书院教育则不然，它是向下层社会、普通民众开放的，充分体现了儒家开创者孔子所倡导的“有教无类”的优良传统。虽然它也把培善人材、输送官吏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并因之而期求自己所培养的人材有入仕作官皆，但书院从来不排除对平民子弟的教育，也并不把为统治阶级培养、输送官吏作为自己的唯一使命。自其产生确立以来，书院就十分自觉地肩负起其他教育职能和使命，甚至将之作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依据。如岳麓书院主教张栻在叙述书院办学宗旨时指出：

……岂特使子弟居佚读，但为决科利祿计乎？……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9）

就是说，书院教育更担负着“传道”和启迪民众、救济斯民的重要使命。何谓“传道”？朱熹释曰：

所谓教之道也，何也？古者天子诸侯，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此谓之道也。（10）

“传道”就是向受教者传授“礼乐刑政之事”，凡是能“为天下国家之用者”都要传授；“先王之法言德行”自然是理应传授的重要内容，张栻谓：“立庠序以谨其教，孝悌为先。申云者，申其义以告也。”（11）因此，“传道”就不仅仅是教育典章制度之事，不仅仅是传承先王己道，而且还担负着道德教化、开启民智的重要职能和使命。这就使书院具有了多种教育职能，而与完全受专制王权支配、宰御着的官学有了质的区别。就此而言，儒家教育文化的优良传统更多地体现在书院教育而非官学教育上。

正是基于其对所肩负的“传道”使命的自觉体认，主持书院教育的真正儒家学者无不反对把书院变为“声利之场”，反对书院教育“以钓声名、取利祿而已”，（12）主张士应与利禄分离，应该把培养以弘道济民或从事文化和教育为专业乃至毕生之志向的平民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在前者的培养及其效果方面，正是通过书院儒学教育而建塑起比较理想的文化心态和健全的人格，宋代的平民以一种新的文化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不以身世界微而甘居下层，而是强烈的人文关怀的入世精神积极干预现实政治与社会生活，力争权力的再分配，如北宋仁宗朝十三榜进士第一名中即有12位出自平民之家；《宋史》列传所录平民出身者有1077位，占1958名列传人物的55.12%，这种社会下层政治上的升迁变化打破了过去“农之子恒为农，士之子恒为士”的局面，反映了“大臣世守禄位”的没落。并且，平民出身的士大夫“以直言傥论倡于朝”，史称其“善谈世事，尚气大言，慷慨不少屈，而忧国闵时”，（13）改变了传统士人“卷而怀之”和“独善其身”的精神状态，在当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炽的复杂社会环境中骤然增长了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为其时社会政治生活增添了清新气息。在后者的培养及其效果方面，以著名的岳麓书院为例，即可看到书院教育对宋代平民学者阶层的兴起所起的巨大作用。据史载，岳麓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走的不是利禄之路。他们来自于民间、起于社会中下层，学成之后，秉承师训，创办或主持书院，热心教育，致力于文化普及，如钟震创办湘潭之一书院、钟如愚主持衡山南岳书院、吴雄创立平江阳坪书院、曹集主持白鹿洞书院、李埴讲学于夔州、周奭讲学于湘潭昆仑桥等等。（14）可以说，宋明时期在现实社会实际生活中向普通百姓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平民儒家学者多为书院学生出身。他们在发展地方教育、传播文化知识、普及儒家思想并由此而开发民智、提高国民（尤其是普通劳动民众）素质等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宋代所以会出现“虽牧儿盍妇，亦能口诵古人语言”（15）的现象，与书院教育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密切相关。如果说宋代出现了上层文化向下层文化的转移（而理学又正是在这转移过程中兴起的），那末，书院教育则是这种文化下移的关键环节。由此亦可见传承和发展文化学术确为书院教育的重要职能之一，而这一重要职能的充分发挥，对于理学的兴起、传承、普及以至整个宋学的繁盛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传承文化固然要靠教育来承担，发展文化和学术也要靠教育。朱熹指出：官学是“以追世好，取世资为事”（16），故其既不明修齐冶平之要，又不懂儒学之本。张栻亦认为：“今日大患，在不懂儒学，争驰乎功利之末。”（17）因此，书院教育把传播和发展儒学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把振兴儒学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因而带动了儒学的复兴。小而言之，书院成为传联发展儒学的基地；大而言之，书院成为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基地。稽考历史，主持书院并对书院作出重大贡献的理学家，几乎都把书院作为传承和发展儒学、弘扬圣道的基地。宋明时期的一些重要儒家学派都是在书院形成的，如湖湘学派之于岳麓书院、陆象山心学派之于鹅湖书院、考亭学派之于考亭书院、东林学派之于东林书院，如此等等，无一例外。总之，书院担负着传承和发展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学术的重要职能。

正因为书院自觉担负了此一重要职能，并造就了一大批平民学者，所以，宋代的学风为之一变。最突出的是许多硕学鸿儒致力于下层社会教育的勃兴，热心于文化和学术的普及。宋代大量的通俗童蒙读物及教材多出于名儒之手，著名的有吕祖谦的《少仪外传》、陈淳的《小学诗礼》、王令的《十七史蒙求》、胡寅的《叙千古文》、黄继善的《史学提要》、朱熹的《小学外篇》、方逢辰的《名物蒙求》等等，乃至今日仍然广泛流传的《百家姓》、《三字经》都是宋代童蒙所乐读的通俗教材。这些读物内容很广泛，涉及识字、道德、历史、诗歌、名物五大类。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者所评：其“意求通俗，词句不免鄙浅，然大要明白切要，使览者易知易从。”大批童蒙读物和通俗教材的出现说明了社会下层的文化的渴求和迫切需要，表明文化教育重心下移之趋势在宋代确已形成，也反映出由书院教育所倡导的一种新的士风已经影响到学风的转变。

北宋时期，书院初兴，且甫一出现即产生了一些闻名全国的书院，但这些书院尚未与当时新兴的理学思潮结合起来，它们主要致力于补官学教育和传统私学教育的不足。朱熹、吕祖谦对此均有所揭示，他们认为：“予惟前代庠歑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指石鼓书院）、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18“窃尝闻之诸公长者，国初斯民新晚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指白鹿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19）

南宋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重要变化。几乎所有的理学家都在创办书院或主持书院的教学，许多理学学术活动都在书院进行，大多理学学派也是在书院形成。南宋时期也出现过一些著名书院，但其所以闻名于世，与朝近赐额等恩遇并无关系，而完全在于它们成为那些著名的理学家、理学学派的基本学术基地。这样便与北宋有别，南宋的书院就与日益勃兴的理学思潮形成起一种不可分割的内在有机联系。至于理学家为什么会高度重视书院教育，则如前已略有点示的，是与其立志振兴发展儒学、传播和弘扬圣道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分不开的。理学家们向来不讳言其创办书院、重视书院教育的目的，如声称：

窃叹世降俗敞、学失师传。梏章句者自谓质实，溺空虚者自诡高明，二者交病而道愈晦。书院之建，为明道也。（20）

……祀事毕，俾幹（即黄幹）讲明先师教人之意，愚不肖何足以当此重理。念废学日久，政有望于讲学之益，故敢僭言之。窃谓先师之道本诸无极二五流行发育之妙，具诸天理人心，常行日用之间，存之则为圣为贤，去之则为下愚为不肖。……迨我先师剖晰毫厘，穷极幽渺，推明演绎，炳如日星，为学者虑至深切也。（21）

这些理学家创立书院、主持讲事，都声称是为了“明道”。而其所欲明之“道”，正是理学的根本学术宗旨。他们反对汉唐诸儒拘泥于对儒家经典的笺注训诂而不甚讲究道德义理、心性修养，认为如此不能“明道”。而理学的学术宗旨则是要将儒家伦理上升为“太极之本、二五流行”的宇宙本体，并以此作为儒家的“道统”。他们明确提出“书院之建，为明道也”，使书院成为其振兴道学、讲明道学的基地。由此可见，南宋理学家纷纷创建、主持书院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研究和传播理学的学术基地，而直接为专制王权统御着的官学以及被专制王权深深忌虑着的传统私学都不可能成为他们所需要的这种学术基地。这种儒家学说思想发展的需要是南宋理学和书院教育得以有机结合的重要原因之一。

理学和书院的有机结合，使相互之间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当然首先是理学思潮从根本上影响、制约着书院教育，使书院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一系列重大向题上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从而形成了自己能够独立于官学之外的风格和特色。兹仅举析三端：其一，唐宋以来的官学教育与科举取士相结合，学校教育、培养人的最终目的是应付科考以使士子能够走上仕途，官学教育因此而流为科举的附庸，出现了许多弊端，如“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导致“风俗日敞。人材日衰”。有鉴于此，理学家们为书院提出的新的教育宗旨，即要求恢复先秦儒家教育的优良传统，以道德修身、人格建塑作为最重要的目的。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明谓：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

张栻在《潭州重建岳麓书院记》中也认为书院教育的目的在于“成就人材，以传道济斯民”，故其在《孟子说·序》中要求书院学子须“潜心孔、孟，必求其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明义利之辨”。他们都把道德教育、义利之辨作为书院的教育宗旨，这就奠定了书院以儒家伦理精神培育人的根本教育目的。唯其如此，尽管南宋后期书院教育也与科举考试有一定联系，但总体来看，大量书院仍保持着自身的教育宗旨，尤其是那些由名儒主持的书院更始终以启发良知、使士子“学为圣人”作为教育目的，并未因理学渐渐趋向官学化而使书学亦失去办学、施教的独立自主性。其二，北宋书院教学内容沿袭汉唐的传注经学，主要从事儒家经典的章句训诂及辞章方面的教学，而南宋书院则因教育宗旨的改变，其教育内容亦有相应变化。南宋理学家也很重视儒家经典，但他们在将“五经”作为书院基本教材的同时，更把“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纳入儒家经典系列，且其地位常高于“五经”，成为更为重要的教材。“四书”从此与“五经”並列，垂及千年，奉为经典，影响至为深巨。并且，理学家不似汉唐诸儒通过以名物制度的考据训诂来阐述儒经，而是直接强调儒经的道德教化意义，要求学子从儒经中“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22）。此外，南宋书院还以理学家们的著作作为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其中包括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通书》、张载的《正蒙》和《西铭》以及《朱子语类》等等，至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更是南宋及其后历代书院必读的教科书。其三，理学内部有不同派别，不同派别的理学家又有自己的思想。以书院为传播其学说思想基地的理学家们，有着各自的教学方法，要皆积累而成丰富的办学和培育人的经验，成为中国书院文化的重要传统，其中有不少至今仍给人以启迪。譬如，以“理”为世界本体的朱熹，主张通过“格物致知”，认真读书、泛观博览的途径来获取知识、培植学养，认为：“《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君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23）“格物致知”虽是朱熹的哲学认识论，但他用以指导书院教学时就使之同时成为了重要的教学方法论。而从教学法角度看，“格物致知”论特别注重对外在知识的学习和积累，这使朱熹在指导书院教学时尤为提倡泛观博览的读书方法。与朱氏思想相异趣的陆九渊，在哲学上主张“心即理”，认为作为宇宙律、道德律的“理”只存在于人的“心”中，故其在教学方法上更注重“明心”、“立心”。在他看来，既然“天理”存在于吾心之中，那末就应教育、开启学子以反省内求为途径，从“吾心”出发来认识世界、体悟“天理”，而无需像朱熹那样以“格物致知”为求学方法和途径。在著名的“鹅湖之会”上，他力倡“以尊德性为宗”；而在其书院教学实践中，则一直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24）。《年谱》记载陆氏在象山精舍的讲学活动：“先欲复本心以为主宰，既得其本心，从此涵养，使日充月明，读书考古，不过欲明此理、尽此心耳。”吕祖谦在理学思想上有“驳杂”的特点，在哲学李体论上既崇“天理”、又尚“本心”，而这反映在教学方法上就是“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25）。他在书院教学中要求学生对各派学术采取兼客并蓄的宽容态度，主张“大抵为学须当推广大心，凡执卷皆是同志”（26）。由此可见，南宋书院所以在教学方法上丰富多彩，完全在于各具特色的理学思想对书院的影响和渗透。

书院对南宋理学思潮的推演亦有重大促进作用。举凡著名书院都是理学的重镇和基地：一方面，理学家们充分利用书院的特殊条件潜心研究学问，建构他们的理学思想体系；另一方面，理学家们又在书院培育传人、传播其学说思想，造就理学人材群体，形成发展诸理学流派，并借书院的特殊环境开展各种学术活动，使理学获得愈益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当时兴办书皖最盛的江西、湖南、福建皆为“理学名邦”、道学传扬基地，这也反映出书院对理学的发展确有重要影响。限于篇幅，对此就不详加叙述了。

［注释］

（1）《文献通考》卷四十六《学校考》。

（2）参阅《新唐书·选举志上》。

（3）《范文正集补编》卷五。

（4）民国所刊《遂宁县志》卷七《书院》。

（5）参据《岳麓书院志》、《白鹿书院久规模仪》等。

（6）《汉书·董仲舒传》。

（7）《新唐书·选举志上》。

（8）《老子注》，引自《道德真经集注》。

（9）《南轩先生文集·岳麓书院记》。

（10）《朱子语类》卷一0一。

（11）《南轩先生文集·雷州学记》。

（12）《朱子大全·学校贡举私议》。

（13）《宋史·陈东传》。

（14）详参《宋元学案》卷七十一，光绪《湖南通志》卷六八、六九，同治《湘乡县志》。

（15）《宋史·舆服志五》。

（16）《朱文公文集·送李伯谏序》。

（17）《南轩先生文集·答朱元晦》。

（18）《朱文公文集·衡州十石鼓书院记》。

（19）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见《白鹿洞书院新志》第六卷。

（20）《蒙斋集》卷十三《象山书院记》。

（21）《勉斋集》卷一《竹林精舍祠堂》。

（22）《朱文公文集·中庸集解序》。

（23）《大学章句·补格物传》。

（24）《宋元学案·槐堂诸儒学案》。

篇5

北宋发明了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器，是古代火药火器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有《武经总要》《宋史・兵记》《续资治通鉴长编》《金史》等书记载了火药的制作和使用方法及使用火药的战争，因此则有种观点称：“南宋为了抵御辽、西夏和金的进攻，出现火炮、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器，军事上广泛使用火药。”

但笔者在阅读了一些文献并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后，不赞同此观点，因火药火器在初期使用时因技术不成熟而产生了许多缺陷，所以没有被广泛使用，未能引起军事上的巨大变革，但在唐基础上有较大发展。

宋代广泛应用冷兵器御敌，而非火器，且用宋代出现的火器种类多这一事实仅能证明其创新性强、作战武器选择范围大，但不能证明其应用广。

宋建立后对城池和要塞的攻防战极度重视，见《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二）：

兵法曰：“守城之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故善守者，敌不知所攻，非独为城高池深、卒强粮足而已，必在乎智虑周密，计谋百变，或彼不来攻而我守，或彼不挑战而我击，或多方以谋彼师，或屡出以疲彼师，或彼求斗而我不出，或彼欲去而惧我袭。若此者，皆古人所以坐而役使敌国之道也。

守城需要隐蔽我军，远观敌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需要射程远而命中率高的兵器，但“火箭”射程极短，在第一次时才勉强达到弓箭的射程，所以火器在守城上作用不大。

据《宋史》所载，太祖在灭南唐（开宝八年，975）及太宗在灭北汉（太平兴国四年，979）的重要军事行动中，未见火药武器之使用。而在太宗三次对契丹人用兵之记录中，亦未出现使用有炸伤力的火药武器的记载。因此推知，在太祖时期出现的火药武器，在太宗时可能尚未被重视。

南宋冷兵器依旧占据半壁江山，其中步兵兵器达到成熟阶段，"十八般兵器"已基本全部出现，且趋于定型。这些兵器在《武经总要》中几乎都有记录，主要包括远射兵器、格斗兵器、防护装具3类。远射兵器一般还是弓、弩。“三弓床弩，前二弓，后一弓，世亦名八牛弩。张时，凡百许人，法皆如双弓弩，箭用木铁羽，世谓之一枪三剑箭。其次者用五七十人，箭则或铁或翎为羽。次三弓并利攻城，故人谓其箭为踏橛箭者，以其射著城上，人可踏而登之也。又有系铁斗于弦上，斗中著常箭数十只，凡一发可中数十人，世谓之斗子箭，亦云寒鸦箭，言矢之纷散如鸦飞也。”

当时南宋统治者不仅在京师设有弓弩院，而且在各地设有军器作坊，集中能工巧匠大量制造性能优良的弓弩，如床弩就发明于宋。据《宋史》兵志记载：

“弓弩院岁造角把弓等凡一千六百五十余万张，诸州岁造黄桦、黑漆弩等凡六百二十余万。”

南宋的城防工事中建有特有的弩台，高与城齐，上建有棚，突出城墙平面之外，每个弩台容弓弩手24人，将1人。不但可以射击正面之敌，而且还可以侧射在城墙平面火力死角内的敌人，大大提高了防御能力。例如1004年的宋辽澶渊之战中，宋军用床弩伏击射死了辽军主将萧达零，最终导致宋辽之间达成和议。

明中期以后，由于火器制造技术的发展和鸟铳等先进火器的传入，将弩完全排挤出了战争舞台，但是由于当时火器射击速度过慢，所以并不能完全替代弓箭。

又有人认为“火炮”与现代爆炸性强的加农炮类似，但南宋此”h“非彼”炮“，宋时“火炮”非火药制成的火器，而是投石器。

后期虽在石头旁加入了火药，但火药只起配合作用，且初期仅起燃烧而不起爆炸作用，炮弹其实还是一个“铁疙瘩”，不会爆炸，只不过使石头的温度变高，所以加不加火药对投石机的威力影响较小，石头仍占主要地位。因此，由火炮的使用推断出火药广泛应用的说法不妥。

这种”火投石“，在北宋末年的城防中已被广泛应用，并积累了不少经验。

凡一炮，百人拽，一人定放，放八十步外，石重二十五斤。亦放火球、火鸡、火枪、撒星石，放及六十步外。二炮守则于团敌马面及瓮城内，一人拽，一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二斤。守则设于城内四面，以击城外寇。

南宋初年陈规所著《守城录》中很重视这种重型远射兵器的使用，攻城的一方如果"得用炮之术"，就可以很快攻破敌城;而守城的一方如果能很好地掌握和运用大炮，也能够稳固地守住城。“凡守之道，敌来逼城，静默而待，无辄出拒，候其矢石可及，则以术破之。若遇主将自临，度其便利，以强弩丛射，飞石并击，毙之，则军声阻丧，其势必遁。”

陈旭麓说：“每一代人都是在主观、客观的双重限制下观察和体验世界、因此，一代人有一代人看法，一代人有一代人做法。”“火药在宋朝广泛使用”这一说法没有回到宋代历史背景下看问题，没有结合当时的科技水平而草率地得出结论。

南宋的火药制作工序繁杂，用料不好，安全性差;火炮铜铸，造价昂贵，发射频率低（三分钟一发）。

《武经总要》中记载制造火药和应用火炮的方法：

火药法：晋州硫黄十四两，窝黄即倭黄七两，焰硝二斤半，麻茹一两，干漆一两，砒黄一两，定粉一两，竹茹一两，黄丹一两，黄蜡即蜂蜡半两，豆油一分，桐油半两，松脂十四两，浓油疑为石油一分，又以松脂、沥青熬为膏入前合匀，以纸五重裹之，麻缚定，更熔松脂傅之，以炮投发。

毒药烟球法：用硫黄十五两，草乌头五两，硝一斤十四两，巴豆五两，狼毒五两，桐油二两半，小油二两半，炭末五两，沥青二两半，砒霜二两，黄蜡一两，竹茹一两一分，麻茹一两一分，捣合为球以绳贯之长丈二，重半斤，更以故纸十二两半，麻皮十两，沥青二两半，黄蜡二两半，黄丹一两一分，炭末半斤。

右放猛火油，以熟铜为柜，下施四足，上列四卷筒，卷筒上横施一巨筒，皆与柜中相通。横筒首尾大，细尾开小窍，大如黍粒，首为圆口，径寸半。柜傍开一窍，卷筒为口，口有盖，为注油处。横筒内有拶丝杖，杖首缠散麻，厚寸半，前后贯二铜束约定。尾有横拐，拐前贯圆。入则用闲筒口，放时以杓自沙罗中挹油注柜窍中，及三斤许，筒首施火楼注火药于中，使然（发火用烙锥）;入拶丝，放于横筒，令人自后抽杖，以力蹙之，油自火楼中出，皆成烈焰。其挹注有碗，有杓;贮油有沙罗;发火有锥;贮火有罐。有钩锥、通锥，以开通筒之壅;有铃以夹火;有烙铁以补漏（通柜筒有罅漏，以蜡油青补之。凡十二物，除锥铃烙铁汁，悉以铜为之）。一法：为一大卷筒，中央贯铜胡卢，下施双足，内有小筒相通（亦皆以筒为之），亦施拶丝杖，其放法准上。凡敌来攻城，在大壕内及傅城上颇众，势不能过，则先用藁为火牛缒城下，于踏空版内放猛火油，中人皆糜烂，水不能灭。若水战，则可烧浮桥、战舰，于上流放之。

刘旭先生《中国火药火器史》一书中也提到：“火炮火轮邢鹾48.66%，硫含量11.03%，碳不知多少，松脂和竹茹或含些; 毒烟球，硝38.61%，硫19.31%，碳6.44%。几方中含硝低，多杂质，较原始，难以爆燃，低速率，只能高温燃烧。试验中制一墨褐色胶泥，晒干研末用炭火和皮纸火皆难引燃，按武经总要以火锥点之，着火透出光焰，愈猛烈，似烟花般，高温达1300度，热浪灼人，49秒内燃尽，残留粉末太多，浓烟呈灰褐色。且中国铁矿、铜矿的产量虽高，但品质较差，炼出的铁硫磷杂质太多，铁脆则火器极易炸膛，安全性差。明火难引燃在于松脂低熔点而化吸走周围热量，引火物降温，火锥高温瞬间便可引燃，浓烟味刺鼻含大量硫化氢，毒性大于燃烧威力，作用于人之皮肤，上呼吸道，五官，令人窒息，皮肤过敏溃烂。”毒熏鼻则鼻口血出，而死。

《宋史》中有载，当时的大炮部分铜铸，重量大，扛着基本无法行军，一般是到了打仗地点才开始组装、填药，这就大大降低了作战效率。因科技水平限制，”性价比“较弓弩低不少，故广泛应用对作战收益不大。

火炮的危险系数也很高，若操作不好，加之风向原因，可能会烧到自己，让城内起火，”偷鸡不成蚀把米“。从南宋法律中看出，火对城内自己人有巨大的杀伤力及人为操作的不稳定性：凡城中日给百用至于水浆，皆有限量，令民灶为天井，高突防火，仍预下令：凡失火者斩！或城内有火发，只令本防官吏领丁徒赴救，仍急报主将，主将遣左右亲信人促往。凡城中失火，及非常警动，主将命击鼓五通。城上下吏卒，闻鼓不得辄离职掌;民不得奔走街巷。

又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公元975年，宋军进攻金陵南唐主李煜，南唐神卫军都虞侯朱令S用猛火油纵火攻宋军，由于风向改变，火焰反燃而导致本方军队大败。

篇6

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李春青先生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一书，通过一个典型的学术个案，为北师大文艺学学科近年来力倡的"文化诗学"，在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两方面作出了具体的演示。

在该书"引言"中，春青先生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将诗学话语与学术话语平行置于普通的文人心态之上进行对比，看一看二者之间有哪些共同之处，在各自的话语系统形成过程中它们又有这样的内在联系。并言之所以如此，目的是为了揭示宋代诗学观念所蕴含的丰富的非诗学的社会文化内容，以及梳理这种诗学观念生成的学理轨迹，最终借助于对宋学基本旨趣的阐释，寻觅出宋学与宋代诗学共同矗立其上的深层的意义生成模式。笔者以为，这实际上体现了春青先生欲从文化史和学术史两个维度来审视、阐述宋代诗学的意向，而从该书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以及从宋代诗学观念生成的历史语境两方面来看，这种研究视角的选择是非常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首先，"文化诗学"之用意，即就是意欲通过文化与诗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析解出一些更加深层次的东西来，用春青先生的话语来说这个东西就是"深层意义生成模式"，而这正是理论研究所必然要求的一种品格，庸浅的历史现象复述与深刻的历史意蕴析解之区别正在这里。其次，宋代诗学的"文化"含量确实非同一般，宋代诗学话语是在与这一时期的哲学、史学、宗教、伦理话语的交融、互渗、相互转化和彼此触发的过程中展开的，如果割裂宋代诗学与宋代学术文化的共生关系，仅仅就诗学而谈诗学，则所见者甚微少，便担当不起"文化诗学"这一名目。于此，笔者完全同意春青先生关于古代文论研究应该成为一种文化研究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观念和范畴体系与其它文化学术话语之间是一种共时性展开的关系，如果离开了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整体把握，便无法准确地体知古代文论的观念和范畴的精神、义理。而这样一来，春青先生所进行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便成为对宋代诗学观念的一种原生态描述和整体性解析。我们之所以肯定春青先生的研究方法，正在于他的方法论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要求之间，确实押韵合辙而无比妥帖。

我们注意到春青先生所使用的"宋学"这一范畴，实际上涵盖了与宋代诗学有牵涉的宋代的文化、思想、学术等诸多门类，而在对此的观照中，又紧紧扣住"宋学"影响宋代士人文化精神特征形成这一关键点，并以为在"宋学"影响下形成的宋代士人的以儒家的修身养性之学为基点、格物致知而辩言入理、经世致用而关心世事，以及坚守思想学说的自信原则等精神特征，完全贯彻到了他们的文学观念的建构之中，并由此而决定了宋代诗学的价值旨趣。应该说，这一结论之得出，是春青先生长期精研宋代思想文化和艺文典籍，以及长期浸沉于宋学、宋艺之中的结果，正因其平实，方为体贴入微，与那些新讹的命名式言说不同，在于其中充盈着学术诚信。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所谓人文学术方法无所谓新旧之别，有学养根柢，有学术诚信，酿造到火候，左说右说，横说竖说，皆成学问，否则任啥也不是。此为题外之言。

在研究工作的具体展开中，春青先生将宋代的文论与宋代的学术文化视为一个具有共同生成机制与深层意义结构的彼此相连的整体，因此在析解文论观念和范畴时注重从"宋学"话语中寻找其根源与演变轨迹。同时又扩展研究的疆域，除诗文评论之外，又将整个宋代的文化学术纳入视野，对这些非艺文类的话语系统中所潜藏着的诗性话语或影响着诗性话语生成和展开的因素亦高度关注和精心理会。这样，便形成了该著以总论与分论结构成篇的特点。在"总论"篇中，先阐述宋代士人的文化心态，以及"宋学"的诸如"心"、"性"、"诚"、"敬"、"思"等基本思想旨趣和核心范畴，然后讨论宋代诗学的基本精神与价值取向，并进而梳理出了"宋学"对宋代诗学的的一般影响的若干重要方面。在"分论"篇中，对各家各派的体知，一般也是先描述他们的文化精神特征，然后分析他们的学术旨趣，然后探讨他们的诗学观念。这实际上就是认为，宋代士人的文化精神和学术旨趣是他们建构自己的诗学话语之前提与基础存在。这样的经营，不但有助于研究工作在指述和阐释功能方面向对象之更隐秘微妙处延伸，从而强化学术研究的解蔽功能，而且又保证了这一研究的性质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以及春青先生目中的研究对象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在文化的与诗学的之过程中，实现文化与诗学的圆融自洽，是该著的最大成功之处。当然，如果在"分论"篇中将欧阳修之前的宋儒们的话语也予以论析，应该说也是"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的题内话语。

篇7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相比唐诗，词的格式没有那么多的限制，更能满足人们抒感的需求，所以继唐诗之后，宋词有很大的发展。宋朝时市民阶层的扩大，使得与社会经济繁荣相适应的词文化迅速地发展起来。

词是宋代盛行的一种中国文学体裁，宋词是一种相对于古体诗的新体诗歌之一，为宋代儒客文人智慧精华，标志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宋词句子有长有短，便于歌唱。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

它始于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明珠，在古代中国文学的阆苑里，它是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它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神韵，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盛。

（来源：文章屋网 ）

篇8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 ;宋朝;文学雅俗观;文化成因

雅俗观是文学评价的重要标准，也是文学作品风貌的展现。雅俗观自形成之初便有崇雅黜俗的内在稳定性，同时随着时代文化的变迁和文学自身的发展，雅俗观也在不断的发展。魏晋南北朝与宋朝有着相同的历史命运――前者经历着大变革、大动荡，封建社会拉开帷幕，文化变革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后者紧承封建鼎盛时期的盛唐，与中晚唐一道成为中古至近代的转折点。两断代在继承崇雅黜俗雅俗观的同时，也表现出“雅俗对立”与“雅不离俗”的焦点性差异。

魏晋南北朝雅俗观，一方面在文学形式上对雅俗观进行革新，出现了不同于传统儒家“雅正”观念的“雅丽”思想，另一方面由于玄学的盛行，文人多追求高蹈爽利的精神自由，表现出睥睨世俗的“雅俗异势”的雅俗观。宋朝一方面承袭了魏晋风流，将绝妙风神的高雅内化为自身的内在精神和人格魅力;另一方面，将忌俗尚雅的审美追求渗入到“世俗生活的体验和官能感受的追求，提高和丰富生活质量和内容”上[1]（P52）。宋代的雅俗观集中体现在“以俗为雅，已故为新”八字上。苏轼说“诗需有所作为，当已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东坡题跋》卷二《柳子厚诗》）魏晋南北朝与宋朝雅俗观的不同昭着社会文化环境的深刻差异。

由于文学从属于文化，魏晋南北朝到宋朝雅俗观的变奏，是与文化和鸣的。当代学者对魏晋南北朝、宋朝的社会背景做了详尽的论述，从中可以窥看出两者在文化上的异质性。文章分别从文学参与的主体、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和文人精神三个方面来探讨两断代雅俗观差异的原因，并在论述中贯通文学创作四要素――世界、作品、作者、读者（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探究出导致雅俗观差异的从物质至精神逐步纵深的因素。

一、诗自分雅俗，所操之人不同

文人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对文学风格的确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尤其在中国古代更是如此。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以及生活背景等所造就的个性特征深刻影响着文学作品。换言之，文人士大夫身份的变更对文学雅俗观的演变有着重大的作用。文人主体不同直接影响了魏晋南北朝与宋代雅俗观的差异。

就作者来说，宋朝文人的出身相比较魏晋南北朝门阀大族下移为地主阶层。南北朝时期门阀大族掌控着政治、经济、文化，是社会的中心，他们的审美趣味决定着文化的趋向。魏晋南北朝文学创造的团体多以家族为单位，而非像宋朝以相同创作追求的流派为单位。魏晋南北朝门阀制度森严，寒门知识分子在苛严的等级制度下也很少有进身仕途的机会，导致“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庶民”，而这种由门阀士族统治文学的局面直到宋朝才从根本上得以扭转。宋代大举实施科举制度使布衣大量入仕，冲击并更新了传统文人团体。新进的地主文人在努力向传统雅正靠拢的同时，显示出对世俗的亲近：大量的俗词、俗题入诗，对世俗日常生活平等性的反观，对俗体文学小说、戏曲津津乐道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雅古音与夏同，代表的是王都地域的音乐，随着雅、俗对立的发展，雅逐渐与代表边缘性地域的俗相区分，于是乡土之俗是士子们极力摆脱的。而至宋代，文人对乡土有着一种静谧的、冲淡的喜爱之情，在偏僻的贬谪之地也能怡然自得。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一面汲汲追求功名，一面又依托玄学保持精神上的超脱决口不言世俗，形成鲜明对比。

从文学接受者看，宋朝的读者下移为市井民众。随着社会的发展，宋朝的经济相比较魏晋南北朝有了飞跃。《京都梦华录》中楼馆亭台、勾栏瓦肆、青楼画阁目不暇接，反应了市井生活的丰富。有着庶民背景的文人创作团体其作品必然受市井生活的影响。此外，市民阶层的崛起促使文学接受者由单纯的贵族文人转向兼顾平民阶层，鉴于此，文人的创作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关照大众审美，显示出世俗化、娱乐化的倾向。加之宋代统治者提倡娱乐，大兴养伎之风，文学的娱乐性倾向更加鲜明，俗文学创作在所难免。

二、雅不足以娱情，返归于俗

魏晋南北朝与宋朝处于不同的文学历史发展时期，对文学有着不同的规定性。前者文学自觉和人的自觉，要求文学不再单纯为政治服务，强调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于是出现了“雅且丽”的文学雅俗观，对用字、造句、修辞、韵律上进一步锻炼，使文学精英化超越世俗。时至宋朝，诗、文的艺术成就经过唐朝的历练已近乎成熟，宋朝的文学创作面临“不能出新”、因袭拟古的危机，这激发了文人援俗入雅的创新意识。

王安石认识到“世间好言语，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言语已被乐天道尽。”（《苕溪渔隐丛话》）不满于受制于唐诗，更不满于宋初沿袭五代文习，宋朝文人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梅欧体”细大不捐、雅俗共荣、以文为诗、革故鼎新;苏轼矫正严守的法度弊病，以意运诗，尚奇趣、反常道（《诗人玉屑》）;黄山谷以故为新，造语拗僻奇巧，奇书异闻化入雅体，“文章最忌人后”“随人作计终后人”;“中兴四家”平滑轻巧、活法直寻。钱锺书先生有言：“文章之革故鼎新，道无他，曰以不文之文， 以文为诗而已，向所谓不入文之事物，今则取为文料;向所谓不雅之字句，今则组织而裴然成章。”[2]（P29）宋朝文学正式将魏晋以来受雅文学关注已久的用字、造句、修辞、韵律、风神进行改造，并将雅文学未曾关注的世俗事物、情感引入雅的范畴。

三、诗无雅俗，归于志趣

黄庭坚说：“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若以世眼观，无真不俗。”（《山谷集》）真俗二谛相互依存，真不碍俗，俗不碍真。此种辩证意识反应在文学作品上便表现出雅俗对立统一的韵味，雅、俗本不可分，只要志趣高洁，俗皆是雅。文人士大夫的人格内涵往往规定者文学的艺术风格、审美内涵，从而规定着具体的文学创作风格。换言之，文学雅俗观在创作方法上的表现归根结底是受文人士大夫精神志趣的影响。魏晋南北朝与宋朝的文人士大夫均以潇洒的人格魅力著称，但是两者又因为不同的文化环境表现出不同的审美内涵，以宋朝为主线分述如下。

（一）出世入世的智慧――淑世情怀下的广大、多样的人格魅力

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面对政治时弊焦灼又高昂，至六朝，文学作品极少关心世态民瘼，大多隐遁避世不问俗世。正如鲁迅所说：“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3]（537），佛教和动乱的世道让门阀文人们见怪不怪。在晋朝谈玄成风，也促使文人厌弃绝俗，以清谈为务。文人视角转向脱离社会的形而上的精神层面致使文章的内容趋于狭小，文人创作上的革新主要集中在艺术手法的运用上，谈不上与世俗的事物结合的可能，社会和个人始终对立出现。而宋朝四海宴清，文人入仕受到统治者的肯定，文人参政热情高涨，于国于民有高度的责任心，关注世态人情，与魏晋南北朝文人心态产生强烈对比。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有言“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强烈的淑世情怀使文学作品关怀政治的同时在，也以天下为己任。所以，宋代文化开放包容的魅力促使宋代文学的内容也可以容纳世间万物，俗物自然也不在话下。并且，各种事物进入作品时，受宋人囊括宇宙气魄的淘洗时，也呈现出创作主体精神的多样性和诗风的多样性，更是“雅”的革新化展现。

（二）审美意象中的情理追求――儒释道合一语境下的以理统情

魏晋南北朝的文人追求自由，但始终偏激、决绝，难以调和现实与个人、理性与情感。文人追求一种以玄学为旨归的放逸人格，于是诗歌徒有理言没有理趣。宋朝追求高妙诗风的同时更关心现实，在人生际遇中有一种儒释道合一的睿智。六朝胸襟仅妙欠高，是一种孩子气的天真、放纵;宋朝胸襟即妙且高，是一种荡涤苦难后的深淳。

相比较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对自我个性的体认，宋人的主体意识不仅体现在对自我个性的肯定，更体现在对自我深刻的反省上。宋人追求的自由是在关注现实同时保有的人格独立性，他们自信、理性、包容，区别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的狂放。儒家的崇高情怀加之佛道的静观达变，在道德理想中得到“寓意于物”“不留于物”的自由。宋人求道得理并非流于清谈，而是在现实中体悟哲理;宋诗内敛、理性却不乏理趣，它与开放、复杂、情感激越的唐诗相区别，表现出来的是“外枯中膏”，淡薄宁静的情感体味。宋诗中的日常事物之俗在轻描淡写中表现出韵味无穷的雅致，有陶渊明“豪华落尽见真纯”的品格。

（三）乐易的机趣――独立主体意识关照下的放任畅达

魏晋南北朝的文人士大夫有一种玩世不恭的爽利，他们“越名教而任自然”即使依附于政治强权放望，也要体现出不婴世事的平淡、高雅的心态。这种率直、洒脱与逃避政治和放望互参时，显得清高却无不表现出内心的扭结。宋代文人不矫揉造作的爽利体现在面对困境不是要与之决裂而是用“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心态冲淡之;打通日常生活之现实与精神之高妙，游心于世俗却“不为物欲所累”。

宋代政治清平，统治者提倡娱乐，加之儒释道观照下独立主体意识的觉醒，淑世情怀总与自由、乐易相半而生。例如庆历至元v间，馆阁以“举乐”为雅集，以“携妓游”为雅趣，以“诵猥语”为雅谈，以“惑官妓” 为雅兴，以“苦风疾”为雅虐。[4]（P23）这种风流逸乐并不排斥认真地对待生活、仕途。宋人往往入世则兼济天下，出世则宠辱偕忘，保有“乐道”品质。宋人的生活是诗化的，宋人的作品也是达意之词，那些表现个人情怀的作品，莫不融俗物、雅物于其中。

魏晋南北朝与宋朝雅俗观的差异，集中体现在哲学思潮、文人心态、审美理想等现实层面和审美意蕴层面。文人阶层的变更，文学接受者的下移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两个维度对文学活动进行干预。同时，对于前人文学成就的继承和革新，是对文人创新性的考验更是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此外，文人精神追求以及社会整体的审美风尚，对文学作品所表现出的精神魅力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并最终促使一代作品形成区别他时代的审美特征。通过上述分析可知，魏晋南北朝与宋朝雅俗观的差异，是时代政治、经济的展现，也是文化纵深层次上人的审美意识差异性的体现。同时探究雅俗观的文化成因也为我们分析文学作品内蕴提供了有益的思考方式。（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参考文献：

[1]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2]钱锺书.谈艺录 [M].北京：中华书局，1984.

篇9

【关键词】女子；社会地位；李清照；词史；地位

作为我国婉约派代表人物，李清照究竟是怎样以一个女子的身份在词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有那样崇高的地位的呢？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论述：

一、李清照在我国词史上的地位

关于李清照在词史上的地位，主要还有如下论述：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李格非女清照……亦以倚声有名。”《国语文学史》：“李易安乃是宋代一个女文豪。”郑振铎《中国文学史》：“李清照是宋代最伟大的一位女词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女词人。”诸如此类，不再一一例举。

二、我国古代女子社会地位概述

1.古代女子社会地位概述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妇女在各个方面都受到压迫和歧视。在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妇女作家就少得可怜。除此之外，妇女作品还受到另一因素的歧视。一般选本，大都是按照作家年代的先后顺序编排的，而独独对于女性例外。编者们往往把她们的作品单独置于一栏，放在书的最末端。而这种做法始于唐朝末年韦庄编写的《又玄集》，到了五代时期，韦毂在编写《才调集》的时候，继承了他的衣钵。[1]后世则更为变本加厉，将妇女作品放在无名氏于神仙鬼怪之后。这一歧视妇女的恶例，直到解放以后，才与其他封建制度一起消灭殆尽。

除此之外，处于卑弱地位的女子，除了不能再公众场合下“抛头露面”外，连独自外出行走的自由都没有。同时，女子在受教育权上也不能于男子等同，进一步剥夺了女子学习文化知识的权利与机会。

总而言之，在我国古代社会里，女子几乎只能被禁锢在家庭之中。即便是对女子约束较少的时期，女子也只能作为男子的附庸出现，无法改变被奴役的地位。

2.宋朝时期女子社会地位的变迁

宋代以后，女子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主要源于宋代程朱理学的发展。宋代的理学家们，大力提倡封建礼教，因而，宋朝虽为词的全盛时代，女词人却仍是寥寥无几的。在今天知名的约一千二百多人的宋代词人中，有作品流传下来的女词人则不过五六十人左右，且大都只有单词流传，没有一个有完整的词集。　[2]众所周知的三从四德，也是南宋理学大家朱熹提出来的。广为熟知的，还有女子须缠足，对妇女的压迫从精神发展到肉体。连坡都填词赞美缠足“涂画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临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跌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到后来，更是把缠足于封建礼教结合起来，“为甚事，裹了足，不因好看如弓曲；恐她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女儿经》）到此时，缠足就不只是好看，而且还有加强礼教，具有“男女之大防”的作用了。[3]

宋代女子地位如此低下，李清照是如何冲破束缚并被人们所周知的呢？这里得提到宋代的整体社会风气，以及北宋灭亡之后，李清照在南渡以后，南方未教化之族对于社会风气的影响。

虽然程朱理学对女子地位有着极大的冲击，但宋代的社会风气却是对女子地位有所提升的。从法律上来说，宋朝政府又颁布了一些新的有利于女子的法律规范。尤其是宋朝繁荣的商业给宋朝女人带来了更多的出路，女子可以有自己的经济地位。妇女虽地位不甚高，但已可以从闺阁走出了。

三、家庭境况对其思想性格的影响

叶嘉莹曾写道：“李清照生于缙绅家妇女多不敢为词的封建之时代，独能以其才情勇气专意于为词，不仅足以与男性作者相颉颃，更能与芬馨之中，时露神骏之致，自属难能。”　[4]

1.家庭境况简介

李清照的爷爷和父亲，都是北宋著名宰相韩琦的学生。韩琦是北宋不可多得的文武全才，与范仲淹齐名，并称“韩范”。当时边疆流传一则民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这一“韩”就是指韩琦，一“范”就是指范仲淹。[5]李清照自小是在爷爷身边度过的，以其才华，教一个小女孩是不成问题的，但在过程中少不了一些溺爱，所以造成李清照性格中不拘一格的一面。所以才有了《点绛唇》这一首词：

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有人来，袜刬金钗溜。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这首词作为李清照早期的作品，里面有一部分内容是不符合封建礼教规范的。宋代学者王灼做出了以下评论：“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无所羞畏……”　[6]

但由此也足以见得，李清照所受教育与所形成的性格状态是与宋代严格的礼教制度所不相符的。批评的人多了，知道的人自然也多了。除此之外，当李清照的母亲王氏去世了之后，李格非娶了第二任妻子，是北宋初期著名状元王拱辰的孙女儿，而且性格温柔端庄，琴棋诗画无所不通。连对女人向来很吝啬的正史都留了句话给她：说她“工文章”，文章写得相当漂亮。而且更重要的是，李清照的这位继母对李清照视若己出，当成亲生女儿来对待，亲自教她识文断字，照顾她的日常生活。[7]

这样雄厚家庭背景和文化背景下出来的李清照，她的才情自然是一般女子所不能比拟的。

2.自身情况

李清照性格的形成，与其家庭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文所述若缺一二，怕也不会有今天人人所熟知的李清照了。然而正是因为李清照在外部环境影响下形成了这种不拘一格，无拘无束，很随性的性格，才使得再森严的封建礼教制度也压抑不住李清照发自内心不愿意被束缚的个性。

而李清照在南渡前的词作，多俏皮可爱，随性而发。而后期作品因其国破家亡的打击，转而走向低沉的路线。风格的骤变，恰好又适应了当时词的总体发展趋势。

因而，作为女子的李清照在自身修养与人生机遇的情况下，成功地成就了女子地位地下的封建时期，占据重要地位的成就。

四、总结

综上所述，在南北宋之交，封建礼教制度对于女子的束缚是十分严格的。但当时的社会风气并没有像理学家们所要求的那样，女子必须遵循三从四德，做一个循规蹈矩的大家闺秀。这样的社会大背景，再加上良好的教育和优越的环境，都为李清照的不一般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且李清照天资聪慧，又极富有文学天分，博闻强记，具备了成为一个词人所必须具备的文学修养。

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李清照以一个女性独特的身份地位和视角，表达出女性独特的情感世界，在我国词学史上闪耀着耀眼的光芒。

【参考文献】

[1]王学初.李清照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2]许慎著.班吉庆等校点.说文解字校订本[M].凤凰出版社，2004.

[3]张瑞.略论宋代妇女的社会地位[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4.

篇10

宋代花鸟画有很高的艺术性，这种艺术性在绘画中的体现，通过一幅幅宋人花鸟我们就能感受到。当我们打开宋人画册时，我们会为每一幅作品栩栩如生的气魄所感染！就算是一幅小品，也大气磅礴，动静有序，一支花，一丛叶，都充满了自然的灵气。所刻画蜻蜒鸟虫，无不活灵活现，楚楚动人，有振翅欲飞的感觉。如果说现代人对于生活的观察，可借助于照相机，能够以高速快门拍下禽鸟飞动的瞬间。但是在宋代，却全靠画家细心的观察和领悟，才能把鸟画得活灵活现。我印象最深的一幅作品，宋代画家李迪的《枫鹰雄鸡图》，画的是一只雄鹰站在枫树之上，瞪眼窥视着一只惊慌逃跑的雉鸡。鹰的位置居高临下，威风凛凛，似有振翅欲击之状，而雉鸡则惊慌失色，低头急窜。整幅画构图上，上重下轻，雉鹰和枫树都施以重色，似有泰山压顶之式，鹰之蓄势待发与雉的仓皇胆寒，刻画得十分准确生动。整幅画面给人以严谨结实、气魄宏伟之感，把这种紧张的气氛描绘得惟妙惟肖，反映出了宋代花鸟画极高的艺术水平。

还有一幅作品《出水芙蓉图》，是宋代花鸟画的代表作。描绘宽阔的墨绿色荷叶衬托起一朵盛开的粉红荷花，表现得非常细腻逼真，尤其是那朵盛开的荷花，叶以特写的手法，造型饱满端庄，花瓣轻盈剔透，正叶与反叶色相不同，花瓣与荷叶质感相异，花柄挺拔，花朵婀娜多姿。可见画家在这幅团扇里倾入了极大的创作热情，不仅惟妙惟肖地展现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圣洁纯真之美，更令观众仿佛从画中感受到无限的芬芳气息，白里透红的荷花，在绿叶和背景色的衬托下，光彩照人。我曾经做过多次的观察、研究，发现这幅画用素描的明暗调子来解释，根本就解释不了。因为画面上，没有光影，但离远看，却像一个荷花灯一样放着光。因为它是用了中国画中常用的层次法，经过一层层的渲染，而达到的一种越然出光的效果，这就是中国画的高明之处。

在宋代，由于帝王的提倡，画院的扩充，吸引了一大批文人名士参与花鸟画的创作，在创作中，这些文人墨客把他们擅长的诗、词、文学、书法融进了绘画的表现上，扩大了绘画的表现领域，使得花鸟画构图更为生动、简洁、主题突出。于是原先唐人强调的浓艳纤细、金碧辉煌，一变而成写意的、以神御形的水墨淋漓，形神兼备。

苏轼在《论画诗》中提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宋代花鸟画，以重诗意、重境界、重情趣而著称，绘画的文学性、抒情性空前突出，形成一种以典雅工细和诗意为特色的院体画风。北宋翰林画院仿照科举制度以考试的方法考取画家，试题往往是一二句诗，似首着重测试画家的想象力以及表现技巧等方面的才能。如“踏花归来马蹄香”、“深山藏古寺”等，都是讲意境，注重内涵的为主。

宋代花鸟画的文学性也表现在诗、书、画、印结合上，有一幅宋代花鸟画的团扇，《胆瓶花卉图》，题诗为：“秋风融日满东篱，万叠轻红簇翠枝，若使芳姿同众色，无人知是小春时”。再有宋徽宗赵佶的《芙蓉锦鸡图》、《腊梅山禽图》等都是诗书画印结合的典型例子；这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书画印结合的形式一直为中国画所推崇；因为它既有文学性，又有艺术性。在其它很多宋代的花鸟画中，这种把诗的意境引入到画中的例子，不胜枚举。

二、宋代花鸟画的实用性及影响

如果说一般的绘画只是作为艺术品用来观赏，那么宋代花鸟画从一开始就具有实用的特点。在宋代邓椿的《画继》中记载：“正和间，每御画扇，则六宫诸邸竞皆临仿一样，或至数百本”这些都是用作灯片、窗纱和手中的团扇的，都是具有实用性的。宋代的花鸟画对宋代陶瓷业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宋代出土的很多陶瓷上，都用有花鸟画绘制的图案，而这种在瓷器上绘画的方法一直流传至今，成为中国瓷器的一大特色！现在很多制作瓷器的设计师、工匠，都能画一手很好的花鸟画作品。宋代的花鸟画艺术在工艺美术的各个角落都体现了强大的生命力，成了工艺美术的基础课，为我国工艺美术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说，宋代花鸟画，其影响之大，范围之广，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学习的。

三、宋代工笔花鸟画的意境

中国画的意境，是指一幅画中所体现的思想感情的境界。意境的构成，可以说是从触景生情到寓情于景，写景是为了写情，最后达到了情景交流，物我两融，体现出某种意思的境界。在中国画里，意境既不是客观物象的简单描摹，也不是主观意念的随意拼合，而是画家通过“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在自然美、生活美和艺术美三方面所取得的高度和谐的体现，是艺术家观照自然，感悟自然，观物取象时而生发的精神境界和情调。宋人花鸟册页简约的画面布局，高超精湛的表现技法，悠远、宁静、恬淡的诗意情趣，不仅是宋人册页花鸟画的艺术特色，而且是构成并凸显其意境的不可缺少的元素。

1、简约的画面布局

布局就是构图，即南齐谢赫“六法”中的“经营位置”。唐代张彦远认为“经营位置，则画之总要”。“经营”二字内涵非常丰富，包括画家思考分析、收集素材整理研究等一系列的思维活动。宋代工笔花鸟画的构图既讲究构图形式的周密严谨，又讲究绘画内容的自然生动，活泼情趣。如宋人米芾说道：“布置得天真”。画家的情致意趣真实无碍的流泄成为构图的前提。“折枝花”画法由唐代边莺创造。此种构图往往以花卉一枝，配以禽鸟或蜂蝶表达作者立意。宋工笔花鸟画看似一种简约的花和鸟的构成，但均蕴涵着画者巧思经营的设计，缜密的组织安排。林椿的《果熟来禽图》选取春夏之交果树的一枝，合理安排在画面，一只小鸟蓦然飞上枝头，打破了空间的宁静。折枝画法发挥了小幅的特长，小鸟的动态用细劲柔和的笔致勾勒，蓬松的羽毛则以浑融的墨色晕染，刻画得惟妙惟肖，可谓画中的点睛之笔，起到统领全局的作用。全图笔法精工，设色妍美，画外的情趣、空间境界的诗意与画意相结合，加强了花鸟画借物抒情的目的，给人以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之意。既保持了画院花鸟画状物精微的写实精神，又表现出作者蕴藉空灵的审美追求。

宋画注重理法，状物精微，意境深邃。宋画不像明清绘画重意趣，以奇取胜，而是将花卉或鸟类置于画面的主体部分，利用空白，处理开合、虚实、疏密、藏露间的关系，在大气的布局中体现不同情趣的意境美。南宋李迪的《鸡雏待饲图》构图简洁，主体突出，两只一卧一立傲嗽待哺的毛茸茸的鸡雏，张大着嘴巴，眼睛直盯盯地望着同一方向，企盼母鸡喂饲的神情与画面空白的开合关系照应微妙。两只小鸡通过层层分染与丝毛的交错处理，显得生动有趣，毛色质感逼真。精密的描绘，传达出画家童稚般热爱生命、观照自然、体认生命真谛的美学思想。画面简约的意象正是丰富心灵的凝聚，传达出含蓄、空灵而幽深的意境。

2、高超的表现技法

简约缜密的布局造就了宋人花鸟册页的空灵幽深的意境，同时其高超精湛的表现技法更增添了画面富贵、祥瑞的意趣。作为具有中国深厚传统文化代表意义的宋代工笔花鸟画，其设色上有一整套从审美观念到技法有序的程式限制，这样使工笔画达到艳而不俗、工而不板、精而不滞、厚而不腻的艺术效果，让我们从中体会到中国画“骨法用笔”、“气韵生动”的境界。宋代花鸟画，实际上就是宋代院体绘画，并且主要是以西蜀黄筌花鸟画派为主，统率宋代画院百年，绘画技法成熟。以典雅富丽，精工细密的格调为主。同时还有江南的徐熙野逸画派。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黄筌富贵，徐熙野逸”。事实上，徐黄二体，在造型上是一致追究微妙逼真，生动传神，都是在自然中截取素材，注重写生，追求浓厚自然的气息。与自然界的花草融为一体，是心与物的交融。画面布局简约、平和、微妙、动静相生，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南宋册页无名氏的《疏荷沙鸟图》描绘的是萧瑟与荒冷的深秋之景，只剩下丝丝经络干枯的荷叶上零零星星点缀着虫蛀的痕迹；干皱的莲蓬被画家用线条勾勒的赋予沧桑的美感；荷梗上的沙鸟神情漠然，回头凝视刹那间与飞舞中的黄蜂形成静与动的对比。此画以墨色分染为主，设色清淡，刻画精工细腻，画面小中见大，意趣无穷，为宋代花鸟画中淡彩写实的精品。

无论是格法严谨的黄家体，还是野逸疏朗的徐熙画派，在作品中所呈现的是天趣与人的精神交融，不知不觉中把自己融入到景物中，创造的是无我之境。那笔墨和色彩的变化是大自然生命的律动，也是画家情感的流露，精神的物化。

3、隽逸的诗意情趣

宋人册页中以情取胜的是花鸟鱼虫。它们不以空间层次为主，而是“以活泼的形象、自然物态的姿致风韵为特色，画面多特写镜头，刻画某一富于戏剧性的细节，突出花朵、鱼虫、鸟兽的生命力，以及人对于自然生机的心理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