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判决书范文
时间：2023-03-14 12: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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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行政判决；制度；立法完善；合法性审查；证据；判决理由
行政判决书是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审理终结后就实体问题做出的书面处理决定，行政判决书样式是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重要规范性文件。由于多种原因，原先相互适应、配套的“行政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文书样式”之间发生了诸多矛盾和不协调现象。同时，现在行政诉讼中由于借鉴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对行政判决书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从行政判决书改革的角度，结合存在的问题，围绕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这一中心，提出了重构行政判决书结构样式、完善判决书立法内容的建议。
一、制度和法律层面的缺陷
（一）诉讼法中有关行政判决书的规范既不直接、也不完整
相比较而言，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对判决书的规范就比较具体。特别是民事诉讼法第138条专门对民事判决书的主要内容、结构层次和制作要求做出指导性规定。而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行政判决书的规范与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判决书、刑事判决书的规范相比，呈现出严重的失衡。行政诉讼法中第58条提到“判决书”三个字，其目的是为了服务于上诉事项，而非为了规范判决书的内容与结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几处提到了“行政判决书”（如第83条、第85条），旨在说明行政判决书的效力，并且是同“行政裁定书”、“行政赔偿判决书”、“行政赔偿调解书”捆绑在一起的规范，并非对行政判决书内容和制作要求的规范。诉讼法的立法缺失，使行政判决书缺乏指导性的法律依据，难以从根本上保证判决书的证明力和公信度，直接影响到司法公正的最终体现。
（二）行政判决书样式和行政判决书制作层面的缺陷
诉讼法中行政判决书必要规范的缺失，固然给最高人民法院规范判决书样式以极大的灵活性，但是同时也意味着行政判决书的功能与价值的实现没有诉讼法的保障，随之出现的行政判决书样式简单化、笼统性就难以从根本上避免。从现行的行政判决书样式中可清楚地反映出来上述问题。例如诉辩意见中先写“被诉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相关内容的问题；例如不反映“举证、质证、认证”内容和程序特征的问题等等。这种仅仅体现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判决书样式，已经与现在诉讼中的当事人主义不相适应，也与《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相脱节，例如后者第35条第1款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经庭审质证。未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相应地要求判决书应该写写明举证、质证和认证情况，而行政判决书样式中并没有规范，急需进行调整和改革。
（三）改革重在制度重构和立法完善
从现在判决书改革的整体趋势来看，刑事判决书已经先行一步，在1999年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颁布了新的《刑事诉讼文书样本》；民事判决书正在很多地方法院进行改革试验。从实际效果看，由于民事诉讼法对民事判决书做出了指导性的规定，赋予民事判决书的内容和制作要求同诉讼程序一样的法律效力，无疑促进了民事判决书样式的规范程度和法官对制作民事判决书的重视程度。
行政判决书的改革虽已在不少地方进行，但是尚没有形成较一致的意见；而且一些法院的改革措施与法律规定并不十分衔接，特别是在如何反映行政诉讼特征、如何适应新的诉讼模式上存在诸多问题、诸多困惑。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恐怕都与诉讼法规范中没有对行政判决书进行必要规范有着渊源关系。理性地分析，行政判决书改革最重要的问题首先是制度和法律层面的问题，是如何充分发挥行政判决书价值的根本问题。
二、改革的重要原则与立法价值
（一）遵循判决书的固有规律，反映判决书的共性特征
虽然现在三大诉讼模式各有特色，但是都在不同程度地体现当事人主义的特征。行政判决书作为判决书（刑事、民事和行政判决书）的一个分类，应该反映三大诉讼法的共有规律，体现判决书的共同属性，遵循判决书的固有规律。从应然角度讲，行政判决书改革当然应该同刑事、民事判决书一样，体现诉讼模式的新特征；应当反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的精神。
以证据的规范为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规定判决书应该写明“经庭审查明的事实”、“经举证、质证定案的证据及其来源”，明确应该“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证据进行分析认证”。北京、上海、深圳、河南等许多省市地方法院相继进行的民事裁判文书改革实践可资参酌，如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7月1日试行的《关于民事裁判文书改革的规范意见（试行）》要求在民事判决书中，要“使法庭举证、质证、认证的情况，以及由证据推演出事实的认识过程，在法律文书中全面显示出来”，对于行政判决书都有很高的借鉴价值。对于属于判决书改革的共性内容，可以非常经济地借鉴刑事判决书和民事判决书的已有成功经验，既节约改革资源，降低改革成本，也反映了判决书之间的共性特征和规律性。
（二）以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为中心，重点突出行政案件的特殊性
在尊重判决书改革共性的同时，也要看到，行政判决书又有着自己的个性特征。这些个性特征同样应该受到尊重，同样应该在改革中予以体现。否则，行政判决书的改革就失去了自身的特殊性，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到对行政实体法和行政程序法律精神的体现。
转贴于
就行政诉讼案件来说，特殊性主要体现在：第一，被告的特定性，第二，审查对象的特定性，第三，举证责任的限制性，第四，庭审内容范围的确定性等等。这些特殊性决定着行政判决书在反映内容上与刑事、民事判决书质的不同。虽然都需要体现各方争议的内容和程序特征，但是体现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各异，这种“不同”决定了行政判决书的改革不能完全照搬另外两种判决书，而应该体现自己的特色。
行政判决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就是要体现行政案件的特殊性。具体讲，要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为中心，重新审视行政判决书的改革导向。改革的重点主要在诉辩意见、证据、法律事实和判决理由中，应该针对使用对象和范围设计好相应的内容、结构和具体制作要求。
（三）立法层面的改革价值
无论是行政判决书的共性特征，还是个性特征，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行政诉讼文书样式》反映出来是必然的。但是另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对判决书的规范内容，如何使三大诉讼法在这一问题上保持必要的一致和平衡，是行政诉讼法修改时应考虑的因素。从理念上讲，行政判决书与民事判决书、刑事判决书中在相关诉讼法中应该受到“平等对待”的观点应该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依据。如果这一观点成立，诉讼法将来修改时就应该考量和体现判决书的共性元素，以此来合法和有效地监督、提高判决书的质量，在立法层面上体现判决书的法律价值。
当然，从法律的稳定性和特殊性出发，诉讼法在规范行政判决书相关内容时不能过于具体，也不能忽视行政诉讼特殊性的体现。至于具体的规范，是判决书样式需要解决的重点。具体说，诸如如何科学合理地设计行政判决书的内容和结构，如何在判决书中反映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如何规范行政判决理由的中心与重点等方面都是立法时需要考虑的。否则，只是依样画葫芦，行政判决书的改革会与刑事或民事判决书雷同，反而无法体现改革的价值。
三、改革和完善行政判决书的立法建议
（一）对行政判决书诉讼法依据的立法完善
建议参考民事诉讼法第138条，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增加对行政判决书的规范条款，以统一行政判决书的制作内容和结构框架，指导最高法院规范判决书样式、指导法官制作判决书。并通过这种法律保障机制，逐步改变人们制作行政判决书的传统观念。可用高度概括的语言，在行政诉讼法中将行政判决书的主要内容和结构进行如下表述：
“判决书应当写明：1、诉辩意见和争议焦点。2、法院认证的内容和确认的事实。3、判决理由。4、判决结果。判决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这样规定可以明确先写“证据”后写“事实”的层次；突出行政争议焦点；体现诉讼模式的特征。
（二）对行政判决书结构的规范与重构
制定行政判决书样式的主体一般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定位上，行政判决书样式应是对行政诉讼法上述规范的细化。基于上文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在修改行政判决书样式时，应该与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意见保持一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改革：
1、“诉辩意见和争议焦点”应依次写明：（1）原告诉称；被告辩称。（2）举证、质证情况。（3）争议焦点。
其中，“举证、质证情况”的具体内容依次是：被告举证，原告质证；原告举证，被告质证。之所以先安排“被告举证”，正是反映了行政案件的特殊性。
2、“法院认证的证据和确认的事实”应依次写明：（1）法院认证的证据。（2）法院确认的事实。
这样的安排符合诉讼模式的要求，是三大诉讼模式下判决书共性特征的体现，同时也符合判决本身的内在逻辑性。
3、“判决理由”具体包括：（1）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意见。（2）评析各方意见。（3）判决所依据的法律。
需要说明一点，上述改革意见中删去了92行政判决书样式中诉辩意见前面“被告所做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因为传统样式中的这一内容位于“诉辩意见”之前，难免“先有结果、后有原因”之嫌；加之这一内容在“经审理查明”中会有相应的表述，在前面规定反而会造成重复，因此现在无论是实体部门还是学界多认为应当删除。
（三）完善判决书的具体制作要求
篇2
上诉人（一审原告）乔占祥，男，36岁，汉族，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住河北省石家庄市华兴小区20-3-502室。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以下简称铁道部），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0号。
法定代表人傅志寰，铁道部部长。
委托人刘莘，女；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教授。
委托人张长江，北京市国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北京铁路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6 号。
法定代表人李树田，局长。
委托人朱敏，女，北京铁路局干部。
一审第三人上海铁路局，住所地上海市天目东路80号。
法定代表人陆东福，局长。
委托人沈国平，男，上海铁路局干部。
一审第三人广州铁路（集团）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中山一路151 号
法定代表人张正清，董事长。
委托人陈唯真，男，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干部。
上诉人乔占祥因铁路旅客票价管理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1）一中行初字第149 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乔占祥；被上诉人铁道部法定代表人的委托人刘莘、张长江；第三人北京铁路局法定代表人的委托人朱敏；上海铁路局法定代表人的委托人沈国平；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委托人陈唯真出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乔占祥认为一审判决没有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全面审查，铁道部所作《通知》未举行听证会，未经国务院批准，违反法定程序；在复议过程中铁道部未履行其转送审查国家计委1960号批复的请求，属不履行法定职责。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撤销铁道部所作《通知》，判决确认被上诉人未履行转送职责的行为违法。
被上诉人铁道部答辩认为其作出《通知》符合法定程序，上诉人提出对国家计委1960号批复的转送请求不符合转送条件，故一审判决正确、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第三人均同意被上诉人铁道部的答辩意见。
在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铁道部所作《通知》的合法性争议和举证、质证的主要内容是：
（1 ）铁道部所作《通知》的法律依据问题。
本院确认被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合法有效，能够证明其所作《通知》符合《价格法》和《铁路法》规定的实行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得到了有权机关的批准。
（2 ）铁道部作出通知的程序合法性问题；
本院确认上述证据对本案没有直接的证明效力，不予采用。
（3 ）铁道部在复议过程中是否存在不履行职责的问题。
本院确认上述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要求成立。
本案认定的事实，有以上证据材料和庭审笔录在案佐证，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本院认为，铁道部所作《通知》，是铁路行政主管部门对铁路旅客票价实行政府指导价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该行为对于铁路经营企业和乘客均有行政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乔占祥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是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的。但在对原具体行政行为提讼的同时一并请求确认复议机关不履行转送的法定职责，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且其在复议申请中亦未提出转送审查的请求，故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该项请求并无不当。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上诉诉讼费80元，由上诉人乔占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王振清
篇3
一、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一)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
1.张晶廷与衡水子牙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125号民事判决书〕
2.范俊杰与亿辰公司侵犯专利权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223号民事判决书〕
3.广东雅洁五金有限公司与杨建忠、卢炳仙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87号民事判决书〕
4.洛阳晨诺电气有限公司与天津威科真空开关有限公司、、天津市智合电器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193号民事判决书〕
5.欧瑞康纺织有限及两合公司与北京中丽制机化纤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中丽制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杭州翔盛纺织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上诉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浙知终字第331号民事判决书〕
6.湖北工业大学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奖励、报酬纠纷上诉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鄂民三终字第109号民事判决书〕
7.蔡绍基与温瀚泉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民三终字第37号民事判决书〕
8.法国SEB公司与广东旗峰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279号民事判决书〕
9.惠州强宏达塑胶用品有限公司与泛爵投资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民三终字第513号民事判决书〕
(二)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件
10.张晓燕与雷献和、赵琪、山东爱书人音像图书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1049号民事裁定书〕
11.华盖创意(北京)图像技术有限公司与哈尔滨正林软件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57号民事判决书〕
12.王巨贤与绍兴市水利局、绍兴神采印刷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13.苹果公司与麦家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民终字第2619号民事判决书〕
14.广州网易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与北京世纪鹤图软件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等侵犯著作权、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3)海民初字第27744号民事判决书〕
15.上海森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天津酷溜正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纠纷上诉案〔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津高民三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
16.白先勇与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等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83号民事判决书〕
17.章曙祥与江苏真慧影业有限公司导演聘用合同纠纷上诉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苏知民终字第185号民事判决书〕
18.肇庆金鹏酒店有限公司与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615号民事判决书〕
19.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与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等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上诉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知民终字第328号民事判决书〕
20.刘爱芳等与覃迅云等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3)桂民三终字第65号民事判决书〕
21.乔天富与重庆华龙网新闻传媒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渝高法民终字第261号民事判决书〕
(三)侵犯商标权纠纷案件
22.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王碎永、杭州银泰世纪百货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24号民事判决书〕
23.浙江喜盈门啤酒有限公司与百威英博(中国)销售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1182号民事裁定书〕
24.希杰(青岛)食品有限公司与延吉美笑食品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纠纷案〔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3)延中民三知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书〕
25.路易威登马利蒂与安徽白马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合肥盛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董党伟、丁姝珣等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合民三初字第203号民事判决书〕
26.美商NBA产物股份有限公司与特易购商业(青岛)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民三终字第143号民事判决书〕
27.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与潍坊雨洁消毒用品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潍知初字第341号民事判决书〕(四)不正当竞争、垄断纠纷案件及其他
28.娄丙林与北京市水产批发行业协会垄断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民终字第4325号民事判决书〕
29.迪尔公司与九方泰禾国际重工(青岛)股份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高民终字第382号民事判决书〕
30.合一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与北京金山安全软件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一中民终字第3283号民事判决书〕
31.北京永旭良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北京泽西年代影业有限公司、北京星河联盟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及泽西年代公司反诉永旭良辰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4)三中民初字第6412号民事判决书〕
32.派诺特贸易(深圳)有限公司与上海派诺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仇刚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3)浦民三(知)初字第483号民事判决书〕
33.威尔德摩德公司与济南慧邦汉默实业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民三终字第98号民事判决书〕
34.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与武汉滚石娱乐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鄂民三终字第395号民事判决书〕
35.杨汉卿、北京新范文化有限公司与恒大足球学校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630号民事判决书〕
36.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川正泰电力电气成套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川知民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
37.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南省大京九种业有限公司等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52号民事裁定书〕
38.敦煌种业先锋良种有限公司、新疆新特丽种苗有限公司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四团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
39.河南金苑种业有限公司与甘肃泓丰种业有限公司植物新品种追偿权纠纷案〔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兰民三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书〕
40.楚雄老拨云堂药业有限公司与云南龙发制药有限公司、楚雄彝族自治州中医院侵害技术秘密纠纷上诉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云高民三终字第89号民事判决书〕
41.泉州市琪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胡国凤、泉州市南安特易通电子有限公司、林家卯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闽民终字第960号民事判决书〕
二、知识产权行政案件
(一)专利授权确权案件
42.斯倍利亚株式会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专利无效行政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知行字第84号行政裁定书〕
43.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与王伟耀、福田雷沃国际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实用新型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知行字第92号行政裁定书〕
(二)专利侵权行政处理案件
44.覃德元与宜昌市知识产权局等不服专利侵权行政处理决定纠纷上诉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鄂知行终字第1号行政判决书〕
(三)商标授权确权案件
45.采埃孚转向系统有限公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台州汇昌机电有限公司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行提字第2号行政判决书〕
46.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商标争议行政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高行终字第1696号行政判决书〕
47.上海城隍珠宝有限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商标争议行政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高行终字第485号行政判决书〕
(四)商标行政处罚案件
48.江苏祥和泰纤维科技有限公司与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行政处罚纠纷上诉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苏知行终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
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篇4
71号文共对涉路的32个户主作出了5项处理决定，主要内容为：1.接受土地补偿或政府统一安置的，依照已下发的澄府（1998）138号、141号文执行。即个人原在华兴路范围内有面积90平方米宅基地的，在原地予以安置一格宅基地，个人必须交3.5万元道路设施分摊费。2.对不接受安置的，视其实际情况处理：①持国有土地使用证的，收回土地使用权，注销土地使用证。②属于集体土地而擅自买卖的，没收非法买卖土地所得，并按30元/m2予以罚款；历次清房中，已经予以罚款处理的，原罚款不足30元/m2的，按差额部分补罚。③异地对上述两种情况的户主给予相等面积的宅基地安置。3.对户主王家林的房屋不再拆迁与征用，已交付的4万元道路设施分摊费给予退还，靠近华兴路部分空地由政府征用，其补偿价为444.44元/m2.原告对被告将其小屋拆除后的土地当作空地，以444.44元/m2予以征用不服，与其他2名户主一起对71号文提起行政诉讼，另外有3名户主对71号文也提起诉讼，请求撤销71号文。澄行法院将两案合并审理，于1999年12月2日作出了（1999）澄行初字第10号行政判决书（下称第10号判决书），认为71号文对个人采取在原已取得的宅基地上安置，要求户主缴交3.5万元，没有法律依据，所有的5项决定均不能提供任何法律依据，其行政行为法律依据不足，故判决撤销71号文，由被告重新作出处理。
判决生效后，被告一直未重新作出处理，造成原告的部分宅基地处于未定状态，已交付给第三人侨发公司，且被告在71号文中已答应退还的4万元道路设施分摊费，没有了生效的行政决定拘束，被告及第三人又不肯主动退还，原告于2001年2月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001）海南民终字第376—1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原告4万元道路设施分摊费的收取，是澄迈县政府的行政行为所致，不属民事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原告在民事诉讼无法解决，被告又长期拖延不重新作出处理决定的情况下，于2001年11月27日书面申请被告执行法院判决，同时向澄迈法院申请督促被告处理。澄迈法院于2001年12月3日向被告发出了司法建议，被告仍未重新作出处理。原告于2003年4月29日，以被告行政不作为向澄迈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限时被告重新作出处理决定；2.判令被告及第三人赔偿因被告不作为造成原告已交付的4万元道路设施分摊费损失。
本案能否以行政不作为立案，并由此判令被告限时履行法定作为的职责，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被告拒不履行法院重新作为的生效判决，原告应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第10号判决书，在判决撤销71号文时，已判令要求被告履行职责，重新作出处理。本案原告起诉被告不作为，在第一项请求中，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依法履行职责，重新作出处理决定，是一种重复起诉。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应不予受理。原告只能提出强制执行申请，要求法院执行第10号判决书的判决结果。而第二项赔偿请求，因原告4万元道路设施分摊费的损失，与被告是否履行重新作为的法定职责不存在因果关系，原告应依法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解决。至于原告因第三人侨发公司收取4万元道路设施分摊费纠纷，则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应驳回原告的起诉。
另一种意见认为，应以行政不作为立案，判决被告限时履行职责，并承担不作为赔偿责任。笔者倾向这种意见，理由是：1.原告从未因被告的不作为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不是重复起诉。虽然在第10号判决书的判决结果中，已判决要求被告履行作为职责，但这次诉讼所诉的对象是被告处理建路问题的具体行政行为，诉请的事项是要求法院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而本次诉讼，是原告对被告未履行重新作为的法定职责的不作为行为不服而提起诉讼。虽然前后两次判决结果中，都含有要求被告重新作出处理的内容。但本次诉讼，原告增加了要求被告重新作出处理决定的时限。因此，两次诉讼针对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同，判决要求被告重新作出处理的相同款项中，已增加了履行时限的新内容。不能说是重复起诉。
2.原告两次诉讼的诉请和目的不相同，前一次诉讼是要求法院撤销被告建路处理决定。而本次诉讼是由于被告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不履行法定职责，使问题拖延四年之久未得到处理，导致原告的宅基地处于不确定状态，不能依法使用，4万元道路设施分摊费无法退还。诉请中既要求被告限时履行法定职责，同时要求被告与第三人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返还4万元道路设施分摊费。为解决这些诉请问题，实现诉讼目的，只能通过起诉行政不作为解决，而不能通过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解决。因为第10号判决书结果只有撤销71号文，要求被告重新作出处理，并没有可供执行的具体内容。被告拒不履行重新处理职责，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法院依法只能对行政机关提出司法建议，处以罚款，扣划存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这些制裁措施，只是对拒不履行生效裁判的行政机关和相关责任人，作出建议或进行相应处罚，并不能强制被告作出决定，原告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根本解决不了诉请的问题。
3.原告尚不具备单独提起行政赔偿的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4）项规定：“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因被告决定在原地安置宅基地的户主，必须每格交3.5万元。原告按此要求向投资建设的第三人交了4万元原告有两格房子，应交7万元。第三人按被告决定收取原告4万元的行为，虽然在71号文中已决定退还，但71号文有多项违法决定，已被法院的第10号判决书撤销，要求重新作出处理。而直至原告起诉，被告并未重新作出处理。至此，尚没有任何一个职能部门对收取4万元的行为是否合法，是否应予退还予以确认。依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显然不能单独提起赔偿诉讼。退一步说，如果可以单独提起国家赔偿诉讼，只能解决4万元道路设施分摊费的争议问题。原告对被告拆除其小屋后，当作空地征用等争议问题就得不到全面解决。不能要求原告将同一行政行为中争议的问题，割裂成请求强制执行和国家赔偿等多个单个问题去起诉解决，这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徒增当事人的诉讼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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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案范围
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是审判实践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之一。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7月颁发的《关于贯彻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受案范围的规定，采取的列举式和概括式相结合的方法，在列举规定受案范围的同时，还概括的规定了“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行为也属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2000年3月1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受案范围表述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从《解释》与《若干意见》的规定进行比较来看，应当说《解释》的规定明显的扩大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解释》没有限制涉及人身权、财产权之外的权利的可诉性，没有对可诉行为的概念进行司法界定，给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认定被诉行为是否可诉，是否属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提供一个比较广阔的空间。依据《解释》的规定，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从总体上应当把握为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行使公权力的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事实行为和不作为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未被列举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的，均应属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虽然在审判实践中遇到情况千变万化、错综复杂，但在受案范围上要严格执行《解释》规定，依法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诉权。对符合受理案件的起诉，法院不得拒绝受理。但对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案件，要慎重处理。对具有高度政治性或政策性，不能或者难以进行合法性判断的案件，对行政机关在非典期间采取的涉及防非典紧急措施的案件，可暂不受理。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案件也暂不受理。
2、起诉期限
审判实践中容易出现问题的是对《解释》有关起诉期限的理解。以下四点应当同统一认识：
一是《若干意见》与《解释》规定的起诉期限的衔接。《若干意见》第35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当事人的诉权和起诉期限的，其起诉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一年。《解释》于2000年3月10日施行，《若干意见》同时也废止。《解释》规定的起诉期限除第四十二条外，不溯及即往。即按《若干意见》规定的最长期限在2000年3月10日起诉时已届满的法院不予受理，2000年3月10日起诉时未届满的，则按照《解释》规定的起诉期限计算。
二是《解释》规定的起诉期限的溯及力。《解释》第四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之日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在适用本条规定时，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本条只适用于不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的情形，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但不知道诉权和起诉期限的只能适用《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的“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的起诉期限。二是不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20年、5年的最长起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2002）行他字第6号答复，其起诉期限是具有溯及力的。三是溯及的起点是行政诉讼法的实施之日，即1990年10月1日。行政诉讼法实施前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也只能依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和政策执行，而不能适用《解释》的四十二条规定。
三是对《解释》规定起诉期限表述的理解。《解释》第四十一条、四十二条对起诉期的起算均表述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表示实际上是一种自认和推定，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诉权，除非被告已提供证据能够充分证明原告实际知道起诉期限外，一般可以原告的自认或法院的推定来具体把握起诉期限。
四是对告知期限和法定期限的选择。行政主体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告知相对人起诉的期限少于法律规定的期限的，依照法律规定的期限执行。告知的起诉期限大于法律规定的期限的，按告知期限执行。
3、裁定和判决的适用
在审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是，有的法院对处理程序问题采用判决形式，如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或所诉被告主体资格不适格；有的法院在一份判决文书中既处理程序问题又处理实体问题。根据《行政诉讼法》和《解释》的相关规定，裁定解决的是诉讼程序推进中的问题，判决解决的是被诉行为是否合法和原告的诉讼请求能否支持的实体问题。对裁定适用的范围，《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和《解释》第四十四条列举的情形共有十五项。对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的，《解释》第三十二条也规定为了两种裁定形式。一是在七日内裁定不予受理。二是七日内不能决定是否受理的，应当先予受理，受理后经审查不符合起诉条件的，裁定驳回起诉。判决是在诉讼程序已无障碍的前提下解决当事人争议的权利义务，主要涉及被诉行为是否合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主张是否支持。
4、裁定撤诉后原告又起诉法院能否受理
裁定撤诉分为原告申请撤诉和按自动撤诉处理两种情况。申请撤诉是原告对自己诉权的处分，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诉后原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的，法院不予受理。准许撤诉的裁定确有错误的，应当按审判监督程序处理。裁定按自动撤诉处理有三种不同的情形，一是原告未按规定的期限预交案件受理费，又未办理减、免、缓的手续。二是经合法传唤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三是到庭后未经法庭准许中途退庭的。对第一种情形《解释》第三十七条规定只要原告再次起诉是在法定的起诉期限内，并依法解决了诉讼费问题，人民法院对其起诉应予受理。对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出庭后未经准许中途退庭，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后原告再起诉能否受理，《解释》对此未作规定。我们认为未预交诉讼费的案件，属于人民法院对案件还未正式立案，而拒绝出庭和中途退庭的案件是人民法院已经立案并进入了审理程序，二者的情形是不相同的，因此从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正常的审判秩序来看，对拒绝出庭和中途退庭，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后原告再起诉的，我们倾向于依照《解释》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即按审判监督程序处理。现在有的法院对这种情况在原告再行起诉时直接受理，并作出实体判决，缺乏法律依据。
5、案件受理的前置程序
在审判实践中，对复议前置程序都把握得比较好，但对原告应先向被告提出申请和由被告先行处理的前置程序未引起重视，在上诉案件中也是原审被告经常抓住不放的问题。案件受理的前置程序是指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提起诉讼时的必经程序，未经过该程序的法院不得受理。根据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案件受理的前置程序主要有：一是复议前置程序。如治安行政处罚、自然资源确权行政处理等。二是向被告提出申请前置程序，如颁发许可证、执照、资质证等。该程序只涉及诉被告应申请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对于被告依法应当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不适用该前置程序。三是由被告先行处理前置程序。该前置程序只适用于单独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案件。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必须是加害的具体行政行为已被确认违法，原告仅就赔偿问题提起的诉讼。如某公安机关对原告作出拘留决定后，认为该拘留决定不合法已予以纠正。原告被拘留期间的赔偿问题就应当由原告先向公安机关申请赔偿，原告在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后，公安机关对申请赔偿作出决定，或公安机关在接到申请后两个月届满不作答复的，原告才能提起诉讼，没有经过该程序直接提起的诉讼，法院不受理。
6、对被诉行为的合法性审查
审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是：有的对被诉行为是否合法未进行全面审查；有的只用一句原则的话一笔带过；有的在判决书的表述中层次不清或颠倒顺序，未突出行政审判的特点。《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这是行政案件与刑事、民事案件的显著区别所在。就一般的行政案件而言，具体行政行为是原告起诉的标的，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般也是针对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或是因具体行政行为而派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因此，审理一般的行政案件首先应对被诉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合法的行政行为一是形式要合法：要依照法定形式作出行政行为。二是内容要合法，包括行使的职权必须有合法的依据。三是程序要合法，程序必须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四是证据要合法，认定违法行为的事实有合法有效的证据。五是处理、处罚的种类、幅度要符合法律规定。六是处理后依法应当告知复议权、起诉权，并依法送达。法院对被诉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对外它是通过判决书的形式来具体体现的，因此，在判决书中首先应对争议的被诉行为是否合法，依据事实和法律逐项作出判定，然后再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支持阐述依据和理由。
7、被告举证期限
《解释》和《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被告的举证期限均作了明确规定，即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审判实践中，有的法院对被告逾期举证仍予以采纳，在原告提出质疑时，法院以被告有口头申请和法院以口头同意为由帮被告说话，这种作法不仅违背了司法解释的规定，也反映了法院执法不公，在适用该规定时，我们应注意把握以下几点：一是被告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无正当理由不举证的，应由被告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二是被告有正当事由需要延期举证的，应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法院经审查，是否准许，应书面答复被告。三是准许被告延期举证的，法院应告知同案的其他当事人。
篇6
第二条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医疗事故报告制度。
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健全重大医疗过失行为和医疗事故报告制度。
第三条医疗机构发生或发现重大医疗过失行为后，应于12小时内向所在地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报告。报告的内容包括：
（一）医疗机构名称；
（二）当事医务人员的姓名、性别、科室、专业、职务和/或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三）患者姓名、性别、年龄、国籍、就诊或入院时间、简要诊疗经过、目前状况；
（四）重大医疗过失行为发生的时间、经过；
（五）采取的医疗救治措施；
（六）患方的要求；
（七）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内容。
第四条重大医疗过失行为导致3名以上患者死亡、10名以上患者出现人身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立即向所在地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立即逐级报告至卫生部；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医疗机构发生上述情形的，还应当同时逐级报告至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报告的内容包括：
（一）医疗机构名称；
（二）患者姓名、性别、年龄、国籍、就诊或入院时间、简要诊疗经过、目前状况；
（三）重大医疗过失行为发生的时间、经过。
第五条医疗事故争议未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由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的，医疗机构应当自协商解决之日起7日内向所在地县级卫生行政部门作出书面报告。报告的内容包括：
（一）双方当事人签定的协议书，载明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和医疗事故的原因、双方当事人共同认定的医疗事故等级、医疗过失行为责任程度以及协商确定的赔偿数额等；
（二）协议执行计划或执行情况；
（三）医疗机构对当事医务人员的处理情况；
（四）医疗机构整改措施；
（五）对当事医务人员的行政处理建议；
（六）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内容。
第六条医疗事故争议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确定为医疗事故，双方当事人协商或卫生行政部门调解解决的，医疗机构应当在协商（调解）解决后7日内向所在地县级卫生行政部门作出书面报告。报告的内容包括：
（一）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
（二）双方当事人签定的协议书或行政调解书，载明协商确定的赔偿数额；
（三）双方当事人签定的或行政调解达成的协议执行计划或执行情况；
（四）医疗机构对当事医务人员的处理情况；
（五）医疗机构整改措施；
（六）对当事医务人员的行政处理建议；
（七）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内容。
第七条医疗事故争议经人民法院调解或者判决解决的，医疗机构应当自收到生效的人民法院调解书或者判决书之日起7日内向所在地县级卫生行政部门作出书面报告。报告的内容包括：
（一）人民法院的调解书或判决书；
（二）人民法院调解书或判决书执行计划或者执行情况；
（三）医疗机构对当事医务人员的处理情况；
（四）医疗机构整改措施；
（五）对当事医务人员的行政处理建议；
（六）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内容。
第八条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将上一年度本辖区内发生医疗事故的有关情况汇总，于3月31日前上报至卫生部（见附表）；其中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医疗机构发生的医疗事故，也按附表要求汇总后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上报的内容包括：
（一）按医疗事故等级统计的医疗事故数量；
（二）按医疗事故等级和解决途径（双方当事人协商、行政调解和民事诉讼）统计的医疗事故数量；
（三）按医疗事故等级和医疗过失行为责任程度统计的医疗事故数量；
（四）按医疗事故等级和首次鉴定、再次鉴定、中华医学会组织鉴定统计的医疗事故数量；
（五）按医疗事故等级和医疗机构类别统计的医疗事故数量；
（六）按医疗事故等级统计的医疗事故赔偿总金额，个案最高赔偿金额、最低赔偿金额；
（七）按医疗事故等级和行政处理方式统计的对医疗机构的行政处理情况；
（八）按医疗事故等级和行政处理方式统计的对医务人员的行政处理情况；
（九）卫生部规定的其他内容。
第九条卫生行政部门违反《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本规定的，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处理，并予以通报。
第十条医疗机构违反《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本规定的，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并予以通报。
第十一条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本规定确定本辖区医疗事故的报告内容、程序和时间。
篇7
一、当前民事案件判决不当存在的问题
所谓“判决不当”，是指人民法院对某一案件作出判决、裁定或调解后，其判决、裁定、调解的内容事实上存在着不合情理或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但由于当事人不善于行使自己的上诉诉讼权利（一些当事人不懂法或经济困难使案件一审判决后发生法律效力）或上诉后二审法院对案件不做实际调查，对法律片面理解等原因使判决、裁定、调解的法律文书发生法律效力，但事实存在错误。目前，从我院执行的一、二审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存在着判决不当的问题不少。司法实践中大致存在下面几方面的问题：
（一）判决书的主文及判决实体内容错别字多，文不达意，造成双方当事人对判决主文内容引起争议。如：邢甲诉邢乙侵占土地使用权纠纷一案，判决邢乙应将南北长8.2米，东西长16米范围内的土地退还邢甲使用，而实地丈量南北方向长度为16米，东西方向为8.2米，把“南北”误写成“东西”，土地位置颠倒引起双方的争议。
（二）判决的标的物与实际执行的标的物不符，其判决的数量与实际数量不相称。如莫某诉庄某离婚纠纷一案，夫妻共有房屋实地执行清点有8间（以隔墙一门一间），一审判决认定10间，二审判决书却认定为10眼，文字表述不一致，房屋的面积在判决书中没有体现，判决内容与实地也不相符。
（三）判决内容超越职权，将行政职能部门的行政权限写入判决书主文。如某市储运公司诉陈某房屋买卖纠纷一案。判决原告某市储运公司一个月内为被告陈某办妥房产证，陈某一个月内付清房款。但是，房产证的办理期限是房产管理部门的职权，结果原告未能在此期限内办好房产证。执行中，被执行人陈某以申请执行人某市储运公司逾期办证为由拒付房款，并提出逾期办证的迟延金，否则不给付房款。
（四）履行行为的判决有悖于法律的本意。有些婚姻纠纷或合同纠纷的案件，判决某时间内夫妻双方重新对共同经营的摊位经营权进行投标经营或判决双方对原合同进行完善。但由于诉讼当事人双方本身已产生矛盾，判决双方自觉完善合同的行为已不可能，投标经营权（一方当事人故意嫉妒另一方的缘故）时，夫妻一方故意回避，使判决本身失去了意义。如钟某诉叶某离婚纠纷一案，判决内容有两项，其中一项就涉及投标经营权的执行事项。结果一方不同意投标而使执行无能为力。
（五）达成调解协议的生效调解书有悖法律的规定，或随意调解，片面调解结案。由于个别法官不善于把握调解的原则，把一方违法要求计息的额度（如超出银行计息的4倍计息）让另一方接受，另一方由于法律常识上的缺陷而接受。个别婚姻纠纷案件，由于给付经济帮助款没有法律规定限度，当一方无限提高经济帮助款项时，法官接受了一方提出的要求而忽视了另一方，使其一方被无奈地接受。如黎某和李某离婚纠纷一案，判决双方均抚养一个孩子，而双方均为农民，在调解书的内容中，黎某却要给女方李某支付12000元的经济帮助款，调解本身有显失公平。执行中黎某既可履行能力，又可供执行的财产。
二、导致判决不当的原因
实践中，导致判决不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的因素，归结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对法律文书（包括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的审核不严。个别审判人员由于案件多，事情繁忙，工作责任心不强，忽视审理阶段的环节，忽略法律文书的制作，法律文书进入打印送达阶段，缺少校对审查，结果将带有错别字或判决内容词不达意的法律文书送达到当事人手中，导致当事人的异议。
（二）个别审判人员审判业务不熟练，审理案件的综合判断能力不高。如对一案件，从审理查明到对案件认识到下判，还不能够全盘考虑问题，还未能认识到对个案判决在执行时是否能够实现。如对行政职能部门职权范围内行使的业务，将其作为当事人一方在一定期限内去行使运作，说明这些审判人员还未真正懂得法律规范和行政规范的范围的区别，从而使判决内容超越职权。
（三）主管案件的院、庭领导对案件的审批把关不严，是导致带有“毛病”的法律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难以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案件的审批，院、庭领导因分管庭室工作过多，无暇顾及，思想上往往认为案件已经过审判合议，不会存在什么问题，忽视了详细审阅，从而使本有问题的法律文书进入生效期。为执行工作埋下了“祸根”。
（四）片面适用法律，机械套用法律条文，不尊重客观事实，放弃本质分析，因而使判决或调解的结果脱离实际，造成裁判不可执行。
三、对执行工作造成的影响
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律凭证，也是当事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尚方宝剑”。法律文书的每一句每一字，都关系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法律文书的公正、合情、合理、合法与否，直接关系到案件的执行，关系到人民法院和法官的形象。近年来，由于案件判决不当或法律文书错别字多等原因，严重影响法院的执行工作，给执行工作带来阻力。一是法律文书中错别字的存在，不仅失去法律的尊严和权威，而且在执行中易引起双方当事人各说各的理，断章取义，互相争吵，使执行工作陷入窘迫的境地。二是涉及执行行为（如判决完善合同，夫妻双方投标经营摊位）的案件，由于合同产生的案件必须遵循双方自愿的原则，一旦一方未能达成承诺，合同就无法签订。执行完善合同的案件也如此，一方不愿意继续完善合同，案件便无法着手执行，如果强制执行也违背了合同签订的双方自愿原则。夫妻投标经营权的案件也是如此，由于判决双方投标是法律行为，并非双方当事人的意思。因此，在执行中，当一方不同意投标时，案件就感到束手无策。三是判决内容与实际执行标的物不相符的执行，由于一方当事人坚持依判决内容执行。实际只有8件的执行物，判决确认10件，使执行工作无法满足双方要求，使执行工作被迫停止。四是超越职权范围的判决案件。被执行人在判决书规定的期限内不完成其某种行为，而申请执行人要完成的行为则是由行政职能部门完成的。执行中，被执行人提出申请执行人在判决的时间内不完成某种行为，应对其支付迟延履行的违约金。因此，致使执行工作举步维艰。前述某市储运公司诉陈某房屋买卖纠纷一案就是一例，此案由于判决不当，被执行人一直向省、市人大、中院提出异议，多次对本案的执行纠缠不休，至今无法执结。五是超出法律规定或不合情理的调解案件。由于计算利息或支付的款项不合法，被执行人提出异议，而其异议又是客观实在的，合理合法的。因此，案件只能“搁浅”，或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既延长了执行期限，又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四、几点建议
鉴于上述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以及对执行工作的影响，笔者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加强审判人员的业务培训，力求全面掌握常用法律法规（包括行政法规知识），提高政策水平，扩大法律知识面，增强驾驭庭审的能力和判断能力，丰富社会知识和经验。
（二）完善对案件的审判和管理制度，主管案件的院、庭长，要认真负起监督作用，严格把好质量关，真正建立起错案追究制度。
篇8
原告：许兴吉，男，1956年出生，汉族，无业。
被告：海南省海口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王法仁，市长。
第三人：林开兴，男，1932年10月出生，汉族，无业。
第三人：潘瑞琼，女，1910年出生，汉族，无业。
1964年，林开兴向任绍道购买了海口市义兴街48号房产，同年12月23日，林开兴通过海口市房地产管理局以市房买告字第15号通告在《海南日报》上声明购买任的房屋是包括前庭地。1987年5月，许兴吉又向林开兴购买该房产。1995年许兴吉办理了该房产权证，使用范围包括前庭地，由于许兴吉与林开兴1996年因该房产发生纠纷诉至法院，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1997）海口房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该房产归许兴吉所有。1997年，许兴吉因邻居潘瑞琼其前庭地上空非法搭建阳台，向法院提出排除妨碍的诉讼，新华法院和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了（1997）新民初字第368号和（1997）海中法民终字第270号判决书，判决潘瑞琼拆除非法搭建。同年12月许兴吉申请执行。以上事实可以证明许兴吉拥有义兴街48号前庭使用权。1998年，潘瑞琼认为海口市土地管理局在办理土地使用证时，其核发的国用（1993）字第1592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和同月为林开兴核发的国用（1993）字第1592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关于前庭的界址标定有误，错把两家共有的前庭划给林开兴独家使用，侵犯其土地使用权，而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没有把许兴吉列入第三人。该案由于国土局同意变更土地使用证，潘瑞琼撤诉。1998年9月9日，海口市政府下达了《关于收回第1592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更正的通知》，并登报予以公告，限令林开兴于1998年9月14日前将1592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交回海口市国土海洋资源局，但林开兴未交回该国有土地使用证。1998年9月18日，海口市政府制发了市地权（1998）第015号处理决定，注销了第1592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1998年10月26日，海口市政府作出市土权（1998）016号处理决定，处理了林开兴与潘瑞琼的土地争议，认定双方共同享有该争议地的使用权。许兴吉认为该处理决定关系到自己的权益，与林开兴的实际利益无关，该《处理决定》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而诉至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原告诉称：海口市义兴街48号房屋计二眼平房一间、厨房一间及前地系原业主林开兴1987年出卖给原告，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海口房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在案，原告领取了该房屋所有权证。被告海口市人民政府于1998年10月26日在《海南日报》上刊登其作出的《处理决定》：林开兴和潘瑞琼共同享有争议地（指义兴街48号房屋的前庭）的土地使用权，原告认为该《处理决定》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原告持有《房屋所有权证》和林开兴《国有土地使用证》均载明海口市义兴街48号房屋南面前庭庭长1.3米，宽6.8米，邻居潘瑞琼在原告前庭地上空建了阳台，被原告诉至法院，法院判令潘家拆除搭建的非法建筑物，这些证明该前庭系原告所有。《处理决定》推翻生效的判决书，程序违法，对抗生效的判决书，其行政行为无效。从历史事实方面看，《处理决定》违背历史，是错误的，海口市义兴街48号房屋是林开兴1964年从原业主任绍道家承买过来的，同年12月23日，林开兴通过海口市房地产管理局以市买告字第15号通告在《海南日报》上声明购买任的房屋是包括前庭地。海口市国土局有1993年10月办理给林开兴第1592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上载明包括前庭地在内的用地面积为95.48平方米。同年同月海口市国土局办理给潘家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上载明的用地面积50.59平方，其中建筑占地50.59平方米，即土地使用范围北至自己房屋的北墙，潘家对此亦没有任何意见。1995年7月，海口市房屋管理局根据林开兴的产权登记申请张贴《产权通告》。潘家也不提出任何异议。同年10月，原告依法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取得政府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证上载明用地范围是包括前庭地。几十年来，潘家对海口市义兴街48号房地产未主张任何权利，对自己的土地使用权登记以及房产权证登记面积，四至范围也未有异议，海口市土地管理局却认为她提出重新确认与原告义兴街48号房屋土地使用权界址的申诉理由成立，显见违背历史事实，是错误的。故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该《处理决定》，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被告辩称：1997年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的（1997）海中法民终字第270号民事判决生效后，潘瑞琼不服，不断向海口市人民政府和土地管理部门提出申诉，认为国有（93）字第1592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中关于争议地的界定有误，错把两家共用的前庭划给林开兴独家使用。海口市土地局经认真调查，发现确实有误。1998年9月9日海口市人民政府下达《关于收回第1592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更正的通知》，1998年9月18日，制发市土权（1998）第015号处理决定，注销了第1592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许兴吉的第24088号的房屋产权证及林开兴的1592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失去意义，不具有证明力。请求维持016号处理决定。
「审判
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原告许兴吉于1987年5月向第三人林开兴购买海口市义兴街48号房产办理了房产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所作的（1997）海口房终字第3号判决和林开兴的出卖房屋契约以及许兴吉的房产证证实了该房产包括前庭地，并将该房产确认给了原告许兴吉。原告一直在管理和使用该前庭，1997年，原告因潘瑞琼在其前庭地上空非法搭建阳台，向法院提出排除妨碍的诉讼，一、二审法院均认为原告享有前庭地的使用权，潘瑞琼构成侵权。现被告提出潘家和林家共同使用该前庭地的理由不充分。又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时，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房屋及其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不能分离，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必须属于同一主体。因此，被告提出的房、地分开的观点不予支持。原告既根据买卖契约、房产证及生效的判决取得争议地权属，被告所作的《处理决定》已与该判决相违背，且与法不符，据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琼高法（民）复（1990）2号文《关于宅基地纠纷案件正在法院审理期间，县政府可否对该土地权属纠纷作出处理决定的批复》，“在人民法院审理期间，人民政府如发现自己原来的处理决定有错误，可向人民法院提出建议性的处理意见，而不要再对当事人的争议作出新的处理决定。”“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归属最终以人民法院的裁决为准”。本案中虽有被告提供的海口市国土海洋资源局关于建议终止执行（1997）海中法民终字第270号民事判决书的函，但并没有出示法院的中止执行裁定。（1997）海中法民终字第270号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被告所作《处理决定》的内容与该判决的内容相冲突，程序违法，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一目、第三目之规定，该院于1998年12月29日作出如下判决：
撤销被告海口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市土权（1998）016号文《关于林开兴和潘瑞琼土地争议一案的处理决定》。
一审宣判后，海口市人民政府不服，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且程序违法，不应受理许兴吉的起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被上诉人许兴吉则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上诉人许兴吉向第三人林开兴购买座落在海口市义兴街48号房屋后，该房屋产权所有证上载明，使用土地包括前庭地，其一直在管理使用。也业经人民法院民事判决确认许兴吉享有使用权。第三人潘瑞琼建造的房屋使用的土地是属原业主任绍道所持有的房地产所有证范围内（即房屋前庭地）使用的土地应为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房地产转让、抵押时，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任绍道将房屋转让给林开兴，林开兴已享有该庭地的使用权，林开兴又将房屋转让许兴吉，许兴吉同样享有该庭地的使用权，不可非议。且潘瑞琼的房屋南面临街，直接出入，不存在用许兴吉享有使用权的前庭地作为通道。1993年10月以潘瑞琼和林开兴之名申请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管理部门是经过实地调查丈量核准登记后以市人民政府盖章颁发，是正确有效的，确定使用面积是客观的。现上诉人海口市人民政府认为争议之地为潘瑞琼与林开兴共同使用，而作出市土权（1998）016号《处理决定》，是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林开兴实际上已将房屋转让给许兴吉，将林开兴列为当事人进行处理也是不恰当的，且明显与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相悖，被诉的《处理决定》的内容与人民法院判决书的内容相冲突，未考虑行政权应服从司法权基本原则，属程序违法，侵犯了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原审原告许兴吉的请求应予支持，原审判决撤销，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该院于1999年3月29日作出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该案一审法院判决撤销行政决定，二审维持原判，是正确的。这是由于：
一、行政行为不能对抗生效的判决
1997年12月11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国用（93）字第1592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以（1997）海口房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许兴吉享有海口市义兴街48号1.3米长，6.8米宽的前庭土地使用权。1998年9月18日，海口市人民政府却下发了市土权（1998）第015号处理决定，注销第1592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1998年10月26日，市政府作出市土权（1998）016号处理决定，处理了林开兴与潘瑞琼的土地争议，认定双方共同享有该争议地的使用权。
显然，该016号《处理决定》与海口民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冲突。判决在前，《处理决定》在后，谁产生最终效力呢？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高法（民）复（1990）2号文《关于宅基地纠纷案件正在法院审理期间，县政府可否对该土地权属纠纷作出处理决定的批复》，在人民法院审理期间，人民政府如发现自己原来的处理决定有错误，可向人民法院提出建议性的处理意见，而不要再对当事人的争议作出重新的处理决定。“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归属最终以人民法院的裁决为准”。由此可推出，人民法院判决后，人民政府更不能对同一事实重新作出新的处理决定。生效的判决具有最终法律效力，行政权应服从于司法权，行政行为对抗法院生效判决时自动失效。所以该案中行政行为不能对抗生效判决，海口市人民政府不能亦不应直接就同一土地使用权作出与法院裁决相悖的处理决定。
篇9
摘 要：判前说理与判后答疑是地方法院为抑制涉诉而进行的创新，其增强判决的可接受性、增加判决的透明度，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促进实体公正等价值应予肯定。从实践情况看，这两项制度还存在不少需完善之处，应从适用范围的扩大，判前说理、判后答疑与判决书说理的协调等方面予以完善。
关键词：判前说理；判后答疑；心证公开；判决书说理
中图分类号：D915 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7）04-0060-04
近年来，涉诉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为缓解这一现象，一些地方法院开始在判决书说理之外探索新路径，寻求如何增强判决的可接受性，判前说理、判后答疑等开始出现。最高法院吸收了地方法院的改革经验，在2005年底的全国立案审判工作会议上，有关负责人要求各地法院推广判后答疑的做法，以期缓解涉诉问题。这项工作今年已在各地陆续展开。
上述改革源于涉诉的压力，改革的目的也是相当功利的，而最高法院的改革方案则几乎是选择了地方法院不同做法中优点最少的一种，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功利性。从司法规律上看，地方法院改革的创新意义是不容否认的，某些方面已领先于理论界的关注，但由于出发点的功利性，制度本身的价值并没有为实务界所充分认识，妨碍了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因而，对这些改革措施的意义、不足及完善方向进行深入研讨是必要的。
一、判前说理与判后答疑的概念
判前说理与判后答疑作为地方法院在实践中自发推出的改革举措，各地做法并不一致。大体说来，所谓判前说理（又称判前评断），是指法官在庭审过程中的一种言词说理，它区别于判决书中的书面说理。具体地说，判前说理是指法官针对当事人的主张及答辩，用浅直通俗的语言向当事人阐释其证据确认的思维过程、判决结论赖以形成的逻辑推理过程以及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详细理由。判前说理的时间，有两种做法：一是在审判整个过程中，法官随时针对有关问题进行解释说明；二是在审判结束后，判决作出前，法官对审判情况进行总结说明。相对于第二种做法，第一种做法包含了后者，说理的时间范围更广泛，在司法上价值意义更大。在下文的讨论中，无特别说明，即指第一种含义。
所谓判后答疑，有两种理解：一是指法院裁判文书生效后，当事人在申诉、申请再审期限内，对生效裁判提出异议、疑问的，原审判庭针对当事人提出的问题，就裁判有关的程序适用、事实认定、裁判结果及理由等向当事人作的解释、说明。这是最高法院向全国推广的判后答疑制。二是指案件宣判后，对判决书搞不懂或对判决有异议的当事人，承办法官应向其当场解答；当事人事后申诉、申请再审的，由原承办法官与立案法官共同接访。二者比较，后者不但包括事后的答疑，还包括宣判时当场答疑，更能及时化解当事人的疑虑，下文采用第二种含义。实践中一些法院还实行一种判后诠释制度，其与判后答疑的第二种含义基本一致。
二、判前说理与判后答疑的司法价值
《全国法院立案审判工作座谈会》关于推广判后答疑制度时提出，从根本上提高的初访接待成功率，防止产生重复访、越级访、老户访，防止矛盾激化，更好地落实司法为民，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由此可见，抑制是判前说理制的目的和生成的直接动因。实际上，它们的司法价值远不止此。正因为缺乏对制度功能的全面认识和定位偏差，没有从法官心证公开和心证合理性保障的角度认识和操作这些制度，它们的功能没能得到全面发挥，最高法院也没能做出最优选择。
这两种制度应有的制度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增强判决的可接受性。通过设计、运行正当性的程序增强结果的可接受性是司法区别于行政等强制纠纷解决方案的重要区别点。无论是判前说理还是判后答疑，都是以法官与当事人对面、直接交流的方式，将法官对案件事实、证据、相关法律的认识晓谕当事人，有着判决书说理不具有的优势。判决书的书面性，一方面有利于法官深思熟虑、遣词造句，简洁、完整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另一方面，判决书的逻辑完整性追求、法谚法语的运用及书面语言理解可能产生的歧义性也会损害判决书的可理解性，特别是当前我国公民法律意识普遍不强，更容易出现法官意旨与当事人理解的差异。因而，通过法官与当事人面对面的交流，即时解答当事人的困惑，对增强判决的可接受性显然是有益的。这也是上述制度产生的本源所在。
二是增加审判的透明度，提高法官的责任心，保障心证的合理性。相对于判决书的概括性表述，判前说理与判后答疑所需要的对面交流将使法官直接面对当事人的诘问，法官心证的合理性将直接面对当事人的审查，试图以概括的、含糊的语句掩饰某些不当考虑的做法更可能暴露于阳光下。特别是审判过程中的说理，使法官的心证全过程暴露于当事人的监督之下，如果法官对事实、证据、法律适用无法作出令当事人信服的说明，将可能是当事人上诉或寻求其它救济渠道的重要诱因。正如一位法院负责人所指出的：“在‘判前说理’制度下，法官心里藏不住私情了，法官在法庭上陈述的观点是否公正一目了然，其不敢也不可能公开地表达偏袒某一方的不公正观点，这对杜绝‘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促进司法公正，称得上是一次有益的深层次实践”。同时，对面交流的压力也促使法官谨慎、周全地考虑可能的处理方案，欲说服别人，必先说服自己，这有助于进一步增强法官的责任心。
三是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促进结果实体上的正确性。当事人参与程序进行，不但指形式化的在场，还要求当事人能有效参与程序进行，对裁决结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而当事人对程序的有效参与，重要一点是明确行动的方向，当事人是否应举证、应举何种证据，以影响法官心证向己方作有利变化为必要，如果法官刻意隐瞒自己的心证，可能使当事人形成误解，该做而未做，不应做而做，难以有效行使程序参与权。如法官心证已达至某一状态，并无进一步举证的必要，或者法官心证形成方向与当事人举证方向有分歧，则当事人的举证实为徒劳之举；若法官心证尚需进一步强化，当事人不知而停止举证，则可能功亏一篑。而审判进程中的说理使审判公开、透明，当事人能真正有效地参与到法官心证形成中去，并使法官的心证全程受到当事人的监督，提醒法官心证可能发生的偏向，有利于促进判决实体上的正确性。
综合各方面考虑，应肯定地方法院在实践中的创新性及其司法价值，其对我国整体司法改革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三、判前说理与判后答疑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在肯定判前说理、判后答疑积极价值的同时，也不能不指出，由于以息访为唯一目的，这一制度的价值并没有被充分发挥，在实践中还存在不少需完善之处，主要表现在：（1）适用范围过窄。相对于民事诉讼，由于强烈的安全需要和对国家打击犯罪的信赖，刑事诉讼的被告人一般很难得到社会同情，加之被定罪人一般处于人身自由被剥夺状态，因而由刑事诉讼引发的涉诉比例要小得多，作为抑制的应对之策，判前说理和判后答疑基本上仅适用于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2）判前说理与判后答疑的内容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是否可作为当事人上诉或申请再审的理由，这一点是不明确的，从而影响到制度的效力。（3）强调避免和息访为目的，可能损害案件的公正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法官说理、答疑的选择性。法官在选择对哪些事项进行说理，如何说理及对当事人进行答疑时，可能以有利于抑制当事人为标准进行筛选，对可能引起争议的事项能避开则避开，对当事人的提问予以敷衍，不公开真实的心证，使当事人失去了解心证真实情况、监督心证合理性的机会,不利于实现诉讼公正；二是法官说理、答疑的导向性。一些地方实行判前说理、判后答疑制度后，以当事人是否息访作为法官工作绩效的考虑指标之一，这可能促使法官极力说服当事人服判，甚至使用误导当事人的手段，极易导致法官失去中立性，也影响案件的公正性。司法的最大目的是公正，追求判决的可接受性应在公正的前提下实现，不应舍本逐末。（4）法官的审判压力使这两种制度的推行面临较大阻力。相对于无需判前说理、判后答疑的案件，进行判前说理、判后答疑无疑增加了一道工序。调解制度的实践已证明，与一判了之相比，说服当事人主动接受判决往往需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当前法官审判任务重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没有其它保障机制，法官说理、答疑的积极性肯定会受到影响，这两个制度的生命力值得怀疑。
从判前说理与判后答疑本身应具有的司法价值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不足来看，笔者认为，应主要从以下几点入手进行完善：
一是性质定位的转换：从抑制涉诉的权宜之计到公开法官心证、保障法官心证合理性的基本方法。过于强调判前说理与判后答疑的息访功能可能诱使法官不当说理与答疑，损害案件的公正性。因而，应调整判前说理与判后答疑的定位，将其视为法官公开心证、保证心证合理性的基本方法。也就是说，法官不应将说服当事人服判作为唯一目标，通过判前说理与判后答疑若能使当事人服判当然更好，若做不到，只要经判前说理与判后答疑使当事人更充分地参与了心证形成过程，保障了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使法官不当的心证得以及时纠正，有助于形成更合理的心证，制度价值就已实现。只有如此，才能保持法官的超脱地位，防止损害其中立性和案件的公正性。作为公开心证的方法，判前说理、判后答疑的定位应与判决书说理的定位是一致的。
二是进一步扩大适用范围。相对于民事、行政诉讼当事人，刑事诉讼被告人面临生命、自由被剥夺的可能，其更需要了解法官心证是如何形成的，以便对法官心证可能的不当之处提出异议。由于判决书说理不足、被告人文化素质低等原因，一些犯罪人被定罪后不服判决，进而发展到敌视社会，出狱后报复社会的并不少见。在判决书说理推进缓慢的情况下，对面的交流将迫使法官公开心证，使被告人洞察法官心证是否合理，是否具有说服力，法官对心证形成的合理解释对促使被告人认罪服法会有重要作用。因而，判前说理、判后答疑的适用不能功利地仅适用于民事、行政案件，应将其扩展至刑事案件。从司法实践中少量适用的个案看，其适用于刑事案件的效果相当好。同时，判前说理与判后答疑的对象不限于被告人，还应强化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说理、答疑工作，为其提供监督法官心证合理性及提出异议的机会，使其接受判决，以充分发挥诉讼对其受伤心灵的慰抚作用。
三是判前说理、判后答疑与判决书说理的协调使用。在当前判前说理、判后答疑的实践中，实践者都是择一为之，没有考虑将判决书说理三者协调起来。实际上，从心证公开角度看，三者功能各有侧重，不能相互取代，但若全部完整使用，则又可能造成程序拖沓，增加诉讼成本，因而，应考虑如何协调使用，以取得最大效果。
判前说理与判后答疑二者中，应优先考虑判前说理的适用。比较判前说理与判后答疑二者，判前说理，特别是审判过程中的说理使当事人能及时参与到法官的心证形成中，把握法官的状态，及时提供相关的证据和资料，法官说理与当事人证明是一种互动的过程，使当事人的程序参与具有实质意义，对实现结果的正确性也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当事人的充分参与也为其接受程序结果提供了重要前提。而判后答疑实际上是以判决正确性为预设，答疑的目的很直接，即劝说当事人服判，是一种单向的信息传递，当事人的意见已无直接改变既有结果的可能性。如果当事人没有在程序进行中享有充分的参与机会，如主要有争议的证据在庭审中未经充分的质证，让其事后服判无疑有相当的难度。因庭审问题而使当事人对判决存疑的情况仅通过判后答疑是无法解决的。因而，与判前说理比较，判后答疑功能价值相对而言就小得多。如果像最高法院所要求的仅将答疑设在当事人来访时才进行，这种答疑在司法上的功能将降至最小。所以，在二者中，应更重视和推广判前说理。
而就判前说理而言，更应重视审判过程的说理而非判决结束时的说理。说理进行越早，当事人越早了解法官的心证，当事人能更正确地理解举证、辩论的任务与方向，当事人的程序权利能更好得以保障，事实可能被更正确的认定。如果案件事实简单、不存在较大争议，主要是法律适用有较大争议的案件则可更多地在审理结束、判决作出前集中进行说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
判前说理充分，当事人服判的案件，可简化判决书的制作。就个案而言，判前说理必然耗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在当前法官办案任务压力相当大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相关措施的保障，法官可能并无说理的积极性。因而，现有条件下，重要一点是法官在说理中耗费的时间能否在其它环节一定程度上予以节省。这一点上，判前说理与判决书的制作可以协调使用。如经判前说理，当事人业已接受法官判断的案件，可以简化判决书的制作。判决书说理的目的主要有二：一是通过展示法官心证形成过程说服当事人；二是为上诉再审提供基础。如果当事人通过判前说理已了解法官的心证依据，已接受法官的判断，不存在上诉的可能性，判决书再详细说理则属无的放矢，已无必要。因而，强调判决书说理不意味着所有判决书均应条分缕析，应视必要为之。允许判决书简化制作，将使法官在目前量化考核机制下能有说理的积极性。但对于疑难、复杂的案件，判决书说理不能弱化。
篇10
在审判实践中，对刑事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但是判决结果未涉及，而已经被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扣押的财产，是否可以视为对该部分财产采取的扣押行为已经被确认违法，即生效的终审刑事判决是否可以视为公安机关对有罪判决认定之外的财产扣押违法的确认的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对刑事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但是判决结果未涉及，而已经被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扣押的财产，应当视为对该部分财产采取的扣押行为已经被确认违法。因为，在刑事案件审判中，根据《刑法》规定，对犯罪所涉及的财产应当一并作出处理。人民法院有罪判决未处理的财产，应当视为是当事人与犯罪行为无关的财产。既然扣押的财产与当事人犯罪行为无关，侦查机关对该项财产所采取的扣押措施当然是违法的，无须另行确认。[1]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司法机关以司法文书方式通过具体的决定、裁定、判决等行为造成赔偿请求人损害的，只要有新的法律文书从结果上已经否定司法机关先前行为的合法性的，就应当视为侵权行为的违法性已经得到确认。[2]在刑事被告人向公安机关申请刑事赔偿，公安机关逾期不予确认、不作决定的前提下，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应当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立案受理当事人的赔偿申请并作出返还（刑事判决结果未涉及、而已经被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扣押财产的决定。
另一种观点认为：赔偿委员会审理刑事赔偿案件，必须具备违法侵权已经过确认的前提。除了纠正刑事案件的错误羁押的裁决可以视作已确认违法之外，其他案件均要经过侵权机关的违法侵权的确认才能进入司法赔偿程序。又由于当事人要求确认违法的案件，并非一定违法侵权。司法机关确认程序结束、确认未违法的案件，则不能作为司法赔偿案件进入司法赔偿程序。[3]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刑事赔偿中，人民法院有罪判决认定之外的财产，或人民法院以证据不足判无罪的涉案财产，有关机关是否可认定为“违法所得”，移送有关机关或直接返还被害人，还是应当直接返还赔偿请求人？此似宜应依不同情形作出不同处理：（1）如相对人有行政违法行为，财产属“违法所得”，应移送相应行政机关处理；（2）如相对人有行政违法行为，财产属被害人所有，亦应移送相应行政机关处理；（3）如相对人无行政违法行为，财产不属“违法所得”，应发还相对人；（4）如相对人无行政违法行为，财产属被害人所有，亦应发还相对人，责令相对人归还被害人，如相对人不归还，可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4]因此，没有被人民法院有罪判决所认定的财产，存在多种可能的情况。人民法院有罪判决认定之外的财产，即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的犯罪数额与公安意见书、检察书认定的犯罪数额不一致时，生效刑事判决书不能视为公安机关对有罪判决认定之外的财产侵犯的确认。是否存在《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办理。《国家赔偿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确认有本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被要求的机关不予确认的，赔偿请求人有权申诉。”在公安机关逾期不予确认、不作决定的情况下，赔偿委员会不能就赔偿请求人的申请，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予以立案受理，赔偿请求人只能申诉。
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是比较符合现行《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对刑事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但是判决结果未涉及，而已经被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扣押的财产，不能视为对该部分财产采取的扣押行为已经被确认违法。在《国家赔偿法》未作出相应修改之前，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不应立案受理刑事被告人的赔偿申请并作出赔偿决定。理由如下：
一、视同确认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民法院国家赔偿确认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五条对人民法院赔偿的视同确认作出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裁定、决定，属于依法确认，当事人可以根据该判决、裁定、决定提出国家赔偿申请：（一）逮捕决定已经依法撤销的，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除外；（二）判决宣告无罪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三）实施了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四）、（五）项规定的行为责任人员已被依法追究的；（四）实施了国家赔偿法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行为，并已依法作出撤销决定的；（五）依法撤销违法司法拘留、罚款、财产保全、执行裁定、决定的；（六）对违法行为予以纠正的其他情形。”
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规定》第七条第一款对人民检察院的视同确认也作出规定：“有下列法律文书或者证明材料的赔偿申请，申请赔偿的违法侵犯人身权情形，以确认论，应当进入赔偿程序：（一）人民检察院撤销拘留决定书；（二）人民检察院撤销逮捕决定书；（三）人民检察院撤销案件决定书；（四）不决定书；（五）人民检察院予以纠正的复查决定书；（六）公安机关撤销案件后予以释放的证明书；（七）人民法院宣告无罪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书、裁定书；（八）对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中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死亡，作出处理决定的文书；（九）对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死亡，作出处理决定的文书。”
二、应当进行确认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民法院国家赔偿确认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十一条规定：“被申请确认的案件在原审判、执行过程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确认违法：（一）人民法院决定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释放后，未依法撤销逮捕决定的；（二）查封、扣押、冻结、追缴与刑事案件无关的合法财产，并造成损害的；（三）违反法律规定对没有实施妨害诉讼行为的人、被执行人、协助执行人等，采取或者重复采取拘传、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且未依法撤销的；（四）司法拘留超过法律规定或者决定书确定的期限的；（五）超过法定金额实施司法罚款的；（六）违反法律规定采取或者解除保全措施，给确认申请人造成伤害的；（七）超标的查封、扣押、冻结、变卖或者执行确认申请人可分割的财产，给申请人造成伤害的；（八）违反法律规定，重复查封、扣押、冻结确认申请人财产，给申请人造成伤害的；（九）对查封、扣押的财物故意不履行监管职责，发生灭失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给确认申请人造成伤害的；（十）对已经发现的被执行人的财产，故意拖延执行或者不执行，导致被执行的财产流失，给确认申请人造成损害的；（十一）对应当恢复执行的案件不予恢复执行，导致被执行的财产流失，给确认申请人造成伤害的；（十二）违法查封、扣押、执行案外人财产，给案外人造成损害的；（十四）对依法应当拍卖的财产未拍卖，强行将财产变卖或者以物抵债，给确认申请人造成伤害的；（十五）违反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规定》第七条第二款规定：“但是对人民检察院因证据不足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不决定书或者人民法院因证据不足作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书、裁定书申请赔偿的，人民检察院的逮捕、拘留决定书有无违法情形，应当依法进行确认。”第八条规定：“证据不足的撤销案件、不案件或者判决有罪的案件，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分别下列情形对检察机关作出的逮捕、拘留决定有无侵犯人身权情形依法确认：（一）对不能证明有犯罪事实或者不能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予以确认；（二）对不能证明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予以确认；（三）对有证据证明有部分犯罪事实的人拘留、逮捕，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拘留的，不予确认。”第九条规定：“请求返还被人民检察院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的财产的赔偿请求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分别下列情形对有无违法侵犯财产权情形，依法进行确认：（一）人民检察院撤销案件决定书、不决定书、复查纠正决定书及人民法院宣告无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对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的财产作出返还当事人决定的，或者具有对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财产等措施认定为违法的法律文书的，以确认论；（二）没有履行必要的法律手续，查封、扣押、冻结、追缴当事人财产的，予以确认；（三）有证据证明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的财产为当事人个人合法财产的，予以确认；（四）有证据证明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的财产属于违法所得的，不予确认。”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贯彻实施<国家赔偿法>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五条规定：“对于违法侵权事实尚未得到确认的赔偿请求，被控告有违法侵权的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或者上一级公安机关，应当首先对侵权事实和是否违法进行查证，对是否有违法侵权事实作出确认或者不予确认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