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费尔巴哈提纲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关于费尔巴哈提纲，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实践 认识论 人的本质

一、马克思把“人”作为实践的主体

马克思在《提纲》内首先提到，在整个旧唯物主义理论中，由于费尔巴哈仅将客观世界作为直观世界看待而并没有进行实践活动，仅将人们当成直观的主体而非实践主体，这导致相应的能动性遭到限制。[1]并且首次明确了主体必须是“感性活动”的主体，即实践的主体。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去看，一切活动都是由人来承担的，人首先作为有生命的物质实体，才能成为历史实践活动的承担者。所以，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第一个前提条件就在于他是有人身的主体。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唯心主义视作“无人身的理性”的抽象主体，实际上是存在的。然而，单纯作为物质实体，人还不足以成为主体，作为主体的人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来确立自己的主题地位，获得社会性和发展自己本质力量的。此外，在旧唯物主义理论中，是由人们的自然存在角度入手，从而完成对主体内容的划分，其没能发现，如主体仅是单纯的自然存在物，则不能够在整个自然界占据领主地位，也就不具备成为实践主体与认识主体的可能性。

费尔巴哈在针对思想客体与感性客体的区别方面进行探究时，其并没有将人类活动当作对象性活动看待。关于“思想客体”，其属于唯心主义中的客体，认为客体的创造者是精神，如此，客体便是对某类精神产物的异在于外化，这导致实际存在的物质客体被精神主体遮盖。此外，费尔巴哈认为，客观世界是没有被人们的实践活动打上意志烙印的纯粹客体。自然界只不过是一种单纯被人们直观的客观对象，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也只是单纯的对客体的观察，直观，而不是通过实践去能动地改造它，并在改造中认识它。他提倡用纯粹的直观去观察自然和人，去发现哲学的秘密，一味的强调直观也就从根本上排除了实践的意义。所以说，费尔巴哈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对像，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

而马克思则基于大量实践，完成了对主客体之间矛盾的顺利解决，其提出“应将人类活动当作对象活动看待”的观点。主体与客体之间属于对象性联系，可以对对象进行影响的人占据主体地位，而相关对象属于客体，故客体对主体而言是对象，而主体对客体而言也属于对象。另外，马克思于《提纲》内的第三条提出：“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相同，仅能将其当成是革命实践进行理解”。[2]马克思基于对主客体的确切处理，完成了对人与环境、人与教育之间联系的合理处理，并提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也意味着自身与生活环境的转变。人类在各类实践活动过程中完成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并基于实践经验对周遭环境进行改变，完善自身，令整个客观世界依照自身需求进行转变，同时也令自身不断适应客观世界的发展趋势。

二、马克思把实践的观点引入认识论

关于人类认识，不管是针对自然方面，还是社会方面，均属于从低到高、从浅至深和从片面到更多的过程。但是，所有的实现成果，均是以实践活动为基础获得的，而且，仅有实践，方能令人们实现对外界的彻底认识。此外，马克思在整个《提纲》的第二条内容内首次提到，“人类应基于不断的实践完成对自身思想的证实”。[3]其将实践思想融入认识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观点进行明确。对各类认识或理论是否属于真理进行评判时，应基于客观社会实践的成果进行评判，而非依照主观判断进行。因此，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马列主义中提出：整个认识过程分为两个阶段，而每个阶段均具备自身的特征，在整个低级阶段，认识属于感性，而在高级阶段则是论理的，需要注意的是，每个阶段均属于整个认识过程。尽管感性与理性在性质方面相异，但两者却是密切结合的，可以通过实践将其进行统一。在通过大量实践后得出：对于感受到的东西，我们并不能够在短期内实现对其的理解，仅有能够理解其的东西方能更深入的感受它。但通过感觉仅能够应对现象问题，只有运用理论方能实现对问题的根本解决。在对此类问题实施处理时，应密切结合实践。”[4]这证明，人类不但属于认识主体，还占据实践主体的地位。而由于人属于认识主体，故人类能够实现对包含自身的“感性对象”的认识，而因为人类还占据实践主体地位，故人类能够开展“感性活动”，此外，因为思想是人类独有的一类能动性，人的实践活动总是可以得到两个结果，一是物质成果，任何成功的实践都创造社会物质财富；二是思想成果，实践的成功和失败，推动加深我们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认识，故客体或客观物质和实践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没有社会实践，人不可能成为认识的主体，没有实践，认识也不可能进行。

三、马克思首次科学地规定了“人的本质”

马克思于《提纲》内的第五条内容中提出：“相比于抽象型思维，费尔巴哈更偏向于直观，其认为感性和实践无关。”[5]此外，马克思针对所有旧唯物主义中仅由客体或直观的角度对事物、现实和感性进行理解，并不将其当成感性活动看待，当成实践活动看待，由主观角度进行理解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费尔巴哈提出。人的本质属于单纯客体，也就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他一方面脱离历史的进程，把所谓的宗教情感，如“理智、意志、感情”等等看作是每个人与生俱来、永恒不变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存在。另一方面又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他所谓的“类”是指一切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称为人性。这种只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去考察人类的共同性的观点，完全否定了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

马克思在《提纲》第六条内对其进行了否定，并提出“人的本质并非属于单个人的固有抽象物，从现实来讲，其是所有社会联系的总和”[6]。马克思打破过去的观点，基于各类社会关系对人类本质进行分析，进而达到对人类认识的革命性改进。其认为对生产关系进行解析，是探究唯物史观的重点，并非所有解析过生产关系的人士都属于历史唯物主义人员，仅有对所有社会联系实施分析，且界定出思想社会关系与物质社会关系，认为思想社会关系是根据物质社会关系进行决定的，生产关系在整个社会关系中占据最基础地位的人士方属于历史唯物主义人员，在各个社会历史时期，人类本质也各不相同，在历史不断前进的背景下，人的本质也在逐渐转变。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正是他从社会关系入手，由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中就含有从一切社会关系中找到生产关系这个最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并把其由整个社会关系内分离出来，进而得出人类本质与历史发展、社会发展之间的内部关系，在所有社会关系内，生产关系占据最重要地位，属于“决定其它所有关系的基础型关系”。[7]

四、马克思首次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旧唯物主义中，一直以个人的直观去看待社会生活，而不是从社会关系的总和去把握人和社会的本质，其认识论的根源仍在于他们不理解社会实践的意义，同样也不能给无产阶级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对此马克思于《提纲》第八条内写到：“从根本上讲，所有社会生活均属于实践”笔者基于如下方面对社会生活的实践性质进行分析：

首先，实践在整个社会建设过程中占据基础地位。所谓社会，是指由各类社会关系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有人和自然之间的联系、人和人的关系同自身意识之间的联系。在此类关系内，人类占据主体地位，属于整个社会关系的承担者，而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则是最基础关系。而不论何种联系，均是基于实践活动构建出来的，此外，通过实践还创建出各类物质与精神事务，对繁杂的社会物质机制与精神机制进行了明确，对人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基础方法进行了确定，对人类的社会存在与意识进行了明确。而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影响，共同组成了社会矛盾，并逐渐发展为整个社会的客观发展趋势。故实践属于了解社会的主要方式。

其次，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领域主要由实践组成。在整个社会生活结构内，人们的实践方法主要有创建物质生活资料的实践，也就是生产实践，马克思通过揭示人们的劳动生活在历史上发挥职能和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在生产活动中，分解出两个相互关联的生产要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一步深化实践主体研究――生产力包括了生产主体与生产对象，生产关系则是生产主体与生产对象结合的社会形势，因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结构为“人―社会―自然”的现实具体形式，是实践主体的“亚形态”。而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与生产关系的改进会对社会进步造成重要影响，甚至决定了整个社会关系与社会架构的变化趋势。此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均属于人类实践活动的成果，是对人类人质力量的对象化。

此外，创建社会关系的实践与创建精神文化的实践，其中，前者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社会革命，而后者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科学实验。而此三类实践共同组成了社会生活的基础领域，也就是社会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8]。而且，社会是指人的社会，相应的社会历史则是人类的实践历史，如抛开人与人的实践，则不能够实现对社会发展过程的正确阐述。在实践的历史发展线索中，随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实践的物质改造活动和社会改造活动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总体的展开，不仅意味着物质生活的物质方式的发展，社会关系体系的发展，还意味着人作为实践主体自身的发展；即可以将实践活动当作社会本质看待，可基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本身为线索，找出历史进步的动力与社会发展的趋势，并从科学的角度观察社会，认识社会。

综上所述，在《提纲》中，马克思把实践观当作是区分新旧唯物主义的重要标志，同时是整个提纲中的思想灵魂。马克思站在实践的高度上，总结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这不仅要求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敢于在实践中去发现问题，并在实践中予以解决，更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谭培文，陈新夏，吕世荣.经典著作选编与导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44-45.

[2][3][5][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57.

[4].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86.

[7]列宁.列宁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2-165.

[8]张学群.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思想理论[N].学习时报，2001-06-18（3）.

篇2

关键词：实践;思维;主体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5-0082-02

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构建了以实践为基础的新哲学形态。虽然它是马克思“供进一步研究用的匆匆写成的笔记”，但这十一条并不是分散的内容，其中蕴含了深刻的联系。学界虽然对这一问题有所研究，但基本没有学者探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二、三、四条的逻辑联系。笔者认为这是马克思文本研究所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能为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故本文将逐条分析《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二、三、四条，以从中所挖掘到的“实践”与“思维”概念的关系作为逻辑主线来进行思考。

一、概念状态下的实践与思维

解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

客观事物的属性是不依赖于人的事物的客观属性。实践作为主体改造客体的活动，实质上是揭示事物属性的过程。思维是客观事物的一般属性和内在联系在人们头脑中概括的间接的反映过程。客体作为思维的对象，直接以概念的形式首先被思维。以杯子为例，我们知道“杯子是用来承装液体的器皿”，这个时候，我们首先思维的是作为概念的“杯子”。

我们接着考察，拿一个杯子，装一些水，是不是就可以证明“杯子是用来承装水的器皿”。在这里，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怎么知道我所拿的器皿就是杯子？我们说“杯子是用来承装液体的器皿”，其中“杯子”是作为一个概念出现的，这个概念的内容就是“能承装水的器皿”，如此我们已经陷入了循环论证，得到了“若能承装水的器皿是杯子，则杯子是能承装水的器皿”这么一个句子。在这个句子中，“杯子”一词已经丧失了自己的意义，因为我们可以把“杯子”一词替换为任何词。但是，我们要考察的是杯子，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杯子”是不是具有“承装水”“器皿”这些属性。当我们得出“杯子是用来承装水的器皿”时，我们对杯子的认识过程已经结束，或者说，我们无法继续证明“杯子是用来承装水的器皿”这一概念的正确性。

更有甚者，我们会发现，当我们说“这是一个杯子”时，我们也已经完成了对杯子的认识。原因是：假若我们事先已经有了“杯子”的概念，那么这个概念无论是：“杯子是用来承装水的器皿”还是别的什么，“杯子”都已经作为一个概念，如上段所述，考察已经完结;假若我们事先并无“杯子”的概念，则我们说“这是一个杯子”，是对“这”所指称的个体的认识，而非对“杯子”的认识。

那么，我们必须考察实践与思维的过程来证明实践对思维的真理性。主体通过实践使客体的属性被揭示出来。实践的过程就是客体的属性呈现于主体的过程，这个时候，主体已然开始思维客体不断呈现出来的属性。在揭示客体属性的每一步，思维利用自己的方法为实践提供原因和方法。比如，“他用一个杯子接水喝”，这是个实践的过程，但思维首先给“用杯子接水”提供了原因，原因就是“喝水”，同时，主体思维在喝水的时候思维到了作为客体的“杯子”具备“可以承接水”这一属性。在实践环节“主体‘他’从‘装了水的杯子’中喝水”中，主体思维到了“装了水的杯子可以用来喝水”。能接水的“杯子”和装了水的“杯子”属性有不同，主体对他们的思维自然地区分了二者，标志出了旧事物和新事物，显示了实践过程对客体的改造。

通过对主体的实践过程中思维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思维，事物无法作为待改造的客体，如果在主体改造客体的过程中突然丧失思维，那么我们无从发现客体何以被改造，也不明白“为什么”以及“如何”去改造客体，实践过程在此仍要终端。

我们所说的客观真理性，就是指某一事物具有自明的为真这一属性，比如“A=A”。如果我们说思维具有客观真理性，并不是说人可否思维到对的东西，也不是说人何以才能思维到对的东西，而是指思维自明的为真，也就是说，思维的结果自明的与思维的对象相一致。

那么，思维具有上述所谓的客观真理性吗？上文已经论述过，在实践过程中，实践的对象是思维的结果（用杯子喝水的过程中，“杯子”作为类出现，就是思维的结果）;在逻辑过程中，思维是实践的前提与总结（用杯子喝水的过程中，思维其原因，就是实践的前提，“杯子可以装水”，“装水的杯子可以用来喝水”就是实践的总结）。也就是说，主体能且只能依据主体思维进行实践，主体实践的过程中，事物能且只能按照依据主体的思维从而作为客体，并且能且只能依据主体的思维被改造或者被揭示属性。同时，思维能且只能在实践的过程中展开，思维的过程由实践的过程进行划分。思维的前提自明的与实践的前提相一致，实践的结果自明的与思维的结果相一致，思维的过程与实践的过程同时展开，这就是实践证明思维真理性的过程，不仅证明了思维具有客观真理性，同时也说明了，离开实践的思维不具有现实性（可能性）。

此岸性是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哲学用语。“此岸性”在康德哲学中，指的是可被认识的“自在之物”的现象，与被称作是“彼岸性”的不可被认识的“自在之物”本身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康德认为：“自在之物”是在人的感官以外客观存在着的，它作用于人们的感官，产生感觉，但这种感觉是有限的。其根源于，“自在之物”与“现象”即“彼岸”与“此岸”之间有着一条原则上的界限，是人类认识无法逾越的鸿沟。所以，在康德哲学中“此岸性”讲的是“物自体”呈现出来的“现象”可被认识，在马克思的哲学体系中，“此岸性”指的就是在实践的过程中，被主体揭示的客体的属性可以被主体进行思维。

由此，我们发现，如果把实践和思维当作两种行为，那么实践对思维的证明根本无从谈起，因为二者在现实行为中根本无法分开。实践对思维真理性的证明，只有在“实践”与“思维”的概念状态下，才可以进行概念上的区分，并被发现其相互之确证性。

二、同时作为思维主体和实践主体的人

依据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二条的阐释，解读《提纲》第三条：“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一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

在对《提纲》第二条的分析过程中，我们不仅明白了实践证明思维真理性的方式，也不断确立了“人”的存在形式：同时作为思维的主体和实践的主体而存在。人类改变环境的行为就是实践的行为，而作为“人类”的人（概念化的人）如若认识到环境对自身的影响必定是环境之影响展现向人呈现，并开始被思维。受旧世界影响的主体作为新世界的属性之一，在主体对新世界属性的揭示过程中，展现出来，并开始被思维，从而造成主体改变，这就是教育。简而言之，实践的主体被在思维与实践的过程中改变了思维的主体，也就是说，在实践与思维的过程中，人改变了人，这就是革命。

三、同时作为思维对象和实践对象的宗教

解读《提纲》的第四条“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个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的基础使自己从自身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1]

我们拿“圆”来举例子，我们问，圆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

答案1：在理念世界有一个圆的理念（或者说在上帝那里有一个绝对的圆）。

答案2：人类对类似圆的物体形状的归纳。

“答案1”是神学的解释，“答案2”是费尔巴哈将对宗教的解释。很明显，“答案2”存在着问题，这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对“杯子”问题的阐述过程中已经做过揭示了。

我们如果仅仅认为宗教是人类的创造、宗教世界是人类对世俗世界的仿照，那么，环境就可以作为上帝的产物直接地、独立地影响人，而上帝就是那个终极的教育者和创造者，这个过程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终极的创造者是人的创造物。

如果宗教是不通过人的、对世俗世界的分裂，那么宗教世界与现实世界相比，就必然具有真实性和永恒性。在这个层次上，宗教世界是不可被认识的，这个过程本身就不是世俗的过程，并且，从逻辑上，笔者不认同不可认识的世界可以被表述为对世俗世界的分裂。

以上两者都是宗教上的人的自我异化，无论将精神产物单独地理解为认识的对象还是所处的环境，抑或是脱离主体的任何存在，都已经违背了我们之前阐述的实践的过程以及与实践相互内在的思维的过程。

实质上，我们无法否定宗教世界与世俗世界都在解释世界，都是人对世界的表达。按照实践的观点，宗教是作为主体的人在对作为客体的世界进行实践与思维的过程中不断确定下来的世界。这也恰恰说明了，对于一个信教的人，他何以不能接受宗教世界与世俗世界的分化的。对宗教世界的认识和对现实世界的认识都是人类在实践的过程中思维的产物。在将世界作为客体的实践与思维的过程中，世界的属性同时以宗教的和世俗的形态被揭示。这一揭示过程本身就是世俗的。这是实践的观点。

通过对《提纲》二、三、四条的分析与阐释，我们可以知道，实践对思维的确证性能且只能逻辑地、概念地被证明，同时明白，人类对世界的阐述（或者说认识）的形式，是同时作为实践与思维的主体将世界作为实践与思维的客体不断地改造与认识，而实践的结果与思维的结果就是客体的属性被主体揭示的成果（意即世界在人眼中的形态），在这个揭示过程中，同时作为实践与思维主体的人将自己置于世界的属性中，从而改变自己。这就是贯穿《提纲》的二、三、四条的逻辑线索。

篇3

1 《提纲》与思想政治教育关联内容的论述

1.1 《提纲》中科学认识论与实践观论述

《提纲》在第一条中，马克思批判了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和不彻底性，他认为，实践是人所特有的对象性的活动，是人类能动地把握和改造外部世界的自觉活动，是感性的、客观的、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我们周围的现实世界本质上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化产物，应该从人的实践的角度去理解和把握我们周围的对象世界。第二条中，马克思字面上似乎是在讨论认识论的问题，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但深层次上，它阐明的是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即，理论与实践、存在与思维、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它说明实践是沟通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此岸与彼岸、自然和历史的桥梁和纽带。

科学的认识论和人生观体现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主义，这不仅对大学生认识论的知识提供了一把标尺，而且也是大学生满足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实现自身与整个社会高度统一的理论标准。它可以使大学生对事物本质和现象从感性认识经过对事物的综合分析以及实践的考验后，提升大学生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对个人与社会、实践与认识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界定，对自身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在社会实践中，正确运用价值观的导向作用使大学生明白自身的贡献和社会的回报，以及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事物的客观规律之间的密切联系。

1.2 《提纲》中人与环境和教育论述

《提纲》中，马克思批判机械唯物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论，批判了它的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面；批判唯心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论，反对环境决定论、生物决定论。

《提纲》在第三条中，阐明了人的能动的实践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对于正确认识和理解人与环境和教育的关系指明了方向。马克思在《提纲》中关于人与环境和教育的关系的论述，不但有力地批判了“环境决定论”、“教育万能论”等错误思想，而且对建构当代的发展观、树立科学的教育现、坚持马克思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提纲》相关内容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2.1 《提纲》中科学认识论与实践观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第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只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以最新理论成果为核心，以校园文化建设为重点，以网络教育为依托，对目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现状做进一步调查，深入分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式、课程设置和师资队伍以及教育对象、教育环境和教学管理机制等现行存在的问题，然后，根据当代大学生的特点和校园文化建设的要素，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进行创新，对教育教学管理机制进行改革，才能达到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内容的丰富性和包容性、教育模式的互动性和共享性、教学方式的娱乐性和开放性，实现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可度和自主接受能力。思想政治教育要想充分发挥其作用和功能，实现育人目的，必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以科学的认识为基础，注重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

第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做到理论联系实践。一要旗帜鲜明地弘扬“知”，用正确的“知”来武装、指导“行”；二要丰富“行”的形式与内涵，在“行”中促进“知”的升华；三要坚持“知行统一”，打牢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思想基础。积极探索“全方位育人”的思想政治教育新路子，认为，社会实践是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目的的社会实践可以使大学生自身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通过实践不知不觉地对个人的思想道德品质和日常生活中不好的行为习惯有一个更清楚的直接认识，这对大学生来说就是将思想转化到行为的过程，也是实现“知”到“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高自己的道德涵养水平，能够使自己发现新问题、新情况，实现“行”到“知”的升华，也只有真正地做到知行合一，才能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2.2 《提纲》中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第一，注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环境优化。荀子认为，在个人处于环境中时，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环境因素对个人良好品行的形成是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最终取决于人们自己。如果个人的内部环境很好，那么，在遇到恶劣的外部环境时，个体就会呈现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坚定态度。而且，个人内部环境优良还能对恶劣的外部环境祈祷一定的优化或者正面效应，人们可以适应环境也可以改变环境。个人良好的内部环境作用是实现所有思想政治教育行为和整个社会外部环境的重要渠道，通过正面的、积极向上的教育活动培养大学生良好的个人内部环境是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乃至大学生良好品行的核心。

篇4

一、从“对象性存在物”的视角向“对象性活动”视角的转变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人与动物的区别以及人的劳动出发，指出，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但是人又并非像动物那样与自然物具有直接的同一性，“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活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它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人的感性、对象性是在劳动中产生、实现和得到确证的。鉴于此，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劳动是人同动物区别开来的最根本标志。“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也正是因为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使人的本质不仅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是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更是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

在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过程中。马克思又进一步发现了费尔巴哈思想体系的局限性，渐渐对其唯物主义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1845年春，以批判费尔巴哈作为发挥自己理论的主要形式，马克思撰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正式宣告了自己与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彻底决裂，新唯物主义即哲学的诞生。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的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五条又说：“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这里已经完全克服了费尔巴哈的错误，开宗明义地表明了“实践”是新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然后又以“实践(人的感性物质活动)”的视角来考察人的本质，实现了从把人仅仅看作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到把人看作是“对象性活动”的转变。

二、从“静态的感性直观”视角向“动态的历史发展”视角转变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批评了费尔巴哈。“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这就是说，费尔巴哈所说的“类”，是一种抽掉了个别性和特殊性的普遍性，它指的是与人的社会关系无关的把许多人结合在一起的人的“共同性”，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人自己意识到的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或者，在人里面形成类，即形成本来的人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就是理性、意志、心”。费尔巴哈就是从这个角度来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人生来就有的，默默无声地潜藏在人心深处，由许多个人以纯粹的自然方式联系起来的“普遍性”。而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普遍性”并不是人的本质规定性。在现实社会中，社会关系不是凝固不变的，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个人应该是彼此区别的，人的本质是具体的、历史的、发展变化的，而不是像费尔巴哈认为的那样是纯粹自然的、静态的、永恒不变的。

人的本质是变化发展的，这是由规定它的社会关系的历史性决定的。马克思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始，已不再用人的本质去解释历史，而是用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来解释人的本性，用实践的人代替抽象的人，强调实践的人是由物质生产及其造成的社会关系决定的，人的本质也不再是凝固的、静态的、永恒不变的，已转变成变化的、动态的、历史发展的。

篇5

关键词：马克思；自然观；黑格尔主义；理念论；人化自然观

长期以来，在传统的理论框架中诸多论者探讨马克思的自然观时都疏离了历史，认为马克思天生就是一个者，而马克思关于自然的自我意识当然也是性质的自然观。这就使人们非常有必要以真切的态度“回到马克思”，展现马克思自然观的本真意义，从而使之能在当下人类面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的“艰难时刻”凸显自己的当代价值。

一、前唯物主义时期马克思的自然观

1837年4月，马克思因病来到施特拉劳休养。在休养期间，马克思结识了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组建的“博士俱乐部”。在俱乐部成员的影响下，马克思“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1]（P.16）这使他“钻到大海里一次”，[1] (P.15)走进了黑格尔主义，由此在严格的意义上开始了自己思想发展的真正历程。

黑格尔哲学是一种理念论哲学，它把理念作为世界的本原，世界上各种事物的本质是理念，因而这些事物都不过是理念的外部表现。同时，理念由于自身的矛盾性，为此它时时刻刻都在进行辩证运动。当马克思转向黑格尔主义以后，他坚定地站在黑格尔理念论的立场上考察对象。在自然观方面，马克思提出“占主导地位的不是物质，而是形式”。[2]（P.245）在宏观世界，“感性的自然也只是对象化了的、经验的、个别的自我意识，而这就是感性的自我意识。所以，感官是具体自然中的唯一标准，正如抽象的理性是原子世界中的唯一标准一样”。[2] (P. 54)其实，与宏观世界一样，微观世界中的“原子不外是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的自然形式”，是“客观化了的、经验的个别的自我意识”，[1]（P. 233）而“由于有了质，原子就获得同它的概念相矛盾的存在，就被设定为外在化了的、同自己的本质不同的定在”。[1]（P. 218）在这里，“自我意识”并不是指人的自我意识，而是特指“感性的自然”或原子等的概念或理念。另外，马克思在此提及的所谓“客观化了的、经验的”“自我意识”，也并不是肯定“自我意识”是一种客观化的、经验的存在，而是说原子等自然物只不过是“自我意识”或概念的外化，只不过是无限的绝对精神在其发展中的一个环节。这样，在马克思的视阈中，随着绝对精神的运动，这种“抽象思维的外在性就是……自然界，就像自然界对这种抽象思维所表现的那样。自然界对抽象思维说来是外在的，是抽象思维的自我丧失；而抽象思维也是外在地把自然界作为抽象的思想来理解，然而是作为外化的抽象思维来理解”。[2]（P.202）所以，当年轻的马克思像黑格尔一样“把自然界从自身释放出去时”，[2]（P.221）实际上释放出去的只是这个抽象的自然界，“只是自然界的思想物”，[2]（P.221）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而对现实的历史中的人来说他们不能画饼充饥，与幽灵作战，因而处于黑格尔主义发展阶段的马克思这种“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2]（P.220）关于它的一切表面上尽管“喧嚣吵嚷”，然而其“真正业绩和关于这些业绩的幻想之间”，却存在着“令人啼笑皆非的显著差异”。[2]（P.63）

二、唯物主义时期马克思的自然观

1843年3月，马克思写信给卢格时专门提到了费尔巴哈，说：“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3]（P.442）这虽然表明此时马克思具有不同于费尔巴哈的思想，但是也毫无疑问表示马克思已经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他与和恩格斯“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4]（P.212)

在“费尔巴哈派”阶段，马克思不仅专门著文“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2]（P.197）来与黑格尔决裂，而且在对费尔巴哈的崇拜、迷信中也不断地超越费尔巴哈，特别是关于自然观，大约1844年5月底，他就提出了人化自然的思想，认为“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2]（P.191）同时，由于“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 因此“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2]（P.193）

篇6

关键词:抽象的人 现实的人 以人为本

一、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

在费尔巴哈那里，人是抽象的，非生物意义上的人。相较而言，它的宗教意味更加浓厚。“人”在费尔巴哈那里，脱离了具体的、现实的范畴，从一神教的神演变而来，这就产生了一个滑稽的现象――这个形式上是实在论的概念反而从宗教的神坛中走来。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里的人既不现实，也不具体。甚至，在他的伦理学中，人连基本的男女性别之分都没有了。也正因为这一“人”的概念有如漂浮的空中楼阁，无所依靠，使得在“如何人生活得更美好”这一议题上，费尔巴哈显得如此浅薄。他只能大声地呼喊口号，“相爱吧”“让我们不分彼此、不分阶级、不分种族地拥抱吧”，然而这样的口号是空洞而不具有现实可行性的。

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的转变与超越，是借由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继承实现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受人本主义的费尔巴哈的影响，把人的本质理解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而现实的存在的人是异化的人，但人必将克服异化回归真正的人本身。马克思虽然借用了费尔巴哈理想化的抽象的人的概念，但马克思对人的理解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费尔巴哈。在费尔巴哈那里，人是以感性自然为基础的类的存在物；而马克思却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以劳动为基础的类。尽管劳动带有理想化的性质，仍然是一种本质悬设，但异化劳动理论已经涉及了现实的人的生产活动，所以马克思已经不同于费尔巴哈。及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创造性、历史性地提出了“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著名论断。这一论断超越了费尔巴哈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为爱和友谊的理想化虚设，把在费尔巴哈那里孤立的个体以合乎历史现实与规律的关系联结在了一起――而且没有借用费尔巴哈不证自明的“自然的联系的必然性”。

费尔巴哈对人的把握是直观的，抽象的，理想的；马克思则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这一历史性的转变。

当然，虽然费尔巴哈处在一个被超越的地位，并不意味着他就一无是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变成了理论的基础原则。”

二、从现实的人到以人为本

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则立足于人类社会。超越了感性的基础，把人放在社会历史实践的背景中去考察。这样在如何使人生活得更好的议题上有了更坚实广阔的理论基点。马克思找到了历史背后的动力是人作为主体参与的社会生产实践，而劳动更是人不可或缺的生存需要。

在马克思还是人本主义者的时候，他提出了著名的“异化”理论。马克思认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即生产劳动；劳动是人的“类生活”，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异化了。由此出发，马克思论述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首先，从生产结果看，劳动产品同劳动者相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其二，从生产过程看，劳动行为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的产品和劳动者的异化是劳动者的生产活动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的结果，即工人被迫把自己的劳动产品异化出去，只是因为他在劳动本身中把自己异化出去了。“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折磨，精神遭摧残。因为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其三，从人的类本质上看，劳动者与他的类本质相异化。在异化劳动中，人对人的类本质的体现完全发生了变化，异化劳动使自然界、使人本身的活动机能、人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使类同人相异化。“这样一来，异化劳动导致：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化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其四，从人与人的关系看，人与人相异化。这是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

尽管这种从人的“类本质”假设出发的价值批判在其后被马克思自己的“物化”理论所代替，但贯彻始终的马克思对人的终极关怀从未改变。

后来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研究中正确区分了在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中所出现的两种物化：1、个人在其自然规定性上的物化。这就是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生产，即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势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这种意义上的物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原来所讲的生产劳动的对象化，它是指人类主体通过劳动生产在对象的改变中实现自己目的的积极过程。马克思对这种在生产领域中必然发生物化是持充分肯定态度的。因为这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一致的。

2、个人在社会规定（关系）上的物化。“同时这种规定对个人来说又是外在的”。这一层面实际是在商品交换中历史形成的特定的社会关系的物化。而且这种关系只是在货币关系和资本关系中才突出表现出来，在此，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的对象性关系。这种物化的实质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物反过来奴役人。

天才的马克思历史性地发现了这一现实，对一现象只有清醒地认识到了才会想办法去避免、克服，这便是“以人为本”的理论依据。

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对费尔巴哈思想的超越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我们党坚持实践的基本观点，始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是在这一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上，探讨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及怎样发展两大问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两大问题又紧密结合，密不可分。

第一，在实现什么样的发展问题上，把人民的利益和需求摆在首位。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不仅是国家的主人，也是国家坚实的基础。不仅资本主义社会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不复存在，物奴役人的事情也不应发生。

第二，在怎样发展问题上，依靠人民去发展，结合人民的需要去发展。根据唯物史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实践的主体。在现阶段的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建设已经取代阶级斗争成为历史背后的发展动力、主流和当务之急。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在新时代下，对于作为主体的人而言，不仅面临生存压力，还有精神压力。“以人为本”体现着对主体全方位的关怀。震惊全国的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在2010年1月到5月半年内连发13起，就是员工被部件化、操作化、机器化的典型事例。40万深圳富士康员工蜗居在3平方公里范围内，服从于流水线上精密的管理，每月休1天，每天工作12小时，休息10分钟吃饭1小时，完成工作量后8小时外算加班费。工友室友互不相识，工作不能说话，焊点须读秒，多名干部时刻督查并设测试陷阱，如有差错，扣绩效写检查被处罚。这样的富士康工作效率是有了，经济成就的确不少，可是管理者却没有考虑过员工作为“人”的需求和感受。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有五种需求――生理、安全、情感和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可是像富士康员工这样的生活，人作为主体的价值都得不到认可和保障，酿成这样的惨剧也就不是偶然了。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对人作为主体的价值的肯定。它始终把“人”摆在首位，尊重人的价值，捍卫人的尊严，执行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

面对凡此种种现实问题，费尔巴哈先生是无能为力的。他的抽象的人只能远远地站在费先生为他所建构的空中楼阁里遥看这个世界，并且觉得恍如隔世。脱离了现实的根基，在伦理学上都显得不切实际的抽象的人的概念，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既不具备价值观的引导，又不具有方法论的意义。空洞的口号谁都会，倘若费尔巴哈是对的，那么在启蒙运动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观后就不应该再有任何社会问题了。

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从现实的人再到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中国化的必然结果，是哲学时代性的具体体现，是哲学自身“具体的、历史的”理论的生动写照，是对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的现实超越。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97

篇7

【英文摘要】PhilosophicalmaterialismbyMarxisnotonlyscientificanalysisofsocialhistoricallife,butalsocriticismofthecourseofsociallife.Asamatteroffact,Marx''''criticismofoldmaterialismhasmadehistheoryofmaterialismconformtodialectics,addingcriticalimplicationstomaterialism,andthusdistinguishinghistheoryofcriticismfromthatofethicalcriticism.Inthissense,theauthorconcludes,regardingMarxistphilosophyasmetaphysicinordertogainnewintensityofcriticismhasbeentheresultofmisinterpretationofMarxistphilosophicalmaterialism.

【关键词】唯物主义/辩证法/批判理论/materialism/dialectic/criticaltheory

【正文】

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规定，这一直是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难题。在传统的研究中，虽然非常强调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本质，但更多是从前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水平上来理解马克思的，这使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变成了一种具有机械论意味的实证性描述理论，无疑降低了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水准，以致将马克思哲学变成了实证性的社会学。正是对此的反思，在实践唯物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如何提升马克思思想的哲学意蕴，成为一些学者的中心话题。在这样的思路中，随着海德格尔存在论的介入，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层面在哲学思考中渐渐消失了应有的身影，可以说，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规定，仍然是一个悬而未思的问题。在这样的理论研究思路中，实际上预设了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将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等同于机械论唯物主义，而实际上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不仅是对社会历史过程的科学描述，更重要的是这种唯物主义具有一种批判的意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才能真实地统一起来。因此，对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需要进行新的理解。

一、两种唯物主义的内在关联及其超越

从思想史上来看，在马克思哲学变革之前，存在着两种与马克思哲学直接相关的唯物主义：一是法国的唯物主义，一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变革，从唯物主义的规定性来看，就是如何超越这两种唯物主义的问题。

对于法国唯物主义，过去关注较多的是其物质本体论层面，即世界的物质规定性以及这种规定性对意识的刺激所引起的反映。对于这种唯物主义，黑格尔曾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首先从感性确定性的层面来看，这种起源论式的唯物主义是一种直观的认识，而这种直观认识的本质规定恰恰不是其直观性，而是共相。因此，当我们认为对一棵树的认识来自于这棵树对我们的刺激时，我们并不能真正地获得对外部存在物的知识，因为如果没有树的概念，对于我们来说无法将树与其他的东西区别开来。其次从知觉思维来看，这种唯物主义恰恰也是需要扬弃的，因为知觉的本质规定性并不在于人对外部存在物的反映，而在于知性的理性规定，或者说理性构成了反映的本质规定。黑格尔通过从感性到知觉、知性再到自我意识，在我看来，倒是揭示出这样的问题：即传统的唯心主义(前黑格尔式唯心主义)构成了传统唯物主义的对立面，而且这种唯心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传统唯物主义的“真理”。“如果无思想的意识表示观察和经验是真理的源泉，那么它这种说法很可能造成一种印象，仿佛这是说只有视听味嗅触是真理的源泉；其实在它匆忙地推崇视听味嗅的时候，忘记了说明同样本质的一件事实，即当它感觉的时候，它已经在为它自己而规定这个感觉对象了。”(P163)在传统研究中认为是对立的地方，黑格尔看到的恰恰是统一，这个统一的最高形式就是绝对观念。这才是黑格尔哲学从自我意识之后才进行长篇论述的意图所在。在这个意义上，仅仅恢复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物质起源本体论来反对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我认为是行不通的。马克思要想超越黑格尔哲学，就必须超越机械唯物主义问题域。

从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过程来看，马克思对法国唯物主义的关注也并不在于其本体论层面。马克思对唯物主义的接受，源自于《莱茵报》时期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同时期对历史学的研究。《莱茵报》时期遇到的理性与利益、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使他脑海中的青年黑格尔思想受到冲击，而这时对历史学的研究使马克思坚信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由此他才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颠倒原则，肯定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思想。这是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的起点。但紧接着的问题是，如果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那么怎样批判市民社会，就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核心问题。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必须在这一点能够发挥作用，才能真正地得到马克思的认可。可见，马克思关注的并不是世界起源意义上的唯物主义问题，而是如何面对社会历史生活进行唯物主义批判的问题。

从这个线索中我们才能看到马克思为什么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链接到了法国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通过一种颠倒原则将理论的原点定位在“人”上，这种“人”是超越了“精神”与“肉体”的二元对立的人。回到生活中，费尔巴哈则是从人本学的类本质及其异化逻辑来建构自己理论的批判意味，即现实的市民社会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对这种异化的扬弃才能真实地回到人本身。这种唯物主义，从逻辑思路上来看，与黑格尔是一致的，人的类本质异化及其复归与绝对精神的异化与复归是同一个过程，不同的是，费尔巴哈的“人”只是黑格尔哲学中一个重要环节的中断，并将这个环节独立出来加以放大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是无法驳倒黑格尔的。正是在这里，法国机械唯物主义从反映而来的理论，反而具有了“直接的”现实批判性。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援引了爱尔维修的理论，其实这也是法国唯物主义在面对社会历史时较为普遍的想法。按照爱尔维修的唯物主义观点，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善恶来自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人之所以犯罪是因为社会环境造成的。因此，人性的提升首先就要改造这个社会。回到马克思的语境中就是，国家理性之所以成为私利的工具，并不是由于抽象的理性出了问题，而是当下现实的结果。这与他批判市民社会是一致的。在这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人本学与法国的唯物主义都可以批判市民社会，但两者的指向存在着很大的区别：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更强调于人性的回归与获得，而法国的唯物主义更强调对现实世界的革命。但从法国唯物主义来看，批判现实的前提何以获得?这与费尔巴哈批判市民社会的抽象的“人”何以获得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与对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具有了相同的意蕴，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在第一条批判了费尔巴哈之后，第二条批判了认识论意义上的直观原则，在第三条中接着揭示了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二律背反”。如果人的罪恶是由环境造成的，那么改变人的恶性首先在于改变环境，“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P59)因此改造社会环境的理性何以获得就成为一个问题，这是一种逻辑的循环。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国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那里之所以具有同质性，就在于两者在面对社会历史时，具有相同的理论视域。而这样一种理论视域与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并没有什么区别。这才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需要解决的深层问题。马克思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真正解决黑格尔的问题。可以说，马克思对传统唯物主义的超越，与他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过程。因此，不加批判地用传统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来嫁接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理论上的误解。

这实际上告诉我们，马克思对传统唯物主义的超越，并不在于一种物质本体论层面的重新强调，而首要在于对社会历史生活的理解。在物质本体论的层面，传统唯物主义已经具有了辩证法的内容，如在费尔巴哈的著作中我们就可以读到。因此新的超越必须是社会历史观领域的超越。在历史观层面，旧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唯心主义具有同质性，他们都从抽象的原则来理解历史，将鲜活的历史过程变成了历史编纂学的材料。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同时也就是对旧唯心主义的超越，指向了对社会历史的理解。

二、回到历史本身

从任何一种理论出发来面对社会历史生活时，社会历史生活总是处于特定理论视域中，因此“前见”总是难以避免的。当旧的唯物主义强调认识总是对外部对象的直观反映时，这种唯物主义就处于矛盾着的二重性之中。首先从直观反映的层面来看，外部对象总是作为现成性的事实而存在，对这种现成性事实的认识，正如培根“四假相”所说的，要消除的正是任何个人的“前见”，力图达到对事实的纯客观反映，这种现成性的思维与自然科学中的实证性思维遥相呼应。在这种思维中，自然与历史都是现成存在的事实。虽然与以前的唯物主义相比，费尔巴哈不仅把对象看作是现成的存在，而且看作是感性的存在，但这种感性是直观的感性.在直观中，现成的存在是永远不变的，当费尔巴哈把人看作是以“爱”为价值取向的人时，这种感性的存在就是现成存在的彼岸世界，形成了“自然”与“历史”的对立，“自然”是现成存在的东西，而“历史”则是奠基于人性的东西，它与现成性的实在自然界没有任何关系，这构成了矛盾二重性的第二个方面。正是这第二个方面，形成了面对历史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在黑格尔之后成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批判的“历史编纂学”。

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历史直观性，受到了马克思的批判：“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P76、77)因此，任何“自然”与“历史”的对立，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工业化进程中，根本就是一个虚假的问题。马克思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批评涉及以下问题：第一，旧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纯本体论或认识论层面，而主要存在于社会历史观，他们的直观性错误在于对社会历史生活过程的无视或误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P78)第二，要真实地透视旧唯物主义的问题，首先就在揭示理论与社会历史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是要回到历史本身来对理论进行定位。在这个意义上，有没有“前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社会历史生活中透视这种“前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回到历史本身，又回到理论本身。这构成了马克思破除历史编纂学，回到历史本身的方法论前提。面对这种历史编纂学，马克思指出真实的历史并不只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而是由现实的人的现实活动建构起来的。“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P73)从马克思的这一描述中可以看出，作为能动的生活过程的历史：首先是现实的人在实践活动中建构的结果，对历史的考察就是要分析这种建构性的过程，而不是对现成物进行事实的汇集或想像的抽象。真实的唯物主义必须是对真实生活过程的描述与说明，“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P76)其次，现实的个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创造着历史的。费尔巴哈也将“现实的个人”作为面对历史的起点，但“现实的个人”在他那里变成了一种形而上的规定，缺失的正是现实的社会关系。实践也不是康德、费希特意义上的道德实践，而是现实社会关系下的物质实践，并总是遇到特定的前提条件，而这种特定的条件又是前人实践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在时间传承关系中建构出来的。人们创造历史又处于结构性的关系中，这种结构性的关系不仅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实践是一定社会关系条件下的实践，是特定历史时空中的动态性过程，是现实的人进行具体而现实的活动。这种意义上的实践不再是传统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从本体论意义上对实践的重新理解，就是再次将历史凝固化了。因此，社会存在这个概念并不是要素的集合体，也不是精神的外在结果，社会存在是一种历史关系的建构，这与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思考有着根本的区别。只是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指出，我们才遇到意识问题。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个区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是先有意识，然后才有对世界的认识，在这里似乎是先验的理性规划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但马克思要追问的是，这种先验的理性何以产生?当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是从感性确定性直接推论到共相的优先性时，黑格尔实际上就承认了人的存在首先就是理性的，当他把这一点当作自然的事实来接受时，黑格尔就直接站到了现代社会的立场上。而在马克思那里，他要揭示的是这种理性何以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出来。由此，马克思对哲学理论有了新的理解：在青年马克思那里，哲学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纯理性批判，在这种界定中，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即哲学是超历史的、能够评判一切的尺度，这正是黑格尔对哲学的解释。而在马克思的新视域中，哲学的超历史性被解构了，我们需要做的正是对哲学的透视，在哲学与现实生活之间实现互文性解释，这是超越历史编纂学的重要前提。因此对历史过程的理解，首先就在于对过去的理性意识的悬置。只有通过这种悬置，我们才能真实地理解意识在现实历史中的定位。因此历史的真实过程与意识内的历史过程存在着差别，但意识又总是历史活动中的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实践活动又可以转换为意识活动的对象，使意识成为对人与历史活动之间关系的思考，使客观的历史过程变成自觉的历史活动过程，使客观的关系变成“为我关系”。从这里，才能生发出批判历史的张力。

因此，唯物主义在马克思这里具有了新的含义：唯物主义不是对历史加以现成性的收集，也不是对历史进行实证性的分解，更不是对历史进行主观的抽象，而是真实地回到历史本身。在这个回归过程中，唯物主义抓住的不再是现成性的事实，而是历史的流动性过程，唯物主义也就从抽象的、对面式的“看”变成了具体而历史的“思”，是卷入到历史过程中但又从这种卷入中的抽身变成了分析问题的方法。在这里，不再有任何教义性的唯物主义，有的是对自身进行反思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唯物主义，这种理论的发展才不会陷入到相对主义的泥淖之中。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历史本身成为辩证的，唯物主义也就是辩证法，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才能是同一个东西。可以说，只有当马克思同时超越了黑格尔与费尔巴哈时，马克思才能真实地获得自己的唯物主义。

三、批判的唯物主义

从社会批判的理论来看，存在着两种批判模式：一种是伦理道德式的批判，一种是来自于社会历史本身的批判。在前一种批判模式中，有着其自身的演变逻辑。它先设定一个绝对的前提，将全部社会生活置于这个前提之下加以考察。在理论谱系上，这种批判是启蒙理论的产物，启蒙理论将理性作为一切审判的原则。但绝对的原则总是要通过具体的个人才能体现出来，如是在面对社会生活时，或者是绝对原则对现实生活进行一种完全否定性的批判，陷入到自身的空洞性中，或者是陷入到个人伦理批判之中，而当陷入到个人伦理批判时，原来那个绝对原则也就失去了先前具有的效准，个体自身的伦理判断变成了一切的效准，最后的结果是走向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相对主义。因此，绝对主义与虚无主义构成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种具有形而上意味的批判理论与马克思哲学中真实的批判意蕴完全不同。形而上学的批判总是要寻求一个最终的本质，不管这种本质是采取最高存在者的方式，还是以存在的方式，这种本质总是无处不在而又发挥着终极作用的。当用这种本质来批判历史生活时，马克思哲学的批判就变成了一种伦理道德式的批判，当这种伦理道德式的批判变成一种固定的模式时，任何批判就变成了一种固定模式的重演，激进的批判都变成了现存意识形态的共谋。巴特关于语言的一段论述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处于权势状态的语言(在权力的庇护之下被生产和传播的语言)，顺理成章地成为一种重复的语言；语言的一切社会公共机构均是重复的机器：学校，体育运动，广告，大众作品，歌曲，新闻，都不止地重复着同样的结构，同样的意义，且通常是同样的辞语：陈规旧套是一政治事实，是意识形态的主要形象”。(P51-52)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什么每一次激进的批判，都变成了强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契机。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张力来自于社会生活本身。对于自己的批判思想，马克思曾这样描述：“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和革命的”。(P24)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的批判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首先，批判理论要从社会历史生活出发。针对旧的伦理道德批判，马克思指出：“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分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受到干扰。”(P93)一旦回到社会历史本身，任何形而上学的本质、任何不变的本体都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因此，首先需要对社会历史生活进行科学的描述，这正是唯物主义的第一层内涵。在这个意义上，唯物主义是对任何理论抽象的解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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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列宁；唯物主义；物质观

“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1]128这是我们所熟知的列宁对物质的定义。列宁关于物质的定义是对唯物主义物质观的重要发展。

一、列宁明确给出了物质的定义

马克思恩格斯无疑都是坚定的并且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无论是马克思抑或是恩格斯，他们都没有给物质下过定义，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物质到底是什么。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旧唯物主义批评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2]16在这里，马克思虽然批评旧唯物主义把“物质”理解为自然本体、把物质的本质属性等同于广延、运动等感性直观的对象的基本倾向[3]，但马克思却没有进一步地提出自己的物质概念。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经写道：“物、物质无非是各种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4]467-468因此，“物质——这样的词无非是简称，我们就用这种简称把感官可感知的许多不同的事物依照其共同的属性概括起来”[5]467-468。恩格斯想要把哲学关于物质的内涵与具体的实物，与自然界本身区别开来，同时也与物质结构区别开来，于是指出物质是对“物的总和”的抽象，是对事物“共同的属性”的概括。但是物质该如何从“物的总和”、事物的“共同的属性”中概括和抽象出来？恩格斯并没有给出答案。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一些重大发现，这些发现打破了人们原有的关于原子不变性、不可分割性及质量不变等观念，由此得出了“原子非物质化”、“物质消失”等错误的结论，唯心主义者乘机对唯物主义物质观进攻，为了捍卫辩证唯物主义，回击唯心主义的进攻，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物质下了这样的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

二、列宁明确地指出了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把物质的本质归结为广延等自然属性，不能抵御唯心论和怀疑论的挑战，因此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反对离开人的社会性来谈论自然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强调的不是物质的自然性，而是物质的社会性，这是他与旧唯物主义者的显著区别。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没有人，自然就既无意义也无运动，自然是混沌的、无差别的、无关紧要的无知，从而归根到底是虚无”，“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6]66。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批评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再次指出：“单纯的自然物质，只要没有人类劳动物化在其中，也就是说，只要它是不依赖人类劳动而存在的单纯物质，它就没有价值，因为价值只不过是物化劳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写道：“甚至连最简单的可靠的感性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往来才提供给他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与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2]59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对物质的特性不是从物质的自然性而是社会性去理解，是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实践关系角度、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去理解，这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也充分地体现出来。“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这里的“实物”、“定在”，相当于物质存在，但马克思没有把它当作不依赖于人的存在，而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但是，为了反对把人的社会性理解为精神或意识的唯心主义，马克思同样强调自然界和物质的独立存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说：“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6]10这是强调自然界是生产劳动的物质条件。在《神圣家族》中，他说：“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存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尽管如此，在理解物质时，物质与人、人类社会、人对人的社会关系仍然是密切联系的。

只有列宁明确地指出，物质是不依赖于人而存在的，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

三、列宁把“存在与思维”的关系更加明确地转化为“物质与意识”的关系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明确地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9]219但是，恩格斯的在这里沿袭的是费尔巴哈的思路：第一，把“是者”的意义归结为“存在”；第二，把“存在”的意义归结为自然界的外在存在；第三，把自然界的外在存在与人的思维相对照，提出“存在与思维关系”的问题及其唯物主义的解决方案[10]。基于这种逻辑，恩格斯提出，“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在这里，恩格斯把存在等同于自然界，提出了自然界与人的思维何者第一性的问题和自然本体论的解决方案，又认为人的思想可以把握自然的本质。这些都是费尔巴哈的自然本体论思想。很明显，恩格斯批判地接受了这样一种“自然本体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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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马克思

 

19、20世纪人类所进行的变革性的生产活动和人类思想理论所取得的巨大成果是人类文明产生至此前的几千年所有活动的总和所不能媲美的，诞生的精神食粮至今仍受益匪浅。科学技术上的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进行为我们人类打开了一幅理想的世界图景，使人类的物质文明大大向前推进；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更加辉煌的成果，哲学的诞生，开创了人类思想文明史上的新的纪元。他创立的新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彻底终结了传统哲学的根本性思维方式，为现实的人如何实现自身的价值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然而，长期以来以原苏联教科书为代表范式，包括当今中国哲学理论界的学者们对于马克思所创立的哲学在理解上存在着较大的误区，甚至以近代西方传统哲学为模板来对哲学进行面目全非的改造。论文参考网。以传统的固有的思维方式曲解了哲学的实质，才造成时至今日的对哲学所取得的理论价值评述时的尴尬局面。

哲学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巨大的飞跃。论文参考网。马克思以“新”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来奠定其哲学基本框架，从而也就区别开了哲学与以往全部旧的哲学的根本差别。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以历史的思维逻辑、人的思维逻辑来重新理解对待人的周围世界来取代以科学的思维逻辑、以观物的思维方式的传统的二元本体论看待世界。这是哲学与近代哲学存在的根本分歧点。我们无法完全肯定或否定哪家之言更为准确，更为真理些。因为哲学本身作为一种思想上的反思活动，担负着巨大历史时代任务，每一阶段的哲学的产生无不与它所处的那个时代有关。柯林武德非常明确地指出：“如果说17世纪的哲学是清理17世纪的自然科学，那么20世纪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清理20世纪的史学。”[1]哲学诞生于古希腊，从第一个哲学命题“水是万物的本源”，哲学与自然科学就始终纠缠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直至西方近代哲学这一本体论的思维方式以科学的思维方式来追问万物本原，从变中求不变，从现象追问本质，从暂时追寻永久，从有限追求无限等等。这是到今天为止哲学家们仍津津有味大谈此道，因此哲学便被这些大家们动手肢解与重组了。他们所犯的错误在于忘记了哲学的时代性、阶级性和民族性。我们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他的新的世界观就是区别以往全部哲学的关键。历史唯物主义何以成为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就在于它以历史的逻辑取代自然的逻辑，以现实的人的历史活动取代抽象的人的本质，用人的现实的历史的活动这种思维方式重新理解对待周围世界，并形成了一种历史性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成为第一个用历史的解释原则来重新建构自己的哲学。“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的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的。论文参考网。”[2]这是马克思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提纲中第一条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的唯物主义者有一个主要的缺点，即把客观事物作为外在于人的对象，而没有从主体现实的人这一“历史的感性”出发来理解世界。而现实的人正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出发点，马克思开创了新的世界观的体系，实现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把逻辑思维方式由科学向历史，由“观物的本体论”向“观人的生存论”转向，其结果必然是从抽象的、概念的人向现实的人转变。马克思创立的新的唯物主义直接起点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而不是近代的机械唯物主义上，但是马克思没有停留在费尔巴哈那里，而是向前又推进了唯物主义。马克思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系统地论述现实的人及其历史性地发展，实现从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转变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社会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而马克思恰好从现实的社会中的人进行的历史活动的进程来实现的哲学的变革。西方传统本体论哲学以“物”的逻辑理解人，提出的问题是“人的本质是什么”，得出的结论也必然是抽象的人的本质。而马克思哲学提出的不再是“人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而是“人的现实生存状况应该怎么样”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说：“个人是怎么样的，决定于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生活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现实的认识具有特殊性的个人，他们的特殊性由他们的具体生活方式决定的，而他们的具体的生活方式又是由他们所进行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处于不同的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下的个人，都是具有社会性、历史性的现实的个人。[3]可见马克思把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转变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而得以解决的。这样，当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去重新理解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时候，思维与存在就变成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他看到，人们所理解的存在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人们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使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的历史思维和历史的逻辑中，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现实的历史联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意义，正在于他为创立的新的唯物主义哲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哲学解释原则--历史的解释原则；一种新的思维和逻辑，即历史的思维和历史的逻辑。正是这种新的思维和逻辑使马克思构建了与旧哲学所根本不同的哲学框架解释原则，在哲学上实现了变革。马克思创立的新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正是通过它全新的历史性解释原则来彻底与全部旧哲学进行决裂的。唯心者眼中的社会历史活动是一种主观意志的活动，他们不理解其客观性，旧唯物主义者呢，对待社会历史活动的客观性也不能解释，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旧唯物主义者只能回答的是外部世界的客观性问题，而不能回答人的活动的客观性问题，最终又回到唯心主义那里了。马克思通过它的新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的“社会制约性原则”和“历史决定性原则”来完成的。（1）“社会制约性原则”：尽管个人活动是在自己主观意志支配下的，但是社会上的人是处于一个整体链条当中的，他们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每一个事件的结果都需要其它合力的作用影响下的，是不以每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2）“历史决定性原则”：后代人的实践活动的前提是前代人留下的客观结果。前代人的活动尽管有主观意志参与下的自主活动，但是相对于后代人则是客观的，而后代人只能历史的继承前代人活动的结果，生产活动才能进行下去。

综上，马克思把人从抽象的、概念下的外壳中搬到社会历史当中，成为一个在历史中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个人。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变成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使存在变成现实的人活动的进程的存在。把科学逻辑变成历史逻辑等等这一系列全新的哲学上的变革实质正是由他的新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所完成的，马克思通过它的全新世界观来为人类的未来进程打开了一条大路。

【参考文献】

[1]柯林武德：《历史的关键》商务印书馆，何兆武、张文杰译，1997年，第20页、34页。

2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72年版，第16页。

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72年版，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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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人类学笔记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8-0052-02

对于人的本质的探索是纵贯马克思整个学术生涯的重要主题之一，马克思在许多作品中对人的本质究竟为何的问题进行了解读与分析，其中最为人所知的则是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中提出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不过，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的认识绝非一蹴而就。马克思分别于学术生涯早期和晚期所著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和《人类学笔记》可为我们反映他在对人之本质认识上的变化过程。《手稿》所讨论的人的异化、私有制问题都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分析息息相关，不过在《手稿》中所讨论的“人”仍然是一种理念性的构建。到了《人类学笔记》那里，马克思却从以摩尔根为代表的一批人类学家的著作出发对人类早期社会的生活状态进行了论证，并由此对人的本质展开论述。在本文中，笔者也将通过对于这两本著作的分析与比较，来进一步发掘这两个不同角度之间的差别与内在联系。

一、“自由自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之本质的论述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人的本质的探讨是以对费尔巴哈等哲学家们对于人的本质研究的批判和吸收为基础的。费尔巴哈在对于人的本质研究的过程中提出了“类本质”的观点：所谓“类本质”即“自己的类、自己的本质性当做对象”的意识。在《手稿》中马克思也借用了“类本质”这一概念，提出了“人是类存在物…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的论断。不过马克思的“类本质”概念的内涵已与费尔巴哈所提出的“类本质”有着极大的不同。在马克思看来，“类”是指人实现自己本质的同时，对于人自身的社会属性、社会关系、社会本质所进行的改造。与费尔巴哈强调作为集体的“类本质”不同，马克思认为个人也同样属于“类本质”所描述的范畴。更重要的是，通过引进劳动的概念，马克思将人的本质同实践活动联系起来。在他看来，“生产生活本来就是类生活”。马克思这种对“类本质”的论述方法已不再将拘泥于费尔巴哈等人从人的共同性中探讨人的本质的研究路径。也正是在这一突破的基础上，马克思最终提出了自己的关于人的本质的看法：人的本质为自由自觉的活动。

在马克思看来，正是因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才使对象化的劳动成为了确认人自身的本质的关键。基于这一论断，马克思进而开始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考察，并指出私有制所带来的最深远的影响，是使本应该对于外在世界进行改造的自由自觉的对象化活动异化成了维持生存的方式，进而丧失了作为人的本质的特征。因此人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所进行的劳动与动物为了自身生存进行的活动没有区别。可以说，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考察最终导向了他对于“异化”问题的研究，并最终让马克思提出了私有制并非是人类天性的产物，而且也最终会走向灭亡的看法，不过《手稿》中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的探讨带有着很强的逻辑推演的意味。在《手稿》中的“人”只是基于理念性的人，明显缺少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实证性支持。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仍是从哲学思辨上来思考人的本质，而没有做到将人放在历史与实践中进行探索。直到系统研习了人类学对原始社会形态的研究后，马克思才真正得以站在历史的视角上考察人的本质问题。

二、从原始社会探究人的本质――马克思晚年时期的人类学研究

马克思对人类学研究是指是其晚年（1879-1882年）时期对摩尔根、柯瓦列夫斯基、梅恩、拉伯克、菲尔等人类学家的著作所写下的一系列详尽的读书笔记，通常学者们将这批读书笔记统称为“人类学笔记”。马克思在晚年会转向人类学领域的研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马克思晚年时期欧洲的学术界对“东方社会”的研究的发展让他认识到“东方社会”中的社会发展路径同西方社会发展路径的差异。其次，人类学对于“东方社会”的研究又为马克思提供了翔实、丰富的材料，从而使他能够不再局限于学理上的思辨，从“现实的人”的角度来探索人的本质。

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在其提出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人类学学者们在所谓前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的田野调查中积累下来的材料对原始社会存在状态、私有制的起源、国家的起源进行了研究。在对原始社会形态的考察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充实了他对于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认识。在他看来，原始社会时期存在着一个没有阶级、家庭的公有制性质的社会，这意味着私有制并非是一开始就有的制度。“人类社会的原始群状态，没有婚姻和家庭；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共同生活和相同的营生”。在马克思看来，亚细亚生产方式保存了许多人类原始社会时期的生产方式特征，。因此，通过对“东方社会”的生产方式及与之相关的原始社会人类历史的考察与分析，马克思以实证性的材料证明自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论断，即私有制社会之前的存在一个未被异化的“真正的人的社会”。

在私有制的产生过程的分析上，马克思借鉴的是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对于私有制起源的研究。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摩尔根将财产关系作为他对私有制起源分析的切入点。在摩尔根看来，财产是人类的生产力进步的一个必然产物。随着物质生产技术的进步，剩余产品也势必将不断积累，而这也必然在氏族社会里产生如何进行分配这些剩余物的问题。可以看到，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是一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而出现的制度。通过对于私有制的起源的论证，马克思也证明了亚当・斯密等学者提出的“私有制是符合人的天性”之论断的错误。因为私有制以及财产观念本身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产物，其也都经历了一个由产生到发展的过程，它们在未来也必会消亡。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对人类早期社会的私有制起源以及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时人的存在状态的分析，实际上也是对《手稿》中思路的一种发展。正是通过对原始社会形态的分析，马克思对其早年间对原始社会时期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推测进行了历史的论证。由此马克思才得以将他在《手稿》所提出的“理念人”置于现实的历史环境中去探讨，最终使之变为了“现实人”。这也使得马克思对于人的考察从单纯的哲学思辨脱离，转向了一种以实践为基准的视域，这也最终扩展了他对于人的本质的研究。

三、从研究取向的转变看马克思对人本质的理解的变化

《手稿》和《人类学笔记》分别是马克思学术生涯早期和晚期的重要作品，而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人的本质的探究可以说是贯穿于这两部著作的重要内容。通过对这两部作品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在对人之本质的认识上的不断深入，及其在研究方法上的转向。通过这两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的探索经历了一个从“理念人”到“现实人”的变化过程。

由对《手稿》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其学术生涯早期对于人的本质的探究受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思辨研究方法影响较深。在继承了这些哲学家们对于人的本质的论述的基础之上，马克思确定了人类“自由自决的活动”的本质。当然，马克思在《手稿》中所运用的主要还是逻辑上的推理，因此在手稿中的“人”仍然是一种抽象的、存在于理念当中的“人”。这种对理念意义上的“人”的论述究竟是否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也只能在实证的考察后才能得知。《人类学笔记》便是马克思将“理念人”置于具体历史环境中的尝试。通过对原始社会发展过程的论证，马克思成功的升华了自己对人的本质的认识。通过借助摩尔根等人类学家们的研究成果，马克思对古代东方社会发展进行了细致分析。由此马克思也得以在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考察人的对象化劳动及其自我实现过程。通过这些实证研究，马克思才真正做到了以实践作为切入口来考察自己在《手稿》中所的“理念人”，并成功的将其转化为存在于实践及历史意义上的，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现实人。

参考文献：

[1]卡尔・马克思.科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3.

[2]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3]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