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社会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发展社会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发展社会学；发展趋势；话语分析

一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对象。这在自然科学中是十分明显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都有着各自十分确切的对象。然而，当我们谈到发展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时，我们马上会有几分犹疑，这是因为，作为它上一级学科的社会学目前正处在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之中。自19世纪以来，虽然社会学成为标准意义上的学科已近200年，但是，它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缺乏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中心理论。在塔尔科特·帕森斯以前，虽有韦伯和涂尔干对社会学学科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从学科演进角度来看，他们的工作也还只是些尝试性的综合。在他俩之后，帕森斯是现代社会学的真正奠基性人物，正是他使得社会学成为孔德意义上的社会物理学。他的一般行动系统理论(generaltheory of action system)多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现代社会的重要参照。然而不幸的是，帕森斯的贡献要么没有被人认识到，要么就是被人误解了，所以，在他之后的研究者们，基本上没有领会到帕森斯尝试为社会学奠定起像物理学意义上的基础理论的企图。结果，帕氏之后的社会学发展状况基本上可以用“群雄逐鹿”四个字来形容，各种理论流派横行，各个社会学家互不买账，争先创立自己的门派，新功能主义、符号互动论、冲突论、现象学、常人方法学此起彼伏。既然作为发展社会学上一级学科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如此混乱，那么，到了发展社会学这里，如何界定其研究对象，也成了比较令人头疼的事。

正因为存在上述这种混乱局面，很多研究者索性将现代化等同于发展社会学。也就是说，将发展社会学研究等同于现代化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到2l世纪的今天，现代化理论仍是发展社会学的主流话语。在目前关于发展社会学的介绍中，不管怎样批驳现代化理论，都显得极其无力，这是因为对现代化作批判的批判理论大多也是以现代化理论作为话语基础的。这种情况表明，现代化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

发展的现实已经表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努力基本上是以失败而告终的。非洲、拉丁美洲、亚洲部分国家的贫困日益加深了。在过去，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展早期出现的殖民掠夺、人奴贩卖、殖民战争(比如20世纪两次大战)等人类危机。近期而言，边缘国家(地区)出现了普遍性的能源缺乏、贫困化、环境污染等等问题。就贫困来说，据联合国《1998年人类发展报告》，在1997年，富裕国家的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两成，却消费掉全球八成六的商品和劳务；而最贫困的两成人口则只享受到全球1.3％的消费。据Gtovanni Arnghi测算，在1980－1988年，拉丁美洲(包括巴西)的平均GNP指标下降了46％(如果排除巴西则为54％)，中东和北非则下降了27％(其中土耳其和埃及则为31％)，西非和东非下降了60％，南亚下降了10％，东南亚下降了35％(其中印尼和菲律宾则为50％)。就环境污染来说，20世纪60－70年代，在低、中收入地区开始工业化的时候，美国、日本等发达地区开始把污染性工业向外转移，欧、美、日等地区的污染性工业份额持续减少，拉美和亚洲等低、中收入国家的污染性工业份额逐渐上升。

以上现实体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意味着现代化理论的目标被扭曲了；二是说明发展社会学处在危机之中；三是表明认清发展社会学发展趋势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可以从历史过程帮助我们看到这门学科的产生过程：问题是如何提出来的?困境在哪里?如何从困境中突围?

二

1950年，经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Kuznets)提议，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中创立了一个经济增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立之后，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并创办了名为《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这个刊物。当时的主编是由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著名学者霍塞利兹(B.F.Hoselitz)担任。依托这个刊物，1951年5月，该杂志社举办了一个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讨论了贫困、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并且首先使用“现代化”一词来描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特征。1960年，各国学者云集日本箱根，参加了名为“现代日本”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个会议第一次系统、认真地讨论了现代化问题，为现代化论题确定了一个大体认同的8项基本标准：(1)人口比较高度地集中于城市，整个社会越来越以城市为中心；(2)使用非生物能源的程度比较高，商品流通广泛，服务设施增加；(3)社会成员在广大的空间内相互作用，广泛参与经济和政治事务；(4)村社和代代相传的社会群体普遍解体，导致个人有更大的社会流动性，个人在社会的行为具有更广泛和多种不同的范围；(5)全面推广文化知识及随之而来的个人对其周围环境传播的世俗的和越来越科学化的倾向；(6)广大和深入的大众交流网络；(7)政府、商业、工业等大规模社会机构的存在及这些机构中日益增多的官僚组织；(8)在一个大的民众团体控制下，各大民众团体加强统一(即国家)，这些单位之间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加(即公共关系)。

应该说，上述标准是综合性的、社会性的。然而这些标准后来被人误用了。因为后来者越来越倾向于用数字去说明现代化。比如，美国学者列维(M.J.Levy)在《现代化的后来者和幸存者》一书中将现代化标准定义为非生物能源与生物能源的比率。他认为，比率越高，则现代化程度越高。20世纪70年代，另一位美国学者英克尔斯(Alex Inkeles)给出了度量现代化的10个标准：(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00美元以上；(2)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低于12％－15％；(3)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45％以上；(4)非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在70％以上；(5)识字人口的比例在80％以上；(6)大学入学率在10％－15％以上；(7)每名医生服务人数在1000人以下；(8)平均寿命在70岁以上；(9)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50％以上；(10)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以下。

社会发展是综合性、社会性的，如果单纯用数字来界定发展，很可能产生为数字而数字的做法。我们知道，社会不可能纯粹依靠逻辑计算而活，还有文化、价值、情感、情绪、社会结构这些重要东西。所以，越到后来，现代化理论似乎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从战后发展中国家的表现来看，追求GDP效应超过了现代化的其他目标。一味追求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多恶果，比如贫困、环境污染、人权缺失等问题。

三

上述表明，现代化理论目标被极大地扭曲了，即以数字来呈现发展状况。然而数字的增长并不能解决发展问题，因为数字并不一定能说明现代化使谁受益了，使谁受损了。实际上，用数字来表明发展状况，往往会被发展中国家的优势群体利用，因为这些群体往往是制定国家发展计划的主导者，他们采纳的发展理念、统计方法往往是非整体性、非社会性、生产性的，即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喜欢用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表示发展速度，对投资的重视胜过对分配正义的重视。

对我们来说，现代化理论目标被扭曲这一事实引出了两个实质性问题：我们如何判断发展社会学所处的境况?我们如何界定发展社会学?

第一个问题：目前，发展社会学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境况之中?发展是“终结”了，还是被“低估”了呢?这个认识困境是针对现代化理论越来越意识形态化而提出来的。因为与现代化理论相关的关键词：比如现代性(moder－nity)、现代化(modernization)、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西方化(westernization)这些词汇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另一方面，一些新词汇越来越有取代上述关键词的趋势。广为人知的新词汇有：全球化(globalization)、区域化(region－alization)、本地化(10calization)、文化多样性(culture per－sity)。新词汇的涌现意味着什么呢?它们意味着现代化不是唯一值得追求和羡慕的对象了。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一个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现实本身，联合国的十年发展计划基本上以失败告终，原先的缩小南北差距的美好愿望基本上已经幻灭，南北之间的鸿沟前所未有地加大了，就连亚洲四小虎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在1997年金融危机面前也仅是个“纸老虎”。总之，人们从现代化理论能帮助发展中国家进步、发展的迷思中走了出来。

由于对现代化理论失去了信任，发展社会学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之中，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已经存在身份认同危机了。然而，人们的行动必须要有理论框架来指导，没有指导的行动是没有目标的行动，没有目标的行动自然也就不构成为行动了，而仅是一种刺激反应式的行为。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恰当的发展理论，发展中国家可能更容易陷入万劫不复之中。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发展社会学而言，的确存在着需要“拯救”的要求。也正因为如此，发展社会学既面临着“终结”的危机，也面临着发展的“契机”。

第二个问题，如何界定发展社会学。我们认为，要拯救发展社会学，需要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去矫正现存的发展理论。所以，我们给发展社会学下的定义是，发展社会学是一门用社会学的观点、方法去矫正发展理论的学问。这样一个定义包括以下几层意思：(1)发展理论有一定问题；(2)解决发展理论的问题需要运用社会学知识，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用到“社会理论”的知识；(3)发展理论的发展是有希望的，发展并没有“终结”。

现代化理论是西方的产物，它的产生有着它自己的土壤。比如西方现代化理论是以三个革命为背景的。西方世界先后经历了工业革命(英国)、民主革命(法国)、教育革命(美国)。这三个革命协同宗教运动改革，最终在西方发达国家建立起了一个公民宗教式的现代社会。如果站在西方的立场上看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的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要把现代化理论这件“黄袍”加在发展中国家这个“病人”上，就可能会出大麻烦。

因此，以现代化理论为标志的发展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水土不服”的确是一种危机。不过这种危机绝非到了使发展“终结”的程度，因为新的趋势、新的方法已经有利于我们来拯救它了。接下来，我们将剖析发展理论的产生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我们认识到，发展不是终结了，而很可能是被低估了。

四

为了进一步澄清这种可能性，我们必须认识发展理论的框架、维度、过程和要素，以及必须了解发展的实施主体都可能是哪些，这些主体之间的斗争与发展观念之间有何关系。换句话说，发展社会学之所以能带有社会学的意涵，就是因为它坚持认为，发展是一种社会性建构，只有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才能看清发展的含义、发展的行动者等实质性内容。

首先，发展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在19世纪末期，发展的含义主要是工业化或者是赶上工业化。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这是“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进入到20世纪上半叶，发展完全被等同于工业化，被等同于经济发展。随着系统理论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推进，帕森斯等理论家意识到经济系统如果没有文化、法律、政治诸系统的支持，经济系统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在20世纪50年代，现代化在帕森斯一般行动系统理论影响下成为一种普世性学说。由于现代化理论的繁盛之地在美国，美国文化的色彩主要是进化论的、实用主义的，所以，现代化理论的色彩主要是进化主义的。很显然，现代化理论的经验基础主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当这种理论被原封不动地搬到不发达国家时，就出现了困境。因此又有了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心一外围结构理论背景下，都主张民族国家的自主发展。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通过跨国企业等新形式仍牢牢地控制了利润的中心国家流向趋势。结果出现了两种现象：一是出现了依附理论的变态形式，即“不发展的发展”的主张，二是出现了一些所谓的“第4世界”，即发达国家不愿管，跨国公司不愿去投资的地方。在依附理论之后，则是综合发展观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综合发展观强调实质理性和以人为目的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强调通过经济结构改革、去管制、私有化等措施发展经济。两者都有一定问题，前者对发展中国家人民来说，是空洞的呓语，后者则是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集团打开了通过剥夺公共财产以“致富”的方便之门。在它们之后的发展观是一种激进主义的批判观，认为发展带来的只是灾难，带来的是极权主义的泛滥。很明显，整个过程表明，当现实改变后，理论视角相应变化，其中的发展意涵也跟着变换了。

其次，我们来审视发展理论的一般方法。通过发展含义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到，发展视角是在不停地改变的。因此，发展理论的研究者们日益觉得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审视某个发展理论的重要性。Pieterse提出了任何一个发展理论都可能存在七个维度。这七个维度主要是指，任何一个发展理论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政治背景，它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假设，以某种知识论为基础进行理论构筑，以某类群体为诉求，以及有对将来发展的预测。

比如我们可以通过这七个维度去审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著作。在这本书里，Max Weber关心的问题是，虽然中国、古埃及、印度都不缺少理性，然而，为什么资本主义独独在西方世界得到发展，并蔚为大观。We－ber试图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起源之间建立因果关系。知识论是建构主义的，方法论则是理解主义方法论。在代表方面则是新教徒，新教徒成为资本家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是为了获得救赎。在图像方面，则是韦伯勾勒的资本家形象，以及富兰克林所说的资本家精神。另外，韦伯在这本书里还刻画了人将来的“铁笼”这样一种比较阴郁的命运。

当然，通过这七个维度去认识某个理论，并不意味着涵扩了整个理论的内涵，这只是出于分析比较的需要，采取的是一种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式的分析方法。

第三，发展理论其实是国际政治经济斗争的表现。上面关于发展理论的几个维度其实可以从实践斗争导致理论上的转换来理解。这个转换的一般过程是：实践研究政策意识形态图像理论意识形态政策实践理论意识形态图像政策…。从转换的具体过程来看，发展理论的具体形态既与全球霸权均势相关，也与发展领域的行动者相关。从19世纪到20世纪80年代的近200年间，发展理论的具体形态是随世界霸权均势变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殖民人类学是与英帝国的扩展始终关联在一起的，美国在工业化追赶阶段也把它们视为发展的主要指导理论，但当美国处于霸权地位时，结构功能主义甚至成了官方哲学。随着民族国家的纷纷独立，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的先后成立，新成为它们去殖民化的主要话语。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和NIEs成为发展的主要现象，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成为发达国家的制定政策的主要基础，另一方面，在NIEs地区，越来越强调国民能力和国家发展问的关系。

一个社会的发展始终要由一些行动者去推动。发展理论的具体形态会受到这些行动者的强烈影响，因为这些行动者其实是一些利益关涉者(stakeholder)。在制度层面上看，国家、国际金融机构、联合国系统、市民社会有不同的取向，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主要着眼于经济，容易受到各自系统内利益集团的影响。联合国系统和市民社会通过超政府性组织(如WHO、ILO等)、非政府组织人民的利益(如NGO等)去行动，它们以政治科学、人类学、社会学、生态学以及性别研究为学科基础，追求更加综合性的发展战略，并以社会为出发点和着眼点。

五

通过前面知识上的准备，我们现在可以归纳一下发展社会学的趋势。首先是关于发展理论的一般趋势。

篇2

赵保佑等认为信息社会学虽是一门交叉性的学科，但因其更多地涉及社会学的内容，又主要以信息与社会的关系相互相影响为研究对象，所以在学科的大类划分中，信息社会学应属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6]。谢俊贵认为信息社会学是一门信息时代的社会学，它是对工业时代社会学的一种全面超越和整体发展。尽管信息学知识是信息社会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内容，但信息社会学的母体学科应当是社会学[5]。符福峘认为信息社会学这门新兴学科是在已有分支学科的基础上，为适应现代社会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是信息科学、社会学和行为科学等学科的交汇点，属于社会学科体系，信息社会学属于应用社会学的范畴[7]。魏秋玲则认为从目前科学的多元整合趋势来看，信息社会学可归属信息科学和社会学两大学科范畴。信息社会学是工业时代社会学向信息时代社会学转变的前导，信息社会学承担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三不管”地带的大量课题[8]。信息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已经较为明确，虽然这是一门具有交叉性质的学科，但众多学者较为一致地认为其还是应该归属于社会学的范畴。

2关于研究意义

谢俊贵认为信息社会学研究的目的不只是研究某种关系、某种特征，还需要研究信息社会的社会规划、社会规范和社会管理问题。如果没有这些研究，信息社会学就不能成为一门学科，而只能成为一项课题或一个问题[5]。胡昌平[3]认为信息社会学的研究必将丰富信息、情报科学的研究内容，开拓新的研究方向。其研究成果正作用于社会学及信息、情报科学领域；从发展观点看，其意义已经超出了成果本身的价值。赵保佑等人则认为研究情报社会学的理论意义包括两个方面：一则有助于丰富和发展社会学理论，二则为情报学研究的深入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研究情报社会学的实践意义表现在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方面，对我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现实意义。研究情报社会学的教育意义在于情报是一种重要的智力资源，是人类的宝贵财富[6]。无论是从社会学角度还是信息学角度来进行信息社会学的研究，对人类社会运行和发展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通过对我国信息社会学研究近况的了解和研究，也不难发现一些诸如在研究方面更注重理论而轻实践、内容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等问题。这些都是信息社会学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3信息社会学的发展趋势

3.1信息社会学的发展趋势

3.1.1信息社会学的发展速度加快

网络环境下，信息向社会的传播是全方位的。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已连接了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各国政府以至私人公司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以公布、获取和传播信息，网上信息资源的数量正在迅速增长。在这种形势下，信息社会化的理论研究将得到普及，社会信息意识普遍提高，从而把信息社会学的研究与发展推动到前所未有的阶段，且这一浪潮还将继续不断地向前发展。

3.1.2信息社会学理论体系走向完善和成熟

信息社会的实质是高新技术社会，它的发展和成熟需要各个领域高新技术的协同支持。因此，信息技术革命将把全球高新技术的发展推向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并引发一场巨大的产业革命，有力地推动社会和生产力的发展。目前信息社会学正在总结社会信息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不断升华为理性认识，理论体系已基本形成，并不断走向完善和成熟。

3.1.3信息社会学研究向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向发展

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是科学研究取得成效的基本方式。信息社会学理论作为科学技术知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实践中已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全球网络化环境下，信息社会实践正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从而确保信息社会实践的科学性和方向性，不断地推进信息社会学理论向着更加完善、系统和成熟的方向迈进，为人类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发展提供新的发展模式。

3.2我国信息社会学研究进展

3.2.1研究主体趋于成熟

目前，我国信息社会学研究存在着研究主体成分单一、结构松散、兴趣不够专一等缺憾。这些情况明显制约着我国信息社会学研究的深入开展。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信息社会学研究在下一阶段必将受到我国信息学界和社会学界的广泛重视，信息社会学研究主体在多方面推力的作用下，必将逐步走向成熟，并具有研究主体成分齐备化、研究主体单位组织化、研究主体成员逐步专业化等特点。

3.2.2研究内容趋于深化

尽管我国信息社会学研究取得了重要发展，但目前的研究内容仍不够深入，其主要原因是我国信息社会学尚处于初建阶段，且我国信息社会学研究对象尚不成熟。下一阶段，我国信息社会学必将其研究内容的深化作为研究的主要任务，深化和务实研究将成为一种迫切的社会需要。我国信息社会学研究经过10多年的实践，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研究经验，信息社会学研究已经有了深化发展的可能，务实性、具体性、实用性的研究将迅速增多。

3.2.3研究方法趋于多样化

通过分析过去10多年我国信息社会学研究的实践发现，信息社会学研究方法不无缺憾。这些缺憾主要集中在文献研究者多，实地研究者少；定性研究者多，定量研究者少；主观理解者多，客观解释者少。这些缺憾必然严重影响我国信息社会学研究的发展。我国信息社会学研究方法在下一阶段必将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届时，各种信息社会学基本方法将结合使用。

3.2.4研究进展趋于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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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目前，我市社会救助制度从无到有，不断健全完善，初步形成了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自然灾害应急救助制度为基础，以医疗、教育、住房、司法等专项救助制度为支撑，以慈善事业为补充的社会救助体系。

（一）城乡低保实现应保尽保。国务院1997年提出在全国开展最低生活保障的试点工作以来，我市从1998年开始实施城市低保，2000年开始实施农村低保，保障制度不断规范完善，保障范围不断扩面增大。目前，全市纳入城市低保的困难群众已由启动之初的3088人增加到8.8万多人，年发放保障金1.3亿元；纳入农村低保的困难群众也由启动之初的8821人增加到12万多人，年发放保障金5700多万元。城乡低保实现了应保尽保。城市低保标准由启动之初月人均100元提高到200元，农村低保标准由年人均500元提高到900元，有效保障了贫困群众的基本生活。

（二）城乡医疗救助日趋完善。在城乡低保制度不断完善，贫困群众基本生活问题得到有效保障后，国务院在2003年提出对贫困群众开展医疗救助试点工作。我市于2004年和2005年分别启动了农村和城市医疗救助工作，经过不断规范和完善，逐步取消了医疗救助门槛和病种限制。年救助最高金额由启动之初的2000元提高到5000元，农村医疗救助人数由启动之初的1.8万多人增加到16.5万多人，城市医疗救助人数由启动之初的100人增加到1.1万多人。年发放救助金分别由启动之初的397万元和10万元，增加到目前的1400万元和800万元，有效地缓解了困难群众的治病难问题。

（三）社会福利工作蓬勃发展。为提高和改善农村“五保”和城镇“三无”对象等特殊困难群体的生活条件，从2001年开始，民政部先后实施了“星光计划”和“幸福家园”工程。近年来，我市以实施“幸福家园”工程为契机，投入资金4000万元，新建和改扩建福利机构11所，新增床位1624张；同时，投入资金1.2亿多元，新建和改扩建农村敬老院102所，新增床位3600张。目前，纳入国有福利机构供养的城市“三无”老人达900多人，孤残儿童达50多人；纳入农村敬老院集中供养的“五保”老人达4260人，集中供养率由2004年的10%增加到32%，供养标准由月人均100元提高到180元。

（四）专项救助制度全面建立。2004年，我市建立了社会救助体系建设领导小组，进一步完善了灾害救助政策。仅2008年，全市救助因灾困难群众达20多万人，救助城市流浪乞讨人员达4000多人次；实施对困难群众的住房救助980多户，救助面积达4.8万平方米；实施教育救助贫困学生达2万多人，救助金额达200多万元，有效地缓解了困难群众在生活、住房、教育等方面的困难。

（五）救助资金投入逐年增长。随着社会救助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大，救助标准不断提高，各级对救助资金的投入也在不断增长。目前，社会救助资金的构成以中央和省级财政为主，市、县两级财政配套部分救助资金和福利彩票、慈善资金作为补充。近年来，各级加大了救助资金的投入力度，社会救助资金逐年增加。仅2008年，全市用于社会救助和救灾的资金达13.6亿元。

二、存在问题

（一）管理体制不够健全。目前，社会救助管理体制上存在多头管理、条块分割的情况。社会救助工作由多个部门分别承担，这种管理格局增大了协调任务和难度，也容易出现重复救助和漏助的现象，一方面造成了救助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部分需救助的对象处于管理盲点被遗漏，而得不到救助，客观上也影响了救助的效果。

（二）运行机制不够畅通。近年来，随着城乡低保、医疗救助工作的开展，社会救助工作量倍增，但基层救助工作力量有减无增。目前，我市212个乡镇主要从事社会救助工作的民政助理员仅289人，其中的126人还是兼职，而他们要直接面对的是数十万救助服务对象，工作任务异常繁重。同时，社会救助工作基层网络平台建设薄弱，多数乡镇民政办未配备电脑，大量救助信息和档案仍靠手工操作，严重制约了救助工作高效、规范运行。

（三）城乡发展不够平衡。由于城乡救助制度设计上的差异，农村社会救助无论是在资金投入、标准设立和救助人口比例上都远远低于城市，少数确需救助的农村特殊困难群众不能得到及时有效救助，加之绝大多数区县无专门的流浪救助机构，流落到县及乡镇后无人救助的情况时有发生。同时，城乡救助制度相互独立，缺乏衔接，而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长期割裂的城乡救助体系已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四）受助理念存在偏差。历史上的社会救助是一项慈善事业，是建立在施恩论的基础上的，社会救助是对穷人的一种施舍和恩赐，受惠者容易缺失自强、自立、自主的精神，渐渐衍生出等、靠、要等惰性心态。这种传统的社会救助思想，严重影响了当前社会救助工作实践，少数救助对象错误地认为一旦进入救助体系就终生受益，进易出难，滋生长期依赖救助的思想。

三、对策思考

推进社会救助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应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科学制定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救助标准，逐步形成稳定的社会救助资金投入机制，统筹兼顾城乡发展，建立以基本生活救助为基础，相互衔接配套的社会救助体系，确保社会救助事业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加强综合协调，健全社会救助工作管理体制。社会救助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健全社会救助工作管理体制，是做好社会救助工作的保障。救助对象千差万别，救助资源又分散在不同的部门，由单一部门独揽社会救助事务，既不现实也不利于救助对象需求的满足。因此，应建立综合协调机制，理顺社会救助工作的管理体制，促进社会救助工作的良性运行。应充分发挥社会救助工作领导小组的协调组织作用，统一政策，协调配合，全面管理和监督社会救助工作。应建立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多边救助机制，加强沟通与合作，定期交流信息，协商救助行动，逐步形成信息共享、相互配合、协调运行的管理体制。

（二）加强队伍建设，创新社会救助工作运行机制。一是应着力建设专业化的社会救助队伍，在城乡基层设置社会救助服务岗位，可由社会工作者应聘上岗，政府按岗位需要购买服务；二是应健全整合基层社会救助工作力量，在村（居）委会设置救助工作联络员，并根据便民和有利于推进工作的原则，可打破乡镇建制，积极探索分片建立社会救助工作室；三是应建立基层社会救助信息服务网络，宣传救助政策，救助信息，方便困难群众求助和咨询；四是硬充分发挥群众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作用，有效掌控社会救助对象的基本信息，建立救助对象进入和退出机制，实施动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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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个时期可以被称为社会语言学的学科开拓时期。除原有的三大领域外，社会语言学又开拓了其它领域的研究，其中以互动社会语言学、言语社区、言语接触等领域的研究发展最快。

1．互动社会语言学互动社会语言学成形于20世纪80年代初。甘柏兹的《话语策略》［4］的出版，标志着互动社会语言学作为社会语言的一个分支正式建立。互动社会语言学重在研究如何用语言学的知识解释人际交流的过程和结果，其理论的核心是“互动”，认为具有交际功能的言语互动才是语言的本质所在，一切语音、语法规则的价值只存在于具体的交际活动之中，通过言语互动产生交际效果的语言形式才是语言事实。甘柏兹在他的论著中提出了会话策略、语境提示、会话推断等一系列核心概念。会话策略是指会话参与者能够维持会话继续、增进双方相互理解的能力。会话推断即话语理解的情景化或语境化过程，其基本功能是在评估交际参与者双方目的的基础上作出相应的反应。语境化提示即提示有关交际知识，尤其是语境的语言信号，包括语码转换、超新段标记等，其基本功能是在交际互动中引导指示话语、预测行为情景。此外，Goffman、Brown、Levinson、Tannen等的研究也对互动社会语言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Goff-man进一步补充完善了Gumperz的语境推理，强调社会互动的作用［5］;Brown和Levinson提出了具有普遍性影响力的礼貌原则;Tannen则将研究中心转向异性之间的言语互动，特别强调谈话的节奏性。

2．言语社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是不同说话人群体内部或群体之间的语言使用状况，因而对这个群体的界定是十分必要的。社会语言学沿用Bloomfield的speechcommunity的叫法以及他的言语互动观［6］，摒弃结构主义的“理想”同质状态，朝着“真实”的言语社区的方向不断前进。Hockett、Lyons认为言语社区具有单语性，即某一语言社区内只流通某一特定语言(方言)。甘柏兹对言语社区单语性的论断提出质疑，提出言语社区也可以是多语的，为避免“以语定区”带来的单语限制，提出把“共同使用的言语符号”和“共知的社会规范”作为言语社区的两条主要标准，整合了共同准则的变异遵守等观点，指出言语社区是由共同规范和愿望结合在一起的、组织起来的讲话人的多样化的系统，进而强调了言语社区的系统性和规范性。随着言语社区界定的不断深化，言语社区第一、语言第二的原则越来越明确，并占据主流。此外，个人认同在言语社区的界定中同样备受关注。LePage指出言语社区中个人认同的重要性，每个人都是许多不同言语社区的成员，在不同的情况下认同不同的言语社区。此后，Preston、Rosen、Saville－Troi-ke、Meyerhoff等都对个人认同问题作了研究。

3．语言接触19世纪史密斯、特鲁别茨柯依对施莱格尔“谱系树”理论的“同构”和“对应”提出质疑之后，语言接触逐渐成为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早期语言接触研究主要从语言内部结构因素的角度研究语言接触，直至Kipar-sky提出社会因素决定语言接触深度的观点，语言接触的研究才逐渐成为社会语言学的一部分。此后，这一观点被大批学者认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Thomason的语言材料及观点。语言接触研究可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分为语言结构的研究和语言使用的研究。语言结构的研究，即以接触中一种语言为基本视角，研究其在词汇、语音、语法三个层面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情况，主要关注的是语言借用和语言干扰。语言使用的研究涉及面较广，主要关注语言转用、语言混合和语码转换。语言接触可以导致社会双语的形成，而社会双语现象又可分为稳定和竞争两种情况。对于稳定的社会双语现象的理论研究，主要归功于Fishman。Fishman在Ferguson研究的基础上完善了“双言制”理论，认为不同的语言变体有着严格的社会分工;同时，提出“语域”理论，用以分析语言变体在缺乏社会规范时的使用情况［9］。

二、国内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一)引进期社会语言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传入中国。直至80年代末，国内语言学界才开始接触西方社会语言学理论，此时以理论及研究方法的引进为主，尚未展开结合汉语实际的深入研究，主要表现在理论译作和通论性著作的出版。因此，将这一时期称为社会语言学的引进期。理论译介方面，大批国外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通过翻译的形式被引入国内语言学界。1980年到1982年，特鲁基尔的《社会语言学导论》(林书武等译)在《国外语言学》连载。1987年，《社会语言学译文集》(祝畹瑾编)和什维策尔的《现代社会语言学》(卫志强译)出版。通论性著作有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札记》(1980)、《社会语言学》(1983)，陈松岑《社会语言学导论》(1985)，游汝杰、周振鹤《方言与中国文化》(1986)。

(二)模仿期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西方的社会语言学理论的引进仍在继续。较上一时期而言，运用社会语言学理论及方法解决中国的社会语言学问题已成为这一时期的研究主流，故而将这一时期称为模仿时期，即模仿西方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时期。专题研究成果集中在语言变异、语言接触、互动社会语言学、言语社区理论等几个领域。1．语言变异研究研究内容涉及语言变异的重要性、具体语用中的语言变异、语音词汇句法变异、特定地区语言变异等。具体语用中的语言变异居多，包括广告中语言的变异现象、教学及词典编纂领域的语言变异现象、网络语言中的变异现象等。学者对语音、词汇、语法的语言变异研究都有涉猎。语音变异方面，以个体音变研究为主。赵一农［10］从语音变异研究出发，论述语言的自我调节机制。词汇变异方面，王立、程祥徽、苏金智等研究的是人体动作词语、新词、词语差异方面的词汇变异;苏金智则从词汇变异角度研究语言变异与多样文化的关系。句法变异方面的研究较少。2．语言接触研究国内的语言接触研究已涉及语言接触的多个领域。赵杰从语言接触引发语音干扰的角度，研究北京话受满语和旗人话影响所产生的“融合式音变”现象。苏金智从语言接触引发借词的角度，研究汉语借词，提出借词演变的基本模式。吴雅萍从语言接触导致语法渗透的角度，研究汉语语序对少数民族语言语言的同化作用。罗美珍从语言接触导致语言替换、语言影响、语言混合和融合三种现象出发，对五色话、白话、五屯话、干河滩保安语的语言质变进行考察。综上所述，国内的语言接触研究尚未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仍处在具体例证阶段，即运用西方语言接触理论及方法，例证中国的语言接触问题。3．互动社会语言学研究刘焕辉的《言语交际学》是国内言语交际研究的开山之作。此外，具有较大影响的还有姚亚平的《人际关系语言学》和刘焕辉、陈建民主编的《言语交际与交际语言》等。20世纪末，孙维张、吕明臣的《社会交际语言学》着重理论阐述，强调言语交际的社会性，试图从宏观角度建立交际语言学的基本框架。岑运强从人类学史、语言学史及言语语言学的视角，追溯言语交际语言学在东西方的源头，首次从结构上分出说服学、回答学、语境学、语言变异学，从功能上分出一般社交学、演讲学、辩论学、谈判学、推销学、广告学。4．言语社区研究言语社区理论是近年来刚刚引入中国社会语言学界的新理论，郑海翠、张迈增、张红燕简要探讨了言语社区的相关理论。杨晓黎对构成言语社区的基本要素问题展开讨论，对言语社区理论中的“设施”要素提出了质疑［15］。夏历依据在京农民工的资料，质疑言语社区的“地域”要素［16］。但言语社区方面较有影响力的重要理论尚未建立，仍处在萌芽阶段。国内学者的关注点仍集中在运用此理论的实证性调查方面周刚对海外华人、校园、网络等社区内的群体言语进行了实证性的研究［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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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两年是我一生的重要阶段,是学习专业知识及提高各方面能力为以后谋生发展的重要阶段.从跨入大学的校门的那一刻起,我就把这一信念作为人生的又一座右铭.

大学两年里,在提高自己科学文化素质的同时,也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使自己成为德,智,体诸方面全面发展,适应21世纪发展要求的复合型人才,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大学两年,塑造了一个健康,充满自信的我,自信来自实力,但同时也要认识到,眼下社会变革迅速,对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社会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自身还有很多的缺点和不足,要适应社会的发展,得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完善自己,改正缺点.要学会学习,学会创新,学会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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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年x月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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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经济学；公民社会；大发展

中图分类号：D90-0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8-0160-02

公民社会是法权意义上的一个历史范畴，通常是指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建立的民主社会。说它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因为在公民社会之前是封建制度下的君主社会，在它之后也有各种形式的专制社会（如军事专制、家族专制等）。从法学意义理解，公民社会就是所有公民是国家的主人，公民是享有完全法律权利的主体，而被剥夺基本法律权利的人属于非公民――即罪犯。公民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文化的发展，更本质的涵义是社会法律关系的发展，即建立更加合理、公正、平等的社会法律关系。公民社会的建立标志着人们法律地位和法律关系的历史性变革。公民社会意味着人在法律上具有人身自由、政治自由、宗教自由和经济自由等。人身自由的实现是其他一切自由的前提；政治自由是公民成为社会主体和主宰的基础；经济自由是社会活力、社会发展的基本保障。这些自由既由法律规定和保障，又受到法律约束和限制。如一个人的行为自由和言论自由不能妨碍和损害他人的权利和利益，不能违反规定的法律程序和公共利益（如，示威游行须先申请并获得批准），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也是如此。所以，在公民社会自由与法律之间有一个界限，有一个度。公民社会的另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平等与公正，而平等与公正的标准及其实现的路径（或程序）也是由法律来规定的。然而，在公民社会法律上的平等和公正与事实上的平等与公正还有不同程度的差距。如人人都有选举和被选举总统的权利，而事实上有条件、有资格参与竞选总统的人只是少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只是法律意义上的一种平等权利而已。关于公民社会中自由、平等、公正与法律之间的关系问题，主要由法学和社会学来研究，我们在这里主要是探讨经济领域的自由、平等、公正与法律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公民社会，人身自由是经济自由的前提，而经济自由又是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的，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政府，其经济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即经济自由的边界是法律，即使政府的经济行为也不例外。在公民社会，人们享受法律所赋予的各种经济权利，同时也必须承担法律所规定的相应经济义务，如纳税义务、环保义务等。公民社会的基本经济原则是平等与公正，无论是生产领域还是交换领域，法律都规定了实现平等与公正的标准、程序和方式，但这也只能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平等与公正，与实际上的平等和公正还相距甚远。例如，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平等从来就不存在；各地区之间、跨国公司和小企业之间，由于资源优势和经营规模差距巨大，所以最终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益不可能是平等和公正的。在公民社会有5种经济权利应是平等和公正的：财产权（法律地位与保护）、经营权、劳动权、参与国家的经济决策权和享受公益与福利的权利。对于这些权利别的暂且不论，仅就劳动权和参与国家经济决策权来说，要实现真正的平等与公正就很难。法律规定公民有平等的劳动权利，但却难以实现劳动机会的平等。参与国家经济决策是公民的权利，但真正操纵国家经济决策的始终是那些拥有经济实力的利益集团。另一方面，公民社会中的经济权利与经济义务常常并不对称。例如，有些企业获得巨额利润，但却没有承担起相应的环境补偿义务；有些富人利用社会平台和资源赚了亿万财富，但却没有缴纳相应的税金。总之，在公民社会，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社会领域，一方面人们要实现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目标，另一方面又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和限制；一方面是人们拥有法律意义上的自由、平等权利，另一方面又存在大量事实上的不自由、不平等和不公正。因此，公民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呼唤法经济学的大发展。

参考文献：

[1] 方芹.设立亲属拒证权的法理分析――以法经济学为视角[J].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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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是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思想，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实质就是要把科学发展的成果体现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体现在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求上，体现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上。党的十七大报告把“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放在加快发展社会事业的首位，向全党全社会发出了“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的号召。科教文体等既是社会事业，更是民生之本，切实解决好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使全市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对共建和谐社会十分重要。所以，要牢固树立“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意识，要在关注民生，解决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遇到的具体困难，多动脑筋、多下功夫、舍得投入。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民群众满意，才能为我市的更大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阻碍落实科学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前一阶段的学习和调研，对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和内涵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对当前分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一）高水平科技人才短缺，高新技术发展缓慢。

我市企业高水平科研人才少，生产一线高级技工总量严重不足，博士、硕士等高层次人才匮乏。农业科技人才多以推广类型为主，创新型科技专家少，现有农业科技人才的工作条件差、生活待遇较低，造成一些水平较高的农业科技人才的流失。目前，我市现在重点企业57户，已有18户企业完成了产业升级和技术改造，开发科技新产品20种，但是尚未有一户企业通过高新技术认证，导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比重偏低，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小。

（二）教育发展不均衡，制约发展规模与进程。

我市义务教育发展显现出办学条件、教师资源配置、教育质量、学校管理水平“四个不均衡”。职业教育虽已发展了二十多年，但由于经费、师资、办学理念等方面的原因，我市职业学校招收学生素质普遍不高，学校培养的学生质量较差。还有我市职教中心还没有实质性整合，在办学体制、机制、模式等方面还比较单一，主要实行政府投入、教育部门主办、全日制的学历教育。这种情况与“政府主导，依靠企业，充分发挥行业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办与民办共同发展的办学格局”还有着很大的差距，从而制约了职业教育的发展。我市义务教育发展显现出办学条件、教师资源配置、教育质量、学校管理水平“四个不均衡”。

（三）农村文体设施建设薄弱，农民群众业余生活单调。

文体方面存在着城乡文化发展不平衡和公共体育设施缺乏问题。几年来，虽然加强了农村文化建设，但是受乡镇重经济轻文化、文化场地简陋、文化工作者素质不高等原因，导致农民文化生活贫乏、活动形式单一，城乡之间文化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我市还没有一处为全民提供竞赛、健身、训练服务的大型体育设施，这已经不能满足群众健身、竞技训练和体育竞赛的需要，乡镇更是缺少开展体育运动的场所。

（四）广电产业发展思路不宽，节目质量需进一步提高。

我市依托现有广电资源开展多种经营以及主业延伸业务的办法不多、力度不大，我市电视台自办节目尚未实现全覆盖；新媒体业务研究的不够，迈的步子不快，事业发展的支撑力不强。新闻宣传跟进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落实“三贴近”上还存在着一定的欠缺，在大的宣传战役中展开集中报道、深度报道不够；个性化节目、品牌栏目不突出；地域特色文化利用挖掘的不够；节目制作手段、形式还有欠灵活。

三、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事业发展

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契机，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每项工作的各个环节，不断推动科教文体等社会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一）完善科技人才激励机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优化财政科技投入结构，逐年提高科学技术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要坚持引进与开发本土人才相结合，重视和关心科技人才的培养，根据我市经济发展的难点和重点，组织专家攻关，保证项目研究经费，为科技人才提供展示才华的平台，做到用事业留人；关心科技人员的成长，帮助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做到用感情留人；认真落实科技人员的有关政策和待遇，稳定科技人员队伍，做到用良好的待遇留人。围绕企业新产品开发，争取国家和省的政策扶持。积极应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的新变化，组织相关部门和企业认真研究高新技术企业面临的新情况，重新制定完善企业科技投入政策，加强科技人才的培养，组织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攻关，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专利技术，申报认定1-2户高新技术企业。

（二）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推动教育事业均衡发展。

进一步落实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严格落实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安排专项资金扶持农村薄弱学校的发展；理顺教育专项资金的使用渠道，由教育部门统一规划使用。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增加对薄弱校的投入，加强农村中学寄宿制学校建设，优化寄宿环境，对小学进行布局调整，优化配置教育资源、提高办学效益；以百强校建设为重点，着力提高职业教育办学质量，2009年完成职教中心综合楼建设，并实现以*一职为主体，与*二职、大赉乡职业学校、*电大等学校的实质合并。健全教育督学督导机制，解决教育督导室存在的人员、经费等突出问题，加强对全市教育工作的督学督导，确保省对我市政府教育工作督导评估在年内顺利通过验收。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结合我市人才引进战略契机，吸引全日制硕士生回我市任教，提高教师学历达标率；围绕吉林省特岗教师计划的实施，补充农村中小学教师短缺问题；深入开展“城市支援乡镇、强校支援薄弱校”活动，通过组织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开展送教下乡活动，带动乡镇教师整体素质的提高；尽可能多的为教师提供到先进地区、学校学习的机会，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建立健全教育教学质量监测评价和教学指导体系，完善实施校长竞争制、轮岗制等制度；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细化师德行为规范，建立社会、学校、教师、家长、学生五位一体的师德建设长效监督网络和有效考核机制。

（三）强化公共文体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满足群众文体需求。

重点支持农村文化建设，扶持农村文化大院的农民自办文化活动，并辅导他们开展经常性的文体活动。加强农家书屋建设和管理工作，使之充分发挥作用，服务于农民生产生活。加强全国农村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工作，为农民提供良好的实用信息服务，促进农民增产增收。继续开展文化下乡活动，把送戏、送电影下乡作为主要载体，将欢乐送到农家，让农民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丰富的文化成果，进一步丰富农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从提升*软实力的目标出发，以完善城市体育设施建设为重点，加快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建设。加快建设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推进群众体育活动向纵深发展。以发展现代服务业为抓手，推动体育产业取得新突破。按照上级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改革的要求，理顺电影管理体制，平稳完成电影行政职能调整划转工作，实现电影统一归口管理，年内完成由文化部门和广电部门之间的职能调整划转。

（四）加快推进广电产业发展，切实提高节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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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愿意看到它沦为一个达标评比的工具，希望它能在引导县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能源六位一体的科学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县域科学发展需要度量的不仅是科学发展，而且有区域发展，区域发展本身也有基于不同学科理论的科学发展问题，这一点好像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因此，要按照区域条件，因地制宜制定发展规划，才能保持区域科学发展。区域发展还有一个科学分工和规模经济的问题。没有规模经济和因地制宜的科学分工，管理成本就会增加，土地的生产潜力就无法被充分地挖掘和利用，就没有县域经济的科学发展。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不能用一般发展的数字来代替科学发展的指标，即不能用发展的绝对数字来度量科学发展，一定要用诸种发展之间的相关比率这种相对数字来度量科学发展。比如，一般的GDP不能度量一个地区的科学发展程度，因为科学发展与GDP之间并不存在正相关。只能用科技GDP、绿色GDP和能源GDP这些相对数字作指标，才能量度出县域发展的科学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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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学历教育 学历教育 学习型社会

非学历教育是指学历教育以外的、根据各种实际需求而进行的教学形式，主要有岗位培训、项目培训、专业技术培训、行业培训和各种层次、行业的继续教育，以及包括各种内容在内的中短期培训。它是依赖市场经济需求而成长起来的，和以学习经历为标志的学历教育相对应的一种教育模式。非学历教育在构建学习型社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非学历教育与学历教育的差异

学历教育是包括初级义务教育、中等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以及高等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在内的，以学习经历为标志的教育模式。它担负着教育的基本任务，学习内容系统而循序渐进、学习时间固定而有层次，学科设置偏重于理论传授和书面训练，对于实践中产生的新经验、新知识、新理论一般不会在学历教育中得到迅即的显现，对于一些前沿成果，往往是经过反复论证和实践应用后才纳入学历教育的课程内容的。另外，学历教育的课内知识及其应用，在教学中多采取模拟性手段，理论的显现过程也是演绎式的(例如实验室教学方式和书面推导方式)。这些都和实际应用基本上形成脱节状态。

非学历教育具有培训时间上的短期性、培训项目上的实用性和培训知识上的实效性。并且非学历教育一般都采取集中学习的方式，对一个实用性内容，在短期内实现领会和掌握，无需顾及其他相关内容的齐头并进，学习的知识非常集中具体。非学历教育的内容不存在课程的概念，它只是某一项目和某种需要所必须具备的相关知识。一般并非为了积累而学习，总是为了实际需要而进行学习，目的性既明确又具体。它很少追究理论产生和发展的渊源，只注重其使用价值。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非学历教育培训的内容总是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最新知识的产业应用，例如计算机培训、商务英语培训、股市现代经营培训、最新保险培训和现代文秘、现代经营管理培训等。它是为最新知识在产业中大规模应用所做的先期准备。

二、非学历教育由边缘走向核心

经济飞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人们对教育的需求也急剧膨胀，学历教育很难满足人们的需求，非学历教育逐步由边缘走向核心。

1、终身教育的需要

终身教育由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组成。对每一个社会人来说，学历教育大都集中于个人生活的早期。非学历教育则贯穿于走向工作后的各个阶段，而且与个人的生计紧密相连。

教育应该是人的一生中持续不断的过程，应该能在每个人需要的任何时候，以最好的方式为其提供必要的知识技能。终身教育不仅强调个人的终身学习，更要求全社会的人都要能够不断地、灵活地学习。在传统的学历教育观念下，要推行终身教育，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在时间、空间、精力以及财力上都无法承受，而这一功能只能由非学历教育来完成，非学历教育能使受教育者得到灵活、多样的学习机会，贴切现时的、前端的学习内容,以全面地提升自我素质,更好地融入社会,服务社会。从终身教育的角度看，现代社会的非学历教育已不再是学历教育的辅补充教育，而是使社会成员能不断跟上社会步伐、持续取得个人成就的十分重要的教育。

2、高新技术的需要

随着高新技术在工作现场的广泛使用，专业技术岗位的智能结构向深度化、复杂化方向发展，高深的专业技术成为独立的学习内容。近阶段，国际上已出现各种高技术、高水平的国际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例如微软公司的MCP（微软产品专家证书）、MCSE（微软系统工程师证书）、MCSD（微软系统开发专家证书）、网络设备公司的CCIE（网络专家证书）等。而如国际注册会计师证书、GRE、MBA等早已为我国大众所熟知。近年来，证书教育的重要性充分显示出来了，而这些证书的获得都需要非学历教育来完成。

3、自我实现的需要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既使学习成为人们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需要，又为人们终身学习提供了必要条件。学习不只是一种投资，还是一种享受和消费，即学习不只是人力资源开发的过程，更是人的自我实现的过程。在当今社会，提高生活质量逐步成为人们的需求，而生活质量的提高必然要增加人们生活中的文化教育含量，这种趋势在我国一些地方的非学历教育中已经有所体现，因此，非学历教育已成为个体自我实现的需要。

三、发展非学历教育是构建学习型社会的重要途径

构建学习型社会已成为21世纪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非学历教育作为终身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以及构建学习型社会的主要力量，只有适应构建学习型社会需要，不断地反思与创新，把握各种非学历教育的发展机遇，才能在构建学习型社会中有所作为，并在构建学习型社会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改革与发展。非学历教育可以通过发展社区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和网络教育等来建设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农村、学习型企业和学习型网络，从而实现学习型社会的建构。

1、发展城市社区教育，构筑学习型社区

社区是社会的基层组织，社区教育是终身教育的基层阵地。社区教育从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产生以来，经历了一个探索发展过程。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有的地方把社区教育和教育现代化结合起来，并且自觉地用终身教育的思想指导社区教育，使社区教育内涵深化，更具时代特征。学习型社区是指以社区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组织为基础，能保障和满足社区成员学习基本权利和终身学习需求，从而促进社会成员素质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社区可持续发展而创建的一种新型社区。

学习型社会建设是以人为本，以社区教育为手段，以学习型家庭、单位建设为重要的教育，目的在于满足社区居民需求，提高居民素质。社区应根据区内的人员层次，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如专家讲座、报告，组织观摩、座谈、交流等学习活动。以学习促工作，以学习促发展。树立以学习为本、终身学习的理念，要勇于实践，及时总结，善于宣传，营造出时时学习、处处学习、人人学习的浓厚氛围。社区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筑全民终身教育体系，营造学习型社会环境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使社区教育正在逐步成熟。

2、抓好农村成人教育，提高农民素质

“农业兴、百业兴，农村稳、天下稳，农民富、国家富”，农业问题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问题。目前，农业面临的问题是调整农业结构，推进农业现代化，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和再创业等一系列问题。而解决问题的根本是尽快提高农民的素质。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的步伐，把流动的农业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

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38.5％，初中文化程度占49.3％，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占11.7％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0.52％ ，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1％，农民的文化、技能素质亟待提高。基于此， 2003年10月，中国颁布《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对农民工培训规划做出了具体规定。2006年至2010年，对拟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5000万名农村劳动力开展引导性培训，并对其中的3000万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同时，对已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2亿多名农民工开展岗位培训。由此可见，农村是个市场极大而且潜力巨大的非学历教育市场，农村成人教育要把握机遇，深入农村与农村整合，使农村成人教育成为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结合点。围绕这个结合点，根据我国农村劳动力和农村经济的实际情况，确定新的战略、制定新的对策，充分发挥自身功能，设计尽可能符合他们需求的教学内容，使他们意识到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性，进而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并要鼓励引导他们不断学习新的知识以增强自身的素质，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建设学习型农村做出贡献。

3、推进员工职业教育，创立学习型企业

职业教育是构建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支柱。职业教育既是与经济和市场直接联系的，培养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的就业教育，又是面向不同层次学员和全体社会成员的全民教育。职业教育的产生、发展与理论研究，孕育、培植和丰富了学习型社会的思想理论，职业教育的实践成为学习型社会中最活跃、最有特色的部分，职业教育为学习型社会提供了新鲜的内容和形式。从某种程度上说，职业教育的发达与否，是学习型社会构建水平的标志。

在学习型社会中，学习型企业普遍存在，发展学习型企业是对现有企业教育制度的一种创新。创建学习型企业旨在通过学习改善个人和组织的行为，使学习的速度大于变化的速度，使员工的工作观由被动反应型转变为主动创造型，使个人与组织善于寻找最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增强组织和个人的自我成长能力，提升组织的创造力和超越力，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4、创建网络平台教育，开辟学习型新渠道

网络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它对教育的影响也日益扩大。随着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给远程教育提供了进行教学信息传播的新途径，弥补了面授教学在教学资源、教学时空等方面的限制，为个性化、自适应的探索式学习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形成了一种开放的、多媒体的、远距离的优化组合教育模式，满足了社会对非学历教育的迫切需求。

相对于传统的学校课堂教学，网络教育具有独特的作用，它使教育资源共享变为现实，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学习的条件，有助于实现交互式学习，有利于促进教育社会化和学习社会化。因此，进行网络教育，创建学习型网络，是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又一途径。

【参考文献】

[1] 王宪昭：谈企业教育中的非学历教育[J]．中国成人教育，1999（2）.

[2] 刘瑛：发展终身教育 构建学习型社会[J].中国成人教育，2005（8）.

[3] 李云霄：探究如何构建学习型社会[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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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社会学；当代财政学；发展策略

财政社会学与财政学不同。财政社会学的整体结构注重研究财政与整个社会内部系统间的关系与收支系统内部的联系。主流财政学家认为，应该将这些不同的关系割裂分开单独认识，其公共财产交易体制在内部中的视野也就消失了。在这一问题上，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困境。与此情况不同的是，财政社会学主要研究税收以及预算制度间的变革，极大程度上推动现代国家的构建以及政治文明的进步，从而使传统的财政学打破了瓶颈。作为一门内容相较复杂的独立学科，一直以来都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并始终向好的方向发展。

一、财政社会学思想核心

在财政社会学领域内，较有影响力的是长期引领世界学术潮流的学者瓦格纳。他认为社会是一个广义的体系，具体由经济、政治以及社会三个系统构成。三者之间的关系相符相成，缺一不可。相关研究学者提出，共同体产生于国家之前，因此财政上的需求是共同体上升为国家的必要途径，因此也使财政成为历史上各国家的核心议题。财政社会学是分析社会的最好的出发点之一，特别是在新的经济体制产生的情况下[1]。因此，对财政问题展开进行分析研究也是对整个社会认识全面的最为有效的途径。在分析问题时，不能将财政问题看作是单一的问题，要从多方面展开思考，将其看作是整个社会的发展问题。

二、财政社会学研究背景下的社会情况

在重要的经济转型期，我国必须沿着财政社会学的理论在经济上寻求突破口。在财政社会学的基础之上，人民会对国家与社会的定义产生不同方面的理解范畴，从而得出一些更有创建性的结论。从此方面来看，财政学问题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整体上提升财务授予预算能力，国家的整体实力将会不断加强。依据实践理论，国家整体的权力划分与制衡均得到了一定的保障。财政社会学本身就十分看重对于国家本身的研究，现代国家产生和整体经济税收制度的发展离不开财政社会学的介入。也就是说，财政社会学可将经济基础转变为政治结构，无论从哪一角度出发，财政都代表着我国的总体实力，对财政社会学的研究也将决定国家的特点以及综合面貌[2]。从财政社会学的核心理论来看，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之下，国家整体的经济收支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整体的政治结构以及经济活动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国在此方面的经验主要来自外国发达国家，针对财政社会学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方向。从整体上来说，财政社会学代表着整个国家的财政发展方向。

三、财政社会学研究价值

从当前我国国情来看，财政上仍有极大的上升空间。对于财政社会学的研究还需要加大研究力度，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财政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为各个方面带来的改观明显，整体上可拉动社会经济水平。许多财政制度也是以财政社会学为依据而制定的。因此，相关部门应加大对这一学科的重视程度。当前，国家正处于经济的重要转型阶段，经济财政体制上还面临着很多方面的不足，这些缺陷需要财政经济学的介入，从各个方面入手寻求突破口，对不合理的地方及时拿出理论依据进行改革完善[3]。经济转型期的社会不能跨越关键步骤，社会各个方面也应担负起应有的责任，不断改良整体财政情况。可以说，财政社会学的研究价值巨大，对我国全方面平衡发展有着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