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翻译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论语翻译，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译文：君子严格要求自己，而小人则千方百计要求、苛求别人。

2、君子欲衲于言，而敏于行。译文：君子要少说虚话，多干实事。

3、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译文：质朴胜过了文饰就会粗野，文饰胜过了质朴就会虚浮，质朴和文饰比例恰当，然后才可以成为君子。

4、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译文：士不可不志向远大，意志坚强，因为他肩负重任，路途遥远。

5、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译文：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加给别人。

6、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译文：复习旧的知识，能够从中有新的体会或发现。这样，就可以做老师了。

7、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译文：颜回这个人很好学。为人不迁怒他人，不重复犯（同样的）错。

8、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译文：不要求快，不要贪求小利。求快反而达不到目的，贪求小利就做不成大事。

9、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译文：我每天三次反省自己：为别人做事，是否尽心、忠实？和朋友交往，是否真诚？对老师所传授的知识，是否认真复习？

10、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译文：一个人没有长远的考虑，一定会有近在眼前的忧患。

11、言必信，行必果。译文：说话一定要讲信用，做事一定要果断。

12、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译文：见到贤能的人就要（努力向他）看齐，见到不贤能的人就要（以他为反面教材）做自省。

13、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译文：做事勤敏，又好学，不以问及下于他的人为耻。

14、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译文：君子心胸宽广，小人经常忧愁。

15、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译文：学习而不思考，人会被知识的表象所蒙蔽；思考而不学习，则会因为疑惑而更加危险。

16、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译文：孔子在河边说：时间就像这流水一样，不分日夜的流淌。

17、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译文：那些有志向、有仁德的人，没有为了谋求生存而损害仁德的，只有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成就仁德的。

18、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译文：切要以忠信为本，不要结交不如自己的朋友，有错误不要怕改正。

19、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译文：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有三种。结交正直的朋友，诚信的朋友，知识广博的朋友，是有益的。结交谄媚逢迎的人，结交表面奉承而背后诽谤人的人，结交善于花言巧语的人，是有害的。

20、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译文：军队可以被夺去主帅，男子汉却不可被夺去志气。

21、当仁，不让于师。译文：原指以仁为任，无所谦让。后指遇到应该做的事就积极主动去做，不推让。

22、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译文：学习而又时常的复习，难道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吗？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来，不是很令人高兴的吗？人家不了解我，我也不怨恨、恼怒，不也是一个有德的君子吗？

23、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译文：有知识不会疑惑有仁义不会担忧有勇气不会恐惧。

24、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译文：不必担心财富不多，只需担心财富不均；不必担心人民太少，只需担心不安定。

25、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译文：君子讲求和谐而不同流合污，小人只求完全一致，而不讲求协调。

26、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译文：君子坦荡而不骄狂，小人骄狂而不坦荡。

27、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译文：每天能学到一些自己没有的知识，每月不忘自己已掌握的知识，这样就可以说是好学的了。

28、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译文：要做好工作，先要使工具锋利。比喻要做好一件事，准备工作非常重要。

篇2

曾子说：“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替别人办事是不是尽心竭力了呢？同朋友交往是不是诚实可信了呢？老师传授的知识是不是复习了呢？”

孔子说：“我十五岁开始有志于做学问，三十岁能独立做事情，四十岁（遇事）能不迷惑，五十岁知道哪些是不能为人力所支配的事情，六十岁能听得进不同的意见，到七十岁做事才能随心所欲，不会超过规矩。”

孔子说：“温习学过的知识，可以从中获得新的理解与体会，那么就可以凭借这一点去做老师了。”

孔子说：“只是学习却不思考就会感到迷茫而无所适从，只是空想不学习就会心中充满疑惑而无定见。”

孔子说：“颜回的品质是多么高尚啊！一竹篮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小巷子里，别人都忍受不了这种穷困清苦，颜回却没有改变他好学的乐趣。颜回的品质是多么高尚啊！”

孔子说：“知道学习的人比不上爱好学习的人；爱好学习的人比不上以学习为乐趣的人。”

孔子说：“我整天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做枕头，也自得其乐。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我把它看作天上的浮云。”

孔子说：“多个人同行，其中必定有人可以做我的老师。我选择他好的方面向他学习，看到他不善的方面就对照自己改正自己的缺点。”

孔子在河边感叹道：“时光像流水一样消逝，日夜不停。”

孔子说：“军队的主帅可以改变，普通人的志气却不可改变。”

子夏说：“博览群书广泛学习，而且能坚守自己的志向，恳切地提问，多考虑当前的事，仁德就在其中了。”

2、原文: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 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

篇3

Abstract: Transmigration， an abstract whole at large， is too good to be practical and such concrete subwholes under “good translation” as fidelity to the source-language text in content and intention， grammatical normality， and lexical appropriateness are more workable as cardinal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 fidelity; grammatical normality; lexical appropriateness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具体说来，就是“换易言语使相解也”。①但是，如何用另一种语言文字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表达出来？“换易言语”之后是否能“相解”？“相解”的程度如何？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无疑就是：翻译的标准是什么？翻译的方法应如何？

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在介绍西学的同时提出了翻译的标准 — “信、达、雅”，对中国现代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影响巨大，“相信只要中国还有翻译，总还会有人念‘三字经’！”②

虽然严复持论有故，但认真审视不难发现，“信、达、雅”实质上既不是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抽象标准，也不是具有切实指导性的具体标准，“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把信、达、雅并列起来作为翻译标准是具有逻辑缺陷的，因为这似乎意味着：原文不达，也可以故意使之‘达’；原文不雅，也可以故意使之‘雅’。那么，这样和‘信’字，岂不自相矛盾？”③

《论语·雍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意谓朴实的内容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的内容又未免虚浮。孔子提倡“文质彬彬”，反对浮华的辞藻，所以说“辞达而已矣” — 言辞足以达意就可以了。《尔雅》序题下疏说：“尔，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其中的“雅言”是指区别于各地方言的“诸夏的话” — 标准语，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普通话”。但是，严复的“雅”指的不是“利俗文字” — 大众的语言，而是“汉以前字法句法”。为了掩盖“达”的矛盾，严复在“畅达”（如“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和“表达”（如“题曰达旨，不云笔译”）之间周旋，取便发挥，借“辞达而已”求“信” — “为达即所以为信也”，借“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求“雅” — “信达之外，求其尔雅”。不难看出，严复的逻辑是：要“信”则必须“达”，要“达”则必须“雅”，换言之，“雅”是“达”的条件，“达”是“信”的条件，“为达”最终成了“求雅”的借口：“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利俗文字则求达难。”

与“并世译才”的林纾相比，严复所译的书总共不过八九种，而在其所译的这八九种书中，只有《群学肄言》、《原富》、《群己权界论》和《社会通诠》四种“略近直译，少可讥议”，④此前“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⑤此后“中间义忄旨 ，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⑥严复虽然提出“信、达、雅”，但他本人并未完全履行。

严复是在译介西学的时候提出“信、达、雅”的，因此“信、达、雅”作为翻译的标准完备与否，必须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来审视，不能简而单之地就事论事，从而忽视严复“辛苦辶多译之本心”。

严复“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⑦于是，从“达”来看，洋务派和传教士翻译的书“不合师授次第”，“不合政学纲要”，有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目的，因而“非命脉之所在”。相比之下，“新西学”的命脉之所在则是“维新”，即运用进化论、天赋人权来反对天命论、君权神授论，用自然科学、机械唯物论来论证无神论，从而“开民智，强国基”。正是“于自强保种之事”，严复才“反复三致意焉”。从根本上说，严复的“辛苦辶多译之本心”是“取便发挥”，其所谓“达旨”是“旨”在“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的“民权平等之说”、“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学说和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

从“雅“来看，严复以“雅言”来“达旨”是“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因为当时的白话远未成熟，饱读先秦诗书，受古文的熏陶而成积习，摇头晃脑地读起古书来连平仄也都留心的老夫子大抵不常接触“利俗文字”，对“利俗文字”的运用不像对古文的运用得心应手，但又要翻译，不得已就只能在“利俗文字”和“古文”之中择取后者了，不仅翻译的时候，甚至在日常写作中，大概也会觉得用“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更重要的是，作为复古的维新改良派，严复的翻译所针对的读者是操“雅言”的士大夫阶层，为了使他们能够看自己所译的书，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先用“雅言”来吸引他们，借“雅”以破启锢闭，从而使顽固保守的士大夫阶层乐于接受西方学理，正如严复在其《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中所言：“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若徒为近俗之辞，以便市井乡僻之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一语道破天机！严复的“雅”诚可谓用心良苦：从表达形式入手，使士大夫们认为“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而最终“倾倒”。当然，严复毕竟是带有复古思想的维新改良主义者，后来又沦为保守派，不懂得“利俗文字”是历史的必然，更不懂得“利俗大众”是历史的推动者。

单纯从翻译标准的角度审视，“若是全盘而真实地‘信’了，把原作的思想感情，意思之最微妙的地方，连它的文字的风格、神韵都传达了出来，则不但‘顺’没有问题，就是所谓‘雅’（如果原作是‘雅’的话）也没有问题。‘信’、‘达’（顺）、‘雅’三字，实在作到一个‘信’就都有了。”⑧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的“信、达、雅”在逻辑上确实“先天不足”。

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马建忠（1845-1900）就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中对翻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善译”的标准：

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粗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

在这段文字中，马建忠不仅指出了“善译”的条件 — 自如驾驭“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的能力，而且指明了“善译”的过程 — “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对原文能够达到“心悟神解”的程度，翻译起来就自然能够“振笔而书”，“译成之文”就自然能够成为“善译”了 — “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

马建忠的“善译”，一言以蔽之，即是“信” — 从内容意旨到风格效果无所不信，较诸严复的“信、达、雅”则更具高度抽象的概括力，使“直译”、“意译”和“信、达、雅”在“无毫发出入于其间……与观原文无异”中得到了统一。如果说“直译”是为了“信”而“意译”是为了“达”的话，那么，既然译者已经“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并达到了“心悟神解”的程度，“信”自然就不会成为问题；既然译者已经“考彼此文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又“审其音声之高下，析起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则“达”自然也不会成为问题。同时，以译者能够“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为前提，原文“雅”，“译成之文”则定然不会“俗”，反之，原文“俗”，“译成之文”也定然不会“雅”。

马建忠的“善译”无疑就是翻译的最高境界，无论是奈达的“等效”，还是傅雷的“神似”，抑或钱钟书的“化境”，均未跳出“善译”的圈子。然而，在实际翻译活动中如果采用“善译” — 或者“等效”、“神似”、“化境” — 作为标准去衡量译文，可以断言，没有任何译文能够“达标”，因为“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⑨。虽然高标准是为了严要求，但是既然“法乎其上”最终也只是“仅得其中”，那么与其取法“不可实现的理想”毋宁提出切实具体的要求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1）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2）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3）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

转贴于 有人偏重“精心的再创造”，视翻译为艺术；有人偏重“一定的客观规律”，视翻译为科学。但是，不管视为艺术，还是视为科学，翻译的根本任务即在于“传真”，译者不能充当“说谎的媒婆”，⑩否则就会怨偶无数。翻译无非是用新瓶子装旧酒，虽然瓶子 — 语言文字类型 — 换了，但是酒 — 内容风格效果 — 却不能变。

翻译必须“忠实”，这是共识。但是，“忠实”什么？“忠实”的应该是原文的内容意旨和风格效果，而不是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如果斤斤于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译文无疑就会“异彩纷呈”，因“隔阂”而不“合格”。译文的语言表达如果连“贯通”都做不到，读者还怎么去“融会”？结果又怎么可能“与观原文无异”？语言文字类型不同，语言表达习惯也就大不相同。

吴岩出其《从所谓“翻译体”说起》中针对操汉语的译者将外语译成汉语的情况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翻译体”的实质：一些译者“一条腿走路”，“未能辩证地对待两种语言文字”，译文“是外国化了的中文”，未能“忠实地融会贯通地把原作翻译和表达出来”。叶圣陶称自己“不通一种外国语，常常看些翻译东西”，在《谈谈翻译》一文中坦言“正因为不通外国语，我才要读译本呢”，揭示出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别人不懂外文，所以要请教你译；如果大家懂得，就不必劳驾了。”正是凭着“不通一种外国语”的“外行”眼光，叶圣陶才看到并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叶圣陶的核心思想是反对“死翻”。“死翻”，一言以蔽之，就是“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各种语言的语言习惯都是相当稳定的”，“既然是两种语言，语法方面，修辞方面，选词造句方面，不同之处当然很多”，“同样一个意思，运用甲种语言该怎么样表达，运用乙种语言该怎么样表达”，不能“死翻”，即便“接受外来影响”，也“要以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为条件”。据叶圣陶想，“翻译家是精通两种语言的人，也就是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的人”，反观之，“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的人”才算是“精通两种语言的人”，“精通两种语言的人”才能成为“翻译家”。叶圣陶的意思是：“死翻”者自然成不了“翻译家”，之所以成不了“翻译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精通两种语言，不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表达，而不精通两种语言，不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表达，最终结果就只能是“死翻” — “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

吴岩以“内行”的眼光审视“外国化了的中文”，站在“辩证地对待两种语言文字”的思想认识高度来批语“翻译体”，指出：“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忠实地融会贯通地把原作翻译和表达出来”。叶圣陶以“外行”的眼光旁观“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立足于“精神两种语言”的基本条件来批评“死翻”，指出：“各种语言的语言习惯都是相当稳定的，咱们接受外来影响要以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为条件”。吴岩与叶圣陶二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观点却完全一致：“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并“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吴岩和叶圣陶所针对的是操汉语的译者将外语译成汉语的情况，主张译文要“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要“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若就“所译者”和“所以译者”而言，吴岩和叶圣陶的主张无非是：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

每门语言都各有其不同的语体，而不同的语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虽然每门语言的大部分词语适用于各种语体，但是不少词语只用于某些特定的语体，有些词语只见于书面语，有些词语只用于某些特定的语体，有些词语只见于书面语，有些词语只用于口语。同时，交际身份、交际场合、交际内容以及交际心理不同，遣词造句均会有所不同。就翻译而言，了解并掌握“所译者”和“所以译者”两门语言中口语与书面语、正式语体与非正式语体之间的差异，进而在遣词造句上不仅“合意”而且“合宜”，当裨益匪浅。一般来说，原文用的是书面语体，译文则不能用口语语体；原文用的是口语语体，译文也不能用书面语体；原文非常正式，译文则不能不正式；原文不正式，译文也不能非常正式。虽然一门语言中的基本语法和词汇是操该语言的大多数人都懂得并使用的，属于“共同核心部分”（common core），然而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行话”，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术语”。译文应该是个统一的整体，译文既不能口语与书面语糅杂，更不能“方言”与“雅言”纷呈。总之，翻译的时候，译者必须关注原文及译文遣词造句的“语域”（register），使译文不仅在语义上“合意”，而且在语用上“合宜”（appropriate）。

据张中楹《关于翻译中的风格问题》一文载，有个美国人翻译《论语·雍也》时最终将孔子发誓说的“天厌之”译成了“God damn it”!用“God damn it”来译“天厌之”虽然在语义上“合意”，但在语用上却不“合宜” — 即便“心里着慌，口里发誓”，“文质彬彬”的孔夫子也决不可能来一句美利坚“国骂”。由此可见，译文除了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之外，还必须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

注 释

① [唐]贾公彦《义疏》。

② 钱学森，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288。

③ 辜正坤，当代翻译学建构理路略论 — （文学翻译学）序[J]，中国翻译， 2001，（1）。

④ 贺麟，严复的翻译[A]. 罗新璋，翻译论集[M].商务印书馆，1984。

⑤ 严复，译例言[A].

⑥ 严复，译者自序[A]。

⑦ 严复，与梁任公论所译书[A]。

⑧ 唐人，翻译是艺术[A]。罗新璋，翻译论集[M]。商务印书馆，1984。

篇4

论文摘要：翻译是不同语码之间的转换，也是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的重要途径。以文化因素为突破口来研究翻译活动为翻译研究打开了新局面。本文从文化以及文化研究的内涵，翻译理论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互动关系，文化研究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等方面，着重探讨了翻译理论视角下，如何确立文化研究的学科走向以及文化研究对翻译理论研究的深远影响。

翻译理论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主要包括欧洲，美国，加拿大)翻译理论(王鹏，2010)。传统意义上的翻译活动被看作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因而，翻译研究一直以语言分析和文本的对照为主要任务。长期以来，翻译理论往往依靠文学(尤其是比较文学)，语言学(尤其是应用语言学)和美学这样的学科。而事实上，翻译活动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字转换过程。它还涉及到源语及译入语所负载的文化(孙会军郑庆珠，2000)。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的逐步崛起，大批学者开始从不同的文化研究角度切入翻译研究。1976年，勒菲弗尔(Lefevere)提出，翻译研究不仅仅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或语言学的一个特定区域，而应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1980年，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奈特(sHsan Bassnett)出版了《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指出翻译研究应该专注于从文化层面对翻译进行整体性思考。为了在新的生活情境中，在与其他文化形式的关系中有效地解释翻译现象，翻译理论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Lefevere，1992)。翻译理论的“文化转向”就是主要以文化的视野来取代原先占据翻译理论中心位置的美学或语言学的考查方式。当下翻译理论领域流行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就正是翻译理论文化转向的具体表征(张柏然，辛红娟，2009)。

1、“文化”及“文化研究”的内涵

人类学家指出，各个社会具有各自独特的文化，不同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1871年，英国人文学家泰勒(Edward Tvler)把文化定义为“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文化表现为一定的语言模式和行为方式。同时也涉及并受限于在共同生活中起实质性作用的物质存在。在文化的表现形式上，语言有最具意义的重要性。翻译理论中的原语和译入语文化的差异通常表现在审美、伦理、政治、思维模式以及译者的文化定位等方面。

文化研究初期着力于文学的文化批评，有的文化研究者致力于弘扬经典文学作品，并以此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随着文化研究理论的逐步深入，后期的文化研究逐步走出初期的经典文学领域，引入了对社区文化生活、大众传播媒介、当代文化、强势(精英)文化以及边缘文化的研究。戴锦华(2003)认为，“对文化研究而言，重要的不是某种独有的理论脉络与知识谱系，而是某种社会立场与社会批判的精神，是某种(反)表意实践与社会实践的可能”。文化研究，自诞生之日，就是一种实践的理论，而不是对文化一精英文化抑或大众文化一的学院式研究(张柏然，辛红娟，2009)。对于文化研究，欧洲多采用文化结构范式，而美国则采用多元政治范式。相较于文化结构范式，多元政治范式更注重研究非精英文化现象(如广告、艺术建筑、市井故事、电影、时装、大众文学等普通文化现象)，有意疏远那些被认为是精英文学的经典文学作品。现在，这两种研究范式逐步吸取对方的一些主要理论和特点，以期构成文化研究新的范式。

2、翻译理论研究与文化研究

翻译研究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狭义的翻译研究致力于研究如何以一种语言为载体的内容转换为另一种语言形式；广义的翻译则着重研究以一种语言为载体的文化内涵如何转换为另一种文化形式。翻译理论研究在历史上曾经一度依附于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作为语言学或者是文学的一个分支而寄人篱下。文化研究的勃兴打破了语言学和文学之间的天然界限，改变了原来把翻译研究置于语言学科或文艺学科之下的地位。扩大了译学研究领域，开创了译学研究新的局面。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有这样一个清醒的认识：文化研究只是翻译研究的一个新途径，一个重要方面，它并不是翻译研究的全部。的确，很多文本中蕴含着为某个特定文化所特有的一些因素，但并非所有的文本都是如此(Wilss，1996)。吕俊(2004)认为，我们在进行翻译研究的同时必须防止文化研究对翻译研究的剥夺，进而导致翻译研究的终结，使翻译研究消弥在历史研究、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之中，从而使其丧失作为独立学科的本体地位。皮姆(Pvm，2010)认为，20世纪后半叶，西方翻译理论界围绕着“等值”建立了一系列有共同核心的理论范式：等值、目的(purposes)、描述(descfiption)、不确定性(uncertainty)、本地化(localization)以及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因此，文化研究并不是翻译研究的全部方向，它只是多元视角中的一个视角。

3、文化研究向度下翻译策略的选择

影响和制约译者的翻译策略的文化因素可大致归为以下五个方面：(1)译者所处的时代；(2)译者与目标读者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价值态度、翻译一部作品的目的)与审美取向；(3)诗学(译入语文化中的文学传统)；(4)译入语文化与原语文化之间的相对地位；(5)翻译活动与译入语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等。其中，意识形态最为重要。因此，本文着重分析了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意识形态决定译者个人和译入语社会的思想架构(conceptual grid)，并通过思想观念和世界观决定读者和译者阐释文本的基本方式。因此，意识形态决定译者所采取的基本翻译策略，并影响其对原文的改写。如果译者因既有的思想意识而对原文进行无意识的改写，或者故意对原文进行改写以便译文符合译入语文化所特有的意识形态。译者会倾向于采用归化策略。对汉文化经典《论语》的英译版本中。不乏采用归化翻译策略的例子。

例1：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目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第一》

威利(Arthur Waley)的英译如下：

Tzu－hsia said，“A man who treats his betters as betters，wears an air of respect，who into serving father and motherknows to put his whoIe strength，…”(徐瑁，2010)。

作为汉文化经典论作，例1中“贤贤易色”指的是用尊贵优秀品德的心来交换(或者改变)爱好美色的心。对妻子而言，重要 的是品德，而非容颜，正如中国传统文化中“丑妻家中宝”一说(同上)。威利将“贤贤易色”译为“A man who treats his betteras betters。wears an air of respect”，采用了英语固有的语言表达来传达汉语经典词语“贤贤易色”的含义。根据《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one’s betters(主旧或幽默)指的是“上司们，比自己能力强的人”。显然威利没有读懂和领会原作的文化的内涵，而此处所采用的归化翻译策略明显是受到了译者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

如果译者为刻意展示“他者”(others)文化中某些思想价值，而故意对原文进行改写。译者多会采用“异化翻译策略”。

例2：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第四》)

威译如下：

Of the adage“Only a Good man knows how to like people， knows how to dislike them，” the Master said， “He whoseheart is in the smallest degree set upon Goodness will dislikeno more.”

转贴于

雷蒙·道森对“仁”的英译为“humaneness”。

威利将“仁”译为“Good”或“Goodness”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哲学观念“善的理念”(the Form of the Good)不无关系，因为希腊哲学思想是西方传教士和西方汉学家诠释中国儒家思想的基本立场(徐珺，2010)。威利对“仁”的英译是其异化翻译策略的又一具体表征。孔子乃以仁为其理论之基。作为《论语》的关键词，“仁”并非简单地指做个好人，亦隐含着为人之道(同上)。雷蒙·道森保守地将“仁”翻译为“humaneness”，而没有做太多的创新，尽可能地传达了原作的意义，是一个成功采用异化翻译策略的案例。

除了文化研究中备受关注的“归化”与“异化”，目前翻译界逐渐出现了另一个较新的理论范式——“本地化”。本地化指为了使产品适应新的文化、市场、环境而作的准备(或专门制作、改写)过程。随着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本地化也将可能成为与“归化”、“异化”并行的另一种可行的翻译策略。

4、结语

翻译是跨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传播媒介。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翻译研究得以从纯语言层面走向探讨文化层面的相互影响上。文化研究逐步开始并将继续占据着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地位具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切入翻译问题并不是进行翻译理论研究的唯一途径：文化研究只是翻译理论研究多元视角之一。我们如果能正确看待翻译理论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互动关系，以文化研究为突破口，从历时和共识的角度把握影响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各种因素，我们就一定能为更深入地进行翻译理论研究，并建立系统的、全面的翻译理论研究体系，揭示翻译活动的本质规律做出我们的贡献。

参考文献

[1]Lefevere，Andre，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M]，London andNew York：Roufledge，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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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孙会军，郑庆珠，译论研究中的文化转向[J]，中国翻译，2000(5).

篇5

关键词 言语行为意义理论 交际翻译 语用意义 跨文化交际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1简・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概述

简・奥斯丁（J.L.Austin199-1960），二战后英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语言学家，是日常语言哲学中牛津学派的代表人物。她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言语行为意义理论，认为“说话即行为”，即语言不仅仅是用来描述事物的，也可以用来完成某种行为。该理论首次把人的语言和行为明确联系在一起，在语言哲学中具有非凡的意义。后经美国语言学家约翰・舍尔（John.R.Searl）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一套系统严密的理论。该理论认为语言行为意义可分为三个层面：

（1）表述性（locutionary meaning），即说话这一行为本身，指发出的语音、词汇、短语和句子，等同于传统意义的“意指”；

（2）施为性（illocutionary force），即指说话人通过言语所表达的交际意图；

（3）成事性（perlocutionary force），指言语所产生的交际效果。这种“言语三分说”就是言中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奥・斯丁认为说话者在大多数情况下的言语都会同时发生上述三种言语行为。

2语用意义的特点和分类

（1）表述性意义（locutionary meaning），指言语的字面意义，其意义和句子的意义是相同的、一致的，属于一种命题意义。例如：“This is Mary Brown， our president.”，“这位是我们总裁，玛丽・布朗。”原文的句子就是一种直接的表述，没有言外之意，译文当然直译即可。

（2）施为性意义（illocutionary force），指言语所具有的实现言者意图的功能。例如我们国人见面彼此打招呼会问“您吃了没？”，这是中国人熟人之间特有的寒暄语，如果按字面意义翻译为“Have you eaten ？”，就无法体现它的语用意义和交际作用。正确的处理方法是译为能体现等效功能的“How are you today？”（您好吗？） 或者“How are you doing？”（近来可好？）

（3）成事（perlocutionary force），指言语具有的使听者做出某种反应的功能，例如高兴、害怕、沮丧、失望、鼓舞等。例如我国茅台酒的广告词：国酒茅台，相伴辉煌。其英文翻译一直为内行人所称道：“Good and vigorous spirit.”。翻译没有单纯从言语意义和形式上翻译，而是成功地运用了双关语“spirit”一词，既体现了原广告的语言美，也凸显了广告效果，使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一样对茅台感兴趣，有购买欲望。这就是译文的广告所达到的翻译等效性。

（4）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指会话双方通过合作原则用暗示的方法所表达的言外之意。见下例：

M：What will you do if you fail the test？

W：I’ll eat my hat.

从字面意义来看，原文当中“W”的回答显然不符合实情， 因为“hat”是没法吃的，但其真实会话含义可以推知“测试不过是不可能的”。因此，应该把言者的言外之意翻译出来，达到语用等效的目的，否则对于不懂这一英文俗语的外国读者来说就是一头雾水了。

（5）修辞性意义（figurative meaning），指言语通过各种修辞手段产生不同的意义，达到交际目的。例如：Lucy betrayed me. What a good friend！ 原文运用了反语的修辞手法，“good friend”字面意思是“好朋友”，但由于有前面那句“露西背叛了我”，可知这个“好朋友”实际是指她的“背信弃义”，表达的是言者对背叛者的无比的愤怒和谴责之情。

3运用言语行为翻译理论进行交际翻译

在翻译过程中，译文作者不但要理解源语言的表述性意义，更要清楚原作者要表达的真实交际意图，即语用意义，把源语言的这一功能忠实地传递给译文读者。要达到译文与原文的语用等值，是翻译的理想目标，尽管这一目标很难实现，但基于言语行为理论也是切实可行的。为了达到语用等效的目的，译文作者可以灵活处理译文，而不必拘泥于源语言的具体语言形式，这样就可以充分发挥译语的优势和译者的创造力。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以采取以下几种翻译方法：

（1）完全对等，即译文无论在形式、内容还是言外之意都完全与原文相同。由于人类的思维和语言很多时候是相同的，这也是为什么操不同的语言之间的不同民族之间可以沟通交流的原因，也使翻译成为可能。很多情况下，达到完全对等的翻译是可以实现的。例如“Be careful， as walls have ears！”， "Your doing so is like building a castle in the air."可以翻译成“小心，隔墙有耳！”、“你这样做无异于建造空中楼阁。”，这样，译文把原文的言语意义和语言意义都表达了出来，实现了两者之间的完全对等。

（2）部分对等，即译文和原文无法在形式和意义上达到完成对等，只能做到部分对等，也就是为了完成言语的语用对等需要对言语的形式进行转换。部分情况下，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产生的独特语言现象，使得完全对等翻译无法实现，这就要求译者深谙语言背后的特殊文化意义，对译出适当的处理，通过言语的言外功能结合言后行为对译文进行灵活翻译。例如“龙”这个形象，在中国它是一种传说中能飞腾、布雨的神兽，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是神秘、高贵的象征，但如果翻译成“dragon”，虽然字面上做到了对等，但意义却大相径庭。因为“dragon”，在英语文化中是一种“长着翅膀、能吐火、会飞行的怪兽”，是邪恶的象征。因此建议翻译成“Chinese dragon”，实现源语与译语的部分对等。

（3）完全不对等，即译文与原文之间无法实现对等。这种情况下，如果拘泥于源语言的形式硬译，会导致译文无意义，致使交际失败。言语行为理论强调的是言语对行为产生的有效性，换句话说就是同样的行为，可以通过不同的言语形式来表达出来，只要这些不同的言语形式能产生同样的行为，则这些言语都是有效的。如此看来，奥斯丁的言语行为意义理论为译文作者可以灵活处理译文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理论基础。例如我国有句家喻户晓的俗语：“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如果用部分对等的方式翻译需要对诸葛亮这个形象和象征意义解释很多，很嗦；而西方文化中恰巧有一句俗语“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语用意义完全相同，对于没有中国文化背景的外国读者来说，这种翻译方式接受起来完全没有问题，达到了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4结语

从言语行为翻译理论的角度来讨论交际翻译，就是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能充分领会源语言的言语意义，在正确理解原文所要表达的真实意义的基础上，使译文尽可能对等地表达相同或者相近的交际效果，从而促进跨文化交际的成功进行。同时，在该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交际翻译，对于勘正某些翻译误区也颇有益处：有人认为翻译仅仅是从源语言到译语的转换，要忠实于原文，不能做灵活处理。而言语行为理论恰恰为译者提供更广阔的翻译空间，为译文的多样性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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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Yule，G.Pragmatic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3] 何自然.语用学概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

篇6

论文摘要:言语行为理论克服了结构主义只强调构成性规则的片面性，又使解构主义非理性的批判回归理性道路上，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合适的语言学基础。同时，表达的可理解性、命题的真理性等有效性主张为译文的多样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早在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中就已经出现言语行为理论的某些观点。马林诺夫斯基、布龙菲尔德、华生等人早在20一30年代也曾提及言语行为。这一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不能与西方哲学的发展孤立起来考察，古希腊到20世纪的西方哲学从中心论题可以宏观概括为主个阶段模式:本体论—认识论—语言。柏拉图的本体论为人们确立了知识对象和客体;到了近代，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从本体论变成了认识论;本世纪初，哲学产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语言学的。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弗雷格、摩尔、罗素及维特根斯坦等开创了分析哲学的先河，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对语言的分析，语言学转向后的哲学称为语言哲学。

语言哲学的两个主要发展方向:一是从弗雷格、罗素、前期维特根斯坦、逻辑实证主义者到蒯因和美国哲学家戴维森。主要是讨论意义和真理的关系，讨论一个话语的真值条件是什么。他们认为，语言的目的是传达可能为真或假的东西。另一个方向是以后期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塞尔等为主要代表，他们更多的是讨论语言的使用问题，把语言看做人类行为的一部分。他们所探讨的不是意义和真理的关系问题，而是意义和使用的关系或意义和说话人说出话语意图的关系问题。塞尔认为:“把语言哲学中许多问题的讨论都加以改造而铸进关于一般人类行为的讨论这个更广大的背景中去，这是非常重要的。”后期维特根斯坦和行为语言学派开始考察说话时的语境，说话人的意图和目的，受话人的信念等语用因素。

现代语言哲学意义上的言语行为的概念却是奥斯汀最先提出的。1957年，约翰·奥斯汀应邀到哈佛大学作了《如何，以言行事》( How to do things with act)的讲座，他认为所有的语句分为叙述句(constative)和施为句(performatives )，随着研究的深入，奥斯汀又把施为句分为显性施为句(含有施为动词的语句)和隐性施为句(不含有施为动词的语句)。其后，他又提出“言语行为三分说”。奥斯汀从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中抽象出三种行为，分别称为言中行为(locutionary act )、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通俗地说，言中行为指说出合乎语言习惯的、有意义的话语;言外行为指在特定的语境中赋予有意义的话语一种语力(即说话人的用意);言后行为指言中或言后行为在听者身上产生的某种效果。

在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塞尔使之进一步系统化、严密化。塞尔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言语行为的分类和间接言语行为理论概念的提出。塞尔认为，使用语言就像人类许多别的社会活动一样是一种受规则制约的有意图的行为，人类交际和交往的最小单位不是通常人们所认为的单词或句子等语言单位，而是言语行为，言语行为的意义就是句子意义的功能。在塞尔的进一步研究和发展后，哲学界和语言学界对言语行为理论普遍关注，言语行为成为了西方哲学、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研究的核心。

一、言语行为理论是规范语用学的出发点

哈贝马斯一直追踪并详细研究了与交往理论有关的各家各派关于语言的见解，积极参与学术界引发的各种争论，接受和改造了言语行为理论，并以此作为通向他的规范语用学的出发点。

规范语用学本质上就是把有能力主体之实践地被掌握.的前理论的直觉知识(know一how)转换成一种客体的和精确的知识(know一what)的重建过程。奥斯汀、塞尔等人的言语行为理论将言语行为分为叙述句(constative)和施为句(perfor-matives)。叙述句有真假，施为句无真假，只有恰当与不恰当。哈贝马斯接受奥斯汀关于表述性言语行为(以言表意行为)和施为性言语行为(以言行事行为)的划分。但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所有言语行为都具有这两种行为，而且两者不可分离;哈贝马斯更注重以言行事部分，强调语言的应用主要就是为了以言行事，这比语言的认识功能更为重要。正是基于这一点，哈贝马斯把关于言语行为的研究作为其普遍语用学的主要对象。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是实施言语行为的能力，即集中关注人际关系，因此它把言语行为理论作为自己的出发点。

不过，哈贝马斯的规范语用学所着重研究的不是言语的规范结构，而是言语的过程，即言语行为。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只能对语言进行规范分析，而不能对言语进行规范分析。哈贝马斯不同意这种观点。在他看来，“不仅语言，而且言语—即在活动中对句子的使用—也可以进行规范分析的。”哈贝马斯赞同索绪尔关于语言与言语的这种划分，但他强调言语不仅具有陈述功能，而且具有启动行为的功能。哈贝马斯不仅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而且认为言语行为本身就是理解的过程。在哈贝马斯看来，理解主要不是一种认识活动，而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实践活动，是主体之间的交往活动。在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中，言语成为人们活动的条件，理解成为人们活动的目的。

哈贝马斯将语言与言语的区分作为其普遍语用学的基础，想通过克服传统语言哲学的片面性，以推动言语行为的研究。哈贝马斯根据奥斯汀关于三种言语行为区分的理论，提出言语的双重结构理论:施为性结构和表述性结构。哈贝马斯对言语的表达的可理解性、命题的真理性、意向的真诚性、言说的适当性等有效性主张的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哈贝马斯试图将运行于现代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所有行为统一于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这三个把语言作为普遍中介物的世界中。以上种种研究促使学术界从对语言的可理解性的研究深化到语言行为的可理解性的研究，进而认识到言语行为具有规范性和规范可分析性，从而使对言语行为的经验研究进入对言语行为的理论研究。

语用学与翻译活动中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和再现密不可分，译者策略的选择也均不同程度地受到诸多语用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作为语用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研究的发展必然对翻译研究带来深远的影响。

二、言语行为理论为翻译学构建提供了语言学基础

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死后，他的学生巴利和塞歇根据其笔记整理出版的《普通语言学》体现了他的语言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并对结构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翻译研究的结构主义范式以结构主义为理论根基，使用语言分析、结构分析的方法。结构主义翻译观的前提是任何文本都有一个终极意义，即原文的“结构”。结构主义给翻译带来了科学的理性，使人们摆脱了语文学之下的点评式、随感式的翻译批评，破除了原来语文学式的神秘性和主观直觉的翻译研究方法。但由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自身不足，如静止性、封闭性和自足性，难于适用翻译中语言实际使用灵活多变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结构主义翻译观把整个翻译过程简单化、机械化.、程式化了，译者的任务只是按语言规律去解码与编码，一种语言所表达的内容由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显然，结构主义语言学不能作为翻译学的语言学基础。结构主义静止、封闭性的翻译研究被解构主义的多元翻译研究模式打破。人们开始关注如文化、意识形态、翻译目的等语言结构外的因素。大大拓展了翻译研究的疆域，同时带来了许多困惑与混乱。解构主义语言观从语言本体论的立场看待语言，认为语言不是一种外在于言说主体的工具，而是人的存在形式。海德格尔曾说:“语言是存在之区域—存在之圣殿，也就是说，语言是存在之家。语言的本质既非意味所能穷尽，语言也决不是某种符号和密码。因为语言是存在之家，所以我们是通过不断穿行于这个家中而通达存在着的。”这样，语言被不断神话、虚化，成了没有固定所指的符号，没有确定意义。海德格尔举过这样的例子，“命名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回答说:‘命名’意指赋予某物以一个名称。那么，一个名称是什么呢?是一种给某物提供一个声音或文字符号亦即一个密码的标记。但一个符号又是什么呢?……”这种语言观以语言自身为反思的对象，是一种元语言的语言观，会形成一种元语言的追问，与现实没有任何联系，不指向经验世界的事物，与现实世界脱离，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这种哲学会对翻译研究本身“解构”，使人们只关注翻译活动的某一方面而忽略其它方面，甚或把翻译研究变成文化研究、意识形态等研究的附庸。因此，它不可能作为翻译学的语言学基础。哈贝马斯根据奥斯汀关于三种言语行为区分的理论，提出言语的双重结构理论:施为性结构和表述性结构。表述性结构是语言的正确性问题，指的是语言构成性规则(constructive rules)，它保证了所说的话语在语义和语法上是正确的。施为性结构把人引导向人际关系的层面，在人际交往中要遵守第二套规则，即语用性规则(pragmatic rules ) ，它是协调性的规则与规范(regulative rules )，是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它可以使说出的话得体，即恰当。没有构成性规则一语言系统无法存在，也就无语用规则而言;同样，无语用性规则，人们之间的交往会变的不得体、混乱，或者引起交往的失败。从方法论上讲，哈贝马斯借助乔姆斯基对语言能力的阐述，提出交往能力的观点，即言语行为主体是否具有“交往能力”是使得交往能否在各种语境下都可以接受的方式完成交往行为的前提‘言语行为是社会整合和社会再生产的一种重要机制，是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合理人际关系的建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哈贝马斯理性重建新模式的出发点。译者在口译、笔译、同声传译等所直接面对的是活生生的现实中的语言或是文献作品中的语言，那译者在从译文生成过程中同样必须遵守构成性规则和语用性规则。这样，言语行为理论克服了结构主义只强调构成性规则的片面性，又使解构主义非理性的批判回归理性道路之上，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合适的语言学基础。

三、言语行为理论的有效性主张为译文的多样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哈贝马斯认为，言语者必须遵守一些基本预设，这样交往才能得以成功。为此，他提出了有效性主张:(1)表达的可理解性，即讲话者必须选择一个可以理解的表达，以便讲话者能够与听者从语言结构中获得正确的理解;(2)命题的真理性，即讲话者提供的陈述必须是真实的，以便听者能够分享讲话者的知识;(3)意向的真诚性，即讲话表达自身的意向必须是真诚的，必须满足以导致听者对讲话者的信任;(4)言说的适当性，讲话者选用的言说必须是适当的，应当符合公认的言说交流背景从而使听者认可。这样一来，讲话者和听者也就在有效性主张的基础上有了可以依赖的普遍的理性基础—交往理性，依此做出接受、拒绝等各种行为。它克服了西方哲学的“逻各斯中心”的偏见，并在实践之上的理论首要性中重新思考了传统哲学信念。传统上，西方哲学一直固守于命题的真理性这一有效性的单一论之中。哈贝马斯把它的交往理性看作不仅包含了命题的真理性，而且包括表述的恰当性和交往的真诚性。这种交往理性的多域论就要求有更多的话语，从而有效克服了单一话语所导致的极端性和统治性，既避免了系统和工具理性的过分膨胀，有为主体的互动交往提供了鲜活的语境基础。作为原文的听者和译文讲话者的译者，如何在翻译活动中遵守这些有效性主张，克服单一话语所导致的极端性和统治性，使得译文既准确又恰当，就显得极其重要。如把“Coffee ， please”这个句子译成“咖啡，请!”，这个译文虽然完全表达原文意思，但译文不太好理解，虽不至于令人费解，至少会使听者觉得唐突，如果为主体的互动交往提供了鲜活的语境基础，加上符合公认的言说交流背景:

(1)(如果在酒吧，顾客对营业员说的话)可译为:请来一杯咖啡!

(2)(如果在商场，顾客对营业员说的话)可译为:我要一瓶咖啡!

(3)(如果在家，主人对客人说的话)可译为:请喝咖啡!

这样，译文真实传达原文的内容，条理性清晰，言说恰当，可理解性强。

哈贝马斯认为具有交往行为能力的行为主体能根据言说对象的年龄、地位以及交往的环境、场合和其它有关环境方面的限制等条件来选择最为适当的表达形式。翻译中所处理的各种语言表达也应该根据不同的语境基础准确地表达语言层面内容、语气和语调。如“您下车吗?”、“你下车吗?”、“下车吗?”三句都是用来表达一个非言要旨，即“你是否下车?”但其表达的语气依次渐强。如果把这三句均译成:“Are you getting off?”也未尝不可。但仅此一种译文无法体现原文汉语中敬称“您”改为一般性称谓“你”以及再改为一般性问句的变化。交往理性的多域论要求有更多的话语，我们可以把以上三句依次译为“You are getting off， area’ t you？”，“Are you getting off?”，“Getting off or not？”这样就体现出原文语旨由弱到强的变化。

再者，从有效性主张出发，原文是讲话者(作者)对某一陈述言，通过真诚的意向，选择一个听者可以理解的表达，选用符合公认的言说交流背景从而使听者认可的适当性言说。要对原文理解听话者(译者)需要遵循原文的有效性主张，倘若要对所听的话进行转述(翻译)，讲话者(译者)必须遵循讲话者(译者)自身的有效性主张。如此一来，原讲话者(作者)的有效性主张和既充当听话者又充当讲话者(译者)的有效性主张在表达的可理解性、命题的真理性、意向的真诚性和言说的适当性方面不可能完全一致。这样也就解释了在文言文盛行的年代，林琴南翻译西方小说为什么使用文言文，后人重译时相继使用欧化文体和白话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听话者和讲话者有效性主张的具体内容在具体时间和具体环境下有所不同，导致不同的讲话者(译者)选择的话语会有所不一。因此，言语行为理论在为“重译”提供了理论依据的同时，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重译”的必要性。

篇7

关联理论是法、英学者D.Sperber,和D.Wilson在其合作出版的《关联性:交际与认知》(1986/1995)专著中提出来的,1995年二人又出版了该书的修订版。他们认为交际是一个认知过程,交际双方互明的前提是在于最佳的认知模式:关联性。关联机制包括最大关联和最佳关联。最大关联(mostrelevance)是指在交际中受体在理解话语时付出了尽可能小的努力而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最佳关联(optimalrelevance)是指受体在理解话语时付出有效的努力之后获的足够的语境效果。从关联理论的途径研究翻译,就突出了翻译的认知特性,它研究译者的交际能力,也就是翻译能力。关联翻译理论把翻译看成是一个语际间的明示—?推理的阐释活动。翻译不是静态的,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一种交流,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依据不同编码对符号进行再解释的一个无止境的过程(王治琴,2005)。

二、关联理论与翻译的关系

关联理论认为,对语言的使用有两种方式:描述性使用和解释性使用。翻译是对语言的解释性使用。在语言的解释性使用中需要注意的是原语和表达该话语的语句之间应该存在一种解释性相似。两个话语的解释性相似程度越高,所共享的明说和暗含意义就越多。翻译活动源远流长,研究翻译的文献亦可谓汗牛充栋,但学者们对于“翻译”从未达成过共识。关联理论对翻译的解释力是很强的,它统一的理论框架可以“框住”人类的一切翻译活动,而且还可以根据关联理论平息翻译界经年不息的争执(赵彦春,2003)。任何一种翻译理论都强调翻译的前提是正确理解原语,译者靠什么来推理作者的交际意图呢?关键是靠寻找最佳关联,推断出语境暗含。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也是一种交际活动。关联理论的翻译观把翻译看作是一个对原文进行阐释的动态的明示—推理过程。译者要尽可能根据话语内容去推理原语交者的交际意图,而译语接受者同样也在自己动态的语境内对译文进行阐释和解读。所以,根据关联理论,我们可以把翻译看作是一种言语交际行为,是一个推理过程,而推理所依据的就是关联性。

三、对文化缺省和关联理论的认识

认知科学表明,人的知识和经验以图式(schema)的形式储存在人脑的长期记忆(long-termmemory)之中,每个图式由数目不等的空位(slots)组成。每当感官记忆(sensorymemory)输入了某种信号时,认知机制中的记忆搜索(memorysearch)功能就会自动在长期记忆中激活属于该图式的空位,最终激活整个图式。认知是由记忆中的图式作用于未知实现的。因此,在语言交际中,新的话语必须以某种方式激发相关认知领域中的其它认知结构,理解才能达成。

关联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交际和认知,强调认知语境在推导说话者的交际意图中的作用。关联理论把交际看成是明示——推理的过程,设想每一个明示性的交际行为本身都具备最佳关联性(optimalrelevance),即受话人在理解话语时用恰当的处理努力就能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作为一种语用理论,关联理论必然包含了语言交际所遵循的“经济原则”(principleofeconomy)。说话人在明示过程中,为使话语具有最佳关联性,必然会对受话人的认知语境和先有知识图式进行合理预测,对双方认知环境里共有的无须赘言的内容会在话语中省去,处理为预设信息。而受话人在理解话语时,会结合自己的认知语境,激活记忆中的心理图式,填补未表达的细节,通过推理,找到话语和语境的最佳关联,从而获得语境效果。

四、怎样运用关联理论在译语中重现原作品的文化关联机制

从关联理论的角度来看,翻译是一个涉及原语作者-译者-译语读者三方的互动过程,话语的两次输出和理解不可能完全相等,故对等原则不能衡量翻译的成功与否。“关联理论的翻译观是在保证效度的基础上求其信度”（张今，1987）即在保证交际效果的前提下,译作应尽量向原作趋同,提高信度(忠于原作者)。关联理论框架下的翻译是一个明示—推理的动态阐释过程,这个过程是不完全对等(asymmetrical)的:防止和避免译语读者误解的责任完全在译者一方。因此译者必须将原作者的意图用明确的方式再现给译语读者,才能使读者解读原作者语用预设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交际的成功取决于话语与语境的最佳关联,译者应尽可能为译语读者营造出一个具有最佳关联性的语境,以获得与原语读者趋同的语境效果。这就为对文化缺省的翻译重构提供了两点重要启示:一译者必须识别原语语篇中的文化缺省,推断出原文作者的意图,并以明示的方式再现给译语读者。二译者要对译语读者的认知环境进行合理推测,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对原文中的文化缺省进行合理补偿,为译语读者构建恰如其分的文化语境,以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关联的翻译观没有说必须译成什么,只是说明在最佳关联的指导下可能译成什么。

1、重现(representation)。当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在表达与语义上都相近时,采用重现法,也即直译法,以达到同原语在形式与内容上的最佳关联。如:tospendmoneylikewater花钱如水;百花齐放:letahundredflowersbloom;纸老虎译为papertiger.下例就是通过重现的手法传达了原文本的艺术境界:

(1)Amelodyisheard,playeduponaflute.Itissmalllandfine,tellingofgrassandtreesandthehorizon.Thecurtainrises.横笛吹起,优雅的旋律诉说着芳草、佳树、天涯,幕起。

2、替代(replacement)。当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征象不同时采用替代法,它是直译与意译的结合。如:Hethatliesdownwithdogsmustgetupwithfleas.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2)Romeo:Whathavethoufound?Mercutio:Nohare,sir.(《罗密欧与朱丽叶》,ActII,)《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幕第四景中Mercutio讥讽老乳母为妓时,用了hare一词。Hare本为野兔,俗语是妓之意,相当于汉语中的“野鸡”,谐“野妓”,故梁实秋先生将hare译为“野鸡”。

罗:你发现了什么?

墨:倒不是野鸡,先生。

3、转换(reproduction)

当原语中文化征象在译语中出现缺省时采用转换法或意译法,如:

(3)现在合同已签了,真是木已成舟,生米煮成了熟饭,只好如此了。

Asthecontracthasbeensigned,what’sdoneisdoneandcan’tbeundone.(刘季春,1996:90)

(4)“Ibegyourpardon,”saidAliceveryhumbly:“youhadgottothefifthbend,Ithink?”

“Ihadnot!”criedtheMouse,sharplyandveryangrily.“Aknot!”saidAlice,alwaysreadytomakeherselfuseful,andlookinganxiouslyabouther.“Oh,doletmehelptoundoit!”(LewisCarroll,Alice’sAdventuresinWonderland,Chapter3)

“……你说到第五个弯了,不是吗?”

那老鼠很凶很怒地道:“我没有到!”

爱丽丝道:“你没有刀吗?让我给你找一把吧!”(赵元任译,转引自《翻译批评散论》

4、重构(rebuilding/recreation)。重构综合运用多种翻译策略与手段来疏解或化解原语的文化信息,再现原文的关联性。

(5)Itwasasplendidpopulation—foralltheslow,sleepy,sluggish-brainedslothsstayedathome.

译文:这帮人个个出类拔萃———因为凡是呆板、呆滞、呆头呆脑的呆子都呆在了家里。《翻译批评散论》,P87)译文较好地重构了原文的意境,连用六个含“呆”的短语再现了原作中五个以s开头的词汇的艺术效果,堪称艺术的再创造。(6)“IfyoumeanDarcy”,criedherbrother,“…butasfortheball,itisquiteasettlething,andassoonasNichollshasmadewhitesoupenoughIshallsendroundmycards”.

(上海译文版)“如果你指的是达西”,她的哥哥大声说,“……舞会已经决定了非开不可,只等尼可尔斯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我就下请贴”。

(人民版)“……至于舞会嘛,那是已经定了的事。只等科尼斯把白汤备足了,我就下请贴”。(一种用白肉[如小牛肉、鸡肉等]加蔬菜熬制的汤。舞会结束客人离去前通常飨以热腾腾的白汤、咖啡或其它饮料。)

Whitesoup是西方舞会上一道必备的汤,原文作者在此运用借喻手法借白汤指舞会的各种准备。“白汤”很容易激活原文读者记忆中“舞会”的原型画面,使他们领会到作者的意图。而对于中文读者而言,记忆中并没有相关图式,在理解上很可能会形成连贯“空位”。因此,上译版采用文化过滤法,把作者的话说白,这样一来,中文读者根本不用花费努力就能获得连贯理解;可是,这又有一个问题:译文除了给读者一个阅读方便,并不产生其它任何语境效果。因为译者代替了读者在思考,而文学作品的的魅力就在于读者能动地参与。相较之下,人民版采用的文化诠释法更为可取。“白汤”直接译出给读者以原滋原味的审美感受,文外脚注也不须读者花费过多的心理努力对文章获得连贯理解,并增强了对西方文化的了解。

语境效果和读者的处理努力相比要大得多,因而,人民版译文更具有最佳关联性在翻译的再表达阶段,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的存在,译者则不得不面对意义的再表达的种种选择和取舍。其中的得失,既有语言转换和文化播迁中难以解决的困难所构成的客观原因,也有译者面对两种文化所做出的文化意义上的选择,以及个人审美情趣的主观因素的影响。选择的理论依据之一是关联原则。译作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文是否再现了原作品的最佳关联性,是否符合读者的期待,是否达到交流的目的。译者要传达原作者的交际意图,就必须找出原作品中的最佳关联性,并将其再现在译语作品中,让译语读者获得与原语读者同样的最佳关联而达到正确解读译语作品的目的。

五、结语

篇8

1 思维形态在翻译思维中的表现

从翻译思维的全程来说,翻译思维既包括逻辑思维,也包括形象思维和直观动作思维。但从主体上分析,翻译又属于逻辑思维,不属于以具体形象为核心的直观形象思维,也不属于以实际动作为支柱的直观动作思维。翻译基本上属于逻辑思维,即以概念、判断、推理的手段反映客观事物(原语和翻译活动)的运作规律,以获得对事物本质特征及其内在联系的认识(大体相当于意义)。翻译思维中最明显的特点是:翻译者所接收到的“直接现实”是SL的语言信息系统,是SL的语言表层,而不是表层覆盖下的深层的概念,即SL的深层结构。译者只有依靠自己头脑的判断与推理,解决词语语义系统中的各层次(语法的、逻辑的、修辞的)的关系。翻译具有科学性正是因为翻译思维主要属于逻辑思维,在逻辑思维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找到翻译的一般规律,而这些规律可以指导译者的翻译实践。

2 形象思维在翻译中的作用

翻译中既存在像科学活动一样的逻辑演绎、推理和归纳过程,同时,翻译又有艺术活动中一样的审美过程,即翻译还具有艺术性。翻译的艺术性主要体现在形象思维和直观动作思维之中。逻辑思维是科学思维,形象思维和直观动作思维是艺术思维。任何翻译过程都离不开这三种思维形态,只是可能由于翻译任务的不同而导致这三种思维在翻译过程中所承担的分量有所差异而已。这主要是因为三种思维形态在人类的认知过程中既相互作用,又具有不同的功能。

在翻译过程中,形象思维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抽象思维具有验证和校正作用,验证逻辑思维是否准确无误,也可以调整抽象思维对客体反映的偏差,即对抽象思维具有辅助作用;二是借助抽象思维或者直观动作思维对形象进行把握,即对形象的把握起着主要作用。例如:With a T square in his hand,the teacher of geometry came into the classroom．几何老师手拿一把丁字尺,走进了教室。

It was just impossible for him to get into this I-shaped hole．要他钻进这个“工”字形的洞口,是完全不可能的。Old Zhang went into the room and saw his daughter lying on the bed in the shape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Da”(大)．老张走进房间一看,只见女儿在床上睡成一个“大”字。

上述是典型的通过形象思维以译文形象换原文形象的翻译。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中的形象词“大”由于英语中缺乏同样的形象词,译者通过形象思维保留了原文的词来保留原文的形象。不过,根据我们的观察,文学性即艺术性更强的作品的翻译更需要形象思维的参与。在文学作品中往往充斥着形形的形象词汇,形象词汇的翻译非常需要形象思维的参与。形象思维不仅在文学翻译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科技翻译中有时也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上述译文就是以形象换形象的例证,译者在翻译中充分地发挥了形象思维。

3 动作思维在翻译中的作用

动作思维与形象思维一样也属于艺术思维,同样具有两种主要功能,一是辅助抽象思维,校正或验证抽象思维的正确性,调整抽象思维对客体认识的把握;二是通过抽象思维或形象思维,把握客体的真实特征。不同的人类活动对动作思维的依赖是有差异的。在较多依赖动作的活动中,动作思维对事物的认知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动作思维的功能在翻译过程中主要体现在动作思维能帮助译者对原出更准确的理解,并对译文选词造句做出更好的抉择。例如:

This uh…this next number is uh…is a wedding gift to the beautiful lady who will be kind enough to marry me this Saturday．Miss Shelby Coles．(说话人用手指向Miss Shelby Coles)。(a)下面……这首曲子是……献给本周六将与我结婚的那位美丽的姑娘—— 谢尔比科尔斯小姐的一份结婚礼物。(b)下面……这首曲子是……一份结婚礼物……献给一位美丽的姑娘。她就是将于本周六和我结婚的……谢尔比科尔斯小姐。

原文是影片中的一段台词。在影片中,说话人提及Miss Shelby Coles,同时用手指向了她。译文(10b)把Miss Shelby Coles的译文“谢尔比科尔斯小姐”放在了语段的末尾,很好地配合了影片中的动作,但译文(10a)无法做到。这是动作思维运用是否恰当的典型表现。

4 结语

各种非语言信息通常是有效的情态表意手段。有时,我们还不得不将体态语的含义用词语表达出来。当然,动作思维并不能保证翻译的正确性。形象思维也具有这种特点,在前面的例证中我们讨论过,它们都需要逻辑思维的帮助,这正是它们在翻译思维中从属逻辑思维的表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原文、作者、以及与原文和作者相关的文化环境等进行分析和综合、归纳与演绎,由此产生了翻译思维。更具体一点来讲,翻译思维是产生于译者在实施翻译任务的分析和综合过程之中。翻译过程中的分析与综合包括:词语意义的分析与综合、语法结构的分析与综合、文体修辞的分析与综合、文化信息的分析与综合以及对作品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分析与综合。

参考文献

[1] 王令坤.英汉翻译技巧[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8.

篇9

关键词：文化预设 翻译策略 归化 异化

对于预设的研究起源于Frege在1892年发表的《论意义和指称》，但是直到目前对其本质的研究还举步维艰。从事预设研究的专家学者们对预设的观点各异。笔者倾向于以下观点：预设有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之分。语用预设是在特定语境下，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的共有知识。它与使用语句的语境、说话者、听话者息息相关。语境包括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所以影响预设的因素包括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文化是宏观意义的语境，是影响预设的非语言因素。

文化预设是语用预设的一部分。文化预设是长期潜移默化地储存在记忆中的反映一定文化客观现实的原型，是作品的作者和其意向读者之间共有的、不言而喻的知识。文化预设的内容通常不在文本内，而以隐蔽的、潜在的、被动的形式存在。这些预设往往是不言而喻的，不须另外描述的。文化预设涉及的内容广泛，包括生态、语言、宗教、物质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文化预设共享程度高，几乎涉及所有共同使用某种语言的人群。

文化预设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时，不但要熟悉自身文化，尽力摆脱自身文化的束缚，还要进行原文作者和目的语读者、译者三者之间的对话。原文作者与原语读者之间的对话是建立在双方共享知识基础上的。当原文读者在阅读文本时，对于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文化预设，他总是凭借过去的文化积淀和知识积累，使文本内的信息与文本外的知识进行有效的链接、重组和整合，进而顺利完成对作品的理解。而译文读者特别是只掌握目的语的读者，他们对作品原语及其文化的陌生使得他们无法用与原文读者相同的预设知识去阅读作品。此时译者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译者一般采取何种翻译策略来处理隐含在文本中的文化预设，总的来说有归化和异化两种策略，其中前者包括如下方法：

1．意译

意译是指按照原文的意思内容来进行翻译，不是逐字逐句的翻译。意译应用的一般前提是原语与目的语之间出现较大的文化差异。在正确理解原文基础上，运用相应翻译方法以调整原文结构，用规范的目的语加以表达，这才能真正做到“意译”。

例1：

原文：话说杨执中向两公子说：“三先生、四先生如此好士，似小弟的车载斗量，何足为重！我有一个朋友，姓权，名勿用，字潜斋，是萧山县人，住在山里。此人若招致而来，与二位先生一谈，才见出他管、乐的经纶，程、朱的学问。(吴敬梓，《儒林外史》)

译文:“A man with humble capacities is not good enough for gentlemen like you， who admire worth so much，” Yang Zhizhong told the Lou brothers.“But I have a friend called Quan Wuyong from Xiaoshan County who lives in the hills. If you invite him here to talk with you， you will see that he has the wisdom of ancient statesmen and the learning of scholars of old， which make him unrivalled among contemporaries.”(杨宪益、戴乃迭译)

我们知道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乐毅为战国后期杰出的军事家。程颐与其胞兄程颢共创“洛学”，为理学奠定了基础；朱熹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译文中两位译者将“管”（即管仲)“乐”（乐毅）意译为更笼统的“ancient statesmen”，将“程(程颐)、朱(朱熹)”意译为“scholars of old”，避免目的语读者因缺乏相关的文学历史背景知识，缺乏相关的预设而产生对文本的误读。

2．替换

替换法有两种情况，一是用其他修辞格翻译某种修辞格达到原文具有的效果，二是保留修辞格，但是在内容上做少许变动，而不影响效果。

例2：

原文：“Dick，”said the dwarf， thrusting his head in at the door，“my pupil， the apple of my eye， hey， hey!”(C. Dickens：The Old Curiosity Shop)

译文:“狄克”，矮子说着，把头从门口伸进来，“我的心肝，我的宝贝，嘿，嘿！”（cf.包惠南，2001：230）

原文中“my pupil，the apple of my eye!”被翻译为“我的心肝，我的宝贝”。在不同的语言中，人们通常使用不同的身体器官或物品来表达各种各样的情感，诸如心脏、肝脏、腹部、舌头以及肾等。在英语中，人们通常用“apple of the eye”来表达所喜爱的人或事物。而在汉语中，我们更关注的是它作为食物的一面。因此，译者将它译成“我的心肝，我的宝贝”而不是“我的瞳孔，我眼中的苹果“，以避免译文虽简单却难懂。

3．省略

原文作者在进行作品创作时，他的意向读者往往不包括外国读者。在特定文化背景下，作品中被本族语方视为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东西，对于其他文化体系的读者而言可能是无法理解，甚至是不可思议。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化之间的现实差异和历史发展、社会变迁，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对于某些相同的现象或象征物会有或产生不同的文化预设，因而容易出现文本理解上的误差。译者有时就会故意不翻译原文中文化预设相差太大的那部分内容。

例3：

原文：他说孙先生在法国这么多年，全不知道法国的迷信：太太不忠实，偷人，丈夫做了乌龟，买彩票准中头奖，赌钱准赢……。

(钱钟书，《围城》)

译文：Mr.Fang just laughed at him for having been in France all these years and not knowing anything about the French superstition.Mr.fang said that if the wife is unfaithful and has an affair，the husband is sure to take first prize if he buys a lottery ticket，and he is sure to win if he gambles.

在译文里，译者有意没有翻译“乌龟”。在中国，乌龟或王八总是与“戴绿帽子”相提并论，堪称中国“国骂”。而在英语国家它则是长寿的象征。所以译者绕过这道文化预设差异的坎，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解，也不无道理。但是从文化传递的角度来看，译者删掉的不仅仅是一个单词，而是原语的一片文化。

异化策略有以下几种方法：

1.直译

直译是以原语文化为认同的翻译原则进行翻译。它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语的民族色彩，而且能够使译文读者在不受译者任何“干扰”的情况下接触和接纳原语的文化特色，品尝“原汁原味”。像这种直译成功的例子很多，是二元文化成功的融合，像酸葡萄(sour grapes)，榴莲(durian)，wampee (黄皮)，litchi (荔枝)都是直译的产物。但是有时直译很容易造成来自不同文化背景读者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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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

原文:Joe，a clumsy and timid horseman，did not look to advantage in the saddle.“Look at him，Amelia dear，driving into the parlour window.Such a bull in the china-shop I never saw.”(Thackeray: Vanity Fair)

译文:乔斯胆子小，骑术又拙，骑在鞍子上老大不象样。(奥多太太说道:)“爱米丽亚，亲爱的，快看，他骑到人家客厅的窗子去啦。我一辈子没见过这样儿，真是大公牛到了瓷器店里去了。(杨必译)”

对于原文中的“a bull in the china-shop”，在译文读者中会激发同样的预设。这是由于两种文化的人对公牛的习性有共同的认知。所以采用直译的方法，译文看起来简单明了，不会产生误解，同时又引进了新的表达。

2.直译加注

翻译中，译者为了译文读者更充分了解作品的需要而编写注释。从传达文化信息的功能来说， 加上适当注解是非常必要的。注释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译者在翻译原文时所下的工夫，学养和态度。笔者认为加上注释可以，但不可过分。鲁迅说，关于好的译文“必须有异国情调”，“必须兼顾两面，既要力求其易解，又要保持着原作的风姿”。

例5：

原文:“But Joan Durbeyfield must mind that she doesn’t get green malt in floor”. It was a local phrase which had a peculiar meaning and there was no reply.(Hardy，Tess)

译文:“不过， 琼恩・杜伯菲尔德， 你可要多加小心， 不要让绿油油的种子钻进地里了”。

这是一句寓意独特的土话①。没有人接茬。

①这句话的意思是:受孕。译注(孙法理译)

例句中的“she doesn’t get green malt in floor”，译者力求直译，但考虑到如果单是直译的话，译文读者可能会很难理解其真正意义，译者将其以注释的形式表达出来，有助于读者理解其真正的含义。

3．直译加文内解释

有时欲向译文读者解释一些背景知识和文化常识，若极少字数就可说清楚的，可以直接放在文内。这样可避免打扰读者正常的阅读速度和注意力的转移。这种作注的方法，实质上是将预设语境具体化，补足语句中省去或要特别说明的内容。

例6：

原文:How could I offend a man who was charitable enough to sit at my bedside a good hour and talk some other subjects other than pills， and draughts， blisters and leeches? (Emily Bronte: Wuthering Heights)

译文: 我怎么能得罪这么一个人呢？他好心地在我的床边坐了足足一个小时，除了药片、药水、药膏和（治病的）水蛭之外，还讲了些别的事。 （宋兆霖译）

“leech”对英语本族读者来说，有前面的“pills，and draughts，blisters”很容易将它和水蛭的药用功能联系起来。译者在文中用( )补充说明其用途，以帮助译文读者理解此“leech”是药用的，而不是我们通常所接触到的“吸血的动物”。

处理翻译中的文化预设不仅仅是以上几种方法，每种方法都有其优缺点和时代性。我们还要继续探索其它行之有效的方法。译者作为沟通语言障碍的桥梁，应该既是熟练的双语使用者，又是两种文化的习得者。翻译既是一种语言活动又是一种文化活动。其实，后者在更大程度上揭示了翻译的重大意义。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以及人们在语言学习方面越来越关注将文化教学导入课堂，更多的人越来越具有文化敏感性，目的语读者对他国文化将会有更多的了解，那时两种文化间的预设将会向最佳的结合点迈进。

参考文献：

[1]包惠南.文化语境和语言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2]何兆熊.语用学文献选读.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3]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续编.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

[4]王东风.文化缺省与翻译补偿.载郭建中主编.文化与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篇10

关键词：翻译目的论；公示语；文化差异；应用功能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公示语（public signage）又名为标识语、标示语、告示语等，是一种常用于公共场所，以达到某种特定交际目的的特殊文体。公示语一般采用简短易懂的文字，或辅以图示向社会大众传达指示、提示、启示和警示等信息。作为一种独特的应用文体，公示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它是人民生活的指南，城市精神风貌的体现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随着我国外向型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国际化趋势日趋明显，作为城市名片的公示语应充分发挥它的社会效应，为来华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外国朋友提供便利，为城市树立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目前，城市公示语的翻译已受到广大社会民众的关注，公示语翻译研究也从十年前起步探索到现在成为国内翻译界的研究热点，其研究成果总量已大大超过了科技翻译、新闻翻译等应用翻译门类。在众多公示语翻译研究中，德国功能学派的翻译目的论日益受到关注，这一理论为公示语翻译的研究开启了全新的视域，对公示语翻译实践也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二、翻译目的论对公示语翻译的适用性

（一）翻译目的论属应用翻译理论，突出目的与实用

翻译目的论（Skopos theory）是功能学派的一个重要分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德国，该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莱斯（K.1Reiss）、费米尔（H.J Vermeer）、诺德（Christiane Nord）相继创立、发展和完善了这一理论，翻译目的论的提出开拓了翻译研究领域，为应用翻译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翻译目的论的核心概念是“翻译过程的最主要因素是整体翻译行为的目的”，它强调翻译是一项有目的的交际活动，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译文在目的语文化环境中所要达到的一种或几种交际功能。翻译目的论遵循三大法则：“目的法则（skopos rule）”、“连贯法则（coherence rule）”和“忠诚法则（fidelity rule）”。其中，“目的法则”为翻译的最高法则，“忠实法则”从属“连贯法则”，两者都必须服从“目的法则”，即翻译是结果决定过程、目的决定方法。“目的优先法则”废黜了原文的“中心地位”，鼓励译者从原作者的从属地位中解脱出来，更多地发挥自身的主体作用，根据预期目的来选择适当的方法，在实际翻译操作中表现出很强的实用主义倾向。赫曼斯（ Hermans）在区分“描写学派”与“目的论”时指出，目的论把充分完成翻译方针所规定的任务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并把自己看作是应用翻译的一种形式，它关注的重点是职业翻译。可见，翻译目的论无论是性质还是功能都属于应用翻译理论，这种理论对于“目的性强”的非文学类应用文体翻译具有较高的适应性，用翻译目的论指导公示语的翻译实践，符合其翻译原则，能较好地解决在公示语翻译中所碰到的诸多问题。

（二）公示语的翻译原则

英国翻译家纽马克（Newmark，1982）提出文本的语言功能决定文本的类型，而文本的类型又决定文本的翻译原则。要了解公示语的翻译原则，有必要先讨论公示语的语言功能，确定其文本类型所属。纽马克把语言的功能分为三种主要类型：表情型（expressive）、信息型（informative）和感召型（vocative），并相应将文本类型分为三种：表情型文本，包括抒情类文学作品、权威性的声明、私人信件等文本类型；信息型文本，包括以科技、工商、经济为主题的一切格式文本；感召型文本，指以影响读者行为为最终目的的指导型和劝导型文本，包括宣传、布告、指示和通俗文学等。公示语是一种以社会公众为直接对话对象的文本形式，其直接目的是通过信息传达“感召”读者，促使读者按照文本的预期意图做出相应反应，实现它指示、提示、警示、告示等语言功能。根据语言和应用特征，公示语属于感召型文本。

文本的类型决定文本的翻译原则。公示语是一种功能性强、目的性突出的感召型文体，最突出的特征即是“感召功能”和“行为目的”，公示语的翻译要以目的语受众为本，译者主要考虑译文对目的语受众的影响，能否满足受众的心理和行为需求，翻译过程中要摆脱原文的束缚，不对原作者作过多的揣摩。公示语翻译忽视作者地位，强调交际目的和效果，属于实用性很强的应用文体翻译，而翻译目的论突出目的优先原则，其性质与公示语一致，对公示语的翻译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三、翻译目的论指导下的公示语翻译

翻译目的论强调“翻译目的决定翻译方法”，要实现预期目的，必须合理解决翻译过程中的问题，目的论把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分为文化、语言以及文本特征三个层面。在翻译公示语时，译者要熟知目的公示语的语言特征，充分考虑目标语受众的文化习惯和心理需求，选择合适的处理方法，让译文被受众理解、接受，实现公示语本有的应用功能。

（一）尊重目的语受众的文化习惯，树立跨文化交际意识

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社交礼仪等上都存在着差异，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以及思维的工具，必然表现出其文化差异。汉语公示语是为熟悉汉语的人士提供信息，有其独立存在的地位，同样，英语公示语也是一种独立存在，是为英语背景的公众提供信息，它与汉语公示语不是语言上的对应关系。在进行公示语翻译时，译者要牢固树立跨文化交际意识，了解英汉两种语言在词语搭配、句型结构、修辞手法等方面的文化差异，尽量避免对公示语的不当翻译、误译等，导致目的语受众不理解、不接受甚至抗拒。

1. 英汉句法与句型中的文化差异

中国文化属高语境文化，语言含蓄，隐而不外露，语言成分之间的结合不受形态成分的约束，往往采取提取意义支点的方法；西方文化属低语境文化，语言寓意平素，话语表达直率，语言成分之间的排列结合形式严谨，缺乏弹性。国内一些温馨提示语，在行文上力求对仗、押韵，上下句自建联系，形成统一语境，有着鲜明的汉文化特征，如：“湖边风景好，安全莫忘了”。翻译时，译者力求译文同样“华美”，谋求行文上音、形、意与原文的完全对等，译为“Beautiful is the lake， mind safety for your sake”。对于懂得英文的中国人来说，一看亦明白，也甚感译文的妙趣，但对于西方游客却会变得生涩难懂，译文上下两句结构松散，语意分裂，不符合英语句式表达习惯，容易误导外国游客：湖很美但存在危险，不宜观赏？在外国游客看来，湖美与安全并无多大瓜葛，湖美与不美，与观赏者小心落水语意关联不大，他们需对该句型结构重新解构，通过联想语境补充省略的语意建立上下句的联系，“The lake is beautiful， and when you are attracted by the beautiful scenery， it’s easy to slip and fall into the river， so you should mind your step.”

2. 英汉词汇中的文化差异

词汇作为构成语言的基本要素是整个语言系统的支柱，必然最突出、 最广泛地反映文化差异。公示语句型简短，所用词汇少而精练，关键字词的信息量大、文化内涵丰富，译者对这些字词意义的输出更要注意，否则会出现信息偏差或信息错误，影响公示语的应用功能。如：“花开堪赏直须赏，莫要折花空赏枝”，告诉大家乘着繁花盛开尽情、尽兴地赏花；同时又好言相劝游客不要采摘花朵让好景不再。译者将其译为 Cherish the blossoms only， never deflower and leave an empty bough，对于译文中的选词“only” 和 “never”，外国游客恐怕难以获得与中国游客同样的心理感受。 “直须赏”是“尽兴、尽情”赏花，而“cherish only”是“只能、仅要”赏花，词义偏离；“莫要折”是“不要、别去”摘花，而“never deflower”是“永不能、绝不行”，语气生硬。此情此景，中英文对应的两句公示语却给不同受众传达了不同的信息，必定引起不同的心理期待和行为反应，目的公示语无法取得预期效果。

3. 英汉修辞中的文化差异

英汉公示语中常常会引用一些修辞手法，使公示语更生动，更易于被受众接受。但是，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在修辞资源、语言习惯、文化意识和审美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英汉修辞格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障碍，在翻译公示语时，译者要合理输出源语中的修辞手段，根据不同的情境和受众，选择输出的方法和尺度，不可为追求行文的优美，不顾目的语受众的心理期待，造成交际失败。如：小草默默含羞笑， 过往游客别踩踏 We are tiny， we are shy； Step on us and we will die 。译文与原文“句形”工整、音韵对应，并都采用了拟人修辞手法，两个文本基本实现了对等，但作为公示语翻译，译文是失败的。通过修辞输出，译者将原文中小草比拟成“we”， 将有生命（含羞笑）转换成无生命（die）， 中国游客感受到的是小草生命柔弱，需要保护，从而产生爱怜；外国游客感受的是“we（我们）”生命柔弱，容易衰死，从而产生恐惧。可见，中文公示语满足了中国受众的心理需求，实现其语言和应用功能，而英文公示语偏离了外国受众的文化习惯和心理期待，不能达到预期目的。

在翻译公示语时，译者要明白英语公示语的目的受众是外国游客，翻译时必须抛开汉语原文的束缚，多考虑受众的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采用合理的翻译策略，很多同情境、同目的的公示语在西方国家同样存在，翻译时可直接借用其表达，如以上三例“小心落水（Caution/Danger 配以图示）”、“不要采摘（Don’t pick the flowers/Leave them for everyone to enjoy）”、“不要践踏草地（Keep off the Grass/Protect the environment）”；一些国内特有的公示语，可根据具体情况改译或不译。改译也应做到尽量靠近受众，成功的范例有吴伟雄教授套用英语名句“East or west， home is best”翻译 “桂林山水甲天下”（East or west， Guilin landscape is the best）。对已配有国际通用的公示图标，或对目的语受众没有意义的劝告、限制类公示语，可以不译，如：“生儿生女一个样”。

（二）突出公示语的语言特征，实现其应用功能

公示语翻译，尊重目的语受众文化的同时，还需了解目的公示语的语言特征，有效实现公示语的应用功能。公示语在我们的生活中应用得非常广泛，表现出很强的应用功能，吕和发将公示语的应用功能主要归于四类：指示性、提示性、限制性、强制性，并指出公示语体现的功能不同，所展示的信息状态也就不同，而公示语体现的信息状态是翻译中词性选择和使用的决定性因素。公示语信息有“静态”和“动态”两种，在实践中，译者可根据公示语要实现的应用功能，确定公示语所展示的信息状态，采用合适的处理方法。

1. 提示性和指示性公示语呈“静态”

提示性和指示性的公示语主要是提供信息服务，用以提示或告知公众相关信息，内容没有限制、强制意义，相对“静态”。“静态”公示语语言应用不一定要求公众去采取何种行动，英文中此类公示语习惯使用名词和形容词，直接、准确地显示特定信息。翻译时，译者应了解英语公示语的语言特征，在词语选择和词汇搭配上保留其语言风格，充分体现“静态”公示语的语言功能。如， New Arrival 新品上市、Reception 接待服务、Sterilized 已消毒、Recyclable/ Unrecyclable 可回收 /不可回收等。有些情况，译者用“动态”词性的词汇翻译“静态”提示语，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应采取的行动上，往往会造成信息偏差，如：国内一些银行自动取款区会特别标示“危险时刻，迅速报警” （Being urgent， call 110 quickly），一则好意提示变成了行动的暗示，分词、动词和副词的连用传达出急切的信息，让读者立感情况紧急，随时行动。在此，建议借用西方国家已有的表达“In Emergency， Call 110”。

2. 限制性和强制性公示语呈“动态”

限制性公示语对相关受众的行为提出限制、约束要求；强制性公示语要求相关受众必须采取或不得采取相关行动，两种公示语是要求受众做出行为反应，内容相对“动态”。“动态”的英语公示语多用动词、动名词、分词等词汇表达。如： Give Way 让行、Stand in Line 站队等候、No Smoking 严禁吸烟、No Pets Allowed 严禁携宠物入内等。一些场合，用名词、形容词等“静态”动词传输“动态”信息，其语气就会减弱，相对于行动暗示，受众更注意信息含量，这类公示语对受众的约束力变小。如， No Admittance 与 Do Not Enter皆为“不得入内”，但会给受众带来不同的心理反应。No Admittance 语气委婉，告诉受众这是专用地方，外人不方便入内，即闲人免入；Do Not Enter 语气稍显强硬，暗含“危险”信号，要求受众不要入内否则后果自负。

在实际翻译中，译者可以结合具体情境，根据要达到的预期目的，确定其展示的信息状态，选择相应“态势”的词汇。如：紧急的提示亦可用“动态”词汇：Danger： falling rocks（危险！ 小心落石）；委婉的限制也可用“静态”词汇：Tickets Only （凭票入场）。

四、结语

目的论视域下的公示语翻译，首先要有明确的翻译对象意识，即目的论所强调的“目标文本接受者”。公示语翻译有明确的服务对象，能否满足这个确定服务对象的心理和行为需求，即是公示语翻译的最终目的，也是目的公示语能否有效实现其应用功能的关键所在。所以，公示语译者要抛开原文的束缚，考虑目的语受众的文化背景、思维差异和心理需求，考虑目的公示语的语言特征和应用功能，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确保译文为目的受众理解、接受，实现信息有效交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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