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司法独立范文
时间：2023-03-28 02:57:53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国司法独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再审程序的主要指导思想“：依法纠错”
确立“依法纠错”的指导思想，对确有法定错误的已生效民事裁判，依法、及时地进入再审程序，使民事诉讼当事人的事后救济权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对一些民事案件，即使是有一般性错误，但没有法律规定必须提起再审事由的已生效裁判，应杜绝进入再审程序，这样就能达到平衡司法公正价值与社会效率价值的目的，既维护了生效民事裁判的既判力，又保障了法律的权威性。[4]
2再审程序的基本原则
（1）“宽进严出”的再审原则。“宽进”是指申请再审的民事诉讼当事人，只要其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提起再审的条件和事由，人民法院就应当启动民事诉讼再审程序，使符合法定条件的当事人能够及时、依法得到救济，从而维护自己已受侵犯的合法的民事权利，使其得到受到应有的保护。
（2）有条件中止执行的原则。对需要提起再审审理的民事案件，笔者认为，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中有关财产保全制度的规定，对于已生效民事裁判有财产执行内容的民事案件，原则上应在民事诉讼当事人依法提出申请、并依法提供相当于已生效裁判的执行标的担保、保证后，法院才能作出原生效裁判中止执行的裁定，否则不予作出原生效裁判中止执行的裁定；特殊条件下法院可以根据已生效民事案件的裁判的执行标的种类和具体情况，依法决定原裁判中止执行。[5]
（3）有限再审原则。即在再审时限上规定，除当事人提出法定新证据以及就同一事实或法律关系，存在相互矛盾的裁判文书，可以在裁判生效后二年内申请再审外，其他事由应当在原裁判生效后六个月内申请再审；在再审审级上规定，除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外，再审案件由终审人民法院的上一级法院管辖并审理；[6]在再审次数上规定，除最高人民法院终审的案件不得再审外，同一案件只能再审一次。[7]
3审判监督程序启动主体及地位
我国法律对再审事由的规定[8]相当概括而不确定。在民事诉讼理念重构之后，以笔者之见，审判监督程序启动的主体只能有两个，即民事诉讼当事人和代表国家行使监督权的检察机关，法院不再成为再审程序的启动者。在这两个主体中，应以当事人提起再审诉讼为主导和基础，以检察机关依法、依职权、有条件地行使监督权为审判监督程序的辅助和补充。
（1）台湾学者杨崇森认为“:私人之生活关系原则上应由个人依其自由意志予以规律，国家只要消极地加以确认，而界以拘束力，不宜妄加干涉。”[9]除检察机关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提起再审程序以外，不经民事诉讼当事人提起再审诉讼，法院不能依职权提起再审程序。在民事诉讼当事人提起再审之诉的情况下，只要符合法定事由，法院就应当再审。[2]
（2）检察机关行使有限抗诉权是再审之诉的辅助和补充。笔者认为，我国法律应对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权定位于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10]笔者认为，再审案件再审审查权在法院，如何理解“应当”，难以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检察院可以向受理法院提出检查建议的形式加以解决，以体现检察院监督法院民事审判活动的职能，而不应以民事抗诉的形式提起再审之诉。[11]
4启动再审的法定条件
笔者认为，再审之诉下的提起或申请再审的法定要件，应当同时具备一般形式意义上的要件和再审提起的法定要件两方面的内容：
（1）一般形式意义上的要件有：应当以书面形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再审的诉讼请求；提起再审的民事案件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再审案件受案范围；提起再审的主体应当是检察机关、已生效裁判的民事诉讼当事人；申请再审、提起再审的事由应当符合再审的法律规定的事由；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期间提出。
（2）法定的再审要件包括：按照法律规定必须开庭审理而没有开庭审理；裁判所认定的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或遗漏了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审判人员、书记员违反民事诉讼有关回避制度的；未经合法传唤就缺席判决；遗漏应当参加民事诉讼案件的当事人或者列错案件当事人；案件裁判所依据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或对案件有关证据的认定违反了法律对证据有关规定；审判组织的组成不符合法律规定；
4平衡计分卡（BSC）的执行和评估状况
根据专家打分情况，结合S公司评价指标体系，把公司业绩评价划分为5个等级：0-20分、20.1-40分、40.1-60分、60.1-80分和80.1-100分，分别对应很差、差、一般、良好、优秀；每个指标划分权重系数，最后加权得分得出公司最终评价分数，具体操作不作详述。S公司业绩评价小组分别给S公司业绩评价指标打出分数，同时根据权重得出如下评分结果：S公司最终得分为：77.766分,等级为良好(表3)。宁波S股份有限公司从指标设计原则、建立指标模型、设计指标体系、选择各层面指标、计算最终评价结果。据此，宁波S股份有限公司利用平衡计分卡（BSC）完成了本公司的业绩测评并得出了评价结果。公司管理可设定评价周期，根据平衡计分卡（BSC）对各项业绩评价指标进行定期检查和评估。S公司实施平衡计分卡（BSC）主要目的是通过对业绩的评价反映企业本期对战略的执行情况，通过比较各指标值的异动及时发现企业业绩与往年同期存在的偏差以及与其他同类企业存在的差距，以便最高管理层作出决策，及时调整或修正公司战略目标或公司经营方向。
5完善宁波S股份有限公司业绩评价的建议
目前，现代企业控制体系中的三大支柱包括业绩评价、薪酬政策以及分散决策，在以上的三大控制支柱中，业绩评价最为重要，可以说是企业控制中的核心枢纽[3]。S公司的业绩评价较为成功。利用平衡计分卡（BSC）对企业进行业绩评价，对企业管理基础和企业的管理人员的管理素质要求均较高，为了进一步完善宁波S股份有限公司的业绩评价，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评价指标及评价方法要随企业的内部环境变化而作出相应变化；
（2）企业高层要达成共识并积极参与；
（3）公司要具备良好的信息管理系统；
（4）考评结果要及时兑现；
（5）指标选择不宜过多，企业业绩评价就是从众多的各类指标中发现企业经营状况的蛛丝马迹，但这并不是说在进行企业业绩评价时选取的指标越多越好，恰恰相反，评价指标过多，会使得一些重要指标的权重被稀释，这样就不能真实反映企业实际情况，而且指标太多，容易造成信息量超载；[4]
篇2
在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全球医药行业中，专利保护期限的长短会对专利药制造商和与之竞争的仿制药制造商之间的利益分配造成直接影响。将专利期限延长至上限可使专利药制造商的收入最大化。相反，专利保护期限缩短则会让仿制药更快进入市场，导致专利药制造商的收入流失。
因此，了解美国专利保护期限调整规则对于进军美国市场的中国制药企业或者为专利药或仿制药生产商提供原料药的中国公司都很有必要。由于专利保护的排他性及由此带来的高收益，对医药行业之外的其他行业理解美国专利期限调整同样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将通过比较和分析近期出现的B类延迟专利期限调整的司法分歧，让各界人士更好了解美国专利期限调整的规则和动向。
事实背景
最近几个月中，弗吉尼亚东区的两位法官在根据美国专利法第35 U.S.C.§154（b）（1）（B）条款计算“B类延迟”专利期限调整时，对本质上相同的法律事实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判决。在Exelisix I案中，Ellis法官判定USPTO计算的B类延迟专利期限调整（PTA）少于应有时长，认为B类延迟PTA“不应减去在三年期满后提交RCE所用时间”。
但此后不久，Ellis的同事Brinkema法官在Exelixis II案中却支持了USPTO的B类延迟PTA的计算结果。Brinkema法官认为USPTO“计算PTA时未将RCE的提交日与核准通知日之间的时长给予专利申请人是合理的”。在Exelixis I案与Exelixis II案期间，哥伦比亚特区的Huvelle法官在Novartis案中也考量了相同的B类延迟问题，并采纳了与Exelixis I案相同的推理，认为USPTO的法律解释“违背了法律用语应清楚简明的原则，因此必须废止”。
由于这一问题在上诉流程中仍然存在，因此专利界希望联邦巡回法院能做出判决，解决目前地方法院的分歧。本文将比较并探讨各判决书中的不同观点，有助于专利申请人和专利权人对PTA规则的理解和使用。
35 U.S.C.§154（b）（1）（B）的标题为“保证申请待审期不超过3年”。如果在初始提交日期三年后颁发专利，那么法令针对由USPTO导致的延迟授权给予按天计算的特定专利期限延长（通常被称为“B类延迟”）。管辖B类延迟的法令的相关规定为：“如果由于美国专利和商标局未能在申请实际提交日后3年内颁发专利而导致原始专利延迟颁发……，其中不包括 （i）因申请人请求继续审查而花费的时间。……应当根据三年期满日至专利颁发日之间的天数给予专利保护期限相应延长。”
Exelixis I案、Exelixis II案和Novartis案的焦点在于对35 U.S.C.§154（b）（1）（B）条款所述“其中不包括”的解释。
Exelixis I案和Exelixis II案涉及同一专利权人的两项不同专利。在这两起案例中，专利申请人在申请处于待审状态3年后均提交了继续审查请求（RCE）。最后，两项专利都得到了授权。
在Exelixis I案中，Ellis法官的判决结果有利于专利权人，法官给予的专利期限延长天数比USPTO计算的时长多出100多天。与之相反的是，在Exelixis II案中，Brinkema法官的判决结果则支持了USPTO对专利期限调整的计算方法，而这一调整时长比专利权人计算的时长少150多天。
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的Huvelle法官在Novartis案中遇到了类似的专利期限B类延迟调整问题，该法官在此案中支持Ellis法官以及专利权人。由于当事人已对Exelixis I案和Novartis案提出上诉，预计联邦巡回法院将于不久解决这一问题。
分析
Exelixis拥有第7，989，622号美国专利（’622专利），该专利是Exelixis I案的案由。’622专利涉及用于治疗癌症的蛋白激酶抑制剂。Exelixis的PCT申请于2008年1月15日进入美国国家阶段。3年多之后，USPTO于2011年3月9日发出了最终拒绝通知（final rejection）。之后，Exelixis于2011年4月11日提交了RCE。3周后，USPTO许可了这一申请，Exelixis于2011年4月28日缴纳了领证费。’622专利于2011年8月2日颁发。Ellis法官根据自己的观点提供了以上时间表：
根据Exelixis的计算，因为发生了B类延迟，其有权获得199天的专利期限延长。但根据USPTO的意见，这一延长应当只有85天。Exelixis在弗吉尼亚东区对USPTO的计算结果提出了质疑。
争议的焦点在于，如果在3年保证期满之后提交RCE，专利期限是否要减去因RCE而花费的时间。Exelixis主张，B类延迟的计算范围应当为从3年期满日至专利颁发日。与此相反，USPTO主张B类延迟的延长应当从中减去RCE所用天数。
Ellis法官认为，35 U.S.C.§154（b）（1）（B）的“其中不包括”是用来修饰3年保证期，“法令仅仅是说不能将RCE的时间计入3年保证期内以免对USPTO造成不利影响。由于3年截止时间已过，RCE对PTA没有影响”，因此Ellis法官同意Exelixis的观点，认为’622专利正确的延长天数应当比USPTO计算的时长多100多天。
从法律意义而言，Exelixis II案中的事实与Exelixis I案中的事实本质相同。在此案中，所涉及的专利是Exelixis的第8，067，436号美国专利（’436专利）。’436专利也涉及使用蛋白激酶抑制剂治疗癌症的方法。在距离提交原始专利的日期超过3年之后，Exelixis提交了RCE，USPTO在8天之后许可了相应的权利要求。Exelixis再一次在弗吉尼亚东区对USPTO的专利期限调整计算结果提出了质疑。
在Exelixis II案中，双方所提出的论据与他们在Exelixis I案中提出的论据相同。但Brinkema法官不赞同其同事Ellis法官的意见，她的判决结果对Exelixis不利。Brinkema法官指出，“如果在3年期限期满之前提交RCE，那么提交RCE会占用3年保证期”。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因为它“避免了因区别对待3年保证期满之前提交RCE与3年期满之后提交RCE而导致的荒谬结果”。Brinkema法官赞同USPTO的意见，认为’436专利的适当期限调整时长比专利权所有人计算的时长少160天。
专利界正在等待联邦巡回法院尽快为这一领域带来清晰、明确的判例，与此同时，专利申请人和专利权人还应注意近期法令中出现的变化。根据修改之后的35 U.S.C. §154（b）（4）（A）（自2013年1月14日起生效），如果专利权人希望在民事诉讼中对USPTO的PTA计算结果提出质疑，则其必须先请求USPT在颁发专利后2个月之内重新考量其PTA决议。如果此类行政质疑不成功，则专利权人必须于USPTO就专利权人的重新计算请求做出裁决后180天内在弗吉尼亚东区提交民事诉讼。
结论
预计联邦巡回法院将在明年年内对此问题做出裁决。与此同时，专利申请人应当谨慎考虑其专利诉讼策略，因为在3年待审期结束之后提交RCE可能会影响专利期限。此外，近期即将获得许可的专利申请人应当做好准备，在专利颁发时迅速采取行动，保障其对USPTO的专利期限调整提出质疑的权利。而那些专利近期得以颁发的专利申请人应立即进行评估，以确定对USPTO的“B类延迟”计算提出质疑是否能够延长其专利保护期限。
篇3
特此公告
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信律师事务所等35家律师事务所名单（地址、邮编、电话号码）
上海市材料暂缺
中信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9号国际大厦1402 100004 5006038）
中国法律事务中心
（北京市东单北大街乙112号100005 5133120）
康达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工人体育馆二层100027 5060851）
中国环球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22号赛特大厦2301 100004 5128810）
中国律师事务中心
（北京饭店1201 100004 5137766？1201）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和平宾馆19层100004 5128833？1909）
北京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内100006 5133168）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22号赛特饭店3层100004 5123388？2192）
北京市经纬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南街5区甲7号100013 4228867）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里6号京城大厦2307 100004 4660088？2307）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中苑宾馆100081 8318888？1401）
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西苑饭店6号楼100046 8316779）
海南省君合投资金融房地产律师事务所
（海口市滨海大道南洋大厦1107 570005 5120650）
福建省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
（福州市八一七北路闽星楼4区 350001 532724）
福建省厦门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
（厦门市禾祥西路35号 361004 231700）
辽宁省沈阳市商贸金融律师事务所
（沈阳市和平区北五径街十七号 771745）
辽宁省大连联合律师事务所
（大连市中山区向前街36号116001 2803151）
天津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
（天津市和平区大理道100号增1号 300050 303635）
天津市金融律师事务所
（天津市和平区浙江路15号 300042 327018？2104）
南京市经济律师事务所
（南京市珠江路573号 210018 362507）
江苏省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
（南京市虎踞路7号5楼 210029 751518）
广东省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
（广州市环市东路320号裕华大厦3楼 510060 3810454）
广东南方律师事务所
（广州市仓边路福榕里3号 510030 3349137）
广州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
（广州市东风中路503号 510030 3350001）
广州市律师事务所
（广州市小北路113号 510045 3332168）
深圳特区经济贸易律师事务所
（深圳市深南中路统建大厦 518031 3364733）
深圳市金融房产律师事务所
（深圳市建设路南洋大厦北座3楼 518001 2223092）
深圳国际商务律师事务所
（深圳市粤海酒店11楼 518001 2257601）
深圳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
（深圳市国商大厦北座5楼 408.518016、239090）
深圳市振昌律师事务所
（深圳市红荔路交通银行大厦5楼 518001 5566128）
深圳市律师事务所
（深圳市红岭中路信托大厦5楼 518001 5566128）
四川省投资与证券律师事务所
（四川省成都市物资大厦 610016 783303）
成都市第三律师事务所
（成都市人民中路二段53号 610031 625387）
云南海合律师事务所
篇4
【论文摘要】公司治理涉及各种利益相关者责权利的划分和制衡。会计是连接权利和利益的纽带，会计信息质量在公司治理结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司治理中对各种利益相关者的约束与制衡机制需要以会计信息作保障。会计目标与公司治理目标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在我国公司目前所处的经济环境下，公司目标是影响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因素会计法律制度的完善对我国公司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引言
公司治理是指连接并规范所有者、支配者、决策者、执行者以及使用者相互关系的权、责、利关系合理匹配的制度安排。从本质上讲，公司治理结构是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具体化，是有关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这些安排决定了公司的目标、行为，决定了公司利益相关者中在公司治理关系中的地位。股东、经管阶层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实际控制权的影响最终表现为对其利益实现程度的影响，而公司会计活动的结果，具有直接调节各利益相关主体利益的作用。因此，在公司治理中，会计目标的实现与公司治理目标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一方面，会计功能的发挥与控制目标的实现有赖于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另一方面，由于会计信息在公司治理中具有反映、控制和监督的功能，会计行为可以在公司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维护企业所有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方面，会计法与公司治理的目标是一致的。中国企业股份制改造以来，法学界对会计法律制度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从公司治理的视角研究会计法律制度却明显滞后于我国公司治理的实践，已有的成果也局限于公司治理结构缺陷的角度研究公司的会计行为，这种研究方法由于规范分析方法的缺失，其研究会成果对公司治理与会计立法并无多大助益。本文在分析国外有关会计目标理论的基础上，会计目标模式与公司治理模式之间的互动与对应关系进行了归纳和评析，并对我国会计法律规范的完善进行了初步构想。
二、会计目标的价值基础与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
会计目标是公司治理模式选择的基础，也是从法律经济学视角研究会计法律规范的逻辑前提。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法律制度背景下，人们对于会计目标的价值基础就有不同的的认识。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两大法系国家关于会计目标价值基础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息，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派学说之中，即受托责任学派和决策有用学派。尽管两个学派的观点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其关于会计目标价值基础的理论观点，对两大法系国家公司治理模式的影响是深远的。
(一)受托责任学派与内部治理为主导的“德日治理模式”
受托责任学派形成于公司制盛行之时。该学派认为，由于社会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必然造就资本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受托经营者应当对委托者尽忠诚、勤勉的义务，会计目标就是向资源的提供者报告资源受托管理的情况。此种理论观点称之为“受托责任观”。在德日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主导会计目标价值的理论基础即是“受托责任观”。由资本市场的欠发达，德日企业的融资主要依赖于银行贷款，银行是主要的会计信息使用者，会计目标的定位必然要倾向于银行。在德日模式下，公司治理主要依靠内部控制机制对管理当局进行监控，会计的基本目标主要是反映经营者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信息。
(二)决策有用学派与外部治理为主导的“英美治理模式”
决策有用学派是在证券市场规模日益扩大化和规范化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在该学派看来，会计目标就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有利于其决策的会计信息，因此认为会计信息是资源利用决策的基础。在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主导会计目标价值的理论基础即是“决策有用学观”。由于英美国家具有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投资者必须通过资本市场以股票或其他证券买卖的方式来决定自己的投资方向，社会资源分配主要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其会计目标必然定位于决策有用观。在英美模式下，公司治理主要依靠外部控制机制对公司经理层进行监控，会计就以为公司经营者的经营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为基本目标。
三、对会计目标与公司治理关系的法律经济学评价
(一)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公司的法律经济学价值
如上所述，受托责任学派把会计目标定位于为公司股东的投资决策需要，决策有用学派则把会计目标定位于公司经营者的经营决策需要，两者实际上都只是客观反映了现代公司的产权特点，而对其他利益主体的关注是不充分的。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会计目标如果定位于单一的主体，则构成对效率价值与公平价值的双重拟制，从而在根本上动摇公司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公司不仅仅是股东和经理层的事业，而且需要关注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这些利益相关者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平等交易的契约关系。在这组合约安排中，公司作为他们之间合约的连接点，将这些利益相关者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因此，公司治理在承认和保护股东利益的同时，还要权衡和调节各种利益冲突。
“效率”指资源的有效使用与有效配置，“公平”是指获取收人或积累财产的机会公平。效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没有效率或效率低下，生产力就不可能发展，产品与劳务的供给就不可能充裕，公平也就失去了实现的物质保障。但一个公司为追求效率而不顾公平，它就因无法赢得包括利益相关者在内的广大投资者的信赖而维持公司的高效率。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国家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会计目标的确定也要受制于现行的公法制度框架，满足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
因此，在进行价值选择时，我们不能效率与公平绝对化，而应该在肯定公司治理机制奉行效率优先价值取向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兼顾公平的价值要求。
(二)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特征与会计目标定位的路径
1、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特征:一是资本市场不发达。企业的经营活动并不是完全以资本市场为导向，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资本市场都不会在企业资本筹集上发挥主要作用，企业大量资本的取得，仍大都采用直接投资的方式，只有少部分资金从资本市场筹集。在我国市场和法律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交易的不规范是普遍的存在的;二是股权高度集中。在资本市场完善的情况下，股东可以“用脚投票”来对公司的经营不善及时作出反映。然而，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还只是企业的融资渠道，通过资本市场对经营者实行外部约束的机制还没有形成;三是内部人控制严重。董事会本应在监督经营者方面起重要作用，但我国目前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存在着董事会地位模糊的现象，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发挥应有作用的机制缺乏必要的保障。
2、我国公司会计目标定位与路径选择
根据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特点和会计立法的现状，我国公司会计目标应该定位为:会计人员在依法享有会计权利的前提下，有效地履行义务，创造出既忠实于会计现象又对社会有着较高利用价值的会计信息。从长期看，“决策有用观”是会计目标的必然选择，但“决策有用观”是建立在完全有效的证券市场假设基础上的。而在中国当前的会计环境下，证券市场刚刚发展还很不完善，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市场会计信息使用者对真实的会计信息需求严重不足，公司治理结构存在障碍，会计信息失真是当前我国会计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应更强调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即定位于“受托责任观”为主。随着中国会计环境的健全，资本市场发育成熟，并在社会经济中具有全面影响时，再逐步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再定位于“决策有用观”。 四、完善我国会计法律制度的基本构想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会计制度改革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会计立法也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随着公司股份制改造和公司治理实践的逐步深人，会计立法的滞后与不足也逐渐显露出来。为规范公司治理，我国会计法律制度急需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一)会计监管体系
会计监管模式可分为行业自律、政府主导以及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三种模式。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我国的会计监管体系应该包括会计监管立法体系和会计监管执法体系。会计监管的立法体系解决的是会计监管的法律建设问题，它是实现会计监管的手段和工具;会计监管的执法体系需要从会计监管活动中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来体现，它主要包括会计监管主体、会计监管对象以及会计监管范围等问题。如上所述，这种“三位一体”的会计监管体系框架是由我国公司的会计目标与公司治理模式决定的。
(二)会计监管体制
由于我国现行会计法确立的是政府主导型监管模式，因而会计监管体制主要涉及到会计监管权的设定和分配。由于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多头监管体制，会计法律规范之间冲突严重，极不利于公司会计目标的实现，有必要进行改革和完善。笔者认为，监管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明确会计主体的法律责任，建立诉讼机制，实行民事赔偿责任追究制度;统一会计立法，加强会计法律规范之间的协调性;明确监管主体之间的权责，建立责任追究机制等。
(三)法律责任制度
目前的法律对于会计、会计监管中的法律责任虽然已经有了许多规定，但是无论从立法上还是从实践上看，主要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会计人员的民事责任缺位是立法上的一大缺陷;二是司法会计制度不适应改革的需要;三是有关监管者的法律责任规定不够明确。这些问题，应成为进一步完善我国会计立法的重要内容。
(四)会计国际化
按照国际会计规范的构成构建我国会计准则的结构框架。内容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加快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颁布和实施，尽早实现从行业会计制度向具体会计准则的转变;二是参照国际会计准则体系的构成，补充和完善我国会计准则的相关内容，如物价变动会计准则、施工合同会计准则、租赁会计准则、外币汇率变动影响会计准则、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等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其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会计制度的制定应能体现会计主体利益与国家利益协调的要求。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会计制度的制定不仅要满足会计主体核算与报告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的需要，而且要满足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
篇5
【关键词】司法独立；调解民意
1.司法应当独立
司法独立是法治社会的本质特征，一切司法改革都直指司法独立，因为它是我国当前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建设法治中国，实现人权司法保障的目标、实现司法公正权威高效的前提。
我国宪法126条明确规定了司法要独立。从更高一个层次上来讲，《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都明确规定司法应该是独立的。
任何社会司法都必须是独立的，这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基本要求。事实上，世界各国司法都是独立的。司法独立就是法官独立，独立于行政权之外，即法官既不从属于行政权，也不服务于行政权；只对法律负责，而不是向“上级”负责；法官独立审判，并独立承担责任。司法独立，也包括对舆论的独立，不受舆论的影响，依法独立裁判。
民国时中国的司法总长伍廷芳指出：“司法独立专指审判官之独扼法权，神圣不可侵犯，其权之重，殆莫与京也，查文明之国，均有三权鼎立，各不相侵，立法一也，司法一也，行法一也……审判官为法律之代表，其司法之权，君主总统莫能干预。判断之后，铁案如山，除上控于合格衙门，若再由合格法官判结，无可再反矣”。
1936年苏联宪法规定：法官独立审理案件，只对法律负责。我国五四宪法以苏联的该部宪法为蓝本却变成了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由“法官”变成“法院”，虽然只一字之差，但却由法官的独立变成了法院作为组织的独立，变成了院长、副院长、庭长们说了算，甚至现在连审判长也变成了一个官职，强调审判长说了算！现在法院的行政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宪法的126条没有达到世界文明所需要的基本水准。中国司法不独立造成司法腐败及武力成为解决纷争的主要手段。
2.制约我国司法独立的因素分析
2.1挑战司法终局性的因素
2.1.1不能改变司法裁决
司法的问题只能在司法内解决。一审判决之后，败诉方不服可以依法上诉。如果二审还是维持原判，败诉方还是不服，可依法再审或者不再审，是由法官说了算的。例如在美国，如果对法官的裁决不服，可以游行示威，但是法院的判决不会因为这些而改变。像大家熟知的辛普森案就是这样，判决有罪没罪，总会有人反对，但是结果依然是法官说了算。美国著名的强拆案是法院动用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强拆条款判决强拆的。当事人不服就去参议院诉苦。参议院了解到老百姓对判决不满，就会召开听证会。当然，参议院也不会下达命令让法院怎么审判，而是体现出一种民意。参议院了解到了这种情况后推动了美国法律的变革，规定不能随便动用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强拆条款了。
司法最终裁决的权力具有权威性，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绝对禁止法官如同烙烧饼似的将案件随意翻来翻去的审理。美国大法官杰克逊说 “我做的判决之所以是终极性的不可的，并不是因为我做的判决正确，恰恰相反，我之所以判决是正确的，是因为我的判决是不可的。”如果司法不具有最终解决纠纷的权威性，司法就不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也失去了司法独立存在的价值。可悲的是我国的却能改变司法裁决的最终效力。纠纷只能依靠法律来判案，由法官说了算。不能改变判决。没有人能够影响法院的判决，这是一个法治社会最基本的原则！
2.1.2请示制度使二审终审失效
请示制度不仅违反了直接言词原则等审判公开的要求，不利于审判责任制的建立，妨害法院内部审判机构审判权独立的形成；还使得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从事后监督变为事前监督，法律规定的二审终审制变为一审制，严重侵犯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2.1.3内部管理行政化
司法机关在内部结构、管理方式、运行机制等方面，套用行政机关的模式，并且在体制上没有完全实现司法审判和司法行政的分立，从而呈现出司法机关地位的行政化、司法机关内部人事制度的行政化。
2.2能动司法
“能动司法”，是要求法院主动服务，积极作为。这是一种主动型的司法，要求法院超前预断，对策先行。是一种高效的司法，要求法官权衡利弊，主动配合。严重地违背了司法的消极性、被动性。把西方的司法能动主义变成中国的能动司法，这是偷换概念，司法能动主义对应的是司法克制主义，后者的意思是一切都按照法律来做。而司法能动主义不是像我们讲的主动服务，而是在司法的过程当中，如果碰到法律规定不太明确的问题，应该主动的去解释法律。在必要的时候，甚至适当考虑国家政策。司法哲学中主流的就是司法克制主义，司法就是要按照法律来做。
2.3强制息讼弱化了公平正义的司法目标
“为了正义，哪怕天崩地裂！”这是司法独立追求的根本目标。从整个社会来讲，正常的诉讼是很有好处的――它是保障权利的基本手段；是公民维护社会正义的制度设计；是和平解决纠纷，避免人际关系暴力化的途径；明确法律规范；彰显法律权威；监督官员，防止权力滥用；促进法学进步；审判有助于培养公民的正义感，使人能够有尊严的生活。这是让大家生活在规则下，有纠纷找法院。息讼成为了政治压力，“摆平就是水平”，甚至有些地方定了“终身制”，当事人只要上访，法官就要负责。结果，法官不讲公平正义了，那就只能欺负老实人，把他吓一吓，骗一骗，最后把案件了结算了，这还有什么公平正义呢？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息讼不应该成为目标。
2.4调解削弱了主要的司法手段
现在调解成了中国优先的选择，司法政策明确讲到调解优先，各个地方都在统计调解率。严格意义上，调解分三种。第一、民间调解。第二、非司法权力参与的调解。在西方，只有民间调解，非司法权力是没有办法介入调解的，而在中国有，那就是人民调解、还有政府的司法官员、司法辅助人员，包括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这些也是一个权力性质的东西，不是民间的。第三是司法调解。一些法学家故意把西方的民间调解偷换成司法调解，在中国掀起了一股调解热，破坏了中国的司法！调解变成了一种强制性的，无视当事人权利、无视法律、无视诚信的一种无法无天的东西！硬性调解不仅产生了许多新矛盾，还滋生了司法腐败，使得老实人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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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思维逻辑和实际操作来看，还是从历史、现实和所有法治国家的经验来看，建设一个法治国家的前提条件当然是首先要有一个健全的法律制度。这不仅意味着要有健全的立法，而且还要有法律实现的制度保障，即要有公正的司法和相应的司法制度。这也是为什么随着建设法治国家目标的提出，司法公正就越来越成为一个讨论热烈的社会主题。随着社会范围内讨论的日益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司法公正未能在现阶段中国得到真正实现，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现今司法人员整体素质的欠缺，而且还有更深层的社会原因。一言以蔽之，就是在现阶段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司法独立。在任何法治国家或追求法治的国家中，没有司法独立就不可能最终实现司法公正。因此，探讨司法独立的可能性及其在现实社会条件下的实现途径，应是现今法律者们必须认真思考的课题。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司法机构显然首当其冲地面对着严峻急迫的挑战。而我国是否能够成功地把握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机遇，战胜挑战并使之转化为有利的条件，最关键、最直接的任务和指标就是：我国司法机构今后是否能够以公正高效的司法审判工作证明我国政府对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义务，证明我国维护发展市场经济及保障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制条件与环境。因此，我国司法机构能否在涉外和涉世案件中实现公正与效率，乃是直接实现和体现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目的的基本问题。
一、司法的前提条件
司法是法律实现的根本途径。进一步说，它凭借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将立法所确立的规则转化为不可违背的社会秩序。概括地讲，立法是要创立规则，并设定一种秩序；而司法则是实现规则，并确立和保障一种秩序。所以，为了达到法律制度所设定的目的，为了建设和实现法制国家，法律实现——司法就是必然和无条件的。因此，我们说法律实现或司法的前提条件就是法律实现或司法的必然性和无条件性。
应该指出，一个以立法体现的实体正义和立法设定的程序正义一旦确立，那么，完成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有机结合，并且实现两者之间的一致性，最终实现法律秩序正义的社会职责就必然要由法官来担当。于是，在此又必然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即法官如何才能顺利完成他所担当的社会职责和使命呢？显然，法官首先必须获得无条件实现其社会职责的社会地位、权威和尊严，而这些只能由体现社会和人民意志的法律赋予，而且不应受任何团体、党派和行政机关的制约。换言之，法官只对法律负责，对法律所体现的社会和人民意志负责，完全独立于其他国家管理机关和任何政治团体。只有如此，才可能谈得上司法权威，才可能去追求司法公正和法治国家。对于法官而言，法律就是目的本身；而且只有在仅仅服从法律的法院中，才能真正实现司法独立。
二、司法独立的基本要素与保障
实现司法独立有两个最基本的要素，其实同时也是其保障，即：司法系统独立（外部独立）和法官独立（内部独立）。
（一）司法系统独立
司法制度是整体法律制度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是实现法律正义的一个必然环节。所以，我们必须给予司法制度的载体——司法系统以充分的社会信赖和权威，使之真正能够独立地实现法律追求的正义目的。如果不能保障司法系统的独立存在，司法独立也就不可能，其结果，很难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公正。虽然从国家机构设置上看，我国的司法系统是相对独立的，但实践中，由于历史和现实社会条件以及观念的制约，我国的司法系统并不能够真正独立。考察近些年来在司法方面发生和存在的种种问题，包括司法腐败、司法效率不高乃至司法不公正现象频繁发生，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司法体制上的问题。具体说，在现实工作中的许多方面，行政系统与司法系统的关联密切，而且这种关联并非是对等的，后者实际是处在前者制约之下的。从实际情况来讲，现今的司法系统还是党政系统的一个延伸部分。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现今的所谓司法腐败，只不过是行政管理腐败在司法系统的延续，是行政管理腐败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只要还存在着行政管理的腐败，司法腐败就是一种必然。因此，现今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努力实现司法体制的改革，逐步实现司法系统的真正独立。
司法系统独立的首要保障或前提条件在于司法系统与行政系统的分立。当然，我们在此所谈的司法与行政分立，不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国家理论的简单照搬，而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历史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司法行政分立不仅仅是指形式上的分立，更重要的是实质上的分立。鉴于我国社会政治的现实条件，司法系统独立应该具备以下的实质内容：
第一，机构设置和级层管理上的完全独立。实现司法系统自身的统一机构设置和管理，即自下而上的建制和自上而下的管理。更进一步说，法院系统的建制和管理应完全不受同级行政机关或地方政府的干预或制约；下级法院的建制和管理完全取决于上级法院的决定，而不是取决于地方政府，如人员编制、机构设置等等。现今正在考虑建设的地方海事法院或国际贸易法院以及隶属于司法系统的法官学院都应该以此为出发点设计实施。
第二，组织人事上的完全独立。实际上，这是直接关系法官队伍素质、司法人员作风和形象、法官司法工作水平乃至实现“公正与效率”这个世纪主题的关键。可以说，现今司法队伍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于司法队伍来源或构成不严格、不规范、不自主造成的。例如，许多地方政府时至今日仍然经常向同级地方法院派遣非法律专业的人担任院长、副院长和一般司法工作人员，这个问题在基层尤其严重。虽然已经实行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会对此有所限制，但如果不从根本制度上想办法，这个问题就不会得到真正解决。我国的法官法早已经颁行实施，而且有些规定还很现代化。但是，培植一个现代化的法官队伍，还需要一些国家管理层面上的相应制度。其中最关键的是：法院司法及管理工作人员的进出，必须要由法院本身依照法官法独立决定，不应受政府或其他团体的强制干预和影响。今后，我国法院的人事决定权应该逐渐过渡给完全独立的各级司法委员会。至于委员会人员组成，虽然不排除来自行政权力机关或由其指定，但主席和大多数成员必须是职业法官。
第三，经费财政上的独立。法院人事和财政不独立，受制于地方财政和组织人事部门，是长期困扰法院系统的两大问题。它迫使法院不得不考虑甚至屈从于司法系统外的各种意见和压力，从而使法院服从于法律大打折扣。在财政经费方面，由于我国幅员广大，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以至于各地法院的财政来源也差距甚大。其结果，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法院建设发展和司法工作有因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统一要求，但实际上，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根本无法获得统一同步的发展建设。事实上，各地各级法院长久以来不得不为自身的生存发展而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其结果，必然又使作为国家司法机关本应独立的法院进一步依附于政府和其他团体。这实际上造成了国家法治过程中的一个恶性循环。从今年开始，诉讼费作为法院经费来源之一的制度被废除，今后法院诉讼费和财政来源将彻底实行“收支两条线”。在法治国家的意义上，这种举措当然是一种进步。如果它能够在司法独立的大前提下操作和实现，那么无疑会对今后法院系统的财政独立起到极大推动作用；但是，如果失去上述前提，这个措施倒反而会使司法独立及各地司法系统的财政状况更加恶化。所以，我们必须借实行“收支两条线”之机，争取司法系统的财政独立。这的确是关系到司法“公正与效率”的一个大问题。
（二）法官独立
在司法系统获得基本的独立之后，法官的独立就成为司法独立的实质性保障。
其实，没有司法系统的独立，就不可能有法官的独立；而没有法官的独立，司法系统的独立就是空谈。两者相互依赖，彼此补充。法官的独立实际上构成司法系统独立的实质和核心。所以，如果说司法系统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那么，司法系统的独立又必然以法官独立为前提条件，这是司法公正，从而也是法治国家的逻辑。因此，在我们追求法治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当然不能不重视法官独立。根据我国现行法官法，法官享有充分的权利，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现今中国的法官在法律上已经具有了相当独立的地位。例如，法官法第八条所列举的法官权利类型，其内容甚至比西方国家的有关规定更为广泛。但是事实上，由于我国的吏治传统源远流长，法治国家建设刚刚起步，相应的法治国家观念既未普遍也未成熟，法院系统的独立性还多受限制，故法官独立远远未能被人们认识和接受概念，况且传统惯性和社会现实条件还无时不在限制着这一观念迅速成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是，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要建设一个法治国家，那么就不可回避地要面对这一挑战。
根据我国法官法规定，并从历史经验和现实条件来看，我们可以继续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争取实现法官独立：
第一，法官选任的独立。法官的选任由专门的司法委员会进行。这个司法委员会应以法官为主，同时也可以包括党委和政府委派的官员，甚至律师界知名人士。但它的设置和实际操作原则应该是能够保证作为法官的委员会成员发挥绝对的主导作用。
第二，法官的终身任命。具有必要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学历、经过考核获得司法人员从业资格并具备足够司法实践经验的人，一旦经过司法委员会任命为法官，除非其触犯法律或严重违背法官职业操守，即应享有终身的法官资格。在这方面，应该考虑使某些高级的资深法官享有和教授一样的从业权利，即可以适当地延长任职的年龄限制，而不是受同行政官员一样的限制。法律应该明确规定各级法官得以从事司法工作的最高年限或退休年龄。
第三，法官不可任意移调，不可撤职、免职。法官不可以轻易地被调离其既定职位，更不可以轻易地被调换职位。如法官通常情况下不应该转换为检察官，同样，通常情况下检察官也不可以转换为法官。应该指出的是：从司法活动的基本准则上讲，每个法官都必须以其司法活动独立地对法律负责。换句话说，一个法官的失职或违法行为，并不构成其他法官，包括其所在司法机构上级法官的失职或辞职的依据。当然，这个原则的实现必须以司法的完全独立，包括司法的内部独立和外部独立为前提。
第四，法官的稳定的、有法律予以保障的薪俸。法官的薪水由法律加以确认，任何情况下，法官的薪水都应该予以保障。否则，法官可以诉诸法律程序请求其应该获得的薪水。此外，任何级别的法官退休之后，其薪金待遇应原则上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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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媒 司法独立 新闻自由 监督
传媒与司法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两股重要力量，二者的关系问题是现代法治社会中一个恒久性的问题。我国近年的"刘涌案"、"许霆案"以及"躲猫猫"事件等，折射出传媒与司法在我国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复杂关系。在社会转型时期，传媒和司法究竟呈现出怎样的关系，如何完善二者的关系？本文将就此进行粗浅地探讨，与方家就教。
一、传媒与司法关系概述
传媒，即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宣传工具，其与司法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传媒对司法的监督上，传媒监督是新闻自由价值的体现。监督功能作为传媒与司法关系的连结点，其合理性的具体表现如下：首先是监督权的宪法来源，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其次是接受监督义务的承担，我国宪法明确要求，所有的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必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最后是宪法要求法院审判的过程和判决结果要向社会及时公开。总之，传媒监督司法从法律层面来说是明确无争议的。[1]
我国宪法第12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据此，我国现行司法体制规定的司法权包括审判权和检察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司法机关。宪法第126条和第131条又规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表明我国的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是一项宪法基本原则，为实现司法公正提供了重要保障。[2]
论及传媒与司法的关系，必然涉及到二者的价值定位，也即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实际为"有限独立"）。不同的立场导致二者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公众靠媒体知道案情，媒体总是报道那些对公众有吸引力的案件，另外，媒体夸张和有选择性的报道可能会影响司法独立，所以司法方面总是企图限制司法过程的公开，传媒与司法的关系总体来说存在某种程度的对抗和紧张[3]；同时，传媒与司法作为主流政治制度的工具，有着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共同使命和目标，因此，二者亦有交合统一的一面。
二、传媒与司法的排斥对立
（一）司法独立对传媒监督的排斥性
1.舆论压力对司法独立的影响
一方面，司法权的独立行使需要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适度隔离各种公共权力、社会势力、舆论情绪。另一方面，案件通过传媒报道为更多人知晓，而能够引起舆论普遍关注的案件常常涉及政治、道德等问题。尤其在政治、道德与法律不协调时，强大的舆论更容易成为法律问题道德化、政治化的推手。由于我国司法独立机制尚不够完善，法官的独立精神尚待培育，在某种程度上，新闻舆论左右司法的力度是很大的。[4]传媒报道引起的社会舆论时常引起官方的关注，最终司法机关迫于压力而不得不照顾舆论情绪，形成"媒体审判"。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李本（Liebman）就曾指出，中国媒体影响法院审判的基本模式是：媒体影响领导，领导影响法院。[5]
2.传媒报道对法官产生先入为主的影响
首先，法官审判的证据，是在法律的严格规制下获取和采纳的，非经法定程序和方法取得的信息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而传媒报道的事实，是记者通过采访调查了解到的事实，与作为审判依据的事实存在一定出入；而且，传媒作为一种大众消费品，为了吸引眼球，其表达方式往往带有倾向性和浓厚的感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报道的客观性。
其次，即便传媒的报道客观真实，其不适当、不适时地介入，仍可能对对法官造成先入为主的影响。由于现代传媒无孔不入的信息传播渠道，法官难以隔绝无处不在的传媒信息。传媒的任何不适当地介人，任何有倾向性的报道，都有可能给法官造成先人为主的偏见，最终使法官基于传媒对自身情感的影响，或迫于公众舆论的压力，作出有失法律公正的判决。[6]
（二）传媒监督对司法的侵犯性
1.传媒的自身利益
传媒作为"经济人"，有自己特定的利益，并必然会以自身的利益需求作为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由此形成的报道与司法机关处理的事实具有差异性。
传媒监督司法，有多层次的动因。首先，即便在西方法治国家中,传媒对司法的监督也并不构成媒体的法定义务，这就是说，传媒对司法的监督并不是基于外部的制度化的约束强制，传媒实施监督的内在动因包含在传媒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之中。传媒监督司法的动因更为深层的一面 ,是传媒对其自身在社会结构中地位的注重，由于司法在社会结构和社会体系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因而传媒论说和评价司法行为及司法过程的能力，则更进一步衬托出传媒的特殊地位，在"传媒监督"这一富有光泽的称号下 ,传媒为其"无冕之王"的称号找到了实证性的注脚。[7]
2010年12月，一份对我国记者、尤其是法治新闻报道记者的调查表明：记者认为"报道不实"是法治新闻报道刊播后通常遇到的质疑，其他质疑还包括"采访手段不合法"和"采访动机（比如是否收受财物）令人生疑"等方面。[8]
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媒体为了迎合大众，时常违背职业道德，甚至不惜动用偷拍、窃取等手段收集信息，不负责任地披露一些似是而非的消息，以迎合部分公众的猎奇心理，形成有所偏颇的舆论导向。传媒的监督过度、特别是监督滥用，无疑是对舆论的不良引导，是对司法公正、威严形象的侵犯。
2.传媒正义的标准侧重道德而非法律
法律是审慎的科学，司法机关处理案件所运用的严格的程序、独特的规范、缜密的逻辑，对于未受过专门训练的一般公众而言，是陌生而冰冷的，而传媒的主要受众正是这样的普通公众。
在我国这样一个法治环境尚待完善的国家，传媒左右司法不容忽视。比如"许霆案"中，传媒的"同情报道"无疑影响到了司法，使案件轻判；"刘涌案"中，传媒对民众公认的"恶人"口诛笔伐而导致重判等。此类案件中，传媒使司法的权威、尊严和确定性受到影响。
三、传媒与司法的交合统一
（一）传媒促进司法的公正
一方面，就促进司法公正、官员清廉而言，传媒客观报道司法活动，既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又使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是遏制司法腐败的"防腐剂"。这种监督虽然不像人大等的监督那样具有直接强制力，但"不怕通报，就怕见报"，其威慑效果亦不容忽视。如果我们有自由传媒的严厉监督,许多官员根本就不会有腐败的开端。所以,新闻界对于司法官员腐败行为遮遮掩掩,表面上好象护了那些官员, 但最终却是把他们推进更可怕的深渊。[9]
另一方面，就保障司法的独立性而言，传媒监督亦有其积极作用。司法机关对自身的体制改革有着强烈的内在要求，但是其自身的努力是极为有限的。对媒体监督的认同以至倡导,不仅可以使司法机关改革愿望得到更大范围的理解和认同，形成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也可以从传媒监督制度中派生和推演出司法自身所希求的某些要求，特别是能够把传媒监督用作抵制行政或其他干预的一种实用手段。[10]
（二）传媒与司法存在过分亲和的一面
我国主流媒体大都具有官方或半官方性质，其特点是受主管机关的意志的制约。作为党政的"喉舌"，重要的宣传工具，传媒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大局服务方面，与司法是一致的。所以，宣传、尤其是正面宣传司法的工作，树立良好的司法形象就成为传媒无可推卸的义务和责任。
传媒与司法的亲和关系，令二者都不同程度地背离了自身的独特价值追求，导致消极意义的出现。在这样的亲和关系中，传媒失去或者放弃了自我判断，对司法机关提供的新闻素材不予质疑，甚至帮助弄虚作假；司法机关凭借传媒大做"形象工程"，而不着力提高业务水平，滋生、助长了司法机关的浮躁作风和投机思想。这过分亲和的一面，显然同时掣肘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的良性发展。
四、传媒与司法关系的改善
改善传媒与司法的关系，既要防止削足适履，降低对司法独立或新闻自由的标准，让一方"迁就"另一方；也应避免剑拔弩张，把二者推向激烈冲突的对立面。笔者认为，从制度建设和职业自律两方面，软硬皆施、双管齐下，应是符合我国转型时期实际情况的合理进路。
制度建设方面，可以通过完善法律法规，构建良好的制度环境，将传媒与司法的冲突协调机制纳入法制轨道。首先，司法机关应切实自觉接受传媒监督，防止滥用自身权威限制媒体接近司法。司法机关的宣传部门应和传媒加强沟通，共同促进审判公开，满足公众知情权。对于传媒，则可以制备完善的《传媒法》，对于传媒如何接近司法、在何种限度和范围内接近司法、违规采访的责任承担，尤其是权利被侵害时的救济措施等给以详细规定，使得传媒可以正当、合理地接近司法。
职业自律方面，应鼓励司法机关向传媒提供信息，媒体则通过严格的自我约束体现对司法的尊重。如前所述，传媒与司法具有交合统一的一面，司法机关应对传媒监督持宽容接纳态度，直面传媒监督，这样更能体现司法的廉洁自律，更能得到传媒的理解，并且可以借助传媒的优势，贯彻公开审判、强化腐败监督。传媒从业人员应注重提升职业道德素养，时刻秉承客观公正的观念，实话实说、遵守程序、严谨审慎，在业内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司法机关的信任。
五、结语
司法独立与传媒监督均有其法律依据和现实基础。美国开国元老、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托马斯・杰斐逊有过一句名言："如果由我来决定，有政府而没有报纸，或者有报纸而无政府，我不会有任何迟疑地选择后者。"[11]美国斯坦福大学著名大众传播学学者韦尔伯・施拉姆则指出："如同国家发展的其他方面一样 ,大众传播媒介发展只有在适当的法律和制度范围内才会最合理、最有秩序地进行。"[12]
由于共识与规则的缺乏，司法、传媒体制改革共有的滞后性，使得二者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态，在发展中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对我国法治建设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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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姚广宜.记者眼中的媒体司法监督现状--对部分法制新闻记者的问卷调查报告[R].新闻记者,2011,(0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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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诉讼法律思想是清末修律时期新法律思潮中的一股，当时的中国法学家开始对诉讼程序正义、独立编纂诉讼法典、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分列编纂有了初步认识。他们的思想在当时虽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开拓性，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时代局限性。对清末诉讼法律思想的研究，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在司法改革的道路上既要大胆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又要对我们的传统进行合理的改造。
清末修律是中国法制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编纂刑民诉讼法典是清末修律的内容之一，是向西方学习以改革传统的新尝试，它成为以后编纂诉讼法律的基础，对后世的影响较大。
一、清末诉讼法律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清末诉讼法律思想是在社会变动、西方列强纷纷入侵、清统治岌岌可危的背景下产生的。自1840年开始，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并通过签订大量不平等条约，确立了领事裁判权，获得了司法特权，造成中国司法主权的严重丧失。1843年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第13款规定：“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华民如何科罪，应治以中国之法。”[1]P42-55这个规定表明，在中国的外国人犯罪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管辖，这严重违背属地管辖原则，是对中国法律的严重藐视。1844年的《中美五口贸易章程》第25款规定：“合众国民人在中国各港口，自因财产涉讼，由本国领事等官讯明办理；若合众国民人在中国与别国贸易之人因事争论者，应听两造查照各本国所立条约办理，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1]P42-55这个规定同样表明，西方各国在中国的民事纠纷，也不受中国的法律管辖。而此时，在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政治上，已是封建社会的末期，传统封建专制统治已濒临崩溃，运动、强烈地打击了清政府，为了挽救灭亡的危机，清政府选择变革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经济上，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事纠纷越来越多，传统中国的以刑为主的法律体系已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文化上，出现了多种价值观念，传统的道德观念、儒家思想、等级观念在人们的思想中不再根深蒂固，人们开始向往平等、自由、民主、人权。正是基于内因与外因的共同作用，爱国的法律思想家们开始呼吁改革中国司法。法律由以刑为主、诸法合体开始向民刑分立，实体与程序分列的发展已是大势所趋。法律形式上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单列，编纂中国长期缺失的诉讼法律亦是大势所趋。变法修律的呐喊触动了清政府，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在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严峻形势面前，不得不被迫接受变法主张。1901年慈禧下诏变法，“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2]P4655当时改革司法首当其冲的就是改革诉讼与审判，借鉴西方的诉讼与审判制度，编纂中国长期缺失的诉讼法典。
二、清末诉讼法律思想的基本内容
(一)倡导司法独立
中国在长期的专制政体下，行政权与司法权混淆，皇帝是最高司法官，地方官也是地方的司法官。所以，中国古代的诉讼、审判无论是处罚犯罪的刑事诉讼还是解决纠纷的民事诉讼，都只是皇帝的意志通过各级官僚的权力来实现，诉讼围绕的是皇帝的意志而不是考虑民众的权利主张。清末西方国家也正是借口中国司法不独立而对中国施加治外法权。有识的法学家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宣传西方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学说，主张司法独立。实践中，1906年制定的《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以及1910年制订的《法院编制法》都包含有司法独立的思想。如根据《法院编制法》赋予大理院以最高审判权，建立大理院、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和初级审判厅，还规定了法院的组织机构、审判员的资格、权限、待遇等。各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对司法独立审判也做了规定。在清末之中国，在皇权仍然高高在上的情况下，显然是无法充分做到司法独立的，但当时的沈家本等人仍然尽了极大的努力，倡导司法独立，迈出了由传统上的司法与行政合一向司法独立转变的艰难的第一步。
(二)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分列的诉讼体制
中国自西周开始到清末，传统上一直是诉讼制度混杂于刑事法律之中，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分列更是无从谈起，这种局面一直到清末修律时期才被打破。1905年，御史刘彭年所上“禁止刑讯有无窒碍请再加详慎”一折中，即涉及到外国民刑分设一事。刘彭年提到，在刑法及刑事诉讼法编纂完成后，应着手进行民法及民事诉讼法的编纂，表达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分列编纂的思想。实践中，修订法律馆很好地贯彻了这一思想：在《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中，首先区分了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凡是审理是非曲直的为民事案件，凡是审理是否有罪的为刑事案件。针对当时民事诉讼相关规定不完善的情况，该章程对民事诉讼管辖、费用、当事人、诉讼期限等做了进一步详细的规定。到了1910年底，沈家本等将《大清刑事诉讼法草案》与《大清民事诉讼法草案》进呈清廷。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将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单列成文的法律，尽管没有颁布，但影响还是较深远的。
(三)改革审判方式，禁止刑讯
人权保障是诉讼中的一大理念，清末司法改革中吸收了西方人权保障观念。众所周知，我国的传统诉讼审判中缺少人权保障观念，有一民谚说得很形象“活人躲衙门，死人躲地狱”。这种刑讯应是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中最应该革除的弊端，在清末修律时，有保留地废除了中国古代的刑讯。禁止刑讯，在当时的确是一大进步，是对传统诉讼审判方式的一大冲击，它革除了封建传统审判中蔑视人权的弊病。清末对西方文明审判方式的借鉴，对中国传统审判方式的抨击与改革，充分地说明了当时人权保障之观念已经传入中国，公正、公平、公开等司法理念之风也吹到了中国，促进了人们诉讼权利意识的觉醒。
(四)建立陪审制度
“陪审制的真正生命意义在于，它将社会监督引入法庭审理之中，陪审员直接参加审判，在诸多维护司法公正的途径中，甚或更为重要的却是一种对审判活动的制约与监督”。[3]在西方，很早就设计了公民陪审制度。例如英国，早在13世纪其陪审制度在民主裁决方面就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很好地保护了当事人的个人权利，打击了王室贵族特权，防止了司法官独断专行，成为英国司法民主的基石。陪审制是法治民主的表现，陪审团人员和法官一起对案件做出裁判，避免了法官专断。对于这种全新的陪审制，中国在清末加以引进，并在刑民诉讼立法中得以体现。沈家本、伍廷芳主持拟订的《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共260条，其中有关陪审制度的有27条。沈家本主要从司法公正的角度提出了他的设想：司法官一人毕竟知识有限，如果本人再昏庸贪蠹，则难免曲庇任情、舞文欺弊。为此应“延访绅富商民”作为陪审员，集众人之智慧察案件之真伪，保证司法审判的公正。[4]P293因此，《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从陪审员的任职资格、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中出席审判的陪审员人数、陪审员怎样履行职责、对案件怎样做出评议等都做出了规定。当然，该草案没有实施，陪审制度也从未真正发挥过作用。但它毕竟突破了专制，认识到了重视诉讼中的民主，认识到了如何保证司法审判的公正，认识到了审判中如何保障诉讼当事人的权利。
(五)引进律师辩护制度
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长期推行纠问式诉讼模式，刑讯逼供，司法专横，当事人只有招供的义务，没有辩护的权利。在专制统治下，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律师，但却出现了受人聘请诉状的“讼师”，“讼师”一般具有文化，并通晓一些法律知识。然而在我国封建社会，“讼师”通常被界定为非法、非正当的职业，“讼师”常被认为是教唆诉讼的人，因而，“讼师”的活动也只能是地下的，仅限于在法庭之外为人诉状，不能理直气壮地坐在法庭上为当事人辩护。到了清末，沈家本、伍廷芳在上奏“刑事民事诉讼法拟请先行试办”一折中，对律师在诉讼中的作用、律师培养的重要性等做了深刻的阐述。该奏折明确提出培养律师人才的重要性，也提出了给予律师一定的地位，而不是街头畏首畏尾的“讼师”。实践中，1906年，《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修订完成，“律师”一节编入第四章“刑事民事通用规则”中，共9条，分别规定律师的资格、注册登记、职责、违纪处分、外国律师在通商口岸公堂办案等。这些思想及法典的规定标志着近代意义律师制度的萌芽，其制度和观念为民国时期中国近代律师制度的正式确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律师以其法律知识谋得了正当的职业，可以根据事实和法律自由辩护，享有了各项权利，在审判中充分发挥着维护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重要社会作用，其社会地位也得以迅速上升。
三、清末诉讼法律思想的分析评价
虽然清末诉讼法律思想及相关司法改革的实践，最终没能收回治外法权，没能摆脱西方列强的司法欺压，也没能引导清政府走上振兴国家、继续统治的道路，但是，以沈家本等为代表的法律思想家的诉讼法律思想的历史作用却是不容抹煞杀。他们的思想在主观上是进步的，具有开拓性，只是客观上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播，存在着诸多遗憾及历史局限性。
(一)清末诉讼法律思想的历史进步性
1.具有思想启蒙的作用。清末诉讼法律思想产生在社会变动时期，在思想多元化的情况下，其启迪作用是应该肯定的。这些思想凝结了以沈家本为代表的一代先进的、有智慧的中国人的心血和汗水，他们以强烈的爱国热情，通过艰辛的探索，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思想中一方面忠君爱国，痛恨外国侵略，期望国家富强，满怀爱国的热情提出了向西方学习、进行司法改革的设想，苦苦思索着收回治外法权的良策；另一方面，吸收西方在司法审判中保障人权的司法理念，为人民的权利进行最初的呐喊。所以，他们的思想既启发了先进的政治家和改革家进行司法改革、法治强国的愿望，也启发了人民大众用司法武器捍卫自己权利的愿望，他们所播下的司法改革的种子，在民国时期已经开始萌芽。
2.具有划时代的创新意义。清末诉讼法律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打破了我国封建传统的诸法合体的法律形式，并开始认识到程序法与实体法具有同样的作用，同时也认识到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区分，这在长期落后、封闭的旧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说，沈家本等强调程序法的重要，强调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有别，倡导在司法审判中禁止刑讯、文明审判，引进律师制度以保障人权，引进陪审制度以保障审判公正等思想前无古人，具有划时代的创新意义。
3.促进了中国人诉讼意识的觉醒。一直以来，“无讼”、“息讼”是民众的理想，也是统治者的愿望。国家统治者认为诉讼多、纠纷多，是社会不安定的表现，会危及统治秩序。所以，统治者一般是千方百计地通过调解来减少诉讼，或者是对告状者恶意镇压，使民众畏惧强权不敢轻易告状。在西方天赋人权观念的影响冲击下，在清末一代思想家的努力下，中国人诉权意识进一步觉醒。
4.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得到了一定的保护。在我国传统诉讼中，民众不但不敢告诉，就是告诉以后，诉讼权利也不能得到保护。“漠视权利”成为了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而到了清末，人们开始认识到诉讼当事人权益保护的重要性。《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等提出的各项制度，如司法独立、民刑分审、人民陪审、律师辩护等等，都闪耀着人权思想的光辉，有利于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并在后来的民国时期得以生根、发芽。
(二)清末诉讼法律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1.没能挣脱封建专制体制的桎梧。清末诉讼法律思想受西方国家的影响，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倾向。由于当时的中国处在封建社会，沈家本等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是否适合中国的封建土壤缺乏认真的思考，最终没能冲破封建专制的罗网。清末司法改革家们多是封建官僚，是为清统治服务的，不会也不可能与封建专制做斗争，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所移植的西方资产阶级先进的司法制度、原则和观念，一遇到与封建专制统治相冲突的地方自然是妥协、退让。最典型的就是清末诉讼法律的制订及实施，其诉讼法律思想在当时大多没有落到实处，只是停留在文字阶段，而其诉讼制度的实施也往往流于形式。
2.没能冲破封建习俗的窒碍。传统习俗是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东西，几千年传统观念已深入到民众的血脉之中，很难改变，这就使新的思想常常陷入传统的桎梏中，难以得到认同。沈家本等在司法改革中遇到的最为直接的障碍就是传统习俗。虽然改革家们不是盲目照搬西方国家的诉讼制度，但在学习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中国的传统，没有进行理性的选择，没有认真考虑西方理想化的先进制度和原则是否适应当时的中国。只有适合中国土壤的外来法律文化，才有永不枯竭的生命力。
3.没能很好地启发和提高民众的诉讼意识。沈家本等人只想着以法救国，没有想到要开启民智，在其推行所谓的司法改革过程中，广大民众所受到的依旧是封建法观念的束缚和延袭已久的习惯的调整。等级特权原则、义务本位原则是古代中国的主要诉讼原则，这与西方国家倡导的自由平等、个人权利、身份平等等观念格格不入。最终导致他们倡导的诉讼制度及原则只能停留在草案及文字阶段，先进的思想只停留在几个先进人物的头脑中，而不能扎根于广大民众这个深厚的土壤当中。
总而言之，立权利观念、倡导司法独立、建立合理的程序，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还在探讨的问题。清末沈家本等的诉讼法思想及实践，对今日中国法学家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要不断学习外国先进的诉讼法律，对于先进的诉讼审判制度既要大胆吸呐，又要与本国的历史传统结合起来，与本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对国外诉讼法律进行科学的鉴别，必要的改进，理性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让外来的东西更适合于中国国情，才能使中国的诉讼法律制度建设搞得更好。
注释:
[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M].北京：三联书店，1999 .
[2]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8 .
篇9
【关键词】行政诉讼 司法公正
德国的皇帝威廉一世曾在波茨坦建了一座皇宫，一次巡视时，他发现一座磨坊挡住了他的视线，颇为扫兴，他认为这座磨坊“有碍观瞻”，于是他派人去与磨坊主协商，打算买下这座磨坊，以便拆除。不想磨坊主坚决不卖。皇帝大怒，派卫队强行将磨坊拆除。不料磨坊主提起了诉讼，法官居然判皇帝败诉，判决皇帝在原地按原貌重建这座磨坊，并赔偿磨坊主的经济损失。皇帝顺从地执行了法院的判决，重建了磨坊。
数十年后，威廉皇帝与磨坊主都已相继去世，磨坊主的儿子因经营不善而濒临破产，他写信给当时的皇帝威廉二世，表示自愿将磨坊出卖。威廉二世认为磨坊之事关系到国家的司法独立和审判公正的形象，它是一座丰碑，应当永远保留，便回信给小磨坊主，劝他保留这座磨坊，并赠给他几千马克，以偿还其所欠债务。
至今，这座象征着德国司法独立的磨坊还巍然屹立在德国的土地上。
这是许多媒体都在传说的故事，其真实性笔者无法去考究，但笔者要说的一个关于中国“磨坊”的故事却是真实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最高人民法院郑天翔院长为了解决法官的住房问题，跑财政、找城建，终于被准许在西交民巷建一幢六层的宿舍楼。当这幢楼房建到三层多的时候，相邻的老百姓为采光权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西城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起诉状副本上赫然书列“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法定代表人：郑天翔。”最终，西城区人民法院判决最高人民法院败诉，最高人民法院只好将第三层楼拆掉，只留了一幢两层的宿舍楼。
笔者听说这个故事的时候，已是二十年后的2007年，但这个故事在笔者心中所产生的震撼依然是巨大的。笔者依然为北京市西城区法院的“大胆”而惊异，更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大度”而感动。笔者以为，最高人民法院的这幢两层小楼存在的意义，并不亚于德国的那幢磨坊。可惜的是据说这幢小楼早已被另外的高楼大厦所取代，并且有人认为，那座小楼的存在会让最高人民法院很“丢面子”。
美国著名学者亚瑟·享·史密斯先生在一百多年前就说过：“‘面子’之于中国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这听起来似乎有些难以理解。”“如果被人指出自己的错误也是丢面子的事，即使证据确凿，也要予以否认，只要能保全面子就好”。
林语堂先生也说过，“在警察局里，面子被丢掉时，我们的交通才会安全；在法庭上，面子被丢掉时，我们才有公正的判决；在中央各部，面子被丢掉，面子政府被法制政府所取代时，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共和国”。
事实上，在当今之中国，行政机关特别是级别较高而又有权势的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败诉，不但不会“丢面子”，反而会给国人些许感动，因为这些行政机关的败诉，不仅体现了司法的真正独立，还体现了这些行政机关（客观地说是这些行政机关的首长）的尊法守法，倒是一些行政机关不择手段地让上级行政机关或人民法院去维持自己的错误行政行为，从而取得“胜诉”，更让老百姓心寒。
中国历来就有“男不与女斗，鸡不跟狗斗，民不与官斗”的古训，作为平民百姓，不到万不得已，走投无路，没有十分地理由，谁也不会“告官”的。而一旦成了被告，千方百计地以权谋法，向法院施压，或用公款去疏通关系，谋求胜诉的行政机关也不在少数，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行政机关的胜诉不但不能给自己脸上添上多少光彩，更多地则是让老百姓反感。由此，就有了“行政机关自觉地纠正一个错误，这比做十件好事更能感动老百姓”的说法儿。
篇10
（一）立法层面：网络舆论缺少有效的规制海量的信息充斥着网络，真伪难辨，难免会给不良网民提供可乘之机，虚假言论，煽动公众的激愤情绪。然而，目前，我国尚未有一部规制网络舆论的明文法律出台，法律规章也缺乏可操作性。有关网络舆论监督的法律法规建设远远滞后于网络发展的进程，致使某些极端化的非理性舆论不断浮现，并与理性的司法碰撞。
（二）司法层面：司法陷入信赖危机当今中国，司法正逐渐陷入信任危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笔者认为两个方面：第一，司法腐败。有些司法人员，，进行权钱交易，致使司法严重脱离了公正的轨道，造成实体和程序的不公正。当此种情况屡见不鲜时，公众难免质疑权力、金钱、关系等是否介入司法，质疑司法审判是否偏私，质疑审判结果是否公正。第二，司法公开未真正完全落实。司法不公开，容易滋生暗箱操作，司法不在阳光下运行，容易孕育腐败的土壤，必然引起公众的猜忌和怀疑。当司法存在这两方面的弊端时，公众在看待司法时会先入为主地“推定不公”,并理所当然地以此作为判断司法的“基本逻辑”。从对一件件具体事件不信任的累计，最终形成对司法的信赖危机。公众的这种不信任通过媒体、网络弥漫开来，公众依靠自身朴素的正义追求审判案件，形成“舆论审判结果”与其不信任的司法审判分庭抗礼。
（三）社会层面第一，社会转型时期，法制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我国现今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网络舆论中对某些司法案例的激愤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宣泄对司法现实的不满和仇官仇富的情绪。第二，网络媒体缺乏自律性网络媒体是公众获取新闻消息的重要媒介，但网络媒体具有追逐经济利益的天性，为了追求新闻的轰动性效应，对案件断章取义，煽动公众情绪，操纵网络舆论。大量信息干扰网民对相关信息的准确分辨和正确选择。当人们在真伪难辨无法做出判断的情况下，由于惯性思维，常常质疑“司法不公”。
（四）网络舆论与司法的角色差异网络舆论与司法的冲突，是道德与法律、感性与理性的差异。二者性质不同，对正义的评价标准和价值追求就会出现差异，是冲突的本质起源。司法要求的正义是依据法律的正义；网络媒体所要求的正义是依据朴情感、道德的正义。在内心正义感的驱动下“，大众对司法案件的处理会有天然的道德预期，司法活动常被推至舆论监督的风口浪尖，一旦司法活动给出的结果不符合此种道德预期，那么争议与冲突就不可避免。”
（五）网络的开放性与司法的封闭性差异司法具有独立性和相对的封闭性，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原则。司法活动有其特有的运作规律，要始终保持中立性和独立性，与情绪和社会保持适度的距离，排除各种公权力、社会势力和舆论介入和影响，坚持依法审判。而网络具有开放性，在出现网络舆论危机时，司法权的这种相对封闭性要求司法审判不受网络舆论的干扰。这样，司法对舆论置之不理，不仅不利于回应公众舆论，平息舆论情绪，还很可能遭受暗箱操作的质疑，致使网络舆论将矛头指向司法机关，质疑司法的不公平、正义。
二、网络舆论与司法审判之协调互动
（一）立法层面立法的滞后性，为虚假、极端的网络舆论提供可乘之机，为造良好有序的网络舆论环境，必须制定健全的法律法规。第一，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网络用户的权利义务、自由与限制。对网络媒体的某些行为予以规制，对严重虚假宣传的新闻报道进行惩罚。第二，建立和完善网络监管条例，监督网络虚假新闻，对所监测的多次违规网站及时进行注销，维护良好的网络环境。第三，将网络媒体的案件事实报道与其评论性言论分流。防止报道的新闻事实参杂主观性而影响公众舆论判断，从而减少对司法独立的干预。
（二）司法层面1.建立网络舆论回应机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舆论也是如此，若司法只专注对舆论的“堵”而忽略“疏”，将会激起民愤，更大范围地冲击司法。司法要倾听公众的声音，建立舆论回应机制，如建立“网上”制度。公众可通过电子邮件、微博等信息化手段，向司法机关反映自己对司法案件的看法，并由专门的司法人员对其进行回复和解答，避免公众采用非理性的方式行使言论自由和舆论的极端化，引导舆论表达有序化。2.建立法院新闻会制度法院主动在第一时间案件的信息“，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将信息要公开透明，既保证了公众的知情权，化解公众对司法运行的猜忌，又利于公众监督司法，扼制舆论的非理性的因素，进而防止极端舆论左右司法独立和公正。3.建立法庭之友制度法庭之友是存在于英美法系的一项制度，指在司法审判活动中，允许与司法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个人或社会团体，向法院提出对所审案件相关事实的认识，法律适用的观点，以友人的角度协助法院更公正地做出裁决。能使公众的意见通过符合法律程序的渠道进入司法系统，既有利于公众舆论的有序表达，又有助于司法吸纳合理民意。4.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网络舆论的监督是自发的，无法对其有效规制。而人民陪审员制度能把非制度化的监督转换为制度化的参与，协调冲突，在刑事审判中，可适当引入西方陪审团制度，由陪审团负责事实判定，法官负责法律适用，在陪审团与法官之间形成约束制衡，这样既利于公众参与司法又避免了司法腐败。5.增强判决书的法律论证判决书的基本功能，在于为纠纷的解决提供一个合理的证明。法院制作的判决书要有充分的法律论证、严密的逻辑推理，可将符合程序的群体性公众舆论写进判决书，并将公众舆论与司法深入剖析为事实与法律问题，使公众服从法院的判决，巧妙地化解公众舆论与司法的冲突。6.真正落实司法独立司法独立原则是司法的主要原则之一，是实现司法公平正义的基础。司法独立原则要求法官时刻与网络舆论保持距离，不受任何个人或权力的干涉。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时严格遵照法律程序，一切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法官应免于外界干预，使他们做到裁判是法律条文的准确解释”。法官审判时要坚持独立性，排除舆论干扰，避免受网络舆论的侵蚀和牵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