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研究方法范文
时间：2023-03-29 06: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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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摘要；文章阐述了抗震设计方法的转变，并介绍了两种不同设计方法的优缺点，对能量分析方法在抗震结构计算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推覆分析方法；结构能量反应分析；地震动三要素；耗散能量
目前世界各国的抗震设计规范大多数都以保障生命安全为基本目标，即“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设防水准，据此制定了各种设计规范和条例。依此设计思想设计的各种建筑物在地震中虽然基本保证了生命安全，却不能在大地震，甚至在中等大小的地震中有效的控制地震损失。特别是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城市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变成了人口高度密集、财富高度集中的地区，一般的地震和1995年的日本阪神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严重的震害引起工程界对现有抗震设计思想和方法上存在的不足进行深刻的反思，进一步探讨更完善的结构抗震设计思想和方法已成为迫切的需要。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地震工程和结构工程专家经过深刻总结后，主张改进当前基于承载力的设计方法。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J.P.Moehlelll提出了基于位移的抗震设计理论；日本建设省建筑研究院根据建筑物的性能要求，提出了一个有关抗震和结构要求的框架，内容包括建议方案，性能目标，检验性能水准等：我国学者已认识到这一思潮的影响，并在各自研究领域加以引用和研究，如王亚勇、钱镓茹、方鄂华、吕西林分别发表了有关剪力墙、框架构件的变形容许值的研究成果，程耿东采用可靠度的表达形式，将结构构件层次的可靠度应用水平过渡到考虑不同功能要求的结构体系，王光远把这一理论引入到结构优化设计领域，提出基于功能的抗震优化设计概念。
我国现行的结构抗震设计，主要是以承载力为基础的设计，即用线弹性方法计算结构在小震作用下的内力、位移；用组合的内力验算构件截面，使结构具有一定的承载力；位移限值主要是使用阶段的要求，也是为了保护非结构构件；结构的延性和耗能能力是通过构造措施获得的。结构的计算分析方法基本上可以分为弹性方法和弹塑性方法。当前在建筑结构抗震设计和研究中广泛地采用底部剪力法和振型分解反应谱法等。这些方法没有考虑结构屈服之后的内力重分布。实际上结构在强震作用下往往处于非线性工作状态，弹性分析理论和设计方法不能精确地反映强震作用下结构的工作特性，让结构在强震作用下处在弹性工作状态下工作将造成材料的巨大浪费，是不经济的。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结构的地震反应分析设计方法经过了两个文献的转变：(1)静力分析方法到动力分析方法的转变：(2)从线性分析方法到非线性分析方法的转变。其中动力分析方法就经过了从振型分解反应谱法到时程分析法、从线性分析到非线性分析、从确定性分析到非确定性分析的三个大的转变。作为一种简化实用近似方法，目前的推覆分析方法(Push—overAnalysis)受到众多学者的重视。它属于弹塑性静力分析，是进行结构在侧向力单调加载下的弹塑性分析。具体做法是在结构分析模型上施加按某种方式(研究中常用的有倒三角形、抛物线和均匀分布等侧向力分布方式)模拟地震水平惯性力作用的侧向力并逐步单调加大，使结构从弹性阶段开始，经历开裂、屈服直至达到预定的破坏状态甚至倒塌。这样可了解结构的内力、变形特性和能量耗散及其相互关系，塑性铰出现的顺序和位置，薄弱环节及可能的破坏机制。这种方法弥补了传统静力线性分析方法如底部剪力法、振型分解法等的不足并克服了动力时程分析方法过程中，计算工作量大的问题，仅用于近似评估结构抵御地震的能力。但是，传统的推覆分析方法基本上只适用于第一振型影响为主的多层规则结构，对于高层建筑或不规则的建筑，高阶振型的影响不容忽视，并且对于非对称结构，还必须考虑正、反侧反推覆的不同所带来的影响。此外推覆分析方法无法得知结构在特定强度地震作用下的结构反应和破坏情况，这限制了它在抗震性能设计中的使用。地震动能量是刻画地震强弱的综合指标，它综合体现了地面最大加速度和地震持时两个反映地面运动特性的重要因素。结构地震反应的能量分析方法是一种能较好地反映结构在地震地面运动作用下的非线性性质及地震动三要素(幅值、频谱特性和持时)对结构抗震性能影响的方法。地震时，结构处于能量场中，地面与结构之间有连续的能量输入、转化与耗散。研究这种能量的输入与耗散，以估计结构的抗震能力，是结构抗震能量分析方法所关心的问题。结构在地震(反复交变荷载)作用下，每经过一个循环，加载时先是结构吸收或存储能量，卸载时释放能量，但两者不相等。两者之差为结构或构件在一个循环中的“耗散能量”(耗能)，亦即一个滞回环内所含的面积。能量等于力与变形的乘积。一个结构(构件)所耗散的地震能量多，不仅因为它承担了较大的地震作用，还因为它产生了较大的变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耗能构件是用它自身某种程度破坏所作的牺牲，来维持整个结构的安全。所以，每次大的地震作用之后，人们看到那些没有其它途径耗散所吸收的地震作用的能量的结构，只有通过结构自身的破坏来释放所有的多余能量。因此，结构的抗震设计应当注意保证结构刚度、强度和变形能力的协调与统一，如结构的延性设计就是在传统的单一强度概念条件下进行的弹性抗震设计的基础上，充分考虑结构和构件的塑性变形能力，在设防烈度下允许结构出现可能修复的损坏，当地震作用超过设防烈度时，利用结构的弹塑性变形来存储和消耗巨大的地震能量，保证结构裂而不倒。
能量法在近半个世纪的研究中发现较快，但由于地震本身的复杂性能量与结构反应之间的关系仍需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篇2
论文摘要:在回顾以凯尔森为首创的纯粹法学的基础上,主要论及其成为行政法的方法论渊源,从五个方面延伸:一、经验的实质的方法;二、准立法者;三、法位阶说;四、法化;五、法律关系等,进而提出纯粹法学在方法论上对未来行政法学发展的借鉴意义。
范扬曾言:“行政法学为法学之一分科,当以就法律的现象及以法学的方法组织而成立者,较为合于理想。著者于方法论一端,不敢谓有深造,但平时亦颇注意,尤其近时发达之纯粹法学学说,觉其颇有可采之处。”[1]笔者素来知道纯粹法学在法理学尤其是德国法哲学中的意义、在宪法裁判权领域、法与国家关系、国内法与国际法的作用,而对其于行政法的方法论的作用,略知一二,于是进行探究,形成此文。
一、纯粹法学概述
纯粹法学是现代西方法哲学中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一个主要流派,它以“科学”的方法对法学基本概念的界定和分析作为基本任务。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前的西方法学理论界影响极大,凯尔森是这一理论的首倡者,其代表人物还有奥地利法哲学家维德罗斯、德国法学家孔兹。纯粹法学在方法论原则和研究目的等方面与奥斯丁的分析法学一致,但是比奥斯丁的著述更严格、更彻底地贯彻了分析法学的方法。同时纯粹法学以新康德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把一切‘非法律因素’从法学理论中排除出去,建立一个纯粹的法学理论。”[2]纯粹法学严格区分实然与应然,纯粹法学只涉及后者,但作为实证主义的理论,纯粹法学仅能以法律规范的形式的(逻辑)结构为对象,而不是其内容。
其主要特征有:一是方法论是描述法(说明的)观察方式,与规章的(规范的)观察方法划分开来。其绝对目的是认识和描述对象,试图回答法是什么和怎么样的,而不是回答法应当如何。二是法律规范的运用,即法学是关于法律规范的科学,以具有法律规范的特征,使某种行为合法或非法的规范为对象的科学。作为法律体系的基本结构单位的法律规范不再是个别的、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什么是法律规范?纯粹法学认为,“法律规范就是意志的客观意义。”[3]法学必须严格区别“应当”和“是”这两个不同领域。
规范是“应当”这样的行为,而意志行为是“是”这样的行为,意志行为的意义总是意在针对一定的人类行为,可以是命令、授权或许可他人以一定方式行为,其意义才能成为具有客观效力的法律规范。法律的这种“应当性”是法律的根本特征之一。这不仅使法律区别于自然界的定律和社会现实,而且使法学区别于具有自然科学性质的社会学。三是两种不同类型的静态秩序和动态秩序体系相结合。静态的法律秩序就是指由基本规范组成的法律体系,动态的规范体系是由基本规范权威的委托授权而形成的规范体系。因此,所谓的法律秩序就是法律的等级体系。四是国家和法律一元论主张。“国家只是作为一个法律现象,作为一个法人即一个社团来加以考虑。”[4]国家并不是一种现实实体,而是法学上的辅助结构。国家是由国内的法律之创造的共同体。国家作为法人是这一共同体或构成这一共同体的国内的法律秩序的人格化。传统法律理论在处理法律与国家关系上的基本错误在于坚持法律与国家的二元论,从而使法律理论变成一种意识形态。二元论理论的目的在于让法律为国家辩护,使国家从一种纯粹的权力事实变成一种受到法律统治的合法制度。二元论的目的不在于理解国家的本质,而在于强化国家的权威。纯粹法学直接反对传统国家理论把国家作为权力和义务的主体,并把它从属于法律是为了防止国家权力的专断导致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其理论主张,所谓的国家的权力和义务只不过是某些特定的个人的权力和义务。国家的义务只有在对某种可归于国家的作为或不作为规定了制裁的条件下才能存在。
二、纯粹法学是行政法学发展的方法论渊源
关于法律的研究方法,有些许种,也有如法学史家的任务,是为了现存的情况而理解法律的意义。加达默尔提出历史理解的真正对象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意义。“谁想对某个法律作正确的意义调整,他就必须首先知道该法律的原本意义内容,所以他必须自身作法学历史性的思考”[5]。即布罗代尔言“从事件到结构,再从结构和模式回到事件”。以下,我们具体从几个方面考察纯粹法学如何是行政法的方法论渊源。
(一)经验的实质的方法
纯粹法学用经验的、实质的方法来研究法律,而行政法学亦采用此方法。一些研究不外乎如此,即“欲使理论认识结果具有‘合理讨论之可能’及‘批判可能性’,须用以下二种方法,始能获致。其一,逻辑的、形式的方法。其二,经验的、实质的方法。”[6]故凯尔森的理论首先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理论,因为他把其理论的研究对象严格地控制在实在法的领域,即所谓的“共同体的法”,比如美国法、法国法、墨西哥法。凯尔森把法学理论的主题限定在法律规范及其要素和相互关系,法律秩序及其结构,不同法律秩序的相互关系,法在法律秩序中的统一。体现其精髓的那句话是:“所提出的一般理论旨在从结构上去分析实在法,而不是从心理上或经济上去解释它的条件,或从道德上或政治上对它的目的[进行评价。”[4]他把法理学的研究范围限定在一个共同体的实在法,严格区分法律科学和政治学及法律社会学,进而明确区分经验的法和先验的正义,拒绝把纯粹法的理论变成一种法的形而上学,从对实际法律思想的逻辑分析所确立的基本规范中去寻找法律的基础,即它的效力的理由。
而行政法也是偏向于用经验的、实质的方法去考察,并以此为框架构建行政法体系及现行的行政法律制度。行政法的定义规定,公共当局的权力是从属于法律的,就像国王与大臣以及地方政府和其他公共团体一样。所有这些下级权力都有两个固有的特点:第一,它们都受到法律的限制,没有绝对的和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第二,也是必然的结果,任何权力都有可能被滥用。因此,行政法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保证政府权力在法律范围内行使,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简言之,行政法致力于行政法律规范及其各要素和相互关系,其目的是为了达到行政法在行政法律秩序中的统一。故“行政法学与行政学或政策学,究有分际,彼此不容侵袭;应属行政学详细讨论之点,则著者不得不认为非法学的问题,而勉力避之矣”[1]。其含义也就是:其一,就学科间分野而言,旨在排除行政学或政策学对行政学的干扰,确定行政法学研究的适当对象;其二,侧重于从纯粹法学的立场分析和组建现行的法律制度,而不过多地以超验的价值判断来评论法律。
(二)准立法者
凯尔森的纯粹法学承认“准立法者”所立之法,行政法学在其构建发展演变过程中也沿袭这一传统。纯粹法学承认“法官在法律漏洞或法文不明确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创造法律,无异承认法官在一定限度内,具有准立法者的作用,有权造法”[6]。
英美行政法的现实和趋势也无法回避“准立法者”的行为。古德诺在《比较行政法》和《美国行政法的原则》这两部美国行政法学的开山之作中,他试图摆脱传统“平衡宪法”的束缚。他不强调分权与制衡,尤其是不强调议会和法院对行政的控制,而是强调行政法既要注重保障个人自由权利,
又要尊重行政自由裁量权和提高行政效率。于是尊重行政自由裁量权成了普适的准则。“美国人应当根据一种对公共官员的信任理论来重建政府”这种思潮在罗斯福执政时期达到高峰,凯恩斯主义也为政府干预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即使是上世纪30年代末,社会各界对行政专横和法治的重新关注的压力下成立了“美国检察总长行政程序调查委员会”,重新肯定法律尊重政府官员为公共利益和行政效率而运用自由裁量权的必要性。即便到了全球化时代的行政法,尽管其发展方向是多元主义或市场导向型行政法模式,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市场的压力要求政府更具效率、灵活性和回应性,国际统一贸易规则的推行最先废止、取代和修正了国内管制性法律,后延及对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的改革。国际贸易与全球竞争、全球化环境与发展问题等均已超出一国行政法的调整范围,随着商贸、政治与文化等渠道的多边接触和互动影响,创造一个新的国际行政法体制成为可能。
在当代行政法的发展中也有这样的走势,即解释立法。尽管行政法规大量增加,然而现在行政事务细密繁杂,非法律法规所能列举,客观形势变化无常,亦非法律法规所能适应,而随时发生的特殊具体事项,更非抽象的法律法规所能规范无遗,况且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法规时,事实上也无法毫无遗漏地预测将来可能发生的一切事件,尚须采用解释的方法予以解决。为此,立法、行政及司法机关对法规均有解释权,其中行政机关因处于行政法的执行机关地位。故解释法规、法令的机会最多,所作的释例数量极为可观,起到“补偏救弊”的作用。虽然行政法的内在架构对此发展趋势进行限制,但是历史传统还是推动着行政法一如既往地前行。
(三)法位阶说
纯粹法学的法位阶说成为了行政法学对法律规范的层次进行划分的根据。凯尔森的法位阶说,认为首先一个国家之法体系,犹若一个圆锥形,法院之判决以及行政机关之处分等,皆构成此圆锥之底层,此种底层之法规范,与实际的社会相接触,而发生规范的作用。底层之上的法规范为法律,法律之上的法规范为宪法,宪法的规定具有高度的一般性或概括性,其用语较为抽象。法律的规定则较具体,其下层之法院判决或行政处分,则已与实际个案接触,不再含有抽象的成分[6]。
其次,从法律的创造以及具体化的过程言,下位规范的内容当然应受上位规范内容所拘束,惟此之所谓拘束,并非意味着毫无裁量余地,仅在依据上位规范创造下位规范时,其创造的范围,须由上位规范加以规律而已。换言之,上位规范犹若一种“框”,法律的解释,即在认识这种“框”。在“框”内有许多造法的可能性,每一种造法可能性,只要符合上位规范的“框”,即属合法。上位规范只能在指示此“框”内可“制定法律”、“作成判决”,并未具体的指示须制定何种法律或须作如何之判决。在“框”内造法,仍拥有甚多之自由[6]。
所以其“框”之理论,也可以这样理解,法律规范之事项,苟在“框”之中心,最为明确,愈趋四周,则愈为模糊,其色彩由浓而薄,几至分不出框内或框外,此等法律事实,是否为法律之规范所及,暧昧不明,自须由法官予以利益衡量,始克明朗。盖立法者于制定法律时,殆就“框”中心之事例而为设想,此乃一般之原则也[6]。
最后,法位阶说的突出体现还在于效力(实效)是法律规范的基本特征。凯尔森认为,效力(实效)是法律规范的基本特征。法律规范的效力从何而来?来自于另一个更高的规范。凯尔森把法律规范分为高级与低级规范,“决定另一个规范的创造的那个规范是高级规范,根据这种调整而被创造出来的规范是低级规范。”法律秩序“是一个不同级的诸规范的等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一个规范(较低的那个规范)的创造为另一个规范(较高的那个规范)所决定,后者的创造又为一个更高的规范所决定,而这一回归以一个最高的规范即基础规范为终点,这一规范,作为整个法律秩序的效力的最高理由,就构成了这一法律秩序的统一体。”[7]由基础规范经宪法规范到一般规范再到个别规范,每上一级规范决定并授权下一级规范形成一个秩序井然的严密体系。如在这一体系中,一个行政命令如果取得一个法规的授权和认可,它就是有效的;法规如果符合宪法,该法规即有效;如果一部宪法的制定得到先前一部宪法的认可,则该宪法有效;第一部宪法的有效性则来自基础规范,基础规范来自于预先设定。这一预定的作用在于它赋权给人类第一部宪法的制定者,只有他们有权制定法律。即基础规范的任务就在于创立法律规范。
在行政法中,法位阶说也起着指导范式的作用。宪法在行政法的法规范体系上,立于最高的位阶,优越于其他法规范。而行政法的一般法原则乃属于整体或部分法律秩序的根本基础。因此也属于最高位阶。而法律则优越于法规命令与地方自治法规,法规命令优越于职权命令与自治规章。一切中央法规范优越于地方法规范。如各级地方自治法规与中央公布之法律或法规命令相抵触者,应认为无效。根据法位阶理论,仅于相抵触之规范本身有效为前提,因此如中央法律抵触宪法地方自治权之规定而无效时,则该法律并未优越于现行地方自治规章。
倘若相同位阶的规范竞合时,则一般适用于下述法规解决:新法规定优越于旧法规定,特别法规定优越于普通法规定。倘若依据上述法则仍无法解决其矛盾时,则相互矛盾的规定彼此互相废弃,均属无效,因而产生需要填补的法律漏洞。又在法律的领域,一般抽象的法律,优越于执行该法律之法律规定。另上级机关所颁布之法规命令优越于下级机关之法规命令[8]。
(四)法化
实在而言,纯粹法学将行政法学这门学科进行了“法化”[9]。相对于传统学术理论而言,具体的行政法规定在法律之中,并且通过行政命令得到进一步执行。行政法却通过行政处分进一步将之具体化,通过适用法律以及遵守法律的行为转换为社会的文化。换言之,行政法必须由国家机关加以适用,并由人民加以遵守。在从宪法到最后因遵守或强制而实现,有关行政法生成形成的阶层结构中,对于法律经验的传统行政法学而言,这是相当容易理解的。因此传统行政法学的概念首先表现在从“归纳”到“获得经验”的行政法抽象概念上,其次表现在这个客体之上建构的一般法学上秩序化与体系化概念。故在对行政法总论的研究方法就表现在企图建构出非常概括的制度来涵盖生活中各领域的行政法建制,特征是体系性和客观性。
如果说传统行政法是通过经验来掌握的实证法形式展现行政法。那么,纯粹法学的思考路径则迥然相异。它将经验可掌握的对象、行政法的对象、学术上的对象融合为一体。行政法并不意味着实证法本身。纯粹法学舍弃具体实证法律上的经验回顾,建构行政法的学术上基础概念,当作其方法论上遵从应然一元理论的法律思想客体。于是,认识的客体与经验的客体的结合成概念上的同一性。故行政法理论是一般法理论中无法区分出来的一部分。在此,我们可以说纯粹法理论所针对强调的只在于“方法”,更甚至于,对于一个着眼于形式逻辑的规范思想而言,纯粹法理论强调的是一个应然性建构的概念结构,即方法决定、创造了对象。
纯粹法学的对象是对象的思维而非对象本身。它虽然提及到传统学术是从实在法秩序的行政法中建构出来的基本概念,但是它视这些均只是概念
上掌握的意识形态而已。对它而言,行政法仅止于一个应然一元法学理论思考上而非独立的“规范集合”。纯粹法学藉由法规范思考模式之助,将这些概念“去意识形态化”,并在形式逻辑上进行拆解,终于在规范应然层面上使之统一化。或具体而言,如“法人”(国家)仅可能是法规范的集合,它只是整体法秩序的部分秩序,而这个整体法秩序也只是全球国际法秩序中的部分秩序。如“机关”也仅仅可能是法规范的集合,它只是整体法秩序的部分秩序,而这个法规范的集合也只是整体法秩序的部分秩序。还有如“权限”,它也只是法规范的集合,也仅是广泛部分法秩序中的其中一部分,而这个广泛部分法秩序也只是整体法秩序的部分秩序。
相较于其他法律学科来说,行政法学是一个极为年轻的学科,基于这一角度出发,行政法学总想避免与民法的立法、法制史或自然法方法混用,力求拥有一个尽可能异于民法学的独立方法。于是行政法中假设有一个行为“人”,代表他的利益,遵守特别重要的目的(这个人在民法领域中顶多扮[演被动或者想像的角色)。这个“人”就是“国家”。这个“人”一方面在法律上被视之为如自然人,但是另一方面因为他的重要性、价值与强度却又远远异于屈服在他之下的个体——公民,所以法秩序下的法律关系主体,可能是国家也可能是公民。这一论说略显牵强,原因是如行政处分中并未蕴含与民法可相比拟的(行政——个人间)法律关系。它除了作为一个源于高位权力的单方产物外,没有其他可能。纯粹法学一方面反对基于对规范考察中纳入无关的要素或概念,例如权力或高位权力,一方面也消弥了至少在本质无异的区别。这动摇了行政法作为公法,而与私法相区别的传统公私二元理论。对于行政法这门学科作出贡献的纯粹法学,并非强调行政法异于民法而作为公法之独特体系,而是将行政法此学科进行“法化”。
(五)法律关系
在行政法学中“法律关系”理论的发展,深受凯尔森纯粹法学的影响[10]。在其纯粹法理论中,法律关系占据极重要的地位。前期其理论中的法律关系指的是主体们与法或法秩序的关系(权利与法规)的关系、义务与法规的关系以及主体关系本身与法规的关系。他特别反对所谓的上下隶属秩序的关系,将国家与其他法律主体等同视之,并与其他法律主体一同面对秩序。后期其理论将国家与法等同视之,通过这一架构,国家就是一个法秩序,法秩序整体就是作为法律主体来掌握,而国家也可当作一个法律主体。凯尔森在后期的《纯粹法学》一书中一再声称,他视法律关系为两个主体间的关系。其中不仅包括有义务为特定行为之一方以及作为义务相对人的他方间的关系,同时还包括被授权适用规范者与被授权制订规范者之间的关系,还甚至包括被授权制订规范或适用规范者以及因为这个规范而被授予权利或承担义务者之间的关系。法律关系由此是指由法规范所形成的两个或多个主体之间的关系。纯粹法学这一理论的铺垫,为现代法律关系理论的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根据这种对法律关系的理解,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由法规范加以形成,社会领域就包含了法的领域,各种法的关系也同时反映了社会的关系。这样也不用对规范制订主体与规范适用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概念界定,原因是它属于法律关系中的一个下位概念,这种关系可以用内部职务的内部机关关系称之。只是这种内部职务或功能上的赋予义务,是基于人的行为形式而从法规范上加以规定的,也是由法加以决定的。如此以来法律关系就成为了以“法”作为手段所作用的社会关系。
因此,整体的法秩序便解释成一个法律关系秩序。“一个法律秩序的类似的等级结构。”[11]法律关系可能仅取决于法规范条文规定,同时且还可能取决于事物的特性,如社会、政治等其他因素。即大部分法律关系除了法规范决定外,还受到事物特性的影响。也即行政法学的概念和体系建构应从个别法律关系中寻找基础。
纯粹法学对行政法学的方法论的形成,其着眼点远远不止以上几个方面,还有其他诸多方面,如“展开了实证行政法学与规范行政法学的研究,前者是关于事实判断的,而后者是关于价值判断的。”[12]如对传统国家三要素的否定,建立国家四要素,再如强调法律规范效力的实在性和普遍性等等。
三、研究纯粹法学在方法论上对未来行政法学发展的借鉴意义
上世纪,以法律社会化的背景,引发了自由法学和社会法学的勃兴,修正了法律理论的学术价值和作用。继之,纯粹法学、批判法学、现象法学、价值论法学等问世,它们交汇为一种价值开放的重要法学方法论,行政法学自此走出误区而形成结构严谨、体系完备、理论成熟、具有相当规模的体系。近20年来,西方国家进行了一场以公共选择理论和管理主义为取向的改革,置换了行政官僚制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对行政法尤其是政府管制与行政规章进行了结构性的改造。笔者思索:对于新的理论出现,作为传统的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之一的纯粹法学能否为行政法的制度创新继续提供规范性基础和学术支持?面对21世纪经济全球化以及各国经贸行政法律制度的趋同[13]。如何在新的背景下运用法学方法论?“一直存在争议的是:法学方法是应当单独应用,还是应当结合应用其他社会学科有关法律作用的认识成果?……我们认为,应当反对行政法学必须唯现实是从的做法,广泛应用来源各不相同的方法研究行政法有助于问题的解决。”[14]从纯粹法学对上世纪行政法学发展的影响,应该能得到某种启示。综之,一方面通过反思传统法理论的学术根源和学术传统,把握一种对行政法模式的技术性调整和改造。另一方面“通过新的模式如‘公共选择理论’、‘利益代表理论’来超越传统。”[14]这两方面的结合应当为未来行政法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合理性基础。
论文关键词:行政法纯粹法学方法论
论文摘要:在回顾以凯尔森为首创的纯粹法学的基础上,主要论及其成为行政法的方法论渊源,从五个方面延伸:一、经验的实质的方法;二、准立法者;三、法位阶说;四、法化;五、法律关系等,进而提出纯粹法学在方法论上对未来行政法学发展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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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不同学科都有着其独特的逻辑体系，法学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研究和论文撰写方法也有着其独特的特点，对于非法学本科的法学研究生而言，在法学研究和法学论文的撰写过程中，难免会受到过去所学学科的影响。而本文正是基于对法学自身所具有的独特的逻辑体系——至少对于部分非法学本科的法学研究生而言——给非法学本科的法学研究生的学习带来的困扰的理解，结合阅读梁治平《清代习惯法》过程中对法学的研究思路进行的体会，对法学理论研究及法学论文的撰写进行了研究。不论是对于非法学本科的研究生还是对于法学老师而言，这样的研究都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对于非法学本科的法学研究生而言，可以提供相应的学习借鉴；对于法学教学的老师而言，或许可以从这样的个案中发现非法学本科的法学研究生在学习中存在的盲点，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提升教学的效果。
二、《清代习惯法》研究及论证方法回顾
《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一书由梁治平著，并于1996年由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的《“法律文化研究中心”文丛》系列图书的组成部分，在《清代习惯法》的主题部分，作者共分十个部分对《清代习惯法》相关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在研究中，作者不仅对“法”和“习惯法”的概念进行了回顾，并且对“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习惯法”和“习惯”和关系、“习惯法”和“社会”的关系以及“国家法”和“习惯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在研究中，作者将习惯法的调查报告、清代与习惯法相关的官方档案以及清代的民间契约书作为研究的原始资料，以“习惯”与“习惯法”为研究的切入点，对“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以及相互作用过程进行了研究。梁治平对“社会与国家”问题的研究，不论是研究的方法还是论证的方法都体现出一个法学理论大家所具备的特质，对其研究方法和论证方法的回顾和学习，不论对于法学理论学习、研究还是对于法学论文的撰写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一）《清代习惯法》研究方法回顾
文献积累在法学研究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甚至有学者提出“法学就是法律文献学”的观点，在研究中，需要积累大量与研究对象有关的研究文献和研究资料。梁治平在《清代习惯法》中对“社会与国家”问题进行研究和论证的过程中，无处不体现出文献在研究中的作用，而文献的积累和使用，也是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研究方法的重要体现。梁治平在《清代习惯法》中对文献的积累和使用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等三个方面。
在研究对象的文献积累和使用方面，梁治平在研究“清代习惯法”的过程中，不仅使用了前北京政府司法部1920前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商事习惯调查的基础上印行的《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而且还使用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及其他档案馆的清代司法档案，并使用了大量的清代民间契约文书，这些数量庞大的资料都为梁治平研究清代习惯法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而在《清代习惯法》中，作者也对这些资料进行了充分的使用。
在研究方法的文献积累和使用方面，在《清代习惯法》的导言中，梁治平就大量的使用了罗伯托·昂格尔、黄宗智、沟口雄三和岸本美绪等学者的研究方法，在《材料、概念与方法》一章，作者更是直接将E.A.霍贝尔概念及方法体系引进到对清代习惯法的研究中。梁治平对研究文献的应用充分的体现出其对这些研究方法相关的文献的掌握程度，也反映出研究方法的文献积累和使用在法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在研究成果的文献积累和使用方面，在导言一章中，对罗伯托·昂格尔、黄宗智等学者的研究方法的引用的同时也是对其研究成果的使用，在《导言》一章中对梁启超和梁漱溟的研究成果的引用、在《民间法、习惯和习惯法》一章中对千叶正士的“法的三重结构”以及《再论习惯法》一章中对ArthurHendersonSmith、R.格尔巴特、胡先缙、MartinC.Yang等学者对“面子”的研究成果更是充分的体现出梁治平对既有研究成果的掌握程度，这些研究成果方面的文献积累对梁治平对清代习惯法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论证基础。
（二）《清代习惯法》论证方法回顾
在阅读《清代习惯法》的过程中，大量文献积累和使用不仅为结论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作者对各种论证方法的熟练使用也使得论证更为严谨。作者在《清代习惯法》中使用了大量的论证方法，本文并不一一进行赘述，仅就作者使用较多的演绎证明方法、归纳证明方法和简单枚举归纳推理方法进行回顾和说明。
演绎证明方法的使用方面，以《习惯法与国家法》一章为例，作者通过对“小传统”和“大传统”这一一般性原理和原则作为论据，对作为小传统的习惯法和作为大传统的国家法进行比较论证，并继而对习惯法和国家法的相互影响、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以及两者的联结人和联结点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说明。作者在其他章节中还有大量演绎证明方法的使用，这一方法的使用不仅使得论证更易于展开，而且为其结论的形成做了很好的准备，也使的整个论证过程更为合理和完整。
归纳证明方法的使用方面，主要体现在《再论习惯与习惯法》一章中，在该章中，作者在回顾E.Ehrlich、P.Bohannan、L.Pospisil、RoscoePound以及SybilleVanderSprenkel等人对“法”的定义的基础上对“法”的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除此之外，作者在论证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回顾已有的研究成果过程中，也大量的使用了归纳证明的方法。使用归纳证明的方法，通过以已有研究成果为论证的基础，对一般性的原理或论题进行的论证，使得所论述的原理和论题更为客观合理。
简单枚举归纳推理方法的使用方面，主要体现在《习惯法起源举例》和《习惯法制度考略》两章（虽然其他章节中作者依然有使用简单枚举归纳推理的方法，但是以这两章的使用最为广泛），在习惯法的起源举例中，作者枚举了自然、社会变动、智虑者、祖先崇拜、迷信、感情、道德和流传等8种习惯法的起源，而在接下的“习惯法制度考略”中将习惯法的制度归纳为婚姻、析产与继承、永佃及一田两主、典与卖、找贴、会、中人等8个种类，作者通过简单枚举归纳推理的方法，有效的解决了在习惯法起源和习惯法制度论证中面临的困难，对习惯法的起源和习惯法的制度进行了论证。
三、法学研究和论文撰写过程中的常犯错误反思
在阅读《清代习惯法》的过程中，在被作者的研究方法和论证方法所折服的同时，也对一些广泛存在的法学研究和论文撰写过程中常犯的错误进行了反思，特别是对当年学术界在法学研究中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和论文写作中出现的错误进行了反思。与梁治平作为法学大家在《清代习惯法》中所体现出的丰富的研究文献积累和严谨的论证所形成对比的是，在当前的法学研究和法学论文撰写过程中常犯的错误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资料积累不足、研究方法选择不当和研究结论缺乏坚实的基础等三个方面。
在研究对象资料积累不足方面，在研究的过程中，在选择好研究的对象后，需要收集大量与之相关的研究资料，对于法学研究而言，由于法学研究的特殊性，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论是使用理工科以及管理学科的调查和统计的方法进行法学实证研究还是进行相关的理论研究都需要积累大量与之相关的研究资料，只有在丰富的研究资料和文献积累的基础上才能保证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和公允性，而这，却恰好是非法学本科的法学研究生的短板。
在研究方法的选择方面，研究方法的选择需要依据研究的对象而定，在确实研究的对象后，需要根据所需要达成的研究目标选择合理的研究方法。而对于非法律本科的法学研究生而言，由于缺乏系统的法学理论学习，在进行法学研究的过程中掌握的研究方法相对较少，在选择研究方法时也缺乏应有的灵活性。
研究结论缺乏基础，即论证的严谨性方面，其本身也是由于研究对象资料积累不足和研究方法选择缺乏灵活性的直接结果，在法学研究和法学论文撰写过程中容易出现简单罗列观点、论证不合理以及逻辑不合理的问题。
四、法学理论研究及论文撰写方法的建议
对于当前的法学研究和法学论文撰写过程中常犯的研究对象资料积累不足、研究方法选择不当和研究结论缺乏坚实的基础等问题，应当分别针对这些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克服。特别是对于当前的法学理论研究和论文的撰写，更是应当针对这些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克服，提升自身的法学理论研究能力和法学论文撰写水平。
首先，应当加强文献积累。加强文献积累，具体而言，包括加强研究对象相关的资料以及文献的积累、加强研究方法的文献积累和研究结论相关的文献积累，对于还未确定研究对象的法学研究生而言，主要是加强研究方法方面的文献积累。
其次，应当加强法学理论学习。对于法学而言，在研究的过程中，既可以从实证的角度进行研究，也可以从理论的高度进行研究，但是要想在法学研究中取得成果，只进行实证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分析现实问题的理论实质，因此，在加强法学理论学习的过程中，应当特别重视部门法学理论、法理学甚至哲学方面的理论学习。
最后，应当加强写作锻炼。在法学论文的撰写过程中，论文的好坏会直接受到作者写作水平的影响，而写作水平的提升，除了不断的进行写作之外，并没有其他的捷径可循。在加强写作锻炼的过程中，应当结合文献积累和法学理论学习，多动笔，唯有此，才能撰写出合格的法学学术论文。
结语
本文以非法学本科的法学研究生的视角，结合阅读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的体会对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学论文撰写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在研究中对法学研究和论文撰写过程中常犯的研究资料积累不足、研究方法选择不当和研究结论缺乏基础等问题进行了反思，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加强文献积累、加强理论学习和加强写作锻炼的提升法学理论研究能力和法学论文撰写水平的建议措施。由于学习法学的时间较短，并囿于当前的写作水平以及研究时间的限制，文中未免存在不足之处，对于这些不足，期待读者和同行专家的批评指正，以便在以后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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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於兴中.法学研究中的科学方法[J].浙江社会科学，2014，09：14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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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与目的密切相关。事实上，几乎每种新的研究方法都是随着某种新的理论而来，这种理论和方法就形成一个学派。本文原以“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派与方法”为题，现为节省篇幅，略去学派。有些学派，如乾嘉学派、计量学派，可以避免讲理论，专谈方法。而多数学派却不能元全避免，因为在那里理论就是方法，这在下文自明。
我想谈的有：(1)文献学和考据学方法；(2)历史唯物主义；(3)经济计量学方法；(4)发展经济学方法:(5)区域论和周期论:(6)社会学方法，(7)系统论方法。所谈或详简，或我所不知而举疑，故日杂谈。
文献学和考据学方法
我国史学一向重视文献学的方法。这方法的精神就是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征；用现代话说就是“论从史出”。治史必自史料始，以占有史料为第一义，这是个好传统，初学者尤然。文献学方法包括校勘、辨伪功夫。又所论多宏观，故重典章制度。同时，它包含归纳法，广征博引，力戒孤证。在表达上，“让史料自己说话”，质朴、简洁、有力。
“多问阙疑”，史料既多，考据学随之而兴。考据学至清代极盛。清代考据学之大功在于它抵制了宋明理学唯心主义的推论，追求历史信息(文献)的本来面貌，故梁启超称其有实证主义精神;又因清人逃避政治，能钩稽沉隐，无所避讳，即顾炎武所倡“实事求是”。但清代学者考据的出发点不是事物，而是文字音义。又所论多属微观，视野狭隘，流于繁琐。或为文而文，示计实效。盖原用于经学，治史反成缺点。
不过，文献学、考据学都是不断发展的。至近代，受西方实证科学影响，己日益光大而重实效。若陈寅恪，固考据学大师，其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文史考据之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金明馆丛稿》)
我国历也文献至为丰富，史籍、地志之外，笔记、诗文、报刊等早已入史。近又致力于档案、碑刻、民间文书之发掘。历史档案浩若烟海，近年开发清刑部题本，已美不胜收，而其他尚少系统整理。民间文书更是无穷宝藏。若徽州档案、孔府档案、盛宣怀档案刚在利用，而散在各地的文契、租约、账册、书簿等都有待征集。文献学、考据学内容日广，大有可为。方法本身也将改进，资料库和电子计算机的利用即其一例。总之，前途广阔。
单靠文献学、考据学方法亦有其弊。正如列宁所说：“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①这就不是论从史出，而是史随论走了。因此，史料愈多，愈简要有科学的驾驭史料的方法。这方法，首先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经济史的基本方法，其他方法之得失都要用它来衡量。
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世界观，包括一系列原则和规律，不只是方法。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写历史，而是研究历史，即研究一个未知领域或未决问题，不如把它看作方法。这是因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规律虽是客观存在，但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别的学科来说，可用作逻辑论证，如评某文学作品，可说它不符合历史规律。但对研究历史本身来说，却不能这样。如五种生产方式，可称为社会发展规律，但具体研究某民族历史时，缺奴隶社会者有之，缺封建社会者有之，缺资本主义社会者更有之。这些“缺”正是研究的目的。
对于研究工作者来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足教义，而是方法”①。“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也没有企附说明一切，而只是企求提出‘唯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②
这种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以为，其核心，也是我们在实践中用得最多的，就是历史辩证法。辩证法思想来自人们观察自然现象的总结，即自然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应用于研究社会川史”。这本是恩格斯的意思，由斯大林明确说出③。因而，钱学森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为“社会辩证法”，与自然辩证法相并列，这是很有见地的。
附带说，许多科学的方法部是来源于对自然界的观察。十八世纪培根、笛卡儿的实证主义和归纳逻辑，近代的计量学方法、系统论方法，都是首先应用于自然科学，然后移植于社会科学。它们的科学地位也在这里。辩证法也是这样，当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将随着科学的日新月异而不断发展。
但是，过去我们讲授历史唯物主义却很少讲辩证法，而把国家、阶级、阶级斗争当作主要内容。这是因为，我们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截然分成两门课(这也作俑于斯大林)，前者讲辩证法，后者就不讲了。也因为我们用观点研究中国历史，是在民主革命战争中开始的，继之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就很自然地突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这是1879年马克思发出的一个指挥革命行动的通告中说的。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经济的发展，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
这个“本意”也招致不少误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变成“线性因果关系”，僵化了的公式。恩格斯晚年，在1893年给弗·梅林的信中说，马克思和他当初是着重从经济基础中“探索出”政治、法权等观念的，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当时是批判黑格尔等唯心主义。但也因此犯了个错误，即忽视各种思想领域有自己发展的历史并在历史上起作用。因而他提出“归根到底是经济”的修正。次年，在给符·博尔乌斯的信中全面发挥了这一点:首先，经济基础不仅是经济关系，而是包括全部技术装备和地理环境。其次，“并不只有经济状况才足原因”，政治和意识形态都互相影响。同时，经济并不是白发起作用，而是经过人的决策，“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原来，1890年他就提出历史是由人们的意志“合力”创造的理论，而人们的意志是由生活条件决定的④。
照恩格斯的说法，各领域都有自己发展的历史，离经济愈远的领域，如纯思想领域，其曲线愈曲折。但如划出各曲线的中轴线，则“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跟后者平行而进”。这就是“归根到底”之义。我们不妨试画如图I。文学艺术的曲线起伏很大，几百年未必出一个诗圣。科学发展则到卡八世纪才突飞猛进。它们的中轴线则几乎平行了。
我想，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第一，要承认各领域的相对独立性。从这一点说，本来可以分别研究，如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等等。第二，又要有整体观、系统观。它们是相互影响的，研究经济史也要看到政治、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更不能摆出一副“我是基础、我决定你”的架势。“归根到底”是经济，但在一事一物上却未必。第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是这样，相互作用是辩证法的裴本原理，“反作用”其实就是作用。象生产和交换也“都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规律”，又都互相制约和影响①。重农轻商思想不能进入史学界。总之，史学界头脑中经常保持辩证法，或可无虞。
经济计量学方法
经济计量学源于数理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已有百年历史，经济计量学也有数十年历史，我国现已用于计划和管理。但经济计量学用于历史研究，还是六十年代以来的事。它兴于美国，目前也以美国为独盛，在欧洲和日本史学界并非主流。
经济计量学用于历史研究有很大局限性。原来计量学用于现实经济，目的在设定最佳模式，选出最佳方案。用于历史则不行。历史不能选择，也不能假设。美国曾有人用反拟法(Contrafactureapproach)研究美国早期历史，结果不住。又因历史不能用实验或模拟办法取得所需数据，只能用已有统计和估计，不仅研究的时间多限于近代，范围也受限制。目前所用，大多只是回归分析(Regressionanalysis)和相关分析(Correlationanalysis)二法，回归分析又多限于单元线性。
线性回归是用一直线来表达两组变量间的平均变化关系，其原理见图Ⅱ。该图录自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实即原来统计学中的宣线趋势方法。图中曲线是1895-1913年新设厂矿历年投资的指数(X为时间，Y为投资指数)，AB线则为历年投资变化(在此为增长)的趋势。
在计量学中，AB线的含义已不尽为趋势，它称为回归线，即变化的理论值。其方程是:Y=a+bxX是自变量，Y是因变量；b是回归系数，即回归线的斜率;a是常数，即X=0时Y的值。有若干(最好20个以上)X和Y的经验数据，即可用段小平方法(公式略》求出a和b的值。而在经济史中，时间常为重要因素，故可将上式改为时间方程，即（Y=a+bt）t为时间(如年)，b则变成速率(如年率)。
美国学者赵冈从孔府档案中得出1736－－1775年议上县梅花庄麦、豆、高架、杂粮的历年产盘，用上式(他还加上一个平均为0的分布变量e)算出这期间亩产量Y的平均变化率b：麦、豆、高梁的b均为-0.04强，即平均每年下降4%，杂粮的b达-0.09。
其他用法，如LorenBrandt计算上海粮价Ps与国际市场粮价Pi变化的关系，方程为Ps=a+blP1+b2R+e其中R是汇率(因国内粮价用银，国际市场用金)，c是平均为0的分布变量。他用1876－－1930年逐年Ps、Pi、R的数值(实际计算时用对数1n)，得出b1=1.10；b2=-0.98。即上海粮价受国际粮价升降的作用和受汇率变动的作用(银价降粮价升，故为负数)都很大，以此论证上海粮价“整体化”于国际市场。
线性回归方法，计算并不困难，但其适宜性在于对资料的理解、运用，这仍有赖于定性分析。如上述新设厂矿之例，因每年之新投资并非当年消耗掉(与产量、交易量性质不同)，若用资本存鼓(前期的资本+当年投资-当年折旧)或资本集成(Capitalformation，即当年投资-当年折旧)为Y，则b值要低得多。后例国内外粮价，因未计入粮食进口量，结论尚感不足。青年学者吴柏均，同样用回归分析，发现国内外粮价与实际进口之关系在不同时期、不同口岸、不同粮种(米或麦及面粉)都有所不同。这就需要从进口数量、倾销政策、市场的垄断性等方面来解释。
再如我国对外贸易的进出口价格剪刀差(国外称Termsoftrade)，不乏有人研究。但同是用1866――1936年南开指数，美国学者侯继明的计算是Y=76+0.44X，速率为每十年4％强；而RalphHuenemann之计算是Y=58.32+0.94X，速率为每十年9％强。我对这问题是分阶段观察：剪刀差扩大时期中国吃亏，逆剪刀差时中国受益，两相比较才有意义。又如工业发展速度，是研究较多的问题。美国学者章长基估计1912――1936年工矿业产值的年增长率为9.4％；ThomasRawski估计同期制造业的年增长率为12.7%;因所用代表产品不同。我以为，既无全面材料，还不如分行业考察为妥。总之，计量学虽定量，却未定死，要根据条件运用，才能有用二，现在谈相关分析。相关分析是找出两系列变景之间相互关联的密切程度，其原理见图Ⅲ。该图取自RobertHartwell对明代里甲制的研究。每里户数并非按规定的110户，因非农业人口不入里。图Ⅲ是许州7个县的里数X与户数Y的相关图;从7个点的位置可见里数与户数关系颇为密切。X与Y的密切程度即相关系数，通常用r(或r2)表示。若r=1，则各点在一直线上，毋需论证。若r=0，则两者无关系。若r为负数，则为负相关《如价格愈高销量愈小之类》。上述7县里数与户数之相关系数经计算(公式略)r=0.99，即密切度达99%。而广东13个县，其r=0.96；陕西23个县，r=0.94。
相关分析的应用拖围很广。一般说，凡作回归分析，同时即可得出相关系数，不能作回归分析者，亦常可作相关分析。问题是要有大量的连续性数据。因而目前所见，以用于人口、外贸、物价之研究者最多，以及研究铁路运输与贸易的关系，农场规模与产量的关系，均有成例。但应用最多的是拿它检验已有的论点或设想是否正确，亦以这种用法最为有效。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国棉纺业颇为发达，利润亦优。T.Rawski估计出1913――1936年历年纱厂利润，与同时期棉纺业的发展(以纱锭数代表)作相关分析，而r值仅为0.15――0.17。说明纱厂的利润大半并未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棉纺业的新投资主要来自业外。
反之，欲用相关分析推导出新的结论，则须慎重。如上述纱厂利润之变化与钢铁、水泥、机器三业之发展相关系数达0.86-0.91，非有文献证明，不能遽认为纱厂利润，投入比三业。又如按粮食运销路线常可得经过各地的价格关系。有人研究清代陕西粮价，按最大r值应是从陕西最南部向最北部运销;又米市中心苏州，与其米价相关最密切的地方竟是济南。类此情况，若迷信数字，必致失误。
图论为数学方法之一，但在经济史中尚难应用。不过，有时简单之图解也有助于研究。如R.Huenemann研究中国铁路的经济效益简式如图Ⅳ。AB是铁路边际运输成本。OT是运量(吨公里)。OP是传统运输平均运价，op’是铁路平均运价(均为元/吨公里)。则铁路的经济效益为三角形PCP“。从图可知：PCP’=1/2(OP-OP’)OT
1930年代，传统运输(大车驮运等，因铁路为南北线)运价平均按0.1元计，铁路平均运价为0.02元;1933年6条国有铁路的运最为2，896百万吨公里。代入上式，经济效益为116百万元。
我在论清代同内市场一文中，将市场商品按其相互交换关系分成三类，因各估出数值(万两)，并估出城市消费额C=2，195万两，因而可利用框图(图Ⅴ)得出下列不等式：
Ⅰ>Ⅱ>Ⅲ
Ⅰ-C≈Ⅱ
再从不等式中推导出结论。①
总之，用计量学方法研究经济史，有其局限性。国外所用，多限于研究生产力；国内有用于研究生产关系者，尚待开发。而其最大缺点是只见量变，不见质变，不往往为追求数据，连续性，忽视以至否定突变。这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但其方法本身是科学的，用以检验、纠正已有之定性分析，最为有效。这种检验也可用统计学方法，做定量分析。定量分析可避免概念模糊、夸大、以局部作总结等弊病。因此我主张，在经济史研究中，凡能定量的，都应定量，不能定量的，也尽可能找出相对的数量概念。
发展经济学方法
发展经济学五、六十年代盛极一时，近已衰落。然而，它是研究不发达国家经济的，又注重长期趋势，它的方法以至一些论点，对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都能有所借鉴。
发展经济学学派众多，方法各异，但有一点共同的，即注重比较方法，这也是近年来我国倡行的。
六十年代以前的发展经济学，多是与英美等国的工业化过程相比较，一如过去史学界的西欧中心论。不过因学派不同，重点不同。如新凯恩斯学派注重投资效果，故常用Harrod-Domar经济增长模式(增长率G=S/Y，S为储蓄率，V为资本与产出比率)。新古典学派注意劳动力，故常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Y=rKaLB，K为资本，L为劳力)推导出各种增长模式。二元经济论者认为不发达国家存在着两种经济——传统农业经济和从西方输入的现代化工业经济，发展程度就是两者的消长。曾有人用这个观点研究中国经济史，致有口岸经济和内地经济之分。二元经济论集中到“无限剩余劳动”，即Lewis模式:传统农业中存在着一种生产效率极低的剩余劳动，其作，用等于0，他们转移到工业部门，经济就发展了。
用这些模式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自然不得要领。不过，我们过去的研究偏重生产关系，对资本、劳动注意不够，在这方面与外国工业化过程作对比研究，仍是有益的。青年学者李伯重研究明清江南经济，与十六至十八世纪中期的英国对比，以及近来一些与日本德川时代和明治时代经济的比较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
六十年代以后，拉美经济学者在发展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研究方法也变成南北对比。同时，提出结构主义、依附论、不等价交换等理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已形成一种世界性经济结构，后者依附于前者，处于前者的边陪或卫星国地位。经济剩余被中心国榨取去，即使按照李嘉图比较成本说，也是处于不等价交换地位。他们运用大最资料和计最学方法作对比分析，这一点是十分可取的。显然，我们研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不能只研究本国，而需要研究对方。我想，至少在某个方面或某些商品市场，确是形成一种国际经济结构。比较经济学方法不是比较两个孤立的国家，而是要研究两者的相互类系，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要点。
发展经济学中还有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理论和方法，如不均衡发展、发展阶段论、周期论等，将于下面分述。这些理论不只是从不发达国家出发，而是从整个经济史立论。
区域论和周期论
区域论和周期论是七十年代兴起的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个学派，创始人当推WiiliamSkinner和RobertHartwell，近年来极为盛行，并流行于日本、法国的中国史学者。这方法又称为“空间时间研究法”(Spacialand，temporalstudy)。其把中国分为经济区，清以后加七东北成九大区。每区都有一两个核心区(Core)，经济发展是由核心区向边缘区（Periphery)推广。大区内由各级市场和资本、劳动力的转移相联系，形成多级性体系(Hierarchicsystem)。各大区的发展都有周期性。周期二般有四个阶段z边区(未开发)阶段，大发展阶段，衰落阶段和平衡阶段。如东南大区在唐开元前还处于边区状态，开元末到宋孝宗时大发展，此后处于平衡状态，商宋到元一度衰落，明洪武后又大发展。大发展时边缘区速于核心区，衰落时也是边缘区先衰落，两者之相关程度可用计量学方法算出等等。
日本著名史学家斯波义信最近采用这种方法研究江南农业和商业，得出该区域经济发展的周期律：
980－－1030中度发展
1030－－1279大发展
1279－－1368衰落
1368－－1421恢复发展
1421－－1550平衡状态
这种研究方法虽是新兴的，但区域论和周期论却都源远流长。
区域论源于古老的地缘政治学。十九世纪初德国H.vonThuen发表《土地经济与国民经济》，随后有资源配置的理论。二十世纪美国出现传播论，研究美国经济由东向西、自南向北的发展。接着美国刊德国都有区位经济学，以至出现Losehchristalle的中地理论(Centralplacetheory)，也就是区域论中核心区和边缘区的来源。以中国之大，分区研究很有必要。我国有地方志传统，为此提供了便利。不过按行政区划又不如接经济区域为宜。近年来大陆和台湾学者研究城市和镇市经济史，即多按经济区，并多少受中地理论影响。但是象W.Skinner的强调各区域发展的非同步性和封闭性(Autarkic)，则属过分。
地区特性和区域间共性是对立的统一。中国自古就是大一统为主的国家，经济制度和政治、法律等基本上是统一的，很早就有全国性市场。这一点和欧洲很不相同。美国籍学者王业键的清代粮价研究，用计量学方法说明各大区物价长期趋势的同步性，是个有力的证明。
周期论思想更早，我国春秋战国时即有范蠡、白圭的农业循环说。西方周期论有多家，我觉得最有贡献的是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的创新论，道出周期的根源。1934年他吸收苏联学者NikolaiKondratieff的大循环理论，提出康德拉捷夫周期。其第一期自工业革命到1842年，恰是；第二期断至1897年，恰临甲午之战;第三期终于1950年，恰是中国解放。当然这不过是巧合，但他是说西方经历了纺织工业钢铁工业、电化工业三个时代。其次当推罗斯托(WaltRostow)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提出主导经济部门和“起飞”的理论。我觉得“阶段”比“周期”的提法更好。
历史发展非直线，有盛有衰就是周期。事物发展出量变到质变，就自成阶段。我觉得应当这样去研究经济史，比用断代史的方法好，因经济发展往往是朝代断不开的。不过，西方的周期论一般只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如照托夫勒(AlvinToffler)的说法，人类历史就变成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以至信息社会，而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都不见了。美国学者用周期论研究中国经济，实际上找不出生产力盛衰的指标，只好用人口估计以及税赋、贸易等数字代替，因而所得结论并不确切。其实，如果不拘泥于计量学方法，还有更多的资料可用。
社会学方法
社会学内容广泛，其中有的部门如人口、劳动等己独立成专门学科，同时又有新部门出现，我这里以涉及经济史者为限，采取广义，把结构学派、功能和行为学说等也放入，实际它们已成经济学的分支了。
社会学就方法论说有其基本特点。第一，它认为每个民族或地区都有自己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其发展也非同一道路。这就摆脱了“西欧中心论”，不去套西方工业化模式，而注意各民族、地区特点的比较研究，因而有“空间史学”之称。第二，它重视“底层”即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研究，把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心理学等作为方法引入历史研究，扩大了方法的领域。第三，它非常重视社会调查，积累了一套科学调查方法。历史虽属往事，但经验证明，社会调查还是很有用的。
在三十年代以前，西方对中国史的认识长期受韦伯(MaxWeber)学说的支配，即中国是个儒教国家，缺乏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社会学方面研究中国活跃起来，而主要集中于家族制度、绅士阶层、科举制度等。在这方面，日本学者的研究更多些，他们还有人注意基层组织，提出“村落共同体”的理论，井大量利用原来满铁等机构的“中国惯行调查”。而研究民间组织、行会、商会者也不乏人。近年来，从传统文化和伦理思想研究历史的倾向又有抬头，其有力论证是:同受西方资本主义和经济侵略的冲击，而各民族、地区的反应和后果不同，重要原因即在于传统文化的继承性和适应性。因而有人称之为韦伯主义复兴。
我国早就注意文化史的研究。五四以后，新文化代替旧文化，“旧学”遭到否定，而最近两年，又重新注意传统文化以及孔学的研究了。这是个好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决定于内部力量，传统力量的继承和演变，应是经济史的一个课题。事实上，中国传统的政治以至伦理观点，都非一成不变，十八世纪以来演变尤大。我想，研究这种演变;如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有同等意义。
结构学派在经济学上是个新学派。其中心思想是，经济的发展不仅是生产力的进步，而且在于结构的合理，否则比例失调，产生危机。在经济史上，可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它因1929年创刊《经济社会史年鉴》而得名。从方法论上说，最重要的就是“整体历史”论，反对描述个别部门、事件，因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利”，而历史是一系列“互相连锁”的机制。即使研究一国一地区历史，也是先研究地理、气候、交通等，即人与环境的历史，然后是人口、劳动、贸易、家庭、文化等，即群体的历史，最后才是政治、军事、外交等历史，有点上层建筑的味道。同时，他们主张研究质，不注意计是分析，而代之以结构分析。尊重传统，讲究平衡。我觉得，重视经济结构，以及人口、劳动、地理环境等研究，都是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史所需的。不过这派学者提及中国时，强调了传统平衡的作用，并不恰当。
行为和功能学说都源于社会学。行为学说是早期比拟于生物学的研究而来。功能学说则是认为社会现象不能用简单的因果关系去解释，时常是种瓜得豆，因而要研究先于结果(或目的)的东西，即功能。其理论用于经济学，形成制度学派。其制度(Institution)有制度和机构二义。如银行、交易所是一种制度，也是执行某种功能的机构。经济发展与否，就看这些机构执行其功能是否得当，以及各种功能配合得好坏，这种配合也就是结构(制度)。在方法论上，就是研究各种制度的功能效率。如钱庄的功能不如银行，漕运的功能不如商运。在研究中又特别重视服务性的功能，如商业、运输、资金融通、政府管理和税制等。有人把这些转化为交换成本，交换成本低，经济就有发展。国外用这种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很多，一般把中国近代经济的不发展归之于运输落后，商业机构不健全、利息率高等，也用这种观点研究宋以后的市场、行会、商税和币制、票号、钱庄等。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政府作用的问题。我国经济史学者一向注意历代统治者的作用，而多强调赋税剥削、官田、官工商业、抑商和等消极作用。国外学者相反，一般认为，和欧洲封建社会相比，中国政府敛聚较轻，维持社会安定和经济秩序较有效率，对于水利、粮仓、救灾等大为赞扬。近年来，特别对于清政府的经济政策深为赞许，原因之一是中国在乾隆时就能养活三倍于过去人口。
系统论方法
这里所说系统论，包括控制论和信息论。它是五十年展起来的科学研究方法，目前已用于系统工程、系统管理、资源开发、经济预测、决策等。我国亦已逐步运用在运筹学、优选法等方面，并属先进。但是，用系统论方法研究历史，我尚未见国外此类著作，在中国却有不少论述，已形成一个学派。
系统论在中国，尤其是青年史学家中受到欢迎，大约因为它具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许多原理本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提到过的。在我国的一些论述中，有些是讲系统论的一些原则，如整体观、结构分析、层次分析、相互作用、功能、行为等，探讨这些原则在历史研究中的适用性。有些，如金观涛、刘青峰、李桂海、陈平诸家，则是把系统论用于中国封建社会史的研究，其中金、刘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起结构》(1984年)可称代表作。
诸家研究的结论有个共同点，即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个超稳定系统，两千年来内部的振荡只引起王朝的更替，结果是封建模式的复制，重归于稳定。也有人说中国封建社会是个封闭系统，不能容纳外来因索输入，因而停留在稳定状态。我是不同意这种结论的。我曾批评过老的“停滞论”，包括根据亚细生产方式的研究而来的停滞论；以及近年来外国研究中国中提出的“传统平衡”、“高度平衡机括”等理论，认为它们是老停滞论的翻版。同时，中南从来不是个封闭国家，不仅汉唐如鲁迅所说采取“拿来主义”，直到明清海禁，许多重要农作物还是从国外引进的。不过，这里不是谈结论，那是可以各抒己见的，这里是谈方法。系统论的方法能否用于研究中国历史？
我的看法是，要看怎样应用。如果说，应用系统论一些原则作为观察、研究历史上某些问题的方法，那是完全可以的。事实上，象结构分析、层次分析、相关分析以至功能;行为等学说，早已应用于历史研究了。但现在讨论的是，用系统论研究整个社会的历史，这就发生两个问题：一是大系统问题，一是计量问题。
目前我国的研究者大都是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三个子系统(也有分成四个的)，即权力(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文化(思想)系统，可谓包罗万象。还要研究系统与外部环境(地理、气候、邻国)的关系，再加上上下两千年，研究的范围就庞大无比。如此大范围研究必很难深入。如果是抓要领，找共性和规律性，那就根本违反系统论原则，因为系统论不是抽象研究方法。如果只是租线条的研究，那就不易看出变化，以至不分南北，难辨汉唐。目前系统论用于现实问题，还都是小系统，如一项工程、一项预测、一项计划。系统工程之大者如阿波罗登月工程，涉及42万人。已知最大者是1967-1971年南朝鲜的国民经济模型，涉及全国3，900万人，但只限于经济，不包括政治、文化。更大范围的系统研究，目前还没有经验。
系统论的精神，也是其精华，就在于计量。由于精密计量，才能洞悉些微变化和偏差。为说明这点，举二个简例。一个系统的功能，是由它的输入和输出决定的，如图Ⅵ。一个经济系统(如工厂)的输入，有劳动、物资、能源、资金、信息(计划、图纸)五种，即u；其输出有产品、服务、能量、信息，即y。这些都是向量，都要计量(信息的计量单位是bit)。而总输入U和总输出Y都构成一个向量空间，其计量用范数。这就得出该系统的功能Z：
一个系统内部有若干元素，如图Ⅵ。各元素是互相联系的，但和一般概念不同，其联系有方向，有时序。如e1联系e4，即向e4输出，e4也向e1输出，但两者不同质，也不等价(否则就无意义了)。e3与各元素都有联系，但是单向输出。e2不与任何元素联系，但它向系统外输出。这些输出都是不等价的，可以构成一个矩阵方程，计算出α值，又因输出有劳动、有物资、有能量等，所以系统内形成五种流，即R，构成五个矩阵，即α。这就是该系统的结构，R说明结构的质，α说明结构的量。
再推下去，各元素内部又有不同状态(如有的车间机器多，有的车间技术强)，状态由多维向量计值。每个维的运动即行为，行为是它在空间的轨迹，用函数模型计值。此外，控制论、信息论中各项因子和效果也都要计值。
目前用系统论研究中国历史的，除一些年代、人口数字外，都不计量，没有一个数学模型，这就失去了系统论的光辉。系统论方法中在数据不足时，也可不建立数学模型，先建立物理模型，作定性分析，但目的是为将来进入定量分析。在用系统论研究中国历史时，连物理模型也难建立。因而所谓相互关系、功能、结构等，还是一放概念，看不出方向、时序、质和量。在论各种力量时，只能用集中、分散、增强、减弱等来表示。
系统论方法既是计量，前面谈经济计量学方法的一些缺点它也都存在。另外，系统论是不注意内部矛盾的，因为目前应用的都是人造系统(工程、计划、预测模型等)，不去人为地制造矛盾。系统论模型中，除按预定的输入变动外，其不稳、振荡都是来自外部干扰。控制论的主要目的，就是消除不稳，使系统保持原有状态。这些都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原则的。
但我并不认为系统论方法不能用于研究历史。说：“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研究。”①我想，目前用大系统研究全社会历史的条件还不成熟，不如就一些经济史的专题，进行小系统研究，象系统工程那样，一项一项去做。因为经济史究竟还有点数据，有些从物理模型开始，还是可以的。系统论的方法，也是在不断发展的。方法论的进步，比我们经济史的研究更快。例如现在我们说的还是“老三论”，而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已经出世了。
总结
我以为，在经济史的研究中，就方法论来说，应当扩大眼界，博采众家之长。这包括三层意思：
—－根据不同对象和现有条件，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同一问题，用不同方法去求解，以期得到更完备的论证；
—－用某种你最信任的方法，进行多题研究(这结果会形成一个学派)。
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要以文献学方法为基础，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中国经济史，直到今天，我们的研究还很不够。恩格斯说，要先认识事物，然后才可以认识它的过程。今天我们对历史上的许多事物还不清楚，或不很清楚，还需要一事一物、一个个专题，进行研究。在这种定性研究中，传统的方法，文献学“考据学”考古学的方法，仍是第一要义。至于研究其发展变化，即动态的研究，也要以史料为基础，不能单靠逻辑思维或计算机给出答案，即使给出，最好也要有文献学的证明。
每种研究方法，实际都代表一种理论，或由某个学派产生的。对每种方法，都要从它的思想根源、理论根源上检验一下。这个检验的标准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方法虽与理论密切联系，仍有其独立性。黑格尔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他用以研究历史的方法却是辩证法。当代西方的许多研究方法，或来源于对自然界的研究，或是从研究生产力出发的，都有其唯物主义的因素。但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去检查，又可发现其局限性和缺点。经常保持用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可使我们头脑清醒，在选择和运用方法上，更能得心应手。
篇5
关键词:高校生态德育方法与途径
生态德育的内涵
生态德育,不是生态伦理学,也不是生态道德,而是在生态伦理学指导下的一种生态教育活动。生态德育是在横向比较、纵向扬弃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德育观和新的德育范型,它教导人们,不仅人对人的社会行为,而且人对环境的自然行为均要受到伦理评价;不仅要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关系,还要恰当地对待人与自然的交往行为、利益关系、短期与长期关系,摆正人在自然中的位置。因此生态德育将以一种更为宽阔的道德视野,教育和引导人们学会热爱自然、热爱生活、享用自然、享用生活。这种德育观要求学校以生态学、环境科学、教育生态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心理学等科学原理为指导,以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对个体道德素质的影响为逻辑基点,围绕生态平衡、珍惜资源、保护环境的观点,发掘一切可以利用的育人资源,通过学校德育系统内部的物质循环、能量循环和信息传递,推动德育内容、德育方法动态良性发展,促使学生不断提高道德素养,养成“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为主题的基本道德品质。
同时生态德育还是社会公德的重要环节,是否具有良好的生态道德意识,是现代社会衡量一个人全面素质的重要尺度,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为了提高大学生的社会公德素质,要求广大受教育者以生态道德理念去自觉维系生态平衡、环境保护和不可再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生态德育是“一种新德育观”意在凸显其在德育观念上的革新性。它展现出一种崭新德育视角,意识到了在人际德育视角下看不到的德育问题。在生态德育视界下重新评价人类的行为,就要引导受教育者体验到:种群之间存在着“互惠共生”的关系,自觉养成爱护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生态保护意识、思想觉悟和相应的道德文明行为习惯。生态德育使受教育者的思想上树立一种崭新的人生观、自然观和生存发展观,并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意识地控制人对自然的盲目行为。
生态德育的特征
(一)生态德育具有价值取向上的超越性
生态德育的存在特性体现出适应性特征,而生态德育价值特性则是超越性的。生态德育超越“人类中心”的狭隘视域,自觉上升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站在自然界发展演变规律的高度去看待人类作为“类”而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与合理性,重新体悟人类各种行为的道德价值,把培养向自然开战的个体勇敢性、自豪感等价值追求,自觉转向养成受教育者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和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生存品性,引导受教育者领悟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其“家园”的关系。生态德育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更加看重传播和渗透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的道德价值,养成人的生态智慧。
(二)生态德育具有教育过程的引导性
生态德育关注的焦点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迫切性、敏感性和棘手性而尚未被人们充分领悟的重大问题。我国古代人的生态意识停留在伦理学或道德思想成果的静态,尚未进到德育学的范畴和相应的德育活动领域。以致在整个近现代,学校中对生态道德的传播和对生态智慧的养成还比较贫弱,而教育学生向大自然开展的“战天斗地”精神是其主要追求。在生活中某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被赞颂为高尚的道德行为,导致生态污染和生态破坏现象日益严重。生态德育就是要用更加理性、自觉、系统的架构,引导受教育者从小养成放眼世界、放眼未来,理解生命、关爱生命,学会关心可能影响整个人类社会、整个自然界的深层生态问题。
(三)生态德育在实践操作中的生活性
在传统德育知识的灌输状态下,个体与道德知识是处在一种对立、挑剔、陌生、疏离的状态,无法产生相应的道德情感,当然也无法形成首先品格和相应良好行为。生态德育强调个体的道德参与和体验,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体验。体验者以放松的心态和平常心进入生态体验,直接融入生态环境。体验者以一种欣赏的心情,自然会产生亲近感、善感、美感,体会到的是生命的多样性,体验到的是每一个生命与体验者自身一样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存在并以它自己认可的方式表现着自己的生命价值。活生生的经历会让生态德育体验者产生一定的生态德育感受,使原本抽象而显得空洞的首先规范变得形象生动起来,赋予饱满的、真实的生活内容。
(四)生态德育具有内容传播上的丰富性
人类每天所从事的活动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交往活动,另一类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青少年儿童既喜欢人与人之间平等友好、轻松愉快的交往,也酷爱亲近自然,与自然建立和谐的关系。而且儿童之间的人与人交往,往往要以一定的自然环境为依托,譬如儿童的游戏,常常要选择有草、树、水、山的地方展开。当教师或父母把儿童圈在固定场所使其与大自然隔离时,儿童则表现出厌烦、焦虑的行为。人际德育相对局限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圈里,人与自然关系圈被忽视,这就丢失了周围自然环境中大量生动的德育资源。生态德育不仅充分利用人际德育资源,而且自觉顺应人们亲近大自然的天性,积极挖掘利用自然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等富含审美价值的德育资源,使德育内容极大地丰富起来,使受教育者在欣赏自然风光、滋生保护自然环境意识的同时,获得大自然丰厚的道德滋润。
高校生态德育的现状
传统德育对生态环境的忽视或关注不够,使得人们的生态知识缺乏,生态文明观念淡漠,生态习惯难以养成。生态文明观教育还没有引起各类各级学校应有的重视。
高校的保守与封闭,忽视社会环境的影响,造成德育生态的断裂与凝滞。高校德育不能与外界进行合理的信息交流,文化氛围及教育理论出现凝滞现象,这是一种文化的自我封闭。长期以来,我们以割裂的方法看待德育影响,把它看成是可以脱离其他诸种德育影响而独立存在、自成系统的存在物,由于对德育生态整体性认识不够,德育实践忽视了校外德育途径的价值,家庭、学校、社会三者之间在学生品德形成方面的作用难以产生有效的合力。因此,在多元价值共生的社会转型期,如果一味把学生封闭于校园内,企图在一种“净化”的环境中实施德育,是不可能的。高校德育必须由一元封闭向多元开放演进,以生态整体观理解德育、实施德育。
高校德育强调社会期望,忽视学生内心追求,导致学生个性的丧失,背离了以人为本的核心。一直以来,高校德育强调的是过于理想化的社会期望,忽视了学生内心的追求,脱离了人的生态特性,否定了德育的人作为主体性的特点。用生态生命观点来审视高校德育,发现高校德育是一种无人德育。所谓无人德育是指无视个体的需要和兴趣,把道德教育的过程仅仅看作是对学生施加外部道德教育的过程,施加的道德影响又主要是既定的道德规范,强调的是学生符合规范的行为习惯的养成。这种被动性、统一性是高校德育的特征,其本质是对个体生命的漠视。所以高校德育必须关注学生个体的生命和尊严,强调个体生命的多样和独特,弘扬个性的自由和发展。
德育与日常生活的疏离。高校德育重视知识传授,忽视道德体验,导致德育的空洞和伪善。德育作为高校教育中的一门特殊课程,仅把社会现存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灌输给学生,而没有启发和唤醒学生的生态道德自觉和生态道德良心,使学生树立道德理想,学会做人,没有形成一种正确的理想信念和行为方式。高校德育忽视实践锻炼,脱离了生态德育的生活性。严重脱离学生的真实生活的德育模式,造成高校德育对生活的疏离与概念化。在内容上只注重社会既定的道德规范的抽象知识,缺乏生活的情景性和生动性;在方法上强调单向的德育灌输,是一种枯燥乏味的空洞说教,缺乏道德体验,难以产生情感共鸣,导致德育的肤浅和伪善;在效能评定上,采用课程考试的方式或限于简单化的学生在校综合测评,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一些学生的“双重人格”。
生态德育的方法与途径
为了在高校更好地完成德育工作由“人际德育”向“生态德育”转轨,同时提高生态德育的效果,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实施生态德育。
结合课堂教学,唤起大学生生态意识。德育的目的是培养和发展人的德性。德性的形成和发展是道德主体的一种实践活动过程,其实质是学生在教师帮助下,消化、吸收、实践德育内容的过程。各个教学环节是宣传、普及生态道德的主要途径,通过这些途径,使大学生获取对环境问题的意识和敏感性,理解人类在环境中的重要责任,唤起生态良知,采取热爱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的主动行为。
美化校园环境,形成生态德育氛围。清新优美、内涵丰富的校园环境有助于学生形成强烈的生态环境的审美意识。美化环境就要绿化校园,让绿树成荫,鲜花争艳,碧草茵茵,实现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情与景的和谐相融。大学生可以从中感受到人自身的主体价值和创造能力,使精神得到净化和升华,从而增强对环境的审美观念,形成正确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为以后自觉地保护环境、美化环境奠定基础。
立足生态文化建设,优化生态德育环境。生态文化建设不仅是生态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先进文化的重要体现之一。加强对学生进行生态道德教育,要大力开展生态文化建设活动。开展各种生态知识普及活动,提高大学生对生态发展的认知;完善生态道德教育体系,建立生态道德教育规范并在德育活动中加以灌输,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大学生良好的环保意识;建设学校良好的生态文化环境,建立起相互尊重的人伦关系、爱惜花草的良好传统,形成良好的氛围和德育养成环境。
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激发学生生态环境的改造意识。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使其身临其境,通过改造环境的亲身体验形成和巩固环境意识。比如,利用地球日、环境日、土地日、无烟日、世界环境日、世界粮食日等特殊日子,带领学生深入农村、厂矿,开展广泛的环境教育宣传活动,在唤起民众的环保意识的同时,增强自己的环保责任。
加强法律法规宣传,提升生态法律意识。法律和道德是调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两种最基本的力量,两者相辅相承、相互支持。加大对环境保护法、森林法、土地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水资源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增强人们保护环境、资源的法制意识。在生态德育的过程中,增加生态法规的教育内容,对于提高学生的生态保护意识有着积极的意义。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一部分人欲望急速膨胀,丧失了道德操守,这些都严重地影响着在校学生。因此,在高校生态德育的过程中,迫切需要一种强制性的约束力来规范学生的生态道德行为,生态法规的宣传教育是有效的方法之一。
参考文献:
1.杨琴.谈生态德育.科教文汇,2008.09
篇6
叶酸是一组化学结构相似，生化特性相近的化合物统称，是由喋啶、对氨基苯甲酸和1个或多个谷氨酸结合而成。食物中的叶酸绝大多数是以喋酰多谷氨酸(或称多谷氨酸叶酸)的形式存在的。食物叶酸经小肠粘膜细胞内特异叶酰多谷氨酸水解酶的作用，水解为喋酰单谷氨酸(或称单谷氨酸叶酸，PteGlu)后吸收。吸收后的单谷氨酸叶酸一部分又转变为多谷氨酸叶酸，在肝脏、红细胞及其他组织细胞内贮存，其余部分则以单谷氨酸叶酸的形式分布于血浆、组织液、胆汁及尿液中。肝脏的叶酸浓度是血浆的几百倍，但其单谷氨酸叶酸浓度与血浆相近。
叶酸以8种辅酶形式存在于生物体内，为一碳单位的载体参与嘌呤、嘧啶等重要物质的合成。用于评价人体叶酸营养状况最常用的检测指标是红细胞叶酸及血清或血浆叶酸。目前，叶酸的检测方法已有多种，其中微生物法、同位素放射免疫法的使用最为广泛。
一、微生物法
微生物法是检测生物体内叶酸的经典方法，通常所用的微生物有干酪样乳酸杆菌（L.casei)、粪链球菌和啤酒小球菌属。此3种微生物对不同形式叶酸的敏感度不同。粪链球菌只对非甲基化叶酸敏感，如PteGlu、二氢叶酸(DHF)和四氢叶酸(THF)，可用于鉴别分析各种形式叶酸在不同检测物的分布。L.casei对单谷氨酸叶酸、含2或3个谷氨酸叶酸(PteGlu2、PteGlu3)及其还原型衍生物均敏感，是3种微生物中反应谱带最宽的一种，也是最为常用的菌种。它对含7个谷氨酸叶酸(PteGlu7)的敏感度很小，约为对PteGlu敏感度的1％，故有人认为L.casei对超过3个谷氨酸基团的多谷氨酸叶酸无响应。但有研究发现，L.casei对PteGlu4、PteGlu5、PteGlu6和PteGlu7的敏感度分别为对PteGlu的65.6％、19.9％、3.5％及2.4％，同时对某些形式的多谷氨酸叶酸的敏感度随培养时间的延长而增加，其机理有两种可能：其一，微生物在培养过程中合成水解酶，随培养时间延长，水解酶产量增加，促使部分长链谷氨酸水解断裂；其二，细菌在培养过程中细胞壁对多谷氨酸叶酸的通透性增加。所以，尽管L.casei对叶酸的反应谱带较宽，但如检测物中含有多谷氨酸叶酸须将样品在检测前加入多谷氨酸叶酸水解酶进行水解，使各种形式叶酸均转变成单谷氨酸叶酸，否则检测结果不能代表其叶酸总含量。
传统的微生物学检测方法是试管法，操作繁杂。1987年，Newman和Tsai［3］在进行食物叶酸分析过程中，对传统的方法做了改良，将96孔酶标板和全自动酶标板读数仪(酶标仪)引进方法中，大大减少了试剂的消耗，缩短了加样及人工读取检测结果的时间。如使用在对数生长期冷冻保存的L.casei菌种或／及对抗生素耐药菌株，还可使检测方法进一步简化。另有研究证实［4］，使用对数生长期L.casei菌种(ATCC7469)可使检测物培养时间从36～48小时减至18小时。O′Broin和Kelleher［5］用L.casei氯霉素耐药株(NCIB10463)对血清及红细胞叶酸进行检测，结果与传统的微生物法检测结果呈显著线性相关(r值分别为0.975和0.96)。使用氯霉素耐药株，可以省略试剂过滤消毒及无菌操作等步骤。
尽管微生物法灵敏度高，结果准确，但也有许多局限性，如整个实验周期长，批间检测结果重复性差，检测结果受样品中所含抗叶酸药物或抗生素成分的影响等。用β-乳酰胺酶处理样品后，可消除青霉素和先锋霉素等抗生素对叶酸检测结果的干扰［5］。
微生物法除可用于检测血清和全血叶酸外，还可用于检测纸血片叶酸［6］，检测结果为叶酸与血红蛋白的比值。由于纸血片标本制备技术简单，纸血片叶酸稳定性较好，故该法对大规模人群叶酸营养状况的流行病学调查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同位素放射免疫法
尽管微生物法得到各种改进，但仍因耗时大，操作复杂而不能得到广泛使用。70年代初，有学者提出同位素放射免疫法检测血清叶酸。该方法具有快速、简便的特点，同时由于叶酸放射免疫试剂盒的出现，很快得到普及，尤其广泛应用于临床实验室。
放射免疫法与微生物法检测叶酸，除原理不同外，检测结果的意义也有所不同。对大量标本总体而言，两种方法结果相关性较好，但对个体标本，两种方法结果的差异较大。微生物法对多谷氨酸叶酸响应值低，不能直接用于检测叶酸含量。但微生物法对所有单谷氨酸叶酸及其衍生物的反应灵敏度相同，故在用叶酸水解酶处理样品使所有叶酸形式转变为单谷氨酸叶酸后进行检测，可得到准确的叶酸值。同位素放射免疫法对多谷氨酸叶酸反应的相对灵敏度有较大的差别，随着叶酸浓度增加，反应的相对灵敏度增加，但多谷氨酸叶酸的反应曲线不可能与单谷氨酸叶酸的反应曲线重合；另一方面，多谷氨酸叶酸与结合蛋白的亲合性与单谷氨酸叶酸相比较高，不同的单谷氨酸叶酸衍生物反应灵敏度不同，放射免疫法也不适用于检测单谷氨酸叶酸衍生混合物。由于上述原因，尽管放射免疫法可用于检测和评价叶酸的营养状况，但从定量检测的角度来讲，难以得到准确的叶酸含量值。
目前用于检测叶酸的放射免疫试剂盒已有数种，其原理基本相同，但不同的试剂盒检测结果也有差异［7］,主要区别有如下几方面：①竞争结合蛋白不同，或为猪血清结合蛋白，或为牛奶结合蛋白，或为β-乳球蛋白。(l)-5-甲基四氢叶酸与猪血清结合蛋白的亲合力好于多谷氨酸叶酸，后者又略好于单谷氨酸叶酸的其他衍生物，而5-甲基四氢叶酸的d型异构体不能与猪血清结合蛋白结合；牛奶结合蛋白与单谷氨酸叶酸和（d,l）-5-甲基四氢叶酸具有相同的亲合力，但对单谷氨酸叶酸的其他衍生物的亲合力各不相同，对多谷氨酸叶酸的亲合力高于对其单谷氨酸叶酸衍生物；β-乳球蛋白则对(d,l)-四氢叶酸的结合力较差。②配制标准系列的溶液不同，主要有两种，即缓冲液和血清。用血清作配制溶液与用缓冲液作配制溶液的试剂盒相比，检测结果偏低。③放射免疫法检测叶酸结果与试剂盒选择哪一种形式叶酸作标准品有关，如选择的标准品为(d,l)-5-甲基四氢叶酸，则使用此类试剂盒的前提便是假设检测物中绝大多数叶酸是以此单一辅酶形式存在的，从而使检测结果与实际含量间的误差增大。以上所述的各种因素可能是造成目前各类试剂盒检测结果间差别较大的主要原因。所以，尽管各类试剂盒均有其相应的正常值参考范围，但各实验室还应结合与叶酸营养状况有关的其他指标，来确定本实验室的红细胞或血浆、血清叶酸正常值。
三、其他方法
1.气相色谱-质谱检测：血清或红细胞叶酸是目前用于评价叶酸营养状况的两个重要指标，且红细胞叶酸是反映体内叶酸贮存状况的客观指标，对诊断叶酸缺乏具有更为重要意义。微生物法、放射免疫法可以实现血清或血浆及溶血液叶酸含量的检测，红细胞叶酸均是通过某种数学公式，从溶血液叶酸、血清叶酸和红细胞压积等指标计算出来的。1995年，Santhosh-Kumar等［8］提出用气相色谱-质谱检测的方法(GC-MS)检测红细胞叶酸含量，填补了直接检测样品红细胞叶酸浓度的空白，该方法特异性好，灵敏度高，且结果准确。
2．色谱分析法:以上所述各种叶酸的检测方法，其检测结果均为单或／和多谷氨酸叶酸及其衍生物混合物的总量。即使是微生物法也因不同微生物对不同形式叶酸的生物利用率不同，无法进行某一种或某几种单谷氨酸叶酸衍生物的分析检测。70年代，有学者提出应用色谱分析法，包括高效离子交换层析、离子对分配层析和高效液相色谱分析(HPLC)技术分离提取各种形式的叶酸，但由于叶酸浓度低于检测器检测下限，人们不得不在应用色谱技术分离提取叶酸后，再用微生物学检测方法进行定量检测。因该方法费时，需要样品量较大，故其实际应用受到限制。HPLC-电化学检测方法对单谷氨酸叶酸及其衍生物的检测灵敏度高于紫外或荧光检测方法［9］，对四氢叶酸及5-甲基四氢叶酸的检测灵敏度是微生物法的10～50倍。此方法可用于人类及大鼠等多种生物样品叶酸检测，且检测前无需样品浓缩处理。这项技术的应用对体内叶酸吸收、代谢及转运等基础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1996年，Gunter等［7］发现，HPLC对全血叶酸的检测结果与Bio-Rad放射免疫试剂盒对同份样品叶酸的测定结果相近，但血浆叶酸的测定结果仅为其他方法测定结果的一半，作者认为尽管HPLC对5-甲基四氢叶酸特异性好，但在洗脱过程中有叶酸丢失的可能。HPLC技术复杂，不适用于临床常规检测。
3．离子捕获法:Wilson等［10］提出离子捕获法检测叶酸，该技术可谓叶酸检测技术中的最新方法，即在实验中，样品加入变性剂后叶酸与内源性结合蛋白分离，释放后的叶酸再与带有大量阴离子的亲合试剂结合，合成产物经过离子捕获池而与阳离子纤维结合，最后通过碱性磷酸酶与喋酸(叶酸的类似物)结合物对叶酸结合蛋白上游离结合位点的探查，定量分析样品的叶酸含量。该研究证实，离子捕获法测定血清或红细胞叶酸，其结果与同位素放射免疫法的结果具有良好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96和0.93。
4．其他方法:80年代后期～90年代，有学者相继提出用非放射性标记蛋白结合技术检测血液叶酸，其中包括克隆酶供体免疫测定法(CEDIA)［11］、酶联配体吸附试验(ELLSA)［12］、化学发光受体实验等［13］。CEDIA方法的原理在激素、地高辛及其他维生素的检测中已有应用，其血清叶酸检测结果与放射免疫法相近，该方法检测速度约为放射免疫法的两倍，又无离子辐射，操作简单，可作为一般实验室常规检查。不足之处为费用高，约为放射免疫法的2～3倍。化学发光法检测重现性好，灵敏度较高，对低浓度叶酸样品检测结果明显高于其他方法［7］。
20家研究所或临床实验室对目前用于检测血清及全血叶酸的几种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7］，结果显示，血清叶酸和全血叶酸检测结果平均变异系数分别为27.6％和35.7％，部分样品用不同方法检测的结果可相差2～9倍，表明不同实验室的叶酸检测结果差异较大，不同检测方法的检测结果之间可比性较差。这种差异不利于正确地客观地评价某人群叶酸营养状况，同时也给制定每日膳食叶酸供给量带来困难。随着叶酸在巨幼红细胞贫血、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及神经管畸形的预防中的作用进一步明确，确定统一的检测方法和参照标准，提高叶酸检测准确率的需求也日益紧迫。目前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和美国农业部等机构已开始这方面的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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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ewmanEM,TsaiJF.Microbiologicalanalysisof5-formyltetrahydrofolicacidandotherfolatesusinganautomatic96-wellreader.AnalBiochem,1986,154:509-515.
4HorneDW,PattersonD.Lactobacilluscaseimicrobiologicalassayoffolicacidderivativesin96-Wellmicrotiterplates.ClinChem,1988,34:2357-2359.
5O′BroinS,KelleherB.Microbiologicalassayonmicrotitreplatesoffolateinserumandredcells.JClinPathol,1992,45:344-347.
6O′BroinSD,KelleherBP,DavareA,etal.Field-studyscreeningofbloodfolateconcentrations:specimenstabilityandfinger-sticksampling.AmJClinNutr,1997,66:1398-1405.
7GunterEW,BowmanBA,CaudillSP,etal.Resultsofaninternationalroundrobinforserumandwhole-bloodfolate.ClinChem,1996,42:1689-1694.
8Santhosh-KumarCR,DeutschJC,HassellKL,etal.Quantitationofredbloodcellfolatesbystableisotopedilutiongaschromatography-massspectrometryutilizingafolateinternalstandard.AnalBiochem,1995,225:1-9.
9KohashiM,InoueK,SotobayashiH,etal.Microdeterminationoffolatemonoglutamatesinserumbyliquidchromatographywithelectrochemicaldetection.JChromatogr,1986,382:303-307.
10WilsonDH,HerrmannR,HsuS,etal.IoncaptureassayforfolatewiththeabbottIMxanalyzer.ClinChem,1995,41:1780-1781.
11vanderWeideJ,HomanHC,Cozijnsen-vanRheenenE,etal.NonisotopicbindingassayformeasuringvitaminB12andfolateinserum.ClinChem,1992,38:766-768.
篇7
在教学汉语拼音an、yuan、en时，我充分利用书上的插图编故事，使插图的表音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习动力，让学生在故事的学习氛围中轻松学拼音。
首先，我利用课件出示一幅天安门的图片，让学生说说，并告诉学生这节课要认识的第一位新朋友就是复韵母an，如何记住an的形呢？我演示出两个小朋友，分别手持a和n，从不同的方向走到一起，a和n一合并，就成了an。然后，我让学生自由想像，自由发挥，说说怎样记住an的形。学生们兴趣盎然、议论纷纷。有的用小故事，如：小明和小红是好朋友，他们拿着a和n来到天安门前唱歌跳舞，歌唱北京天安门；有的用儿歌，如：“小红和小明，手拿a和n，来到天安门，成了好朋友”，等等。学生思维之活跃让我赞叹不已。
接着，教师边演示课件边叙述，小明和小红离开了天安门，各自回家了。小明在回家的路上走着，突然，一只皮球滚到了眼前。教师接着问：这只皮球是什么形状的呢？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圆形。教师将一个写有yu的半圆和另一个写有an的半圆合并起来，组成了一个书写着yuan的圆球。这种演示过程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后，教师再演示课件叙述：小红回到家，发现家门是关着的，于是她做了件什么事？学生纷纷用手作摁门铃状，答道：摁门铃。教师将写有e和n的卡片交给学生，让学生仿照an的学法自由组合、自由讨论。
篇8
关键词：习语语言文化翻译
习语是指在一种语言的漫长演变中形成的特有的、固定的表达方式。每种语言都包含了十分丰富的习语，它们具备强烈的民族、历史和地域特征。从广义来看，习语包括固定短语、谚语、通常用语、谜语和名言警句，等等。
习语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体现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所有语言的习语能够最佳诠释其语言的特点，与此同时，习语的翻译又是最有难度的。本文结合语言文化背景旨在探讨以下问题：中英文习语的不同之处；中英文习语翻译的规则及方法。
一、中英文中习语的不同
1.比喻的不同。译者在翻译习语时，必须考虑到一些因素，比如，读者的文化习俗、思维方式、知识层面等。例如，中国人通常使用“雨后春笋”描述某事物的快速大量的发展。但在英语中，同一件事物人们用“bejustlikemushrooms”比喻。因为竹子不是英国当地的本土植物，即使“竹子”一词是外来词，英国人还是很难接受用竹子来比喻上述语意。
2.习俗的不同。最关键的不同点是对于“狗”一词的所持的态度。狗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献谄的动物，在汉语中有很多对狗含有贬义的习语。例如，“狐朋狗友”、“狗急跳墙”、“狼心狗肺”等。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狗被认为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因此，英国人生活中有很多含有狗的习语。例如，Everydoghashisday（凡人皆有得意的日子），Todogone’ssteps（跟某人走），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等等。3.自然环境的不同。习语的诞生与人们的生活工作紧密相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东风”是指“春风”。如李煜《虞美人》：“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其中的“东风”就指“春风”。但是，英国地处西半球，属于海洋季风气候，因此在英国刮西风预示着春天的来临。因此，他们的“西风”来指代“春风”或“春天”。
4.不同。在汉语和英语中，大量的习语体现了与的关系。佛教在中国有超过一千多年的历史，信仰佛教的中国人相信佛控制着世间的万物。例如，“借花献佛”、“闲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等。在许多西方国家，人们信仰基督教，因此人们视圣经为其为人处世的指导原则，许多英语习语来自圣经。例如，“sellone’sbirthrightforamessofpottage”（因小失大、见利忘义）。
5.历史、文学典故不同。英汉两种语言中，还有大量由典故形成的习语，通常取自历史典故、传说及寓言等，具有历史性和强烈的民族特征并广泛传播于民间。这些习语结构简单，意义深远，往往是不能单从字面意义去理解和翻译的。汉语如“愚公移山”、“叶公好龙”等。英语如Achilles''''heel（惟一致命弱点）、aPandora''''sbox（潘多拉之盒——灾难、麻烦、祸害的根源）等。
以上由于文化差异形成的习语的不同，直接造成了英汉两种语言相互使用上的难度。因此，译者必须掌握好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源语言和目标语。
二、习语翻译的方法和原则
对于翻译原则，历来就有不同的观点。著名僧人玄奘曾立下准则，即翻译对于百姓而言必须真实、易懂。翻译家严复提出了著名的翻译三原则：“信，达、雅”。鲁迅尤其注重翻译的真实性。张培基则注重于翻译内容逻辑的一致和真实。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EugeneA•Nidar强调“功能对等（functionalequivalence）”或“动态对等（dynamicequivalence）”。可以看出，这些主张是相互影响、互为补充、不断完善的，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中心意思都肯定了译文要忠实准确地表达原文的意义。以下笔者谈谈习语的常见翻译法。1.直译
直译，指在不违背译文语言规范以及不引起错误联想的条件下，在译文中保留原习语的民族色彩、语言风格和比喻形象的方法。有些习语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其含义，也因为人们相同的情感和社会经历，有些习语在中西语中含义相似或相同。当原习语的隐含意义很明显或很容易推断时，读者则可以通过字面领悟它的含义，直译字面意义。例如，“Goodluckwouldnevercomeinparis”（福不双至）、“Longhairandshortwit”（头发长，见识短）……
文学手法的翻译可以保留习语的比喻、民族特征和语言方式等特点，但这些都必须建立在读者熟知另一语言的基础上。
2.意译
意译指的是在掌握某一内容大概含义的基础上，能够流畅、自然的翻译，而不用过分注意细节翻译。意译也要注意原句的句式、结构、修辞手法等，而不是自由的添加或删减。鉴于文化背景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保持原文比喻、形象的民族、地方色彩等。例如，“acatonhotbricks”（在炽热的砖头上行走的猫），与汉语“热锅上的蚂蚁”不谋而合。有“非常狼狈、异常焦虑”之意，因此易于读者理解。但有时候时，我们无法保留原本语句的字面意义和形象意义，也无法找到同义的习语借用，这时可将原文的形象更换成读者所熟悉的另一个译文形象。例如，汉语中的“天有不测风云”。如果将该句直译成英语会使英语读者感到困惑。因为他们很难理解汉语的“风云”一词。如果译为“somethingunexpectedmayhappenanytime”则容易让英语读者理解。这样的例子很多，“breakoutofthepotthatholdusin”被译为“打破这个把我们关在里面的罐子”，许多非英语的读者对于这句话感到困惑，因此译为“出人头地”更合适。
3.注解
严格意义上讲，注解不能够作为翻译方法解释，但它确实影响到翻译的内容。因此，当习语被第一次介绍给译入语时，注解起到关键作用。“叶公好龙”一词被直译为“LordSheh’sloveofdragon”，并注解为：“叶公很喜欢龙，在他住的地方画的、刻的都是龙。有一条真龙听说这件事后，亲自拜访了他，叶公由于惊吓过度而发疯。”这则注解起到了恰当的解释作用。
4.直译和注解的结合
虽然有些习语广为人知，但非本语言的读者不知道其来源。因此，有些汉语习语翻译时将直译和注解相结合达到保留原句形象的目的。例如，“theplannerwerebusybypassingtheGordianknot.”计划制定者为躲避戈尔迪之结——棘手的问题而忙得不可开交。
以上讨论到的是最基本的翻译方法，不同的习语有其特点、形式和文化背景，因此在翻译时应采取不同手法灵活处理。
三、结语
英汉两种语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发展过程，各语言包含的习语丰富而多样。因习语中包含的文化因素不同，故传达的内容有差异，人们对于习语的理解容易造成困难，因而习语的翻译往往是个难点。通过探讨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直译，意译，注解等翻译技巧和原则，将原文内容灵活处理，相互补充和完善，紧密联系习语的文化背景，回归原文内容以及文体风格的基础上，达到信，达，雅的标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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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平安．源于莎士比亚作品的英语习语[J].英语知识，2000，（6）．
篇9
关键词: 美声 发声 方法与技巧
美声唱法即优美、动听的歌唱,它不仅是一种发声方法,而且代表着一种演唱风格,一种声乐学派。
美声唱法特点:(1)音域宽广,声区统一;(2)声音连接圆滑和优美;(3)明亮松弛,讲究高位置;(4)灵活华彩、轻巧俏丽;(5)重视呼吸、用气歌唱;(6)注意内涵、表现丰富。
声乐教学没有器乐教学那样直观。学生通过聆听教师的范唱和从教师的教学语言中,理解发声的原理和琢磨歌唱的技法,领会音乐作品的内涵,创造美好的声乐艺术形象。
美声唱法必须做到:(1)声音圆润、柔美、自如;(2)声音响亮有穿透力;(3)音域宽广统一;(4)音准完美、节奏准确;(5)咬字吐字清楚、纯正有韵味;(6)用心情歌唱、感情真挚动人;(7)声音持久、不易疲劳。
怎样掌握好美声的发声方法?
1.掌握正确的呼吸
意大利人说:“不会呼吸,就不会歌唱”。卡鲁索说:“一旦掌握了呼吸的艺术也算走上了可观的文艺高峰的第一步。”在练习呼吸时,应注意力集中,身体放松,鼻子深吸,吸入深处,越低越好(丹田之气);把身体比作一个花瓶,把“水”倒进瓶子,是从底部开始有水,再慢慢向上充满,直到顶部,气息充满整个身体后再用嘴吐出来,用鼻子吸、嘴吐。wWw.133229.COM每次做呼吸练习2—3分钟。睡眠时的呼吸(深呼吸)就是歌唱用气时的正确呼吸:(1)开始练最好躺在床上,那时身体很放松,如果觉得气吐完了,下面一定要抵住,那样就可以多拖几拍,唱时不能放下来,唱完不动,还可以唱几拍;(2)平躺,舒展地大吸一口气,上身慢慢抬起,并徐缓地做吸气动作,体会横隔膜、腹肌张力控制气息;(3)平躺,两脚慢慢抬起徐缓吸气。
可用字母“s”或“f”的发音法练习呼气,循环反复“呼一次”就“唱一句”,来体会在歌唱发声时的气息控制。歌唱时一定要吸足气后再唱(腰、腹、饱满凸起),口型呈打哈欠状,露出上牙,下巴自然松下,咽腔打开,喉头下垂吸足气后瞬间就唱。吸气时两肋张开,横隔膜用力向下坐,同时腹部及腰部一圈的肌肉要向四周扩张。呼气时,也就是唱歌时,保持住这几种力量的对抗平稳,均匀而缓慢地吐出去,也就是要有控制,呼吸要有弹性,走快速音阶练习,快吸——保持——慢呼。
2.唱歌的用力
唱歌用气力(气息、支持)而不用喉力;有了呼吸,要忘记喉咙,只利用呼吸来抵制喉音,如不忘记喉咙,一张口它就出来用力,因此不用喉咙用力,力要用在呼吸、丹田之气上。当我们呼气时,下面用力抵住,有了气息的支持,喉咙放松了,声音自然到前面,用气讲话唱歌是关键。
3.喉咙打开、喉头稳定、位置不变
(1)喉咙打开:喉头下放到最低点。“打哈欠”状是打开喉咙的最好办法。打哈欠:轻轻张开嘴,用鼻与口同时快速地吸一口气,贮存在腹部,想象自己的鼻子酸胀,然后像我们平时困了打哈欠一样,把气吐出来。外部姿势是:吸气,嘴张开(呈“打哈欠”)做微笑状,露上牙,松下巴即唱,声音在上腭部位反射出来,可以找到鼻咽腔的声音,这种声音响而宽,声音位置也高,要在演唱时体会到,打开下颌骨(耳根下面)的同时还提起软口盖,这是打开喉咙的关键。唱时永远开着唱(不管五个基音口型如何变化,但咽喉腔是打开的),里面比嘴张得更大些,通常说,歌唱家的嘴巴在后面咽喉腔里。贝基大师说,按打哈欠的喉结位置去发音,这是非常简单的途径。
(2)喉头稳定:喉头下垂稳定是摆声音位置的关键。采用横隔膜两肋左右张开的深呼吸法,每个音都有呼吸(底气)支持点,这样喉头就下垂了。放松下巴动作——左右摆动下巴(头尽量保持不动)。
(3)位置不变:检验声音位置对与否的具体方法。在头部稍后仰的瞬间,唱出延长的a元音——旋即头部又慢慢地前仰下垂,如果声音卡在喉咙里,那就说明声音位置变了,咽喉腔、鼻咽腔没打开。锻炼位置不变可唱,低音至高音(没旋律,是拉警报),声音位置一点都不能变,一定要在位置上唱,丝毫不要有裂痕(声音发岔),但随着音高动气息要直通鼻咽腔高位置上去。唱高音时用“ha”一下打上去,不能“冲”去唱高音,可用半声来唱,气息往下,下行位置不变,用横隔膜的力量。
(4)找好面罩共鸣。“面罩”原指养蜂人怕蜂螫而戴在头上遮住面部的小网,声乐指人口腔以上的共鸣部位,内藏得一个个小空室——上颌窦、颚窦、筛窦、蝶窦等。面罩共鸣:振动在上鼻咽腔两腮上面,两边太阳穴延至眉心处。声音位置:额面两眼下面一点,两口颧骨前,牙关的打开处,声音的位置必须始终保持在面罩共鸣里。共鸣位置只有一个,没有胸腔、喉腔、鼻腔、头腔之分,只有面罩共鸣点。怎样才能找到面罩共鸣呢?面罩共鸣好比一座大楼:
三层:高音
共鸣点 二层:中音
一层:低音
低音往上,高音往下,把声音训练成一条线,而不是三截声音,下粗上细。往往我们是越低越往下压,越高越往上抬,结果是越压越空,越抬越紧。高低音应该是一个交叉的方向,这个交叉声音应在面罩上汇合成一条线。把所有的音都套在中音共鸣点上形成一条直线,也就是一个音套一个音。高低音都在这个“一条线”,音色是同样的,音质是同样的,音量也是同样的。
(5)低音聚,高音开。发低音不能把嘴张得过大,否者声音不聚了,就空(散)了,要把声音集中往上送,位置不变,需用较多的气息。“高音开”,随着音慢慢开,笑着唱(横)但位置(点)不能变,到了一定高音后再张(笑张),骨头张(揭盖),不张口腔。怎么张呢?在挂钩处张(颌骨),嘴跟着张,而不是先张嘴。开到最高限度后声音要转,以发出自己最高音,上腭的上口盖要向上打开。
世界著名声乐大师意大利男中音歌唱家吉诺·贝基说:“意大利(美声)唱法的内涵和秘诀说了三点:良好的气息支持、完美的打开喉咙、充分的面罩共鸣。”做到这三点就找到了打开美声宝库的金钥匙。 整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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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俊卿著.歌唱发音的科学基础.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
[4]汪明洁等著.声乐教程.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
篇10
简介:
本书分为三篇，上篇<学术论文写作基本知识>面向所有研究生及学术论文作者，介绍学术论文的基本概念、基本特点、学术论文规范化与标准化的意义，对学术论文写作中的常见问题进行了概述。中篇<社会科学论文写作与规范>主要面向文科研究生的论文写作，下篇<自然科学论文写作与规范>主要面向理工科研究生的论文写作。内容不局限于写作层面的技术问题，而是深入到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层面，向学生讲解学术论文的写作方法，注重实例分析，力戒理论空谈，有较强的实用性和针对性。
目录:
前言
上篇 学术论文写作基本知识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学术论文的基本概念与特点
第二节 学术论文的分类
第三节 学术论文的规范化与标准化
第四节 学术论文常见问题概述
第二章 学术论文的选题
第一节 选题的意义
第二节 选题的类型
第三节 选题的原则
第四节 选题的价值
第三章 学术论文的文献资料搜集
第一节 搜集文献资料的意义
第二节 搜集文献资料的工具
第三节 搜集文献资料应注意的问题
第四节 搜集文献资料的方法与技巧
第四章 学术论文的发表与著作权保护
第一节 对发表媒体的选择
第二节 论文中与著作权相关的内容
第三节 中的著作权问题
第四节 论文数字化传播中的著作权问题 中篇 社会科学论文写作方法与规范
第五章 社会科学论文中常用研究方法分析
第一节 研究方法的确立
第二节 思辨研究方法应用分析
第三节 实证研究方法应用分析
第四节 解释研究方法应用分析
第六章 社会科学论文的结构
第一节 结构设计原则
第二节 结构设计框架
第三节 层次与段落结构
第四节 内文细节设计结构
第五节 硕士学位论文结构要件
第七章 社会科学论文的常用写作方法
第一节 议论的写作方法
第二节 证明的写作方法
第三节 驳论的写作方法
第四节 说明的写作方法
第八章 社会科学论文的规范化
第一节 摘要的写作与规范
第二节 关键词和分类号标引规范
第三节 参考文献与注释的规范
第四节 图表的应用与规范
下篇 自然科学论文写作方法与规范
第九章 自然科学论文常用研究方法分析
第一节 实验研究法应用分析
第二节 灵感思维法应用分析
第三节 假说研究法应用分析
第四节 观察研究法应用分析
第五节 类比研究法应用分析
第十章 自然科学论文的结构
第一节 理论型论文
第二节 理论应用型论文
第三节 实验型论文
第四节 观测型论文
第五节 综述型论文
第六节 硕士学位论文
第十一章 自然科学论文写作方法
第一节 引言的写作方法
第二节 正文的写作方法
第三节 结论的写作方法
第四节 英文内容的写作方法
第十二章 自然科学论文的规范化与标准化
第一节 题名、层次和作者署名的规范
第二节 关键词和分类号的标引规范
第三节 图表的应用与规范
第四节 单位的规范化与标准化
第五节 量的标准化与规范化
第六节 数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用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