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贷款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股东贷款，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因为增资需要由董事会提议，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筹集资金后还要重新进行验资，变更工商登记。而向股东贷款只需签订相关合同，从程序上、时间上贷款均较短。

股东贷款合同范本

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根据甲方于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签订的设立________________有限公司章程第_____章第_____条的规定，甲、乙双方就乙方公司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的差额部分金筹措问题达成如下合同：

一、乙方公司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的差额________万美元由甲方从境外提供股东贷款解决，即由甲方从境外提供自有资金贷款。

二、甲方应保证其在乙方公司注册资本中的出资按期到位并按乙方公司建设和生产经营进程所需提供股东贷款、甲方为乙方公司提供的股东贷款总额不超过乙方公司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的差额________万美元、用途应与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规划相符。

三、乙方有义务按建设和生产所需提前一个月向甲方提出贷款要求。

四、甲、乙双方应协商订立合同确定每次贷款的用途、金额、利息、到帐期限和归还期限等有关事宜。

五、甲方为乙方提供的股东贷款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在贷款合同签订后一个星期内向外汇管理部门办理外债登记手续。

六、甲、乙双方应遵照本合同的条款履行各自义务、如有违约、造成一方损失的、违约方应承担相应责任和赔偿。

七、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一份报审批部门备案、由甲、乙双方于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订立、双方签字后生效。

甲方（投资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篇2

【摘要】 采用髋动力带锁钢板治疗股骨转子间粉碎性骨折27例，分析手术效果，评价髋动力带锁钢板。髋动力带锁钢板系统符合转子间骨折的生物固定要求，手术适应证广泛，操作简便，并发症少。

【关键词】 股骨骨折;内固定

股骨转子间骨折的发病率上升明显[1]。2006年8月～2009年3月，笔者使用髋动力带锁钢板治疗股骨转子间粉碎性骨折27例，效果良好，现报告如下。

临床资料

1 一般资料 本组27例，男性19例，女性8例;年龄28～68岁，平均47岁。致伤原因：道路交通伤14例，摔伤10例，高坠伤3例。骨折类型：Evans Ⅱ型10例，Ⅲ性15例，Ⅳ型2例。

2 手术操作 采用连续硬膜外麻醉，患侧臀部垫高，取大转子外侧切口，显露大转子、股骨颈基底、股骨干上段、直视下断端复位，崩裂的小转子及转子上骨折块，不要求强行复位。大转子下方1cm钻入2.0克氏针1枚直至髋臼作暂时固定，从大转子前方紧铁股骨颈向股骨头钻入1枚克氏针以确定前倾角。选择合适的髋动力带锁钢板，并确定钢板紧贴骨面，固定器临时固定于股骨干，从钢板的前锁定孔拧入导向套管，导管内插入1枚克氏针，进针点位于转子下2cm，并确保导针与颈前方插入的克氏针相平行。透视下测量进针深度，然后沿导针扩孔，攻丝后拧入锁定钉(老龄患者无须攻丝)，再于钢板移行 孔内置入1枚皮质骨螺钉，使钢板与转子部皮质骨相贴。同法置入其余2～3枚拉力锁定螺钉，术中根据骨折情况分别进行拉力钉加压。远端用普通4.5mm皮质骨螺钉固定钢板。术毕，彻底冲洗切口，放置引流管逐层关闭切口。

3 术后处理 术后常规应用抗生素3天预防感染。对稳定型(Evans Ⅰ型及Ⅱ型)及无严重骨质疏松者，术后1周开始进行床上肌力训练，2周床边坐、站及借助工具行走练习。对于骨折复杂(Evans Ⅲ型及Ⅳ型)及所有骨质疏松严重的患者，给予维生素D和降钙素联合治疗，延迟负重活动。

4 结果 手术时间50～90分钟，平均60分钟，术中出血100～400ml，平均200ml。本组患者全部获得随访，时间6～20个月，平均16个月。临床疗效按Sanders髋关节创伤股骨粗隆间骨折的评定标准，总分60分，本组优秀(55～60)21例，良好(45～54)4例，差(35～44)2例。

讨 论

髋动力带锁钢板的远端部分与动力髋螺钉(DHS)的远端结构相同，主要差异在近端部分，技术上采用近端锁定，远端非锁定结构。该系统3～4枚拉力钉紧贴股骨颈髓内骨面，扩大了固定截面，并与钢板构成整体锁定连接。同时拉力锁定钉置入股骨头颈部，通过其两端螺纹的螺距差分别进行3～4个方向的加压，以保证断面的有效接触和加压效果。

髋动力带锁钢板系统中拉力锁定钉置入后其几何形状呈立体三角形结构，与股骨颈Ward“”的应力分布原理相符，4钉的水平夹角与纵向夹角使其能有效的分散应力，控制转子部的压力和张力的分布，防止头颈旋转移位，不易发生松动和退钉，防止髋内翻的发生。尤其适用于骨质疏松或老年患者[2]。DHS的拉力主钉直径太大，术中常常导致进针的医源性骨折，往往因钻孔“空洞”而丧失内固定强度，尤其是对于Evans Ⅲ、Ⅳ型骨折合并冠状面骨折及骨质疏松的患者。大直径钻孔对于股骨头部的损伤较大，一旦置钉有误，更换位置和角度时，单轴向加压不能确保断面的有效接触，术中常见断端侧方和短缩移位，且无法控制头颈部的旋转。Gamma 钉及PFN内固定系统，远端锁钉的使用，避免了严重粉碎骨折可能引起的骨断端短缩和旋转移位的发生[3]。对于转子部粉碎骨折的患者，置钉可加重局部创伤，固定失稳，骨折复位欠佳，导致髋内翻。有时会出现加压螺钉退钉和股骨颈切割情况，螺钉之间的骨质容易退化，增加了股骨头坏死的可能。

髋动力带锁钢板系统能最大 限度地使骨折 端解剖复位，为固定创造良好前提，具有稳定的力学性能，更适用于骨质疏松或者老年患者。骨质疏松患者不扩孔直接锁定拉力钉，与AO的治疗股骨转子间骨折的螺旋刀片系统相比，即提高了稳定性，又很好地防止旋转及钉周空洞形成。治疗股骨转子间骨折的AO螺旋刀片系统主钉近端17mm，要求患者股骨转子部位股骨内径不低于20mm，对于股骨近端过细及Evans Ⅲ型及Ⅳ型的患者不易使用，髋动力带锁钢板系统由于近端3～4枚拉力钉加压固定，增加了手术的随意性及可操作性。多根拉力钉进行头颈固定，钻头及钉的直径小，不易造成转子下的医源性骨折。而且一旦进钉有误，经调整后不至于因头颈部松质骨破坏而影响固定效果。同时3～4枚拉力钉紧贴股骨颈髓内骨面，扩大了固定截面，能有效的控制断端过度侧方移位与嵌插，保证断面的有效接触和加压效果，3～4枚拉力钉加压固定，每颗钉无需太长，不要求“尖顶距”以10mm为宜，只要跨过股骨矩即可。

髋动力带锁钢板系统的放置是先置入钢板，后置入拉力锁定钉。可以减小纵向切口的长度，减少了手术带来的创伤。股骨颈内置入的3～4枚螺钉，直径较小，分布在颈的不同部位，对股骨颈的影响较小，随访病历中尚未出现股骨头坏死情况。拉力锁定钉可借助导向套管和颈前克氏针自动确定颈干角和前倾角，手术简单、易操作。通过临床应用，笔者认为髋动力带锁钢板系统在生物力学上更符合转子间骨折的生物固定要求，手术适应证广泛，操作简便，并发症少，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

参考文献

[1]Ly TV，Swiontkowski MF.Treatment of femoral neck fractures in young adults[J].J Bone Surg(Am)，2008，90(10):2254-2266.

篇3

2007年是摩托罗拉在华开展业务的第二十个年头，20年来摩托罗拉一路引领着中国通信产业的发展趋势，并始终与中国的运营商保持着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007年是对中国通信产业意义深远的一年。移动通信行业在2007年刚好走过了20年的发展历程，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辉煌成绩。2007年也是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前夜，通信行业的各种新标准、新技术、新应用等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当中；同时，2007年也是国内电子产业最大的外商通信企业之一的摩托罗拉公司在华开展业务的第二十个年头，20年来摩托罗拉一路引领着中国通信产业的发展趋势，并始终与中国的运营商保持着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创新的产品服务于中国人民的通信生活。

帮助运营商平滑过渡

2008年将极有可能成为中国的3G年。运营商如何从现有的2G、2.5G平滑过渡到3G，将成为3G元年的一个重要命题。而是否能符合3G的不同技术标准，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也成为衡量设备提供商实力的重要指标。

作为行业的领导者，摩托罗拉在网络基础设施、移动通信终端、应用平台和集成、业务方案等多方面都为3G做好了积极而充分的准备。摩托罗拉拥有先进的3G技术，在中国成立了各方面的实验室，包括现场试验，并在北京为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做了UMTS和CDMA2000测试，取得了很好的结果，完全能够符合中国在3G上的需求；同时，摩托罗拉也跟现有的移动运营商进行设计、商业模式等的探讨和研究，对于3G系统的安装、调试、维护方面都做了很多技术方面的培训，这样能够用最短的时间把这个系统开发出来，而且把这些业务平滑地从2G、2.5G过渡到3G，从而保证消费者的现有业务不会因为新系统的开通而受到影响，还可增加更多的业务。

同时，随着中国进入3G时代，无论是运营商、还是供应商都必须开始考虑未来的发展。为此，作为未来的一种可能性，长期演进计划(LTE)也将得到迅猛发展。LTE的数据传输速率可高达100Mbps，大大提高了系统容量，简化网络结构，使运营商又增加了一种移动宽带接入的选择，也为用户带来了更好的语音和数据业务以及更好的体验。而摩托罗拉在LTE标准方面一直是领先的贡献者，目前正在致力于发展LTE并实现商业部署，并已与一些服务提供商在发展LTE和产品研发方面展开合作。

此外，凭借与国内运营商多年的合作经验，摩托罗拉深刻了解运营商的需求，根据中国通信市场的需要，摩托罗拉的解决方案能够更加合理优化网络配置和性能需求。例如摩托罗拉在中国国内推出的MotoViP、MotoANS和MotoMatch就是分别针对网络优化、网络管理和网络规划的服务。这些项目，为帮助运营商维护好一个高效率的无线网络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证。

同时，摩托罗拉始终信奉与运营商双赢的理念，只有协助运营商不断提高竞争实力，才能共同促进通信产业的发展。一直以来，摩托罗拉利用在全球电信领域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全球领先的通信技术储备，为本土的运营商提供先进的运营管理和技术培训，摩托罗拉的工程学院就是一个能够提供这种专业培训的机构。

2007年底，位于北京望京的摩托罗拉中国创新园区的研发中心正式投入使用。这是摩托罗拉全球最主要的研发基地之一，将提供涵盖WiMAX、GSM/UMTS、CDMA、服务等领域的广泛研发和支持工作，为国内的运营商，乃至全球市场提供相应的技术和解决方案的支持。

行业应用成为重要增长点

当前，通信技术的发展已经脱离纯技术驱动的模式，正在走向技术与业务相结合的新模式，市场需求成为推动移动增值业务发展的原动力。从行业应用和业务需求的角度看，最大和最深刻的变化是从语音业务向数据业务的战略性转变。长远来看，只有面向数据业务，移动应用的市场才能不断扩大。而行业用户黏性强，每用户平均收入(ARPU)值高的特点是移动增值市场开拓的重点，将成为无线数据业务的主体。

目前随着无线网络的逐步完善和带宽速率的提高，移动商务将成为企业信息化发展的重要目标。移动增值业务覆盖的范围相当广泛，从企业移动办公、政府和公共安全到能源及交通物流，各种基于移动数据技术的行业应用方案，因其具有提高管理效率等优势日益受到行业用户的推崇。“十一五”期间，移动通信产业的发展重点之一是充分利用现有移动通信网络资源，挖掘服务潜力。“十一五”计划中还提出了对社会及企业信息化的要求，这都为推动移动增值业务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此外，即将于2008年在北京召开的奥运会将是推动移动数据应用的一个大好时机。

摩托罗拉十分重视行业用户信息化的发展，一直在国内积极探索全新的业务模式，为电信运营商组建全新的信息产业价值链提供切实的帮助。2007年摩托罗拉推出了行业高效移动解决方案(CVS)。CVS就是集合IT及移动技术，利用创新的商业模式，在公网来推动企业采用移动化解决方案，实现无缝移动。为了使整合的行业应用更加满足本土用户的需求，去年摩托罗拉首次在湖南省长沙市建立了移动应用创新中心，主要开发与增值业务及行业应用相关的增值业务平台及软件。通过这个创新中心，摩托罗拉能够与本地的运营商、服务提供商、内容提供商和行业及大众用户紧密合作，共同参与无线应用技术的创新和开发。

行业解决方案需要应用到很多不同的新技术，而摩托罗拉在这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在接入层面有can-opy、mesh等网络设备；核心网络方面，摩托罗拉的产品占有率无论在移动还是联通都独占鳌头；在应用层面，摩托罗拉既有支持无线寻呼的POC一键通技术，也有pushmail，手机定位等技术，如湖南移动目前使用的手机定位系统就是采用了摩托罗拉的产品……正是由于在各个层面都有自己的产品和技术，摩托罗拉才能最好地融合各层面的新技术而形成高效的全方位立体解决方案。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新的产品和技术，才使得摩托罗拉可不断地持续开发出不同的行业解决方案。

无线宽带无处不在

2007年，通信行业的一个热门词汇就是“融合”，从产业的角度看，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即将到来的2008年，融合将得到进一步深化，包括固网、无线、有线电视等多个领域都将更加紧密地联系到一起。因此也带来对新业务和商业模式的迫切需求。

面对这种趋势和变化，摩托罗拉提出了“无缝移动通信”战略，并正在凭借公司独特的优势，通过整合各种各样有线和无线的、端到端的系统，实现无缝、可靠、不间断的数字娱乐，为用户提供更高带宽、更丰富体验的服务。摩托罗拉为有线、卫星电视、固网通信运营商及无线服务供应商提供宽带接入系统；为DSL网络以及有线电视网络运营商提供数字视频系统解决方案以及交互式机顶盒、语音及数据调制解调器，并且竭力为上述系统和设备提供售后服务。凭借丰富的解决方案产品线，摩托罗拉帮助运营商使用户轻松获得丰富的信息和服务，让用户真正感受到无线宽带，无处不在。

篇4

【关键词】资本弱化反避税安全港规则国际应用启示

一、资本弱化的税收表现及负面影响

资本弱化，又称资本隐藏、股份隐藏或收益抽取，是指企业投资者为了达到避税或其他目的，在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上，降低股本的比重，提高贷款的比重，以贷款方式替代募股方式进行的投资或者融资。资本弱化特点是企业注册资本与负债的比例不合理，注册资本太少，满足不了企业生产经营对资本金的基本要求；借入资金过多，债务风险太大。[1]

从税收方面讲，资本弱化的表现一方面使公司通过更大比重的贷款融资而获得更多的利息扣除，从而减少应税所得，达到减轻税收负担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隐藏股本，也可以减少对分配股息征收的税收。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通过资本弱化的方式运作资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方面税收好处:(1)由于利息作为费用支出起到的抵税效果，减少了子公司的经营利润，从而使子公司交纳税率较高的企业所得税；(2)子公司利息支出过高而造成亏损，还可以获得别国子公司的损失抵补；(3)若对公司利润征收所得税，而对支付给母公司股息征收预提税的情况下，可以避免外国对公司利润的双重征税；(4)在不同税收管辖权之间转移纳税义务，以减少在全球的应纳税额，使得归集股息抵免最大化、外国税收抵免最大化。

对东道国和投资国来说，资本弱化有着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从东道国看，高比例的借贷资本导致公司设立时就出资不到位甚至虚假出资，设立后因支付贷款本金及利息被抽走出资，资本金实质减少，增加了公司经营风险、银行风险和社会金融风险，高额的境外利息扣除损害了东道国应有的税收权益。从投资国看，由于各国对境外投资所得的征税及抵免规定不同，监管力度有限，且跨国公司通过设在避税港的关联公司进行投融资的情况日益普遍，资本弱化易导致投资国的资金外流，对其税收权益产生较大的冲击。

二、安全港规则国际应用实践

面对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利用资本弱化避税问题，有关国家纷纷建立起资本弱化税制加以规避。英国早在1970年就制定了资本弱化税制；美国1976年也建立起资本弱化税制，其后，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相继引入和制定了这一税制；日本于1992年税制改革时，正式引入了资本弱化税制。目前，国际上防止资本弱化通行的做法有正常交易法（独立企业原则）和固定比率法（安全港规则）两种。由于安全港规则是根据债务/股本比率来确定不允许税前扣除的利息，相对于正常交易法而言，它具有刚性强、透明度高、操作容易等优点，因而，实行资本弱化税制的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多数国家都采用安全港规则，只有英国等少数国家采用正常交易法。

安全港规则也称为固定比率法，即在税收上对债务资本和股权资本的比例进行限制，如果公司债务对股本的比率在税法规定的固定比率之内，税务部门将不会要求公司证明其按照公平成交原则选择融资方式，也不会对公司融资方式进行税收调整；如果公司债务对股本的比率超过税法规定的固定比率，则税务部门将要求公司证明，并对其进行调查调整，将超过固定比率部分债务所支付的利息视同股息征收所得税。这一固定比率在税收术语上称为安全港，它代表在税前扣除上港内是安全的、免税的，港外则是不安全的、征税的。

实行安全港规则的国家基本上采用债务对股本的固定比率作为判断是否存在资本弱化现象的标准，但由于各国立法背景的不同，也就导致所规定的固定比率有高有低。实行1.5:l的国家有法国、美国；实行2:1的国家有葡萄牙；实行3:1的国家最多，有澳大利亚、德国、日本、加拿大、南非、新西兰、韩国、西班牙等国，荷兰规定为6:1。由此可以看出，正确计算债务对股本的固定比率就成为安全港规则的核心内容，为使这一比率符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各国在资本弱化税制中就贷款的类型、计算贷款资本金的时间、安全港规则的适用对象等问题进行明确界定。[2]

1．贷款类型的规定。由于企业贷款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各国计算固定比率的贷款资本金的类型规定不同：

第一，一般性投资贷款，即股东以贷款形式对企业的长期投资，各国都规定要计入贷款资本金。

第二，短期贷款，美国对股东的应付款期限在90天以内的部分，由于不计息，因此不计入贷款资本金中；澳大利亚对其非居民股东的应付款期限在30天以内的，即使计息也不计入贷款资本金中；德国由公司股东提供的期限在6个月以内的贷款，不计入贷款资本金中；而西班牙、加拿大、日本等国，不考虑贷款的期限长短，一律计入贷款资本金中。

第三，背靠背贷款，即股东先将款项存入银行，再由银行向公司提供贷款，多数国家规定利息不能在税前扣除，贷款也不计入贷款资本金总额。

第四，无关联第三方提供的对股东有追索权的贷款，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做法。德国、西班牙、美国、葡萄牙、新西兰、南非等国将此类贷款计入贷款资本金总额；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国则将其视为一般的无关联方提供的贷款，不计入贷款资本金总额。

第五，混合融资工具，因其具有贷款和股本投资两种性质，且仅支付利息，没有归还贷款的期限，并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分享利润和损失、参与准备金计提和破产清偿等原因，多数国家将此类贷款计入贷款资本金。但德国直接采用对此类贷款利息不予扣除的办法。

2.贷款资本金的确认时间。企业各种贷款的期限不同、贷款的时间也不同，而且贷款总是处于动态，何时将贷款余额计入安全港固定比率计算公式的分子，各国对此有不同的规定，其确认的方法主要有：（1）年底法。美国以年底的贷款余额超过资本总额余额（股本余额和所有贷款余额之和）的60%为标准；（2）平均法。西班牙和日本以纳税年度全年按月计算的平均贷款余额为基础；（3）最大法。加拿大以一年中贷款额达到最大的那个时点的贷款资本金总额为计算依据；（4）时点法。德国则以一年中任何时点非居民股东提供的贷款超过安全港的数额为计算基础。另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规定企业可在最大法和平均法中进行选择。

3.贷款提供人的身份和安全港规则的适用对象。美国在计算债务/股本比率时，以公司全部债务为基础，不考虑贷款提供人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其他实行资本弱化税制的国家都规定贷款提供人为公司股东时，其所提供的贷款才要计入贷款资本金，来确定是否超过安全港比率；与公司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如无关联关系的银行）提供的贷款不计入贷款资本金，无论其数额多大都不适用资本弱化税制。

资本弱化规定限于以股东为对象的情况下，对股东提供的贷款资本金，具体计算时是以单个股东分别计算还以非居民股东为整体进行计算，各国规定也不同。一般来说可分为以下三种：一是以单个非居民股东分别计算，分别适用安全港规则，计算贷款资本金与股本的比率以单个股东为单位，即使公司贷款资本金总额与股本总额的比率没有超过安全港比率；但如果某一股东提供的贷款资本金与其所拥有的公司股本的比率超过安全港比率，其超过部分的利息就不能扣除。二是以非居民股东作为整体，来确定其所提供的贷款资本金与所拥有的公司股本的比率。只有非居民股东所提供的贷款资本金整体地超过安全港比率，才适用资本弱化税制。三是以公司整体计算的债务/股本的比率、以非居民股东整体计算的债务/股本的比率，同时超过安全港比率的情况下，才适用资本弱化税制。

各国都规定作为资本弱化税制适用对象是超过最小的参股水平的非居民股东，参股比例美国、法国规定50%以上，日本、新西兰、韩国规定达到50%，德国规定超过25%，西班牙规定达到25%，南非规定达到20%，而澳大利亚规定达到15%。

4．股本的确定。作为计算安全港固定比率的分母，股本一般根据企业会计报表的数据加以确定，其内容包括：法定股本（已付款认购）、保留公积金、上年结转的保留收益、准备金。股本一般以账面价值为准，但新西兰规定以资产的市场价值为准。多数国家规定股本的计算时点与上述贷款资本金的计算时点要相互一致，而德国规定股本计算以上一年的年末数为准，而贷款资本金则以当年最大额为基础。

5．超过比率债务利息的处理方式。如果特定股东的债务／股本比率超过了法定的安全港固定比率，可以认定资本弱化的存在。实行安全港规则的国家，对待超过法定安全港固定比率债务支付的利息有以下两种处理方法：[3]一种是将超过安全港比率债务所支付的利息不予作为费用扣除。采用这一方法的国家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法国采用类似方法。这种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可能导致国际双重征税，因为贷款利息在来源国被征税，而在利息获得者的居住国还要被征税，获得者在居住国纳税时，其在收入来源国负担的利息所得税得不到抵免。既然在收入来源国，利息不被作为费用给予扣除，只能成为所得税的税基被征税，但名义上却不是以利息税的形式出现，因而不能在居住国纳税获得抵免。二是超额利息不被扣除，会减少公司利润，从而导致对股东分配的减少，而提供贷款资本金的股东只是股东的一部分。由部分股东造成的结果，却由全体股东承担，有失公平。另一种是将超额利息视为利润分配或股息。对超过安全港比率的利息，不仅不能作为费用扣除，而且明确将其重新归类为公司分配利润或股息，按股息的税率征收公司所得税和预提税。采用这一方法，“贷款”提供者获得的这部分“股息”在收入来源国承担的所得税和较低的预提税(如果有双边税收协定)，可在其向居住国纳税时获得抵免。因此，此方法较上述仅考虑不予扣除的做法更合理一些。这一方法在德国、韩国和西班牙等国采用。

除了上述处理办法外，许多国家还就特定行业或经营领域规定了特别的规则。一种是规定某些行业免于适用资本弱化税制，如德国规定银行只要对其非居民股东提供的贷款资本金按固定利息率支付利息，就不适用资本弱化的规定。二种是对某些行业规定了较高的安全港比率，如澳大利亚对某些金融机构放宽安全港比率，从3:1放宽到6:1；德国对持股公司的安全港比率放宽到9:1(因为德国对持股公司的子公司不给予安全港比率)。此外，一些国家不普遍推行资本弱化规定，而只在某些行业实行，如挪威的资本弱化规定只适用于在大陆架从事石油、天然气开采作业的公司，瑞士只在不动产投资公司采用资本弱化规定。

三、对我国建立资本弱化税制的启示

目前，利用资本弱化避税在我国同样成为纳税人避税的手段之一，因此，我国有必要借鉴西方国家安全港规则的成功做法，在整理现有零散防止资本弱化的一些规定基础上，建立一套实用、规范的资本弱化税收制度。

1．加强对安全港规则的研究，并以此规则来确立我国资本弱化税制。面对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利用资本弱化避税的挑战，我们有必要加强对安全港规则中的债务/股本比率、债务资本和股权资本的计算范围、超额利息的计算时间和计算公式等问题进行实质性研究，并对我国现有的一些防止资本弱化规定进行认真梳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尽快以安全港规则来确立我国的资本弱化税制基本框架。

2．确定合适的债务/股本比率，并调整关联方最低控制水平。目前实行资本弱化税制的国家中，美国、法国和德国的比率为1.5:1；澳大利亚和葡萄牙为2:1；加拿大、日本、南非和韩国实行比率为3:1；对于金融企业，大多数国家规定的最高债务资本比率一般在13:1至20:1之间。债务/股本比率越低，说明资本弱化规则越严格。严格的资本弱化法规虽然有利于抑制税前的利息扣除从而增加税收收入，但同时也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如抑制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影响跨国公司对本国企业的投资积极性，造成投资扭曲与短期收入增加不相称，给国家的宏观经济利益造成损害等等。因此，在制定资本弱化法规时，应结合OECD国家的经验，并考虑到我国宏观经济环境，以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仍需要大量引进外资继续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债务/股本比率应较发达国家略高，对一般行业的比率确定为2:1至4:1之间，对金融业、房地产业等一些特殊行业，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放宽比率约束。

基于资本弱化规则的目的，我国也应要求居民公司和贷款的提供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特殊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不存在特定股本控制关系的第三方是不适用资本弱化规则的。资本弱化规则所适用的特定股东，多数国家要求的是“非居民股东”，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等；而有的国家则不将特定股东限定于来自于境外，国内的股东同样也适用于资本弱化规则的制裁，如美国和英国。目前，我国关联方关系最低控制水平是25%，比许多发达国家都低，所以应适当提高，一般认为50%较为合适。另外，为体现公平原则，可借鉴美国的做法，对居民和非居民采用同样的标准。即我国的一个居民公司如果50%股本由另外一个居民或非居民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则后者是前者的控制方，前者向后者支付的超额利息不能在税前扣除。

3．明确固定债务/股本比率的计算对象。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我国的安全港比率应以单个股东为对象来计算。公司的债务/股本比率超出安全港范围一般是由于特定股东出于避税目的多贷款少出资的结果，将一方责任产生的超额利息不予扣除的后果强加给所有的股东来分摊承担是违背“责任自负”原则的。在我国外商投资企业中，常常是外方利用在企业中的控制地位或中方合作者的其他弱点，实施资本弱化来避税，中方股东显然不应当来承担利息不予扣除的风险。如果多方股东都存在这种债务替代股本的行为时，以单个股东为计算对象显然也是适用的，完全涵盖了以公司整体为计算对象的情形。

4．明确债务资本和股权资本的范围。债务资本应该界定为企业直接或间接从所有关联方获得的、按照合同约定需要定期以现金或其他非现金形式支付固定收益的借入资金，具体包括由我国的非居民银行提供的具有投资替代性固定利率中长期贷款；和居民公司收益挂钩的浮动利率贷款；背靠背贷款或委托贷款；具有贷款和股本投资双重特征的混合贷款；无关联第三方提供的，但对股东有追索权贷款。鉴于投资存在周期性和不稳定性，债务资本的计算时间，应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年内债务资本的均值为宜。股权资本应界定为企业所有关联方拥有的企业净资产的份额，一般应包括特定股东享有权利的股权资本、留存公积金、未分配利润、准备金等等。股权资本的计价方式可采用国际通行的历史成本法，计算时间应与债务资本的计算时间保持一致。

5．明确超额利息的计算和处理。鉴于防止资本弱化规则的目的是避免居民公司的特定股东通过以贷款方式替代股本出资方式，虚增居民公司利息从而规避来源地国的税收管辖，因此，应针对不同的特定股东贷款来计算其超额利息。对于企业支付的超额利息应视为利润分配或股息处理，因为若对超额利息采用不予扣除的方法，则超额利息在来源国和股东居住国均要被征税，且其在来源国负担的税额得不到抵免，可能导致国际双重征税。如果将超额利息视为利润分配或股息，这样贷款提供者获得的这部分股息，在来源国承担的所得税和预提税，一般是可以在股东居住国得到抵免的，因此，按照股息的税率征收公司所得税和预提税是比较合理的。

参考文献：

[1]刘磊.论资本弱化税制.涉外税务，2005(9).

[2]杨斌.国际税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3]张志超，李月平.国际税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

[4]王进猛，刘永军，沈黎明.资本弱化的国际比较及影响评析.涉外税务，2003(7).

篇5

一、进一步加大对小额贷款公司政策扶持力度

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初衷是为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引导和规范民间金融，更好地解决 “三农”问题和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由于其服务对象及目标的政策性较强，因此，给予小额贷款公司一定的税收减免等扶持政策是非常必要的。但由于小额贷款公司特殊的身份定位，不但无法与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一样获得财政补贴、享受农村金融机构的多项税收优惠政策，还要承担30%多的税负。高税负使小额贷款公司运营成本提高而盈利空间缩小，有些小额贷款公司甚至处于亏损状态，极大地制约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同时抬高了小额贷款公司的放款利率，减弱了经济收入较低人群的贷款需求；高税负也降低了股东回报率和员工的薪酬福利水平，从而影响小额贷款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鉴于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由地方政府负责，建议地方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参照国家对农村信用社等涉农金融机构的相关政策，对小额贷款公司在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等方面给予适当扶持，使其降低运营成本、提升盈利水平。

二、建立小额贷款的激励机制和风险补偿机制

（一）建立引导小额贷款公司发放小额贷款的激励机制

现有政策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发放贷款应坚持“小额、分散”的原则，并提出发放小额贷款的具体要求，然而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额度与营业费用成反比关系，即发放越小额度的贷款，则营业费用率越高，盈利能力越弱。有些小额贷款公司为了降低管理成本发放大额贷款，有的单笔贷款额度高达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有明显的垒大户倾向。有限的资金和高额的单笔贷款额度，使得小额贷款公司的服务难以惠及微小客户，影响小额贷款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为了激励小额贷款公司下移目标客户群体，可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提高融资杠杆比例等政策，引导小额贷款公司发放小额贷款，对真正服务微小客户的小额贷款公司给予政策激励。此外，对于小额贷款公司发放的支持创业、创新类贷款以及绿色信贷也可采取政策激励，从而使小额贷款公司更好地履行其社会责任。

（二）建立涉农贷款风险补偿机制

小额贷款公司涉农贷款由于受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面临的风险较大；同时，涉农贷款具有小额、分散、贷款成本高、管理难、费用大等特点，造成小额贷款公司发放涉农贷款的积极性不高。建议建立涉农贷款风险补偿机制，设立风险补偿基金，鼓励小额贷款公司面向“三农”发放贷款，当贷款因遇自然灾害、突发性市场风险等不可抗拒的风险而发生损失时进行一定的补偿。设立涉农贷款风险补偿基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小额贷款公司贷款风险，从而鼓励其加大对“三农”的贷款支持力度，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

三、拓宽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渠道

根据《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以及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且融资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融入资金的利率、期限由小额贷款公司与相应银行业金融机构自主协商确定，同时还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集资、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只贷不存”、杠杆比例低以及融资渠道狭窄，造成小额贷款公司后续资金来源不足，不但抬高了贷款利率，也影响其业务的进一步拓展和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建议放宽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比例限制，并拓展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渠道。具体办法是：放开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比例限制，由小额贷款公司和商业银行按照市场化原则，自主确定融资金额；积极鼓励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投资基金，给予股权投资或者债权投资，以壮大其资金实力；积极推动小额贷款公司发行债券或上市，通过资本市场融入资金；鼓励小额贷款公司在地方产权交易市场融资；尝试推进小额信贷资产证券化。

四、进一步放宽主发起人持股比例限制

《指导意见》规定：单一自然人、企业法人、其他社会组织及其关联方持有的股份，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0%。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政策对主发起人持股比例作出进一步规定，如辽宁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主发起人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合计不得超过其注册资本金的49%；其它出资人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合计不得超过其注册资本金的10%”。对持股比例的限制反映出政策制定者试图通过股权分散化来降低大股东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从而形成股东间相互制衡的关系，提高小额贷款公司治理的有效性。但股权分散也有一些弊端，如经营策略分歧、搭便车现象、投资回报率低等。大股东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管理介入程度较高，还要对小额贷款公司监管者和其他股东负责，但大股东的实际收益与承担风险并不一致，因此股东很容易丧失积极性。小额贷款公司设立要求产生的众多小股东也会产生搭便车现象，对股东责任相互推诿，影响公司治理，对公司价值形成负面影响。

2012年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进一步支持小微型企业发展的四项政策措施，提出了进一步放宽小额贷款公司单一投资者持股比例等一系列建议，这也为小额贷款公司股权结构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指导与方向。建议进一步放宽主发起人与其关联方持股比例的限制，优化小额贷款公司的股权结构，从而提高大股东的投资回报率，提高其投资积极性，有利于小额贷款公司的持续经营。

五、鼓励小额贷款公司创新产品和服务

目前，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单一，主要经营贷款业务，贷款利息收入是其唯一的获利手段。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仅靠贷款业务使小额贷款公司的盈利压力加大，贷款的利润不足以吸引股东更多的投资；另一方面，单一业务也难以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使小额贷款公司不能更好的履行客户责任。应采取积极措施，鼓励小额贷款公司创新产品和服务。一是贷款品种创新，可推出循环授信小额贷款、委托贷款、票据贴现等；二是循序渐进开展一些中间业务，如个人理财、信息咨询和业务等；三是创新小额贷款业务流程，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篇6

股东借款合同范本(一)

借款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贷款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借款方因生产经营活动，流动资金出现短缺，向贷款方借款，双方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经双方友好协商，特订立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第一条 借款种类：流动资金借款。

第二条 借款用途：货款流动资。

第三条 借款金额： 万元。

第四条 借款利率：借款利率为月息2%;付息时间：按季支付 .利息按借款方收到贷款方

借款到帐之日起计算。

第五条 借款和还款期限：

1. 借款时间共1年，自 月日止。

2. 若提前还款则根据实际借款天数计算利息， 每天按2% /30天计算。

第六条 还款资金来源：公司的货款回笼资金。

第七条 保证条款

1. 借款人必须按照借款合同规定的用途使用借款，不得挪作他用，不得用借款进行违法活动。

2. 借款方必须按照合同的期限还本付息。

3. 由于经营管理不善而关闭、破产，确实无法履行合同的，在处理财产时，除了按国家规定用于发放工资、交纳税款等必要的税费外，应优先偿还贷款。

本合同非因《借款合同条例》规定允许解除合同的情况发生，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当事人一方按照《借款合同条例》要求变更或解除本借款合同时，应及时采用书面形式通知其他当事人，并达成书面协议。本合同变更或解除之后，借款人已占用的借款和应付利息，仍按本合同的规定偿付。

本合同未尽事宜，经双方当事人共同协商作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共同效力。本合同一式二份，借款方及贷款方各一份。

借款方：____________________ 贷款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日期：____年_____月_____日

股东借款合同范本(二)

借款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贷款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

借款方为进行经营活动，向贷款方申请借款，经双方协商，为明确责任，恪守信用，特签订本合同，共同信守。

第一条、借款金额和用途

借款方向贷款方申请借款人民币(大写)【 】万元。

第二条、借款期限和利息

借款期限共【 】个月，自2016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利率按借款合同期限确定年息为【 】，按季收取利息。贷款逾期除限期追收外，按规定从逾期之日起加收利息【 】%，并按逾期后的利率档次重新确定借款利率。

第三条、还款期限

借款方应于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 】日内一次性向贷款方偿还本金及利息。

第四条、争议解决办法

各方同意，因本协议发生任何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予以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本合同签订地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五条、其他

1、本合同自各方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贷款本息全部清偿后自动失效。

2、本合同一式俩份，各方各执一份，各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篇7

长期以来，A股上市公司在现金分红回报投资者方面表现消极。截至2014年底，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共2587家，当年度不分红公司与股利支付率低于30%的公司二者合计1560家，占比60.3%，其中，不分红的上市公司720家，占比27.8%。

美国经济学家拉佐尼克（William Lazonick）针对标准普尔500成份股的现金分红和股票回购情况进行了一项研究，2004-2013年间始终位列标普500成份股的上市公司有454家，期间这些公司用于股票回购的资金占这些公司净利润的51%、现金分红占净利润的35%，二者合计占86%。

2014年，美国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达3500亿美元、股票回购金额为5530亿美元，二者合计为903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美国上市公司净利润的95%。

与美国等成熟资本市场比较，中国上市公司不仅现金分红低，而且用于股票回购的金额也很少，2014年仅有62家A股公司实施股票回购，回购金额合计仅为94.1亿元，仅相当于当年A股公司净利润总额24516亿元的0.38%。

这种状况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8月底，财政部、证监会等联合发文，支持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和回购力度。

低盈利能力企业也应加大分红力度

2013年4月，笔者曾撰文《盈利能力、成长性与内在价值》认为，成长性对于股票内在价值的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低盈利能力的成长是有害的，只有高盈利能力的成长才有价值。

想象一下，一个净资产100万元、净资产收益率3%的企业，可以实现净利润3万元，如果股东对其注入资金100万元，净资产翻番，净资产收益率保持不变，则净利润也能翻番，由3万元增至6万元。但这种低盈利能力下的高增长显然不是股东所期待的。

在企业是否应该加大分红力度问题上，应考虑上市公司的具体情况，盈利能力低下的企业，成长并不能为股东创造价值;如果企业没有高于市场平均盈利能力的可投资项目，就应该将利润以现金分红或回购股票的方式回馈股东，而不是将利润以留存收益的形式用于再投资，盲目追求成长而投资于低效甚至亏损的项目，实际上是挥霍股东财富。

以北京城乡（600861.SH）为例，2008年以来，该公司历年净利润的大部分作为留存收益，用于再投资，净资产由2008年末的19.43亿元增加至2014年末的22.58亿元，同期的营业收入由16.54亿元增长至22.19亿元，净利润由0.89亿元增加至1.02亿元。

从盈利能力指标来看，2008-2014年间，北京城乡历年净资产收益率在3.7%-4.7%之间，2008年之前，这一指标也长期低于5%。在此期间，大量公司债券、企业债券发行的票面利率在7%以上，一些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高于5%。北京城乡的净资产收益率显著低于上述品种，这样的收益率水平显然低于投资者的期望。因此，如果从股东利益最大化这一目标来看，北京城乡将大部分利润以现金分红方式分配给其股东，由股东自行投资，显然更符合股东的利益。

那么，北京城乡是否有能力加大现金分红力度呢？财报显示，2009年末北京城乡账面货币资金余额高达12.93亿元，且账面上没有一分钱银行贷款，显然，该公司当时是有能力大幅提高分红水平的。然而，随着近年来该公司在房地产项目上的大规模投资，2014年其货币资金余额下降至9.95亿元，银行借款则从无到有、上升至10.07亿元。

盈利能力较低的上市公司，除非其未来盈利能力有望大幅提升，否则，都应该将其大部分利润以现金分红的形式回报给投资者，而不是将其投资于一些收益率低、甚至亏损的项目。

类似北京城乡这样盈利能力较低的上市公司在A股市场有很多，相比较而言，北京城乡历年现金分红占净利润的比例基本上在40%以上，已高于A股市场平均水平了。一些盈利能力较低的上市公司上市以来长期低分红、甚至不分红，严重损害了广大投资者利益。

高盈利能力的企业可以不分红吗？

高盈利能力的企业能够通过持续经营活动为其股东创造价值，这是否意味着盈利能力强的企业应该少分红、不分红？

笔者认为，关键看企业是否有足够多的投资项目，可以高效地将其经营活动产生的资金用于再投资。只有当企业具有盈利能力强的可投资项目、而现金分红会影响企业发展所需要资金时，不分红、少分红才有意义。

盈利能力强的企业，通过经营活动会产生大量的现金，如果企业没有大量可投资项目合理利用这些现金，也不通过现金分红或股票回购将这些资金返还给股东，那么企业账面上就会形成大量的闲置资金。随着企业账面闲置资金的累积，企业的盈利能力将呈下降趋势。

贵州茅台（600519.SH）、五粮液（000858.SZ）就属于这类企业的典型。以贵州茅台为例，作为白酒行业的龙头企业，强大的盈利能力、强劲的现金流使其账面积累了巨额货币资金，2014年末其账面货币资金余额高达277.11亿元，相当于账面净资产的65%。

贵州茅台是A股市场为数不多坐拥巨额货币资金且没有任何银行贷款的上市公司。分析显示，其巨额货币资金主要以活期存款方式存放于银行，货币资金利息收入的年化收益率低于一年期存款的基准利率。近年来，贵州茅台成立了财务公司，账面货币资金的利息收益率有所提高，2014年货币资金年化收益率2.94%。尽管如此，这样的收益率水平甚至低于投资者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与其将大量货币资金在账面闲置，不如将其以现金分红的方式分配给投资者。

股东财富最大化是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企业的股利分配决策也要服从于这一目标。如果一个企业现金过剩、不能通过经营活动为股东创造价值，就应该将利润以现金分红方式分配给其股东。除非在可预期的未来，企业有重大项目投资需要资金储备，或者企业可能将面临财务危机，否则，企业都不应在账面保留大量闲置资金。

巨额闲置资金可能被关联方占用

华尔街有一个著名的膀胱理论：一个公司保有的现金量越巨大，那么这些现金流出公司的压力也就越巨大。在监管不到位的A股市场尤其如此，巨额货币资金在账面长期闲置，不能排除其被大股东等关联方违规占用的可能性。

为什么一些上市公司巨额货币资金在账面长期闲置，却无意通过现金分红或在股价低迷时以回购股票方式回馈其股东呢？

2013年10月笔者曾撰文《茅台困局：扩张受阻、巨额资金或存失控风险》，通过分析相关数据后认为，贵州茅台巨额货币资金长期滞留于下属子公司，资金管理可能存在风险漏洞，不能排除其巨额货币资金被关联方占用、体外循环的可能性。

实际上，在2000年前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很多A股上市公司曾经长期沦为大股东及其高管的提款机，上市公司大股东通过各种手段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甚至掏空上市公司。2005年笔者曾撰文质疑一家上市公司很可能被其大股东占用巨额资金，大约一个星期后，该公司公告称：大股东占用了6亿多元资金。

2005年以来，证监会对大股东非法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进行了持续的清理整顿，非法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现象有所收敛。但近年来，上市公司大股东非法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行为又有所抬头。

2013年6月，笔者曾撰文《大商股份仓促上调增发价格的幕后疑云》，认为其账面巨额货币资金存疑： 2012年末大商股份（600694.SH）货币资金余额高达60.97亿元，其中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60.76亿元，令人费解的是，2012年末其账面贷款余额却达到12.9亿元。巨额现金以活期存款方式存放银行、60多亿元货币资金一年的利息收入仅为7845万元、而10多亿元贷款一年利息支出达8740万元！如果不贷款，大商股份账面上应该有近50亿元的净存款，一年应该有近亿元的利息收入。

自2012年以来，大商股份账面货币资金余额始终保持在60亿元以上，巨额资金长期闲置;另一方面，该公司却向银行借款。大商股份2015年中报显示，货币资金余额62.52亿元，银行各项贷款合计11.72亿元。

一个资金严重过剩、账面有巨额资金闲置的企业， 却向银行借钱，实在令人费解。即使其控股子公司差钱，大商股份也完全可以通过委托贷款的方式将自有资金借给下属子公司。为什么还要向银行贷款呢？

通过分析其数据后，笔者认为，可能有两方面原因，其一，大商股份之所以能为大商集团贷款提供担保，是因为双方互相为对方贷款提供担保，如果大商股份不贷款了，当然也就不能为大商集团贷款提供担保了;另一方面，大商集团的子公司大商管理原本是一家没有任何经营性资金的企业，大商股份账面坐拥巨额资金同时却大额贷款，不能排除其巨额资金为关联方占用的可能性。

对于中小投资者而言，上市公司并不是你的左口袋。相反，在某些情形下，上市公司倒是有可能沦为其大股东的左口袋或右口袋。

可提高A股市场总体投资回报率

一般而言，企业的股利决策同时也是投资决策，即企业的利润多少用于向股东派发红利，多少以留存收益形式转化为企业的资本，用于再投资。分红或不分、分多少比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能否有效利用留存收益。只有当企业能够将留存收益高效地用于再投资，为股东创造价值时，企业才可以将利润作为留存收益，否则，都应将利润以现金分红的方式分配给股东，由其股东自由支配，股东可能将其用于再投资，也可能将其直接用于消费。按照巴菲特的说法，1元的留存收益至少应该为其股东创造1元以上的价值，否则企业就应将留存收益以现金红利方式返还给股东。

优化资源配置，是资本市场的一个基本功能。考虑到当前中国A股时候分红率普遍偏低的现状，一些盈利能力较低的上市公司盲目投资、乱投资，将留存收益投资于低收益甚至亏损的项目，一些上市公司大量资金长期闲置，甚至可能被关联方违规占用，损害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监管当局有必要进一步出台相关政策，推动上市公司加大现金分红力度。

加大现金分红力度，将利润通过现金分红方式分配给股东，将会有效提高上市公司资金使用效率，从而提高整个A股市场的投资回报率。

有助于推动经济结构转型

从上市公司的角度来看，过去十多年来，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企业通常都具有较强的投资冲动;而且，A股市场多数上市公司为国有控股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通常需要兼顾地方政府GDP增长、税收增长等目标，因此，在利润分配方面也倾向于少分红甚至不分红，将利润留存于企业，用于再投资。

然而， 2008年以来，大规模投资使产能过剩的矛盾更加突出，经济结构失衡问题更加严重。地方政府也因此债台高筑，高度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已难以为继。

推动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力度，一方面，可以遏制一些上市公司盲目投资、乱投资的冲动，更加注重效益目标;另一方面，加大现金分红力度，也可以使股市投资者获得稳定的现金分红回报，提高股市投资者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其消费能力，从而促进消费。

篇8

（一）股权结构与城市商业银行绩效

股权结构被视为公司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决定了公司的管理决策机制及激励约束机制，从而决定了公司的行为方式与经营绩效。西方学者在关于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总体而言，在股权结构对绩效的影响方面主要有以四种观点：(1)股权结构与绩效正相关，相关学者的研究有Sh-leifer 和 Vishny（1986）、Hill 和 Snel（l1989）。（2）股权结构与绩效负相关（Leech 和 Leahy,1991;Mudambi 和Nicosia,1998）。（3）股权结构与绩效不单一（Morck 等，1988）。（4）股权结构与绩效无关（Demsetz 和 Lehn，1985）。但是金融行业不同于一般的其他行业，商业银行有特殊的经营目标、委托关系复杂、存款保险制度的负激励、市场及竞争程度的特殊性、管制的影响、资本结构的特殊性以及并购成本较高（李维安、曹廷求，2005）。此外，作为城市商业银行大股东的地方政府不仅是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股东，而且扮演着经济社会建设领导者、公众利益维护者以及城市银行改革主导者的角色，因此在事实上修改了现有银行公司治理理论对股东角色的基本假设。城市商业银行在一般企业角色、政府资本意志执行者与公共利益相关者角色之间存在冲突，此称之为“三元悖论”假说（曹廷求等，2010）。商业银行的股权集中在我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地区都存在（李维安、曹廷求，2004；Capri et al,2007），股权集中对于公司治理既存在正面效应，也可能产生负面效应。一方面，集中的股权结构能够有效监督管理层，即利益协调假说；另一方面，集中的股权会使得大股东追求控制权私利，从而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即“掏空”假说。股权集中的公司治理效应是正面还是负面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第一种观点认为股权集中能够提高贷款质量，改善银行业绩，支持股权集中的利益协调假说。Laeven和Levin（e2009）发现银行大股东的现金流权与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正相关，这说明股权集中能够协调管理层和股东的利益冲突。Innotta et al（2007）发现股权集中度与贷款质量显著正相关。李维安、曹廷求（2004）利用调查的样本数据发现集中型的股权结构对银行绩效有明显的积极影响。第二种观点认为股权集中会损害银行业绩，支持股权集中的“掏空”假说。此种观点认为控股股东集中的股权会导致商业银行的业绩更差、成本费用所产生的效率更低（Haw et al，2010）。谭兴民等（2010）利用11家上市股份制银行的数据，通过实证分析股权结构与绩效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较大的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控制能力以及较高的股权集中度阻碍了银行绩效的提高。杨德勇、曹永霞（2007）研究认为商业银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过大会导致银行的低效率，祝继高等（2011）指出股权结构是影响我国城商行信贷行为和经营绩效的重要因素，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能力越强，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越高，贷款集中度越高，经营绩效也越差。相比于其他国家，我国的制度背景存在特殊性，不完善的法律制度和低效率的执法很难对大股东的“掏空”行为产生制约，导致大股东“掏空”行为的隐性成本比较低（陈信元等，2009；祝继高，2011）。

鉴于以上的理论分析，我们认为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集中度的现状更可能支持“掏空”假说，为此我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及控制能力与城商行的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H2:股权集中度与城商行的绩效呈负向相关关系

银行股权结构的研究包括股权集中度和股权性质两个维度（Iannotta et al，2007）。政府持有商业银行股权是一种普遍现象（La Porta et al，2002），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金融市场体系不发达、政府效率低下以及产权保护较差的国家更为严重，他们研究发现1970年银行体系中政府股权高的国家在之后的发展中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生产力较低、金融体系更不稳定。此种观点也得到了Ferr（i2009）的支持，作者通过对2000-2003年20家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的问卷调查发现，国有性质的城市商业银行业绩更差。但是国内的学者如李维安、曹廷求（2004）、郑录军、曹廷求（2006）的研究却发现城市商业银行大股东的国有性质并没有对城市商业银行的绩效产生显著的影响。由于样本存在地域选择偏差及样本数量较少（仅包括山东、河南两省28家城商行的样本），加之城商行在最近几年发展现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结论的可靠性以及到现在是否还使用都值得商榷，祝继高（2011）实证研究发现第一股东股权性质为地方政府的城商行的不良贷款率越高、经营绩效越差。对于我国城商行而言，绝大多数城商行的很大一部分股权为地方政府直接或者间接控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官员之间围绕GDP增长而进行的“晋升锦标赛”使得政治激励成为重要的激励方式（周黎安，2004），由此导致了地方官员“为增长而竞争”的格局（张军，2005）。在这种“晋升锦标赛”体制下，地方政府和官员有着强烈的投资冲动，投资的增长又需要金融的支持，因此基于晋升激励的地方官员自然会干预为地方政府所控制的城商行的信贷配置行为，以支持地方经济的发展，最终实现获得政治晋升的机会（钱先航等，2011）。根据以上理论分析，为此我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设：H3：第一大股东的国有性质不利于城商行绩效的提高（二）股权结构、金融生态与城市商业银行绩效从以上的文献回顾可以发现，过去对银行业绩效的研究绝大多数集中于对商业银行绩效的研究，而且这些研究大多从银行内部治理角度，分析影响商业银行绩效的微观层面的因素而展开，鲜有考虑到商业银行发展的外部金融生态环境以及城市商业银行的特殊性。而且过去研究的一个不足之处在于单纯的从股权结构与商业银行绩效的关系来判断股权结构对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并以此试图探讨出适合商业银行发展的股权结构。但是由于我国地区间发展差别较大以及城商行一般局限于某一城市、区域经营，股权结构对城商行绩效的影响因地区金融生态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以前学者关于股权结构与商业银行绩效关系的研究之所以没有得出一致性的结论，忽略了金融生态的差异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1.金融生态在转型时期特殊的制度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更多的来自于金融部门运行环境的非金融部门①，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主体的运行效率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周小川（2004）认为金融生态指的是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包括法律、社会信用体系、会计与审计准则、中介服务体系、企业改革的进展及银企关系等方面的内容，苏宁（2005）指出“金融生态”是一个比喻，是来比喻金融业运行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经济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等。借鉴前人的研究，本文认为金融生态包括法制环境、政府治理（政府干预）、经济发展基础、金融发展水平和诚实信用文化，作为金融市场主体之一的城商行运行的外部环境，对城商行的运行绩效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影响到股权结构对城商行绩效的作用效果。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说：H4：金融生态环境与城商行绩效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2.股权结构、金融生态与城商行绩效的作用机制地区的金融法制水平会影响到城商行运用法律手段收回贷款本息的比例。在金融法制水平较差的地区，债务人因违约成本较低而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更大，城商行的贷款本息收回比例较低，城商行预期债务人会发生道德风险时或贷款本息收回比例较低导致城商行不能获取预期利润时，城商行的最优选择近年来，城市商业银行正在立足于自身实际，按照市场原则，内强素质，外扩规模，努力适应国际和国内银行业的发展趋势，成为了金融市场新贵。截止到2010年末，全国城市商业银行总资产达到78525.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8.2%，处于银行业各类金融机构总资产增长速度的首位。但是，目前城市商业银行的单个规模较小，在经营理念以及经营环境上也不具有优势。数月之前的“齐鲁银行事件”为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敲响了警钟，使得传统做大资本金规模做大存贷款规模利润提高发股上市（扩大资本）继续的规模扩张的传统发展模式受到质疑，警示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注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关注城市商业银行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与地方政府控制问题。城市商业银行的业务及股权结构的特征决定了金融生态环境、股权结构对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的影响更为重要。

（一）股权结构与城市商业银行绩效

股权结构被视为公司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决定了公司的管理决策机制及激励约束机制，从而决定了公司的行为方式与经营绩效。西方学者在关于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总体而言，在股权结构对绩效的影响方面主要有以四种观点：(1)股权结构与绩效正相关，相关学者的研究有Sh-leifer 和 Vishny（1986）、Hill 和 Snel（l1989）。（2）股权结构与绩效负相关（Leech 和 Leahy,1991;Mudambi 和Nicosia,1998）。（3）股权结构与绩效不单一（Morck 等，1988）。（4）股权结构与绩效无关（Demsetz 和 Lehn，1985）。但是金融行业不同于一般的其他行业，商业银行有特殊的经营目标、委托关系复杂、存款保险制度的负激励、市场及竞争程度的特殊性、管制的影响、资本结构的特殊性以及并购成本较高（李维安、曹廷求，2005）。此外，作为城市商业银行大股东的地方政府不仅是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股东，而且扮演着经济社会建设领导者、公众利益维护者以及城市银行改革主导者的角色，因此在事实上修改了现有银行公司治理理论对股东角色的基本假设。城市商业银行在一般企业角色、政府资本意志执行者与公共利益相关者角色之间存在冲突，此称之为“三元悖论”假说（曹廷求等，2010）。商业银行的股权集中在我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地区都存在（李维安、曹廷求，2004；Capri et al,2007），股权集中对于公司治理既存在正面效应，也可能产生负面效应。一方面，集中的股权结构能够有效监督管理层，即利益协调假说；另一方面，集中的股权会使得大股东追求控制权私利，从而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即“掏空”假说。股权集中的公司治理效应是正面还是负面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第一种观点认为股权集中能够提高贷款质量，改善银行业绩，支持股权集中的利益协调假说。Laeven和Levin（e2009）发现银行大股东的现金流权与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正相关，这说明股权集中能够协调管理层和股东的利益冲突。Innotta et al（2007）发现股权集中度与贷款质量显著正相关。李维安、曹廷求（2004）利用调查的样本数据发现集中型的股权结构对银行绩效有明显的积极影响。

第二种观点认为股权集中会损害银行业绩，支持股权集中的“掏空”假说。此种观点认为控股股东集中的股权会导致商业银行的业绩更差、成本费用所产生的效率更低（Haw et al，2010）。谭兴民等（2010）利用11家上市股份制银行的数据，通过实证分析股权结构与绩效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较大的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控制能力以及较高的股权集中度阻碍了银行绩效的提高。杨德勇、曹永霞（2007）研究认为商业银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过大会导致银行的低效率，祝继高等（2011）指出股权结构是影响我国城商行信贷行为和经营绩效的重要因素，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能力越强，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越高，贷款集中度越高，经营绩效也越差。相比于其他国家，我国的制度背景存在特殊性，不完善的法律制度和低效率的执法很难对大股东的“掏空”行为产生制约，导致大股东“掏空”行为的隐性成本比较低（陈信元等，2009；祝继高，2011）。鉴于以上的理论分析，我们认为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集中度的现状更可能支持“掏空”假说，为此我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及控制能力与城商行的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H2:股权集中度与城商行的绩效呈负向相关关系

银行股权结构的研究包括股权集中度和股权性质两个维度（Iannotta et al，2007）。政府持有商业银行股权是一种普遍现象（La Porta et al，2002），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金融市场体系不发达、政府效率低下以及产权保护较差的国家更为严重，他们研究发现1970年银行体系中政府股权高的国家在之后的发展中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生产力较低、金融体系更不稳定。此种观点也得到了Ferr（i2009）的支持，作者通过对2000-2003年20家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的问卷调查发现，国有性质的城市商业银行业绩更差。但是国内的学者如李维安、曹廷求（2004）、郑录军、曹廷求（2006）的研究却发现城市商业银行大股东的国有性质并没有对城市商业银行的绩效产生显著的影响。由于样本存在地域选择偏差及样本数量较少（仅包括山东、河南两省28家城商行的样本），加之城商行在最近几年发展现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结论的可靠性以及到现在是否还使用都值得商榷，祝继高（2011）实证研究发现第一股东股权性质为地方政府的城商行的不良贷款率越高、经营绩效越差。对于我国城商行而言，绝大多数城商行的很大一部分股权为地方政府直接或者间接控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官员之间围绕GDP增长而进行的“晋升锦标赛”使得政治激励成为重要的激励方式（周黎安，2004），由此导致了地方官员“为增长而竞争”的格局（张军，2005）。在这种“晋升锦标赛”体制下，地方政府和官员有着强烈的投资冲动，投资的增长又需要金融的支持，因此基于晋升激励的地方官员自然会干预为地方政府所控制的城商行的信贷配置行为，以支持地方经济的发展，最终实现获得政治晋升的机会（钱先航等，2011）。根据以上理论分析，为此我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第一大股东的国有性质不利于城商行绩效的提高

（二）股权结构、金融生态与城市商业银行绩效

从以上的文献回顾可以发现，过去对银行业绩效的研究绝大多数集中于对商业银行绩效的研究，而且这些研究大多从银行内部治理角度，分析影响商业银行绩效的微观层面的因素而展开，鲜有考虑到商业银行发展的外部金融生态环境以及城市商业银行的特殊性。而且过去研究的一个不足之处在于单纯的从股权结构与商业银行绩效的关系来判断股权结构对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并以此试图探讨出适合商业银行发展的股权结构。但是由于我国地区间发展差别较大以及城商行一般局限于某一城市、区域经营，股权结构对城商行绩效的影响因地区金融生态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以前学者关于股权结构与商业银行绩效关系的研究之所以没有得出一致性的结论，忽略了金融生态的差异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1.金融生态

在转型时期特殊的制度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更多的来自于金融部门运行环境的非金融部门①，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主体的运行效率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周小川（2004）认为金融生态指的是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包括法律、社会信用体系、会计与审计准则、中介服务体系、企业改革的进展及银企关系等方面的内容，苏宁（2005）指出“金融生态”是一个比喻，是来比喻金融业运行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经济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等。借鉴前人的研究，本文认为金融生态包括法制环境、政府治理（政府干预）、经济发展基础、金融发展水平和诚实信用文化，作为金融市场主体之一的城商行运行的外部环境，对城商行的运行绩效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影响到股权结构对城商行绩效的作用效果。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说：H4：金融生态环境与城商行绩效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

2.股权结构、金融生态与城商行绩效的作用机制

地区的金融法制水平会影响到城商行运用法律手段收回贷款本息的比例。在金融法制水平较差的地区，债务人因违约成本较低而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更大，城商行的贷款本息收回比例较低，城商行预期债务人会发生道德风险时或贷款本息收回比例较低导致城商行不能获取预期利润时，城商行的最优选择减少或放弃贷款的发放。这时，地区企业为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或扩大再生产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在这种情况下，与城商行有关联关系的企业则通过关联关系来获取城商行的贷款。此时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成为城商行股东在关联贷款中首要的考虑因素；另一方面，由于地区的金融法制水平较差，信贷资产的不良贷款率及贷款损失率较高，城商行不能从发放贷款中获取正的利润，而关联企业则通过与银行股东的关联关系获取城商行的贷款，从而损害了城商行的绩效；而如果城商行的股权结构为制衡性的股权结构，则有利于遏制个别股东通过关联贷款来获取私人收益，减少城商行的关联贷款。而在金融法制水平较好的地区，银行的债权也能得到较好的保护，能有效遏制恶意拖欠、逃避债务的行为，银行的贷款本息也能得到较高比例的收回、不良贷款率较低，这时，城商行也愿意发放更多的贷款来满足企业资金的需求。所以在金融法制水平较好地区的企业的贷款需求能得到更好的满足，企业通过关联关系谋取银行贷款的需求减少。另外地区金融法制水平较好的地区的城商行一般也形成了相对规范的治理机制，银行股东也无法通过关联贷款来获取私人收益，从而其他股东对通过制衡的股权结构来制衡关联贷款的需求降低（朱等，2010），并且地处好的金融法制环境下的城商行可以通过关联贷款来降低信息的不对称，从而降低城商行的贷款发放、监督成本。从以上分析可知，金融法制水平越高越有利提高城商行绩效，当金融法制水平较差时，制衡的股权结构有利于遏制关联贷款发生，有利于城商行绩效的提升；当金融法制水平较好时，对运用制衡的股权来遏制关联贷款的需求减弱，即制衡的股权结构作用减弱。经济基础较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的企业的获利能力较强，企业违约发生道德风险的概率减小；同理如地区的诚实信用文化较好时，企业也更不会恶意拖欠银行债务，城商行也更愿意发放贷款；金融发展水平即金融中介组织越发达，有利于减少银行与贷款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城商行增加贷款。城商行增加贷款、企业资金能得到更好地满足，一方面可以减少关联贷款提高城商行绩效，另一方面此地区城商行的贷款也能得到收回、不良贷款率较低，从而城商行绩效得到提高。由于城商行是政策主导下的产物，在其建立之初就确立了地方政府的“一股独大”地位，绝大多数的城商行的第一大股东为国家机构或者国有企业，在这种情况下，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大、控制能力越强，越有利于地方政府干预城商行信贷资金的投放。除此之外，地方政府还控制着城商行的人事任免权，这使得城商行成为地方政府控制金融资源配置、干预经济的有效渠道。从前文的分析可知，当金融法制环境较差时，城商行会减少贷款的发放，地区的不少企业的信贷资金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这显然不符合地方官员及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的要求，地方政府通过政府担保、核销不良资产、税收返还以及财政补贴的形式弥补城商行发放贷款的损失，地方政府的干预行为一方面可以减少银企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另一方面可以弥补城商行因发放贷款而造成的损失。所以在城商行第一大股东为国有性质、有政府干预时，城商行在金融法制环境较差时也会选择给企业发放贷款，弥补金融法制水平不足造成的城商行信贷资金不能有效配置，从而使得城商行的绩效得到提高，政府的“帮助之手”起主导作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一般经济基础较好及发展水平较高，企业的获利能力也较强，城商行通过市场就能优化资金的配置、获取更高的盈利。此时如果城商行的第一大股东为国有且控制能力越强使得城商行的信贷资金的投放受到更多的干预，城商行的资金更多的投放到地方政府与官员偏好的项目上（钱先航，2011），所以当城商行处于较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时，城商行的国有股权性质及国有股权控制能力越强越不利于城商行绩效的提高，政府的“掠夺之手”起主导作用。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5：金融生态环境较差时，第一大股东的国有性质及控制能力越强，有利于城商行绩效的提高，即政府的“帮助之手”起主导作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时，第一大股东的国有性质及控制能力越强，不利于城商行绩效的提高，即政府的“掠夺之手”起主导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来自于所有在2006年至2010年期间有完整的披露年报数据的城市商业银行，研究对象为48家城市商业银行。从表1得知，在研究的48个城市商业银行的样本中，东部地区占24家，中部地区10家，东北地区5家，剩余9家来自于西部地区。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城市商业银行披露的各年年报，我们得到2006年-2010年48家城市商业银行的平衡面板数据。金融生态环境指数数据我们采用李扬等编著的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数。

（二）变量选择与定义

为了对本文提出的问题进行检验，本文在借鉴前人文献的做法和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了股权结构、金融生态与城市商业银行绩效的10个变量，简要介绍如下：被解释变量：在公司绩效的衡量方面，国外学者大都采用反映公司市场价值的托宾Q，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存在特殊性，大多数国内学者采用总资产收益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等财务指标来衡量公司绩效，也有少量的研究同时采用上述两类指标。考虑到金融机构杠杆经营的特殊性以及金融机构的特许权价值，本文采用ROA来衡量银行绩效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为了考察股权结构及其对城市商业银行绩效的可能影响，我们选取了第1大股东性质、第1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第1大股东的控股能力、前10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以及银行前10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的平方和5个指标，分别从股东性质、大股东持股比例和股权集中度等三方面刻画股权结构。在金融生态环境指标的选取上，我们采用李扬等编著的金融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该指数由地区经济基础、金融发展、政府治理、制度文化四个方面要素构成。控制变量：借鉴之前的研究，本文把其他影响银行绩效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主要有银行规模、存款总额和贷款总额，其中银行规模用总资产代表，存款总额用银行年末存款总额表示，用银行年末贷款总额来表示贷款总额。上述变量的定义参见表2。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首先对研究的样本城市商业银行的特征及各变量进行了简单的描述性统计，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从中可以看出，样本银行的平均总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0.97%和16.71%，其中净资产收益率的最大值为37.55%，最小值为-4%，说明城市商业银行间的绩效存在明显差异。样本银行的平均总资产为696亿，平均股东权益为43.31亿，平均存款总额为545.36亿，平均贷款总额为345.98亿，净利润为6.46亿。各指标较大的标准差值说明样本银行的上述各个指标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从股东性质来看，第1大股东主要为政府机构或者国有企业法人为主，在统计的48个样本银行中，有30家银行的第1大股东为政府机构或者国有企业法人，占比62.5%，第1股东为一般企业法人的只有18家。从股权集中度来看，样本银行第一大股东平均持股比例为 17.97%，最大值为 70.89%，最小值为0.35%。前十大股东的平均持股比例为65.85%，最大值达到100%。从反应第1大股东的控股能力的指标来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出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平均为6.44%，最大值达54.94%，从三个指标的方差来看，样本银行之间的差异并不十分的明显。

（二）计量分析

1.总体回归分析为了检验本文前文所作的分析，我们以反映银行绩效的总资产收益率 ROA作为被解释变量，以股权结构、金融生态环境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控制相关因素的影响，建立回归模型。为了避免解释变量间的多重共线问题，我们先计算了各个解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的控制能力以及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间相关程度较高，其余各个解释变量间的相关程度较小。考虑到变量间的相关性降低模型的说服力以及本文研究样本的有限，为了能更好的说明问题，在建立回归模型时，为尽量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对解释变量进行分别回归。表4显示的是被解释变量为总资产收益率的回归结果，从结果中可以看出第一股东的国有性质、控制能力以及股权集中度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对于城市商业银行而言，第一大股东的国有性质不利于银行绩效的提高，第一大股东的控制能力越强以及股权越集中，银行的绩效越低,支持了假说1、2及3。这是因为在政绩考核标准下的地方政府在GDP锦标赛体制下展开竞争（刘阳等，2011）以及地方官员面临较大的晋升压力（钱先航等，2011），但是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等、地方政府融资渠道狭窄，这就促使地方政府争夺银行资源、控制如银行类的金融机构，加大对金融机构的干预力度。由于城商行是政策主导下的产物，在其建立之初就确立了地方政府的“一股独大”地位，绝大多数的城市商业银行的第一大股东为国家机构或者国有企业，在这种情况下，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大、控制能力越强，从而越有利于地方政府通过如控制银行信贷资金等方式进行干预。除此之外地方政府还控制着城商行的人事任免权，显然城商行成为地方政府控制金融资源配置、干预经济的有效渠道。地方政府在面临竞争以及地方官员在面临晋升压力时，加大对城商行的干预，竞争及晋升压力的增强会增加城商行的贷款的行业分布、降低拨备覆盖率、提高贷款的集中度，从而导致了城商行的不良贷款率，进而影响到城商行的绩效水平。从金融生态环境角度来看，金融生态环境对总资产收益率的系数显著为正，即支持本文提出的假设4，这也符合人们的常理认识及本文的预期。因为金融生态环境包括政府治理、地方的经济基础、金融发展状况以及制度与信用文化，一个透明、诚信及对经济主导不强的政府会减少对金融机构的干预；一个地区的经济基础反映了地区经济发达程度、经济结构、基础设施以及私人部门发展四个方面子要素的综合情况，一个地区的经济基础是影响城商行绩效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地方经济基础不断增强的过程中，实体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的优化、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私人经济的壮大，不仅可以促进金融机构业务的发展及实力的壮大，还可以对金融机构起到约束作用，从而增强其运营的稳健性、抑制不良资产的产生，提高金融机构的绩效；地方的金融市场竞争与激烈、完善的法制环境较高的社会诚信水平有利于金融机构绩效水平的提升。

2.分组回归

（1）通过上文的单变量和多变量的回归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大股东的国有性质、持股比例和控制能力都显著导致银行绩效的降低，而金融生态环境对衡量银行绩效的总资产收益率的影响为正。为了进一步研究金融生态环境对城市商业银行绩效影响，我们以金融生态环境为基础对总体样本数据进行分组研究。我们以金融生态环境指数的平均值作为基准，将样本分为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和差的金融生态环境两个分组数据①。如表5所示，实证结果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5。在金融生态环境好的地区的模型Ⅰ、Ⅱ、Ⅲ中，第一大股东的国有性质对城商行的绩效的影响显著为负，在金融生态环境差的地区的模型Ⅳ、Ⅴ、Ⅵ中，第一大股东的国有性质对银行绩效的影响不显著，但是除模型Ⅴ之外的模型Ⅳ、Ⅵ的系数为正。这表明金融生态环境不同的地区，政府的“帮助之手”、“掠夺之手”起到不同的作用。对于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的地区的城市商业银行而言，银行所处地区的经济基础雄厚、制度完善与信用文化意识强，市场约束的价格机制、数量机制能得到有效发挥，银行自身的风险控制能力和盈利能力强，从而政府的干预不利于银行按照市场机制来有效地配置资源，影响到银行的绩效，政府的“掠夺之手”起主导作用。而对于处在差的金融生态环境的地区的银行，所处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制度不完善和信用意识相对不强，银行的自身的盈利能力有限。在政府干预城市商业银行时，地方政府给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提供便利，如为城市商业银行寻找大型存款客户、为商业银行注资等，银行通过此种方式的盈利对银行的绩效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政府的“帮助之手”起主导作用。

（2）银行规模是影响商业银行绩效的重要因素，我们按照银行的规模大小分组，进一步分析股权结构与金融生态环境对不同规模城市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回归结果在表6中列出，结果显示对大、小规模银行而言，第一大股东的国有性质、控制能力及持股比例没有显著的影响，本文认为不显著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本文研究的对象—城市商行，除了如北京银行等少数几个城商行外的大多数城商行的规模偏小且规模差异不大，但是从变量的系数来看，规模不同的城商行的第一大股东性质及所处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对城商行绩效的影响不同。与四大国有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不同，城市商业银行之间地域经营范围差异很大。一般来讲，规模大的城市商业银行其跨区域经营范围较大，且存在通过上市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所以受银行注册地的政府干预较弱；资产规模较小的城市商业银行，其经营地域大都局限于银行注册地，并且没有银行通过上市经营，所以该类银行的行为受政府干预影响显著，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影响到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钱先航等，2011），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从而影响到银行的绩效水平。另外从金融生态环境对绩效的影响来看，规模大的城商行一般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跨区域经营，其业务并不局限于注册地甚至所在的省①，由此业务受所处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大；但是对于小规模的城商行而言，其业务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集中在当地，从而受所处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比大规模的城商行更大。

3.稳健性检验

篇9

根据北京市金融局、市工商局、北京银监局、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制定的《北京市小额贷款实施办法》(京政办发(20093 2号)，北京市小额贷款公司，是指在北京市由自然人、企业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依法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金融局为小额贷款公司市级主管部门，负责北京市小额贷款公司的统筹协调、审批、监督与风险处置。

在北京市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可参考以下操作指南。

一、设立条件

小额贷款公司的名称由行政区划、字号、行业及组织形式依次组成，其中行政区划指区、县级行政区划的名称，行业表述应当标明“小额贷款”的字样，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且公司名称应当符合本市工商企业注册的有关规定。未经批准，任何公司不得标注“小额贷款”字样。

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章程；

(二)单一最大股东(包括其关联方)持有的股份不得超过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30％，其他单一股东及其关联方持有的股份不得超过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20％，且不得低于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

(三)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0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亿元。注册资本来源应真实合法，全部为实收货币资本，由出资人或发起人一次足额缴纳；

(四)具备符合任职资格条件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具备相应专业知识和业务经验的工作人员；具备必要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具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措施和与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

二，设立程序

(一)申请筹建

申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应当先申请筹建。申请人将下列筹建申请材料报送拟设小额贷款公司所在区、县主管部门：

1、筹建申请书。申请书应当载明拟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名称、拟注册住所、注册资本、股权结构、业务范围、机构性质、组织形式、发起人或出资人基本情况及出资比例以及设立的目的；

2、可行性研究报告。包括对当地经济金融发展状况分析，组建小额贷款公司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市场前景分析，未来业务发展计划，风险处置预案等；

3、筹建工作方案。包括拟设公司筹建工作步骤和时间安排，主要管理制度的起草计划，业务拓展计划，风险控制措施，资金来源，架构，部门设置和从业人员配置，内控体系，主要董事、监事及拟聘高级管理人员，信贷部门负责人和风险控制部门负责人的基本情况，经授权的筹建组人员名单，履历、联系地址及电话，选址方案；

4、出资人关于出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股东协议。协议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拟设小额贷款公司的名称、住所、业务范围、注册资本金、股本结构，出资人出资额与占股份比例，出资人的权利义务等；

5、出资人关于出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承诺书。承诺自觉遵守公司章程、接受监管并承担风险、自觉遵守国家及本市相关规定、不吸收公众存款、不参与非法集资活动的承诺书；

6、出资人之间的关联关系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以及如果存在隐瞒事项，出资人在小额贷款公司的投票权将受到限制的承诺；

7、法人股东的名称、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经过工商年检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经营情况、诚信状况、未偿还金融机构贷款本息情况及所在行业状况、纳税记录等事项；拟投资人股的自有资金来源真实的承诺书；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会议关于同意出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决议；最近1年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

8、自然人股东的姓名、身份证复印件、人股资金来源及个人收入来源合法真实的承诺书；

9、联系人及其手机、办公电话、传真电话、电子邮件、通讯地址(邮编)；

10、律师对拟申报材料的合法合规性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筹建申请材料经区、县主管部门初审，市主管部门审查后，由市主管部门做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筹建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申请人凭批准筹建文件到拟设小额贷款公司所在地的区、县主管部门领取开业申请表。申请人应自批准筹建之日起3个月内完成筹建工作。在规定期限内未完成筹建工作的，应当说明理由，经拟设小额贷款公司所在地的区县主管部门批准，报经市主管部门，可以延长1个月。在延长期内仍未完成筹建工作的，批准筹建文件自动失效。

(二)申请设立

申请人应在筹建有效期内，提交设立申请，申请人应当将填写好的开业申请表连同下列资料报送拟设小额贷款公司所在地的区县主管部门：

1、设立申请书。

2、筹建工作报告。内容包括筹建过程、筹建工作落实情况以及是否符合设立要求等；

3、经股东(大)会会议通过的公司章程；

4、股东名册，包括股东名称(企业法人要有注册地址和法人机构代码)、出资额以及股份比例；

5、主要管理制度和组织机构图；

6、拟任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证明材料；

7、法定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

8、营业场所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证明材料；

9、公安、消防部门对营业场所出具的安全、消防设施合格证明；

10、联系人及其电话、传真电话、电子邮件、通讯地址(邮编)；

11、律师对申报材料的合法合规性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区、县主管部门和市主管部门审查申请材料之后，做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申请人获得设立批准后，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注册登记，获得营业执照。

小额贷款公司有下列变更事项之一的，经区县主管部门初审报市主管部门批准后，持市主管部门批准材料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变更事项包括：变更名称；变更注册资本；变更住所；变更业务范围；变更股东；变更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章程；变更组织形式；合并、分立。

三、资金来源

篇10

一、引言

在中国证券市场短短十几年的发展中，担保作为上市公司的一种正常的经营手段，曾为上市公司方便、快捷地获得银行资金以及为金融机构利益的保障产生了积极作用。然而近年来，不规范的担保行为已成为困扰上市公司的一大陷阱，从奥园发展、神龙发展、诚诚文化到啤酒花、托普软件，从福建“担保圈”、上海“担保圈”、深圳“担保圈”到新疆“担保圈”，上市公司因担保被拖下水的案例屡见不鲜，有人甚至把中国上市公司对外担保问题称为“上市公司的哥德巴赫之谜”。尽管国内业界、学界人士曾对这一难点与热点问题给予了关注，但由于以往的研究大都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从现象上对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风险和危害进行描述，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考，因而得出的结论缺乏说服力。上市公司担保行为存在和发展的本质和经济功能何在?其演变轨迹和特征又是什么?这是我们在深入研究中国上市公司担保问题前首先需要弄清和解决的问题。

二、中国上市公司担保行为的本质与经济功能

一般而言，上市公司担保可以有三种选择，即保证、抵押和质押。但中国上市公司在担保行为的实际选择中，却具有明显的保证担保偏好。据笔者统计，在1999-2002年上市公司的长期贷款(平均值)中，保证担保贷款达58.44%，而抵押担保仅占28.48%，其余13.08%基本是信用贷款；在同期的短期贷款(平均值)中，保证担保贷款更是高达63.38%，而抵押担保仅占22.22%，其余14.41%基本是信用贷款。由此可见，不论在长期还是短期贷款中，质押担保贷款的比重都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中国上市公司的担保行为实际上主要是保证担保行为。由于担保使得公司在债务人一旦无法偿还债务时必须替其“买单”，或有负债会立即转化为公司的现实债务，因此，公司的这种无偿保证实则是“无偿给予他方以公司信用，无异于无偿给予他方以公司财产”。出于对股东利益的保护，各国对公司的对外担保行为普遍实行了严格限制。

资本(资金)是企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在现代经济社会，能否获得资金往往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企业要获得资金，除了留存收益和股权融资外，可以选择的还有债务融资。在股份制或公司制情况下，债务融资却有一种“天然缺陷”，即将公司经营的风险从股东(尤其是大股东)转移到了债权人身上。为规避这一风险，债权人(银行)往往要求借款人对贷款提供担保。担保的采用使得债务融资的风险逆向转移给了借款人，同时又产生了三种经济功能：一是在借款人违约情况下担保将保障债权人的贷款得到补偿(保障功能)；二是借款人如果违约，将面临担保品(在抵押和质押担保时)的损失以及保证人履行求偿权和代位权(在保证担保时)的威胁，因此，这将激励借款人努力经营以偿还贷款(激励功能)；三是在保证担保中，由于保证人比债权人更加熟悉和了解借款人的偿债意愿和偿债能力，保证人的介入不仅能降低整个借贷过程的信息搜寻成本，还可替贷款人监督和制约借款人违约行为的发生(监督功能)。从这个意义上看，担保可使债权人、债务人和保证人实现共赢。

三、中国上市公司担保行为的演变及特征分析

中国上市公司从产生到现在已有15年的历史，这意味着中国上市公司从事担保已有15年的历史。根据担保行为的表现，我们可把上市公司担保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为大股东提供担保阶段(1990—2000.6)

在这一阶段，上市公司的担保行为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尽管对外担保是上市公司的重大事项，由于没有强制性披露要求，几乎没有上市公司主动公告担保情况，因而担保一直在“地下”进行。直到1999年4月，以“棱光事件”的爆发为导火索，猴王股份、吉发股份、PT粤金曼、中福实业、九州股份等公司为其大股东担保而沦为“提款机”的事件陆续曝光，上市公司的担保问题才开始浮出水面，并引起了投资者和监管层的高度关注。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上市公司为大股东或母公司获取资金提供巨额担保。据笔者统计，当时有近30家上市公司因此或被证监会谴责，或股票被特别处理，或公司被重组。

众所周知，中国上市公司大部分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公司的主营业务同大股东或母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甚至是母公司业务环节的一部分。再加之大股东过高的持股比例，上市公司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股东的意志，这就使得大股东有可能利用其控股地位迫使上市公司为其借款提供担保。由于上市公司作为子公司无法有效监督和制约大股东借款的使用，因而这一“廉价”获得的资金大大助长了大股东盲目投资倾向，从而使担保最终变成大股东通过上市公司“圈钱”的手段。

对此，证监会于2000年6月《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1》)，明确规定：“上市公司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股东的控股子公司、股东的附属企业或者个人债务提供的担保。”《通知1》后，尽管上市公司为大股东提供担保的情况大为减少，但并没有完全遏制这一现象。据笔者统计，《通知1》后，在2002年、2003年和2004上半年，为大股东和间接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公司分别还有3家、7家和4家。可见，在目前控股股东处于强势地位的情况下，要真正将上市公司从被迫担保的困境下“解放”出来还很困难。此外，《通知1》还将上市公司担保列为年报和公告要求的信息披露事项，从此，上市公司长达十年的“地下”担保开始接受公众监督。

(二)相互担保和连环担保阶段(2000.6—2003.8)

虽然《通知1》明文禁止上市公司为大股东提供担保的行为，但并没有对上市公司之间的担保行为作出明确规定，而且中国《公司法》又认可公司具有自主对外担保的行为能力，因此在《通知1》后，许多上市公司转而寻求相互担保。在这阶段，上市公司的相互担保行为主要有四个特征：

一是涉及公司众多，互保金额巨大。2001年、2002年和2003年1-8月，上市公司以相互担保所进行的贷款融资分别有193项、229项和151项，涉及上市公司118家、136家和96家，每家公司平均互保2.29亿元／年、1.74亿元／年和1.62亿元／年。

二是与上市公司进行相互担保的公司，大部分与上市公司没有关联关系。2002年和2003年1-8月，上市公司分别有89%和93%的相互担保是与非关联方进行的。

三是诱发了部分上市公司的恶意担保行为。由于银行当时对于上市公司担保行为的忽视，部分资质较差、股权融资能力丧失的公司有可能两两联合以相互担保套取银行资金，使得相互担保成为这些公司从银行圈钱的工具，如诚诚文化和啤酒花等。

四是相互担保的发展引发了上市公司担保圈(或担保链、担保網)的出现。担保圈使得那些原本互不关联的上市公司通过相互担保被连接在一起，如果圈内有一家公司资金链断裂，就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不仅会将圈内公司拖下水，还将可能波及到整个证券市场和金融体系，触发区域金融危机。在这一时期，上市公司担保圈具有典型的地域特征，维系担保圈的主要是上市公司与大股东或于公司的“母子关系”、高管人员间的“私人关系”、政府干预下的“地方关系”以及公司间的“业务关系”。如当时被曝光的有三大担保圈：以ST中福、ST九州为中心的福建担保圈，直接涉及上市公司16家，涉及其他企业100多家；以ST深石化、ST盛润和PT金田为中心的深圳担保圈，直接涉及上市公司13家，担保总金额52亿元；以ST国嘉、ST兴业为中心的上海担保圈，直接涉及上市公司52家，担保总金额109亿元，其中仅ST兴业一家公司提供担保就达10.41亿元，遭遇担保诉讼36起。截至目前，上述担保圈内已有4家上市公司因担保而退市，12家公司遭到证监会谴责。对此，证监会于2003年8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2》)规定：上市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50%，不得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担保，不得为本公司持股50%以下的其他关联方或个人提供担保；对外担保应当取得董事会全体成员2／3以上签署同意或者经股东大会批准。《通知2》的虽然抑制了相互担保行为和担保圈的蔓延，但随后曝光的新疆担保圈、托普系、德隆系等担保事件，说明这一行为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

(三)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阶段(2003.8一)

《通知1》和《通知2》的先后出台使上市公司为大股东担保和相互担保行为得到了一定的约束，于是上市公司继而寻求新的担保途径，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现象开始凸现。据统计，在2002年，上市公司为子公司担保仅占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事项的32%，2003年上升到62%，2004年仅1-6月份已高达72%。但同期每项担保的平均金额却变化不大，分别是0.61亿元、0.58亿元、0.62亿元。

从表面上看，上市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似乎风险不大，目前所暴露的问题也比较少，但其潜在的风险不容忽视：一是通过为控股子公司担保获得银行贷款，上市公司能很容易地利用其控股地位以资源调配的名义占用该资金，这实质上是变相的上市公司信用贷款；二是上市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使得银行贷款的风险更为集中，贷款的不对称信息问题严重，上市公司与其子公司串谋的可能性加大；三是绝大多数子公司都是非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严格，瞒报、漏报现象普遍，给投资者和监管层判断和监督上市公司的担保行为风险带来困难。

四、政策建议

通过对上市公司担保行为的本质、经济功能和演变特征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上市公司担保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仅涉及上市公司、银行和被担保公司，还涉及到上市公司大股东、管理者和监管层；不仅是上市公司的个体决策行为，更是上市公司的群体市场行为。要有效规范和治理目前中国上市公司不规范的担保行为，须从以下两方面人手：

在总体思路上，改变目前由证监会负责规范的单一格局，同时做到“两条监管”和“两项治理”，即把证监会对上市公司担保行为的监管与银监会对金融机构涉及上市公司担保贷款行为的监管一并进行；把完善上市公司关于担保问题的内部治理与完善银行关于上市公司担保贷款的内部治理相结合，协调运作。

在具体政策上，可以考虑采取如下措施：

1.可要求银行在上市公司担保贷款的清偿中承担一定的清偿责任(比如10%)，激励银行发挥其信息优势主动识别被担保人的贷款或项目风险；

2.监管层应重点加强对那些连续3-5年不间断进行担保的196家公司担保行为的监控，重点加强对收益水平较低的公司担保行为的监控；

3.提高抵押和质押担保在上市公司担保中的份额，降低上市公司对保证担保的依赖和偏好；

4.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使银行能通过利率和担保的搭配使用来筛选客户，为其参与上市公司担保贷款风险的识别提供杠杆；

5.疏通股权融资渠道，拓展公司债券融资渠道，发展其他融资渠道，扩大上市公司对融资方式的选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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