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公司章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股份公司章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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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X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经营宗旨和范围

第三章 股 份

第一节 股份发行

第二节 股份增减和回购

第三节 股份转让

第四章 股东和股东大会

第一节 股东

第二节 股东大会

第三节 股东大会提案

第四节 股东大会决议

第五章 董事会

第一节 董事

第二节 董事会

第三节 董事会秘书

第六章 总经理

第七章 监事会

第一节 监事

第二节 监事会

第三节 监事会决议

第八章 财务、会计和审计

第一节 财务、会计制度

第二节 内部审计

第三节 会计师事务所的聘任

第九章 通知

第十章 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

第一节 合并或分立

第二节 解散和清算

第十一章 修改章程

第十二章 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1条 为维护XXXX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制订本章程。

第2条 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经XXXXXX（审批机关）X复〈1996〉39号文批准，以发起设立的方式设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

第3条 公司经有关监管机构批准，可以向境内外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

第4条 公司注册名称

中文全称XXXX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XX公司”

第5条 公司住所为：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

邮政编码：100032

第6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0000元。

第7条 公司为永久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第8条 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第9条 公司全部资产分为等额股份，股东以其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第10条 本公司章程自生效之日起，即成为规范公司的组织与行为、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股东可以依据公司章程起诉公司；公司可以依据公司章程起诉股东、董事、监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可以依据公司章程起诉股东；股东可以依据公司章程起诉公司的董事、监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第11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第二章 经营宗旨和范围

第12条 公司的经营宗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自主开展各项业务，不断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核心竞争能力，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实现股东权益和公司价值的最大化，创造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促进保险业的繁荣与发展。

第13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水泥、建筑装饰材料、机械设备、汽车（不含小轿车）、汽车配件、饲料及原料、日用百货、服装鞋帽、计算机及其外围设备、家用电器、针纺织品、办公用品及自动化设备、五金交电、橡胶与橡胶制品的销售；汽车维修；物业管理；室内外装饰装修；服装、汽车配件的生产、加工；经济信息咨询服务（涉及专项审批的经营期限以专项审批为准）。

公司根据自身发展能力和业务需要，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可调整经营范围，并在境内外设立分支机构。

第三章 股 份

第一节 股份发行

第14条 公司的股份采取股票的形式。

第15条 公司发行的所有股份均为普通股。

第16条 公司股份的发行，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同股同权，同股同利。

第17条 公司发行的股票，以人民币标明面值，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

第18条 公司发行的股份，由公司统一向股东出具持股证明。

第19条 公司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50000000股，成立时向发起人发行50000000股，占公司可发行普通股总数的100％，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元，

第20条 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认购的股份数如下；

中国XX集团公司 3000．万股

XX中心 1000．万股

北京XX公司 500． 万股

上海XX有限公司 300． 万股

广东XX厂 200． 万股

以上发起人均以货币形式认购股份。

境外企业、境内外商独资企业持有本公司股份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21条 公司或公司的子公司（包括公司的附属企业）不以赠与、垫资、担保、补偿或贷款等形式，对购买或者拟购买公司股份的人提供任何资助。

第二节 股份增减和回购

第22条 公司根据经营和发展的需要，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股东大会分别作出决议，并经XXXXXX审批机关　批准，可以采用下列方式增加资本：

（一）向社会公众发行股份；

（二）向所有现有股东配售股份；

（三）向现有股东派送红股；

（四）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国务院证券主管部门批准的其他增发新股的方式。

第23条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经XXXXXX（审批机关）批准，公司可以减少注册资本。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按照《公司法》以及其他有关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24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经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通过，并报XXXXXX（审批机关）和其他国家有关主管机构批准后，可以购回本公司的股票：

（一）为减少公司资本而注销股份；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活动。

第25条 公司购回股份，可以下列方式之一进行：

（一）向全体股东按照相同比例发出购回要约；

（二）通过公开交易方式购回；

（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国务院证券主管部门批准的其它情形。

第26条 公司购回本公司股票后，自完成回购之日起10日内注销该部分股份，并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

第三节 股份转让

第27条 公司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

第28条 公司不接受本公司的股票作为质押权的标的。

第29条 董事、监事、经理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在其任职期间内，定期向公司申报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在其任职期间以及离职后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

第四章 股东和股东大会

第一节 股东

第30条 公司股东为依法持有公司股份的人。

股东按其所持有股份的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第31条 股东名册是证明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充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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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龙股份”）在补充2014年1～9月份数据后，再次在证监会网站预披露了招股说明书。

不过，公司多项销售数据却遭遇市场质疑。同时，银龙股份的董事长谢铁桥曾经持有的银龙股份上千万债权也令人生疑。

《投资者报》记者查阅银龙股份招股说明书发现，1998年，谢铁桥以30万元货币资金取得银龙有限37.5%的股权，仅仅不到两年时间，截至1999年底，谢铁桥持有对银龙有限（银龙股份前身）的债权就已高达1161万元。这相当于谢铁桥的30万元在极短的时间获得了38倍的超额收益。

在1998年至1999年底这段时间里，银龙有限究竟发生了何等重大事项，以至于谢铁桥对银龙有限拥有上千万的债权？值得一提的是，这笔千万级债权，其中920万又用于对银龙有限的增资，另外的241万元则于2005年结清。也就是说，谢铁桥1998年拿出的30万元货币资产，不但拿回了本钱，还赚了逾200万的现金，并产生了近千万的股权。这是否就是传说中的空手套白狼呢？带着上述疑问，《投资者报》记者分别于1月13日及1月29日发送采访函给银龙股份的董秘。但令人遗憾的是，截至发稿时，银龙股份并没有给出合理解释。

千万债权成因谜团待解

董事长两年获利近38倍

据银龙股份于2014年11月披露的招股书显示，2011年8月3日，银龙股份由银龙有限整体变更设立。而银龙有限则成立于1998年3月17日，由谢铁桥、谢铁根、李国明、杨慧生共同按每单位注册资本1元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0万元，其中谢铁桥、谢铁根和李国明三人以货币形式分别出资30万元、13.2万元和10万元，杨慧生以实物资产一辆红旗轿车作价26.8万元出资。

招股书同时显示，截至1999年底，谢铁桥对银龙有限的债权合计1161万元：谢铁桥将其中460万元作为本人对银龙有限的出资、460万元转让给谢铁根作为谢铁根对银龙有限的出资，剩余241万元款项已于2005年结清。

据招股书称，上述谢铁桥对银龙有限的1161万元债权主要由以下两部分构成：一是根据当时银龙有限制定的销售提成方案所计提的销售提成，合计781万元。二是河北省河间市宇桥预应力钢材有限公司将其对银龙有限的380万元债权转让予谢铁桥，形成的谢铁桥对银龙有限的380万元债权。

值得一提的是，据招股书显示，银龙有限设立以来，谢铁桥曾先后担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长；谢铁根曾先后担任副总经理、监事，现任公司副总经理。两人均从未担任过与销售产品有关的任何职务。

另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是，据其招股书显示，公司前身银龙有限曾存在谢铁桥委托杨慧生、李国明持股情况，具体如下：杨慧生、李国明二人系谢铁桥的表弟、舅舅，二人分别于2012年10月、2014年1月从公司退休。按照银龙有限设立当时天津市关于开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必须超过二人的相关部门要求，银龙有限设立时，增加李国明、杨慧生为登记在册的实名股东，由谢铁桥实际出资，李国明、杨慧生分别代谢铁桥持有在银龙有限的部分股权，各方未签订《委托持股协议》，但是建立了委托持股关系。

从中不难发现，1999年底前的银龙有限，实质上是谢铁桥、谢铁根两兄弟的公司。既然如此，上文所述的“河北省河间市宇桥预应力钢材有限公司将其对银龙有限的380万元债权转让予谢铁桥”就颇令人费解了，因为这等于债权人将债权转让给了借债的人。既然如此，那谢铁桥直接归还对河北省河间市宇桥预应力钢材有限公司的债务就是了，何必又多此一举呢？这其中是否存在虚构债权债务的行为呢？《投资者报》未能得到银龙股份方面对上述问题的回复。

销售数据广受质疑

供销依赖本钢集团

除了上述千万债权的详细原因待解，早在2014年5月银龙股份首次预披露招股书时，其利润过分依赖税收优惠、家族成员占据公司管理层高位以及招股书数据存在虚增利润等就广受媒体质疑。

据有关媒体报道，“银龙股份在经营上过度依赖本钢集团，其采购和销售的第一大客户均为该集团旗下公司，权重占比极高。辽宁本钢钢铁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本钢集团孙公司，以下简称“本钢商贸”）是银龙股份2013年度和2014年1～9月的销售第一大客户，两期销售额度分别高达4.84亿元和7.4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4.8%和45%。而在银龙股份的采购大客户名单中，本溪北营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钢集团的子公司，以下简称“北营钢铁”）分别为其2013年和2014年1～9月的第一大供应商，采购金额分别为3.9亿元和4.1亿元，占采购总额的比例分别达到27%和33.6%。”

除了被质疑供销均依赖本钢集团，相关媒体还称，“银龙股份境外应收账款风险极大，如银龙股份对叙利亚铁路工程总公司的117.2万欧元应收款项因坏账损失，不得不计提坏账准备；同时，银龙股份对其越南客户Nam Ha Viet Joint Stock Company，Hanoi Branch的231万元应收账款，也出现了回收风险；此外，客户TrecemWireProducts（葡萄牙）也欠款111万元，目前该客户还处于清算重整阶段，预计该欠款收回的可能性并不大。”

面对上述媒体的质疑，银龙股份均未予以回应。值得一提的是，本钢商贸在银龙股份应收账款前五大客户中居首，在报告期末，公司对该客户的应收账款为2.1亿元，占全部营收账款的38%，远超第二大应收账款客户德阳铁路轨枕厂所欠的143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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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东大会的职权

现行《公司法》第103条对股东大会的职权作了如下规定：“股东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二）选举和更换董事，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事项；（三）选举和更换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决定有关监事的报酬事项；（四）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五）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七）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八）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九）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十）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等事项作出决议；（十一）修改公司章程。”《修改草案》第117条也对股东大会的职权作了规定，除与上述《公司法》103条所列11项相同外，增加了1项：“对公司聘用、解聘注册会计师、会计师事物所作出决议。”

关于公司法对股东大会职权的规定，笔者认为：

其一，从公司法理讲，股东大会作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权力机关，公司的一切重大事项都应经股东大会讨论并作出决议。

而上述无论是现行《公司法》还是《修改草案》对股东大会职权进行的具体、列举式规定，都不可能穷尽应由股东大会决定的一切重大事项。另外，从西方现代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看，随着股份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股权日益分散，股份公司为适应瞬息万变的经济情况，出现了股东大会职权弱化和董事会权限扩张的趋势。这表明，股东大会的职权会日益减少。

其二，西方大多数国家都不在公司法中规定股东大会的具体职权。例如：日本在《商法典》第230条之10（全会的权限）规定：“股东全会以本法及章程所定事项为限，可做出决议。”又如：韩国在《商法典》第361条（大会权限）规定：“股东大会只能对本法与章程中规定的事项进行决议。”这样概括性规定股东大会的职权既经济又灵活。

其三，公司章程是规范公司内部组织和行为基本规则的文件。股东大会的一些职权完全可以通过公司章程加以规范。

鉴于此，笔者主张尊重公司自治，给公司充分的自，建议《修改草案》对股东大会职权作灵活性的规定，以下两种方案可供选择参考：第一种借鉴上述日本、韩国等国家公司法对股东大会职权作概括性规定的做法，《修改草案》可规定：“股东大会以本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事项进行决议。”第二种借鉴《德国股份公司法》对股东大会职权作不完全列举式规定的做法。该法第119条规定：“股东大会的权利（1）股东大会对在法律和章程中所规定的特定事件作出决议，特别是关于：1、任命监事会成员，只要他们不是需要委派给监事会的，或者是根据《共同决策法》、《共同决策法补充法》或1952年《企业组织法》作为职工监事成员而被选出的话；2、结算盈余的使用；3、减免监事会成员和董事会成员的责任；4、任命结算审计员；5、修改章程；6、筹集资本和削减资本的措施；7、任命审查公司设立和业务经营过程的审计员；8、解散公司。（2）关于业务经营中的问题，只有董事会提出要求时，股东大会才能作出决定。”《修改草案》可规定：“股东大会对在法律和公司章程中所规定的事项作出决议，特别是关于：1、选举和更换董事，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2、选举和更换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决定有关监事的报酬；3、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4、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5、修改公司章程。”

二、股东表决权的行使

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的行使问题，现行《公司法》第106条至108条作了规定；《修改草案》第121条至127条也作了规定。笔者从以下几点谈谈对这个问题的想法。

1、表决权行使的前提条件。无论是现行《公司法》还是《修改草案》都没有对此问题作出规定。笔者认为，按照资本多数决的原则，只有在出席股东大会最低股东人数由法律确定的情况下，股东行使的表决权才能保证股东大会形成决议的效力。例如：《日本商法典》第239条1款规定：“除本法及章程另有规定者外，股东全会的决议，应有代表已发行股份总数过半数的股东出席，并经出席股东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方能形成。”所以，建议《修改草案》增加规定：“除本法或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外，股东大会须由代表已发行股份总数过半数的股东出席，并经出席股东过半数的表决权同意，才能形成决议。”

2、表决权行使的原则。现行《公司法》第106条1款及《修改草案》第121条1款对此作了相同的规定。即：“股东出席股东大会，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笔者认为，上述规定不够完善，应修改为：“股东出席股东大会，除本法和公司章程另有规定者外，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

3、表决权行使的例外。股东表决权的行使除贯彻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的原则外，还有以下几种例外的情况，也应在《修改草案》中进行规定。

（1）累计投票制。这是为在选举公司董事、监事时，更好地体现小股东的意志而设计的制度。《修改草案》第123条对此作了规定。即：“公司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时，可以实行累计投票制。本法所称累计投票制是指公司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有表决权的每一股份拥有与所选出的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2）限制表决权。对股东表决权的限制，通常是由公司章程作出规定。建议《修改草案》增加限制表决权的相关规定。例如规定：“公司可发行限制表决权股份。持有该种股份的股东，就公司章程规定限制表决权股东不得表决的事项进行决议时，不得行使表决权。”另外，还可以通过公司章程对大股东的表决权作出限制性规定。例如在公司章程中规定：“大股东持有1000股以上的股份无表决权。”以此来限制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权。

（3）无表决权。关于无表决权的规定《修改草案》只规定了两种情况：A、该草案第121条1款规定：“公司依法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B、该草案第124条规定：“股东大会作出决议时，与表决事项所涉及的企业有关联关系的股东不得行使表决权，也不得其他股东行事表决权，但对董事、监事的选举除外。”

笔者建议再增加以下规定：A、为满足投资人利益多元化的需求，建议《修改草案》增加规定：“公司发行利润分配有优先权的股份，可由公司章程规定持有该种股份的股东无表决权。”B、由于公司之间相互持股会出现资本虚假或歪曲支配公司等弊端。为克服公司相互持股的弊端，在股东行使表决权方面防止支配关系的歪曲，建议借鉴《韩国商法典》第369条3款的做法，在《修改草案》中规定：“公司、母公司及子公司或者子公司持有其他公司的发行股份总数10%以上时，该其他公司持有的

公司或者母公司的股份，无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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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公司发起人出资义务契约义务法定义务

一、公司发起人概念的界定

作为公司设立三大基础要素(即发起人、资本、公司章程)之一的发起人，是公司设立中的灵魂．对公司的设立成败起着主导作用。“公司发起人”作为一项基本的法律称谓，在公司法律制度体系中亦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屡见各类法律法规和学术著作。但事实上，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无论在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发起人”的内涵都处于一种模糊不清的状态，从未有过定论。有的国家法律将其界定为“确认公司章程的股东为发起人”：有的学者认为，“凡筹备公司之设立并签订章程之人”就是公司发起人：有的则认为，“在一个特定的案例中．由谁来组成发起人实际上是一个事实问题”、“公司‘发起人’这一词语并非法律上的术语，而是一个商业方面的术语……”法律概念确定、清晰是法律探讨的前提。在对发起人的出资义务进行系统分析之前，有必要首先明确发起人的内涵。在对国内外相关理论进行分析、甄别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公司发起人是指在公司章程上签字盖章并对公司出资的人。“在公司章程上签字盖章”是确认发起人的形式要件，表示发起人接受公司章程，愿意履行章程所规定的各项义务。“对公司出资”是确认发起人的实质要件，是发起人最本质的特征，发起人出资是公司成立与运营必不可少的资金和物质来源，是形成公司健全人格的前提，是公司债权人、投资人的权益得以保护的基础。

二、公司发起人的出资义务分析

(一)公司发起人出资义务的内涵

公司发起人的出资义务。是指发起人应当足额、及时地缴纳各自在公司章程中所认缴的出资额。发起人完整地履行出资义务，应当同时包括出资时间的及时性、出资金额的充足性和出资权利的完整性，欠缺任何一点，即为瑕疵出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同时，笔者认为如果将出资义务做扩张性解释，发起人的资本充实义务也应视为出资义务的一种，即在发起人瑕疵出资或公司股份未被全部认购的情况下．全体发起人需共同承担起相互担保公司实收资本与公司注册资本相一致的法定义务，具体包括认购担保义务、缴纳担保义务和差额填补义务。资本充实义务是法律为确保公司资本充实和公司设立成功而强制性规定的、由发起人的原始出资义务在一定条件下所派生出来的第二位出资义务，是确保公司资本充实的第二道法律屏障。但鉴于篇幅所限，本文只对发起人狭义的出资义务进行分析。

(二)公司发起人出资义务的法律性质

关于发起人出资义务的法律性质，学者多认为由于股东的出资义务源于其认购股份的行为，而认购股份的行为是股份申购人与公司所缔结的、以加入公司为目的的社团法上的人社契约行为。所以，“现代各国公司法律理论均认为股东出资义务属于一种契约义务，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的法律责任可比照债的不履行的一般原则处理。”笔者对此持异见，认为上述理论将发起人的出资义务与其他股东的出资义务混为一谈，但两者由于身份的不同．所负担的出资义务也有本质区别。除发起人之外的其他股东的出资行为，可视为投资人因希望加入该公司而接受公司(或设立中公司)发出的股份认购要约．并与公司缔结股份认购契约，其出资义务属于约定义务。但发起人的出资义务则不同，笔者认为其兼具法定性与约定性双重属性。具体来讲，在发起人出资义务的来源上具有法定性。在发起人出资义务的内容上则具有约定性。

1．发起人出资义务的法定性。

德国《股份公司法》第29条规定：“发起人应认购公司的股份。”言下之意即发起人必须对公司出资，明确了出资义务的法定性。之所以如此，理由如下：

(1)发起人出资义务的法定性源于其发起人身份。笔者认为，出资义务最本质的来源不是发起人协议或公司章程，也不是发起人认购公司股份的行为，而是来源于其发起人身份，是其基于该身份而必须为的行为。发起人的出资义务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是其之所以为“发起人”的根本。发起人协议或公司章程对此无权做出更改，不可因其约定取消发起人的出资义务。

(2)发起人出资义务的法定性源于公司的公众性。设立公司本是发起人之间自觉自愿的行为．按照契约自由原则，法律本无权干涉，但公司尤其是股份公司具有很强的公众性质．而“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当事人之间的任何法律交易，只要涉及对法律上得到的控制权的处置，都会影响到他人。”

不管是哪种公司形态，设立失败都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和不稳定，造成债权人、投资人的损失，在股份有限公司的场合尤其如此。如果因发起人出资不实导致公司设立失败，会给其他发起人、投资者和债权人造成损失，即便公司侥幸设立成功，也会妨害公司形成健全、独立的人格。造成公司资金运转困难和商事交易不稳定等问题。因此。法律出于对公众利益、社会稳定、交易成本的考虑，有必要以法律强制规定发起人必须履行出资义务。

(3)发起人的出资义务在内容上也具有一定的法定性。同样基于上述完善投资环境、确保交易安全等问题的考虑，为确保公司资本充实，即便是发起人出资义务的具体内容，也不能全部由发起人自行约定。而要由法律对某些基础、原则性问题做出强制性规定

2．发起人出资义务的约定性。

发起人的出资义务虽然因其具有法定性而不可取消。其具体出资方式也受到法律在某种程度上的限制．但发起人仍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自由约定彼此间的出资金额、出资形式和出资时间，体现了契约自由原则。因此，发起人的出资义务也具有一定的约定性。

三、公司发起人违法出资义务的民事法律责任分析

发起人的出资义务兼具法定性与约定性的双重属性，因此，其违反出资义务所应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也分为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

(一)侵权责任——对公司

我国《公司法》第95条规定：“在公司设立过程中。由于发起人的过失致使公司利益受到损害的，应当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是对发起人侵权责任的规定．其中亦应该包括由于发起人违反法定的出资义务而给公司带来损害的情形，发起人应对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二)违约责任——对其他发起人

我国《公司法》第28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第84条规定：“以发起设立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不依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应当按照发起人协议承担违约责任。”这两项明确规定了发起人违反出资义务时，应向其他发起人承担出资违约责任，区别在于在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情况下，《公司法》明确发起人应按照发起人协议承担违约责任。而在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情况下，法律没有明确发起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依据，这与《公司法》第80条明确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应签订发起人协议而对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人则无此要求的状况是相一致的。但笔者认为这不利于追究违约发起人的法律责任，建议《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人亦应制定签订发起人协议的相关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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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小股东利益

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6-0139-01

为了平衡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国家鼓励中小型企业发展的政策正在逐步展开。然而，受资金和规模的限制，这些企业越来越多的选择了有限责任公司这一形式来经营。由于有限责任公司是以“人合”为基础，一般情况下，股东人数较少且出现多数股份集中在某一股东手中。这就极易使该股东以成为控股股东并操纵公司。此外，与有限责任公司多为封闭型公司相比较，股份有限公司多为开放型公司，其面对公众市场，对社会影响力较大。鉴于此，本文拟对如何有效约束有限责任公司中控股股东的行为作如下分析：

一、现存问题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股份的日益分散，很多国家废除了股东会中心主义而采用董事会中心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章程只要把特定权力授予董事会，股东会就不得干预他们行使此项权力。然而，现在很多有限责任公司中虽然都设有董事会，但掌握公司多数股份的控股股东可以通过选举董事等手段轻易控制内部人以达到追求自身利益的目的。这时的董事会只是形同虚设，股东会中心主义隐蔽在董事会中心主义这一合理理论之后。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基于上述弊端的存在，在公司治理中出现了以下问题：

1、我国《公司法》并未对股东是否负有诚信义务作出规定，仅在第59、123条中规定了董事、监事、经理应当遵守公司章程，维护公司利益，不得利用在公司的地位和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

2、控股股东操纵关联交易。关联方交易是指关联方之间发生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事项，而不论是否收取价款。在经济学范畴内，关联交易是客观存在，在社会经济动转中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既关联交易可以节约双方的交易成本，提高工作效率。但另一方面，控股股东可能为其自身利益考虑而主导关联交易，这使得交易当事人之间的地位实质上是不平等的；再加上缺少有效制衡的措施，使关联方交易背离了等价有偿原则，导致不公平交易的产生，进而损害了公司和其他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也降低了公司的竞争能力和独立性。

3、控股股东利用其股份优势控制董事会，对公司管理层人事任免进行干预，小股东由于持股有限，提名董事候选人十分困难。在实践中，公司提名董事候选人通常是由控股股东与原董事会事前形成默契，各小股东提出的董事代表进入候选人名单机率很小。

二、解决办法

1、按照权利和义务相一致原则，既然控股股东享有通过董事和经理管理公司的优势，那么，控股股东也应对其他股东承担诚信义务。由于在法律形式上控股股东不是公司的经营管理者，在为其设立相应规范时应区别于董事和其他管理人员。因此，建议在今后立法中设立对控股股东的诚信义务时应倾向于注意义务的规制。可以参照德国《股份公司法》第309条规定：“支配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在向被支配公司下达指示时应负注意义务，违反该义务的，应对从属公司因此而产生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法律并非禁止关联交易，但必须以公平为基础，以不损害公司利益为目标。因此，对于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关联交易的限制，可以在制定或修改公司章程时参照中国证监会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72条的规定：“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时，关联股东不应参与投票表决，其所代表的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人有效表决总数；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充分披露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这样做既没有否认关联交易的积极作用，也体现了从各方面切断利用关联方交易攫取利润的宗旨。

篇6

在我国，目标公司制定分期分级董事会制度是有可行性基础的。《公司法》对股东大会、董事会等权责及有关事宜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其中有些规定对目标公司是有利的。如“董事任期由公司章程规定，但每届任期不得超过三年。董事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董事在任期满前，股东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等等。1998年发生股权之争的爱使股份，其公司章程也在第67条第二款中规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不含投票权）以上、持有时间半年以上的股东，如要推派代表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的，应当在股东大会召开前20日，书面向董事会提出，并提供有关材料。”和第三款中规定：“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届满需要换届时，新的董事、监事人数不超过董事会、监事会组成人数的1 / 2。”这其中10%的数额限制、半年的时间限制及换届董事、监事的人数限制对当时希望入主爱使股份的天天科技和同达志远的收购行动造成了较大的潜在障碍。今年4月G美的在新修改的公司章程中提出的反收购条款其核心也是分期分级董事会制度。其中第八十二条规定：“连续180日以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名董事、监事候选人，每一提案可提名不超过全体董事1 / 4、全体监事1 / 3 的候选人名额，且不得多于拟选人数。而第九十六条则规定：董事局每年更换和改选的董事人数最多为董事局总人数的1 / 3。”因此，我国的上市公司在制定反收购策略时，可以在公司章程中确定分期分级董事会制度，即便公司受到恶意收购，董事长及大多数董事仍保持不变，控制着公司。但是，分期分级董事会制度只能起到推迟收购者支配目标公司董事会的作用，目标公司董事会最终仍有可能被取得控股地位的收购者所支配。可见，目标公司在制定反收购策略时，对分期分级董事会制度的防御功能不可作过高的期望。

二、金降落伞计划与锡落伞计划分析

金降落伞计划和锡降落伞计划是目标公司和其高级职员就补偿金问题而订立的合同。锡降落伞计划在西方国家的石油行业十分流行，如收购者皮根斯看中的目标――美罕石油公司有此规定，它使得皮根斯在接管公司后不得不支付高达2 000～3 000万美元的锡降落伞费用。对于金降落伞计划在美国的500家大公司中已有一半以上的董事会通过了这一议案。

需要注意的是，金降落伞计划和锡降落伞计划如果运用不当，会引发公司股东和高级员工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其次，随着社会的发展，金降落伞计划的弊端时有暴露。由于高管层得到的经济补偿有时可达到一个天文数字，因此这种补偿反而可能成为目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急于出售公司的动机，甚至是以很低的价格出售。如果是这样，很显然，股东的利益就将遭受极大的损害，因此这一策略，在国外也曾一度饱受争议。另外，收购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惩罚目标公司无能管理者之功效，如果金降落伞计划和锡降落伞计划适用不当，这一功效就会被抵消。因此法律应对金降落伞计划和锡降落伞计划的采用进行合理的限制，避免其滥用。

为克服金降落伞计划和锡降落伞计划的消极功能，在强化这两项计划生效条件方面，可设置一些限制性的条件。例如，在目标公司和管理人员的聘用合同中可以规定，实施这两项计划必须同时具备下列两个条件方可生效：一是目标公司控制权已变更；二是目标公司管理者无正当理由而被解任、被削弱权限或被减少报酬。又如，在目标公司和管理人员的聘用合同中可以规定，只有在收购方恶意收购的条件下，这两项计划方可生效。

三、员工持股计划策略分析

在我国股份制改革试点初期，股份公司的募集设立有定向募集设立和社会募集设立两种。前者指只向法人和公司内部职工募集股份，不向社会公开发行股份的公司设立方式，由于其存在弊端而被《公司法》所抛弃。后者是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设立的股份公司，也可以向本公司职工发行部分股份，但该部分股份依法属于社会公众股的一部分，且不得超过社会公众股的10%，法律上称为公司职工股，但人们往往习惯沿用原来内部职工股的称谓。

我国公司股份制改造始于1984年，开始采用的形式是由职工个人购买公司的股票，或以其他形式持有本公司的股票。可以说，我国公司职工持股是与股份制公司同时诞生，并随之逐渐发展起来的。设置内部职工股的初衷之一，是确定公司职工的主人翁地位，达到转换经营机制，提高公司经营效益的目的。在早期，我国公司的筹资渠道十分有限，大多数公司为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向本公司的职工筹集资金。当募集到这部分资金后，在较短的时间内允许职工股上市流通，以作为当初职工出资购股的补偿。职工持股的作用似乎仅在于解决公司急需用资的燃眉之急，反过来又为参加持股计划的职工提供了一种短期或一次性收益的获利方式。因此，持有公司股票的职工往往更关心二级市场上股票的价格和内部职工股的上市时间，职工在转让股票的同时也就放弃了自己的股东身份，不再从股东的角度关心公司，使通过职工持股的办法增强公司凝聚力的良好愿望落空。另一方面，职工参与公司决策权较股份制改造以前未能有效增加，从而使股份制公司经营机制的转换不能很好实现。当时我国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对这一过程进行指导和规范。从1992年起，国务院有关部门陆续颁布了一系列股份制改革配套文件，其中针对股份制公司内部职工股问题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但是国家始终没有统一完整的规范。《公司法》与《证券法》对此问题也未提及，且仅有的其他有关职工持股的法律法规条文，也仅就内部职工股的上市时间及发行额度有所规定。而且这些规定互相抵触、互相矛盾，且由于内部职工股与社会公众股的成本不一，内部职工股的性质往往引起争议，对证券市场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如前所述，国家并未禁止社会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向职工配售股份，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实施职工持股计划作为反收购措施是可行的。国家体改委、国务院证券委关于社会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向职工配售股份的补充规定中有下列规定：一是社会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在国家批准的股票发行额度内，可以按不超过10%的比例向职工配售股份。本公司内部职工持股的范围，按国家体改委1993年7月3日颁布的《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内部职工持股管理规定》第五条的规定执行。二是向职工配售的股份，在公司本次发行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即可上市转让。但公司与证券交易所订有多于六个月期限协议的，可从其协议。可见，社会募集股份公司可以通过向职工配售股份，并以契约限制期转让自由来实施职工持股计划，也可采用托管职工股票或职工持股信托方式来实施职工持股计划。因此，实现职工持股计划目标，在我国现行立法中并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

四、股份回购策略分析

新修改的《公司法》第143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公司因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依照前款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十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六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公司依照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收购的本公司股份，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百分之五；用于收购的资金应当从公司的税后利润中支出；所收购的股份应当在一年内转让给职工。”《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41条规定：“未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批准，股份公司不能购回其发行在外的股票。”新修订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24条规定：“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选择下列方式之一进行：（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二）要约方式；（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以上可以看出，在一定条件下回购本公司股票在我国法律上是允许的，但不允许公司拥有库藏股（公司回购股票后不按规定注销，这部分股票称之为库藏股）。因此，上市公司采取股份回购并注销的方法来进行反收购是可行的。但实行股份回购要考虑以下一些影响因素：（1）回购股票后，本公司的经营能力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2）是否会妨碍本公司达到自身的经营目标，并相应地给公司和广大股东带来损失；（3）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公司的偿债能力和改变对象，从而不利于债权人债权的实现。

篇7

就公司的分类而言，印度尼西亚的公司分为有限责任公司（perseroan terbatas或PT）、股份两合公司（CV）和合股股份公司（Fa）。从法律性质和地位上来看，股份两合公司和合股股份公司相当于我国的合伙企业，只是被冠以“公司”的名称而已。

有限责任公司是印尼最为普遍、规范最健全的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资本划分为股份，注册资本不少于5000万印尼卢比（约合3.32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中的25%必须被发行并全部实缴，这是对有限责任公司最基本的要求。此外，当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达到30亿印尼卢比，且股东数达到300人以上时可以作为发行人公开发行股份或进行IPO成为上市公司（TBK.PT）。由此可见，TBK.PT公司为PT公司的一种特殊形式，类似于我国股份有限公司的上市或募集设立。

对比中国来看，印尼的有限责任公司相当于中国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结合体，与我国股份有限公司更相似。

印尼公司的治理架构

印尼《公司法》强制规定，印尼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是必设机关，采用“管理—监督”的双板块公司治理架构。各治理机关的主要构成如下：

股东大会。一般情况下有限责任公司至少由两名股东发起设立，可以都是外国投资者。董事、监事及公司法特殊规定人员的选举、任免和解聘由股东大会决定，这是股东大会的专属权力。若公司章程未规定董事、监事的任期，也可由股东大会决定。在印尼，股东若自行召集股东大会，需向当地法院申请，得到法院令后方可召集并主持股东大会。

董事会。印尼有限责任公司至少有1名董事，上市公司（TBK.PT）及从事信贷工具发行、基金流转的公司应有两名以上，董事经股东大会选举并任命。其中，上市公司（TBK.PT）至少包含一名独立董事（unaffiliated director）。

印尼公司法规定：董事会成员若超过两名则由股东大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进行职责职能的划分，任何一名成员都有权代表公司，并任命其中一名为董事长，可在公司章程中另行规定董事长的特殊权利，比如代表董事会，董事会一票否决权等。同样，在特定事项上董事会可以授权董事代表或公司职员办理相关事宜，但不免除董事会的责任。

为更好地履行董事会的职能职责，可以下设相应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

公司法通篇未提及经理层或除董事会之外的执行机关，在印尼，董事会扮演着董事会和经理层的复合角色，集决策与执行职责于一身。

监事会。监事会应对公司的运营政策、运营整体情况进行监督，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监事会没有管理公司的权力，因此也没有命令董事会的权力。另外，可在公司章程中另行规定监事会的特殊权力，比如规定在一定额度和时间内监事会可以与第三方签订合同。

印尼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至少有一名监事，上市公司（TBK.PT）及从事信贷工具发行、基金流转的公司应有两名以上，监事会成员由股东大会选举并任命，监事会每年向股东大会提交年度述职报告。

公司章程中，可以规定设立至少一名“独立监事”和一名“代表监事”。“独立监事”由股东大会任命，要有一定的独立性；“代表监事”类似于 “监事会主席”，由监事会任命，章程中必须列出“代表监事”的职责，不得违反监事会的职能职责，也不得干涉董事会管理的职能职责。上市公司（TBK.PT）必须设置独立监事，且独立监事人数不得少于监事会的三分之一。

为更好地履行监事会的职能职责，监事会可以下设委员会，有一名或多名监事会成员构成，并对监事会负责。印尼金融监督局上市条例就对上市公司（TBK.PT）另作规定，要求由监事会设置审计委员会，协助监事会履行自己的职责和责任，由监事会归口管理，并提交年度述职报告。审计委员会须由至少一名独立监事和至少两名其他上市公司（TBK.PT）的人员（外派监事）组成。

伊斯兰教监事会。在印尼，公司若基于伊斯兰教的原则开展商业活动，除了设置监事会，还要设置伊斯兰教监事会，至少包括一名由印尼乌里玛（穆斯林神职人员）理事会推荐、经股东大会聘任的伊斯兰教专家。该委员会的职能职责类似于监事会，本着不违背伊斯兰教的原则监督公司的运营，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各治理机关的职能职责

股东大会。印尼《公司法》并未以列举方式明确介绍股东大会的职权，但我们可以发现某些职权并不是专属于股东大会，除《公司法》明确规定的法定权限，某些特定的权限可在《公司章程》中意定，进一步细化、分配董监事会职权，使得两个机关相互有效地制衡。通过整理，股东大会享有以下权力：

专属性职权。股东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享有与我国公司股东大会类似的基本权利，如决定董事、监事及公司法特殊规定人员的任免和解聘及其任期，修订公司章程，批准利润分配方案，审议批准公司年度报告等。除此之外，股东大会还专享决定监事会成员及特殊规定人员的薪酬、对转让公司资产或者抵押贷款的金额超过公司净资产50%的事项作出决议等权力。

选择性职权（由《公司章程》另行规定）。印尼《公司法》明确提出：“可通过《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在采取某些特定法律行为前需经股东大会或监事会批准。”除此之外，决定董事会成员薪酬和年度经营计划（包括年度预算）是股东大会与监事会的共享职权，对董事会成员进行职权划分是股东大会与董事会共享职权。

由此可见，印尼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之间的职权并未划分得泾渭分明，在结合公司实际运营情况时，采用公司意定的方式分配各机关的相关职权，有一定的灵活性。

董事会。根据公司法整理，除了日常运营管理，董事会还有如下权力和义务：1.召集股东大会，执行股东大会决议；2.若公司的财务报表、年度报告存在错误、虚假，由董事会（包括监事会）共同承担任何一方蒙受的损失；3.制定并保存股东大会记录和董事会记录；4.制定利润分配方案，报股东大会批准；5.公司可进行中期股息分派，经监事会事先批准后由董事会决策；6.编制年度经营计划，制定年度预算，根据章程规定经监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若经股东大会批准，需先经监事会批准；7.若因董事会或个别董事的履职过失或疏忽，导致公司破产，董事会全体成员（包括公司破产前5年内任职的董事）将共同承担除公司资产抵扣掉以外的负债。

监事会。在印尼，由于董事会集决策与执行于一身的特性，存在着一定的治理风险，因此作为监督机构的监事会，其权力相对于我国公司的监事会要大得多，根据实际情况，可在章程规定，董事会为履行特定法律行为要经监事会同意；在特定时期的特定条件下，可由监事会对公司进行管理，并拥有与董事会同等的权力与义务；公司进行并购、合并、收购和分立的方案需要经各自监事会批准后提交股东大会；由监事会决定董事会成员的薪酬等。

然而，《公司法》也对监事会作了一定的限制，监事会的权力不归属于单个监事的。此外，监事会还设置“独立监事”，以其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更好地履行监事会的职能职责。

赴印尼设立公司的建议

印尼政府对外国投资始终持欢迎态度，实行开放政策。印尼的法律体系整体比较完整，但也有很多法律规定模糊，可操作性差，且不同的法律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随着外资企业不断在印尼投资设立公司，由于法律环境复杂，这些海外公司还多处于试探性阶段。因此，有必要对相关事项进行简单分析，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进而最大程度地降低法律风险。

公司类型的选择——有限责任公司。

外国投资者在印度尼西亚设立公司必须采用有限责任公司（PT）的形式设立，这是唯一允许外商投资的公司形式。

除此之外，外国投资者可以在进入印尼市场的早期阶段选择设置代表处，主要为了市场研究或作为，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再申请投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但由于设置代表处受行业限制，以及需获得政府部门多重许可证的繁琐性等原因，大多数外国投资者更喜欢直接建立一个完整的外资公司。具体地说，代表处虽然无最低股份、董事、股东、股权架构等要求，但根据设置代表处的经营范围，可能需要从不同的政府部门获得多重的营业执照，从而增加了时间和成本的投入，并且代表处不得从事创收，需要聘请公司秘书，营业期限仅为两年。

印度尼西亚允许100%外资及与当地企业（自然人）合资（外方控股）的形式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然而，除印尼《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外，印度尼西亚对外商投资的公司也存在一些特殊规定。若公司为100%外商投资，公司需聘请印尼当地居民负责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并且开展业务15年内需要出售该公司至少5%的股份给当地公司（自然人），这类公司营业期限为60年。若以合资形式设立公司，印尼当地股东持股比例应不低于5%，并且需要聘请公司秘书及印尼当地居民负责公司人力资源管理，这类公司营业期限为30年。

综上，建议以中国企业及其下属公司共同出资的形式发起设立有限责任公司（100%外资），该类型公司股权架构清晰，股东权益较集中，易于管理和控制风险，并且公司注册后的操作流程较为简易。

治理机关的设置。

在公司成立初期，业务规模较小，可设置一名董事（执行董事），由母公司委派，对公司进行运营与管理；设监事一名，监督公司整体运营情况及董事会的履职情况。

篇8

股份有限公司是最典型的资合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兼具人合性和资合性。与股份公司相比，有限公司具有较强的人合性。这就决定了有限公司股东之间相互转让股权相对自由，而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则比较严格。

新《公司法》第72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简单说，此规定明确了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满足两个基本条件：1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2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与之前的老《公司法》相比，该规定优点在于排除了拟转让股权股东的表决权，而且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时只需采取书面通知形式，无需召开股东会进行决议。

但该规定亦有严重不足：“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此处的“过半数”是指股东人数的过半数(不包括半数)，而非持股数额的过半数，也就是以股东人数计算表决票数，而不是以股份数额计算表决票数。如前所述，有限公司与股份公司相比有较强的人合性，但单就有限公司而言，其人合性不及资合性，亦即有限公司更强调资合性，其次才是人合性。体现在股东表决权方面，应该是按照出资比例而不是人数行使表决权。《公司法》多处条款印证本观点，如第43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44条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第183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由此可见，《公司法》第72条“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之规定，表面上是对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尊重，实质上忽略了其资合性，与《公司法》的一贯原则与理念相冲突。故建议将其修改或明确为“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表决权过半数同意。”

二、股东违反法定程序转让股权的效力认定

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公司法》规定了“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这两个基本条件。如果股东未按照此规定进行转让，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应如何认定，法律并没有明确。目前有四种观点：有效说、无效说、效力待定说、可撤销说。有效说认为公司法的规定对股东内部有约束力，对股权转让合同没有影响；无效说认为，该行为违背了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合同；效力待定说认为该合同经其他股东追认后才能有效；可撤销说认为转让合同有效，但其他股东可要求撤销。

笔者主张该类合同为可撤销合同，因为若一味认定无效，其他股东甚至转让双方均可以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不利于交易稳定，甚至出现恶意损害善意第三人利益的情形。股东向第三人转让股权，其他股东未必都会反对或主张优先购买权，此时认定合同无效不符合其他股东本意，也不利于股权流通和交易效率。效力待定说可能会使得该类转让处于长期不确定状态，应予摒弃。将该类合同界定为可撤销合同既能保护其他股东的同意权和优先购买权，又可以维护交易效率，建议公司法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可以参照《合同法》第55条，规定其他股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

三、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限制性约定的效力分析

与之前的《公司法》相比，2006年新《公司法》更加强调公司自治。而公司自治方式往往是通过公司章程，如对于公司组织机构职权，新法加入“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等等。实务中公司章程对于股东转让股权进行限制的现象多有发生，相关纠纷层出不穷。但由于法律对此没有明确规定，解决方式比较混乱。笔者认为，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公司章程可以对包括股东转让股权在内的内部事务进行约定，一般情况下应认可该约定的效力。新《公司法》第72条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实践中经常发生争议的有两种情况：

(一)“人走股退”。有些公司尤其是集体企业改制而来的公司以及股东人数较少的公司经常在公司章程中有“股东因离职等原因离开本公司时，应当将其所持股份转让”这样的条款。现实中又有两种情况：一是只要求离职股东转让其股权，但没有对受让人范围进行限制；二是不仅要求离职股东转让其股权，而且要求只能向其他股东转让。第一种情况只是要求转让人不再担任股东，并没有侵犯到其他权利，该约定效力应予认可。第二种情况相对复杂，实际上剥夺了离职股东向他人转让股权的权利。但鉴于有限公司具有一定的人合性，而且该股东之前也同意公司章程这种约定，故该约定效力也应予认可。

此时如果转让人、受让人对转让价格达不成一致，可以通过专业机构评估。若其他股东均不愿受让该股权，则视为对公司章程原有约定的变更，该股东可以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股权，不算是违反约定。

(二)“原价转让”。有些公司在公司章程中规定：“股东离职时必须依原价转让股权”。此处的“原价”是指股东认缴出资时该股份的价格，而且现实中往往要求该股东只能向其他股东转让该股权。笔者认为，虽然转让股东也签署了公司章程，但此种约定明显剥夺了该股东就其股权进行定价的机会，侵犯到其合法的财产权益，不符合民法的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也无视了股份财产性及其价格波动的客观事实，故该约定应认定无效，转让股东可以与受让人协商确定转让价格。

四、实践中几种特殊的股权转让分析

(一)一股多卖

因股价具有变动性，有些股东可能将其同一股权转让给两个以上的受让人，此情况如何处理，法无明文规定。从合同法基本原理分析，只要是符合合同有效的基本要件，合同即为有效。因此，股东虽将同一股权转让给多人，但各转让合同均为有效，只是谁能取得股权尚不确定，也就是说应该区别股权转让合同和股权变动的效力，进行工商变更登记不是股权转让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笔者认为，出资证明书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最原始、最直接证明。因此，只要持有出资证明书就应认定其股东资格，除非有证据证明签发错误。但若没有进行工商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对于通过受让股权成为股东的人，其股东资格也自其取得出资证明书之日取得。转让人多次转让其股权的，若工商登记的受让人与出资证明书持有人不一致，则应认定工商变更登记的受让人取得股东资格；均未登记的，出资证明书持有人取得股东资格；公司就同一股权转让给多个受让人签发出资证明书的，最先取得出资证明书的受让人取得股东资格。其他不能取得股东资格的善意受让人可以追究转让人的违约责任或缔约过失责任。

(二)部分购买

如前所述，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股权时，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若此时其他股东只愿意购买部分股权该如何处理?此时应该兼顾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和股东股份自由转让权。若将股权拆分后，其他股东仅购买一部分，股东以外的受让人愿意继续购买剩余部分，则转让股东不得拒绝其他股东的部分购买要求。反之，若因其他股东购买一部分股权导致股东以外的受让人不愿继续受让剩余股权，此时，应将欲行使部分优先购买权股东的态度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亦即同意转让人向第三人的转让行为。

(三)股权转让导致股东人数实质性变化

新《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为五十人以下，其中一人公司要求比普通的有限责任公司要求更加严格。股东转让股权导致公司股东人数实质性变化主要有两种情况：

1股东只有一人。这种情况发生于其他股东均将其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同一受让人，从而导致该公司由普通的有限公司转变成一人公司。因为一人公司在设立条件等方面比一般有限公司要求要高，此时应该具体分析：若股权转让后该公司符合一人公司的设立条件，则该公司继续存立，但需要变更工商登记，尤其要在营业执照中予以明示是自然人独资还是法人独资，对善意相对人尽到足够的提醒义务；若股权转让后公司只有一个股东而该公司不具备一人公司的基本条件，则给予一定的期限(如30日)要求其满足相关条件，期限届满后仍不符合相关要求的，则应将该公司予以解散。

2股东人数超过五十人。此种情形发生于某个或多个股东向股东以外的多人转让股权。因《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条件中股东人数上限为五十人，这种股权转让导致该公司不符合有限公司的基本条件。有学者认为，公司法对于股东人数上限五十人的规定是在“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一章中，规范的是“设立”而不是“转让”，因此股权转让后导致股东人数超过五十人并不违背公司法的强制规定，应认可股权转让的效力。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公司法之所以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上限作出规定是对其人合性的高度尊重，而人合性也是有限公司的特点甚至是优点之一，股东人数过多必然会冲击甚至泯灭这种人合性。而且，对于股东人数的规定不仅应在设立时满足，在运行过程中也应同样满足，否则必然导致公司运营的不规范，增加股东会决策的难度，甚至导致有人利用公司来规避责任与风险，不利于债权人利益保护。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由股东对股权再次进行部分转让或采取信托方式，以达到法律对股东人数的要求，否则公司将予以解散。

(四)继承

从广义讲，被继承人的股权由继承人继承也属于股权转让的范畴。新《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第76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实践中因继承导致的股东纠纷多有发生，学界对相关法律规定的理解也有分歧。有观点认为，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要取得股东资格，仍应按照公司法关于“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规定执行。这种观点值得探讨。笔者认为，只要是公司章程没有禁止性规定或附加条件，且继承人符合法律关于股东资格的一般规定，在被继承人死亡时其便可以当然取得股东资格。当然依公司自治原则，公司章程可以约定一些必要的程序和条件，但这些条件不应被视为当然剥夺继承人的股东资格。为稳妥起见，建议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在公司章程中进行这样的约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继承其股东资格需由其死亡时其他股东表决权过半数同意”，这样既可以避免继承人直接继承股东资格破坏有限公司的人合性，又可以防止因绝对的禁止继承而错失良好的合作伙伴。

参考文献：

[1]赵旭东，公司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335

[2]邹海林，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行为辨析[N]，人民法院报，2003—06—20

[3]刘俊海，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J]，法学家，2007，(6)

[4]周友苏，新公司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91

篇9

【关键词】公司制；权力制约；公司治理

一、公司制概论

（一）公司制的概念

一般认为，公司是指依法定程序设立的，以营利为目的的，有独立人格和独立财产的社团法人。虽然公司在西主国家中已经存在了数百年，且其范围包括无限公司、两合公司、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几乎可以同除自然人之外的其他商事主体划等号，但这种作为商事主体的一般意义上的“公司”的组织与管理制度，同人们同常所说的“公司制”并非一回事，事实上，我们现在所要推行的“公司制”，即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仅指现代股份公司的组织与治理制度。因此，仅规定股东的有限责任，尚不足以造就公司制。

（二）公司制的发展趋势

公司制越向前发展，它就越有生命力，越有适应性，越能平衡和满足股东、债权人、管理者和职工等各种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越能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和进步。公司制的发展的一般趋势如下：

1.取消独立于董事会之外的监事及监事会建制，由董事会内部占多数席位的，不执行业务的外部董事全体组成的，强大的董事会监督委员会来负责对公司的业务执行进行监督审计的董事会内部制约模式。

2.负责公司业务执行的内部董事的人数明显下降，一般不到董事会席位的一半，他们组成董事会执行委员会，组织、领导和监督高级经理人中的业务执行工作，受董事会监督委员会的监督和制约。

3.作为一个整体的董事会的职能被分解，权力被下移，由各专门委员会代行其日常的公司管理职能，但那些依法律或章程必须经董事会全体会议决定的事项除外。

4.公司法不再规定高级管理人员的设置（更不规定其明确的职权），而是由公司章程或董事会决议加以规定。

5.由于机构投资者的大量涌现，并持有许多公司相当数量的股份，同时也由于股东提案权制度、股东直接诉讼制度以及股东代位诉讼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股东和股东大会的作用有加强的趋势。

二、公司制的本质在于公司机关之间的权力制约

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指出：“对于世界经济而言，完善的公司治理机构将像健全的国家治理一样至关重要。”事实上，不仅“公司治理”与“国家治理”一样重要，而且可以说，一个股份公司的治理与一个民主国家的治理也极为相似。这不仅因为二者都是以组织体的治理，而且是因为二者都通过各自组织体机关之间的分权制衡机制来实现其治理目标。

（一）公司制根本区别于传统企业的组织管理制度

股份公司由于公司规模很大，专业化分工程度很高，且股东人数民极为众多，故公司往往不是由股东，而是由职业经理人来经营管理的。在这种情况下，这需要有一种科学合理的公司治理制度，既能够充分发挥经营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其像办理自己的事情一样来经营公司，又能够使所有者有效地对其加以监督与控制，使其不至于懈怠、恣意或腐败。这种公司组织管理制度才叫做“公司制”。

（二）公司制的基本原理是西方民主国家中的分权制衡机制

对于股份公司来说，其“政府”就是公司机关。股东大会代表全体成员的意志和利益，是公司的立法机关，它制定公司的治理总则，则具有宪法性质的公司章程，并对有关公司前途命运的重大事项作出决议。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决议对公司行政机关和监督机关具有法律约束力。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决议对公司行政机关和监督机关具有法律约束力。除法律明确规定属于股东大会的职权外，公司的其他一切经营管理权，包括依公司章程任命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制定公司各方面的管理制度等，由董事会行使，这在实际上又限制了股东大会的权力。

（三）公司制与三权分立的国家制度具有共同的哲学基础

“人性论”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因此永远也不要指望掌握政府权力的人会为他人、为社会服务，因此一种健全、合理的制度绝水应建立在机会主义与侥幸心理之上，而应对掌权者设防，假定他们都是些自私自利、，道德低下的人，并用制度来限制他们的邪恶欲望，而用权力制约权力、用掌握权力的一个机关制约另一个掌握权力的机关，则是最好的办法。

三、公司机关权力制约机制原理

（一）公司机关权力制约机制的一般原理

1.公司机关权力制约的任务和目标。公司机关权力制约的任务和目标是，在充分激励经营者，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力的前提下，对其实工作过程和工作结果进行有效的监督、评价、控制和约束，以便使其符合公司的目的，避免出现经营者低能、懈怠、恣意和腐败现象，并及时更换不称职的经营者，或对经营者的不良行为加以有效的纠正或制止，从而有利于公司的健康发展。可见，公司机关权力制约的任务和目标，与前述的公司治理的任务和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2.监督制约公司经营者的各种途径。专门监察机关即董事会下设的审计监督委员会，或与董事会平行设立的监事会，对经营者的业务执行进行监督制约；董事会及其下设的薪酬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及发展战略委员会等各机构对经营者的业务执行分别进行的监督制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及其下设的各委员会，对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监事会的工作进行监督制约；公司外部潜在的“敌意”收购者，利用公司经营不善，股票价格极度低迷的有利条件，大举收购公司股票并达到控股的程度，以便更换公司的管理层，夺取公司的控制权，从而实现市场对公司经营者的监督制约。

（二）公司机关权力制约机制的制度价值

公司机关权力制约机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制度价值：

1.它使所有与经营分离带来的矛盾得以妥善解决。现代股份公司由于其规模庞大，专业化分工精细，已经不再可能由主要股东个人来亲自经营管理，而必须将公司业务委托给经营专家小组即董事会来。

2.它使公司经营者更加诚实、勤勉和廉洁。公司各机关之间，同一机关的不同担当人之间，彼此监督，彼此制约的制度设计，可以使经营者人性的弱点得到极大的克服，使其诚实正直，恪尽勤勉，廉洁奉公，因此，公司机关间的权力制约机制的存在，的确具有改善经营者道德记录之功效。

3.它使公司决策制定民主化、科学化和最优化。公司机关间的权力制约机制，能够使公司的决策制定民主化、科学化和最优化。这是因为，一方面，承担公司决策制定任务的董事会及其内部的执行委员会和发展战略委员会，在决策制定过程中，必须经过董事们的精心研究和充分讨论，并进行表决，以便集中智慧，而不是由个别经营者一人说了算；在决策制定后，还须将其方案交由股东大会讨论和表决，接受所有者们的亲自审查。因此，公司机关间的权力制约机制，可以使公司决策制定民主化、科学化和最优化。

【参考文献】

[1] 郑若山.公司制的异化[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 吕景胜.企业经营中的法律安全研判及对策[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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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生存和运作总是与其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的，这个环境包括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法治环境等等，而这其中法治环境又是渗透在其他环境之中无处不在的。所谓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在法治化的经济时代，企业的生存实际上也是一种法治化的生存，而其中与企业运作相关的商法环境的影响力则更为明显。不同的生存环境决定着不同的企业生存法则。在不同的法律环境下，企业也应当选取不同的生存和经营之道，如果一个企业能够把握法律环境的变化，积极修正自身的运作理念和作法，则相对于他者就可以形成切实的竞争优势，在环境变迁中胜人一筹，脱颖而出。相反，忽视法律环境变化，一味因循守旧，则不但会在市场竞争中慢人一拍，严重者更可能为企业招致极大的法律风险甚至法律危机，导致企业航船触礁。因此，在目前商法环境面临重大变化的当口，把握法律规则变迁动态，积极调整企业生存运作之道本身就应当是一个高明的企业管理者思考和决策的重要议题。

此次商法环境的变迁可以说是全局性和根本性的，包括《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企业所得税法》等一系列市场经济根本大法的史无前例的修改，以及商业信用立法等若干新型法律制度的建立，必将上演中国商法环境的大逆转。作为市场经济的细胞，企业的设立、管理、对外经营、融资、清算等各个环节都会受到冲击。应对这股强烈的法律变迁风暴，不仅要更新企业管理者的经营理念，而且要关注到其中隐藏的法律机遇和风险，才能在变动中保全自我、抓住机会。

公司出生政策放宽：1.5万元即可望拥有自己的公司

《公司法》修改后，公司出生政策将大大放宽。不仅公司注册资本大大降低，而且出资形式和出资期限都比以前有了很大的突破。此次公司法修改更是打破了原有公司股东至少为两人的拉郎配作法，增加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条款。

从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上，公司法修改后，股份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有望从现在的1000万元人民币降至100万元，而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要求有望从原来的50万、30万、10万统统降至到5万，这将大大降低公司设立的门槛。不仅如此，从出资期限上，这里的最低注册资本并不再强制要求在公司注册时一次缴清，而是可以现行认缴其中的1/4，其余的分期缴清，如股份公司可以在5年内认缴完毕，有限公司在2年内认缴完成。实际上，这一规定即意味着我国公司法准备一改现行的“法定资本制”作法而引入国际通行的“折中授权资本制”，这样以来就给拟设立公司的当事人提供了很大的资金腾挪空间。因为公司初创阶段，最紧缺的往往就是资金，而且事业初期，花费巨大成本筹集大笔资金放到账上也会造成资源浪费，在现行公司法高门槛并强制一次认缴的情况下，大量的公司设立行为往往都是通过“借款走账”的方式进行的，不仅孳生了大量违法行为，而且容易引发纠纷。公司法修改了公司出生的规则，就可以避免再为公司设立的启动资金铤而走险，而且也为中大规模的公司资金筹划运用留足了空间。

此次公司法修改也扩张了有关出资形式的规定，把工业产权扩大为知识产权，并增加了股权、债权、有价证券等形式，而且规定只要经济价值确定、可独立转让，并为公司所需的财产都可以出资。并且修改后的公司法不再限定非现金出资方式所占的比例，而只要求现金比例不低于30％即可，这与法国、意大利的25％、 30％基本持平。这样以来，不仅更加方便了公司设立，而且为公司重组实践注入了活力。比如将来完全可以考虑利用“策划方案”、“商业计划”、“技术文章” 等版权出资，而且可以最多占股本总额的70％，这就大大降低了公司创立的资金需求。在公司重组中，股权置换、债转股等国际通行的方式在新的商法环境下将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从股东人数要求上看，股份公司发起人要求可能由现在的5人降至3人，而有限责任公司则放到1人，一个人有限责任公司终成正果。用通俗的话语来解释一人公司条款，就是一个人只要投资5万元，就可以开一家有限责任公司！而且，这5万元既可以是现金，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股权作价等作价入股，但现金出资额不低于30％。也就是说，将来用1.5万元的资金就有望创办一家“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这种简便性对从事IT行业的人员来说，更是一个利好消息，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技术作价入股，创办自己的有限责任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条款的出台，降低了创业的门槛，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有技术、缺资金的人群进行创业活动。2000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个人独资企业法》，虽然也只需要一个人，但需要出资的个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无形之中就加大了出资人的投资风险，压抑了他们的创业积极主动性，终究不如一人公司更加适合商业活动的需要。如创业失败企业破产，以前的话，个人投资者可能要拿出自己所有的资产，包括家庭财产等等进行赔付；现在则不同，因为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只需要按照自己的出资额进行赔付，超过出资额部分的就不用自己的家庭财产来支付，也就减少了来自家庭成员对个人投资者的投资阻止力量。其实，有限责任条款还可以促使有经营管理能力的人员，能够在企业破产之后东山再起，而不至于因为一次的债务关系而东躲西藏，不能再次创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开设的程序也要比普通有限公司的设立程序简便了很多，只要带好验资机构的验资证明、公司章程、公司登记申请书等文件到工商机关登记就可以了。新商法环境下，个人投资者的创业阻力明显地减少了，创业门槛和创业风险大大降低了，为个人创业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也使公司的操作具备了较大灵活便利性。

比这些有形的修改更有价值的是，公司法修改后，公司设立有望回归到国际通行的“登记主义”轨道上来。中国长期以来，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乃至家庭生活可以说是无孔不入的。一方面是因为许多人误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国家主义，国家无所不及的干预社会生活的一切；另一方面是因为法治不健全，国家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无所不及的权力得不到任何法律上的制约和监督。以公司法为例，公司法第8条第1款规定了公司设立的准则主义，即自由设立主义：凡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就应当允许设立，而第2款规定的是公司设立的准许主义，即公司设立需经审批。第77条更是明确规定股份公司设立需要经过国务院所授权部门或省级政府审批。但哪些行业的公司设立不须审批可以自由设立却不很明确，各地方掌握也不一致。法律的不确定性就会造成各案决定，而各案决定就会增加行政权力砝码的滥用。此次商法变革，有望堵住这个行政干预经济的通道，取消现行公司法第七十七条股份公司设立必须现行经过审批的作法，公司设立一律采取登记主义，只要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条件即可成立。这一变化将根本改写现行的公司设立游戏规则，过去设立公司要一个一个跑部门，看无数个脸色，盖无数个章，一次次被工商驳回的如西天取经式的公司设立过程，将被方便、快捷、灵活的新方式所取代，在摒弃了过多行政干预的商法环境下，经济活力将得到最大激发。

利用公司法，做好管理大文章

入世之后，中国企业更加意识到在管理水平上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特别是在全球化市场竞争与合作的环境中明显落后，并严重影响着中国企业经济效益和竞争力的提高。来自中国企业联合会的调查显示：多数企业重视管理，已认识到管理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在样本企业中，有 74.61%的企业认为管理与技术同等重要，认为管理比技术重要的企业比认为技术比管理重要的企业多16.25%.但目前中国大多数企业的管理状况仍然停留在非理性化、非制度化的阶段，即便有自己的一套制度，也与现代化企业制度相去甚远。可以说，中国企业的弱势就在于管理水平，管理基础普遍不行，当它小的时候，还是地方企业的时候，管理上看不出问题，一旦要发展要扩张，最初的管理能力就被稀释掉了，成为前进的大忌。

许多国内企业不会用董事会进行管理，国外企业组建时出资者主要争的是董事会席位，总裁、总监是可以到市场上去聘的；国内出资者则不然，争的是谁家出总经理，出财务总监，董事席位倒是可以作为妥协手段来安排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外企业的新的组织模式就很难在这些国内企业中推行。而有董事会的企业，不少董事会又主要由经营班子成员组成，不是经营班子的董事多是各方做出的某种人事安排，并不“懂事”，所以“内部人控制” 现象严重，换一个CEO，便换一个目标，这样的企业很难形成核心理念，所谓“企业目标”多是一些空洞的口号。另外，在一个公司内部，在层级授权，特别是在业务授权上经常出现缺少制约的问题：如在工程、营销等对外经营中经常在供应商、分供方、商选择等环节上缺少明确的，可操作的授权和风险控制机制；还有赊销、应收账款、存货和资产管理等环节上风险控制机制不健全，前任离任时账面上“资产”可观，接任者上来一看一大笔、一大笔的呆、坏账和库存还在按“原值”算资产。更甚至有些企业由于在公司设立时，忽视章程的作用，很多应该写入的东西如股权转让等没写，规则不明，导致事后的争扯纠纷，使公司长期陷入军阀混战状态的也不在少数。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无法跟国外企业的管理接轨，更无法与国外企业比竞争力。

未来中国的商业法律环境从总体上是朝着放松管制（Deregulation）的方向发展的，无论是公司法，还是证券法等等，都呈现出政府管制的弱化和对商业自由的尊重。比如此次公司法修改，就把很多过去强制性的条款变为任意性条款，很多过去由法律或政府设定的内容交给公司章程，由当事人自己处理，这就为公司利用公司法，认真做好公司管理的文章提供了良好的空间。

面对这种变化，企业就应当善于当自己的主人，首先认识到一个公司的章程就是一个公司自己的小宪法，改变目前实践中普遍对公司章程不太重视的现状，写好自己的章程。公司章程是公司设立的必备条件，也是公司经营行为的基本准则，还是公司制定其他规章的重要依据，因此，公司章程对于公司的设立和运营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公司法修改后，将公司章程的记载事项分成了绝对记载事项和相对记载事项。绝对记载事项不记载则章程无效，而相对记载事项则完全是当事人发挥“管理想象力”的空间。要注意在章程里面把自己公司里面的一些特色的东西进去、写清楚，比如公司特别股的种类、数量、权利，公司创立者或不准备参加公司管理的股东都可以利用特别股实现特殊的功效和目的。再如，作为封闭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非上市股份公司）的小股东，在不能利用“用脚投票”全身而退的情况下，尤其要善于利用公司章程维护自身权益，设计科学的股权转让条款，明确股东查阅权、会议召集权等重要权利的行使规则，避免一旦进入公司即被套牢的围城效应。

另外，此次公司法修改的一大变化在于修改了公司法人代表的规则，而改行“公司代表人”制度，将由公司法规定董事长代表公司，改为董事会决议代表公司的董事。即未来公司法修改后，公司的代表人可能不止一个，董事会的成员都可以独立对外，在一个股份公司、上市公司等大型公司中这将演化为一个普遍现象。当公司代表人为数人时，相对人向公司做出意思表示，可向有代表权的任何董事进行。而且，代表人越权的，除第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外，该代表行为仍然有效。这一方面方便了大公司的管理和经营，另一方面如果制度安排不严谨，也可能招致很大的风险。因此，这就更要求在章程里对成员对外代表公司的权限写清楚，否则公司经营就会陷入混乱。不仅如此，公司中层级和业务管理权限，公司章程中都应当写清楚。如果涉及一个公司的重要的股权利益，到多大数量级，该由谁行使权利在章程里面写清楚，那么问题就很好解决，相反则必然陷入困境之中，引发不必要的纠纷。例如，载广州发生的一个公司诉讼中，公司的总经理把公司拥有的对其他公司的 70％的股权卖掉了，但事后得到了董事会的追认，股东提出异议，通过股东会又把这项交易否决了，后起诉至法院，那么这种情况到底是听董事会的还是听股东会的，总经理没有这个权利，但是董事会批准了，可是股东会否决了，最后谁决定，像这样的问题你应该将来在章程里面写清楚了。将来就会有很多的问题，章程要写得很清晰，章程要体现公司的管理特色，体现公司权利的划分。同时，要意识到章程本身发生争议，也可能这个章程是否有效，违反不违反《公司法》或者别的法律等等。我们现在有对合同有效无效的争议，将来对于章程的争议会越来越多，企业要学会善于应对章程价值提升所带来的新挑战。

理念转型：商法变迁为管理者洗脑

人们的观念是由制度环境决定的，制度变了观念才会变，也必须变。商法的巨大变迁将引发管理者经营理念的更新与转型。面对一个全新的商法环境，作为企业的管理者也应当适时而动，顺应大势，升级自己的经营思维，在灵魂深处闹一场思想革命。

交易理念转型：由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再到一般商业信用

现有的《公司法》是以法定资本制为基础建立的，强调资本信用，即对交易对象信用的判断只看注册资本，将注册资本的高低与信用紧紧捆绑在一起。正如《公司法》修改小组副组长赵旭东教授所言，公司立法、司法及理论所构筑的资本信用体系和制度，培养了一代中国人果断而质朴的资本信用意识，建立了一个简单而表面的信用标准，复杂的公司信用判断被简单而表面的公司资本数额所取代，严格的责任追究止步于已出资到位的资本数额。资本的作用被神化了，十余年来的公司法的实践，无意中制造了一个资本的神话，人们对资本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迷信或崇信，已经产生了难以摆脱的信赖或依赖。似乎对方的资本真实，己方的利益就有了保障，似乎一个公司的资本数额巨大，其履约或支付的能力也就同样的巨大，这的确是中国民商法制度建立以来，整个社会所陷入的一个最大的误区。随着《公司法》修改，我们的商业法律环境发生了重大转变，法定资本制已经大为松动，实现了从强调资本信用到强调资产信用的转变，相应地，当事人在进行商业交易时，也应当实现理念上的转型，应当将使我们的注意力从静态不变的资本转向动态变化的资产，从资本的确定、维持、不变转向现有资产的结构分析、流向监控和合理性认定，从固化的原始财产金额转向现实的债务清偿能力或支付能力。对债权人的利益而言，需要的绝不是空洞抽象的资本，而是公司优质的资产结构、合理的资产流向和充分的支付能力。

公司法修改后，我们设立公司的门槛要降低，设立公司要比过去方便得多，最低注册资本额要求也降低到了五万块钱，而且有可能是“个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实际上，这个时候对公司信用起决定作用的就不再是注册资本，更重要是要看他实有财产有多少，也就是在交易理念首先实现由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的过渡，其次也不仅看它实有财产有多少，还要看它平时跟你打交道的信用如何。财产并不多，但是一直很讲信用。财产很大，不讲信用也不行。在美国等具有完善的商业信用制度体系的国家，信用对社会和个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个人企业主可能考虑到信用问题，就较少地采取“假破产”方式来逃避债务，不像我们国家经常发生类似的事情。因此未来的商法环境下，信用机制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我们要学会有效地利用商业信用制度，一来判断对方的信用，二来通过商业信用降低交易成本。也就是最终实现由财产信用到一般商业信用的转型。

经营理念的转型：信用是企业的立足之本

前文讲到了商业信用的独特价值，但是我们讲“重合同，守信用”更多地是停留在口号上，原因在于我们的商业信用立法没有跟进，商业信用机制没有建立、运作起来，因此对于经营失信的行为没有相应的惩罚措施，而且从最根本上，与经济发达国家不同，我们的全部经营机制不是构建在信用基础上的（比如根据个人信用运作的金融创新等），所以企业体会不到信用的价值和威力。随着我国商业信用立法的启动，我国商业信用体系建设不断加快，未来整个经济运转的模式必将是依托于个人（包括企业）信用运作的，拥有良好的信用记录对于个人或企业将是一笔实实在在的财富，银行可以根据信用记录发放无担保贷款，商家可以根据信用记录赊销等等。相反，如果信用记录有污点，就会招致实实在在的惩罚，你在市场中的交易成本就极大地提高，相比之下，就会失去竞争优势和市场先机，从而最终导致企业经营的失败。因此，在新的商业法律环境下，“信用”将是企业的立足之本，而不是贴在面子上的口号。我们国家的信用立法和信用制度都在发展构筑之中，但商业信用制度并不是在构建完成后才对我们产生影响的，相反恰恰是在建立之前开始收集商业信用信息，个人和企业的商业信用信息已经开始被记录，这对于企业既是机会也是挑战，面对未来商业法律环境的变化，企业一定要实现经营理念上的彻底转型，从现在起，从每一个交易和商业行为入手，都要有强烈的信用意识。

商法变迁激发想象空间：公司运作打破制度天花板

现行商法大多脱胎于后计划经济时代，管制主义烙引极深，缺乏商法应有的灵活性，堵塞了诸如员工股权激励等国际流行的公司运作手段的制度通道。在我国当前的商法环境下，实施一项国际常见的管理创新、经营创新或资本创新计划成本非常高昂，而且往往不得不走入法律的灰色地带，游离于合法与非法的边缘，面临极大的法律风险，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经济的活力，压抑了人们的创造性经营管理的潜力。此次商法维新，使得我国商法逐步回归到重视“商人自治”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理念，还原了商法的本来面目，打破了诸多新型公司运作方式的制度天花板。兹举几例以供参考。

5％回购引转财富魔方

2005年伊始爆出的伊利股份大案，长虹倪润峰案再次凸现了现行商法环境下的股权激励乱局。现行的商法环境中缺乏股权激励的合法通道，始终无法很好解决股票来源问题，在国外一般用库存股和定向增发的方式解决股票期权的来源问题，但在中国，现行公司法并不允许回购。实践中那些不甘心“挥一挥衣袖，不走一点股份”的“聪明人”奇招百出，搞出虚拟股票、定向增发、信托等多种方式，但终因成本高、风险大，而步履蹒跚。此次公司法修改有望给沉淀于MBO欲望边缘的老总们带来一线生机。

公司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第178条规定：“公司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经股东大会决议，可以收购本公司股份：（一）减少公司资本；（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三）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公司依照第（三）项规定收购的本公司股票不得超过已发行股份总额的5%.”与这相配套的措施则包括，第177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上述人员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所持股份总数的25%，但公司股份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自挂牌交易之日起1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公司股份。”根据该条规定，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在上市一年后，将可以转让股份，从中获得收益。

5%的最大突破是可以用库存股份解决股权激励的股票来。这意味着股权激励合法通道的开启，一个财富新时代的开始。国际标准是10%，香港创业板是30%，至于每个企业发多少，由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决定。如果本身股东人数很少，只有几个人，那可能5%就没有作用。如果股权本身很分散，5%就是一个大的部分了，作可能就很大。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测算，中国上市公司5%的流通市值即超过2千亿元。5%回购空间意味着高达上千亿的财富将面临重新分配。这一制度天花板一旦打破，无疑将引爆巨大的创富空间。

公司重组删繁就简

未来公司法有望修改“公司合并、分立和重组”规则，引入国际通行的简易合并、股份置换等多种作法，公司重组活动将更加简便易行。

此次公司法修改稿加入了所谓“简易合并”的公司重组方式。简易合并包括“小规模简易合并”和“控制公司和从属公司的简易合并”两种，前者是指合并后存续公司的新增股份不超过其原发行在外普通股的10％，后者是指控制公司（相当于现在的母公司）吸收合并其拥有90％以上股份的从属公司（相当于现在的子公司），这两种合并都无需经过股东大会决议即可实施，这无疑将大大简化公司合并的程序和成本。

另外，公司法修改稿还单独设置了“股份转换”条款，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经股东大会同意，可以将公司股东的股权全部转换为另一个既存或新设股份公司的股份，成为其全资子公司。这就为股份置换这种国际通行的公司重组方式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降低了公司重组活动的法律风险。在新的商法环境下，由于股权、债权都可以出资，而且在其他诸如出资期限、公司章程等都大大放开，通过灵活运用这些规定，可以很好地嫁接国际上比较成熟的公司重组方法，更加灵活地实施公司重组运作。

营业转让开启公司业务重组新途

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事业部为我们上演了中国企业蛇吞象的惊天手笔，也展示了公司业务重组这种公司重组的新方式。实际上，在国外，一个企业适时卖掉其某项业务或某个业务部门是常有的市场重组战略，IBM放弃个人电脑业务，而联想又看重此项业务，这一业务重组实现了资源的有效整合。这种方式在国内尚不多见，主要原因之一恐怕还是在于我们的法律制度供血不足，导致这一新型的资源重组方式由于法律风险过大而无法有效运转。

此次公司法修改专门设置了有关“营业或财产的转让、受让与租赁”的条款，规定公司可以转让、租赁、委托他人经营、受让营业或财产的全部或大部分。在新的商法环境下，营业转让、租赁，委托经营，资产并购等公司重组形式有望大行其道。在当前大型企业分别由过度多元化转向有限的关联多元化的趋势下，利用营业转让、租赁，委托经营等多种形式，将企业的某一项业务或某个业务部门以合同为纽带整合到其他相关企业中，坐收渔利，而又回避掉公司并购的一些限制和弊端，不失为一个良策。同时，针对我国企业普遍存在债务黑洞和隐性担保的情况下，在公司并购中，适时运用资产并购，防范债务风险，也有特殊的意义。但是，应当提醒注意的是，现行的商法环境下，对于国有企业改制的债务承担上，最高院《关于设立国有企业改制纠纷若干问题的解释》设立了债务随财产走的规则，资产并购行事不慎，仍然有可能落入债务泥潭，对此应当有所防范。

企业融资：喜忧参半的风雨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