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史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国法制史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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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以追求务实的法学教育环境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已经成为一门渐趋弱势化的学科。

运用讲授教学法,系统传递核心知识

由于中国法制史这门学科是以中国法制发生、发展为基本线索,以大量史料为理论来源,具有时间跨度长、涵盖内容广泛且零散、文字艰深晦涩、专有名词难以理解等特点,因此教师在采用讲授教学法时,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一)优化教学内容,做到详略得当,重点突出

在讲授宋代法律制度时,教师先简要介绍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使学生初步了解宋代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不仅促进了科学技术的提高、文化教育的兴盛和思想观念的更新,还使得宋代法制文明依然居于世界的前列。随后教师以重点和难点为主线系统讲授核心知识体系,在两宋法制指导思想方面,应重点讲授程朱理学和永嘉功利学派对宋代立法思想的影响;在立法活动上,主要讲授《宋刑统》、编敕、编例和条法事类;在行政法律制度上,应着重于两府三司的中央行政机构、由御史台和谏院组成的中央行政监察机关、宋代科举制度改革和历纸、磨勘等职官考课制度;在刑事法律制度上,应把重点放在《重法地法》等刑事特别法和折杖法、编配法等宋代独具特色的刑罚制度上;在民事法律制度上,教师讲授的重点是,宋代因佃户、雇工、婢女等有了民事主体资格而扩大了民事权利主体范围,婚姻制度受程朱理学的影响而进一步强化了夫权,宋代物权体系以所有权、典权、永佃权等为主要内容,契约制度以担保制度、契约中介制度和竞标缔约制度为主要特色,继承制度主要是宗祧继承、户绝继承以及女性、遗腹子、私生子、义子、赘婿等的财产继承;宋代经济法律制度可结合王安石变法讲授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和市易法等,此外还有独具特色的禁榷律法;在司法制度方面,重点介绍中央司法机关大理寺、刑部和审刑院,宋代临时审判机构案议、制勘院、推勘院,还应结合《洗冤集录》、《折狱龟鉴》和《棠阴比事》等着作讲解宋代证据制度。

(二)从学生熟悉的背景知识人手,激发学生的浓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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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就在药企多年的实际工作，就仿制药物研发过程中的专利问题，提出以下思考和建议，主要是立项前的全面检索专利，立项时的全面进行专利侵权评估和持续跟踪，开发时的创新点积极保护以及及时关注专利法有关药品研发的专利规定。

一、立项前全面检索专利

由于新药开发的特殊性，通常在上万个候选化合物中选择出一种具有活性的化合物用作药用，通常在临床前或临床阶段没有通用名，仅有IUPAC命名，而有些药物的化合物专利从markush（通式）结构呈现，如果仅利用关键词检索，其漏检的可能性较大。建议使用一些比较专业的数据库如Scifinder、Pharmaproject、reaxys、proquest dialog等，可以使用Scifinder与商业专利检索数据库联合的检索方式，一般药物在专利中的报道分为两种，具体物质和markush（通式）结构的物质，在Scifinder中，具体的物质被收录在registry数据库里，通式结构被收录在mappat数据库中，所以要获得物质相关的所有专利，就要在Scifinder中用结构检索或者CAS号检索进行具体物质检索与markush通式结构检索组合去重，再在如proquest dialog的商业专利数据库中补充检索，可以尽可能的查全和缩短工作时间。对于没有商业数据库的企业利用一些免费的官方网站如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系统（http：///zljs/），国家重点产业专利信息服务平台（http：//.cn/）、美国专利商标局查询（http：//uspto.gov/）、欧洲专利局（http：///）进行国际专利分类号（IPC）检索与其它综合检索方式联合检索。

二、立项时全面进行专利侵权评估和持续跟踪

研发立项时，避免拟立项的新药研发项目可能侵犯相关药品专利权，即要了解相关药品的知识产权状况，重点是核心的化合物专利、晶型专利、目标适应症专利、拟采用的合成工艺专利、制剂专利的地域分布、保护期限、是否中国授权等真实的法律状态信息和授权的保护范围。认真分析项目与专利的权利要求，对于近期不可能绕开的授权专利，在掌握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对于未授权的，可以提公众意见，使其尽可能不授权或使其授权范围缩小，扫清研发障碍；对于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寻求许可、转让或合作等方式开发。

另外根据我国专利法的规定，国内专利申请从申请日到公开日，有18个月的保密期，在此期间上述处于保密状态的药品专利信息无法通过公开的检索平台得到，解决方法是连续跟踪公开的专利申请信息并密切关注其法律状态信息。另外PCT申请进入我国国家阶段的时间为从优先权日起算30个月，可以宽限2个月，对研发构成障碍的未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PCT专利，要密切跟踪其是否进入中国，以及在中国的法律状态信息。

在研发立项阶段，具有中国同族专利申请的欧美专利的法律状态信息对于我们评价中国专利的法律状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特别是审查文档中，审查员引入的参考文献，对于寻找无效证据、公众意见陈述证据都有重要的作用。由此可知各国的法律状态信息对于立项的专利评估是非常有意义的，常用的中美欧法律状态的查询方法有：

1、中国法律状态检索：

入口1：中国知识产权局法律状态检索，http：///zljs/searchflzt.jsp只提供中国1985年至今公告的中国专利法律状态信息。

入口2：国家重点产业专利信息服务平台http：//.cn/，点击石油化工产业进入检索框，用申请号或者公开号进行检索，在结果中点击法律状态进行查看。

2、美国专利法律状态检索：进入美国专利商标局查询http：//patft.uspto.gov/，进入后，点击public pair public pair输入验证码输入申请号、专利号等号码信息查询Status为法律状态。

3、欧洲专利法律状态检索

查询方法1：登陆http：///advancedSearch？locale=en_EP，对应简单检索和高级检索，检索入口有申请号，公开号，申请日期，公开日期，优先权号，申请人等11个检索入口，高级检索可以进行字段间的简单逻辑组配检索。点击检索结果左侧栏中的INPADOC legal status可以查看各国法律状态。需要注意：inpadoc提供的法律状态信息依赖于各国专利局，因为滞后期等原因不能确保其时效性和准确性，仅供参考。

查询方法2：登陆https：///regviewer，对应简单检索和高级检索，检索入口有申请号，公开号，申请日期，公开日期，优先权号，申请人等11个检索入口，高级检索可以进行字段间的简单逻辑组配检索。如输入专利号后在左侧有纵览数据，法律状态，事件历史，引用文献，同族专利，审查过程文件六种显示类别，进行相应查看即可。需要注意：该数据库只提供欧洲专利申请或者指定欧洲的PCT专利申请的法律状态，所以不能提供其他国家的信息。

三、开发时创新点的及时保护

近年来，许多跨国药企为了延长其一线专利药品的独占销售时间，通常采取申请组合专利的策略，即通式结构专利为首，在该专利到期前又申请衍生物专利（如溶剂化物、水合物、晶型等），最后再申请药物组合物专利、药物用途专利等，以延长该专利药的市场垄断期限。

在仿制药的研发过程中，医药企业不应仅立足于仿制，而是要做到仿创结合，在仿制药的基础上自行开发该药后续衍生物的专利技术。如在仿制药的研发过程中，应在检索的基础上，注意对原有工艺的优化，申请新的制备方法专利，找到新晶型、水合物、溶剂化物、新的复方、新的制剂组合物等新的创新点并积极的申请专利，形成具有竞争价值的一系列专利。做到所开发药物不与新晶型、水合物、溶剂化物等衍生物专利中的任何一个专利药品产生侵权行为，在国内原始化合物专利到期后，可以真正市场，而不受衍生物专利的阻碍。

四、关注专利法关于药品研发阶段的特殊规定：

将药品的试验研究行为排除在专利侵权行为之外，多数国家对此都有较为明确的法律规定“美国是率先对此作出立法的国家之一”，例如Bolar例外，“美国专利法第271条（e）款中规定：在美国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或者向美国进口被授予专利的发明的行为，如果单纯是为了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获得并提供为制造！使用或者销售药品或者兽医用生物产品所要求的有关信息，则不构成侵犯专利权的行为。”欧洲共同体专利公约（eommunityPatenteonvention）第27条（b）项规定：“为试验目的而从事的与专利发明的客体有关的行为被免除侵权责任”。

我国2010版专利法第69条第5项等同于美国的Borla例外抗辩：规定为提供行政审批所需要的信息，制造、使用、进口专利药品或者专利医疗器械的，以及专门为其制造、进口专利药品或者专利医疗器械的，不构成侵犯专利权。此条款明确研发阶段更有利于仿制药物的研发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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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邮政储蓄；股权多元化；社区金融

一、邮储银行面临的困境

(一)邮政储蓄缺乏真正的独立性，可能成为邮政集团公司的“提款机”

根据2005年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通过的《邮政体制改革方案》，组建国家邮政局，作为国家邮政监管机构；组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经营各类邮政业务；成立邮政储蓄银行，实现金融业务规范化经营。过去邮政储蓄和普通邮政业务在账务、人员和办公设施上没有分开。自从1998年邮政与电信分开后，邮政业务长期处于亏损状态，2003年国家取消了对邮政部门的补贴，而邮政储蓄由于可以从人民银行获得远高于储户存款利率的转存款利率，因此利息差额成为邮政部门重要的盈利来源，并用来补贴普通邮政业务。因此这次邮政体制改革触动了很多邮政员工的基本利益，邮政内部缺乏改革的积极性，按照银监会制定的改革进程，邮政储蓄银行应该在2006年12月挂牌，可到2007年3月，邮政储蓄银行仍未正式成立。新成立的邮政储蓄银行仍然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全资所有，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总经理刘安东出任邮储银行董事长，国家邮政局邮政储汇局原局长陶礼明出任邮储银行行长。邮政储蓄银行仍然与邮政集团公司保持着紧密联系，缺乏真正的独立性。若邮政集团公司的普通邮政业务继续亏损，国家又不对其进行财政补贴，邮政储蓄银行不可避免地将成为邮政集团公司的“提款机”，这对刚刚组建、缺少盈利方式的邮储银行更为不利。

(二)邮储银行资本金较少，资本充足率不足

由于邮政储蓄银行没有上市，并且由邮政集团公司全资所有，缺少战略投资者，因此资本金较少，注册资本金为200亿元，为其母公司邮政集团公司的1/4，资本金数额仅相当于一家中等规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随着邮储银行的发展，面临的风险可能逐步扩大，资产规模的扩大也要求注入更多的资本金。提高资本充足率不仅能增强银行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还能增加在金融市场上的信誉。资本金较少，资本充足率不足一直都是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面临的难题，为了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国内银行通过上市，发行次级金融债券，获得外汇储备注资等方式来增加资本金，而邮储银行在成立开始就面临着资本金的“先天不足”，没有引进战略投资者，也没有通过进行股份制改造上市融资。

(三)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机制薄弱

邮政储蓄部门只是邮政局的一个内设职能部门，而不是独立法人机构，因此没有建立完善的内控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虽然银监会对邮政储蓄具有监管权利，但实际上操作起来比较难，这就造成了“外部监管者”的缺位。邮政储蓄风险不断积聚，工作人员风险意识淡薄，内部稽核力度不够，规章制度没有落到实处，因此邮政部门挤占、挪用邮储资金现象比较严重，资金案件也时有发生。成立邮政储蓄银行虽然有助于加强操作风险等风险的防范和银监会的监管，但因为上述历史原因风险防范机制需要时间去完善，在银行成立后短时间内仍会显得薄弱。

从公司治理结构来看，按照银监会的要求，邮政储蓄银行的筹建须按照“三会分设、三权分开、有效制约、协调发展”的公司治理原则，建立规范的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制度。然而邮政储蓄银行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全资所有，邮政集团公司也就是邮政储蓄银行的唯一股东，存在着股权结构单一化的问题。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是建立在股权透明和股权多元化基础之上的，股权结构过于单一将会影响董事会、监事会发挥自己的作用和履行自身职能，公司内部也缺乏利益制衡。

(四)缺乏专业性金融人才，人员业务素质不高

根据《中国金融年鉴2005》，2004年邮政储蓄人员为224843人，非正式职工占总人数的53.7%,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总人数的67%。邮政储蓄隶属于邮政部门，邮政储蓄与其他邮政部门工作人员混岗作业，尤其是基层从业人员与邮政频繁换岗等问题严重，缺乏金融从业经验及专业化管理。邮政储蓄由于长期“只存不贷”，因此造成邮政储蓄工作人员缺乏信贷经验，对地区信贷需求不了解，不懂信贷正规程序。另外绝大部分邮政储蓄资金很长一段时期交存人民银行，没有任何风险，因此邮政储蓄相应缺乏风险管理人才。

(五)面临激烈的竞争

外资银行在资产规模、管理体制、金融创新能力，人才引进等方面均要领先于邮政储蓄银行。外资银行相对于邮储银行的优势主要表现在：(1)外资银行除可以开展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外，也可以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由于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不能进行混业经营，所以邮储银行在业务范围上要窄于外资银行。(2)在华的外资银行资本雄厚，并且受到母国银行的支持，金融服务水平很高。而邮储银行服务水平较低，一直都被客户所诟病，电子化和信息化建设要落后于外资银行。(3)外资银行具有良好的激励制度和较高的工资待遇。过去邮政储蓄由于是邮政局内设部门，人事调动都采取上级任免方式，“官本位”现象严重，另外工资水平也要远低于外资银行，不能吸引住优秀人才。(4)外资银行通常按照经济区域设置分支机构，注重成本—收益原则，而邮储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一样都是按照行政区域设置分支机构。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等中资银行长期与邮政储蓄在储蓄业务上存在着竞争，与邮政储蓄银行相比，中资银行在公司治理结构、硬件设备、服务水平和资金实力等方面存在优势。邮政储蓄银行由于与邮政集团公司共用办公地点，场所普遍小于其他商业银行，安全设施存在着隐患。邮政储蓄过去只能开展对私业务，不能开展对公业务，因此在客户争夺上不如其他商业银行。

农信社是邮政储蓄银行在农村金融市场最大的对手。农信社虽然在资产质量、支付结算体系上不如邮储银行，但是农信社已经在农村开展业务50多年，具有丰富的信贷经验，目前正在加大改革力度，有些地方农信社已经重组为农村商业银行，并逐步实现省内和跨省的通存通兑。邮政储蓄在2006年才开始开展小额质押贷款业务，明显要差于农信社。

二、邮政储蓄银行的出路探讨

(一)修改相关的经济法律法规，完善征信体系

由于有些经济法律法规立法较早，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某些法律条款已经显得过时。另外一些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比较苛刻，法律之间相互存在着冲突，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阻力。因此为了适应经济形势的发展，立法部门应该对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完善。例如应该修改《担保法》，放宽对抵押物的限制，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修改《商业银行法》，允许商业银行混业经营。

征信体系作为金融生态环境中的重要环节，必须加快征信体系建设，其主要措施有：(1)培养公民以及企业的信用意识。人民银行、银监会可以联合教育部门开展诚信教育，树立“崇尚信用”的良好风气。(2)促进征信法律法规建设。国家应该制定一部《征信法》为征信体系建设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3)建立齐备的信用资料数据库。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协同合作，及时采集公民和企业的信用资料，并实现信用资料全国共享，对所有人开放查询。

(二)国家应对普通邮政业务进行适当补贴

邮政业务由于资费偏低，一直低于成本，有些农村网点收不抵支。以前，邮政亏损主要靠电信盈利来弥补，1998年邮电分家后，国家向邮政提供财政补贴一直持续到2003年，这以后主要靠邮政储蓄盈利来弥补邮政亏损，2006年邮政资费有所上调仍不可彻底解决邮政业务亏损的问题。为了防止邮政集团公司挪用邮储银行资金，促进邮储银行的初期发展，国家应该对经营成本较大的邮政业务进行适当补贴。2006年我国财政收入超过了3.9万亿元，比2005年增加约8000亿元，这就为恢复对邮政的财政补贴提供了可能性。同时，邮储银行应该引进战略投资者，实现股权多元化，形成股东相互制衡的局面，防止单一股东挪用邮储银行资金的现象。

(三)邮储银行应努力增加资本金

由于邮储银行的母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自身资本金较少，盈利较少，所以邮政储蓄银行不能完全寄希望于母公司增加资本金注入，必须依靠其他途径增加资本金。为了达到资本充足率规定目标，邮储银行可以通过下列方式增加资本金：(1)邮储银行积极开展业务创造利润，通过自身积累将一部分利润转化为资本金。由于邮储银行缺少盈利模式，利润留成较少，这条途径将会遇到一定阻碍，影响资本金的增加。(2)引进战略投资者。目前存在着很多想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国外金融机构，它们具有资金雄厚，管理经验丰富的优点，邮储银行应该利用这一契机，吸收战略投资者。这不仅能为邮储银行增加资本金，实现股权多元化，还能利用国外金融机构先进的管理技术来促进邮储银行发展。(3)上市融资。邮储银行应该进行股份制改造，在国内外证券市场争取上市。目前中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都在多地进行了上市，股价较高。(4)争取外汇储备注资邮储银行。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一万亿美元，国家在2007年内将成立外汇投资公司，先前成立的中央汇金公司已经向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注资450亿美元，邮政储蓄银行也应该向外汇储备管理部门申请注资。

(四)加强风险防范机制和内控机制的建设

邮政储蓄银行建立后，其面临的风险会增加，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等风险将会影响到邮储银行的正常经营，所以为了保证邮储银行稳健运营，在其成立之初就应该建立完善的风险防范机制和内控机制。邮储银行对于风险防范机制建设可采取针对性的措施：(1)在银行内部建立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培养银行全体职员的风险意识，把风险管理思想贯穿到银行运作经营中的每个环节中去，把业务拓展和风险管理时时结合在一起，风险管理部门和业务拓展部门应及时交流沟通。(2)投入资金改善银行的硬件设备。目前许多邮政储蓄网点存在着安全隐患，特别是农村网点设施条件较差。邮储银行应该逐步投入资金，建立起安全保障和监控系统。(3)建立垂直、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总行、省行和分支行都应建立起风险管理部门，并且实现垂直领导，保证风险管理部门的独立性。(4)提高风险管理人员素质。过去邮政储蓄对风险管理重视不够，尤其是对新增的信用风险控制不力，所以要加强对风险管理人员的知识培训，从社会招聘专业的风险管理人员，补充风险管理队伍。

风险防范机制和内控机制联系紧密，内控是银行治理的关键，只有建立严密的内控机制才能真正地抵御金融风险的发生。邮储银行可通过以下途径入手建立内控机制：(1)建立新的规范可行的规章制度。邮储银行应该在过去建立的规章制度基础上，根据银监会制定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试行办法》重新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2)建立有效的风险评估和监测制度。对影响邮储银行经营的各种风险进行跟踪分析，以便及时发现和化解风险。运用一定的风险管理技术，收集业务资料，建立合适的风险计量模型用来测算风险，提供风险预警。(3)对银行各部门进行授权，明确各部门的权利和责任，防止出现越权操作的行为，尤其是加强对银行高管的管理，杜绝银行高管的违法违规行为。(4)遵循真实性、规范化、谨慎性和监督性的原则建立严格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监督，保证会计工作相互制约牵制，要经常对会计各个岗位、各项业务进行检查。

(五)加快人才培养，提高员工业务素质

邮政储蓄人员素质比较低，缺乏金融专业知识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因此培养专业素质高的人才，提高人员的学历水平迫在眉睫。为了解决此问题，首先应该聘请人民银行、银监会和其他商业银行工作人员对邮政储蓄人员进行业务和法律法规培训，使其掌握金融业务程序、风险防范方法和市场营销知识；其次应该利用其他金融机构撤并的机会，提供良好待遇，吸收其他银行的工作人员，弥补邮政储蓄银行工作人员的短缺；还可以公开招聘金融学专业大学毕业生，提高邮政储蓄银行员工的整体学历水平。

(六)发展社区金融，形成自身的特色

2006年3月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称邮政储蓄将改造成为社区银行。“社区银行是由地方自主设立和运营的商业银行，它从其运营的社区吸收资金并运用于该社区，而且不隶属于某一家银行持股公司。社区银行的特征是以私营为主、特定区域经营、规模较小、以特定社区内的中小企业和个人客户为服务对象”(注：徐鑫.关于我国社区银行定义的辨析[J].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06(1).)。按照这个定义，我国目前还没有社区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改造成为真正的社区银行首先面临法人结构的障碍，邮政储蓄银行是一家全国性质的银行，而改造成社区银行后，要把地区分行和支行一级变成独立的盈亏核算单位，邮政储蓄银行总行不再具有一级法人资格；其次，总行对地方分支行的控制力减弱后，地方分支行又缺乏风险控制能力，这样对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隐患。因此，邮政储蓄银行不宜走社区银行之路。而社区金融是不同于社区银行的概念。“社区金融实际上是商业银行发展零售业务的一种模式，即以一定社区为中心，将银行零售业务向社区客户纵深拓展，进而辐射周边地区及人群。社区金融帮助银行细分市场，可以集中精力对某一细分市场中的客户进行了解分析，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金融业务。”

邮政储蓄银行发展社区金融，自身的优势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拥有良好的企业形象。邮政储蓄依靠借记卡“绿卡”为居民存取款、消费、转账结算提供了快捷便利的服务，特别是农村地区很多农民出外务工，子女上学都优先选择“绿卡”，邮政储蓄已经在居民中取得了良好的形象。因此邮政储蓄银行应该利用邮政的良好形象与社区客户建立良好的关系，建立客户信用档案，提供灵活便利的金融产品，并不断开拓和培育新客户。二是拥有很多网点,农村网点比重较大，城市网点深入社区。因此应大力发展中间业务，为社区居民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例如在居民小区设立ATM机。另外邮政储蓄银行应该重视社区中的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户的金融需求，为个体工商户、养殖户、下岗工人等提供短期融资服务。由于国有四大银行重点对象是国有企业，中小企业贷款较困难，因此邮政储蓄银行应该发挥它的区域优势，调查中小企业的信用状况，对信用较好的企业应该满足其贷款需求，同时还可以利用发达的汇兑、结算业务为中小企业服务，促进社区经济发展。

总之，邮政储蓄银行若要与工行、建行等商业银行和农信社竞争，必须以异求存，具有清楚的市场定位才能够立足。

参考文献：

[1]吴瑞玲.浅谈加强农村邮政储蓄网点风险的防范[J].邮政研究，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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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文化软实力；传播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公众对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专业化要求日益提高。在此背景下，深入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成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公共管理能力的关键。本文从提升文化软实力视角，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用发挥进行初步研究，以期深化认识，为全面提升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软实力和影响力提供理论指导。

一、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关键：话语权

1. 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提出

软实力是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力量，是世界各国制定文化战略和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参照系。“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提出来的。1990年，他分别在《政治学季刊》和《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变化中的世界力量的本质》和《软实力》等一系列论文，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约瑟夫.奈指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硬实力和软实力依然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

软实力是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力量，是世界各国制定文化战略和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参照系。国家软实力是国家综合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个国家都想尽力提高自身的软实力，提高本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2.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话语权

话语权是传播学概念，指舆论主导力。国际话语权是指通过话语传播影响舆论，塑造国家形象和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话语权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换言之，一个国家是否具有话语权，是这个国家文化软实力强弱的反映。

话语权包括理论、思想、价值、理念、议题、政策、主张等。话语传播涉及“说什么”、“谁来说”、“何时说”、“怎么说”等环节。衡量尺度是“说了算不算”。拥有话语权，就能通过议题设置，占据舆论制高点，引导舆论，使之导向有利于己的方向，从而达到宣传塑造形象的目的。

话语权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因此，为塑造国家的良好形象，谋求在国际竞争中的有利地位，各国无不努力创造于己有利的舆论环境。因此，话语权成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新的战略制高点。

而从社会学角度理解，话语权简言之即说话权，是控制舆论的权力。在当代社会生态中，话语权就是指媒介在对受众群体产生传播效果的潜在的现实影响力。

在文化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文化对世界文化具有很大的贡献力，该国就会在国家话语权之争中赢得主动地位。文化有深度，话语权才有力度；话语权有力度，易扩张文化影响力；话语权的强势，更会促进文化的推广。话语技巧高超，加之高质量、高品质的文化内涵，会促进话语权更强，并有恒久的生命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升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话语权，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应有之义。

二、当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存在的不足

1.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思想观点不易被公众所接受。

当前，由于社会的信任危机，很多中国民众对国内智库发出的声音经常抱着一种狐疑的态度。但不可否认，中国智库本身的确也缺乏足够的公信力。一些智库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丧失自己的观点和独立性的风险。所以说，如果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不能在国内产生政策影响力，在国际上也很难被承认。

2.研究领域相对狭窄，缺乏国际影响力

中国智库很少有鲜明的、突出的全球研究视野，很多的全球性战略议题都是国外智库研究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后，国内的智库才开始研究，从而在话语权和影响力上落后于国外，并在政策上受制于人。欧美等发达国家智库主导着国际社会事务的话语权，而中国智库仅专注自身发展问题，埋头做国内公共政策研究，很少参与国际性、全球性事务，更很少有机会在国际组织或会议中表达观点，缺乏国际影响力，在世界舞台上处于一种集体“失语”的状态。

3.研究方法的落伍导致国际化研究能力的落后

当前中国绝大多数智库目前基本上是处在忙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阶段，缺乏全球化的思维、国际化的眼光和前瞻性、系统性的研究能力。很多智库过去奉行“深入研究，写出优秀的报告，客户会自动找上门”的准则。在信息爆炸的当下，每天会有不断增多的新技术被创造出来，这就要求智库不断去寻找更加高效便捷的技术手段用于技术的收集、分类和分析工作，通过多样化的媒体传播工具把研究成果推送到各个不同的目标受众和潜在客户手中。

综上所述，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是扩大文化传播力和辐射力，而传播力的增强关键在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作用发挥。

三、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对策建议

1.强化议程设置，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

在国际传播的大格局内，打造具有较高传播影响力的智库，日益成为一个媒体乃至一个国家提升自身文化竞争力的重要追求。在全球传播的大环境中，必须强化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参与议程设置的能力，抓住一些重要契机，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逐渐形成自己的话语权，甚至话语强势，真正提升传播影响力，成为品牌化的国际一流智库。

2.打造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挥智库的传播作用

目前我国智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很小，与中国国力不相适应。一般我们谈到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似乎只关媒体的事。作为舆论产生的重要源头，智库本身的传播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中国智库目前更多局限在对我国政策的解读、阐释，很少提出能够主导国际话语的概念和战略名词，往往在别人的框架下跟随讨论。

所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善于利用大众媒体将成果转化为影响国际舆论的资源。政府要鼓励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从幕后走到台前，专家学者应主动联系媒体采访，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国内媒体，而应该接受国际知名媒体采访或者在国际知名媒体上发表文章，从而转化为影响国际舆论的资源。

3.树立国际传播观，加强文化输出

鉴于我国大部分智库把自己的研究选题局限于当前的国内事务，应引导和鼓励我国智库拓宽研究视野，不局限于中国，而是更加关注与本国密切相关的全球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如能源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全球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反恐等，并力争在这些领域提出能够让其他国家争相讨论的理念、名词和观点。

此外，政府还应从政策上对智库加以引导，对国际传播效果好的智库予以支持，使我国智库逐步树立国际传播观念，做到“研究”和“传播”并重。推动我国媒体特别是外宣媒体更多地翻译和报道智库适合向国际社会传播的研究成果，向国际社会发出中国智库的声音。

[参考文献]

[1]姜捷：新阶段加强高校统战工作的若干思考[J].中州学刊，2008（9）：155-156.

[2] 陈颖：论新阶段高校统战工作创新[J].理论与当代，2011（4）：38-41.

[3] 陈一新：党委核心智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J].政策t望，2011（8）：10-16.

[4] 安淑新：国外智库管理运行机制及对我国的启示[J].当代经济管理，2011（5）：88-92.

[5] 徐晓虎 陈圻：智库研究的历史演进及其趋势[J].重庆社会科学，2011（8）：105-108.

篇5

    一、宋令立法模式及编纂体例的变化

    在神宗以前，宋令基本沿用唐《开元令》的内容和编纂体例，同时制定了少量的单行令。神宗于元丰年间进行了立法改革，令的修订模式、编纂体例等都发生了变化。

    (一)宋令修订形式的变化

    北宋前、中期令的制定仿唐令的形式，即制定独立的令典。神宗以后，不再制定令典，而是将令与(编)敕⑥、格、式一起编订“敕令格式”法律汇编。“敕令格式”汇编不仅有综合性的，还有仅涉及一司一路一州或某些专门问题的，与此相适应，令也分综合性的、涉及一司一路一州或某些专门问题的。自神宗时起至宋末，各朝都是制定一部综合性的“敕令格式”法律汇编及大量的专门的“敕令格式”法律汇编。

    宋令修订形式的变化实际上也是其立法模式的变化。北宋前、中期，沿用唐及五代的立法模式，即以编敕对律、令、格、式进行修改、补充。元丰二年(1079年)六月，左谏议大夫安焘等上报新修订的《诸司敕式》时，神宗谕焘等曰：“禁于已然之谓敕，禁于未然之谓令，设于此以待彼之谓格，使彼效之之谓式”。此后，“凡入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断狱，十有二门，丽刑名轻重者，皆为敕；自品官以下至断狱三十五门，约束禁止者，皆为令；命官之等十有七，吏、庶之赏等七十有七，又有倍、全、分、厘之级凡五等，有等级高下者，皆为格；表奏、帐籍、关牒、符檄之类凡五卷，有体制楷模者，皆为式。”⑦神宗所谕实际是对(编)敕、令、格、式的属性及功能的更定，此后，(编)敕、格、式的属性和立法功能都较北宋前、中期发生重大变化，其中格在性质上由综合性法律规范变成为行政性法律规范，即令的量化性、细则性的规定。式在性质上由令的量化性、细则性规定变成为公文程式。(编)敕不仅性质发生变化，其立法功能也发生变化，即不再是综合性的法律规范，而变成为刑事法律规范，在功能上只对律作修改、补充，而不能对令、格、式进行修改、补充。宋朝政府遂采用直接对(编)敕、令、格、式进行修订的方式，对施行中的(编)敕、令、格、式进行修改和补充，从而形成对(编)敕、令、格、式进行统一修订，即编订“敕令格式”法律汇编这一新的立法模式。

    (二)宋令编纂体例的变化

    神宗以前，宋令的篇目结构与唐令相同，如《淳化令》一如唐令，为27篇30卷。神宗元丰以后，宋令的篇目发生变化：自神宗元丰时起至南宋孝宗初年，在编订“敕令格式”法律汇编时，对制、敕等实行“各随其罪，厘入诸篇，以约束为令、刑名为敕、酬赏为格，更不分门。”⑧令的分类及篇目不很规范。以上述体例编纂的“敕令格式”法律汇编存在不便查阅的缺点，故在哲宗统治初年，受到许多批评。如元祐元年(1086年)三月，右谏议大夫孙觉即对《元丰编敕令格式》指出：“臣窃闻中外之议，以为今日之患，切于人情者，莫甚于《元丰编敕》细碎烦多，难以检用。而因事立法，不可通行者，其间不一。虽有老于为吏，习于用法者，亦或莫能通晓。至有一条分为四、五，缓急不相照会，其细碎如此，岂所谓王者之法如江河，使人易避而难犯也？”⑨大臣苏颂也指出：“熙宁以前编敕，各分门类，以类相从，约束赏刑，本条具载，以是官司便于检阅。元丰敕则各随其罪，厘入诸篇，以约束为令，刑名为敕，酬赏为格，更不分门，故检用之际，多致漏落”。

    于是朝廷令刘挚、苏颂等人对《元丰编敕令格式》重新刊修，修成《元祐敕令式》54卷。此次对《元丰编敕令格式》的重新刊定，取消了“格”的形式，对敕、令、式分门类编纂，并仿《宋刑统》的体例，辑录出64条，增设“余条准此”一卷，以便于检索。⑩实际上是恢复了神宗以前“编敕”的体例。哲宗亲政后，决心恢复新法，又将“敕令格式”的编纂体例上完全恢复了《元丰编敕令格式》的状态。

    南宋孝宗时，立法上虽然仍是编订“敕令格式”法律汇编，但在编修体例方面进行改革，形成“条法总类”、“条法事类”新的体例。“条法事类”是将(编)敕、令、格、式“分门编类”，如果“一条该载二事以上，即随门、类，厘析具入。”(11)孝宗以后，南宋综合性的、或内容较多的“敕令格式”大多修订成“条法事类”或“条法总类”，如《淳熙吏部条法总类》、《淳熙条法事类》、《庆元条法事类》、《嘉定编修吏部条法总类》、《淳祐条法事类》。“条法事类”、“条法总类”是对“敕令格式”的编纂体例的改进，优点是较“敕令格式”便于查阅，是“敕令格式”在结构、体例上的进一步完善。

    二、宋令地位的变化

    神宗元丰以后，宋令除在立法模式、编纂体例上有变化外，其地位也发生重大变化，即真正成为法律体系的主干。

    (一)宋以前令的演变及地位变化

    令最早是君主的命令，秦、汉时期令成为正式的法律形式，但与律处于混同状态，两者在内容和性质上无明确区分，“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天子诏所损益，不在律上者为令”，令是对律的补充与修正。从秦、汉律令史料看，令的名目与律大致对应，极为繁多。

    至曹魏，在制定《新律》的同时，又制定了《州郡令》、《尚书官令》、《军中令》合180篇。晋朝在制定《晋律》的同时，又在曹魏令的基础上制定了《晋令》40篇，并对律令的性质作了区分：“律以正罪名，令以存 事制”。即律为刑事法规，令为正面制度性规定或称非刑法性规范，两者关系是“违令有罪则入于律”。(12)令法典化，律、令开始分野。然而从《晋书·刑法志》“若军事、田农、酤酒、未得皆从人心，权设其法，太平当除，故不入律，悉以为令，施行制度，以此设教，违令有罪则入律”的记载看，令尚未摆脱律的辅法的地位。

    经南北朝的发展，至隋唐，通过对令的多次修订，形成27篇30卷的稳定的令典。律、令、格、式的性质及关系也日渐明确：“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事。”(13)“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于律。”(14)令从辅律之法变成为律所服务的本体，中国古代令趋于成熟和定型。

    关于唐令的地位，有学者认为仍是律的辅法，如杨廷福认为：(律、令、格、式)四者以律为主。(15)也有学者认为唐令已成为唐法律体系的主干，戴建国认为：令之“设范立制”，即是有关国家制度之规定，它允许或禁止朝廷各府衙及人们做某事，规定团体和个人办事原则和所必须遵守的规章。它在国家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都发生着直接作用，是指导国家机器运转的基本圭臬。律作为刑法，用“以正刑定罪”，但它日常起的仅是一种威慑作用，“违令有罪则入律”，只有在其他法律无法得到执行时，它才以其所具有的国家超强制力手段加以干预。其本身并未对国家制度做正面的原则性规定。式“以轨物程事”，是法的具体实施细则。格“禁违止邪”，是由各朝廷府衙负责实施的法的追加和修改，然而它必须以律、令、式已有成法为前提才能发生效力。唐令是关于国家体制和基本制度的法规，因而也是唐代整个法律体系的主干。以往我们重律而轻令，固然受现存资料匮乏的影响，但也反映出认识上的偏颇和研究的不够。(16)

    (二)宋令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唐令在唐法律体系中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这毫无疑问，但说唐令是唐法律体系的主干，尚值得商榷，理由有二：第一，一般而言，作为法律体系的主干，其在数量上应当是最多的，国家的基本制度应由该部分法律规定。但在唐律、令、格、式中，令仅27篇30卷，而律为12篇30卷，式为33篇30卷，格为24篇25卷，令在数量上并非最多，其规模与主干地位不符；第二，令之外有与之性质或内容相同、相似之法——式，唐代的基本制度并非全由令规定。笔者以为，宋神宗元丰以后，令才真正成为法律体系的主干，其理由是：

    1、宋令的数量较其他法律形式有压倒优势。神宗元丰更定(编)敕、格、式之性质后，一方面“旧载敕者多移之令”，(17)另一方面则修式入令，如《宋刑统》卷12“僧道私入道”条后附唐代礼部式文：“准《礼部式》：诸五品以上女及孙女出家者，官斋行道皆听不预”。该条文经宋代修订，演变成令文，如《庆元条法事类》卷50“僧道令”规定：“诸六品以上官女及孙女出家者，官斋行道听不预”。宋令的内容因此急剧增加。

    宋令令文大多佚失，只有《庆元条法事类》残本中保留了一部分。《庆元条法事类》残本所载令文计有1781条，敕文887条，格文96条，式文142条，申明260条，总计3166长(不包括重复的条文)。(18)据史料记载，《庆元条法事类》原书是80卷，437别门，而传世的《庆元条法事类》残本只有36卷，188别门，仅占原书的43％。依此比例推算，《庆元条法事类》原书中的令文应该在3000条以上。据《唐六典》载，唐《开元七年令》仅1546条，不算各专门的“敕令格式”中的令文，仅《庆元条法事类》中令的条数就是唐令二倍。

    宋令与(编)敕、格、式相比，其数量则具有压倒优势。元丰以后所编订的“敕令格式”中，(编)敕、令、格、式各自的卷数大多亡佚，唯高宗、孝宗时所编订的尚有一些记载，从这些记载看，令的卷数都是最多的，如综合性的《绍兴重修敕令格式》和《乾道重修敕令格式》中均包含敕12卷、令50卷、格30卷、式30卷，令的内容最多。在专门的“敕令格式”中亦然，如《绍兴重修尚书吏部敕令格式并通用敕令格式》中含敕5册、令41册、格32册、式8册；《绍兴大宗正司敕令格式申明目录》含敕10卷、令40卷、格16卷、式5卷；《绍兴重修贡举敕令格式》含敕7卷、令13卷、格6卷、式6卷。均以令的内容为最多。

    2、宋令规定国家基本制度，并统率格与式。唐代律、令、格、式在内容上是有交叉的，格是对律、令、式进行修改、补充的法律形式，格的性质、内容与其所修改、补充的律、令、式相同、相近，但主要是非刑事性法律规范。令、式性质相同，都是非刑事法律规范，式是令的细则性规定，是令的补充。但唐令以所规范的事类为篇目，唐式以中央司、寺、监的名称为篇目，两者并不完全对应。故唐代国家正面的基本制度不完全由令规定，而是由令、格、式共同规定的。

    宋神宗元丰以后，格、式的性质发生变化，格成为令的量化性、细则性规定。式成为公文程式，实际上是执行令时应填写的表、状、籍帐等的格式要求。三者首先在性质上趋于一致，即都属于非刑事、制度性法律规范；其次，无论在内容上，还是篇目类别上，令与格、式都形成对应关系，如在《庆元条法事类》残卷的不少门类中，令、格、式的名目都是相同的，前面编有什么名目的令，后面编的就是什么名目的格和式，如在《庆元条法事类》卷5“职制门二”“考任”目下，前面编有“考课令”，后面则对应编纂了“考课格”和“考课式”；在卷12“职制门九”“恩泽”目下，前面编有“荐举令”，后面则编纂了“荐举格”和“荐举式”。在《庆元条法事类》残本中，令后编格或式的比比皆是，令、格、式前后对应编纂的也有20处之多。如卷15《选举门二·试换官资》中编录：

    选试令：

    试武臣试换文资，于《易》、《诗》、《书》、《周礼》、《礼记》各专一经，仍兼《论语》、《孟子》，愿试诗赋及依法官条试断案、《刑统》大义者，听。

    请训武郎至进武校尉不曾犯赃私罪笞刑，经 央而愿换文资者，听召保官二员，具家状连保状二本，诣登闻鼓院投进乞试(外任人候替罢就试文资换武职者准此)，即授小使臣后未及三年、授进武校尉后未及五年，三省枢密院书令史以下授使臣、进武校尉，若保甲及试武艺并进纳流外出身人，不用此令。

    诸承直郎以下不曾犯私罪情重及赃罪，年四十以下而愿换武职者，听召保官二员，具家状连保状二本，诣登闻鼓院投进乞试，挽弓或蹹驽若射亲各合格者，听换。进纳流外出身及原是使臣、进武校尉换授人，不用此令。

    诸后妃、亲王、公主、内命妇荫补亲属，如父祖曾任文资(谓朝奉郎以上)或身曾得文解而愿就文资者，听。余并于武职内安排。即愿换文资者须不曾犯赃罪及私罪重并被笞刑，听召保官二员，具家状连保状二本，诣登闻鼓院投进乞试，于《易》、《诗》、《书》、《周礼》、《礼记》各专一经，仍兼《论语》、《孟子》。愿试诗赋者，听。并取文理通者为合格(论策准此)。

    选试格：

    武臣试换文资：第一场(愿试诗赋者止试诗赋各一首)：本经义，二道。《论语》或《孟子》义，一道；第二场：论，一首(限五百字以上)；第三场：策，一道。承直郎以下试换武职：弓：马射六斗，步射八斗；驽：蹹二石五斗；射亲：弓十箭二中；驽十箭三中。后妃、亲王、公主、内命妇荫补亲属愿试换文资：第一场(愿试诗赋者止试诗赋各一首)：本经义，三道。《论语》、《孟子》义，各一道；第二场：论，一首(限五百字以上)；第三场：时务策，三道。

    选试式：

    试换武职射亲

    射垛四十五步

    射帖二尺(19)

    从《庆元条法事类》残本看，在188个别门中，有的只有式却没有格，有的只有格却没有式，但几乎每个别门中都有令。令规定了国家的基本制度，格、式依令生文，是对令的具体化，令对格与式起着统率作用。在令、格、式之间，令是核心，是主法；格、式是令在不同方面的具体规定和要求，是令的内容的扩展或延伸。

    3、宋律乃刑事法律规范，其功能是保证令、格、式的实施，为辅法，不可能是法律体系的主干。在宋代，律主要是刑事法律规范，令、格、式乃非刑事、制度性法律规范，律与令、格、式的关系即刑事法与非刑事法之间的关系。另外，从史料记载看，宋人欧阳修等修撰的《新唐书·刑法志》对于唐代律、令、格、式的性质及律与令、格、式间的关系的说明，实际上说的就是宋代律、令、格、式的性质及律与令、格、式间的关系。如《新唐书·刑法志》所云的“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即与元丰以后变化了的令、格、式的性质也极相似。而“凡邦国之政，必从事此三者(令、格、式)，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于律”亦即宋代律与令、格、式的关系。律既然是刑事法，其功能是保证令、格、式的执行，为助法，不是法律体系的主干。

    在宋代法律体系中，律乃刑事法律规范，其功能是保证其他法律的实施，是助法，不可能是法律体系的主干。令规定国家的正面的、基本的制度，内容的数量最多，是法律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同时，令还是格、式的依据，并统率格、式，若无令，则格、式即散乱无章，无所依存，无从实施。这一点与唐代截然不同，因而，宋令才真正成为法律体系的主干。

    三、宋令变化的意义

    宋代令的内容、立法模式及与(编)敕、格、式关系等的变化，使得宋代法律体系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则弥补了唐代法律体系的不足，使其内在关系更加协调，更为完备。同时还使律令法体系臻于完备。

    律令法体系是指以律、令为主体，包括众多法律形式和内容的法律体系。日本学者在研究中国法制史时经常使用“律令法系”、(20)“律令制度”(21)等专业术语，近年来也有中国学者使用“律令法体系”概念研究中国古代的法律形式、法律体系及法典编纂。关于中国的律令法体系，学界都认为隋唐是其顶峰时期，如张建国指出：“(律令法体系)经历战国至秦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发展到一个高峰。”(22)周东平通过对日本学者观点的归纳而指出：“唐代是中国律令制的完成时期，其律令较之以往，作为完成度极高的法典，尤其如此。它们凝结着汉民族法制发展与成熟的智慧，具有超时代的普遍性，这在八世纪中叶的开元末达到了顶点。”(23)张、周的意思都是说唐代是律令法体系的完备时期。但笔者以为，学界关于中国律令法体系的上述观点与历史事实不符，中国律令法体系至宋代才臻于完备。

    唐代的法律体系由律、令、格、式、格后敕、制、敕等构成，其中律、令、式已形成较稳定的法典，以律、令为代表的律令法体系已较为成熟，但仍不够完备，表现在：第一，格或格后敕可对律、令、式进行修改和补充，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并且亦编成法典，其地位与律、令大致相当，律、令的地位不够突出；第二，从令、式关系看，令的内容庞杂，与式之间篇目及内容缺乏对应性，不能统率式。

    宋代的法律形式中，除制、敕等属综合性法律规范，其他的如律、令、格、式、(编)敕、断例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刑法性法律规范，包括律、(编)敕、断例；二是非刑事、制度性法律规范，包括令、格、式。这两类法律形式在编纂上有相当的对应性，篇目都是完全一致的。比如上文所述及的，令、格、式的类别或篇目都完全一致；律、(编)敕、断例的篇目完全一致，都是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例、捕亡、断狱为篇目编纂的，这是唐代法律体系中所没有的。在刑法性的律、(编)敕、断例系列，律为基本法典，其无论在基础理论还是内容框架上都是主要的，统率、制约着(编)敕和断例，律的地位重要、突出；在非刑事、制度性的令、格、式系列，令规定国家基本的典章制度，内容丰富，统率格、式，令的地位亦重要、突出。律、令的内容是宋代法律体系中的绝对的主干，律、令地位重要、突出，是法律形式的代表，故宋代的法律体系是真正的律令制或称律令法体系。同时，宋代法律体系弥补了唐代法律体系的不足，无论是各法律形式间的立法模式还是编纂体例都更加一致，内部关系也更加协调，因而较唐代更为完备。故宋代是中国律令法体系的完备时期。

    注释：

    ①［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6462页。

    ②［宋］郑樵：《通 志》，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364页。

    ③前引①，徐松书，第6463页。

    ④［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692、4693页。

    ⑤目前对宋令进行专门研究的主要有戴建国先生的《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考》一文(戴建国：《宋代法制初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2－111页)。他的《唐宋时期法律形式的传承与演变》一文(《法制史研究》2005年第7期，第103－122页)对宋令的内容及变化亦有涉及。该两篇论文对宋令的研究颇有深度，但都不是对宋令的全面研究，特别是对宋代中后期令的变化关注不够。

    ⑥神宗以后，与令、格、式统一编订的敕实际上是编敕，通常称“敕”，为与神宗元丰以前之“编敕”及制、敕之“敕”区别，前面加括号。

    ⑦前引④，脱脱等书，第4964页。

    ⑧［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9913页。

    ⑨前引⑧，李焘书，第9026－9027页。

    ⑩前引⑧，李焘书，第9912页。

    (11)前引①，徐松书，第6486页。

    (12)［唐］房玄龄等：《晋书·刑法志》，载《历代刑法志》，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

    (13)［唐］李林甫等：《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85页。

    (14)［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刑法志》，载《历代刑法志》，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307页。

    (15)杨廷福：《唐律初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页。

    (16)戴建国：《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50页。

    (17)前引④，脱脱等书，第4964页。

    (18)戴建国：《唐宋时期法律形式的传承与演变》，《法制史研究》2005年第7期，第120页。

    (19)《庆元条法事类》，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172－174页。

    (20)如中田薰撰写的《关于中国律令法系的发达》以及续作《关于中国律令法系的发达的补考》(中田薰：《法制史论集·第四卷》，日本岩波书店1964年版)均以“律令法系”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