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的规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发展的规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本文所说的“成本”，指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不限于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成本。所谓成本化解，指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可以从如下三个角度提出。 

 

(一)实践角度 

不难想象，在原始条件下，人们无论怎么勤奋地劳动，其结果最多只能获得简单的生存资料，不可能达到现代的生活水平。这就是说，从原始社会发展到今天，其间存在着巨额经济成本。那么，这一巨额经济成本是怎样化解的?或许有人说，人是高级动物，不仅有体力能劳动，而且还有智慧可以发展科技，人类正是依靠科技不断进步才达到现代的生活水平。的确，科技能够提高劳动效率，因而可以化解经济成本。但是，原始人终日赤身****分散劳动，有什么条件和时间研究科技?此外，科技成果并不直接就是生活资料，原始人何来研究科技的动力?须知，人们从终日赤身****分散劳作到有科学研究，其间同样存在着巨额经济成本，那么这巨额成本又是怎样化解的?——于是，问题依然存在，只是换了形式。 

 

(二)理论角度 　 

大家知道，亚当·斯密提出了分工经济理论，研究了劳动生产力的改进问题。这实际上就是生产成本化解问题。事隔161年(1776—1937)，科斯在研究企业与市场的关系时发现了交易成本。显然，交易成本是与生产成本不同的另一种经济成本。就此，我们提问：第一，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是事隔161年才相继提出并加以研究的，可见研究经济社会发展成本的问题不易，那么，这两种成本是否穷尽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成本?第二，生产成本、交易成本抑或还有其他成本，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由此可能发现怎样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三)比较角度 

科学史表明，仅凭人的感官不足以认识事物，理性计算才能发现更深刻的规律。物理学就有一个能量过程的计算问题，物理学家运用于探索原子系统，发现了一系列出乎经典物理学意料的全新过程和规律，创立了量子力学。经济学的“成本一收益”核算亦即成本化解过程的研究，相当于物理学的能量过程计算。因此，笔者预言，通过成本化解过程的研究，有望获得与量子力学相媲美的经济学成果。 

 

二、问题视野中的成本分类 

 

经验证明，提问方式决定着对事物的分类方式。本节以“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问题为主线，找出可能解释经济社会发展成本化解过程所需要的成本分类。 

 

(一)生产成本及其化解途径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康芒斯的划分，所谓“生产”，仅指人对自然的活动，亦即人们为谋得物质生活资料而进行的物质变换活动；由此，所谓“生产成本”，仅指人们为谋得物质生活资料进行物质变换而投入的劳动。此外，本文的目的是再现以往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由此探索发展规律，因此我们必须也只能从原始人开始。显然，对原始人来说，“进行物质变换而投入的劳动”，只能是赤身****而进行的分散劳动，没有分工没有交易，当然更没有物质资本。这就是说，对原始人来说，他们的经济活动只有生产活动，生产成本只是赤身****而进行的分散劳动。 

如前所述，原始人这种赤身****的分散劳动，最多只能谋得最简单的生存资料，不可能达到现代人的生活水平。那么，后来人类的生活水平是如何获得提高的呢?对此，亚当·斯密做了开创性探索，其名著《国富论》开篇就写道：“劳动生产力最大的改进……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接着，他用大量的事例证明了上述论点，并且在理论上分析了劳动分工其所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原因。关于后者，他写道：“这种由于劳动分工而使同一数量的人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得到巨大的增长，是由于三种不同的情况。”第一，劳动分工，使每一个人的业务降为某种简单的操作并成为终生的唯一职业，必然使熟练程度获得提高，从而使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得到巨大增长。第二，劳动分工，减少了劳动者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所花费的时间，因而同样数量的劳动者在同样多的劳动时间中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量。第三，劳动分工，使劳动者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单一目标上，而不是分散在许多事物上，因而劳动者更有可能发现比较容易和比较迅捷地达到目的的方法，进而发明特定的劳动工具和机器；此外，劳动分工也包括一部分人从简单劳动中分化出来专门从事科学研究，而且科学研究本身也可因分工而获得快速发展；工具、机器的发明和科研的发展，将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劳动生产力。诚然，斯密说的是提高劳动生产力，但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另一面就是成本化解，因此，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可以视为第一个探索成本化解问题的理论。 

那么，分工化解生产成本的潜力到底有多大?是否有可能使人类从原始人的生活水平达到现代人的生活水平呢?对此，可作粗略的逻辑演算。

第一步，假设整个社会只有两个人，遵循上述斯密所揭示的规律，如果他们不分工，那么其产出各是1，社会总产出就是l+l=2；如果进行分工，劳动效率可获提高，那么社会总产出就不止是2，而是大于2，即有

1+1>2

第二步，对上述计算进行逻辑推论。如果整个社会有3个人且组成分工生产系统，那么，社会总’产出就不止是3，也不止是>3[既然1+1>2而不是1+l=2，那么(1+1>2)+1也就不能是一(>3)]，而是>>3(可读为“远大于3”)，即有

1+l+1>>3

于是，如果整个社会有m(m是任意自然数)个人且组成分工生产系统，那么，社会总产出就

因为上式中的m可以是任意自然数，因此上式表明：只要社会总人数m足够大且分工的层次可任意深化，那么，分工就可化解任意大的生产成本。诚然，分工层次不可能任意深化。但是，现实是直到今天最发达国家社会分工的深化过程仍未终止。由此证明：劳动分工可能化解巨额生产成本，从而使人从原始生活水平达到现代生活水平。

(二)交易成本及其化解途径

前面，我们从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证明劳动分工可能化解巨额生产成本，从而使人从原始生活水平达到现代生活水平。然而，这一结论只是逻辑上的，现实中并没有那么简单。1937年，科斯发表了《企业的性质》，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交易成本。后来的学者通过重温康芒斯关于“交易”概念一般化的论述，从而将“交易成本”的概念也一般化了。于是，经济活动就分成两个领域即“生产”和“交易”，而经济活动的普遍成本也分为两大类即“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因分工化解生产成本而生成，这是容易理解的。分工的特征和结果，可用一个字来概括：专(产品专门、资产专用、劳动者专业)。词典解释，“专”，指“集中在一件事上的”。人的活动“集中在一件事上”，就能熟能生巧，增强从事这件事的能力。因此，“专”就是“偏”、“强”，它的“强”是以“偏”(即以放弃“完整”和“独立”)为条件的。产品专门(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独立消费，资产专用(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独立使用，劳动者专业(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独立劳动。这就是说，分工必须以分工之间的协作配合为条件，否则分工不仅无利而且有害。然而，分工之间的协作配合并不是一件易事。因为一种“专”必须与特定的另一(或几)“专”相匹配，而不能随意“拉郎配”，因此要完成特定的“专”与“专”之间的匹配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这成本就是交易成本。

那么，交易成本的量及其变化趋势怎样?显然，分工就是行业分隔。俗话说，隔行如隔山。由此，容易想到，劳动者越多分工越深化，“行”与“行”之间的“山”就越多越高，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层山叠岭望而生畏。这就是说，随着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行业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行业之间的协作配合越来越难，因而需要的交易成本越来越大且其增大的趋势近乎无止境。本文第一节已经证明，分工可能化解生产成本，随着分工的深化，其化解生产成本的潜力越来越大，而且其增大的趋势近乎无止境。通过本节的讨论，我们又获得如下认识：分工所需要的交易将生成交易成本，随着分工的深化，其生成的交易成本越来越大，而且其增大的趋势同样无止境。这正是“没有免费午餐”，人类从分工可能化解的生产成本，又被协作可能生成的交易成本所抵销。正因为这样，我们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叹：分工是经济，爱你不容易!于是，又有如下结论：即使能够证明劳动分工可以化解生产成本，但仍不足以使人从原始生活水平达到现代生活水平。

那么，怎么办?天无绝人之路。在分工降低生产成本而协作增大交易成本的两难选择中，人类发明了交易组织。词典解释，“组织”是“按照一定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集体”。分工的特征在于“分”，而交易组织的特征则在于“合”。第一，交易组织是交易活动的中介，各成员可通过这一中介和获取分工、交易的信息，从而促成交易；第二，交易组织可压缩交易次数，交易有可能是同类多次，而有了交易组织则同类多次交易可一次进行；第三，交易组织可通过总结交流交易经验，发明简便高效的交易技术，制定交易规则，防范和制止交易欺诈，仲裁交易纠纷，监督交易的实施；第四，有了交易组织，交易本身还可继续分工，从而在更大的程度上提高交易效率。如此等等，这一切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交易成本。

(三)管理成本及其化解途径

管理成本指建立组织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它是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区别的第三种相对独立的成本。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管理成本的内容，即管理成本是建立组织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二是管理成本的性质，即管理成本是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区别的第三种相对独立的成本。前一要点大约无异议，无须多作解释；后一要点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已有理论相悖，需要多说几句。　毋庸置疑，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交易成本概念并将其一般化，拓展了经济学的视野，拉近了理论与现实的距离，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其意义是深远的。但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其一，学者们将“交易”与“生产”并列对应，将“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并列对应，有意无意给人以如下信息：交易与生产一样都是原生的经济活动，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一样都是原生的经济成本。这是值得商榷的。从本文前面的分析可知，只有生产活动才是原生的经济活动，而交易则是生产因分工而派生的(有了分工才需要也才有交易)；因此，只有生产成本才是原生的经济成本，而交易成本则是生产成本的转化或替代。其二，学者们认为，交易成本是“利用制度的成本”，“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这给人以如下印象：交易成本是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这是不正确的。首先，人们建立组织，其目的在于化解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先在性是组织建立的逻辑前提，因此，就不能说交易成本是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或者说经济制度运行的费用)。其次，一般的，组织绩效即被组织化解的交易成本与组织成本也即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所花费的成本，是两个不相等的量，如果用同一个名词“交易成本”来称呼两个一般不相等的量，必定导致概念混淆，以致对组织过程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无法进行。再者，学者们否定或忽视管理成本的独立地位，其理由可能是：管理成本归根结底是交易成本(因此没有必要确立独立的管理成本)。但是，这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交易成本归根结底也是生产成本，于是，按照同样的逻辑也可以说不存在独立的交易成本，这样交易成本的理论也就成为多余的了。由此可见，否定管理成本相对独立的地位是行不通的。必须强调，认识到“交易成本是生产成本的转化”和“交易成本不是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是重要的，由此出发，我们才能发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系列，揭示经济社会发展成本化解的完整过程和规律。

那么，管理成本的根源何在?任何组织的建立和维持运行都需要管理成本，即使将来实现社会大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因生产不足而导致的利益矛盾，这种成本依然存在，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管理成本将十分微小。然而，在现阶段管理成本绝对不可忽略。其原因可概括为三大疑难。其一，一致同意疑难。组织建立和健康运转的关键，是集中组织成员的偏好，确立组织一致同意的目标。然而，在分工协作必须通过交易(利益交换)才能实施的社会发展阶段，确立组织一致同意的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组织强制(一部分人强制另一部分人)就不可避免，而组织强制需要大量的成本。其二，搭便车疑难。大家知道，组织运行需要管理制度，这在组织目标不能一致同意，需要采用强制手段实施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当然，如果组织全员自觉参与制度生产，制度生产成本尽管仍然需要，但可降低到最低限度(因为如果全员参与，那么收集制度生产所需要的信息就变得很容易)。但是，美国经济学家诺思发现，人们为了规避公共品生产中的个人成本，普遍存在“搭便车”现象，这就使得制度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其三，监督疑难。对组织成员实施监督，是落实组织制度实现组织目标从而维持组织运行必不可少的举措。然而，监督的困难在于：监督者也需要监督；于是，可能产生监督系列无限倒退的逻辑困境——这就是监督疑难。监督疑难将使潜在的管理成本大得无法计量。

那么，管理成本能化解吗?如果能化解，其化解的途径又是什么?回答是肯定的，其化解的途径就是以各种文化(市场文化、企业文化、社会文化)为载体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知识的结晶，因而是组织目标不能一致同意情况下的组织目标孵化器和组织制度生产指示器。意识形态的建立，就如在组织中建立了一个磁场，从而使组织监督和控制变得容易。此外，意识形态的内容具有连续性和积累性，且具有利益外溢性(意识形态的效益不仅惠及意识形态的创立者)和成本内部化(意识形态的成本却仅由意识形态创立者承担)的特征。正因为此，意识形态成为化解管理成本的有效途径。

(四)意识形态成本

然而，意识形态的建立同样要花费成本。首先，意识形态的创造需要花费劳动；其次，经济利益集团化使意识形态的建立和替代过程充斥着矛盾和斗争，甚至需要通过残酷战争和政权更替才能实现；最后，意识形态对组织成员的监督和控制建立在成员自觉基础上，因而效率较低。这一切都可能成为意识形态成本的生成根源。

至此，我们已经知道有四种成本；且本文下面的讨论将证明，仅就成本化解的单一过程(不涉及过程的循环)来说，意识形态成本是最后一类相对独立的成本。因此，我们有结论：在“成本化解”的问题层面，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有且仅有四种，即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管理成本和意识形态成本。确立上述四种成本相对独立的地位是重要的，由此前进，我们将会看到完整甚至是构造美妙的成本化解系统。

三、机器在成本化解中的特殊作用、成本化解循环链和组织生态竞争

完整甚至是构造美妙的成本化解系统，由成本化解循环链和组织生态及其竞争所构成。在汉语中，“组织”指“按照一定的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集体”，其中的“集体”，可以指人的集体也可以指物的集体(例如机体中的器官)。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也可视为一种组织，机器也可视为一种组织，因为他(它)们都是以物为元素组成的集体。这样，上面所说的“组织生态”中的“组织”，就有两类三种：以人为元素的集体，我们称之为狭义的组织(下称“人类组织”)；加上以物为元素的集体即人和机器，我们称之为广义的组织。

(一)机器在成本化解中的特殊作用

要说清成本化解循环链和组织生态及其竞争，必须先讨论机器及其在成本化解中的作用。机器是人类劳动的物化，它可替代人类体力和脑力劳动，这已经是人们的常识，用不着多说。本文要增加的新内容是：机器不仅可物化人类劳动，而且还可物化人类组织(物化企业，物化市场，甚至物化分工协作的整个社会)；机器物化人类组织，对成本化解具有特殊的即其他组织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机器可物化人类组织，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为说明劳动分工可提高效率，曾经列举了许多分工协作组织，例如，制针业的分工协作组织、打制钉子的分工协作组织。但是，后来这些分工协作组织都被一台相应的机器(制针机和制钉机)所取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416－417页也曾谈到“一台信封制造机”取代“信封手工工场”的情况。显然，如果没有制针业分工协作组织和打制钉子的分工协作组织，就没有后来的相应机器；如果没有“信封手工工场”，就没有后来的“信封制造机”。这就是说，后来的制针机、制钉机是对前在的制针和制钉分工协作组织的物化；后来的“信封制造机”是对前在的“信封手工工场”的物化。历史走到今天，机器不仅可物化简单的分工协作组织，甚至可以物化复杂的局部市场(如电子商务)，物化庞大复杂的分工协作的世界社会(互联网)。可见，机器可以物化人类组织，这是一个日益明显和正在快速推进的事实。

机器物化人类组织，在成本化解问题上会带来什么结果?回答：机器物化组织，保存着组织分工协作对生产成本的节约，但并不继承分工协作所引起的交易成本(例如制针机各部件的配合协作并不需要交易成本)。也就是说，机器保存着人类分工协作的成果(分工协作产生的效率)，而消解分工协作所生成的交易成本。诚然，制造机器也需要成本，但那已经是地地道道的生产成本——于是，成本化解的单一过程有了终端。由此，我们将看到成本从有到无这样一个奇妙的成本化解过程。

(二)成本化解循环链

奇妙的成本化解过程，就是成本化解循环链。

首先，从静态看，成本化解过程是一条链：生产成本一(分工协作化解部分生产成本但生成)交易成本一(交易组织化解部分交易成本但生成)管理成本一(意识形态化解部分管理成本但生成)意识形态成本_÷(机器化解上游过程中所有成本但生成)新的生产成本。诚然，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其“化解”的成本量与“生成”的成本量相比，逻辑上有三种可能，即有：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然而，这毕竟显示了成本完全消解的可能性。

其次，从动态看，成本化解链是无限循环的。很容易看出，上述从静态角度所给出的成本化解链，其始点和终点都是生产成本。这就表明其动态过程是这条成本化解链的循环周转。在前面，我们已论证过，机器取代人类组织可保存人类分工协作的成果，消解分工协作所生成的交易成本；尽管生产机器仍需成本，但那已经是新的生产成本了——于是，回到了链条的始点，开始了新的循环。这样，每一次循环的结果将生成新的一代机器；继而人们又将在新一代机器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分工协作，因而将生成新的交易组织，生成新的管理模式，以至生成新的意识形态——这一切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已作了深刻的描述。于是，一条无限循环的成本化解链就展现在我们眼前，这条链每循环一次都将一劳永逸地化解一部分成本，这条链无穷次循环周转就将化解无穷大的成本!

篇2

第一是社会发展的方向问题

社会发展是否具有合理性，首先涉及到人们对社会运动规律的认识，对社会运动方向的不同把握，是人们形成社会发展共识的基础。在历史上，人们对社会发展方向的认识，有三种不同的理论。

一是历史循环论。这种观点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按照一定规律而表现为循环往复的过程。在中国古代，主要以五德终始说为代表。它是战国末期阴阳家邹衍创立的关于社会历史变化的学说，他认为天地剖判以来，人类社会表现为五德转移的过程，也即是土、木、金、火、水五种物质德性相克的循环变化，决定着历史上王朝的兴替和制度的改变。如夏、商、周三个朝代的递嬗，就是火（周）克金（商）、金克木（夏）的结果。秦始皇以及西汉的统治者都用此说为自己的统治寻找合理性的根据。

二是社会发展的退化论。这在中国以道家的历史观为代表。在原始道家老子那里，他将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描述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第三十八章）在道、德、仁、义、礼这五者之间，社会表现为一种人类文明递相堕落的过程。他肯定道治、德治历史阶段，而对以仁、义、礼为标志的社会形态则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他认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第十八章）认为正是人类社会纯朴敦厚状态的失落，才出现了智巧狡诈、六亲不和、国家昏乱等文明社会中的一切病态。这种退化论，在人们的日常观念中，则表现为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的感叹中。这种退化的历史观不仅在中国的道家思想史占据主导地位，在古希腊和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卢梭那里，也同样得到了描绘。卢梭把自然状态理想化为人类的黄金时代，而把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历史，说成是“人类的疾病史”，人类发展的过程正是人性堕落的过程。并对这种堕落的方式作了多方面的描绘，他认为，安乐和萎靡的生活方式，消磨着人们的力量和勇气；社会文明状态使人变成奴隶，成为虚伪、胆小、卑躬屈膝的小人；而财富则使人类变得贪婪，并陷入无休无尽的争斗之中；他甚至认为，第一个为自己缝制衣服或建筑房屋的人，实际上不过是给自己创造了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并给自己增加了累赘。正是人类文明成果导致了自然状态的解体和人的堕落。人类所有的进步，不断地使人类和它的原始状态背道而驰，进步的同时，就是退步。总之，人越是社会化就离开自己的本性越远。这也是退化史观所包涵的基本内容。

三是坚信社会发展具有某种目的的进步史观。从启蒙运动以来，相信人类发展是一个渐趋完善的进步史观便深入人心。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与自然规律相一致的过程，历史具有自身的目的。康德就把有机生物发展的目的论概念引入了对社会历史的研究，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朝完全实现自己的禀赋的目标前进。在个别活动和事件表面的杂乱和无目的性中，会呈现出整个过程的共同目标，似乎有一个理性目标引导着所有的活动。共同的目的使不同的个人活动呈现出共同性，从而表现出整个历史过程的合乎法则性。合乎法则性即是合乎自然的发展规律及其目的。康德认为：“人们可以将人类的历史大致看成是自然的一种隐秘诡计的实施，这种计划的实施为的是产生出一种内在的——而且，为此目的，也是外表的——完善的、独一无二的社会状况。在这种状况下，人的所有禀赋得以充分地发挥。”①

可见，在康德的观念中，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归属于自然的规律，人类无论怎样表现自己的意志，也跳不出自然的手掌。自然一开始就追求着某种人所不知的意图或计划，并通过人类的活动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与此相似的观念，有维科的“天意”和后来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的观念。如果说，黑格尔把绝对理念视作支配人类历史的“看不见的手”叫做理性的狡计，那么，康德的观念则可称为“自然的狡计”，在他们的观念里，都承认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具有自身的规律性和目的。这种进化史观，在中国思想史中，亦有表现，如康有为以进化论为武器对公羊三世说的改造，就是一例。

以上三种历史发展的方向感，决定了不同的人们对社会发展合理性的基调。持循环论的人以为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一切不过是过去的重复，按照这种循环的轨道发展的历史，具有合理性，否则则无合理性。而退化论的史观，则以为一切发展是多余的，有时甚至是得不偿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罗马俱乐部的一份报告就指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以高热量的消耗为前提的，人类在获取一千卡热量的过程中，所浪费的热量是所得的几十倍，因而，在他们的眼中，现代社会发展的合理性是大可怀疑的。

第二是社会发展的总体蓝图问题

社会发展合理性，要涉及到的第二问题是社会发展的总体面貌或蓝图。我们讲社会发展的合理性，表明我们对历史方向感的把握是以进步史观为依托的，没有进步信念也就无所谓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在指称一个社会发展的时候，“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带有进步性的概念，因而“发展”是由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演进，是由不完善状况，向完善状态的演进，落实在社会有机体上来，“社会发展”是指社会有机体结构功能的改进或完善。那么，当我们讲“社会发展”时，就有三层意蕴，一是按某种标准对过去社会整体状况的评估，二是对当下社会的评判，三是对未来社会的构想。这样，社会发展的总体面貌或蓝图能否成为认识主体的共识，也成了社会发展合理性的重要维度。在走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现代化的面貌或蓝图也是多样的，既有欧美内发原生型的现代化样板，也有东亚后发次生型的现代化模式，还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所以，社会发展合理性问题始终与我们对社会发展的愿望相关。

转贴于 第三是社会发展的评估问题

人们通常讲经济学是讲价值创造的学问，政治学是讲价值分配的学问，而哲学则是讲价值评估的学问。同样，合理性问题，成为了一个哲学问题始终是一种价值评估的问题。对社会发展合理性的评估，要涉及到的两个问题有，第一个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主观共识与客观效果的关系问题；第二个则是对社会发展实践本身的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问题。

社会发展的主观共识是通过一个政党、一个民族或一个政权以及个别历史人物的主观动机在特定阶段对社会的特定规划和要求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主观共识的客观效果，则表现为社会发展所呈现的面貌。这种主观共识与客观效果之间的关系，往往是评判社会发展的客观标准。如果社会发展的主观共识与客观效果相一致，那么人的行动和愿望无疑表现了社会发展的合理性。但是，主观共识与客观效果不一致时，我们就只有求助于长时段的历史了。对于这种不一致性，就是前面的提到的黑格尔的理性狡计，或康德的自然狡计的表现。中国思想家王夫之也敏锐地意识到历史人物活动的主观动机与其客观效果往往是不一致的。主观上的自私的欲望或个人的私欲可能会造成一种好的结果，即是恶的动机，往往成就了善的目的，这主要取决于历史人物的活动是否在客观上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例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封建、立郡县，主观上是为了实现他的家天下、私天下的目的，客观上，则减少了封建制的诸多弊端。所以王夫之感慨：“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②同样，善的共识或动机，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我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黄河上游建造的三门峡水库，其负面作用，还有人们对三峡大坝的非议，等表现了一种发展的共识与其客观的差异。这样，秦始皇当年废封建的不合理性，在历史上则表现为合理性，而三门峡水库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的转换同样表现客观效果的执拗，客观效果是不以人们的主观共识为转移的。

对社会发展实践本身的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是存在着善与恶的二律背反的，这突出地表现在历史上的进步往往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社会发展固然可以说是广义的善，但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则又是一种恶。历史科学的眼光着眼于社会发展实践合乎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而道德评价，则着眼于社会实践行为本身的善恶，我们对社会发展合理性的判定只能依据历史的眼光。比如工业化过程 对田园牧歌的消解，现时的国退民进的国企改革对成千上万工人生存状况的危害，都不足以否证当代社会发展的合理性。

注释：

篇3

 

因此，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与综合交通运输变动之间的规律，则应成为业界和学界需要关注的课题。通过关联系分析和对变动规律的认识，应在深化对商流与物流关系的认识、基于历史视野的区域交通认识、遵循先极化后涓滴的适度赶超，以及整体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节奏等方面进行交通运输系统的完善和优化。

 

在经济转型期如何提升我国物流系统的承载能力和服务质量，已成为业界和学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在全社会范围内在考察资本循环可知，基于G-W-G`的逻辑结构下，提升综合交通运输能力将有助于缩减G-W和W-G`的流通时间，特别在当前以外包形式为特征的生产中也能压缩生产环节W的时间。不难知晓，这样一来极大的增大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

 

然而在考察各地在建构综合交通运输平台时发现，许多地方在不顾自身需求和资源承载能力一味的追求大而全的交通系统，这样不仅严重侵蚀了地方财政宝贵的资金资源，也形成了使用后的浪费现象。因此，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与综合交通运输变动之间的规律，则应成为业界和学界需要关注的课题。也正因如此，本文将在这一范畴下进行一定程度的探索。

 

基于以上所述，笔者将就文章主题展开讨论。

 

1 经济社会发展与交通运输的内在关联分析

 

在研究商流与物流的关系时都知道，物流为商流服务，而商流成为了物流发展的路径指向。把这一关系具体到本文中，那么商流就可以代表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容，而物流则构成交通运输的内容。为此，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1.1 交通运输体系支撑经济社会的发展

 

斯密在论及分工时有一个核心思想，即分工造就了市场的形成，而市场的不断扩大又促进了分工的延伸。马克思在考察了英国自由竞争时代的商业经济环节后指出，资本的逐利性释然将推动商品流通打破区域界线。这些经典理论告诉我们，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制下经济社会若要发展，便需要时刻与区域外的经济体系进行能量交换，这里的交换不仅体现为商品交换，也包含着劳务输出在内的交换活动。为此，交通运输体系便支撑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商流与物流到底谁决定谁呢。从历史唯物主义观出发可知，应是商流决定物流。从而，交通运输体系应能动的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

 

1.2 经济社会发展为运输发展提供导向

 

正是因为商流决定物流，而物流需要能动的适应商流的变化，就概括出了“经济社会发展为运输发展提供导向”的命题。就我国交通基础建设的承担主体而言，其更多的体现为政府部门。因此，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和现实困境应构成了政府有关部门的问题导向，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综合交通系统的建设和优化。这里也包含着一个潜台词，若一味的追求政绩和区域GDP的增速，那么很可能在造成资源浪费的同时，严重影响到当地的生态环境。

 

2 分析基础上对运输变动规律认识

 

在空间范围内在认识运输变动规律，则需要选择代表性区域来作为载体。笔者结合当前国民经济“西进”的态势，就西部地区的运输变动规律展开认识。

 

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

 

2.1 极化效应下的运输变动规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直延续着非均衡发展模式，这在小平同志的“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讲话中就已呈现。因此，把优质资源先集中投放到相对优越的地区，也构成了西部大开发中的经济发展路径。在学界把这种经济能量向一个地区集中流动的现象称作：极化效应。西部首位城市中的成都、重庆(主城区)，就明显存在着这种效应。为此，在物流为商流服务的原则下，极化效应下的运输体系表现为以中心城市为极点，通过绕城环路的修建而逐渐扩张开来。同时，在支持首位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上，建立起了以公路、铁路为主导的交通运输平台。

 

2.2 涓滴效应下的运输变动规律

 

正如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指出，极化效应将可能导致大城市病，从而在成本压力和环境压力的促使下，慢慢使得中心城市(区域)的经济能量向四周辐射，进而客观上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成都、重庆、西安等中心城市已出现大城市病的特征，因此发展经济区范围内的中小城市便成为当前的主要任务。这就意味着，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路径的调整，综合运输也应进行适应性变动。主要指向，链接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的物流交通平台的建立，如遂宁——重庆、遂宁——成都高速公路的修建，以及以公路为主导的综合物流系统的初步搭建。

 

2.3 网络效应下的运输变动规律

 

依托成都机场作为国际航空港的区位和职能优势，此时也在网络效应下推动着区域运输变动的展开。这里主要体现在，支撑商流的联式运输系统的建立。即，将航空运输、铁路运输为代表的干线运输系统，与以公路运输为代表的支线运输系统相联系，从而推动西部经济社会与域外经济社会的交往。当然，此时仍处于不断完善和发展之中。

 

3 认识引导的区域交通运输系统优化模式构建

 

根据上文所述并在认识引导下，关于区域交通运输系统优化模式的构建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展开。

 

3.1 深化对商流与物流关系的认识

 

从政府部门职能来看，主导交通系统搭建的部门为交通部门，而该部门并不直接考察区域商流的发展现状，而是以本地区交通建设的5年规划为蓝本进行平台构建。这样一来，就可能背离经济发展的规律，而出现上文所指出的资源浪费现象。因此，区域政府党委应组织各部门联合对商流与物流之间的关系进行认识，并明确商流决定物流和物流服务于商流的价值判断。相对于物流来说，区域商流环境更显得混沌，因此需要组织专家进行研判从而为交通设施的建设提供前瞻性指向。

 

3.2 基于历史视野的区域交通认识

 

这里十分强调发展观和历史观的融合，首先来说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一定是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思想，其应成为交通平台搭建的原则导向。对于历史观来说，需要知晓区域所在范畴下的交通系统的形成具有历史积淀性和惯性，并在商流与物流的辩证关系下逐渐形成了区域范围内的商业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自觉，因此在完善和优化区域交通系统的建设上应重视历史传承的力量。十三中全会后，对于城镇化建设已经明确要求突出“乡愁”。这就意味着，交通系统和走向的变更并能随意破坏当地人文生态环境。

 

3.3 遵循先极化后涓滴的适度赶超

 

遵循非均衡发展模式，必然需要遵循先极化后涓滴的路径。但与此同时，还应在交通系统的建设上进行适度赶超。究其原因可归因于，相对于交通平台的搭建时间而言，是远远满足不了资本流通所要求的及时和灵活性要求的。因此，目前沿海、沿江城市已逐步减少了进关手续，从而在制度上助力资本的流动。而在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则需要实施赶超战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物流不适应商流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四川省做的就比较出色，作为西部省份其高速公路里程数已处于全国前列。

 

3.4 整体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节奏

 

网络化效应下的交通变动要求，最终还应建立起联系全国乃至全球的交通系统来。因此，针对经济转型期的国民经济发展需要，以及解决社会民生问题的需要，交通大部委还应从整体上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节奏。随着旅游经济的兴盛、电子商务经济的蓬勃发展，未来还需要从客运和货运的运输质量上下工夫，并强化互联网信息平台与交通平台的嵌入程度。

 

综上所述，以上便构成笔者对文章主题的讨论。诚然，对于本文主题的讨论还可以从时间维度上进行探讨，但基于空间维度的规律研究更适用于我国当下的需要。

 

4 问题的拓展

 

以下再从微观层面对本文主题的进行问题拓展，从而帮助我们全方位的审视交通变动的应对措施。

 

4.1 建立精细化管理的激励机制

 

在固定资产投资过程中，不但将产生会计成本;还将产生较大的沉淀成本。这样一来，就弱化了各企业在提升产业结构的意愿。为此，各级政府部门应通过建立激励机制，来鼓励企业开展上述工作。同时，针对沉淀成本来说，各级政府应鼓励有实力的企业或组织，开展生产设施设备的租赁业务。通过该业务的开展，将有效降低产业结构升级的沉淀成本。

 

4.2 削弱行政区壁垒对产业运营的影响

 

受到交通运输业运营特征的影响，在业务开展中一定的经济交通距离，是企业获得利润的先决条件。因此，各级政府之间应建立协商机制;并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共同愿景下，给予对方交通运输企业，在路政收费以及畅通度上必要的支持。惟有这样，通过交通运输业的物流体系，才能支撑起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所内在的商流体系。

 

4.3 有效降低交通运输业的燃料消耗成本

 

国内交通运输业主管部门应联动能源生产部门，采取燃料差异化定价的措施。从而，在一定时期稳定交通运输业所需燃料的价格。并且，通过优化供应链系统、大力开展共同配送等工作，也将从技术层面，降低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对国内油价，以及交通运输业的影响。

 

5 结论

 

本文认为，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与综合交通运输变动之间的规律，则应成为业界和学界需要关注的课题。通过关联系分析和对变动规律的认识，应在深化对商流与物流关系的认识、基于历史视野的区域交通认识、遵循先极化后涓滴的适度赶超，以及整体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节奏等方面进行交通运输系统的完善和优化。

 

具体而言，区域政府党委应组织各部门联合对商流与物流之间的关系进行认识，并明确商流决定物流和物流服务于商流的价值判断;交通系统和走向的变更并能随意破坏当地人文生态环境;在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则需要实施赶超战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物流不适应商流的问题;交通大部委还应从整体上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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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化率不是越高越好，要力避片面和过分追求城市化率

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类普遍追求的一个过程，也是一定阶段的目标。一般地说，表明城市化推进一定过程和目标的城市化率的高低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体现。但是，由于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模式不同，所选择的城市化道路又各异，我们就不能把城市化率与经济社会发展简单地划等号。如果从城市化是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过程的概念出发，显然，城市化率就是城市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但仍不能认为是唯一指标。也就是说，城市化率不能与城市化划等号。更确切的说，城市化率是人口城市化的具体体现，是城市化推进的外延显示，这是由城市化的内涵注定的。有的学者对城市化的概念表述为：“城市化过程是社会生产力变革所引起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布局，人口分布及生活居住方式客观演变的过程。”(邹彦林.1999)“城市化过程，就是一个经济发展，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演变的过程，又是一个社会进步，社会制度变迁以及观念形态变革的持续发展过程。”(候蕊玲.1999)是不无道理的。笔者认为，城市化推进不仅是城市化率提高的过程，更主要是由城乡分离到城乡融合的过程，是城市更新和农村变革基础上进行的，处理城市间关系及不断向农村渗透的过程；是经济社会发展格局在空间上不断更新形态的过程，资源重新配置，城乡空间形象不断优化的过程；也是城乡生态系统不断完善和逐步高级化的过程。

城市化率是有一定的定数，也就是说是有限的，达到100％，也就不可能再提高了。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达到100％。其中有个现实问题，按照城市是聚集，农村是分散的概念，即使经济社会高度发达，农业的存在应该是永恒的，从事农业的农民的存在也是永远的。也就是说，城市聚集和农村分散将无限期的并存。即使城乡融合一体了，也只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融合一体，而决非空间形态的连成一片。就是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将会越来越少、越来越精、越来越专，农业分工将会越来越细，但决非100％人口都在城市从事二、三产业。如果上述观点能取得共识的话，就应该得出这样的看法：我们在理论探讨和实际运作城市化推进中，既要重视城市化率提高的外在表现，更要重视城市运行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环境的内涵实质需要。既要避免发达国家曾经严重的“城市病”在我国蔓延；也要防止发展中国家超前城市化带来的“繁荣城市与破产农业并存”在我国出现。按照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要求，应力避片面和过分追求城市化率提高的作为，真正把城市化推进的重点放在弱化和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放在切实解决区域“三农”问题上。只有这样。才是我国区域城市化推进的最佳选择，也是遵循国家所指引的有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真正体现。

二、推进城市化是无止境的，要不断提高城市化质量

城市化率提高是有限的，而城市化推进则是无限的。世界上不论哪个国家和区域，即使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都同样面临提高城市化水平和城市化质量的重大课题，更何况像我国这样一个区域发展水平差异大的发展中的大国。因此，就城市化推进而言，真真切切是任重而道远。

经济社会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也是有阶段性的永恒过程，城市化作为人类生产方式转变、生活方式优化、生活质量提高的客观折射，必须以社会文明和财富增长为基础，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体现。经济社会发展是无止境的，人类对生活享受和自身发展的追求也是无穷无尽的。显然，城市化推进也就必然是人类追求的永恒过程，也是有阶段性的永远无穷的过程。它不能一步登天，只能通过经济社会发展的脚踏实地、科学苦干、循序渐进和持之以恒来实现，我们应该按照可持续发展观的精髓，在切实做好当代人公平、公正的基础上，更多的切实做好为后代谋享受的实事。

我国任何区域和城市在任何时候都面临着城市化推进这个重大任务，尤其是城市化率高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任务更为紧迫和严峻。因为这类城市不仅有走向世界，不断提高自身城市化质量的任务；作为区域中心，更有统筹城乡，推进区域城市化的紧迫课题。必须彻底摒弃和消除坐井观天和沾沾自喜的心态和作为。既要将自身融入全国和全球城市化推进热潮中，并真正找到自己的位置；又要充分挖掘、发挥城市功能与中心带头作用，以城支农、以工哺农，在统筹城乡关系，共谋城乡双赢中，有更为突出的作为和贡献。

城市城市化推进的提法似乎拗口和别扭，但却客观存在。它不仅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繁华商场、灯光美景、文化底蕴和娱乐休闲；更主要的是功能突出、运行高效、结构优化、城郊一体、政府清廉、服务到位、充分就业、消除贫困、社会安定、和谐推进。对每个城市来说，这都是十分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区域城市化推进任务则更为繁杂，它不仅包括处于区域中心地位的各级城市的城市化推进，还包括区域内的广大农村城市化推进。如果从真正理解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及区城市(镇)体系综合内涵出发，应该对农村城市化推进不会有异议。从我国国情出发，从城市体系建设和完善思考，在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和“三农”问题逐步解决的前提下，农民转移到大中城市是必然趋势，但这决非农民转移的唯一之路。就地转移，即向小城市和小城镇更是必然选择，这也是从城乡统筹到城乡一体的必由之路。农村城市化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我们不能以农村城市化存在的问题，去否定它的客观性、重要性和必要性。问题的存在需要去面对、去正视、去剖析，更需要迎难而上，并切实解决，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城市化推进的速度、质量和效益。可以说，农村城市化问题解决得好，我国区域城市化推进才能快速、稳步、健康发展；反之，城市化推进必然受阻。值得提醒的是，在我国现行的以市带县的行政区划体制下，尤其是东部沿海大都市圈发展正兴的现实下，我们不能机械地把城市和区域城市化推进绝然分开对待，十分重视城市(镇)体系建设和完善更为重要。

正因为完善的城市(镇)体系本身就是高水平、高质量城市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各类城市功能互补，合理布局，统筹协

调发展的体现。因此，推进区域城市化，要遵循城市发展规律(至少应包括：聚集与扩散互动互补规律、产业升级与空间优化协调规律、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互补循环规律、城市价值与阶段提升规律、经济运行耦合规律)和城市化推进规律(至少应包括城市化推进可持续规律、城市化与城乡经济分工互动规律、城市化与小城镇发展相互适应规律、城市化与区域生态系统协调规律)。还要把城市城市化和农村城市化有机结合、统筹互动，把城市现代化、国际化和城市化作为有机整体统筹对接起来，并在城市规划、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城市房地产开发建设规划的统一协调中得到充分体现。

三、推进城市化的关键是谋求综合效益

城市化推进要讲速度，要讲城市化率提高，更要讲质量，讲效益。这里所讲的效益，是指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统一和共同提高。还有时间效益和空间效益的融会，正如经济发展要讲求综合效益一样。这是因为城市化推进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体现，而且城市化推进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有互动、协调、统筹共进关系。城市化推进以经济社会发展为基础，城市化推进质量直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和平稳，城市化推进以城乡统筹为基本前提，在城乡二元结构呈刚性的经济社会发展态势下，加快城市化推进，提高城市化推进质量只可能是一句空话，城乡建设和发展也无从综合效益可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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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资源;优化方案;高校转型;时代意义

当前，高校转型正面临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产业结构升级，高等教育由数量扩充向质量提升的战略转型发展的局面［1］。在带来机遇的同时，面临片面教育观念引发的社会选择、优质课程资源共享机制缺乏引发的结构性短缺、配套支持政策缺乏引发的政策性短板等挑战［2］。高校应积极进行教育资源的整合，结合学校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教育资源优化方案，并进行积极推广，形成高校转型过程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时代样本。

一、高校转型背景下教育资源优化是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必由之路

1．整合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形成优势学科的师资力量集聚从教育资源的视角来看，推动高校的教育资源优化方案落地，有利于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推动现代教育体系建设［3］，只有进行高校内教育资源的优化重组，才能形成教育方向的聚焦，进而形成主导教育发展方向的社会力量整合。加速整合优化校内的教育资源配置，富集教育资源，能够形成优势学科下优质师资力量的集聚。从发展目标上，高校实现从追求大而全的大学模式向具有独特优势的特色大学转型。在这一实践过程中，高校从大量非优势学科中退出，实现优质科研人员和教学人才的解绑，为师资力量的集中创造先决条件。师资力量的充足为一线教师轮岗及专职业务培训提供可能:一是广大教师能够从日常教学活动中解放出来，加入到业务素质提高培训的实践中，为自身学业提升创造机会，在客观上提升教师队伍的素质;二是师资力量和科研人员的转岗增强优势学科和科研项目的实力，为项目推进和技术攻关提供大量优秀人才。人才的聚集形成的学科优势，为特色专业教育质量的提升夯实人才基础。2．教育资源优化方案安排，可主导教育方向与现实需求协调一致教育发展方向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具有内在的互动性。只有根据教育发展的自身规律和教育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构建以学校、社会、市场为核心的新型关系［4］，才能实现教育方向与现实需求的协调一致。各大高校要积极出台教育资源优化方案，根据学校自身状况与区域社会经济的现实条件，积极整合学校资源，促进主导教育方向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要求协调一致。促进教育发展方向能够契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要形成教育资源优化方案与教育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优化方案原则:一是要积极促进教育资源优化方案的前瞻性视野，准确预判社会发展方向和技术动态，将教育资源重点向代表行业发展趋势的专业倾斜，形成高校教育引领社会技术发展的现代教育格局;二是强化教育资源优化方案的可执行性，学校及教育主管部门加强学校机构的整合管理，以强有力的落地执行来保障教育资源优化方案的执行;三是要确立教育资源整合方案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化方案目标，明确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3．促进教育资源优化发展，促使高校发展目标契合时展要求推进高校资源整合助力高等教育发展，要积极促进高校发展目标能够契合时展要求，在时代的宏观环境中，实现自身的突破转型与发展升级。高校自身目标制定应与时展相适宜，通过教育资源优化方案的制订、落实，积极促进自身发展凸显时代主题，将高校发展目标融入社会发展中。制定高校自身的发展目标，要明确高校自身在时代走向中的定位，高校与时展进步密切相关，时代的发展促进高校自身的发展，而高校的变革形成的人才输送和技术攻关，又成为时代进步的动力源泉。定位中应将高校作为时代人才的孵化器和技术创新的试验场。发展高水平大学，促进自身的提升就是要进行人才培养输送和技术创新，作为大学创新的发力点。通过教育资源的优化，不断强化专业改革力度，努力在教育制度、教育体制上创新，加强与国外高水平大学的学术交流，将高校自身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大学。以教育水平的提升，来提升整个教育体系的综合竞争力，增强各大学的竞争力。

二、教育资源优化方案凸显高等教育时代教育价值观念的优化升级

1．实施教育资源优化方案，是高等教育追求专业主义精神的回归高校转型发展的路径表现为功能性锁定和认知性锁定等多重现实困境［5］，因而只有积极实施教育资源优化方案，将专业主义精神引入高校价值体系中，才能凸显高校在时代进程中的宏观价值观念和现代教育理念。基于高校时代教育价值观的教育资源优化方案，核心就是追求高等教育专业主义精神的回归，教育模式中专业性、学术性是教育目的的最高追求。高校教育资源分配是围绕加强学生的专业研究能力、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的议题来进行。高校在进行教育经费安排、人员配备以及高校管理的实践时，都是服务于提升专业水平的主题来进行。确保优质资源、专业师资力量和科技人才进行专业课程和特色优势学科的优先供应，通过合理规划和安排，给予专业型人才培养模式创造最优质的实施环境。要在教育资源优化的制定及落实过程中，建构起专业主义精神的回归，重申强化专业主义的基本原则，让教育资源能够切实服务于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提高人才专业素养。2．推进教育资源优化方案，凸显高等教育对教育规律认知的加深推进教育资源优化方案与高校改革实践相结合，凸显当代教育家和教育主管者认知教育规律尤其是高等教育规律程度的加深。从教育改革的宏观视野来看，我国教育目前正经历由“大而全”的综合型大学向具有办学特色和学科优势的适用型大学转变。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之间的比较已经从综合实力的较量转向优势学科的质量竞争。高校正转向追求教学质量、人才培养质量的发展模式。高校推进教育资源优化方案，正是时代宏观视野下高等教育认知规律的探索和遵循。教育资源优化方案实际上是综合开发利用校内教育资源，注重的是学校资源利用的效率提升和资源适配。通过综合安排学科、专业资源，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及技术前沿的动态，积极调控学校的学科发展方向、专业动态的资源配额及师资配比，实现学校教育方向和发展目标的管控，形成教育资源优化方案，达到提升高校教育水平、明确教育发展方向的目的。3．加速推进教育资源优化，促进人本主义核心特色教育观念形成宏观制度性根源是现实高校教育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造成的教育困境不利于高校自身的优化发展［6］。破解当前教育发展的瓶颈，促进高校教育发展的水平提高，应在教育理念上调整。只有明确发展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现代高校教育观念，通过加速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才能实现现代化背景下的高校转型升级。从人才培养的功能性角度来看，推进教育资源优化，不断调整学科门类和课程，既是提升人才素质的必由之路，也是人本主义教育的回归。资源优化方案实现了教育资源向人才培养，在资源分配上明确了以人为本的教育追求。面对劳动力市场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国家治理现代化等在高等教育结构重组中提出新的要求与挑战［7］，需要配置高校教育资源重点到人才培养的实践中。一是学校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平台和学习场地图书馆等设施，为人才的成长打造良好的外在环境;二是学校在进行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广泛开设特色课程，为学生的充分发展和自由发展提供多层次的选择。高校实施教育资源的优化安排方案，促进人本主义的教育价值观念的形成壮大，与时代进步发展的要求相一致。

三、社会转型宏观视域下高校教育资源优化方案的制订与实施策略

1．把握时代脉搏、社会主题，促进教育资源优化方案与社会发展协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实施以来，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为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的高校独立办学、自主发展奠定基础已经成为高校发展的共识［8］。因而在社会转型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发展格局中，只有将教育资源优化方案落实到高校教育改革实践中，才能实现高校的升级发展。推动高校教育资源优化方案的落地实施，一是要积极将高校转型与时展的主题紧密结合。教育体系特别是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具有紧密的互动关系。只有高校教育发展方向契合时展需要，符合社会进步要求，才能获得较大的成长空间，进而促进自身发展。二是要促进教育资源优化方案与社会发展的协调一致，教育优化方案涉及资源整合和多方关系处理，只有教育资源优化方案与社会发展相协调，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聚合功能，不断促进社会发展。2．立足教育与社会发展需求，保障教育资源配置满足社会发展需求高校教育资源优化方案的制订出台及实施，应立足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实际，在促进教育资源合理优化调配的实践中，保障教育资源在高校的配置能够促使教育发展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因而应大力推进教育资源配置的合理安排，不断完善教育资源内部结构，根据社会当前需求与发展趋势，建构起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资源优化方案。在促进高校教育优化方案的实践过程中，必须综合考虑社会发展对教育自身的要求。只有通过教育资源优化方案的出台，构建起一套全新的、适应高等教育时代的高校质量保障体系，并且进一步深化大众高等教育时代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改革，才能实现教育发展与当前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的平衡。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和谐统一。3．保障资源优化方案科学性，引入专业资源管理方式进行制度设计教育资源优化方案涉及高校整体教育资源的统筹、规划和开发利用，是一项具有全局性影响的系统工作，教育资源优化方案在高校深化改革中具有全局性的影响。只有教育资源优化方案具备科学性，符合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才能真正发挥资源优化综合影响教育结构、教育方向的作用。确保教育资源优化方案的科学性，需要积极将专业的资源管理方式和现代管理理念引入教育资源优化方案的实践中。一是在高校资源优化方案制订过程中，积极组建具有专业资源管理知识的管理团队，以专家治校的理念统筹教育资源优化方案的制订;二是形成组织严密管理科学的高校教育资源优化方案编制的流程体系，以科学的调研数据为支撑，引导教育资源的系统开发。促进高校教育资源配置的优化，是促进高等教育质量观念和质量思维亟须扭转的重要手段和途径，而促进高等教育资源优化的主要任务是构建一套全新的、适应大众高等教育时代的高校资源优化方案。将教育资源的优化整合作为促进高等教育改革的推手，各大高校通过制订契合自身实际的教育资源优化方案，抓住历史机遇，积极完成时代背景下的高校转型。

参考文献:

［1］赵新亮，张彦通．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的动力机制与战略［J］．高校教育管理，2015(2):38－42．

［2］姚荣．中国本科高校转型如何走向制度化———基于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视角［J］．教育发展研究，2015(3):1－10．

［3］李贞刚，任涛，陈强．我国高等教育元评估的实践缺失与治理对策［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5(4):29－34．

［4］张大良．把握“学校主体、地方主责”工作定位积极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J］．中国高等教育，2015(10):23－29．

［5］邬大光，李国强．《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五年进展与高等教育未来方向的基本判断———《高等教育第三方评估报告》前言［J］．中国高教研究，2016(1):4－11．

［6］李国强．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成效、问题与展望［J］．中国高教研究，2016(2):1－11．

［7］马青，王春秀．西部普通高校应用技术转型的机遇与路径———基于宁夏高等教育的分析［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1):166－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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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的辩证法出发，正确认识和把握城市建设协调发展

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发展是事物的一种运动状态，但又不是事物一般的运动状态，而是特指事物向前、向上的，由低级向高级进步的，不断推陈出新的运动状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运动过程。事物发展如此，城市建设发展也是如此。辩证的发展就是经济社会对立统一的发展，矛盾则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发展就是事物内部矛盾不断产生、发展和解决的过程，辩证的发展就是经济社会对立统一的发展过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的地位日益重要，城市的发展决定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进程，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运用唯物辩证法统筹城市建设发展，就一定要认识到社会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的矛盾运动中，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在各类社会矛盾的运动中发展的。发展是城市建设、城市壮大的根本动力。立足于发展这一主旋律，在经济、社会等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推动城市规模与内涵的升级，并以城市规模和内涵的升级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催化剂，是现代大城市发展的关键主线。

城市的建设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系统的有机组成要素在发展中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构成了系统的整体发展。城市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应当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主要空间载体，因此要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重点就是要实现城市科学辩证的发展。辩证的发展应当是全面的、保持内在各要素相对平衡的发展，而不是片面的、畸形的、单一要素突进的发展。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普遍原则就是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一旦事物离开与其它事物的联系，就谈不上存在，更谈不上发展。普遍联系，实质上是讲事物的发展必然是兼顾的、对称的、照顾它方的发展，否则就是畸形的发展，甚至是倒退和停顿。辩证的发展内在地要求城市建设必须协调发展，从而保证和谐、稳定等社会协调发展的综合目标的实现。

二、从的历史观出发，努力克服城市建设发展中的模糊认识

运用的历史观分析城市建设协调发展，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强调历史决定论。城市发展的最终力量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利用，归根结底是生产力、经济、物质的因素起决定作用。把握城市建设发展，首要的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不断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实现人们对城市生活的期望。二是强调历史辩证法。不能仅仅把城市建设发展的因素归结为生产力、经济、物质，还要讲人的作用，讲自然、人口、法律、政治、文化、思想等各种社会因素的作用。的历史观在阐述发展时，总是既强调发展的重点方面，又强调其他方面因素的反作用。因此，城市的建设发展既要强调自然的制约作用，生产力、经济、物质的最终决定作用，也应强调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反作用，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社会各个因素、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和谐发展。

把城市建设发展仅仅理解为经济增长、城市规模的扩大、住房条件的改善等等，而忽视城市的全面发展，在理论上的一个根源就是没有全面理解经济社会形态理论。按照经济社会形态理论，经济增长是城市建设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城市建设发展反过来又会促进经济的迅速增长，两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经济增长只是整个城市建设发展的一部分，忽视城市的内涵建设以及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最终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在我们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有不少城市以前只注重经济指标的增长，而忽略了生态环境的建设，最终却要回过头来下更大的力气来纠正这个问题，对于这些我们要引以为鉴。要正确理解全面生产理论，城市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生产生活的重要载体，必须高度重视城市生产功能的发挥。以为生产理论只讲物质生产而不讲其他，在理论上也是一个误区。城市生产功能的主要内容有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物质生产）、人自身的生产（人口的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生产，这四个方面的生产相互渗透、相互关联，构成全面生产理论的基本内容。学习全面生产理论，可以搞清城市建设发展不是单一的经济增长而是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类城市建设过程不是指单一的经济增长而是包括人、精神、文化、社会关系的协调发展。

理解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统筹城市建设中要特别注重促进人的发展。促进城市建设发展，必须弄清发展的目的、动力、主体是什么。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唯物论只重视物，不重视人，是人的缺位理论，这其实是错误的。实际上，历史唯物论就是从现实的人出发，以现实的人的发展为目的的社会发展理论。正是从这样的历史观出发，把人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作为社会发展的目的，把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创建未来社会的本质规定。科学发展观也突出强调要以人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发展的主体和根本力量，深刻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原理。以人为本，就要求我们在城市建设发展中以人为根本，以人为核心，以人为基础，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城市的建设要满足人的生存、安全、健康等自然需要，要满足人的民利、公平公正要求、素质全面提高、价值实现、精神文化等社会需要，关心人，尊重人，爱护人，解放人，发展人，把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推动城市建设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三、从的认识论出发，自觉遵循城市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

当前我国城市建设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很大程度上与一些领导干部受片面的发展观影响，脱离实际，主观臆断，大搞形象工程，盲目追求“政绩”，不按客观规律办事有关。片面的发展观可以从认识论上找到其产生的根源，它实质上是脱离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的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客观规律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是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受客观规律制约的，当然人又不是无条件地受制于客观规律，对于客观规律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否认客观规律的作用，认为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这是历史唯心主义；认为人在客观规律面前毫无作为，没有主观创造性，这是庸俗唯物主义。人们只有尊重规律、把握规律，按规律办事，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反之，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

统筹城市建设发展关键在于尊重和把握规律，按规律办事。社会发展有其自身规律，如生产力一定要适应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规律，经济发展规律，文化发展规律，政治发展规律，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规律，等等。同样，城市建设发展也有相应的规律。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可以总结出以下城市发展规律：一是要搞好阶段定位。阶段定位是前提，要坚持发展的长期性与阶段性的有机统一，既不超越阶段将后人的事情拿到今天来做，又不丧失主观能动性把今天需要办的事情高标准地全力办好；二是要寻求持续发展。持续发展是关键，要坚持发展的速度与后劲的有机统一，发展不拼资源、不拼环境、不拼短期，促进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城市的永续发展；三是要注重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目的，要坚持发展的高效益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升文明，让发展成果体现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四是要打造特色品牌。特色品牌是形象，要坚持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着力打造共性彰显、个性张扬、富有魅力的现代经典城市，形成百花争鸣的城市发展局面；五是要实施科学筹划。科学筹划是保证，要坚持发展的全局与局部的有机统一，既大气谋事，用国际化的眼光、现代化的理念、市场化的思路来谋划城市发展，用科学的态度、严格的要求、高效的操作来推进城市发展。很显然，这些规律也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指引城市科学发展的宝贵财富。这些规律昭示人们，只有城市建设协调发展，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整体进步，违背这些规律，社会发展必然出现问题。

四、积极寻求城市建设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我们党把的立场、观点、方法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相一致、相协调的基本要求。统筹城市建设协调发展，必须要从的基本观点出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探索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新思路，积极寻求搞好城市建设协调发展的有效对策。要以科学的理念、科学的方法、科学的决策来搞好城市建设，真正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落实到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运作等各个层面，努力创造更佳的人居环境，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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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数学教学；改革；困境；对策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3）20-0159-02

数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在当今教育中也有很重要的地位。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各个领域，如医学、建筑、环境等方面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因而社会对数学人才量的需求越来越多，质的要求越来越高。笔者结合数学教学现状展开研究，发现教学过程存在以下问题：①教材内容设置不合理；②学生的数学基础知识不扎实，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③没有掌握学习数学的正确方法，缺乏对数学的领悟能力；④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使得传统数学教育模式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步伐。因此，为了培养适当前社会发展的数学人才，对数学教学的改革迫在眉睫。这是现代社会的客观需求，也是当前教育模式改革的客观需求，更是让学生适应高校教学方式的客观需求。

一、数学教学困境

1.没有正确理解数学教学改革的本质要求和意义。改革与改变有很大区别，改革是对某个体系或系统进行全方面地改善，预示着新时代开始，旧时代结束。它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比改变更深刻。例如，对学生的学习环境进行调整属于改变，对教材和教学方法的改进属于改良，也不是改革。因此，在数学教学改革过程中，必须抓住主次，做到胸有成竹，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将数学教学改革与改变相混淆，应通过改革给数学教育带来突破性进展。

2.在改革过程中急功近利，不遵循教育的发展规律。“欲速则不达”、“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高层次人才不能一蹴而就，不会在短期内看到效果。事物的发展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数学教学改革同样如此。教育周期比较长，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改革，而且数学教学的改革效果在若干年之后才能显露。

3.没有依据数学的特性进行改革。数学是一门研究数量关系、将空间和时间相结合的学科，具有抽象性、逻辑性和紧密性的特点。如今，数学已经形成一个相当庞大的科学体系，拥有众多的分支学科，如微积分、多元统计、高等数学等。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在实际应用方面，数学的理论知识已经服务于世界的各行各业，具有广泛性、多样性等特点。但是，在数学教学的改革过程中，并没有针对数学的自身特性进行改革，只是增加或减少教材内容而已，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和知识结构进行改革，达不到教改的目的。

二、改进措施

数学教学改革存在许多困难，在改革过程中受诸多因素的影响。由于没有深入理解改革内涵和当前的数学教育情况，导致教学改革发展缓慢。为了更好地促进数学教学改革，笔者结合当前的困境提出以下建议：

1.针对数学学科的特性，结合实际情况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教材改革是教学改革的基础，数学教材内容的设置要体现实用性，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把抽象的理论知识实际化，强化学生利用数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数学学习能力和专业基本素质。例如，许多高校增加了数学建模的内容，鼓励学生经常参加数学建模竞赛。这就是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达到理论联系实际的目的，增加数学的学习魅力，突出数学教学的实用性。因此，在数学教学的改革过程中，要根据学科的自身特性，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还要兼顾数学本身的逻辑性和严密性。

2.遵循事物的发展规律，不能急于求成。数学教学改革是一项艰苦而又漫长的过程，彻底改变数学教学现状还需相当长的时间，不能急功近利。在改革过程中，要尽快制定适合当前社会需要的改革方案，并且不随意改动，否则往往会出现效率不高、效果不明显的现象。因此，实施改革方案时，要保证方案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且实施过程要遵循事物的发展规律，时刻总结改革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根据实际情况完善改革方案。

3.注重学生的数学学习规律。在改革过程中，要遵循学生对数学的认识规律进行教学改革，特别是要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学习数学的过程就是构建数学理论体系的过程，在教学中不能简单地将理论知识“复制”给学生，而要鼓励学生利用各种途径挖掘理论知识，让学生在听课的过程中参与思考，并且营造互相讨论的学习氛围，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总之，在数学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学习知识的规律，有效地将“教”与“学”结合起来，培养出来的学生不是“能学习”而是“会学习”，使之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4.强化学生利用数学工具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当今社会是信息化社会，计算机的广泛使用让社会发展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因此，学生的计算机技术在今后的工作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数学是一门研究数据内在规律的学科，具有严谨性和规律性的特点。我国已经迈进大数据时代，如果利用手工算数或计算器来处理数据已经跟不上社会发展，因而培养学生利用计算机处理数据是学习数学必要不可少的内容。目前，许多用人单位反映，毕业生的数学理论知识能满足岗位需求，但利用数学工具的能力比较差。因此，在数学教学改革过程中，应培养学生利用数学工具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例如，利用数据代入抽象的数学公式进行计算，不仅让学生对数学公式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还能培养实际操作能力，这适合社会发展需求。

数学教学改革是一项漫长而伟大的事业，要不断积累经验、借鉴国外先进事例，在探索中求进步，不断完善改革方案。避免急功近利，影响教育事业的发展，给社会带来重大的损失。作为高校数学教师，要刻苦钻研，不断推进教学改革的发展历程，做到“一步一个脚印”，同时根据实际社会需求培养应用型和理论型的数学人才，使数学教育事业登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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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亦称唯物史观，是哲学中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认识、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论，其与历史唯心主义相对。

1、历史唯物主义用以观察社会历史的方法与以前一切历史理论不同。它承认历史的主体是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但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人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和离群索居状态的抽象的人，而是处于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人。

2、历史唯物主义考察问题的方法明确规定，它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以社会生活某一局部领域、某一个别方面为对象的各门具体社会科学不同，它着眼于从总体上、全局上研究社会的一般的结构和一般的发展规律。它的任务就是为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提供历史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础。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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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媒体组织、大众传播从业人员及有关规律、规则、法律、政策、素质、意识等等，构成了大众传播系统。新闻媒体则是大众传播系统的载体；把整个社会定义为社会大系统。大众传播系统隶属于社会大系统。大众传播系统和社会发展规律系统(刘贤奇：“当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规律在社会发展中发生作用的范围角度来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规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规律等等。我们把这类规律称作一般规律或普遍规律。”上述几个普遍规律就构成了一切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系统,再加上影响我国当今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就构成了社会发展规律系统。)及其他系统一道有条件地服从、促进社会大系统的发展。本文用系统论的观点重点论述了大众传播系统和社会大系统寻求怎样的关系，能更好实现社会大系统的整体最优化，同时推动我国社会的发展。

大众传播系统和社会大系统之间的互相推动

大众传播系统作为社会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方面应从整体着眼，追求社会大系统的最优化。另一方面部分又影响着整体。大众传播系统起着沟通情况、沟通意见、引导舆论、监督社会、知识教育等等诸多功能。新闻传播者，通过传播媒体，把传播内容传给受众，来影响受众。社会大系统本质上是由人构成的。大众传播系统就是通过影响接收到传播信息的人，来影响整个社会大系统的。

新闻真实给媒体带来权威，报道的重大新闻会迅速改变有关受众的认知。日复一日的新闻评论也会迁移默化影响受众。因此，大众传播系统对社会大系统也表现为一种控制。生态平衡告诉我们：以保护大环境为名，过分限制生物链条上的任何物种，其实就是对大环境的直接伤害。大众传播系统与社会大系统之间不应硬性强调主次，大众传播系统有条件地服从社会大系统这一整体，是两者之间均衡适度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整体性。只有社会大系统和大众传播系统共同发展，才能实现社会大系统的整体最优化。

贺卫方曾指出，“社会稳定机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要经常地把人民的不满表达出来，化解掉。媒体显然是这个稳定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有些人担心媒体自由度加大就会带来太多负面的东西，但我们应该记起托克维尔的一句话：一个人要获得新闻自由带来的莫大好处，同时必须忍受这种自由可能带来的伤害或者痛苦。只想获得好处，不想忍受痛苦乃是一种病态的民族心理。这个说法非常经典。”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很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如果把大众传播系统和社会大系统比作诤友，他们之间的彼此忍耐、合作是必要的。但所有的合作都有条件，所有的忍耐都有限度，所以互相推动才更有意义和活力。大众传播系统的发展，推动社会大系统的进步；社会大系统制定的有关政策，协调大众传播系统与各方面的关系。最终扩大大众传播系统和社会大系统的共同利益，从而实现社会大系统的整体最优化。

大众传播从业人员的主流素质及他们所营造的行风，与社会大系统的立法理念、时代精神也是相互推动的。新闻行风是时代精神的组成部分，通过大众传播从业人员所营造的主流舆论环境，又是时代精神的影响者和推动者。时代精神是无形的，然而又是客观存在的。它是一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精神的概括，由居于时代前列的人们的价值取向、社会心态、精神追求、崇尚理想等等因素构成。立法理念则是时代精神的凝练。把大众传播从业人员的主流素质及他们所营造的氛围（包括成文、不成文的行规），比作大众传播时空里的生命载体和空气，时代精神就是这一载体材料的直接来源，也是行业空气的制造地。主流舆论环境不仅是时代精神的影响者和推动者，还对“明天时代精神”的营造起重大作用。一方面，社会应用明确的标准选择大众传播从业人员：丰富的知识、较强的新闻敏感、人类工程师的素质、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监测和前瞻……；另一方面，大众传播从业人员对自己精神的外延――舆论环境――负有创建良性方向的责任。多一些吹糠见米、脚踏实地，少一些好大喜功、急功近利。

大众传播经济与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也是相互推动的。日本娱乐业经营收入超过了本国汽车工业产值；美国影视业出口值仅次于航空航天业，成为第二大产业；英国的文化产业，平均发展速度是整个经济增长率的近两倍，从业人员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5％；加拿大的文化产业规模已经超过农业、交通、通讯及信息技术、建筑业。过去定义的文化产品，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由精神转变为盈利的商品。假如媒体不是唯利是图的“金钱媒介”，不是权力和信息交换的“权钱媒介”，这一转换并不会减少“精神财富”的份额。

时空存在和变革、演化的统一

系统目的性原理指的是，组织系统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在一定的范围内其发展变化不受或少受条件变化或途径经历的影响，坚持表现出某种趋向预先确定的状态的特性。大众传播系统也是有目的性的，目的性昭示着独立时空的存在。但是，大众传播系统的目的性应是开放前提下的目的性，即使大众传播系统是一个接近封闭的系统，也必定导致系统内部自发的趋于无序、无组织。即退化为平衡状态。这不仅使大众传播系统不能健康的生存。对社会大系统也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如果片面强调新闻规律的神圣性，就会使大众传播系统变成一个接近封闭的系统。大众传播系统只有是相对独立的、开放的，才能和它的外环境相连通，使得内因和外因联系起来，才有了内因和外因之间的合力。内因和外因发生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引发系统的质量互变，推动大众传播系统和社会大系统的共同进步。

在共同进步中，大众传播系统不仅有其相对独立的、开放的时空，还应追求某些适度的变革。例如，大众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在把握当今前提下的适度超前，能自觉抵消信息负反馈的滞后现象。如果把“守土有责”理解成“杜绝错误”,善良的愿望会泯灭创新的灵感；“但求无过”的心理，会折断理想的翅膀。发展才是硬道理，偶然的失误只是发展长河里的插曲。“慎防错误”不要变成“慎防变革”。应允许大众传播系统适度范围、适当程度的变革，再用实践来检验这一变革。

社会大系统的发展总是首先从它的“某一要素上变革”体现出来，并由此激起连锁反应，从而一变俱变，使社会大系统发展到一个新的台阶。大众传播系统不仅可以充当“第一个吃螃蟹”的要素。还可以把“某一要素上变革”这一情况不断传播，推动社会大系统不断发展。丹尼尔・勒纳就说过：“传播系统是整个社会系统发生变化的晴雨表和推动器。”这实际上是正反馈的应用。正负反馈是相辅相成的。如果社会大系统中仅仅存在负反馈，系统只是一味地稳定、稳定、再稳定，那么系统的发展演化就是不可思议的。如果社会大系统中仅仅有正反馈，系统的稳定存在也是不可思议的。正负反馈的相辅相成、相互转化，形成了社会大系统的自发调节机制，使得社会大系统形成整体的、有机的、多层次的联系之网，构成了社会大系统存在和演化相统一的辩证法。

波浪式前进中的相互推动

大众传播系统是社会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结构决定功能。只有大众传播系统和其他规律系统形成结构合理的社会大系统，社会大系统才能具有良好的功能，它的功能才能得到好的发挥。萧南槐在《大系统论――预测决策管理方法》一书中指出：“系统的结构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中，通常有发生变异的可能。变异的方向，有可能是向着改善结构的方向进行，这种结构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较多的发展机会。因此，在开放性的系统中，当系统与环境处于长期相互作用过程时，结构有可能越来越完善和复杂。”只有大众传播系统和其他规律系统的积极变革得以保持，并不断协调发展，才能有社会大系统的与时俱进。大众传播系统做“第一个吃螃蟹”的要素，如果是正面变革的要素，个别媒体的积极变革得到整个大众传播系统响应，使这一积极变革得到加强,从而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必然性。同时大众传播系统便如一个“伟大的倍增器”，让流质的信息在社会大系统中永不停止地运动着。通过社会大系统自身正反馈的作用，使这种良性“涨落”的放大，引起并加强社会大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变革，在系统中产生更大范围的、更强烈的长程相关，自发组织起来，让社会大系统从无序到有序，从低级有序到高级有序的波浪式前进。社会大系统的与时俱进是合乎一定规律、逻辑的与时俱进，是与社会大系统发展的阶段性相联系的。某一阶段，稳定性就是社会大系统的目的性。从长远来看，社会大系统发展是逐次向更高的循环层次跃进，而且也只有采取这样波浪增长的形式，才可能有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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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信息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信息技术

应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已经从量变走向质变，全面建设信息社会已成为浙江省新时期的重大战略任务。

下阶段，浙江全省上下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形成对信息社会发展重要性的共识，进一步转变工业时代“重硬件轻软件、重技术轻应用、重系统轻资源、重建设轻维护”的传统思维；从战略和行动上对信息社会建设予以高度重视，将建设信息社会纳入全省发展战略，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中予以体现，并将建设信息社会的相关内容融入“十三五”信息化专项规划，统筹推进浙江省信息化建设。

目前，浙江省信息社会七大领域发展仍不均衡，其中企业信息化发展水平和速度双双居高，表现抢眼；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则相对落后。下阶段，要充分发挥相对领先领域对信息社会发展的引领带动作用，通过推进“两化”深度融合、“智慧城市”建设，带动现代信息技术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城市管理、民生服务中的应用；通过推动电子商务发展，夯实企业信息化领域的优势基础。同时，加快提升相对落后领域的发展水平和速度，通过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加速人、财、物等各种要素在城市的集聚，为信息社会发展提供可供开发利用的海量数据、必要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通过抓好人才培育等关键环节，做长信息社会发展“短板”。

总体而言，经济发展水平与信息社会发展水平呈现一定的同步性，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浙东北地区，其信息社会发展水平普遍高于浙西南地区。但同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决定信息社会发展水平的唯一要素。以金华市为例，2012年金华市经济发展指数为0.4280，在全省11个地级市中排名第7，但其信息社会指数为0.6345，排名全省第4；与之相对，温州市则是信息社会发展水平滞后经济发展程度最大的地市。下阶段，先行地市要继续发挥本地的比较优势和龙头示范作用，先行先试，进一步提升信息社会发展的层次和水平。相对落后地市要借鉴吸收先行地市的先进理念、成功经验和先进技术，探索出一条既合乎客观规律又契合当地实际的跨越路径，在具备发展条件的重点领域、重点产业、重点地区实施重点突破，在重新洗牌中争取有利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