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实践 认识论 人的本质

一、马克思把“人”作为实践的主体

马克思在《提纲》内首先提到，在整个旧唯物主义理论中，由于费尔巴哈仅将客观世界作为直观世界看待而并没有进行实践活动，仅将人们当成直观的主体而非实践主体，这导致相应的能动性遭到限制。[1]并且首次明确了主体必须是“感性活动”的主体，即实践的主体。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去看，一切活动都是由人来承担的，人首先作为有生命的物质实体，才能成为历史实践活动的承担者。所以，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第一个前提条件就在于他是有人身的主体。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唯心主义视作“无人身的理性”的抽象主体，实际上是存在的。然而，单纯作为物质实体，人还不足以成为主体，作为主体的人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来确立自己的主题地位，获得社会性和发展自己本质力量的。此外，在旧唯物主义理论中，是由人们的自然存在角度入手，从而完成对主体内容的划分，其没能发现，如主体仅是单纯的自然存在物，则不能够在整个自然界占据领主地位，也就不具备成为实践主体与认识主体的可能性。

费尔巴哈在针对思想客体与感性客体的区别方面进行探究时，其并没有将人类活动当作对象性活动看待。关于“思想客体”，其属于唯心主义中的客体，认为客体的创造者是精神，如此，客体便是对某类精神产物的异在于外化，这导致实际存在的物质客体被精神主体遮盖。此外，费尔巴哈认为，客观世界是没有被人们的实践活动打上意志烙印的纯粹客体。自然界只不过是一种单纯被人们直观的客观对象，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也只是单纯的对客体的观察，直观，而不是通过实践去能动地改造它，并在改造中认识它。他提倡用纯粹的直观去观察自然和人，去发现哲学的秘密，一味的强调直观也就从根本上排除了实践的意义。所以说，费尔巴哈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对像，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

而马克思则基于大量实践，完成了对主客体之间矛盾的顺利解决，其提出“应将人类活动当作对象活动看待”的观点。主体与客体之间属于对象性联系，可以对对象进行影响的人占据主体地位，而相关对象属于客体，故客体对主体而言是对象，而主体对客体而言也属于对象。另外，马克思于《提纲》内的第三条提出：“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相同，仅能将其当成是革命实践进行理解”。[2]马克思基于对主客体的确切处理，完成了对人与环境、人与教育之间联系的合理处理，并提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也意味着自身与生活环境的转变。人类在各类实践活动过程中完成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并基于实践经验对周遭环境进行改变，完善自身，令整个客观世界依照自身需求进行转变，同时也令自身不断适应客观世界的发展趋势。

二、马克思把实践的观点引入认识论

关于人类认识，不管是针对自然方面，还是社会方面，均属于从低到高、从浅至深和从片面到更多的过程。但是，所有的实现成果，均是以实践活动为基础获得的，而且，仅有实践，方能令人们实现对外界的彻底认识。此外，马克思在整个《提纲》的第二条内容内首次提到，“人类应基于不断的实践完成对自身思想的证实”。[3]其将实践思想融入认识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观点进行明确。对各类认识或理论是否属于真理进行评判时，应基于客观社会实践的成果进行评判，而非依照主观判断进行。因此，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马列主义中提出：整个认识过程分为两个阶段，而每个阶段均具备自身的特征，在整个低级阶段，认识属于感性，而在高级阶段则是论理的，需要注意的是，每个阶段均属于整个认识过程。尽管感性与理性在性质方面相异，但两者却是密切结合的，可以通过实践将其进行统一。在通过大量实践后得出：对于感受到的东西，我们并不能够在短期内实现对其的理解，仅有能够理解其的东西方能更深入的感受它。但通过感觉仅能够应对现象问题，只有运用理论方能实现对问题的根本解决。在对此类问题实施处理时，应密切结合实践。”[4]这证明，人类不但属于认识主体，还占据实践主体的地位。而由于人属于认识主体，故人类能够实现对包含自身的“感性对象”的认识，而因为人类还占据实践主体地位，故人类能够开展“感性活动”，此外，因为思想是人类独有的一类能动性，人的实践活动总是可以得到两个结果，一是物质成果，任何成功的实践都创造社会物质财富；二是思想成果，实践的成功和失败，推动加深我们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认识，故客体或客观物质和实践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没有社会实践，人不可能成为认识的主体，没有实践，认识也不可能进行。

三、马克思首次科学地规定了“人的本质”

马克思于《提纲》内的第五条内容中提出：“相比于抽象型思维，费尔巴哈更偏向于直观，其认为感性和实践无关。”[5]此外，马克思针对所有旧唯物主义中仅由客体或直观的角度对事物、现实和感性进行理解，并不将其当成感性活动看待，当成实践活动看待，由主观角度进行理解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费尔巴哈提出。人的本质属于单纯客体，也就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他一方面脱离历史的进程，把所谓的宗教情感，如“理智、意志、感情”等等看作是每个人与生俱来、永恒不变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存在。另一方面又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他所谓的“类”是指一切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称为人性。这种只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去考察人类的共同性的观点，完全否定了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

马克思在《提纲》第六条内对其进行了否定，并提出“人的本质并非属于单个人的固有抽象物，从现实来讲，其是所有社会联系的总和”[6]。马克思打破过去的观点，基于各类社会关系对人类本质进行分析，进而达到对人类认识的革命性改进。其认为对生产关系进行解析，是探究唯物史观的重点，并非所有解析过生产关系的人士都属于历史唯物主义人员，仅有对所有社会联系实施分析，且界定出思想社会关系与物质社会关系，认为思想社会关系是根据物质社会关系进行决定的，生产关系在整个社会关系中占据最基础地位的人士方属于历史唯物主义人员，在各个社会历史时期，人类本质也各不相同，在历史不断前进的背景下，人的本质也在逐渐转变。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正是他从社会关系入手，由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中就含有从一切社会关系中找到生产关系这个最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并把其由整个社会关系内分离出来，进而得出人类本质与历史发展、社会发展之间的内部关系，在所有社会关系内，生产关系占据最重要地位，属于“决定其它所有关系的基础型关系”。[7]

四、马克思首次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旧唯物主义中，一直以个人的直观去看待社会生活，而不是从社会关系的总和去把握人和社会的本质，其认识论的根源仍在于他们不理解社会实践的意义，同样也不能给无产阶级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对此马克思于《提纲》第八条内写到：“从根本上讲，所有社会生活均属于实践”笔者基于如下方面对社会生活的实践性质进行分析：

首先，实践在整个社会建设过程中占据基础地位。所谓社会，是指由各类社会关系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有人和自然之间的联系、人和人的关系同自身意识之间的联系。在此类关系内，人类占据主体地位，属于整个社会关系的承担者，而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则是最基础关系。而不论何种联系，均是基于实践活动构建出来的，此外，通过实践还创建出各类物质与精神事务，对繁杂的社会物质机制与精神机制进行了明确，对人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基础方法进行了确定，对人类的社会存在与意识进行了明确。而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影响，共同组成了社会矛盾，并逐渐发展为整个社会的客观发展趋势。故实践属于了解社会的主要方式。

其次，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领域主要由实践组成。在整个社会生活结构内，人们的实践方法主要有创建物质生活资料的实践，也就是生产实践，马克思通过揭示人们的劳动生活在历史上发挥职能和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在生产活动中，分解出两个相互关联的生产要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一步深化实践主体研究――生产力包括了生产主体与生产对象，生产关系则是生产主体与生产对象结合的社会形势，因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结构为“人―社会―自然”的现实具体形式，是实践主体的“亚形态”。而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与生产关系的改进会对社会进步造成重要影响，甚至决定了整个社会关系与社会架构的变化趋势。此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均属于人类实践活动的成果，是对人类人质力量的对象化。

此外，创建社会关系的实践与创建精神文化的实践，其中，前者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社会革命，而后者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科学实验。而此三类实践共同组成了社会生活的基础领域，也就是社会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8]。而且，社会是指人的社会，相应的社会历史则是人类的实践历史，如抛开人与人的实践，则不能够实现对社会发展过程的正确阐述。在实践的历史发展线索中，随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实践的物质改造活动和社会改造活动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总体的展开，不仅意味着物质生活的物质方式的发展，社会关系体系的发展，还意味着人作为实践主体自身的发展；即可以将实践活动当作社会本质看待，可基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本身为线索，找出历史进步的动力与社会发展的趋势，并从科学的角度观察社会，认识社会。

综上所述，在《提纲》中，马克思把实践观当作是区分新旧唯物主义的重要标志，同时是整个提纲中的思想灵魂。马克思站在实践的高度上，总结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这不仅要求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敢于在实践中去发现问题，并在实践中予以解决，更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谭培文，陈新夏，吕世荣.经典著作选编与导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44-45.

[2][3][5][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57.

[4].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86.

[7]列宁.列宁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2-165.

[8]张学群.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思想理论[N].学习时报，2001-06-18（3）.

篇2

关键词:《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修改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4-0190-03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在发展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提纲》有两个稿本:一是1888年恩格斯在发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时作为该书的附录一同出版的并经过其修改的版本。二是1932年首次在苏联公开问世的马克思的原稿。两个版本的根本哲学思想是一致的(即都突出实践在中的核心位置和作用,与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彻底划清界限),但差异的确存在。它们都具有巨大的理论和历史价值。

一、恩格斯对《提纲》进行修改的三种主要形式

《提纲》是马克思于1845年春在布鲁塞尔写下的。恩格斯在1888年发表《提纲》的时候,总共对其进行了60多处的修改。恩格斯的修改本的基本内容和框架与原稿无异:都是十一条的文本组成,全文均以新唯物主义的实践观为主线,贯穿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存在论、历史观和哲学观。两个版本都完整地再现了马克思当年所要表述的“新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 [1]。

恩格斯修改《提纲》的本意是对其中的一些说法在细节上进行增补、删减和改写,以使得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与马克思早在1845年就站到了与费尔巴哈不同的哲学立场。其修改的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技术性的修改;二是对着重号(译本中的黑体字)的变更和调换;三是对整条句子以及相关的关键用词的改写。①

第一种修改形式主要是针对马克思原文中的一些错误,如拼写、用词、标点符号、连接词、略写词进行纠正、改动和完善,以使文章更为通顺和便于理解 [1]。如在《提纲》的第二条中,马克思原来使用的是定冠词des,恩格斯后来将此冠词换位了不定冠词eines,即补充了“某种”思维的意思。这实际上就是特指费尔巴哈式的思维;第五条,马克思的原文是“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2],恩格斯将“喜欢直观”改为了“而诉诸感性的直观” [2]等等。第二种修改形式是恩格斯对马克思在文本中所着重表示的部分所作出的修改。反映在中译本中,就是黑体字位置乃至内容的不同和变更。如第一条,马克思强调的是“客体”和“或者直观”,而恩格斯强调了“客体”和“直观”;第三条,恩格斯将“革命的实践”[2]改为了“变革的实践”[2];第五条,马克思在“直观”二字上加了着重号,恩格斯在修订时改为了“感性的直观” [2]等等。第三种修改形式是恩格斯对原文中的某些句子和关键用语进行的修改。恩格斯常常是在添加和删减内容时,补充或减去了一些插入句。如第一条第二句,马克思的原文是“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2]恩格斯改为了“因此,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2] 修改本加上了“结果竟是这样”、“但”、“因为”等逻辑关系连接词等等。

二、恩格斯所作出的绝大多数修改与马克思原稿保持了高度一致

“高度一致”指的是恩格斯丝毫没有触及和影响马克思的原意,只是为了语句和表述的明晰顺畅、易懂通俗和精确规范而作出了改动。

首先,技术性修改全部属于与原稿高度一致的修改。不难理解,《提纲》作为马克思的一份“千字文”,是作为个人研究用的,马克思并没有对其进行雕琢和加工。这就造成了笔记的随意性和自由性较大,一些细节性的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当恩格斯在43年后重读这份笔记时,为了照顾将来的读者,就会去纠正和规范这些明显的错漏之处,以使得文本畅通、用词正规、句法细腻。

比如,第五条中,恩格斯把“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改成了“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就把马克思所要说明的问题更直接地展现了出来:费尔巴哈往往在脱离了黑格尔思辨的迷雾之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纯粹的感性直观,一定意义上回到了旧唯物主义的阵营中去。马克思所用的“喜欢”没有“诉诸”来的更为正式和明确。而且,恩格斯在“直观”二字前加上了“感性的”,就使其与“抽象的”相互对应,语句显得更为工整和对接。可以说,这一处修改很好地体现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原稿进行的技术性完善和润色。

此外,恩格斯会在一些语义关系变化处补充上逻辑关系表达词。如第七条,恩格斯在“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2]前加上了“实际上”[2],这就将马克思原本的“递进”含义凸显在了文字之中,便于读者领会。

后两种修改形式的情况多少有些不同。先来谈一下第二种修改形式,即恩格斯对着重号的修改部分。根据中译本来看,可以总结出两个版本在着重号方面共有8处不同。其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恩格斯只是变动了马克思原本强调的部位,而未修订马克思的语词;第二类是恩格斯修改了马克思的语词,但在修改后的语词上依然保留了着重标记。第一条中“感性的人的活动”[2] ――“人的感性活动”[2]以及第三条中“革命的实践”――“变革的实践”属于第二类,其他6处均属于第一类。①

第一类的改动也属于“高度一致”的修改。因为恩格斯并未变化语词,因而原稿的基本含义和意义也就不会产生改变。如第一条中,恩格斯把马克思在“或者直观”身上所加的强调换做了“直观”,去掉了对“或者”的标记,这明显是为了同前面的“客体”更顺接地对应起来。

第三种修改形式虽然是对整句和关键用语的修改,但仍有多处修改再次证实了恩格斯和马克思是高度一致的。

拿目前比较有争议的第十一条为例。恩格斯补了一个“而”[2](德文“aber”)字进去。有人认为这使得语句过于偏重后半句的“改变世界”,而极大的掩盖了前半句的“解释世界”。马克思当年是把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做“递进”的关系讲的,而不是做“转折”的意思讲。恩格斯的修改令人产生误解,好像只讲改变世界,不谈解释世界[1]。恩格斯在这里表现出了他本人同马克思不同的思想。

其实,马克思恩格斯二人不止一次声明自己理论的实践特征。强调、突出实践,他们始终是不遗余力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说过,“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3]从这段话中的“只有”、“而”、“仅仅”等辅的词汇来看,马克思无疑更倾向“改变世界”。而这段话中所说的“哲学”,更是直指传统的,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所有从前哲学家的哲学。可以说,此句与《提纲》的第十一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反衬出恩格斯所加的“aber”实乃精妙,一语道破了他和马克思创立的哲学同旧哲学的实质差别。

何况,即便是“转折”的语气,也不意味着恩格斯就不关注“解释世界”,转折只是侧重于修饰的对象,并不完全否定转折之前的一切语句成分。两个版本的第十一条都是表达这样的意思:哲学必须又解释世界又改变世界,改变世界是首要的。马克思为“改变世界”下的修饰语是“问题在于” [2],恩格斯则更是干脆加了个“而”。两人都是为了突出“改变世界”,这是毫无疑问的。

三、部分修改所显示的恩格斯和马克思之间细微的差异

细微的差异表示二人就同一问题的意见和观点是全然一致的,只是会有一些习惯用语、常用概念、表述方式等表层和微小方面的不同。主要选取一处同样饱富争议的修改来进行举例论证。

这一例即是上文所说的第二类着重号修改中的第一处:“感性的人的活动”和“人的感性活动”。有人认为“感性的人的活动”和“人的感性活动”是两种提法,“感性的人的活动”是指现实的人,或是说从事现实实践活动的人所从事的物质的、精神等的活动。而“人的感性活动”是指人所从事的现实实践和活动。二者的意义相差甚远。因为马克思想要说明的主要是人的现实性,而不是人的活动的现实性。现实的人所从事的活动的内容和范围,也不见得就和人所从事的“感性活动”,亦即“现实活动”的内容和范围画等号。而且,“感性的人”也对应了之后的“主体方面”,毕竟主体就是指感性的人。恩格斯没能理解马克思“感性的人”这个概念,误以为马克思就是在说人的现实的实践,所以做出了与原意出入较大的修改[4]。

然而,这种看法割裂了马克思用语的整体性。回到原句,“感性的人的活动”与随后的“实践”是并列的关系,与再往后的“主体方面”也是并列的关系。三者均为并列,可以读出马克思在这里讲的“主体方面”,特指人的“实践”活动,而不是指“感性的人”。一旦“主体方面”只是指“感性的人”,三项并列的关系就不成立了,就逻辑混乱,说不通顺了。(“主体方面”等于“感性的人”,也等于“实践”,那么“感性的人”就等于“实践”,结果就出现了“实践的活动”,显然是不符常理的)也就是说,马克思所写的“感性的人的活动”是一个整体概念,这种活动指的就是马克思所着重标记的“实践”。不能把“感性的人”从“感性的人的活动”中解离开来去探讨和理解。

而且,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正是他一直强调的现实的生产活动,即人们所进行的现实生活和实际生产。而“感性”一词的意思也正是“现实的”:“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即现实的”[3]。因此,“感性活动”就意指人们所进行的现实生活和实际生产。这样一来,“感性的人的活动”和“人的感性活动”在总体上指的是同一内容和概念[5]。

所以说,“感性的人的活动”是一个一体的概念,把“感性的人”单独拿出来讲,才是违背马克思的原意了。恩格斯正是由于领会到了“感性的人的活动”和随后“实践”的对应关系,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懂得马克思,才做出了这样的修改。

不过,马克思早期非常喜欢使用“感性”一词来论述问题。“感性”常常被马克思放在名词之前来作为修饰语,如“感性的自然界”、“感性的外部世界”、“感性的对象”等等。反观恩格斯,其早期作品中很少会出现“感性”一词。平铺直叙和直截了当是恩格斯的一贯风格,而马克思则是思维缜密,用语严谨。可以推测,马克思当时使用“感性的人的活动”,将“感性”仍然放于“人”之前,是他的一种习惯性表达。而恩格斯却很可能担心读者会接受不了马克思过于哲学的表述,如果是“人的感性活动”,情况就好多了。在这一点修改上,我们能够体会到二人在语句风格及表达方式上的差异。

四、少数修改显示出恩格斯和马克思在相同问题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1844年后,马克思恩格斯二人实则分工明确。马克思更多专注于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研究,恩格斯则将大多数精力放在了社会政治学和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上。这就使得,当其中一人在某方面的知识面和理解程度要明显优于另一人时,其给出的论证、阐述以及理论的运用也要比另一方更为全面和深刻。

在《提纲》的两个版本中,这种因特长领域的相异而造成的二者差异,也在极少数部位显现了出来。其中有一处历来为人们谈论,即恩格斯对第三条第一段的修改。马克思原本批判的主要是十七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指出他们不懂得社会实践的意义,看不到环境是随着人的实践的变化而得到改造的,片面地以为人只是环境的产物,只是被动地适应环境,环境则不会因受到人的实践活动的影响和作用而发生改变。马克思在这一条批判了费尔巴哈之外的另一种旧唯物主义,这使得《提纲》对旧唯物主义哲学的批判更为全面和完整。即立足于“实践”,对“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进行严厉批判。而恩格斯却在“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之后加上了“(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这就把马克思的批判对象的指向范围给缩小了。恩格斯之所以会补入罗伯特・欧文这个典型人物,可能还是担心读者对马克思谈到的那种唯物主义学说不甚了解,于是就举个知名的例子来引导一下读者。只是,欧文属于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所指的十七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不是同一回事情。尽管马克思对“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指责和抨击必然包括了欧文在内的空想社会主义。

恩格斯一定是确证了马克思是在批判整个旧唯物主义,所以敢于加上这个补充说明。在他看来,十七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和18世纪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虽有差别,但他们的实质,即“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是没有差别的,是完全能够归为一类的。至于他们各自独有的特征和个别观点的异同,在精神内涵和本质一样的前提下,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6]。

然而,马克思未必会如此思考。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哲学的研究相比于恩格斯要宽泛、精深得多。空想社会主义和法国旧唯物主义是两个具有独自价值的议题,二者在马克思眼里是不会等同的。即使马克思要在这里举例论证,也绝不会因为法国旧唯物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本质上的无甚差异而去列举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来对本条的论述做出注解。在这个细节上,反映出了恩格斯对旧唯物主义哲学的了解和掌握不如马克思那样具体到位。同时,正是因为恩格斯多年从事对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的跟踪研究,他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熟知程度是很高的。在不违背马克思的原本精神的条件下,恩格斯用他擅长领域内的一个人物来对原文作出补充性的解释,在情理之中。这样一来,我们也很容易地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尽管在根本思想上一致,却在特定的同一个问题上会做出基于不同角度和不同论证形式的阐发和辨析。

参考文献:

[1]王东,郭丽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新解读――马克思原始稿与恩格斯修订稿的比较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6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06-325.

[4]纪玉祥.关于恩格斯对《费尔巴哈论纲》的若干修改[J].哲学研究,1982,(10).

[5]周敦耀:也谈恩格斯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修改[J].哲学研究,1983,(7).

篇3

关键词：实践观 思想政治教育 意义

《提纲》曾被恩格斯高度地评价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1]实践的观点是《提纲》的核心和灵魂。实践性是社会与人的本质属性，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特征。但人们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时往往将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截然分开，使认识与实践脱离，甚至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仅仅是“说说而已”，其结果必然导致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不强。鉴此，本文通过对《提纲》中关于实践的观点的剖析和思考，来初步探讨其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意义。

一、《提纲》中所包含的实践观

首先，实践是物质与意识辩证统一的基础。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2]这就是说，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把客观物质世界看作是与人的活动无关的纯粹的客体，只是消极被动地直观的对象，而不是把它看作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没有看到人的实践活动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他们不了解实践活动的意义，把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仅仅理解为一种消极被动的、直观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而没有看到人作为活动主体的能动性。因此，在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上，他们虽然正确地肯定了物质对意识的决定性，但否定了意识的能动性。与旧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3]在马克思看来，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客观世界，既不是精神的自由创造物，也不是纯粹的自然，而是经过人类世世代代实践活动的加工改造而形成的人化了的自然。人的实践活动是对象性的活动，是有目的的、能动的客观物质活动。它既要受到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的制约，又能动地作用于客观对象使之发生符合人的目的的变化。

其次，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如上所述，在马克思看来，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首先是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然后才有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客观世界首先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然后才能成为认识的对象。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是在改造客观事物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获得的。马克思认为，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基础，也是检验人的认识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以前的一切旧哲学认识论，都脱离实践活动抽象地谈论认识问题，都把主观认识与客观对象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因而根本无法解决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的问题。一切唯心主义者实质上都否认真理的客观性，主张主观真理论，因而都是这样或那样地在主观意识领域内寻找真理的标准。只有马克思运用科学的实践观，才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真理标准问题。他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4]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人们的主观认识是否同外界客观事物相符合，这个问题不可能在主观认识领域内得到解决，只有把主观认识同客观事物联系起来加以对照，才能解决。而实践则是把主观与客观联系起来的唯一桥梁。因此，马克思强调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5]这就是说，只有实践能够证明人的思维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而在哲学史上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真理标准的问题。可见，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基础，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第三，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不仅揭示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而且阐明了实践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意义。他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6]人类最基本的实践即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的性质、面貌及其发展变化的趋势，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的全部社会生活都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社会实践决定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包括人们的精神生活。因此，马克思进一步强调指出：“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7]这就是说，社会实践是社会意识的基础和来源，无论是正确的社会意识，还是错误的社会意识，甚至宗教神秘主义的思想观念都可以在社会实践中找到他们产生的根源。因此，这种“神秘东西”只有通过社会实践实际地消除其现实的社会根源，才能把它消灭。这体现了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二、《提纲》中的实践观对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意义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服从科学的认识规律

学生通过教师教学, 掌握知识、接受教育的过程，必须以认识论的一般原理为依据。我们在培养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的过程应当看到：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是一种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生是能动的主体，理论、形势和政策、理想和人生观、道德和爱国主义、法制和纪律等是客体。在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将借助自己的思维方式、方法、科学知识、价值观、审美观和以往的经验等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进行加工，并形成新的认识。从现代信息论的观点看，认识主体对认识客体的探究，就是认识主体对来自认识客体的信息的整合。认识客体的信息只有经过认识主体的加工，才能形成关于认识客体的感受和认知。[8]所以，我们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应正视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采用适当的方式把严肃的思想政治教育变成生动活泼的认识活动，积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和学生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例如，积极创造覆盖面更广、承载思想信息更多、更加便于操作、更富有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如网络载体、文化载体和管理载体等，寓教于乐的同时也增强了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实效性。[9]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是检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科学性的唯一标准

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桥梁。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是否达到了社会的要求需要有一个评判标准，这个标准只能由实践来充当，在实践中检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和预期效果之间的差距。曾经说过：“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10]离开实践来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就会失去客观的衡量准则，只会导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观随意性，甚至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正确的理论、思想才有产生作用的基础和对象，才能真正发挥导向、激励作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才能真正发挥生命线的作用。理论脱离实际，理论便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基础和对象，理论的指导作用无以发挥，价值无法实现，理论只会成为抽象、空洞的概念和教条。[11]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正确与否就要看在其指导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能否成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与否，最终还是要看大学生掌握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如何，只有当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符合客观的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时，在其指导下的教育实践才能获得成功。是否能够使大学生掌握系统的理论知识，并能够将知识运用于实践，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便是检验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理论是否正确的标准。例如，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应经常及时地组织教育活动的检查和评价，把正评价和负评价、教育者的评价和受教育者的评价结合起来，并利用评价反馈的信息，加强和改善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调控。[12]

（三）认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

从科学认识论的角度看，实践是沟通理论和实际、主体与客体、物质和精神、内容和形式的桥梁。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生活中表现为与其他实践活动的结合与渗透，它是思想政治教育显著的本质属性”。[13]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应该避免仅仅停留在空洞的理论上，必须符合实践发展的要求，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有效地连接主客观，实现主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思想政治教育不可能脱离现实的、具体的人的思想进行教育，只能从现实的人、具体的人的实际出发开展教育。从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出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分析大学生思想形成、发展、变化的实践基础和客观原因，决不能脱离大学生的实践活动和客观条件，空洞抽象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所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从实际出发，帮助大学生提高思想政治素质，而且要帮助大学生运用正确思想指导实践，完成从认识到行动的飞跃；不仅要引导大学生正确地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引导他们去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所要遵循的知行统一、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的统一的原则，充分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本质属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从大学生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其特点，把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比如，组织和引导大学生积极参加社会服务、社会考察、劳动教育等多种实践活动，[14]让他们锻炼用所学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又通过实践来检验这些理论，就能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认识能力。

总的说来，随着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科技的不断发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提纲》所阐述的实践的观点仍然是我们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理论和立足点。当前，抓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大意义，直接关系到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能否取得成功，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取得成功。运用马克思关于实践的观点来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大学生体验学习和生活的乐趣，在实践中学习，锻炼，体验生活，建立社会关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促进大学生的社会化和引导大学生增强社会责任感，从而增强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1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

[8]刁隆信.试论主体的认知结构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J].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29-32.

[9]张耀灿，陈万柏.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97-205.

[10]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4.

[11]郑永廷.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及其发展[J].教学与研究，2001(3):49-52.

[12]张耀灿，郑永廷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53.

篇4

关键词：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实践观；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G648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3）11-0294-02

实践观是哲学的理论基础、核心内容和精髓所在。在这个被恩格斯誉为"包含着新的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下简称《提纲》）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实践"这一哲学范畴。《提纲》虽然篇幅短小，但内容却高度凝练，马克思在《提纲》中，从实践的角度说明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和人，即把实践的观点运用于认识论、自然观和社会生活，第一次全面地批判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直观性、不彻底性，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和抽象的人本主义，阐发了新世界观的重要原理和核心观点，奠定了新世界观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史乃至在整个哲学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实践问题作为一条红线，贯穿于《提纲》的始终，成为其所论述的中心。

1.马克思之前的实践观

实践作为人的根本存在方式，在哲学史上，哲学家们对实践的认识也各有所见。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只要一息尚存，我永不停止哲学的实践，继续教导、劝勉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1]亚里士多德主张："实践是包括了完成目的的内在活动。"康德把实践看作人的道德践履。黑格尔的实践观的基本观点有："它以客观唯心主义为基本前提和框架，以自由为实践的目的，把实践与逻辑联系起来，运用辩证法考察实践，强调实践是以自由为目的的有意识的中介活动，强调实践包括理论并高于理论，强调实践是一个对象化与异化相统一的辩证过程。"[2]费尔巴哈的实践观在原则上与康德、黑格尔的实践观相对立，但他不理解实践与生活的真实关系，认为生活不过就是吃喝、享用对象，不理解实践与人的、实践与世界的真实关系，"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活动的意义。"马克思批判地借鉴和吸收了先哲思维的精华，特别是在批判地改造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实践观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科学实践观。

（1）《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阐释的实践观 ；（2）实践是主体的对象性活动。

马克思在《提纲》中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区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3]在这里，马克思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出发，把实践规定为主体的对象性的活动，并以此作为划分哲学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的界线：即哲学把"对象、现实、感性"理解为主体的对象化，理解为主体对象活动的结果，理解为劳动的产物，理解为主体对象性的活动所创造的客体，不仅要看到在场的事物，还要看到不在场的东西（例如面对一张桌子，我们要能看到它是作为主体的人通过对木头这一对象，经过一定的加工（劳动）所创造的）。这就是感性活动，即实践；唯心主义把主体的对象性的活动抽象化为纯粹的精神活动，不讲感性，不了解实践活动的意义（"现实的感性活动"就是实践活动）；一切旧唯物主义不理解客体是主体对象性活动的产物，他们仅仅看到自然的优先性、客观性，仅从直观的角度去理解事物，只能看到在场的东西（现成的、即成的东西，例如：摆在人们面前的桌子，在旧唯物者眼中它就只是一张木头桌子），把自然理解为和人的实践活动没有丝毫关系的纯客观的东西，究其原因，就在于旧唯物主义不懂实践，看不到感性世界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看不到自然、现实在实践活动中所具有的属人性。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主体对象化必须通过对象性活动才能实现。

2.实践是认识的本质

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4]在这里，马克思把实践引入了认识论，把实践和认识统一起来，或者说把认识问题也看作是一个实践问题。认识源于实践或者认识生成于实践，无论是认识的主体、内容和过程都离不开实践；并且，认识又是在实践中获得发展的动力。同时马克思认为一个人的认识是否正确、一种意见是否真理，这个问题不可能在思维的范围内得到解决，它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解决。马克思将实际引入认识论，并表明里这样一个基本观点：认识来源于实践，理论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才能证明、区别真伪。因此马克思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5]

2.1实践是历史的本质。 马克思指出，"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教育和环境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旧唯物主义由于割裂了人类历史与实践的关系，必然看不到实践对人类历史的作用，总是用抽象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去说明社会历史，因而不能说明人类历史的本质。例如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只要改变了环境，改变了教育，人就能改变；同时又认为，教育和法律是由人来制定的，人的好坏影响着环境和教育制度的好坏，即环境的改变、教育者的知识和才能依赖于少数天才人物，由此便陷入了唯心史观。马克思通过将实践引入历史，表明了这样一个观点：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人类物质生产实践发展的历史，没有物质生产实践，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历史及其发展。马克思划时代的贡献，就在于他跳出了抽象人性论的理论陷阱，从历史的实践出发，理解人与环境的关系，认为两者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才达到了辩证的统一。正是实践不断推动人类社会实现了由低到高的发展，从而构成了人类历史。

2.2实践是认识宗教和人的本质的桥梁。 关于宗教的本质的认识，是近代以来重要的命题。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6]在这里，马克思肯定了费尔巴哈在宗教批判上的正确方面，即不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而是人类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但是，费尔巴哈却无法对宗教产生的社会和历史性根源及消灭宗教的根本途径作出回答。费尔巴哈对宗教批判的不彻底性为马克思的进一步思考提供了空间，马克思认为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导致了宗教的产生，因此只有对世俗基础进行实践的改造，才能消灭宗教，这样马克思第一次从实践的观点上，清除了旧唯物主义者不彻底的宗教观，为日后人们进一步认清宗教的本质和消除宗教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上，费尔巴哈虽然肯定了宗教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但是费尔巴哈却把人的本质描述为理智、感情、意志、爱，在费尔巴哈看来，人是理性的人，人具有道德意志；宗教本身就是联系的，联系就是相互之间的爱，宗教就是爱的宗教。费尔巴哈进而把人的本质看作是固有的抽象物，否认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针对费尔巴哈的说法，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独立的、抽象的，而是社会的、时代的，与现实生产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共同性、普遍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看到的只是抽象的个人，没有看到人的社会性，因而是不能认识人的本质的。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没有对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因此他不得不：（1）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的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独立的——人的个体。（2）因此，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联系起来的普遍性。"[7]

马克思在指出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错误理解的同时，进一步分析了人与社会的关系。费尔巴哈虽然肯定了宗教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但却否认"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他所分析的个人只是抽象意义的，与现实社会没有任何联系的人。人是具有二重性的，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人的自然属性是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它与其他动物没有什么区别。而人的社会属性则在人的生存和发展中更具有意义，人可以通过和其他人进行相互交流，沟通来组成各种组织，构成社会关系网，使个人在社会中得到尊重和能力的提高。因而人与社会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关系，单独的个人不能构成社会，因而也就无所谓社会属性了。社会离不开个人的存在和活动，否则只是形式的社会，人的社会属性是通过人的社会生活来体现的，表现为人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既然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那么不仅社会关系是实践的，而且人的本质也是实践的，这样马克思通过对人与社会进行论述，不但科学的回答了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且也解决了有关人的本质的问题。

2.3实践是社会的本质。 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8]旧唯物主义由于割裂社会生活与实践的关系， 必然看不到实践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不然对社会的认识，只是一种纯客观的、经验的直观，而未把人类社会看作是实践活动的过程，没有看到实践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因而，它不能认识社会的本质。例如，费尔巴哈虽然批判了黑格尔将人类社会视为绝对观念产物的思辨性，虽然批判了宗教，但他由于没有用实践活动说明宗教产生的社会起源，最终仍然深陷唯心主义的窠臼中。马克思通过将实践引入社会领域，表明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即生产实践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首先，社会的起源、基础是物质实践。劳动创造了人，同时也创造了社会，没有物质生产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及其发展。其次，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是实践。物质生产时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他制约着人类的其他活动，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科学、艺术莫不是如此。再次，社会规律的形成离不开实践。自然规律、社会规律都具有客观必然性，但各有其特点。社会规律离不开人的参与，即人的各种实践活动，对社会规律的认识也离不开人的实践。

3.《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现实意义

《提纲》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离不开马克思实践理论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它要求我们必须能动地认识和探索社会改革和建设的客观规律，深入思考、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提纲》中强调的实践观点的原理，要求一切工作必须坚持实践的观点、实践标准，从实际出发，从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用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去发展、完善和检验真理。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关注的是"改造"，而不是"解释"，社会主义也要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壮大。所以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就要求我们每个人在实践思维方式的指导下，亲身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队伍中去。

参考文献：

[1]《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68页

[2]欧阳康、张明仓《在观念激荡与现实变革之间--马克思实践观的当代阐释》 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

篇5

关键词：马克思；自然观；黑格尔主义；理念论；人化自然观

长期以来，在传统的理论框架中诸多论者探讨马克思的自然观时都疏离了历史，认为马克思天生就是一个者，而马克思关于自然的自我意识当然也是性质的自然观。这就使人们非常有必要以真切的态度“回到马克思”，展现马克思自然观的本真意义，从而使之能在当下人类面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的“艰难时刻”凸显自己的当代价值。

一、前唯物主义时期马克思的自然观

1837年4月，马克思因病来到施特拉劳休养。在休养期间，马克思结识了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组建的“博士俱乐部”。在俱乐部成员的影响下，马克思“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1]（P.16）这使他“钻到大海里一次”，[1] (P.15)走进了黑格尔主义，由此在严格的意义上开始了自己思想发展的真正历程。

黑格尔哲学是一种理念论哲学，它把理念作为世界的本原，世界上各种事物的本质是理念，因而这些事物都不过是理念的外部表现。同时，理念由于自身的矛盾性，为此它时时刻刻都在进行辩证运动。当马克思转向黑格尔主义以后，他坚定地站在黑格尔理念论的立场上考察对象。在自然观方面，马克思提出“占主导地位的不是物质，而是形式”。[2]（P.245）在宏观世界，“感性的自然也只是对象化了的、经验的、个别的自我意识，而这就是感性的自我意识。所以，感官是具体自然中的唯一标准，正如抽象的理性是原子世界中的唯一标准一样”。[2] (P. 54)其实，与宏观世界一样，微观世界中的“原子不外是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的自然形式”，是“客观化了的、经验的个别的自我意识”，[1]（P. 233）而“由于有了质，原子就获得同它的概念相矛盾的存在，就被设定为外在化了的、同自己的本质不同的定在”。[1]（P. 218）在这里，“自我意识”并不是指人的自我意识，而是特指“感性的自然”或原子等的概念或理念。另外，马克思在此提及的所谓“客观化了的、经验的”“自我意识”，也并不是肯定“自我意识”是一种客观化的、经验的存在，而是说原子等自然物只不过是“自我意识”或概念的外化，只不过是无限的绝对精神在其发展中的一个环节。这样，在马克思的视阈中，随着绝对精神的运动，这种“抽象思维的外在性就是……自然界，就像自然界对这种抽象思维所表现的那样。自然界对抽象思维说来是外在的，是抽象思维的自我丧失；而抽象思维也是外在地把自然界作为抽象的思想来理解，然而是作为外化的抽象思维来理解”。[2]（P.202）所以，当年轻的马克思像黑格尔一样“把自然界从自身释放出去时”，[2]（P.221）实际上释放出去的只是这个抽象的自然界，“只是自然界的思想物”，[2]（P.221）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而对现实的历史中的人来说他们不能画饼充饥，与幽灵作战，因而处于黑格尔主义发展阶段的马克思这种“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2]（P.220）关于它的一切表面上尽管“喧嚣吵嚷”，然而其“真正业绩和关于这些业绩的幻想之间”，却存在着“令人啼笑皆非的显著差异”。[2]（P.63）

二、唯物主义时期马克思的自然观

1843年3月，马克思写信给卢格时专门提到了费尔巴哈，说：“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3]（P.442）这虽然表明此时马克思具有不同于费尔巴哈的思想，但是也毫无疑问表示马克思已经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他与和恩格斯“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4]（P.212)

在“费尔巴哈派”阶段，马克思不仅专门著文“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2]（P.197）来与黑格尔决裂，而且在对费尔巴哈的崇拜、迷信中也不断地超越费尔巴哈，特别是关于自然观，大约1844年5月底，他就提出了人化自然的思想，认为“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2]（P.191）同时，由于“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 因此“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2]（P.193）

篇6

关键词:抽象的人 现实的人 以人为本

一、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

在费尔巴哈那里，人是抽象的，非生物意义上的人。相较而言，它的宗教意味更加浓厚。“人”在费尔巴哈那里，脱离了具体的、现实的范畴，从一神教的神演变而来，这就产生了一个滑稽的现象――这个形式上是实在论的概念反而从宗教的神坛中走来。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里的人既不现实，也不具体。甚至，在他的伦理学中，人连基本的男女性别之分都没有了。也正因为这一“人”的概念有如漂浮的空中楼阁，无所依靠，使得在“如何人生活得更美好”这一议题上，费尔巴哈显得如此浅薄。他只能大声地呼喊口号，“相爱吧”“让我们不分彼此、不分阶级、不分种族地拥抱吧”，然而这样的口号是空洞而不具有现实可行性的。

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的转变与超越，是借由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继承实现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受人本主义的费尔巴哈的影响，把人的本质理解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而现实的存在的人是异化的人，但人必将克服异化回归真正的人本身。马克思虽然借用了费尔巴哈理想化的抽象的人的概念，但马克思对人的理解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费尔巴哈。在费尔巴哈那里，人是以感性自然为基础的类的存在物；而马克思却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以劳动为基础的类。尽管劳动带有理想化的性质，仍然是一种本质悬设，但异化劳动理论已经涉及了现实的人的生产活动，所以马克思已经不同于费尔巴哈。及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创造性、历史性地提出了“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著名论断。这一论断超越了费尔巴哈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为爱和友谊的理想化虚设，把在费尔巴哈那里孤立的个体以合乎历史现实与规律的关系联结在了一起――而且没有借用费尔巴哈不证自明的“自然的联系的必然性”。

费尔巴哈对人的把握是直观的，抽象的，理想的；马克思则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这一历史性的转变。

当然，虽然费尔巴哈处在一个被超越的地位，并不意味着他就一无是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变成了理论的基础原则。”

二、从现实的人到以人为本

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则立足于人类社会。超越了感性的基础，把人放在社会历史实践的背景中去考察。这样在如何使人生活得更好的议题上有了更坚实广阔的理论基点。马克思找到了历史背后的动力是人作为主体参与的社会生产实践，而劳动更是人不可或缺的生存需要。

在马克思还是人本主义者的时候，他提出了著名的“异化”理论。马克思认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即生产劳动；劳动是人的“类生活”，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异化了。由此出发，马克思论述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首先，从生产结果看，劳动产品同劳动者相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其二，从生产过程看，劳动行为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的产品和劳动者的异化是劳动者的生产活动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的结果，即工人被迫把自己的劳动产品异化出去，只是因为他在劳动本身中把自己异化出去了。“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折磨，精神遭摧残。因为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其三，从人的类本质上看，劳动者与他的类本质相异化。在异化劳动中，人对人的类本质的体现完全发生了变化，异化劳动使自然界、使人本身的活动机能、人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使类同人相异化。“这样一来，异化劳动导致：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化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其四，从人与人的关系看，人与人相异化。这是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

尽管这种从人的“类本质”假设出发的价值批判在其后被马克思自己的“物化”理论所代替，但贯彻始终的马克思对人的终极关怀从未改变。

后来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研究中正确区分了在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中所出现的两种物化：1、个人在其自然规定性上的物化。这就是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生产，即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势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这种意义上的物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原来所讲的生产劳动的对象化，它是指人类主体通过劳动生产在对象的改变中实现自己目的的积极过程。马克思对这种在生产领域中必然发生物化是持充分肯定态度的。因为这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一致的。

2、个人在社会规定（关系）上的物化。“同时这种规定对个人来说又是外在的”。这一层面实际是在商品交换中历史形成的特定的社会关系的物化。而且这种关系只是在货币关系和资本关系中才突出表现出来，在此，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的对象性关系。这种物化的实质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物反过来奴役人。

天才的马克思历史性地发现了这一现实，对一现象只有清醒地认识到了才会想办法去避免、克服，这便是“以人为本”的理论依据。

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对费尔巴哈思想的超越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我们党坚持实践的基本观点，始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是在这一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上，探讨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及怎样发展两大问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两大问题又紧密结合，密不可分。

第一，在实现什么样的发展问题上，把人民的利益和需求摆在首位。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不仅是国家的主人，也是国家坚实的基础。不仅资本主义社会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不复存在，物奴役人的事情也不应发生。

第二，在怎样发展问题上，依靠人民去发展，结合人民的需要去发展。根据唯物史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实践的主体。在现阶段的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建设已经取代阶级斗争成为历史背后的发展动力、主流和当务之急。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在新时代下，对于作为主体的人而言，不仅面临生存压力，还有精神压力。“以人为本”体现着对主体全方位的关怀。震惊全国的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在2010年1月到5月半年内连发13起，就是员工被部件化、操作化、机器化的典型事例。40万深圳富士康员工蜗居在3平方公里范围内，服从于流水线上精密的管理，每月休1天，每天工作12小时，休息10分钟吃饭1小时，完成工作量后8小时外算加班费。工友室友互不相识，工作不能说话，焊点须读秒，多名干部时刻督查并设测试陷阱，如有差错，扣绩效写检查被处罚。这样的富士康工作效率是有了，经济成就的确不少，可是管理者却没有考虑过员工作为“人”的需求和感受。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有五种需求――生理、安全、情感和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可是像富士康员工这样的生活，人作为主体的价值都得不到认可和保障，酿成这样的惨剧也就不是偶然了。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对人作为主体的价值的肯定。它始终把“人”摆在首位，尊重人的价值，捍卫人的尊严，执行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

面对凡此种种现实问题，费尔巴哈先生是无能为力的。他的抽象的人只能远远地站在费先生为他所建构的空中楼阁里遥看这个世界，并且觉得恍如隔世。脱离了现实的根基，在伦理学上都显得不切实际的抽象的人的概念，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既不具备价值观的引导，又不具有方法论的意义。空洞的口号谁都会，倘若费尔巴哈是对的，那么在启蒙运动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观后就不应该再有任何社会问题了。

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从现实的人再到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中国化的必然结果，是哲学时代性的具体体现，是哲学自身“具体的、历史的”理论的生动写照，是对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的现实超越。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97

篇7

【英文摘要】PhilosophicalmaterialismbyMarxisnotonlyscientificanalysisofsocialhistoricallife,butalsocriticismofthecourseofsociallife.Asamatteroffact,Marx''''criticismofoldmaterialismhasmadehistheoryofmaterialismconformtodialectics,addingcriticalimplicationstomaterialism,andthusdistinguishinghistheoryofcriticismfromthatofethicalcriticism.Inthissense,theauthorconcludes,regardingMarxistphilosophyasmetaphysicinordertogainnewintensityofcriticismhasbeentheresultofmisinterpretationofMarxistphilosophicalmaterialism.

【关键词】唯物主义/辩证法/批判理论/materialism/dialectic/criticaltheory

【正文】

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规定，这一直是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难题。在传统的研究中，虽然非常强调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本质，但更多是从前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水平上来理解马克思的，这使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变成了一种具有机械论意味的实证性描述理论，无疑降低了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水准，以致将马克思哲学变成了实证性的社会学。正是对此的反思，在实践唯物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如何提升马克思思想的哲学意蕴，成为一些学者的中心话题。在这样的思路中，随着海德格尔存在论的介入，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层面在哲学思考中渐渐消失了应有的身影，可以说，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规定，仍然是一个悬而未思的问题。在这样的理论研究思路中，实际上预设了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将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等同于机械论唯物主义，而实际上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不仅是对社会历史过程的科学描述，更重要的是这种唯物主义具有一种批判的意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才能真实地统一起来。因此，对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需要进行新的理解。

一、两种唯物主义的内在关联及其超越

从思想史上来看，在马克思哲学变革之前，存在着两种与马克思哲学直接相关的唯物主义：一是法国的唯物主义，一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变革，从唯物主义的规定性来看，就是如何超越这两种唯物主义的问题。

对于法国唯物主义，过去关注较多的是其物质本体论层面，即世界的物质规定性以及这种规定性对意识的刺激所引起的反映。对于这种唯物主义，黑格尔曾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首先从感性确定性的层面来看，这种起源论式的唯物主义是一种直观的认识，而这种直观认识的本质规定恰恰不是其直观性，而是共相。因此，当我们认为对一棵树的认识来自于这棵树对我们的刺激时，我们并不能真正地获得对外部存在物的知识，因为如果没有树的概念，对于我们来说无法将树与其他的东西区别开来。其次从知觉思维来看，这种唯物主义恰恰也是需要扬弃的，因为知觉的本质规定性并不在于人对外部存在物的反映，而在于知性的理性规定，或者说理性构成了反映的本质规定。黑格尔通过从感性到知觉、知性再到自我意识，在我看来，倒是揭示出这样的问题：即传统的唯心主义(前黑格尔式唯心主义)构成了传统唯物主义的对立面，而且这种唯心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传统唯物主义的“真理”。“如果无思想的意识表示观察和经验是真理的源泉，那么它这种说法很可能造成一种印象，仿佛这是说只有视听味嗅触是真理的源泉；其实在它匆忙地推崇视听味嗅的时候，忘记了说明同样本质的一件事实，即当它感觉的时候，它已经在为它自己而规定这个感觉对象了。”(P163)在传统研究中认为是对立的地方，黑格尔看到的恰恰是统一，这个统一的最高形式就是绝对观念。这才是黑格尔哲学从自我意识之后才进行长篇论述的意图所在。在这个意义上，仅仅恢复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物质起源本体论来反对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我认为是行不通的。马克思要想超越黑格尔哲学，就必须超越机械唯物主义问题域。

从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过程来看，马克思对法国唯物主义的关注也并不在于其本体论层面。马克思对唯物主义的接受，源自于《莱茵报》时期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同时期对历史学的研究。《莱茵报》时期遇到的理性与利益、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使他脑海中的青年黑格尔思想受到冲击，而这时对历史学的研究使马克思坚信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由此他才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颠倒原则，肯定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思想。这是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的起点。但紧接着的问题是，如果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那么怎样批判市民社会，就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核心问题。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必须在这一点能够发挥作用，才能真正地得到马克思的认可。可见，马克思关注的并不是世界起源意义上的唯物主义问题，而是如何面对社会历史生活进行唯物主义批判的问题。

从这个线索中我们才能看到马克思为什么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链接到了法国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通过一种颠倒原则将理论的原点定位在“人”上，这种“人”是超越了“精神”与“肉体”的二元对立的人。回到生活中，费尔巴哈则是从人本学的类本质及其异化逻辑来建构自己理论的批判意味，即现实的市民社会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对这种异化的扬弃才能真实地回到人本身。这种唯物主义，从逻辑思路上来看，与黑格尔是一致的，人的类本质异化及其复归与绝对精神的异化与复归是同一个过程，不同的是，费尔巴哈的“人”只是黑格尔哲学中一个重要环节的中断，并将这个环节独立出来加以放大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是无法驳倒黑格尔的。正是在这里，法国机械唯物主义从反映而来的理论，反而具有了“直接的”现实批判性。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援引了爱尔维修的理论，其实这也是法国唯物主义在面对社会历史时较为普遍的想法。按照爱尔维修的唯物主义观点，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善恶来自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人之所以犯罪是因为社会环境造成的。因此，人性的提升首先就要改造这个社会。回到马克思的语境中就是，国家理性之所以成为私利的工具，并不是由于抽象的理性出了问题，而是当下现实的结果。这与他批判市民社会是一致的。在这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人本学与法国的唯物主义都可以批判市民社会，但两者的指向存在着很大的区别：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更强调于人性的回归与获得，而法国的唯物主义更强调对现实世界的革命。但从法国唯物主义来看，批判现实的前提何以获得?这与费尔巴哈批判市民社会的抽象的“人”何以获得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与对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具有了相同的意蕴，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在第一条批判了费尔巴哈之后，第二条批判了认识论意义上的直观原则，在第三条中接着揭示了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二律背反”。如果人的罪恶是由环境造成的，那么改变人的恶性首先在于改变环境，“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P59)因此改造社会环境的理性何以获得就成为一个问题，这是一种逻辑的循环。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国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那里之所以具有同质性，就在于两者在面对社会历史时，具有相同的理论视域。而这样一种理论视域与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并没有什么区别。这才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需要解决的深层问题。马克思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真正解决黑格尔的问题。可以说，马克思对传统唯物主义的超越，与他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过程。因此，不加批判地用传统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来嫁接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理论上的误解。

这实际上告诉我们，马克思对传统唯物主义的超越，并不在于一种物质本体论层面的重新强调，而首要在于对社会历史生活的理解。在物质本体论的层面，传统唯物主义已经具有了辩证法的内容，如在费尔巴哈的著作中我们就可以读到。因此新的超越必须是社会历史观领域的超越。在历史观层面，旧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唯心主义具有同质性，他们都从抽象的原则来理解历史，将鲜活的历史过程变成了历史编纂学的材料。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同时也就是对旧唯心主义的超越，指向了对社会历史的理解。

二、回到历史本身

从任何一种理论出发来面对社会历史生活时，社会历史生活总是处于特定理论视域中，因此“前见”总是难以避免的。当旧的唯物主义强调认识总是对外部对象的直观反映时，这种唯物主义就处于矛盾着的二重性之中。首先从直观反映的层面来看，外部对象总是作为现成性的事实而存在，对这种现成性事实的认识，正如培根“四假相”所说的，要消除的正是任何个人的“前见”，力图达到对事实的纯客观反映，这种现成性的思维与自然科学中的实证性思维遥相呼应。在这种思维中，自然与历史都是现成存在的事实。虽然与以前的唯物主义相比，费尔巴哈不仅把对象看作是现成的存在，而且看作是感性的存在，但这种感性是直观的感性.在直观中，现成的存在是永远不变的，当费尔巴哈把人看作是以“爱”为价值取向的人时，这种感性的存在就是现成存在的彼岸世界，形成了“自然”与“历史”的对立，“自然”是现成存在的东西，而“历史”则是奠基于人性的东西，它与现成性的实在自然界没有任何关系，这构成了矛盾二重性的第二个方面。正是这第二个方面，形成了面对历史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在黑格尔之后成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批判的“历史编纂学”。

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历史直观性，受到了马克思的批判：“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P76、77)因此，任何“自然”与“历史”的对立，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工业化进程中，根本就是一个虚假的问题。马克思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批评涉及以下问题：第一，旧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纯本体论或认识论层面，而主要存在于社会历史观，他们的直观性错误在于对社会历史生活过程的无视或误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P78)第二，要真实地透视旧唯物主义的问题，首先就在揭示理论与社会历史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是要回到历史本身来对理论进行定位。在这个意义上，有没有“前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社会历史生活中透视这种“前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回到历史本身，又回到理论本身。这构成了马克思破除历史编纂学，回到历史本身的方法论前提。面对这种历史编纂学，马克思指出真实的历史并不只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而是由现实的人的现实活动建构起来的。“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P73)从马克思的这一描述中可以看出，作为能动的生活过程的历史：首先是现实的人在实践活动中建构的结果，对历史的考察就是要分析这种建构性的过程，而不是对现成物进行事实的汇集或想像的抽象。真实的唯物主义必须是对真实生活过程的描述与说明，“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P76)其次，现实的个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创造着历史的。费尔巴哈也将“现实的个人”作为面对历史的起点，但“现实的个人”在他那里变成了一种形而上的规定，缺失的正是现实的社会关系。实践也不是康德、费希特意义上的道德实践，而是现实社会关系下的物质实践，并总是遇到特定的前提条件，而这种特定的条件又是前人实践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在时间传承关系中建构出来的。人们创造历史又处于结构性的关系中，这种结构性的关系不仅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实践是一定社会关系条件下的实践，是特定历史时空中的动态性过程，是现实的人进行具体而现实的活动。这种意义上的实践不再是传统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从本体论意义上对实践的重新理解，就是再次将历史凝固化了。因此，社会存在这个概念并不是要素的集合体，也不是精神的外在结果，社会存在是一种历史关系的建构，这与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思考有着根本的区别。只是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指出，我们才遇到意识问题。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个区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是先有意识，然后才有对世界的认识，在这里似乎是先验的理性规划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但马克思要追问的是，这种先验的理性何以产生?当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是从感性确定性直接推论到共相的优先性时，黑格尔实际上就承认了人的存在首先就是理性的，当他把这一点当作自然的事实来接受时，黑格尔就直接站到了现代社会的立场上。而在马克思那里，他要揭示的是这种理性何以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出来。由此，马克思对哲学理论有了新的理解：在青年马克思那里，哲学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纯理性批判，在这种界定中，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即哲学是超历史的、能够评判一切的尺度，这正是黑格尔对哲学的解释。而在马克思的新视域中，哲学的超历史性被解构了，我们需要做的正是对哲学的透视，在哲学与现实生活之间实现互文性解释，这是超越历史编纂学的重要前提。因此对历史过程的理解，首先就在于对过去的理性意识的悬置。只有通过这种悬置，我们才能真实地理解意识在现实历史中的定位。因此历史的真实过程与意识内的历史过程存在着差别，但意识又总是历史活动中的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实践活动又可以转换为意识活动的对象，使意识成为对人与历史活动之间关系的思考，使客观的历史过程变成自觉的历史活动过程，使客观的关系变成“为我关系”。从这里，才能生发出批判历史的张力。

因此，唯物主义在马克思这里具有了新的含义：唯物主义不是对历史加以现成性的收集，也不是对历史进行实证性的分解，更不是对历史进行主观的抽象，而是真实地回到历史本身。在这个回归过程中，唯物主义抓住的不再是现成性的事实，而是历史的流动性过程，唯物主义也就从抽象的、对面式的“看”变成了具体而历史的“思”，是卷入到历史过程中但又从这种卷入中的抽身变成了分析问题的方法。在这里，不再有任何教义性的唯物主义，有的是对自身进行反思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唯物主义，这种理论的发展才不会陷入到相对主义的泥淖之中。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历史本身成为辩证的，唯物主义也就是辩证法，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才能是同一个东西。可以说，只有当马克思同时超越了黑格尔与费尔巴哈时，马克思才能真实地获得自己的唯物主义。

三、批判的唯物主义

从社会批判的理论来看，存在着两种批判模式：一种是伦理道德式的批判，一种是来自于社会历史本身的批判。在前一种批判模式中，有着其自身的演变逻辑。它先设定一个绝对的前提，将全部社会生活置于这个前提之下加以考察。在理论谱系上，这种批判是启蒙理论的产物，启蒙理论将理性作为一切审判的原则。但绝对的原则总是要通过具体的个人才能体现出来，如是在面对社会生活时，或者是绝对原则对现实生活进行一种完全否定性的批判，陷入到自身的空洞性中，或者是陷入到个人伦理批判之中，而当陷入到个人伦理批判时，原来那个绝对原则也就失去了先前具有的效准，个体自身的伦理判断变成了一切的效准，最后的结果是走向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相对主义。因此，绝对主义与虚无主义构成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种具有形而上意味的批判理论与马克思哲学中真实的批判意蕴完全不同。形而上学的批判总是要寻求一个最终的本质，不管这种本质是采取最高存在者的方式，还是以存在的方式，这种本质总是无处不在而又发挥着终极作用的。当用这种本质来批判历史生活时，马克思哲学的批判就变成了一种伦理道德式的批判，当这种伦理道德式的批判变成一种固定的模式时，任何批判就变成了一种固定模式的重演，激进的批判都变成了现存意识形态的共谋。巴特关于语言的一段论述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处于权势状态的语言(在权力的庇护之下被生产和传播的语言)，顺理成章地成为一种重复的语言；语言的一切社会公共机构均是重复的机器：学校，体育运动，广告，大众作品，歌曲，新闻，都不止地重复着同样的结构，同样的意义，且通常是同样的辞语：陈规旧套是一政治事实，是意识形态的主要形象”。(P51-52)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什么每一次激进的批判，都变成了强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契机。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张力来自于社会生活本身。对于自己的批判思想，马克思曾这样描述：“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和革命的”。(P24)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的批判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首先，批判理论要从社会历史生活出发。针对旧的伦理道德批判，马克思指出：“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分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受到干扰。”(P93)一旦回到社会历史本身，任何形而上学的本质、任何不变的本体都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因此，首先需要对社会历史生活进行科学的描述，这正是唯物主义的第一层内涵。在这个意义上，唯物主义是对任何理论抽象的解毒剂。

篇8

关键词：；列宁；唯物主义；物质观

“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1]128这是我们所熟知的列宁对物质的定义。列宁关于物质的定义是对唯物主义物质观的重要发展。

一、列宁明确给出了物质的定义

马克思恩格斯无疑都是坚定的并且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无论是马克思抑或是恩格斯，他们都没有给物质下过定义，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物质到底是什么。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旧唯物主义批评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2]16在这里，马克思虽然批评旧唯物主义把“物质”理解为自然本体、把物质的本质属性等同于广延、运动等感性直观的对象的基本倾向[3]，但马克思却没有进一步地提出自己的物质概念。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经写道：“物、物质无非是各种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4]467-468因此，“物质——这样的词无非是简称，我们就用这种简称把感官可感知的许多不同的事物依照其共同的属性概括起来”[5]467-468。恩格斯想要把哲学关于物质的内涵与具体的实物，与自然界本身区别开来，同时也与物质结构区别开来，于是指出物质是对“物的总和”的抽象，是对事物“共同的属性”的概括。但是物质该如何从“物的总和”、事物的“共同的属性”中概括和抽象出来？恩格斯并没有给出答案。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一些重大发现，这些发现打破了人们原有的关于原子不变性、不可分割性及质量不变等观念，由此得出了“原子非物质化”、“物质消失”等错误的结论，唯心主义者乘机对唯物主义物质观进攻，为了捍卫辩证唯物主义，回击唯心主义的进攻，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物质下了这样的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

二、列宁明确地指出了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把物质的本质归结为广延等自然属性，不能抵御唯心论和怀疑论的挑战，因此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反对离开人的社会性来谈论自然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强调的不是物质的自然性，而是物质的社会性，这是他与旧唯物主义者的显著区别。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没有人，自然就既无意义也无运动，自然是混沌的、无差别的、无关紧要的无知，从而归根到底是虚无”，“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6]66。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批评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再次指出：“单纯的自然物质，只要没有人类劳动物化在其中，也就是说，只要它是不依赖人类劳动而存在的单纯物质，它就没有价值，因为价值只不过是物化劳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写道：“甚至连最简单的可靠的感性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往来才提供给他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与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2]59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对物质的特性不是从物质的自然性而是社会性去理解，是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实践关系角度、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去理解，这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也充分地体现出来。“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这里的“实物”、“定在”，相当于物质存在，但马克思没有把它当作不依赖于人的存在，而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但是，为了反对把人的社会性理解为精神或意识的唯心主义，马克思同样强调自然界和物质的独立存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说：“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6]10这是强调自然界是生产劳动的物质条件。在《神圣家族》中，他说：“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存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尽管如此，在理解物质时，物质与人、人类社会、人对人的社会关系仍然是密切联系的。

只有列宁明确地指出，物质是不依赖于人而存在的，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

三、列宁把“存在与思维”的关系更加明确地转化为“物质与意识”的关系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明确地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9]219但是，恩格斯的在这里沿袭的是费尔巴哈的思路：第一，把“是者”的意义归结为“存在”；第二，把“存在”的意义归结为自然界的外在存在；第三，把自然界的外在存在与人的思维相对照，提出“存在与思维关系”的问题及其唯物主义的解决方案[10]。基于这种逻辑，恩格斯提出，“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在这里，恩格斯把存在等同于自然界，提出了自然界与人的思维何者第一性的问题和自然本体论的解决方案，又认为人的思想可以把握自然的本质。这些都是费尔巴哈的自然本体论思想。很明显，恩格斯批判地接受了这样一种“自然本体论”思想。

篇9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马克思

 

19、20世纪人类所进行的变革性的生产活动和人类思想理论所取得的巨大成果是人类文明产生至此前的几千年所有活动的总和所不能媲美的，诞生的精神食粮至今仍受益匪浅。科学技术上的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进行为我们人类打开了一幅理想的世界图景，使人类的物质文明大大向前推进；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更加辉煌的成果，哲学的诞生，开创了人类思想文明史上的新的纪元。他创立的新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彻底终结了传统哲学的根本性思维方式，为现实的人如何实现自身的价值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然而，长期以来以原苏联教科书为代表范式，包括当今中国哲学理论界的学者们对于马克思所创立的哲学在理解上存在着较大的误区，甚至以近代西方传统哲学为模板来对哲学进行面目全非的改造。论文参考网。以传统的固有的思维方式曲解了哲学的实质，才造成时至今日的对哲学所取得的理论价值评述时的尴尬局面。

哲学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巨大的飞跃。论文参考网。马克思以“新”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来奠定其哲学基本框架，从而也就区别开了哲学与以往全部旧的哲学的根本差别。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以历史的思维逻辑、人的思维逻辑来重新理解对待人的周围世界来取代以科学的思维逻辑、以观物的思维方式的传统的二元本体论看待世界。这是哲学与近代哲学存在的根本分歧点。我们无法完全肯定或否定哪家之言更为准确，更为真理些。因为哲学本身作为一种思想上的反思活动，担负着巨大历史时代任务，每一阶段的哲学的产生无不与它所处的那个时代有关。柯林武德非常明确地指出：“如果说17世纪的哲学是清理17世纪的自然科学，那么20世纪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清理20世纪的史学。”[1]哲学诞生于古希腊，从第一个哲学命题“水是万物的本源”，哲学与自然科学就始终纠缠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直至西方近代哲学这一本体论的思维方式以科学的思维方式来追问万物本原，从变中求不变，从现象追问本质，从暂时追寻永久，从有限追求无限等等。这是到今天为止哲学家们仍津津有味大谈此道，因此哲学便被这些大家们动手肢解与重组了。他们所犯的错误在于忘记了哲学的时代性、阶级性和民族性。我们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他的新的世界观就是区别以往全部哲学的关键。历史唯物主义何以成为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就在于它以历史的逻辑取代自然的逻辑，以现实的人的历史活动取代抽象的人的本质，用人的现实的历史的活动这种思维方式重新理解对待周围世界，并形成了一种历史性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成为第一个用历史的解释原则来重新建构自己的哲学。“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的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的。论文参考网。”[2]这是马克思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提纲中第一条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的唯物主义者有一个主要的缺点，即把客观事物作为外在于人的对象，而没有从主体现实的人这一“历史的感性”出发来理解世界。而现实的人正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出发点，马克思开创了新的世界观的体系，实现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把逻辑思维方式由科学向历史，由“观物的本体论”向“观人的生存论”转向，其结果必然是从抽象的、概念的人向现实的人转变。马克思创立的新的唯物主义直接起点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而不是近代的机械唯物主义上，但是马克思没有停留在费尔巴哈那里，而是向前又推进了唯物主义。马克思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系统地论述现实的人及其历史性地发展，实现从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转变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社会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而马克思恰好从现实的社会中的人进行的历史活动的进程来实现的哲学的变革。西方传统本体论哲学以“物”的逻辑理解人，提出的问题是“人的本质是什么”，得出的结论也必然是抽象的人的本质。而马克思哲学提出的不再是“人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而是“人的现实生存状况应该怎么样”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说：“个人是怎么样的，决定于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生活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现实的认识具有特殊性的个人，他们的特殊性由他们的具体生活方式决定的，而他们的具体的生活方式又是由他们所进行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处于不同的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下的个人，都是具有社会性、历史性的现实的个人。[3]可见马克思把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转变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而得以解决的。这样，当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去重新理解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时候，思维与存在就变成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他看到，人们所理解的存在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人们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使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的历史思维和历史的逻辑中，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现实的历史联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意义，正在于他为创立的新的唯物主义哲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哲学解释原则--历史的解释原则；一种新的思维和逻辑，即历史的思维和历史的逻辑。正是这种新的思维和逻辑使马克思构建了与旧哲学所根本不同的哲学框架解释原则，在哲学上实现了变革。马克思创立的新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正是通过它全新的历史性解释原则来彻底与全部旧哲学进行决裂的。唯心者眼中的社会历史活动是一种主观意志的活动，他们不理解其客观性，旧唯物主义者呢，对待社会历史活动的客观性也不能解释，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旧唯物主义者只能回答的是外部世界的客观性问题，而不能回答人的活动的客观性问题，最终又回到唯心主义那里了。马克思通过它的新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的“社会制约性原则”和“历史决定性原则”来完成的。（1）“社会制约性原则”：尽管个人活动是在自己主观意志支配下的，但是社会上的人是处于一个整体链条当中的，他们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每一个事件的结果都需要其它合力的作用影响下的，是不以每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2）“历史决定性原则”：后代人的实践活动的前提是前代人留下的客观结果。前代人的活动尽管有主观意志参与下的自主活动，但是相对于后代人则是客观的，而后代人只能历史的继承前代人活动的结果，生产活动才能进行下去。

综上，马克思把人从抽象的、概念下的外壳中搬到社会历史当中，成为一个在历史中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个人。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变成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使存在变成现实的人活动的进程的存在。把科学逻辑变成历史逻辑等等这一系列全新的哲学上的变革实质正是由他的新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所完成的，马克思通过它的全新世界观来为人类的未来进程打开了一条大路。

【参考文献】

[1]柯林武德：《历史的关键》商务印书馆，何兆武、张文杰译，1997年，第20页、34页。

2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72年版，第16页。

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72年版，第25页。

篇10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人类学笔记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8-0052-02

对于人的本质的探索是纵贯马克思整个学术生涯的重要主题之一，马克思在许多作品中对人的本质究竟为何的问题进行了解读与分析，其中最为人所知的则是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中提出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不过，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的认识绝非一蹴而就。马克思分别于学术生涯早期和晚期所著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和《人类学笔记》可为我们反映他在对人之本质认识上的变化过程。《手稿》所讨论的人的异化、私有制问题都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分析息息相关，不过在《手稿》中所讨论的“人”仍然是一种理念性的构建。到了《人类学笔记》那里，马克思却从以摩尔根为代表的一批人类学家的著作出发对人类早期社会的生活状态进行了论证，并由此对人的本质展开论述。在本文中，笔者也将通过对于这两本著作的分析与比较，来进一步发掘这两个不同角度之间的差别与内在联系。

一、“自由自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之本质的论述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人的本质的探讨是以对费尔巴哈等哲学家们对于人的本质研究的批判和吸收为基础的。费尔巴哈在对于人的本质研究的过程中提出了“类本质”的观点：所谓“类本质”即“自己的类、自己的本质性当做对象”的意识。在《手稿》中马克思也借用了“类本质”这一概念，提出了“人是类存在物…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的论断。不过马克思的“类本质”概念的内涵已与费尔巴哈所提出的“类本质”有着极大的不同。在马克思看来，“类”是指人实现自己本质的同时，对于人自身的社会属性、社会关系、社会本质所进行的改造。与费尔巴哈强调作为集体的“类本质”不同，马克思认为个人也同样属于“类本质”所描述的范畴。更重要的是，通过引进劳动的概念，马克思将人的本质同实践活动联系起来。在他看来，“生产生活本来就是类生活”。马克思这种对“类本质”的论述方法已不再将拘泥于费尔巴哈等人从人的共同性中探讨人的本质的研究路径。也正是在这一突破的基础上，马克思最终提出了自己的关于人的本质的看法：人的本质为自由自觉的活动。

在马克思看来，正是因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才使对象化的劳动成为了确认人自身的本质的关键。基于这一论断，马克思进而开始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考察，并指出私有制所带来的最深远的影响，是使本应该对于外在世界进行改造的自由自觉的对象化活动异化成了维持生存的方式，进而丧失了作为人的本质的特征。因此人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所进行的劳动与动物为了自身生存进行的活动没有区别。可以说，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考察最终导向了他对于“异化”问题的研究，并最终让马克思提出了私有制并非是人类天性的产物，而且也最终会走向灭亡的看法，不过《手稿》中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的探讨带有着很强的逻辑推演的意味。在《手稿》中的“人”只是基于理念性的人，明显缺少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实证性支持。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仍是从哲学思辨上来思考人的本质，而没有做到将人放在历史与实践中进行探索。直到系统研习了人类学对原始社会形态的研究后，马克思才真正得以站在历史的视角上考察人的本质问题。

二、从原始社会探究人的本质――马克思晚年时期的人类学研究

马克思对人类学研究是指是其晚年（1879-1882年）时期对摩尔根、柯瓦列夫斯基、梅恩、拉伯克、菲尔等人类学家的著作所写下的一系列详尽的读书笔记，通常学者们将这批读书笔记统称为“人类学笔记”。马克思在晚年会转向人类学领域的研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马克思晚年时期欧洲的学术界对“东方社会”的研究的发展让他认识到“东方社会”中的社会发展路径同西方社会发展路径的差异。其次，人类学对于“东方社会”的研究又为马克思提供了翔实、丰富的材料，从而使他能够不再局限于学理上的思辨，从“现实的人”的角度来探索人的本质。

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在其提出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人类学学者们在所谓前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的田野调查中积累下来的材料对原始社会存在状态、私有制的起源、国家的起源进行了研究。在对原始社会形态的考察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充实了他对于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认识。在他看来，原始社会时期存在着一个没有阶级、家庭的公有制性质的社会，这意味着私有制并非是一开始就有的制度。“人类社会的原始群状态，没有婚姻和家庭；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共同生活和相同的营生”。在马克思看来，亚细亚生产方式保存了许多人类原始社会时期的生产方式特征，。因此，通过对“东方社会”的生产方式及与之相关的原始社会人类历史的考察与分析，马克思以实证性的材料证明自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论断，即私有制社会之前的存在一个未被异化的“真正的人的社会”。

在私有制的产生过程的分析上，马克思借鉴的是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对于私有制起源的研究。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摩尔根将财产关系作为他对私有制起源分析的切入点。在摩尔根看来，财产是人类的生产力进步的一个必然产物。随着物质生产技术的进步，剩余产品也势必将不断积累，而这也必然在氏族社会里产生如何进行分配这些剩余物的问题。可以看到，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是一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而出现的制度。通过对于私有制的起源的论证，马克思也证明了亚当・斯密等学者提出的“私有制是符合人的天性”之论断的错误。因为私有制以及财产观念本身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产物，其也都经历了一个由产生到发展的过程，它们在未来也必会消亡。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对人类早期社会的私有制起源以及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时人的存在状态的分析，实际上也是对《手稿》中思路的一种发展。正是通过对原始社会形态的分析，马克思对其早年间对原始社会时期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推测进行了历史的论证。由此马克思才得以将他在《手稿》所提出的“理念人”置于现实的历史环境中去探讨，最终使之变为了“现实人”。这也使得马克思对于人的考察从单纯的哲学思辨脱离，转向了一种以实践为基准的视域，这也最终扩展了他对于人的本质的研究。

三、从研究取向的转变看马克思对人本质的理解的变化

《手稿》和《人类学笔记》分别是马克思学术生涯早期和晚期的重要作品，而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人的本质的探究可以说是贯穿于这两部著作的重要内容。通过对这两部作品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在对人之本质的认识上的不断深入，及其在研究方法上的转向。通过这两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的探索经历了一个从“理念人”到“现实人”的变化过程。

由对《手稿》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其学术生涯早期对于人的本质的探究受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思辨研究方法影响较深。在继承了这些哲学家们对于人的本质的论述的基础之上，马克思确定了人类“自由自决的活动”的本质。当然，马克思在《手稿》中所运用的主要还是逻辑上的推理，因此在手稿中的“人”仍然是一种抽象的、存在于理念当中的“人”。这种对理念意义上的“人”的论述究竟是否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也只能在实证的考察后才能得知。《人类学笔记》便是马克思将“理念人”置于具体历史环境中的尝试。通过对原始社会发展过程的论证，马克思成功的升华了自己对人的本质的认识。通过借助摩尔根等人类学家们的研究成果，马克思对古代东方社会发展进行了细致分析。由此马克思也得以在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考察人的对象化劳动及其自我实现过程。通过这些实证研究，马克思才真正做到了以实践作为切入口来考察自己在《手稿》中所的“理念人”，并成功的将其转化为存在于实践及历史意义上的，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现实人。

参考文献：

[1]卡尔・马克思.科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3.

[2]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3]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