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的本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意识的本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意向性：它的基本结构

意向性理论是胡塞尔现象学的核心理论。胡塞尔说：“意向性表现了意识的基本性质，

全部现象学问题……都与之密切相关。”②意向性一词源于拉丁文Intendere，意思是“指向”。胡塞尔把意向性定义为“作为‘对某物的意识’的心理过程的特性”③。或者，“意向的心理过程就是对某物的意识” ④。

从一般的自然态度来看，在意识中，我们意向着意识之外的实在的对象。但是不难发现，在许多时候我们意向的对象不真的存在，比如说是虚构的或者幻想的，而我们的意识却仍然是可能的，意识的意向性仍然存在。这便意味着意识当它和实在没有关系时仍然是自身完整的、自足的，因此，意识能够拥有纯粹的意向性和纯粹的活动，意识的本质是意识的纯粹的内在固有的性质，这种本质和实在或由关在所决定的经验无关。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提出了对意识本质结构的初步设想。首先，他认为意识具有“性质”（quality）和“材料”(matter)两个方面：“每个心理行为(act)有两个方面：性质，它把行为刻划为比如说表象或判断；材料，它授予行为对一个对象的确定的指向，比如说，它使这个表象只显示这一个对象而不是别的。”⑤可以看出，胡塞尔把“性质”看做是行为中决定这个行为是什么种类的行为的那种内在规定性，而把“材料”看作是行为中确定哪一个是被意向的对象的那种要素。其次，胡塞尔区分了意识的“实在的（real)和意性的(intentional)内容” ⑥。意识行为的实在内容指的是发生在意识的内在时间中的实际的过程方面，这是一种属于并且只属于“这一个”行为的特殊事实。意识行为的意向性内容则是一种普遍性的“意向性本质” ⑦，或者“经验的观念本质” ⑧。这是许多不同行为都同样可以具有的抽象或观念的方面，即行为的意义。

这种设想在《观念：纯粹现象学的一般导论》中进一步发展为更为清晰而成熟的思想。胡塞尔采用了新的术语，noesis和noema*，来描述意识的现象学内容，noesis是意识行为的“实在的”方面，是行为的时间性的成份，并且它只包含“那些自身具有意向性特性的心理过程的要素”⑨。而不包含那些自身不具有意向性的要素，如“感觉内容”或“质料”，虽然，感觉质料也是行为的实在的成份。noesis具有两个方面：（1）意识行为的规定性。这个规定性决定一个行为成为一个什么种类的行为（知觉的或想象的或判断的等等）；（2）“给予含义” (Sense-giving)的特性。这个规定性决定了一个行为成为一个什么种类的行为（知觉的或想象的或判断的等等）；（2）“给予含义”（Sense-giving）的特性。这种特性决定了一个行为的内容，也就是意向的内容。不难看出，noesis的第一方面属于《逻辑研究》中所说的“性质”方面，第二方面属于“材料”方面，而noesis 相当于所谓的“实在的内容”，因此，它的第一方面是意向行为的实在的性质，而第二方面则是实在的材料。和noesis相反，noema是意识行为中和noesis相关的非实在的意向性内容，或者说，是noesis的抽象性的相关物。和noesis的结构相对应，noema也有两个方面：（1）意向行为规定性的抽象内容。这是行为的方式即noesis的第一方面的相关物；（2）意向行为的“含义”（noematic sense），这是noesis第二方面的相关物。含义是胡塞尔最关心的问题，因为“含义是noema的根本成份”⑩ 。含义是一种普遍性的内容，它不以具体行为类型的变化为转移，假设有一组指向同一个对象的行为，这些行为分别是知觉的、记忆的、判断的等等，这些不同的行为可以拥有同样的雠。我们同样可以看出，noema相当于《逻辑研究》中的“意向性内容”，noema的第一方面便是意向行为的非实在的或意向性的“性质”，第二方面则是非实在的或意向性的“材料”。

很显然，noesis是意向行为的意向作用本身，也就是发生着的“我思”，是自我的“注意的投射”⑾。由于它是“指向着”的，因此它便“授予”意向行为以含义。而noema是它的相关物，是意向行为的非实在或观念的内容，这种内容不是自身发生着的，而是被包含着的。简单地说来，noesis和noema就是意向行为中的“意识本身和意识的相关物”⑿ 。我们决不能把noesis和noema看做是各自独立的东西，相反，它们是一个行为中互相依存的两个方面，不具有noema的noesis是不可能的，noesis本身必然包含一个noema。胡塞尔指出：“每一个意向性的心理过程显然是noetic，它本身便饮食了含义这种东西（13）。他还说：“决不可能存在着一个noetic要素而没有一个noematic要素专属于它。“（14）（noetic和noematic是noesis和noema的形容词）胡塞尔为什么需要设立一个noema？这至少有两个原因：（1）如果noesis不上有noema，那么noesis的实在性就不是一种现实性，这样的心理行为便没有反思形式，就不可能向意识显现，它对于我们的意识便将只是作为虚无而悄然逝去；（2）noema不仅是noesis的反思形式，而且是它的构造工具，也就是说，它通过noema构造了意向行为的客观性内容，这样一个意向行为便不仅具有它本身的主观性方面而且同时具有属于它的客观性方面，于是，意识的纯粹完满性、自足性便是可能的。因此，胡塞尔常常把雠称作“客观性含义”（objective sense）。

Noema，对象，知觉表象

Noema显然是意向性问题的关键，对它的理解必须摆脱心理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影响。

Noema既然是意向行为的客观性内容，那么，它是不是意向行为的对象呢？这是一个非常关键而又容易引起误解的问题。胡塞尔的老师布伦塔诺认为意向性的本质在于“每一个心理现象都被刻划为中世纪学者称作意向性的非实在的对象（15）。扫布伦塔诺的看法，心理活动的所指和真实对象毫不相干，心理的对象自身被饮食在心理活动之中。这样的话，我们便无法判定我们看见的这一棵树到底是真实的还是幻觉的。胡塞尔通过建立noema的理论克服了这样的困难。在胡塞尔看来，每个意向行为都有着指向，但并不意味着必然有一个对象，本质地连系于每个意向行为的东西不是对象而正是noema。胡塞尔指出：“被给予意识的东西本质上是同持的，不管所显现的东西是否存在，也许是幻象，或许是全然地荒谬。我想到朱比特就象想到俾斯麦，想到巴比伦塔就象想到科隆大教堂。”（16）可见，对象和意识本质无关，意识的纯粹本质在于它有着一种“指向”，有一种内容或含义也就是noema。不难看出意向行为中的“‘内容’和‘对象’之间的区别（17），正是通过noema，“意识才连系于作为它的对象的某物”（18）。胡塞尔将其总结为一个命题：“每个noema都有一个‘内容’即它的‘含义’，并且通过它而连系于它的对象。“（19）当然，一个noema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对象，但这是在另一种情况中出现的，只有当我们对一个意内行为彩取现象学态度，进行现象学反思行为的对象，也就是说，原先行为中的含义可以在对这个行为的反思行为中转化为对象，所以，我们是通过一个反思行为，一种新的noema或新的含义去认知原先行为的noema或含义。胡塞尔称之为“含义的第二级水平：对一个含义的含义”（20）。为什么一个行为不能把它自身的含义当做对象？胡塞尔指出，在这个行为中，自我的注意力正“忙于”关注意向的对象，通过含义去把握那个对象，这时我们便无法意向这个行为的含义自身。胡塞尔说：“如果我们进行一个行为并在这个行为中活动，像事实所发生的那样。我们自然而然地指向这个行为的对象而不指向它的意义。比如说，我们给出一陈述，我们判断的是这个陈述所关涉的事物，而不是这个陈述的意义，不是逻辑意义上的判断本身。后者只在思维的反思行为中才变成对象性的东西。”（21）

现在我们讨论另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问题。胡塞尔在解释noema时说：“比如说，知觉拥有它的noema，就其最基本水平而言，就是它的知觉的含义，也就是被知觉的东西的本身（the perceived as such）。与此相似，回忆拥它的被记忆的东西的本身（the remembered as such）……判断拥有被判断的东西的本身（the judged as such），喜爱拥有被喜爱的东西的本身（the pleasant as such），等等。”（22）造成误解的地方就在于胡塞尔把noema解释为“被知觉的东西的本身”，这就容易使人把noema理解为通过感官而知觉到的东西，成为类似经验表象的东西。然而根据胡塞尔的真正思想看来，同一棵树，我们可以知觉它，可以回忆它，还可以判断它，因此，这种“（）as such”的结构不一定需要一个表象，这个结构中（）里面的内容可以随行为种类变化而变化，但这个结构中的意向内容即含义则是同一的，可见，含义是超越具体行为种类的，也就超越了具体行为情况，超越了表象，并且含义作为一种主体间的意义，我们能把它告诉别人，别人也“能把握它即使他不是一个知觉者”（23）。于是，即使在知觉行为中，noema的含义也不是被感知的。胡塞尔明确地指出“一个知觉是个含义‘的’知觉，这和说知觉是对这幢房子的知觉是不同的，这上知觉‘拥有’含义，但这个含义是不被知觉的。……这个知觉依据它的含义而被刻代划为一个内容是文艺复兴式的建筑，其正面是石头的圆柱等等的知觉，假如我闭上眼睛并相应地回忆这幢房子，那么这个回忆便是拥有同样含义的回忆。”（24）由此看来，noema显然是一种纯粹的东西，是意识纯粹本质的关键方面，因此，决不能把它和任何非纯粹的东西，如实在的对象或经验表象混为一谈，因为当时意识采取现象学态度时，全部不纯粹的东西便被“悬搁”了。

Noesis， noema和感觉材料的三重关系

我们已经注意到，当一个意向行为作为一个知觉行为时，便涉及感觉材料的问题，感材料便成为意训的第三个成份。在胡塞尔看来，noesis和感觉材料都是知觉行为的“实在的”部分，但这二者之间却有着区别。Noesis是意向活动的本身，是一个指向的作用，它本身具有意向性，因而它是属于意识的纯粹本质的。感觉材料则是意识的不纯粹部分，它“本身不具有意中性”（25）。也就是说，“它本身不是一个对某物的意识”（26），于是，“它本身不具有含义”（27）。所以，感觉材料和意识本质无关，意识离开感觉材料仍然能够完整地存在。只有在知觉行为中，意识才牵涉到感觉材料。胡塞尔把noesis当做是“无材料的形式”而把感觉材料当做“无形式的材料”（28）。当知觉行为发生时，noesis给予材料以形式，于是“材料便被‘赋予生命’“（animated）(29)。就这样，noesis把感觉材料“带进了意向性经验并使它具有了意向性的特性”（30）。Noesis和感觉材料相结合而产生了显现给意识的东西。

Noesis给感觉材料以生命是为了让感觉材料来“描画”（adumbrate）noema中的含义。胡塞尔举例说：“一棵树的颜色……也就是实在的树的颜色……这种颜色不属于知觉的心理过程，不是一个真实内在部分，不过我们也能够在具体的心理过程的材料要素中找到‘某种类似颜色的东西’，称作‘感觉材料的颜色’，而noematic颜色或‘对象性的’颜色便是被感觉材料的颜色所‘描画’的。”（31）而noematic颜色对于许多不同的知觉来说，它可以是“同一的而且就本身而言是不变的颜色”，因此，它可以“被连续的多种多样的感觉的颜色所描画（32）。据此可见，感觉材料，比如作为感觉材料的颜色，是我们经验着（experencing）的即自然发生着的事实，但它不是我们意识着的即自觉持把握着的事实。只要被noesis所激发的、被客观化了的感觉材料才是向我们显现的东西（the appearings），比如说，显现的颜色（the appearing of the color）。另外，和前面二者不同，noematic颜色不是心理过程中实在的部分，既不为我们所经验也不是显现的颜色，而是一个知觉行为中的纯粹的抽象的意向性内容或含义，也即是noesis激发、构造感觉材料的纯粹的依据。这种纯粹的含义不是一种“描画”（adumbrations），而是“被描画的东西”（what is adumbrated）(33)。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什么胡塞尔把知觉的noema称作“被知觉的东西的本身”，并以此区别于“被知觉的东西”。（the percerived）很显然，“被知觉的东西的本身”的那个本身作为纯粹的含义虽然在知觉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然而它本身并不被知觉着，它本身并不以种种具体的知觉的存在为转移，它是自身同一而不变。

含义的结构：内容和X

由前面的讨论可以看出，noema在意向行为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noema中的含义则是noema的最基本和最根本的部分，因此，含义实际上便是意向性的关键，或者说，含义在根本上决定了意向性的本质特征——“对某物的意识”。那么，含义决定“对某物的意识”是如何可能的？并且，这个“某物”在关于它的一系列意识中如何具有明确性？于是，我们面临着一个含义的结构的问题。

对某物的意识或者行为中对一个对象的意向性关系有二个层次：存在着一个对象被意向性关系有二个层次：存在着一个对象被意向着；同时，这个对象是被如此这般地意向着，或者说，被意向成为如此如此的情况。于是，含义便具有两种功能因而具有两个部分：（1）和意向性关系第一层次相适应的是“可确定的x”，（determinable x）简称x，这上部分决定了哪一个对象是被意向着的；（2）和意向性关系的第二层次相适应的是“属性”，即是“谓项”（predicates），这个部分决定了对象被意向成什么样。X本身是一个“空的x”（empty x），它指示着意向行为的那个“某物”或者“对象”本身，这个x被设想为“和全部谓项分离开来的纯粹的x”（34）。而“谓项”则是这个对象在特定行为中所呈现的种种确定性，如粗糙的、坚硬的、彩色的等等性质。不过，这只是理论上的区分，在实际情况中这两个部分是不能独立出现的，因为，“谓项”总是“‘某物’的谓项，这个‘某物’……是中心的统一点（point—of—unity），……是谓项的‘负荷者’（bearer）”（35）。于是，x和“谓项”综合在一起，就像实际上所发生的那样，便是noema中完整的含义，也就是“处于确定性的方式之中的对象”（36）。这便是含义的一般形式。在这个形式中，x是“可能的谓项的确定的主项(subiect)“（37）。而谓项则是它的种种确定性质或属性。比如说，有一个意向行为的含义表达为：一棵树在花园里开着花。那么“一棵树”便是主项，便是被充满的x，而“在花园里开着花”则是谓项。

胡塞尔对含义结构的分析使他能够克服意识问题中的一些困难。比如说，假如我们认为每个意向行为的对象只不过是随着这个行为所带来的具体内容，那么，我们的意识之流便不具有任何统一性，我们便走向极端的相对主义，我们便不能认识任何一个确定的对象，因为每一个对象都转瞬即逝，并且永不再来。又假如我们认为对同一个对象的各种认识都是原则上同一的，那么我们便走向极端的机械主义。而胡塞尔的理论却合适地解决了几个不同的意向行为拥有不同的意义而又拥有同一个对象的问题，他认为，关于同一个对象的意义是统一的却不是同一的，不同行为的不同含义能够指向同一个对象，“对象……一再地‘不同地被给予’，它却可以是‘同样的’”（38）。含义是“可变化的而‘对象’……却恰恰是同一的对象”（39）。比如说，同一棵树，我们可以观看它的正面，还可以去看它的反面，又如“‘等边三角形’如‘等角三角形’的观念在内容上并不相同，然而它们都……指向同一对象（40）。不难发现胡塞尔为什么强调需要一个x来保证意向行为的明确性，这个x作为noema中的“绝对存在”的对应关系。于是，含义的结构可以描述为，以判断为例：存在着对象x，这种x是如此这般。其它行为的含义结构如果能够表述的话，也将呈现为这个形式。

在这里，我闪遇到一个有趣的问题。由于胡塞尔认为意向性关系的明确性只为含义所决定，于是，有的人对此提出反对意见。比如说，有人认为“美洲的发现者”是哥伦布，但事实上不是哥伦布而是埃雷克逊（41）。可见，只为含义所决定的意向性关系很能容易产生错误的所指。我认为这种批评意见是对胡塞尔的误解，因为胡塞尔对含义的讨论是在意向的一般本质的这种水平上进行的，他并没有把含义作为命题的逻辑成份来讨论，因此，不涉及“真值”问题，或者说，是超越了真值问题的，也就是说，真值问题只是作为意向关系的特殊具体情况而被超越了，胡塞尔的含义理论只在意向关系的一般本质的水平上有效。-同时可以看出，胡塞尔的含义理论是一个本质论的问题，而不是认识论问题或逻辑问题，胡塞尔的确认为他的理论不是对一般意义上的逻辑的研究，而是对“纯粹逻辑”或“超越的逻辑”的研究。显然，胡塞尔的理论和麦农（A·Meinong）、弗莱格（G·Frege）的理论是不同的（有些人以为他们是基本类似的）。弗莱格认为一个句子当不具有真值时仍然具有意义，这表面看起来和胡塞尔有一点相似，但弗莱格不是从意向的一般本质上考虑这个问题，而是把那种不具真值的意义当做是句子中逻辑有效的成份，这便成为一个语言的逻辑问题，便必然为后来的决义理论证明为错误的。正如罗素所指出的，在逻辑问题中，逻辑学并不比动物学更多地承认独角兽的存在，因为逻辑学和动物学一样都是研究真实的世界。而胡塞尔的研究对象却是意识全部可能性的纯粹本质，因而这种理论的合理性不以任何具体情况为转移。这也是胡塞尔认为现象学是一种严格科学的理由。

含义和意义

虽然胡塞尔没有对语言的逻辑问题作为细致的研究，但他却很关心语言在意识问题中的重要地位。D·W·Smith和R·Mclntyre根据胡塞尔的论述，提出两条著名的原则：（1）每个语言的意义却是被表达了的含义；（2）每个含义原则上都可能表达为语言的意义（42）。这两条原则在我看来是基本上可接受的（如果根据胡塞尔明显的论述的话），虽然第二条原则仍有令人疑惑的地方。

在胡塞尔看来，对一个对象的知觉含义、回忆含义等等可以和对这个对象的思维含义是同样的，也就是说，可以表达为语言的意义。他指出，各种行为的含义“都可以通过‘语言的意义’来表达，……表达自身有可能适用于各种‘含义’”（43）。他还更明确地说：“noema不是别的，只是适用于全部行为的整个领域的一般观念的意义。“（44）因此，含义和意义实际上是同等的东西，至于为什么分别采用不同的词汇，胡塞尔解释说：“意义（Bedentung）……只连系于语言的领域，即表达的领域。……就对于所有意向行为来说，我们仍继续讨论‘含义’（Sinn）——一般说来这个词是和‘意义’等价使用的。为了加以区分，我们更愿意把意义这个词在原有要领上使用……把含义这个词更广泛地使用。“（45）胡塞尔显然把语言看作是意义的最根本的形式。在这一点上，胡塞尔和分析哲学家是可以相通的，当然，胡塞尔始终最关心的是纯粹逻辑问题而使他没有转向普通的语言逻辑研究。

虽然胡塞尔通常认为含义都可以表达为语言的意义，但他却又认为语言并不足以表达出全部的含义。他说道：“当一个新的概念形成了，我们总能发现一个原先没有成为现实的意义变成现实的了，……存在着无数仅仅是可能的意义，它们从未被表达，并且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界限而永远不可能被表达。“（46）胡塞尔对此没有详加说明，只是打了一个比方：就像数目一样，总存在着无数的没有枚举到的数目。对此我们有理由怀有疑惑（也许胡塞尔也有着疑惑？），（那些不可能被表达的意义是不是仅仅源于一个数量的原因（就像胡塞尔的比方所指示的）？还是可能源于一个性质的原因？我们甚至可注意到许多我们所能共同获得的意义并非是通过语言表达的，而是通过另外一些非私人的或者说是客观的别的种类的形式（艺术？技术工具？）而获得的。这显然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本文结语

以上我们简要地讨论了胡塞尔关于意识本质的结构分析。当然，胡塞尔对意识本质的研究并不限于结构的分析，他还另外从一种发生学的角度研究了意训的本质。从发生学角度看来，对意识本质的结构分析仍然不是最深层的研究，因为这些意识的结构仍然是预先被给予的，而作为这些结构的存在根据或前提的意识本初状态必须是无条件、无前提的，没有任何结构区分的。这便导入了所谓“时间”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本文想讨论的内容，故不多言。

意识本质的结构分析和发生学研究实际上各自涉及意识本质的不同方面或层次。这两种研究似乎暗示了胡塞尔现象学的两种趋向：发生学研究可能趋向一种本体哲学，而结构分析则可能和分析哲学发生某些联系，这很可能是许多分析哲学家对胡塞尔现象学发生兴趣的原因。我倾向于认为胡塞尔现象学和分析哲学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如果说分析哲学提供了关于世界的逻辑构象，胡塞尔则企图为意识寻找作为纯粹根据的纯粹逻辑。

注释：

①②③④⑨⑩⑾⑿⒀⒁⒄⒅19 22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3 44 45

Husserl: Ideas: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Transl. By F·Kersten.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82. §32， p.61；§146，p.349；§84，p.200；§88， p.213；§85，p.203；§131，p.35；57，p.132；§88 p.213；§93，p.226；§129，p.309-311；§129，p.309-311；§129，p.309-311；§88，p.214；§85，p.203；§36，p.75；§86，p.208；§85，p.204；§97，p.238；§85，p.205；§97，p.237；§97，p.237；§97，p.237-238；§131，p.313-314；§131，p.313-314；§131，p.313-314；§131，p.313-314，§131，p.314；§131，p.314；§124，p.305；§124，p.294。

5 6 7 8 16 21 23 40 46 Husserl: Logical lnvestigations. Transl. By J·N·Findlay. Humamities press New York. 1970，Ⅴ，§20， p.588；Ⅴ，§16，p.576；Ⅴ，§16，p.578；Ⅴ，§16，p.577；Ⅴ，§11，p.559；Ⅰ，§34，p.332；Ⅰ，§14，p.290；Ⅴ，§20，p.588；Ⅰ，§35，p.333。

12 14 Husserl: phenomenolog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Sciences. Transl. By Ted E·Klein and William E·pohl·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 1980. §15，p.72；§16， p.76。

15 Brentano: Psychologle Vom Empirisches Standpunkt·Vol 1·Book 2·Chap 1。

20 24 Husserl: Noema und Sinn (manuscript) p·108.转引自D·FФIlesdal， ‘Husserl’s notion of noema’ in ‘Husserl， Intentionality， and Cogintive Science H·L·Dreyfus ed， p.4。

篇2

关于翻译本质，古今中外有许多的论述和研究。许多学者指出翻译是一种文化活动，在实现文本信息的对等基础上，兼顾文化再现。而以美国的尤金.奈达、英国的纽马克等语言学理论的译论家则认为翻译的本质是科学，因为语言学的发展揭示了翻译理论研究和实践的规律。2007年，莫娜？贝克教授演讲中提出的“翻译的本质是重述”引发了学者们关于翻译本质以及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思考，因而笔者认为有必要探求“翻译的本质是重述”这一命题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二.翻译本质的探求

关于翻译的本质，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关于翻译是一种怎样的活动；二是关于翻译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活动（王克非， 1997：47）。这两点囊括了翻译的定义、概念和分类。翻译到底是文化活动还是科学，到目前也未有统一的说法。

上世纪五十年代，《翻译通讯》的主编董秋斯指出：“早有人说过翻译是一种科学，就是说从一种文字译成另一种文字，在过程中有一定的规律可以遵循”（王克非，1997：47）。

有人主张翻译是一种具有艺术性的文化活动，因为翻译主要是分析语言和对照文本，还涉及到不同语言所负载的文化。王克非教授将翻译重新定义：“翻译是译者将一种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述出来的文化活动”（王克非， 1997：49）。

纽马克认为“翻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说翻译是科学，是因为有些东西只有一种译法，必须学会……说翻译是艺术，是因为有些东西能有各种不同的译法…”（王宗炎， 1982：16）。

三.“重述论”与经典翻译理论的联系

贝克教授在其新书《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释》（2006）中，把叙事作为本体论条件，举例说明所有翻译理论，本质上都是叙事（赵文静，2009：34）。在应邀接受翻译理论家Andrew Chesterman教授的采访中，贝克用中性词“重述”来描述翻译。尽管翻译本质上是“重述”或者“再创造”，“再叙事”绝非“随意叙事”，仍需要遵循相应的原则。

（一）“重述”与“忠实”原则

无论翻译理论、研究、实践经历了多大的发展和进步，翻译的科学标准之一仍然是尽可能追求忠实原作。18世纪末，爱丁堡大学历史教授泰特勒提出了评判翻译的三大标准，“译文应完全重现原作的思想内容；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文相同；译文应与原作一样流畅”（Tytler，1790）。泰特勒翻译三原则从内容、风格和语言表达三个方面来评判译文的好坏。

原文：我不由想起孔子一句富有哲理的名言，叫做“四十而不惑”。意思就是人到成熟之年，有更加开阔的眼界和更为豁达的心胸。（资料来源：总理在2010年达沃斯论坛特别致辞）

分析：使用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开展外交能为外交语言增色，同时增强说服力，但理解这些语言要表达的信息需要一定的文化底蕴，在翻译时不仅要传达原语信息，更要再现语言背后的文化。

参考译文：I cannot help thinking about a philosophic proverb “When one becomes 40， he’ll no longer suffer from perplexity”， said by Confucius， which signifies that when one reaches maturity in age， he will have a broader vision and be more open-minded.

（二）“重述”与“功能对等理论”

西方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认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郭建中，2000：67）。“功能对等”即目标语与源语在功能上“对等”或“相同”。在访谈中，贝克教授提到“我认为不应该抛弃对等概念，否则很难进行原文和译文的对比”（赵文静， 2009：36）。

原文：轻轻的我走了；译文：Very quietly I take my leave

原文：正如我轻轻的来；译文：As quietly as I came here。

原文：我轻轻的招手；译文： Quietly I wave good-bye。

原文：作别西天的云彩；译文：To the rosy clouds in the western sky。

. （资料来源：原版英语网）

（三）“重述”与“功能目的论”

“功能目的论”认为译者翻译过程中的参照物应该是译文在译语环境中所预期达到的交际功能。也就是说，翻译方法和策略必须由译文预期目的或功能决定（陈小慰， 2006：16）。“功能目的论”并未“惟功能论”，同时还应该强调“忠实”，即“功能+忠实”。

原文：此次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中国出版物丰富多彩、琳琅满目、包罗万象，涵盖历史、文化……（资料来源：《外交口译》（2011，P191）

分析：中文里四字成语并列结构很常见，能够起到强调和加强语气的作用，而英文强调简洁。该例子中“丰富多彩、琳琅满目、包罗万象”这三个同义词可直译为“a vast/wide range of”，简洁明了，也能表达原文的意思。

译文：The Chinese publishers have brought to the Frankfurt Book Fair a full range of delicately designed books introducing the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四.“翻译的本质是重述”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

传统翻译标准使多数人认为译员在翻译过程中能客观地转述客户的话语。同时客户对译者抱有很高的期望，认为译员能完全按照他们的意愿来翻译。但译者不是单纯的翻译机器，在重述原文时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观和中立。同时译者的素质（对两种语言文化的熟练）、动机、所处环境、翻译观、文化观，甚至年龄、性格等，都有可能影响到他的翻译（王克非， 1997：49）。

（一）译者如何优化“重述”

“翻译的本质是重述”让人们重视译员的主观能动性。由于译员在重述原文信息时会受其主观能动性的影响，在翻译实践中多少会“强化或削弱原作叙述的某些方面”（Baker， 2006：105）。

“翻译的本质是重述”要求译者除了忠实客户、忠实原文，还需要对自己译文负责。尽管译员翻译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其文本和话语可能会被他人用作不道德的目的，甚至被断章取义地利用。若出现这样的情况，译员并不能完全免于责任，因此在翻译时译员至少要能遇见自己的译本或话语的用途和可能产生的影响。

（二）重述对译者的新要求

传统翻译标准要求译者在翻译时要尽量做到“信、达、雅”，使原文与译文间意思连贯、逻辑正确、语法正确、风格恰当等。笔者认为“翻译的本质是重述”对译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灵活地、忠实地再现原文的思想内容、形式、文化，而且还要求译员译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译文。

由于翻译内容的多样性，译员在“重述”原文时应考虑到客户、读者和社会的需要，译出满足社会文化发展需要的译文。翻译活动本身就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同时代的译作是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多样化会反作用于人类社会，因而笔者认为译文是否符合时展需要可作为衡量翻译质量和翻译价值的标尺。最好的译文不一定是语意完全忠实原文的译文，而应该是符合社会阶层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译文。

五.结语

篇3

    【关键词】广告 本质 营销 传播

    营销,是个人和集体通过创造,提供出售,并同别人交换产品和价值,以获得其所需所欲之物的一种社会和管理过程。传播,是社会信息的传递与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作为营销工具的一种,同时也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传播现象,广告同时属于营销和传播两个范畴。因此,对广告本质的认识,也相应存在着两个传统,即传播本质论和营销本质论。本文即结合上述两种传统的产生与发展,对广告的本质进行初步的分析。

    一、对广告本质认识的流变

    对广告本质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整个20世纪上半期,在该时期营销本质论占据统治地位;第二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传播本质论”出现,对广告本质的认识分化为两个流派;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两种观点从对立走向合流,人们对广告本质的认识有了质的提高。

    1.第一阶段:“营销本质论”的主导时代

    十九世纪末,社会大生产的发展带动了产能的提高。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卖方市场的格局开始松动,在竞争压力下,制造商们开始意识到用广告来推销商品的必要性。1904年,美国广告人约翰·肯尼迪提出了其着名观点“广告是印在纸上的推销术”。肯尼迪销售主义的广告观对后世影响巨大,在整个20世纪前半期,广告研究的中心问题几乎都是围绕着销售力展开的。持该种观点的学者倾向于从营销的角度认识广告现象,其对广告有代表性的定义如美国《现代经济词典》对广告概念的描述:“广告是为了达到增加销售额这一最终目的而向私人消费者、厂商或政府提供有关特定商品、劳务或机会等消息的一种方法。”

    20世纪40年代,广告大师罗斯·瑞夫斯提出着名的“USP”理论(Unique Selling Proposition,中文译为“独特销售主张”或“独特销售说辞”)。该理论认为每一则广告必须向消费者说一个主张,给予消费者一个是竞争产品做不到、不具有或没有宣传过的独特利益承诺,以打动消费者并促进销售。可见,USP理论以广告的促销作用为立足点,将“营销本质论”推向顶峰。

    2.第二阶段:两种本质论的分化与对立时代

    20世纪下半期,广播、电视等媒体形式出现并走向普及,大众传播事业高度发展,媒介信息的过剩开始限制广告的效果,对广告而言,消费者的注意力开始成为稀缺资源。以威廉·伯恩巴克为代表的广告人,开始从传播的角度积极探寻广告的沟通方法和传播效果,较早地将广告研究引向了传播层面;而以大卫·奥格威的品牌形象论为代表的广告理论,也逐渐将研究视野从产品本身移开,开始关注以品牌形象为主要内容的信息传播行为。

    更重要的是,20世纪50年代前后,经施拉姆等学者多年的努力,传播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新学科逐渐崛起,开始建立起完善的学科体系和巩固的学术地位,其影响逐渐渗透至市场领域。更多的人开始从传播的角度理解和研究广告,他们将广告的本质界定为一种信息传播行为。持此种观点的学者倾向于从传播的角度认识广告行为,代表性的定义如《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广告的解释:“广告是传播信息的一种方式,其目的在于推销商品、劳务,影响舆论,推进一种事业或引起刊登广告者所希望的其他反应。广告信息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其中包括报纸、杂志、电视、无线电广播、张贴广告及直接邮送等,传递给它所想要吸引的观众或听众。”

    这意味着对广告本质的认识的出现了第二种传统,而关于广告本质的认识自此走向分化。广告与传播的结合,将定量研究等实证的研究方法引入广告学,使广告的理论研究更加严谨、科学,它带来了广告学研究的又一次飞跃。至今,在我国目前的学科体系中,广告学仍作为传播学下属的分支学科存在,足见传播本质论对广告研究的影响之深远。

    3.第三阶段:整合营销传播理论诞生,对广告本质的两种认识逐渐合流

    20世纪末期,市场环境进一步发生变化,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产品的功能、质量呈现出较强的同质化趋势,不同品牌产品的可替代性增强,仅凭借产品本身的差异直接说服消费者的难度加大,而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开始更多地依赖各种与品牌相关的信息传播。于是,企业各种营销目的的实现,开始更多地依赖各种传播活动。1993年,美国西北大学学者丹·舒尔茨教授提出整合营销传播理论,该理论认为“整合营销传播是发展和实施针对现有和潜在客户的各种劝说性沟通计划的长期过程。……现有或潜在客户与产品或服务之间发生的一切有关品牌或公司的接触,都可能是将来信息的传播渠道。”这大大拓展了企业传播活动的范畴。舒尔茨在其着作中还提出了“营销即传播,传播即营销”这一着名命题,生动地概括了现代营销的发展趋势,也开启了学界对营销与传播的重新认识。自此,企业营销和传播行为的功能逐渐相互渗透,营销与传播之间的界限趋向模糊,而对广告本质认识的两种分歧,也随之出现合流的趋势。

    二、对两种广告本质观的辨析

    尽管对广告本质认识的两种观点正逐渐走向整合,但是,“营销”和“传播”仍是广告的两种根本属性,正确把握广告的本质,仍需理清这两种属性的关系。

    第一,传播效果低下的广告很难取得良好的促销效果,而缺乏销售力的广告,其传播效果也没有意义,两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所以无论是“营销本质论”还是“传播本质论”,都只是从一个侧面回答了关于广告本质的问题,故无所谓对错。所以,对其中一方观点的认同,并不应该意味着对另一方的否认与排斥,在广告实践的过程中,应注意从营销和传播两个角度审视广告活动,使企业广告兼具销售力和传播力。

    第二,营销本质论强调的是广告的长期效果,而传播本质论强调的是广告的短期效果,两种传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广告公司更多地关注广告的传播效果,从消费者信息接触的细节思考问题。在当今广告行业,应高度强调对广告营销本质的认识,鼓励创作具有较强实效性的广告;相比之下,广告主更关注广告的营销效果,希望广告起到立竿见影的促销效果,很多广告主用销售额等营销指标来衡量广告效果,而忽视收视率、毛评点等更为直观的传播指标,这常常会导致广告主与广告公司之间的矛盾与分歧。所以,在广告实践中广告主和广告公司都应从营销和传播两个角度审视广告问题,以利于企业广告活动的顺利开展。

    总之,随着企业营销传播观念的进步,企业营销与传播行为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企业的营销传播行为正逐渐相互渗透,形成有机的整体。广告也应当和其它营销传播工具一起,得到更全面的认识与利用。随着整合营销传播观念的发展,业界和学界对广告的认识必也将更加完整,更加深刻。

    参考文献:

    [1]菲利普.科特勒[美].营销管理——分析、计划、执行和控制(第九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9.

篇4

[关键词]“以人为本”;素质教育;模式

随着经济的转型,市场体制正不断得到完善,人作为经济社会生活的主体参与市场活动。人的主体地位上升不可避免地会注重人的素质提升,唯有主体素质越高,对自身主体地位的认识越充分。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深化对市场济条件下的本性认识,使最广大人民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和动力,把关心人、尊重人、解放人、发展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既然经济建设都要坚持以人为本中心的发展观,高度重视人的全面发展,那么,作为上层建筑的教育必然要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把“以人为本”作为新形势下教育的核心价值,探索“以人为本”的教育着眼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是素质教育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以人为本“素质教育的特点

1.主体性。素质教育的主体性体现在学生主体上,即学生是教育的承担者和体现者。因此,在素质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必须严格以学生为主体,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充分调动起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素质教育活动本身是人的本性的体现,是以人为对象的活动,是为了人的活动,是自我认识、自我塑造、自我改造、自我创造的活动。

2.核心性。素质教育乃至所有教育改革的根本之处,就是要遵循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论的思想,将大学生放在实践主体――人的位置,充分发挥其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潜能。人是素质教育的受动者,也是素质教育的改造者和主动者,是客体对象和主体能动性的统一体。因此素质教育对于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培养人的主体创造性,充分发挥人的本质力量将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3.整体性。素质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使每一个学生都有平等的学习机会,都有发展和提高的机会,而不是只照顾少数学生。它的目的是最终要使全民素质得以提高,这一特点是与我们的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相辅相成和相互

渗透。

二、构建高校“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新模式

1.坚持“以人为本”凸显素质教育的目标性。从总体上,素质教育的目标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服从这一根本目标,实施“以人为本”,就要以教育对象主体性的充分发挥为中心,培养他们自立、自强的独立意识和创造意识,使其产生对主动完善提高自身修养的内驱力和精神需求。这种内驱力,源于他们寻找真理的强烈兴趣和不懈追求,源于他们对社会、国家乃至人类的高度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主体的责任感越强,责任范围和责任限度越大,其自身主动完善提高自身修养的范围就越广。“以人为本”的思想,不仅重视了对教育进行社会历史使命和责任感、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质的培养教育,而且为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另外,实施“以人为本”的思想也是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不同于任何的素质教育。它积极来展示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把造就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作为基本目标,并从这一目标出发始终把教育对象作为主体,一切措施都必须为教育主体着想,必须为受教育者主动接受。

2.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创新素质教育的工作方法和手段。强化素质教育中的双主体理念,运用情感感化的方法,做到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变单向灌输为双向交流。多年来,我们的素质教育工作多半采用主客体的单向灌输的办法。即教育主体将教育信息居高临下地传递给教育客体学生,不大注重学生的需要和感受,极大地忽视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大学生主体意识越来越强的今天,显然是对教育客体的抑制。因此,素质教育工作者必须树立教师学生“双主体”理念,要多了解学生意见,多倾听学生呼声,以平等的身份与他们交流、沟通,要注意运用情感感化的方法,做到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动员他们主动参与,从而激发学生自觉接受教育的积极性,重视学生的责任意识和道德自律的养成。实现从说教式、灌输式的教育向启发式、引导式、激发创造式的教育转变,把教育内容内化为学生的内在需求,变以往学生被动的接受为主动的需要。

3.把“以人为本”贯穿在素质教育的实际工作之中。理解和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一切从实际出发去开展工作,就是要维护学生的切身利益,满足学生的心理需求,宽容学生的个性张扬,尊重学生的自我选择,鼓励学生的探索创新。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必须坚持学生利益第一,学生发展第一,学生成长第一,学生成才第一,学生安全第一,学生健康第一,把保障和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放在所有工作的首位。这是理解和尊重学生的实际行动,更是以学生为本进行教育工作的具体体现。尊重,是教育者对教育对象施教的基本原则。把“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贯穿于学生素质教育工作之中,必须做到尊重学生,尊重并维护学生的人格与尊严,满足其被认可、受尊重的心理需求,这是由人的本质特征决定的。教育者不仅对先进学生要尊重,对后进学生更要尊重,尤其是对“问题学生”要给予特别的关注和尊重。教育工作者即使是无意间侵犯了学生的合法权益,也会给学生留下不好甚至是恶劣的印象。可以说,不懂得尊重学生就是不懂得思想政治工作,还必须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观念,做到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使管理更加人性化、更有人情味。唯其如此,才能达到素质教育的目的。

篇5

一、必须是在保护文化生态、尊故融新理念指导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是保护文化生态理念指导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生物多样性就是地球上所有的生物――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综合体。它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组成部分或称之为三个层次。生态系统是生物与其所生存环境构成的综合体。所有物种都是各种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每一物种都在维持着其所在的生态系统，同时又依赖着这一生态系统以延续其生存。生态系统的类型很多，但是所有生态系统都保持着各自的生态过程。不论是对一个小的生态系统而言或是全球范围来看，这些生态过程对于所有的生物的存在、进化和持续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生物多样性也可以说是地球上所有生物物种、各个物种所拥有的基因和由各种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生态系统，以及它们的生态过程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的概括。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以后，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和弘扬文化的多样性。2001年，它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宣言》。在《文化多样性宣言》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里，文化的多样性都被比喻成生物的多样性。因为人类的文化创造和遗存，就好像人类的基因，包含了过去世代累积的信息和发展的可能性。文化如同一种生态环境，在这种生态环境中繁衍、生长了不同的民间文化之树和民间文化果实，民艺也正是这种生态环境的产物，但是，如果仅仅局限于对文化产品的研究显然是冷落了传统文化的底蕴和内在生命力。如果文化生态环境受到了破坏，文化也就会凋零、失落或者畸形发展，即使新文化也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正是文化的生态性。我们所关注的“文化生态”不仅是那些以保护环境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或这些作品所反映的与大自然的关系，或是描述一种文化现象，而是从自然生态与人的关系、文化与人的关系入手，去关注那些已经或正在被社会丢弃的人类文明，那些与自然、与人类和谐相处的文化生态，并侧重于以手工文化和民艺为重点内容。文化生态，包括有形的文化资产与无形的文化资源，涵盖着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文化与民众生活方式之间关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审美境界等相关的文化存在。

2.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是尊故融新理念指导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保持其活态性。活态性怎么才能保持呢？只有靠传承。传承有两个要点:一是继承，二是发展。而继承和发展的前提就是“尊故融新”。文化是靠积累与传承而存在、发展的。同一文化中的故与新一般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近似于生物进化中遗传与变异的关系。故，如同父母；新，如同子女。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故与新之间虽有扬弃和变异，但二者的关系不是后者否定前者，而是一脉相承、相依为命、相生相融的关系，新以故为基础、故以新为方向不断发展。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出现了一些不恰当的态度和做法。例如:或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过时的、落后的东西，没有现实价值，对之持否定的态度，不予保护；或囿于二元对立的习惯思维，否定或无视传统，割断历史一味搞“创新”，使非物质文化活动成为无根的“插花”；或不把关注点放在保护核心价值、延续文化生命上，而是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成装饰、幌子、“做文章”的题目，甚至是卖点，追求眼前的“形象”、“政绩”和经济利益，结果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畸变。凡此种种，分析原因，根子在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故与新的关系缺乏正确深刻的认识，继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真正和足够的尊重。

“尊故”，与“破旧”相反，它要求对待传统充分肯定其价值，持尊重态度，但也不是盲目崇古，不是将过去的东西全盘照搬。它的关注点是蕴含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化基因――即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由特定民族精神(心理)积淀而成的核心价值观。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命根子，我们保护的就是这个命根子。只要找准这个命根子，充分地尊重它，有效地保护它，并忠实地把它传承下去，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能保持活态。

二、必须是在活态保护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文化遗产。活态文化遗产的保护决不是放在博物馆保存，而是要保存其固有的生命活力，通过保护促进传承，在传承中得到保护。例如昆曲的保护，不能认为保存了剧本、服装、道具等有形的形态或者是对老艺人的唱腔、唱段进行了录像就是保护了昆曲，这样的保护是“标本”式的保护，无法和老艺人的口传心授、耳提面命对昆曲的传承相提并论。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特点决定它只有依靠活态的传承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保护。在这个意义上，传承人的保护就显得犹为重要。目前有的学者提出了“无形文化有形化”的观点，希望通过多媒体等科技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想这只能是辅助手段而不能代替活态传承。

活态保护不仅仅是传承人的保护，还要包括传承环境的保护。有专家提出“活鱼要在水中看”，那么水环境的保护就显得更为重要和关键。这是一个比保护传承人更难的命题。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传统文化所赖以生长和存活的农耕文化及其相关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已急剧变迁，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了存活的土壤，一味的复原显然不现实，怎样让优秀的文化遗产适应变化了的时代和环境并保存其精神实质，怎样有意识地创造优良的传承环境和真实而非虚构的文化空间，为遗产的传承营建良好的文化氛围，是一件需要精心思考而又十分重要的工作。

三、必须是具有美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美感是指在审美活动中，客观存在的美在审美主体身上所引起的愉悦感受和欣赏、评价等心理活动与心理过程，又称审美感受。广义的美感又指审美意识，即审美对象在人们头脑中的能动反映，它包括审美趣味、审美能力、审美观念、审美理想、审美感受等审美意识活动各个方面和各种表现形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感具有直觉性。当人们接触到美的事物时，往往无需经过认真的思考、逻辑的推理或理论的论证，就能一下子直接感受到事物的美。古琴音乐具有深沉蕴藉、潇洒飘逸的风格特点和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最擅长用“虚”、“远”来制造一种空灵的美感，追求含蓄的、内在的神韵和意境，它既有丰富的内涵，又有表面上看极简约、自由、散漫的外在形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感具有情感性。人们在审美活动中，总是伴随着好恶爱憎，充满了情感色彩，审美中更是如此。一个特定民族（社群）的非物质文化，又总是凝铸着她的民族精神，体现着民族的性格，因而与那里的民众有着深深的情感纽结，密不可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感具有共同性。审美活动中尽管存在着个体的、时代的、民族的、阶级的差异，但我们不能把这种差异绝对化。事实上，即使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的审美主体，对同一审美对象往往仍能找到一些相近或相似的审美感受，这便是审美活动中的共同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感还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的特点。审美活动，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它必然要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习俗等因素的制约与影响，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习俗也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到审美实践中，就表现为美感的时代性。美感的民族特点同样是非常明显的。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同一民族成员受到这些相同条件的影响，必然在审美活动中表现出某些共同的因素来，而这些因素对于其他民族来说，就构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阶级差异同样会在审美活动中表现出来。

四、必须是具有核心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历史传承价值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核心价值、价值准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传承价值主要表现在：

从根源上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集团或个人的创造，面向该集团并世代流传，它反映了这个团体的期望，是代表这个团体文化和社会个性的恰当的表达形式”。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反映了民众集体生活，并长期得以流传的人类文化活动及其成果，因而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文化价值。尤其重要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其民间的、口传的、野史的、活态的历史文化价值，可以弥补官方历史之类正史典籍的不足、遗漏或讳饰，有助于人们更真实、更全面、更接近本原地去认识已逝的历史及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深深蕴藏着所属民族的文化基因、精神特质，这些在长期的生产劳动、生活实践中积淀而成的民族精神，是世代相传沉积下来的民族的思想精髓、文化理念，是包括了民族的价值观念、心理结构、气质情感等在内的群体意识、群体精神，是民族的灵魂、民族文化的本质和核心。因此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潜在威胁下，确保民族特性、民族精神的代代相传，就是每一个民族无法回避的重要任务，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化传递和保存的生动有效的手段、工具和载体，能够很好地将民族精神等文化信息传递到每一个人、每一代人这些活生生的载体上，从而造就一个有独特文化个性和崇高民族精神的伟大民族。

五、必须是能为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服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篇6

1、草本植物指茎内的木质部不发达，含木质化细胞少，支持力弱的植物。草本植物体形一般都很矮小，寿命较短，茎干软弱，多数在生长季节终了时地上部分或整株植物体死亡。根据完成整个生活史的年限长短，分为一年生、二年生和多年生草本植物。

2、草本是一类植物的总称，但并非植物科学分类中的一个单元。与草本植物相对应的概念是木本植物，人们通常将草本植物称作“草”，而将木本植物称为“树”。但是偶尔也有例外，比如竹，就属于草本植物，但人们经常将其看做是一种树。

（来源：文章屋网 ）

篇7

刚过去的2015是一个版权年。

版权登记量创新高，国产电影票房不断攀升，音乐网站停止试听，网络小说蜂拥上荧屏……但同时影视版权纠纷屡见不鲜。《北平无战事》、《虎妈猫爸》、《平凡的世界》、《霸王别姬》，还有入选2015十大案件的琼瑶诉于正侵犯著作权案以及《芈月传》的编剧纠纷……掀起一阵接一阵的口水与诉讼大战。除了出于炒作的目的外，这些被戏称为影视版权“碰瓷”的乱象，跟收视率造假一样，已经成为影响影视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拦路虎”。

业界一个普遍的、比较直观的结论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知识产品资源进行最佳市场配置的制度。由此看来，这些案件的是非曲折背后，与其说是一个版权法律判断的问题，不如说更多体现了一个版权市场及其利益分配的问题。 版权不是黄金，却是点金术

随着越来越多的包括网络文学在内的原创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动漫或游戏等，版权产业链条上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大多数纠纷表现为著作权/署名的名分之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于正的《宫锁连城》侵犯琼瑶的《梅花烙》的改编权和摄制权，实质上就是确认于正非法将琼瑶的作品剽窃至自己的名下。《芈月传》纠纷尚无最终结论，但编剧的工作是蒋胜男或王小平单独干的，还是蒋胜男与王小平一起干的，则决定了剧本著作权的归属，甚至影响原著小说是否存在的判断。

这在表面上是个有关“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在深层次上却是当下知识产权热中“利益争夺”的问题。因为这些纠纷的处理结果直接关乎到原创作品或者改编作品的版权归属，进而与该作品的整个版权产业链中所产生的巨大利益的话语权或者控制权挂钩，并最终决定那些已经发生的以及将要发生的产业衍生利益的分配与归属。

“产权”这个词汇本身就彰显了知识产权的经济性。知识产权的起源和发展，始终渗透着市场的理念、原则和规则。从功能上来说，归属的私权在于维护知识产权的圆满状态和权利人的垄断地位;而流转的私权则意在创生与实现知识产权人的私权利益。概而言之，一切授权都要通过版权人，无版权方则无权益。正如《芈月传》原著作者、编剧蒋胜男微博“控诉导演方及总编剧王小平否认其原著权及改编剧本工作”，就被对方解读为是“企图将《芈月传》所有衍生品权益全面予以侵夺”。版权尽管不是黄金，却是点金术。美国的电影版权产业是其综合国力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迪斯尼公司生产的卡通片所获利润的70%以上来自衍生产品，而传闻《芈月传》导演郑晓龙和王小平所在的公司对该电视剧及其周边开发的产业链的毛利润达四五亿之多。不难理解，对于版权这只会生金蛋的鸡而言，产业链上的相关利益主体都不可能没有想法的。

这就是市场、私权文化，也是知识产品价值创生与实现之中无可回避的途径，更是版权产业、文化市场赖以生存、发展与壮大的基础。信任、团结的价值观，本来应是版权产业各利益主体之间协作的粘合剂。从小说作者、编剧、导演的加持与合作，到外部资本与营运团队的介入，各方以合同为基础，发挥各自优势与特长，都为电视剧热播、各方身价提升、后续产业开发作出了贡献。除非出于炒作，本不应当闹到如此地步的。

当然，就算是基于平等协商而自愿达成的合同，也难免不出现争执，而一旦出现争执，纠纷各方又经常是各执一词，均觉委屈。毋庸置言，法律规定适用及版权运营与文人创作完全不是一回事，各自需要仰仗着不同的专业能力。英国马克斯・H・布瓦索指出：“个人理性起作用，是以获得与交易有关的信息为先决条件的。”版权法律规定复杂难懂，版权产业模式日新月异，大量新生事物并未被深入认识，潜在的机关与风险越来越多。 不要到了法庭才想起请律师

很多人通常在这样一种经济环境中描绘和探讨知识产权利益平衡：整个社会中知识产权利益各方的信息都是完全的，彼此知根知底。其实“信息的不完全性”和相应发生的“信息成本”的存在会制约市场机制运行，严重影响到知识产权利益平衡的状态和经济效率。除了炒作之外，影视版权纠纷暴露其中版权专业服务的缺位。

近些年影视剧的开发大多如同《芈月传》的模式，制片人或导演亲自上阵寻求作品，直接与作者简单协商就将版权合同定下。这样的模式对于原著作者而言更是难见专业服务的保驾护航。专业的事情交给专家，市场需要经验丰富、立场公正、能够保护双方权益的专业的中介服务，最典型的如知识产权律师、版权人等。作品的创造者和使用者可能没有足够的能力判断知识产品的价值大小，难以确定使得各方都满意的交换价格与交易条件，难以正确拟定或者理解相关的合同条款。

举个例子，在《芈月传》纠纷中，“总编剧”、“原创编剧”与“编剧”3种称呼是啥关系？“委托创作”与“版权改编”的法律区分及其产业意义何在？在呼吁影视行业尊重创作者利益的同时，利益相关主体也最好都能在订立合同之前就延请专业人士帮自己解释与构设版权关系，不要到了法庭上才想起请个律师，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与烦恼。这也是对合作者与社会公众的一种负责的态度。

知识产权中介服务贯穿于创造、传播、管理、保护和利用的整个过程，专业性很强，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大众消费品，却是实现知识产权利益平衡的重要力量。它通过自身所提供的知识产权相关服务，将创造者、传播者、利用者和管理者有机地联系起来，消减从单纯的影视改编到全方位的产业开发等各环节之间的信息不完全性并减少交易成本，只要需求者愿意为此付出一定的费用。同时，行业组织的力量在预防纠纷、解决纠纷中也是特别重要的，它有着必要的专业能力、集体力量与共享资源。要全力营造出一个有利于影视版权行业组织发展的宽松环境，加强行业自律，完善纠纷调解机制。

尽管自由竞争强调市场本身的作用，但如果交易双方对所要交易的对象拥有的信息在量和质上失衡，信息优势的一方有可能凭借信息获利，将引发签约前的逆向选择导致劣质品驱逐优质品的风险，如同蒋胜男此时所认定的找错了合作伙伴;或者签约后的道德风险导致一方当事人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的同时做出不利于另一方的行动，如同《芈月传》片方在海报、电视剧中等单方面将王小平署名为（总）编剧，而蒋胜男则违反约定在电视剧播出前出版、发行小说《芈月传》。

我们暂时不知道蒋胜男声称的“个别在业界掌握强势地位的人和企业仍然企图凭借此等行业优势地位，以显失公平的合同，以及欺诈、胁迫等方式，非法剥夺年轻原创作者的合法权益”的主张是否有道理，不过完善影视版权流转中信息披露制度是重要的。在不涉及商业机密的条件下，当事人将各自的信息以一定的形式适当地向对方适度披露，尽量消除各方在版权交易中各自的信息弱势，同时配套信息保密规定，明确信息接受方对信息供给方披露的信息所承担的保密责任及其后果，减少相关信息披露导致的风险。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版权产业的发展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影视产业中版权价值也日益放大，但除了知识产权这种“知本”的话语权之外，资本的话语权仍然是不容忽视的。在“知本”与资本的纠结中，创作人与资本人的话语权威不断摇摆。一方的地位优势越明显，其话语权威就越大。现有知识产权产业发展并非只有知识意志的高扬，相反常常是资本意志的体现。从蒋胜男所言“导演方及总编剧……以剧本15%的尾款为要挟”的控诉来看，《芈月传》编剧之争所产生的背后原因也跟作者与片方之间的话语权的力量博弈相关。在“知本”与资本的交易中，“知本”由于其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团队合作的需求而常常处于弱势地位，资本却因其市场的驱动力而居强势地位。版权利益主体的各自选择此时已经是由经济实力来决定的，而并非藉由公平和正义的法律理念。 利益平衡是私权精神和社会公德的要求

无论是从传统还是现实制度上看，现代意义的市场理念在中国社会缺乏坚实的根基和足够良好的发展环境。以追逐利益为重心的功利主义或许正是造成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成为利益追逐者的有力工具。版权诉讼可以解决版权归属或署名的问题，却难于充分解决影视版权产业各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分配问题。

影视剧产、供、销、衍生品开发等产业链需要多种专业人士、机构以及资金的介入与密切协作，不是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个机构可以独立完成的。如果传闻中《芈月传》电视剧及其衍生毛利润达到四五亿是确定的话，这笔利润不可能只来自蒋胜男、王小平或者郑晓龙等某一个人，也不可能固定不变―知识产权的特点是用的越多价值越大。影视版权市场激烈竞争的同时，其健康发展仍离不开合作共赢的理念与行动。利益平衡是私权精神和社会公德的要求。只有同时解决好影视产业链各环节的分工，合作中的版权保护与利益分配这两个问题，影视版权纠纷才能够最终得到有效的消减，版权的价值也就随着衍生开发利用的不断扩展而不断增长。

抄袭剽窃，影视从业人员需忌讳。就知识产权制度本身来讲，它以鼓励竞争、创造和发展为宗旨，因此对目前所谓影视行业的版权纠纷乱象并不需要过分紧张。由于版权对于产业利益的扩张极为重要，在从影视剧生产大国向生产强国的迈进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不好情形，是社会必须承担的阶段性代价。但对于公平、透明、共赢的市场需求共识必然会推动各方有效、专业、全面的介入。

篇8

医学人文本质精神主要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1、专业学习上，踏实谦虚，厚积薄发；

2、与人沟通上，清晰准确；

篇9

本文作者：张月花张根能徐瑞平工作单位：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美对华“双反”措施内在动因分析

推行WTO框架下的美国贸易主导权在国际贸易领域，美国利用其政治经济霸主地位一直以来推行世界贸易主导权，只要有任何有损其利益的贸易摩擦，美国往往都会利用双边谈判迫使甚至威胁对方做出让步或利用其国内法律乃至国际法的空隙对对方实施单边制裁。表现在中美两国贸易摩擦实践中，美国则历来都是两国贸易争端发起者而中方则是应对者，只不过随着中国的入世，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争端的场所与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入世之前,美国主要由国会制定贸易政策与贸易法律来定位中美双边贸易关系以及单边评价中国政府的贸易政策与立法实践，并且将贸易问题政治化；入世之后，美国以贸易权利为导向，一方面由联邦政府行政机构及国会专门机构定期出台有关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报告，监督中国执行《入世议定书》与《工作组报告书》的立法与实践，另一方面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打压我国在WTO体制下的法律与政策空间。[1]具体到反补贴，美国利用WTO协定中未对同一产品并用“双反”措施做禁止性规定的空隙修改其国内反补贴法，在不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前提下，一反其惯例将反补贴用以我国出口产品并频繁提出反补贴调查，同时，又数次向WTO争端解决机制控告我国涉嫌违反WTO协定的相关政策与制度，以这种内外夹击的方式打压我国产品的出口，并直接触及我国政府的相关政策和制度，充分显示了其历来奉行的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贸易霸主的形象。满足其贸易保护和政治利益之需要美国国家利益的决定性是美国频繁对我国采用“双反”救济手段的一个出发点，其直接目的是满足其国内贸易保护和政治利益的需要。主要原因一是美国国内经济状况不佳。通常一国平均贸易救济措施数量与经济的增长速度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反相关关系。[2]美国近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财政状况恶化，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内矛盾激化，为缓和国内矛盾，保护国内产业和市场，美国加强了贸易保护力度。二是中美贸易不平衡。我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占有率不断攀升，美中贸易逆差不断扩大，2009年已达到2268.3亿美元。尽管这种贸易不平衡将伴随着两国居民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性以及美国国内储蓄率偏低、经济结构上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等原因将长期存在，[3]但如此巨大的贸易逆差是美国绝不能忍受的，在各种贸易政策及其经济结构的限制下使得美国产品对华出口不能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加大“双反”力度来阻止中国产品更多地进入美国市场。三是遵从政治的需要。当我国优势产品涌向美国市场时，美国国内的生产集团就会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对实施贸易救济措施提供方便。而美国历届政府最主要目标就是重新当选，而后，政府就会迎合各种政治势力的要求，选择对有出口优势产品实施贸易保护措施。遏制我国经济的高增长给其带来的威胁和压力主观上美国对我国的“经济超级大国”、“大中华经济圈”[4]的舆论宣扬再加上客观上我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使得美国国内一些人士频繁叫嚣“中国”，认为中美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制造亚洲的霸主，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激化了两国贸易摩擦。事实上，我国的发展只能是促进中美经贸关系而不是给美国带来威胁，而且中美贸易的互补性远远大于竞争性，根本不存在威胁或伤害。美国对我国发起“双反”调查所涉及的产业均是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美国已经退化为夕阳产业，而美国的比较优势主要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上。但是美国的贸易政策却一方面对国内企业向中国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设置了诸多限制，还禁止向中国出口任何涉及诸如核反应堆、卫星技术的产品等，[5]另一方面对其即将退役的夕阳产业频繁使用贸易救济措施进行贸易保护。美国这样做的目的是在挤压我们国家的政策空间，在通过WTO成员资格方式打开了中国的内部市场的同时，又通过各种手段限制中国比较优势的发挥和利用。[6]美国的这种心态及其做法只不过是为从经济上“遏制中国”发展，以缓解我国经济的高增长给其国内带来威胁和压力。（四）使我国商品出口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美对华频繁实施“双反”措施严重恶化了我国企业的出口环境。第一，替代国制度使我国企业在“双反”调查中屡屡败诉。中国加入世贸议定书中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将延续15年的规定，为美国对中国运用替代国制度等歧视性政策留足了空间。而美国对替代国确定的任意性和不合理性，导致我国产品屡被裁定为存在倾销或存在补贴，继而被人为地大大提高倾销幅度或补贴辐度最终不得不退出美国市场。第二，补贴认定范围广，裁决也会波及到整个行业的出口。美国对我国企业认定的补贴包括银行贷款、政府优惠政策、拨款项目等等，计算倾销和补贴的方法上也存在严重技术性错误，不可避免的导致了重复征税，这给我国企业造成难以承受的负担。更为严峻的是，“双反”调查在针对企业之外，更重要的是针对政府的宏观经济决策，其结果影响的不是特定企业的产品而是整个行业。第三，“双反”调查在已产生“连锁反应”，不仅美国国内行业纷纷效仿，南非、印度、澳大利亚等国也开始加入了对我国“双反”的行列，大大压缩了我国产品的出口空间，使我国贸易环境更加复杂。面对美国对华愈演愈烈的“双反”调查，我国商务部多次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并根据国内企业的申请于2009年开始宣布对美国进口到中国的取向电工钢（硅钢）、小轿车和越野车产品进行“双反”调查，这是我国企业反对国际不公平贸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行动，也是我国对美方滥用贸易保护、损害我国企业出口贸易环境的坚决反击。

美对华“双反”贸易摩擦与我国的对策选择

美国对我国并用“双反”措施特殊就特殊在它是在不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前提下实施的。尽管有学者认为“在非市场经济体下，可以说补贴促成了倾销的产生，倾销与补贴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8]但美国还是开创了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同一产品同时发起“双反”调查、并最终并用“双反”措施这一做法，使我国出口产品在严峻的反倾销形势上雪上加霜。因此，我国政府和企业必须着眼于宏观和微观，从国际国内两个层面做好“双反”应对工作，以保证出口贸易顺利进行。从国际层面看，第一，就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继续与美方磋商和谈判。非市场经济待遇导致双反中的“替代国”价格，也导致美国对华“双反”中的歧视性和不公平性。一国的市场化程度在国际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若任由美国对我国经济运行进行市场化评判，我国将难以走出其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陷阱。[9]我国政府应继续加大与美国的交涉力度，通过双边磋商和谈判促进其尽早修改现行规定，从整体上逐步实现其对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第二，要善于利用多边贸易谈判机制及WTO争端解决机制。作为WTO成员国，我国应在多边贸易谈判中据理力争，指出替代国制度的不公平性，争取在新的谈判中对这一制度加以约束和修改。同时，对美国明显违背WTO精神和缺乏公正性的“双反”指控和裁决，可大胆提交至WTO争端解决机构寻求公正合理解决，以此表明我方立场并给对方造成压力，即使失败，也至少了解了争端解决机构在解决“双反”案件中的立场及问题症结所在，为应对“双反”指控积累经验。第三，建立有利的舆论导向。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传播有利于我国产品的信息，争取美国进口商、涉案在华投资的美国跨国公司、国内用户等带动相关利益者为我国产品辩护，缓和美国国内对我国产品的政治压力，为我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营造有利的市场氛围。另一方面，利用一切机会和途径大力宣传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成就，使国际市场对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有客观真实的了解，为我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解决创造有利的舆论环境。从国内层面看，重点要做的一是针对目前我国面临的“双反”严峻形势要及时调整补贴法律和政策。现有的补贴法律和政策存在相当大的疏漏,很容易被美国抓住把柄。目前要做的就是结合我国实情，在WTO补贴和反补贴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调整立法和政策，取消禁止性补贴，对可诉性补贴的数量和程度应严格控制在WTO规定的范围内，充分利用不可诉补贴，以最大限度地避免遭到反补贴诉讼的风险。二是继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大力促进和支持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支持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和能力建设，鼓励企业改进生产管理技术，提高出口产品档次和国际竞争力，以保持国际贸易顺利进行的条件下在“双反”问题上取得主动权。三是应建立以出口企业为主体，以进出口商会、行业协会为纽带，由政府、中介组织共同参与的“双反”预警机制，及时捕捉和采集美国对华反倾销和反补贴的信息和动向，对可能发生的“双反”指控早做准备。四是应尽快建立由政府重视和参与、中介组织指导和协调、企业和律师团队积极应诉的“双反”多方联动应诉体系，重视每一项指控并积极抗辩，争取胜利的机会。

篇10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建筑行业更是异军突起地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建筑行业竞争日趋激烈，施工企业要想树立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就必须提升自身的成本管理控制水平，进而保证项目经济效益得到有效提升。文章对项目成本控制管理中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

施工企业；项目成本；成本管理；成本控制；建筑行业

施工企业项目成本管理控制是施工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重要内容，对提升企业整体管理水平和经济收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保证企业的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1施工企业项目成本管理的基本概念

施工企业项目成本管理是管理人员从工程质量和工程合同要求出发，从规定的成本费用标准出发，预估、控制、调节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各项成本费用。做好项目过程中的范围控制、成本控制、进度控制、质量控制、风险控制，处理好干系人的期望，协调好其利益，才能最终保证项目的成功，为客户或项目发起人以及项目实施团队所在组织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通过系统的工程量计算和实时的项目监督，对实际所发生的费用进行科学管理，这对施工企业项目管理的成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是企业管理资金、提高项目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施工企业在实施项目成本管理的过程中应当遵循如下原则：首先，应当遵循目标管理原则。企业进行任何一项管理控制都需要用到的方法和手段就是目标管理，项目的成本管理控制也是如此。目标管理包括设定和分析项目经济目标、制定和执行目标、修正和评价目标的执行结果；其次，成本最低化原则。通过运用各种成本管理手段降低项目成本是企业项目成本管理的本质，在执行成本最低化原则的过程中，应当尽可能合理地运用降低成本或使成本最低化的多种方法和手段；最后，全面成本控制原则。施工企业项目工程施工具有流动性强、工期长、分布广的特点，所以应当分别进行项目的核算，和其他行业不同的是需要进行全面的成本管理控制，而全面的成本控制则是指管理控制满足全过程、全员工、全企业要求；最后，责、权、利相结合原则。施工企业应当建立科学的项目管理制度，各部门和各班组的项目任务由项目经理进行落实，并对其相应的权利、责任、利益分配等配套管理体制进行落实。

2施工企业项目成本管理控制中存在的问题

2.1缺乏先进的项目成本管理控制理念当前很多施工企业还没有建立科学、先进的项目成本管理控制理念，具体表现为：首先，施工企业通常将施工过程中的成本控制作为重点，对其他环节的成本支出管控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进而产生了忽视销售和供应过程中的成本控制问题；其次，很多施工企业将降低成本作为项目成本管理的主要目的，节约费用和降低消耗是其使用的手段。但是在降低成本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相应的限制和条件，在突破某些限制和条件的状况下，很可能降低工程质量和企业效益，所以当前施工企业的项目成本控制具有消极管理的特点，很可能会对企业发展经营产生负面影响；最后，具体项目是施工企业项目成本管理的范围，施工单位和直接生产人员的管理责任应该被充分认识到，在成本管理的范围内纳入供应商、设计单位等供应链的各个部分。

2.2施工企业成本计划和成本预测管理不到位虽然项目成本管理控制已经在部分施工企业实施，但是受到各种因素限制其效果仍然有限。很多管理环节工作没有落实到位，预期的成本管理控制目标很难实现，主要表现为：首先，项目成本预测之后，根据相关规范要求，施工企业应当在先完成投标预算的情况下，才能够进入项目投标报价的阶段。然而实际中，很多施工企业却违反了这一规定，在企业各部门和各个项目中没有分解项目成本，明确的成本目标并没有形成，存在项目成本预测滞后的问题；其次，缺乏科学的成本计算基础。当前，具体的成本计划编制活动并没有得到施工技术人员的有效参与，仅将经济效益考虑进成本计划的编制中，对于技术上的可行性却没有充分考虑；最后，计划成本控制水平不高，缺乏有效的实施跟踪。实际中施工企业需对比完成工作量所消耗的实际成本和计划成本，进而对实际成本与计划成本是否吻合进行考察，对成本偏差进行了解和处理。但是当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施工企业还相对较少，进而造成整体上施工企业项目成本控制仍存在较多问题。

2.3未建立强烈的风险意识，缺乏有效的合同管理当前，我国多数施工企业采用目标成本法和标准成本法进行成本控制，但是实际中很多不确定因素会对这两种方法造成影响，同时由于多数企业还未形成强烈的认识，所以还未充分认识到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因素，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成本管理的效果。例如施工企业往往存在材料合同、劳动合同、工程合同签订不及时和执行不到位的问题。一些企业还没有建立强烈的工程索赔意识和反索赔意识，这样都会对施工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和项目成本控制造成影响。

2.4奖惩机制不合理很多工程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往往由项目经理掌握成本控制的主动权。但是当前并没有充分落实成本管理模式中项目经理的权、责，项目经理、现场管理人员、施工人员的经济利益与工程项目最终实现经济效益水平的直接联系并不显著，合理的奖惩机制不健全。因而，项目经理很难全力以赴地进行机械、材料、人工等有关成本费用的控制，这样就会出现工作责任和工作职责不对应的问题，进而对成本控制的成果造成影响。

3施工企业项目成本管理控制方法

3.1完善成本控制管理体制，树立成本管理意识施工企业在开展项目成本控制的过程中应当贯彻“全企业、全员工、全过程”原则，并且对企业员工和管理人员的成本意识进行强化。施工企业在建立项目成本管理培训体系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自身需求和实际情况，通过对全体成员的项目控制成本的意识和技能的提升，为实现有效控制项目成本提供保障。3.2提升预算编制水平和成本投入的控制水平随着建筑行业竞争日益激烈，施工企业要建立自身核心竞争的优势，就应当对成本预算进行合理编制，并且对项目成本投入进行科学安排。为了提升项目成本控制水平，首先应当保证成本预算编制的合理性。在项目建设之前，施工企业应当对合同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并在充分了解施工图纸的基础上对施工现场进行仔细考察，进而将工程量科学准确地计算出来。同时还应当从施工进度来计划安排施工内容，并从合同规定的结算方式从发，科学地进行工程项目成本的预算和决算，进而确保能够有效控制施工过程中每个环节的成本。

3.3强化劳动组织管理，将人工费用开支控制在合理水平控制和管理人工费是项目成本控制的重要内容，很多施工企业在实际的项目成本控制中都存在超定额预算，所以控制管理活动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人工费的合理控制。实际应用当中可以通过如下措施控制人工费用：首先，对施工人员数量进行控制，应当将多技能人员作为首选，并有效预防窝工怠工现象的发生，最终达到提升生产效率的目的；其次，在计算定额用工量时应当充分考虑劳动定额，并在确定科学比例的基础上向班组承包；最后，应当强化班组的整体管理能力和生产工人的技术水平，通过对施工活动的合理组织减少无效劳动，进而达到控制人工费目的。

3.4依据施工定额指标控制材料消耗施工项目成本中约有60%～70%是材料费用，是项目成本控制的重点内容。在项目管控过程中进行材料成本控制，应当从材料的采购、运输、使用三个环节实现。具体应当做到：根据科学合理的招标方法确定材料采购商，并在反复商议和论证后确定材料价格。同时还应当对材料采购时间进行科学的设定，预防因材料价格上涨而增加材料成本。为了节省运输费用，应尽量缩短运输距离并且选择合理的运输工具，避免出现二次运输。在材料使用环节应当充分贯彻限额领料制度，并且从工程进度出发对材料用量进行预测，通过施工材料的合理使用达到降低材料成本的目的。

3.5控制机械装备费用施工企业应当在充分考虑工程实际情况和企业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对施工机械设备的使用费进行合理控制。实际运用当中应科学结合自购机械和租赁机械这两种方式，实现施工机械的合理选择。在具体施工中应当对现有机械设备进行充分利用，通过提升机械设备的使用效率，降低施工机械费用的投入。并且还应当强化对施工机械的管理和维护，减少不合理的费用产生，最终达到降低整体施工机械成本的目的。

3.6提升合同管理水平和索赔意识随着市场竞争激烈程度的增加，索赔已经成为施工合同实施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它对于提升企业施工效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具体施工管理中施工企业应当强化合同管理，在慎重签订合同、严格执行合同、提升合同索赔意识的基础上，保证自身能够在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利益最大化。施工企业应当对索赔管理进行强化，并且对反索赔进行科学合理的规避，进而将反索赔造成的成本费用控制在最低。

4结语

通过以上内容可知，施工企业项目成本管理控制对于企业工程效益和企业经营效益的提升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基于此，施工企业应当对具体项目成本管理控制活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和企业特点采取针对性的解决措施，进而有效提升企业的施工成本管理控制水平，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保障。本文对施工企业项目成本管理过程中的问题和解决措施进行了分析，但仍存在一定局限，希望行业人员能够加强重视，通过先进的成本管理控制理念和手段不断提升施工企业项目成本管控水平。

参考文献

[1]李松春，冯江峰．浅析建筑工程施工企业项目成本管理与控制[J]．科技致富向导，2011，（8）．

[2]徐红梅．浅谈施工企业项目成本管理与控制[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0，（36）．

[3]李朝晖，孟智峰．探析公路工程施工企业项目成本管理与控制[J]．科技致富向导，20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