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兼爱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墨子兼爱，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兼相爱 ；交相利 ；十论； 乌托邦

“十论”是墨子政治思想的系统概括：“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而墨子思想的核心就是“兼爱”，其他“尚贤”、“尚同”、“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思想，都是围绕“兼爱”学说而展开的。

一、“兼相爱”的政治理想

墨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乱世，他认为这种乱世的产生，就在于人们“不相爱”，因此治乱的良方就是“兼相爱”。

“兼相爱”也即“爱人若爱其身”。儒家跟墨家都提倡爱人，但儒家所说的仁爱是以血缘关系为根基的，由对父兄之孝悌而推及到对君之忠，朋友之信，这种仁爱是由内而外的，是“爱有等差”的。而墨子的兼爱，是爱无等差的，它打破了血缘关系的限制，要求爱一切人，是平等的爱。因此如果说儒家的仁爱是一种内在的伦理原则，墨家的兼爱就是一种外在的伦理原则。

由“兼相爱”而达到“治”，墨子勾勒出这样一个理想社会图景：“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夫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

然而正如上所说，墨家的兼爱是一种外在的伦理原则，因此为了使“兼爱”说得以立足，墨子抬出了天与鬼。

二、“兼爱”说的立足依据――“天志”、“明鬼”

“天志”是墨子哲学的重要观念之一。墨子明确的讲天有意志，是惩恶扬善的最高主宰。墨子告诫人们 “当天意而不可不顺。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墨子.天志上》）天志成为衡量是非的唯一标准。

墨子还坚信鬼的存在，鬼的权威性仅次于天，这就给兼爱提供了更具体的依据。墨子明鬼，特别强调鬼神能够公平的赏贤罚暴，“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当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以为将不可以不明察此者也。既以鬼神有无之别，以为不可不察已。”（《墨子.明鬼》）

对墨子而言，天与鬼其实就是为维护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而设的名目，为使人们实施“兼爱”而立的外在依据。

三、“兼相爱”的现实支撑――“交相利”

光靠天和鬼来监督约束人们兼爱是不够的，必须有现实的功效，即“利”作为支撑。

墨子认为人有追逐利益的权利，逐利是有其合理性的。但同时墨子也是重义的，而“义以利生，利以丰民”，所以义是以利为本的。墨子更明确的指出，“义，利也”，求利就是行义，所以墨家所谓的义，就是利。但墨子所谓的利，并不是一己私利，更确切的说应该是“义，天下之利也。”

以这种义利观为依据，墨子将“兼相爱”与“交相利”进行了完美的互释。墨子所谓“兼爱”，就是要求爱人如爱己，有着利人的内容和目的。“交相利”，则指使大家都得到利益。墨子认为人有了兼爱之心，才能有利他的道德行为，也只有爱人的无私的利他行为，才真正有利于社会和他人。正如墨子所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

四、“兼相爱”的具体实施措施

墨子还为实现他的社会理想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一） “节用”、“节葬”与“非乐”

墨子提出节用，要想使国家天下的财富增长，“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其途径不是掠夺邻国资源，扩展自己领土，而是在自己国家实行节用，也就是去一切无用之费。

同时墨子还提出“节葬”。 “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犹尚有节；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独无节于此乎。“（《墨子.节用下》）墨子主张节葬，棺三寸，衣三领，挖穴可埋的埋葬之法。

墨子还提出“非乐”，“非乐”的理由，不是乐不能给人带来享受，而是会“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

（二）“尚贤”与“尚同”

要想实现兼爱的社会理想，必须在用人上实行“尚贤”，在政治上给人以平等的机会。墨子认为尚贤是国家政治之本，举贤才要求“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墨子.尚贤中》）。而且墨子不仅要求尚贤，还要求“无能则下之”，作为“有能则举止”的尚贤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

墨子讲尚贤，是要发挥贤能之士的作用以治国、治天下，而不是让贤能之士“不治而议论”。墨子认为人们的思想言论要与上位者一致，因此他又提出“尚同”。当然，这是在尚贤择君的前提下。“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 （《墨子.尚同上》）从实质上说，墨子的“尚同”剥夺了人们的言论思想自由，是一种要求绝对同一的专制主义。

（三）“非攻”

兼相爱，交相利，引导出一个必然的结论就是“非攻”。墨子认为战争劳民伤财，无论对胜的一方还是败的一方，都受到损失。若想实现“兼爱”，就要“非攻”。但墨子所谓的“非攻”，并不代表非战，对于敌人的攻击，他主张正义的自卫之战。

“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子理想的社会境界，但也只能是梦想的乌托邦而已。他的政治理想有着破灭的必然性。墨子所处的年代，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正在兴起壮大。墨子所提出的“兼爱”、“节用”、“节葬”等主张，直接危害了新兴地主阶级所建立的社会秩序。在现实的压力下，墨子美好的社会理想只能走向破灭。

参考文献：

[1]孙诒让，墨子闲诂，上海书店，1992年

[2]谭戒甫，墨辩发微，中华书局，1958年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

篇2

关键词：子宫内膜肿瘤；活体检查；诊断?

【中图分类号】R737.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02（2015）05-0171-02

引言：

子宫内膜癌是指发生于子宫内膜的一组上皮性恶性肿瘤，是女性生殖器官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我国子宫内膜癌的患者近年逐渐增加日趋年轻化?临床表现为绝经后月经不规律?月经过多?阴道排液?不规则阴道流血?腹痛?贫血?若诊断为功能性失调性子宫出血，治疗根本无好转时，应注意警惕子宫内膜癌的可能性?早期诊断子宫内膜癌的主要方法是刮宫?病理检查?在此着重讨论刮宫活检的病理诊断问题?

1 材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收集我院2006年1月―2013年12月经病理科确诊的子宫内膜癌手术切除标本共47例，有子宫颈受累原发灶不明的不计入其内?其中子宫内膜样腺癌8例，腺鳞癌伴鳞状上皮分化1例，浆液性状癌1例，最小年龄28岁?症状 所有患者均有以阴道不规则出血?月经量增多?经期延长为主要症状，以及有原发性不孕或继发性不孕的病史?

1.2 方法

标本进行常规石蜡包埋，HE染色，光镜检查?

2 结果

2.1刮宫诊疗情况

10例中，刮宫活检第一次明确诊断为子宫内膜腺癌的6例，2例诊断为子宫内膜增生，细胞异型明显，倾向于子宫内膜样腺癌；1例2次刮宫活检，第一次刮宫诊断为子宫内膜增生，第二次刮宫诊断为子宫内膜腺瘤样增生，疑为子宫内膜样腺癌?

2.2病理观察

2.2.1肉眼观

肿瘤多发生于子宫体上段（尤其子宫底和子宫角），其次为子宫后壁，子宫增大，内膜增厚，呈不规则息肉?结节?或菜花状?切面：肿瘤与肌层分界不清，不同程度地浸润肌层以至浆膜层，继发出血?坏死和感染，位于子宫体下段者可呈息肉状长入子宫颈管，易误为子宫颈息肉或子宫颈癌?

2.2.2组织学类型

子宫内膜样腺癌8例，子宫内膜样腺癌的特点是腺体失去极性，细胞核变大，变圆，核仁突出，染色质粗糙或呈空泡状，子宫内膜间质消失而被纤维性间质所替代，腺鳞癌1例，浆液性状癌1例?

2.2.3侵犯肌层情况

子宫内膜样腺癌多侵犯浅肌层，8例中只有2例侵入浅肌层?

2.2.4淋巴结及卵巢转移情况

本组10例中仅有1例腺鳞癌转移至双侧卵巢?

3讨论

近年来子宫内膜癌发病率持续上升，有些病例经刮宫?活检诊断子宫内膜癌采用保守疗法或在其他医院做子宫切除的不包括在内，总体呈上升趋势?

诊断轻年妇女子宫内膜癌的形态学标准与诊断绝经期前后妇女子宫内膜癌的标准相同，但对于月经紊乱?原发不孕或继发不孕等刮宫活检的子宫内膜病变容易倾向于诊断子宫内膜不同程度的增生，忽略了考虑子宫内膜癌而造成漏诊或误诊?子宫内膜癌与子宫内膜复杂型增生或不典型增生不易鉴别，有时需多次刮宫才能确诊?其它因素如刮取组织太少或制片?阅片水平等都可能影响其正确诊断?

本组10例中1例诊断为子宫内膜增生?细胞异型明显倾向于子宫内膜腺癌，1例第一次刮宫诊断为子宫内膜增生，第二次诊刮可疑癌，是因为细胞异型不明显，第二次诊刮切片质量差，染色模糊不清，有不规则腺体，也有实性区，但细胞有异型，可疑癌，如果切片质量较好，应该诊断无误?

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是子宫内膜样癌的癌前病变?子宫内膜增生从单纯增生?复杂性增生?不典型增生?高分化子宫内膜样腺癌的形态学有一系列连续谱系，其形态特点既有区别，也有重叠，很难截然分开，重要的是在诊断单纯性增生或复杂性增生的同时要特别注意观察是否有细胞学的不典型性改变，只有具备细胞学的不典型性改变的子宫内膜，才能诊断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

诊断子宫内膜单纯性增生和复杂性增生是依据腺体的结构异常?单纯性增生是指子宫内膜腺体增多?腺腔大小不等?呈管状或囊性扩张，伴少量单一分支或结构，无异型性；与间质比率>3：1；排列拥挤（背靠背者少见），腺上皮细胞无异型性：胞核假复层，染色质细致，核仁不明显：核分裂象常见?复杂性增生的特点是腺体增多密集，腺体不规则，呈分枝状或出芽，腺上皮突入腔内，进而“搭桥”呈筛状结构，与间质比率>3：1，排列拥挤，上皮呈复层，核卵圆形?不典型增生的特点是细胞异型性大，大小不等，复层排列，极向较紊乱；核大，圆或趋圆，空泡状，染色质粗?深染，贴附于核膜，核仁明细，核分裂象多，胞质丰富，淡染或嗜酸性，腺体结构复杂（出芽，分支，状，成簇，筛状等）“迷宫”样排列，背靠背，间质稀少，泡沫状细胞较多，无异性性细胞浸润?

子宫内膜样腺癌分为高?中?低分化：高分化腺癌：瘤细胞形似正常子宫内膜腺上皮，可见核分裂象；多呈大小不等的密集腺管，也可呈筛状排列或致密的细长状排列，间质稀少；一般只侵及浅肌层；瘤细胞浸润于子宫内膜间质和子宫内膜的固有间质消失而被癌性纤维性间质所替代是子宫内膜高分化腺癌与腺体非典型增生的重要鉴别要点；非典型增生的子宫内膜腺体浸润间质时，便诊断为子宫内膜样癌；在判断高分化腺癌浸润肌层时，要注意与子宫内膜肌层内异位腺体的非典型性增生鉴别，于后者在非典型性增生腺体的周围常为子宫内膜的固有间质，不见癌性纤维性间质，并可见有较正常的异位子宫内膜?低分化腺癌：瘤细胞多聚成条索或实团，仍可见子宫内膜样癌的典型构型；胞核异型性显著，核分裂象易见，有时见多核瘤巨细胞；常继发出血?坏死?中分化腺癌：肿瘤结构和瘤细胞核的异型性程度介于高?低分化腺癌之间；部分瘤细胞呈腺管?状排列，部分形成实性团块?

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看到，腺体的结构异常程度常与腺细胞不典型相伴随，结构越复杂，细胞有不典型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对那些结构复杂的病变，应特别注意有无灶性不典型增生细胞的存在，在判断是否为子宫内膜样腺癌时，观察细胞形态的异型要与周围正常部分子宫内膜样腺体形态作对比?同时细胞形态异型要结合腺体结构异常考虑?对于希望保留子宫的育龄妇女，在诊断癌时，更要注意与不典型增生鉴别，有些患者因长期无排卵或有雌激素替代治疗的病史，子宫内膜可表现不同程度的增生或不典型增生，这种病变细胞的极性存在，一般核为卵圆形，很难看到清晰的核仁，在刮宫及孕激素治疗后可能消退或相对稳定?对这类患者临床上有时采用诱导排卵等治疗方法?子宫内膜可伴有分泌现象，应注意与分泌性癌鉴别?在分泌性癌，具有癌的结构和细胞学特点，包括筛状结构?核增大?核变圆?染色质粗和核分裂象?少数子宫内膜病变，从形态学上很难截然明确诊断不典型增生或高分化癌，只能将可疑的形态学改变尽可能描述，提供临床医生参考?子宫内膜癌以子宫内膜样腺癌最常见，年轻妇女的子宫内膜样腺癌多数仅侵犯浅肌层或未累及肌层，术后一般预后很好?

参考文献

篇3

中国先秦时期，“儒墨”同为“显学”。韩非子《显学》日：“世之显学，儒墨也。”孔子讲“仁爱”，墨子针对当时的“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的冷酷社会现状，提出了“兼爱”思想，墨子思想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是一种平民思想，这在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封建社会自然难以实行，一度无人问津，几乎成了“绝学”。 然而当今社会是一个开放、动态的社会，兼收并蓄各时期各学派的思想理论成果，这就必然会弥补我国传统文化的不足，加快我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重新挖掘墨子思想中的有益成份，尤其是墨子的“兼爱”思想包含着和谐社会思想和以人为本的思想，寻找与当前我国进行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结合点对于弘扬传统文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巨大的时代价值。

一、“兼爱”思想

“兼”是一个会意字，小篆字形，从又(手),从?w。字形象一手持两棵庄稼。本义:一手执两禾。引申为同时进行几件事情或占有几样东西。“兼执之,以进。”――《仪礼•聘礼》。这是是最早用“兼”这个字的地方，意思也是同时并列进行几件事情。而在《孟子》“王馈兼金一百。”和《马王堆汉帛书》“利不兼，赏不倍。”中“兼”是倍，加倍的意思。而在《商君书》“兼天下之众,莫敢不为其所好,而辟其所恶。”这里的意思则是全部，整体，包容一切的意思。《墨子》是最早用“兼爱”这个词的地方，墨子自己也在书中对“兼爱”一词进行多次了解释和说明。首先，我们来看他实行“兼爱”的原因，“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也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兼爱上》这一段表述了墨子提倡“兼爱”的原因，是因为每个人都只爱自己，不爱别人，从而导致了各种社会弊端和天下大乱。既然找到了霍乱的根源，那么又该如何解决呢。墨子于是提出了他的治国理念“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故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兼爱上》。在这里墨子明确指出了交相恶是产生乱的根源，而只有兼相爱，要求爱别人要向爱自己一样，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社会安定和天下太平，这种兼爱世人的爱，不是把爱自己降到爱别人的程度，或是不爱自己，而是要求“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大取》就是爱别人并不是要你不爱自己，你自己也在你所爱的人之中，爱别人与爱自己是不相矛盾的一个整体。其实墨子在阐述其“兼爱”思想时，也联系到了义利关系，我们知道在儒家看来，“义”与“利”是截然对立的两个概念，主张“存其义而不谋其利”反对谈利，而墨子则公开谈利，墨子说：“兼即仁矣，义矣。”又说“仁，爱也。义，利也。”这里可见，墨子的兼爱其实包含了“仁义”，墨子并不是只讲利而不讲仁义的，只是他不反对正当的谋利。而其“兼爱”思想的最佳效果就是让天下人谋利。所以他说“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爱别人，别人也自然会爱你。对别人有利，必然也会让自己得到好处。这种“为彼犹为己”即为别人其实也是在为自己的道德原则是一种不分亲疏远近，没有等级、尊卑，是一种平等的爱。这与孔子所主张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以”亲亲“为基础的严格的封建等级社会是大相径庭的，孔子主张“仁爱”，。墨子的这种社会理想，代表了广大下层劳动人民的向往与追求，尽管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无疑是不可能实现的，但这并不能抹杀它进步的光芒。在这里墨子把他的“兼爱”说的很笼统，如何实行“兼爱”并没有过多的说明，只是叫大家不分你我，不分等级，不分民族的去爱，具体怎么个爱法没有说明。荀子在《成相》中借用了墨子的“兼爱”一词：“ 尧 让贤，以为民，?锢?兼爱德施均。”应该说是对墨子“兼爱”进行了合理的解释和使用就是同时爱不同的人和事物。其实，墨子提倡和向往的就是一种即爱自己又爱他人的社会，他希望整个社会充满着爱，这样人民可以安居乐业，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有爱，再也没有战乱和杀戮。墨子一生都在恪守和履行自己的人生信条和治国理念，可以说他做到了“独善其身，兼爱天下。”他不但身体力行参加劳动，还多次阻止战争，倡导和平。可以称得上是我国平民主义思想的先驱者和朴素人道主义的实行者。

二、“兼爱”思想与和谐社会

墨子“兼爱”思想既是一种伦理道德，其实也是政治观念。“兼爱”的最终结果就是达到他所倡导的一个极爱自己又爱别人，没有战乱，没有纷争，充满着爱的一个社会，其实这个社会就是他所向往的古代和谐社会。可见和谐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人类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墨子在这里为我们勾勒出了他心中和谐社会的面貌，也为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以人为本”是和谐社会的第一要素。孙治让云：“置与植通。”“本”既是根本，亦即树根之意。墨子的“兼爱”思想反映在“以人为本”中就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他说：“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福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可见，只有“兼爱交利”，不分等级，不分亲疏，尊重社会上每一个人，才能建立一个和谐社会，比墨子晚约一百年的孟子也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是强调和体现了民本主义的思想。中国人历来重视维持和谐的局面，维护整体的利益，保持君臣尊卑关系，但民本主义思想却淡薄，墨子重视社会上每一个人，还在“兼爱”的基础上提出了“尚贤”重视人才，有能则举之。也可见墨子思想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在人与人和谐的基础上，要求达到社会的和谐，而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则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和必要保证。“兼爱”思想在国际关系上主要表现为反对战争，，和平共处。因此，墨子对于国际关系的处理提出了“非攻”。他把战争看作“天下之巨害”，是最大的不义。对于发动战争的一方，“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百姓饥寒冻馁而死”，“丧师尽不可胜计”；对于承受战争的一方，则是平民被杀，庄稼被毁，牲畜被夺，家园残破。对此，墨子一方面奔走呼告，“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篡”《兼爱中》，以“义”立于天下，以“德”结交诸侯；一方面不惜赴汤蹈刃，游说止战。在他的美好主张和努力在残酷的战争中化成泡影之后，一方面帮助弱小国家搞好备战，积极防御，一方面号召爱好和平的国家同仇敌忾。用正当的防御粉碎不义的攻战，从而息兵弭战，天下太平。在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问题上，墨子仍然以“兼爱”为根本。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非乐”、“节用”。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类爱自然，自然也就爱我们人类，反之，自然就会对我们人类进行疯狂报复，全球变暖、地震、火山，都是由于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问题上，过度破坏了自然所引起的。因此，在处理人与自然和谐的问题上，墨子的“兼爱”思想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对我们建设节约型社会具有很大的启发。墨子说:“爱尚（上）世与后世，一若今之世”《大取》。就是告诉今天生活的人，要为后世的子孙着想，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可见，早在两千多年前，墨子就知道走可持续发展这条道路是多么重要。

尽管墨子“兼爱”思想和他的和谐社会理论，对他所处的时代还是对当代都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但与今天我们所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是有很大不同的。首先，墨子代表了当时平民阶级的立场，应该肯定他站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一面，反应了他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和向往，以及绝大多数人的心声，但却并没有反应统治阶级的心声。其次，墨子的理想社会很多想法虽然很好，很是开明和进步，但缺乏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基本都处在空想阶段，属于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这与今天，我国所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不能同日而语，我国现阶段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要建立一个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平等友爱、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高度和谐的社会。这是在我国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情况下提出的，这就有了政治保证。这还是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这时我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一千美元，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达到小康，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就有了更多的物质保障。尽管这些都是，墨子那个时代无法具备和不能想象的，但墨子仍然站在他所处的时代的最前端，为今天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留下了很多珍贵材料和经验，而墨子“兼爱”思想也必然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发扬光大。

篇4

[关键词]墨子；和； 兼爱；社会和谐

[中图分类号]B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8)03-0045-04

一、墨子社会和谐思想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架构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天下共主”的大一统政治格局被打破，受封诸侯之间战事连绵，“春秋五霸”相继出现，诸侯之间为争夺利益，对内横征暴敛、对外大肆扩张，纲纪废弛，礼乐崩坏，社会开始大动荡大转折，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社会结构系统的解体与重建。

战事不绝和社会动荡，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也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创伤。面对这样的混乱政局，出生于手工业者的墨子，思想感情与劳动人民息息相通。理解处于社会下层的庶民对于社会的稳定、有序的强烈渴求，也更加关心国家和劳动者的社会经济生活。墨子和墨家学派独特的社会生活经历和劳动阶层色彩，是墨子和墨家学派提出一系列社会和谐思想的重要社会基础和思想根源。

在墨子的社会和谐思想体系中，“和”的社会民生理想是其最高诉求和最终目的，而“兼爱”的道德诉求和社会主张，则是其思想体系的主旨和核心。此外，墨子还提出了“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攻”等一系列社会建设措施，作为与其“和”、“兼爱”观点相协调、相配套的支撑并保障其社会和谐思想得以顺畅运行的社会架构和政策体系。

二、墨子“和”的社会民生理想

墨子关于“和”的思想非常丰富。现存《墨子》53篇中。提及“和”字的有3l处。其中，大部分的“和”表述的是一种融洽、协调、平缓的状态和境界，涉及对自然和调、国家和平、人民和顺、亲属和美等多方面的论述。

(一)“和”是天地万物的自然面貌

墨子认为，“凡回于天地之间，包于四海之内，天壤之情，阴阳之和，莫不有也，虽至圣不能更也。”“和”是天地万物的本真状态，也是天地万物有序运行的基础。即使是至圣明君治理国家，都必须与之相顺应，不能违逆这一“真天壤之情”。

(二)“和”是国家安宁的最高追求

墨子倡导“非攻”，反对攻伐掠夺。他指出，“当若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墨子历数了“好攻伐之国”发动战争给国家、百姓造成的灾难。认为战争的结果就是“上不暇听治，士不暇治其官府，农夫不暇稼穑，妇人不暇纺绩织红。则是国家失率，而百姓易务也”。由此，墨子反对大国的兼并扩张行为，以先王、仁人治国为例，积极推崇“天下和，庶民阜”“一天下之和，总四海之内”的社会和顺理想。为人君者，如果采取这样的治国方略，能广得天下赞誉，受到百姓的拥戴。也唯有如此，才能达成“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的美好社会境界。

(三)“和”是人际关系的理想状态

在墨子看来，君王治国、官吏理事，必须注重人际调适。人际关系调适和顺，上下一心，敌国不敢觊觎，“上下调和，是故大国不耆攻之”。在战场上，更要强调团结一致，齐心退敌。进攻时要能“和合之”，退守时要能“和心比力兼左右，各死而守”。否则，一旦出现“将不勇，士不奋，兵不利，教不习，师不众，卒不和，威不圉”的情况，就会引发战败祸乱。

(四)“和”是家庭美满的重要纽带

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墨子关于“和”的家庭伦理思想十分丰富，涉及父子、兄弟、夫妇关系等各个层面。墨子认为，“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家庭和睦相处是社会谐和的重要基础。反之，如果社会和家庭内失去礼节，“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如果家庭出现争斗，“父子、兄弟作怨仇。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

三、墨子“兼爱”的社会政治主张

“兼爱”、“兼相爱”是墨家学派坚持的一个基本的伦理规范、道德要求和社会主张。“兼”，有“整体”、“无差别”的含义。墨子主张“兼爱”、“兼相爱”，倡导普遍平等的相爱互助。与儒家的“爱有差等”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

(一)“兼爱”：顺乎天意

春秋战国时期，作为人格神的“天”，依然在统治者和百姓中间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墨子提出的“兼爱”、“非攻”、“尚同”、“尚贤”、“节用”、“节葬”等一系列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意志，但还是大量借助了对“天意”、“天志”的仰仗，以此达到顺利推行其政治学说的目的。这反映了墨子有神论世界观的局限性。

墨子认为，“兼爱”之说顺从了天的意志，“顺天之意何若?曰：兼爱天下之人”。顺从天意。就能得到好的结果，反之，就会受到惩罚。“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他还进一步指出，古代的圣王禹、汤、文、武，就是“顺天意而得赏者也”，而暴王桀、纣、幽、厉，就是“反天意而得罚者也”的典型。

(二)“兼爱”：法自先王

墨子推行其学说，有一个基本的准则，就是“言必有三表”。所谓的“三表”，就是“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其中的“本”，就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墨子说，“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而“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文王取法焉”即“兼爱”之说，取自于先王，于古有据。他所提倡的“兼相爱、交相利”，也是“自先圣大王者亲行之”。墨子认为，圣王禹、汤、文、武，正是因为“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所以才得到天的福佑并且“天下之庶民属而誉之，业万世子孙继嗣”。

(三)“兼爱”：治国良策

墨子认为，治国要抓住根本，即“择务而从事”。而“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即“兼相爱、交相利”就是当世治国理政的大道，是必须努力实践的要务。墨子认为，“兼相爱、交相利”，于国有利，于民有利，实行起来并不是一件难事，“譬之犹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于天下”，指出“兼爱”是不可阻遏的，就好像火要往上窜、水要往下流一样，不能强加堵塞。

墨子指出，“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兼爱”还是保障国家安宁、遏制战乱的重要手段。做到了“兼爱”，就能把他国视为己国，这样一来，“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做到了“兼爱”，“强不执弱，众不

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天下也就得以安宁祥和。

(四)“兼爱”：社会和顺

墨子认为，实行了“兼爱”，伦理道德的秩序就能得以维持，社会就能和顺发展。“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兼爱”应该是人人遵守的社会风尚，“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爱别人的人，大家也会爱他；处处为他人着想、为他人谋利。会得到大家给予的报答。对危害他人的恶人。也必然会遭致全社会的疾恶如仇。这样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墨子认为实现起来并不难，只不过是当权者不愿意去做罢了。

四、墨子的“尚贤”、“尚同”、“节用”等社会建设思想

墨子社会和谐思想的核心，是“和”的民生理想，而“兼爱”则是实现这一理想的唯一途径。当然，墨子深知，“兼爱”这一道德诉求的最终实现，还需要有相应的社会架构和政治体系作为支撑和保障。因此，墨子从其小生产者的立场出发，也提出了“尚贤”、“尚同”、“节用”、“非攻”等一系列社会建设思想。

(一)“尚贤”：倡导选贤任德，尚贤使能

“尚贤”。就是崇尚贤德之人，把德才兼备的人选，参与国家管理事务。墨子把“尚贤”，看成是“治国之本”。

墨子痛陈当时社会任人唯亲的社会弊端，他说，现在的王公大人，如果家里有牛羊不会宰杀，一定会去请好的屠夫；家里有衣服不会做，一定会去请好的裁缝：家里的马病了，一定会去请好的医生来治；家里的弓箭坏了，一定会请好的工匠来修，而不会找“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而到了治理国家的时候，王公大人就反其道而行之了，任用的都是些裙带关系、无能之辈，说明在他们心中，国家的分量还比不上一个坏弓箭、一匹病马、一件衣裳、一群牛羊啊!

墨子认为，贤人是“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贤才的多少，关系到国家的兴盛，因此，要“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给贤人以优厚的待遇。

同时，还要树立“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的思想，“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打破了传统的在贤才选拔方面只考虑世袭、等级的错误倾向。

(二)“尚同”：倡导国家统一，政令通达

“尚同”作为墨子的政治主张，就是崇尚国家统一，社会有序，政令通畅，上情下达。他说，“尚同，为政之本而治国之要也。”

墨子认为，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极易滋生祸乱。“古者民始生、未有形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墨子认为。国家意志不统一，思想混乱，是社会纷扰的根源。“上下相贼也。何故以然?则义不同也”，故而。必须“一同天下之义”、“一同其国之义”，在这里，“义”指的是社会公认的是非观念和价值标准。墨子同时强调，“同一天下之义”，要靠“发宪布令”。“善用刑者以治民”。只有这样，社会秩序才能一致，社会矛盾才能调和。

以“尚同”治国，还要注重上情下达。即“上下通情”。“上有隐事遗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积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数千万里之外，有为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赏之。数千万里之外，有为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罚之”。如果能做到这样，遍天下的人，都“不敢为暴”、干坏事了。

(三)“节用”：倡导勤俭节约，反对奢靡浪费

“节用”是墨子在社会生活方面的一个基本思想。在他看来，社会消费应以保持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为限，能供给民用即可，反对奢侈浪费。墨子认为，“去无用之务”，是“天下之大利”。如果国家“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就会得到很大的利益。如果国家“去其无用之费”，那么节约的财富“足以倍之”，可见节俭在增强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墨子在衣、食、住、行、丧葬等各个方面，都主张节俭。并痛陈奢靡之风盛行造成的社会危害。在他看来。穿衣服只要能“冬以御寒，夏以御暑”即可，而不能像王公贵族们“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因为这样的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饮食只要能“充虚继气，强股肱，使耳目聪明”就行。而不能像王公贵族那样追求“美食刍豢蒸炙鱼鳖”，这种“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的强烈对比，只能激化社会矛盾。住房只要能“御风寒”、“别男女之礼”即可，而不能像王公贵族那样动辄“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这种奢靡之风如果“左右皆法象之”，国家的财力就不足以赈济灾民、养育孤寡，结果就会造成“国贫而民难治”的恶果。出行造车方面，只要能“完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即可，这样“用财少而为利多”，是老百姓“乐而利之”的事情。在丧葬方面，墨子制定了“节葬之法”。“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菹漏，气无发泄于上，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矣”。墨子认为，丧葬要以有利于人们的生产生活为目的，不用长时间守丧。墨子认为他的观点“不失死生之利”。即对死者、生者都有好处。

此外，墨子在文化娱乐方面主张“非乐”，即反对统治者“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的做法。在当时，音乐舞蹈等还仅仅是王公贵族消遣享乐的一种文化特权。墨子认为，统治者如果不把社会生产作为治国要务。不把国家财力用于百姓安康，而是耗费大量的国家财力、人力去奢侈享乐，“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结果必然是“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会给人们带来深重的灾难。当然，墨子也说，他并不是否认文化娱乐可以给人以美的享受，只是反对纵情声色、忽视民生的做法。

五、墨子社会和谐思想的现代价值

墨子的社会和谐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奋斗目标，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墨子追求“和”、倡导“非攻”，符合我们一直坚持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符合我们始终不渝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墨子强调“上下调和”、“和心比力”，也有助于我们建立团结一心，安定有序的社会秩序，减少社会冲突，及时化解各种矛盾，为建设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墨子倡导“兼爱”，主张“视人如己”，是实现人与人之间诚信友爱的社会根基。当前社会上存在着的很多不和谐的社会现象，如人际关系脆弱，社会信用缺失，群体性对抗事件日趋频繁等，正是人际关系恶化的表现。倡导“兼爱”，伦理道德的秩序就能得以维持，有助于形成一个相亲相爱、诚信和睦的社会人际关系。为建设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人际环境。

篇5

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项放踵，利天下，为之。

释义 一根汗毛也不肯拔比愉非常吝啬自私。

故事 墨子，名翟，是站国时期的大思想家，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主张“兼爱”，反对战争。

差不多与墨子同一时期，有一位叫杨朱的哲学家，反对墨子的“兼爱”，主张”贵生”“重已”，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反对他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自己对他人的侵夺。

有一次，墨子的学生离滑厘问杨朱道：“如果拔你身上一根汗毛，能使天下人得到好处，你干不干?”

“天下人的问题，决不是拔一根汗毛所能解决得了的!”

离滑厘又说：“假使能的话，你愿意吗?”

篇6

关键词：墨子；墨家；兼爱；非攻

先秦诸子百家中，影响最大的自然要数儒、墨、道、法四家。但能够在历史长河中洗尽铅华，与新时代的要求契合的却很少有像墨家那样低调却充满内涵。

关于墨子

我们无从了解墨子，因为历史留下了空白。我们只能通过一些记载推断。在翻阅各类记载，司马迁仅在在《孟荀列传》中谓：“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孙诒让《墨子年表》，以为墨子至年代在公元钱四六八一年――前三七六年之间或以应在公元四七九一之间，因公元钱三八一为周安王二十一年，吴起死。而《吕氏春秋・上德篇》记群臣攻吴起，其时墨家巨子为孟胜，则显然在吴起死以前墨子已死。但无论如何，墨子气人之时代必定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则无疑。认为孙诒让所考不如汪中考的精确，汪中考认为墨子实与楚惠王同时。

关于墨子学说

冯友兰先生认为“墨子是孔子的第一位反对者”。冯友兰先生比较两人的主张，认为孔子对周代早期的传统典制、礼仪、音乐、文学都抱同情理解的态度，并从伦理上予以解释，论证它们的意义。墨子则恰恰相反，质疑它们的合理性和实用性，并力求使之简化，而且照他看来更为适合。

劳思光先生认为墨子思想之中心，在于“兴天下之利”。“利”指社会利益而言，故其基源问题乃为：“如何改善社会生活？”此“改善”纯就实际生活情况着眼，与儒学之中文化德性有别。故墨子学说第一主脉为功利主义。对于社会秩序之建立，墨子特权威主义观点，以为必须下同乎上。此为墨子思想之第二主脉。由功利注意之观念，乃生出非乐、非攻之说；由权威注意之观念，乃生出天志、尚同之说；然此两条主脉皆汇于兼爱说中。故以下论墨子之学，即自兼爱着手，再逐步展示其权威主义与功利之理论。

先生认为“墨子的学说处处和儒家有关系”《淮南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吕氏春秋・当染篇》说史角之后在于鲁，墨子学焉。可见墨子在鲁国受过教育。这个儒墨关系是极重要不可忽略的。

牟宗三认为诸子的思想首先出现的是儒家，然后是墨家，所以最先是儒墨相对立。儒墨道法这四家是相干的，因为这四家有一共同的特点，也就是说，他们是针对周文之疲弊而发。墨子的那一套思想是以功利主义的态度来看周文，所以主张非儒、非乐、节葬……等。荀子批评墨子说「上功用，大俭约而差等（非十二子篇）。上功用是说墨子以功用为上，大俭约而差等，是以俭约为大而那个亲亲之杀，尊尊之等。墨子的思想是很浅的，他对于这个亲亲之杀和尊尊之等并不了解。墨子对于这个尊尊之等、亲亲之杀就不了解，所以墨子落在素朴的功利主义的思想。他认为周文的礼繁琐浪费，所以他不法周，他法夏，法夏禹。

唐君毅先生说墨子是次于人文，次于人文就是不及，没有达到了解人文价值的必要性，所以他才以功利主义的观点来反人文。

关于墨子学说的内容

劳思光先生从“兼爱”、“天志与权威精神”、“尚同与国家论”、“非攻、非儒、非乐――墨子之文化观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阐述。而尤其是

“兼爱”：所谓“兼爱”，即普遍互爱。此种主张本不足为奇，但墨子之主张兼爱，则是自治乱问题着眼，而非一道德意义之理论。《兼爱》上首揭此义云：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此知乱之所自起，焉就治之，不止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

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中认为墨子的社会政治主张具有内在矛盾，墨学具有阶级性。他认为墨子的社会政治主张有着鲜明的人民性和强烈的批判精神，同时也有着保守、改良和空想的特点，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矛盾。第一个矛盾是既为劳动者呼吁，又讲全社会同利，即思想的特定的阶级内容与普遍性形式之间的矛盾；第二个矛盾是平等互助观念与等级观念同时并存；第三个矛盾是一方面讲究实际、注重实行，另一方面又富于幻想、迷信说教。并认为其矛盾是当时小生产者阶级的二重性的深刻表现。

张丽珠8认为墨家哲学以“兼爱”为核心思想，包含追求富利的经济思想（黜奢崇俭的实用主义倾向和推崇劳动价值）和“尚贤使能”的政治思想。

肖父和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则是从西方哲学的思想来看待墨家学说，认为其是以“必以众之耳目为实”为基准的唯物主义经验论。认为墨子在哲学上的主要贡献集中表现在认识论方面，在先秦哲学家中，他是第一个运用经验论反对先验论的哲学家。

刘文英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结合了各家的意见，它赞同了劳思光先生的“兼爱”思想。也认为“非命”与“天志”存在内在矛盾。同时也赞同墨学推崇功利的价值取向。它甚至也觉得墨学注重经验的认知理论。

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著的《中国哲学史》认为墨子从小生产者利益出发，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为衡量一切思想和行为的价值的标准。墨子在先秦各派思想家中明确提出要重视辩论，并开始对认识论问题做初步的自觉的探讨。墨子还提出，天子要上同于天，只有天的意志才是最高的意志，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最高和最后的标准（墨子的天基本上继承了过去宗教思想中关于上帝的品性，是主宰一切的有意志的天）。

郭奇勇编著的《中国哲学史》则更为笼统的将墨子邪恶学说和后来的墨家思想归在一起谈论。其内容也没有超出上述学者的观点，他更为突出的是系统阐述了墨学迅速衰微的原因。

墨家学说在当代

当代研究墨子学说的人越来越多，主要涉及的有墨家与儒家、墨家与易经、墨家的公益伦理以及墨家逻辑的当代意义等等方面。这些都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对墨家思想进行了深入挖掘。

霍国栋博士就墨家“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进行了阐述，认为“义”是墨家学说的伦理总则和精神实质，兼爱、非攻等道德原则是义这一上位概念下的具体原则。“义”在墨家思想体系中具有法天、兴利、举公的内在特征。法天明“义”思想和儒学的道统精神共同孕育了后世对恶政的批判和改造精神，以利达义思想首倡了群体导向的功利主义，举公正义思想是传统社会大同情怀的重要渊源。墨家“义”思想启示我们要建立惩罚机制，维护道德有效运行，倡导友爱互助，建立和谐人际关系，防止假公济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彭柏林14博士认为墨子针对“别相恶”的社会现象提出了“兼相爱”的公益伦理原则，主张不分人我，不分亲疏，以及不别贵贱、强弱、智愚、众寡地彼此相爱。从“兼相爱”的公益伦理原则出发，墨子提出了“交相利”的公益伦理实践路径，认为人与人应该相互帮助，不能只顾自己不管别人，更不能损人利己。在公益伦理评价问题上，墨子主张把“志”和“功”有机地统一起来，提出了“合其志功而观”的公益伦理评价原则。墨家的公益伦理思想不仅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在当今时代也未失去其现实意义。

夏当英则从庄子的视界分析墨子思想，认为在庄子视界中，墨家为救世而注重功用、“自苦为极”，但这种精神违背了随顺自然的道德本质，背离了人之常情，故而很难得到社会的支持。《庄子》书中多处批判儒墨之争，认为墨家“排儒”的基本内容是非毁儒家礼乐，但对其过分排斥审美、情感的极端实用的行为并不赞赏。另外，庄子提出墨家衰落源自墨者团体对规则遵守的难以为继以及派系纷争。

杨武金认为墨家逻辑和西方逻辑都研究了推理及其正确性问题，都认为前提和结论之间是一种“必然地得出”的关系。但墨家逻辑由于与社会现实需要联系更加紧密，它主要考虑的是证明和反驳层面上的问题而不是对一般推理形式的研究，而且由于解释和解决现实社会政治伦理问题的实际需要，墨家逻辑更多地偏重于关注概念内涵之间的关系。墨家逻辑对于当代世界逻辑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综上所述，各位大家对于墨子及其学说有着不一样的评述和解析，但是不可否认墨子及其思想在先秦时期具有非凡的意义和地位，对于当代社会也是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墨家学说超脱了历史范畴，其思想内涵包含了人类的共同的理想，爱人与不伤害他们，是人类性的体现，也是人共同发展的愿望，是追求同一的理想践行。（作者单位：吉首大学哲学研究所）

参考文献

[1] 陈玉明著《墨家何以成为历史上的失踪者？》人民网，2013-12-22

[2] 牟宗三著《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1月

[3] 肖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02月

篇7

关键词： 墨子 伦理思想 道德实践 现代价值

在先秦诸子中，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是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享有圣名的思想家。他所创立的墨家学派是当时唯一能与儒家思想分庭抗礼的学派，正如韩非子所评价的那样：“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韩非子·显学》）由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原因，墨子的思想在秦汉以后逐渐被儒家思想所淹没，其在哲学、政治学和伦理学等方面的许多精华未能得到很好的挖掘和整理。今天我们重视墨子的思想，特别是墨子的伦理道德思想，将其时代价值发掘出来，这对于现代中国的道德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墨子的核心道德观：“兼相爱、交相利”

“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子用以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道德原则，是墨子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墨子认为：“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生者，以不相爱生也。”（《墨子·兼爱中》）就是说，人们之间的相互争斗、相互怨恨，都是由于不相爱造成的。于是他提出用“兼相爱，交相利”的方法来改变这种状况，“兼”就是相互、彼此的意思，与“别”相对。“兼爱”就是人与人之间，不分亲疏贵贱，无差等地互相爱，视人若己。即“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提倡“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对朋友要做到“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墨子·兼爱下》）

墨子讲“爱”，常常与“利”联系在一起，认为“爱利不相为内外”（《墨子·经说下》），在他看来，“兼爱”之所以正确可行，正因为“兼爱”能兴天下之利，“姑尝本原若众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恶人、贼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爱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爱人而利人者，别与？兼与？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与？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墨子·兼爱下》）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天下人就会互相爱，彼此的利益就会合而为一，天下人的利益就会合而为一，那么家庭和睦，国家安定，天下大治就是很自然的。这样，墨子就把“兼爱”的道德理想落实到了现实功利的基础之上，以是否合于“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作为判断一切思想行动是否正确的标准，进而提出了功利主义的义利观。需要强调的是，墨子所说的“利”不是个人私利，而是公利，是“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天下之利”、“万民之大利”。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墨子崇尚功用，注重实效。他说：“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古之知者之为天下度也，必顺虑其义而后为之……利人多，功故又大。”（《墨子·非攻下》）仁人智者的行为必然会表现为现实的利益和实际的功用。

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道德观不仅对我们今天处理人际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有重要启示。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早已成为世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平共处，作为国际关系准则，它要求国与国之间，不分大小，不论强弱，都应视彼此为国际社会中平等的一员。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是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力主“和平共处”，仍具有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和平共处”的思想，是老一辈政治家们聪明才智的结晶，更是受到了墨子“兼相爱，交相利”思想的启迪。

二、墨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尚同，尚贤”

“尚同”是墨子政治伦理思想的重要内涵。所谓“尚同”，简单地说就是国家的各级官员自上而下要在思想上保持一致，下级要严格服从上级，“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以之所非，必亦非之”。（《墨子·尚同中》）这种集权专制的主张从表面上看来似乎与墨子一贯强调的百姓人民之利格格不入，也是墨子学说中引起非议最多的地方。事实上，在墨子看来，“尚同”与“百姓人民之利”不但没有矛盾，相反，它正是“兴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弊”，治世之乱的根本方法和必要手段。墨子认为，天下之所以大乱，是因为人们思想价值观念的不统一“一人有一人之义，人人各是其义而非人之义”（《墨子·尚同中》），人与人之间互相指责、非难，结果导致天下大乱，人们无法安民乐业。而思想上的不统一可以用政治上的“尚同”解决，由“政长”“一同天下之义”（《墨子·尚同中》），人们的思想行为逐层尚同，和上级保持一致，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天下就会大治。这里有一个问题：天子及各级行政官员的“义”的标准就一定是正确的吗？这在墨子那里，这根本不是问题，因为上自天子，下至乡里之长，都是“贤良圣知辩慧之人”（《墨子·尚同中》），他们自然会以为天下兴利除害为己任，有能力避免天下之乱。墨子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提出的所有主张都是针砭时弊的。他说：“国家昏乱，语之尚贤尚同。”（《墨子·鲁问》）正是因为墨子看到当时诸侯割据，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才提出了“尚同”的主张，墨子要求君主集权、国家统一的主张在当时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

“尚贤”是墨子政治伦理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为政之本。“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墨子·尚贤上》），即使是“农与工肆之人”，只要是那些“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尚贤上》）的贤能之人，就可“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墨子·尚贤中》），对于那些“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墨子·尚贤中》）。墨子还对人才的标准作了进一步探讨，他说：“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墨子·尚贤下》）可见能否安世济民是墨子衡量贤者的重要标准。在人才的选拔上，墨子注重的是“德”，用“列德而尚贤”、“以德就列”的方法举贤，认为“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墨子·尚贤上》），视德义来纳贤。

墨子的“尚贤”思想对我们今天选拔任用干部仍然具有重要启示，墨子提出：“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尚贤上》）就是说应根据个人德行安排官职，根据官职确定应该做的事情，根据业绩进行赏赐，根据功劳确定俸禄。他认为应废除行政官职的世袭制与终身制。缺乏行政管理才能的人就应当从行政职位上退下来，让有才能的人充实领导岗位，行使领导职权，治理国家，这与我们今天德才兼备的干部选拔任用准则有不谋而合之处。

三、墨子的道德实践精神：“赴火蹈刀，死不旋踵”

在先秦诸子中，墨子的道德实践精神是独具特色的，他不主张通过“坐忘”、“内省”等道德反思方式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而十分重视实践在个人品德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墨子说：“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矣。”（《墨子·修身》）即主张身体力行。墨子认为“言”与“行”相比，“行”更重要，并认为作为一个主政者尤其要重视“行”。他说:“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墨子·修身》）如果光说不做，言行不一，则即使口头上讲得再动听，也只是空谈。他说：“言足以复行者常（尚）之，是荡口也。”（《墨子·耕柱》）在道德实践上，墨家成为一大典范，为中华民族树立了一座丰碑，为历代所敬仰、推崇。庄子说:“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人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庄子·天下》）孟子评价道：“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刀，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淮南子·泰族训》）

伦理道德规范只有最终体现于实际行动之中，才能表现出利他、利社会的道德行为，从而产生社会效应。否则，任何伦理信条、道德规范必然是空洞的，毫无价值可言。墨子的道德实践精神正是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这对于今天提高广大社会成员的道德修养，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四、墨子的节俭思想：“节用，节葬”

篇8

关键词：墨子 经济公正 伦理基础

墨子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墨家的经济伦理思想中蕴含丰富的经济公正思想。墨子在从事经济活动时，从道德原则和政治规范出发，规导和约束人们在经济活动的伦理观念和价值导向，因此，墨子经济公正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深厚的伦理基础，主要体现在“人之所欲”的自然人性论、“义，利也”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赖其力者生”的劳动价值观、“交相利，兼相爱”的社会理想观等四个方面。

一.“人之所欲”的自然人性论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思潮的基本趋向是研究人际关系和安排社会秩序。以孔子、墨子为始端的诸子思潮提出的人性理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强调人的自然属性的存在，二是强调至善至仁平等的人道原则，三是强调人性的社会属性，指明社会各阶级在追求物欲合理的同时，一定要有理性的克制。①

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相对宽松的大环境下，人们开始放下思想的包袱，学者们之间进行自由的交流，而人的自然属性也开始被人们理性的认识到，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正是基于对人的自然属性的思考，独立平等的个人意识逐渐发展起来。墨子是小生产劳动者的思想代表，深刻体会到人的自然属性存在的重要性，明确指出自然人性存在的合理性。他多次提到衣、食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喜福厌祸、欲生憎死是人的共性，人的生存和繁衍是“人之所欲”的主要内容。为此，他提倡节葬，反对儒家的服丧礼制，认为儒家三年服丧的时间太长，严重破坏了男女两性之间正常的结合和生育的时间，阻碍了人类繁衍下一代的任务。墨子在《墨子・节葬下》中说到“此（指久丧之礼――作者注）其败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众，譬犹人负剑而求其寿也。”②墨子重视男女两性的欲望满足，是因为他把人口的生存和繁衍看作是国家发展和百姓生存的根本。因为男女两望得到满足的过程，就是一个人口再生产的过程，是人类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从国家来说，在古代农耕社会，人口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重要因素，国家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有尽可能多的人口;从百姓家庭来看，人口的多少是家庭生产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对小生产者来说，生活资料只能维持自己和家庭生存的需要。如果生产过程中偶遇天灾人祸，他们的家庭就会面临灭顶之灾。因此，古代庶民也非常重视人口的繁衍。

墨子对自然人性论的理解，是基于小生产劳动者求温饱，求生存的要求。他把老百姓的衣食温饱、人类的生存和繁衍作为“人之所欲”的具体内容，表明墨家非常重视维持人生存的经济活动。对自然人性的理解和认识，奠定了墨家经济公正思想的人性基础。

二.“义，利也”的功利主义价值观

墨子主张言利，与儒家的“罕言利”不同。在《墨子・兼爱》中墨子提到：“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②墨子这里说的天下之利、天下之害分别指的是什么呢？墨子认为，两者的主要区别是社会和谐与否：人与人之间是否“兼爱”，国与国之间是否“非攻”。鉴于此，墨子主张提倡“兼相爱，交相利”，即墨子所说的“爱”是一种不分等级、亲疏、贵贱的平等之爱，和儒家主张的爱是有明显差别的。③

“利人”、“爱人”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行为。表面上看，虽然有或多或少的自我牺牲，但是，由于爱是相互的，对等的，所以，从长远角度来看，人的道德行为的付出，总能得到对方相应的甚至更多的利益回报，使自我利益的实现是蕴藏在利人、爱人的过程之中，具有典型的功利主义色彩。其实从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两者的关系看，墨子所提倡的“兼爱”、“交利”思想，既是功利主义，又是利他主义，两者共同存在于一个统一体之中，即利己等于利他，最终目的是为了调解个人和他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因此，墨子的利己主义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

尽管我们可以从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观点看出，一个人自我利益的实现，是蕴藏在个人的道德化行为当中，但是，墨子的功利主义观并没有使他走向极端利己主义，原因在于他提出了“万事莫贵于义”的观点。墨子认为，生命虽然对于人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但“义”是比生命更重要的。墨子的义利观与儒家的道义论都强调了道德原则的崇高性，然而墨家的“义”与儒家的“义”是有明显区别。儒家的“义”强调的是“礼”，而墨家的“义”强调的是“利”，这里的“利”实际上指的是公利或他人之利。墨子本人并不否认人有利己之心，但只要采取了“交相利”的方式去追求个人的私利，就是正当的、合理的、公正的，是“义”的行为。因此，墨子所说的“义”是“利人”，而“不义”指的是一种损人利己的行为。

儒家的“利”因个人主体的视野受到限制，仅仅只看到自己的私利，使个人主体在追求自我利益的过程中无法顾及到他人的利益。很明显，儒家“利”和“义”两者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矛盾，因此孔子主张“见利思义”。墨子则认为，个人义利的实现与满足都是人的内在需求，两者满足方式上可以基本一致：儒墨两家都主张爱人，但在爱人的方式上却不同。儒家的爱是有等级之分，而墨家的爱是无等级之分。因此，墨子说的“义”是一种“兼义”，是一种无差等之义，他在《墨子・耕柱》中曾经说到：“义”是“良宝”，故当“贵”之。而“义”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可“利人”，在“利人”的同时可以实现“利己”。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②由此可见，墨家“义”的价值打上了很强的功利主义烙印。

后期墨学基本上继承了墨子的功利主义经济公正思想。在义利两者关系上，后期墨家提出了“利，得是而喜，则是利也。其害也，非是也”④的命题。他们认为，“利”是建立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种价值关系，不同的主体，“利”的意义也是不相同的。至于“义”，后期墨家也提出了“义，利也”的观点，指个人主体要以天下之利、他人之利为目标，至于自己有没有得到“利”，这不是最重要的。是否为“义”，关键在于个人主体的行为是否为客体带来了“利”，而主体自己是否得“利”，不是作为判断“义”的标准。这就说明后期墨家的义利观仍然是具有功利主义的色彩。

三.“赖其力者生”的劳动价值观

墨子认为，经济发展决定着国家政治的发展。他在《墨子・七患》中说：“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②墨子这里所说“五谷”是广大民众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资料。老百姓没有粮食，不仅是统治者没有饭吃，也意味着老百姓不能从事任何劳作了，整个国家就会处于一个瘫痪的状态。因此，墨子在《墨子・七患》中说：“食者，国之宝也，不可不护之”。②由此可知，在墨子看来，“食”是国家的“宝”，失去了这个“宝”，国家就不能正常健康的运行。

既然“宝”这么重要，那么该怎么保护它呢？墨子认为，在经济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对于一个国家和人民的贫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实现强国富民的目标，《墨子・修身》中提出“其生财密，其用之节”，②即增加生产、节约消费的办法。墨子明确指出：人与动物的主要区别是，动物依靠本能自生自灭，人想要生存，可以通过劳动。鉴于此，墨子在《墨子・飞乐上》中提出了“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死”②的观点。这种把劳动作为区别人和动物的观点难能可贵。墨子主要把劳动作为区别人禽标准，重点强调了劳动的重要性，劳动是人类社会产生的起源，同时赋予了劳动崇高的伦理地位。①

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发展经济，墨子认为，可以采取两个办法：一是增加劳动者的数量，增加人口。可以通过增加生产（“固本”以“生财”）和节约消费（“节约”）来增加国家的总财富，其中增加生产是最根本的方面。这里的“本”指的是农业生产。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传统社会，劳动力的多寡是影响农业生产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墨子认为，古代“圣王”所创立的婚姻法对年龄的规定，就是为了尽快增加人口的数量而考虑的。而在当时的环境下，人口数量并没有增加，主要原因是统治者不实行“德政”造成的，统治者应本着“兼爱、非攻、节用”原则行事，只有这样人口数量才有可能增加。因此，劳动力数量增加问题并不是一个生育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道德问题。③二是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关键在于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墨子在《墨子・非乐上》中说到：“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②从事生产劳动需要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墨子还反对儒家“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思想，提出了“非命”观点。墨子指出贫穷不是命中注定，而是自己不积极从事劳动生产所造成的。

此外，墨子还批判了不劳而获的思想。他肯定劳动的道德价值，坚决反对偷盗等不义行为。特别是通过战争形式掠夺他人财富的行为，墨子给予了猛烈的批判。墨子始终把劳动作为人们获取社会财富的正当途径和手段，赋予劳动十分重要的伦理地位。

四.“交相利、兼相爱”的社会理想观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之间不断地进行争战和掠夺，使各个社会阶层，特别是社会底层的庶民对安居乐业具有强烈的渴望和追求。他们从本身立场和角度出发，憧憬着自己的社会生活，描绘各自理想社会的蓝图：孔子强调“克己复礼，天下为仁”的大同社会，以调和阶级的矛盾，调整各阶级的利益;老子的提出“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明哲保身、互不干扰为基本目的;墨子则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理想社会，以人人平等，有财相分，有利相交，彼此互爱为基本价值追求。

在《墨经》中，“兼”表示“整体”、“全部”的意思，兼爱主要强调的是爱的范围的广泛，要“兼爱天下之人”。在墨子看来，无论是自己还是别人，无论出身高贵还是低贱，都是被爱的对象，这个爱的对象范围应该是“天下之人”，也就是整个人类。因为墨子是小生产劳动者的代表，当时的小生产者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庶民，他们付出了很大的劳动代价，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物质财富，但自身却过着非常艰辛的生活，因而对社会贫富不均的现象特别敏感。针对这种现象，墨子提出“兼爱”的思想。在“兼爱”的问题上，墨子认同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等级差别，却又要求人们不分差别地彼此相爱，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在中国古代的阶级社会中，这种超阶级的“兼爱”只能是一种美好的幻想，根本没有实现的社会基础，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墨子不可能意识到兼爱思想的空想性。

与“兼相爱”紧密相连的，是墨子“交相利”的实利主义道德原则。墨子经常把两者并提，因为在他看来，爱就是利，利即为爱。“兼相爱”是内在的道德情操，“交相利”是由这种道德情操外发出来的实际行为，没有实际的“利”，就无从谈“爱”。墨子认为，“圣人有爱而无利”是儒家的言论，是外行人的说法，墨家的主张是“爱利”并言，即把义、爱等观念同利益、功利直接联系起来。因此墨子要求人们在“兼相爱”的同时，还要求“交相利”。只有人人都做到了“交相利”，才能最终实现“兼相爱”的社会理想。

墨子的兼爱思想，在我们全球化和现代化的今天，面对日益盛行的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上，墨子的经济公正思想从人欲、互爱、利义等方面阐述了墨家的经济思想，如“去私行公”、“余财相分”、“平等互利”、“强本节用”、“兴天下利”等观点。建立在墨子伦理思想基础上的墨家的经济公正思想，一方面功利主义色彩浓厚，强调“以力得富”、“以劳殿赏”，重视农业生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另一方面还提出了在经济活动领域要“兼相爱、交相利”，提倡勤俭节约等主张，间接的保护了自然资源，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历史进步意义。

参考文献

①邢兆良.墨子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②周才珠，齐瑞端译注.墨子全译[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

③唐凯麟，陈科华.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清）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M]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1.

篇9

[关键词] 宫腔镜手术；子宫内膜癌；组织病理学；病理分期；诊断

[中图分类号] R737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2）02（b）-0178-02

子宫内膜癌又称子宫体癌，是女性生殖道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占女性全身恶性肿瘤的7%，占女性生殖系统癌症发病率的20%～30%[1]。近年来，子宫内膜癌的发病率有上升趋势，并且有年轻化的特性。为此，早期准确诊断和有效治疗子宫内膜癌成为治疗该病的重点。宫腔镜检查应用于子宫内膜癌的诊断和治疗价值已经被许多临床研究所证实，现将本院应用宫腔镜诊治子宫内膜癌32例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09年4月～2011年4月本院临床表现为绝经后阴道流血，在术前行宫腔镜检查疑为子宫内膜癌患者32例，年龄为63～70岁，平均（66.34±4.57）岁，绝经时间为9～20年，平均（15.47±6.73）年，合并高血压3例，合并糖尿病5例，高血压合并糖尿病2例。32例患者均在术前行宫腔镜检查，其中病理检查分期Ⅰ期为19例，Ⅱ期为8例，Ⅲ期为5例。

1.2 取样方法

嘱患者排空膀胱，取截石位，进行常规外阴、阴道消毒，用宫颈钳夹宫颈，用探针探明宫腔的深度、方向，用1%利多卡因5 mL喷于宫腔内膜表面，排空镜鞘和光学镜的空气，再缓缓置入宫腔，将5%葡萄糖溶液作为膨宫剂注入宫腔，压力在70～100 mm Hg，待其充盈、视野明亮后，转动镜体依次观察宫底、宫腔各壁，子宫角、输卵管开口、宫颈内口和宫颈管的形态，可疑处定点取材送病理检查。

1.3检查方法

经组织学证实为子宫内膜癌，均给予手术进行治疗，采取全身麻醉的方式，行开腹手术。术前均采用宫腔镜进行探查，探查合并腹水的患者直接取腹水送细胞学检查，无腹水者用0.9%氯化钠溶液200 mL注入腹腔。再进行仔细观察，探查盆腔和腹腔，触摸有无表面异物，并对其进行活检，对横隔进行活检。术中对大网膜可疑病灶进行切除，对切除的子宫进行剖检，判断其浸润深度、肿瘤大小和累及情况。所有标本均连续5切片，石蜡制片，进行病理组织学检查（HE染色，×40），OlympusBX51显微镜下观察。

1.4 统计学方法

本组诊断结果的数据采用卡方软件V1.61版本进行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宫腔镜检查与组织病理学诊断结果比较

32例经宫腔镜诊断，1例为不典型性增生，30例为子宫内膜癌，1例为肉瘤。手术病理结果诊断为不典型增生0例、子宫内膜癌31例，肉瘤1例；宫腔镜诊断符合率为93.75%，宫腔镜检查与病理检查的诊断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1。

2.2 宫腔镜检查的术后分期准确率对比

在术前宫腔镜的病理分期Ⅰ期19例患者中，术后证实为Ⅰ期的有17例，Ⅱ期2例，准确率为89.47%；术前分期为Ⅱ期的8例患者中，术后均证实为Ⅱ期，准确率为100%；术前Ⅲ期5例患者中，术后证实为Ⅲ期4例，Ⅱ期1例，准确率为80%。宫腔镜检查与术后病理检查的分期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3 讨论

目前临床用于诊断子宫内膜癌的方法包括B型超声、子宫超声学造影、诊断性刮宫、宫腔镜检查、子宫内膜细胞学检查、核磁共振成像等[2]。其中B超只能在初步诊断为子宫内膜癌，Litta P[3]对220例绝经后异常子宫出血的患者，分别经阴道超声和宫腔镜及组织活检诊断研究其准确性。结果显示，>14 mm的子宫内膜，阴道超声的敏感度、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55.6% 、49.7%、83.3%、98.1%；宫腔镜检查的敏感度、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100％、49.6%、84.6%、100％。核磁共振成像在研究中[4]表明，其诊断深部肌层浸润子宫内膜癌的精确性为46.6%。诊断性刮宫是传统的子宫内膜癌确诊的手段，但是其不属于直视下操作，不能直接暴露宫腔和宫颈，对施术者的要求较高，不能清晰患者的子宫形态、内膜病变情况，也不能进行定位取材进行检验，对于临床分期和后期指导治疗具有一定局限性。

宫腔镜检查对于子宫内膜癌的诊断的优势与上述方法对比，具有以下几个优点：①其能在直视下选择定点取材，大大提高了取材的准确性。②其能够充分了解和观察子宫的形态，子宫内病变的范围和程度。③能够为术前提供较准确的临床分期，对手术方式的选择和预后提供重要的参考。④避免传统刮宫导致宫腔内疼痛、出血、子宫穿孔的并发症，减少了患者的痛苦。

总之，宫腔镜以其直观性、准确性、安全性克服了其他诊断方法的盲目性和局限性，成为诊断子宫内膜病变的“金标准”。

[参考文献]

[1] 杨丽，徐燕，梁莹莹．B超、诊刮及宫腔镜对子宫内膜癌的诊断价值[J]．现代诊断与治疗，2009，20(5)：298．

[2] 李莉，王玉珏．宫腔镜用于子宫内膜癌诊断的进展[J]．中国微创外科杂，2009，9(10)：896．

[3] Litta P，Merlin F，Saccardi C， et al. Role hysteroscopy with endometrial biopsy to rule out endometrial cancer in postmenopausal women with abnormal uterine bleeding[J]．Maturitas，2005，50(2)：117-123．

篇10

关键词：墨子；非命；强力从事；有命

中图分类号：B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2-0097-01

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割据混战，诸子百家，各执己见，在如此辉煌伟大之年代，墨家学派的诞生可谓锦上添花，使当时当代流彩熠熠。据《韩非子·墨学》记载：“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由此可知，墨家学其声势之浩大直逼孔孟，毫不逊色，可谓并驾齐驱。墨子思想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其观点主要有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非命等。这里主要讲下我对其观点非命的理解。

非命是针对儒家的有命提出来的，孔子说的命是一种人力无从知晓更无从干预的神道，是超越自然的客观力量，是人们无可奈何的先天必然性。人一生下来，强弱贵贱、贫富贤愚，甚至生死都已命中注定。墨子在《非命》中谈及有命论，道：“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寿则寿，命夭则夭，命虽强劲何益哉？”只要信奉孔子那套有命论，人们便只得安于生存境遇，相信一切都是上天安排，于是一生一世都抱着听天由命的消极混世观度日，到死都一副麻木不仁不知所往的状态。这样看来，对于统治者而言，有命论无疑是一剂理想的治民良药，统治下的群众各个安分守己；但有命论绝非治世之方，因为从长远看来，人民毫无进取心，懒惰穷苦之人岂不越来越多？社会怎么进步？有命论麻痹了广大群众甚至整个国家，并不知不觉中被推入了深不见底的黑洞。墨子在《非儒》中就强烈地谴责了有命论——“有强执有命以说议曰：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有极。人之知力，不能为焉！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而儒者以为道教，是贼天下之人者也”。故曰：为天下之大害者，有命论矣！

墨子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非命论，并主张强力从事的积极处事态度，以代替听天由命的消极人生观。墨子的非命论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上至王公大臣卿大夫，下至村野农夫妇人，皆可通由自身努力改变现状，若一味信奉有命论，则民无温饱、天下大乱，故曰：“王公大人怠乎听狱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则我以为天下必乱矣；农夫怠乎耕稼树艺，妇人怠乎纺绩织纴，则我以为天下衣食之财，将必不足矣。”墨子在《非乐》中亦斩钉截铁道“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鼓励民众勤勉耕种，同时也寄希冀于统治者，希望他们勤于政事。可见，在墨子看来，所有事情的成功，是个人的努力，以一颗勉励之心从事，个人才会富足，天下才会大治，太平盛世之景才不用粉饰，这一切与命又有何干系？墨子的非命论恰如一束火炬，光芒万丈，照亮黑暗的无底洞，让人们爬出洞口，重见天日，让社会重获新生。

非命论最重要的价值在于打破儒家那套贵贱差等、贤愚贫富皆由天定的宿命观，坚信人世所有不平等，后天皆可改变。墨子反对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针对“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墨子希望今之统治者能像古者圣王“尊尚贤而任使能”做到“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是故墨子大倡尚贤，甚至对于天子的选任，墨子在《尚同》一文中也隐约表达了应以同样的途径选立——“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墨子认为尚贤乃为政之本，“何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曰：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且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尚贤》中列举了舜、伊尹、傅说的例子，他们出身低贱但终究达富显贵于天下，这些例子成了抨击有命论的有力武器，进一步阐述了非命论的价值，告诫人们后天努力才是决定要素。同时针对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制度，墨子提倡兼爱，其本质是要求人们爱人如己。君王做到兼爱，才有可能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各个阶级的人，才会无视血缘等级，真正做到举贤任能，贤人治国，国家也才会长治久安，“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兼爱是一种全民互爱的理想模式，对于儒家的仁爱，墨子在《非儒》中有写“儒者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言亲疏尊卑之异也”，可见兼爱不同于儒家有差别的爱待，也就抛开了三六九等的等级差，蕴含了一种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那么后来的差距也都取决于个人后天的努力程度了。

尚贤、尚同、兼爱体现了墨子反对先天决定的宗法制标准，是辅助非命说的有力武器，而强力从事说又肯定了个人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强调依靠自身力量改变贫贱以达到理想目标。

“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墨子的非命论鼓舞了中国历代人民奋发进取，特别是在当代竞争激烈的形势下，我们更应发扬非命及强力从事思想，以积极进取之态存立于社会、存立与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