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收入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民收入，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在我国农村，种地的主力是老年人和妇女，青壮年劳动力大多选择前往大城市打工。近年来，农民外出就业数量持续增长，工资水平稳定提高

30岁的小伙子杨胜在北京干了多年油漆工，因为手艺不错，杨胜在大城市的打工道路还算顺利，找活基本上都是靠熟人介绍，有时候跟着装修公司干，有的时候自己单干。现在这个活就是老乡介绍的，一平方米墙面处理算12元，虽然价钱没有要太高，半个月下来还是挣到了6600元的可观收入。

盘算了整年的收入，杨胜能入账7万多元，加上妻子在北京干保洁挣的2万多元，杨胜家一年的打工收入能达到10万元。他很庆幸自己出来打工早：“如果在家种地，再怎么种也种不出这个效益。”

杨胜的老家在安徽省安庆市农村，家里的地一直是父母帮着种，6亩良田能种植三季稻。年景好的时候，早稻年收入在4000～5000元，中晚稻收入1万多元，再补种一茬油菜，能赚6000多元。地里忙活一年收入加起来也不过两万元出头。

杨胜坦言，现在各项花销开支大，光靠种地根本不够生活。“仅过年走亲访友置办年货就需要2万元，上一年老家喜丧事的礼钱就花了1.2万元，加上女儿每个月的生活费2000元，以及父母平时支出和看病费用，不出来打工根本不行。现在老家基本能出去的都出去打工了。”

和杨胜一样，曹珍祥也是外出务工的农民。不同的是，曹珍祥已经是60岁的老人了，没有什么技术，只能找些工资低的零碎活干一干。“太原、天津、北京等城市都打过工，现在为北京一家公司看大门，每个月给我2200元。”曹珍祥的老家在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云城村，家里的3亩旱田每年收成都很差，化肥农药人工成本这些年又在不断上涨，因此曹珍祥不得不弃耕打工。“家里有老人要照顾，妻子也有病，我和儿女们都外出打工来支撑这个家庭。”曹珍祥说。

农民出来打工的现象在我国广大农村越来越普遍。现在留在农村种地的主力已经成为老年人和妇女。农民外出就业数量持续增长，工资水平稳定提高。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三季度末，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17392万人，同比增加525万人，增长3.1%；外出务工劳动力月均收入2542元，同比增长13.0%。

家门口就业收入怎样？

种粮大户、专业合作社等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迅速成长，农村土地流转速度明显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参与到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中去

近些年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种地效益在不断提高，粮食亩产从2005年的309.5公斤增加到2013年的358.5公斤，平均每年增产5～6公斤。农村不少种粮大户因此增收致富，山西省夏县胡张乡小李村的村民徐武学承包的300多亩地一年收入可达18万元。

然而，对于大多数农民而言，人均耕地数量质量有限，无法达到规模化种植效益。有些田地收益甚至不能抵消日益上涨的成本投入。种地在普通农民眼里越来越显得“不合算”。越来越多的农民想要“走出去”，寻找新的就业增收渠道。

“以前农民即使想出去也不放心，地是农民的根，谁来种地始终是个牵挂。现在种地都是机械化操作了，也有了‘田保姆’，完全解放了拴在土地上的农民。”徐武学说。

种粮大户、专业合作社等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迅速成长，农业产业化不断发展，让农业生产呈现出全新的面貌。机械化操作全程覆盖，全国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进一步稳定，土地流转速度明显加快，并呈现出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中的趋势。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农户承包耕地面积为13.1亿亩，承包土地流转面积达到3.14亿亩，占比23.9%，其中流转入农户、合作社和企业的面积分别占61.8%、18.9%和9.7%。这些条件的创造让农民走出去变为可能。

在四川、湖南、山东、安徽等农民工输出大省，前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打工是许多农民的首选，然而近些年，随着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和乡镇企业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选择就近务工。

山东省无棣县海丰街道康家村的康玉锁以每亩地430元的价格流转了自家的3亩多地，全家到本村的水泥预制厂打工。“家里有孩子要照顾不能外出务工，好在村里就有厂子，我们就选择就近上班。的是技术活，每天能收入120元，妻子干养护，每天80元，就近务工挣得也不少，还可以在家吃住，比起外出务工方便很多。”康玉锁说。

这几年，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吸引了不少农民就近务工，对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贡献很大。据2013年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的消息，2013年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利润超1.2万亿元、增长16%，休闲农业年接待近9亿人次、增加10%，乡镇企业新增就业人数超过200万人。

今后如何增收？

农民工从事的大多是苦力活，几乎没有保障，生活质量比较低。要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还需要广辟农民增收渠道

“挣得多，花得也多！”杨胜对今年能有多少结余并不乐观。“2万元房租，2.4万元女儿生活费，1.2万元人际往来，算算这些开销赚的钱已经没剩下多少了。”

北京市怀柔区2013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4630元，同比增长13.5%。其中：食品支出1798元，同比增长26.9%；衣着支出402元，同比增长53.4%；居住支出640元，同比增长3.9%。在其他地区的农村，日常的刚性支出也不同程度地增加，子女的教育费用、家庭成员的医疗支出和基本生活支出“三本账”，牢牢压住了农民的“钱袋子”，即使在工资性收入增长的情况下，依然感觉“不够花”。

“相比农民工的付出，一年几万块的工钱真的不多。”杨胜说。每天和油漆打交道，不少油漆工都得了职业病：咳嗽、胸闷、头晕等等。“都知道油漆味不能多闻，但是油漆工每天都在闻，得了病也没有任何保障。不光油漆工，农民打工的工种许多都是在透支健康。”

有固定收入的农民工租住着城市的地下室或者偏远的郊区平房，打散工的农民工甚至没有固定的住所。农民工为了省钱已经将生活成本压缩至最低，也将生活质量降到最低。

“一个活干完了，还不知道下一个活在哪里。”这是农民工的工作常态。因为不是与企业长期合作，多数企业不会和这些“临时工”签一份用工合同，更不用提保险。农民工承担了巨大的风险，“讨薪”成了这个群体面临的最大难题。

“我们也想进有保障的大企业，但我们没什么文化，根本进不去。”来自河北省邯郸康庄村的农民工李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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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区乃至全国普遍存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差距进一步扩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更加突出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甚至整个社会的稳定性。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大力促进广大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同时，增加农民收入也是实践“三个代表”，切实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本要求。因此，增加农民收入不仅是一项经济工作，也是一项政治任务。如何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已是各级党委、政府的当务之急，我区也是如此。

一、当前农民增收困难的主要表现

一是农民收入增速逐年下降。近年来，我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速呈逐年递减态势，1999年的增幅为7.3%，到*2年下降为3.47%，四年的下降幅度近四个百分点。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1998—*2年我区城区居民人均年实际收入由8652元增加到12047元，年均增长8.63%，而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只有4.64%，比城区居民增幅低四个百分点。199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区居民纯收入比为1：2.67，而*2年为1：3.1，差距明显扩大。三是农民收入增长很不均匀。近年来，我区各镇（乡、街道）经济发展速度不一，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也有明显差距。双阳镇工业化快速推进，有力带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1998—*2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6.2%，居全区第一位；罗溪镇经济发展不快，年均增长只为2.1%。

二、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

制约我区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有多方面，但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决定：一是农民工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外部环境不佳。一方面，每年都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生，并且这种增长速度大大超出非农产业工作岗位的增速，非农产业的就业岗位显得越来越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变得更加困难，农民工从非农产业获得收入的机会大大减少；同时，较为严重的劳动力供大于求问题，使劳动力变得更为廉价，农民工获取非农收入的效率更为低下。另一方面，由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响，长期以来，实行以确定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为标志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诸多依附在户籍上的劳动用工、子女教育、社会福利、购买商品房等问题，从体制上严重地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二是农民工职业技能普遍较差，缺乏就业竞争力。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区劳动者素质偏低，这已成为加快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拦路虎”。大部分劳动力文化水平低下，且没有受过专门的职业技能培训，在面对当前大量需要熟练工、中高技术工、中高级管理人才的就业形势下，农民工就业更加困难。三是从农业获取的收入不断减少。我区当前的非农产业并不发达，农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仍占有重要地位。但随着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农产品结构性过剩问题的加剧，使还处于粗放型生产的我区农业，产生效益的能力越加有限，时常出现增产不增收情况，龙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农民从农业获取的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农民总收入的增速，并且这种趋势还在加剧。

三、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措施办法

农业收入与非农产业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两个组成部分。我区农业自然条件恶劣，水利等基础设施很不完善，农业生产水平相当落后，在面对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快速提高的形势下，这种落后程度更加严重，农民的农业收入将更为有限，该部分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将明显逐年下降。因此，增加农民收入关键在于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创造良好条件，大力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并转移好，尽可能地减少农民对农业的依赖，不断提高农民的非农收入。

（一）大力创造非农就业机会，拓展转移空间

创造非农产业的就业机会是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收入的最重要条件。因此，要千方百计创造更多的非农产业的就业机会，拓展接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

1、大力发展工业

工业是接纳农村劳动力的主要阵地，也是促进服务业发展、创造服务业就业机会的重要动力。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首要任务是大力发展工业，增加新投产企业。随着我区区位优势的不断显现及万虹公路万安至河市段两侧各工业园区（小区）的相继推出，已成功引进项目*多个，但该片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无法及时为企业提供具备投建条件的工业用地，新投产企业不多，新增工作岗位较少。因此，当前，重点是加快该片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配套完善整个区域的供水、排洪排涝、排污等基础设施，促进新引项目尽快投产。该片区的新引项目全部投产后，预计可新增工作岗位50000多个。

2、大力发展服务业

发展服务业要紧紧围绕工业发展进行配套。一是发展商业。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势必引入大量人流，因此要在工业园区内规划建设适当的商铺，提供农民参与经营商业的空间。二是发展房地产业，进一步带动商业发展。要根据工业带来的房地产市场情况，为工业配套建设商住楼，适时对镇区进行改造，把一些流动人员吸收为常驻人口，并吸引一批农村人口向镇区转移，进一步提高我区商品市场的容量，增加商业方面的就业机会。三是发展运输业。工业发展后，就需要大量的运输，目前我区还没有较成规模的运输队伍，区内企业的运输业务大量被区外运输队拿走。因此，要引导民间力量建立有较强竞争力的运输公司，为我区更多农民参与运输业提供平台。同时，发展服务业要抓住仰恩大学城建设之机，结合周边村庄改造，规划建设合理的商业服务网点，满足大学生的消费需要，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3、大力发展集约农业

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粗放、分散的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将日渐低下。要以培植扶持龙头企业为抓手，引导现有土地的合理流转，有效配置农村土地资源，加快农业产业化、集约化、规模化步伐，把未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农民变成农业工人，尽可能地促使农民摆脱目前落后的农业生产模式。重点要积极培植扶持泉美园艺、超大现代集团洛江基地、荣祺食品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的发展，促进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的发展，切实提高农民收入。

（二）大力加强职业能力培训，提高转移能力

农民工职业能力的高低决定着其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的易难以及收入的高低。当前我区的农民工都普遍存在正式就业前的职业技能培训力度不够，劳动技能普遍较差，就业困难的问题，由此造成农民工从非农产业取得收入呈下降的趋势。因此，强化农民工的职业能力培训，增强他们的劳动技能是当前提高农民工就业竞争力，增加收入的另一重要手段。一是加强职业学校建设。随着人口增长率的逐步下降，学生人数的不断减少，当前的教育硬件设施已基本能够满足九年义务教育的硬件要求，政府应逐步转移对教育的投入方向，加大对职业学校建设的投入力度。要以敬德职业学校为基础，切实以建设职业学校为目标，加快完善职业教育设施，进一步扩大学校办学规模，尽可能地为我区农民工参加职能培训提供便利条件。二是争取生产厂商建设培训基地。要积极争取一些大公司、大企业与区内中学合作，利用我区中学的教育设施和公司的技术力量开设职业技能培训班，提高农民工的劳动技能，为企业输送合格工人。三是改革教育机制，把普及义务教育与强化职业技能教育结合起来。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后，绝大多数学龄儿童都能够完成初中阶段的学业，但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只是应付上完九年的课程，对于这部分学生，在初三年期间，要鼓励他们参加学校的职能技能培训，为今后参加工作做好准备。四是建立鼓励参与机能培训机制。当前，农民从农业中获得的收入占总收入相当小的比例。要偿试把政府每年对农业的投入资金转移到对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补贴上，激励更多的农民工参与职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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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惠民县有代表性的部分村庄进行调查，采用入户走访、实地调查等方式，同时，充分发挥同学、亲戚优势利用电话、短信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在调查结果的基础上，结合相关资料完成此报告。

1.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困难。就业是民生之本，是解决农民增收的根本条件。然而，从调查情况看，我县农民就业问题严峻，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并且，随着农业产业化进程和土地规模经营的推进、农业科技水平的逐步推广和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过剩程度必然会进一步增加，相应的需要更多的劳动岗位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然而，我县乡镇企业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较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2.农民素质偏低，与农业现代化不相适应。在农民素质方面，我主要调查了以下四点：一是农民的受教育程度。调查结果显示，我县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8年，初中、小学文化程度占90%以上，高中文化程度只占7.8%。二是农民的科技素质。调查结果显示，我县农民农业科技素质不高，进行农业活动大多依靠传统经验，接触过现代农业科技知识的不足15%。三是思想观念。我县农民思想观念保守，缺乏进取精神，很多农民表示只要能够吃饱穿暖就别无所求，因此，很多农民仅依靠传统的种植业维持生计。四是农民对农业政策的关注力度。调查结果显示，有70.13%的农民从未关注过三农政策，33.7%的农民不知道三农指哪几方面，63.64%的农民仅靠听说获取农业政策信息。从这四方面来看，我县农民的整体素质偏低，成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一大障碍。

3.生产力低下，矛盾凸现。在我国已有30多年的历史，在改革初期，它的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的消极作用已开始显现。精细的生产模式不能形成规模，农业机械化和先进生产技术推广缓慢，且农产品批量小、质量差，无力面对市场竞争。单家独户的生产模式不仅效率低下，还将大批劳动力禁锢在农业上，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因此，也逐渐成为农民增收的一大障碍。

4．村官选举问题重重，村委服务不到位。在调查村官选举这个问题时，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经济发达、乡镇企业较多的村庄，村干部成了美差，有人为了当上村干部，花费巨额资金送礼，有的甚至打起了“选票价格战”，一张选票从100到1000不等，有的候选人一次竟花费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与此相反，在经济落后、没有乡镇企业的村庄，村干部选举却很少有人问津，当选者多为年龄较大、无力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不难想象，在这两种情况下组织起来的村委会其服务意识和带动能力是怎样的。素质偏低的村委会成员导致村委会发挥不了应有的职能，使其在引导种植结构、引导推进产业化经营、引导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引导加快劳动力转移等方面都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是农民增收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

5.城乡教育差距继续扩大，留守儿童教育受制约。我县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当地教育发展受限，突出表现在教师工资上，根据调查，我县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分别为17400元和14650元。较低的工资水平致使大量优秀教师流失，导致农村教育质量下降。同时，随着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增加，出现了大量的留守儿童，由于其父母常年在外，对他们的辅导、教育乏力，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像心理发育不健全、学习成绩下降等。城乡教育的巨大差距，是农民在“起步”方面就比城镇居民差。

6.社会保障措施不力，致贫因素增加。由于政府对农业和农村投入不足，农民生产和生活保障能力差，致使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农民在住房、医疗等方面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此外，国家出台的一些保障措施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在执行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农民实际收益不大，像农村合作医疗，仅从定点医疗机构的药价看，同一品牌和剂量的常用药，从定点医疗机构购买的，药价即使扣除报销部分，往往比从药店购买的还贵，因而其最大受益者并非农民，而是医院。

7．农民工地位低，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由于城乡差别，农民工在与城镇居民的岗位竞争中多处于弱势，因而农民工多从事脏、累、差且收入低的工作，无固定住房，子女教育无着落，个人生活不方便以及无权享有城市居民的医疗、养老保险等保障，而且工作很不稳定，甚至不能按时足额领取基本的低收入工资。

从上述可以看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要增加农民收入，就必须多管齐下，切实解决上述问题。

1.立足农业特色，发展乡镇企业，推动城镇化进程。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困难这个问题，我认为应立足农业特色，靠发展农业和相关产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据各乡镇的农业特色，建立与其相关的乡镇企业，例如在大年陈乡建立水果加工企业，在何坊乡建立蔬菜加工企业，在石庙镇建立桑蚕加工企业。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加快城镇化步伐，创造有效的就业岗位，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

2.整合社会力量，从多方面提高农民素质。一是要大力发展农村科技教育事业，积极开展农业知识的科普宣传，发放一些农业科普书籍，定期组织专家进行农业科技知识讲座，加强对农民的科技培训，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二是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一大批大中专毕业生等高素质人才回乡任职，使之成为现代农业知识的传播者。三是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投资力度，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健全农村宣传文化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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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收入状况，增收的方式，制约因素

一、调查内容及分析

我深入到县栏杆堡、尔林兔等乡镇，对农民的收入状况进行了详细调查，对收集上来的资料分析过后， 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农民增收的现状

我县地处黄土高原向草原荒漠过渡地带，是传统的农牧交错区。目前，农业在全县经济中的比重约为5%左右，但农业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80%，仍是农业大县。近年来，县委、县政府为解决城乡差距扩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不断加大以工促农力度，以城带乡，工农商联合发展，加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彻底改变单纯依靠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不断加强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农民外出务工和稳定地向城矿区转移，促进了农民收入的较快增长，XX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645元。从调查的两个乡镇4个村的情况看，我县农民增收的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具体体现在六个方面：

一是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继续增加。种植业中，一些低产、价格低廉的糜、谷等传统农作物面积减少，稳定、高产、价格不断上涨的大豆、玉米等种植面积增加，促进了收入增长。今年，我县给种粮农民良种、地膜玉米、农机具等补贴200余万元。广大农民对粮食生产的积极性有了明显提高。从栏杆堡镇大豆种植情况看，XX年市场价格为每斤1.45元左右，XX年为每斤1.78元左右，每斤上涨0.3元左右，正常年景下，一般人均产豆在600斤以上，因价格上涨，人均增收200多元。大农业中，畜牧业家庭养殖规模扩大，养殖小区开始推广，来自畜牧业的收入明显增加。到去年底，已建成奶牛、肉牛养殖小区13个，全县牛饲养量达到4万头，羊子存栏 50万只。尔林兔镇依肯托拉村人均养羊6只，XX年人均养羊收入600元以上。而栏杆堡镇杏洼村人均养羊1只，人均养羊收入仅几十元，由此看出，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差距，主要表现为种养结构上的差异。

二是农民非农就业增加，劳动报酬收入的比重日益扩大。近几年，随着县内外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建设规模的扩大，农民外出务工的机会也增加，为农民工季节性转移和稳定转移创造了条件。调查结果显示，外出务工者中，一般的年现金收入在5000元以上，掌握一定技术的，大多数收入在6000元以上，人均纯收入明显高于单纯从事家庭经营的农民。尔林兔镇依肯托拉村10户农民，外出务工者达17人，这些农民XX年外出务工人均收入603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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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收入；农民增收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2-0-01

一、桐城市农民收入现状、收入来源及构成分析

2011年，桐城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8485元，同比增加1336元，增长18.7%。从农民收入增长情况来看，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的稳定增长。农业结构调整的初见成效，家庭多种经营的发展，农民外出打工的增加，畜牧业生产的健康发展和农民负担的减少也为农民收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家庭经营纯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的主导地位下降

2011年农民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为1260.86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了249.73元，下降13.79%，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上年的55.97%下降为44.39%，降低11.6个百分点。其中：农业纯收入减少37.2元，下降6.14%，占家庭经营纯收入的比重为45.09%。

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减少的主要因素是主要农产品产量下降。2011年粮食产量在播种面积减少及中稻严重受灾的情况下与上年比下降2.61% ，油料播种面积和产量与上年比分别下降3.78%和3.12%，棉花播种面积和产量与上年比分别下降5.33%和1.9%。

2.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外出务工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和劳务经济的稳定增长。2011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由上年的1207.8元增加到1562.07元，增长29.3%。工资性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是外出从业人数增加。据调查，2011年外出从业的劳动力人数同比增长了1.52%，外出从业的劳动力所占比重提高了1.23个百分点。二是外出从业时间延长。资料显示，2011年所调查的整半劳动力人均外出从业时间达6个月，比去年延长了0.2个月。三是在非企业组织劳动中得到的收入有所提高。2011年由于提高了乡村干部、教师和行政事业单位的工资，使农民在非企中得到的收入同比增长4.24%。四是各级政府加大了对民工工资清欠力度。五是国家及我省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一大批在建项目、新建项目正顺利实施，这些项目为农民外出打工提供了机会和场所，从而增加了农民收入。

3.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有所上升

据调查，2011年桐城市农民人均财产性和转移性纯收入合计为148.03元，同比增加20.1元，增长15.7%。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家庭非常住人口寄回和带回现金及城镇亲友赠送的收入比上年增长17.26%，人均增加18元。

二、解决农民增收难问题的对策思考

1.准确把握政府在农民增收工作中的定位问题

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政府职能从管理转向服务，从对经济的直接管理转向间接调控为主。因此，在抓农民增收工作中，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各级政府应当更多地做好市场信息、流通环境、法制建设、金融支持、技术咨询、科技下乡等方面的优质服务工作，尽量减少硬性摊派或其他一些指令性计划，给农民创造发展生产的宽松环境，通过宏观指导和市场综合信息服务来引导农民生产行为，让农民真正成为增收的主体力量。

2.发展非农产业，加快农村人口转移，这是今后一个时期农民收入增长的方向

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都是非农产业发展的过程，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村人口减少的过程，是农村城市化的过程。农业使我市农民吃饱，但不可能总体致富，出路只有靠发展非农产业，增加非农收入；靠越来越多的农民转移进城，剩下的农民才能分享相对增加的资源和农产品市场份额而增加农业收入。从目前非农产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看，加快农村人口转移和增加农民非农收入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

3.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实现农产品增值，农民增收

农业产业化这一组织形式适应了农业经济体制变革，是促进农业发展的有效产业组织形式，通过建立贸工农、产加销一体化经营组织形式，将农业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结成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联合从事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实行种养加、农工贸一体化经营，把农业与其相关联的产业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了农产品加工增值能力，使农产品获得较高的附加值，使农民从中获得相应的利益。因此，要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突出抓好龙头企业建设，坚持用工业的理念来抓农业，注重农产品的生产规模、生产标准和产品营销，提高农民生产的组织化程度。

4.推进农村工业化

农村的工业化是一个有待积极创造条件、逐步推进的过程。对此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积极导入工业管理方式和经营方式来发展现代农业。（2）把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和第三产业作为农村工业化的重要内容。（3）整合现有乡村工业，加大科技和资金投入力度，提高管理水平，增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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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江苏省农民收入情况及其趋势变化有以下三点：

（一）农民收入增幅高位放缓与宏观经济走势相一致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由快速增长转为较快增长，但是由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面临深层次矛盾，宏观经济处于新一轮的下行周期。而这期间，农村居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同时放缓。今年上半年全国GDP增幅为7.6%，江苏GDP增幅9.9%，同时，江苏省农民收入增幅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纵向和横向的比较都说明，农民收入增长与经济荣枯周期的变化具有密切的相关性。

（二）农民收入增幅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具有趋势性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同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的发展阶段。“多予少取放活”的惠农政策，城镇化、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市场无形之手，齐力推动了农民收入的较快增长。

从政策层面来看，国家惠农政策有助于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形成。2005年全省免征农业税，2004年起逐步实行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等政策，补贴资金累计达353亿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不低于270元。2008年出台了《江苏省农民工权益保护办法》，加强了对农民工工资及相关权益的保护。几乎每年都出台调整最低工资标准，2013年一类地区工资标准从去年的1320元增加到1480元。上述政策合力效应显现，推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也是农民收入增幅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幅的重要因素。从未来来看，虽然财政收入的增速暂难判定，但国家对“三农”适度倾斜的政策导向是十分确定的，促进了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形成。

从农业发展环境看，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增加了农民增收机会。近几年来，国家加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增多，带动工资价格上升。一些苦脏累和技工等领域，劳动力供给不足，结构性民工荒时有出现，推动着这些领域工资上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体力劳动者工资上涨成趋势性现象，比如在美国，汽车修理工的工资就比教授高。近年来，国内以农民工为就业主体的建筑、家政、餐饮等行业工资快速上涨，有效带动了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民拥有的资产价值显现。城郊结合地区、城中村地区和一些开发区，由于地理环境、土地用途的转变，实现了级差地租，土地、房产价格大幅度增值。一些农村地区通过土地复垦、存量盘活，将死资产变成活资产，增加了土地增值机会。各地通过社区合作、股份合作等富民合作组织，组织农民投资经营，发展物业经济，提高了农民财产性收入。

从农产品价格走势看，受供求规律的调节，农产品价格一直呈浪线型上升态势，农业效益提升。受制于土地资源有限、农业劳动力减少等因素，农产品产量难有大的增加，需求量却因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加，尤其是对高档农产品的需求会加速放大，这必然会推升农产品价格。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提高、市场机制的逐渐完善、资本市场竞争的加剧，农业的经济利润必然逐渐向社会平均利润靠近，带来农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农民经营性收入的增加。

（三）农民收入增长面临更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一是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更为复杂。2008年经济危机后，世界宏观经济走向不明晰，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形势都有所下降。欧元区经济持续萎缩，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中国也面临着结构失衡、抉择两难等诸多困境。根据世界银行预测，今年增速将略低于去年，世界经济仍将呈现疲弱、不均衡的发展态势。经济究竟是“U”型探底持续一段时期，还是可望“V”型反转，尚难以判断，农民收入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

二是农民非农领域工资高位徘徊、就业机会减少。当前经济下行，企业利润下降，用工等成本控制增加。城乡消费水平不高的现状，也难以刺激对服务业的消费需求。这种经济形势下，农民工工资难以进一步提升。同时，随着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压力，企业对农民工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体力不支、综合素质不高的农民面临就业困境。

三是农产品价格波动加剧。受制于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双重影响，农产品价格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很多，价格波动剧烈，影响农民收入。今年上半年发生的禽流感，被社会媒体放大后，加剧消费者紧张心理，家禽销售市场低迷，量价齐跌，江苏省直接经济损失近50亿元，严重损害养殖户的经济利益。另外，国内外供求变化、游资炒作等市场风险加剧了农产品价格波动，谷贱伤农的频率增高，农民收入不稳定性加剧。

四是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影响支农支出增长。受国内外宏观经济不景气、结构性减税、房地产调控等因素叠加，我国的财政收入继续延续2011年以来逐月回落的态势。财政收入增幅放缓仍将持续一段时间。这影响到支农惠农投入力度的进一步增加，也影响农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

五是规模经营快速发展引致农民群体内部增收的不平衡性值得关注。当前，农业规模经营快速发展，新型经济主体大量涌现，对于提升农业经营效益、做强农业产业的积极作用不容置疑，但同时也容易在农村内部造成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再加上集体经济、合作经济发展中，人的道德风险问题导致资产分配失衡，都将可能放大农民收入增长的不平衡性，导致平均数掩盖了大多数。

针对上述问题，为维持农民收入稳定快速增长，确保到2017年实现倍增，笔者提出以下五点建议。

（一）稳定经济增长，夯实农民增收根基。没有宏观经济的增长，农民收入增加将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要千方百计稳增长，通过调结构、转方式，依靠扩大内需的增长模式，努力推动经济良性增长；同时，要加大力度促就业，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应对经济转型要求，推动就业创业致富。

（二）优化三农投入结构，惠及更多农民。调整三农投入结构，加大对农民直接受益的中小型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加大对农业公共服务能力的投入，增加对农业科技研发和科技推广的投入，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贴，加大对以普通农户为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加大对农村劳动能力低下者等困难群体的保障支出，让支农资金尽可能照顾到弱势农民。

（三）完善农业经营体制，确保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土地承包权，确保农地农民用、农业收益农民获。鼓励发展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让职业农民成为农业生产经营的主力军。发挥合作组织、龙头企业带农致富作用，让农民参与现代农业建设进程、分享现代农业建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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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到持久稳定提高农民收入，就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就事论事上说“增收”，而必须把它看做为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从深化农村变革的视角上找出路、下工夫。以当前陕西尤其是关中地区的实际看，主要应加快推进三方面的变革：

一是靠农业发展方式变革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实地调研表明，在关中的同一地区、从事同一种产业和产品生产、在各种生产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仅由于采用生产方式或经营方式的差异，却造成收水平出现成倍乃至数倍之差。以种菜为例，采取传统的大田种植，一亩地的收入不过3000元上下，而采用大棚技术种植，亩收入则可达到6000～10000元。目前关中地区农村生产整体上说，仍停留在传统的家庭“小而全”和自然经济方式的状态，急需深化变革。要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积极引进和推广科技种植手段和现代耕作方式，实施市场经济经营机制，实现农业发展方式的整体创新。这既是发展现代农业所必须，也是加快提高农民收入的战略之举。

二是靠向非农产业转变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传统的小农生产与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是不同层次上的生产方式，具有不同的增收能力和效率水平。小农生产仍以古老的土地和体力劳动为增收的主要支撑要素，而工业和非农产业则是以资本、技术、信息、管理、产权、房地产等现代生产要素和经济增长点支撑增收，这两种类别增收支撑点的增收能力，犹如算术级数与几何级数一样，是无法类比的。二者之间形成的差距非但不会缩小，而且只能愈加拉大。目前东、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差距日趋严重的根源即在这里。所以，关中地区农民要提高收入，不仅要走出小农生产，提高农业生产的创造力，而且要逐步走出农业生产，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步伐，让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在新的产业领城和就业空间中提高收入。

三是靠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关中平原土地肥沃、气候条件良好，历来是全国的“大粮仓”。现在的问题是，单纯地种粮，相对种菜和其他经济作物，收入却明显较低。种粮食一亩地纯收入不足1000元，而种菜和其他经济作物至少会高出三倍。在人均土地不过一亩左右的前提下，靠种粮是怎么也富不起来的。另一方面，陕西多年来粮食单位产量很低，基本处于全国倒数二、三位，不足全国水平的70％。关中地区的小麦单产，只相当于河南和山东的六成左右。可见，如果把粮食的单产提高到全国的水平，然后压缩出三分之一的种粮土地去种蔬菜或其他经济作物，不仅粮食需求可以得到保证，而且能使现在的农民收入翻一番。此外，关中农业结构调整，还应在发展畜牧业上大做文章。比如养奶牛，又不与种植业争土地，还可以形成与种植业互补发展，良性循环，增收潜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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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民收入增降原因分析

近20年来，农村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长期困扰我们的农产品短缺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我县农村已经摆脱了贫困状态，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呈现出一派祥和兴旺的景象。但近几年来，农民收入增长不快，“不离土、不离乡”的纯农户甚至出现负增长，农民概括自己的经济状况是“有吃、有穿、少钱花”。 农民收入的低速增长，不仅直接影响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而且使得一度缩小的城乡差距再度拉大，对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带来了不利影响：其一，由于农民收入水平下降，迫使农民压缩生产性投入，扩大再生产能力削弱，即使略有积余，也是存入银行以防急用，这势必导致农民从农业中获取的收入减少。其二，由于农民收入增速减缓，农民消费紧缩，农村市场难以启动，一般只是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而城市居民对日常消费品的需求基本饱和，致使城市居民与农民消费产生层次性，收入水平和消费支出水平逐步拉大。其三，农民收入增长提速慢，对能否拉动城乡经济具有关联性，农村市场难以解冻复苏，同时也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环境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使一度“紧缩”了的工农剪刀差、城乡差别、区域差距、贫富悬殊又拉大了，势必影响农村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进程。

二、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及根本措施

透过农民收入低速增长的表象，可以看出其外在原因主要是由于农产品“物丰价贱”，内在原因还是经济规律和宏观经济环境在共同作用。因此，既要看到它对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负面影响，更要从调整、改革、发展的角度正面去研究它、解决它。近年来，通过深入乡村认真总结农民增收较快的特色村组和增收致富百户典型，分析研究农民增收致富项目和千家万户增收门路，从中理出现阶段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为：

一是加快劳务输出增收。加快农村工业化、小城镇建设进程和鼓励发展民营经济,以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离土进镇到各类工商企业就业，增加非农收入。同时要组织农民走出去，从事建筑装璜、服装制作、美发美容、社区家政、餐饮休闲服务等职业，努力增加现金收入。

二是发展农产品加工流通增值增收。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实施净菜上市、精深加工、精美包装，打有机农业、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的形象牌，生产消费者购买、食用方便,普遍青睐的食品进城入市，出口创汇,实现增值增效。同时要壮大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民经纪人队伍，发展运输业，兴办农产品市场和保鲜贮藏业，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并充分利用时间、空间差，实现销售环节增值。

三是种养优特品种增收。按照“安全、营养、保健”的市场需求，努力调优种养业品种结构，扩大无公害农产品的生产规模，提高优质品种的种植比重；根据农业龙头企业订单要求，扩种专用型品种；瞄准市民餐桌，生产适销对路的地方土特品种，扩大优质品种的覆盖面，提高农业的产出效益。

四是推进规模经营增收。因地、因户制宜，引导有稳定非农产业收入的农户，通过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等多种形式，依法规范加快土地流转，促进土地向特色项目和种养大户集中，推进农业区域化布局和集约化经营，实现规模增效。

五是依靠科技创新增收。通过实施农业三项更新工程，普及科学种养技术，实施良种、良法，推广湖荡水体轮养轮休、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多元素有机无机复合肥、作物病虫害生物防治、种草养殖畜禽等生态型种养模式和技术，降低生产成本，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农产品质量，适应市场竞争要求，提高农业经营效益。

六是开展专业化服务增收。加快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吸引民资购买农机具、小农水设施等，为农民提供机耕机收、灌排植保等生产服务；组织发展专业化育秧育苗、炕孵育雏、种畜扩繁、苗木供应等种苗服务，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增加收入。

总而言之，增加农民收入关键还要在农内与农外同时着力，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加快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分层整体推进，只有这样，农民增收才能够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在措施上突出四个重点：

2、要把大力调整优化农业结构作为农民增收的基本渠道。前几年，我县在农业结构调整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收效，但总的来看，某种程度上仍然还是被动适应性调整，难以适应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因此，需要进一步遵循市场规律，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依靠科学技术，讲求质量和效益，推动农业结构转换升级。以发展优质农业、生态农业和外向农业为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优化农业的粮经结构，着力提高经济作物的比重；优化农业的内部结构，着力提高水产、畜禽养殖的比重；优化农业的品种结构，着力提高名、特、优、新农产品的比重；优化农业的经济结构，着力提高外向农业的比重。在调整的过程中，要着力在布局、品种、特色上下功夫，把提高效益、增加收入作为总目标。从长远看，农村经济结构格局基本上决定了农民收入的格局。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中，要突出四个重点：一是产业结构调整，要大力发展二三产业；二是农业内部结构调整，要大力发展水产、畜禽养殖业和林苗园艺业；三是种植业内部结构调整，要大力发展高效经济作物和蔬菜生产；四是产品结构调整，要大力发展优质安全农产品。我县目前的布局是“东有藕茨、西有特水、南有棉经、北有瓜菜、中有畜禽”，无论是区域条件还是发展空间，都是今后调整的优势。另外，我县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水面资源丰富，“三水”（水产、水禽、水生蔬菜）具有一定的规模基础，如何使其做大做强，这也将是我县农业结构调整中的一个重点。当前及今后应着力加快农产品由总量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提高农业的品质和效益，加快品种、技术、模式的更新，培育优势产业、特色产品和建设商品生产规模基地，进一步把布局调活、品质调优、特色调强。在把握这些优势的同时，还要清醒地洞察今后结构调整的趋势，如发展食草畜禽、花木园艺、特色水产品、无公害农产品、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等等，这些都是农民增收的新亮点。

3、要把着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农民增收的主要依托。产业化经营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的发展水平如何，直接关系到农民千家万户的小生产能否在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中实现增效增收。近几年，我县加大了这方面的工作力度，培植了一批以优质粮油、荷藕、瓜类、蔬菜、棉经、特水、畜禽为主的生产基地，形成了一批如宝泰米业、兴泰农牧、银宝集团、荷仙集团、金夏集团、恒兴麦芽有限公司等骨干加工龙头企业，组建了一批流通合作经济组织，涌现出一大批农民经纪人队伍和种养大户，在产业化经营过程中，发挥了较强的带动作用。但目前比较明显的矛盾和问题是产加销环节衔接得还不紧，一方面企业与生产基地之间还未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另一方面，企业加工经营层次还不高，农产品销售不畅的矛盾一时还难以解决。要处理好这些问题，应积极探索经营机制创新，建立和完善“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体系，加强龙头企业与基地和农户的利益联结，积极发展“订单农业”、“车间农业”、“园区（基地）农业”，增强农业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要重点研究和解决产销脱节问题，动员和组织农民进入农副产品流通领域，尤其要扶持发展运销大户，发展农产品流通经营和专业服务组织，扩大销售规模。围绕本地支柱产业和重点产品，加快农副产品产地批销市场建设，带动农户的生产销售。要培强培大农副产品加工流通企业，加快企业技术创新和项目更新，重点扶持发展产业化龙头企业，挖掘农副产品加工流通企业的发展潜力，促进农产品加工向精深方向发展，塑造农产品品质、品牌的新形象，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要鼓励各类能人兴办加工、保鲜、贮运企业，促进农产品加工流通增值，使农民得到实惠。

4、要把贯彻落实好农村政策、控减农民负担作为农民增收的重要保障。减轻农民负担，是农民增收的现实途经。要强化农村政策落实，控减农民负担，做好减负增收文章。一是完善农村税费政策。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则，按照“三调减一取消一增加”的要求，即调减农业税计税价格、调减筹资筹劳标准、调减抗旱排涝预提标准、取消公平负担和二三产业交积累、增提大病统筹资金，落实农村税费政策，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规范税费征缴行为，加强农民负担监管，严禁向农民转嫁和随意增加负担，确保农民负担稳中有降。二是加强土地管理。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任何人都没有权利随意侵犯和剥夺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建立对失地农民合理补偿的机制。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规范农村土地流转机制。完善农村土地征用制度，加快建立土地换社保的补偿机制，长久地解决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积极探索土地入股、租赁等办法，使农民从土地开发中得到长久的收益。三是稳妥化解村级债务。实行“专户管理、支付到村、封闭运行”的管理机制，加强村级三项资金管理，确保村级组织正常运转，强化村级资金支出管理，严禁新债发生。积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压缩村级财务开支，多途径化解村级债务。四是切实做好扶贫工作。继续组织县级机关部门和乡村干部结对帮扶经济薄弱村、贫困户，加快农民脱贫致富步伐。

三、增加农民收入的几点建议

1、增加农民收入要有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牵涉到相关政策是否相配套，如土地政策、户籍政策等。在土地资源严重约束的情况下，首先应加快农村土地使用权制度改革，土地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有序、合理的流动是农业经济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重要条件，应加快探索和推广转包、租用、股份合作等各种方式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形式，进一步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推进土地依法有偿流转，促进耕地向种养能手和产业化基地集中，推动结构调整。另外，要扩大劳务输出，农民原有的户籍壁垒应该打破，消除身份上的歧视，以扩展小城镇就业为出发点，彻底改变小城镇户籍制度，建立以居住地划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户籍制度，营造利于农民进城入镇从事二三产业的宽松环境，通过减少农民最终实现致富农民。总之，地方性的政策在国家大政策范围内都应放开、放活，只有这样，才能为农民增收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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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耕用地 土地效益 农民收入 贫困文化

一、调查方法

本文在实地调查的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山东部分农村农耕土地效益与农民收入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对比分析，从而归纳整理出相关结论和影响因素。

二、调查结论

通过实地考察资料的整理归纳，笔者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尽管剩余劳动力存在，但农业生产的边际成本仍大于边际产出

在调查中，通过对农户的定性观察，我们发现，所抽取的所有样本均不存在农户边际产出不足以抵偿劳动者个人消费需求的情况(即可推断出农户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为正)。对以农耕地为主要生产对象的农户而言，农户普遍存在剩余劳动力不为负的状况。因而可以得出，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农户可开发劳动力一定为正(可开发劳动力=农业投入劳动力+剩余劳动力)。在农村社区中，劳动力闲置时创造的价值为零，为追求价值最大化，农民往往是将劳动力投入到农业生产过程中使其转化为价值，这样一来，就意味着边际劳动力是大于边际产出的，也就使得在农业生产中的边际成本大于边际产出。因此，假设劳动力可以量化，则土地纯效益为负值，农业生产的劳动转化率是低于社会平均转化率的。

(二)排除天灾影响，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土地耕作条件与农业产出弱相关，与农民收入负相关

1.土地耕作条件与农业产出弱相关

历史上山东省境内人均耕地一直较少，形成了精耕细作的传统耕作方式，影响土地实际产出的最大因素是劳动力的投入。但剩余劳动力具有很大的弹性，并且无法简单加以量化。假定农业生产中投入的劳动力相同，则耕地的最大产出取决于土地耕作条件的优劣。由于闲置劳动力价值转化率为零，农民为追求最大利益，在产业限制的条件下，只能将剩余的劳动力尽可能多的转向农业生产中，使土地效益达到土地生产能力的极限，来大大减少耕作条件引起的产出差异。因此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土地耕作条件跟农业产出弱相关(参考图表1所示)。

2.土地耕作条件与农民收入负相关

在耕作条件(土地质量，灌溉条件等)较好的地区，土地的最大产出量无疑是较高的。长期传统的农业生产中早已形成了稳定的边际成本与边际产出的均衡状态，并且在这一状态中，边际劳动力是大于边际产出的。因此，农业产出增加的边际成本是非常高的。耕作条件好的地区最高产量是高于条件较差的地区的，出于对最高价值量的追求，闲置劳动力使用量也高于条件较差的地区。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可自愿参与行业多元化。通过行业比较，农村人口意识到农业是劳动力转化率非常低的行业。因而市场导向和现有利益格局就使得大部分闲置劳动力转化为产品，以谋取较高的劳动――价值转换率。由上述可知：在外部交流等条件一定的情况下，耕作条件较差的地区从农业中解放出来的劳动力数量是高于耕作条件较好地区的。因此，剩余劳动力乘以劳动转化率，耕作条件较差的地区，农民的价值转换量较高，也就是收入较高(参考图表1所示)

(三)在单位时间内，农民劳动力的年龄与土地收入呈正相关，与总收入呈负相关

在调查中发现一个较为有趣的现象：在社会基本条件一定的条件下，年龄大的农民阶层的平均年收入要低于年龄较小的阶层的平均年收入，年龄大的农民耕作经验比较丰富，花较多的时间在农业耕作上获得较多的土地收益。对于年轻的农村人口来说，他们更愿意花费较多的时间在其他行业生产而不是农业生产上，后者的离土倾向明显高于前者。这就使得，后者相同甚至较少的劳动转换为更高的收入。反过来，根据强化理论，这一积极成果会大大正强化他们以及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转行从事非农业生产的这一行为。这一点结论，对解释现阶段大规模的社会流动以及在农民阶级内部进行社会分层研究有所帮助。

(四)粮食生产在农民日常生产活动中所占比重越大，农民的相对贫困就越严重

我国的粮食生产与营销过程中，存在很强的国家宏观调控色彩。土地是粮食生产的载体，而我国的土地又具有很强的福利色彩：农业税减免与粮食补贴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措施使得农民在行使土地使用权的过程中存在外部性成本；而在粮食营销流通的过程中，粮食显然又带有很强的国家统一规划成分。这使得粮食具有部分社会效益，同时使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公共物品的性质；而正是公共物品的非营利性，决定了粮食在销售过程中是价格与实际价值是不对称的；这其中的差额就完全由农民来承担。因而，粮食销售过程所存在的外部性效益，也减少了农民应得的经济效益。从本质上来说，不难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荒谬的现象：农民生产出来的商品，由于政府的宏观调控，致使其中的一部分价值转化为公共物品；而反过来，农民却又不得不为自己生产出来的公共物品支付全部的费用。

中国的现实状况是粮食生产的产出率远远低于社会一般产业产出率的。因此，不难得知，粮食生产的外部性成本不足以抵消粮食销售的外部性效益。因而，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村就表现为：农业生产在日常生产中所占比重越大，农民所负担的代价也就越大，相对贫困的状况非但不能缓解，反而会拉大收入差距。也就是说，从事粮食生产会加剧农民相对贫困的现状。

(五)农业税与粮价的调整虽带来了短期效益，但根本上不利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1.通过与农民的直接接触了解到，农民对农业税减免与粮价上涨的政策反响很大，离土倾向得到很大削弱。从观念上来讲，北方农民的传统小农观念仍然很强，认为土地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因而安于现状、得过且过的心态较为普遍。

但不可忽略的问题是，农业税减免与粮价上涨带来的预期收入增加量要高于实际增长量，其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农业税减免与粮价上涨后，各地普遍出现秋季耕作时节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等)价格上涨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业税与粮价调节带来的经济效益。

更严重的是，农业税、粮价与粮食补贴等调整措施激发了农民投入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而如前所述，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入会使农民贫困现状加剧。因而，这几项措施虽对传统粮农具有短期效益，但是从长远来看，是不利于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的。

2.农业税减免、粮价调控与粮食补贴等措施带有很强的计划成分，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农村社会，但是从经济发展上来说却不利于农村地区的长期发展。调整后，尽管固有的平衡状态被破坏，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实践，农村会形成新的平衡状态。这些措施在最大意义上只是改变了粮食经济中的均衡点，以及增加以后地区发展的积淀成本。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业产出率低的状况。

(六)瓜菜种植为农民带来的土地经济效益较高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相对于传统粮食种植收益非常低，瓜菜种植的经济效益却明显较高(参考图表2)。瓜菜进入市场完全由市场定价，菜农并不转嫁外在效益，所以回报率也高，收入也就较高。开发扩大地区的瓜菜种植是本地内化发展的途径之一，可以提高耕地利用率。通过观察，在靠近较大城市的地区搞瓜菜种植是具有市场前景的，在偏远的地区则需要政府协调使之成为较大产业增大竞争力，农民生产中的风险系数对农民的实际影响往往加大。在地区发展规划中，以乡镇为单位的中等规模的大棚生产是一条很好的发展途径。

三、影响因素

通过归纳整理，我们认为影响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只要有以下几点：

(一)“贫困文化”

地区贫困的社会文化容易形成贫困文化的劣根。我们认为“贫困文化”是指较落后地区居民安于现状，以消极、排斥甚至破坏态度对待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一种心理状态和习惯。

菏泽市牡丹区何楼镇肖家村就是明显的存在贫困文化的自然村，人均收入不到700元，村公共设施建设几乎为零，甚至电线杆子都是十几年前的木头杆子。居民生活文化具有典型的贫困文化特征。贫困文化与特定的经济发展状况相互依存，是社会文化与经济互动的一种特殊状态。

经过初步概括，“贫困文化”从特征上加以简单描述：

1.信任度极低，村落内部交流非常少。由于生活水平低，除自给自足的生活条件外，农民掌握的可供交流的媒介少，这样以来就大大限制了村民之间的交流。另外在村民看来，诚信远不如物质实惠。丧失了诚信就丧失了交流的基础。交流的过程中难免要有物质付出，而村民却不想付出，只想获得，这种心态一旦普遍存在，村内交流自然就无法进行。举例，邻居之间借用农耕用具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由于信任度比较低，被借者怕别人借去不还，借的人也确实有可能不想还，这样往往就拒绝借出。当下次对方借用时也亦然。根据强化理论，这种情况会普遍存在。长期在这种环境中，村民的交流就会变的极少，互相不信任，归属感极差。

2.村民性格极化。单个村民则存在性格极化特征，在不同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性格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农民文化层次一般较低，对事物表现出的反映一般就是真实心理印象。性格极化的原因在于物质条件对贫困地区农民的边际效用太大，物质条件的改变对农民生活的影响太大。在农民看来，物质条件相对于自己是如此重要，为了改善物质条件的可付出成本也就越高，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农民表现出的前后性格反差是如此之大。性格极化也受到农村特定区域文化的影响。性格极化表现形式多样，例如极度自卑与极度自尊；软弱与坚强；甚至于温情与残暴。

3.村民价值观失调。由于物质条件对农民的边际效用大，加之农民的文化水平一般较低，在多变的条件下，农民很难形成稳定统一的价值观。甚至传统的伦理规范在某些条件下变得软弱无力。例如农村因为养老问题而兄弟不睦，父子反目的实例多不胜举。贫困文化存在的条件有：

1.历史上一直是自然村落。自然村落保证农民是生活在自然状态下，不存在政府关于社会结构的强制干预。此区域是具有自然经济特征的，尽量避免外来的社会文化因素干扰的区域。

2.该地区传统上自给自足，基本生活条件保证稳定。满足基本的生活条件，村民不至于因为基本生活需要而脱离此地区。

3.人口对外流动性差。避免外来经济因素的干扰。但是流动性并不等于交通条件。典型的“贫困文化”村落肖家村就是在菏泽市牡丹区，离市区公路不到一公里。人口流动性差主要是基于该地区不存在明显的区域比较优势。

4.该地区内部基本结构单位之间差异小。各单位之间不存在比较差异，这样会避免强烈竞争，维持本地基本平衡状态。

(二)农业粮食生产的投入与产出数量(参考图表3)

土地的基本生产条件决定了耕地的产出，也影响了生产资料的投入。但是单单从数量上来看，表现不出它们之间有什么明显的联系，它们之间联系的关键在于劳动力的投入。劳动力的弹性投入以及劳动力分配结构的不同使粮食产出趋于相近，同时也引起了农民收入的不同。农村地区发展的出路为：(1)进行农业结构优化调整，加大经济作物的生产比重，充分提高本地农民劳动力的价值转换率。(2)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通过行业比较优势，将劳动力解放出来，让农民自觉的调整生产支出结构，优化成本分配(包括劳动力分配)结构来增加收益，提高农民收入，加快本地经济发展。

(三)缺少对外经济交流和比较，从而满足于固有的平衡状态

为了避免这一问题，我们建议衡量地区发展水平可以商品经济水平为标准。因为，通过实地考察，我们发现，经济比较优势是经济发展的动因。商品化可以加快资源流通而改变原先的资源分配使之产生差异，适度的差异可以激发社会的经济发展。在地区经济发展规划中以引入市场为途径，也可以打破原来的平衡，进入发展状态。如博兴县市场流通比较快的地方一般是生活水平比较高的地区。因此在这里我们提出打破“贫困文化”就要在区域内制造比较优势，并创造比较优势发挥效用的条件，这样才能打破原先的平衡，消除贫困文化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政策的调控作用来打破该地区的收支平衡。如区域性调节粮价。二就是在公平原则下，由区域外部引进市场因素，使区域外与区域内产生比较差异，并打破地区保护，推动市场内化。

参考文献：

[1]李秉龙，薛兴利.农业经济学.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3.

[2] Lenski，G.E.关信平译.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篇10

农民收入构成的变化

因1979-1984年间我国农民人均收入统计细目与1985年以后不尽相同，本文取1985-1999年的数据作为分析样本。农民纯收入来源分三大项：家庭经营活动、劳动者收入与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其中，家庭经营性收入包括来自农业（农林牧副渔业）、工业、服务业和其他收入。从总体上看,过去14年来,来自家庭经营活动的纯收入所占比重稳定下降,工资性收入比重大幅度上升,而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的比重稳中趋降。（见表1、2）

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926.1元，是1985年的4.84倍,年均增加139元，而1997-2000年间，年均仅增加82元。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率大幅度下降是农民纯收入增长放慢的主要原因。1996年，家庭经营收入为1362.5元,是1985年的4.60倍,年均增加97元,所占纯收入的比重由1985年的74.44%下降到1996年的70.74%,年均下降0.34个百分点。而1997-1999年家庭经营纯收入年均仅增加了28.6元,1999年其比重下降到了65.53%,实际上，1998、1999年来自家庭经营活动的纯收入分别比上一年减少6.7元和17.6元。目前,农业生产依然是家庭最主要的经济活动，1999年其占家庭经营纯收入的比重仍高达78.6%，因此,来自农业的纯收入下降是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减少的主要原因。1986-1996年，来自农业的纯收入年均增加80元，而1997-1999年间年均减少2.8元,其中1998年比1997年减少27.6元,1999年又比1998年减少53.4元。

由于广大农民依然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农村第三产业很不发达,1999年来自服务业的纯收入226.7元,只占总纯收入的10.26%。但是,从趋势看,来自服务业的纯收入呈现上升势头,1999年比1985年上升了3.9个百分点。尽管来自工业和其他项目的纯收入增长速度比较快,但其比重仍然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