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传统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国文化传统，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古代“人文”一词不太用，但“人”、“文”两字却用得极多。我们尤其要注意这“文”字。相对于商人，周人重“文”是一转；相对于尚武的“士”，孔子着重培养尚文的“士”，使“士”阶层“文化”又是一转。儒家之学也就是人文之学，儒家之教也就是人文之教，且很早就与宗教脱离，被理性化，以人为中心，注重历史、文学，有一种浓厚的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意味。在这种人文学术的笼罩之下，不仅神学、自然科学不发达，乃至社会科学也被包裹在人文学术之中而未有独立长足的发展。

传统中国的学问常被称为“经、史、子、集”，而这四个方面又是相通的，其大要可以说是文学、历史、哲学。古代一位学者对这四个方面都要涉猎。古代中国的学问主要是一种人文的学问。中国文化的传统内容确实是以现在人文学科的基本科目——文学、历史、哲学、艺术为核心的：它保留有世界上最丰富和悠久的成文的历史典籍，从远溯三千年以上的正史到各种地方志乃至家谱；它有非常典雅和精致的文学宝藏，尤其表现在诗歌方面；它也有深刻和富有洞见的哲学思考，还有绘画、书法等艺术方面的精品。甚至中华民族的气质和性格都相当程度上被“人文”化了，在世界进入近代社会之前，它是在其人口中识字者比例最高的一个民族，政治的主要职位都由读书人占据，这些读书人所读的书主要是人文典籍，在社会上也普遍有一种对于读书人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的艳羡和尊敬。

塑造中华民族这种性格的最重要的历史变化发生在西周，并一直下延到春秋战国时期。周以前的殷商相当虔信天帝、鬼神、巫术，而文化上则相当粗犷和豪放。现有的殷商甲骨文中已有“教”、“学”等字，但当时的殷商贵族一般只是“习武”和“习乐”，并注重生命的享受，乃至少有节制而趋于极端。到西周的时候，统治者则开始建立一种“亲亲”色彩很浓的宗法等级制度和礼乐文明，并越来越具有一种“文质彬彬”的气质，如在贵族相互交往中相当流行赋诗、观乐、有辞，粗犷豪放的习惯越来越受到“礼文”的节制。这一转变之得失，自可见仁见智，但上层阶级的风习和民间的崇拜确实由此受到人文理性相当充分的洗礼。这时上层贵族的文化主要表现为“诗书礼乐”。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揖让进退，歌吟讽咏，就像是一种艺术品。那是尚未衰弱和堕落的贵族的一种艺术。当然，其中令人印象最深的还是从那生活中最终凝结成形的一些突出的人格和德性。总的说，传统社会是相当重质而非重量的社会，是主要追求人的优秀和卓越而非主要追求人的广泛平等的社会，在道德上则是更为尊崇人格和德性而非更为尊崇原则和规范的社会。

春秋时期，在孔子之前，就已有如季札、子产、叔向、晏婴等具有深厚人文素养的人物，孔子虽然是商人后裔，却推崇西周文化，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15岁即“有志于学”，30岁开始讲学，晚年更是把全部精力用于学术，他的政治活动在其当世没有取得成功，他的学术活动却在当时取得了极大的成效，有弟子三千，而精通六艺者也有“七十余子”，其思想学术对后世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他的政治理想也通过其学术而在相当程度上得以实现。“孔子之学”则基本上是一种人文学术，其纲领可以说是“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于礼”，其教学的目标是培养有德行、有学问的“文质彬彬”的“君子”，而其主要的学习科目则是“诗、书、礼、乐”。“诗”是指孔子亲手删定的《诗经》，主要通过文学的形式来培育道德情感，观察社会政治；“书”是指《尚书》等历史经典，后来孔子并亲自撰写了《春秋》，其中也蕴涵着许多道德的教训；“礼”是指周礼，尤其是君子应该知道和应该践履的行为规则；“乐”是指包括音乐、舞蹈、诗歌在内的综合性的艺术，以内在地丰富和提高学习者的人文和道德素质。而以上学习内容又都可以说是贯通的，它们大约不脱今天人文学科的范畴，而尤以一种人生和道德哲学为其内在核心。传统的“六艺”自然也是学习训练的项目，但在孔子这里确实大大加强了“文”的内容，传统的下层贵族——“士”这一阶层到孔子这里有了一种重心的转变，即由主要“习武”变为主要“修文”。在学校的性质和学生的来源与出路上，孔子第一个大规模兴办私学，促使文化下移。孔子首揭“有教无类”的原则。孔子创立了一个在后世思想学术中占据中心位置的学派——儒家学派。孔门还提出了“学而优则仕”的理念，这不仅是一个教育的理念，也是一个政治的理念，即执掌政治权力的官职应当由有学问、有德行的“学优者”担任。到战国时期，“学”分属“百家”，“士”多为游士，与政治和一元化都有某种距离。秦汉帝国的建立则渐渐使学术走向一元化和政治化。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和“岁举孝廉”，开启了学术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和“学而优则仕”的过程。古代选举由察举（荐举）发展到科举（考选），使人们几乎可以在学者文人与社会上层、政治统治层之间划上等号，而这些学者官员大多数又是不断来自民间，来自下层，社会保持了一种很高的垂直流动性。

春秋以前，中国已有“贤贤”的观念。据《孟子》追述，齐桓公召集诸侯的“葵丘之会”，其中第二条盟约即言“尊贤育才，以彰有德”。当时齐国有周天子所封的国氏、高氏，世袭为齐国的上卿，但实际大权则由地位较低、曾迫于贫困而与鲍叔“为贾”的管仲掌握。春秋社会的流动性主要表现为贵族内部的流动，上层贵族有一个他人很难进入的圈子，重要的选贤育才都在这个圈子里进行。相形之下，作为贵族下层的士阶层却相当活跃，不那么封闭，民之秀异可跻身其中，士之顽劣大概也会下降为民。

“明贤”的思想虽然在古代中国早就确立了，但关键的问题在于是否能够打破等级之间的界限，变封闭为流动，并指出一条实际可行的道路来，而这正是孔子的伟大贡献，其“有教无类”的思想与实践，可以说为社会开辟了一条新路。“有教无类”不仅仅是一种教育思想，也可以从政治原则和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认识，它有一种使人不拘出身，各尽所能，秀异者居上、贤者居上的社会政治理论的涵义。孔子希望，在社会地位方面，所有人都能合乎正道地上升；在精神境界方面，所有人都能合乎尊严地上升。“有教无类”也就是不分血统、出身，不管其是来自贵族还是非贵族，人们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考虑到古代教育水准与其他机会和主要社会资源（名望、权力、财富）的紧密联系，这一受教育或求学机会的平等，在古代就远比现代意义重大。总之，孔子的“有教无类”不是简单提出的一个举措，而是与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尤其是孔子的仁学有着深深的关系。孔子身体力行，率先走出了一条打破贵族文化垄断，使学术平民化的道路。他以在野一身之力，聚集、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那是一个新的不再以出身为标准，而是以学问、品德相号召的士人阶层的雏形，这种士人阶层成了后来两千年中国社会政治的主干。

中国近两千年学校和私塾教育的基本教材“五经”，在春秋时期已由孔子整理成形。“五经”即诗、书、易、礼和春秋。“人文”这个词也首见于《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汉武帝时，“五经”成为学子考核的主要内容，其成绩优劣作为他们是否能取得官职以及取得何种官职的基本依据。南宋时期，朱熹又从“五经”中分出“四书”，即从《礼记》中取出“大学”、“中庸”两篇，加上《论语》和《孟子》，作为“五经”的初阶。他认为“四书”集“五经”之精华，士子最适合由“四书”入圣贤之学并涵泳其中，并在其后半生用了大量心血来反复撰写和修改“四书”的注释。元朝科举考试以“四书”为最重要、最优先的考试科目，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遂成为中国从中央到地方、从私学到官学最普及、最流行的教材。

总之，纵观中国历史文化，先秦时期基本确定了后来两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走向。如果说西方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是一个相当“武化”的封建社会，中国早在春秋战国之前的封建社会就已经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在春秋战国之后的中国社会中，文化因素对社会等级分层的作用更加重要和明显。所以，传统中国可以说就是一个以“学”立国的社会，而这种“学”主要就是人文和道德的学问。《汉书·儒林传》有言：“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朝之经典，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教至治之成法也。”所以，“儒家”之外又有“儒学”之称，这是一个更具广泛性和超越性的称谓。在儒家看来，要成为君子，必须通过“学”的磨砺，故《论语》首言“学而时习之”，荀子说“学止乎没而后止”。历代儒者从荀子到王安石、张之洞，多有劝学篇或劝学诗。学的另一面则是教。中国向有尊师重教的传统，而这种教育基本上也是人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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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当代设计；设计文化；传承；发展

艺术设计是造物的艺术和文化。设计无论是作为艺术还是作为商品，它都是文化的产物，具有一种独特的文化品质。作为人类所创造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确证人的存在，而且直接作用于人的生活，它培育和滋养了人。是我们社会文化的高度提炼。

一．关注传统文化的体现

当下，在改革开发初见成果的今天，中国社会经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随着市场的开放，文化产业受到国外文化冲击，在欧美、日韩的文化输出下。很多年轻人，热衷于国外的文化，尤其是动漫、服装、家具、室内环境、工业产品尤为严重。加上国内的艺术设计严重缺乏对传统文化的发掘，盲目模仿导致一堆山寨设计的出现，反而加剧了中国设计的恶性循环。设计产品中缺乏对文化这个概念的体现，是当下面临的严重问题。

经过漫长的历史时光辗转遗留下来的工艺文化品，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生活和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多民族、多时代并存的特殊关系，所遗留的工艺文物所用的材料和制作方式各不相同。所以，中国传统的工艺美术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通过对它们的研究，提取共通的设计符号对于确定我们当代设计的走向具有重要的意义。比如我们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都是通过对其存在的工艺文物的研究而确定的。而我们能反过来通过对中国古代工艺美术文物的研究确定最能代表传统文化的内核，并加以提取和完善应用于当代的艺术设计中。

每个民族都有其独有的文化以及内涵，只有民族的设计才是真正充满魅力的设计，才是国际的设计。一个民族如果抛弃自己的文化盲从大流就会被世界所抛弃。

二．当代生活方式中的艺术设计对传统文化的冲击

20世纪的中国生活方式转型，首先是从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向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开始转变。这个过程是伴随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变而发生的。恰好与当代设计进入中国的时间段重叠，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农业文化为基础，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价值体系的。当代艺术设计却是以现代生活方式为基础，以工商和法律作为内核。所以当代的艺术设计是为现代生活的设计。当代设计关注的核心是商业化和工业化，而这正好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所缺失的，加上外来文化对商业化和工业化的包装，使得我们关注的焦点一直聚集在西方。未能回头从传统的民族文化中汲取灵感。

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历史，5000年的文明是传统文化的具体承载者，而工艺美术品则是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品的时候，不难发现从夏、商、周的神秘、威严到大唐的富丽华贵，再到宋朝的典雅、秀美的作风，都是由传统文化所串联起来的。因此，传统是积淀的、可变的、发展的、发展的、有生命力的。可以概括为（1）传统对于现代而言，有时序上的先后之别，传统是旧的，但不一定是落后的，是来自于过去但现在仍有生命活力的东西。(2)传统是积淀的，从远古至今，可以说是生生不息，总是不断延续的。（3）民族的传统是一个大的系统，这个系统又有无数小的分支，因此传统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4）多元的传统又必然是流动的、有机的，而不是僵化的。（5）在时间的流变中传统是历史的选择和人的主体性参与选择的。因此，传统是变化的、发展的。

所以传统文化本身也是现代艺术设计的巨大资源与宝库，是民族凝聚的力量。

三．整合设计与传统文化

设计是文化，设计也有自己的悠久历史传统。从现代设计来看，传统的手工艺术实质上可以说是它的传统。传统的艺术设计，包括陶瓷工艺、金属工艺、漆器工艺、染织工艺等等。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以独具匠心的设计和巧夺天工的工艺，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工艺大观园。而由这些伟大的创作和设计所沉淀积累的设计传统，不仅仅代表辉煌的设计历史，更成为当代艺术设计取之不尽用之不歇的文化源泉。

当代设计首先是为当代中国人的设计，为中国人的设计不能不关注中国文化，设计实际上一种文化的设计，这种文化的设计是立足于民族文化的设计，因此设计中的文化取向尤其是民族文化取向是设计成败的关键之一。从当今世界设计看，意大利、法国、日本这些设计大国，其设计无一不是建立在民族文化之中的设计。

对传统的理解和接受有个过程，在传统文化中寻找当代设计的营养，现在主要还是一借鉴为主。更主要的是还停留在形式的表面，有的设计实用的传统的装饰纹样和传统的造型就有了民族的特色，笔者认为这个是肤浅的。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一直以来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建筑、图案和纹样。但是日本设计师努力将中国文化提炼成而形成日本独特的美感。即将传统的文化经过现代设计思维的消化，融入现代设计中。

所以我们必须把握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内核，并把它融入到我们的设计中，以至在我们设计中创造出具有民族精神的和美感的优秀设计。

四．结语

民族意识的培养，民族文化的发展是我们永远的使命。这不只是民族形式的延续，而是应该把民族文化视为一种观念，是内涵的发展与丰富、提炼与创新。对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挖掘、提炼、升华，使其融入设计，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设计腾飞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傅克辉：《中国设计艺术史》，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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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的发展；重新认识；综合创新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0-0266-02

中国的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我们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发生以及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个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天的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

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流可以上溯到5000―7000年以前。按照文化的总体倾向及本质特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

从先秦时期到前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与成型期，这个时期中国文化的要素构成与本质特征基本成型。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历史，中国文化的发展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充满战乱的动荡年代，由于诸侯割据、群雄并起，竟然造就了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使得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不同学派的学术思想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传统文化，使得我国古代文化不仅跨越了南北的广大地域，而且内容更丰富、更多样化，显示出了华夏文化的多元性的特色。

从历史的发展、传统文化的演变来看秦汉是一个融合的时代。从先秦至汉，完成了中原华夏多种文化的交融，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这个时期的显著特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和构架基本形成，她们之间此消彼长、融会贯通，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特征。

（二）佛教东渐、儒道释并存与理学的形成

东汉时期，中华民族的本土文化第一次受到外来文化――佛教的挑战。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剧烈动荡，战乱、灾祸、死亡随时降临，于是佛教的“因果报应”“三世轮回”便扎根盛行。正是在这儒、道、佛等多元融汇的和各家思想多向演化的历史洪流中，中国传统文化显示了它的包容力和生命力。佛教日益民族化、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其他文化的排斥、适应与融合

宋后，一方面中国各民族文化进一步融合。另一方面明中期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在资本主义体内萌芽，中国封建文化日益突显。之后，士大夫门领略到了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优势，特别是“”之后人们清醒的意识到旧传统思想文化的体系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传统文化需要转变形态了。

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低估与复兴

中国近代文化过程，从文化层面观察，是一个中国文化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并试图对自身做出调整以适应西方文化、建设中国新文化的过程。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在中国甚至出现了一股强劲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潮流，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家传统进行重新认识。这一重要的文化现象，是中国社会自20世纪初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反传统激流的喷涌

从1919年到1980年代末，整个中国社会主流的思想文化是激进的和全面的反传统主义，儒家传统首当其冲，这是儒家传统在当代中国演变的第一阶段。

从1917年提倡白话文开始，“”开辟了全面彻底地否定儒家文化的进程，对传统的否定由政治层面进入文化层面。领导“”的知识分子们认为，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靠移用西学、西政就可以解决的，必须要以西方的现代文化全面代替中国的旧文化。中具有最高价值的是“科学”和“民主”的观念。她们是从西方启蒙思想中借用来的救中国的思想武器。

直到“”结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在思想方面，过去那种否定一切人类文化传统的做法改变了。但是，这个社会并没有改变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只是回到了“五四”时期的起点。整个80年代全面拥抱西方文化和全面谴责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这成为当时强劲的思想潮流。

（二）对传统的重新认识

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激进的反传统主义逐渐退潮，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得到中国社会乃至世界的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了复兴的过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开始恢复，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复兴儒学的呼声由弱到强，逐渐得到广泛的认同。

首先，儒家文化在中国社会从来没有根绝，在中国人的心理结构的深层中和日常生活之中仍占有一席之地，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念在传统社会历来发挥着“齐人心、正风俗”的作用。历史进程表明，人们摧毁了传统的价值体系之后，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大家一致接受的、足以作为一种替代性的价值体系来重塑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因而造成了严重的价值缺失、精神失落和信仰危机。然而，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必须有其自身的价值体系，在经过一次并不成功的尝试之后，人们重新把目光转向了自己的传统文化。通过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精神资源来摆脱价值危机，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来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体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意识。

其次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人之所以能够逐渐走出激进的反传统主义，重新倾向于肯定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与价值认同的问题是一个重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一体化的同时，也日益凸显了文化认同的问题。在人类交流日益便利和频繁的背景下，越是与不同文化接触，难么“我是谁”的问题就越突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只有根植于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才能真正在全球多元的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任何一个民族，乃至任何一个人都无法真正依靠纯粹外部文化来建立“自我”，只能深入自己的传统文化来实现“自我”的确立。目前，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事实，它将在经济和政治上为世界作出巨大的贡献。

最后，中国传统文化命运的转变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就是有一批真正理解、认同儒学价值，同时又能欣赏、接受西方优秀文化的知识分子，对重建儒家传统做了不遗余力的努力。这股浪潮至今在以强劲的势头向前发展，毫无疑问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问题

中国当代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不可能单纯地依赖于某一种文化形式,而是在新的实践下实现各种不同文化形式的互斥互补、交融碰撞、综合创新。不同民族在其历史发展中创立的不同文化形式,有互相排斥、冲突和对立的一面,也有融合、互补和统一的一面。我们不能“蔽于一隅”,而应该站在更高的高度予以审视。因此,不管何种文化,在当代中国都将面临一个现代转换的问题,或者说都面临如何中国化的问题。

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它产生于中国古代社会,是古代社会经济、政治的反映,是对那个时代的问题和任务的解决和解答,在今天要想发挥其积极作用,就必须实现其创造性转换,使其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表达形式上都要与现代社会相适应。

四、结语

因此,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文明共有精神家园,需要我们摒弃任何文化成见,公正客观地对待人类在其历史进程中创造的各种不同的优秀文化,正确认识各种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真正实现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之间的对话与融通，这是发展和繁荣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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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文化土壤；审美习惯

一、民族风格是中国动画存在发展的历史选择

相对于世界动画的发生发展，中国动画经过30年的摸索，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在一个极不稳定的社会背景下，对一种舶来品进行探究并自成体系，遭遇到的困难和艰辛恐怕是今天宽松环境中的人们不能意识到或无法想象的事。

1956年，中国动画前辈特伟先生提出了“敲响喜剧之门，探索民族风格之路”的动画创作口号。请注意，在这里必须强调一下：这句口号在中国动画的发展史中不仅不是空洞的，而且是指导中国动画早期创作的根本方针，这是中国动画人艰难地探索了30年的经验总结。自此，中国动画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思想创造了世界动画史上独一无二的经典动画艺术形式，并使中国动画真正地成为世界动画的组成部分。

中国动画实践民族风格探索的第一部动画作品即是特伟先生的《骄傲的将军》。在这部影片中，成功地借鉴了中国戏剧艺术的一些典型特质，在人物的脸谱化及动作的设计等方面都体现无遗。在原画的设计中，吸取了中国传统绘画中壁画的形式因素，浓重饱满，富有特色。而影片的配乐更是恰如其分地巧妙运用了中国民乐，使声画完美的结合。总之，整部影片具有浓郁的中国风格和民族气息。

以今天人们的欣赏角度看，这部仅30分钟的短片仍然有吸引人眼球或全部感官的东西。对关心中国动画发展的人来说，看这部片子不禁难免有一声长叹，这是中国动画片第一次真正被赋予了文化存在价值的动画创作，在中国动画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和意义。

二、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动画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

如果人能够回到过去，或者说人能够通过想象回到过去，置身于过去的那个历史时段，观察并体会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动画创作，则必为一种精神或意志感动：真诚、执菩、热忱、敬业、智慧、勇敢等等。现代人或缺的一切美好品质都可以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动画人身上体现。如果要谈到这种精神或意志的具体表现，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得淋漓尽致：在没有任何所谓现代化的工具的情况下，只通过人的手，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了一部近120分钟的动画巨制――《大闹天宫》，时至今日，这部动画片无论在造型、色彩、音乐、画面效果及制作技术都可使观者沉醉其中，即使再挑剔的观众也难看见这部影片在某一方面有一丝苟且之处。据不完全统计，此片的手绘图就有15万幅，15万幅，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一部影片用了15万幅画图，这是世界动画史上的奇迹!是什么创造了这个奇迹，除了一种精神的意志，还能是其他什么吗?

是人创造了历史还是历史造就了人，也许这两者同时都有吧。在中国的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的动画人创造了历史。或者说，20世纪60～70年代的世界动画史是由中国动画书写的。20年间，30多部动画片，荣获国际国内百余项大奖，且不断地创造出新。难道不能这样说吗?

充满主观色彩的文字书写会使观者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随之语言叙述的可信度亦会受到置疑。按照论文的一般规则，对待一个问题的论述是不允许有明显的情感倾向的。但是，当用文字书写中国动画的发展历程，总使人不自觉地在心中涌起一种情感，不能自控。有时，用文字平淡地叙述一段历史真是一件残酷的事。

假如中国的动画发展只停留在《骄傲的将军》或《大闹天宫》的艺术语言形式上。就世界动画史的角度看，这个动画艺术形式的发生只能算作一种偶然。虽然说偶然就是必然，但那是哲学思辨的范围，在历史叙事中，偶然就是偶然。然而令人振奋的是，中国动画的发展创造非但没有故步自封，而且是不断地以一种又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动画艺术形式刷新着世界动画史，并同时证明了中国动画并非是动画史上的一个偶然现象。继《骄傲的将军》之后，1958年，中国动画出现了另一类新形式――剪纸动画片《猪八戒吃西瓜》等。1960年又有了折纸动画片《聪明的鸭子》等一系列富有趣味的创新形式，尤其值得一说的是1961年推出了举世瞩目的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这不仅是动画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而且成为中国动画最富特色的代表。1963年另一部水墨动画片《牧笛》更是让世人领略了中国动画的魅力与诗意，被认为是“完全中国式的动画片”。自此，中国动画被冠以“中国动画学派”的国际动画定位。

面对如此丰富的动画艺术语言，难免使观者产生一个疑问：即这些想法或创意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毕竟在艺术的王国里要有所创新是一件众所周知的难事。那么到底是什么支撑了中国动画的这些创造，或者说中国动画的发展和创造的原动力究竟是什么。

对于一个中国土生土长的人或稍有一些中国艺术知识的人来说，这个显得比较专业的问题也许根本就不是问题。这就好像是在一个中国人跟前提到“床前明月光”一样的情形。如果问一个中国人对自己的姓名和“床前明月光”相比较哪一个更熟悉一些?相信大多数人会觉得自己的名字陌生。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或者说是文化传统的惯性体现。无论语言是否可以说清楚，或者文字的表达是否明确，中国动画的发展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在中国人眼中是不言而喻的，甚至正是由于这种关联太过明显而使人忽视了这种联系的存在。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于中国动画的发展创造提供了无数可能，这不仅是理论上的可能，而且更是现实的发生，这一点恐怕是任谁也不可否认的。

三、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动画存在发展的合理依据

阳光、空气和水是世界万物存在生长的基本条件，也是普遍条件，对一片庄稼或一株植物来讲，这些几乎没有特别去说明的必要。除此之外，则必须强调的必须值得说的就是土地的因素。盐碱地里长不了庄稼，贪脊的土地长不好庄稼，这几乎是全世界农民的共识。同样的道理，文化的土壤也直接决定文化产物的质量。而且在细微处，同样的东西可以有差别很大的味道，就如晏子所云桔生于南为橘，生于北为枳是也，这道理其实一点就通，不必多说。

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动画创作和发展必然产生于自身丰厚的文化土壤，这是毋庸置疑的事。传统艺术在造型语言及形式因素等方面对中国动画的影响的背后必然隐藏着一个民族所独有的文化审美习惯，图像造型艺术必定是根植于本土文化的深层意识之中的东西。这一点是没有错的。

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余年来生生不息、绵绵不断，这与中国传统文化自始以来就确立的一种和谐相生的文化生态心理――“天人合一”不无关系。纵观中国文化史，其中蕴涵的一个重要规律就是 相争相融的多线发展，生生流转，而并非一脉单传。这是中国文化历史传承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或者可以成为解释此文化传统之所以生生不息的原因之一。

既然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动画的存在发展的土壤和背景，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必须弄清楚：即脱离了此文化的“中国动画”还是不是中国动画。答案是显然地，中国动画之所以区别于世界其他动画艺术而独立存在，恰好是中国动画所具有的独特性或民族性特征。这也是中国动画存在的全部意义。故此，脱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动画可以是任何动画，但绝不是中国动画。如果逻辑永远只按照合理的方式演绎，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国动画存在发展的唯一合理解释。

四、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动画发展取之不尽的渊源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库，而这种取之不能穷尽正是这个文化固有的特质。这不是一个狭隘民族主义的盲目自大，却是生存于这一文化传统下的民族共识：一切中华古典都是贯穿在模糊和混沌之中，无论从语言文字或者是个中内容都是如此。所以解释的可能和维度不可限制。比方说：一个碗就是一个碗，它不可能是一个盆或者一个瓮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但是一个圆就可以被认为是碗、是盆、是瓮、是太阳、地球或可以被以为是任何圆的实体或抽象体。中国的古代文化就是这种性质。在大约四、五千年的时间内，数以亿计的人来挖掘这个资源以待已用，但对这资源来说，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是不断地有所增加并共同构成了文化传统的一个部分。几千年下来，其间之增融不可胜数。

用一个外国学者的话说：“一切的阅读都是误读。”这句话用在中国传统文本的阅读和理解上尤为合适，正所谓作者未必有而读者未必不能有，文化传统的传承和诞生就是这么一个无穷尽的过程，世界上的文化大都是如此，只不过，在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中表现尤为明显。

如果以上的说法没有明显地牵强之处，那么中国动画的发展就不再是无材可用或资源枯竭带来的问题，而只是一个如何选择或利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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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少数民族；服饰图案；中国传统文化

服饰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构成要素，一个民族的服饰反映了本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服饰文化，湘西服饰图案是时代的产物，其民族服饰图案的起源及内涵与民族文化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湘西少数民族服饰图案本身来说，民族图案是一个历史范畴，本民族的历史历程和生活的条件决定了的图案艺术创作特色，这种特色往往在图案的表现手法和图案内容运用时，形成某种固定的规范和审美倾向。从现在的设计角度来看，一切造型是先建立在视察，认识世界的基础上，只有当人们的感观和认识到一定程度，才开始了主动提取创造。湘西各少数民族世代流传图案的造型一方面在时间的洗礼中采纳或消亡、传承或淘汰，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具有完美构图、和谐色彩的图案才留下来，最终成为千百年来世代流传的经典；另一方面只有在满足一种民族文化的背景下，图案才会被它的民众所接受，这种接受主要是在情感上，它中间含蓄某种文化的精髓。湘西民族服饰图案的视觉情感语汇极其丰富，洞察民族服饰图案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民族服饰图案造型的特殊性意义，民族服饰图案文化的历史源流。在此基础上研究湘西少数民族服饰路图案文化的视觉情感语义传达，捕捉民族服饰图案情感语言的独特表达方式，以及通过其造型、色彩、材料等呈现出来的浓烈、粗犷、直白、简朴、纯真等特有的性格，多视点、多视向反映潜在的情感意蕴。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美学的角度重新审视民族图案，流传的中国太极阴阳哲学的宇宙观、中华民族习惯、中国传统等对民族服饰图案文化的深远影响。阐述湘西民族服饰图案文化体系与中国传统美学哲学的互溶性。

苗族服饰式样繁多，色彩艳丽。《后汉书》中就有五溪。五溪乃今湘西及贵州、四川、湖北交界处，因此地有五条溪流而得名。苗族“好五色衣裳”的记载；唐代大诗人杜甫也有“五溪衣裳共云天”的著名诗句。苗族妇女的服装有百多种样式，堪称中国民族服装之最。较有代表性的传统“盛装”，仅插在发髻上的头饰就有几十种。苗族妇女上身一般穿窄袖、大领、对襟短衣，下身穿百褶裙。衣裙或长可抵足，飘逸多姿，或短不及膝，婀娜动人。便装时则多在头上包头帕，上身大襟短衣，下身长裤，镶绣花边，系一幅 绣花围腰，再加少许精致银饰衬托。苗族男子的装束比较简单，上装多为对襟短衣或右衽长衫，肩披织有几何图案的羊毛毡，头缠青色包头，小腿上缠裹绑腿。

湘西少数民族服饰的图案造型及色彩搭配，反映了勤劳智慧的湘西各少数民族超凡的艺术概括和对装饰艺术的大胆追求，成为视觉情感语义传达的重要元素之一。

一、湘西民族服饰色彩表现特点湘西民间美术的色彩情调与该地区特有的民间文化观念相重叠，与普通民众的生活态度、价值标准、审美情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具有与生俱来的民族亲和力。正是这种对民族文化的亲切认同感，使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和文化内涵的民间美术色彩有了广泛的发展空间，它的应用，将进一步折射出人们的审美心理和习俗，体现出人们的化设计需求。

二、色彩表现的自由性、主观性中国天人合一的思维意识决定了在中国绘画中表达的一种悟性的出现，并在天人感应的基础上衍生出了具有自身独特意义的艺术特点。这一点在湘西少数民族的色彩表现手法上表现得也更为淋漓尽致，事实上，这也正是中国民间美术的一大特征之一。湘西少数民族的艺术表现形式虽然是来自于与自身密切相关的大自然中的事物，但是在具体的表达上，却又没有任何一个刻画对象是在对事物真实的模仿基础上实现的。

中国服饰如同中国文化，是各民族互相渗透及影响而生成的，在中国这个广袤的大地上，56个民族劳动创造，生生不息。尤其是近代以后，大量吸纳与融化了世界各民族外来文化的优秀结晶，才得以演化成整体的所谓中国以汉族为主体的服饰文化。中华民族多姿多彩的服饰，品种之多、款式之奇、色彩之艳、花样之繁，无不让人惊叹，成为中国历史长河中一颗颗璀璨夺目的星星，一直闪闪发光。

服饰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区别族群的标志，它与社会文化的发展不可分割。少数民族民俗服饰其独特的背景、特点、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识形态，充分揭示了蕴藏在少数民族服饰中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价值取向、审美情操和精神追求等深层次的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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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中国传统文化/科学技术/欧几里德几何

一　引言

文艺复兴以后，近代科学在欧洲迅速产生，以1687年牛顿出版他的《的数学原理》为标志，近代科学革命到达，这本已是，然而，问题是：“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漫长岁月中， 中国人在自然知识满足于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1)这一问题难倒了20 世纪的科学史学家和其他许多学者。由于该问题是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90——1993）最初提出，后包括李约瑟本人在内，至今无人能给出满意的答案，遂被称为“李约瑟难题”。作为近代科学革命之后，有中国血统和中国文化背景，又为世界科学做出巨大贡献，与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等并列的科学家——杨振宁对这个问题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中国科技的未来等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 ( 燕南， yannan.cn )

二　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欧氏几何及其逻辑系统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主要原因

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发，杨振宁认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经成篇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并给出了种种理由：中国早期的哲学如阴阳五行等尽管曾促进过中国早期的科学发展，可是这些理论本质上的经验性和思辨性在后来却成为阻碍实验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中国没有充分发展资本主义是实验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基本的原因；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不鼓励、甚至是抑制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 ( 燕南， yannan.cn )

杨振宁指出：“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和其中的某些自大有关系。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想把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解决了。……他们第一想解决人文问题，第二想从总体上解决人文问题。”(2) 因此，他们不愿去做具体的事情。古希腊的哲学家中，也有人企图总体上解决所有的问题，“可是他们也有人从事非常具体的问题”。 ( 燕南， yannan.cn )

从解决具体的、现象的问题入手，“希腊人发现正立方形只有5 个，这是非常美妙的画像，而这个画像如果没有准确的几何思想是不可能想到这个定理。后来有人说欧几里德所以写了欧几里德几何，就是因为要证明这个定理。这是西方思想方向的结晶。”

(3)

欧氏几何的产生并不是孤立的。在力学方面，阿基米德为了鉴别皇冠的含金量，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和。在一次洗澡时，他感觉到身体受到向上的托力，由此悟出了解决皇冠问题的，同时发现了著名的浮力定律。此外，阿基米德还发现了杠杆原理。

随着欧几里德几何、阿基米德浮力定律等力学原理的出现，更为重要的是与之相关的一套逻辑思维方法、逻辑系统的诞生，这些为近代科学在西方的产生奠定了逻辑及方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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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动画作品；重要性

中图分类号：J21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9-0035-01

近年来，中国动画产业有了一定的发展，相继出现了一些优秀作品，但是大多数作品缺乏内涵，无论是对动画剧本的理解、角色的塑造，还是对动画艺术本身的认知程度，大都浮在表面，角色造型模仿较重，一些单调而重复的造型充满荧屏。无论是动画片还是卡通动画形象，缺乏艺术生命力。在动画创作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不足，设计的角色总是缺乏艺术生命力；对外来动画形象也只是局限于简单模仿，让观众难以接受和认同。

动画片作为一种文化传播媒介和艺术符号，势必承担着文化传播的功能，而我们每一代人身上又都肩负着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责任。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期动画民族艺术形象的空白，将引发一系列不良后果，是应该引起我们深入思考的。目前，我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清醒地认识到，随着科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们越应该重新估价传统文化艺术的价值，挖掘和弘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重新塑造新时代的民族形象。所以在动画领域，我们呼唤从传统文化中诞生出来的真正意义的中华民族的动画形象，这已经不仅仅是动画产业的问题了，而是具备了一种文化上的战略意义。

中国老一辈的动画师相继退役，而年轻一代刚刚起步，面对动画技术的不断变化，如何在动画行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的确不容易。当今动画产业的一线人员，大多是从艺术院校走出来的毕业生，他们虽然掌握了动画制作的基础知识，但还是远远不够的。中国传统的艺术语言在我们这一代传播是很困难的。这是因为很多我们自己的动画片没有丰富的生活内涵，缺乏创新，缺乏民族文化的责任感。我们必须深刻的反思，动画作为现代科技与文化结合的产业，我们虽然暂时落后，但借助文化的优势和迅速增强的经济实力，应该有能力赶上动画大国的发展步伐。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研究市场和观众的需要，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把握动画原创这一条生命线，中国的动画产业应该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动画艺术形象。为了占领中国的动画市场，除了日本大批量的向中国市场投放日式动画片外，美国的动画更是不断从中国文化寻找动画艺术语言，《功夫熊猫》和《花木兰》就是两个典型例子。为什么美国动画设计师能够从我们中国的文化中找到动画基因，以西方人的思维方式阐释中国的文化现象，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功。关键问题是我们没有重视自己文化，甚至瞧不起自己的文化传统，长期的西方文化中心观念制约着我们对传统中国文化的认同，缺乏信心，缺乏责任感，缺乏原创性。

动画产业是一个形象化较强的文化产业，动画形象是灵魂，动画技术是血脉，是连接艺术与技术因素，创造完美动画的必备条件。所以说，在动画造型形象选择的同时又不可忽视相关因素的制约。在传统文化中寻找的动画形象，应该是那些文化品位高，民族风格鲜明，造型独特，又适应于动画艺术表现的文化资源。作为新一代的动画设计人员，应该注重中国传统艺术中最具表现力的造型语言，不论是传统的水墨、木雕、石雕、刺绣、皮影、剪纸等都有动画所需求的造型因素，但如何把这些丰富的形象具体化、个性化并加以提炼，仍需要一个再创作的过程。这既需要文化上的整合，更需要符合动画技术的规律，动画艺术形象转化的过程即是艺术创作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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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价值普世性；公共外交；孔子学院；个人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12）01-0037-04

一、 如何理解普世性价值

以知识经济为基石、科技条件为手段的世界经济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一方面为人类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另一方面又引发了许多超越国家界限，超越民族划分，甚至超越人类自我的社会、生态、伦理危机。全球性的社会、经济、生态和发展问题引发了全球性的道德危机和价值困境，现代道德体系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并非某个单一文明可以回答的。1988 年在美国召开的第十次人道主义大会通过了《相互依存宣言：一种新的全球伦理观》，宣言指出：“人类今天面临的基本任务就是需要去促进关于我们相互依存的一种全球性的伦理上的自我意识，以及去缓和妨碍这种共识达成的强硬态度。”［1］对于这些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客观问题和主观困境，人们自然会思考如何从本源上，也就是价值观层面上追问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合理解释。

目前学界关于价值普世的命题分歧很大，相当一部分学者坚持“伦理相对主义”的观点。正如路易斯P．波吉曼所说：“伦理相对主义是这样一种理论，在这种理论看来一切道德原则都仅仅相对于一定的文化或个人的选择才是有效的；而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道德原则。”［2］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普世性价值不是普遍性价值。“普遍伦理应该是实践理性的结果，而普世伦理却是对人类活动的实践和实际所遵循的规则进行观察的结果。换句话说，普世伦理所假定的在伦理道德问题上的全球一致，是一种被认为可以通过归纳而得到的对事实的概括，而不是通过实践理性的运作而得到的一种结论。”［3］普世价值作为全人类具备的最基本的道义规范和最起码的道德良知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普世性价值应该具有最低限度的最大化能力。讨论价值普世性并非看不到文化价值的多元化，以及他们之间难以消弭的差异。我们探求的不是构建一套面面俱到、复杂高深的价值观体系，而只是要追问那些关于人类生活最基本的道德理念，有关人类生存最本源的道德困惑。1993 年美国芝加哥宗教议会签署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明确写道：“我们确认，在各种宗教之间已经有一种共同之处，它可以成为一种全球伦理的基础―这是关于一些有约束力的价值观、不可或缺的标准以及根本的道德态度的一种最低限度的基本共识。”［4］普世性价值所承诺的就是最低限度的人类关怀。同时，普世性文化又追求关怀范围的最大化，这是一种关于人性的终极关怀，她的关注不因种族、民族、肤色、、社会阶层、经济等级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最大程度地构建普世性价值对全人类的道德承诺是其最核心的特征。

第二，普世性价值在理论层面是动态开放的。普世性价值既超越了国界、地域、制度、阶级、宗教、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程度，又不断地从这些多元化主体中吸收提炼那些具有兼容性的道德话语。从文化形态存在和发展的表现形式来看，文化“包含互相沟通的动态两极，即由某种地域特殊性而不断地向外生发，形成多层次的普世化的扩展活动。保持在这两极张力之中的文化形态，才可能具有其现实的生命力。”［5］普世性价值就是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不断演化发展的，特殊性和普世性的对话与转化才能最终形成具有真正约束力的价值底线。正如哈贝马斯所说：“每个有效的规范都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即那些自身从普遍遵循这种规范对满足每个个别方面的意趣预先可计产生的结果与附带效果，都能够为一切有关的人不经强制地加以接受。”［6］人类对于终极信仰的执着追求，对于道德共识的不懈关切，推动人类不断超越自己，不断构建和探究着最低限度价值共识的本质。动态开放性使人类的这种努力成为可能。

第三，普世性价值具有关怀人类本身的平等性。普世性价值的第一要义不是满足人们对物质需求的欲望，而是关切人们对精神家园的向往。将人看做出发点和归属点，从根本上保证了其价值取向上的正义性。引申开来，普世性价值与不同文化的关联也是建立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的，“普世伦理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尊重诸道德主体和诸道德文化主体所享有的那些崇高道德情怀和道德信念为先决前提，来寻求他们或它们相互之间的基本道德共识的。”［7］41

二、构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普世性的可能性

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其价值的特殊成分，也具有普遍性价值的成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同样具有人类文化的这一通性。世界现代化进程引发了一系列关系紧张化：“科学理性主义的普遍精神与现代科技的无限追求，商品化价值观念的凸显乃至宰制力量与市场经济的无限扩张运动，民主政治的社会理想与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实践，以及文化道德的普世主义信念与文化多元论的‘诸神竞争’。”［7］18现代道德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并非某个单一文明可以回答的。这是时代向世界诸多文化，当然也包括儒家文化，提出的人类摆脱道德困境之合理解释和可能路径的议题。拥有5000年历史积淀的儒家文化能否发挥其理论资源，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中华文化正在恢复甚至超越她昔日的风采。”［8］儒家文化从其内涵和特性上都具备了为解决全人类价值困境提供某种启迪或者共识的可能性条件。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不仅是中华文明极具民族特性的价值观体系，也具备与世界其他文明相互通融的某些共性，这部分内容就可以作为儒家价值观普世化的内容本源。比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著名学者钱穆曾断言：“然此只有中国文化之潜在精神可以觊望及此。”［9］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中包含的具有最低限度普世价值的概念包括：

第一，“仁爱”价值观。一个国家无论是由何种文明、何种宗教主导的，仁爱思想都会对其维持社会和谐、处理各个层面的关系提供价值参考。《论语・颜渊》中，孔子对仁的解释是“爱人”，这反映出中国传统思想中对“人”的关注；同样，西方文明最为灿烂的复兴也源于对“人”的崇尚。从这一点说，儒家的“仁爱”思想不仅可以成为中华民族的价值内核，同样也具有向外拓展的普世性。“仁爱”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普世价值，可以弥补现代社会中人与人关系功利性和经济性的缺陷。“仁爱”可以作为处理社群关系的普世价值，种族歧视这一社会顽疾正是因于“爱人”情怀的缺失。“仁爱”可以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普世价值，如果用“仁爱”的视角来看待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那么许多流血和冲突的都可能避免。

第二，“和”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一理念可谓博大精深，它是对目前世界主流价值观单极思维的补充与纠正。军事上，安全困境预设下的军备竞赛增加了所有国家的不安全担忧；政治上，极端的政治诉求和膨胀的民族主义日益成为潜在的冲突导火索；文化上，文明和的差异成为地区动荡的深层诱因；生态上，工业化进程引发自然和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从根本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繁衍。“中国文化可以，也应该被借鉴到世界问题的解决中来。”［10］“和”的价值观为当今许多全球性危机提出了启发性的解决方案：既要认识到世界上所有行为体和合共生是人类延续的内生动力，又要理解和包容其各个组成部分的不同。可以说，“和”从阐释上具有鲜明的中国儒家文化特色，从运用上却拥有可以推及世界的价值观意义。

第三，“中庸”价值观。“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儒家中庸思想除了可以作为个人修养之道和规约处世之道的精神资源，还可以帮助现代人权衡工具理性和目的价值。“人类现代化的经验教训表明，单纯的知识技术论人才观念是有局限的，它造成了现代社会唯科学主义的知识霸权，造成了现代教育理念和模式的严重扭曲。只注重‘工具（手段）价值的合理性’而忽略‘目的价值’的根本性意义，只注重人的知识技术训练而忽视人的道德信念培育，已经导致了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严重缺失。”［11］中庸是一种价值判断的视角，也是一种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价值提示。提倡这种思想并非为了扼杀个性或抵制冒险精神，只是为了儒家价值观最低限度的普世意义，试图为当代社会出现的信仰危机和价值困境提供一种可能的道德方案和思考出路。

中国传统文化是世上仅存的为数不多的没有断裂的人类文明之一，世代更迭、异域文化冲击、文化自身丰富和消亡等来自内部或外部的挑战都没有削弱其演进动力。“今人所认可的某些带有普遍性意义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指向，也不能被看做是抽离了某种特殊实存内容的独立价值实体。文化意义上的普遍性所要求的是‘通’而不是‘同’。所谓‘通’，就是由文化差异的实现所达成之‘共通性’。文化之普遍性和普世性意义，也应当在这个‘共通性’意义上来了解。”［5］我们既然已经排除了普世性价值是单一的、垄断的，或者封闭的，那么完全可以期待从历经几千年传承的中国传统文化（具体是儒家文化）中探究其普世性的文化资源。

三、公共外交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普世性的重要途径

一种带有民族特殊性的文化如何获得普世性的历史意义，不仅取决于该文化是否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底蕴，同时也需要人们有意识的推动。蒋国保先生指出，“从实践理性意义上强调：儒学现代复兴的关键在于儒学的普世化，而儒学的普世化只有通过儒学世俗化的途径才能实现。……必须彻底抛弃轻视民众世俗价值的精神贵族化的倾向，尊重普通民众的生命欲望和精神追求，同情地理解他们的世俗情感、愿望、要求和行动，将儒学彻底化为与现代民众情感认同合拍的意识形态，使儒学真正成为现代民众的潜意识。”［12］

公共外交的特征就是以外国民众为主要活动对象，通过思想和信息的交流，特别是文化的跨国认同来实现不同国家的理解和认知。“超越国际是文化的天然性质。”［13］公共外交实践为载体，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普世化提供了天然和有效的实现路径。儒家文化普世性和公共外交大众性互动的结果是，公共外交强调的“文化感召”和“心灵政治”满足了弘扬和展现儒家价值观的需求，进一步说，价值观输出本身就是公共外交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目标之一。一言以蔽之，公共外交的实践过程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普世化提供了可能的途径。

通过公共外交实现传统文化普世性实践之一是设立推广传统文化的专门机构。孔子学院是这方面努力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公共外交的一大亮点。以兴办孔子学院为标志，中国文化的符号开始了海外传播历程。孔子学院是通过汉语教学加深中国与其他国家信息沟通和理解的教学机构，也是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弘扬儒家文化的学术机构。孔子学院在全球范围内的建立表明中国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增强中国软实力。

孔子学院加速了儒家价值观的传播。“语言是文化得以传承的原因”［14］。语言和文化是相生相伴的，接受语言教学也就意味着受到其背景文化的熏陶。汉语较其他语言来说，其构成和含义本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孔子学院通过汉语语言教学增进了外国公众对中国文化的亲切感，潜移默化地将儒家价值观介绍给世界。“本土化的动力来自人们的实现心灵慰藉时对于身边的可依赖的支持的需要，即对家庭邻里，对文化习俗，对把我们与他们分开的意识的需要。”［15］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普世化的前提，是价值观输出的一扇窗户。

中华文明是独特的也是神秘的，这既激发了世界对儒家文化的极大好奇，也使他们保持着对未知文明的戒备和难以避免的误解。中国传统文化难以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她没有展示给世人一套明确清晰的价值内涵，这也是儒家文化普世价值资源受到制约的重要根源。从这一点讲，孔子学院的活动成功地搭建了一个文化平台，国外民众在这里可以观赏到中国文化遗产（如国画、武术），可以体会中国文化产品（如古典名著），进而接受所有中国文化符号传递的价值观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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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现代陶艺 传统文化 创造 影响

中国现代陶瓷艺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徘徊、停滞时期。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现代陶艺的兴起走过了起步、发展、变化的过程，出现一些让人欣慰的可喜的创作成果，陶艺作品呈现多元并重的风格及多种语义结构并存的格局。同时，面对全球文化多元共存的发展势态，中国陶艺急需树立中国特色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因此，面对社会变化所带来的思想震撼，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文化资源。在现代与传统之间，传统文化如何得以继承和发扬，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我们需要思考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共性与个性，而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将是现代陶艺创新和发展的基础。

纵观陶艺发展的历史，原始陶器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现，在其成型工艺、烧制技术、装饰文化上都有相似之处，这充分反映了人类对美追求的共性，而其个性母语的表达是不尽相同的。这正是不同地域文化、民族个性所特有的风格，它的表述语境、传达方式伴随时空的背景转换呈现出具有历史特色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对历史传统的重新认识和演绎，对当代人生存状态的思考使得陶艺创造的空间不断拓展。现代陶艺的本质特征是创新，体现在新风格、新材料、新形式、新观念等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现代陶艺和其它样式的现代艺术几乎同时出现，伴随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步伐一同起飞，一开始就受到现代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具备反叛的特性和对现实生活的质问。

最初浅显易见的“拷贝”式和“单一实用”式的作品已经被取代，陶艺本土化方面越来越显成熟，并且能很好地借鉴和消化西方现代陶艺的表现方法。关注现实的人性、社会和自然，思考深层意义的民族文化内涵，创造具有民族风格和洋溢时代气息的作品，不仅仅是一个“符号”“个人话语”所能传达的，而是借助母语与个人话语的转换，关注传统文化生命的存在价值。对于艺术创造来讲，传统不是僵死的束缚，它是融会在我们灵魂深处的一种精神血脉，促使我们的思想和行为都不能不带有某种传统的影子。艺术创造离不开特定的文化环境，它为艺术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符号表达与意义生成的关系，艺术的这种传承性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借古”以“开今”，“推陈出新”是极为重要的。在现代艺术的发展中，陶艺的物质基础是最为古老的，其传统文化的资源是深厚的，在现时态的文化背景中，现代陶艺产生的种种现象不是说明缺乏历史联系和文化语境的一种社会的精神现象，而是与现代社各种文化矛盾纠结在一起，有着自身的审美意义极其表征的人文景观。现代艺术对于传统文化的反叛，打破了由统一的古典美束缚而导致的形式与内容、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功能与实体的分离，形成了波普、观念、表现、装置等艺术形式。古典传统美的界限被打破，陶艺表现的不仅仅是功能和装饰，而是对当下文化现象的思考，“传统文化是艺术的一种自觉现象，是从混沌未分走向独立，走向审美，走向内容与形式，主观与客观，功能与实体的完美统一”。其发展的顶峰限定了个性化，创造性的发挥。现代文化是对人生命状态的本真回归，即向原始艺术的回归，是在向传统汲取营养而蜕变为现代审美的精神回归，通过对社会发展文明症结的揭示，对人生趣味的批判而重建人类的精神家园。

从近几年参加“国际展”“邀请展”“全国展”的作品来看，陶艺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展示了中国陶艺发展的现状。九十年代后，中国现代陶艺完成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作品表现上力求生动，富有魅力。通过现代陶艺语境关注现实生活和反映社会存在问题的作品，学术上得到普遍关注。在题材的选择上，显示了对生活观察的平常心态和对人文现象的关怀；在媒材的掌握上，陶泥与其它材质的结合极大地拓展了陶艺的表现范畴，技艺与装饰手法上有独到表现的作品和艺术家备受尊崇；在形式表现上，显示了并置、综合构成等多种现象，出现了相对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局面。这种局面的不断发展促进了现代陶艺的新格局及对西方文化影响的反思。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现代陶艺不等于流行文化、时尚文化。陶艺文化的主体应立足于大环境国际水平的提升上，也不单纯是少数人小范围里的艺术活动，它体现在大众文化整体素质的提高上，在显示社会公众性与现代性的同时，应走现代与传统开发相结合的道路。

在全球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下，全球化不是消灭地域个性和本土习惯，它是将民族性、地域性、本土化建立在一种新的时代、新的艺术理念基础上的产物。因此，在东西方文化的大碰撞中我们对外来文化的影响要具体分析、吸取精华，开拓创新，不要盲从地停留在表层里。消除对西方文化的依附必须结合历史的根源、时代的发展进行深化和提高，同时加强自我风格的建设，借助对陶瓷本质的理解，体现个人对陶艺的认识，继承传统加以深化并结合个体对事物的不同理解创作出具有个性化的作品。离开民族文化资源的背景谈论中国现代陶艺的多元化、国际化是片面的。民族文化是一个流变的过程，亦是一个恒动的状态，只有不断地注入新的血液，才能使文化的发展历久弥新。

多元文化的发展趋势表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不再以冲突、对立为发展的延续，二者正以和谐共荣为社会发展提供新的表现途径。对于中国陶艺家而言，探索现代陶艺表现的新领域，思考社会文化变革所带来的学术观念的更新是必要的。现代陶艺生根于传统文化的创造与发展，在拓展现代艺术的外延及包容性发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借助传统文化内涵切入现实生活亦是有别于西方文化影响而不至于随行他人之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是陶瓷艺术创新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提升陶艺国际化进程及民族化发展的趋势使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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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智慧；厨房家电；设计研究

我国厨房家电设计长期参照西方经验，朝着现代化、智能化、节能化快速发展。国内厨房家电也因为缺乏本土文化基因，导致产品本身的辨识度不高，并且雷同化、单一化的厨房家电设计充斥于市场中，这些现象不禁令人反思如今国内的厨房家电为何不具备中国本土文化的特色？中国是餐饮文化大国，不同地缘人群的饮食习惯与烹饪方式差异较大，简单照搬西方人的厨房家电不符合国人的烹饪方法与文化理念。实际上，国内部分消费者对传统经典文化的价值已然觉醒，具有传统文化意味的现代家居用品和服装饰品受到追捧，消费者通过购买此类产品展示其文化品位与时尚程度。在厨房家电领域中，同样出现以现代国人生活为设计语境，友好融入传统文化理念的厨房家电，逐渐树立起国人购买优质家电的自信心与满足感。

1厨房家电重拾文化传统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普通居民购买家电的能力与意愿与日俱增，致使中国家电市场出现质的跨越。1978年全国只有400台洗衣机，1983年则升至365万台。“新国货”的来临使人们从传统的生活形态中解放出来，有力地提高了生活品质[1]。厨房家电产品中冰箱成为普通用户家中新“三大件”之一（其中还包括洗衣机和电视机），提供了长期储存食物的有效空间。至20世纪90年代，高效便捷的微波炉在国内家庭厨房中普及开来。早期中国厨房家电无疑借鉴西方国家设计上的经验，厨房家电以一种“舶来品”的“面貌”迅速在国内流行。这种盲目追求市场，抛弃自身传统文化和精神的设计使得中国的家居产品设计缺乏本土化特征和精神气质，只是一味地满足大众猎奇追新的心理，而不启发和唤醒大众的民族意识[2]。几千年的历史激荡里中国形成独立、庞大的饮食文化，囊括了烹饪方式、烹饪器具、饮食习惯等，仅挪用西方人的厨房家电不足以满足中国人挑剔的饮食需求。在回溯发掘饮食文化传统的过程中，设计师展开了对国人饮食习惯和烹饪方式的研究工作，尝试在家电领域中寻找新的可能性。根据国人早上喜好饮食豆汁的传统习惯，设计师设计出全自动的家用九阳豆浆机，用户足不出户就能品尝到新鲜健康的豆汁饮品。此外，中国家庭在厨房内烹饪时常采用炸、炒、烹、煎等几种不同的烹饪方式，造成大量油烟弥漫于厨房难以输出，而一些国外早期进入中国市场的油烟机根本“无力招架”，国内家电企业考虑到要为用户营造清洁的厨房环境，转而将油烟机的吸力增强，赢得了中国消费者的广泛接受。厨房家电对于消费者来说，不仅是提供烹饪条件的常用物品，而且也是消费者体现自我生活方式的一种映射[3]。与此同时，传统经典器物的形制轮廓、图案纹理逐渐被移植到厨房家电的装饰中，虽然与厨房家电的实用功能契合度不高，但以此宣称为“中国风”的家电产品仍流行于国内的市场中。而未来社会的日新月异，要求厨房的设计建立在以人们的生活为中心的基础上。一切追随风格，主张形式变化的设计思考都是表面的、局限的、短期的和不得要领的[4]，但此类现象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国内设计师进一步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之间的结合道路。

2传统文化智慧启迪厨房家电设计

古代中国曾经营造出数量庞大、造型迥异、功能丰富的烹饪器具，无不透露着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与生活方式。然而中国传统的器具是“那个”时代生活方式下的工具，或许材料是廉价的，工艺是落后的，功能是原始的，造型是老土的，已经不能适应现代人对生活品质的需求，但其中隐含的观念与方式有些到现在都是非常先进的[5]。传统器具中的形式元素已经落伍，距离当今国人的审美标准较为遥远，传统视觉符号强硬嫁接到家电设计中，将造成厨房家电形式与功能不相协调的后果。然而古代器具中潜藏着中国人巧妙的造物理念、灵活的烹饪技巧、细腻的情感表达方式，这一系列的传统文化智慧是古人遗留下的精华所在。通过探寻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重新利用开发传统文化智慧，能够为厨房家电设计提供创造性的思路。在现代产品设计中展现民族个性，体现传统文化价值来引起人们的关注[6]。起源于汉代的竹蒸笼，见图1，是古人利用水蒸气蒸熟食物的典型烹饪器具。蒸笼分为多层笼屉扩充了烹饪食材的空间，蒸熟的食物口感绵软、味道浓郁，是古代匠人细致观察生活的设计产物。不过蒸笼本身也存在着各种弊病，例如大小不一、高矮不同的蒸笼不利于现代家庭烹饪与存放，蒸笼的温度不易调节而蒸汽却易于消散，竹制材料易被明火引燃以及易受潮气侵袭等。设计师因此巧妙地提炼出蒸笼中“蒸”的智慧，尝试利用现代技术改良其中的弊病。美的SYZ28-21电蒸锅见图2，蒸笼材质调整为易清洗的不锈钢材料，直线防滑把手改善了笼屉的拿握方式，顶部透明玻璃易于观察内部食物的变化。蒸锅正面设置可视化的操作界面，简化烹饪操作的步骤，促使蒸锅的火候温度易于掌控。再比如传统砂锅，见图3，传导热量均匀且具有良好的通气性，能够烹调出芳香鲜嫩的菜品，砂锅亦存在着温度难以掌控以及容易炸裂的弊端。在此，“炖”的烹饪智慧被设计师提取，应用于现代电炖锅的设计上。美的WBZS22A电炖锅，见图4，拥有清晰准确的操作界面，便于控制锅内的温度，炖锅的内部结构设计为3个内胆，致使在一个锅中烹饪出差异化的菜品。电蒸锅、电炖锅发挥了传统烹饪中“蒸”与“炖”的智慧，呈现出精确化、安全化、简洁化的现代使用方式。传统器物经过如此再设计后一方面提高了利用率，另一方面又一定程度上冲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传统中国文化理念强调经验的逐渐积累，厨房烹饪中不同菜品的烹饪方式存在差异（例如煎、炸、炒、蒸等），同样需要个人长期的摸索调整。中式菜品的制作工序繁多，普通人每次烹饪食物的火候、味道、口感也不尽相同，国人又常常喜好讨论菜品中所欠缺的部分，以便下次烹饪时多加留意，这种充满生活乐趣的烹饪方式正是“一步到位”的智能化现代家电所欠缺的。

3“中国味道”的厨房家电设计思考

国内家电企业将传统文化智慧、科学技术、现代审美进行结合，然而设计出的家电产品中冷峻的材料和简单的造型，难以给人留下“中国味道”的深刻印象。厨房产品的内涵语义都产生于人有意识的联想，这种语义与操作者内心情绪、文化、记忆等的互动过程充满了感性信息，完全异于那种大脑无意识的人机操作行为，因此，厨房产品的使用情境就显得至关重要[7]。台湾JIA蒸锅的见图5，其改良方式则在运用“蒸”的烹饪方式基础上，尽可能保留传统的烹饪习惯，营造具有“中国味道”的烹饪情境。台湾JIA蒸锅采用手工制成的柳杉木蒸笼，蒸笼底部赤陶材料良好的吸水性避免了菜品口感的湿软。耐火土制成的蒸锅锅身克服了普通陶瓷无法直火加热的局限性，现代的制作工艺与经典的材料塑造出卓越的视觉外观与烹饪品质，恬静淡雅的生活气息油然而生。美的多功能不锈钢电蒸锅和台湾JIA蒸锅虽然同是源于传统文化智慧的厨房产品，但是各自却存在明显的区别。台湾JIA蒸锅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模糊式的传统烹饪方式，用户烹饪时耐心感受到器物与食材间的奇妙变化。“陶”与金属或玻璃相比，性质更温和，质地更柔软，而且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陶”有着天生的信赖与认同感，认为用陶瓷或砂制锅烹制食物，能够保留食物原味且不会流失营养[8]。除此之外，台湾JIA蒸锅局部为竹子材料，更能唤起人们对传统蒸笼的情感追忆。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方案，也并非只有印上龙凤图案抑或是京剧脸谱才能被看作中国的设计，通用化的设计元素一样可以表达出深刻的中国文化内涵[9]。例如九阳电压力煲JYY-50YJ1，见图6，采用喜庆的中国红的同时，借鉴了中国传统提盒的造型元素。提盒又名“状元箱”，是古代民间嫁女儿的陪嫁之物，寓意着子孙后代能像状元一样有出息。九阳电压力煲JYY-50YJ1传递出中国所特有的文化内涵，传统厨房器具中的文化智慧与情感理念得到良好传承，同时又适用于当下国内居民的生活氛围。美的SYZ28-21电蒸锅则使用数字化的操作界面，为用户创造了高效、便捷、精确的烹饪方式，让用户享受到科技进步的成果。以上是国内厨房家电运用传统文化智慧的两类设计方式，一类沿袭了传统慢条斯理的生活理念，融入现代技术以及审美标准，令忙碌的国人体验到传统的烹饪趣味；第二类则以古已有之的烹饪方式和饮食习惯为基点，发挥现代科学技术的先进优势，简化人与产品之间不必要的操作，推进厨房产品向智能化方向前进。厨房是住宅中技术密集度最高的部位，更是智能化的重要体现部分[10—12]。这两类国内厨房家电的设计发展互有长短，在工业设计发展的新时期相互交融、相互碰撞，为创造出真正具有“中国味道”的厨房家电提供可行的参考依据。

4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