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录中国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语录中国，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人间真话本不多，一个女子的脸红胜过一大段话。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

马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展览时间：20a8年9月17日至9月26日

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和中国铁建组建六十年，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与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联合主办的以“中国铁建与中国铁路”为主题的“第十四届大路画展”于2008年9月17日在中国美术馆的7号厅和9号厅展出。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与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联合创办的“大路画展”，始于原铁道兵时期的1979年。伴随着改革开放，在中国美术界各级领导和广大专家的关怀支持下，至今坚持创作近30年，并已连续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13届画展。

本届画展作品将以“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板块来全面系统展现中国铁路波澜壮阔的百年发展历程。其中“过去”板块展示了以我国铁路初建至20世纪末的重大事件和人物为题材创作的具有厚重历史感的作品；“现在”板块展示了以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高速铁路、奥运工程及海内外重点工程的建设为题材的作品，“未来”板块主要以展望今后铁路建设发展的方向为主线，以极具现代形式感的表现手法，前瞻性地表现中国铁建未来发展的作品。

“大路画展”作为全国特大型企业中唯一的一家长期、连续办展14届的群体美术创作活动，坚持以开展“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现实主义美术创作活动，促使“大路画展”的质量一届比一届有所提高。“大路画展美术群体”现有本系统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专业和业余作者200多名。近30年来，“大路画展”这支事业心强，有群体意识，不计名利，团结向上，有较强的凝聚力，在艺术上越来越成熟的不断壮大的创作队伍，在企业的体制几经改革、人员几度更替的情况下而不溃散，在十分艰苦困难的条件下，仍坚持创作，对艺术的追求锲而不合，创作出了大量高质量的具有大路特色的作品。“大路画展”被中国美术界誉为“歌颂劳动者美的先进双年展”。“几十春秋画大路，其中甘苦寸心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太路画展”将会经受住新的考验，就像修建的钢铁大道一样，不断向前延伸，继续为企业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我国的美术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篇3

2003年到2013年，回忆起这十年中国市场开疆路上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国誉中国区董事兼总经理小西克行不免轻轻摇头，说“太多了”。对于这个有着丰富亚洲市场经验的带队人来说，进入中国，除了要克服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最让他苦恼的还有：中国的人际关系太难搞了！

从最早在淮海西路的展厅和花费巨资投放的户外广告牌和商场的活动，到现在精确瞄准企业相关决策群，从日本的大众品牌到在中国的高端形象展示厅，国誉一直不断调整和修正着自己的发展策略，都说大船掉头难，反观国誉的这十年，很难想象它在调整的时候能够如此灵活，完全没有大品牌的僵化和刻板。正是这样的创新和求变，让我们对这个百年品牌在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FC：针对中国市场，国誉在品牌建设上做了什么努力？

小西：确立品牌定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国誉在日本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大企业，在日本最为知名的媒体《日本经济新闻》做的一个调查中，国誉在“最受日本人喜爱的产品”中排行第五名，甚至超过了松下和索尼。安全、安心、亲切――这是日本人对国誉的普遍印象。当然，正因为亲民，国誉在日本并不能算是高端产品。但是到了中国，国誉却被打造成一个高端家具品牌。这是由于中日两国国情的不同造成的，两国市场的物价差决定了国誉如果要保持一贯的品质，在中国的价位就会偏高。

FC：所以才有了国誉在上海这个高端形象展示厅？

小西：是的。上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如果我们能在上海确立一个品牌，那么我们有信心让整个中国市场都来接受这个品牌。我们日本国内的员工到了上海展厅都会觉得非常惊讶，他们都想不到，国誉在中国是一个高端品牌。其实，由于日本的贫富差距不大，日本也基本没有什么高端品牌的概念，比如大金、TOTO，在日本都是非常平常的品牌，但在国内就会偏高端一些，而你在日本，要找比TOTO更高端的品牌，也很难。

FC：您怎么看待办公环境对企业的意义？

小西：在我们国誉，员工的离职率是非常低的。其实我们企业的工资并不算高，但可能是因为我们是卖家具的，总是能把自己的办公室营造得很美丽，这应该也是员工不离职的一个原因。而在实际的案例中，我们确实也会遇到企业因为想降低离职率而找到我们，希望我们帮助他们改变办公室环境，办公室文化对企业的意义确实非常大。

FC： 国誉在香港市场获得了不错的成绩，在内地却遇到一些发展障碍，您认为两个市场有什么不同之处？

小西：就香港来讲，因为B2B的市场环境很好，金融和外资市场也比较大，所以对办公室的改装和装修的需求是很大的，进入香港市场是非常有优势的。虽然金融危机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也有一些影响，但没有导致很大的下降。在内地，我们遇到最大的障碍就是，越是进入大陆，越是发现人际关系比较复杂，所以人际关系处理方面，会让我们感觉比较困难。此外，语言的障碍也是一点，我以前在香港和马来西亚都呆过，也接触过不少华侨，对中国市场其实并不算陌生，但在香港和马来西亚，英语都是广泛使用的语言，到了中国大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就更加明显。

FC：进入中国市场之后，国誉也经历了一些策略上的调整？

小西：是的，国誉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也尝试着在商场做一些活动，我们在淮海中路曾有过一个展厅，也出展过世博会，但都没有给我们带来很好的收益和影响。但现在我们也在积极调整自己的策略，比如，相较传统的电视广告，我们会更比较看重网络和网站的推广，这是因为我们的办公家具更多是针对企业的和企业相关管理部门，而不是个人。我们做过一些针对企业管理部门人士的调研和采访，发现在选择家具装修服务的时候，他们往往喜欢直接在百度上进行搜索，因此，在网络上进行推广，对我们来说会显得比较高效。

篇4

1995年，日本广岛大学教育研究中心有本章教授在第二届2l世纪全球教育六国峰会提交的论文《后大众化阶段大学组织改革趋势的国际比较研究》，通过对美、英、日等国高等教育体系发展演变的分析，第一次提出了高等教育后大众化的概念，认为“各国高等教育体系有着相似发展历程，即由大众化走向成熟进而走向后大众化”lJ。后大众化的核心思想是：高等教育系统外部环境发生转变——经济衰退或政府对高等教育拨款的压缩，使得大众化时期占主流的学术快速发展模式让步于日趋凸显的财政紧缩，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入学率增长到一定程度后开始停滞不前，而非适龄人口的中学后教育群体却大量增加，每个国家为应对大众化带来的质量和就业问题都会进行教学和学术政策变革。有本章教授提出的以变革为主要特征的后大众化概念，印证了以特罗为代表的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学者的一致见解：“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大，要求接收日益增多的学生即所谓‘容器’的传统大学或高等教育制度要进行质的变革”(天野郁夫，2005)。有本章教授认为后大众化阶段的这些变革是世界更广范围内国家经济性质变革的一部分，这种变革进而延伸到各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制。“在每个面临着或多或少的经济紧缩的社会变革的国家，都可能出现教学和学术政策的变迁。有本章教授通过分析六个国家的实际发展经验，发现从大众化向后大众化过渡中看似充满着无序的杂乱无章的变革，却有着一些基本的可遵循的规律。它们是：(1)财政预算紧缩将迫使公共机构重新致力于大学功能的社会经济理性化改革。至少会导致产生更强有力的“绩效”制度。(2)高等教育体制不断向私有化发展，这种发展或者通过私立高等教育继续扩大规模的途径，或者通过日益依赖学费资助公立高校的途径。(3)在取消控制和管理的时代，高等教育机构日益为自身的管理负责。(4)市场因素日益取代公共政策，成为在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范围和价格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因素。(5)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校“自负盈亏”，公共机构和公共舆论会寻求新的评估鉴定办法从而确保高等教育的质量。(6)为了努力确保质量，教育的结果日益成为衡量高校“绩效”的重要因素。(7)这些变革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大学内的心理压力程度不断提高。一旦大众化与后大众化的界限被跨越，大学内部将发生一系列的变革。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罗伯特•吉姆斯基(Robe~Zemsky)教授认为有本章教授的七条假设准确地描述了美国当时高等教育的现状，仅有的例外是，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私有化和市场化程度原本就很高，并且有着完善的社会评估鉴定系统，其它的现象则无需做任何改动，完全符合美国的情况。用有本章教授观察到的后大众化现象来对比中国目前的情况，可以发现无一例外，每一条都精确地描述了我国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和研究的热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提出的“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大力支持民办教育”，“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加强教育监督检查，完善教育问责机制”，“改进管理模式，引入竞争机制，实行绩效评估，进行动态管理”和“完善教育中介组织的准入、资助、监管和行业自律制度。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等政策观点，从总体上来说非常切合有本章教授描述的从大众化到后大众化过程的改革规律。可以说，中国现阶段的高等教育改革是后大众化进程中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部分。

二、后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改革的背景和逻辑

(一)改革背景：高等教育系统扩张引发社会危机

观察美、英、法、德、日本及中国等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历程，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些国家经历了极度相似的扩张过程和由于高等教育系统扩展在各国引发的相同压力和危机。首先，这些国家均经历了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张。美、英、法、德、日本等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在90年代末，均出现了政府控制下的由缓慢发展到急速扩张的转变，带来了各国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向大众化阶段的急速发展。其次是高等教育迅速扩张带来的压力。无论是在欧美、日本还是在中国，由于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张，导致来不及变化的高等教育系统，一方面面I临着高等教育成本不断增加与公共财政不断紧缩的外部压力，另一方面，则面临着学生群体的学术准备下降和人才培养模式滞后的内部压力。“进人大众高等教育阶段的学生，其文化水平、共享知识水平和读写能力都在降低。几乎在所有国家，教师们和管理者们都认识到，大学生们更加没有准备，比以前更不喜欢读书。”再加上各国为了容纳更多学生而创设的新型大学教育机构，比如说，日本20世纪中期创设的“私立专门学校”制度——短期高等教育机构；英国1970年代创设的多科技术学院，中国21世纪初创设的独立学院等，但其成长和发展并不顺利，引起一系列问题。最后是高等教育系统扩张引发的社会危机。高等教育迅速扩大导致各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保障难以为继，大学的教育质量急速下降，大学生失业率节节攀升这些社会问题最终引发了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发达国家和日本激烈的“学生反叛”，这次成为教育改革的导火索。即使具备高效率结构和系统的美国，在后大众化阶段也遭遇了严重危机，高等教育规模的极度扩张伴随着国库收入的下降，带来了政府投入虽略有上涨但分摊到每个学生身上的美元却减少了。面对政府投入的逐步下降，大多数学校是通过猛增学费来补偿其收入损失。受教育者对学费上涨的政治抵触以及失业率大大上升带来的投资回报率低下等等，形成连锁反应，美国政府和大学不得不采取变革来应对循环怪圈。对中国来说，近十年的规模扩张导致就业率降低、质量下滑、资源紧张等矛盾日益加剧，这些矛盾正在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走向后大众化之路面临危机，也是中国目前高等教育改革致力扫除的拦路虎。

(二)改革逻辑：高等教育系统的“美国化”

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进行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这场变革的背后逻辑又是什么呢?那就是，美国拥有最成功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模式，当别的国家还在为大众化的进程导致教学科研水平下降而感到烦恼时，美国不仅捷足先登顺利地步入普及化的阶段，而且还持续保持着卓越的水平，因此，其他各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均在有形无形中想发展或调整成美国模式。那么美国模式的显著特征是什么呢?首先，它具备理想型的适合大众化和普及化功能的高等教育系统结构：承担高深学问研究与教育功能、招收高中成绩排名前12％的精英大学群；位于中层的以本科教育为重点，入学者限于高中成绩排名前1／3学生的州立大学群(承担大众化教育)；具备低成本且对所有人都开放的，富有弹性和多样性的，以及对人们学习需求有“敏感性”的普及型短期高等教育机构——社区学院(承担普及化教育)。其次，它拥有多样化的高等教育财政支持。美国高等教育从捐赠、基金运作、校企合作、出售教育研究服务、学生贷款所获得的经费收入一直居全球首位，与美国公共资源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基本持平。最后，它具备松散的政府和大学的关系。在美国，国家对教育的控制力较弱，而是依靠学会、协会、学术团体等外部机构和制度把高等教育构建并维持成一个系统。美国拥有对市场敏感度极高的高等教育机构、约定俗成的社会赞助教育文化、宽松的政府和教育的制度文化，因而具有最适应大众化普及化发展的文化制度土壤。“它的‘成功’迫使其他国家向更加开放、竞争的、对社会需求的变化‘敏感’的系统转换。但是，这种转换并不容易”(天野郁夫，2006)。

(三)改革实践：结构和制度文化决定系统效率

“欧洲的学者或大学领导者采用的多数改革都是以美国模式为蓝本的，但是，有关于把有利于从大众型到普及化的教育机会的阶段过渡之美国式的结构与文化的特征如何与这些改革结合起来的问题上，却面临着巨大困难”。在德国，中央政府对整个教育体系拥有绝对的管理控制权，德国大学的基本特征是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服务于国家的官僚的培养机构。德国在后大众化进程中的改革并没有改变这一基本制度文化，这导致“曾经享有世界第一声望的德国大学，现在正处于危机状况中”。同样是集权制的法国在1969年学生革命后对高等教育界从政府、社会相关机构到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结构性改革”，确定大学自治、民主参与和多学科三项原则，并始终将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和确保高等教育质量及高校办学水平作为改革主题，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不仅确保了精英教育的质量而且在后大众化阶段保持规模持续扩张。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的政策转变集中在三点：一是开始对私立大学支付政府资助金；二是政府对私立大学限制的强化；三是短期高等教育机构的扩充，设立了“专门学校”制度。天野郁夫指出，“在日本，由20世纪60年代末的世界性大学改革的风潮中出现的这些改革构想，没有一个是以原封不动的形式能够实现的。尽管有部分付诸实施的改革，但都未能大大地动摇僵硬的高等教育制度”。他还指出，日本虽然拥有像美国的顶尖的精英大学群和庞大的对社会需求极为敏感的私立大学群，但由于承担大众化和普及化主要任务的私立大学主要依靠高昂的学费收入，其成本问题、教育质量和水平问题始终是日本面临的最大问题。因此，当欧洲国家和日本借用美国的制度安排，诸如模块课程和学分转移时，他们很难复制美国的结构特征和文化特征，而正是后两者在走向大众化高等教育并进而走向普及化高等教育进程中赋予了美国独特的优势。

三、后大众化进程中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方向

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独特的背景和过程，中国社会文化、政治教育制度的独特性造就了其大众化了的高等教育系统并没有形成适合规模持续扩大的组织结构和框架。一是特别强的国家意志控制着复杂的高等教育系统，致使大学发展模式单一，缺乏灵活性和对市场的敏感性；二是财政来源单一，即公共财源和学费以外的收入很少；三是能够弹性地应对社会需要、并且能够承担大众化、普及化重任的高等教育机构尚未成长起来。这种制度和结构缺陷导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陷入“扩招十年，负债5000多亿元，培养出几百万失业者”的危机和窘境。《纲要》拟定在2020年高校入学率达到40％，这意昧着我同高等教育规模仍将继续扩大，虽然无力支持庞大的高等教育系统，但又不得不继续扩大规模的两难以及面临的危机和困境，注定了后大众化进程中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应致力于调整高等教育制度和结构，以形成适应大众型和普及型高等教育发展的组织框架。但是，其变革只能在中国历史传统和文化与社会的脉络中加以推进，而不能照搬美国或其他国家的经验。根据其他国家从大众化到后大众化过程中的改革实践和有本章教授提供的理论规律，中国高等教育系统改革大概有三种方向。

(一)绩效化

由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滞后性，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复杂性，人才培养质量的难以检测性，人们很难对高校运行的效率进行评价，因此，高等教育系统一直不计成本地运转着。到了20世纪70年代，量的扩充造成政府在高等教育经费负担上有着很大的压力，如何让有限的经费公平、合理分配并产生最大的价值成为各国改革的重点。各国政府纷纷发表绿皮书倡导发展绩效指标，对高等教育实施绩效评价。在美国，整个后大众化阶段，都在极力改进高等教育对公众的责任问题，州政府通过建构一系列评价指标，对高等学校进行评估，根据高校不同的表现予以拨款和奖励。在这种情况下，“金钱的价值”成为政府补助经费的重要依据，高等教育机构必须拿出“绩效”来争取经费。有本章教授所提出的从大众化到后大众化过程中的教育改革的7项规律至少有三项涉及到“绩效”问题，说明了绩效化是后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系统发展的重要方向。我国教育行政部门已经越来越重视高等教育系统的效率和效力，以期通过绩效评估来合理分配和使用高等教育资源，保证高校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从管理传统来看，我国一直由政府来统一组织评价，这样的评价方式导致高校发展模式趋同，千校一面，其弊端已被各界人士所认识。怎样评价高等教育系统的绩效，由谁来评价，以及怎样通过绩效来进行管理，这些问题已经成为目前高教改革和研究的热点。如前所述，高效率的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最大的特征之一是政府控制力弱，存在完善的强大的外部评价体系。在我国，建立政府和大学之外的第三方高等教育评价体系也已被提上议程，《纲要》明确指出要“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但关键是，在现有政府和大学的关系难以改变的前提下，能否真正建立起公正、规范的第三方评价系统和机构。

(二)市场化

高等教育系统市场化的首要动因就是增加资源，即市场力量能够填补由政府有限的经费投入与高等教育日益增长的财政需求之间所造成的资源差距。因此，“市场化”成为后大众化进程中各国高等教育系统改革的核心主题。斯波恩(Sporn)指出：20世纪70、80年代，西欧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所带来的学生潮，使传统政府主导模式下的高等教育系统不堪重负。各国政府纷纷找寻脱困之路，这直接导致其高等教育系统从传统政府主导模式向大学自治模式的转变，高等教育市场化便诞生于这种转变之中(孙冬梅，2011)。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市场化改革，可以说是在国家统制和财政负担这两个坐标上的政府作用的减少和市场机能的扩大。一是政府统制的放松和间接化。这表现为政府由全面行政控制转为“契约、评估型”，即政府不直接将资金拨给大学，而是将研究资金通过研究课题的竞争性研究费拨款；将教育经费通过学生奖学金这种形式间接拨给大学。二是非政府资金的扩3v。大学所提供的教育服务，受益者对此作为等价报酬支付学费；大学提供研究服务，政府和企业成为研究服务的消费者。基于这一观点，美国的产学研结合(大学科技园)便繁荣于这一阶段。中国高等教育一直都在政府的严密管制下运行，疲态毕露，迫切需要市场精神的介入来为高等教育灌输能量和激发生命力。金子元久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市场化程度在某些方面走在前沿，比如缴纳学费和允许民办大学发展甚至允许公立高校开办私立性质的独立学院，模仿美国硅谷建立了一大批大学科技园；而在某些方面却一直没有改变，比如政府和大学的关系，“南方科技大学事件”说明了中国高等教育从“政府控制模式”向“政府监督模式”转变的艰难。但是，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刚超过3000万，政府财政投入和公众学费支出便已经严重透支。如果按照国外发展经验，非适龄人口的中学后教育要成为后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那么中国在未来十年二十年要承担起大概三四千万非适龄人口的中学后教育，这样庞大的教育经费将是天文数字。高等教育系统的复杂化和财政困难已经迫使政府权力必须下放，高等教育市场必须进一步开放，但最终能否成功取决于能在多3v程度上由政府监管走向市场竞争。

(三)终身化

篇5

关键词系统动力学；产业结构安全；评价体系

中图分类号F7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10-0043-08

根据WTO统计①，从1995年至2012年，全球共有46个贸易体对102个对象贸易体发起（Rep②）反倾销诉讼4 010起。其间，中国③出口商品共遭受（Exp）反倾销诉讼884起，排名第一，占全球总数的21.4%，高于排名第二的韩国2倍多。与此同时，中国近年来也在积极发起反倾销诉讼和调查。根据World Bank全球反倾销数据库④的报告，自1995年至2012年中国共对26个贸易体的出口商品发起过反倾销诉讼195起，全球排名第8位，前7位分别为印度、美国、欧盟、阿根廷、巴西、澳大利亚和南非。中国发起的诉讼95%被最终确认实施。中国发起反倾销诉讼的对象中，20个是其主要进口地⑤。反倾销涉案的产品大类66种，其中6位数HS编码产品63种，8位数HS编码产品87种⑥。

“金砖国家⑦”（BRICs）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12年，金砖国家GDP占全球比重超过20%，出口和进口分别占全球贸易的17%和16%。如此快速的经济和贸易增长速度也使“金砖国家”遭遇了严重的反倾销制裁。1995年～2012年，“金砖国家”共遭遇反倾销诉讼1 349起，占全球总数的32.7%。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均位于Exp前10位，南非排名第15位，除中国之外的其余四国仅占全球总数的11.6%。中国Exp占“金砖五国”总量的65.5%。与此同时，“金砖国家”也在积极发起反倾销诉讼。除俄罗斯之外的四国共发起反倾销诉讼1 332起，约占全球的1/3。其中，印度发起663起，相当于巴西、中国、南非三国的总和。“金砖五国”反倾销诉讼总量已经超过反倾销四大传统使用者（美国、澳大利亚、欧盟和加拿大）的总和（1 315），逐步成为反倾销“俱乐部”的主力成员。这一趋势反映了“金砖五国”在国际贸易格局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⑧，同时也体现了五国在WTO框架下保护国内产业安全、维护市场秩序的姿态越来越积极。

本文对中国自1997年～2012年反倾销诉讼进行统计分析并与其他BRICs三国进行比较，归纳和发现“金砖国家”之间在反倾销的强度、地理特征以及产品特征上的区别，进而对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建立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一、反倾销诉讼数量与强度

从时间截面来看，中国发起反倾销诉讼具有与其他BRICs贸易体不同的波动趋势，如图1所示。第一阶段，在加入WTO之前，中国共发起30起反倾销诉讼，总体数量较少，年均只有4件。而这一阶段则是南非和印度反倾销的高峰期。南非在2002年之前的反倾销数量是其后11年总和的3倍，年均22起。印度的反倾销增势一直保持到1999年，小幅下降后随即大幅反弹，年均36起。巴西没有太明显的波动，基本维持总量的低水平，年均14起。第二阶段，中国入世之后，反倾销诉讼的数量增加尤为明显。2002年，发起反倾销诉讼30起，涉案贸易伙伴10个，这是中国加入WTO的第一年。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入世之后，产业安全受到的威胁明显增加，中国在积极维护自身产业安全。另一方面说明中国面临新的国际格局，在WTO框架下利用新的游戏规则参与国际竞争。这一时期，其余“金砖”三国都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南非和印度降幅居前两位。第三阶段，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全球经济普遍提振乏力，在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多重打压下，发达经济体再次陷入大萧条，贸易急剧下降、投资步入低谷，且失业率不断攀升，在经济全球化的紧密关联和互动下，包括发展中经济体也被卷入危机中，“贸易制度的钟摆又一次朝着经济民族主义一边摆动”（罗伯特·吉尔平，1989），各国政府再一次竖起贸易保护的大旗，利用贸易保护措施，刺激投资、提振本国经济成了共同选择。中国从2008年～2012年共对14个贸易体发起了47起反倾销调查，同期全球范围内共有70个贸易体遭到共863起反倾销调查，中国“贡献”了其中的5.45%。这一时期，反倾销的传统使用者总体反倾销数量明显下降，欧盟共发起73起，美国发起61起，澳大利亚发起46起，加拿大发起23起。相反，“金砖国家”反倾销的积极性明显提高，总数超过四大传统使用者将近60%，其中印度发起153起，巴西发起111起，南非发起10起。“金砖国家”显然已经成为反倾销诉讼的主要发起者，从1995年至2012年，印度、巴西、南非和中国反倾销诉讼位居全球前10。尤其是印度，共发起663起，成为全球第一大反倾销发起国。从国际金融危机的发展历程中我们看到，全球总需求，尤其是美国需求的减速对“金砖国家”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是非常巨大的（李向阳，2011）。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金砖国家”的贸易政策。

通常而言，贸易伙伴发起反倾销的数量与其进口额之间有一定的正相关性，而原始数据可能受进口量的影响而无法真实体现贸易伙伴的反倾销水平。在控制进口量的前提下分析发起反倾销的数量，这种指标与实际情况会比较接近（Prusa，2005）。沿着Prusa（2005）的方法，计算了1995年～2011年间，发起反倾销诉讼总数前10位的贸易体的反倾销强度，即反倾销案件数与进口金额之比，这反映出贸易体的真实反倾销水平。为了消除年份之间的波动，以5年为一期进行平滑处理。同时，以欧盟1995年（反倾销数排名第1）的反倾销强度为100进行标准化处理以利于比较。如果国时期的反倾销强度大于100意味着国时期每1美元进口对应的反倾销诉讼数超过欧盟1995年的水平。详见表1。

对表1中的数据分析之后发现，中国相对欧盟1995年的反倾销强度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尽管2000年～2004年这一时期超过100，但相对同期的阿根廷、印度、南非和土耳其，中国真实的反倾销水平仅高于美国和欧盟⑨。在所有考察期内，中国的反倾销强度一直处于“金砖国家”的最低水平，约为欧盟1995年反倾销水平的3倍。

而“金砖国家”则呈现明显的超高保护强度，且波峰区间与中国明显不同。印度在1995年～1999年和2000年～2004年两个区间内反倾销强度都表现超高状态，分别约为参照期的30倍和40倍。南非的高强度区间为1995年～1999年，约为参照期的42倍，其后逐年下降，到2010年～2011年仅为参照期的0.9倍。巴西长期维持稳定的反倾销强度，其最高强度区间为1995年～1999年，约为参照期的12倍，强于反倾销的传统使用者加拿大、美国和欧盟，略低于加拿大同期的水平。2010年～2011年区间内，各国的强度明显减弱，南非降低最明显，巴西仍然维持高水平保护。

二、反倾销地理结构特征

图2刻画了1995年～2011年，中国发起（Exp）反倾销诉讼的对象、反倾销数量以及这些贸易体在全球范围遭到反倾销诉讼的数量。Exp排名前5位的分别是美国、日本、韩国、欧盟和中国台湾，这5个贸易体同时也是中国进口来源的前5位。笔者认为，中国发起反倾销的初衷是在WTO公平贸易的框架下，基于对国内相关产业安全和市场秩序的保护，在反倾销诉讼对象的选择上会优先考虑主要的进口贸易伙伴，这是一种典型的有管理的贸易政策，是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在贸易领域的集中体现。

按照UNCTAD标准，将Exp分为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其中，发达经济体有12个⑩，发展中经济体11个，转型经济体3个。总体统计特征如表2。排名前10的Exp经济体中，美国、日本、欧盟和德国为发达经济体，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泰国5个为发展中经济体，俄罗斯为转型经济体。从总量和平均数水平看，前10位发达经济体平均被中国反倾销23起，而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平均被中国反倾销12.5起。这反映出中国在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与发达经济体的关联度要超过非发达经济体的。

相比之下，其余“金砖国家”均将中国作为其第一反倾销目标。印度共发起187起针对“金砖国家”的反倾销，占其总量的28%。巴西发起77起，占30%，南非共发起68起，占31%。在各自前10位目标国中，巴西涵盖了除南非的其余三国，印度只包括中国，而南非包含除了俄罗斯的其余三国。这说明，“金砖国家”之间在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上存在很强的相似性和竞争性，对于本国经济发展的优先考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相互之间会有明显的贸易冲突。按照UNCTAD对于经济体发展程度划分标准，印度和巴西的目标中发展中经济体有7个。而南非的目标中发展中经济体为8个。对于目标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相对中国而言，印度、巴西和南非同发达经济体的产业相似度较低，产业竞争威胁主要来自发展中经济体。

Bagwell和Staiger（1990）通过博弈论推导出特殊保护措施是一种对称型的合作反应，短期可以改变贸易流量，但长期则只能导致“共损”结局。Messerlin和Reed（1995）指出，反倾销立法的普及和标准化有可能诱使各国以反倾销掩饰报复意图。Prusa和Skeath（2004）验证了反倾销具有明显的“俱乐部效应”，即反倾销使用者更加倾向对反倾销使用者发起调查，特别是，对曾经向其发起过反倾销的贸易伙伴调查的概率更高。为了进一步考察反倾销是否具有报复动因，利用数据库中以中国为目标国的反倾销诉讼进行比较，发现其中有14个贸易伙伴曾经对中国发起过反倾销诉讼，占总数的54%。然而，在Rep排名前10的贸易伙伴中，只有欧盟和美国位居Exp前10位。其中，对中国反倾销诉讼最多的印度（150）仅被中国诉讼4起，南非（35）、墨西哥（31）、加拿大（28）都仅被诉讼1起，而阿根廷（86）、土耳其（58）、巴西（49）和澳大利亚（34）没有遭遇中国反倾销诉讼（见表3）。而从这些贸易伙伴遭受中国反倾销诉讼数占其全球Exp总数的比重可以看出，比重最高的欧盟和日本也仅为20.7%和20.6%，中国对其遭受反倾销诉讼的“贡献率”并不高。这似乎反映贸易伙伴的反倾销行为对中国的的反倾销影响并不明显，很难看出中国的反倾销是否存在报复意图。在图3（a）中刻画了Exp和Rep二者之间的散点图及趋势线，横轴表示中国遭遇的反倾销数量，纵轴表示中国发起的反倾销数量。不难看出来，二者存在正相关关系，单纯的趋势刻画出一定的相关性，相关系数约为0.0694。

同样考察了其余三个“金砖国家”的反倾销报复动机。整体而言，巴西和南非的报复动机不明显，贸易伙伴的反倾销行为对其反倾销行为影响程度仅为0.084和0.108，略高于中国。印度的反倾销诉讼具有明显的报复动机，相关系数为0.667。贸易政策是否具有报复性与一国的政策环境和传统密切相关。印度约有45%的反倾销案件是应单独申请人的申请而发起的，并且申请者的平均市场份额达到了74%，垄断厂商（这些公司具备良好的游说技巧）往往是反倾销的申请人。这就决定了部分垄断厂商会基于贸易报复而采取反倾销策略。

发展中经济体基于国际竞争对中国采取的报复性反倾销呈逐年上升的趋势（鲍晓华，2011），而数据显示中国对其反倾销的报复性不明显。发达经济体作为反倾销的传统使用者，其对于规则的熟悉程度和灵活掌握要远胜于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中国对两者反倾销的报复性都不明显。这一数据反映两种可能。一方面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反倾销诉讼有可能存在威慑性和报复性的意图，另一方面，中国某些正在成熟和成长的部门受到来自发达经济体进口的威胁要更加显著，中国亟需保护相关产业的正常发展。对于其他“金砖国家”，反倾销背后的动机不尽相同。南非具有长期的管理关税和反倾销的经验，是所有“金砖国家”中反倾销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印度对于国内市场的垄断性要求推动垄断厂商游说议员采取反倾销政策。巴西的反倾销案件数一直相对稳定，但就强度而言，仍处于较高水平，这种情况主要归因于其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受到来自中国、美国以及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威胁。

三、反倾销产品结构特征

自1997年～2011年间，中国共对HS六位编码63种，八位编码87种产品发起反倾销诉讼，涉及国内165家企业，国外270家企业。HS采用六位数编码，把全部国际贸易商品分为22类，98章。SITC Rev.4（2008）共包含10部门。由于GAD数据中，大部分都采用HS六位或八位编码系统，对产品的标识过于分散。为了更好体现反倾销产品特征与中国产业结构的联系，根据联合国统计司公布的SITC Rev.4（2008）和HS各新版本之间协调关系表，将HS编码商品合并转化为二位数的SITC商品。根据表4的统计结果，93.6%的反倾销诉讼都是针对SITC5—SITC8，也即工业制成品。这与中国国内完整的制造业产业结构密切相关。如果按照投入生产要素密度划分，50.8%是针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42.8%是针对劳动密集型产品，仅有6.4%针对资源密集型产品。这反映出，中国在向世界输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也在大量进口同类产品，国内相关产业受到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威胁甚至是损害。尤其是，有机化学品、钢铁、纸和纸制品、陆用车辆和初级形状的塑料这5类进口商品是中国反倾销诉讼的重点。相关产业在近年来成功实现进口国产化替代，国内相关企业对于政府的保护诉求异常强烈。

同样根据表4，美国、韩国和日本成为几乎所有产品类别中的主要反倾销对象，这一状况反映出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结构，进而体现反倾销背后对于产业安全的考虑。为了更确切分析中国反倾销的特点，将数据库中前两位反倾销产品涉及的具体国家（地区）的数据进行比对。首先，对于有机化学品的反倾销主要针对日本（22起，占17.7%）、韩国（18起，占14.5%）以及美国（17起，占13.7%）。以2011年的数据为例，从这三国SITC51的出口占中国同类进口比重来看，日本占12.56%（排名第3）、韩国占20.26%（排名第1）、而美国占6.42%（排名第6）。这说明中国在涉及有机化学品方面发起反倾销诉讼与其进口数量之间存在较强关联，中国在此类产品反倾销决策过程中主要是基于产业安全的考虑，同时也可能受其他因素影响。其次，对于钢铁的反倾销主要针对韩国（18起，占21.2%）、俄罗斯（17起，占20%）和日本、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及中国台湾（均为11起，占13.9%）。仍以2011年的数据为例，韩国作为中国第3大进口国，输入中国的钢铁占中国同类进口比重的18%（排名第2）、俄罗斯占0.73%（排名第13）、中国台湾占9.12%（排名第4）。这一结果与前述推断基本一致，再次验证了中国反倾销决策过程主要是基于公平贸易的原则。

“金砖国家”的反倾销具有同中国类似的产品结构，都以化学品为主，比重从54%（巴西）至77%（印度）。金属及其制品位居其次，比重最高为巴西，占40%，最低为印度，占17%。反倾销的产品结构与发起国的产业结构密切相关，同时体现了“金砖国家”在承接发达经济体重化工产业转移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见表5）。

四、简要总结及评论

篇6

一直觉得自己是遵规守纪的好公民，从来不敢越雷池一步。可后来有一天，我发现自己也成了“中国式过马路”大军中的一员……

事情还得从女儿学习弹钢琴开始说起。我从小喜爱音乐，很羡慕能优雅地坐在钢琴前自弹自唱的人，也一直为小时候没有好的学习条件而遗憾。所以在看到同事、同学的孩子纷纷从幼儿园开始就加入学乐器、学英语、学绘画的洪流之中时，我不禁心动。

记得孙云晓曾经说过，拥有幸福的童年才会有幸福的人生。本来我和老公对女儿的教育约定是让孩子尽情享受童年时光，可面对如此“诱惑”，我怎能“hold”住呢？老公也禁不住我的软磨硬泡，缴械投降，答应让女儿去琴行感受一下。

于是，不到六岁的女儿开始学琴。第一节课上，钢琴老师便和颜悦色地问她：“喜欢学琴吗？”

女儿看了我一眼，小声地说：“妈妈让我学的。”

这种态度可不行啊，于是我便对女儿施以道理：“宝贝，你知道吗？每个小朋友都在学习本领呢。等你学会了钢琴，给妈妈伴奏，多美呀！”

于是女儿乖乖学起了钢琴，我每周乐此不疲地送她去学琴、练琴，还不时以物质奖励刺激一下，不知不觉已学完了两册《约翰汤普森简易钢琴教程》。

现在和同事、同学聊天，我也有了这方面的谈资：“没想到孩子这么小，那么长的乐谱都能背下来……”我非常骄傲，坚信自己选对了路。

我给女儿买了钢琴，她开始同时学习三册钢琴教材，难度加大，练习时间也越来越长。练得不熟，还得继续练习。每次练完琴，女儿就开始揉手，如果让她继续练习，她就开始掉眼泪。

“你这样怎么能弹好琴呢？学琴费用那么高，钢琴那么贵，怎么能不好好练呢？”我开始训斥女儿。

“又不是我想学的，是你让我学的！”

天呐，我竟一时语塞。

又坚持了一段时间，我开始给她灌输大道理：“宝贝，你看，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要吃苦，这样才能成功！”

“妈妈，那你也能像我弹得这么熟练吗？”

说实话，一开始我还能坚持和孩子一起练习，后来就感到越来越吃力。虽然心虚，我还是说：“当然了，我只要努力练习，一定会弹好。”

“妈妈，你知道什么叫吹牛吗？”这时，一旁的老公哈哈大笑起来，我却尴尬至极。

这个夜晚，我失眠了。我不由地开始反思：我让女儿学琴错了吗？我把自己的主观愿望强加给她，她是否愿意呢？她在学琴过程中得到的是快乐？还是痛苦？

原来，我走进了浩浩荡荡的“中国式过马路”大军之中，只不过我走的是培养孩子这条大马路。看到周围铺天盖地、林林总总的培训班，看到周围趋之若鹜、前赴后继的家长，我已无法淡定。因为害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和大家一起奋不顾身地涌到这条大马路上，却忘了孩子她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有自己的喜好和观点。

我在这条培养孩子特长的马路上，该驻足思考了：是继续前行？还是另谋出路？

好吧，孩子！作为妈妈，我想通了：我尊重你，把选择的权利还给你！现在，女儿选择了她钟爱的绘画，而且一直快乐地画着。

作为一名语文教育工作者，这件事也给了我极大的启发。

“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是我一直在践行着的。我一直要求学生听、说、读、写、书全面发展，每项能力都进行过程性的跟踪、考核，最后进行综合评比。可是每次受到表扬的总是寥寥无几，令人沮丧。

这难道是尊重学生，以学生为主体吗？每个学生的语文学习基础不一样，每个学生对语言文字的敏感程度不一样，每个学生的学习习惯不一样，每个学生的学习方法也不一样。我怎么能苛求有相同的学习结果呢？

我应该认真地分析每个学生的语文学习状况：如果他头脑敏捷，善于发言，我应鼓励他成为一个小演讲家；如果他热爱读书，我应引导他多读经典；如果他喜爱写作，我应帮助他实现小作家梦；如果他书写美观，我应多给予书法指导，让他成为书法小明星……我要善于发现每个孩子在语文学习中的闪光点，哪怕这个闪光点不够亮，也要继续呵护，唤醒每个孩子对母语的热爱，相信他们会由点及面爱上语文的。

现在，班里成立了好多小社团。单就书法社来说，他们的作品会被张贴在班级文化墙上，会被推荐到学校宣传栏中。他们会被推荐到学校书法小组，接受更专业的指导。书法社成员不是固定不变的，会一批批的毕业，拿到毕业证书的和我一起招募新成员，辅导新成员，鼓励新成员。

篇7

早在1996年，全球最大的化妆品制造商欧莱雅集团研究部开始着手“中国人皮肤类型学”专题研究。欧莱雅生命科学研究所皮肤学专家德•拉夏里教授与来自沈阳、北京、苏州、哈尔滨和成都等地的中国皮肤专家合作，分别从气候与饮食习惯迥异的我国北方和南方，抽取2000名年龄在25至60岁之间的女性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全世界临床皮肤学家认可的高科技研究方法，对油性皮肤、敏感皮肤、干性皮肤，以及皮肤老化、面部皱纹与气候的影响、脸部手部皮肤色斑等情况作了分析；并结合从各不同民族捐献者皮肤细胞中提取构建的人造皮肤模型的特征，将中国人与欧洲人的皮肤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中国南方的城市生活使妇女皮肤斑点多，北方气候使妇女干燥性皮肤发生率高。

30.8%的女性属于干性皮肤，气候和用水洗脸是形成干性皮肤的两个主要缘由；

25.6％的女性属于油性皮肤，嗜好辣的和甜的食物以及诸如曾长过粉刺、皮肤更新、月经不调等相关因素都极容易形成油性皮肤；

36％的女性属于敏感皮肤，但在一些嗜好辣味食物的地区，如四川、湖南等地，女性敏感皮肤的比例上升到56％。

与欧洲女性相比，中国女性在皮肤老化过程中，首先表现出来的是色斑问题。色斑会随着年龄的推移，根据气候环境和阳光曝晒度的不同而变化各异。但在出现皱纹方面，中国女性比较幸运。欧洲女性出现皱纹的年龄阶段和部位是：21至25岁在眼周，26至30岁在双眉间，5年后在嘴的四周出现。而中国女性被这些问题困扰的时间相应比欧洲女性晚10年。

因此中国女性防斑比防皱更重要，一张干净略有细纹的脸远比虽无皱纹却像地图一样的花脸好看得多了。

黑斑为何赖在女人脸上

黑斑可以分为许多种类，一般较常见的包括肝斑、雀斑、老人斑（包含晒斑及脂漏性角化现象）以及颧骨斑。形成这些斑点的原因，除了受个人体质影响外，与阳光曝晒时间的长短有不同程度的关联性，这也就是为何冬天好不容易减少的斑点，夏天又全跑出来了。

黑斑的形成可分为内在与外在及先天皮肤特质三种因素：

内在因素：女性一生受内分泌的影响非常大，从初经、怀孕、避孕、生产到停经，体内荷尔蒙的变化，加速体内色素聚集形成黑斑；

外在因素：以阳光紫外线的威胁最大；

先天皮肤特质：女性皮层较薄，容易受内外在因素的干扰。

由于黑斑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疗程也十分长，因此，谈到黑斑治疗前，更应了解如何预防。黑斑的预防不能仅一言以蔽之即为“防晒”，内修也非常重要，如体内激素、内分泌的变化和异常等，很多女性脸上的斑并不是晒出来，比如说怀孕时的蝴蝶斑等。

卵巢关乎你的脸

卵巢是女性的重要生殖器官，能分泌雌激素和孕激素，体现女性生理特征，它的健康与否直接影响到女性的健康和魅力。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大，卵巢功能逐渐衰退并产生萎缩现象，这会影响到女性的肤色容颜，会出现色斑、黄褐斑、皮肤松弛、粗糙、缺乏弹性、皱纹增多、月经不调、潮红潮热、萎缩、减退等迹象，要延缓衰老、推迟更年期，就要趁早保健和滋养卵巢，就是给卵巢增加动力，促进二次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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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等音乐教育　扩招　精英化　大众化

中国的高等教育在20世纪末已经开始经历了历史性的变革――即从“精英化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高等教育规模发生了前所末有的变化，规模的扩大将是21世纪初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旋律。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高等音乐教育的发展也进入了快车道，呈现生机勃勃，一派繁荣的景象。然而，由此带来的深层次问题不容忽视。在“精英化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的背景下，如何破解我国高等音乐教育的困境，不仅关系到我国高等音乐教育的发展，也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进程。

1　我国高等音乐教育的发展趋势：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

1.1　高等音乐教育的类型

我国的高等音乐教育由来已久，但对于高等音乐教育所涵盖的内容却有不同的认识。有部分学者认为高校音乐教育主要是通过艺术课程的学习和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文化艺术活动，提高大学生的听觉感受能力和艺术文化素养，培养大学生的审美理解能力和审美情感，从而提高大学生的整体素质。将高校音乐教育作为公选课程，纳入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的系统工程。然而，本文所论述的高等音乐教育并不是针对旨在提高大学生音乐审美能力的素质教育，而是针对传统的高等学校音乐专业的教育及其发展。从我国高等音乐教育发展的内容来看，其主要存在着以下三种学校类型：一是专业的音乐学院，它以培养专业演奏(唱)人才为目的，重在研究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演奏(唱)技艺；二是以培养实用人才为目的高等音乐师范教育，重在教育性；三是以培养硕士、博士研究型人才为主要目的的综合性大学，重在音乐理论的研究。

1.2　高等音乐教育由“精英化”转向“大众化”

长期以来，我国的高等音乐教育基本上是属于英才教育。与其他教育相比，音乐教育对从业者和办学条件的要求非常高。因此，专业艺术院校一般规模较小，比较强调人才培养的高、精、尖。过去，我国的高等音乐教育除了全国独立设置的9所音乐学院外，就是各省1～3所师范大学或综合性大学开设的音乐系，每年招生人数最多几个人。随着我国高等教育逐步向大众化阶段的转变，人们对精神生活需求的加强，高等音乐教育也不可避免地走向大众化。目前我国已有七八百所高校招收音乐专业学生，这些高校类别包括艺术院校、理工科院校、综合院校、师范院校、职业技术院校等，各高校每年的招生规模都达上百人。

高等音乐教育从“精英化”转向“大众化”，是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这对于缓解音乐人才短缺，满足人们精神需求无疑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然而，与普通高等教育不同，高等音乐教育有其特殊的一面，其向大众化的转型应更加慎重，由高等音乐教育扩招后的过“热”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制约了其进一步发展。

2　“大众化”背景下我国高等音乐教育的困境

2.1　对“大众化”阶段高等音乐教育定位不清

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过程中，高等音乐教育也成为规模扩张的主要承载区之一，逐步走向“大众化”。这其中自然就有转变办学理念的问题。然而，人们对于高等音乐教育的思维并没有走向“大众化”，仍然停留在传统“精英化”的培养方式，遵循旧有的框架和思路。主要表现在：一是仍沿袭旧的精英模式，过分注重专业教育的细化，忽视综合音乐能力的培养；二是培养目标不明，缺乏多层次性、多类型的教育理念；三是缺乏宏观调控，多参照旧模式，各院校的々业设置趋同，人才培养模式单一，与音乐市场脱节。

2.2　教学资源短缺

随着高等音乐教育走向“大众化”。学生规模的扩大必然要求有相应匹配的教学资源，主要表现为合格的师资力量和充足的教学设施。然而，现实中，我国高等音乐教育的教学资源并没有跟上扩招的步伐。首先，师资力量不足，教学质量下降。一是一些水平较差的新手扩充到高校音乐教育的师资力量中，教学质量下降；二是教师终日忙于应付上课，无暇顾及科研、教研和音乐创作等专业性活动，直接影响了教学质量。第二，教学设施难以满足学生日常学习需要，教学质量滑坡。扩招后学生规模的扩大使得高等学校的教学设施(图书资料、钢琴、琴房等)难以保证学生的练习需要，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

2.3　生源质量不容乐观

由于对艺术类学生的专业水平要求较高，学生在专业上花的功夫较大，因此，艺术类学生的文化水平低于其他专业的学生。这造成了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人文知识面偏窄，知识结构不合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知识匮乏。而在高等音乐教育向“大众化”的转变过程中，学生规模的扩大势必造成对学生要求的降低。从某种意义上讲，音乐院校似乎成了“低分考生的收容所”。这些学生的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都不容乐观，他们的学习能力，学习自觉性、音乐和知识接受能力和悟性往往都比较差，很难完成学业。

3　我国高等音乐教育的改革思路

我国高等音乐教育的一些深层次问胚由来已久，并非是扩招所带来的，只是扩招将其提前充分地暴露出来。而高校扩招从长期来说是我国高等音乐教育面向大众化的必经之路，是不可逆转的新趋势。对于在扩招中提前暴露的隐藏在音乐教育体制中的深层次的问题，也应该在扩招中解决。从某种意义上说，扩招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我国高等音乐教育改革的步伐，而我国高等音乐教育也必须在扩招的大背景下加以解决。

3.1　以扩招为契机，重构我国高等音乐教育培养模式

在我国高等音乐教育由精英化走向大众化的时代背景下，高校的办学理念和培养模式也应该相应进行转变。长期以来，对我国高等音乐教育培养目标的争论一直存在，学者们在音乐教育应该培养“专才”还是“通才”上各持己见。笔者认为，在高等音乐走向大众化的背景下，我们应该重构我国高等音乐教育的培养模式。

一是要创新教育理念，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教育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包括传统的々业技能院校的音乐教育，而且还包括教学型及研究型等各种形式的音乐教育。各个层次的音乐教育分工明确且各具特色，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多元化需求。长期以来，我国的音乐教育培养目标含混，特别是本科和研究生层次，课程安排缺乏针对性。笔者认为应该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生设置不同的课程，安排不同的训练内容，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教育体系。

二是要创新培养模式，建立柔性化、综合性的培养模式。我国传统的高等音乐教育人才的培养模式是基于专业教育的思路，在结构上过于刚性。在当前背景下，重构柔性化、综

合性的培养模式是顺应时展的需要。所谓柔性化是指一种组织结构具有一定的变通性，但并非是毫无规范的，而是在预定规划中的可调整性。而综合性则是对学生综合技能的一种培养。就目前音乐人才市场的情况来看，一些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岗位基本饱和，更多的是对复合型人才的需要。因此，建立柔性化、综合性的培养目标是高等音乐教育提高其社会适应性、跟上时展步伐的根本要求。

3.2　加强教学资源建设

招生规模的扩大要有充足的教学资源为保证，教学资源短缺是制约我国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重要因素。面对扩招后资源短缺的现状，我们要增加投入力度，加强教学资源建设。首先，要整合教学资源，扩展办学空间。目前我国高等音乐教育发展迅速，但大部分都是重复建设，课程设置趋同。我们可以在全国建立高等音乐教育的网站，建立“校际互动，资源共享”的合作关系。同时，我们还可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实现音乐教学的容量和空间的扩展。通过这种开放性的教育体系，实现课程资源的共享，实现各自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整合。其次，我们要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高等学校音乐专业师资力量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教学质量和人才的培养，关系到高等音乐教育能否持续发展。要以培养优秀年轻骨干教师为重点，建设一支结构优化、素质良好、具有创新能力的教师队伍。笔者建议应通过引进高学历和高水平的人才，培养青年教师，鼓励青年教师进修提升来充实教师队伍。同时，还应建立合理的激励和评价机制来提高教师的教学和学术水平，从而实现师资队伍建设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3.3　加强学生的文化素质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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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战略构想；机遇与挑战

我国以1978年12月为起点全面实施改革开放。截止目前，各经济领域的发展建设都取得了巨大成就：GDP总量于2010年首次超日本居全球第二；净出口贸易总额、外汇储备量及外商投资额等经济指标也都先后跃居全球第一，等等。成就世界瞩目，但由于受自然资源蕴藏、气候条件和地理区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制约，我国出现了东强西弱等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性的现象。2013年9、10月间，先后访问了中亚和东南亚相关国家，在此期间，他首次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即“新丝绸之路经济带”（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也就是我们简称的“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英文缩写“B&R”）经济发展之路。并强调世界各国在“地球村”这个大范围内共同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与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2017年5月，又在首都北京举办了盛大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其中有29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论坛，共同研讨在“一带一路”上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彰显了这一重大战略构想的意义。“一带一路”战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局部战略，而是一个综合性的超级大战略，是一种全新的，需要各国齐心协力、发展并建立增进友谊的有中国特色式的游戏规则。也是我国近代史上少有的完全由中国自行主导的世界性游戏规则，这一重要游蚬嬖虻墓菇ǎ对于建立并实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战略意义，逐步凸显我泱泱大国的地位作用。曾经的驼铃声与络绎的商人商队景象在丝绸之路上，正在重现活力，大放异彩。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必须肩负起“一带一路”复兴的光荣而伟大的使命，努力向前。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概念内涵简述

1.“一带一路”战略的概念分析

“一带”是指我国古代以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到达西域（中亚地区）这一概念基础之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全长6000余公里，其经济发展地域是全新的。放眼展望未来，中亚地区作为“经济开发区”，属于新兴的亚太经济圈范畴，其拥有巨大的矿产、人力等相关自然资源的禀赋优势，紧临其西部的是发达的欧洲经济体。这一“经济开发区”是迄今为止世界各国普遍公认最长、最有希望的经济走廊地带。

“一路”是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过去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是古代我国与外国经济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为进一步深化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合作，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主要沿海港口城市间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国家提出了东盟国家各主要港口城市间的互联互通和海洋经济合作发展道路，之后，在这一合作区域上逐步辐射到南亚和中东等地区。最终形成“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

“一带一路”这一重大战略构想，“一带”是从我国内地向欧亚大陆腹地及其西部延伸拓展，“一路”是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向太平洋和印度洋沿海或岛屿国家延伸拓展，“一带”、“一路”相互对接，形成相互倚角之势，形似雄鹰展翅，气势磅礴。

2.“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解析

简单而具体地讲，“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一是以亚洲国家为主，把亚洲国家间的互联互通作为率先实现目标。二是在原有经济走廊的基础上，把亚洲国家间互联互通的建立作为基本框架。三是以交通基础设施为基础，加强各国间的铁路与公路建设合作，促进亚洲各国间的互通互联。四是为方便亚洲各国家间互联互通而设立“一带一路”统筹基金。五是加强不同人文风俗地区间的交流合作，奠定相关各国间互联互通的社会基础。

二、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时代背景

自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均有较大程度放缓。对外而言，各国减弱了对中国相关出口需求，我国出口的动力明显不足；对内而言，融资困难、投资增长速度明显缓慢等等，经济增长压力大，且有下行趋势。所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应与东南亚国家寻求新的经济合作点，加强经贸合作，以点带面，形成联动发展的新局面。总之，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把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提上去，进入“快车道”，并找到这个“刺激点”，是我国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需要迫切解决的重点问题。而这“一带一路”重大战略构想，是我们党洞悉世界经济发展现状，为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成果，加强世界各国间的合作交流，继续释放我国经济发展潜力的大构想，该战略虽以中国为中心，却惠及了整个“地球村”。

为应对国际国内复杂局势发展变化，中国政府未雨绸缪地提出了这一重大发展战略构想，旨在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联合起来，实现优势互补与合作共赢的战略目的。对于这一发展战略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其不是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FTA”），不是海外多边协议，亦不是有关投资的多边安排。其所表达的内涵是一种海外互助概念、新的经济贸易合作设计安排、新的互利共赢理念。“一路”能把对外开放格局进一步深化，其目的是促进海洋国家间联动发展，而不是追求海上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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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锅炉；安装；缺陷；预防

前言：锅炉的安装应以经济安全运行为首要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出锅炉的实际设计功能，将能量转化为热能。在锅炉安装运行和设计的过程中应针对安装过程中会产生的故障原因作提前预判，将问题原因作全面了解，以此来实现锅炉安装前的准备工作，同时在安装锅炉过程中要严格以质量为中心，对重点步骤进行严格控制，只有这样才能使锅炉稳定安全的运行，发挥锅炉运行过程中的最大效益。

一、明确锅炉安装的基本工序

（一）准备阶段

首先应安排专人对锅炉设备上的各个零部件进行登记，由于锅炉安装的时间比较长，体积大的设备只能露天保管，所以要注意选择合适的地点，避免雨水等给设备造成不必要的损伤腐蚀；承压部件的外露口径必须封闭处理，防止沾染上泥沙、灰尘等杂物。

（二）对安装人员进行系统培训

锅炉安装有着精密的要求，参与安装的人员必须经过系统的培训，才能高质量、低成本地完成安装任务。安装人员必须了解安装的全部细节，通过操作技能方面的考核，达到相应的规范标准，才能参与锅炉的安装。锅炉安装对于焊工的要求更严格，因为安装过程中，大部分组件的对接需要焊工进行手动的焊接，所以安装组织部门和监督部门必须在安装前，选择通过技术考核并取得优异成绩的焊工。

（三）安装的具体步骤

1、校准大型配件和基础配件，勾勒出安装线，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焊接、吊装的工作，然后由质量监督部门进行严格的检测试验，在施工质量好的基础上再继续安装。

2、做顶棚管线、前/测水冷壁的焊接和吊装，完成过热器管线的焊接之后，再进行检测。重点是在水冷壁组合成片的时候，拍片应安装焊缝的四分之一比例，在压缩通球检验结果符合标准后，再加固，在焊接、吊装好水冷壁侧包墙管之后，对炉膛内部进行焊接、吊装操作[4]。

3、后水冷壁的安装、炉膛的密封要依次完成，检验好密封性之后，安装安全阀和本体管线，最后安装煤/烟道和护板。

4、完成所有工序之后，质量监督部门要进行煮炉测试和压力测试，96小时安全运行、正常作业之后，验收锅炉。

二、锅炉安装过程中常见的缺陷

锅炉作为工业和电力发展中的重要热能动力设备，在安装设计过程中可能会长期处于高温、高压、高腐蚀、高侵蚀的环境中，在最初的设计安装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预想不到的实际问题，导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出现安装上的障碍，这样就会在后期的使用中将燃料、杂质、有害物质、操作失误等一些列问题暴露出来，不仅会对安装者造成伤害，使锅炉出现泄露、变形、腐蚀、灼烧的问题，还会造成安全隐患，并对经济效益带来巨大的损失，因此，在锅炉正常运行的过程中，要严格杜绝安装过程中产生的问题遗留点，不为锅炉的运行酝酿重大事故的机会，给企业、个人、社会创造一个安全的生产环境。从经济安全和运行的角度来对锅炉安装过程中常见问题加以重视。

三、锅炉安装过程中的缺陷控制措施

（一）加强锅炉安全安装运行意识

锅炉运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运行过程中时会受到环境、人员、操作、技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加强锅炉的安全运行不是一时就能够找到有效的突破口的，需要从锅炉运行和安全运行意识上提高切入点，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锅炉正常安全运行的措施，才能够将锅炉管理、运行细节完全融入到日常维护中，才能从主观意识上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才能确保锅炉的安全运行。

（二）加强锅炉安装过程中的安全管理

加强锅炉安全管理主要可从以下几点入手：

1、建立和设计全面的锅炉安全管理体系，严格按照管理体系中所规定的内容进行落实管理，强化对管理体系中安全和活动的管理，对锅炉的安装形成有效的安全保障。

2、对锅炉的安装运行管理制度应由专门的锅炉安装运行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修订，有针对性的去根据锅炉安装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指定，从制度的约束上去形成锅炉的安装管理。

3、认真做好锅炉安装运行和维护工作的记录，形成规范记录，丰富积累的模式，以便于锅炉技术人员能够快速而有效地发现锅炉安装运行中的隐患与问题，将安全事故控制在萌芽时期。其一，要为提高锅炉安装运行人员的安全和操作素质提供和创立必要的条件，提升相关人员的安装操作水平。其二，要建立锅炉安装运行的检查制度，重点和普遍检查手段的有效应用，对锅炉运行进行全面安装检查，杜绝锅炉安全事故的发生。其三，推行锅炉安全运行的奖惩制度，给予锅炉安装运行成效高的人员一定的奖励，对于造成安全隐患和事故的人员予以惩罚，形成企业时时刻刻重视锅炉安全运行的氛围。

（三）做好锅炉日常的维护保养工作

锅炉养护一般分为两级保养和修理维护阶段，在锅炉运行状态下，需要对锅炉开展有针对性的养护工作，将锅炉的日常维护落到实处，这样才能把锅炉安全和稳定的运行有效的进行下去。

（四）做好锅炉安全附件的维护保养工作

锅炉安全运行状态下需要的安全附件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附件有：安全阀、压力表、高低水位报警器等主要设备。在锅炉正常的养护工作中应考虑到安全阀、压力表、高低水位报警器等的设备水垢、灰尘、油污等，避免安全阀、压力表、高低水位报警器出现渗漏，对这几项附件应每日做立项检查，一旦发现异常应尽快处理，避免对锅炉的正常运行产生影响。

（五）做好锅炉停炉保养工作

在锅炉停炉保养期间最好使用干法保养，这种保养方式是在锅炉炉膛内放入干燥剂，在放入前应先将炉膛内清洗干净，将炉膛内的水垢和灰垢处理干净，然后将蒸汽管道和给水道上的阀门和排污阀打开，使空气进入锅炉孔内进行自行干燥，在必要时可以采用微火进行表面加热干燥，然后及时将干燥剂放入锅筒内和炉排上，在干燥完毕后应关闭手孔和入孔。

（六）施工单位要按地面组合时的编号次序进行受热面吊装，确保受热面吊装前后的次序共同，防止焊口编号紊乱，与安置图编号不符。另外，假如工期的确太紧，致使来不及按次序吊装，必须在焊缝安置图上添加焊缝编号阐明和对照表，防止呈现焊接缺点难于追寻的状况。

（七）确保对口质量，杜绝窄空隙坡口，强化钳工、焊工的对口质量认识；提高焊工的操作技能，在收弧时尽量选用衰减收弧，适当添加熔滴，填满熔池，且注意操控收弧温度；关于多层多道焊，应尽量错开接头方位，避免收弧点处于同一方位。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锅炉安装运行和事后维护时锅炉安全运行的经济基础，是以锅炉设计和目标能力为基准的有效手段，锅炉安装人员应建立全面的安全和维护意识，通过安装运行和养护全面配合相关协作手段来确保安装过程中的稳定运行，使锅炉达到一个安全、经济、高效的运行状态。将锅炉安装过程中产生的常见问题作为锅炉排除故障的重点，只有从问题和故障中出现的空白点和缺陷出发，才能使锅炉的安装更进一步的走向成熟，真正实现锅炉安装的系统化、规范化。

参考文献：